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转型（共10篇）
消费转型 篇1
2014年3月15日,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法》) 正式施行。《消法》的修改以及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当代中国消费转型冲击之下已显失衡的利益格局作出的制度性回应, 其最终目标仍是通过制度的输出来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新的利益平衡。当然, 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乃是由多个法律部门所组成的①, 用以解决消费者问题的法律系统, 作为该法律系统的基础 (但并非是唯一的法律部门) 的《消法》之全面修改已经拉开了消费者保护法整体性重构的序幕。本文围绕着我国消费转型进程中消费活动的利益失衡问题以及寻求利益平衡时的消费者保护法的重构进路展开初步的探讨。
一、消费转型之现象解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经济发展对内生消费的客观需求使得消费社会在中国形成并由此展现出中国消费社会的诸多特征。观察消费社会在我国形成过程的重要“线索”, 便是我国当前的消费转型———消费模式由传统的单一形态向复杂样态转变的过程。
(一) 消费转型的界定及其基本样态
消费是消费者在特定的空间维度内 (现实环境或虚拟网络) 、选取特定的商品 (物质产品或非物质产品) 或服务为对象并通过特定媒介形式 (积累性财产或信用及预期收入) 、在特定的时间维度内 (即时或预付) 所进行的市场活动;而消费模式便是在消费活动中抽象出与生活消费结合最密切的基本要素的组合, 即消费模式可以被抽象为“空间、客体、媒介与时间”等消费要素共同组成的系统。消费转型, 则是在传统消费模式基础上吸收新的元素所引发的消费活动形式变化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消费转型中, “空间、客体、媒介及时间”等要素的变化最终是以“网络消费、非物质产品消费、信用消费以及预付式消费”等具体的消费样态表现出来。具体来看, 中国的消费转型可被归结为以下方面:由单一的“现实环境消费”向“现实环境消费与虚拟网络消费”二元空间转化, 在传统的消费客体 (物质产品和服务) 之外增加了“精神产品、教育产品以及金融产品”等“非物质”产品, 由单纯的“积累型消费”向“积累型消费”与“超前型信用消费”二元消费模式转化, 并且“先付款后消费”的预付式消费模式正在大幅度的增加。需要注意的是, 在肯定消费转型的前提下, 新型消费模式并非是从根本上取代了或者说是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模式, 传统消费模式与新型消费模式是同时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 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消费活动的基本模式, 形成了传统消费模式与新型消费模式“共生”的消费格局。
现代社会中, 人类已无法摆脱成为一个“消费者”的命运, 消费活动已经成为“民生”的应然组成部分, 消费早已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话题[1]。在中国的消费社会形成、发展以及被良性塑造的过程中, 消费转型既是观察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 同时也对我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反作用。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 消费者问题不仅成为典型的社会民生问题, 而且随着消费模式日趋新型化、多样化、复杂化, 新型的消费者问题也将不断出现, 当代转型中国对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制度需求更为迫切。
(二) 消费转型之于当代中国的价值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 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而转型就是社会变迁当中的关键一步, 就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社会转型, 是指那些在速度、范围和程度上受到一定限制的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文化形态及制度体系等方面发生的渐进性而又深刻变化的过程;之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 社会变革乃是强调中国社会的结构秩序与发展方式的渐进性调整和完善[2]。值得一提的是, 社会变革的表征也不仅仅是众多经济数据上的变动, 还应包括作为社会结构框架的“制度式”转变。即使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 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 这意味着社会变革中必须经历的重要一环———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3]。
当代中国,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引发了经济系统的深刻变化, 而经济变化又造就了政治系统范畴内利益结构、阶层状况、文化心理、政府职能的新局面。同时, 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稳定前提下的全面制度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潜在含义在于,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制度是逐渐建立并系统化的, 制度化的过程本身便是逐渐消除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有制度, 建立新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制度。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单一的生产出口型转变为与生产出口与内生消费并重型———也是社会转型中新一轮的变革形态。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对“消费”的经济职能之重新定位, 消费俨然成为社会生产与民众生活的动力与目标,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以消费为本位的社会形态———消费社会;可以肯定, 中国的“消费社会”也在形成和塑造之中[4], 处于社会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已经充分认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 传统消费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些新型的消费模式逐步出现并发展完善。现实中的消费模式变革对消费者保护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将会对我国固有的消费者保护立法带来冲击;而为了保障新型消费模式在拉动内需与促进内生消费中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消除与之不相适应的原有制度, 建立与新的消费模式相吻合的制度, 通过合理的制度输出来满足我国消费模式变革中的制度需求。
二、消费转型后的立法冲击
消费转型既为消费者带来了诸多利好, 同时也对原有的消费者保护立法所初步确立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相对的利益平衡带来冲击, 而且将会引发新的消费者问题。
(一) 消费转型引发的利益失衡
在经济活动中, 特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现象, 而且这些利益冲突在某些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还会暴露得更加明显。当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都存在其合理性的前提下, 利益平衡的效果只能是部分牺牲或舍弃那些具有较少合理性的利益诉求, 而相对地保全一个具有较多合理性的利益[5]。由此说来, 利益平衡只能是相对的, 是寻求一种相对合理地解决问题的方式, 但分析法律问题中的利益冲突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造成利益冲突的原因是可以识别的, 表面上来看, 利益冲突可能是由于客观原因或是道德风险因素所造成的, 而从实质上来看, 利益冲突的长期存在且不相调和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所引起的。因此, 妥善的制度供给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协调和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进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共存的必要保障。
现代的商品经济造就了市场活动中“消费者与经营者”这一对立统一———相互对立却又互相依存———基本范畴。消费活动中,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各自所追求利益形态的差异, 而且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天生”的利益冲突。但与其他利益冲突局面不同的是, 消费活动中的消费者较另一利益主体经营者而言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因此, 为实现实质正义而进行的法律制度设计必然要对消费者具有利益倾向性, 方能缓和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6]。随着消费模式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态, 新型消费模式的出现将会导致固有消费者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利益失衡, 并给我国固有的消费者保护立法带来冲击。
(二) 消费转型对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冲击
毫无疑问, 消费转型为消费者带来效率、便捷、优惠等诸多利好, 消费者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更多的消费活动、更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可被选择作为消费对象, 并且可能支付更少的钱款, 甚至是利用信贷来进行超前消费。总的来说, 新型消费模式使得消费活动更加丰富、多样, 也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一项基本要素, 这种变革是以有利于消费者的样态进而达到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在另一方面, 消费模式的变革也必然会为消费者带来新的风险, 由此也将进一步暴露出由于消费者对新型消费模式缺乏全面的认识以及新型消费模式自身弊端所引发的新的消费问题。比较而言, 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市场机制下造就出的新型消费模式, 究竟对人类有益或是有害, 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够判断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新型消费模式的出现必然会给消费者带来新的风险, 引发与以往不同的新型消费者问题, 而在调整这些在传统消费模式下所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的过程中, 固有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制度局限就将暴露出来。
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 (即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 , 经济基础的某一个要素或是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会引发法律的局部性变化, 否则法的作用———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将难以实现。消费转型便是现代经济活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直接体现, 消费者保护法作为一种规范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其难以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过程完全同步, 法律相对的滞后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消费转型的背景下, 原有的利益冲突发生变化或是新的利益冲突出现之时, 新的消费者问题将会出现, 现行立法的滞后性将被凸显出来, 立法者往往会通过法律修改或是制定新法的方式来予以应对。与此同时, 对法律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也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可循, 立法者需要探寻这些规律, 而利益格局的变化与利益平衡的重新确立便可以被认定为是法律重构过程中规律之一, 立法者需要观察社会变迁过程中利益演变与冲突生成之规律, 通过运用利益平衡机制来逐步完善原有的法律体系———新法的制定、法律修改以及法律解释, 实现通过法律对社会控制之目标。因此, 在肯定消费模式变革并掌握其变革样态的前提下, 寻求消费者保护立法与消费模式变革相协调, 在消费者保护法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利益平衡, 乃是消费者保护法重构的重要目标。
三、应对消费转型与消费者保护法的重构进路
消费者保护立法是建立在特定的消费模式之上的、以消费者问题为调整对象的制度设计。在消费转型背景下, 固有利益格局已显失衡, 新的消费者问题已经出现并亟待解决, 法律制度的重构便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消费转型后的利益失衡与消费者保护法的重构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因此, 利益平衡之重塑将会引导消费者保护法重构过程中理性思维的形成。
(一) 消费者保护法重构的基本目标———利益平衡之重塑
通常情况下, 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可以引导不同的主体在法律所确立的利益范围内从事正当的、和平的生产生活活动, 而当社会活动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冲突、产生矛盾或是引发争议的时候, 人们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自行予以调节, 也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解决冲突、矛盾和争议, 从而使得权利侵犯或经济损失得以恢复、利益的失衡得到协调, 法律机制在通过立法中的利益配置以及法律施行中利益平衡机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基本目标[7]。在消费活动中,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离不开法律机制, 而作为“以国家有形之手来适度介入市场活动”之典型法律部门的消费者保护法[8], 其通常是通过限制某一特定利益主体 (经营者) 或是优先保护另一特定利益主体 (消费者) 来协调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但法律应当尽可能的兼顾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 即使需要对某类利益进行限制或是对其他利益表现出倾向性, 这种限制或倾向性也不能是毫无节制的, 当确实需要某种利益做出牺牲时, 法律应当尽可能保证这种利益牺牲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易言之, 立法上的倾向性并不是说完全地置经营者的利益于不顾, 这种倾向性立法本质上来讲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消费模式, 在对限制经营者与优先保护消费者的制度选择之间所作出的利益平衡。因此, 消费者保护法不仅仅是市场活动中弱势群体保护的保障性立法, 也是一种平衡各方利益冲突后所作出的制度输出, 这种利益平衡在微观的市场活动中所起到的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9]。
