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

转型（精选12篇）

转型 篇1

摘要：中国邮政为了提升邮政金融的市场竞争力, 把金融网点转型作为当前的发展战略。本文针对金融网点转型培训工作的特殊性, 从培训方式、培训队伍、培训对象、培训渠道、细化培训管理等方面指出了培训转型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邮政金融,网点转型,培训转型

一、引言

近几年, 邮政金融的全方位展业是我国邮政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 邮政金融正在积极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之路。邮政金融培训工作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形成了业务要推广培训需先行的培训领先模式。邮政金融实施网点转型过程中, 尽管前期转型培训工作循章有序进行, 但整个网点转型仍显缓慢, 这使得转型培训工作亟待从网点转型的实际需求出发, 分析研究网点转型存在的问题, 开展转型培训之培训转型, 积极寻找转型培训工作的新思路。

二、从网点转型看转型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 发现前期的转型培训工作内容未吃透、转型规范未落实、转型方法不得当等诸多问题。

1、领导层对转型工作认识不足, 自我培训不到位

网点转型效果好与否, 其直接影响因素在于领导的重视程度, 转型工作从体制上看是项一把手工程。相关领导若认识不到网点转型对邮政金融再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转型工作就得不到相关领导的支持, 所需人力、财力和制度上的支持也就得不到保证。相关领导不持续重视是网点转型工作执行力不够的关键因素。针对网点转型的培训工作, 不能只重视培训网点员工, 要完备培训对象, 加强相关领导的转型工作培训, 提高领导阶层对网点转型深层次的认识, 促使其把转型工作落到实处。

2、转型全员培训不够, 转型工作推动力度不够

网点转型工作先期培训只是针对转型网点业务人员。但是网点转型工作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支持与配合。缺乏相关部门的配合和联动, 网点转型在推进过程中就会出现众多的不协调。网点转型是系统工程, 不只是网点的事, 转型培训对象也不能只是网点业务人员。另一方面网点在逐步转型的过程中, 营销理念意识有了, 但是管理部门如果仍是行政管理职能, 没有进行相关职能部门的转型培训, 网点转型没有了推动力和配合力。

3、转型理念培训不够, 转型工作执行力不够

调研中发现转型培训中一系列操作方法和服务营销流程讲不到真正、有效地落实方法, 大部分网点也没按照培训要求去做, 网点转型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形象工程。

调研中还发现一些网点执行目的只是为了配合完成上级的任务或应付检查。另一方面, 培训中没能彻底改变员工的思想和理念。在转型工作中思想意识重视不够、转型理念不强。尽管各级转型部门都有一套完整的转型执行手册, 大家反馈执行手册很好还细致到操作细节。培训时也学了, 但转型工作印象很模糊, 没法具体落地执行。员工对网点转型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非自发主动地执行, 只是被当成任务。

4、转型工作方法培训不够, 转型模式持续固化不够

调研中发现, 刚开始转型网点效果还比较好, 维持一段时间, 随后就淡化、反弹。究其原因在转型培训中项目导入只关注了转型模式, 而忽视了员工行为持续固化方法的培训。

调研中还发现一是转型网点支行长岗位管理方法培训不够, 使得员工执行的一套行为标准没有受到持续监督和有效绩效管理, 有的员工还反映转型培训深入到实际网点转型工作中成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二是网点转型工作持续固化方法培训不够。转型培训时没有实际演练只讲了理论方法。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情况要复杂的多, 因为客户和金融产品都是不确定性, 这必然出现在金融产品营销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性、多面性。这都需要系统的转型培训来实现。三是转型可持续固化的营销规范培训课件开发不够, 无法充分提升员工金融产品营销的综合技能。金融产品营销流程的导入要复杂些, 对员工综合能力要求要高的多。能否对不同客户传递出有针对性专业信息, 能否针对不同客户有针对性进行销售产品介绍。

三、网点转型之培训转型的途径

1、远程培训应实现全局全员培训

网点转型培训必须确保邮政金融所有从业人员全面掌握转型的应知内容、应会技能和理念思想。邮政金融三分之二以上的网点分布在县级及其以下农村地区。邮政金融成了偏远地区居民唯一拥有的金融服务。这些交通不便、人员较少的偏远网点要面授培训显然困难重重。要所有邮政金融网点、所有金融从业人员都要集中面授显然不可能, 集中面授培训成本太高。网点转型培训在集中面授培训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邮政远程网络培训的优势。可以利用中国邮政网络培训学院培训平台举办邮政金融网点转型工作专项远程教育培训, 面向金融网点转型的各级金融从业人员。可以由各级转型培训工作组统一组织学习, 也可以由员工通过互联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根据自己实际需要进行学习。

2、加强内训师管理, 优化培训教学方法

2.1强化内训师队伍, 完备考核管理制度。要确保邮政金融网点转型顺利进行, 必须要有一个精英的培训团队, 必须能就网点转型工作进行量体裁衣式的针对性培训。内训师队伍组建就尤显关键, 内训师是转型培训的基石, 内训师队伍管理应通过“建章—选拔—培养—实践—修正”来分层分级地不断提升, 使内训师迅速成为网点转型业务的传授者、转型理念的传递者、转型精神的传承者。内训师可以实行优胜劣汰逐年晋升淘汰制, 保持内训师队伍精英性、先进性。为了最大限度发挥每个内训师的重要作用, 执行每次培训评估制。内训师每次结束培训授课任务, 由转型受训学员对授课内训师及其课程、课件进行综合评价。

2.2优化转型培训教学方法。作为转型培训的内训师要在日常转型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自我提升。要不断深入网点转型一线, 掌握网点转型员工的培训需求, 主动挖掘培训点, 善于倾听网点员工的心声。使转型培训有针对性, 并能及时解决网点转型的实际问题。内训师转型培训授课方法要灵活多样, 但每次培训要重申学员应遵守严格的转型培训纪律, 培训中应给学员发言的机会, 但要时刻引导紧绕转型培训主题, 谨防跑题。内训师在培训授课过程中应避免枯燥的理论讲解、概念说明, 应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培训生动、具体、气氛热烈。转型培训内训师可适度采用互动的方法, 让学员积极参与, 增强转型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转型培训内训师尽可能提出开放式问题, 鼓励学员分享他们的最佳实践事件。互动过程内训师要多巡视、善于倾听, 善于启发所有学员发表转型工作的观点, 增强转型培训效果。

3、建立多渠道转型培训

网点转型是一项不断提升的过程, 在远程专项网点转型培训、集中面授以及内训师队伍等都有限的条件下很难满足网点转型工作。在内训师队伍素质、人员数量等有限的情况下, 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网点的技师、考评员队伍, 目前我省拥有技师已300余人, 储汇业务考评员也已50余人。多年来这个团队承担着各类培训任务, 可以弥补远程培训课件、面授培训人员范围、内训师资数量质量等诸多不足, 能随时随地成为网点转型的一线培训师资。此外储汇业务职业技能鉴定已结合网点转型在其培训考评中增加了网点转型相关应知、应会、模块。此举丰富了网点转型的培训渠道, 加快了网点转型的步伐。近期国家又提出金融专业人员持证上岗的资格认证培训。诸多金融类培训工作的全面展开, 进一步丰富了网点转型的培训工作。网点转型有诸多转型培训的保驾护航, 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 走出独具邮政金融特色的网点转型成功之路。

4、细化转型培训管理

网点转型培训管理工作是开展网点转型的根本保证, 培训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网点转型的成败。针对网点转型的特殊性, 在培训工作的各个阶段都要针对性的抓好不同阶段的重点工作。首先, 充分准备好转型培训前工作。网点转型培训开始前要召开培训准备会, 安排转型培训任务, 制定详细的转型培训管理计划。重点工作包括转型培训各项准备、观摩转型网点准备、转型培训日程制定、转型培训授课准备等事项。确保转型培训前期准备各项工作充分到位。其次, 扎实做好转型培训中工作。网点转型培训和转型工作一样要有理念又要高效。整个转型培训过程需要培训工作组和内训师协调配合、共同努力、严格执行培训进度安排。培训工作组要针对性就转型网点模型理论联系实践, 可以通过角色演练、网点参观、经验交流等培训方式突破重点、难点。还要针对培训层次和岗位不同设计培训课程并涵盖关键信息。在每天培训结束, 应收集学员填写的培训课程质量评价表并召开内训师通报会并对内训师授课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提醒, 及时查漏补缺。最后, 要重视转型培训后工作。网点转型工作是一项不断提升的过程。转型培训应在培训结束后及时跟进, 实地考察网点, 通过观察网点员工的行为和使用工具是否正确来检验培训效果, 还可以和下级转型工作组讨论需要进一步培训的地方, 内训师要向培训工作组提供来自培训课和网点考察结果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培训工作组应及时更新培训材料和日程, 更新参加培训人员数据库, 更新培训内部安排。培训工作组应按照培训项目管理计划的要求在每期培训结束及时总结培训情况并进行培训整改。

四、结论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邮政金融业务得以快速发展, 网点转型势在必行。网点转型培训工作是网点转型的核心工作之一, 是传播网点转型工作的主要途径。本文针对网点转型培训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 从采取全员培训、加强内训师管理、优化培训教学方法、建立多渠道转型培训、细化转型培训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解决相应问题, 对网点转型工作有重要推进作用。

转型 篇2

作为地勘单位，如何在新常态下加快转型升级，逐步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实现地勘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而且必须要做好的课题。现围绕地勘经济转型升级，结合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察院（以下简称山东七院）实际，谈几点看法。

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切实增强对地勘经济转型升级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一）转型升级是实现地勘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地勘行业投资减少，地勘经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实施地勘经济转型升级既是贯彻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战略部署，也是实现单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印在心中，刻在脑中，增强加快转型升级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更加积极地态度、更加扎实的工作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二）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形势下矿业市场变化的迫切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地质工作正向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并重发展，矿产地质工作投入由传统固体矿产向能源矿产倾斜，地勘单位发展面临新的拐点。根据矿业市场的变化，地勘单位应积极拓宽思路，及早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转变传统地质工作观念，跳出传统圈子来看待发展，努力融入区域经济，主动拓展服务领域，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服务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转型升级是建设和谐美丽新七院的客观要求。山东七院队伍规模比较大，经济发展、效益、职工收入与局先进兄弟单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要扭转这种落后的局面，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必须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抢抓机遇，应对挑战，拼命工作，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努力推动全院各项工作上新台阶，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打开思路，拓宽出路，扎实推进地勘经济转型升级

