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区域差异（共12篇）
市场区域差异 篇1
1 引言
自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等因素吸引了大量的FDI。与此同时, 由于我国引资政策及各地区地理位置差异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FDI区域分布呈现极度失衡的状态, 东部地区在引资规模及增长速度等方面都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商务部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94.70亿美元, 其中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69.22亿美元, 占全国引资份额的81.94%。随着近年来我国引入外资量的不断增加, FDI区域分布的这种不平衡已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平衡发展的主要因素。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FDI区域分布的不平衡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日渐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 许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如:武剑 (2002) [1]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得出FDI区域差距对GDP区域绝对差距的贡献度为19.71%, FDI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Fu (2004) [2]采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各自的人均GDP比值来衡量区域经济差异, 利用我国16个内陆地区1995-199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显示:我国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FDI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有显著的正影响, FDI流量差距每增加1%, 区域经济差异就增加0.02%。还有一些研究 (Yao & zhang, 2001[3];Demurger, 2001[4];Zhang, 2001[5]) 表明FDI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而对内地经济增长却没有正的影响, 这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逐渐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实证研究从不同侧面证实了FDI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为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然而, 要制定相应措施以缩小FDI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平衡发展的影响, 更主要的是要了解FDI区域分布不平衡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具体作用机制, 不免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该方面的研究。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以TFP区域差异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FDI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制, 并对其中介效应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 以期能为我国制定相应措施以缩小FDI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平衡发展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是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然后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2 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2.1 中介模型的构建
FDI作为我国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然而目前我国东部地区依然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 所占比重始终在80%以上,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FDI差异悬殊。从这个角度来讲, FDI的这种区域分布差异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差异, 称其为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 。另一方面, FDI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 它不仅为东道国带来了大量资金的投入, 对东道国还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 (E. Borensztein, 1998[6];蒋殿春、夏良科, 2005[7], Yao and Wei, 2007[8]) 。这种溢出效应是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推进力, 而技术进步又是经济增长另一重要源泉, 故FDI区域分布差异应该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差异而间接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 称其为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间接效应或中介效应 (mediating effect) 。为了实证分析FDI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具体影响机制, 本文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相应路径图见图1) :
dgapit=a0+a1dfdiit+a2dkdit+a3dhit+ε1it (1)
dtfpit=b0+b1dfdiit+b2dkdit+b3dhit+ε2it (2)
dgapit=c0+c1dfdiit+c2dkdit+c3dhit+c4dfpit+ε3it (3)
其中:t表示年份, i表示省份;ε1、ε2和ε3为随机干扰项, 假设其服从均值为零, 方差有限的正态分布。式 (1) 中dgapit、dfdiit、dkdit和dhit分别为中西部①地区第t年省份i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FDI水平、国内投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差异, 系数a1、a2和a3分别度量的是FDI区域分布差异、国内投资区域分布差异和人力资本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总效应 (total effect) , 式 (2) 中dtfpit为中西部地区第t年省份i与东部地区TFP的区域差异, 系数b1、b2和b3分别度量的是FDI区域分布差异、国内投资区域分布差异和人力资本区域分布差异对技术进步区域差异的影响。式 (3) 中系数c1、c2和c3分别度量的是FDI区域分布差异、国内投资区域分布差异和人力资本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 。
将式 (2) 代入式 (3) , 则有下式:
dgapit=c0+ (c1+c4b1) dfdiit+ (c2+c4b2) dkdit+ (c3+c4b3) dhit+ε4it (4)
式 (4) 中系数c4b1度量的是FDI区域分布差异通过中介变量TFP区域差异而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中介效应 (mediating effect) 。
从路径图 (图1) 可以看出, 本文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是递归的 (recursive) , 即在路径图上直线箭头是单向的, 没有反向或循环的直线箭头;且误差项与应变量间无弧线箭头联系;加之本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全部是显变量。该情况下, 实证分析过程中可以利用通常的回归分析替代路径分析对模型进行估计及中介效应的检验, 因此, 后文实证分析采用常规的回归分析。
2.2 样本选择及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29个省份1990—200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历史原因西藏数据缺失严重, 故未将其纳入样本范围;而重庆市只有直辖后的数据, 故将其并入四川后纳入样本范围。文中1990—2004年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6年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06年及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所有涉及价格度量的变量都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
dgapit为区域经济差异。与Fu (2004) [2]类似, 本文采用第t年东部地区与该年中西部地区省份i各自人均GDP的比值dgapit来衡量区域经济差异。设定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FDI区域差异dfdiit、国内投资区域差异dkdit、人力资本区域差异dhit和技术进步区域差异dtfpit等。
dfdiit为FDI区域分布差异。采用第t年东部地区与该年中西部地区省份i各自人均FDI存量的比值来衡量。此处之所以选用FDI存量概念, 是由于FDI与其他各种资本一样, 在具体劳动生产过程中前面各期FDI残值也发生了作用, 若选用FDI流量概念则忽视了前面各期FDI的贡献。然而由于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对FDI存量进行过统计, 故本文运用永续盘存法对我国FDI存量进行估计, 其具体的估算公式如下:
FDIit=FDIi, t-1 (1-δit) +fit (5)
其中, FDIit为省份i第t年的FDI存量;fit为省份i第t年的FDI流量, 即当期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δit为省份i第t年FDI存量的经济折旧率。与张军等 (2004) [9]估计省际物质资本存量相同, 本文也采用固定经济折旧率9.6%;FDI存量的基期数据采用稳态方法 (King and Levine, 1994) [10]进行估计。
dkdit为国内投资区域差异。采用第t年东部地区与该年中西部地区省份i各自人均国内投资存量的比值来衡量。此处的国内投资存量为总资本存量与FDI存量的差值, 总资本存量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 (张军等, 2004) [9]计算, 基期总资本存量的估算同样采用稳态方法 (King and Levine, 1994) [10]进行估算。
dhit为人力资本区域差异。采用第t年东部地区与该年中西部地区省份i人力资本水平的比值来衡量。此处采用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设定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平均教育年数分别为0、6、9、12 和16年, 计算公式为:HUM=prim×6+midd×9+high×12+univ×16, 其中prim、midd、high和univ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dtfpit为技术进步区域差异。采用第t年东部地区与该年中西部地区省份i各自TFP的比值来衡量, 分省份的TFP采用索洛余值法进行估算。
3 实证分析
3.1 计量方法及实证结果
在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时, 若简单地使用截面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 会忽略地区资源禀赋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因此,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估计模型, 这样可以控制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地区资源禀赋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可靠。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 通常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fixed effects) 和随机效应模型 (random effects) 两种方法。固定效应估计法假设截面扰动项μi与自变量相关, 并通过给每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来对模型进行估计;随机效应估计法假设截面扰动项μi随机分布且与自变量严格不相关, 并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 对模型进行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取决于Hausman检验, 若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拒绝原假设, 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存在系统差异,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否则接受原假设, 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另一方面, 观察变量dgap、dfdi、dkd、dh及dtfp的数据, 发现上述五个变量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同趋势性, 考虑到对变量取对数后不会改变其时序性质, 且对数化后的数据容易得到平稳序列, 因此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本文利用STATA9.0软件对模型 (1) (2) (3) 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其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注:1.表中变量全部采用自然对数形式;2.***、**、*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3.回归系数下方为固定效应模型的t值或随机效应模型的z值。
就模型 (1) 而言, Hausman检验卡方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 接受原假设, 故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模型 (2) 的Hausman检验卡方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拒绝原假设, 故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存在系统差异,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 (3) 的Hausman检验卡方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 接受原假设, 故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差异,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模型参数估计后, 便可以对TFP区域差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2 中介效应的检验