法律重构 (Legal Reconstruction) 是法学研究中广泛提及并普遍运用的术语, 既可以指法学理论的发展变化, 也可用来描述具体法律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或结果。通常来讲, 法律重构是指作为整体的抽象法律系统, 在“事实与规范”的相互作用之下[10], 法学理论、法律制度以及规范文本的同步发展的过程与修正完善之结果。较“理论革新、法律修改或立法完善”等概念而言, 法律重构强调“理论与制度”之间紧密结合的思辨过程, 凸显了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虽然法律重构既可以用来描述法学理论的发展, 又可以直接指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规范文本的更新, 但这种“理论与制度”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法系统才是法律重构的核心内容[11]。当然, 法律重构的基础和依据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实践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引起的事实性要素, 法律的重构必须依托于事实性要素。在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和重构的过程中, 无论是立法、修法或是司法实践工作中, 都必须兼顾消费实践活动中各种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 分析利益冲突并寻求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法。一方面, 法律修改或者制定新法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新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机制进行重新考量的过程, 立法者通过合理的分析和论证, 以求得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力求实现立法之公正。另一方面, 在处理消费者保护法律问题的过程中, 对于立法尚未规定或是法律规定不完备之处, 司法人员也常常需要通过分析利益冲突, 实现利益平衡, 最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可以说, 利益冲突与平衡之法律方法是简化消费者保护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消解消费模式变革中的消费者问题的必要工具。
此外, 在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中, 协调发展原则被认定为是利益平衡原则之外的另一经济法基本原则。具体而言, 协调发展原则是指消费者保护法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重点考虑到弱势消费者个体利益的保障, 同时也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出发, 在博弈和思辨中化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并通过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设置来寻求新的利益平衡, 并促进产业的稳定与市场的协调发展。可以说消费模式变革所引发的新型消费者问题, 打破了原有消费者保护法所确立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相对的利益平衡, 消费者保护法之完善与重构既要吸收新的消费者利益诉求, 同时更要在实质上形成一种适应消费模式变革的新的利益平衡, 这种利益平衡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基础, 也是维系着经营者从事特定行业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市场协调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因此, 我们需要依托于利益平衡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 对消费模式变革与消费者保护法重构的相关问题作出双向度的思考。
(二) 消费者保护法重构进路的具体展开
消费者保护法的重构, 是消费者保护立法自我完善的过程, 在明确了消费转型以及展开消费者保护法重构之必然性的前提下, 如何依托于法理来具体展开消费者保护法重构, 便是法律重构中的路径选择问题。宏观上来看, 在总结消费转型对固有利益格局造成冲击的情况下, 消费者保护法重构需要依照什么样的脉络、采取什么样的进路, 直接影响着消费者保护法自我完善的最终结果。我们认为, 消费转型所引发的消费者保护法重构的基本路径, 既可能是宏观层面上消费者保护立法的体系性调整, 更大程度上则是在微观层面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权利和义务重构以及国家介入消费者保护之公权力方面的重构。由此看, 消费转型既需要从社会变革的宏观视角来考察, 同时对其引发的消费者问题又要从微观上作出制度性应对;而与消费转型相对应的消费者保护法之重构, 也包括了宏观层面上法律体系之重构与微观层面上的权义内容及法律概念之重构。
首先, 在消费者保护法的重构中, 一种比较宏观的进路便是消费者保护法的体系性变化, 即出现了新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法来直接调整新型消费法律关系, 由此来实现新的利益平衡。在消费社会塑造的过程中, 新型消费模式可能会引发新的消费者问题, 而原有的消费者保护立法难以对新型消费模式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引发的消费者问题作出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消费者保护部门立法将会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当前的消费模式变革可能在根本上引发消费者保护法在体系结构方面的重大变化, 如可能出现关于网络消费的网络交易专门立法②, 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或者是关于信用消费的专门立法, 这些新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法的出现可以说是消费者保护立法在追求利益平衡过程中自身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应然要求。当然, 消费者保护法在宏观上的体系性重构, 也必然会产生新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出现新的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及公权力, 而从整体上来看, 体系性重构实质上是在巩固原有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利益平衡。
其次, 在消费者保护法的重构中, 一种较为基本的进路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新型的消费者权利或新型经营者义务的出现, 或是国家行政机关公权力介入消费者保护时新的权力类型的出现以及新型的法律责任的设置”。在消费者保护法重构的过程中, 这些“新型”的权利、义务及公权力的出现, 既是新的法律制度生成的过程, 也是重新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例如利用网络、电视、电话以及邮购等购物方式进行的消费活动中, 消费者后悔权的引入便属于针对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模式下消费者保护所进行的新的制度设计。但消费者后悔权引入也并非只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而是同时兼顾相关经营者的利益, 因此, 《消法》明确规定③消费者在行使后悔权的过程中应当确保商品完好———不影响商品的再次出售, 同时还要承担退货的运费。可以说, 消费者后悔权制度的倾斜性, 便是针对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再次确立了新的利益平衡。
再次, 在消费者保护法重构中, 另一种进路则是固有的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以及相关公权力的具体内容之局部完善。制度内容变化之重构进路虽然没有在本质上产生了新型法律制度, 但“量变性的制度变化”与“质变性的新型制度出现”相互配合, 共同确保消费者获得充分的法律保障并实现消费者保护中新的利益平衡。例如随着产品形态多样化以及非物质产品的出现, 经营者的质量保证义务④也在发生变化, 立法者也需要把握产品样态的变化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寻求新的利益平衡。在消费者接受民办教育经营者提供的教育产品的过程中, 经营者应负有质量保证义务, 需要确保教育产品的质量 (涉及师资、教材及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 到达与消费者约定的或是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质量要求。但与传统上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保障义务不同的是, 教育产品经营者提供了达到相关质量标准的适格的教育产品后, 消费者 (学生) 能否在接受教育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实际获得应有的知识、技能或是取得理想的成绩却不是绝对地取决于教育经营者的产品质量, 因此, 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 立法者不应规定教育产品经营者负有保证学员获取知识、技能或是通过考试等绝对的质量保证义务。
最后, 在消费者保护法重构中, 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进路, 即随着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律价值观念的变化, 对消费者保护法中特定的法律概念、相关法律条文所作出的法律解释也将会有所不同。例如怎样界定“消费者”以及消费者识别的核心标准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制度设计和规范调整的问题, 其本身还包括如何运用基本法理及利益平衡的思维来合理诠释“消费者”概念的问题。最初用来界定消费者法律地位的核心标准不仅包括了消费者在市场活动中的弱势地位, 同时还有“生活性消费”这一表明消费者保护法调整范围的重要标准。而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 消费者法律内涵中的弱势经济地位自然没有改变, 但消费者的“生活性”特征却受到了动摇并逐步淡化, 例如人们购买的金融理财产品本身仍然是一种投资行为, 不属于直接生活领域内的市场活动, 但因为金融产品购买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非经营者”, 即使该购买行为不具备典型意义上的“生活性”, 法学理论与立法者出于缓和经济实力差距、平衡利益冲突以及追求交易结果实质正义的考虑, 仍倾向于将实质意义上经济弱者 (金融产品购买人) 置于消费者的法律地位来加以保护。或许可以认为, 随着我们对消费者保护法之理论认识更加深入, 诠释消费者地位之“生活性”特征正在逐步淡化, 而“非经营性”特征逐渐成为“弱势地位”要素之外用以判定消费者的重要标准。
四、结论
市场活动的出发点是利己之心, 求得自己的利益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驱动力, 而个人对利益追逐的结果将会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并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12]。利益诉求在市场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驱动作用不可忽视, 同时, “利益”分析也是我们观察消费经济活动并展开制度设计的有效手段, 以利益衡量为理论工具来展开消费者保护法研究的重要方法。当前, 我国“生产出口与内生消费”并重的二元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形成并逐步完善, 塑造中的中国消费社会形态促使我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 固有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中原本相对平衡的利益格局将会受到消费模式变革的冲击, 引发利益失衡。作为一种制度性输出, 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重构, 则是对消费模式变革冲击下已失衡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平衡。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 由多个法律部门所组成的、用以解决消费者问题的消费者保护法律系统将日益完善, 而作为这一法律系统之基础的《消法》的全面修改, 将会引导我们展开消费者保护法体系完善与制度重构的全面进程。
摘要：目前,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经历着由“单一的生产出口型”向“生产出口与内生消费并重型”的转变,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与消费转型中“空间、客体、媒介及时间”要素的变化, 最终导致“网络消费、非物质产品消费、信用消费以及预付式消费”等新型消费的出现。消费转型将对消费者保护立法中原本相对平衡的利益格局产生冲击, 引发新的消费者问题。消费者保护法之重构是对消费转型冲击下已失衡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平衡, 重构将基本围绕着“新型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制定, 新型消费者权利、新型经营者义务和介入消费活动的新型公权力之出现, 固有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和公权力的变化以及对基本消费概念的重新解释”等内容展开。
关键词：消费转型,消费者保护,法律重构
参考文献
[1]王博.论民生的经济法诉求[J].南都学坛, 2013 (1) :92-93.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336.
[3][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M].戴睿, 易诚, 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5-9.
[4][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福, 全志钢,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67-71.
[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 (上) [M].蒋兆康, 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中文版序言) :12-15.
