乡村治理法治化

乡村治理法治化（共8篇）

乡村治理法治化 篇1

浅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问题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必然选择。在我国法治文化、法治环境还没有彻底形成的情况下，用法治保障每一项任务的完成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我国目前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法律条文不完善，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存在一系列新问题，必须从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角度，不断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社会强烈呼吁乡村振兴法的出台。本文通过对当前法治现状分析，提出了有关乡村治理法律条文的完善建议，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早日实现建言献策。

关键词：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治理法治化；农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强调“全国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此，实现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们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为解决“三农”这个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问题提出的新擘画，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认真研究并切实推进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

一、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前提下，按照法律来治理基层事务，即将乡村基层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活动及公民的所有行为都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运用法治方式来管理基层事物。［2］乡村振兴战略是事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长远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涉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在2018

年两会期间，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因此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就要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实现农村的有效治理。

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足

目前农村村社干部群体中依法行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少数基层干部盲目追求领导做派，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法随言出，刻意树立个人威信，结果造成与群众关系疏远。二是村干部对依法治村重视不够，由于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僵化，少数村干部法律知识缺失，部分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仍停留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民主法治意识不强，依法办事、管理农村事务的能力较差，导致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群众意见较大。三是部分

“村两委”内部工作标准和议事程序不健全，给村干部违纪违法、胆大妄为留下空间，导致基层村干部腐败时有发生，造成群众对基层组织和村干部不信任，村民参与村民大会、院坝会的积极性较低。

（二）农村社会环境中法律公信力较低

目前在农村基层中普遍存在公信力不足的情况。部分群众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当有问题产生、个人利益得不到解决和维护时，很大一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认为法律服务、司法手段门槛高，成本大，负担不起，开始责怪政府或基层组织，习惯于依赖政府通过信访等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同时受传统熟人社会的影响，农村的法律环境不容乐观，如现阶段在国家大力倡导和实行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与农业企业主之间签订合同，往往由于农民的合同意识和法律素养缺乏，导致农户擅自毁约的情况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与此同时，在农村基层普遍设有司法所、综治办，村有治保委员会和治安联防大队等农村法治建设和宣传机构，但相关机构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服务群众的主动性和意识不足。农村部分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执法不文明、不规范、不

严格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发生群众抗拒执法的情况。

（三）农村基层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现有农村相关法律法规原则性强，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不足，条文较为粗疏，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地方性法规的地方特色不突出，难以充分发挥指导效果。特别是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进程中，涉及农村投融资体制、土地使用、产业调整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在法律不完善的领域缺乏有效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对干部和群众行为进行约束，使基层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大打折扣。

（四）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宣传不到位

现阶段普遍存在农村社会法治宣传教育滞后。一是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知之甚少，甚至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导致纠纷和恶性案件发生。二是基层法制宣传不完善。农村法制宣传过程中过于强调村民知法、守法，而忽略了村民学法、用法，致使群众学法用法积极性和自觉性不够，缺乏用法律知识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自觉性。三是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有待提高。农村基层的律师、公证人员、司法鉴定人员等相关执业人员的服务意识不强，发展不平衡，创新性不够，存在对法律当事人敷衍塞责、应付了事等现象。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新问题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年来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所要求的治理有效，建立德治、自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带来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农民法治观念和民生意识不断增强，但法治方式的运用仍然欠缺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农村社会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农民逐步摆脱小农意识，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权利观念、秩序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民主观念不断得到强化，这不仅是基层法治可喜的成果，更是基层法治深厚基础。但农民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处理问题，依然有较大欠缺，人们习惯于“信访不信法”“找政府不找市场”，习惯“拉关系、讲人情、谈势力”等。

（二）现代社会治理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主体缺位现象依然突出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地方不断深化治理实践，特别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现在农村社会的治理工作格局已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体现了应有的制度优势，有力激发了不同社会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活力。乡村治理的真空地带逐步形成了“动感地带、生命地带”。尽管如此，乡村治理中主体缺位的现象依然突出，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不仅有基层党组织的虚化、弱化、边缘化的“三化”问题。也有乡村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发育不全，功能不全的问题，还有外部组织管控影响不到位的问题，导致农村社会面临的农村党组织与

党员分离，村委会与村民分离，土地发包方与承包方分离等问题难以根除。

（三）乡村治理的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但立法不完善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基层法治建设经过长期的努力，在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村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行政法规及法律制度共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乡村治理规范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有力推进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3］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农村社会治理方面对照法治的要求，我们在立法上的欠缺还是十分明显的。立法冲突现象比较突出，上位法和下位法，或者不同部门法相互抵触、相互矛盾，造成法律适用的困惑；一些立法听取群众意见不够，过多地体现了部门和地方利益，造成群众有意见，甚至不满。

（四）农村社会结构调整深化，公共服务差异化、均衡化要求难以满足

随着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不断加强，农村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普遍出现了“空巢”“留守”“外出”现象，另一方面，撤区并乡和村组合并后，农村新居民组织和新社区出现引起了社会结构调整，引起了利益调整，农村矛盾日益复杂，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农村公共服务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服务越来越难，而农村公共服务资源本来就相对有限，更多的集中在村（社区）级行政中心周围，所以围绕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打造乡村治理科学机制，提高治理能力水平，就显得格外迫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关键。我们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治理有效和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要求，不断探索推进乡村治理的新途径，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五）农村信息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管控难度日益加大

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在农村已经普及，不再是奢侈品，一网一世界，一指一价值。新媒体时代来临，信息传播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多变，价值选择更加困难。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如何管控好信息是当今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道新的难题。

四、乡村振兴过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乡村治理。我们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治理有效和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要求，不断探索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新途径。

（一）着眼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健全乡村治理的制度规范体系

法律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良法才能善治。针对当前农村治理中出现的立法问题，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推进治理制度规范体系建设。［4］一方面要运用科学方法，力求完善质量不高、总量不足，不适应农村新形势新变化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突出地方特色，要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村规民约是乡村约定俗成，相守坚持的规范，更多地体现了德治和自治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推进乡村基层法治化过程中要广泛发扬基层民主，听取群众意见，聚纳民众智慧，完善村民自治，突出地方特色，遵循立法规律，不断健全完善村规民约，使之同国家立法相互配套，相互衔接，形成一个结构完备，内容完整的治理法规制度体系。

（二）着眼于激发活力，不断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

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主体地位平等且充满活力的社会，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有效激发社会各类主体的活力，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要围绕依法治国的总要求，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把党组织资源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法治资源。其次，要推进基层自治和民主协商，扩大公众参与，充分发挥农村各自治组织各社会团体和各行业协会在治理中主体作用。再次，要强化农村基层法治机构和队伍的专门作用，建立以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为骨干的法治网络，挑起农村法治的大梁。

（三）着眼重心下移，不断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工作机制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围绕乡村治理法治化，我们要把问题消化在基层，把纠纷调处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我们要重点开展送人才下乡、送政策下乡和普法下乡活动，推动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公共服务下基层，把源头管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理结合起来，健全完善基层决策机制、风险评估机制、民意吸纳评估机制、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及时妥善有效合法解决农村社会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显性矛盾，牢牢掌握基层治理法治的主动权。