面对新常态、新形势，地勘单位应围绕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结合单位形势，积极拓宽发展思路，用大资源观统领地质工作，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现有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争取尽快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上取得实效。

一是巩固地质勘查业。山东七院立足和突出金刚石找矿优势，加强与大企业合作力度，力争形成几个安徽外经建式的合作伙伴，自主或合作开发好蒙阴西峪金刚石项目；强化基础地质调查，积极争取中国地调局、中央地勘基金、西部省区、省内财政项目，为矿产评价项目立项选点，争取好的找矿成果；抓住市场低迷时机，以市场为导向，紧跟国家资源需求，争取好的矿业权和矿业开发项目。在加强传统固体矿产工作的同时，山东七院着重加大页岩气、宝玉石、砂岩型铀矿、海洋地质等领域的拓展；物探、测绘要向工程领域、地理信息方面开拓。

二是拓展大地质服务业。山东七院密切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变被动为主动，找准切入点，以为地方提供优良地质服务的业绩赢得市场、赢得支持。围绕生态、环境和民生问题，山东七院积极拓展环境地质、农业地质、城市地质、浅层地温能、地下水污染治理等领域，由勘查向长期监测延伸，提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做强工勘施工业。山东七院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与大企业合作，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服务领域，走物探、测绘、勘察、施工等多技术手段协调发展的路子，更多承揽高铁、地铁、桥梁、浅层地温能、城市地下管网等大型工程的勘察、施工。

四是特色发展多种经营业。山东七院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单位优势，努力拓展发展思路，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下属驾校结合自身特点，争取在车辆维修、加油站等领域拓展业务；培育房地产产业，积极推进新基地建设，统筹规划好老基地开发，争取在商城经营上占一席之地。

三、强化支撑，夯实基础，为转型升级提供坚强保障

山东七院围绕经济发展中心，进一步强化措施，建立内部管理、质量品牌、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资质建设、资本运作、市场体系、思想文化等八大支撑，夯实基础，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推进转型升级。

一是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树立规矩意识，严格按制度、按程序、按原则办事。强化项目管理，开展好项目管理提升活动，以项目管理为突破口，加强成本管理，杜绝以包代管，提高经营利润率水平。加强财务管理，加大项目结算和应收账款清理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避金融风险。严格内部审计，推进审计工作常态化，建立审计整改长效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结合事业单位改革进展情况，进一步探索绩效工资管理和激励机制建设。

二是提高质量信誉，打造七院品牌。树立以质量求生存观念。严格执行设计及有关规范、规定，认真落实好三级质量管理，保证地勘项目质量和资料完备可靠。加大技术质量考核和奖罚力度，增强技术人员质量意识。加强诚信建设，建立质量追究制度，以过硬的质量和信誉赢得市场，树立和保持良好单位形象。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重视和加强科技成果研究，以纪念山东七院发现全国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金刚石原生矿5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山东省金刚石地质研究中心的平台作用，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突破找矿技术，提高单位核心竞争能力，争取更多的科研成果。

四是加强队伍建设，优化人才结构。坚持人才强院战略，全面落实局“十百千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好“3650”工程。加大年轻干部选拔和培养力度，为单位长远发展打基础。加大职工培训力度，组织好沂蒙地矿大讲堂，开展好技术比武和师傅带徒弟活动，注重地勘项目安排与技术人员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生产经营、转型升级需要，积极培养和引进资本运作、海洋地质等方面的人才，不断优化队伍结构。

五是加强资质建设，提升竞争能力。积极创造人、财、物条件，整合资源，满足资质建设需要，努力争取资质升级。组织申报土地复垦、水利、环保等方面的资质，为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创造条件。加强资质管理和使用。

六是加强资本运作，增添发展活力。重视拉长产业链，努力探索借力资本市场，走资源、资产、资本相融合的路子，积极加强与银行、财团、公司的合作，利用项目多渠道进行融资，把手中矿权、房地产项目运作和开发好，实现超常规发展。

七是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拓展发展空间。开展和巩固好三个新开拓思想大讨论活动，结合单位实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差异化策略，加强和固定与大企业的合作，通过大项目、大市场带动大成果、带动人才成长、带动大发展，努力拓展省外和国外新空间。

大也转型　小也转型 篇3

金融风暴一来，行行业业都会受到影响，对中国来说，恐怕最先感受到寒冬之冷的，要算是长三角、珠三角的外向型加工、制造行业的大量中小企业。冰冻的影响后来还延伸到规模比较大的行业巨头，比如广东倒下的玩具业巨头，最直接的诱因有两个，一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作为中国加工、制造业最大主顾的西方消费市场的萎缩，订单减少了；二是因为产业门槛低，进入者众多，形成恶性竞争，把价格压得很低，成本、融资、销售环节稍有变动，资金链一断，企业就跨了。

有观点认为，这么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是因为处在整个市场产业链的最低端，比如，一个美国户外运动服装的著名品牌，其一件产品在西方市场卖一千多美金，而为其生产的中国企业，只能收到七美金的加工费，就是说，中国企业只能拿到其售价的千分之几。所以，官员、专家都说中国企业缺的是创新能力和品牌实力。所以，我们的加工制造業需要来一个“转型”。

但是，转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第一，当代市场产业链的分割，是西方经济列强上百年瓜分的结果，无论是创新力还是品牌实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第二，中国之所以成为低端制造业大国，是因为低教育程度的廉价劳动力人口庞大，如果企业都转型成“高科技”，这部分劳动力的就业恐怕转身不及。所以，比较务实的态度是，可以实现转型的科技含量、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政府要创造条件扶持。而吸收了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加工制造业，就不可能强求，可取的态度是艰难求存，等待经济转暖，并且在内需市场找机会。

有句话说“大有大的难处”，金融风暴之下，已经处在高科技行业的高端巨头，也碰到了转型的问题，当然，这种企业的转型，是在不改变企业根本属性的前提下，对市场运作、经营战略方面的转型。比如美国的汽车业，日本、欧洲的电子业等。

咱们中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巨头，中国IT业皇冠上的明珠——联想集团，也遇到了必须转型的节点，为什么呢?因为其运营从战略策划到实际操作，都走到了一个危机的局面，为改变这种局面，联想的开山鼻祖、被人称为“IT教父”的柳传志披挂上阵、立马横刀，再次亲任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此时的柳传志已经是65岁了。而柳传志一手栽培的、在联想服务了20年的杨元庆，也重新走向运营第一线，接替原戴尔亚洲区首席高管威廉·阿梅里奥担任CEO，不到必须转身的地步，柳传志、杨元庆不会出此招，因为震动太大。

大学转型的本质是文化转型 篇4

一、创业文化

众创时代,创业文化成为中国大学的首要文化特征。这一特征把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与传统大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对于这一文化类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创新创业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进入了它的大众化发展时代。中国大众化高等教育在其最初阶段只是量的而非质的变化,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支配下的专业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加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处于转型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和严峻。大学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社会产业类型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大学与社会之间便出现了结构性脱离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落入失业状态的困境。在这种境况下,单方面的调整已经无济于事,它需要大学和社会产业部门两方面积极做出相互适应的变革,以应对社会失业的压力和挑战,创业即是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一个社会学和教育学概念。自从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中国的大学生创业及其教育就成为整个社会创业发展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创业型大学”是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路径》一书中提出的表征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伯顿·克拉克之所以使用“创业型”(entrepreneurial)而不是“创新型”(innovative)的概念来表征新型大学的特征及其行为,主要有四个原因[2]:一是创业“更有力地指向地方上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指向导致改变组织姿态的行动。”二是创业是“全部大学及其内部系科、科研中心、学部和学院的”一个总体特征。三是创业本身含有“事业”的意涵在内,指向大学师生为了做好教育事业而积极主动地寻求学术的创新活动。四是在深层次内涵上,创业已经成为新型大学的一种整体的组织文化特征,指向了大学创业文化的建设。很显然,单纯的创新概念已无法包含现代大学变革的这些内涵。因为创新几乎是所有时代大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在创业型大学,创新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而已。在2004年出版的《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中,伯顿·克拉克又根据大量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发展出创业概念的一个新内涵,即经由大学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行为,大学可以成为一个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和发展、持续变革的有机体[3]。这样,大学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各种需要。

(二)大学的创业活动必然具有教育性和知识性

大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创业而创业,它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特征。首先是教育性。只要学生没有毕业,大学里包括创业在内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首先具有教育性。对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而言,尽管直接的大学生创业实践,比如学生休学创业是大学创业教育的方式之一,但它并不是创业教育的全部。切不可简单盲目地鼓励学生辍学创业,更不可用简单的物质利益绑架现代大学的学习和科学研究。如果学生的休学创业只是在低水平上重复了社会的简单职业,远离了学科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业是不可鼓励的,否则我们就是在鼓励学生在其最富创造力的人生阶段浪费他的大好青春年华。而且这种浪费造成的损失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是无法弥补的。其次是知识性。大学生的创业必须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不能落后于他所学专业所达到的平均知识水准。以计算机专业为例,比尔·盖茨的微软创业、乔布斯的苹果创业、扎克伯格的Facebook创业等,都建立在他们所学专业最新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创业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已经超出了大学里教授的知识范围,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学科领域的最新发展。如果让学生从事简单的零售业等活动,去与农民工争岗位,就会从根本上失掉大学创业文化的本质。

(三)大学的转型是一种新型大学文化教育转型

大学的创业文化教育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主要是一种与学科相关涉的学习态度和创业素养的生成教育。其最为直接的目的是通过创业文化培育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观念和创业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创业的新生力量和优秀力量,疏解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大学自身也会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完成学科专业的结构性调整,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传统大学把纯粹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大学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大学本身也被看作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则要求大学把知识看作一种生产力量,一种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学术资本。这就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要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为中心,围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企业技术的改造升级、政治力量的优化和整合、人文信念的改组和改造、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保持等,从专业的角度增加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唯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大学的创业文化导向现代人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引导现代人在创业中超越物质功利主义陷阱,走向诗意生存之境。