[6]李友根.从平等走向倾斜——对消费者保护法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论坛, 2008 (3) :20-22.
[7][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46-48.
[8]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166.
[9][美]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117-128.
[10][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 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27.
[11]郭洁.反思与重构:经济法原理五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11-12.
[12][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275-278.
促进信息消费 引领转型升级 篇2
刚刚举办第二届就跃升为亚洲最大综合性电子信息博览会的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o， CITE）于4月10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召开。本次博览会占据会展中心近全部展馆，展出面积达10万平方米，汇聚了23个专题展区、1 500家企业，吸引超过10万专业观众。之所以选择在深圳举办CITE，正是看中了这里以此为中心的发达ICT产业环境，整个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和物流运输的中心。CITE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它不仅成为我国ICT产业的展示平台，同时也吸引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厂商广泛参与，本届博览会韩国为主宾国，其厂商集中组建了韩国展团参展。
为期3天的本届CITE围绕ICT全产业链，从上游的IC和高端元器件，到智能终端等消费电子产品，再到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车联网等一系列行业应用，都在展会上全面展示，8个精品展区：移动智能终端、数字视听、智能汽车、集成电路、OLED、可穿戴设备、云计算、大数据和平板显示设备材料，共发布超过3 000件新产品和新技术，无论是98英寸ADSDS 8K×4K 显示屏、110英寸高清曲面液晶显示屏还是4G LTE真8核智能手机系统单芯片，都率先在此平台上露面。
除了有多达80场紧密结合产业热点的专题论坛同期举办之外，“CITE2014创新产品与应用奖”发布也极具看点。在88家企业按照移动智能终端、平板显示、新能源、软件与服务等10大类别提交的近200项创新产品和应用中，来自17家企业的18款产品和应用脱颖而出，获得2014CITE创新产品与应用金奖，70家企业的74项产品和应用获得创新产品和应用奖。金奖产品或应用中，除3款分别来自台湾地区、美国和韩国外，其余均来自大陆地区的ICT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国内相关产业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全球相关产业的领导厂商，突显我国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关键角色。endprint
传统帽业的“云消费”转型 篇3
(一)中国帽业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外销市场发展减缓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产业整合重组的日益加剧,我国帽子行业发展速度较快,帽子行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下游需求市场不断扩大。由于帽类产品具有的劳动密集型特点,一些发达国家的制帽企业纷纷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企业,甚至选择、培育产品质量优秀、信誉良好的生产加工基地,迅速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帽子行业在国内发展形势大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渐成为全球性产品加工基地,我国帽类产品由于特有的产业优势,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但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帽子行业近几年发展速度略有减缓,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东南亚加工业的发展,“东南亚制造”正在不断蚕食国内订单。尤其在配饰行业,影响较为明显。相较于国内,东南亚人更喜爱佩戴饰品,且人口基数不少于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再加之人工成本低,一系列原因造成国内订单流失。目前在欧盟鞋帽类市场上越南已成为仅次于我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二)帽子行业所占市场份额较低,缺乏专业经营帽子的知名品牌
帽子行业由于自身特性,所占的市场份额较低。国内的帽子市场,南方基本上以广州、浙江义乌、温岭、台州为主,北方市场以山东胶州、青岛、河北等地为主。全国的几大市场,目前基本还是以义乌的帽子市场为主,约占60%的市场份额,全国各地经销商基本上还是以义乌进货为主。
大部分的帽子商家,基本上还是以小型加工厂为主,配置几十台机器,招十几个工人,是大多数帽子中小型企业的一个生产现状。还有一小部分规模较大、有实力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主打知名度和影响力,但这类企业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这类品牌企业因为规模大,生产能力强,他们不满足于专一的来做帽子,尝试做一些围巾、箱包、手套等其他副业。因此专业且专一做帽子的品牌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上海帽仕汇从上海田子坊的第一家品牌专营店开始,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地经建立了自己的HATTERS’HUB帽仕汇品牌专柜及专卖店,涵盖所有花式帽型。
(三)中低端市场同质化竞争严重,没有固定的营销渠道
帽子行业存在着同质化竞争的问题,特别是中低端市场同质化竞争更为严重。一方面,帽子生产工艺不复杂,门槛较低,生产成本不高,这就涌现出大批的小型加工厂;另一方面,只要市场上有一款流行的帽子,其他厂家立马蜂拥而上,都想分一杯羹。由于新进入企业不断增多,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行业利润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以大量的订单作为支撑,否则难以生产。据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各类材质帽子,玲琅满目,应有尽有,但大多款式都是大同小异、价格透明,行业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
除此之外,对于大部分帽子企业来说,在各地有固定的经销商的很少,都是各地客商根据时令季节,前来提货,大多是以散货批发为主,缺乏固定的市场营销渠道。
二、帽业市场呈现体验化发展特征
随着体验化成为“云消费”时代消费的首要特征,国际上知名帽业品牌呈现出体验化发展特征。如日本最大的帽子品牌CA4LA打造体验化门店,店内装饰风格复古,还带有一点中世纪魔幻色彩,采用艺术气息的装饰。Chanel帽子竟显细致奢华、永不褪流行的Channel精神。
(一)日本东京精致高端帽子店——CA4LA
1997年,日本本土品牌CA4LA成立,是日本最大的帽子品牌,是唯一能入驻新宿伊势丹、唯一曾与Andy Warhol大师联名出帽、唯一可以有能力进军伦敦开店的潮帽品牌。2006年CA4LA冲出亚洲进军伦敦,成立首间海外分店。2011年12月英国版《VOGUE》,有Kate Moss戴着白色CA4LA画家帽的漂亮写真。
(二)Chanel帽子—高端与时尚风格并存
在Chanel帽子的设计路线上,有两种风格。
一是高端路线,竟显细致奢华、永不褪流行的Channel精神。宽檐帽是香奈儿女士帽子历久弥新的一款,亦是时尚界、T台永远的经典,Chanel中的宽檐帽有着复古优雅的致敬感,又因其悠久、深邃的时尚品牌文化,Chanel帽子的宽檐帽常常让热爱复古风的女人们爱不释手,除宽檐帽之外,香奈儿女士帽子还有着众多纷繁的款式,如礼帽、平顶帽、草编帽等,都彰显着Chanel低调经典的奢华魅力与纯正风范,引领着时尚潮流。
二是香奈儿女士帽子的“时尚简约、简单舒适”风格,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Chanel帽子的鸭舌帽这款上,Chanel鸭舌帽多为简约素身双“C”logo,在产品上印着鲜明的LOGO,Chanel鸭舌帽用精致的工艺和高档的取材展示了品牌的质量,从细节的五金装饰到整个帽身的面料,无不体现Chanel的高档价值。比起宽檐帽、礼帽等香奈儿女士帽子,鸭舌帽更加简单与轻松,体现着时尚与活力,表现出个人风格。
(三)世界顶级帽饰店JACOBEAN
世界顶级帽饰店JACOBEAN北京三里屯旗舰店位于三里屯Village南区地下一层,不仅是JACOBEAN帽饰在中国的首家旗舰店,更是中国首个欧美时尚帽饰专营店。JACOBEAN作为一家站在时尚顶端的潮帽店,目前汇聚了数十家世界顶级的流行帽饰品牌,致力为潮男潮女们带来品质一流的帽子,为中国的潮男潮女们提供充满设计感和时尚元素的帽饰选择,适合各种场合和用途的佩戴,将把欧美帽饰文化重新带入中国。旗下不仅拥有像英国CHRISTYS这样能够让艺术和毛毡制作相结合的百年皇家老牌,也有像SCALA、STETSON这种美系范儿十足的品牌,更引进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国外独立设计师的原创设计。JACOBEAN的帽子秀不仅满足了帽子收集者的一大癖好,还能让你见识到一场酷似英国传统赛马会上帽星齐芸的盛会。JACOBEAN无论是店内装饰还是帽子风格,主要是走英国绅士风和欧美潮流风,英国百年皇家帽饰品牌CHRISTYS的创意总监Tony Merenda和代表美国时尚生活的帽饰品牌Callanan的副总裁John Callanan是主要的设计师之一。
(四)英国帽子业鼻祖Bernstock Speirs
“Bernstock Speirs”是英国帽子届的鼻祖,100%British,手工制作。Paul Bernstock和Thelma Speirs一同在Middlesex University学习时尚,并从1982年就开始一起做帽子,主要设计灵感来自80年代的夜店文化,之前俩人一直做批发不做零售,在Liberty和Dover Street Market销售,最近开设Brick Lane的店。设计过的很多帽子都被名人带过,比如Kylie Minogue第一张专辑封面的帽子,并多次被世界知名时尚杂志“召唤”去拍大片。
三、电子商务成为帽业市场发展趋势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交易过程简单快捷、价格透明化,逐渐蚕食传统营销模式的市场份额,催促传统企业营销模式的变革。2011年淘宝的帽子销售规模约5、6个亿,淘宝占网上销售的比例大概是50%-60%,按照这个来计算,帽子的网上零售市场规模大概有7、8个亿。2011年网上销售占实体销售的3.4%,这样推算出来帽子的零售市场在百亿以上,是网上销售的潜在市场。
(一)出现一批新兴电子商务企业
一方面出现了一批新兴的电子商务帽子企业。如“帽儿胡同”是一家专注于帽饰生意的网上商城,2010年底筹划,2011年6月帽儿胡同正式上线。
1、产品方面
“帽儿胡同”旗下拥有帽儿胡同、图伦、顶范、茉凡诗等原创帽子设计品牌。“图伦”适合于崇尚休闲、个性的时尚男女,将日韩时尚、简约的设计融入中国本土流行风尚,紧跟潮流步伐,又绝不会被潮流所左右,是真实与品质的完美结合,代表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独有的腔调;“顶范”是专注于品位优雅与奢华的帽子品牌,融经典复古、低调奢华于一体,旨在打造引领时尚、面料精致、细节考究的帽饰,始终走贴近名流需求的国际时尚高端路线。
现在已有数百款如毛线帽、雷锋帽、棒球帽、军帽、鸭舌帽、太阳帽等。拥有自己的工厂和设计团队,负责帽子的原材料采购、设计、生产等一系列工作。SKU超过300,每个SKU库存也相当充足,平均200-300顶,若库存低于一定的数量会根据情况追加生产,以便及时供应和补充市场。
“帽儿胡同”已签约了日本设计师,未来“帽儿胡同”还将利用北京的艺术氛围、人才优势和对全球时尚的捕捉能力,引入更多的设计师和设计元素,针对细分市场,创建更多细分性的品牌。
2、渠道方面
“帽儿胡同”现阶段主要通过微博、博客、QQ群、评论、豆瓣小站等新媒体,蘑菇街、美丽说等各种社区进驻互动等多种方式同客户互动,建立联系,优惠券团购,导航网站进驻、京东等多渠道多平台展现,节日营销、关键词购买、网站联盟等多种营销方式和手段,吸引流量,提高客户转换率。也正在逐步推出论坛、帽子知识库网站、百度百科专页、晒单平台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增加同客户接触的渠道,增加客户黏度。如网站上线不久便已进驻京东商城,月销售数字能够达到6位数。近期同QQ团购合作,推出的优惠券团购,对网站数据的拉动比较明显,更多地寻找类似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网站的流量、转化等数据。
3、仓储物流方面
