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结构

乡村治理结构（共12篇）

乡村治理结构 篇1

中国现代乡村治理结构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而目前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乡镇维持行政集权管理, 只对上级政府负责。因此其二元化的管理模式, 割裂了农民与政府的关系, 一方面造成农民权利的缺失, 另一方面形成基层政府权利的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 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 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 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 干群关系紧张, 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大。农民权利不足, 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村管理事务的热情, 由于参与度不足, 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 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 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

乡村治理是乡村权力的调整, 其构建的原则和依据只能是民主与法制。构建新乡村治理模式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地方行政机构, 而是在民主原则指导下, 将民主的权威以法制的形式贯彻于政治、经济的各个环节, 由此达到法制化。同时以法制将群众组织起来, 改变农民因其身份而导致公民权的不充分问题, 确立并保证农民的公民权, 改变其弱势地位, 激发出农民建设新农村, 改变自身地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通过民主法制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演变成为更具效率且彼此相互依赖的新乡村政府。

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实质是理顺乡———党之间、乡———村之间的关系, 主要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个是乡镇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一个是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一、民主选举、监督乡镇政府

乡镇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 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管理农村行政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通行做法。目前, 乡镇政府改革的关键是明确管理职能。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承担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 第一是要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秩序, 通俗一点说, 就是农村的重大事情保证由村民自治组织来决定, 保证农民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同时遏制家族 (宗族) 以及黑恶势力在农村的发展, 承担市场监管任务, 处理社会纠纷, 维护社会治安。第二是提供服务。主要有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技能, 为农民进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宣传解释政府的政策计划, 并迅速获得农民的支持;向上级政府反映农民的愿望, 供政府决策参考;沟通农民与农民间的意愿, 以期减少分歧与误会, 增进团结和理解, 条件允许可以帮助农民发展金融事业、农业保险事业等。第三是承担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单个人提供不了, 有钱人也不愿意提供, 社会又普遍需要的, 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包括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第四是协调农村战略、规划、建设的关系, 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兴修水利, 建设乡村道路、电力、通讯、电视广播等公用设施, 改善农民生活和生产条件。

乡镇政府改革出路是完善乡镇干部任用机制。通过民主选举, 公推公选, 产生乡镇政府领导人, 使其由上级任命, 对上负责, 改为由村民直接选举, 对下负责。任用机制的转变, 是要把“公仆”的命运真正交给“主人”决定, 使乡镇干部由“向上跑”变为“向下沉”, 把执政为民真正落到实处。乡镇干部由农民直接选举并要求其接受群众监督, 会改变其懒散作风, 杜绝腐败。当然, 从目前看, 乡镇直接选举还处于摸索阶段, 各地因为实际情况不同, 还不能统一一个模式, 但应该明确的是, 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其进程。

二、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维护农民权利

实行村民民主自治, 扩大农村基层民主, 是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也是构建新型农村治理模式的选择。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要求, 是农民以民主权利为依据进入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 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形式。在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发展中落后了二三百年的中国, 由于小农经济的存在, 依然不能全面体现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一般原则, 这是制约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在社会主义指导下实行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是落实农民的公民权和民主权, 进入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不论是建立和发展合作制经济实体, 还是从事个体生产经营, 以及出卖劳动力使用权, 都离不开这个前提。因而, 要不断地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 改进、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以此来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

(一) 要修订现行涉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 突出农民的权利维护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1998年11月4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 在实行过程中, 逐步显露出一些不足。而且, 村民民主自治并非只是组织村民委员会, 其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组织村民委员会, 也大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因此, 只此一项法律还是不够的, 应颁布《村民民主自治法》以取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对农民在村民民主自治中的权利和义务, 村民民主自治的内容和形式,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组织、职责、工作程序, 村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办理与经费筹集、使用等等, 都要有明确规定。

(二) 要明确村民民主自治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

村委会就应该是一种以村庄为明确权力边界的村民自治组织, 是一个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干涉地独立行使政治权力、对关系到村庄集体以及村庄内所有村民切身利益的事务享有独立的决定权及处置权的政治实体。而作为这样一个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 村民民主自治组织应该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主体性:能够有效参与并决定村庄公共事务, 特别是对村庄集体及村民的切身利益享有决策权;能够与其他权力——利益主体平等谈判交涉相关利益问题;能够保护并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三) 要理顺执政党基层组织和个人与村民民主自治组织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民主权集合而成的公共权利行使机构, 并不是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和工具。村民民主自治, 是包括农村的共产党员在内全体村民公民权和民主权的体现与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即各村的支部 (或总支) , 要依照党的路线、政策, 并宣传党的路线、政策, 依法促进村民民主自治的建设与发展。并动员和指导其成员积极发挥他们的公民权和民主权, 参与村民民主自治的进程, 其中优秀者, 要争取在民主选举中成为村民委员会成员, 代表村民行使其公共权利。除此之外,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成员并无任何特权。执政党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将村党组织作为重要要素纳入村民民主自治制度设计之中, 从制度上解决党的领导与村民民主自治“两张皮”现象, 解决一些地方把党支部及其成员游离于村民自治之外或凌驾于村民自治之上的现象。

(四) 要发挥合作经济组织作用, 推动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发展

实际上, 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 众多分散的农户面对村委会强势特权, 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乃至软弱可欺, 倘若把他们适当组织起来, 则有助于改善农民弱势地位, 形成与特权阶层的抗衡, 能够维护自身利益。有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联系农民和村委会的中介组织, 村委会单纯充当政府与农民的中介或者充当乡镇政府派出机构的困扰就可以迎刃而解。

(五) 乡村人才与领导者能力的培育是推动村民民主自治的保证

村民民主自治是农民主体地位实现得保证, 是村民自主意识觉醒, 自主管理、自主决策机制的运用。因此, 乡村人才与领导能力是考验村民民主自治效果的关键因素。人口外流让乡村人力资源有逐渐高龄化的趋势。另外, 人口外流也造成大量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因此, 除了通过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来凝聚村民对乡村社区的自我认同与服务, 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农村创业外, 更需要通过培训、教育让留在乡村的年轻人成为高素质的新一代的领导者。只有这样, 农村的发展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宋才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J]新华文摘200622

【6】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20061

乡村治理结构 篇2

一、乡村环境整备。

(1)以三清三拆为线索，提高乡村风貌。

朔良镇总面积394平方公里，辖16个行政村，163个自然屯，209个村民组，总户数8312户，总人口3.51万。在开展乡村风貌提高三清三拆的百日攻势中，朔良镇党委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坚持以六个一工作法(一个集中整备日、一张工作任务表、一版整备工作地图、一个露台、一封信、一个评价)为线索，切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据统计，三清三拆百日攻势活动期间，全镇共投资25万元，村垃圾清扫206吨，清扫混乱堆放1931处，去除池塘淤泥等149处91吨，拆除混乱建设370处2701㎡，拆除广告招牌34个，农村危险住宅37栋1246㎡

(二)基本整治型村庄建设情况。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工作配置和安排，我镇基本整备型村庄数量为13屯，杏花村百刚屯、那腾村塘屯、那腾村耀屯、宝达村午屯、宝达村民锦屯、群敏村塘达屯、群敏村百最屯、朔良村贡屯、南立村朝屯、六羊村岩乐屯、那娄村月屯、灵龙村街上屯、灵龙村拾拉屯。到目前为止，13个已经开始建设，开始率为100%。13个屯的三清三拆工作已经完成，11个屯已经完成了村庄规划编制，剩下杏花村百刚屯、南立村朝屯两个村庄规划也报告了住宅建设规划部门。工作中，我镇围绕一户一宅整顿住宅基地，创造清洁的乡村环境，建立完善的长期管理机制。

二、乡村自治建设。

(一)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我镇始终把建设好的村委放在首位，严格按照《村委组织法》规定坚持依法办事，在全镇范围内形成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良好局面。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将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列入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开展工作有领导，有组织开展，抓住效果，镇村分别设立组织机构，明确领导负责，执行各项工作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

通过会议研讨，进一步完善我镇各村屯村规民约，加大对村规民约定和实施程序的指导监督，确保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可行性。