（四）着眼于约束权力，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能力和水平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对干部群众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在树立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上下功夫。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有力量，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是法治，党员干部要认真学法、用法，树立法律权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其次要在公正执法上下功夫。执法公正最能体现法治，老百姓也最为关心。处理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就一定要规范执法行为，让老百姓从每一件事情处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五）着眼于以民为本，不断创新乡村治理的法治模式

面对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情况，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加强法治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法治化要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注农民对美丽乡村、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幸福乡村建设的诉求，通过网格管理，一站服务等，运用互联网

+模式，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科学模式。

乡村治理法治化 篇2

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是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最基本的组成单元。但是村民在自治过程中法律的实施问题日益凸显,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和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和习惯法的长期使用与国家层面的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一些不协调, 这些不协调都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 因而必须化解这些不协调。

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宪法》中并未对村民自治进行明确详细的界定,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未进行详细的规定。而村民自治体现的就是“自己管自己”的本质, 这种民主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对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 而不是对国家政权的管理, 但是实施这种民主也要受到国家的规范和制约。然而这种民主本身不具备国家政权性质, 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 这种村民自我管理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 还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和完善。而且农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法制观念淡薄, 使得自治制度在乡村实行得并不顺利。此外, 由于民族区域村民自治制度大多会涉及到族规民约的使用, 而族规民约实际上又属于习惯法, 是长期沉淀下来的约定俗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在某些方面自然会与自治条例出现一些矛盾。从宗教和家族方面来说, 少数民族地区家族因素与宗教意识根深蒂固, 使得在实行村民自制选举时会出现违心选举或者总是集权、独裁选举的情况, 侵犯村民的民主权利。

三、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意义

法治化治理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跟上时代步伐, 实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 帮助村民融入新社会, 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 从而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可以帮助底层偏远百姓都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有助于普及法治意识, 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步伐。

四、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措施

( 一) 明确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理性, 严格执行乡村治理相关法律

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场广泛的基层民主实践。法制观念是村民自治的基础, 村民在自制过程中必须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 明确自治过程的法理性, 并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自1982年全国人大制定《宪法》, 并建立村民委员会以来, 为了全面推进村民落实民主与自治制度的建设工作, 先后制定和颁发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办法》、《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而后为了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建设工作, 又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颁发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定。为了构建以村民为主导的民主乡村治理框架, 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建立了各项会议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制定和颁发, 给村民在自治过程中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在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过程中, 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自治工作。

( 二) 明确政府的指导作用

例如, 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信息交流和交通都比较闭塞, 村民和部分村官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村官做事较为武断, 法制观念也比较淡薄, 而村民也容易盲从。此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指导作用, 指导乡村开展自治工作。同时也要对村干部的素质负责, 对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一定的思想指导, 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 以便提升村民自治的科学成效。

( 三) 利用德高望重的家族或宗教人士, 推动村民自治的实施

村落中大多都存在一些德高望重的人, 既可以是家族方面的, 也可以是宗教方面的, 这类人大多受到村民的敬重, 在村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此时可以从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士着手, 宣扬村民自治的法治化观念和主张, 可以充当监督者和实施者双重身份。既可以作为一方表率和先驱, 也可以发挥宗教的正面租用, 提倡人们遵纪守法、改恶从善, 对协调村民关系、村落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 四) 习惯法的使用要紧跟时代步伐

要勇于摒弃陈规陋俗, 使用先进的规章制度, 可以保留具有先进性的部分内容, 而去除与法治化不相符的部分, 特别对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的部分一定要去除, 不予采用。村民在自治过程中, 在享有村民自治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时, 都必须服从国家法的调试, 时刻保持村民自治用法的纯洁与科学。

五、结语

探索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的和谐与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必须增强村民自治的科学性, 提升其法治化程度, 进而提升自治成效, 为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层基础。

摘要：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形成一种“大杂居, 小聚局”的分布情况, 为适应这一现实状况,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 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发展, 我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定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慢, 自然环境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大, 在自治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将从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着手, 就此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乡村治理法治化 篇3

摘 要：目前，朝阳市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的社会风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以法治引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主要是构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抓社区法治化建设，探索实践“六张网”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关键词：基层治理；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体现了新时期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创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十三个五年规划》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的重要部署。当前，朝阳市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经济持续下滑，社会各个领域面临诸多矛盾和风险隐患。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必须以法治引领，推进基层治理新模式。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理论指引行动。正确的理念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牢固树立创新社会治理以人为本，维护广大人民利益。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各种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这就强烈要求我们要积极响应群众的利益诉求，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改变治理就是管住的观念，要牢固树立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新理念。所以，創新社会治理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

（二）创新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主体是执行力。不同的主体相互配合构成合作共治的新模式。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积极参与。但各个主体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各有定位，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在我国社会治理当中，尤其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还存在着越位与缺位。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各方积极性调动起来，协同治理。

（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治理方式是治理行为的反映。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的社会治理方式单纯注重自上而下管制，主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单一，有些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升级。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治理方式要与时俱进，以互联网+为信托，运用法治化的方式，实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环节前移，标本兼治，协同参与，法治保障。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构建全面、系统、有效的供给、服务和保障体系，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根基。一要扩大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底线。没有良好社会保障，人们没有尊严感。二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最近，假牛肉干事件，山东疫苗事件，造成民众心里恐慌。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面对风险隐患多，治理难度大的现实，必须以信息化为引领，加快形成治理在源、时时动态化、预防为先，多方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四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确保国家安全，应需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这就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要注重整体性、合作性。

二、朝阳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朝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平安朝阳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取得了新突破、新成效。借鉴并推广建平县、青峰山镇、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经验做法，积极探索社会治理创新方式。我市的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各种矛盾和隐患仍较为突出

由于全市经济持续下滑，相当一部分企业关闭停产，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企业停产造成民工失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房地产企业不能按合同期限向购房户交房、金融领域非法集资、设施农业合同纠纷等多领域不稳定问题同时凸显，群体访、进京访高位运行。尤其是个别县（区）进京非访形势仍较为严峻。2015年前九个月，朝阳县进京非访总量62人次，集体访6批44人次；双塔区35人次。针对这些情况说明，说明我们在处置进京非正常访工作中还存着疏漏与不足。特别是一些地方进京非访预警工作不到位，矛盾隐患排查不实，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及时进行研判、及时预警、及时稳控。

（二）公共安全问题仍时有发生

2015年，我市没有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但公共安全领域各类不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仅以道路交通公共安全为例，截止2015年9月末，全市共发生一般交通事故545起，同比上升4.01%；死亡182人，同比上升3.41%；受伤658人，同比上升8.76%；财产损失102.19万元，同比上升15.89%，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地上升。从全国看，各种公共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虽然诱发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很简单，但公共安全隐患治理的难度却日益增大，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不断增多，公共安全的形势将愈发错综复杂。