在仓储物流方面,“帽儿胡同”还对每一个客户的产品包装进行针对性设计,以便在运输过程中保持帽子的形状。帽儿胡同在北京和江苏设置了2个仓库,单一品类的产品对仓储硬件要求相对较低,这也相对降低了仓储的成本。在对未来的规划中,仓储的布局都会根据帽儿胡同的订单情况综合各种因素权衡之后合理安排,并逐步提高库存管理效率,提高取货速度。如将根据全国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情况,逐渐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仓储中心及自有物流体系,实现就近发货。
(二)传统帽子企业开展020营销
传统的帽子商家开始采用O2O的营销模式,线上线下齐发力来抢占及扩大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阿里巴巴、义乌购、亚马逊、速卖通等,其中还包括成立不久的“帽子坊”。
“帽子坊”是以一站式购物方式订做及批发韩版时尚帽子等的网上购物批发市场,主要经营全球优质品牌。旗下还有CAPS.CN、HATS.CN、尚堡、Sunburg等品牌,致力于打造一个亲民的商务购物平台,与消费者互动从而吸取消费者的需求,打造让利低折扣的经营理念。同时设立连锁实体商铺,从而大大提高市场份额。
四、帽业市场未来发展建议
(一)增强体验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进入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购物的时段、过程和文化体验,并且乐于接受新颖的营销渠道形式。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大力挖掘内在的文化元素,并且积极为消费者互动提供大量接触点,确保顾客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做到一致的、完美的文化体验之旅,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仅把商品或者服务传递给顾客,更多的传递了一种文化,从而实现了体验式文化消费。日本本土帽子品牌CA4LA已实现了高端化、体验化营销,大大提高了顾客满意度以及该品牌的文化传播。
企业可以在城市最著名商业街区或城市精英汇聚的高档商务地段设立品牌旗舰体验店,不仅能够凸显高端品牌的尊贵地位,更是整个城市最前沿的时尚风貌和最高端的财富生活的代表,体现出独特的品牌风格和品牌文化,给消费者带来更直接的视觉冲击,以形成震撼人心的品牌感官效应,使消费者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品牌向往。如路易威登将亚太地区旗舰店设在上海南京西路恒隆广场、爱马仕亚洲旗舰店设立在北京耀莱新天地广场、东京的PRADA旗舰店、上海陆家嘴的LV旗舰店等。
一是重视店铺设计。充分重视销售环境与终端氛围的设计,销售环境的布置细节与设计风格要与品牌形象、文化内涵保持高度的一致;二是提供高品质服务。企业要提升服务质量,销售人员的专业素养能融入品牌精神,提供高品质服务;三是增强现场体验。店铺集高端展示、现场体验、销售为一体,消费者能够现场观看、参与帽子的制作过程,体验品牌的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等。
(二)创新现代营销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任何一种产品都可以利用网络以一种时尚、轻松、便捷的方式营销,这种方式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
一是开发品牌APP。
与专业策划和应用程序开发的软件公司对接,开发iphone、ipad客户端应用下载程序。该程序主要用于发布品牌的最新资讯与此同时还可以让顾客随时随地订购到当季最新的产品系列,并提供上门送货等服务。如需扩大提高该程序的下载量则可利用LBS (基于位置的服务)在其程序中植入一些消费者附近的符合品牌定位的最时尚的的资讯、活动、旅馆、游戏等等,还可通过与高端消费人群的网络社区进行合作推广传播,并调查和分析高端消费人群的购买习惯和消费心理,适时推出一些新功能,使之更完善。如国际珠宝品牌蒂芙尼率先建立了自己的网路渠道,在线销售额自2001开始呈现强势的增长势头;迪奥在法国开设自己的网上专卖店,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其在线销售业绩便成为消费额的主要增长点。
二是重视网络营销。
微信微博作为一种影响力逐渐扩大的信息发布渠道,特别是SNS社交网站渠道,例如国外的Facebook、Twitter,国内的开心网、校内网以及各大微博微信等,利用好意见领袖和口碑传播的作用。企业可派专业团队管理其官方账号和粉丝,给粉丝们提供有吸引力的资讯和活动。自2011年,路易威登、卡地亚、兰蔻等国际奢侈品牌相继开通了企业微博;巴宝莉、雷朋也在开心网和豆瓣网开设了品牌主页。
(三)增强产品研发能力
通过引进、签约、培养三种方式打造品牌设计师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的研发设计水平。一是引进设计师,企业可以引进国际型的设计师人才,充分与国际设计市场接轨,提升设计能力。国际设计人才的引进方式可以以股权加期权形式实现;二是签约设计师,企业可以签约设计师,采取外包或者众包的模式,参与品牌的设计,提升设计能力;三是与国内外著名的培训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共同培养设计师与管理人才;与国内外高校共同合作项目,专门培养高端和设计师的人才。
与艺术家们联手,运用时代的艺术灵感进行富有艺术化和现代感的装饰或加工,推出新产品款式、工艺,使产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时代感和现代审美品味。如日本时尚界标杆设计师山本耀司与老牌制帽单位New Era联合,以59FIFTY帽款为蓝本,推出了联名帽款系列,具有丰富的品牌标识、山本耀司在时尚界呼风唤雨的号召力以及New Era在制帽领域强大的工艺保障。
企业可以与著名国际品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的领域可以贯穿品牌运作的全过程。从品牌的设计、渠道建设到品牌的推广,通过与国际品牌的全方位合作,提升自身的实力。如MAX&Co.和世界知名意大利顶级品牌Borsalino合作推出四款独特的帽子,款式设计理念简单,代表了最新的潮流但不过分张扬,设计者旨在满足不同年龄、态度和风格的消费者。
(四)构建智能化服务体系
通过基于大数据的客户关系管理、专属的定制化服务、完美的顾客导向服务、完善的售后服务,构建智能化服务体系。
1、基于大数据的客户关系管理
一是实现企业与客户资源无缝对接,可以实时采集消费信息,挖掘消费潜能,创造需求,引导消费;二是实现精细化客户关系管理,针对不同顾客和家庭实行精准个人化推荐,培养忠实客群;三是实现对优质客户的实时优惠,系统对客户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归集处理,根据客户不同消费习惯与需求特点,自动生成针对该客户的定向营销方案,向不同的人群,推送不同的营销活动、促销回报和增值服务,让客户体验尊贵的定向营销。
2、专属的定制化服务
通过商业智能和大数据为消费者提供个人定制的个人化服务,单独打造适应目标人群品味,针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每个消费者都能享受独一无二的商品和服务,享受消费的尊崇感、自豪感。澳大利亚网络鞋店Shoes of Prey提供网络化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在网店里自由选择鞋子的尺寸、样式、面料和颜色,DIY设计好自己的鞋子之后,网上下单订做,两周后送货上门,给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自主设计师的自豪感,并能充分展示自我价值。
3、完美的顾客导向服务
服务员应当经常收集并研究品牌领域最新、最前沿的流行咨讯,成为时尚领域的专家。根据不同的季节向消费者推荐最新的搭配和流行款式,积极引导全球时尚潮流,向消费者提供精心设计的产品,为顾客度身定造和推荐符合自身特质的产品。同时根据顾客的需求,为顾客提供高端时尚的搭配方案,尽可能的提供种类图样丰富的产品名册,提供预订服务。
除此之外,还要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维修、保养、翻新、新品通知、打折优惠、寄卖等完善的售后服务。
(五)提升产品包装
在包装形式方面,怕折或怕挤压的帽子使用圆形包装盒;布帽或不怕折的软帽,可以从帽檐处折窝过来,装入包装袋,再在袋口处粘贴透明胶条。原则上建议包装时,用塑料袋或防潮袋包裹,再根据帽子形状,采用圆形或方形纸盒包装,再装进手提袋便于消费者提携。
在包装设计方面,一是运用鲜明色彩,抓住色彩性刷新的效果,给顾客一种视觉吸引和跳跃的感觉。运用色彩鲜明度突出包装质感;二是采用有质感的材料,选择简单的几何结构作为包装外形,包装上采用体块的几何切割,给顾客营造一种大方、气质的感觉,增添了产品的品质感,增加了视觉触摸感;三是学习国外先进的包装设计理念,选择能够突出特色的图案或标志,同时在包装设计上增加中国古典特色,以此来展现出中国特色文化和悠久的文化气息,目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的包装设计,同时建立国民对品牌的忠诚度。
参考文献
[1]赖阳韩凝春.“云消费”时代[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7月
[2]赖阳韩凝春王春娟.关于云消费基本特征的研究[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8月
[3]许峰.老字号企业营销的SWOT分析及振兴策略[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年1月
[4]王力金.中国本土奢侈品企业资源营销策略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2年5月
推进消费转型实现结构调整 篇4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需要特别注重不断扩大消费，持续推动结构调整，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潘慧研究员的新著《结构调整中的消费转型》在当前亟需有效扩大消费的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专著着眼于在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中有效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上，从消费者行为研究出发，以广西百色为案例，深入探讨了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消费结构的变迁以及劳动力流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提出了有效扩大消费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对有效扩大消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最终消费率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发展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为何最终消费率持续降低?主流的西方消费理论能否合理解释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消费行为的演变?居民消费行为是否具有某种演进的特征?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演进是否存在一些主流消费理论尚未提示的力量?而《结构调整中的消费转型》则回答了以上问题。该专著在回顾西方理论与已有消费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角度探讨了居民消费行为的转变，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百色地区的实证考察，深入探讨了影响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进与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背后的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作用。
该专著强调指出，从演进的角度来理解消费行为是消费理论发展的一个有希望的方向。一个演进的消费行为模式可能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过去消费历史的影响，二是居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其他居民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处于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知识和理性的局限以及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中所产生的行为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消费者行为演进具有难以忽视的影响，从演进的角度来研究消费在中国具有特别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该专著以劳动力流动为切入点提出了假说，即在控制了收人、对收人变化的预期和一些家庭特征之后，劳动力流动是影响消费(消费预期)的显著因素。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期，由于不同地区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与消费者差异，直接体现为不同的居民可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消费决策结构，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则可能强化消费者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偏好、消费选择集合和面临的约束的条件及其变化均对消费者行为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对居民的消费偏好、消费选择集合和面临的约束條件都会有重要影响，进而也将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与居民消费结构。
