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转型（精选9篇）
乡村转型 篇1
摘要：随着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慢慢形成了其固有的发展模式。大众的“农家乐”和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成为了较为广泛的休闲娱乐模式。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 乡村旅游产业也面临着升级转型的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农村游玩,休闲娱乐,创造性与开放性,结构搭建
将乡村旅游升级发展为休闲度假, 纵观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状况, 江西婺源就是通过将传统的乡村旅游与现代化的消费理念相结合, 通过开放性思维与创造性举措, 走出了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典型的发展模式。同时, 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的扶持, 统筹城乡发展, 着力打造乡村旅游业的品牌效应, 通过与国家政府部门的合作, 旅游业更加的贴近现代化的市场, 逐渐形成了具有专业化, 产业化, 标准化的一条产业链通过旅游业的发展, 带动地区相关经济的发展, 其所产生的连带效应不仅仅是经济效益, 更是社会效益因此通过最近几年的发展, 不仅是婺源的旅游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升, 其当地显著的特色, 优质的服务完善的体系, 更加为其在旅游市场的竞争力添加了很重的砝码。
1 旅游业的发展阶段
1.1 发展过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快节奏紧张城市生活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了寻找轻松愉悦的生活, 节假日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旅游模式逐渐回归于城郊的农村地区。大家所体验的就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放松。于是,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 农家乐”除了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外, 也更加的开始逐步贴近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以迎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很多的“ 农家乐”现在不单单是“ 农家乐”, 有的发展为自主采摘园, 垂钓鱼, 农业生产体验基地, 农家酒店等等。形式多种多样, 规模逐步扩大。如何对乡村旅游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呢? 学术界通过一些资料的对比, 认为乡村旅游应当包含以下三点:一是“ 地地道道的农家乐”, 农家自己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二是农家乐所衍生的附属品, 即农村野游, 回归大自然, 莺歌燕舞鸟语花香, 体验都市所没有的特色;三是娱乐休闲, 包括踏青、采摘、垂钓等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为农家乐更高层次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这种旅游方式在欧美日韩等过也十分的流行, 都称之为乡村旅游。在我国, 这种乡村旅游结合我国的本土特色, 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称呼, 即“ 农家乐”。但是通过婺源近些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 “ 农家乐”仅仅是乡村旅游的初级阶段。
1.2 模式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 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形成符合具有区别于其他地方而具有自己独到特色的发展模式, 并且衍生了一系列的附属产品, 形成了自然与市场相结合的多样化的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模式在我国主要有以下六种:一是大众的“ 农家乐”模式, 这个模式成本低, 规模小, 数量多, 且火爆, 主要以吸引大城市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二是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周边, 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相结合, 这种模式一般科技含量高, 规模大, 成本高, 集休闲娱乐与教育为一体。并且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是新农村的开发, 主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依托国家农村发展政策, 结合当地特色所建立起来的旅游新村;四是历史遗迹与古典村落的综合利用, 也形成了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五是依靠当地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具有创造性的美景, 如贵州梯田; 六是农村与景区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格局此种模式不仅能壮大景区的发展, 而且联动了当地农业、农副产品等的发展。这六种简单地模式还延伸出了三种深层次的模式:一是集观光, 采摘, 踏青于一体的家庭体验式的发展模式:二是集垂钓、放牧具有典型差异化与挑战性的趣味模式:三是构造相关主题为线索的村落, 形成具有一定主题, 集生态, 田园, 文化教育, 娱乐, 休闲, 餐饮等为一体的集中发展模式。
2 乡村旅游升级转型
2.1 市场需求
乡村旅游与乡村休闲的需求模式是不同, 这也就造就了其经营模式不同。 简单说来, 乡村休闲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 任何一个乡村旅游要想更高层次的发展, 必须过度到乡村休闲。因为乡村旅游无非就是去乡村领略一下自然风光人文地理, 主要体现在一个字“ 逛”;而乡村休闲并不单单是“ 逛”, 更多的是“ 品”, 品当地的风土人情, 民俗习惯.而现在各地的乡村旅游发展往往忽略了这一个“ 品”字。所以乡村旅游要想进一步提升, 就要学会发散性思维, 去创造性的提供一些更多的看不到摸不到的精神旅游。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乡村旅游的发展, 才能满足人们所需要的乡村休闲。
2.2 模式的选择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代工业的发展, 农村社会发展显得相对滞后,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而随着工业的发展, 它所带来的城市弊端也就更加显而易见, 这样乡村以往那种被忽略的特性就很明显的显示了出来, 这无形当中加大了乡村的吸引力。特别是交通条件的改善, 更加使乡村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样就给乡村的重新组合并向着深层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程度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 以造就了不同国家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不同。例如:苏格兰的田园式, 西班牙的创新式北海道的优势式, 巴黎的城乡一体式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如何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升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水平, 是大家现在共同的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将乡村旅游逐渐发展为乡村休闲。
2.3 具体要求
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传统的农业大国来说, 有着更高更全的需求。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 其符合本国国情的乡村旅游发展也就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乡村旅游的发展。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 我们必须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的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农业的发展核心在农民, 我们要转变农民的观念, 推进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与专业化, 逐步调成农业生产结构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农业市场需求。 积极推进农业衍生品的发展, 走一条产业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 在农业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现代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如何引导农民去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以及有效的扶持政策。 很多农民不会去冒险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 但是一旦有成功的案例, 农民就很容易接受新的生产机制模式。 为什么现在很多城市的人都喜欢来农村游玩, 主要是由于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化来决定的。一些城市生活久的人群就喜欢去农村接受泥土的气息, 体验大自然的味道。就是这种双方都不具有的差异化的体现, 在使农村显得格外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农村独特的发展与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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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 篇2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在2月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相比春节，丧葬是村民共同体呈现力量的难得时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2月17日 澎湃新闻网)
在近段时间的微信上，这篇名为“博士春节回乡手记”的文字被众多人转发。笔者也是从乡村一路走来，看到这样的文字总是感觉特别亲切，于是在手机上阅读起来，结果是连续阅读两遍仍旧意犹未尽。如果说，当年社会学者费孝通写下《江村经济》为社会学研究树立了典范的话，而今天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如此饱含真情的“手记”实在是太少。更多的人进入到社会研究的领域内，总是充满教条的框框，而对于局外人总是难以进入。而王磊光博士的这则“手记”却另辟蹊径，有着自身的切身体会，也有着对乡村社会转型的隐痛进行剖析，在春节这样的日子里，再次将城乡关系摆出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时代变迁中对乡村的影响，这也许是作者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转型的历史车轮进入到乡村世界的时候，物质开始变得现实与实际。也就是说，更多的乡村人不再拿“情感”当成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而是采取物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家的时候，总是需要带着显摆的架势来开车回家的缘故。很多时候，开车回家并非最佳决策，但对于外出打工的他们来说，或者说对于长期在外求学已经工作的人们来说，开车回家就是“衣锦还乡”的最佳标签。而物质和面子其实已经深深植入乡村社会的脊髓中。人们开始对比的往往就是自己家的孩子每年能赚多少钱，每年能够往家中寄多少钱。这些如此现实的一切都摆在乡村社会中，而这无疑就是转型最痛的地方。
试想一下，当你的同学初中毕业或者没有毕业就开始闯荡社会并赚钱的时候，你却仍旧在读书，直到自己快30岁的时候才开始工作。如果仅仅从赚钱的时间上看，你已经远远落后人家至少十五年。在这样的`轨道上，如何才能够并驾齐驱就成为一个现实隐痛。而这对于乡村中的人们来说就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说谁家的孩子还在上学，比如说谁家的孩子不是没有上学也照样赚钱嘛。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知识的无力感在乡村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归宿。人们已经不再觉得“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当然这只是观念上;现实中，他们依旧希望自己家的孩子通过上大学这条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从此陷入一种观念上不接受却又不得不让孩子继续上学的怪圈。
现代化转型下的乡村文化 篇3
1 社会主要财富的变迁对乡村的影响
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 要从乡村最核心的问题去认识乡村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探讨乡村文化的发展。 最重要的要理解乡村, 并不能单纯从名称或者传统的思路去定位当下的乡村。 乡村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有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有些村庄出现“空壳化”, 只有重新审视乡村特定时期的深刻内涵才能更好地把握乡村文化的规律。 乡村应是区别于城市的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农业文明占主导的劳动者聚居地, 不应包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但是名义上仍称之为乡村的区域, 这种地区所反映出的只是工业文明影响下的城镇文化。