与参数的估计相比, 中介效应的检验相对要复杂些。根据检验的原假设来分, 一般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有三种方法: (1) 依次检验回归系数, 即依次检验H0:b1=0和H0:c4=0, 若二者都被拒绝, 则中介效应显著, 否则不显著。此方法的优点在于检验结果一目了然, 且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很小;弱点在于当中介效应较弱时, 检验的功效很低, 即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很大。 (2) 检验H0:c4b1=0, 若该原假设被拒绝, 则中介效应显著, 否则不显著。此方法的优点在于检验的功效较高, 即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较小;但弱点在于检验结果不易观察, 且当b1=0或c4=0只有一者成立时, 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很大。 (3) 检验H0:a1-c1=0, 若该原假设被拒绝, 则中介效应显著, 否则不显著。此方法的优点也在于检验的功效较高;但弱点在于检验结果不易观察, 且当中介效应不存在 (c4b1=0) , 只要c4显著, 则中介效应就显著, 此时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很大。由于三种检验方法各有利弊, 以下分别利用三种方法对TFP区域差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以期能实现三种方法的优势互补, 对该中介效应进行更加科学和客观地检验。
由表1报告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利用方法 (1) 进行检验, 中介效应显著, 本文不再对其进行详细说明。以下详细描述利用方法 (2) 和方法 (3) 进行检验的情况。
方法 (2) , 检验H0:c4b1=0的关键在于求出
其中, sb1, sc4分别为
方法 (3) , 检验H0:a1-c1=0的关键也在于求出
其中, sa1, sc1分别为
由三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可知:TFP区域差异的中介效应显著, 即我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FDI区域分布差异除了直接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外, 确实还通过中西部与东部地区TFP区域差异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
3.3 实证结果分析
从模型 (1) 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不难看出:我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FDI区域分布差异、国内投资区域差异和人力资本区域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都有正且显著的总效应, 即若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FDI区域差异、国内投资区域差异和人力资本区域差异扩大,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也会随之扩大。另外, 中西部与东部地区FDI区域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总效应a1为0.104, 较之Fu (2004) [2]研究中的总效应0.027有较大的差异, 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本文的外资使用FDI存量概念度量, 而Fu (2004) [2]的研究中外资使用FDI流量概念度量, 忽视了除当期之外的前面各期FDI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模型 (2) 测定的是中西部与东部地区FDI区域差异、国内投资区域区域差异和人力资本区域差异对技术进步区域差异的影响。从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不难看出: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正, 但只有变量dfdi和dh的回归系数显著。这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FDI分布差异和人力资本分布差异对TFP区域差异都有显著的正效应, 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国内投资分布差异对TFP区域差异没有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FDI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存在正的溢出效应, 而国内投资却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变量dfdi的回归系数0.134较之变量dh的回归系数0.122略大, 这说明对技术进步区域差异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较之人力资本区域差异要更大。
从模型 (3) 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不难看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显著, 这说明四种影响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都有正且显著的直接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直接影响中, 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FDI区域差异较之国内投资区域差异要小, 然而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可知:FDI区域差异不仅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有直接影响, 它还以技术进步区域差异作为中介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有间接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与及引入外资量的不断增加, 中西部与东部地区FDI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为了分析FDI区域分布差异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具体机制, 本文利用我国29个省份1990—200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分别利用三种不同方法对TFP区域差异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研究表明:FDI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有显著的正影响, 而且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在直接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同时, 还以TFP区域差异为“中介”显著地间接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 即我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FDI区域分布差异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不仅存在直接效应, 而且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本文实证分析所蕴含的启示是:外资引入量的日益增加, 确实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然而外资区域分布的严重失衡也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要缩小由于外资区域分布差异造成的中西部与东部的区域经济差异,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 中央政府部门应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 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以此鼓励更多的FDI流入中西部地区, 从而减少由于FDI区域分布差异而直接造成的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也应采取相应措施, 努力提高当地学习及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 即提高当地的技术吸收能力, 从而减少由于中西部与东部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差异而间接造成的我国区域经济差异。
市场区域差异 篇2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外围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
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三、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地区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解，以揭示引起地区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二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三是采用锡尔系数和广义熵指数，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2）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到80年代小阿莫斯提出“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各国学者大都是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区域收入趋同或趋异问题。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3）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注重动态分析，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不仅可以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可以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 （4）对企业投资定位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评价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着重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企业决策和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依据。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养君酒:“差异化”笑傲区域市场 篇3
养君酒能够在苏南市场快速崛起，差异化正是其成功的关键。
四位一体的差异化营销策略
规格差异化：大瓶实惠装
改变规格标准是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保健酒市场，椰岛海王酒以100ml产品切入，与劲酒的125ml产品形成差异化，在国内部分市场打开了局面。
养君酒的产品包装上做了文章，但当时有所不同。以125ml产品作为跟随产品，形成品牌认知；以500ml产品扩大销量，形成不对称优势。
养君酒的成功之处在于：1用125ml产品“明修栈道”，用500ml实惠装“暗度陈仓”，提升让渡价值；2实惠装的销量提升后，反过来又能够促进125ml产品的销售，两者相得益彰，互为促进。与此同时，养君酒还趁热打铁，推出实惠装升级产品10年度。该产品面在商超实惠装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品质，并围绕产品开展了大力度的终端传播和体验营销活动。
口感差异化：强化“江南味道·淡雅型”
目前，国内酒类市场呈现低度化、清淡化、健康化的趋势，这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饮用习惯。养君酒源于江南区域的绍兴会稽山，承载着丰富的江南文化底蕴。而江南人自古以来就注重保健养生。因此，养君酒因地制宜，突出强化“江南味道·淡雅型”品类概念，将产品度数定为32。，其入口绵柔、清淡、不上头，从而在保健酒行业内成功进行了品类细分和定位切割。
价值差异化：倡导养生新概念
保健酒行业主流诉求仍然在“性保健”上，但正在从传统的“性保健”向“泛保健”过渡，温补养生、长期调养的消费观念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养君酒定位于“男人就要养——养元气，更尽兴”，将目标消费群定位为男性。
为了突出男性保健的品牌诉求，养君酒开展了文化营销，即挖掘产品的文化底蕴，赋予其品牌溢价能力。养君酒打造了四大独特“养道”，从基酒、药材、配发、历史、产地、工艺多角度阐释“养君酒为什么能够养”提供支撑。其实，倡导养已成为保健酒中一种全新品类诉求。
终端运营：差异化运营
餐饮型保健酒属于小众产品，主要目标消费群以中低收入阶层为主。销售终端以C、D类网点为主，单店销量有限。因此，铺市率可谓至关重要。很多保健酒厂家也把铺市率作为保健酒营销的核心，不惜代价进行终端促销，意在抢占终端。
此外，在终端中，由于劲酒的高自点率，造成了终端“封锁”。作为市场挑战者，必须给消费者以充分的埋单理由。对保健酒行业而言，在提升铺市率的基础上，必须通过体验营销、终端推荐和终端拦截，在网点实现品牌与消費者的良性互动。
为此，养君酒制定了以下终端策略：以餐饮核心旺销店和商超网点为切入点，在区域市场做出影响力之后，再充分发挥传统分销力量，实现整体突破。通过不同的主推品种，以餐饮渠道带动副食商店，以商超销售带动餐饮渠道。以实现“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其中“面”要足够广，“点”要足够好。
养君酒的市场策略可以概括为：快速铺市；氛围营造；活动搅动；陈列突出。这一营销策略的核心是通过快速提高铺市率和动销率，做出影响力，然后在渠道上进行跟进。连续打出“推广活动——快速铺市——氛围营造——陈列突出”的营销组合拳。养君酒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除了策略得当，关键还在于抓住了以下4个要点：
1、强调运作节奏。养君酒每打一区域市场，首先必展开推广活动。即在人流集中的区域如菜场、商超门口等场所进行免费品尝和播放免费电影等活动，吸引消费者关注和试饮。
白天，养君酒通常会安排业务人员在核心商圈开展铺市和氛围烘托工作。一般会通过免费电影吸引观众，这样铺市就会容易很多。养君酒借此手段，第一轮铺市之后，铺市率将超过了50％。而经过三轮铺市之后，铺市率将达到80％-90％。
在此之后，养君酒通常会对终端网点尤其是核心旺销网点进行压货促销。目的是通过压货，让终端老板主推或首推养君酒，从而快速扩大销量。
2、做好餐饮街区重点渠道。因为保健酒消费具有动销速度较慢和回转周期相对较长的特点，不宜建立深度分销体系。因此，养君酒在销售管理上主要围绕核心餐饮网点和商超展开工作。市场拓展的初期，由于销量很小，不宜分工过细，否则单位人力成本偏大。这一时期对业务员能力要求较高：要承担一岗多能，承担铺市、网点拜访、客情维护、氛围包装、推广活动、批发网点客情维护等多项工作。
由于初期销售人员数量有限，业务员必须抓住80／20原则，学会抓住主要矛盾——核心餐饮网点和商超。养君酒常向业务员灌输：这些网点一旦形成动销或旺销，必然带动周边网点，即“中心造势，周边取量”。核心餐饮网点和商超铺货完成后，批发渠道就水到渠成。这时，分销的力量就发挥出来了，销量可实现快速提升。