二、学术文化

崇尚学术是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特征[1],现代中国大学的创业文化要求大学的学术活动围绕创业活动展开。大学学术文化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互为表里,相互促进。

(一)大学创业文化的丰富性拓展了众创时代大学学术概念的内涵

现实的压力是理论探索的根本动力,受大学创业活动的影响,以及大学对创业价值的认同,高等教育家们自觉地对学术的概念和内涵加以重思和重建。自从当代美国教育家博耶(Ernest L.Boyer)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把学术的概念扩展为发现的(discovery)、整合的(integration)、应用的(application)、教学的(teaching)学术等四个方面[4],现代大学对学术的理解和认识便被推进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阶段。至少在理论上,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把学术仅仅与科学发现活动等同。另外四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在大学里也取得了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尽管在实践中还有待于大学的管理者们去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措施对其加以制度化保证。每一种类型的学术都有它自身不可替代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学理演绎以及处理该学理的技术。这些学术类型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大学学术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自的领域诠释着大学的真理。只是在大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大学的不同类型之间,这四种类型的学术各有侧重。如从整体上看,中世纪大学的发现学术要略逊于现代大学,但是不论是中世纪大学还是现代大学,发现的学术都是其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同样地,在现代大学,尽管发现的学术较为突出,但是在一些应用技术型大学中,它们更加侧重应用学术。从大学学术活动与其所服务的外部环境来说,学术的概念正如梁启超所言,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5]723“学者术之体,术者体之用”[5]724。各种学术活动都在其终极的意义上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动。在这个路径上,不同的学术活动在直接服务社会的面向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教学学术通过教学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发现的学术通过学理的研究和观念的发明对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心理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整合和应用的学术则通过技术的发明和改造直接服务于社会,等等。

(二)众创时代要求建立一种与大学创业文化相适应的学术文化

首先,要对学术活动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不可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学术活动标准裁判另外三种。要充分认识到,上述四种学术活动对真正的大学都不可或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任何一所大学,不论是何种类型都是在有所侧重的前提下共享着四种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和技术成果。在现代大学里,学术活动是其最高的利益所在。“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四种学术活动除了各自具有不同的学理和技术的路径,它们还共有着大学之为大学的学术价值观,那就是对知识真、善、美的追求,借由学术的创造活动不断增加知识的财富,不断拓展人类解放的视界,以承续人类的文明。

其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学术文化正在向应用技术方向转移,这种转移具有世界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合理性,是中国大学创业型转型的必然逻辑,值得倡导和鼓励。问题在于,受中国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的影响,现代中国大学较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技术发明需要精益求精,基本学理的研究也需要愚公移山精神,代代接力。实用主义与物质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文化充满了功利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学术研究的应用取向和对策倾向较多,大学的学术活动完全被现实的政策和市场需要所左右,沉潜地关注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力。因此,在加强大学应用学术文化建设和倡导的同时,要谨防中国大学学术文化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浪潮中加剧物质功利主义倾向,必须把发现的学术文化建设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以平衡大学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由于长期受到物质功利化学术研究及其评价的影响,大学教授们忙于争取各种课题和项目,忙于科研活动和成果评奖,忙于各种形式的外出讲学,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生的教学效果。中国大学教学学术文化的隐而不彰,直接影响了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纵观拥有本科生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实践,它们都是把本科生教学视作大学发展的生命线,视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如在美国大学,本科生教育一直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使命,正是通过本科教育,美国大学把美国价值观以及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理性传授给了学生[7]61。离开了本科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将会受到根本的削弱,因为“本科生教育和源于此的学术学科构成了学术的心脏,构成了我们大学的学术核心,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将会决定大学的声望以及大学在专业、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实力。”[7]为中国大学未来计,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尤其需要加强大学的教学学术文化建设,彰显教学学术文化的魅力,以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没有着眼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的教学学术文化,一如美国教育家刘易斯(Harry Lewis)所言,大学的卓越也只会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也将会迷失教育方向[8]。

三、质量文化

大学质量文化是大学追求卓越的学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9]。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走文化强国之路,是众创时代中国大学的共识,也是中国大学对时代最为重大的承诺和使命。

(一)大学的知识生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何为高的高等教育质量,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否则,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也可能走入歧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要想澄明这一问题,又需要弄清楚大学最关心的事是什么。也即从对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大学的存在具有怎样独特的价值,且这一价值又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最主要关心的事情应是知识生产。“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6]18“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6]19当代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也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很多社会组织因其对知识生产活动的依赖或参与越发接近大学,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仍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高深知识依然是任何社会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实质性核心,是大学师生共同操作的内容。“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及其方法的一个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的主题由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相关技能构成。”[10]可见,知识或者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核心关怀,大学的一切其他活动都围绕着知识生产活动展开,大学的创业及其创业教育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既然大学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而存在,其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观念和技术,那么它所提供的知识的有效性就自然成为判断大学乃至高等教育质量的最为重要的标准。

(二)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共同构成了大学生产的有效知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何种知识是最为有效的。在古典时代,最有效的知识是伦理知识,人类靠它才可以进行人禽之辩,彰显德性,以保持人类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健康延续;到了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最有价值的,利用它人类可以驾驭环境,开发自然,直接增加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寻求确定性,保证生活的富足和安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走在科学技术知识大昌其道的路上,海德格尔说,“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受现代科学的知识意愿所支配的”[11]。实践证明,这一意愿是借由科学的物化———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因其明显的功用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最为有效的知识。在支配和改造现代世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构造了现代人的心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大学以其自身独特的知识优势成为这一改造工程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吊诡的是,塑造者总是被其所塑造的反过来加以规定,“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它们是19世纪的产物),变成纯粹的、越来越‘现实的’操作机构’”[12]。即使如此,科学技术知识并不是大学唯一合法的知识。仅就科学知识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直接地物化为技术,能够被直接技术化的知识也只是整个科学知识宝库的冰山一角。爱因斯坦通过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的存在,在100年后的2016年人类才通过实验验证。科学家们已经相信,这一验证必将会对人类未来的生活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如果用直接物化的标准衡量引力波的问题,今天的科学进步就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说过,技术性知识作为人之存在真理解蔽的一种手段,仅是一工具性存在。更何况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尚存有巨大的无法量化的关于人之心性价值探讨的人文知识宇宙。所以,大学的质量文化中除了包含可以直接物化、增加社会有形资产的技术性知识———它们是显明的创业教育及其创业活动的最为直接的智力支撑,无法量化的各类知识的发现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如陶冶人之文化心理和人性的人文知识,这些知识无法量化,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正是这些人文知识才从根本上划定了人禽之界限,确立了人心之秩序,也定位了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序。因此,在一定情况下,无法量化的知识的生产活动更加值得关注,它们不惟是技术性知识赖以发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决定了大学的心胸和气度,划定了人类存在的福祉范围。

(三)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落脚点

创新创业是个体的一种外在能力,更是个体的一种潜在素质。在创新创业和个体的专业知识之间并不必然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个体的创新创业素质包含身体的、心理的和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个体的一种综合素养和整体智慧。从知识类型的角度,要想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素养的高级人才,仅仅靠外显的可以物化的科学技术类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需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契机,把关涉人之培养的心性知识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灵魂。除此之外,要想培养理想的、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承担责任的一代新人,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还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兴趣———包含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在内的兴趣的教育引领价值。毕竟到目前为止,人类生存的这颗星球仍然充满了无限的不确定性,这一包围着确定性的不确定性由于处在外围,它的界限更加的广大和深远。人类现有的知识相对于未知的世界永远不够,除了基于个体兴趣的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大学别无选择。因此,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不只要教会青年学生必要的生存求职本领,它还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保持持久深切的关注,变未知为已知,不断拓展人类存在的外围空间。同时,以此为参照,不断探测人性的深度。

四、引领文化

经由创业文化教育及其创新创业活动,现代中国大学走出适应论阶段,发挥主体性,日益彰显其超越性特点,彰显它引领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文化境界。

(一)大学存在于它所塑造的文明之中

自大学从中世纪产生以来的一千年间,大学始终是人类优秀文化的凝聚[13],是人类文明间互通的文化使者[14]。没有大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文明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无论未来的大学会变成怎样的形式,这一大学对新文明塑造的价值和作用总会是我们判断大学存在价值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大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设计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扎下它的根基,担当起民族文化精神塑造的历史重任。短短20年间,在严复和蔡元培的先后领导下,北京大学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赓续与新生的胚胎,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民主和科学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与北京大学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举,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极力倡导“允公允能”“建设一个民主国”[15]80,把社会民主和公民道德的新观念深植于人们大众心中;梅贻琦掌校的清华大学提倡大学教育要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极力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急需的领袖人才[15]100-101,把工业技术精神注入中国社会的文化沃土;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提出大学是“社会之光”“海上灯塔”,要着眼于“服务社会”“组织改造”,坚守“学术自由”,实施“教授治校”,“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以“求是”为根本原则,为国家民族培养精英式领袖人才[16]351。不断地把科学求实的精神和健全理性扩展为社会发展所依托的鲜活力量。尤其难的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已经开始探索直接服务社会国家的有效途径。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倡导“(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需解决者。”又“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15]82竺可桢要求大学办学要“联络省政府建、教各厅及中央机关,参照社会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16]347“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16]533正是经由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自觉努力,自由、民主、科学、公民、技术、理性等现代观念才有效植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机体的组成要素,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大学再次融入社会变革的大潮,经由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大学之道,努力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新贡献。在众创时代的当下,中国大学自觉投入到创新创业教育的大潮中,承担起文化创造和引领时代的重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专业为基础,以科学研究为推动力,以社会需要为导向,以人的诗意存在为最终价值皈依,努力打造大学新文化,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力。

(二)引领时代文化发展是大学文化的最高境界

大学经由创新创业活动对未来社会文明的塑造,决定了众创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一种引领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17]。这种引领文化具有如下的内涵。