（三）一些基层单位服务管理工作还不到位

个别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不强，特别是在规范化建设方面存在着不尽责，不主动等问题，工作推进力度明显不够大，特别是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开展的还不均衡。虽然我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起步较早，先后形成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建平模式和“网格化管理、扁平化服务”的喀左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网格化、信息化一体化推进和应用上还有差距。

三、朝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措施

当前朝阳市综治委严格按照中央、省、市的统一要求，以改革务实的工作作风，部署了“234工程”，即“两个建设年”、“三项创建活动”、“四个体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扎实地推进“234工程”建设，不断采取有效的新举措，创新社会治理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

（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抓社区建设

社会治理人民群众是主体，如何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是关键。朝阳市创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一是构建组织体系。朝阳构建了四级平台（即市、区、街、社区四级行政体系）、五级服务管理（即市、区、街、社区、网格五级工作体系）的体系。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细化，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二是形成制度政策体系。朝阳市综治委制定的《关于开展“网格服务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全市划分为基础网格，实现城乡层层网格服务管理全覆盖。打造规范、便民、高效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三是打造信息化支撑系统。实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网格、网格进图，实现全市社会治理立体化和精准化。

（二）构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

随着社会社会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其发展态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就成了当务之急。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目前，朝阳市委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行动的通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围绕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和重要时间节点，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要加大解决处理力度，做好应急疏导和化解，确保不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端。二是规范“大调解”的工作程序。首先，健全大调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领导小组定期召集联席会议，对各地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增进各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解决处理重大疑难社会矛盾纠纷的水平。其次，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积极做好法院与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沟通联系，定期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各培训[2]。再次，突出行政调解作用。把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可以进行调解的纠纷，及时分流到相关责任单位。

（三）探索实践”六张网“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面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朝阳市直面问题，加强政法基层基础建设，筑牢“六张网”，打造平安朝阳。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市里出台了《关于创新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治理目标精细化，采取有效治理方案。二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朝阳存在的现实治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和专项打击，提高防控能力，提升百姓安全感。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嚴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在全市组织开展好公共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三是织密六张网工程。加快推进社会面治安防控网、重点行业和重点人员治安防控网、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治安防控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防控网、信息网络防控网、公共安全防控网等“六张网”建设，有效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共用，提高治安防控的科学化水平。四是明确防控责任。推动各级领导认真履责，真抓、真管，尽快在全市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格局。

参考文献：

[1]姜晓萍.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4.56

[2]佟岩刘娴静.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知识产权出版社.[M]2015.315

[3]周红云.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M]2015.32

[4]龚维斌.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M]2014.126

作者简介：

地方治理法治化困境与路径 篇4

2016-01-04 16:24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刘 云

【摘要】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内容，也是地方治理体系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地方治理法治化尚存在治理主体法治意识淡薄、行政职责和权限不清、行政执法不够规范等问题。只有树立法治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能破解地方治理难题，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进而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地方治理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法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一脉相承，两次全会高瞻远瞩，系统诠释了法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法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天然的共生性和统一性。

从价值理念看，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现代国家理念的凝聚和反映。首先，作为一种现代国家理念，法治本身蕴含的良法之治、法律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思想，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和规则体系；法治本身承载的人类对理性、民主、平等、权利以及安全等价值的期待，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其次，法治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的权威引导、激励裁判、规范约束、共识凝聚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治理内在地与法治关联在一起，二者“本质上是兼容的，内容上是互补的，形式上是共生的。”①

从规则体系看，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有机系统。”②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治理架构，国家治理体系既要有科学的制度安排，又要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这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概括来讲，法治体系是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治理体系本质就是法治体系。因此，欲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需要推进国家法治体系建设。

从运行机制看，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体现为权力体系运行的现代化，实质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囊括了执政党、政府、市场经济体系、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众多治理要素及其这些要素运转所必须的制度化机制，要理顺现代治理体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或保障各要素运转的制度化，法治是关键，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

从治理目标看，“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善治离不开法治。按照治理理论，“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国家治理过程和治理活动。根据俞可平教授的观点，要达到善治，需要有良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③，可见，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够防止治理变成劣治和恶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届四中全会才从战略高度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

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地方治理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治理水平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水平。可以说，没有地方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发挥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实质是走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道路。所谓地方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地方治理中，将各治理主体的职能定位、权利界限、行动规则及其相互关系的法治化与规范化，并在治理过程中严格实施的过程。地方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地方治理的根本保障和根本方式。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客观上要求运用完善的制度和严谨的程序开展治理，杜绝治理中的过度行政化，不能使治理因领导人的意志随意改变。法治强调制度思维、规则思维和程序思维，为公共权力的行使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和程序，避免了其他治理方式的自由和随意。从现代治理逻辑看，法治方式更适合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地方治理则更为复杂，需要化解的矛盾、解决的问题更多。从治理主体上看，地方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公民都是地方治理的主体，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界定与利益调节。从治理规则看，地方治理中需要适用更多的规则，才能对复杂多变的地方实践要求作出积极、有效和灵活的回应；从治理模式上，地方治理需要一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需要积极寻求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公民等的协作，以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只有这样，“多元共治”的地方治理秩序和国家治理善治目标才能实现。

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地方治理的基本范式。无论从国家治理的历史，还是从现代治理实践看，单纯的政治方式显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根据国家治理理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指标。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高度复杂化，以具体行政命令一事一办的方法根本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地方事务，只有用法律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才能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地方治理体系作为一种复杂的规范体系，它的运转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在地方治理中，通过法治的方式将治理主体和利益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加以规范和明细，在尊重治理主体对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事务的合意基础上共同行动，才有助于地方治理的有序化。

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困境分析

地方法治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整体推进的基础环节。然而，中国地方法治化建设水平还存在各地方法治水平不均衡、立法质量不高、地方领导在治理过程中行政化倾向明显、公民法治意识不高等有碍地方治理的不足。

地方治理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对于部分基层干部来说，为实现治理目标和绩效，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善于运用权力解决治理问题，把行政手段同法律手段割裂开来，把法律视为开展工作的绊脚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陋习仍有残余。不少领导干部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现象，遇到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治安、民间纠纷、食品安全等问题，习惯于用“土办法”解决，用非法治手段追求短期政绩，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显然难以满足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对于基层群众来说，法制意识虽有较大提高，但法治观念淡薄，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在自身合法权利被侵害时，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信访不信法”、“违法维权”较为普遍，甚至“以暴制暴”、违法犯罪。基层法治意识淡薄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阻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不利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地方治理中治理主体职能定位和权限不清。首先是央地关系。尽管宪法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但这种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和宽泛，不易于操作，在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摩擦冲突，不可避免存在中央干预地方事务，地方也常有逾越行为和“变通”做法。其次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久以来，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甚至直接配置资源；严格繁琐的政府审批程序，妨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严重影响了市场应有作用的发挥，阻碍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问题的产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缺乏制度性规定和法治约束。再次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国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登记注册制度实行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即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并由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共同管理，这无疑限制了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大量社会组织为了获取合法地位，不得不挂靠相关党政部门，这又导致社会组织失去独立的法人地位，结果就是自治性、志愿性的缺失。就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来看，突出表现就是参与热情并不高；参与利益取向明显；参与中的非理性因素、无序化倾向、非责任化倾向明显，多数参与行为带有给政府施压的意味。这样一种现状，无疑不利于地方治理中的多方合作治理的实现和推进。地方治理中行政执法不规范。在地方治理中，行政执法问题可以概括为执法不严格、执法不规范、执法不文明等三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滥用行政职权，部分行政执法主体不执行或违反法律开展执法活动，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违反法定程序，部分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执法步骤、执法顺序、执法形式、执法方式和执法时限等方面的程序违法；三是强制性执法时有发生，一些执法机关往往打着“公共利益”旗号强调加大执法力度，以高压强权强制执法，这种执法方式激化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暴力抗法现象的发生，引发局部社会抗拒现象，严重影响着地方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权力边界清晰、职能定位准确的科学治理体系，也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治理体系，还是一个严格按照法治原则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这样的治理体系，实质就是运用法治精神引领国家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