3、氛围营造：形成不对称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的焦点——门店上：养君酒注重终端POP展示和氛围营造，尽可能以成本低的统一性物料为主，个性化物料为辅。即使制作个性化物料，也要以饭店进货金额为标准，始终把握投入产出效益原则。
在氛围营造的工具上，养君酒主要采用统一物料与个性化物料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普通网点，一般采用统一性物料，主要以海报、围挡和公益牌为主。针对餐饮旺销店，在不能使用统一性物料情况下，养君酒常常结合饭店需求信息为饭店或商超单独制作个性化物料，这样往往可以获得终端店主的支持和首推。且物料保存时间长，产品信息展示充分。不足之处在于：耗时耗力、费用高。个性化物料主要包括：店招、大型KT板、写真海报、特色菜牌、特制公益牌、写真菜单、桌号牌、火锅店的点菜单等，以及针对商超的喷绘橱窗贴、写真、围挡等。
市场区域差异 篇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整体上保持着高速增长,1978年至2015年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66%。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区域间的经济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经济活动在不同区域的聚集程度。世界银行在2009年世界发展研究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search)中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体现了Myrdal(1957)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其论述思想是经济系统不存在自动实现稳定的倾向,循环因果关系使经济系统可能以加速度的形式进行积累。与新古典理论强调的平滑性不同,这种关系体现为一种不断强化的“滚雪球”效应,即经济系统由于初始优势不断放大而形成了块状(lumpy)经济特征。Baldwin等(2003)提出非线性、多重均衡以及分叉特征会使高聚集区域的聚集力产生惰性,如果政策干预的力度较小,在聚集租金的作用下不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即要素的区位转移存在门槛值。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重心,“第一天性”的自然地理优势、“第二天性”的政策倾向以及制度供给优势引致了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劳动力流动意味着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转移),逐步使其扩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并且在聚集租金的作用下产生了持续性。图1显示,1999-2014年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的Theil指数贡献度保持在22%至27%之间,中西部内部差异的Theil指数贡献度保持在6%至18%之间,并且从2003年起有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而区域间差异的Theil指数贡献度保持在58%至67%之间。虽然从2007年起区域间差异贡献度缓慢下降,但是相比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区域间差异仍是反映国内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区域工资差异直观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规模经济、较大的沉没成本、外部性、市场失灵、各种组织环境制度因素的影响下,要素价格难以发生新古典理论所预期的相对平滑的调整过程(Jovanovic,2008),所以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并不足以使各区域的工资均等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影响区域工资差异的原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潜能(包含最终产品需求和中间投入品需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金融外部性);二是劳动力聚集所产生的两种外部性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劳动力聚集能够形成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但是核心区劳动力也会受到人口拥挤、产业集聚引起的污染、土地价格上涨等因素所形成的负外部性(竞争和拥挤效应)影响。由此便产生了三个问题:一是市场潜能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产生了何种影响?二是劳动力聚集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何种外部性?三是劳动力聚集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构性关系式,以市场潜能和非农就业密度为切入点,利用1999-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二者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试图在中国情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文献综述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强调劳动力流动受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影响,而两种作用力的强度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差异,所以空间均衡是包含几种聚集力和分散力复杂博弈的结果。在解释劳动力聚集与分散的相关模型中,Krugman(1991)以劳动力流动为基本假设,建立了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了市场需求(或市场潜能)的变化,吸引厂商进入该区域,从而在长期影响各区域的福利水平。Forslid和Ottaviano(2003)基于CP模型提出了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假设技能劳动力为固定劳动需求,非技能劳动力为边际劳动需求,从而简化了CP模型表达式。FE模型虽然失去了区位选择对价格效应的影响,但是主要结论并不影响CP模型的结论(Robert-Nicoud,2005)。总体而言,CP模型和FE模型均反映了与劳动力流动相关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从聚集力的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不仅影响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且劳动力对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市场规模,在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的影响下促使更多的厂商选择该区域作为生产区位,称为“后向联系”,并且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引致了厂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厂商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产品种类数量的增加,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指数下降,劳动力的实际收入提高,这种效应为“前向联系”。这两种效应形成了劳动力向规模较大区域迁移的聚集力。从分散力的角度分析,新的劳动力流入使劳动力供给增加,引致了工资水平的下降,同时厂商的集中使该区域的市场竞争激烈,所导致的市场拥挤效应使厂商的利润下降,并且其他区域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形成了分散力。此外,在解释不同技能劳动力分布的拓展模型中,Amiti和Pissarides(2005)以横向异质性劳动力作为基本假设,研究发现:当生产率取决于工作与工人的匹配质量时,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产业集聚和产业间贸易,聚集力使厂商从更大的劳动力市场中雇用适合生产的高技能劳动力;贸易成本和垄断力量会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分散力,但是即使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更多的异质性技能需求也将会吸引厂商和劳动力到更大的市场,并且使厂商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市场力量。Mori和Turrini(2005)以垂直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作为基本假设,研究发现: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需要高技能劳动力,而技术外部性创造了一个根据劳动力技能水平进行空间排序的机制,在稳定均衡中技能劳动力在空间上是分割的,高技能劳动力将会聚集在一个区域,而低技能劳动力会聚集在另一个区域。
经济活动聚集的外部性对劳动力流动具有双向的反馈性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聚集的路径依赖。聚集的外部性主要包括:第一,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经济活动聚集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本地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溢出效应在较大空间内的作用很小,不完全竞争使价格不能反映个体决策的社会价值,从而导致了金融外部性。劳动力和厂商的转移通过金融外部性影响了区际的福利水平,而实际市场潜能(Real Market Potential)是产生金融外部性的重要原因,其反映了影响特定区位盈利程度的效应,而盈利能力取决于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和对所有市场接近程度的综合性度量(Combes et al.,2008)。第二,技术外部性。产业体系的形成、发展、创新均伴随着劳动力的迁移、消费和学习。专业文献通常提到三个基本观点:①本地化经济(专业化),即MAR外部性———聚集的外部性来源于产业内的知识转移和溢出,溢出壁垒很低但是竞争激烈。②城市化外部性(多样化),即Jacobs外部性———外部性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多样化和异质性的产业结构促进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并且与MAR外部性不同,厂商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竞争,而是可以进行合作。③竞争,即Porter外部性———城市内的竞争力加强了支持创新的各种外部性价值,从而城市会持续扩大规模。此外,Duranton和Puga(2004)提出城市聚集取决于三种微观经济机制:共享、匹配、学习。城市中的厂商和劳动力共享设施、投入、专业化、经济规模等收益的同时,也在共享风险;异质厂商和劳动力的聚集增加了选择和匹配的可能性,减少了不完全信息问题,机会和匹配收益的多样性是城市吸引人力资本的重要特征;城市聚集了各种思想,知识的创造、累积、存储、扩散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并且空间接近性降低了参与者的交流成本。
综上对作用力和外部性的分析,理论框架的建立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而新经济地理学主要是以市场潜能和就业密度两个角度对区域工资进行实证研究。Hanson(1998)开创性的利用Harris(1954)提出的市场潜能作为实际市场潜能的替代指标,验证了市场潜能与工资的正向关系。Redding和Venebles(2004)以工资方程为模型基础,根据Hanson(1998)的研究思路,假设劳动力为唯一的生产要素,从而简化了工资方程,采用双边贸易流回归计算了各个国家的市场潜能和供给者潜能,通过结构性回归验证了市场潜能与人均GDP的正向关系。Mion(2004)和Brakman等(2004)以Hanson的研究为基础,分别分析了意大利与德国的数据,得到了接近Hanson的结果。Head和Mayer(2006)利用欧盟5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实际市场潜能与工资的正向关系。Head和Mayer(2011)通过结构性估计,利用世界上所有国家可用贸易数据验证了市场潜能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正向影响。刘修岩等(2007)、范剑勇和张雁(2009)直接验证了市场潜能与工资的正向关系,而谢长青和范剑勇(2012)、陈建军等(2016)分别从外来人口和产业集聚的角度验证了市场潜能与工资的关系,均发现中国市场潜能较强的区域,其劳动力将获得更高的收入。Ciccone和Hall(1996)、Ciccone(2002)分别研究了美国和大部分欧盟国家就业密度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并且均利用了工具化的工资方程作为建模基础,得到工资对密度的弹性值约为0.04-0.05。Au和Henderson(2006)考察了中国的城市规模对工资的影响问题,得出了大量中国城市的规模难以充分发挥聚集经济的结论。Combes等(2008)以个体层面法国各部门数据为基础,估计了聚集经济规模,回归结果显示工资对密度的弹性为0.03。Andersson等(2016)研究了瑞典城市就业密度与工资之间的关系,验证了高技能劳动力聚集对工资产生了较大的正外部性,并且这种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由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间接反映了其技能水平,而市场潜能、非农就业密度的变化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研究二者的变化对全国以及分地区不同收入群体工资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比较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产业集聚的趋势和规模,作为对上述文献的补充。
三、理论模型
为了直观地通过模型推导反映出市场潜能、非农劳动力聚集与工资的结构性关系,首先考虑一个包含两个区域的经济系统,经济系统包含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或现代部门),其中农业部门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同质农产品,使用非技能劳动力;制造业部门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特征,使用技能劳动力,生产差异化产品且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所以厂商数量等于产品种类数量。技能劳动力可以在区域之间转移,而非技能劳动力不能转移,这种假设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现实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土地或非贸易品是不可流动的。以对称模式为基准,假设非技能劳动力在两个区域均衡分布,并且在两个区域内对制造业产品的支出相等。居住在区域A的技能劳动力份额用λ来表示,区际需求分布随着技能劳动力分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是内生的。假设经济中L为技能劳动力总数,偏好相同,每个区域的消费者包括总效用函数和子效用函数。总效用函数指消费者消费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时的效用函数,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型效用函数表示,而制造业产品集合用不变替代弹性(CES)子效用函数表示。根据对称假设,只列出区域A的相关表达式即可,区域B的表达式可以相应地写出。为保证厂商数量为整数,相关表达式采用连续函数形式,两个效用函数分别为:
其中r=A,B表示区域A和B,nA和nB分别为两个区域制造业产品的种类。CM表示制造业产品集合,CA表示农产品数量,0!μ!1表示总支出中对制造业产品的支出份额,σ"1表示任意两种制造业产品的替代弹性。令PA为区域A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指数,YA为区域A的收入水平,EA=μYA为区域A对制造业产品的支出水平,所以总需求函数为CM=EA/PA。在支出EA给定的预算约束下,通过最大化子效用函数式(2)可得:
第i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采取特定要素的形式。由于模型涉及大量参数,将厂商对技能劳动力的边际需求标准化为1。令f为厂商对技能劳动力的固定需求,#为Samuelson(1954)提出的冰山类型贸易成本,则位于区域A且生产第i种产品的厂商将产品出口到区域B的利润函数为:
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框架中,均衡时厂商的利润为零。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将pAB=τpAA和式(6)代入式(5)得到:
其中qA=qAA+τqAB,即区域A的产出为本区域和区域B对区域A厂商的产品需求。在市场自由进入条件下利润为零,令式(7)等于零得到均衡产出:
由于将厂商对技能劳动力的边际需求标准化为1,所以每个厂商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为l*=f+q*=σf,厂商对劳动力的固定需求在劳动力总需求中所占份额f/l*=1/σ是度量规模经济强度的一个指标,则制造业部门的厂商总数为N=L/σf,所以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条件下:
此时厂商分布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将nA、nB以及pAA、τpBB=pBA代入式(4)的离散形式得到:
当所有条件保持不变时,式(10)意味着产品种类增加时价格指数下降,体现了“前向联系”,并且价格指数受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同理可得PB(λ)。由式(3)的推导过程可得qAB,将其与式(3)代入qA,得到均衡需求:
式(11)应等于均衡时的供给q*,联立式(8)和式(11)得到均衡工资的隐函数形式:
其中,
式(12)即为工资方程,式(13)为两区域模型中所定义的实际市场潜能(rmp),同理可以求出区域B的工资方程wB*(λ)。工资方程反映了市场潜能、劳动力空间分布与区域工资间的结构性关系。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多区域的情况,所以通过两区域模型的推导结果将模型扩展到多个区域,进一步验证各变量间的结构性关系。假设经济体有R个区域,r和s表示任意给定的区域,prr为区域r的某厂商的出厂价格,wr为区域r的工资水平,qrs为该厂商在市场s的产品销售量,τrs为产品从r运输到s的冰山类型贸易成本,由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
则该厂商在市场s均衡时的利润(包含固定成本)为:
短期内厂商数量是外生的,并且厂商利润为正,根据式(3)和式(4)的推导过程可得:
其中Ps为区域s的CES型价格指数,Ys为区域s的收入,μs为差异化产品在区域s消费者总消费中所占份额,nr为区域r的产品种类。综上,位于区域r的厂商总利润为:
其中c=σ-σ/(σ-1)-(σ-1),Fr为厂商的固定成本。与两区域模型的实际市场潜能表达式类似,多区域的实际市场潜能表达式为:
在两区域经济中τrr为1,式(19)可以化简为两区域模型rmp的表达式,所以式(19)是rmp的一般形式。由于均衡时利润为零,令式(18)等于零得到:
取对数得到:
其中α=[(σ-1)/σ](σ-1)/σ。式(21)即为本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基础,反映了实际市场潜能与工资之间呈正向关系,体现了一种市场接近性,实际市场潜能越大的区域吸引厂商的能力越强,从而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促进了劳动力的聚集,而劳动力作为消费者,其迁移提高了聚集区域的市场潜能,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根据之前的分析,1/σ衡量了规模经济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在模型中与工资呈正向关系。在rmp的推导式中包含了区域r技能劳动力所占份额λ,其与工资呈正向关系,体现了技能劳动力聚集产生的技术外部性以及产业集聚形成的“前向联系”。单个厂商使用劳动力的数量σf与工资呈负向关系,当劳动力聚集在某一区域时,劳动力供给过多,则厂商在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时将会有更多的选择,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工资,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拥挤效应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综合两种因素,劳动力聚集对区域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作用力的强度。考虑到劳动力分布在不同的产业,而这些产业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所以本文采用体现技能劳动力聚集的非农就业密度指标来验证其与工资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本文选取1999-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样本观测值一共480个,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市区和时间,β0和εit分别表示截距项和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wage:表示职工平均工资(元),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1:rmp:表示实际市场潜能,采用Harris(1954)提出的方法作为其度量指标。
其中dii表示i省的内部距离,dij为i、j省会之间的直线距离,利用Google Earth软件测量得到,areai为i省面积,Yit为各省市区的GDP(亿元)。
核心解释变量2:dense表示非农就业密度,定义为非农就业人数/区域面积(人/平方公里)。非农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为各省市区历年统计年鉴,各省市区面积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经济统计年鉴》,黑龙江省2011年后非农就业人员数未统计,采用插值法补齐。
为防止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control),具体包括:(1)平均受教育年限(edu),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或国民素质,能够较准确地衡量人力资本,计算方法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人口数×6+初中人口数$9+高中人口数$12+大学人口数$16)/6岁以上人口数,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00年和2010年数据根据各地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计算得到。(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是普通资本,还产生了包括技术、组织、管理、知识能力、营销以及联系网络等多方面的影响,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技术溢出,体现了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预期其符号为正。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格(亿元),数据来源为各省市区历年统计年鉴。(3)非公有制经济比重(ins),定义为:非公有制经济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能够较有效衡量一个区域的制度环境。在涉及制度变迁的一系列文献中,衡量制度因素的主要指标即是工业产业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其反映了产权多元化的程度,预期其符号为正。数据来源为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各省市区历年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源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工业产业数据在本文样本期内曾三次调整统计口径(1998-2006,2007-2010,201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工业统计标准提高后,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影响很小,而纳入月度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企业数量减少较多,故本文未采用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或就业人数比重作为制度变量的指标。(4)政府财政支出(gov),衡量了一个地区的政府规模,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亿元。为消除价格影响,工资水平、GDP、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财政支出均以1998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进行缩减。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对于全国样本的估计,首先利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最优模型。在F检验中,F值为171.63,p值为0.0000。由于检验过程未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一步用LSDV法考察个体虚拟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显著,故不使用混合回归。通过Hausman检验可知chi2值为29.48,p值为0.0000,进一步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检验,辅助回归的chi2值为60.064,p值为0.0000,所以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截面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组间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进行修正。由于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了分位数回归,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可以避免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从而得到较为全面和稳健的结果;Koenker(2004)提出了处理分位数模型中存在的固定效应的方法,通过将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分析在不同分位点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结合固定效应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样本进行估计,并且选择分位点0.1、0.5、0.9,分别代表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为了直观地比较不同程度的市场潜能和非农就业密度对不同地理区位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将计量回归结果分为全国、东部、中西部,分别见表2、表3和表4。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在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中,(1)市场潜能增加对工资的正向影响显著,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期。根据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在1/10分位点处市场潜能增加对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正向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市场潜能的分位数回归系数整体上是下降的趋势,反映了市场潜能高的地区对低收入者的吸引力更大。(2)非农就业密度增加对工资的负向影响显著,可以判断目前非农就业密度增加对工资的影响在整体上体现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拥挤效应。通过分位数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可以看出,非农就业密度增加对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低收入群体,但是对高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向,说明非农劳动力聚集对高收入群体产生了正外部性,一方面体现了高技能劳动力聚集所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说明低收入群体的聚集使厂商的成本降低,从而可以为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更高的工资。(3)平均受教育年限、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对整体工资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根据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对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低收入群体,对高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小,但是均不显著;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三个类别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影响程度相差不大;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增加对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低收入群体,此结果提供了一个政策导向,即政府应该加大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这可以保证更多中、低收入者的利益;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对高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