作者提出的假说对于解决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演进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方案，但是假说需要得到验证。为验证假说，作者选择了广西百色地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和转轨非常迅速同时又有大量跨区劳动力流动的地区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在七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县中做了近2000多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作者通过对问卷调查的计量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居民的未来支出计划和储蓄目的均具有重要影响。相关实证结果使本研究的假说得到了验证，为进一步理解消费行为的演进与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提供了证据。
在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需要更加充分发挥消费需求推进经济发展作用的过程中，《结构调整中的消费转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消费者行为与消费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有关假说并以广西百色为案例进行了验证，对深入理解消费行为演进、深化消费理论以及扩大消费具有积极的作用。
作者作为经济学与心理学双料博士后，运用多种学科进行研究也是本专著的重要特色。在理论上除了应用经济学理论外，也把心理学、社会学与消费者行为学等理论融入进行研究，对深入推进研究发挥了有效作用。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如没有对演进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广西百色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没能包括最新数据，以及有些结论虽然在不同位置均有强调的必要但有重复之嫌等。但是，这些不足并不影响该专著的总体效果。
转型的出路:重新认识消费者 篇5
最近做了一个小调查, 问题是:描述你愉快的购物经历与不愉快的购物经历。调查结果显示——
愉快购物的主要表现是:
1.特价买到自己心仪的物品;
2.品项齐全, 一次购足;
3.细心的导购服务, 但又不会强势推销;
4.停车方便;
5.快速处理顾客投诉;
6.悦耳的背景音乐;
7.缺货登记以及事后及时告知。
不愉快购物的主要表现是:
1.商品质量与约定不符, 这在网上购物中最为明显, 如最近淘宝的“上海超市”上线, 供应68元一箱的“马陆葡萄”, 我买了一箱, 到货后发现用纸袋包装的葡萄已经不成型, 品质很差;
2.导购服务热情有余, 诚信不足, 售前与售后服务反差巨大, 在百货、保健品、美容美发等行业更为突出;
3.商品标价不清晰, 服务员爱理不理;
4.营销套餐暗藏玄机, 消费者防不胜防, 这在电信行业最为盛行, 有消费者购买宽带包年服务, 打开赠送的手机, 第一条短信便是:您的服务合同已签至2053年!中国商人把“套餐”发挥得淋漓精致, 消费者常常被忽悠;
5.消费卡使用后不显示余额;
6.有些超市商品价格太高, 却没有让消费者感受到质量保障或等值服务, 有被宰的感觉;
7.服务人员虎视眈眈, 以实现销售为终极目标, 却不具备应有的服务技能, 难以帮助顾客解决问题;
7.漠视顾客, 藐视顾客, 怠慢顾客, 甚至欺骗顾客, 对顾客提出的严重问题, 视而不见, 或避重就轻。如上海真北路上的红星美凯龙促销派送给顾客的联华OK居然有“空卡”, 公司客服部门接到顾客投诉以后, 既不查找原因, 也不给顾客答复。如今, 苹果、沃尔玛等跨国公司, 居然也干起了“瞒天过海”的违法勾当, 消费者无能为力, 法律与监管部门能否还消费者一个公道, 拭目以待。
商人们做出上述种种“恶行”也许是基于“消费者是非理性的”假设, 认为消费者是非理性的, 所以可以经常忽悠他们。但是, 实践与调查告诉我们, 消费者是最理性的, 即使消费者花大价钱购买奢侈品, 看起来似乎是非理性的, 但实际上也是理性的, 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物品本身, 而是某种象征价值, 如安
文/周勇
全感、地位感、优越感、权力感、独特感等。再比如, “用一根针换一头羊”, 看起来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 但对交换双方来说, 都“超额”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目标”。
“买500送600”为什么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那是因为消费者觉得超值。但如果商家故意在促销前提高商品价格来忽悠消费者, 最终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消费者, 终极的伤者一定是商家。因为消费者心中有“一杆秤”。正如有些超市公司, 为了化解成本上涨的因素, 悄悄提高商品价格, 以为这样做顾客感觉不到, 如此经过8年多时间的演变, 公司的品牌形象已经从“低价”转变为“高价”, 而公司的店铺服务形象则没有丝毫提升, 其结果是, 不仅高端客户根本不会光顾, 连中低端客户也不断流失。这就是忽悠顾客的“报应”。
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下, 商人们毫无顾忌地忽悠消费的另一个原因是, 大公司可以动用丰富的资源 (包括社会资源) , 用强势品牌、强势公关与强势宣传, 掩盖事实真相!但是, 在网络传播模式下, 商家的“恶行”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这已经成为除企业自控、行业自律、行政监管、法律规制、媒体监督以外的“第六种力量”——公众谴责!不良企业有可能被公众的吐沫淹死。
连锁零售企业的转型为什么如此艰难?除“规模扩张型战略”的惯性延续外,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消费者认知的缺失。连锁企业应该充分意识到——
1.消费者已经从简单的商品物质需求转变为价值需求。价值需求是理性需求、情感需求与精神需求三者的组合, 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等值的满足 (满意) 、超值的满足 (得意) 、精神的满足 (适意) 。
2.企业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满足顾客所追求的价值:一是核心价值, 商品与服务满足顾客的需求, 如食品的美味、营养、安全等;二是认知价值, 必须通过传播与沟通使消费者认知到价值的内涵;三是便利价值, 让消费者能够释放便利地获取商品与服务, 并提供各种沟通的便利。这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一过程中, 习俗与文化将直接影响顾客的价值判断。全国性连锁公司与区域性本土企业竞争的时候, 之所以常常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 属地化能力差是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 全国性连锁公司缺乏一种将习俗与文化纳入连锁经营体系的组织能力。
3.要跟踪市场上不断涌现了“重大价值元素”。消费者对商业行为以及商品与服务的价值判断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重大变化, 不同的时代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元素”。目前, 我们至少应该关注这几个新的价值元素:质量安全、购物便利、即时沟通、顾客尊严、购物体验、可比价格、道德底线。
总之, 面对理性的消费者, 需要理性的经营模式。
消费转型 篇6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旅游业市场呈现了巨大变化:特定群体消费减少、团队游减少而散客增多、旅游者消费结构和空间分布发生变化、旅游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的巨大转型直接导致供给进行调整,导游这一行业也被动地做出反应,但形式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导游证人员注册累计80万,而旅行社长期聘用的导游不足20万,离职率却已升至24.2%,如此严峻形势下探讨导游人员离职原因与相应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导游人员离职原因
新常态所引致的消费转型下多种原因促成了导游人员的离职潮,具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
(一)社会经济层面
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与导游的离职率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国民消费愈加理性,尤其奢侈性消费的减少使得旅行社行业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和重整,这直接导致导游群体被动应对,而在新的市场秩序重新建立之前,大量的导游由于不适应环境的变化而选择离职,这成为消费转型对旅游行业影响的显性结果。
(二)组织层面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尤其《旅游法》的出台,达成了旅游市场的理性回归,以及引发的消费者理性选择与旅游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愈发明显。而此时,我国旅游协会没能因势利导,职能也相对缺位,旅行社之间不合理竞争司空见惯,恶性压价致使导游利润空间无限压缩,一些违规的商业行为更造成了导游被迫承担经济风险。加之,旅游需求迅猛发展所造成的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人文关怀明显不足,薪酬安排不合理的情况下导游职业生涯规划与培训制度严重缺失,使得导游群体无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因此,大量的人员流失不足为奇。
(三)个人层面
传统观念对于导游“就是青春饭,大了就转行”的误导和偏见也影响了导游对自身工作的价值判断,家庭、年龄与社会的压力迫使部分导游选择离开。
三、导游离职应对策略
针对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应对导游离职急需治标,但更需治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宏观视角
经济新常态倒逼旅游供给进行结构性重组与调整。从行业层面入手是治本。
1、立法建设不能忽视
《旅游法》的出台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导游,诸如《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仍需实质性地贯彻和落实。
2、执法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诸如三亚等地的旅游警察制度创新执法体制,严厉打击“黑导”,保护导游合法权益,值得借鉴。
3、完善旅游行业的形象和结构
旅游协会的职能亟待加强,要充分沟通主管部门与旅游企业,联合媒体正面关注与宣传导游行业,同时抵制恶性竞争,使企业与游客之间实现双赢,从而实现行业的良性发展。
(二)中观视角
旅游市场的理性回归要求企业要练好内功,迎合需求。
1、强化企业软实力建设
服务意识与协作氛围是当今服务行业重要的企业文化。旅行社的运行离不开导游人员,企业运作过程中要顺应时代精神,树立员工共同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重视导游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
2、程序公平、分配公平
要确保薪酬分配结果公平,除佣金制以外,还要强化评级制,对表现优异的员工进行奖励。
3、保持与导游人员的良好关系
旅游管理部门要保持与各导游人员的融洽关系,增加人文关怀,努力保持长久合作,必要时可以将导游人员融入管理部门,共同参与企业决策。
4、健全培训方案、优化职业规划
要形成系统化职业能力培训与贴切的职业生涯规划相结合的企业政策,注重行业交流,促进自我提升。
(三)微观视角
中共中央的一系列举措限制了特定群体的消费,经济新常态也使旅游市场恢复本原。成熟的市场必然要求导游具备更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
1、要正视自己的职业
导游是能给他人带来快乐的行业,是高尚的职业,低素质的导游会被淘汰,市场真正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
2、提升综合素质
随着游客素质日益提升,个性化、特色化服务成为趋势,因此,导游综合能力亟待提高,知识体系、应变技能以及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都需完善。
3、顺应时代,理性投资
由于已经开放导游自由执业,导游可以借助互联网满足游客在线预约的同时拓宽执业途径,实现理性投资。
四、结语
消费转型 篇7
我们探索数据到底应该干什么?