乡村文化只是传统农耕文明或者农耕文化 (还包括农耕文明下的乡镇文化等) 的一个方面和层次, 农耕文化形成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村庄文化之所以形成的核心问题。 “在小农经济之下, 家庭生产几乎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是其生产和消费生活, 是维持其运转存续的基础。 ”家庭生产几乎围绕着土地及其衍生的产业进行和开展的。 乡村文化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农村的核心社会资源有着天然的关系, 或者说土地是农村文化的根, 土地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它是乡村社会主要财富的象征和满足了农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 不可替代性地社会主要财富———土地是农耕文明产生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也是乡村文明所产生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所有的乡村活动或者说农民的日常生活都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 正是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土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就能自给自足等特点赋予了农民更多自然的实用理性, 使农民的日常生活过于单一和简单, 也使乡村文化围绕着土地透露出对土地的崇敬、对自然神秘力量推崇的特点。 “乡村文化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 它的最大特质是自然、淳朴的文化品格, 它所蕴含的静谧是历代人们的精神原点。 ”从低层次的角度来说, 乡村文化建立在乡土之上, 表现为农民安土重迁对乡村难以割舍的恋乡情节;从高层次来讲, 乡村文化构建起来对自然崇拜的和谐文化观念。 乡村文化并不能简单地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比较就定义为 “落后、腐朽、消极”等文化形态, 只是强把城市工业文明的标准强加到乡村文明而忽略了乡村文明的独特性。 乡村文化只是按照数千年形成的方法、思想体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和独特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在尚未受到工业文明严重冲击的乡村或者传统农业社会, 土地的不流动性以及乡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赋予了乡村文化的稳定性, 同时在传统的体制或者社会习俗的影响下农民无法脱离农业生产从事非农行业。 土地能够给予或者满足人的大部分物质需求使乡村具有相对封闭性, 这种封闭性也会反映在乡村文化上那就是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乡村文明几千年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但是一旦资本等非农财富逐渐取代土地成为新的社会财富象征, 也就表明土地逐渐丧失了社会主要财富的象征。 城市等财富聚集地发挥着自身的充分吸引力, 一方面既使村庄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流向能够创造更多财富、带来更多利益的城市或城镇, 另一方面也促使村庄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为了利润进行重组和嬗变。 村庄的人民在各种外力的综合因素下遵循人自私的本性者为了获取更多地社会资源开始远离村庄这个围绕土地自然形成的聚居地, 将更多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转移到利润更高的区域, 自然而然地追求资本聚居地和资本所形成的组织———城市或者工业。 另一方面, 乡村从地缘上来说如果离城市较近, 就会审视反思乡村如何融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去, 更多地时候采取摒弃原有的以在农耕文化指导下的农业生产活动, 开展非农业的经济生产活动, 致使乡村原有的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活动逐渐被工业化的经济生产活动所代替, 在此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改造了传统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完成了嬗变。
2 人口流动性对乡村文化的影响
乡村的人口流动局面复杂, 一部分短期流动如农民工离土不离乡, 而另一部分既离土又离乡。 就目前以山东潍坊大多数乡村来看, 大多数农民既离土又离乡。 农民一旦“离土”拥有城镇户口就会造成传统乡村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的主体缺失, 是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之一。 城镇的优越性吸引着大量农民或者农民的后代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资源选择背井离乡, 从而造成了乡村生活中大部分青壮年选择离开农村获得城市户籍身份以后接受城镇化思维模式以城市人的身份生活。 以山东某地远离城市的乡村为例, 本村90 后男性结婚离开农村生活的有20 家, 仅剩2 户选择居住在农村, 其他常住人口均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家庭。 农村人口的锐减反映了城乡二元化结构下乡村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严重滞后或者不完善以及相关的社会配套设施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城市相对已经建立起了关于人从出生到死亡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 致使有能力接触到高速发展城镇的农民开始思索后代的发展和人生的发展, 进而实现人口的主动迁移。 从农村主动到城镇迁移的往往是精英阶层, 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资本等优质资源的主动转移, 实际上造成乡村可持续发展力量或可再生经济资源严重缺乏。 农村进而出现了空巢化、空壳化等问题, 归根到底还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总量虽然大, 但人均分配严重不均衡, 没有率先富起来的地区人民群众可享受的改革福利比较少。
乡村文化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广大农民群众, 从农民群众与农村文化的关系来看农民群众是农村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受益者。 人口的单向流动性衍生出农村文化的不稳定性或变动性, 乡村人口的流失导致部分乡村的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 部分乡村在城镇化和工业文明的影响下逐渐开始“消失”, 所谓的消失是指村庄以农业生产的功能逐渐消亡或者乡村逐渐“空壳化”, 一部分临近经济发达或者具有非农业产业资源的农村的非农业生产功能取代农业功能成为主导产业, 另一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因为没有发展的潜力空间或者丧失吸引力所以人口在空间上实现转移。 主动或者被动流失的人口一般以后会脱离农村, 从户籍、居住地、职业等方方面面都脱离乡村而带有明显城镇的痕迹, 或者说城镇化思路在其行为模式到思维观念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其子孙后代也就与原来的农村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村庄逐渐散失人口繁衍、代际传承的职能, 房屋因为没有常住人口居住荒废, 村庄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壳。 流失的农村人口或“消失的乡村”对一贯以稳定和和谐为显著特点的农耕文化造成冲击, 没有一定数量的农民继续居住在农村很难形成农村文化, 尤其是农村现在普遍面临着“空壳化”的现状。 当然对于农村文化造成冲击最有力的因素就是对物欲的无限制无规则的追求以至于冲击到原有乡村文化所塑造的道德和伦理关系。 各种因素使农村文化形成新的道德和伦理关系尚未成熟, 旧的道德和伦理关系就逐渐被抛弃的格局。 这种格局或者文化所表现的特点, 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情况, 其农村发展程度不一样, 其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就全国范围来看, 全国的人口流动往往会带来乡村文化的主体缺失。
3 乡村文化的展望
农村固有的农耕文化开始受到挑战和质疑, 是因为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挑战是全面、 彻底的, 从乡村所依赖的各种器物到思想观念方方面面都在受到城市文明模式和现代化模式的影响。 从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来看, 人类社会必定要首先经历物的丰富以解放人类的体力劳动, 在人的体力劳动获得解放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充分解放人的精神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农村的发展也必定要经历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一发展阶段, 现代化的到来为乡村完成历史阶段提供了机遇, 也为农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可能。 但是文化的发展进程无疑是缓慢而又复杂的。 农村短期内无法受到成熟的工业文明的影响, 也无法全盘接受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影响, 其呈现的状态必然是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相互吸收。 就长远来看农村文化的总体趋势是好的, 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开始普及, 农民普遍安装数字电视、电脑等多媒体设备, 乡村的娱乐文化设施也逐渐健全起来, 广场舞等群众集体娱乐活动也在乡村日渐风靡起来。 乡村出现的新状况反映出乡村文化呈现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结合的状态, 农民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越来越流露出工业文明的痕迹。
但是乡村文化更多的时候是受到了挑战和危机, 在新形势下需要重塑、整合和调整。 其危机既来自于内部, 又来自于外部。 内部是因为由于所形成和构建的文化是自发的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体系, 没有语言描述或者记载的很难被获得外界的认可, 但是几千年农业文明保持了一贯性与稳定性, 就是形成了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朴素简单明了的农业文化。 这种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封闭的、社会发展缓慢的农业环境, 当外界力量一旦打破封闭、发展缓慢的区域社会环境, 新的因素也就注定为农村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也为农村文化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 工业文明初步影响某个区域农村的时候, 多以非系统的、不成熟的尤其是经济方面吸引或者改变农村, 也决定了农民思想的复杂性。 既无法割舍与土地那种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 同时又为追求更多社会资源而从事非农业的生产活动。随着时代发展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农业活动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使得农民的后代从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教育等非农业生产, 也就会对围绕土地所产生的恋土或者恋乡情感逐渐淡化。 农业经济的脆弱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暴露无遗, 维系农村生存和发展的情感也就没有在青壮年人口中延续, 农村文化也就成为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体的留守人员文化, 更加导致乡村文化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
乡村文化现存的困惑和难题都是由于土地及其相关的衍生财富无法维系农民基本生活、发展需要和资本等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城市。 虽然乡村面临的原因并不是只由社会财富的分配造成的,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文化的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下, 首先就是建立起与城市相当的社会财富体系或者至少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一系列相关体系, 这种体系既要满足农民的基本生存线, 又要给农民提供与城市无差别的社会服务以使农民获得无差别的发展权。 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农产品价格, 制定农产品价格应该真正能够让农民获得相关收益, 使农民能够从物价中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有了坚实或者稳定的物质保障, 农民才能够有时间或者能力去丰富精神世界或者接触精神层面的文化娱乐活动。 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现实中取得一系列成就, 如通过大量修水泥路或者沥青路、更换老化线路、修自来水等基础服务满足农民的需求,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三农问题依旧举步维艰。 这才是要解决文化问题或者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 就应该让人民真正丰衣足食, 获得满足感以后进而成功支持或者认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
当前不容否认农村还存在封建迷信的活动, 应该看到中国农业文明遗留的农村习俗在农村依旧有存在的空间。 农民在文化上自觉做出选择, 是由于封建迷信文化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慰藉心灵和救人治病等重要的角色。 如果想革新乡村落后腐朽的文化, 替代慰藉心灵、救人治病的文化载体, 现代医疗或心理治疗能够使农民根据实用理性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的固有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 从而从内心逐渐摒弃封建迷信意识。 当然农民形成的独特文化是几千年来建立在对土地及大自然的敬畏基础之上的、在农民日常生活劳作中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综合。 彻底废除或摒弃从现实来看是根本不可能, 只是使封建迷信活动所构建起来的落后文化思想观念发生改变, 将一些代表先进文化的元素或者事物融入或者推广到农村的日常生活中, 触及思想并加以改造是一系列系统的工程才能做到的。 熟悉农民的基层建设者和领导者在特定的环境加以创新先进文化、 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贯穿农民的生活始终, 农民自然而然会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先明.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J].史学月刊, 2014 (12) .