注:东部地区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其余省、市、区(除西藏)为中西部地区。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分地区样本的计量回归模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且用FGLS模型对组间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进行修正。分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与表2中全国样本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比较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核心变量的系数值,第一,中西部地区市场潜能增加对工资的正向影响明显大于东部地区,表明越是落后地区,市场潜能增加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越大,符合理论预期;第二,东部地区非农就业密度增加对工资的负向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弹性值相差约0.05,反映了东部地区劳动力聚集程度更高,从而其劳动力市场的拥挤程度更强,但是中西部地区非农就业密度的系数在这一时期不显著,西部地区缺乏劳动力的现状使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明显地形成竞争和拥挤效应,侧面反映了其劳动力聚集程度较低;第三,在分位数回归结果中,两个地区市场潜能的增加均对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回归系数呈下降的趋势,与全国样本的情况一致。在东部地区,非农就业密度增加对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负向影响显著,并且对高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而对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但是并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准入程度更高。而在中西部地区,非农就业密度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并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非农就业密度增加对高收入群体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反映了中西部地区普遍缺乏高技能劳动力的现状。这一研究结果基本反映了国内劳动力的区位分布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工资的正向影响显著,并且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在两个地区中,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其中东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对工资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侧面反映了两个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和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差异。
五、结论
新经济地理学为区域工资差异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分析框架,本文通过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构性关系式,从外部性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市场潜能、非农就业密度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且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同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产业集聚规模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全国样本内,市场潜能增加对工资的正向影响显著,验证了市场接近程度对工资的重要性,体现了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程度之间的因果性关系;工资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约为-0.068,结合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说明目前在整体上劳动力聚集对工资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竞争和拥挤效应,但是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产生了正外部性,体现了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组成结构以中、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现实;第二,在分地区样本内,东部地区市场潜能增加对工资的正向影响低于中西部地区,反映了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市场拥挤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本地市场效应使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已经向“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转移-非农劳动力聚集”的循环累积方向转变;东部地区工资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大于中西部地区,反映了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聚集程度较强;分位数回归结果体现了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准入程度更高,以及中西部地区缺乏高技能劳动力的现状。
中国市场营销的南北差异 篇5
我国近代作家赵无眠先生在其作品《南人 北人》说道：“北方冷而干燥，把毛毯、彩染布挂在墙上，显得温馨暖和。南方则挂不出这种效果，看了会浑身燥热，还老去闻是不是有一股可疑的霉味。北人喜欢毛皮，耐寒。南人不喜欢，灰扑扑的见了就打喷嚏，容易生虫。南人喜欢竹制品，又凉快又经得起沤。北人洗澡叫搓泥，要积出泥一样的肥垢来了才去搓一次。南人洗澡叫冲凉，一冒汗就去冲。”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则家喻户晓的智慧小故事，说的是淮南香甜的橘子移植到淮北就变成苦涩难吃的枳。因为事物的条件和环境等变了，所以才会这样。这种理论套到营销的南北差异上，一样适用。
举个例子，有一家在日本做得很好的文具企业，属于本土第一第二的样子，对于中国市场很是觊觎，欲大举进入，第一站就瞄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与国际接轨的城市，老板对此一役非常看重，亲自操刀，并抽调东京总部精兵强将若干，奔赴前线，几仗打下来，输的惨不忍睹!于是玩起了日本的“武士道”，全部换人，又来一波，下场同上!
投资公司大叫搞不懂了，为什么同样是成功的方法到了上海就“萎”了呢?人也换了，咋还是不行?殊不知中国不是日本，上海不是东京。一句话：换人不换脑，一切白搭!方法不对，再多也白给。那些在国外做得呱呱叫，到中国就哑火的基本属于这种，
相似的案例还有史密斯热水器。
从饮食上看，王致和的腐乳适合北方人的口味，但是拿到南方市场去卖，没有人认。同样的道理，恒顺的镇江香醋在南方市场很受欢迎，但是卖到山西以及周边地区就不现实，因为山西老陈醋是当地以及周边消费者的首选。
从地产来看，内地从南到北，房地产的差异可认为是市场化时间早晚和地域气候、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南北地产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操作手法。所谓南派地产更加关注产品、景观等细节，形成细腻人性化的风格，而北派地产更关注概念、文化内涵，形成大气豪放的风格。
从日化来看，北京由于天气较为干燥，风尘相对南方较大，润肤/护肤品可能更普遍地被使用。至于沐浴露的情况，广州的品类城市发展指数比京沪明显高出一大截。而且发展指数高达近180，说明该类产品在广州的发展现状比在京沪两地的更具优势。
从家具业来看，南方家具的作风，犹如内敛的南方人。他们做事一向谨慎，考虑之后再做，做好长远的计划再实施。他们有良好的心态，懂得练好内功再进行一番搏击。北方家具确实犹如北方人的性格一样，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自信与傲气也溢于言表，大气凛然之风着实让人佩服与值得学习。
市场区域差异 篇6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经济一体化；区域差距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1978年～2010年，中国取得了年均9.89%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持续变大，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经济增速放缓，区域差距扩大等。（1）经济增速放缓。从2010年以后，除2011年以较高9.5%的增长以外，其他年份均小于8%，2012年～2014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7%，7.7%和7.3%。（2）区域差距依然巨大。从2014年的GDP总量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第一的广东省为6.78万亿元人民币，而西藏仅为920.83亿人民币。从人均GDP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天津，北京和上海，排名最后三位的分别为云南、贵州和甘肃，其中排名第一的天津为105 231元，而排名最后的甘肃为26 433元，两者相差3.98倍！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中国政府通过“对内深化改革，积极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加大开发力度，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其目的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维持稳定增长，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合理的分布。因此，从理论上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本质上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问题。因此需要关心的是，当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后，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生相伴的区域差距又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好坏是政府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能否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是一门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理论，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化规律。因此，本文论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阐述新经济地理框架下主要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关系的研究；（2）新经济地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解释；（3）总结和建议。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关系：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
1. 静态模型。最初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旨在解释区域一体化发生后，经济活动在空间变化规律以及由产业分布的变化而导致的区域差距，其现实背景就是欧盟的产生。Krugman和Venables（1990）最初的模型就是解释当区域一体化发生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是如何在空间上进行变动的。模型中企业的区位分布是由聚集力（Agglomeration Forces）和分散力（Disperse Forces）的相对大小来决定。模型中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市场接近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聚集力主要体现在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发达地区，因为这样可以实现自身的规模经济，同时生产接近大市场还能节省运输成本；另外，在企业集中的地区其生活成本也低，因为企业数量多的区域生产的工业种类和数量自然就多，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少，从而承担的运输成本就小，于是产品价格相对便宜。市场接近效应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定位于大市场，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个地区集中时，这个地区的价格指数又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制造业人口迁移到本地区。而分散力主要体现在由市场拥挤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较多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为获得生产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促使其转移至边缘地区以降低生产要素价格。区域一体化化程度（模型中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于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至关重要。当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低时，经济系统的分散力大于聚集力，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对称分布状态。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开始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得更快，这样就存在当一体化程度达到某一临界水平時，聚集力大于分散力，进而导致经济活动的聚集。