2012年底, 我开始创业, 做探针。2013, 我们做室内定位, 最早推出反向定位。我们探索数据到底应该干什么?我们开始专注于做数据分析。2014年我们做客流分析。当我们提供一大堆数据给客户的时候, 他们对此并没有太大的需求, 于是我们又在想,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两年内我们也积累了不少客户使用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我们与他们合作数据的采集源, 我们也做探针, 还提供Wi Fi。我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采集他人的数据, 做后端数据融合。我们也与一些CRM厂家做对接。
对于潜客的分析:我们想办法把顾客引流到门店来, 他觉得你好的话, 可能会注册成为你的会员。10%会员以外的群体到底是谁, 我们应该去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去年年底, 我做了比较大的数据统计。我发现在过去一年中, 我们平台的线下客流是上涨的, 虽然幅度不大, 但也有五个点左右, 尤其是“双十一”的时候, 它对于吸引线下客流有很大的机会。拿我的两个合作客户的销售数据来说, “双十一”的时候, 其销售额还是平的, 他们没有抓住销售的机会。当他的老板看到数据以后问其原因, 他们说“没有人来, 大家都在家里上网”, 但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在线下的生意或者零售的生意, 还有非常多的机会和关键点没有被把握住。
零售企业的转型要以消费者为核心
我们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会以这样的主题为我们的关键点——所有我们想提供出来的服务, 包括所有我认为将来零售企业的转型都会以消费者为核心。
我在跟IBM的同仁交流的时候, 他们比较同意的一点是过去的十年我们可能更多的着重在商品、连锁化、信息管理方面, 未来的十年是要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方向去做服务, 而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
我个人认为在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变革里面, 最核心的在于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的变革, 然后才是怎样利用这些数据解决在变革的程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提供的更多是一个服务或者一个想法和思路。
针对Wi Fi数据的探索
Wi Fi探针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用来做线上线下数据打通的节点。目前从我们的技术能力来看, Wi Fi是将消费者数据化、ID化最合适的手段, 而且这个ID是可以被反复监测的。同时我们发现它具有可追踪性, 因此可根据它来做客流分析, 并在后台监测会员的活跃程度到底怎么样。在没有手机号的情况下, 我们完全是通过顾客的到店频次进行监测的。
我们把样本数据和大数据融合, 包括我们跟阿里合作的内部数据, 看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是什么样的人。很多人为消费者做360度画像, 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场景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标签, 但是你怎么拿到并且了解标签是比较困难的事, 所以这里就会有数据交换的过程。
关于数据交换
我认为数据不能用物权的方式做交换, 数据有很强的独立性, 我很反对一方把自己的数据交给另一方, 使其获得背后的数据信息。我认为数据在交换的过程中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数据的独立性;第二个是数据的可交换性;第三个是价值导向性。
在与阿里的合作中, 我们费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探索怎样做数据交换。目前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 基本符合了对于数据的未来设想。我们不想告诉阿里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线下行为习惯是什么, 阿里也不会告诉我们他反馈的报告背后代表的用户现状是什么, 这是件复杂的事情, 但这也是促进未来繁荣的发展模式。
我们对数据做了很多分析, 也做了很多模型, 因此得到很多结果。我们能够提供90多项标签, 其中包括在阿里的状态、APP的状态, 各种不同的数据源下展现的顾客消费特性, 这是未来数据连通性很重要的表现形态。
关于数据的提取
在数据的提取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特征——它取代了很多传统的生意。第一, 它取代了传统的市场调研。我们分析的样本不再是抽样样本。我们做出全样样本, 此样本量非常大, 做一次画像分析几十万用户, 所以它是全样本的。
第二, 在抽取标签的时候, 会有点超出你的想象空间。我们有一个客户, 他做了客户画像分析以后, 发现来自福建的人群比想象的多。他以前只会关注来自周边某个地方的人群会不会多一些, 他通过查阅地图发现有一个类似于福建会馆的场地, 导致这个地方的人群比例会高, 超出他的思维边界。这也是大数据带来的很重要的变化, 因为数据维度已经非常多, 并且无限大, 所以会超出你的思维空间, 会有一些想不到的结果出来, 这就是我们在做数据画像时发现的很有意思的点。
基于不同维度的数据加工和分析
基于全量样本、数据源、数据体的规模, 基于不同维度的数据加工, 我们在理解消费者这件事情上, 远比通过消费者的流量去提升管理来的更有价值。这是我们在看漏斗的第一步, 当我们知道所有的客户是什么情况时, 才知道要对他做什么。
我们对漏斗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做消费者理解和分析。流失了一个客户, 流失的客户是谁, 新增了流动客户, 新增的流动客户是谁, 这些都是在不停地做监测和分析, 如果这些监测和分析通过调研的方式来做的话, 就会导致线上的效率非常低下。
举一个简单的可量化数据的案例:针对某汽车客户, 我们在全国200个店里放了探针去抓取顾客, 分析到店的样本为30%左右。我们想了解最有潜力的消费者, 就会提取样本出来, 找一个模型, 比如我们会抓住顾客到店的时长和到访的模式, 再把它提取出来, 放到各种地方做分析, 分析过后我们会得到新的数据指标。
今年第一季度, 他们做的广告投放超出了我的预期。每年他们都在CPA、CPL里看与精准度相关的数据, 精准度会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他们的投放成本。对一个品牌来说, 通过了解消费者所带来的价值应该是无穷大的。
在2014年3月, 我们在所做的Wi Fi产品中加了i Beacon, 当微信的“摇周边”发展火热之后, 我们又与微信合作。但以微信的“摇周边”来影响客户, 只能算是影响客户的手段之一。在什么场景下做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以的, 但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流量。目前通过监测的结果看, 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我依然认为Wi Fi的纯监测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在之后会有纯监测的Wi Fi版本出来。
我们做了很多客流分析, 目前我们的版本主要针对两个业态:一个是连锁型的门店——店中店。另外一个是shoppingmall。我们shoppingmall的整个客流分析也会基于在门店运营逻辑的基础之上演化而来。我们认为门店是零售业很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都是以门店为基础维度的。
消费转型 篇8
稳增长不是保增长。稳增长重在统筹当前与长远, 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问题在于, 面对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政策的重心是以短期的经济刺激为主, 还是以中长期的经济转型为主;是短期的稳增长还是中长期的稳增长?应当说, 未来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处在全面性的历史拐点。这就需要以转型与改革推动国内发展方式转变, 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空间。
1. 经济下行的本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对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 经济下行是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波动的叠加的结果;一种看法认为, 经济下行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速转换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我看来, 当前我国的经济下行有国际国内经济周期性的因素, 但其本质是结构性下滑, 是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反映, 是投资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方式确实面临着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第一, 投资消费严重失衡。例如:目前市场钢铁的需求量只有6亿吨左右, 但现在我国的生产能力将近9亿吨, 今年第一季度钢铁全行业亏损, 但一些新的钢铁项目仍在上马。第二, 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明显下降。比如固定资产投资, 每一元的投资产出效应, 1997年为3.17元, 到2010年下降到1.44元。第三, 结构调整进程缓慢。尽管我们一再讲调整结构, 但2000年我国的服务业比重为40%, 到2012年服务业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 为43%。服务业43%的比例, 与城市化率一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进程不相适应。
2.政策刺激的效应:难以达到目标
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难通过短期的政策刺激效应得到有效解决。对于当前的经济下行, 许多人寄希望于第二轮4万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但从财政政策看, 原来4万亿投资所产生的刺激效应只维持了两三年, 而且造成投资过剩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从货币政策看, 目前应当说变化的频率比较快, 但同以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相比, 其作用并不明显, 可操作的空间也不大。就是说, 经济增长处在“转变”的背景下, 难以通过短期宏观政策调整实现中长期持续增长的目标。为此, 需要把适度的政策刺激与有利的经济转型相结合, 并且把重心放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上。当前, 继续坚持政策刺激为主不仅无助于解决中长期结构性的矛盾, 搞不好, 还会使矛盾进一步积累和加剧。
3.经济转型的临界点:历史拐点、关键时刻
当前的经济下行意味着我国无论是增长还是转型, 都到了关键的临界点。
第一, 高增长、低通胀开始成为历史。由于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要素成本的上升, 低成本扩张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增长的目标未来能在8%左右已经是比较理想的。即使达到7-8%, 不加快转型, 也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 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历史拐点。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 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教育、医疗、旅游等成为多数家庭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 发展型消费比重在逐步提高。在这个特定阶段, 消费将逐步取代投资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三, 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留给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十分有限。从国际环境看, 欧美市场的萎缩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国内市场看, 投资拉动动力减弱的同时, 消费一时难以取代投资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在这种情况下, 加快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十二五”期间如果不能初步实现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 “十三五”不能实现基本转变, 不但经济下行的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克服, 由经济下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都会急剧放大, 处理不好, 可能会出现某些灾难性的后果。
消费需求释放:能否支撑未来10年8%左右的增长?