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地方治理。提高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党的十八大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那么，到底该如何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指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逻辑化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运用法律语词或法治要求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实质是思维方式的法治化。在地方治理中，各治理主体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自觉转变法治思维，让法治思维成为地方治理的基本思维方式。在认知判断上，要自觉运用法治原理初步认识和判断地方治理中遇到的问题，这是法治思维最基本的要求。在逻辑推理上，要自觉学会运用法治原则、法律规范等对地方治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并得出结论。在问题解决上，根据前述法律性的分析判断、综合推理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因素，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有效化解地方治理中的问题。在制度建构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善于总结和提升，在认知判断、综合推理、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加强制度建构或法律制度改革，从而在更高视野上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

法治思维决定法治方式，人们对法治的认同和尊崇，必然会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就是法治方式。在地方治理中，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法律思维，转变法治方式，让法治成为地方治理的基本推进方式。运用法治方式提升治理能力，需要对法治方式有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一是树立科学的权力观，领导干部要避免把权力绝对化，摒弃“法治是政治的手段”的观点，正确处理权力和法治的关系，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在治理过程中防止把“权利绝对化”，不能打着当家作主的旗帜，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甚至逃避责任。三是各治理主体自觉同关系思维、特权思维、人治思维作斗争、与法治要求不符的办事方式作斗争。四是各级政府要自觉避免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治理，以免把法律沦为治理工具，从而导致法治权威受损。

明确治理主体的职责和权限，推进治理合作。一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治理积极性。关于央地关系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中央来看，需要强化宏观管理，减少微观干预、加强地方监管；对地方来说，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维，维护中央权威。实质就是用法律的形式科学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和人权。一是职能调整需要得到法治的规范和保障。在这里，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定位，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哪些事情属于中央事权、哪些属于共同事权、哪些属于地方事权。二是财税体制是调整央地关系的关节点。总的要求是在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前提下，中央可以适度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的支出责任，亦可通过转移支付委托地方承担部分事权，调动地方治理的积极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释放市场活力。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为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地方治理中，一是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准确定位。政府要做好“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增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必须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三是需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消除市场壁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科学推进社会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一个具有自治能力的现代社会和具有民主品格的现代公民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首先，政府需要制定优惠政策，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快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建设。其次，政府要加快政府职能转移，把社会组织打造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再次，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决策参与制度，发挥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特有的代表社情民意、凝聚社会公众、引领公民参与的优势和作用④。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维护和谐治理环境。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一是推进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和管理制度。推进行政执法资格考试，考核不合格不予颁发执法资格，不准从事执法活动。二是要树立规范、公正、理性、文明执法理念，完善执法程序，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减少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三是积极推进综合执法，尝试在工商质检、安全生产、交通运输、食药安全、公共卫生、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从而减少多头执法行为。四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加强执法监督，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作者为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注释】

①蔡文成：“良法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探讨》，2015年第4期。

②蔡文成：“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构”，《行政论坛》，2014年第4期。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④参见公维友，刘云：“当代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理路探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乡村治理法治化 篇5

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自此有了统一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大命题，而且也关乎每一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

2018年，舆论场上颇不平静，从“高铁扒门”到“博士霸座”，从“疫苗之殇”到“滴滴顺风车命案”，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事件在社交媒体激起排浪式舆论，这些事件对常识和底线的挑战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加了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成本。社交媒体上关于这些新闻的热烈的公共讨论，从一个侧面看，正是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呼唤，是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民意基础。

[权威论述]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习近平

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习近平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发挥好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习近平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习近平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

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

[重要意义] 法治化治理顺应社会治理转型趋势，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发展挑战。社会关系更趋多样化、人民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国际格局更为错综复杂，这些都要求必须转变固有的发展观念，顺应时代演变趋势，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而以法治化治理为突破口，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双向化、多元化转变，而且也能不断驱动社会发展观念与制度的创新，催生出更符合中国基本国情、能提升社会治理实效的新模式，逐步构建起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型治理模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新格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化治理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变革，进一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如何有效改善民生水平，成为现阶段必须着力解决的难题之一。原有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态，而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力度，使“法治化社会治理”逐渐取代“命令型社会管理”，强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权威性与主导性，不仅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能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服务作用，维护社会公正、增进民众福祉，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由此也能有效提高、改善全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人心更稳固、社会更和谐、国家更安定。

法治化治理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互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支撑，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而加强法治化治理，首先，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具体化;其次，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拓展;再次，则是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有机整合，使二者充分结合、相互助益。这不仅要从宏观角度提高党政机关人员的法治意识，要求其依法行政，而且也要通过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完善，促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法治思维约束自身，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面临困境] 治理主体法治意识相对淡薄，偶尔会出现行政权力干预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各别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契约观念，倾向于以官本位思想去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之中，仍有一些行政机关有意将法律法规与行政权力进行分割，一味通过行政干预去处理问题。而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的缺乏，也导致其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之时，倾向于以讲人情、托关系等方式去寻求调解，而不是积极采用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去解决。法治意识的淡薄，无疑成为了阻碍社会治理法治化有效落实的障碍之一。

法律约束力、震慑力不足。近年来，中央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在中央统一部署、领导下，发挥地方的能动性，不断优化机构设置、职能，逐步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而由于一些基层政府对中央精神认识不够全面、落实不够充分，加之又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自身职能定位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会有意淡化或排斥法律对行政权限的制衡，这就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出现权力滥用、以行政权力干扰市场运转，甚至直接配置资源、越权限制一些社会组织发展等情况。同时，当前我国法律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仍有待提高，对犯罪行为的威慑力偏低，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管制作用。

行政执法不尽规范，职权滥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有待遏制。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一直都是困扰我国社会法治化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基层，部分行政人员滥用行政职权问题突出。而对于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行政人员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去人为改变原有的执法步骤、执法顺序，并不采用规定的执法形式、不遵循公开的执法时限，严重损害了法定程序的威严。此外，个别基层行政机关还存在强制执法的问题，这会影响地方治理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对策] 整体来讲，社会治理法治化：