从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对过程来看，由于在静态模型中，生产要素都是事先给定的，因此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模型中没有明确表示经济增长的变量，模型中经济一体化程度（由运输成本下降导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过程具体如下：由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运输成本下降），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发生下降，但分散力不聚集力下降的更快，这就存在运输成本的某个临界点，当运输成本低于突破点时，聚集力大于分散力，产业的聚集过程开始，工业企业逐步流向另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工业企业数量也就不再相等，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两个地区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以企业数量和实际工资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话，（从整体和局部来进行分析）核心区域会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出现经济增长（企业数量增加），同时核心区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实际工资的提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消费其他地区的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导致的实际收入的提高；另一个是由于核心区企业数量的增加，消费者消费其他地区产品的种类减少而导致的价格指数下降，从而使得实际工资提高。而边缘区则会发生经济衰退（企业数量减少），同时由于消费外地产品数量的增加，实际收入将会下降。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区域差距的变化，在运输成本从无穷大降低到零的过程中，两地区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差距会呈现出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趋势。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倒U结论一致，这说明在政府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发展经济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先富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全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这个模型本质上解释的是初始有差异的两个地区进行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活动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但模型没有说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两个地区初始的差异？随后Krugman（1991a）修改的假设说明了在即使在两个区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最终出现经济活动集聚的状态。其作用机制就是劳动力流动而形成的自我强化的作用效用。此后，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现实条件对模型进行修改，如把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改为实物资本的流动就形成了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以及把制造业工人修改为自由企业家就形成了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结论，即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差距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的变化规律，完全一体化后，区域之间不存在永久性差异。
2. 动态模型。从本质上来说，静态模型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价格指数的下降来体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GDP的增长，因此在随后的发展中模型中增加的动态模块，由Baldwin（1999）提出来的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与CP模型不同的是，CC模型中生产要素的存量没有提前给定，其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的折旧和创造来反映的。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形成和资本折旧这两个新的变量。创造新资本的条件是资本价值大于等于资本创造成本，其中资本价值的确定是由资本长期收益流的现值来确定。只要资本价值大于创造成本，新资本就会不断会被创造出来，在长期，资本的价值与创造成本相等时，资本存量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就停止了。对于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区域，贸易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经济活动是对称分布的。只有当贸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时候，其中一个区域获取初始优势，对称均衡将会被打破。在一段时间变化后，所有的工业企业将会集聚到一个区域。同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增长地区获益，而萧条地区受损。平均价格指数下降，全国实际收入将会上升。如果初始区域规模不相等，这个转变过程会更快，尽管局部均衡也可能发生。
显然，在CC模型中，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是相互作用的：区域差距具有增长效应（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增长率将会提高）以及在区域差距扩大过程中，发达地区变为增长极，而另一个地区则沦为塌陷极。这样，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发达区域将会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快，这与Myrdal（1957）的循环累积的概念是一致的。然而，一旦经济活动全部聚集到一个区域，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停止。但此时，如果一体化继续推进，边缘地区的实际收入将会由于进口价格的下降而得以提高。这也意味着全国实际收入的提高。但与静态不行不同的是，即使区域间完全一体化后，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即存在永久性的收入差异。从长期来看，如果贸易成本不变，则区域差距的程度不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在CC模型提出后，不同学者对资本创造的过程进行了修改微观机制的描述，形成了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 Model，GS模型）和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 Model，LS模型）。模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商品一体化程度的变化，也有知识溢出程度的变化。从经济增长方面来说，LS模型的典型特征为经济增长受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其决定变量就是两个维度的一体化程度。当经济系统处于分散状态时，如果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则创新成本很大，因此经济增长率低，但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开始慢慢集聚，当所有产业集聚到一个区域的时候，其区域内的溢出程度会非常高，因此创新成本会大大减小，从而提高资本增长率。这就告诉我们在区域间知识溢出程度很低（如通信技术落后等）时，可以通过经济集聚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使得经济进入 “快车道”。从区域差距方面来说，LS模型中不同的区域一体化路径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果一体化中仅仅降低交易成本（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市场分割等），那么最终会促使经济发生核心边缘结构，经济会完全集聚到一个地区，从而加大区域差距；但如果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溢出成本，这样就可以避免经济的完全集聚。实际上，扩大知识溢出政策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如当经济需同中贸易自由度和知识溢出系数都为中等水平的时候，如果区域一体化中等贸易自由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知识溢出水平就可以把经济系统从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从而减小区域差距，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从区域一体化过程来看，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中权衡。如果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则区域间存在永久性差距，且核心地区的福利高于边缘地区。但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边缘地区与一体化化之前相比福利是否提高，其不仅取决于一体化程度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制造业支出份额的大小。随着一体化的与此同时在最新的新经济地理研究中，更多的是从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方面来进行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关系（Okubo et al.，2010；Fallah et al.，2011），这种异质性之间互相作用关系（异质性的企业和异质性的劳动是在空间上匹配问题）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三、 NEG模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差距的解释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手段，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这两项政策分别对应着国内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按照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预测，在一体化过程中，具被更好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的沿海地区将会聚集更多的产业，因此沿海地区也会得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从制造业的分布来看，陈秀山和许瑛（2008）研究表明，中国29个制造业行业中仅有9个行业存在扩散效应，1996年～2005年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的空间结构整体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化过程。从沿海—内陆的经济活动分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如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内陆和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经济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了快速增长，1978年～2007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3.0%的速度，创造了令人关注的中国模式。
这种空间非均衡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区域发展差距被不断的扩大。按照不同的尺度空间，这种差距可以分为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从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看，排名前四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和山东，全部为东部沿海城市，而排名最后的四个省份分别为宁夏，青海和西藏，都是来自于西部大省份，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GDP是排名最后的西藏的73.64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上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预测，即随着在工业化初期，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区域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促使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进一步集中。当地区间的运输成本从高到低，运输成本与产业聚集之间确实存在着“倒U型”关系，随着运输成本由高到低， 经济出现分散到集聚、再扩散的过程。根据文玫（2004）的研究显示：在1993年～1994年中国工业依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方，即这段时间区域发展差距是单向扩大的，随着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会促进制造业在地域上进一步聚集。当把时间维度加长后，区域差距的变化就体现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呈现倒U变化的规律。徐召元和李善同（2006）的研究表明，区域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呈扩大趋势，2000年～2004年区域差距扩大有所减缓，而2004年收入扩大趨势开始明显减小，2004年也是大部分学者认同的区域差距变化的拐点。因此，新经济地理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差距的变化有着很好的解释力。
四、 結论和建议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出发，回顾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这一对变量的变化。在现有的理论中，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空间经济过程的变化是非单调的，这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变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活动的分布规律是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过程。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也随着经济活动不同的空间分布而发生“倒U型”的变化规律。这种规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但随着一体化程度进一步的推进，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一体化手段的多元化。按照新经济地理动态模型的预测，贸易一体化和知识程度一体化都会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变化，不同的是前者的提高倾向于使经济活动的集聚，而后者的提高会使得经济活动分散。而通过贸易一体化使得经济起飞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化会改善欠发达地区福利水平，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加大贸易壁垒或市场分割的手段来进行干涉的话，反而不会提高欠发达地区福利。此外，在深化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从提高贸易一体化转移到提高要素流动和提高知识溢出一体化层面上来，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希伟，陶永亮.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J].世界经济文汇，2011，（32）.
[2] 许召元，李善同.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6，（7）：106-116.
[3] 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经济研究，2004，（2）：84-94.