第一,大学的引领文化是主动适应中的引领,不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式的引领。离开了对现实的适应,是谈不上什么引领的。涂尔干说过,“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18]。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的杜德斯达(James Johnson Duderstadt)也曾说过,“现代大学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是社会变革、经济要求、科学技术,这些力量也许要比现行教育机构的适应能力强得多。”[7]221这就告诉我们,大学首先需要作出适应社会的变革,但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大学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就会失去大学存在的意义。接下来大学还要在适应中担当起创业的文化使命,寻求和创新能够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真善美的因素,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第二,大学的引领文化是通过它所培养的人的实践来变为现实的。梅贻琦明确提出为中国社会培养它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领导一个即将兴起的工业社会和工业国家,以使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不再受外族的欺压。竺可桢同样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有赖于它的大学培养出一批批社会各界的精英,用科学和智识团结和领导社会各界的力量,这样,国家才会拥有一个持续繁荣富强的深厚基础。也就是说,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就在于它拥有一个经由培养社会各界领袖引领社会发展的宏伟抱负。

第三,大学的引领文化集中反映在它的领导者身上。蔡元培是民主和科学的学术精神的体现,张伯苓是社会公德和民主实践的代表,梅贻琦是大师文化和技术理性的象征,竺可桢是科学文化的化身。这些大学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凝聚,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风向标。一所理想的大学,它的领导者必然是引领文化的形象化象征。唯有这样,它的师生员工才有了凝聚力,才会形成引领文化的合力。

转型 篇5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是经济驱动向以内需为主、内外需结合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出口拉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拉动的作用相对较弱。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严峻，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大力扩大内需、实现内外需结合，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转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等特点，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尽快摆脱“高耗能、高排放”的发展老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实现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刻不容缓。

三是经济格局向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但与此同时，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现象，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较为突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问题。

四是经济制度向更好地促进包容性增长转变。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等手段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努力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二）金融转型的着力点

“十二五”时期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不仅要考虑金融机构自身的需要，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综合权衡金融服务需求方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利益与需要，结合金融危机以来对金融管理体制的反思，对现阶段金融改革与发展思路进行必要的调整。为了适应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变化的需要，要以金融发展为中心，统筹安排金融改革、发展、开放和监管等各项工作，把改进对国内企业和公众的基本金融服务放到更加优先的地位，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

一是大力发展消费金融，着力促进内需。金融机构要积极拓展消费金融供给渠道，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支持居民多样化消费融资需求的满足。继续落实房地产差别化信贷政策，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建设的信贷支持，合理满足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房地产开发贷

款，有效抑制房地产投机融资需求，推动个人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二是优化信贷结构，着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信贷结构调整重在“优化”二字。主要是：优化信贷业务的行业结构，积极支持符合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业务，严控“两高一剩”和落后产能行业项目的授信，真正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优化信贷业务的资本配置，完善内部评级体系，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高经济增加值的信贷项目；优化信贷业务发展目标，抑制规模扩张冲动，更多地关注信贷业务的质量和效益；优化信贷业务的产品结构，满足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需求。通过行业结构、资本配置、绩效目标和信贷产品的优化推动信贷结构的优化，进而发挥信贷杠杆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着力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银监会高度重视支持“三农”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的政策措施，包括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适度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等。下一阶段，将着力打造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积极推动农村金融创新，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时，积极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问题。结合西部地区特点，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努力推进金融服务空白乡镇的金融网点建设工作，继续加强对西部地区的信贷支持，为缩小东西部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在转型中发展　在转型中提升 篇6

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发展应更注重质量，经济增长方式应实现“从汗水到智慧”的转变，竞争的重点应从以廉价资源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向以自主创新为中心的竞争优势转变，主导产业由传统加工业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资金与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转移，把量的增长建立在质的提高基础上，以质的提高促进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获得长久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因此，必须着眼长远、放眼大局，以思路转换、方式转变、路径转轨，实现在转型中发展、在转型中提升。

着力加速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是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我们，竞争力的强弱和市场格局的变化，就一个企业来说，取决于其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就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来说，则更多地取决于其产业结构。世界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危机过后都有一场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因此，不管是从奋力走出当前金融危机泥淖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争创长远发展新优势的角度来讲，最根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紧紧扭住产业转型这个龙头，加快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符合地区实际、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重大转型。一是转变思路，从一般性地抓项目转到抓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产业整合、产业集聚和构建产业环境、产业体系上来，从抓一般性项目转到抓战略性、支撑性、基础性、成长性项目上来，主动布局，突破龙头，推进产业集聚。二是选择适当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构建产业体系。产业升级，不仅需要“破”的勇气，更需要“立”的眼光；不仅需要开拓奋进的“闯劲”，更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要适应世界产业革命的新趋势，围绕园区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点，加快产业空间上的集中、企业上下游的集群和产业链式的集聚。以扬州为例，扬州将在加快做大做强石油化工、汽车船舶、机电装备等主导产业的同时，进一步培植发展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尤其是绿色新能源产业，使其成为引领发展转型、提升竞争力的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同时，抢抓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大力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信息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三是采用积极有效的方式方法引导和推动产业集聚。正如美国波特教授对如何形成产业集聚提出的“钻石理论”所说。政府要发挥其引导和推动职能，创造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在市场作用下促进产业集聚。要用“发点球”、“点射”的方式，以大项目为载体、为抓手、为支撑，排兵布阵一批在产业升级中起关键作用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促进产业集聚和结构升级。

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发展路径优化。工业革命以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主要经济形态先后有三种：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和科技创新型。科技创新型经济作为引领当今世界潮流的最新经济形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科技知识和科技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是一种科技支撑型、创新创业型、财富增长型、可持续发展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形态。现在，资源、环境约束效应日益显现。处于这一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催生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地要从依靠资源、能源等消耗过渡到科技创新、知识应用上来，推动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变。因此，新一轮发展的“引擎”是科技，动力源在创新，核心在人才，途径在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做强科技创新的主体，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完善科技创新的载体，推进园区转型升级，种好“高产田”，建设“优质园”，打好“高新牌”，当好“排头兵”，打造科技创新型园区；突破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狠抓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批科技型项目、人才型项目尤其是产学研项目的引进、一批示范应用工程的建设等；突出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加速资金集聚，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大力引进各类投资公司、风投公司、创投公司。加速人才集聚，通过“产业引才、项目聚才、事业励才、机制活才、待遇留才”等办法，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加快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加速技术集聚，引进市场前景广、产业化条件成熟的科技成果。同时，加大科技创新政策扶持力度，推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打造科技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

着力加快城乡统筹。促进形成城乡互动发展大格局。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推动城乡良性互动发展，让农民与市民有同等的发展权。统筹城乡发展，要以重新安排山河的勇气，以更新的理念、在更高的层次、用更宽的视野谋划城乡未来发展，加强功能分区、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进市区城乡规划、土地利用、产业布局、就业社保、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八个一体化”。加快城乡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事业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统筹当前重点要突破的是制度创新。创新土地制度，促进土地要素自由流动，盘活用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把农民捧的“泥饭碗”做成“金饭碗”，让农民增加更多的资产性收入和财富性积累；创新财产权制度，特别是村级集体财产权的改革，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创新户籍制度，这不是简单的户口问题，而是与人口流动、迁移相关的许多社会体制政策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户籍本身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创新就业制度，特别是进城民工的有关体制政策的改革创新，建立健全城乡统筹的就业创业体系，让能就业且有就业愿望的城乡劳动者充分就业：创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完善的保障和福利体系，让城乡老百姓充分感受和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创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体制。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老百姓生活品质：创新财政和税收制度。主要是公共财政建设中的城乡统筹。农村税费改革等；创新价格制度，粮食价格问题，一些垄断部门的价格问题，在统筹城乡发展中也还是值得研究的。围绕上述内容和改革，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等“三个转型”的互动发展。

转型 篇7

一、体育全球化

随着交通的便利、通讯技术的发展, 世界进入全球化发展时代。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系统,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体育全球化超越国界和地域, 打破了地域环境与人文壁垒, 使不同地域的、民族的体育以丰富的个性, 进行多元融合, 相互吸纳、补充发展为一种新的世界体育文化模式。在体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每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发展的, 各国体育文化相互交汇融合。体育全球化给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 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

(一) 体育全球化促使我们重视传统民族体育文化

体育全球化给了各个国家民族体育文化一个交流融合的平台, 同时各个国家的民族体育文化也给体育全球化注入了活力。

(二) 体育全球化促使体育人才大范围内流动

体育人才的大范围流动, 不仅可以使我们把更多的体育人才和体育理念引进来, 同时也可以是我国的体育人才走出去。更重要的是, 这有利于培养人们正确体育价值观, 有助于消解部分体育政治化和工具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在法国教练的率领下, 中国剑客仲满击败了法国对手;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女排, 击败了中国女排, 但是在美国女排对巴西女排的决赛上, 中国观众会喊出“郎平加油”支持美国队。乌兹别克人, 33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是苏联体操冠军, 在北京代表德国取得了跳马银牌。中国也引进了大批外国教练, 来提高一些项目的成绩。

(三) 体育法规全球范围的制定、颁布和执行, 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规则, 加快完善国内的体育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

体育法规的全球制定、执行使得体育参与者的行为更加符合国际准则。全球范围的执法监督和处罚, 使任何触犯体育法规的体育运动参与者不能逃脱规则的制裁。统一的国际规则, 制定了统一的衡量技术动作、运动成绩、违规行为、参赛资格的标准, 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公正。在中国, 借鉴国籍法律法规的相关经验, 完善国内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经济市场化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步入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经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资源的调配方式, 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市场经济不仅刺激了中国体育的发展, 同时也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经济市场化使人们有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 从而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体育运动

市场化条件下, 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机械化社会大生产, 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把人们从小农经济、手工劳动的低效生产中解放出来。人们在八小时工作之外, 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体育运动中去。

(二) 经济市场化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 也增强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

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体育基础设施的发展, 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消费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 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 而体育运动无疑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 经济市场化将体育纳入市场, 在促进体育繁荣发展的同时, 促使我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的机制

体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在经济市场化环境下, 体育也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事实上, 在很多国家体育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颇有前途的产业部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避免体育完全被商业所操控, 使得体育产业良性发展, 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三、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就是指“人从传统人格转化为现代人格的过程”。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 本质上是从传统农业中国向现代工业中国转型的过程, 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口及伦理价值观念等方面传统性到现代性的全面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逐渐体现出来, 可以说,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灵魂。具体来说, 人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强烈的自主自立意识、有所作为的创新意识、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讲究效益的意识以及良好的法制意识等等现代化意识的确立。随着人的现代化意识的逐渐形成, 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期待更加科学先进的体育文化。

(一)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自主意识觉醒, 人们越来越重视人作为个体的感受, 而不满足于作为社会生产和发展中的一个工具存在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采取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培养完全是流水线式的培养, 虽然我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 金牌数量连连走高, 但是这种机械化的运动员培养方式, 越来越引发争议。

(二)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独立性和民主意识加强

人们更加具备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这一点变得尤其显著。同时, 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权益, 希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应有的资源, 这显然有利于我们正视城乡体育发展差距过大、体育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民族体育发展薄弱的问题, 并促使决策部门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 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三) 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人们更加注重全面发展, 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愿意通过体育的方式来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人们也具有更高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来欣赏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美。最后, 人的现代化过程中, 积极进取、公平竞争的意识, 都可以通过体育运动进行展现和释放。

摘要：体育文化在社会转型中, 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 促进了体育市场化和运动员职业化进程。分析社会转型期促使体育文化转型的因素, 对于加强体育文化建设, 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体育文化,转型因素

参考文献

[1]安婕, 许嫒.世界体育环境的西方化倾向的初步研究.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陈晓宁.中国体育文化发展中传统精神文化传承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3]黄玮.揭秘美国体育产业.时事报告, 2012.