一是明确基本目标。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一方面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治理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转变;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确立法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保障地位，形成国家、政府、社会建设以法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模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二是培育良好环境。应着力破除长期存在的管控思维，强化合作意识、协商意识，使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发挥政府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提高政府决策效能与效率，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注重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通过健全市场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营造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的法治环境与人文环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赢。

三是加快法制建设。把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出台和完善。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责任，明确社会组织、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义务及程序，实现社会治理权责关系明晰化、法治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良好局面。

具体来讲，全社会都应当树立对尊崇法治、敬畏法治、践行法治的信仰。对个体而言，法治思维就是一种契约思维、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公民的法治素养体现为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自觉遵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对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而言，必须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对企业主体而言，法律法规也应该成为企业经营中不可违反的“高压电线”。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资本逻辑决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铤而走险、心存侥幸只会让企业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而企业经营者也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

[精彩标题] 1.全面依法治国托举每个人的安全感 2.善用法治手段实现社会安定有序 3.树立法治治理常态化思维 [精彩开头] 示例一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善治的起点，而背离法治则会造成种种难以预期的社会乱象，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被反复证明的经验和规律。

示例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现代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法治化治理。实践证明，在法治的规范下，治理将更具有规范性、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让法治治理成为常态，既是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需要。

[精彩结尾] 示例一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历史一再证明：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全面依法治国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必须弘扬法治精神，让每个人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唯其如此，人们才能获得可预期的安全感，迎来社会善治的美好明天。

示例二

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 篇6

——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莫纪宏

 2012-09-28 08:43:32

来源：中国法学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芬兰科学院共同合作的“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于2012年9月26日在芬兰拉普兰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承办方是拉普兰大学法学院、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图尔库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前三次会议分别在中国举行了两次，在芬兰举行了一次。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来自中芬两国近50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率领法学所代表团一行八人参加了研讨会。

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Matti Niemivuo）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嘉宾致辞仪式。芬兰拉普兰大学董事会主席莱莫（Raimo Väyrynen）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刘影翔副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林所长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Kimmo Nuotio）教授在开幕式分别致辞，各位致辞嘉宾高度评价了“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进一步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拓展学术交流的领域，进一步加深两国法律界与法学界的交往，促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

研讨会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主题是“土著人民：法律文化和语言”。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皮亚（Pia Letto-Vanamo）教授和李林研究员共同主持了第一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环境与少数民族法律北方研究所所长蒂莫（Timo Koivurova）教授介绍了“联合国土著人权利宣言”产生和运行的基本情况。拉普兰大学亚珂（Jaakko Husa）教授以“什么是法律文化？”为题，详细解释了法律文化的含义。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法律的观念和社会心理倾向，与成文的法律体系是不同的。法律文化是一种正规法律体系之外额外的东西，不仅指正规的规则，还包括研究活动。法文化概念的表达是指法律概念和法观念在某种体系中被建立起来。法文化追求的不是普遍的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怎样界定和理解法律。有了某种界定，不管如何做，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文化的特征。法文化是很宏观的范畴，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都包括进来。西方学者总是希望用客观的方式来认识法律，但实际上背后有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印度法、伊斯兰法、英国法、德国法、中国法等等，如果从多元的角度来理解，才能发现这些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法文化的传播途径很多，有“接受”途径，例如1920年土耳其直接接受瑞士民法典；另一个是“移植”路径，例如，非洲很多国家“移植”了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因此，对法文化应当有比较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吴峻博士做了主题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发展保护事例分析”的报告。吴博士选择了中国的彝族来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性质与现状。吴博士指出，现行宪法第4条第三款、第134条是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护，该法首先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其次，自治机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再次，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最后，给少数民族公民参与诉讼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最重要的法律。中央民族大学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彝族在中国西南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目前有840万人左右，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非常悠久。据考证，彝族语言有两千年历史。目前有四个大的彝族语言方言分支。彝族的民族性很强，彝族语言成为彝族地区通用的语言。主要原因是因为集中居住、政府支持等等，但目前彝族青少年比较喜欢汉语。因此彝族语言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文化的特征，需要通过文化保护来保护彝族语言的发展。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儿童、妇女和老人”。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谢增毅副研究员主持了该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薛宁兰研究员做了“中国儿童、妇女权利的家庭法保障”的主题发言。在她的发言中，她介绍到，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儿童和妇女权利属于家庭法，不管家庭法是独立的，还是属于民法性质的，但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都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目前对儿童权利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分布在一系列的法律中，包括已经参加的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另外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等等法律中都有规定，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不限于婚姻法，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保护。最高法院在生育权问题上对妇女有特殊的保护。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主要是姓氏方面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父母离婚后，子女通常是随母亲生活时，母亲再婚，为保证随母生活的孩子的权益，将随母生活孩子的姓氏改为随继父姓氏，这个问题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父母双方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随意改变孩子的姓氏的，应判令改回生父的姓氏。但有一些基层法院近年来从儿童的利益出发来支持儿童改姓。还有受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反家暴问题也受到了重视。从发展趋势来看，家庭法应当更多关注儿童权利和儿童利益的保护。拉普兰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阿梯（Ahti Saarenpää）教授做了主题为“面向现代老年法”的演讲。他认为，按照国际社会现代标准，65岁以上才是老人。按照他的理解，应当将这个年龄再上调到70岁。在日本有一个老年人监护法。在北欧，丹麦和挪威对自己制定的老年法比较满意。今年10月澳大利亚墨尔本要召开老年法和老年人监护怎么看待的研讨会。根据欧盟宪章的新规定，数据法是隐私法的一部分。在乌拉圭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数据的保护。有人认为在法治文化中，信息不是非常重要，但是自我决定和自主权在欧洲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成为老年法的一个重要内涵。老年人问题在香港1980年代就有立法规定，法律上的自主和自决可以由专家来给予帮助解决。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工具来安排我们的未来。2006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公约即《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已经包括了老年人。芬兰还没有批准该公约。还有欧洲理事会的建议，使用了“代理权”，什么是“代理权”，需要加以研究。芬兰在2007年曾经认为是要实施该项权利资源不够。欧洲理事会认为代理权是人权问题，“代理权”要归属到社会法领域。在芬兰，公共部门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制定老年法的时候了。老年法跟规划有关。这些都是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因素，自我决定力是社会发展的起点。几年前，阿根廷采用了欧盟的数据保护法，但是，在实施中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于老年法来说，要依托专家和律师的协助来制定比较可靠的老年法。目前的法律已经蔚然成林了，但看不清楚主次。现在的老年法也需敞开思路，不能仅仅从年龄出发。也要考虑法律文化的问题。考虑老年法的时候，不能光考虑技术化，而要关注标准化。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教授在讨论中提出，20年前芬兰就有法律规定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不能打孩子。在刑事法律中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在当时，没有觉得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交互性，但在几年前开始认识到家庭暴力问题，在刑法与家庭法之间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想改变社会的做法主要是改变警察的行为。过去警察很少到家庭去调查。家庭中有的人酗酒或被打伤，警察基本上是睁只眼闭着眼，目前司法部长已经认识到首先要改变警察的态度，要积极地去调查，要把表面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要把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分开来研究，不能把妇女仅仅看成是受害者。