[4] 陈秀山，徐瑛.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及其对区域分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8，（10）：104-116.
[5] Okubo T.，Picard P.and Thisse J.，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ournal of Intenational Economics，2010，（82）：230- 237.
[6] Gill，I.S.and C.-C.Goh.Scale Economies and Cites.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0，25（2）：235-262.
市场区域差异 篇7
一、政府市场与企业市场营销的内容与特点
(一) 政府市场营销的内容。
政府市场, 也可以称之为政府采购市场, 主要指政府的消费行为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市场, 这个市场规模通常为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消费和投资的总和, 因而总量较大, 一般能占到一个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出的10%以上, 有的发展中国家占比甚至能达到20%~30%。政府市场的采购需要透明化, 因其采购资金主要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 按照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采购的目的主要是为政府履行职能所提供必要的消费品, 以及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根据财政部国库司数据, 201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17, 305.34亿元, 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1.4%和2.7%。上万亿元的采购资金, 对于市场营销领域而言, 确实值得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认真研究。
(二) 政府市场营销的特点。
一是政府市场营销的主体特殊性。政府作为政府市场中的唯一主体, 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定性。政府的各项采购内容, 除了协议采购外, 大部分为通过政府采购中心招投标采购。因此, 政府对于投标商或者商品供应商的选择也极为严格, 企业必须符合一系列规定才能入选该领域。政府市场有政府作为保障, 信誉度较其他市场主体要高, 必然会引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 政府采购的商品关系到国家、社会及个人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采购过程中会极为谨慎, 程序复杂, 要求也较高;二是政府市场营销的资金信誉度较高。政府采购是有资金预算的, 且该预算在每年年初各地“两会”上由政府制定, 人大审议, 公开发布, 对于资金的使用和流向都有一套完整的监管流程, 这也就为政府市场的资金提供了极高的信誉。在企业市场中时常见到的“三角债”情况, 在政府市场中难以见到;三是政府市场营销的配套性和批量性。政府采购一般而言数量和规模都较大, 且显示出明显的配套性和批量性。上至政府工程下至办公用品的采购, 通过政府采购中心很难见到单一的采购行为。基于政府部门众多的情况, 采购中心组织一次招投标采购, 往往批量较大, 种类较全。这更对投标商或者商品供应商提出了较高要求, 不但自身实力要过硬, 而且配套的设施和服务也必须符合要求。
(三) 企业市场营销的内容。
在本文中, 企业市场营销是针对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而言的, 主要是将市场的主体———企业作为营销对象而进行的营销行为。任何具有购买意愿和消费企图的市场行为, 都可以称之为企业市场。市场内的企业均为和自身业务相关联的企业, 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9月7日发布的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初步核实数据, 去年我国GDP现价总量为636, 139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8, 336亿元, 增长速度为4.1%,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1, 764亿元, 增长速度为7.3%,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06, 038亿元, 增长速度为7.8%。这其中, 企业市场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 说明企业市场一直并将长期蓬勃发展,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企业市场应该更加值得重视。
(四) 企业市场营销的特点。
一是企业市场营销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 是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其目的也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 企业市场营销不需考虑太多的社会责任, 而是主要与企业自身相关联。因此, 企业的市场营销在数量、规模、金额上, 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的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同时, 企业市场营销的灵活性又体现在, 可以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企业市场营销行为, 可以在市场中自由选择购买和消费对象, 除了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及商业市场相关规定之外, 没有更多的约束因素, 政府对企业市场营销也持积极和支持态度;二是企业市场营销的透明化。企业市场营销是完整的企业间行为, 双方都需要进行必要的情况了解, 而且还要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以及整个市场环境做出了解。同时, 企业间激烈的市场竞争, 也使得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进行了一次优胜劣汰, 将不规范不透明的企业予以剔除, 留下实力雄厚的相关企业进行竞争, 更加促进了信息的高效运转以及营销过程的规范透明。
二、政府市场与企业市场差异化营销策略
在市场营销理论中, 营销的两个关键步骤是生产产品 (服务) 和营销流通渠道。这两方面内容较为丰富, 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营销流程。因此, 本文将从这两方面进行差异化营销策略研究。
(一) 生产产品 (服务) 差异化营销策略。
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企业市场, 双方都会看重产品 (服务) 的功能、特点、实用性和创新性。所不同的是各有侧重。在功能和特点都较为相似的产品 (服务) 中, 政府市场对于产品 (服务) 的实用性更为看重, 而企业市场则对其创新性更为看重。
在政府市场, 前文提到政府营销市场的主体特殊性和配套批量性, 政府在进行采购时, 会综合考虑产品 (服务) 所使用对象的具体情况来考虑采购什么样的产品。如政府采购公共体育设施, 因其使用范围多在人员较为密集的广场、小区等, 因此并不需要具有太多新功能的设施, 而是考虑较为大众化的设施。如在中国政府采购招标网上查询到2015年9月3日山东某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健身器材采购, 采购项目为一个配套, 内容包括篮球架、乒乓球台、仰卧起坐板等常用的健身器材, 再查询其他相似的采购公告, 也都大同小异。这说明, 对于政府市场采购, 要突出说明产品 (服务) 的实用性、大众性和配套性, 同时向政府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相关正式文件, 保证其在采购程序上顺利通过, 这样就能在政府采购市场上占得先手。另外, 在生产产品 (服务) 的价格上来说, 近年来政府采购对于成本的控制越来越严格, 这也要求产品 (服务) 生产商和供应商尽力控制成本, 面对大批量的政府采购往往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 注重价格的公道公平, 以达到政府采购的相关要求。
而在企业市场, 企业所具有的营销灵活性, 以及企业个体的特色性, 企业市场的营销, 要在产品 (服务) 所具有的基本性能的基础上, 重点体现其特色性和创新性, 符合企业的具体要求。对于大品牌企业而言, 要重点说明产品 (服务) 符合其企业的特色特点, 以及其对企业发展所提供的促进作用, 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 要突出其创新功能, 突出这一功能对其中小型企业的创新发展作用。同时, 对于企业市场的后续产品 (服务) 也要尤为重视, 提供相应的后续配套服务, 做好生意伙伴联系, 为今后的再次合作打下基础。在产品 (服务) 价格方面, 企业市场所具有的多样性特点, 使得不同价位的产品 (服务) 均有其营销市场。如在手机行业, 经销商可以选择高端的苹果、三星等机型, 也可以选择中低端的国产品牌中兴、华为、酷派、联想等机型, 还可以选择低价的红米系列、荣耀系列、大神系列等品牌手机。这其中, 针对不同的客户角色进行不同价位的手机营销策略是关键。针对商务企业群体角色可选择高端机型, 针对普通工薪群体角色可选择中低端机型, 等等。
(二) 营销流通渠道差异化营销策略。
营销渠道是连接生产企业和目标客户企业的桥梁, 营销过程始于渠道, 应用于渠道, 并对渠道产生作用。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企业市场, 在进行营销时的主要途径也是渠道。因此, 在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目标客户时, 就需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
在政府市场, 基于政府的主体特殊性, 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也比较高, 实用性和批量配套性成为重要考虑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 规模较大、实力较为雄厚的生产企业就有着较大的优势, 政府在进行采购时也会偏向于知名度较高、市场占有率较大、营销渠道较为全面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而言, 一个较为稳妥的方法, 就是向各级政府及财政采购部门申请进入政府的采购企业名录中。这样, 政府在进行采购行为之前, 会对已经进入采购名单的企业进行资格预审, 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企业进入下一步的采购环节。于是, 这些企业在面对政府采购时就会有一定的优先权。同时, 生产企业也要对自身营销渠道进行优化, 尤其是对于其分布于各地的分销代理商进行严格资格审定, 确保其具有较强的品牌塑造能力和政府公关能力。另外, 对于其自身的渠道分销商也要加强建设, 有了品牌作为基础, 更要培养起对于政府市场的重视程度与沟通能力, 抓好核心建设。
在此不得不提的是, 虽然实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市场的青睐, 但并不代表中小企业就完全没有机会。对于实力较为弱小的企业而言, 若想在政府市场取得一定竞争力, 还是需要走大品牌之路。一方面和大品牌企业进行合作, 打通特许产品的渠道。所谓特许产品, 就是利用企业之间所签订的关于甲方企业特许乙方企业使用其品牌和营销渠道的合法协议, 使自身产品可以在大品牌企业的品牌和渠道下进行营销。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 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要符合大品牌企业的要求, 所依靠的大品牌企业需要在政府市场有着成熟而稳定的渠道。有了这两点作保障, 特许产品就能打开中小企业的营销渠道;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可以稳扎稳打做好自身的渠道建设。但是基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选择此策略的中小企业较为稳妥的方式是进行差异化发展, 避开大品牌企业已经成熟的营销渠道和营销产品, 同时将自身的产品和服务集中于某一行业、某一产品和某一服务, 或者是在大品牌企业的“产品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2011年底,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下发了文件《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 鼓励政府采购多考虑中小企业。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 也成为中小企业参与政府市场营销的福音。
在企业市场, 产品提供商和供应商所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 这是因为供求双方的企业均处于市场之中, 身份角色不停转换, 信息流通更为透明, 资产流动更为频繁, 选择余地更为多样。因此, 对于大品牌实力雄厚的企业而言, 在市场上的渠道建设也更为完整, 竞争优势也更加突出。这种情况下, 大品牌企业可以选择集中建立营销渠道, 也可以建立特色品牌引领营销渠道。山东兰陵酒业有限公司的“兰陵”系列白酒在山东本地市场具有较大竞争力, 该公司在选择营销模式时, 充分运用传统渠道模式———大经销商代理、完全直供模式———建立自身零售终端、联合直供模式———代理与自身相结合、混合直供模式——对各级经销商和各级代理商全部选择直供等多种方式进行渠道建设。同时, 兰陵酒业有限公司还运用其主打的“兰陵王酒”来建立此品牌酒的营销渠道, 建设成熟后再助推该公司其他品牌的白酒, 同样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而对于实力较为弱小的中小企业而言, 其所需的渠道建设成本也较高, 要扩大营销渠道, 就需要节约成本。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让利于经销商, 同时采取特价、折扣等促销方式来增大经销商的积极性, 从而完善渠道建设。同时, 对核心经销商采取奖励政策, 鼓励其运用自身的营销渠道来进行企业的产品营销, 或者是鼓励核心经销商发展多级营销体系, 用量的优势来进行市场竞争。但是使用此营销策略企业自身也要重视发展控制, 如果过度使用, 不仅对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实力受损, 而且也可能会扰乱市场秩序, 造成市场不良竞争。来自“电缆网”的数据显示, 业内有超过40%的电缆企业经历过低于成本价销售、同行恶意压价等不良竞争现象, 2012年甚至出现了行业平均利润率跌至2%的困境。中小企业还需要防范的一个现象是, 大品牌企业间掀起“价格战”等现象, 对于自身一定要守好核心经销商, 不盲目加入“价格战”, 防止自身受到较大损伤。2014年, 康师傅和统一两家方便面企业展开了市场营销之战, 作为我国方便面行业的两家巨头企业, 双方之间的竞争不仅使得自身毛利率下滑, 出现亏损, 而且对于其他中小品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今麦郎、白象等方便面“第二梯队”也收到较大影响, 但是这两家企业采取了保护核心经销商和一级经销商利益的方式, 同时在自身方便面所占领域根据自身情况相应进行一定的价格调整, 努力将自身市场份额进行了维持。这在说明建立核心经销商体系的重要性的同时, 也对其他行业的中小企业是一次有益的借鉴。
政府市场和企业市场是我国主要的两大营销市场类型, 各有特色, 但都需认真对待。商品供应商和生产企业一定要在产品 (服务) 本身以及渠道建设上下工夫, 才能在这两个市场中游刃有余, 实现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伟, 唐含宇.论政府营销及其中国化[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4.5.
[2]吕金刚.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作用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4.23.