[2]白宏钟.家庭与农村工业—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乡村转型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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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主体重建 乡村政治 社会治理
● 马良灿
从“官政自治”到“专政劣治”、从“集权统一”到“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对于历次治理转型与巨变，应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加以认知。“官政自治”突出国家治权与村治的对接，彰显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专政劣治”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依靠赢利型恶棍推进村治，使农民遭受双重剥夺，乡村治理恶化。“集权统一”通过纵向协调机制和运动型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总体支配，造成村社组织、农民主体性消解，乡村关系更加紊乱。“乡政村治”脱离村落文化传统，村治被融汇到乡政中，沦为权威自治，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引发新的治理危机。历次乡村治理留下的经验教训，是对农民主体性的漠视。将农民社会权利置于乡村治理的核心，重建农民主体，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实现国家治权与乡村治权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
一、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乡村治理溯源
封建帝国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图景传统封建帝国建基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礼俗制度、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是这一帝国时代最典型的特征。面对数以万计的村落和亿万民众，封建皇权可谓鞭长莫及，无法延伸至每个村落。皇权不下村，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脱节，更不能由此推断封建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无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中间阶层或曰乡绅、或曰族长、或曰乡保、或曰村老，该阶层作为链接国家与社会相互交织的“第三领域”和“第三区间”，是“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1］，他们作为乡村社会的自治主体和“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交接点”［2］236，在乡村社会与底层国家之间进行斡旋，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角。通过利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将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有效结合起来，既是封建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突出特征，也是这一时代乡村治理的独特之处。这种“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两千多年超乎寻常的稳定，期间尽管经历了农民的反叛、王朝的更替、帝国的轮回，但乡村社会秩序依旧。
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有效对接是“官政自治”的鲜明特征。封建帝国时代，国家治权一般只延伸到县衙门即所谓“国权不下县”，皇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想象。只有在交粮交租、征兵充军、治水、赈灾时，老百姓似乎才会领略到国家的在场。即便这样，国家和老百姓也不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如族长、乡绅士绅、长老等群体来完成国家对乡村的汲取、摊派与公共事务分配，由此形成“官——绅（长老、族老）——民”的乡村治理结构。国家尽可能将管理事务交给民间，尽量减少对民间事务的介入。因此，“在满足国家对地方控制和财政税收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最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尽量减少官府的直接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流弊，转而依靠民间力量管理地方，听民自便”［3］102。让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国家治权尽可能不干预村庄自治与村庄公共秩序，这既是儒家仁政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更是历代帝王追寻的乡村治理图景。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模式称为“双轨政治”。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在自上而下的中央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之间通过乡绅阶层的中介性角色寻找契合点，实现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有效对接，进而确保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与公共事务的有序展开［4］。因此，国家治权与非正式的民间自治相并行的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封建帝国时代乡村治理的特色，也是其优势所在。
突出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彰显乡村自治的价值，是这种“官政自治”模式的核心。传统帝国时代的乡村治理主张将中央集权的无为而治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治理结合起来，遵循乡村治权的自主性治理逻辑。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调适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不是靠皇权的威慑与专制权力，而是靠乡村礼俗、村社伦理、非正式的村规乡约。因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国家尽可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多功能让渡给民间乡村精英和基层组织，让乡村精英依照乡村礼俗和乡村伦理来解决纠纷，遵循的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5］路径。这种路径中，国家将乡村治理的权限下放到村庄，由村民推选和认可的乡村精英来自行行使治权，只有在民间调解机制失效时国家权力才介入，可谓“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国家既赋予乡村社区较大的自治空间，又保留介入乡村社会的必要治权［6］。国家、村内精英、乡民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支配——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因此，村庄的自主与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它意味着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靠”［3］80，意味着皇权的“官政”与民间的“自治”的结合，体现的是“乡村精英和农民合作的自治”［7］。
总之，封建帝国时代所形成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使国家治理成本大为降低，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两千多年的和谐稳定。这种社会稳定的前提，建基在国家政治制度高度统一性、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小农经济的滞后性、居住空间的固定性和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基础之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晚清帝国的腐朽没落、清末新政与民族救亡运动、民主革命和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都在激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封建王朝。随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建基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也逐渐走向了终结。然而，“官政自治”的终结，并没使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民国年间国家治权的不断深入和各大军阀对乡村社会的掠夺，致使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乡村治理进入“专政劣治”时代。
二、民国年间乡村社会治理的“专政劣治”图景
从清末新政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及其“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社会掀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通过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意志，成为各种政权当局者必须应对的问题。民国年间，国家治权逐步向村落共同体延伸，各种政府试图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来达至截取更多财富和资源的目的，“强人和暴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8］42。它们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蕴含着国家对底层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压榨和剥夺。这些政府通过将乡村地方自治纳入政府的治权掌控之中，最终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乡村物质资源的索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依靠乡村劣绅和无赖之徒来推进乡村自治，致使乡村社会长期处于失序状态，农民成为土豪劣势、痞棍恶徒的鱼肉，农村的衰败与乡村治理的恶化是当时乡村社会生活的常态［9］。
民国年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各种政权都先后推行了各种类型的乡村自治运动，都企图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因此，各种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尽管披上了一层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但有自治之名却无自治之实，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其目的不是为民众造福、维系乡村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从乡村索取资源。民间社会所认可的保护型乡村精英被官府安排的赢利型乡村恶棍取代。这些乡间无赖既是国家在最底层的代理人，又是村社领袖，这种双重角色使他们成了典型的“官之差役”，扮演了“外界政府”向村庄“要钱、要粮、要人”和索取更多资源与利益的“赢利型经纪”，他们早已将村庄公益建设抛之脑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国家治权与“乡民治乡”相融合的“双轨政治”出现了断裂，乡村政权“痞化”、无赖土豪痞棍充任公职，乡村治理危机日益恶化［10］。
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将权力延伸到乡村并依赖土豪痞棍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一方面又无从对这一群体的乡村治权进行有效监管，造成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脱域，使底层民众遭受到各级政府和乡村恶棍的双重剥夺，国家政权建设在人民心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了普遍质疑，“村庄与国家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之中”［2］34，国家威信更为降低。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渗入与赢利型经纪相互作用，加之土豪恶霸滥用职权践踏村庄，最终导致旧日的乡村关系发生质变，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在土豪劣绅和国家权力渗入的双重压力下瓦解崩溃了。因此，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建设运动，非但未树立国家在底层民众中的权威，反而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新的困扰，出现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将乡村治权转交给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掠夺经纪”；由于这一群体本身就是乡村社会的吸血虫，他们充任政府公职不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村庄利益，是为了追逐私利；由于乡村治权落入这群贪求名利的地痞恶棍之手，因而“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1］。
总之，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之道，使乡村治理陷入“专政劣治”的困境，导致底层农村社会更加混乱。这样的乡村治理局面的出现与各种政权的掠夺性和赢利型土豪劣绅的贪婪性直接相关。因此，要改变乡村治理的“专政劣治”局面，就应当从根本上颠覆国家政权性质、根除土豪劣绅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伴随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国时代形成的“专政劣治”的乡村治理模式走向了终结。
三、集体化时代“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图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普通民众的压榨，而且重构了乡村社会与国家、国家与农民、乡村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阶级权力关系。随着新生政权的稳固、土改运动的完成、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逐步确立和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乡间土豪劣绅被彻底铲除，广大农村社会的发展能量得到了充分释放，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迈向“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阶段。集体化时代，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每个毛孔之中，乡村社会成为高度行政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单元，“政治权力的高度渗透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使农民失去了传统的自由”［12］。作为国家与农民之中介性存在的乡村精英阶层，要么作为土豪劣绅、权贵阶层被打倒，要么作为地主、富农被进行政治改造与批斗，乡村精英的中介性角色被彻底颠覆，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双轨治理模式被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控制型治理模式所取代。国家通过采用“控制型治理”的单向度控制策略，形成了以集权主义和政治运动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8］218。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通过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如何消解传统小农的私有化生存逻辑，如何将传统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组织起来，如何将以家户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是当时党和国家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因此，新生政权通过一系列的农民合作化运动，通过在广大农村先后成立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村社会被彻底改造了，农民被成功融合在国家治权的体制之中。农民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打破了常规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先后指派了政治忠诚、阶级立场坚定、代表国家“专断权力”［13］的工作组（队）直接主导了乡村社会的改造过程。通过常规权力与专断权力的有效配合，通过一系列的乡村政治运动，新生政权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集体化改造。随着农村高级社的建立和合作化运动的持续展开，国家权力强制性地嵌入乡村社会，这不仅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格局，而且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乡村社区组织，使乡村社会形成了“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可以说，到了高级社阶段，国家专断权力和国家权威已经彻底摧毁了原有乡村的社会组织基础，乡村社会已完全整合到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然而，农村高级社的建立不是农民合作化运动的终点。新生政权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广大农村社会的高度政治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最终，迈向人民公社成为农民合作化运动的归宿。因此，“人民公社的建立，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与乡村社会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政社合一”［8］261。
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直接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底层国家治权代理人的角色。人民公社组织结构中，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三者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整合机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与改造［14］。在这种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中，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呈现出组织规模扩大化、日常管理军事化、社会生活政治化、行政体制科层化等特征。以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新生政权形成了以集权统一为特征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与单轨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格局下，农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人民公社作为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全面支配着农民的社会生活，任何农民都不可能离开公社而独立生存。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更是严格限制了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造成农民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高度组织性依附。
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和泛政治化是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农民社会生活的常态。从人民公社的成立直至终结，各种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农民社会生活中充斥着革命、斗争和红色恐怖的阴影，农民参与政治运动表现出较强的盲从性、被动性和非理性。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通过红色暴力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的治理体系，它不仅抑制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与农民的自主性、消解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而且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紧张。
建立在集权主义政治基础上的人民公社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协调机制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管控。农民合作化运动中，“社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物，社会的活力被大大地抑制了。”［12］36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原来建立在集体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经济被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户经济取代了。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以追逐理性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市场观念对农民生活的渗透，使人民公社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广大农民逐渐摆脱了集权主义政治的羁绊，期盼着个体化、自主化和自由化时代的到来。因此，破除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在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背景下，国家对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公社重新改建成乡镇，将生产队大队改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民委员会。从此，国家权力收缩至乡镇一级，国家尽可能减少对农民社会生活的干预，建立在集权统一基础上的农村单轨治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乡政村治”图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释放乡村社会的发展能量、搞活农村经济，决定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来行使国家治权，而在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行选举村干部组成村民委员会来自行管理乡村社会事务。从国家制度设计的初衷看，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体现了国家对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尊重，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组织化的进程，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8］419。然而，国家治权与民间自治的分离并未使乡村社会走向“善治”，乡村自治的理想图景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乡政村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名实分离。
“乡政”即国家将原来的公社建制改造为乡镇建制，通过设立乡镇人民政府来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既是国家在基层农村社会的政权代理人，又是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既可能成为国家与农民之关系的协调者，也可能成为两者之关系的离间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干部在国家制度的保护下已蜕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5］，他们兼具经济角色和政治身份为一体，通过利用政治身份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为自身营造更大的利益空间和生存空间。乡镇干部的这种经营活动直接损害了其政治权威，使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权威的分割结构”中。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国家总是一个力不从心的被动者”［16］，国家利益和基层社会的利益被基层政权所绑架，国家与农民之关系被离间了。乡镇干部不仅利用政治权力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利用国家政权代理人的公共身份直接向农村社会索取资源。