第三单元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化”。拉普兰大学凯克珂（Kai Kokko）教授和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莫纪宏研究员主持了第三单元的主题演讲和讨论。东芬兰大学图奥马斯（Tuomas Kuokkanen）教授从法律、环境等方面来探讨“地球工程与国际法”问题。他指出，如果看环境问题，可能只看到污染，但从法律上看，环保措施可能会导致诸多法律问题。美国只是单方面对环境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却导致了很严重的贸易问题，此外，在治理方面怎样监管也有很多问题，例如，在联合国探讨是环保还是粮农问题时，就属于治理的问题。现行环境问题框架是联合国的1992年的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008-2012），现在接近第一承诺期尾期，在此后应当怎么做还需要认真讨论。在南非德班会议（2011年）上讨论了应当有第二期承诺。到2015年结束讨论，再将承诺期覆盖到2020年。这是目前各国的减排目标。所有这些措施采取后气候还在变化怎么办？现在又有科学家提议从地球工程的角度来强调减少排放。1980年末期的时候，各国说要防止气候变化，提出建立环境保护体系。当时人们认为不可能靠预防，所以就强调减缓、减排。1990年末期的时候，出现了调整的概念。有些国家不肯接受，到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减排的共识。地球工程并没有在各种正式的环保会议上提及，而在非正式的场合，现在关于地球工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海洋的处理。海洋可能会吸收热量，人类活动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工程要把能量排除掉。把太阳的一部分光线反射回去。用人工云把阳光反射掉。在城市建筑上装一些反光设备。另一类是处理二氧化碳，通过种植森林也吸收二氧化碳。现在科学家已经开始评估这些技术。英国皇家科学院在2009年作出了这种评估。如果从法律效果上来看，立法者和律师说目前的技术不应当影响到减排，而应是加大减排。这里并没有特定的建议，现有的监管规律还能适用。如果认为其中的法律和技术能适用的话，现有的条约，还有习俗性的、机制性的，包括现有的环保公约，在越南战争之后对适用战争的生物多样化的协议（1977年）以及其中一些规定都能适用。之后还有普遍法则，甚至可追溯到罗马法，物权拥有者的物权不应当影响到邻居的权利。现在，一些机构和公约组织也开始考虑地球工程方法，主要是生物多样化公约、倾销海洋污染物协议书等等。但一些学者主张应当禁止地球工程学方法，但小规模的科学研究是可以允许存在的。同时2011年6月份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国际海洋组织决定，各国在适用海洋技术的时候，要谨慎使用海洋生物技术。在解决问题方法上，许多国家喜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例如，环保可能会涉及到生物多样化的受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问题可能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接下来还有阻力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生物多样化扩大，还有防止海洋污染物的倾销。不同国家应当合作和互动。对于京都议定书之后的第二期承诺，未来的机制要设计所有国家作出公平和公正的承诺。以往，工业化国家推动了减排，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做。如果减排方法不是很合适的话，会影响到减排效果。这是一个风险管理方法。科学家和政治家可能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个风险，海洋科学家会说，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影响，这是法律上无法解决的一个框架问题，未来需要跟不同的公约组织来进行协商。总的来说，图奥马斯教授觉得目前只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并且只是一个测试阶段。北京大学法学院宋英教授做了“中国水法的修订”的主题报告。她的报告共分四个问题，一是法律框架的演进；二是制度框架；三是机制：许可；四是公共参与。宋教授指出，中国的水问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量不够，500个大中城市一半以上缺水，水质也不高。中国目前有三个法涉及到水资源，一是水法（水利部门主管）；二是土壤保护法（土地房屋部门主管）；三是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部主管）。1984年制定，1996年、2008年修订了两次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保护和防治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就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产生中国第一代环境法。中国要保护环境，一段时间内，环境法被视为是行政法，是政府的事情。其实，地方政府是真正的污染者，那么谁来惩罚地方政府呢。这里显然有一个恶性循环恶问题，即经济发展-污染-骚乱-治理-再污染。舆论监督有时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北京居民从奥运会获得了很多利益。最污染的工厂从北京清理出去了。由于中国的环境法基本上是行政法，立法和法律的修订从本质上讲是政治决定。在水的管理制度中，有九龙治水的问题，缺少足够的公众参与。芬兰及北欧国家公众参与程度很大。在中国公众参与要往前看。首先要有信息。必须要用适当的安排，要将当地的文化体现出来。现在英国和美国都在辩论环境保护问题。中国人大可能不会出现象英美议会那种质询辩论的情形。对于环境法来说，第一个修订草稿说要注意倾听，但并不需要立即做。归纳起来，水污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债”，谁负“债”？怎么负担？我们要更注重法律的实施和政治上的承诺。在京都议定书下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义务要求，规定海运、空运组织来分别降低减排。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推进。欧盟觉得很沮丧。也很不放心，在航空方面采取了单方面的措施。美国针对捕鱼也采取了单方面的措施。金枪鱼、航空业都是国际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谢海定教授以“城中村改造的法律面向”为题作了主题演讲。他指出，目前，所谓的城中村的基础设施都比较薄弱。供水供电薄弱，环境卫生差；面积拥挤、存在安全隐患和地下的排水系统缺乏；违法私自搭建房屋；处在城市边缘，治安形势很严峻；就业和教育方面存在子女教育条件差，管理模式还是农村的。城中村的出现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发展结果。78年中国城市化率17.92%，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率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指标一直在为各级政府所追求。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新兴的城市发展起来。20世纪末期，城中村在中国一线城市普遍存在。以北京为例，2004年在城区8个核心区有231个城中村。2005年开始市政府对231个城中村进行改造。由于有奥运会作为背景，资金相对宽松。2008年奥运会后，城中村改造转移到郊区县，与核心八区略有区别。一般是原地改造、异地安置。解释城中村现象存在的疑难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会有城中村问题？从新中国建立后，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1982年宪法规定了两种所有制。以二元土地制度为基础，加上二元户籍、教育、福利等制度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体系。一是城市化要通过规划来形成。规划产生通常不均衡。二是二元土地户籍制度在城市化中的转型中，需要一个衔接过程，导致了城市里出现乡村的秩序。相关的法律问题包括：与土地相关，城中村的改造，将原来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制，过程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征，城中村改造与城市规化密切相关。对农民的补偿、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相关的问题，把城中村的成员改造成市民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与法律体系的改善有关。在就业和子女就学方面，北京市近几年进行了改革。子女就业赞助费已经基本取消了。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的产物。随着城市化发展，二元化的体制正在消失。拉普兰大学劳塔（Lotta Viikari）教授以“空间领域的可持续性”为题做了专门的报告。她指出，城市化在太空领域是下一步。月亮殖民是21世纪人类的计划。法律上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最终应当建立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例如，如果在太空犯罪怎么处理。一种是国际太空站。在轨道上的行为影响到其他国家，应当由肇事国处理，只有在肇事国不愿意的时候才由其他国家来处理。地球上的主权问题是否可照搬照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主要环节是如何处理空间的垃圾。1999年第三届和平使用太空大会，采纳了太空千年的非约束性宣言。要实施必须要国际社会太空管理的框架下进行。这里有几个原则，除了环境和发展，还有一个平等员额。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自然资源。要关注环境和发展的整合、太空开发对环境的影响。1967年外空条约规定要避免有害物质越来多。美国太空署说，要为人类造福，要爱护，要公平使用。1970年代的登月活动也说要考虑到未来人类的利益。太空垃圾已经影响到太空的开发活动，平等问题涉及到发达国家要将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1996年联合国的太空利益宣言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要提供有形的帮助，发达国家处于垄断地位，但却没有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办事。太空轨道是最宝贵的地球资源。围绕着地球轨道，卫星最多，有很多垃圾。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球资源，给电信业造成很大影响。地球同步卫星，上去后无法转移位置。人类到月球上去采矿，法律要跟上，人类登月了，交通资源必须跟上。关于太空活动的国际框架，这是很宽泛的问题。有无具体问题呢？是有一些，例如，使用太空的安全问题，现在没有太空恐怖主义，但有可能会出现。太空安全对太空旅游方面有什么影响需要关注。对条约的需求也逐步表现出来。赫尔辛基法学院院长基莫教授补充说明到：在水方面，芬兰是一个大国，1970年代当时的湖泊污染很大，制造业和纸浆业很发达，后来有了绿色运动。芬兰通过行政法手段来治理水污染，美国是通过基层的协商。芬兰有典型的监控方法，哪些方面必须符合规定呢？在讲绿色运动的时候，涉及到公众参与等政治层面，这里有一个市场的逻辑。水质量管理是通过行政许可来进行的，许可制度公众可参加，比较灵活，公司可更好地进行协商。可以通过市场消费者的力量来加大和支持政府控制，第四单元主题涉及“民法问题”。拉普兰大学朱哈（Juha Karhu）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孔庆江教授主持了该单元的主题发言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广兴研究员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中国物权法的制定情况以及中国物权法所建立起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皮阿教授介绍了“欧洲私法的统一”问题。她指出，欧洲私法目前的主要趋势是欧盟私法，包含在欧盟的条例与各项指令中。19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已经出现法律合作的现象。1872年北欧有律师一起开会，讨论民法的一些问题。私法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欧共体和欧盟来说非常重要。法律和法律问题被视为欧盟工作的范围。一方面有共同市场，另一方面必须有法制的统一性，这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在所涉及到的各国成员国的私法，相互间应给予承认与信任。与此同时，必须考虑设有一种律师秩序的机构，象欧盟范围必须要分享一些关于义务和责任的想法。我不想讲人权或劳动权利问题，但是，就私法来说，与欧洲理事会的人权是相提并论的。欧盟私法一体化的前奏，目前有两个趋向，是相互竞争的，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先说自上而下。对于学术人员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自上而下是合适的，首先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和法律框架。因为有法律的共同历史，如罗马法典、中世纪的大学、现代科学和大学的兴起，这一条主线，此外其他方面都可以发现一些线索。我们现在可以匡进6个城市。另一个趋向是自下而上，意味着欧盟历来提倡的各国司法系统的和谐，这是一个全新的监管领域，可以推进新的欧盟的私法工作。1985年已经编制了白皮书作为欧洲共同体以后的欧盟的统一与一体化的基本文件。从中可以看到市场的倾向已经超越了政治的想法，导致了后来的欧盟概念。这是市场机制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包括欧盟的东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体现了双面性。一方面兼具规定性的，另一方面必须体现市场机制的特点，要依靠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公正与社会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看到了新的治理模式比较重要这一特点。欧盟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公式、技术标准，劳动力以及私法共同参照系都体现在欧盟立法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私法以外，还有其它领域对欧盟私法产生了影响，例如竞争法、知识产权法、投资保护和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现在的法律以国家为本位，一开始是规约，它的发展又产生了产业和金融的规约，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标准、劳动力和消费的标准。传统的私法认为，建立法律秩序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与社会的互动。这是一种横向的考察。欧洲私法实际上独立于传统的国家私法秩序，跟成员国私法是齐头并进的，即便如此，这两种法律相互之间还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好的想法在未来的纵向性的基于功能产生的私法方面，在讨论欧洲合同法时会占据主导地位。不管怎样，是有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法的，从某种意义上会给社会公正和国家层面的秩序带来挑战，我们在未来应当做一些妥协。拉普兰大学朱哈教授就“1979年以来中国民法法典编纂的比较观察”做了主题发言。他通过严格的分析和考证指出，现代西方民法点编纂有三个方向：首先是国家法；其次是市场法；再次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包括了传统的习惯。法典化的过程包括前法典化阶段（800-1800），地方法对抗地方法，地方法对抗王室法，地方法对抗商人法以及其他性质权力之间的妥协。法典化实际上一个混合和妥协。1794年的普鲁士的土地普通法就是如此。国家法对抗地方法，国家法对抗商人法以及国家旨在获得垄断权力的结果就是终止了地方法概念和地方规则与原则。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和1987年的荷兰新的民法典就如此。超国家法对抗国家法，超国家法对抗商人法，超国家法对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结果就是对超国家权力的需要和确认。中国民法法典的编纂也有类似的规律。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法典编纂，不同时代有不同规定。结果产生了帝国规范。1980年-2020年的民法典形成理由可以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人口的教育、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等等。结果导致了系统化的民事立法和满足人民的特殊需要的立法。总结民法法典的编纂，其过程一直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要求。绝大部分法典是混合体。法典化从来不是法律发展的最后阶段。法典化在一般法与地方习俗之间形成相对平衡。芬兰在金融立法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目前美国人搞的期权交易并不适应芬兰社会的要求，从长远角度来看是无法被芬兰社会所接受的，因此法典化也会排斥一些不相容的东西。