[4]陈雄.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篮球产业化发展研究.现代营销 (学苑版) , 2012.

[5]邓春艳, 刘转青.学校体育边缘化的管理学思考.价值工程, 2010.

[6]刘长江, 王雪岭.高校体育产业属性归属案例分析.经营管理者, 2010.

山西转型发展战略与劳动就业转型 篇8

关键词：转型发展,就业问题,科学发展观

转型发展指经济或社会在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时期，是实质性改变和全新制度安排的引入，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转型发展的历史。笔者分析山西资源型地区从传统产业向现代经济模式的转变，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

一、转型发展是山西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山西省现状分析，转型发展是必由之路。近年来，山西省把转型发展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取得一定成效，经济总量迅速提升。但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更为严峻的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环境空前变化，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问题随之更为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四个过大”，即三次产业中二产比重过大;其中支柱产业中煤、焦、冶、电比重过大;传统产业中粗放型工艺的比重过大;经济运行中资源能源消耗过大。截至2008年，煤、焦、冶和电合计占到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6.7%，占全省GDP的51.4%;三产比重为7.2%∶59.2%∶33.6%，二产比重过大，三产占全省GDP的比重比全国水平低5.9个百分点。山西旧有的大规模、群体性和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在发展方式上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率的粗放增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够快，规模不够大，多元、新型和稳固的现代产业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山西省只有实施转型发展，才能改变旧经济体系，破除新形势下的发展瓶颈。

从山西省面临的挑战看，转型发展是必由之路。2008年9月份以来，山西省经济运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冲击，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为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源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问题。正是由于山西省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下游产业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力、自主性和后劲不强，抵御市场风险的回旋余地较小。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保增长是首要任务。保增长要靠增加投资，要靠扩大内需，更要靠产业转型。只有在转型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才能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才能确保经济增长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

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看，转型发展是必由之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推进转型发展，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资源整合、提升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水平，实现快速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在发展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对山西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资源性大省来说，推进转型发展，就要着眼于山西长远的发展，立足于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变被动适应为主的保护为主动保护，以较小的环境投入和成本换取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永续发展。

二、鲁尔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分析，转型发展是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德国鲁尔地区为例，该地区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煤炭和钢铁基地。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遭遇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以煤钢为主导的重型工业逐步衰落，失业率大幅攀升。面对危机，德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政府主导产业转型发展。一方面，不断缩小煤矿开采的规模和减少钢产量，煤矿基地由1957年的140个减少到2002年的7个，炼钢炉由1955年的81座减少到2000年的7座;另一方面，鲁尔区大力拓展产业空间，增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弹性，在原来开采煤炭和炼钢的地方，相继建立化学、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环保等新的大型工业企业，并发展零售业、旅游、法律咨询和广告业等各种新兴产业。经过四十多年的转型发展，鲁尔工业区已经成为综合新经济区，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多种行业协调发展。

其次，鲁尔区利用高新技术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科研中心和生产中心紧密结合，是鲁尔区经济结构成功转型的重要支撑。鲁尔区许多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机构，并根据企业特点和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制定自己的科研计划。此外，鲁尔区在德国建立起了最早重视技术转化的体系，所有大学和研究所都有“技术转化中心”，以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加快科研成果的应用，并建立“鲁尔区风险资本基金会”和新技术服务公司，为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和咨询。同时，德国政府为转型发展促进就业提供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政府制定多种有关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灵活政策，加大对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扶持力度，有效地促进了转型的顺利实现。如德国政府建立了拥有5亿马克资金的鲁尔地产基金，用来进行结构调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鲁尔区高度重视吸纳劳动力强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经营方式灵活，易于采用新技术，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从而成为转型发展中政府扶持的重要对象。鲁尔区在科研向生产力转换的过程中，建立科学技术革新的信息中心，优先向中小企业转让技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招商引资是实现转型发展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德国联邦政府等各级机构通过地价优惠等政策鼓励新兴工业迁入鲁尔区。仅1958年-1973年，鲁尔区新建和迁入企业达459个，极大地促进了鲁尔区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三、山西省转型发展给就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国内外资源性地区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看，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全面转轨过程，对劳动就业会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看，山西转型发展给就业带来新的机遇，提供新的就业渠道。首先，各级政府对就业工作更加重视。转型发展是要实现科学发展，政府就要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新型的就业机制和相应的保障制度，从根本上促进全方位扩大就业目标的实现。其次，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在转型中延伸，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山西省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产业结构的转型，通过技术进步创新改革传统优势产业，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朝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它不仅使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获得更大发展,而且加快了产业链的延伸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吸收劳动力，以促进劳动力的大规模就业。第三，替代产业在转型中成长，重构经济增量中的就业空间。随着新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劳动量必然会增加。因此，积极利用技术进步促使新产业的产生，可以扩展就业渠道。

但是从短期发展分析，山西转型发展给就业带来严峻的挑战。首先，经济转型发展导致短期就业缩减，这是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成本。一方面，转型发展中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会改变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还约束了就业容量的扩张。随着山西省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企业用较少劳动力来推动更多生产资料，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新技术逐步减少对基层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下降，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山西省劳动力资源整体素质低造成就业困难。随着山西省转型发展步伐的加快，知识和技术含量高的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近年来山西省教育发展成效巨大，但劳动者整体素质依然偏低，成为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就业的难度。山西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在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山西省农村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本省各级城市，加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使就业压力空前严重。第三，传统的就业观念影响就业的实现。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长期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形成高依赖性、低风险性、弱竞争性的超稳定的就业观念。这种就业观念至今仍有深刻的影响力，并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拥挤，就业难度加大。

总之，山西经济传统发展模式日益不适应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要求。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压力下，山西省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深度调整期。转型发展既给当前解决就业问题带来许多现实困难，也是面向长远的重大机遇。有鉴于此，认真分析转型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十分必要。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解决山西省就业问题

随着山西省实行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山西省就业工作将面临新的形势，要抓住这次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务实的精神抓好就业工作，始终把解决就业问题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首先，积极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扩大经济增量中的就业空间。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增长是劳动就业的原动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旺盛，失业率就会相应降低,这是促进就业稳步发展的有效保证，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要以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为方向，做“精”资源产业，加快煤炭加工转化进程、延伸煤炭产业链，由过去只生产初级煤炭产品到提供多种优质能源和化工原料。要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加速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壮大园区经济，实行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以就业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二是发展知识密集和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三是围绕构建和谐社区和加强城市管理的要求，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重点开发便民服务、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协管等社区就业岗位，广辟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

其次，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健全完善就业机制。就业问题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山西省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既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帮助。从政府角度讲，在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新的就业机制，为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和就业压力的全面缓解提供政策和制度环境。一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失业保险制度，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二是要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真正形成“单位自主用人、个人竞争就业、市场基础配置、政府引导促进”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三是建立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就业服务队伍，从而形成功能齐全、方式灵活、流程规范、运作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切实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鼓励和发展非正规就业，缓解就业压力。非正规就业的目的是创造机会和提供收入，主要由从事生产和劳务的单位构成，包括部分小时工、租赁工、契约工、外包工、自我雇佣工、按时计酬的零工等。非正规就业进入成本低、市场程度化高、就业形式灵活，比较适合处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省份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应以市场为指导，将非正规就业视作有效吸纳劳动力的渠道，为非正规就业创造市场环境。政府要从制度上为非正规就业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保证他们享受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政府要鼓励下岗职工和新生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

最后，积极创建教育科研生产新模式，促进就业人口素质提高。从全球范围看，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就业创造与就业摧毁并存的过程。被摧毁的是低技能的就业岗位，而被创造出来的是高技能的就业岗位。山西省现有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难以适应转型后企业技术升级和新兴产业及替代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为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一要在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加速发展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完善高等本科和专科教育，提高未来时期新生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者教育培训体系。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建立多领域、多专业、多层次、多方式的培训体系，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三是推动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培养和壮大具备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学习潜力的工人队伍。

就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事关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在今后五年时间内，山西省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就业问题的解决将更加紧迫。全省必须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构建和谐山西的政治高度出发，把积极扩大就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正确处理转型发展与增加就业的关系，推行切实可行的全省就业发展中长期战略。

参考文献

[1].郭金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比较.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黄余安.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景维民,孙景宇.转型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4].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5].潘光军.中国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6].张抗私.就业问题:理论与实际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转型 篇9

1硅谷转型历程的简要回溯

2009年,硅谷地区创造的GDP占全美国5%,人均GDP更是高达8.3万美元,居全美第一。如果把硅谷作为独立经济体,其GDP总量位居全球第12位。目前,硅谷地区40%城市居民是出生在海外的移民,不同的观念和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思科、施乐、佳能、索尼、西门子、飞利浦、爱普生、富士通、德州仪器等6400多家科技公司在硅谷落户,雇佣员工总数达28.5万余人。这里85%的新工作岗位来自10年内成立的新企业。