“村治”即撤销原来的生产大队的国家权力，将之改造成具有村庄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乡村自治是国家力量强行推动与建构的产物。由于这种制度不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一开始便缺乏内生性的社会组织基础，暴露出先天性的组织缺陷。在急速变迁的乡村社会中，村民自治已无从承载起社会治理的重任。由于这项制度并未真正根植于村落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土壤之中，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的现象较为常见。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由于村民缺乏自治的主体性，处于被动、单向和内敛的弱势地位［17］，乡镇干部通过对村党支部和村落选举过程的操纵，使村两委直接受控于乡镇政府，使村治融汇于乡政之中，成为受乡镇政府控制的半行政组织。最终，“村治”中的“自治”与“乡政”的“官治”合二为一，蜕变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自治”，这种自治抑制了农民公民权利的发展［18］。
以“乡政村治”为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由于缺乏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乡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行为引发了新的治理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村干部不是将精力花费在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建设事业上，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掠夺，各种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盛行，广大农民形象地将基层政权的掠夺本性比喻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政府。乡村干部的掠夺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村干群关系恶化，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加之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和乡村混混充斥乡间社会，致使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基本上处于失序、甚至无序的状态。
21世纪初，为调和干群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缓解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解决乡村社会治理危机，中央先后采取了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国家政策与项目下乡、新农村社会建设等一系列惠农举措，试图使乡村社会秩序重新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农业税费的全面废止和取消切断了基层政权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的可能，使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再次感受到了国家给予的实惠，乡村干群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农业税废止后，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由汲取型向与农民关系较为松散的“悬浮型”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该组织非但未转化为服务农村的主体，而且正在脱离与农民旧有的联系，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陷入财政空壳化、社会管理职能单一化的半瘫痪状态［19］。基层政权职能的弱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断，中国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启动了以项目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建设，其目的在于通过财政资金的专项划拨和涉农项目投入的方式来重建国家、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然而，农村涉农项目由于受到基层权力利益关系绑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社会团结，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和治理风险，致使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更加复杂。
总之，在农民生活个体化、农民行为理性化、乡村社会组织碎片化、人口流动超常规化、村落共同体空心化、农村社会“过疏化”背景下，以乡政村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以说，这种较为僵硬的治理模式已无从应对和适应当今急速变迁的乡村中国，它所制造的治理问题远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多。
结语
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教训，便是缺失对广大农民群体主体性权利的保护与尊重。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如若缺失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一味地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这种治理最终必然走向劣治，必然遭到底层民众的唾弃与抵制。民国年间各级政权与赢利型经纪对乡村社会的剥夺、大集体时代国家对乡村社会财富的无条件汲取、改革开放时代基层政权对农村资源的掠夺，均只重视如何向乡村社会获取资源，而置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于不顾。这种只注重国家利益或基层政权利益的治理逻辑而无视农民主体性需求的做法，背离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文化传统和生存道义准则。因此，将农民群体的主体性权利置于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从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出发改善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是确保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权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不可或缺的条件。
尊重农民主体性、重建农民主体，就是要树立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直接受益人的价值理念，就是要将尊重和实现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国家和基层政权组织应改变自上而下的思维逻辑，应当从乡村资源的索取者转化为乡村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应当多关注一下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治理、他们对治理有什么要求，该群体面临的主要困难和实际需求是什么，面对农民的具体困难和需求国家和政府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实际上是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要求从农民群体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将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就业权和社会福利权置于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通过国家与社会、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合作共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善治目标。
同时，尊重农民主体性，就应当重视村落内生性组织的培育，使之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和重要治理主体。面对乡村公共性衰落、村落空心化、农民个体化、社会组织松散化的困境，国家应当重视乡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内生性社区组织的培育，并通过社区组织的建设，来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重建乡村社会团结。与悬浮在村落共同体之上的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不同，乡村社区内生性组织是植根于村落社会文化、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的乡村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是村落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灵魂。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国家、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协调能力，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乡村治权之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这既是对封建时代形成的“官政自治”的双轨治理模式的借鉴，又是对旧有模式的超越。如何通过“新双轨治”重建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新局面，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组织保障。
总之，当我们将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嵌入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将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时，这就无疑跳出了“就治理论治理”的思维陷阱，进而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来探求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之道。然而，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何去何从、缓解当前乡村危机的出路何在、能否找到一种更合理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来替代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这依然是一个在理论层面、特别是实践层面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840004）
作者简介：马良灿（1979—），男，教授，博士，从事社会学研究。从封建帝国时代的“官政自治”到民国时代的“专政劣治”、从集体化时代的“集权统一”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乡政村治”，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历次村治转型与巨变，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社会团结与社会秩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种转型与巨变，直接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都紧密相连。因此，有必要将这四次转型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认知，并从中探索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变动规律，提炼其中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乡村转型 篇5
一、美丽乡村内涵对畜牧业经济的要求
南京市对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空间优化形态美、绿色发展生产美、创业富民生活美、村社宜居生态美、乡风文明和谐美的“五美”要求, 畜牧业发展必须符合五美的基本需求完善自身的配套与升级。
1. 规划合理有远见。
村级牧业生产必须要根据地方特点和内在需求加以规划, 确保空间优化形态美, 要求做到“三统”, 即区域统一规划、标准统一要求、政策统一尺度;在公共设施方面要求“三通”合理, 即合理通水、通电、通路;在环保、防疫、管理方面要求“三齐全”, 即环保设施齐全、防疫程序和制度齐全、管理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齐全;在养殖技术上实行“三良”, 即良种、良法、良态。要考虑单位面积内的载畜量和生态的持久性, 要建立一定的生产许可准入条件和行为规范性的约束条件, 并形成大家的共识和一致行为。
2. 生态维护可持久。
美丽乡村建设对生态要求是第一位的, 发展何种畜牧业, 以何种方式发展, 应有全方位的思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并将“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因此,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牧业发展必须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 发展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畜牧业循环经济主要目标, 确保生态维护的持久性[1]。
3. 产业设置有特色。
畜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世界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的比重普遍超过50%, 甚至达到70%以上。在中国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畜牧业都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2]。但是产业发展要有特色, 产业设置要科学, 美丽乡村畜牧业起点必须是生态化的, 产业设置要走特色创新型畜牧业的路子, 要达到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要求。生态型畜牧业是资源节约型的, 是环境友好型的, 是绿色的生产方式, 产出的是绿色有机食品, 是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的, 是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要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
4. 文化承继有创新。
美丽乡村型牧业生产要赋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文化新内涵, 村庄里庭院内的零星养殖是原始的落后的, 需要淘汰。规模化工厂化的畜牧业, 多严重污染环境, 还易导致畜禽疫病药残等食物安全问题, 与可持续发展相悖, 因此农村畜牧业转型路线图之一, 是发展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新型农户, 实现饲养方式向生态化的转型。要按照打造新农村、发展新产业、实施新政策、培育新农民、优化新环境的要求, 狠抓畜牧业结构调整, 走出了一条独具文化特色的富民之路。
二、畜牧业当前的处境和应处理的矛盾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畜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 有两大因素制约着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畜牧业用地紧缺, 二是环保问题突出, 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处境艰难。我们必须处理好农村畜牧业发展中的四大矛盾。
1. 处理好牧业面源污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养殖业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何在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 确保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行业内外的一项基本工作内容。农户的养殖规模、农户对畜牧业引起的环境污染认知程度、可控态度以及政府补贴对农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的意愿的概率具有显著影响。地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禀赋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养殖传统等都有较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都有可能对农户进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的意愿产生影响。制定和完善实现畜禽养殖业发展与污染防治一体化的环境政策, 实施对畜禽养殖业的全方位环境管理、制定科学的补贴方案, 实施对畜禽粪便处理技术推广的财政补贴政策、加强对养殖农户环境意识宣传和教育, 提高养殖主体环境保护意识以及进一步推进农户的适度规模养殖建设, 强制实行畜禽粪便处理等政策刻不容缓。
2. 处理好畜产品自给与疫病防控之间的矛盾。
农民对农产品都有自给自足的习惯, 而农村畜牧业还没有完全从传统模式转变过来, 分散小型养殖仍占一定比例, 给疫病防控带来了较大困难。从目前农村牧业的生产规模、资源状况、环境容量和动物防疫等方面综合考虑, 农村牧业必须从一个数量的快速增长期向优化发展期过渡, 强化疫病防控手段, 要按照“有进有退,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改变生活习惯, 促进农村畜牧业的提档升级。
3. 处理好传统习惯与标准化养殖要求之间的矛盾。
农村传统养殖设施设备简单、管理粗放、防疫意识淡薄、各种资源转化率低, 生产的可持续性变数大, 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和绿色发展生产美的要求。传统的养殖习惯必须要进行标准化改造。“一勺泔水一把糠, 一头猪养一年”已成为历史。养殖者要通过技术标准化提高畜禽生产性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进入农村发展新阶段后, 畜牧业增长方式需要加快转变, 质量、效益是关键, 畜牧业必须提高科技含量。
4. 处理好产业协同和组织化程度之间的矛盾。
美丽乡村建设中发展养殖业必须与种植业相配套, 要进行合理的土地扭转和土地整合, 以合作社和家庭农庄的形式发展林间养鸡、稻鸭共作、稻猪协同等生态型的养殖方式, 确保养殖的适度规模。而目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农户土地分散、林地分散, 不便于组织生产, 产生不了适度规模效益, 必须创新机制, 提高组织化程度, 创造乡风文明的和谐美。
三、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牧业经济转型的想法
1. 正确认识畜牧业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地位。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不断从紧的用地、环保政策和量大面广的畜禽排泄物治理任务, 给畜牧业发展和空间拓展形成了新的制约;重大动物疫情日趋复杂, 违禁药物层出不穷, 对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形势、新矛盾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对发展畜牧业的思想顾虑。但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经济社会越发达, 农业的基础地位越重要, 现代农业越发展, 畜牧业的地位越凸显。首先, 市民生活需求的保障稳定必须要确保适度的畜产品自给率。第二, 畜牧业的发展为循环农业、有机农业提供支撑。第三, 高效畜牧业是农民通过一产增收的重要渠道和新亮点。第四, 畜牧业具有承工启农的中轴作用。可以说, 畜牧业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必不可少、必须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
2. 重视环保要求发展农牧结合的循环经济。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 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 对村容整洁的愿望更为强烈和迫切, 畜牧业必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1) 按照粪污产消匹配原则, 实现种养的循环共生。畜牧业经历了从人畜共居到人畜分居, 再从人畜分居到小区规模养殖下的生产区与生活区的分离;目前已转向农牧结合、资源循环的生态畜牧业。推进农牧结合, 与优化畜禽品种结构相结合;与推进适度规模养殖相结合;与加快土地流转相结合;与低产桑茶果园、林地改造和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相结合。坚持规划先行和产消匹配的原则, 使畜禽排泄物真正成为一种资源, 成为种植业的财富[3]。 (2) 牧业生态和能源开发相结合, 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畜禽排泄物是一种资源, 只有放错了地方或者没有被综合利用, 才成为污染。畜禽排泄物的资源化利用, 要与农村能源建设相结合, 通过农村能源建设, 将畜禽排泄物作为沼气, 作为农村能源用来取暖、炊事燃料等等, 节约煤、电等紧缺能源;沼渣、沼液还同时是蔬菜、茶园、果园和鱼虾等的肥料、饲料资源, 形成畜牧业与农村能源、农业生态的资源循环。 (3) 养殖模式提档升级, 实现自然的和谐发展。探索并推广科学化的养殖模式, 如发酵床养殖模式、林间适度规模养鸡等模式实现了牧业、环境的和谐共存。如南京秦邦吉品农业有限公司将发酵床养殖模式和自然散养有机结合, 大大改善了鸡群生活环境, 生产出了优质高效的禽产品, 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成为了当地环境保护的典范。
3. 结合农村实际, 打造小型规模生态养殖主体。
结合农村实际, 推行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模式, 该模式不同于“千家万户”的养殖方式, 而是把养殖活动从庭院里迁出来, 实现“鸡进林、鸭上架、猪出屋、牛入寓”, 不再污染村庄庭院, 解决了养殖垃圾对村庄庭院的污染问题。通过资源整合, 与农户自有资源相匹配, 将养殖场建在田间地头或林地里, 近取材饲喂畜禽, 节省了资源。粪便作为肥料, 就近施入农田作肥料, 达到了资源生态利用。在田间林地的小型规模化养殖, 单元合理, 种养业有机组合在一起, 是解决畜禽业污染治本的方法, 是从源头上治理了畜禽污染, 是循环畜牧业发展方向。而且养殖户在地域上互相拉开距离, 以林地农作物等作天然隔离带, 具生态化防疫效果, 可大大降低防疫成本。实现动物福利, 打造小型规模生态养殖主体好处显而易见。
4. 制度创新, 解决种养和谐发展的要素供给障碍。
当前美丽乡村牧业经济发展与生产要素供给不协调, 突出表现在资金供给、技术供给、组织供给、人才供给、制度供给等五个方面, 当前应突出进行五方面的制度创新, 解决美丽乡村牧业经济发展与生产要素供给不协调的矛盾。一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引导扶持机制, 促进完善生产要素供给机制的形成。二是建立农民的普遍教育培训制度,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三是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解决种养和谐发展融资问题。四是加快农村畜牧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步伐, 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4]。五是建立挂钩服务责任制度, 保障技术服务职能履行到位。
5. 宣传引导, 建立长效文明发展的理念。
要加强种养结合和谐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 寓教育于美丽乡村建设之中, 潜移默化, 整体提升。将生态文明和生产美、生活美相融合, 让百姓真正受益, 得到实惠、尝到甜头, 使之成为自身的需要, 成为自觉的行动。人们在改造环境的同时, 环境也在改造人。优美的环境、文明的氛围, 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感染和引导, 逐步树立与美丽乡村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文明意识, 养成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 提升文化品位, 增强自豪感和自信心。
综上所述, 我们要正确认识畜牧业经济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和处境, 有序有度有法地推进种养结合型畜牧业经济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发展, 达到骆宾王的《咏鹅》诗“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的意境, 实现美丽乡村人、动物和环境的和谐统一, 长效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1]郑俊.关于大力发展农村生态畜牧业的思考[J].华北农学报, 2005, (1) .