(3)加强村组干部管理。

一是全面加强党建引领，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意识，力树新形象，展现新作为。二是加大训练力度，提高村级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三是健全机制，培养后备力量，尽量吸收农村优秀人才，壮大村级党组织人才队伍，发挥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探索党建集体经济下乡治理的`运营模式。

(四)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

为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各村推进村务公开工作，不断规范村务公开，完善村民自治，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公开内容全面、形式规范、程序合法、文件齐全。

三、乡村法治建设。

(一)以人为本，树立乡村法治思维。

加强村级党员干部法治理念，提高大众法制意识。定期组织村两委干部集中开展法制学习，通过宣传引导，加强大众法制意识。

(二)依法治村，规范乡村法治行为。

一是规范村级组织运行管理。加强各村实行党建制度监督，确保村级党组织运行规范化二是实行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求镇班组成员加强村党建联系和法治工作指导，确保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三是严格执行四民主三公。进一步加强村干部工作绩效民主评议制度，促进村干部依法办事的执行力度。

(三)普治共举，优化乡村法治环境。

一是创新社会管理，巩固基础管理防线，深化网格管理工作效果。同时，优化人民调停组织建设，加强人民调停委员会、警联合调动工作室建设，定期开展村级人民调停业务培训。

二是深化普法教育，建设乡村法治阵地。积极推进民主法治村的建设，努力实现民主法治村的全权复盖。

三是贯彻落实七五普法，广泛开展法六进活动。提高普法教育的复盖率和目的性、实效性。

四是村级法律顾问进村企业，延伸农村法律服务触角，满足村民法律需求。

(四)完善机制，加强矛盾纠纷解决。

一是调整组织网格化建设。严格要求网格中各有关部门、人员增强工作责任感，合作，提高矛盾纠纷解决的时效性和成功率。

二是调查工作制度化。坚持调整会议制度的常态化，定期召开调整工作例会、研修会和推进会，分析、研究调查矛盾纠纷，整理、报告。

三是完善阶段性调整制度。从村级开始逐步调整，逐步报告。根据法律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事项，转移到司法部门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四是完善调查系统。调查方式采用拉网式、雷式、布控式的三排方式。调查效果以调查准确、排列快、报告及时为基准，真正实现城镇不漏村、村庄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确保矛盾纠纷信息准确，情况清晰，底数清晰。

四、乡村德治建设。

一是加强基层文化阵地建设，通过争取高层项目资金和整合相关资金，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和农家书店建设，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保障大众文化需求。

二是着眼于乡风文明，保持乡愁记忆建设，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互相帮助、邻居守望的朴素民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集中开展乡村振兴，纸巾行动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文明树新风等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新风，推进优良民风、和谐村风、文明乡风发展。

三是加强村级文艺骨干业务培训，我镇相继派出3名文艺业务骨干参加县文化馆举办小品、声乐、朗歌、舞蹈业务培训班，有力提高我镇今后文艺创作和各种表演指导。

五、存在的问题。

1.基础设施的弱点。朔良镇是我县偏远的山区乡镇，受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村基础辅助设施较弱。

2.资金制约问题。

3、大众卫生、法制、自治等意识不强，还有很多封建习惯。

六、下一个工作方向。

1、着力推动产业发展。依托脱贫攻坚战加快产业转型，引导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发展，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

2.着力改善人居环境。立足地区特色，大力开展村庄环境治理、污水处理、堤坝截污、生态水系等治理和建设，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从国家视角看乡村治理 篇3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关键，是因为在传统的乡村自治状态被现代化进程打破之后，国家就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力量和终极力量，其他社会力量都只能在国家同意或不禁止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的历史趋势。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归根结底要落在人上，所以首先必须确定各色人等的身份，然后施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和交往才有基准，社会秩序和发展才有可能。一个人总是会进行多种社会活动，因此会产生多重社会关系和打交道所需要的多重社会身份。那么，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这就需要确定不同身份的性质和位序。在现代社会中，国民（或者说公民）是最基本的身份，是整个身份体系的“定盘星”，只有确定了国民身份的外延和内涵，才能确定其他各种身份的价值和相互关系。

现在农民不是没有国民身份，而是这个身份的内涵不但太单薄，而且太模糊和随意了，很多在宪法上规定了的内容都落不到实处，常常被农民这个身份“架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首先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被当作国民来对待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现在很多农村和农民政策，不管是苛刻农民的，还是厚待农民的，都没有跳出这种思维窠臼。这样的政策思考和制度安排，即使是好心，也未必得到好报。

国家应该首先确认和落实所有人的国民身份，然后再根据其他属性把他们划分成市民、农民、X民……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地整合和统一，不然，永远是城乡二元结构。就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来说，只要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总是弱势和吃亏的一方。怎么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关键不是什么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笔者认为，关键是“身份下乡”。只要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人的自由活动自然会把城乡鸿沟弥平。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把这个因素调动起来了，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都要有效率，都要更持久。不解决身份问题，其他生产要素再怎么下乡，人永远是两群人，鸿沟就永远在那里。

当前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才流失殆尽，人都跑到城里去了。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原来农村的能人还是挺多的。现在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人都进城了。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培养“乡绅”，也不可能培养“乡绅”。根本的出路还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之间的利差不要相距悬殊，让农村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不是把农村当作城市产业的试验场和“垃圾桶”。

目前有一小批知识精英回到乡村（不一定是自己的家乡）参与乡村建设，试图将城市文明导入乡村。笔者认为，知识精英参与乡村建设是好事，关键是怎么参与。不必刻意保留什么乡村文明，也不必刻意强调乡村的自主性。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两分法本来就是上流社会强加给农村和农民的概念和观念。农民并不认为自己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也不想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他们也是人，也有按照现代标准过日子的追求。谁要觉得这个乡村文明很好，他自己来其中生活好了，不要总让别人在其中生活，然后他来欣赏。

问题的关键不是保留所谓乡村文明或乡村的自主性，而是尊重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知识精英们参与乡村建设而不尊重农民的权利，无论扯什么城市文明、乡村文明，还是乡村的自主性，最终都没有意义，也一定会失败。

在现代社会中，乡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结。这种情结，本质不是对农村和农民的尊重，而是对自身地位的失落或欣赏。只有离了乡的人，才会有乡愁。很多人产生乡愁，骨子里其实是欣赏自己有本事随时离乡而又随时能够回来。真正困守故乡的人，是不会有乡愁的。“乡愁派”对农村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他们常常期望别人为他守着“乡”，然后他不时回来“愁”一“愁”。事实上是把农民和农村当作意淫的对象，而不是建設的对象，让人家给他当花瓶。

笔者在农村长期生活过，那些被一再怀念的农村不能说有多坏，但也没有那么好。那些一望无际的、让城里人大呼小叫的金灿灿的稻谷或油菜花，你知道是怎么种下去和收回来的吗？站在事外看，当然很爽；生活在其中的人，才知道有多苦。笔者现在也常常“乡愁”一下，但理性告诉我，“故乡”只是一个梦乡，是只能怀念，不能回去的。故乡永远没有梦乡甜美。

乡村治理结构 篇4

一、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乡村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在现代政治中, 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紧迫性。因为我国9 亿农牧民发展需要制度环境, 只有实现农村改革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大力推进, 中国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中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基层政权被视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具有两个不同治理阶段。前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一大二公”, 逐级提升公有制水平, 乡村治权得到不断强化的阶段。治权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行政管理权能不断得到强化;二是依托农村血缘、人情、舆论等机制实现的乡土文化, 为意识形态强制改变;三是各级组织控制农牧民群众的利益分配。结果就是国家对农牧业基层社会的渗透程度不断加深, 确保了国家权能对社会整合目标的有效实现。但是, 这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采取的是强制的管理和控制权力, 乡村社会被控制权能低度整合在国家政权体系之中。