20世纪50年代以来,硅谷在一次次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中发展繁荣。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硅谷经历了以下转型过程:国防产品研发与生产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集成电路研发与生产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个人电脑研发与生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至90年代末)、互联网开发与服务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清洁技术开发与应用阶段(21世纪初至今)。经过一次次产业转型,硅谷成为全美乃至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经济体[1]。

2硅谷转型发展的理论渊源及实证分析

硅谷转型发展不是一次次偶然事件的巧合叠加,它暗合并印证了有关经济发展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理论。

2.1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系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罗纳德·科斯教授创立。该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新的、潜在的、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的经济利益,潜在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所需付出的成本是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根据主导者及特征差异,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其中,以“初级行为团体”自发行动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国家自觉行动和强制推进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主要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制度变革的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即“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统治者稳定性最大化、政党利益最大化等,即“政府租金最大化”)。就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言,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从硅谷转型发展历程来看,其制度变迁具有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融合转变的特点。在形成和发展初期,硅谷转型发展并非政府有计划、有目的的自觉行为,而是高新技术产业性质所决定的逻辑结果,企业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在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加大,并与企业形成良性互动。例如,美国政府和加州政府顺应硅谷创新型经济发展趋势,适时修订相关政策,不断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引导风险投资公司向高科技创新企业集聚。再如,硅谷首府圣何塞市推出美国最大的以城市为后盾的孵化器计划,其内容包括:创立中介机构(美国市场进入中心、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清洁技术展示中心等),引导软件产业、环保产业、生化产业等新兴产业集聚;设立创新基金,推动初创企业向成熟企业转化;建立外贸特区,延迟乃至减免企业缴纳进口关税。该市确定的面向2040年的城市愿景(Envision)是:“创造新一代城市”。另外,IBM公司“智慧城市”方案、思科公司“智能互联城市”方案等企业战略行为也与政府支持不无关系。

2.2产业集群理论及其实证分析

产业集群理论系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麦克尔·波特教授创立。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企业、供应商、关联产业以及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生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以及区域竞争力。1951年,在特曼教授大力推动下,斯坦福大学工业园正式创立,吸引通用、惠普、柯达等一批高科技企业进入。作为美国第一家高技术工业园,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对硅谷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有学者研究认为,硅谷把创业和创新所需要的一切有关要素,包括创业者和创意,包括风险资金和人力资源,也包括各种信息、知识、技术和实验条件,集中在这一区域之内,使它们可以借助各种非正式的联系和柔性关联相互自由碰撞和选择,从而为创新的建构提供选择的空间和便利的条件。硅谷地区的企业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即“是敌亦友”(Frienemy)。Palo Alto市长曾说过:“硅谷有一个健康的竞争氛围,彼此维持着一种平衡的竞争关系。平衡主要体现在,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维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会因为在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就如临大敌,老死不相往来。”[3]

2.3创新战略理论及其实证分析

创新战略理论系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Edison Tse(谢德荪)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创新的本质是创造价值,创新经济及持续创新生态系统系源创新与流创新互动而成。源创新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新,即确立特定价值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搭建平台,有效组合一面的能力及资源以满足另一面的欲望及诉求,形成两面正向的网络效应商业模型(即“两面市场商业模型”),其特点是风险大但优势能持久。流创新是一种在现有价值理念及价值链上增加新价值的创新,其“价值链商业模型”的特点是风险低但优势不持久。雅虎是硅谷地区源创新与流创新融合发展的典型。首先,雅虎确立新的价值理念,即以分类搜索引擎为工具,在推销自己的企业与寻找企业的网民之间建立平台,满足双方欲望,创造商业价值,这是源创新。随后,雅虎推出以拍卖方法确定分类广告排行的经营模式,这属于流创新。源创新与流创新的良性互动为雅虎带来丰厚回报。

2.4小结

制度变迁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创新战略理论有效阐释了硅谷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在技术创新引领下,敏感企业率先转型,并带动产业集聚区内相关企业跟进转型,进而推动硅谷地区整体转型。在这个一脉相承的转型体系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灵魂,就是“创造价值”。领先企业的创立或转型,其目的是创造价值;企业集群的产生或转型,其目的也是创造价值;硅谷地区的形成或转型,其目的还是创造价值。

3出版业转型发展现状

伴随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出版已成为发展趋势,我国出版业正快速步入数字出版时代。据统计,200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产值达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产业增长率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其中,数字报纸(网络版)收入3.1亿元,数字期刊收入6亿元,电子书收入14亿元,网络游戏收入256.2亿元,网络广告收入206.1亿元,手机出版(包括手机音乐、手机游戏、手机动漫、手机阅读)收入314亿元。网络游戏、网络广告和手机出版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名副其实的3巨头。

2011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全国首次数字出版工作会议主题报告中指出,“十一五”以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主要表现出以下6个特点:一是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模式日渐清晰;二是高新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产品形态日益丰富;三是出版企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呈现融合发展趋势;四是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区域整体发展初现端倪;五是数字阅读普及提速,消费需求日益旺盛;六是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产业政策日趋完善。他强调,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已成为新闻出版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他要求中国数字出版实现跨越式发展,5年时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近年来,在技术进步驱动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下,南京市一直在大力推进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坐落在雨花台区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南京时代传媒文化创业园,一期竣工项目已成为“长三角”地区数字印刷及发行中心,二期在建项目拟成为数字出版研发及产品中心、网络数据传播中心、数字出版产品版权和交易中心、网络产业中心等。2011年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送“关于创建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的申请报告”,表达了抢抓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契机,发挥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软件名城和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积极探索形成在国内乃至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出版产业高地的愿望和决心。2011年7月,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南京园区)获批建立。同年10月,南京市人民政府与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签署“共同推进南京新闻出版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共同提升传统新闻出版产业、推进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提高数字出版核心竞争力等10个方面达成共识。至此,南京出版业转型升级掀开新篇章。

4硅谷转型发展对南京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硅谷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转型发展历程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在南京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① 在产业转型方面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使创造价值成为持续常态。

与美国不同,中国传媒制度变迁总体上是国家作为主导者推动实施的,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数字出版转型升级而言,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分别出台了《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推动我国电子书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2012年5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南京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提出“政府推动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发展原则,即: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业管理作用,加强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扶持,为全市数字出版产业营造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坚持市场化的产业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出版产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数字出版企业走市场化道路。

经过若干年摸索,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已逐渐形成下述经营及盈利模式:以盛大文学等为代表的原创网络文学出版模式,以方正集团等为代表的数字图书馆模式,以同方等为代表的学术期刊数据库营销模式,以3大电信运营商为代表的手机阅读模式,以汉王等为代表的手持阅读终端移动阅读模式,以中文在线等为代表的全媒体出版模式,以网易等为代表的网络游戏出版模式,以及正在开发的电子书包和云出版模式等。在强调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们应汲取硅谷转型发展经验,高度重视企业作为转型实践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要充分尊重并调动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其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中充分消化借鉴上述有效经营及盈利模式,并大力探索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的经营及盈利模式,从而形成自身特色和优势。只有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才能在实施数字出版重点工程、搭建数字出版运行平台、创新数字出版先进技术、培育数字出版优秀人才、优化数字出版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进展,为价值创造持续进行提供有力保证。

② 在产业集聚方面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将创造价值置于良好氛围。

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南京园区)即将实施特色鲜明、产业模式清晰的10大工程,即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工程、数字报刊及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工程、数字音乐出版工程、互动教育工程、电子图书出版工程、网络游戏研发与销售工程、数字印刷工程、移动媒体出版工程、数字影像出版工程和数字版权保护工程。随着上述工程项目的启动和推进,一大批企业将会向园区集聚。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言,缺乏竞争影响效率实现,过度竞争又导致其陷入你死我活的无尽“红海”[4]。非零和博弈理论认为,博弈中各方不是你赢我输的关系,一方所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另一方所失;参与者可能存在某种共同利益,能够获得“双赢”、“多赢”或“共赢”的结果。我们应借鉴硅谷运用非零和博弈理论的转型发展经验,促使园区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首先,南京园区可以创办自己的官方网站和平面媒体,交流信息,加强沟通,逐步形成园区的共同愿景和文化认同。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期主办《南京高新》报,产生了积极而长远的影响。其次,南京园区可以组建行业协会,整合驻区数字出版企业资源,为合作共赢奠定制度基础。在硅谷地区,仅华人发起的科技方面的行业协会就有数十家,如硅谷科技协会、硅谷工程师协会、硅谷华源科学技术协会、海外华人高新技术协会等。再次,南京园区可以举办沙龙、竞赛等文体休闲活动,搭建起驻区企业及其员工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为思想碰撞和情感交流创造条件。剑桥大学有个喝下午茶形式的学术沙龙。在硅谷,这种下午茶演变为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沙龙。来自竞争企业或非竞争企业的员工在沙龙里随心所欲地开聊,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聊的过程中有形无形地在产生、交流和传播。只有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引导入驻企业培养开放心态和共享精神,区域竞争力提升和价值创造实现才能获得良好环境。

③ 在产业发展方面处理好源创新与流创新的关系,为创造价值供给不竭动力。

源创新与流创新互动形成的持续创新生态系统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和腹地[5]。作为两种不同的创新方式,源创新风险大但优势能持久,流创新风险低但优势不持久。两者各有特点和利弊,在南京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均须高度重视,不可畸轻畸重。我们应学习硅谷转型发展经验,既强调以客户中心化为特征的源创新,又不偏废以产品中心化为特征的流创新,让两者共同为南京出版业转型发展服务。人才是创新的内核。当前,应按照“南京创业人才321计划”总体规划,积极引进海内外数字出版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和创新团队,积极支持企业多方式、多渠道培养优秀数字出版人才,积极推荐数字出版创新人才申报“文化产业领军人才”、“333高层次人才”和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等选拔培养项目。只有处理好源创新与流创新的关系,持续创新生态系统才能成为价值创造的强大动力源。

2011年底,中共南京市委通过了《关于加快文化建设,提升文化实力,打造独具魅力的人文都市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南京文化建设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难得机遇。经过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创造价值为目标的南京出版业转型升级将不断推进,南京出版业能够在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市的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Theodore L Glasser.Normative Theories of the Media[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9.