[2]周元军.中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05, (4) .
[3]陈凤山, 黄本军.浅议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意义与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 2007, (12) .
乡村转型 篇6
关键词：乡村文化,秩序转型,价值重建
一、乡村文化秩序的转型
首先, 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乡村新文化。在每一个阶段的某一特定区域内, 人们的道德规范和心理契约是不同的, 而不同阶段的文化则是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传统文化具有与众不同的生存机理, 能够在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逐渐肯定自己的身份, 并逐渐形成角色认同。尽管乡村新文化是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但是传统的乡村文化仍然是乡村新文化的精神支撑。
其次, 乡村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转变为“和谐”。建立在传统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村新文化的核心为“和谐”, 主要是通过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而建立起的一种新的人际交往关系, 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而建设乡村新文化最主要的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最终使农民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生存意识。从以上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 以“和谐”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价值观是农民与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共同理想, 同时也符合当今乡村的发展要求。
二、乡村文化秩序的价值重建路径
在对乡村文化秩序的价值进行重建的过程中, 一定要关注文化惯性的力量, 并承认传统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 那些被重新确认的乡村文化会在经历继承和扬弃后发生改变。在乡村传统文化发生改变的同时, 由于文化本身是一种传统惯性的承接, 所以传统文化不可能与过去彻底地断裂开来, 这就会使得乡村传统文化不管受到多少外部环境的影响, 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受到过去一些其他文化的影响, 所以不管传统文化怎样改变, 都不可能彻底改变为另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如, 对于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 其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思想等会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 但是其仍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流和沟通, 也就是说, 不管文化怎样地向前发展, 其总会自觉地弘扬那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传统。所以, 在文化的重建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利用传统, 承认传统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 并做出一些理性的选择和修订, 从而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变。
三、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 促进二者的良性发展
现阶段,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期发展下去, 最主要的是因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是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 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 建立“互哺”机制, 使乡村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其独有的品格, 从而促进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二者之间的良性发展。而将二者相比较而言,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形式演变和发展的高级形态, 其具有收集、整理以及容纳其他文化形式的功能, 还能够对文化成果进行创新, 但是这也不能代表这城市文化就能够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居于首要地位, 并改变乡村文化。所以, 城市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 应该利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乡村文化中的一些落后的、愚昧无知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 同时还要宣扬科学、文明的价值理念, 最终转变乡村文化中的一些负面价值观。此外, 乡村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够成为城市文化的附庸品, 而应该与城市文化进行交流, 用乡村传统文化本身所具备的优良文化品格来影响城市文化中的一些喧嚣的声音和浮躁的心灵。如, 在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的乡村中开展旅游业, 最重要的就是要挖掘那些能够反映出地方民俗风情、生活习惯以及地方风貌的旅游元素, 并将其融入旅游业中去, 从而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中去。
四、将先进文化融入乡村文化的建设中去
首先, 现阶段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使得农民原有的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 对此重建乡村文化价值必须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与主导价值的一元化, 并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利用来引导农民向正确的价值观靠拢。其次, 还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指导思想, 并通过开展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关注民生的文化建设活动, 向农民传递一种更适合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理念。第三, 由于我国长期一来的闭关锁国, 使得我国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方式,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所以, 必须要帮助农民克服依附心理, 引导农民打破传统的饱受心态, 帮助其向具有独立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现代人格发展。
总之, 现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农村文化秩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但是在这一转变背景下, 如何做好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对此, 我们要承认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将乡村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 并将先进文化融入乡村文化的建设中去, 从而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工作。
参考文献
[1]陈崎.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自觉:评《乡村文化的秩序转型与价值重建》[J].河北企业, 2014 (80) .
乡村转型 篇7
乡村旅游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 目前已经形成拥有农业公园、农业科技公园、牧场旅游、观光农园等多种旅游形式, 并实现了规模化和规范化经营的成熟业态。中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 到20世纪90年代乡村旅游才得到更加迅速和广泛的发展, 实现了产品类型的创新、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品牌形象的提升, 形成了“北京民俗村”、“成都农家乐”等具有地域代表特征的发展模式, 在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村民素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推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省份之一, 河北省近年来突出打造了一批景区依托型、城市近郊型、农业资源型、民俗风情型乡村旅游景区, 特别是河北省环京津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使许多贫困乡村走向富裕之路, 但是相比之下, 由于旅游发展水平与京津、台湾、国外相比差距明显, 如何把握机遇, 推进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 成为目前环京津乡村旅游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环京津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优势条件
环京津地区作为旅游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 拥有多项发展乡村旅游天然优势, 即使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市相比, 也拥有很多独特的垄断性优势。
(一) 资源优势
首先, 环京津地区的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等特色资源十分丰富, 地域乡村文化也最大限度的传承并保存下来;其次, 由于环京津地区地处各大自然地理单元的交汇地带, 拥有多种地貌类型, 因此, 环京津地区作为坝缘山地、森林草原、海岸沙滩、湖泊苇荡等特殊自然景观最为典型, 革命遗迹、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等文化资源最为富集, 拥有凉爽的避暑气候、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色、优良的环境、优质的雪场和温泉资源, 适合开展多种形式独特的休闲度假旅游活动, 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再次, 环京津地区拥有高山避暑、滨海休闲、森林草原、满蒙民俗等多项品质高、极具垄断性的旅游资源, 旅游吸引力与开发潜力较大。
(二) 距离优势
环京津地区河北省内环京津, 外绕渤海, 区位优势明显, 廊坊、保定的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实现了与京津的同城效应, 成为京津游客旅游空间体系的重要部分。随着近期环京津地区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的加强, 京津冀都市圈的一体化趋势的加快, 环京津地区的可进入性将得到大力加强, 特别是多条快速客运干线的建成, 将形成环京津的通勤圈、快速交通圈, 游客出行将更加方便、舒适、快捷、安全。
(三) 投资优势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随着城市内部土地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土地租金变得极其昂贵, 北京市受土地政策的制约较大, 经营规模难以扩大, 同时由于地价的“寸土寸金”, 乡村旅游的投资压力较大。相比之下, 环京津地区乡村土地面积相对广阔, 相对宽松的土地政策与较为低廉的地价租金, 成为除旅游资源以外, 吸引乡村旅游投资者目光的重要条件。
(四) 市场优势
环京津地区拥有国内最大、最成熟的旅游客源市场, 据调查, 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已达到1.4万元, 67.3%的家庭会到郊区参与休闲旅游活动, 以城市郊区和周边地区为目的地的短程旅游成为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当休假制度调整后, 全年法定休假日达114天, 大大刺激了京津游客在节假日及长周末的短线出游, 为环京津地区乡村旅游市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五) 政策优势
2006年, 河北省即开始试行《乡村旅游服务标准》, 2008年出台了《河北省乡村旅游服务规范 (草案) 》和《河北省工农业旅游示范点验收标准 (草案) 》, 从环境、交通、公共设施、旅游住宿、餐饮服务、旅游购物、旅游安全和行业管理8个方面规范乡村旅游的发展。同年, 河北省政府出台了《河北省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发展规划》 (冀政函[2008]82号) , 提出要“加快环京津地区的乡村旅游从民俗接待向乡村度假的方向转变。……促进环京津的乡村旅游纳入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分工体系”, 为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还专门设立了由省旅游局与农业厅联组的全省乡村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加速了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环京津地区乡村旅游亟待升级换代
虽然环京津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良好, 拥有多项发展优势, 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产业发展水平尚低, 不能适应社会与市场发展的需求。
(一) 缺乏发展建设资金———产业转型升级的难题
由于政策及资金重视程度的不同, 乡村投融资力度存在较大差异。目前, 只有一部分乡村能够顺利完成项目的招商引资, 很多乡村旅游景区多为村民自筹资金投资开发建设,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景区的规划与开发建设, 景区在没有进行统一规划和市场分析前提下就仓促上马, 导致走“低质低价”路线、小规模经营、低成本运营的景点较多, 精品化程度低, 整体实力弱, 形成了旅游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部分无序的开发还造成乡村的城市化趋势, 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和吸引力的降低。