乡村治理法治化 篇7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论述, 他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 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 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 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国家治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其中,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而基层治理则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内容,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式和现实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法治社会作为其现实基础, 而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 又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的要求。基层作为社会这个系统的基本要素, 基层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现程度影响着国家的法治化进程, 也反映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程度高低,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密切相关。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要义。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 在县级以下 (县级, 乡级, 村、社区等) 行政区域推进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离不开基层治理, 基层的法治建设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这是因为,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内在一致性,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治理制度完善且有效, 并具备有效地运用这些制度的能力。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地,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总体目标, 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能够使基层治理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国家治理在有些领域暴露出很多矛盾和问题,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现有的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还不能顺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不能有效满足人民的需求。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促进基层治理。基层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且充满挑战的任务,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 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从客观实际出发, 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 基层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

基层政府及自治组织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高, 依旧固守原有思维, 利用行政权力管理控制社会组织及群众, 公共服务意识不强, 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对社会信息资源有效整合能力不强, 工作中对于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基层相关职能部门分工不合理, 行政主体任务不清晰, 组织与协调能力欠缺, 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制度管理, 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缺乏力度, 职能部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管, 结果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 导致管理效率不高;此外, 基层政府依法行政问责制度还不完善, 基层政府行政执法权被削弱;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明显。