[2]John V Pavlik.Media in the Digital Ag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3]Fred Turner.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4]W.钱.金,勒倪.莫博涅.蓝海战略[M].吉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转型 篇10

关键词：战略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波特五力模型

企业战略转型是指企业长期经营方向、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整体性转变,是企业由传统运营模式转变为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管理模式,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进入21世纪,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形势下,各国企业战略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展开。对跨国大型企业而言,战略转型的成功与失败意味着企业的存续与破产。本文特以“富士”与“柯达”公司为例,从企业生命周期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剖析企业转型关键因素,以资借鉴。

一、“富士”与“柯达”转型发展简史

1.富士施乐股份有限公司(Fuji Xerox Co.,Ltd.,以下简称“富士”)是全球最大数字与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商。目前其复印机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富士经历了创建、联合、成功转型三个阶段。(1)创建发展期。富士前身为富士胶片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富士胶片”),创建于1934年,以大日本塑料的“胶卷试验所”为成立基础。此初始阶段延续近30年,主要注重日本国内影像基础技术研发及市场开拓,树立富士品牌。(2)海外联合期。1962年,富士胶片与英国的兰克施乐公司合资建立富士。此中期阶段延续近40年,其间富士积极向海外发展,构筑了强大的全球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其业务范围拓展至影像事业(传统和数码两大产品群)、信息事业及文件处理产品及服务等,成绩卓越。(3)全面转型期。21世纪初至今,富士开展全面战略转型,执行“绿富士”计划,即一方面将传统胶片业务压缩至收入1%,同时全力巩固深化优势领域,将核心技术作为企业跨界的助力,整合成立“富士胶片先进研究所”,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含化妆品)的开发便是上述创新平台的产物。目前,富士为全球500强企业之一。

2.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以下简称“柯达”)是一家大型跨国摄影器材公司,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影像产品及相关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商。其发展、鼎盛及衰败亦可分为三个阶段,或称为三次战略转型:(1)始创发展期。1880年,柯达由发明家乔治·伊士曼始创,在随后约20年时间里,柯达实现第一阶段成功战略转型,即果断抛弃玻璃干板转向胶片技术,从一个小型干版胶片研发公司,转型步入影像产品全新领域,引领该行业革命性变化,其战略转型速度与空前市场回报有力佐证其正确选择。(2)鼎盛垄断期。时至1930年,柯达已占世界摄影器材市场75%的份额。在随后60余年中,柯达实现第二次成功战略转型,从一个本地化优质感光器材公司发展为覆盖全球的跨国摄影器材公司,其经营战略、研发模式及其资源配置方式已发生了相应转变,垄断世界感光行业市场。(3)盲目衰落期。2003年9月26日,柯达宣布实施另一项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放弃传统的胶卷业务,重心向新兴的数字产品转移。短短9年后,2012年1月19日,柯达公司在纽约依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提出破产保护申请。这意味着柯达第三次战略转型失败,即从影像领域的最大生产供应商,衰落为遭受市场冷遇而售卖百年专利救局的艰难存续者。

二、企业生命周期:富士清醒常绿VS.柯达盲目衰落

生命周期理论以企业成长和发展为基点展开,指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具有不同特点的若干发展阶段,而企业自身需在各方面实施不断变革与之适应。此理论较为务实有用,可指导管理者清醒认识企业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转变战略的时机与空间。伊查克·爱迪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学家之一。他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把企业成长过程分为婴儿期、青春期、盛年期、贵族期,以及死亡期等十个阶段,更具意味的是,他利用管理学深入阐释了企业成长与衰落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企业成长与衰落的每个阶段都可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两个指标来体现:当企业初建或年轻时,充满灵活性,做出变革相对容易,但可控性较差,行为难以预测;而当企业进入老化期,企业对行为的控制力较强,但缺乏灵活性,直到最终走向死亡。按照上述管理学理论分析富士与柯达的内部因素,发现两家企业有惊人的相似及相异点。

1.富士清醒常绿。富士管理者保持清醒,明确企业生命周期节点与状态,在其三个发展期皆有体现。创建阶段积累发展,清晰明了当时影像领域的顶尖公司为柯达;继而联合兰克施乐公司,战略经营转向信息事业及文件处理,同时影像事业并未停滞,依然向纵深发展;第三步全面战略转型则为企业长青之必然,一方面依托优势技术继续引领影像事业,另一方面注重科研创新,成功跨界经营。由此分析,富士一直保持既灵活又可控状态,具备年轻和成熟的双向优势,长期处于“盛年”期常绿状态。而理论中的盛年期,既为稳定荣耀时段,也为企业管理弊端弱点频现时刻。但富士始终保持冷静的成长期待,积极应对新市场、新技术及新布局,在盛年期中开创新的成长期,实现持续发展。

2.柯达盲目衰落。柯达发展历程与富士极为相似。同为优质企业,积累创新逐步确立全球影像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自身综合实力日趋成熟,其鼎盛期的深度及广度甚而大大超过富士,雄踞全球霸主地位。然而柯达百年发展历程与生命周期惊人吻合,当其进入蓬勃的盛年期和自傲的贵族期时,如影相随的便是内部大量潜伏的消极因素,使之路径发生逆转快速衰落。柯达高层为其卓越发展创新史表现出极度盲目自信,认为“胶片之王”地位不可撼动。正是如此,柯达失去了往日的创新精神与清醒头脑,对数码技术日益显现的潜在竞争力失去应有的敏感性。时隔十年发现战略决策失误,而此时已积重难返,衰落已成必然。

三、行业生命周期:富士顺势转型VS.柯达逆势停滞

行业的生命周期指行业从出现到完全退出社会经济活动所经历的时间。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企业管理另一经典模型,其中提出了某项产品或产业的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它指导产业实践者把握产业的发展路径、设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按照上述理论分析富士与柯达的外部因素,发现任何产业发展也会依循一个周期轨迹,经历转型及再生的过程。这两个公司作为行业领军者,在如何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能力方面出现较大差异,唯有顺势转型者方可持续发展。

1. 富士顺势转型。

富士管理层不仅领会了行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精髓,还掌握了波特五力模型理论要点,以设定自身的战略定位和竞争策略。富士充分意识到战略转型是个动态过程,通过不断修正企业既有的战略定位,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转型。富士敏感察觉到影像产业发展的替代产品、服务或模式,即从战略高度给予数码技术这个“替代者”以应有的定位。而上述“替代者”的发展不仅对传统技术带来全面变革,并将导致消费者消费行为、企业商业模式的彻底变化。富士一方面在传统影像领域,已果断迅速实现数码技术的转型;另一方面成功转型为横跨影像、医疗系统、生命科学系统、高性能材料、光学元器件、印刷系统、记录媒体、办公室和工业产品制造等领域的高科技品牌,甚至创新性地开发了护肤品。顺势转型成就富士。

2. 柯达逆势停滞。

按照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柯达发展路径貌似按规而行,即在传统影像技术发展相对巅峰的时期,柯达意识到新的数字技术对于影像产业所带来的影响,并抢先于竞争对手,对数码技术实施了战略性的创新研究。美国《大众科学》在2012年评选了最近25年来的最优创新技术和产品,柯达数码相机系统位列其中。可现实状况却大相径庭。为何柯达最早预见并研发新技术,却坚持传统路线而停滞于创新呢?原因在于,柯达违背了上述产业生命周期的基础规律,过分相信自身对于产业的把控能力,认为可以通过掌握了核心的数码技术,从战略上和技术上遏制新的数码技术发展,以此延续原有产业的生命周期过程,永远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但事实表明,以数码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于消费领域和产业模式的影响速度是颠覆性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对欧美电子产业构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一时间电子产品成为年轻人时尚生活的象征。进入21世纪,整个传统影像技术和产业加速衰落,柯达依旧反应停滞迟缓,逆产业和历史而动,最终注定了今天的失败。

四、企业转型关键因素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余年,已发生数不清的企业转型案例。富士和柯达转型成败,给我国产业界和管理界带来启示。通过上述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分析,企业战略转型需考虑的关键因素如下:

1.对内部因素而言,企业应遵循生命周期发展轨迹,以清醒的头脑保持企业稳定持续发展。在进入盛年期时,不断在企业内部分化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生命曲线,以实现企业整体上的持续经营。

2.对外部因素而言,企业应深刻理解产业发展周期,充分结合产业特性、消费者行为习惯等多重因素,在整体上把握了“顺势转型”的战略机会。

3.运用波特五力模型理论,将战略转型视为动态过程,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不断修正企业既有的战略定位,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转型。

4.保持对新技术、新模式足够的敏感性,高度重视对影响产业发展的替代产品、服务或模式,及时决策、系统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慧.柯达转型的反思[J].新财经,2010,(12).

[2]柯达破产:自满的代价,警惕产业生命周期[EB/OL].21世纪网,2013,(3).

[3]富士胶片成功转型的秘诀[EB/OL].牛津管理评论,2011,(7).