后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30 余年, 在国家推动农业改革的基础上, 我国乡村基层社会的变迁经历了市场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利益分化三种力量的推动。这种力量造成两个变化。首先, 市场经济带来农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农业税费改革作为大致的分界点, 一方面, 国家对乡村整体支配控制力有所减弱, 也减少了对农民权利的损害。另一方面, 国家的乡村治权出现弱化, 出现官民难以合作或者无法通过官民协商付诸实践的状况。国家面对的是农村缺少自己基层社会组织治理的社会, 面对的是日常生活里也缺少自组织的农牧民群众, 缺少治理的社会必然缺少公正, 群众就被迫自保, 自私自利, 没有公德, 人人不满, 成了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其次, 城市工业化、现代化高速发展, 相反乡村空壳化留不住人。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创造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乡村里的人们都变成外出打工农民工, 出现了城市容纳不下、回乡适应不了乡村生活的难题。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从管理体制上说缺少治理主体和科学决策, 这种缺乏社会治理的现象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原因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 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仍然适应国家治理方式, 而乡村的现代化缺位还没有找到基层社会治理概念和路径。换句话说, 城市现代化走得快, 广大乡村走得慢, 有适应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概念, 没有适应现阶段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

通过梳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我们看到前后两个时代国家治理强弱尽管有所区别, 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两种治理合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的历史时代要求变革国家高度集权的单一治理模式, 代之以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早在2013 年7 月22 日, 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考察农村工作时就十分担忧地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传承乡村文明”新概念, 引导人们关心新农村建设,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传承乡村文明”。2015 年1 月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 明确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愁。” 概括习近平近年乡村治理的思想, 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乡村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功能和地位:第一是中国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之载体, 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之根。作为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模式, 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 在乡村。第二是中国农村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粮食、劳动力, 而且在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避风险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三是中国城市文明和文化发展, 也不能离开乡村。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属, 记得住乡愁的家园。特别是在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温饱的时代背景下, 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就会越来越重要, 而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 源头不在城市, 而在乡村。

二、中国古代民族地方差异化、文化多样性的乡村治理经验

中国古代治理民族地方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因此, 根据不同少数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多样性特征,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注意实施针对不同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民族策略, 这样肇始于先秦的中央王朝与民族地方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整体性与多样性重合格局。可以具体梳理以下几点:

(一) 中央王朝在保持皇权整体性的同时对民族地方因俗而治

汉朝的“以其故俗治, 毋赋税”, 魏晋南朝时期的“以夷治夷”, 唐朝的羁摩州府, 宋朝对黎族等设土官顺俗而治, 元、明时期南方民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因俗性特点正确反映了中国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地方实施因俗而治, 这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曾长期推行的治边策略。虽然基本上脱离不了羁摩统治的底色, 但表现了对羁縻政策具体形式的不同理解。

(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的内容异常丰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军事等诸方面, 羁縻的内容可以采取和亲、通使、互市、贡赐、册封、盟誓等, 以加强与少数民族首领联系, 还包括对不同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策略, 如清王朝对汉族实行抚纳, 对蒙古族实行联姻, 对藏族则利用其宗教, 甚至对不同的民族制定不同的法律, 有专门对蒙古族的《蒙古律书》, 有专门对西藏的《西藏通制》, 有专门对维吾尔的《回疆则例》等专门法律。凡此等等, 都表现出了中央政府对不同民族地方实施政策的多面性。

(三) 民族地方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少数民族地方至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前, 还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采用原始民主制、家支制、土司制、盟旗制、政教合一与门宦制、山官制、瑶老制等制度。自治水平也有差异, 有的处在原始公社水平, 有的是部落组织, 有的建立地方性政权, 有的甚至建立前现代民族国家。但不论何种发展形态、处在何种水平, 都是一个维持基层传统社会秩序的自治体系, 也是一个延续着民族传统和文化特性的内部运行体系, 因而我们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治理有丰富的经验。

(四) 民族地方具有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是一个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地方性、传统性、结构性和整体性是其基本特征。自治体系具有可分析的结构性因素:1. 传统社会组织。传统基础社会依靠血缘和亲疏关系建立的社会组织, 在贫弱救济、发展教育、调解纠纷、平息事端、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中的关系建构, 及其形成“分枝性社会结构”。2. 民族习惯法或乡规民约。民族习惯法仍然有传统价值和当代影响。承载着民族心理特点和文化特征的民族习惯法, 在基层社会调控中起着核心作用。习惯法在传统基层社会的作用, 具体说:一是在本地文化、生活方式中解决纠纷、保护财产和救济穷人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二是与各自民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婚姻惯行的密切联系;三是指引、评价、教育、强制等社会规范作用。习惯法不是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孤立的治理因素, 本身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产物, 其发挥作用也要依托其他社会治理因素。3. 家族族长、村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基层社会权威人士。基层社会权威人士 (汉族的乡绅) , 他们拥有较高文化知识, 并集教育文化、宗教祭祀、军事防务等职能与权力为一体, 是基层传统社会实际领导者。在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中拥有实际治权, 能够运用配置物质性和权威性资源进行治理。4. 多元文化因素。民族地方混居、杂居的人们在相互共处中创造出多元文化。滕星认为“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业经济、历史经历及宗教信仰明显不同, 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有学者指出“它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更为直接的社会功能。” 5. 宗教信仰。民族地方宗教因素, 如果孤立地看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发展因素, 但在历史上如果把西藏藏传佛教因素从藏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中排除出去, 便不可能了解西藏基层传统社会。宗教对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起着底色作用。涂尔干最早提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功能。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认为宗教具有让个体心理得以满足, 让社会生活得以巩固的作用。斯皮罗指出人类的宗教信仰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即借共同信仰以巩固团体的凝聚力、整合社会的组织力。

由这5 个治理因素构成完整的自治体系在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起着支配性作用。以往我们对少数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仅注意个别治理因素, 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二:一是没有今天的“乡村治理”、“地方治理”这样的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概念;二是过时的错误观念如阶级斗争的束缚。加上对民族地方乡村传统社会缺少实证研究, 也是没有形成对民族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科学认知的原因。

三、国家在民族地方推进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经过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广域乡村人文地理, 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地承载着中国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乡村社会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经历了长期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在决战“十三五”和实现 “全面小康”时期, 民族地方要创新政府治理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方式, 要大力吸收少数民族传统的、乡土的和多元文化治理资源, 深化对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及其治理机制的认识, 建构民族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服务体系, 培育社会各类组织, 重视政府权力与社会、民间权力互动, 发挥农牧区传统人文社会因素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方面的作用。根据内蒙古地方实际进行乡村社会治理建设, 可以通过这样几个层面的治理推进整体的乡村治理, 其中软硬件方面建设都有:

(一)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框架内, 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

我国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其基层社会形成治理结构因素及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应有所不同。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的形势下, 根据国内外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的生发机制研究构建民族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可以考虑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近年, 国外研究种族问题的专家认为, “从历史进程看, 传统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己经在自己的传统聚居地上形成了完整运作着的社会, 存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 欲通过自治存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加拿大著名学者威尔·金里卡在主张给予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权利、多族类权利和特别代表三项基本权利时说, 对全世界族裔冲突的调查一再地说明“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有助于而不是威胁政治的稳定。”在构建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时, 有必要推进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并与基层社会达成合作治理路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与政府合作治理, 政府治理职能要转型, 要让村民自治:政府让渡权力归还基层社会;由管制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推动村民自治的社会实践。要总结近代以来民族地方治理的模式和经验, 吸收传统的乡土、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资源, 从乡村发现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参与社会治理, 借重他们的高尚人格和高见远识, 承担一些重要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 发挥沟通国家与社会重要的作用。在推动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中提高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水平。历史上, 少数民族地区的士绅阶层也曾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 结合“十个全覆盖”进行农牧区乡村社会治理, 改变内蒙古农村牧区落后面貌

在新型城镇化这一问题上, 内蒙古针对目前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的现实, 决定从2014 年起利用3 年的时间, 在全区实现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等 “十个全覆盖”。在进行这项宏大工程时, 如何使得乡村牧区的民族文化特色成为“十个全覆盖”过程中的文化基因, 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传承。其中, 民族习惯法或村规民约就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鲜活地影响和调控着当地的少数民族生活, 利用村规民约进行规范治理, 能够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产生重要作用。内蒙古在实施“十个全覆盖”中注意增强文化凝聚力, 推进民族地方广大农牧民群众对本乡本土文化的认同, 大力促进民族的乡土文化价值重建, 要给美丽乡村架构文化价值体系, 赋予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新的精神内核, 壮大乡村文化影响力。一种文化价值的实现, 根本上取决于农牧民群众的认同度。