(二) 基础与服务设施不健全———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
环京津地区与北京优越的交通条件相比, 存在路面窄、弯道多、路况差、易堵车等问题, 公共交通不发达, 没有集约化的旅游集散及咨询中心, 旅游公路沿途休闲服务设施配套不足, 远没有达到旅游交通的“舒适、快速、顺畅”的要求。
(三) 大旅游理念缺乏———产业转型升级的盲点
由于受到地域分布、知识结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传统小农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部分乡村旅游景点孤立发展, 整合意识、品牌意识淡漠, 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 不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 品牌形象不突出, 资源与资金没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形成合力, 无法满足游客对乡村旅游越来越高的品牌化、多样化、内涵化、人性化消费需求。
(四) 组织管理落后———产业转型升级的弱项
一方面, 由于缺乏权威、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 部分乡村旅游开发管理较为混乱, 小范围内产业要素重复配置, 创新项目少, 形成了市场开发重复、产品单一的现象, 在游客数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 造成导致拉客、抢客、宰客现象的发生, 恶化了行业竞争环境。另一方面, 管理人才匮乏,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普遍偏低, 缺乏系统有效的专业培训, 管理理念亟待更新。
四、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对策
(一) 挖掘文化内涵, 保持乡村旅游原真性
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时, 一方面要非常注重对乡村原有文化古迹的复原与整修, 挖掘乡村文化的历史与内涵, 在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尽可能保持特色的乡土风貌, 避免乡村过度城市化建设的开展;另一方面, 要启动“环京津乡村文化”重要建设工程, 制定详尽的乡村文化发展目录清单, 将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 利用文化打破乡村旅游的季节限制, 是游客在开展采摘活动、观赏活动以及农事体验之外, 感受到当地特有的乡村文化, 增强乡村旅游市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
(二) 实施整合战略, 培育乡村旅游产业聚集区
针对当前乡村旅游经营小弱散差的现状, 一方面, 要统一规划乡村旅游设施, 节约产业资本, 发挥产业聚集优势, 实现规模化经营, 产业化运作, 建立品牌文化, 整体开展宣传促销,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 要注重乡村旅游经营与其他重要旅游产业类型的整合, 如滑雪、温泉、运动健身、户外拓展、漂流、森林、草原等, 丰富产品内容, 着力培育重点区域的龙头产业, 如在桑洋河谷及昌黎葡萄沟建设以葡萄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 在白洋淀及秦、唐、沧沿海建设渔家度假休闲产业集群, 在坝上建立满蒙风情乡村避暑产业集群等, 若干特色鲜明、关联性强、集约化水平高的乡村旅游产业聚集区。
(三) 进体制改革, 优化行业管理
建立环京津乡村旅游共建平台, 一方面, 建立各县区主管领导成立的乡村旅游发展领导小组, 注重对景区的跨区域统一规划、管理, 并开展针对从业人员的免费培训, 实现乡村旅游产品及服务功能的准确定位、科学发展, 协调各县区相关部门共同采取措施, 保障交通畅通与环境优美。另一方面, 要适应旅游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建立健全旅游行业协会, 使之成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推动旅游行业自律, 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形成综合的产业调控能力。
(四) 开发休闲产品, 优化产业结构
要积极顺应客源市场需求趋势, 调整思路, 由休闲入手,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乡村旅游与温泉地热、山地滑雪、草原避暑、海岸度假、户外拓展等休闲健身活动的结合, 开发参与性强和知识含量高的乡村休闲产品体系, 吸引消费者延长停留时间, 促进乡村旅游与京津冀客源市场的深度整合。
(五) 做好乡村旅游规划, 实施差异发展
科学的乡村旅游规划是确保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作为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游憩、周末度假、近距离出游的目的地, 要针对滨海渔区、山村农区、草原牧区开展差异化的旅游规划设计, 在保护生态休闲度假环境的基础上, 避免乡村旅游产品的雷同与设施的重复建设, 如要突出村落形态、民居风格、种植特色、餐饮内容、民俗文化、旅游商品等方面的差异, 精心打造各景区的独特卖点, 体现乡村旅游的多样化服务功能。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与现状条件, 明确河北省环京津乡村旅游亟待升级换代的严峻事实, 并从文化、战略、体制、产品、规划等多个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河北省环京津
参考文献
[1]、郭焕成.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问题与途径[A].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第二届“海峡两岸休闲农业与观光旅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3 (3) .
乡村转型 篇8
关键词：乡村性,测度,ESDA,空间格局,长江三角洲
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指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1]。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城市社会转型,城镇化速度加快、强度加大,同时乡村地域自身功能不断发生变化,乡村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聚落空间等方面不断向城市转型;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构建的城市化模式,乡村是被动的改造对象,属于被忽视的角色,城镇化的影响虽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形态和功能,但不同地区乡村受到的城镇化影响程度不一,区域表现出的乡村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国内外学者对乡村发展相关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积极探索,国外学者K.Hoggart和H.Buller[2]从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尺度对乡村发展进行了地理学透视,借鉴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乡村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Clock[3、4]、Woods[5]对乡村性(rurality)基本内涵作了初步的界定;国内学者张小林[6]构建乡村性RI测度公式,在设定地域范围之内分析乡村性的强弱;刘彦随[7]、龙花楼[8、9]对我国黄淮海地区、东部沿海、苏南-陕北样带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进行了实证探讨。乡村转型研究是当前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探讨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化及重构是研究的重要视角[10,11,12,13]。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1997 年确定的16 个城市为范围,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南通、苏州、常州、泰州、镇江、扬州、杭州、嘉兴、宁波、湖州、绍兴、舟山、台州,目前长三角已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与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在转型时期这一发达地区乡村以多种方式迅速改变着原有面貌:有的向城市化村发展,有的向专业化方向演变,有的出现了既有扩张又存在内部空心村现象,有的则发生了衰退乃至消亡等,展现出我国乡村发展重构的多种场景,故对于研究转型期发达地区乡村发展的相关问题意义重大[6],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鲜见,总结提炼长三角这一地区的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化的基本规律,对于其他发达地区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此,首先,本文基于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RI理论公式,测度出长三角县域乡村性,分析了规模分布特征;其次,运用GI软件、ESDA统计分析对长三角地区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乡村性RI理论公式乡村性评价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涉及到“就乡村论乡村”[14、15]和“就区域论乡村”[6]两种基本思路,就乡村论乡村往往会选择农业劳动生产率、农地产出率、农业产值等指标,这种思路缺乏区域整体考量;而任何一个区域可以看作是城市性和乡村性的统一,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性弱的地区,反之亦然;若用城市标准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有利于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及其差异,且不同地域间具有科学的参照与对比,也有利于针对性提出区域城乡统筹发展措施。乡村性指数RI理论公式如下[1]: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Est表示t年份s区域反映城市性的第i个指标值,Eot表示t年份s区域反映城市性的第i个指标标准值,Wi表示反映城市性特征比值的权重。
1.1.2 ESDA统计分析ESDA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是利用统计学与图像表达技术相结合对地理信息的性质进行鉴别[16,17],本质是通过对地理现象空间分布的描述,发现空间集聚及异质性特征,来揭示地理现象空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运用ESDA技术可以有效地探索乡村性空间关联、异质特征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提出重构对策,而在这方面相关的研究与探讨较为薄弱。本文主要通过地统计分析的Global Moran’s I、LISA集聚图来测度县域尺度长三角乡村性全局和局部的空间关联特征,另外运用空间变差函数(Spatial Variogram)来分析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异质规律。
(1)Global Moran’s I指数
式中,Xi为区域i的观测值,Xj为区域j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值越接近于1,表示乡村性空间上集聚分布越显著;反之,Moran’s I统计值小于0,表示乡村性空间上集聚分布不显著。
(2)LISA指数
它是Global Moran’s I的分解形式,可用来进一步度量区域与其周边地区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与显著特征。计算公式
式中,Z'i和Z'j是区域i和j上观测值的标准化,Wij是空间权重。当LISA>0 时,表明区域i的乡村性与周围区域间差异较小;而当LISA<0 时,表明区域的乡村性与周围区域间的差异显著性较大。
(3)空间变差函数
空间变差函数是一个关于数据点的半变异值与数据点间距离的函数, 是描述区域化变量随机性和结构性特有的有效手段[18]。假设Z(Xi)和Z(Xi+h)分别是Z(X)在空间位置Xi和Xi+h上的观测值(i=1,2,…,N(h)),计算公式如下:
空间变差函数h是一定滞后变量h的变差函数值 γ(h)与该h的对应图,它是在区域化变量满足平稳和本征假设条件下定义的。当半变异函数 γ(h)增大,空间自相关减弱;另一个重要特征量是方向,即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常用的拟合模型主要有:指数模型、高斯模型、对数模型等。
1.2 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计算结果应能准确地反映出区域乡村发展整体水平,同时并能兼顾到指标选择的代表性和数据获取可能性,从体现区域城市性本质的人口聚落、经济社会及基础设施3 个层面选取指标,人口聚落方面包括:城镇人口比重X1、建设用地比重X2、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X3;经济社会方面包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X4、人均GDP X5、人均纯收入X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7、人均社会品销售总额X8、基础设施方面: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9、人均生活用电量X10、人均道路面积X11、每万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X12,选用12 项指标构建出长三角县域乡村性RI测度体系。
文中选取的指标数据均取自 《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及各市统计年鉴(2000 年、2006 年、2012 年),空间分析尺度为长江三角洲58 个县域单元(地级市市区不作考虑),县域行政边界数据取自《江苏省地图集》、《浙江省地图集》及《上海市地图集》(2012)的政区图,经扫描进行后高精度配准并跟踪矢量化获取,并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进行相应合并,确保研究数据的一致性。
2 长三角县域乡村性测度分析
通过乡村性RI理论测度公式,计算出2000、2006、2012年泛长江三角洲县域乡村性指数RI,运用频率分布来表征2000 年以来长三角58 个县域单元乡村性规模分布特征(表1)。12000-2012 年,长三角58 个县域乡村性RI均值位于0.415-0.524 之间波动,标准差位于0.148-0.159 之间,表明长三角县域乡村性RI水平与均值的离散程度较为显著,县域乡村发展的非均衡性水平较高;22000、2006、2012 年标准偏度系数分别为0.218、0.223 及0.231,表明频数性分布是正偏态的,均值在峰值的右边,乡村性RI较弱的县域所占比重略大,这与长三角这一区域农村城镇化水平高有着直接的关联;32000-2012 年,标准峰度系数大致在0.023-0.052 之间变化,表明频数分布较正态分布要平缓,也充分印证了乡村性RI较强的县域单元所占比重不大的结论。通过频率分布指数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长三角地区县域乡村性整体上呈现出较弱的分布态势,这种分析更具有的是统计学的意味,缺乏地理空间分析的视角,因此在长三角大尺度背景下,县域小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是什么?鉴于此,运用GIS、ESDA地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2000 年以来长三角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