基层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工作作风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缺乏法律意识, 法治观念不强, 只知道依靠行政命令, 搞一言堂, 以权谋私, 无视法律, 甚至以身犯法;责任意识淡薄, 依法办事能力不高, 办事效率不高, 还存在传统的思维方式, 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仍很严重;基层干部队伍管理中存在不少问题,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没有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脱离群众, 无视群众利益;存在官僚作风和衙门习气;“在其位不谋其政”;缺乏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观念。

此外, 在基层法治建设方面问题很突出, 比如, 法治机构设置不合理, 法治机构队伍流动性大和人力储备不足, 法治工作保障机制不健全, 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等。司法监管部门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的规范性不强。有些基层公众对于法律知之甚少, 法律素质不高, 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缺乏依法维权意识。此外, 基层公众对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法治化, 而法治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目标, 就一定要立足于基层, 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都在于实施, 在基层治理中实现法治,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是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有效途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的领导, 而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更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因为, 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要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 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加强和改进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领导, 引领基层工作依法开展、基层事务依法办理、基层关系依法理顺、基层问题依法解决。

基层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必须完善执法程序, 严守执法责任, 加强执法监督, 管理执法行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并加快形成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是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 要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依法加强公共服务, 给基层自治组织预留自治空间, 支持其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利用各种途径加强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交流沟通, 让民众积极参与到公共决策中去, 提高参与水平, 提高决策效率, 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加可行。

基层党员干部要在具体的工作中贯穿法治精神, 按照依法治国的规范自觉做到依法行政, 基层党员干部要积极参与法治教育学习培训, 从而提高其自身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 注重运用法治方式方法开展工作, 坚持在法治框架下化解纠纷, 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强化依法决策意识。建立基层法治网络, 整合基层法治力量, 完善基层法治体系, 建立健全基层法治工作机制, 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开展好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 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维护基层司法公正, 增强司法公信力。基层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从而规范司法行为, 加强司法监督,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建立立体的全方位的科学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完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可以利用各种行政主体监督、民众监督及社会媒体舆论监督等方式来确保基层政府公权力的正确高效行使。

增强公众法治观念, 培育公众法治思维, 树立法治意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增强公众自觉守法、自觉用法、自觉尊法、自觉知法的观念, 利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观念;采取各种公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宣传法律, 积极运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利益, 并有效推进基层民主;积极培育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 让公众信仰法律, 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此外还要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增强法治精神的道德意蕴。

目前,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不少因素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 而这些矛盾问题基本上都出现在基层, 基层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 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 在新形势下, 要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 处理和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就必须采取法治的途径, 在基层中解决好矛盾和问题。总而言之, 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有利于为改革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摘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 要正确认识国家治理、依法治国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 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审视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探索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相关措施, 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法治化,基层政府,党员干部

注释

1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 2014 (1) .

22 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4 (1) .

乡村治理法治化 篇8

关键词：社区网格化管理；法治化；宣传力度；公众参与；法律完善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领域。在新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社会稳定面临着巨大挑战。可以说基层稳定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如何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管理，特别是城市社区的有效管理，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科学的途径，也会成为我国社区管理发展的趋势。而它的推进必须依靠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因为社区网格化管理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政府能不能够依法推行，居民能不能够积极参与。网格化社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该模式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作为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在运行中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自治愿望和权益诉求不免存在冲突。下文中，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探讨了社会治理法治化视野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

一、立足现有法律法规，明确管理主体

社区网格管理确实较为适应当前我国社区的发展状况，但是在推行社区网格管理模式时，必须要明确管理的主体。一方面，必须依法界定主体资格，特别是网格负责人的法律地位和执法权限问题，只有厘清法律资格问题才能使网格工作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有据可依，确保网格管理人员组织开展的各种管理活动都能够顺利的开展，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网格工作人员还要明确自身工作职责，提高基层工作能力，提高工作的效率。另外，社区网格化管理是社区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型模式，原有的法律规范在应对目前的管理需求方面可能存在漏洞和缺陷，因此在实践的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应当及时与其他部门协调沟通、调整，将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发挥出来。

二、组织开展活动，强化法律意识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大多数网格管理人员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管理能力，但是部分网格管理人员是临时转岗过来的，专业性不够，不能够满足实际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需求。如，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必定需要掌握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和计算机技术基本知识，然而当前的网格工作人员的年龄偏大，文化素养偏低，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管理过程随意性较大，不够规范。因此，在社会治理法治化视野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就要积极开展组织法律法规活动，普及法律知识，使网格化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增强，确保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各个活动都能够依法进行，确保管理规程是规范、合法的。

三、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众参与积极性

通过观察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业务流程，社区居民是整个流程的触发者，是整个流程的起始点，因此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最好使每位社区居民都能够参与进来，否则必定不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甚至会与设想的效果背道而驰。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部分居民对当前的制度并不了解，当网格员入户为公众提供服务时，表现出不理睬、不信任、不配合甚至质疑，致使网格员尴尬无奈，甚至会打击网格员工作的积极性，久而久之必定会影响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推进。

因此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社区居民完成“陌生”到“熟悉”的转变，完成由“抵触”到“接受”的转化，才能够确保网格员的工作能顺利进行，进而使社区网格化管理得到顺利推进。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如果没有广大居民的参与，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在设计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基础上，确保广大公众能够参与进来，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实现社区的高效治理。

四、完善工作平台，及时处理各类事件

对于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来讲，信息平台建设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基础，因此必须要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特别是硬件方面要满足要求。如管辖社区出现各类用水、用电甚至治安事件，网格员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信息平台将事件反馈给相关部门，通知相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理。可是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多个社区的电脑配置都较低，内存小，网速较慢，导致社区或网格内的一些信息情况和资料数据不能及时反馈和通知相关部门，导致事件未能够得到及时处理，工作效率受到影响。

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是社区为进行网格化信息建设、应用发展而营造的信息化环境，真正将它转变为技术上的应用和支持，需要专业化的软件和信息管理系统。专业的系统管理软件开发难，要价高、许多地方囿于经济原因等就不引进专业软件，导致大多数的管理完全靠人工完成，效率必定会降低，且容易出现误差和错误。因此，社区网格化管理定要建设一个专业化的管理平台，及时地处理各类事件，避免出现更大的危害。

综上所述，网格化管理的大思维新思维，改变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开始迈入现代、主动、定量、系统和信息化治理的新时代，它带来和正在带来社区治理方式方法的大突破、外在形象内在质量的大提升、治理效果上的大提高。未来通过进一步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通过人力物力财力注意力进一步下沉，法律规范和法治化的推进，通过更多的共驻共建和大众参与，我国的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能力必将迈上更高的台阶。

參考文献：

[1]文军. 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中国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J].学习与探索，2012（02）.

[2]吴猛，王欢.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困境——基于对H市S区的调查与研究[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

[3]张瑜.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内涵、动力与路径分析[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

作者简介：

董亚娟（1983～ ），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法政教研室副主任，讲师，法学学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社会管理法治化；

童晓云（1981～ ），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讲师，文学学士，从事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阎玮（1964～ ），男，河北张家口人，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法政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