(三) 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良性互动, 分工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

在社会利益分化, 民族地方所有利益由政府包办已经过去, 相应地那种“全能”政府式的社会管理已然不适用。政社分开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前提, 科学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核心, 既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也要处理好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同时, 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内蒙古在完善草场承包固定放牧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允许有意愿游牧的牧民自愿结合形成游牧合作组织, 游牧民族几个牧户组成一个游牧群体, 成员多有亲属关系, 集中在一起放牧, 草原上总是有单个家庭难以完成的劳动, 如打草、接羊羔、剪羊毛、盖牲畜圈、四季转场等都需要群体内其他家庭帮忙。这类基本游牧单位传统名为阿吾勒、固仑, 是适应草原社会环境和游牧生计形态的基层社会组织, 在当代仍有其价值。在牧业生产中借助于基层社会生产组织, 互相协作提升生产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还能够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

(四) 民族地方以美丽乡村治理为目标, 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可以从建设美丽乡村、引水灌溉拓展生产范围、参与网络建设入手, 构建有利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开放性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试点工作方案 篇5

一、试点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试点思路 围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为基、德治为先、法治为本”的“三治融合”体系，完善基层自治机制，提升基层法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乡村和谐稳定，全面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堡垒和示范引领作用，探索建立“党建＋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结合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改善村庄环境和整体秩序，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把镇打造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乡村治理的示范。

三、试点内容 坚持党建助推农村发展工作理念，建立“党建＋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议事机制，推动村级自治和乡村治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善治”为目标，以改革为动力，按照“迅速启动、全面覆盖、边建边改”的要求，加大“三治融合”推进力度，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建立民主参与、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乡村治理新机制，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一）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载体，进一步优化党员活动、办公议事、公共服务、文体娱乐等四大功能，更加突出议事、服务的作用的发挥。

（二）持续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强化学习培训，提高村党员干部的议事能力和政治素质，使之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需求，为落实议事制度打牢人才基础，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再上新水平。

（三）完善村民议事机制，抓好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四议三公开＂制度、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落实，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民主决策，把群众的意愿作为制定政策、落实任务、推进工作的第一信号，增强群众语权。发挥村规民约作用，通过民主程序将议事程序和范围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并将村规民约进行公开，接受村民监督，全面促进村级自治和乡村治理。

（四）切实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加大对村级党务、村务、财务的监督力度，落实农村“三务”公开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三务”公开栏，实现固定公开、定期公开、即时公开等多渠道公开。充分运用“互联网＋”，强化监督管理，实现乡村治理工作监管信息化、网络化、制度化和综合化。

（五）基础设施优化工程。完善优化基础设施，美化、洁化、亮化、绿化等村庄提升工作，将彻底解决乱搭、乱建、乱停、乱放现象，打赢农村“三大革命”攻坚战，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貌和秩序。

（六）平安乡村创建工程。坚持“平安靠平时、化解在初始、解决要及时”理念，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作用，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全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依法维护基层社会安定有序。建立健全林长制，河长制、安全员和巡查员队伍，全力维护乡村安全。

四、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以及村两委会议，广泛宣传建立乡村治理新机制重要意义，部署安排试点建设工作任务，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二）组织实施阶段。全面加强镇村两级组织建设，完善各项制度，全面落实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工作任务。完善镇、村两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继续创新开展“守三规”“创四无”行动和“平安乡镇（村）”活动，大力倡导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不断深化社会治理综合治理工作，把我镇乡村治理工作引向深入。

（三）检查总结阶段。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薄弱环节进行梳理分类，落实整改方案。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根据实施情况，发现优点、亮点，为下一步乡村治理提供经验基础。

五、预期效果 围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为基、德治为先、法治为本”的“三治融合”体系，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党员干部带头示范蔚然成风；进一步完善基层自治机制，农村基层基础显著加强；进一步提升基层法治水平，社会公平正义、乡村和谐稳定的氛围充分彰显；进一步发挥基层德治作用，公民道德素质大幅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自治格局全面形成。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党委书记、镇长同任组长，其他党政班子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试点工作，切实增强试点建设工作组织领导。

（二）统筹协调，合理规划。班子成员联系村，深入到村户一线,面对面的指导协调工作,实打实的解决问题确保乡村治理工作统筹推进。带头深入到重点工作的第一线、深入到矛盾突出和问题集中的最前沿，在一线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三）营造良好氛围。利用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以及党员固定活动日等会议，结合微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融入到乡村治理试点工作中去，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的良好氛围。

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乡村治理；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73-02

一、乡村治理的含义

一般的说，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及其他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的生产方式、组织机构、治理资源的整合以及它和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①

二、乡村治理的困境

随着“三农”问题的凸现，乡村治理陷入了困境。造成我国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及传统等多方面来考察。

（一）小农经济的束缚。

小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我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失去了其先进性，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之小农经济本身具有的弱小性、多重性、依附性的特点，导致现存的小农经济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前乡村治理的进程。可以说，小农经济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二）乡村债务沉重。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乡村债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农业税免除之后，乡村债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不少农村干部不同程度的面临着沉重债务的困扰，这也成为影响我国农村各项事业开展的不稳定因素。乡村债务加重使得原本就步履蹒跚的乡镇政府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了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也影响了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的地方还因为乡村债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综合起来看，乡村债务的存在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而且造成农村社会人心的不安和不稳定。②

（三）农村公共权力的不规范运行。

乡镇治理能力的下降和乡村公共权力之间摩擦的时有发生以及“两委”关系的矛盾问题，造成了农村公共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国乡村治理造成了阻碍。

（四）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宗族势力的滋生发展，积极影响较少，消极影响较多。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危害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二是影响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一方面，以族规代替国法，损害了国家法律尊严。另一方面，公然对抗国家法律政策，抵抗法律与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三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宗族有自己的利益要求，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使用各种合法、非法手段，不惜损害国家、集体、社会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危害着农村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对农村的综合治理造成了巨大的阻碍。③

（五）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通过税费改革，虽然政策意义上的农民负担问题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将会得到解决，但教育负担、医疗卫生负担和生活成本等负担依然对农民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些负担的存在，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六）农民素质有待提高。

从总体上说，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健康素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实现。从理论上讲，我国乡村治理是一个农民和政府良性互动的过程，没有农民群众的参与，乡村治理的实现只是一句空话。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农民的素质还远远不能满足乡村治理的需求。

总之，受小农经济、乡村债务、农民素质、农民负担、宗族势力和乡村权力缺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治理步履维艰，蹒跚前行。

三、我国乡村治理实现的对策

（一）在观念上，破除“小农”意识。实现乡村治理，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小农意识”，树立起市场意识、信息意识、开放意识、合作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等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套思想观念，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市场方式运作，才能有效提高农业经营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在行动上，要改造小农经济，推进土地流转。

（二）采取有积极措施有效化解乡村财务危机。要以巩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深化乡镇体制改革、保证农村稳定为目标，着眼于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因地制宜，挖掘潜力，要靠群众，积极探索，在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逐步解决乡村两级债务问题。

（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解决农村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要科学划分农村两委的权限，明晰两委班子的权责关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科学高效的村两委工作运行机制，在目前村两委组织自身发育尚不成熟、功能难以界定清楚的背景下，要确保两委班子工作的协调，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公共权力配置和运行体系；积极推进领导创新，切实改善党支部的领导；发挥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引导功能，促进两委的有机协调。

（四）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法制，通过完善法制建设，依法处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提高村委会自治能力；积极推进乡镇政府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适应乡村治理变迁的需要；理顺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乡村治理主体的权限和职责范围，充分发挥乡村主体多元治理的合力，促进乡村的综合治理。

（五）妥善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宗族势力，充分利用宗族势力的合理性，控制其危害性。通过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村民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改造；改革户籍制度促进人口流动，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存在的社会土壤；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满足村民的正当要求，逐步消除村民对宗族势力的依赖性；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逐渐走向开放状态，打破宗族势力存在的社会根源。

（六）要从实际出发，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逐步提高村民自身的思想、政治、文化和健康素质，以此来提高农民的自治水平，逐渐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

（七）想方设法保护并促进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和压力，使农民从民主治理中真正得到实惠。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农民的经济负担依然很重，所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仍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注释：

①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 [J]，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12.1-17.