3 长三角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
3.1 总体关联格局
前面分析了长三角县域乡村性规模分布特征,然而这种变化反映在空间演化上如何,尤其是县域之间的演化特征怎样?换言之,某一县域乡村性的高低变化与之相邻县域变化有无关系,这种变化的关联如何需要通过空间自相关来进行分析。本文通过Global Moran’s I指数来探讨2000 年以来县域乡村性总体格局的关联特征。根据Global Moran’s I指数计算公式,以邻接标准计算出2000、2006、2012 年长三角县域乡村性Global Moran’s I估算值均大于0,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性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态势;从时间演变纵向维度看,自2000 年以来,Global Moran’s I估算值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数值由0.4067 上升到0.4935(表2),这就充分地表征了随着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长三角地区作为“优势板块”,各城市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并伴随着交通条件的日益完善,县域之间的各种联系不断加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在加快,县域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致使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布集聚现象也在逐年不断增强。
3.2 集聚格局演化
Global Moran’s I估计值只能从全局上分析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的集聚态势,除了要把握全局格局特征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探求局部集聚演化趋势。鉴于此,选用LISA指数来探测县域乡村性与周边地域单元乡村性空间关联及其分异关系,研究县域乡村性局部集聚格局演化特征。
(1)利用Geo Da095 软件绘制长三角县域乡村性Moran散点图(图1),通过Moran散点图可知:1县域乡村性Moran散点主要集中在第一、三象限,说明县域乡村性强(弱)的相对趋向于与乡村性强(弱)的聚簇区相邻,县域乡村性呈现毗邻的集聚分布态势;2乡村性RI从低到高变化时,空间滞后向量W却不断减小,说明总体上长三角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布呈集聚式分布,这与Global Moran’s I估算值结果基本上保持一致。
(2)采用LISA指标来探测县域乡村性与周边县域单元乡村性空间差异程度,LISA集聚图共分为4 种类型:1H-H聚集区,县域自身和邻近县域的乡村性RI均较高,差异较小;2H-L聚集区,县域自身乡村性RI较高,邻近县域较低,差异较大;3L-L聚集区,县域自身和邻近县域的乡村性RI均较低,差异较小;4L-H聚集区,县域自身乡村性RI较低,邻近县域较高,差异较大。基于Geo Da095 软件平台,计算出县域乡村性的LISA值,并且在p≤0.05 的基础上,绘制出2000、2006 及2012 年县域乡村性的LISA集聚图(图2)。通过图2 可知:1H-H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苏中的扬州、泰州及南通和浙江台州的一些县市,自2000 年以来,县域乡村性集聚现象均较为显著,构成了长三角县域乡村性高值集聚“热点区”;2H-L集聚区空间分布格局比较稳定,主要集中在浙江的嘉兴和湖州等地县市,且数量基本保持稳定;3L-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宁镇地区、杭州的县市和海门、启东、崇明,此类型正好包围着L-L集聚苏锡常地区,故造成这一区域县域呈现H-L集聚的分布格局,在研究年限内在空间上保持稳定,并没有显著变化;4L-L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锡常的县市,这一区域是中国乡镇企业集聚地,农村城镇化水平在长三角地区较高,并且在空间上的范围相邻,这就造成苏南地区形成县域乡村性低值集聚的“冷点区”。
3.3 异质格局演化
之前分析只是在研究不同时间断面上县域乡村性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缺乏对县域乡村性格局异质性特征的深入揭示。鉴于此,本文结合Kriging空间插值对县域乡村性分布进行可视化,并利用不同的模型对半变异函数进行模拟,形成变异函数的拟合结果图,从而来探讨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的异质性。基于2000、2006、2012年3个时段的乡村性RI,将其作为属性数据赋予长江三角洲58个县域单元的几何中心点,将采样步长定为60 km,分别计算实验变差函数,对样点数据采用高斯、对数、指数模型等分别进行拟合,选择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然后对其进行Kriging插值,并且模拟生成3D图(图3)。
通过表3、4 及图3 可知:1基台值C0+C显著增大,由2000 年的0.0387 上升到2012 年的0.0597;但块金系数C0/(C0+C) 总体上呈现出下降态势,从2000 年的0.804 下降到2012 年的0.506,且模型的决定系数R2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由数据变异等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分异不断降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空间结构化分异则日益显著;2从四个方向上的分维数来看,南- 北、东北- 西南方向的维数值较高,而东- 西、东南- 西北方向的维数值相对不高,这表明南- 北,东北- 西南方向县域乡村性分布的均质性相对较好,空间差异较小,相对而言东- 西、东南- 西北方向县域乡村性分布空间差异程度较大,异质性较高;3从Kriging插值的3D拟合图来看,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分布空间形态存在特有的内部结构,从东南- 西北方向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塌陷”型的空间分布结构,中间的塌陷区为苏锡常杭乡村性低值集聚区,而在塌陷四周分布为乡村性较高的苏中、宁镇、浙西南台州等地。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基于城乡一体化理念构建乡村性RI理论公式,运用GIS、ESDA方法对2000-2012 年的长三角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1长江三角洲县域乡村性非均衡性显著,县域乡村性整体上呈现出弱的分布态势;2县域乡村性全局呈现出空间集聚自相关性,局部上H-H集聚区集中在通泰扬和台州,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锡常;3县域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较显著,且空间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从东南—西北方向县域乡村性呈“塌陷型”的空间分布结构。
4.2 建议
乡村转型 篇9
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关怀, 中国农村无疑是主要对象之一。这不仅源于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而且还在于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进步所具有的关联意义。在这些现实关怀中, 农民的公民身份问题无疑是首当其冲的, 由此而隐喻的身份政治, 也成为了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核心概念。不仅如此, 身份概念及其制度的建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 而且建立公民政治一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因此, 农民的公民身份问题一直成为中国政治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 在西方公民理论的启发下, 有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农民的公民身份问题与中国“三农”问题的关联意义, 并提出要通过农民“居民化”来化解中国的“三农”问题, [2]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加快实现农民身份转换。[3]这些研究虽然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 但在如何实现农民的身份转换方面并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尤其是缺乏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视野去分析,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问题的根本。
应该说, 除了学术界的探讨, 国家在制度设计方面也曾作过努力, 比如, 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但由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 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治理困境和难题, 这一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4]因此, 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 完成农民身份的转换, 就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村落社区建设正是应运这种要求而生的。本文正是结合既有的农村村落社区建设经验, 结合相关理论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试图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两种身份的属性及特性
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农民的身份地位, 并相应界定了其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在实际层面, 国家也曾试图从制度上加以确认。然而, 公民在现代国家中是最具活力的社会角色, 但却没有实质性内容而只是宪法规定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居民。因此, 我们有必要先厘清农民的身份及实际特性, 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农民身份转换问题的本源与态势。
1.农民身份及特性
身份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乃至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共同诉求。中国的革命就是提出以解放大众的身份为追寻目标, 以附属在民众身上的诸如等级、礼教等为革命对象, 从而赢得了合法性支持, 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然而, 很有意思的是: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民众的身份问题将彻底解决。相反,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 却造就了另一套新的身份制度, 并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手段赋予这种身份制度以合法性。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 中国公民被人为地区隔为农民、市民等身份层级。这些群体虽然被宪法赋予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但实际上这些群体所享有的权益是不一样的。
与传统社会中的身份相类似, 新的身份同样具有人格及其权能不平等的特征, 而且这种身份特征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 甚至还具有传递性的特征。比如说, 父辈是农民, 那么你一生下来就具有了农民的身份, 而且这个农民的身份还有可能再传递给下一代, 从而成为终身的农民身份。要改变这个身份, 惟一可行的路径就是通过升学, 除此别无它途。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新的身份制度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强制来完成的, 动用一系列复杂的权力技术和政策程序来构建的, 一经界定, 就很难改变。
如前所述, 农民在宪法层面上的地位并非存在什么问题。相反, 根据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表述, 作为一个阶级, 农民还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无论是“五四宪法”还是“八二宪法”, 都对农民的地位有明确规定。不过, 这种地位的确立是比较微妙的,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农民只是作为工人的联盟, 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为了从制度上确立这种政治安排, 195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了城乡人口代表的比例, 农民的代表人数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是比较少的, 只是城市人口的八分之一, 直到1993年新《选举法》的出台, 城市人口的“八分之一条款”才被调整为“四分之一条款”。[5]至此, 马歇尔不仅对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范式作出了清晰的归纳, 而且还使公民身份的内涵紧密地契合于当时的时代背景。
然而, 时代在前进, 社会在变迁。公民身份所赋予的内容也在这种时空中不断变化和充实。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遭到了学界的批评, 新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概念、文化公民身份概念、积极公民身份概念以及生态公民身份的概念等竟相浮出, [1]但马歇尔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概念依然可以作为有价值的工具, 而公民身份概念的新发展也可以用来分析和解决那些依靠公民身份传统的分类框架所不能涵括的问题。因此, 我们依然可以顺着马歇尔的思路来表达当代社会公民身份的观点。由此, 我们把公民身份看作是通过公民资格而获得的一种成员身份, 是指个人在一定民族国家中所获得的成员身份, 这种成员身份正是通过享有和承担为该民族国家的法律所承认的、具有普遍性的和平等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来体现的。由于公民身份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作为保证的, 因此, 就身份而言, 公民与农民相比, 具有独特的特性。