转型 篇11

在一个大时代中，身处其中的人们常常很难理解促成时代转变的那些关键事件。十年以后，如果人们回头来看，也许会发现，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高票通过《慈善法》，可能正是促成这个时代变成伟大时代的一个开端。它的意义也许不仅仅在于让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它可能在公益慈善领域率先催生出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它未来也可能会在公益慈善领域探索出中国的法治转型道路，从而为其他社会领域实现依法治理提供新的借鉴。

《慈善法》出台具有如下亮点：

它是中国立法史上少见的“开门立法”。以前的立法过程大多发生在政府各部门和各层级政府之间，社会很难参与。本次立法却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立法工作小组长期和学者专家、慈善家群体、慈善组织领导人、政府各部门及媒体有很强的互动； 同时南下广东、上海、山东等地多次，积累了各地先行先试的丰富经验；还考察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

可以说这次立法最大程度地综合了各方意见，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激发了社会公众对慈善的热情和活力，避免了很多闭门立法带来的问题。

这一立法过程和《境外NGO管理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慈善法》在2014年确定立法以后，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出台，而《境外NGO管理法》却被迫延迟的重要原因。这一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立法的经验，值得未来其他相关立法借鉴和学习。

《慈善法》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对慈善的定义接受了现代大慈善的理念，一方面不对私力救济加以约束，另一方面则扩展慈善定义，慈善不仅仅是救灾扶贫，也包括环保和促进科学、教育、文化发展，事实上将整个公益事业都纳入慈善法的规范中。这种概念的扩延和规范都使得慈善法和迅猛发展的慈善事业相适应，可以很好地促进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慈善法》放开慈善组织的公募权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长期以来慈善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资源不足，单纯地依赖政府购买服务，不但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而且也使得慈善组织难以独立自主地发展。公募权的开放使得慈善组织可以进行多元资源的募集，同时也能够因为资源的涌入，招募到更好的人才，进行更好的组织建设。公募权的开放将是激发慈善组织活力的关键一环。

《慈善法》的另一个亮点是不但正式明确了慈善组织可以直接登记，而且还认可了非法人社会组织的活动权利。这些规定虽然事实上在广东等地的地方立法和政策中已有所体现，但是正式由一级大法予以认可，意义重大。未来相关的行政法规都将依据这一法律制定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自由结社的权益。

《慈善法》专辟一章，介绍慈善信托，未来慈善信托不再需要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一规定使得冷冻已久的公益信托被激活。慈善信托的意义在于鼓励捐赠者参与到捐赠财产的处置中去，以信托的方式来保证慈善资金的良好运行。

除以上亮点外，《慈善法》也在税费优惠减免上做了突破性的规定，允许捐赠抵扣税费可以三年叠加。相关的进一步措施还需要税务总局和民政部门进一步讨论。

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慈善法》明确了对慈善志愿者权益的保障。慈善不仅仅是捐钱捐物，捐献时间、精力和知识的志愿服务也是重要的慈善行为。《慈善法》没有忽略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激活全民慈善的法律保障。

当然，一部法律的出台一定是众多利益相关方平衡的结果，而且由于公众对专业慈善缺乏了解，甚至因为郭美美等事件对公益行业有不少负面看法，因此，这部法律的不少妥协性条款所带来的张力也给其未来的落实带来一定的挑战，值得引起民政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重视。

主要表现在：

第一，针对特定个人的面向不特定多数劝募的行为是否属于公募，是否需要由本法调整，《慈善法》在这一问题上还不够明确。虽然其立法精神是不调整私力救济的行为，但是由于针对特定个人这个定义还不明确，所以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慈善法》禁止个人为特定个人募捐。

第二，将有公募权的基金会的管理费用限制在10%，可能会引起管理部门对其他慈善组织同样的限制，将极大地阻碍慈善组织引进人才和提升组织能力。这类费用安排本来应该由慈善市场决定，人为地一刀切，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接下来民政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时务必要注意这一危险倾向。

第三，允许互联网劝募本来是《慈善法》的亮点，但是由于用行政手段规定必须在政府指定的互联网平台上劝募，与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规律相冲突，很难落实，也容易因为法不责众，给监管部门带来巨大压力。

第四，整个法律最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国际慈善和宗教慈善没有进行约定。这两方面的事业发展未来将处于法律真空，而这两块又恰恰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说来，瑕不掩瑜，相信随着法律的进一步落实，许多问题都能够得到逐步解决。不过这部法能否得到落实，真正严峻的挑战来自于执法的民政部门是否有足够的治理能力。

最近几年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定都不是民政部门主导：放开社会组织登记是发改委主导，《境外NGO管理法》是公安部主导，《慈善法》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导，而执行都需要由民政部门来进行。同时，法律规范的事务又大大超过了民政部门的业务范围。所以，提升民政部门慈善事业的治理能力迫在眉睫。

随着《慈善法》出台，各类公益慈善组织需要行动起来，积极地把法律送进社区、单位、学校、企业，送到每个公民手上。只有每个公民行动起来，才能促成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才能让法真正成为社团生活的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慈善法》的出台，标志着公益慈善事业正从原有的 “感性公益和计划慈善”转向“理性公益和公民慈善”，这种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转型后的公益慈善组织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强大动力。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能否带来一个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我们拭目以待。

转型 篇12

当前,我军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建设步伐。军事人才培养的摇篮———军队院校必须紧跟新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的要求,因此,实施办学转型即学历教育向任职教育的转变是目前大多数军队院校发展战略的新选择,任职教育已逐渐成为我军院校体系的“主体”。[1]由于实施办学转型需要更新办学理念,重立办学目标、调整办学思路、实施教学改革,而这些方面的贯彻落实并最终取得实效———成功实现办学转型,其内驱力是教员的转型。

1 办学转型的内驱力———教员转型分析

1.1 教员转型是办学转型的内驱力

办学转型就是体现院校体系“军事特色”、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由传统学历教育向任职教育的转变。任职教育是为了使培养对象获得和提高从事某一特定军事工作岗位需要的专门知识和能力,通过院校进行的系统教育。与学历教育人才培养重点的根本不同是:学历教育着眼发展打基础,任职教育面向岗位强能力,任职教育具有岗位指向性、部队实践性和素质综合性的特点。

办学转型能否顺利实施、能否取得实效、能否实现军校培养目标,取决于人才培养的模式、课程设置与建设、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员队伍建设、教学环境及条件的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教员队伍建设居于核心地位,是其它方面建设的基础,直接推动其他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办学转型的逐步推进以教员的转型为内在驱动力。

1.2 教员转型的要素

办学转型要求以部队岗位需求为牵引,突出培养学员解决任职教育岗位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员的转型作为其内在驱动力,教员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必须随之转型。

1.2.1 知识体系的更新与补充

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军校教员,同样要精通本学科、本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但任职教育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学历教育的不同,要按照新的模式进行课程设置与建设,依据岗位任职的特点选择教学内容,这就要求教员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更新与补充,熟悉部队的热点、难点问题,紧跟部队发展动向,不仅精通本专业学员胜任岗位所需的理论知识,更要了解部队一线某岗位工作的实际情况,拾遗补缺,不断完善适应岗位任职的知识体系,使教员掌握的知识对学员日后的工作具有直接指导性。

1.2.2 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与创新

过去以传授学科系统知识为主导的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法;以教员的“教”为主导,学员的参与性差;一张黑板、或外加多媒体课件为主要教学手段,而实施任职教育,想让学员毕业后立即能够满足部队急需,必须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相应的改革。不仅要转变传统教学观念,以学员为主体,突出教员和学员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性,强调学员的参与,还要改变千篇一律的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目标的层次、教学内容的特点和教学对象的情况来选择和优化教学方法,如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师生互动、案例分析、专题研讨、参观实习、模拟演示、实验操作等,还要丰富教学手段,增加网络教学、挂图、模型、实物等,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2.3 实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过去教员以讲授课本知识为主,与部队一线实践接触较少,甚至有的飞机装备教员都没见过,更谈不上动手实践了,而任职教育强调要培养学员在任职岗位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突出实践应用,这就对教员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要求教员不仅熟悉部队,有丰富的阅历和部队实践经验,而且要掌握扎实的专业实践操作能力。只有培养和提高教员的岗位任职教学能力,成为应用型教员,[2]才能避免授课时心里没底或照本宣科,做到胸有成竹。

2 教员转型的对策分析

2.1 提高认识,以人为本

首先,充分认识教员转型是实施办学转型的内驱力。在院校的组织系统中,教员处于“育人成材”的首要地位,高素质的教员队伍是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关键。在任职教育背景下,首先要认识到教员转型对于人才培养的模式、课程设置与建设、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教学环境及条件的建设具有的内在驱动作用;其次要认识到当前实现教员转型的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员能否成功实现转型直接影响着办学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任职教育水平的高低。

其次,以人为本,加强教员的科学管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员转型过程中,也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管理。军校教员扮演者教师和军人的双重角色;在办学转型过程中,教员还扮演者教员和学员(向部队一线官兵学习)的双重角色。这就要求军校管理者在教员管理过程中认识到教员的各种角色,认真分析其角色心理,理解其劳动价值,关心教员的成长,将教员的个人发展同院校的整体发展紧密结合,充分发扬民主,鼓励教员参与办学转型的各项决策中,实现转型,进而驱动办学转型的开展。

2.2 与部队“亲密接触”,从部队中来,到部队中去

实现教员成功转型,不仅在于教员自身知识体系的更新和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与创新,还在于对部队的了解、对装备的熟悉、对岗位的熟悉。而现实情况是,部分教员不熟悉部队,不熟悉装备,不熟悉岗位。因此,首先需要教员“从部队中来”。理论来源于实践,院校要密切与部队的联系,经常安排教员到部队一线学习交流,与部队“亲密接触”,使教员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了解岗位需求及发展动向。这样可以充实教学内容,避免了教员纸上谈兵。其次,让教员“到部队中去”,做好为部队服务工作。要根据部队需要安排教员到部队一线解决疑难问题。如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2007—2009年连续三年派教员赴部队综合实践,让各专业教员到部队一线对应岗位学习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3]不仅使教员熟悉了部队、熟悉了装备、熟悉了保障,也提高了教员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部队中来,到部队中去……循环往复,使教员所教授的知识不仅紧跟部队需求,还能够推动部队不断向前发展。

2.3 完善机制,有效评价

俗话说,能够评价的才是有效率的,有效的评价机制有利于促进教员转型。因此,要建立健全教员转型评价的长效机制。首先,从院校办学转型的实际出发,科学制定评价指标、完善评价内容。例如从师德师风、教学工作量、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学术水平、部队任职经历等指标全方位评价教员转型,避免评价内容的单一性;其次,成立监督评价机构。可以由院校相关领导、教学督导人员、学员、部队主官、上级评审专家等组成,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教员转型进行评价;最后,做好教员转型评价结果的信息披露工作。将评价结果与教员职称评定、评优评奖、晋衔晋级、立功等挂钩,以激励教员努力转型,促进院校办学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

摘要：办学转型是目前大多数军队院校发展的新选择,而办学转型的内驱力是教员转型。需要从提高认识、与部队“亲密接触”、完善评价机制三个方面来实现教员的转型,进而驱动办学转型。

关键词：转型,以人为本,评价

参考文献

[1]赵晓峰.我军任职教育的突出特点及未来走势[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2月,第21卷,第1期.

[2]钱晓虎.海军杂志,2010年,第6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