②马宝成：乡村债务：现状、成因及对策[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③袁正民：农村宗族势力的危害及控制对策[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袁金辉：冲突与参与：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30年[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2]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金太军、张劲松：乡村改革与发展[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4]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 [J]，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

[5]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98.

[6] 马宝成：乡村债务：现状、成因及对策[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

乡村治理结构 篇7

一、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力

1. 时代转换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引入, 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农村也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涌现出来一批率先实现富裕的群体即农村先富群体。这部分人对政策的理解较为准确,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能够把握市场先机、整合经济、政治资源, 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现时代,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稳定、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实现富裕是当今农村的核心任务。乡村政治中维护宗法道德观念、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功能让位于带领村民致富的功能。传统的道德权威型村官仅凭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已经远不能完成乡村治理的任务, 逐步失去了乡村管理的话语权。“中国农村近年来的发展证明, 原有的村干部队伍已经明显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越来越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乡村治理方式从传统社会的道德权威型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型。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工作, 需要能人当政。“可以说, 富人治村是农村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先富群体参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乡村治理中的要求,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2. 政府的推动

党重视培养农民中先富群体中的积极分子。“双带理论”是当前党建理论中先进的理论。即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 同时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中央多次发文指出, 要重视农村党员干部致富能力的培养, 农村各级党组织要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 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 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 使广大农村党员在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这两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个双带方针成为新时期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指导方针, 成为先富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性支持的理论依据。出于对先富群体个人致富能力和带动致富能力的信任。地方政府重视对先富群体的培养, 从态度上倾向于选择先富群体来担任村级政权的领导者。政府的推动、政策的支持成为刺激先富群体参政的重要因素。

3. 村民致富的需求

新时期, 农民的主要矛盾在于快速致富的需要同欠缺的致富能力之间的矛盾。农民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快速实现富裕, 作为致富模范的富人群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羡慕并崇拜的对象。由于其更能改变贫穷现状、带领农民实现致富、更新乡村设施而成为农村社会形式上和实际中的领头人。致富能力强的先富群体成为村干部的最佳选择。首先富人有致富的经验和能力, 更懂的如何获得致富, 否则他就成不了富人。其次, 富人以其先进的致富理念和较强的致富能力成为村民的榜样。再次, 富人更有条件对村庄进行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或者干脆直接资助村民。先富群体的参政分主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两种:有的是主动参与竞选村干部, 因其施政纲领和致富承诺打动村民;有的因农民信任而被动的选举为村干部。这都说明, 在农民心目中, 能够带动村民致富的先富能人更容易得到农民的青睐。评价一个人能否当村官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看他自己能不能致富, 能不能带领村民致富。新时期, 道德权威型的村官在实际工作逐步失去了发言权。“穷人当村长, 说话也不响”正是这一现象真实的写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 先富群体参政治村是农民出于自身利益选择、接受的结果。

二、乡村治理变迁下富人治村的现实效应

乡村治理模式由道德巨人治理嬗变为经济能人治理, 是社会大背景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这种变迁为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1. 富人治村有利于整合农村资源, 带动经济的发展。

富人村官较之于道德权威型村官更能带动村民实现致富愿望。首先, 富人村官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愿望, 拥有较多的财富, 这对于尚处在贫困或者半贫困的人们一种榜样的示范, 刺激了村民的致富需求。其次, 富人村官拥有较强的致富能力、拥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 能够敏锐的观察到潜在的商机并且制定出成功的策略。这种能力对于经营村集体企业或者遇有农村资源转让时有利于维护本村的利益。再次, 富人村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富人村官在多年的经商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这些私人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在富人做村官的条件下很容易迁移成农村社会的公共资源和人脉, 有利于本村的发展。最后有些富人村官以其财富直接为村人造福。有些富人为了获取政治资本, 赢取政治威望而选择用自己的财富直接造福村民, 为村民修建公路、打井、通自来水等民生工程。富人村官这种主观上为自己赢取政治威望的做法, 在客观上方便了村民, 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 富人治村容易破坏村治民主, 压缩村民诉求利益空间

从资源的占有角度来看, 资源的占有量与话语权成正比, 即对资源的占有量越大, 在管理中就越有绝对权和发言权。富人具有较丰厚的经济实力, 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竞选成功做了村官之后, 掌握了村级政治的管理权, 又占有了农村的政治资源。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源的此消彼长。富人在拥有大量资源的同时压缩了普通村民的占有资源的机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掌握资源的人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富人以其占有的丰富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管理中逐步形成了村落管理中的寡头政治而排斥民主。富人村官一支独大导致了在村级管理中受到较少的约束和限制, 一言堂、或者寡头当家做主。破坏了村治的民主性。“在富人党政和富人控制乡村各种资源的态势下, 由于普通村民占有资源份额的降低, 普通村民参政议政或者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机会和空间自然被压缩。”

3. 富人治村容易导致权力异化, 助长乡村腐败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无限的使用权力直到限制为止。富人村官以其占有的绝对优势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农村管理中形成了寡头管理的局面。这种权力较少受到来自制度化的制约, 便利了财富与权力的媾和, 导致权力的异化, 助长了乡村腐败。首先, 表现在侵吞、贪污集体财产, 这尤其表现在某些较富裕的村庄。村干部故意搅乱村级账目, 或者通过收入不入账等方式侵吞、非法占有公共财富。其次, 以权谋私现象严重, 富人村官大部分自己从事商业行为, 从事多种经营, 其参政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借助政治手段谋求经济的利益。第三, 权力寻租现象繁多。在遇有土地出让等情况时, 不法分子往往以租用权力的形式达到非法目的。只要采取以经济收买为主各种方式与得到了村干部的认同, 往往就能够低于正常途径的代价达到目的。

三、规范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

1. 完善村民选举制度

构建完善的基层权力制约机制, 首先应该完善村民选举制度, 选出既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又有较强的能力素质, 能够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合格干部。从源头上避免农村干部权力异化的现象。完善农村选举制度, 建立公平的选举机制, 把好先富群体成为村官的入口。坚持事务公开, 完善选举程序, 在选拔、任用、考核村干部时, 要坚持选举事务公开, 把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和程序明明白白地告诉群众, 把选举办法的自治权交给群众, 让村民真正懂得如何选村委会, 同时细化村委会选举规则, 强化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可操作性

2. 完善村官培训制度

对于选上来的村官, 上级政府应该加强教育培训, 完善对先富群体村官的教育培训机制。实施村官岗前培训制度和定期培训与适时培训相结合的制度。对村干部的培训要做到常态化、规则化、专业化。重点对村干部进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教育、执政能力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先富群体村官正确认识到党的政策与富民强民的关系。引导富人村官正确的处理执政中遇到的各种关系。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等, 不断提高先富群体村官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为村民服务的觉悟, 加强村级事务管理能力。

3. 完善村级运行制度

完善乡村政权的运行制度。首先, 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村民代表大会定期举行。坚持定期举行与处理突发事务临时举行相结合。村级重要事务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方可实施。其次, 落实村务公开制度。“要实行办事公开, 增强工作透明度, 制订‘财务公开监督制度’‘工程公开招投标制度’等。特别是与村民利益有密切关系的, 如计划生育、土地转让、山林发包、发放救灾扶贫款物等方面的经济活动, 都应严格依法进行, 实行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公开, 尽量直观明了地给村民一个明白, 让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 防止干部滥用职权, 中饱私囊, 杜绝贪污、腐败源头。”实施村级主职干部离任审计制度。要对换届后离任的村主职干部在任期间经济运行情况实施审计, 从而规范干部行为。要实施村级财务预决算制度, 对于重大财政开支事先预算、事后决算制度。要建立乡、村两级财政审计制度, 乡镇政府应组织力量定期不定期的审计村级事务。

4. 完善权力监督制度

要建立健全对先富群体村官的监督管理制度, 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项制度, 强化各项监督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严厉打击违反党的政策、国家法律, 给村民带来伤害的各种不法行为。首先, 强化乡镇组织的监督作用。乡镇组织作为农村组织的上级管理部门, 对村干部的约束和监督最为有效。理顺乡镇的监督渠道, 加强上级监督是防止先富群体村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权力异化的重要手段。乡镇政府应该建立专门的监督专员, 实行责任负责制, 使监督常态化、科学化。同时要正确处理与村级政权的关系, 既不缺位, 也不能越位。“乡镇党委政府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加强村务监督的同时不能领导村务, 要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农村治理的方向而不是管理。”

参考文献

[1]周雨, 刘强.富人治村新时代[J].商界, 2004 (1) .