首先, 公民身份表达参与公共生活的观念。公民不仅强调它与国家的联系, 而且更重视公民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其次, 公民身份是一个人不得不取得资格的一种职责。这表明, 公民与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和运作是与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公民身份的这种责任能够调整对其他责任的实施。[1]
第三, 公民身份是解决权利与应得权利的问题。这是一种普遍性、平等和法定的权利。说它是一种普遍性的权利, 也就是说, 它是特定国家中所有具有该国公民身份的人所普遍享有;平等的权利则以法律作为保障, 任何群体或个人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或侵害, 国家在程序上和形式上也不对任何一个公民打折扣;法定的权利, 则意味着此项权利是载入该国的法律, 并受到该国法律的强制性保护并支持促进实现的权利。
不过, 按照马歇尔的论断, 公民资格中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分别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得到快速发展, 社会权利是各项权利中的重点。可见, 公民身份的表达, 在现代是以社会权利为主要内容, 而社会权利的源头则是地方社区和功能协会的成员资格。因此, 培育社会权利滋生和发育的场域就成为公民身份转换的重要前提。
二、村落社区建设:身份转化的路径选择
然而,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和乡村的区隔加剧了社会分层, 进而使得民众的身份一直存在着差别, 由此带来的权益差别十分明显。公民资格中各项权利的实现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 尤其是社会权利的实现缺乏特定的场域。因此, 营造特定的公民积极参与的公共场域, 既是农民成为公民的前提, 也是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关键。
1.村民自治制度:乡村治理的困境与难题
我们知道, 村民自治的发生, 是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 国家以民主治理体制吸纳农民, 将农民置于乡村治理体制中心的重要方式, 其组织载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 具有群众性和自治性的特征, 但它既不是国家一级政权组织, 也不是政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的这种群众性表现在:凡是在某一行政村的农民都可获得这一区域的农民身份, 享有国家赋予的各项权利;而自治性则意味着村庄的事务由村民通过民主管理监督等方式进行, 与上级乡镇组织的关系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乡镇政权无权在任何方面都要求村委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村组织既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行事, 也可以拒绝乡镇政权的无理要求。
然而, 村民自治的这种群众性和自治性特性, 在实践当中不仅没有很好地实施, 相反却呈现出扭曲的态势, 主要反映在乡村关系以及“两委”关系的处理上, 从而使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面临着诸多困境与难题。
首先, 经常出现的是乡村关系的扭曲, 表现在乡镇政权常常以各种名义越过权力边界, 从而使村组织并没有因为授权方式的改变而在事实上形成与乡镇政权的对等地位, 在许多方面仍然依附于乡镇政权。当村委会面对乡镇政权的强权渗透时, 表现更多的是“惟命是从”, 从而渐渐地呈现出“附属行政化”的倾向。乡镇政权不断强化对村组织的控制, 使得村组织身处两头受气的尴尬境地, 即既要应对上级政权的压力, 又要面对村民, 扮演当家人与代理人的双重角色, 进而丧失自主权。正如赵树凯所言, 一方面村委会直接选举, 村干部的产生正在启动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乡镇政权对于村级组织的运行, 也在展开一个行政化控制加强的过程。但是, 这种控制在村庄内部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结构逐渐被消解, 乡村关系在控制中脱节。[6]
当然, 税费取消后, 乡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由于乡镇政权仍属“压力型行政政权”, 依然承担了大量的来自上级机关的行政压力, 比如计划生育、村民的越级上访、地方的社会稳定等问题。因此, 乡镇对村的控制倾向并没有彻底放弃, 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设法强化, 比如“村财乡管”地方性措施的强化推行等。
村民自治的另一项挑战则来自村庄内部“两委”关系的处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委会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村支部书记由上级党组织任命, 他的想法经常和村委会的不同;而村委会主任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 需要服从村民的利益。因此, “两委”之间的矛盾常常成为选举之后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缓解村委会和党支部之间的矛盾, 中央政府鼓励党支部书记竞选村委会主任, 即所谓的“一肩挑”制度。这项制度虽然减轻村庄内部的紧张状态, 但是, “一肩挑”这种权力分配格局并没有解决村支部与村委会本身性质或授权关系引出来的深层问题。因为, 由村支书竞选村主任, 事实上是将本来由乡镇掌握的对村支书的授权能力, 转让给了村民, 村支书和村委会的授权单一划归到村民, 事实上取消了村级组织完成可能不受村民欢迎的上级任务的积极性, 从而产生对村委会的抵制和不合作。
可见, 村级组织的“附属行政化”倾向及“两委”关系的矛盾, 带来的制度性后果就是村委会缺乏自主权, 承担了大量的自上而下的公共管理职能。村民自治的核心——群众性和自治性无法得到有效实施。村民政治权利之选举权难以真正实现, 比如逐年下降的参选率, 政治冷漠现象普遍, 农民行动的原子化现象等。[7]村民社会权利也不能很好实现, 比如经济福利权, 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 以及按照标准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利等。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村民自治制度虽然为中国贡献了一套民主操作规则和程序, 但并没有在实践层面很好地完成公民身份的转换, 农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都不能很好地得到实现, 也因此, 乡村治理的纵深推进面临着困境。
2.村落社区建设:身份转化的路径选择抑或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
村民自治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 与其说是制度的, 倒不如说是结构性的。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乡村关系”、“两委关系”等难题, 与国家的整个宏观治理体制有直接的关联, 因此, 依靠村民自治本身的制度调整是很难解决的。因此, 需要推动治理结构的转型, 农民向公民身份的转换, 以最终实现治理的自治性和群众性。
如果我们追溯政治思想史, 大多政治思想有关公民的论述基本认同公民身份之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践乃落实于公共领域中, 不论这个公共领域是阿伦特所表示的古典意象, 或者哈贝马斯所阐释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8]从一般的观点来看, 公共领域是独立于国家主权以及市民社会之外的场域, 是公民权利得以充分实施的场域。因此, 村落社区建设以搭建公民权利实施的公共场域为载体, 以培育治理的群众性和自治性为目标。
事实上, 公共领域的这种功能, 在我国传统社会曾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中国自晚清以来, 存在所谓的“地方性公共领域”, 即所谓的非政府控制的公共预算、公共机构和公共活动场所, 如社仓、普济堂等以及多功能的地方自治组织, 如善堂等。在农村不仅存在着较多的家族、家族共同体, 而且也存在着某些超家族、宗族的社区共同体类型。在农村地区, 特别是在一些非单一宗族组成的农村社区, 村庄共同体较为明显地发挥着保护资源边界、聚合力量兴办社区公共事业、调解社区利益等复杂作用。然而, 这种村庄性的公共领域一直不具备与国家或“官府”相对称的地位, 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 而且对国家的政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由于它的产生更多地是缘于商品经济或与商品经济有关, 因此它核心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管理方面, 而不是公共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出现的所谓“村庄性的公共领域”, 无论结构、机制还是功能都与此前出现的公共领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总体上是朝着实现农村基层自治的方向架构和发展, 但国家的主导作用仍然随处可见。也就是说, 农村的治理基本上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而进行的乡村组织化过程中进行的。在这种格局下, 实际上农村出现了两方面的制度性后果:一方面, 村民自治是在国家组织下进行的, 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实行自治;另一方面, 在农村生产方面, 家庭承包的经营方式又催生了农村经济上的家庭化、私人化, 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私人性质的领域。不仅如此, 村民自治还是建立在半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半熟人社会中, 村民可能脸熟但并不知根知底,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既疏远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度, 又强化了村民的血缘或地缘观念。由于村民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 在村级治理中需要村民合作或一致行动的领域, 往往效果不理想, 比如乡村水利的运行、乡村道路的建设等。因此, 在半熟人社会的场域中, 村民之间很难形成共同体意识, 村民的行动逻辑更多的是出于人们对于那些与自身利益直接而且密切相关的事务表达意见的理性算计, 而事关村庄的公共事务表现出了极强的漠视。也因此, 农民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因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和活动空间难以成为现实。
与村民自治制度不同的是:村落社区建设是建立在自然村庄基础之上, “其特征是, 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 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 (在中国有些地区, 农户散居, 情况并非如此) , 它是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 具有其特定的名称, 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9]因此, 村落社区是村民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范围, 村民的行动结构与行动习惯基本都以村落社区为单位。不管村庄在社会变迁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村民仍有可能“只以村庄整体成员的身份和意识作出行动”。[10]尽管村庄内部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 但村庄 (自然村) 仍然是乡村社会独立的基本生活单元并在基层社会文化网络中发挥着一定作用。[11]如此看来, 村落社区不仅使村庄社会内存在着社区共同活动和公共利益, 而且也使村庄生活中所谓“同村”价值标准、以村庄成员的身份进行社会行动具有了可能性。这样, 以激活农民的自治性与群众性为主旨, 激发农民的主体公共参与为目标, 培育农民自组织为归宿, 提供群众的平等机会表达和公共参与为主要目的的村落社区建设, 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而且也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相吻合。 (3) 为此, 村落社区建设的基本理念:以村民居住地为范围, 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下, 社会力量支持和群众的参与下, 努力搭建社区自治平台和社区服务平台。把村落社区建设与老百姓的日常事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体现治理的公共性和群众性。在治理过程中, 完全体现自治的原则, 即自己的事务自己来管理。由于它的产生是基于群众的同意, 因此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松散的, 从而保证了社区运行的独立性, 形成了具有自治性的村落共同体。按照腾尼斯的观点, 共同体与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共同体”形式里, 不管人们形式上怎样分隔, 也总是相互联系的。 (4) 这是公民成长的必备环境, 也是让农民成为公民的可能性路径。
总之, 村落社区建设, 为宪法赋予农民各种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平台, 使农民成为公民成为可能, 同时, 也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路径选择。当然, 农民成为公民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过程, 需要国家通过制度创新来提供保证和支撑。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村落社区建设的过程, 也是国家进行制度性变迁的过程。
摘要：村民自治的推行, 由于确立了农民的主动参与,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农民成为公民”的门槛。但因面临“两委关系”、“乡村关系”矛盾等困境, 农民的各项权利尤其是社会权利难以落实, 从而难以完成农民身份转换的重任, 需要进行治理结构的转型。村落社区建设以激活农民的自治性与群众性为主旨, 以激发农民的主体公共参与为目标, 以培育农民自组织为归宿, 从而为架起农民身份的转换提供了可能的平台, 同时, 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村落社区,农民,公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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