我国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 取决于走向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如果转型与改革安排得当, 我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有望得到全面释放。在欧债危机背景下, 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仍处于上升的通道, 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这个突出的优势。为此, 尽快建立与消费主导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启动国内消费大市场, 有可能保障未来10年8%的增长。
1. 未来10年消费率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 与历史相比, 消费率还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左右, 居民消费率50%左右;现在, 最终消费率只有47.4%, 居民消费率只有33.8%, 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第二, 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相比, 消费率相差近20个百分点。第三, 与发达国家相比, 消费率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
2. 未来10年消费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一个近14亿的人口大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 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 按照年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10%左右, 我国的潜在居民消费需求将由2011年的16万亿, 有可能到2020年达到45-50万亿左右。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世界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作出巨大贡献。
3.我国拉动消费需求的主要条件何在
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 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为突出了。我国拉动消费需求的客观基础已经具备:
第一, 城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空间。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我国的城镇化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 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预计城镇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到2020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2-63%。
第二, 服务业的发展有巨大的空间。2010年, 我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3%, 远低于世界7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 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 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0-15个百分点左右。比如, 2011年我国居民休闲消费规模超过2.8万亿, 等于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15.3%。社会的需求结构变化必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 改善城乡居民消费预期有很大的空间。实现了消费主导的国家, 大都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安全而有保障的社会福利可使人们放心实行当期消费, 既能增加消费倾向, 又能提高消费能力。我国如果能够实现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 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提高消费率。与此同时,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能够尽快出台, 将十分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和能力。
4.消费需求能够支撑未来10年8%左右的增长
依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测算: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80%以上, 能支持未来10年8-9%的经济增长;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释放程度达到70%左右, 能支持未来7-8%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如果有大的突破,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5-8.2%的现实基础是存在的。问题在于, 从政府的工作层面应当切实作为重点。正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也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扩大消费需求:能否有效地促进投资增长?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尤其是在西部, 投资需求还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点。温总理一再强调, 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最需要稳什么投资?投资如何才能稳住?如果投资仍然以“铁公基”为主, 难以对中长期的增长和转型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
1.以消费拉动投资
第一, 从短期看, 消费增长是一个慢变量, 投资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二, 从中长期看, 投资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 才能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由此, 使其不至于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 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制造更多障碍, 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第三, 实现扩大消费与增加投资的动态平衡, 使投资的增长能够反映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观趋势。
2. 尽快改变投资结构
第一, 改变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结构。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 尤其是避免政府主导的投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
第二, 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比如, 未来10年, 估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大概2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未来5年, 切实完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需要约4.68万亿元的投资;未来5年, 按照一般的要求, 环境治理需要至少5.4万亿元的投资。
第三, 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例如, 未来5年, 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由2.75%上升至5%是有条件的, 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美国的文化增加值占它的GDP总量高达20%左右, 韩国、日本是15%左右。从现实看, 我国文化消费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与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不相适应的。
第四, 加大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例如, 我国每增加一个市民, 需要新增综合投资10万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1.5个百分点, 需新增1500-2000万人, 年综合投资在1.5-2万亿元左右。从人口的城镇化来看, 对拉动城镇化的投资需求很大。
3. 关键在于优化投资来源
第一, 投资需求增长会给社会资本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优化投资来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初步估计, 新增投资的70%左右需要社会资本投入, 未来的发展需求给社会资本投入提供了巨大空间。
第二, 支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行业。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这不仅能缓解经济发展的困难, 而且还能够提高投资效率, 改善经济结构。
第三, 民营经济发展:从打破“政策玻璃门”到打破“利益玻璃门”。“新36条”的出台表明,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阻碍, 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行业利益相当普遍, 这种局面不打破, 有了好的政策也很难使社会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
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是否需要改变国有资本配置的格局?
今天在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中, 国有资本如何发挥有效作用, 有赖于国有资本配置格局的改变。
1.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第一, 国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资本, 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2003年-2008年的5年间, 国有资本在房地产领域扩张年均增长33.5%。2009年, 129家央企中超过70%以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到2011年末, 央企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仅占总额的13-15%。
第二, 把公益性作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战略目标, 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 有利于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在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背景下, 国有资本满足于全社会的需求, 对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
第三, 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 是把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民生保障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2.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
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 调整投资结构, 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第一, 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第二, 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 支持国有资本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 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第三, 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 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 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 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比例能够在未来5年切实提高到25%左右, 将会有几万亿资金, 能大大弥补养老资金的缺口。
3.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第一, 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 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第二, 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 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 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 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第三, 对城市公用事业, 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 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需要60-70%的投资来自社会资本, 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成为主要部分, 才有可能使投资适应于消费主导的转型, 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关键在于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社会各方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寄予很大希望。从总的来看, 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全局, 如果往后拖对经济转型将十分不利。
1.收入分配改革牵动影响经济社会转型全局
未来20年里我国保持8%的增长速度能否实现, 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新突破。第一,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 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 对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不利;第二, 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好转, 导致经济运行中, 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三,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大。如果能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会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 化解社会风险因素。
2.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客观地说,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某些国富优先的突出特征。
第一, G D P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1.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9%。第二,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成倍快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2000年-2010年我国财政增长平均在24%左右, 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倍左右。第三, 国有资本扩张速度快于GDP增长。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 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切实改善民生。
3. 着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
第一, 中产阶层是扩大消费的社会主体。中产阶层具有稳定的职业和中上水平收入, 而且收入稳定。有研究指出, 占人口不到25%的中等收入者, 其消费约占社会消费总量的50%。
第二, 我国中产阶层发展有很大的空间。有学术机构测算, 若以收入等组合标准来测算, 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为2.4亿人, 约占23%。未来1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 中产阶层比重至少应当在40%左右。