[2]周挺.对村官富人化现象的思考[J].行政论坛, 2005 (2) .

[3]张书林.农村富人党政:利大?弊大?[J].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7 (6) .

[4]高华中, 于方.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现象调查[J].人大建设, 2009 (5) .

美丽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探索 篇8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

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现代含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后来,治理理论从企业管理层面引入国家管理层面,赋予了其新的内涵。1992年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对治理的解释,就是“运用权力对国家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其权力主体不仅有各种政府组织,还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1]由此可见,治理是指政府组织、社会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以及社会成员等利益相关者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谈判和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治理是以参与者的共同目标为基础,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治理是一项持续互动的过程。詹姆斯·罗西瑙说:“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2]

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化和复杂化,农村的村级组织以及乡镇政权组织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基层组织和政权也面临重大的调整和转型。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步伐加快,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对小城镇的组织、管理、服务及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创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理顺镇乡村及农村党组织、村委会、社区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本文所指乡村治理,更多落实到美丽乡村建设推进的具体事项层面,通过建立相关的管理机制,以协调的手段联合不同责任部门、村民,有序开展美丽乡村的建设工作。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学者们大都认同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化的管理过程。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于乡村政府并为其提供公共产品,围绕公共权力和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其中,乡村政府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为乡村建设提供动力和支持。

二、美丽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原则

美丽乡村建设从理论建构转向实践应用,需要建立坚强有为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不断积累提升治理能力,就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乡村治理的核心是党组织建设

党组织在农村基层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我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任何时候不能改变。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二)乡村治理的途径是管理服务创新

当前,以服务为取向,重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服务型农村基层组织,已经成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农村社会服务需求的一种理性选择。要既发挥农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发挥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主体作用,还发挥村(社区)群团及经济社会服务组织的补充作用,有效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坚持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镇延伸覆盖。

(三)乡村治理的基础是健全民主制度

基层民主制度主要是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方式,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完善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农村公共事务、公益性事业的自我管理水平。

(四)维护农民的利益是乡村治理的保障

当前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的因素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农民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要着重明晰股权或份额,让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成果,努力使农民拥有长期而又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还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盘活用好存量资产,确保集体资产有稳定收益,进一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三、美丽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要求,国家全面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农业部颁发农办科[2013]10号《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3],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建设的重点,出现了江苏苏州永联村构建的“三位一体、共融分治”的治理模式,浙江诸暨着重于社会综合治理的“枫桥经验”,江西安远版石镇建立的社区理事会,山东诸城农村社区化管理,河北定州的“421”工作法,江苏邳州开展的“四权”建设等乡村治理典型。

(一)健全完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构建美丽乡村治理体系是保障目标实现的重点难点,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别是村级党组织建设,选拔好党组织带头人,建立健全村级配套组织,提高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成为构建美丽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

健全完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重点建设:一是优化村级党组织设置。村级党组织要适应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尝试将区域相邻、能够互补带动的村与村、村与社区、村与企业党组织合并,探索设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设一批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办的区域性农村社区党组织。二是实施党建带社建,形成村社共建。在社区建设较完整的农村地区,可以深入推进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工作。村党组织要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合作社要发挥为农服务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网络优势,通过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兼合式”党组织,形成村党组织领导、合作社参与的工作格局。三是健全村级配套组织和监督机构。加强共青团、妇代会等群团组织建设,依法推选产生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和村务监督委员会。

(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运行体系

构建高效的运行体系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规范可行、精实管用的原则,做好基层组织制度建设,规范运行程序,严格依法治村,切实提高乡村日常管理和民主建设水平。首先,必须健全完善村级工作制度。明确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地位、职责、作用,完善议事规则,明确议事决策的内容、程序、办法。其次,完善村级事务决策制度。坚持“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落实村级资金、合同、账目、公章“四监管”制度,进一步明确财务和资产管理的内容、方法,规范财务开支和集体资源资产承包、租赁、入股、出让等程序。再次,健全完善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推行“阳光党务”“阳光村务”“阳光财务”,明确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创新公开形式,提高村级事务的透明度和群众参与度。涉及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及群众普遍关心的事项要及时公开。

(三)健全完善乡村治理监督体系

美丽乡村治理监督体系包括建设推进过程中的工作监督、纪律监督,村纪检委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自我监督,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评议监督,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目的是促进制度落实、规范干部履职尽责行为。一是推行目标承诺和业绩公示制度。各乡镇街区要指导各村实际,制定并公开任期目标,签订目标责任书。实行村“两委”班子及成员业绩公示制,接受群众监督。二是推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三是推行述职评议和民主评议制度。村“两委”班子及成员每年要向上级党委政府、村民(代表)会议述职,接受评议。四是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按照“全覆盖、严审计,稳公开、慎处理,重监督、促规范”的原则,对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由乡镇街区在届中和届末各进行一次经济责任审计。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要注意听取村民代表意见,吸纳村民代表或相关人员等参与,并及时公开审计结果。

(四)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保障体系

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是实现业兴、家富、人和、村美。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健全的社会事业保障体系。第一,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乡村治理,各级政府应该加强财政扶持,增强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央在公共财政投放方面一直坚持把三农作为支出重点,投入向三农倾斜,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4]。第二,合理配置村镇需要的教育资源,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新型职业化农民培训的重心下移。第三,不断改善村镇医疗设施与条件,重点建设好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第四,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第五,加强村镇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总之,我国乡村治理的变化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礼治—理治—法治”的变迁过程[5]。在美丽中国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与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我国正在施行的“乡政村治”社会治理模式在新常态下面临诸多挑战,必须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的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沈荣华.地方政府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农办科[2013]10号)[Z].2013.

[4]袁方成,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国家治理,2015,(5).

林权制度改革以及乡村治理浅析 篇9

1 林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发展的影响

整体来讲, 林权制度改革阶段中, 农村集体得到的收入主体涵盖林地应用以及山价款等。前者包含地租以及终端收益。后者需要依照年度进行交费。这样一来村集体负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 还可确保自身在林木市场中可通过升值实现收益增长。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 令乡村采伐迹地通常均能够通过公开招标投标完成转让, 充分良好的市场竞争令该阶段集体林地应用费可良好同市场价值契合。由此可见林改制度令村级财政收入更趋于合理, 分配应用状况更加清晰, 呈现出合理公平性。同时林权制度改革令社区资源组织产生变化。一级山林被划分至广大农户, 在较短时期之中会呈现出单户经营的主体格局, 令以林为核心的基层村级组织管理模式与实践方式发生改变。村级政府以及村委会工作职能也相应的产生变化。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 在有关政策的影响激励下, 令更多的外来资本流进林业行业, 并形成了精英层以及不断壮大的外来投资利益群体, 导致乡村社会关系明显变革。另外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以及政策的有效扶持下, 可令林权参与市场竞争。而另一层面, 形成的流转以及抵押等则会形成一些纠纷隐患问题。为此, 应全面注重林改阶段中不平衡合理的操作案例, 进而对林权制度改革实施前后乡村稳定发展状况展开科学对比。探究林改导致的不稳定因素真正成因, 类别以及最终后果。应通过深入调研, 针对财政收入状况、资源建设、林农再组织状况、林农发展、村庄社会改革发展等作为变量, 创建形成一整套具备改革成效的管理评估标准系统。应由纵向层面关注林改之前与之后乡村治理的发展变化, 明确林改产生的问题, 进而为妥善解决打下坚实基础。在横向层面应探究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有效的林改工作模式, 进而优化乡村治理效果。

2 林权制度改革进程中乡村治理科学策略

林权制度改革进程中, 为优化乡村治理, 首先应创建完善的全村、乡县制度改革工作班组, 搭建良好的改革工作网络系统, 扩充林改工作投入。探究方法层面, 应关注下述2个方面。首先理论研究应同实证有效结合, 可应用问卷调查、交流访谈、重要事件追踪等手段, 全面收集汇总一手信息资料, 确保真实有效地映射出各个不同地区乡村治理真实状况。同时应合理的进行定量以及定性分析, 应用现代化统计工具软件针对调查有关数据做好统计分析、涵盖因子分析等。创建各类变量指标系统, 例如, 涵盖组织资源、纠纷状况等。应针对乡村治理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多维度因素展开归纳研究, 并提出就各个不同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科学模式。理论研究层面, 可遵循简约治理的原理, 同时应用地方性知识方法针对林改阶段中乡村治理做好系统性分析。

实证研究阶段中应选择较深资历的改革试点进行实地调研, 了解直观清晰的数据, 映射各个林改区域、工作模式中乡村治理现实状况, 进而为决策机构提供实时林权制度改革建设的可行性策略。

另外, 应认真细致地排查处理山林土地有关权属问题的矛盾纠纷, 体现前置性, 真正地防患于未然, 充分做足准备。针对排查分析明确的各类不可靠因素, 应快速制定有效管理预案, 尽可能地将不稳定因素的矛盾进行就地化解, 消除在萌芽状态。应把握公平科学、清晰合理的工作原则, 将问题放在桌面之上, 提升农民林改阶段中的积极主动性, 令其发挥智慧的力量。针对不同农户存在的争议问题, 不同村组产生的纠纷, 可请来熟悉状况的人员出谋划策。如果国家法规同民间制度存在冲突, 则不应过于公式化地利用国家法规对民间制度进行同化。应积极探寻两者的互相妥协以及积极合作。基于林改牵涉到一些不同区域民间地方的法规知识, 因此应全面应用本土丰富资源, 把握民间规则, 激发其在乡村治理阶段中的核心作用。林权改革实施进程中, 乡村治理并非单纯的某个村委会的工作, 需要政府机构、法律部门、林业工作机构以及协调处发挥合作力量, 积极参与。同时, 应联合村委会、协调委员会以及村老会, 集思广益, 团结协作。

3 结语

总之, 林权制度改革下, 做好乡村治理工作可谓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 倘若条件许可, 应积极创建更为完整的指标系统, 明确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意义, 对乡村治理发展形成的根本影响。在实践阶段中应形成直观清晰的数据, 优化林改工作模式, 联合各方力量, 制定科学对策, 真正提升乡村治理综合水平, 进而实现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摘要：本文就林权制度改革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制定了有效的乡村治理发展策略。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优化林权制度改革效果, 提升核心竞争力,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林权制度,改革,乡村治理

参考文献

[1] 林旭霞.加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民事法律问题研究[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3)

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综述 篇10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乡村治理结构 篇11

关键字：农村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 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93-01

乡村治理是在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下，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对村庄事务进行协作管理，提供包括水井道路基础设施、村庄治安等公共产品。这需要每个村民的积极参与，通过集体行动的一致性达到乡村的有效治理。社会资本注重关系网络之间的信任带来合作的可能性，能够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同时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农村事务管理不仅需要村两委的决策，更需要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宗族由于其原生性和高团结度，是农村事务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力量。

一、宗族是农村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因素

农村事务管理不仅需要村两委的决策，更需要乡村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宗族由于其原生性和高团结度，是农村事务管理中重要的制度外力量。

首先，宗族的存在为族内的互助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家庭作坊式生产仍是农村生产的主要形式。宗族的互助生产能形成规模效益。比如，农忙时节需要多人协作才更有效率。本家在农忙时搭伙干活的情景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盖房子时，尽管有专业的建筑队，本族人依然会出现在施工现场帮一下忙。族内的互助合作也能解释家族企业兴起的原因。

其次，在处理道德问题和调节乡村社会纠纷方面，宗族具有乡村政权和法律无可比拟的优势。俗语“清官难断家务事”揭示出公共权力介入家庭等私密性空间的无奈。一些家庭事务由本族精英出面协调解决反而比诸如司法程序的解决渠道要行之有效的多。“自家人”的事情在“自家人”面前解决更容易为当事人双方所接受。 涉及族际间的矛盾纠纷，如果由上级乡镇政府或法院来处理，不仅花费巨大，还会让双方感觉“丢人”、“没面子”。此时，由村干部出面牵头两族内的权威式的人物进行协商是最为稳妥的。还有对于某些“失德者”、“伤风败俗的人”的谴责和教化往往也需借助宗族的力量。

另外，在处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宗族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整合作用。宗族的集体行动意识使得他们在重大利益问题面前选择共进退。那些鳏寡孤独困难人员更容易受到本族人的接济帮助。而宗族对于族人的过度保护和对本族利益的过度维护也会引发对外姓的欺凌和其他个体合法权益的侵害，形成农村中一股不稳定因素。

二、农村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分析

（一）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

在农村集体行动的困境表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不是一致的，个人对利益的理性追求并不能促进集体利益的增加。个人关注的总是跟自己利益最相关的那部分，集体的公共事务成为最少受人关注的。个人希望能够“搭便车”免费地享受集体提供的公共产品。同时，个人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会使个人付出相当大的成本。比如对村干部的监督与检举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同时受到的效果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并且即使自己努力争取到一定的合法权利，付出的成本也会大于收益。因此部分村民选择“搭便车”，或者放弃自己的利益而默默忍受，而对村中的公共事务缺乏关注。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缺失

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民和政府共同提供，由于财政收入的不足等原因，乡镇政府不能完全覆盖乡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社会资本在整合乡村资源，促进农民合作和增强集体行动的合力方面作用巨大，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来源于此。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存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某消费者对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到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水平。农村的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前者包含了江河治理、生态保护、计划生育、基础教育、道路、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治安等物品。而后者包括基础设施类产品，如饮水、通信、广播电视、卫生防疫等。

三、社会资本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一）农村社会资本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追求集体利益上能够有共同的目标和行动。互助、合作、信任的关系网络促使村民自发组成起来，能够弥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陷，共享集体行动的成果。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建立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位成员在关系网络里具有共同的知识，对组织具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成员与成员之间有共同的爱好和认识，这样能促成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由组织成员共同推选的代理人是成员利益和需求的代表，他将以民主决议的方式收集和整理农民的意见和需求，以集体利益为导向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

（二）农村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渠道

农村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相互支持网络，能够消除成员间的不确定因素，自然信用得以有效地建立起来，从而促成合作行为的一致性。并且农村社会资本孕育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将这种信任与合作传播到每个村民，使他们形成寻求合作的自觉。从而为民间组织、企业及个体等提供一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途径，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合作，比如实施“农户小额信贷”、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亲友的财力支持等方式都需要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和互惠保证。

（三）农村社会资本还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监督网络

农村社会的“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特点使得村落内的各种信息能够充分共享。且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每个村民都希望享有村内公共设施带来的便利条件。如果一个村落的社会资本发育程度高，村庄内部合作密切且合作方式多样，彼此交流频繁，那么对乡村公共产品的监督也更为有效，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能够时时刻刻被村民评价，甚至被提到正式场合加以讨论。村庄的话语体系和舆论压力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必须保证产品的质量，否则自己的声望和名誉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受损。因此，农村社会资本也能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有效的监督体制。

参考文献：

[1]肖唐镖.农村宗族与村民选举的关系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试论我国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 篇1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奔波的脚步, 希望摆脱高楼峡谷、水泥森林的束缚, 享受休闲生活, 缓解工作高负荷的压力, 通过旅游观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和修复。乡村以其宁静优美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自然景观及纯朴的生活方式, 迎合了久居城市的人们对清新环境、回归自然、心神宁静及健康快乐生活的渴求。乡村旅游把自然、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入到传统旅游文化中, 丰富了旅游业的内涵, 满足了新型的消费需求, 是旅游业的一朵奇葩。