第三, 推进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纳税的主体是需要尽快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 需要在结构性减税上破题;建立健全居民财产权保护制度, 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政策具有稳定的预期和现实的保障;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创业体系。
4. 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
公开透明是理顺收入分配最基础的制度。如果公开透明做好了, 从“三公”经费公开开始, 很多事情都能寻求较好的解决办法。
第一, 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这是杜绝灰色收入, 健全收入分配体系的前提。
第二, 逐步全面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是一个决心和判断问题。推进财产公开对我国的收入分配、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基础性建设, 对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措施。
消费转型 篇9
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仍有望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报告指出：到2020年私人消费将达到6.5万亿美元的规模。与此同时，三股新的力量将推动中国消费经济的转型。这三股力量包括：上层中产及富裕阶层的消费者、新世代消费者以及网络购物。
这份题为《中国消费趋势报告——三大新兴力量引领消费新经济》的报告指出，即使中国的年均GDP增速放缓至5.5%，低于中国政府提出的6.5%的目标，私人消费仍有望以年均9%左右的速度增长。未来五年，中国消费市场2.3万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德国或英国消费市场当前规模的1.3倍。
这份BCG消费者洞察智库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人口、社会和科技发展等因素将为中国消费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对服务和高端产品的需求将急剧增长，网络购物（特别是移动端购物）的增长将为更多产品开辟更大的市场。
报告作者之一、BCG合伙人魏杰鸿（Jeff Walters）表示：“消费品企业必须继续保持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中国不仅仍将是全球增长机遇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一增长将来自于不同的产品以及不同的零售渠道。”
在中国，消费增长之所以将继续大幅超越GDP增长的步伐，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口、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正在从根本上打造一个双速并行的消费经济。这些趋势包括：
上层中产及富裕阶层消费者日渐增多：预计中国城镇消费增量的81%将来自上层中产及富裕阶层消费者。BCG定义的此类消费者其平均年收入超过2.4万美元。到2020年，上层中产及富裕家庭数量预计将翻一番，达到1亿户，其消费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年收入在1万美元到 2.4万美元的家庭，其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5%。
新世代消费者的崛起：18-35岁的中国消费者正蓄势待发，有望取代出生于上世纪50、60、70 年代的消费者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些新世代消费者的消费力将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是35岁以上消费者消费力增速的两倍，预计将贡献65%的消费增量。
网络购物的增长：到2020年，私人网上消费预计将以每年20%的速度激增，而同期，线下实体店的零售销售额增长预计仅为每年6% 。这意味着，到2020年，网络购物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 42%的私人消费增长将来自于网络消费。目前，51%的中国网络购物来自移动端，而在全球其他国家只有平均35%的网络购物来自移动端。未来，移动端购物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这三股趋势还将改变中国家庭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类型。随着中国消费者迈入上层中产及富裕阶层行列，他们对服务和高端产品的消费大幅提升，比如奢侈品、健康食品、教育、旅游等，以此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
消费转型 篇10
一、生产、消费、产业转型关系探究
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 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求基本平衡是对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 这种平衡除了生产、消费总量平衡外, 结构平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因此消费结构是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全部消费中, 各种物质产品消费与劳务消费所占的比例构成称为消费结构。这个比例构成, 一方面受制于生产, 生产结构从总量上决定了可供消费产品结构, 生产结构的质态变化决定了消费结构的质态变化;另一方面又牵制影响着生产结构, 因为没有得到消费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徒劳的。
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的演变
从1985-2009年27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历史看, 这一时期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 1985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89元, 2011年达到10319元, 增长16.5倍, 每年的人均消费额以13.4%的速度递增。由此带来的是农村居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不同的阶段, 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消费环境、消费欲望、消费心理有不同的表现, 体现在消费结构有一定的阶段性。具体有:
(一) 改善型消费阶段 (1985-1990年)
这一时期, 改革开放已经六年多了, 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果, 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消费的主要特征是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 “吃要营养, 穿要漂亮, 住要宽敞, 用要舒畅”是这一阶段的消费主流。
表1是当时“吃”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五年中表示吃饱的代表性食物粮食的消费量逐年下降, 总体消费水平减少近10%;而代表吃得营养的肉、禽、鱼、蛋、油等的消费量直线上升, 最高的增量达68.41%。
在穿方面, 人均支出由1985年的49元, 增加到1990年的88元。
住的支出是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增长点, 5年增加204元, 占到这一时期生活消费支出增量的1/3。农村居民的居住得到大幅度改善, 人均居住面积从21.1平方米到35.9平方米, 房屋质量发生重大变化, 砖木结构的房屋面积由1985年的89%提高到1990年的97%。
用方面, 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样”取代“老三样 (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开始逐步进入农民家庭, 消费品等级向千元级迈进。
(二) 享受型消费阶段 (1991-2000年)
在生活基本小康以后,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膳食结构继续优化, 主食用粮下降, 油脂、蔬菜、蛋类的消费基本稳定, 肉、禽、水产、奶及奶制品、酒、饮料、瓜果的消费明显上升。
衣着成衣化趋势越发明显, 衣着消费支出比10年前增长2.13倍, 成衣消费大幅增长4.24倍。
这一时期体现享受型消费的最明显特征是大件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快速提高。
(三) 发展型消费阶段 (2001至今)
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满足以后, 一方面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 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 舒适、时尚、个性为消费的主要特征。
在消费品方面, 数码电子产品、汽车是新的一轮消费的热点。
非商品性消费即服务消费大量增加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除了衣食住用等购买商品为主要方式的消费形式之外, 交通、通讯、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以购买服务为主要方式的非商品性消费大量增加, 比重提升。而非商品性消费更多地用在非生活紧迫的, 提高人的生理素质, 提升人的发展能力上, 表明消费倾向出现大的转折。
那么, 未来该县的农村消费会如何走呢?文章认为, 从趋势看大致如下:
第一, 衣食住用等商品性消费仍占据主导地位, 但比重会逐渐下降, 消费的商品更多样化、个性化。
从图1可以看出,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 物质生活水平提升, 商品性消费比重逐渐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反复, 可能仍然会有上升, 但总的趋势不会轻易改变。
食品消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 即食品支出在生活消费中的比重表明人们的富裕程度, 收入水平越高、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越低, 该县的历史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定律。1985年我们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49.2%, 2003年降到39.8%, 其后一直处于40%以下, 并持续保持下降趋势, 2011年为38.9%, 对照标准的分类方法我们已经进入相对富裕阶段。在食品消费总量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 消费的质量上升, 品种更加丰富 (见前述) 。
食品消费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外饮食快速增长。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方式的转变, 为未来农村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市场需求。
衣着消费。研究衣着消费我们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首先, 收入提高并不必然导致衣着消费同步上升, 在1996年以前收入与衣着消费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也就是说在1985-1996年间收入增量的相当部分被用于“穿得漂亮”。但当在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4928元时, 衣着消费增长开始落后于收入增长, 表明需求增长已经减弱。其次, 成衣消费占衣着消费的比重逐年上升, 表明个性、时尚的消费方式逐渐普及, 2011年成衣服装占衣着消费比重达72.98%。
住房消费。在1990年以前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在生活消费中占比较高, 这一时期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在解决温饱以后, 首先想到的是改善自身居住条件———造房子, 住房消费成为吃穿以后优先考虑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扩张性的住房建设逐渐平息, 住房消费更多地用于改善房屋质量以及内部装潢。然而, 最近几年住房的消费比重又趋上升, 我们认为其原因, 除了装潢档次提升以外, 最主要的是农民进城因素推动, 随着未来城市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住房可能又会成为一个消费热点。不管这种推动是农村居民内心主动, 还是外部环境强力推进, 趋势形成不会太久。
用品消费。用品消费地位下降, 随着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 收入水平的上升支出总额的提高, 耐用消费品自身价格会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不断下移, 用品的消费总量上升, 尤其是汽车等在农村居民中消费潜力依然很大。但是用品消费的增长会滞后于整个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 在生活消费中的地位也会随之下滑趋势基本成形。
第二, 行、学、医等非商品性消费将快速增长, 成为未来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交通通讯的消费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 消费欲望、消费能力提高, 外部道路等基础的交通设施在不断完善, 电信技术的进步使先进的通讯手段在农村顺畅运行, 内外结合使这方面的消费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其在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2年的2%左右, 上升到目前的10%。
文化教育和娱乐消费, 事关人的素质提升, 更关系到下一代的培养教育, 历来受到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消费比重明显上升, 虽然得益于最近几年政府对义务教育减免等政策红利, 比重比高峰时有所下降, 但是随着在职教育、终身教育等为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的自我价值提升需要, 这部分的消费仍会保持旺盛增长。
医疗保健消费。情况与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相仿, 但从变化轨迹看, 受益的程度比文化教育要明显得多。同样,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保障制度的健全,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也越全面, 善待生命成为共识, 健康更受重视。人口的老龄化, 老年人口的保健消费将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此外, 像休闲、旅游、体育等消费在富裕以后的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 农村居民的公共消费将会迅速上升。居民家庭在私人消费品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 对社会公共消费品的需求将从市场化改革初级阶段的回落重新上升。此外, 消费安全、生活安全的需求增加, 出现花钱买安全的现象。
三、从消费结构趋向看产业转型方向
第一, 为适应健康消费的需求, 农业面临转型升级契机。随着农业污染日渐深重、食品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人们谈食色变, 对健康食品的渴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时候, 为适应居民食品消费安全健康的需求, 农业生产方式必须面向精细、绿色、有机、高品质转型。从追求产量的增长, 到量质并重、以质优先;从粗放到精细, 有机化、标准化;从纯农到农工结合、农业与服务业联动, 发展加工业项目、集中养殖小区、种植基地、农庄经济和乡村旅游等。
第二, 为适应家庭生活现代化消费的需求, 制造业的突围途径在精益化生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济的发展, 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用到的工业制成品数量越来越多, 款式越来越多, 加工程度越来越高, 其背后的产业链越拉越长。这至少可以说明:一是粗放式的生产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家庭消费需求。二是现代家庭需求为精益化生产创造了市场。
在该县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受到能源、资源、环境制约, 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压缩等各种因素长期存在的区域, 推行精益化生产, 适应未来消费需求更有必要。途径有:一是使产品结构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二是生产方式由大批量、低价格、少品种型的高消耗、大产出、低效益向小批量、优价格、多品种的少消耗、多收入、高效益方向转变;三是成本结构由原材料、劳动力支出为主更多的向研发投入、品牌建设转移, 以较小的代价、更少的社会资源占用、减低外部资源的依赖取得更大的效益。
第三, 银发消费将成未来经济发展热点, 天时地利大有可为。在家庭结构步入“421”时代之际,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日渐迈入老年人行列, 4个老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小孩的“倒金字塔”模式, 养老正日渐成为社会问题。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 社会化养老不可避免。
该县地处经济发达地区, 周边老年人消费承受能力较高;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尤其是该县南部区域, 山清水秀, 自然环境保护较好, 通过适度开发, 建立健身、休闲、养老基地, 定是一个发展银发经济的好地方。
第四, 适应新型文化消费需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文化教育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 成为新型文化产业兴起的内在动因, 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空间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