这里所说的“乡村”并非简单指从地理角度考虑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更多的是指农业人口、农业景观、农事活动和乡村村落分布区, 以及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及规模较小、生活节奏较慢并且安逸幽静的非城市化地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 是将场所界定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 它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行为主体、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 (气候地貌、农家庭院、经济作物、森林田园等) 和人文特色 (民俗文化、生产形态、生活方式等) 为对象, 满足人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求根的需求。人们去乡村进行休闲旅游, 其行为动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 如体验、健身、娱乐、餐饮、购物等;二是精神方面, 如观赏、摄影、习作、学习等。

所谓休闲治理, 就是在我们面对问题时, 要从休闲学或满足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思考、去梳理、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所谓乡村旅游休闲治理, 也就是面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要从休闲学的角度或从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过滤乡村旅游的管理过程、设施建构和景观设计等, 力求实现基于休闲的物质空间建造和精神文化构建, 力图充分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

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的方略

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 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充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要, 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品牌, 有利于拓展、挖掘和保护我国乡村文化的休闲特色、起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 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潜在旅游优势, 促进文化旅游业创新升级。

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农村旅游、农家乐等概念不完全相同, 乡村旅游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定位。为了避免休闲治理的单一性、片面性及扩大化开发和经营, 在进行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时, 要正确认识乡村旅游的内涵、挖掘乡村旅游的特色、明确乡村旅游的定位, 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休闲性

乡村旅游是社会进步和旅游得以发展的产物, 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 或者长期没有生活在乡村的人。这些人到乡村去旅游, 其目的有二:旅游观光 (看看美丽的自然、体验传统的乡村劳作等) 和休闲 (感染传统的文化, 得到心理心灵的安慰与慰藉等) 。休闲, 不仅是人们去进行乡村旅游的最终追求, 而且也是去治理乡村旅游的最好结果。一种休闲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近些年, 我国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 这与我国人民休假时间的增加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一方面, 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另一方面, 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这对传统的旅游度假提出了新的诉求。基于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 基于人民休息时间的增加, 乡村休闲旅游应运而生且朝气蓬勃。也正是如此, 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中, 就要注意以下几点:旅游地建设必须将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休闲文化有机结合, 将乡村的休闲景象、休闲生活和休闲风貌充分展现给游客, 要增加旅游地的休闲设施和内容, 提高旅游区档次, 为游客提供交通、食宿、娱乐等各种便利的休闲条件, 延长游客逗留的时间, 提高重游率。当然, 为了达到休闲的目的, 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调节工作和旅游的关系, 调整自己的行程和情绪, 力求达到这样状态:聚精会神工作, 全身心投入休闲, 工作时不要休闲, 休闲时不要工作。

2. 突出乡村性

我国乡村的明显特征是不论在自然空间建构、道路交通设施, 还是生产工作方式、社会文化与组织, 与城市社会截然不同, 存在一种乡村所独有的文化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是传统文化, 具有有别于城市的文化差异性。乡村旅游的标识是“乡村性”。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 要使乡村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注重乡村性。否则, 将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失去个性, 旅游产品出现同质化。何景明、李立华认为, “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乡村旅游“乡村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四风”:风土———特有的地理环境, 如辽阔的土地与人口的稀少;风景———可供欣赏的景象, 如一个特别的湖泊、一座清秀的山峰、一望无际的草原等;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 如一个乡村独有的自然景观和经济活动、劳动方式等;风俗———一个地方不同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民俗, 如具有典型传统文化特征的文体活动等。刘德谦也认为, 乡村的风土人情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李开宇认为, 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乡村性, 通过乡村性的空间和景观意向去实现休闲认知。冯淑华、沙润则认为, 所谓乡村性指的是地域性、旅游资源特性、社区参与性、旅游本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由此可见, 乡村性既包括乡村居民世代生活遗留下来的诸如建筑、村落等静态景观和风情, 也包括伴随着乡民们繁衍、生息、传承的乡村文化、氛围、环境和活动。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应该突出“乡村性”的发掘、保护和完善, 而不是削弱或减少乡村性, 不能走“准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3. 注重参与体验性

人们之所以去一个地方旅游, 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好的规划、多么好的开发与管理, 而是因为人们去哪里能获得什么———物质的或精神的, 有价值才值得人们向往, 没有价值谁都不会去浪费时间。久居“水泥丛林”的城市人, 备受钢筋混凝土的束缚, 饱受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压力, 被逐渐卷入亚健康的漩涡里。于是, 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成了城市人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 人们向往乡村“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惬意生活, 去那里呼吸泥土气息、欣赏田园美景、享受宁静闲逸、感受淳朴人情。简而言之, 乡村旅游的核心和人们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休闲体验。乡村旅游就是实现在乡村内的体验为主要目的。较之于一般的旅游来说, 游客更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为此, 乡村旅游应提供基于乡村特色的差异化休闲体验。

4. 彰显民俗性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根生在乡村。农村的饮食、着装、礼仪、节庆、婚嫁、民谣、传说等都充满了浓郁的乡村特色。乡村旅游作为民俗文化性产品, 其特点主要是具有物化民俗的体验性、制度民俗的参与性、精神民俗的感知性等。丰富性和鲜活性的民俗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推陈出新的源泉, 是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机制与基础。因此, 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 要注重对彰显民俗性的农家土特产、手工艺品、风俗活动等旅游资源的开发, 深入挖掘和展示这些地方民俗, 使游客充分体验到不同的乡村特色, 接受乡村文化的熏陶, 切身感受到淳朴的休闲体验。

5. 维持生态性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 旅游者越来越关注旅游环境的生态质量。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和生命线,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维持旅游地的生态性成为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首先, 应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对农田、庄园、野生动物等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保护, 因为没有了清新悦目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质朴怡人的农耕景象、天地人相融入画的和谐意境、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 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 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改善饮食、语言、服饰、古迹等乡村人文生态资源, 维持农村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 不断推出生态旅游产品。因此, 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态经营的理念, 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6. 提升文化性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策划、规划和开发者对文化应用、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文化的理解。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文化因素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导向越来越重要, 只有注重挖掘乡村旅游文化的内涵, 才有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因此, 我们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时, 首先就要过滤文化的因素, 实现文化的设计、文化的规划和文化的提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挖掘并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性:一是培养乡民基于“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二是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三是促进区域休闲文化的形成, 以引导人们的休闲观;四是大力营销宣传, 开展品牌战略。

7. 发挥产业的带动性和示范性

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就旅游而旅游, 要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 规划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整合旅游要素和资源, 实现以点带面, 让各乡村相互学习借鉴, 放大示范带动效应。目前, 我国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 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或理论体系。中国各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源、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差异很大, 可以首先对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进行示范, 让各地农民相互考察借鉴。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乡村旅游的市场, 还可以促进农业科技交流与推广普及, 推进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和区域合作。因此, 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的过程中, 各地应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治理有成效的地区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积极进行合作交流, 以便推广良好经验, 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8. 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

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土生土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而当地的居民正是这种景观的重要载体和拥有者、保护者、传承者, 如果没有了当地居民的参与, 旅游资源的开发难免会造成本土文化的变质和流失, 乡村旅游将失去原真性和生命力。另外, 当地居民的态度和热情是乡村旅游目的地重要的软环境。居民亲自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服务活动, 可以从中获得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 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和热情转移到旅游服务当中, 进而扩大旅游的乘数效应, 减少经济漏损, 提高游客感知满意度和体验质量, 满足游客的休闲需要。

如何才能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呢?首先, 要使乡村旅游治理与所在乡村形成利益共同体, 要让居民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收益, 拓宽居民创收和就业渠道。其次, 旅游治理措施要考虑居民的多层次需求, 增强居民的自我意识、认同感和凝聚力, 强化参与治理的意愿。最后, 建立科学、合理、公正、透明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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