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综合评价 篇8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 我们注意到,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 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拉大。
大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将会对一国经济的永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同时并存的, 是区域间的金融发展水平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区际、省际、甚至省内发展差距都不平衡的国家, 我们在研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时, 应该重视国内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 而不能将中国的金融业只是简单看作一个整体。因此, 分区域地进行金融结构的研究不仅是我国国情的需要, 也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
2 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是衡量省区金融业发展差异的参数, 要客观地反映这种现状和差距, 必须在指标选择上遵循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从金融自身发展和金融发展环境两个方面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进行衡量。
2.1 金融自身发展指标
在金融自身发展差异的分析中, 本文综合了现有研究的三个角度。
一是金融总量, 从总量上来反映金融发展的差异程度, 故选择了两个指标:
X1:金融机构职工数, 我们将各省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X2: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 将全国各地区的金融资产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
二是金融结构, 这是金融发展理论演化过程中最早产生并得到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包含资产结构、资金结构、开放结构和融资结构。
X3: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展, 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戈氏指标:美国科学家戈德史密斯 (1969) 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 (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 FIR) 。本文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以各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总额、股票融资额、债券融资额、保费收入之和占地区GDP的比重作为FIR。 X4:非国有金融资产/国有金融资产, 非国有金融资产比重越大, 说明金融发展受国家干预程度越低, 自由度越高。X5:金融发展结构指标FS, 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行业在整个金融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地位与发展趋势, 反映金融产业中不同业务领域的地位与发展状况。用间接融资量与总融资量之比来反映, 其中间接融资额等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直接融资额等于股票融资额加上企业债券融资额, 总融资额为直接融资额和间接融资额之和。X6:非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在融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反映非金融机构的融资情况。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指不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 主要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和开展指定范围内的业务。X7:票据融资额在贷款余额中所占的比重, 票据融资是企业融资中逐渐凸现的方式之一, 随着地区水平的提高, 票据融资比重应该增大。
三是金融效率, 它是指包括宏观功能效率和微观配置效率、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在内的一种相互结合、相互协调的效率体系。由于证券业数据不全, 对保险业和银行业进行分析。
X8:保险深度, 是指某地保费收入占该地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反映了该地保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一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保险业的发展速度。X9:保险密度, 是指按当地人口计算的人均保险费额。反映了该地国民参加保险的程度, 以及国民经济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X10:存款的增长率, 存款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金融行为或活动, 也是银行最重要的信贷资金来源, 存款的多少决定了经营的好坏。X11:贷款的增长率, 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将所集中的货币和货币资金投放出去, 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对补充资金的需要, 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 银行也可以由此取得贷款利息收入, 增加银行自身的积累。X12:存款占GDP的比重, 作为反映金融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之一的指标。X13:贷款占GDP的比重, 作为另一个反映金融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的指标。
2.2 环境差异指标
金融与经济相互影响, 所以经济环境差异也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外部资金投入对当地金融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选取了两个可行的环境差异指标。
X14:地区的生产总值, 将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X15:地区财政支出, 将各地区的财政支出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数据及方法的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0年我国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 将我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金融运行报告。
随着多元统计方法的大量应用, 因子分析法逐渐被广泛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消除变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用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因子分别综合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大部分原始信息。它在计算过程中通过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客观赋权, 避免了客观赋权复杂计算的同时克服了主观赋权的片面性和随意性, 从数据本身出发, 得到客观又全面的结果。因此在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时,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3.2 因子分析
第一步, 评价指标是由多个指标构成, 为了避免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 在进行相关性检验之前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将它们都转化为无量纲数据。本文结果均由统计软件SPSS12.0进行分析, 运行结果显示, KMO相关性检验值为0.708, 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 且简单相关系数大多大于0.4, 适合做因子分析。
第二步, 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观察方差贡献率, 发现前四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到达了87.61%, 因此前四个因子已经足够描述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
第三步, 由于未旋转的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不好解释, 因此, 对因子分析得到的公共因子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
(1) 第一个主因子F1主要由金融机构职工数X1、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X2、非国有金融资产占国有金融资产的比重X4、存款的增长率X10、贷款的增长率X11、地区的生产总值X14、地区财政支出X15这七个指标决定, 可以定义为金融发展综合因子。
(2) 第二主因子F2主要由金融发展规模指标X3、保险深度X8、保险密度X9、存款占GDP的比重X12、贷款占GDP的比重X13这五个指标决定, 可以定义为金融机构发展因子。
(3) 第三主因子F3主要由金融发展结构指标X5和非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在融资总额中的比重X6所决定, 定义为融资结构指标。
(4) 第四主因子F4主要包含票据融资额在贷款余额中所占的比重X7, 仍然可以定义为贷款结构指标。
第四步, 根据因子得分表达式计算各个因子的得分, 然后进行排序, 得出我国各个地区不同方面的金融发展水平情况, 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观察表2, 我们发现广东省的金融综合因子得分最高, 但是其融资结构因子排名靠后, 因此影响了该地区的整体水平。北京地区的融资结构因子排名也很靠后, 位于倒数第二位, 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的非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比重过低导致的。而宁夏作为西部省份, 在融资结构这方面优于其他的地区, 但是该地区的金融综合因子排名却很低。同样位于西部地区的广西省, 在贷款结构这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
第五步, 以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计算出总因子得分F= (43.297F1+4.0095F2+15.311F3) /98.703, 具体数据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排名, 东部地区除了海南省以外, 其它的地区综合排名都很靠前, 上海、北京、浙江分别是前三名;中部的各个地区则相差不大, 排名均比较集中;西部地区的排名基本靠后, 地区内部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四川、广西、重庆这三个地区排名比较靠前, 位于一些东部地区之上。
4 结论与建议
(1) 我国金融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省区差异, 且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东、中、西部之间, 也存在于区域内部。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区, 由于经济环境较好, 金融发展也优于别的省份。而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受地理位置及资源环境的影响, 远落后于发达地区。
(2) 我国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差异成因不同, 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得益于经济、资金环境的促进作用, 如东部沿海地区。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则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金融实力, 如一些内陆省份。
由以上研究结论可知, 要缩小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地区差异, 促进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 必须施行差别化的金融发展模式和调控政策。
(1) 在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监管、培育市场、扩大开放, 以此促进多元化的金融组织结构的建立;在金融发展较落后的地区, 区域的政策应更加灵活, 要重点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体系, 以此加速与发达区域的金融一体化进程, 使得这些地区有条件赶上发达地区。
(2) 差别化的金融调控政策是指, 在保证国家基本金融政策一致性的前提下, 因地制宜地对不同区域采取有弹性的金融调控政策。在发达地区, 巩固现有的政策支持, 注重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 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外机构的经验和资源。在欠发达地区, 实行宽松的利率政策, 加大货币供应量, 实施宽松的存款准备金政策。
摘要：建立了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 并根据2010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对我国各地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计算出了各地区的因子得分;结论显示, 我国的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 且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 也存在于区域内部。
关键词：金融发展,综合评价,因子分析
参考文献
[1]周伟, 王健康.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湖南金融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J].系统工程, 2010, (5) :112-116.
[2]曲艺.基于因子分析的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实证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11, (3) :12-16.
[3]李彬, 田皓.社会事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J].统计与决策, 2005, (8) :58-60.
[4]殷克东, 孙文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动态综合评价研究[J].商业研究, 2010, (12) :127-133.
中国科技投入区域差异研究 篇9
1 我国科技投入现状
从改革开放后,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科教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 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投入也有了很大的程度的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科技部。
从表1中可以直观的看到, 科技经费在绝对量与相对量上增长幅度很快。国家在财政拨款从2000年的575.6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4114.4亿元。10年增长了5.4倍。科技经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也已经从2000年的0.9%增加到了了2010年的1.75%。但是从相对投入量来看, 与发达国家的5%的平均水平相比, 还比较低。
改革开放后, 东部由于地缘优势, 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加之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增加与快速发展, 科技水平迅速提高, 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扩散效应下与东部相邻的中部地区首先得益, 而西部由于交通通信及发展历史等各种原因, 科技水平发展速度最慢, 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形成了全国角度下, 以东部为中心的科技“增长极”。与之对应, 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出现东中西三个梯级经济区域。科技的投入水平与这种梯级经济区域的形成关系如何?
2 东、中、西部的科技投入现状及计量分析
2.1 统计分析
对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有很多中测度方法, 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数学家柯布 (C.W.Cobb) 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P.H.Douglass) 共同研究了产出与投入的关系, 并用数学函数描述了这种关系, 得出C—D型生产函数:Y=AKαLβ。式中Y为产出, K为资本, L为劳动力;参数α和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弹性;A为技术进步参数。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计算出某一时刻的技术水平, 并由此计算出技术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 或技术进步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但不能直接计算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
本文选用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 公式为Y=AKαLβEλet, 即在原有的生产函数加入科技投入变量E。et表示除K、L、E之外的影响因素。为了能够有参考地衡量科技投入的影响, 本文添加了从2000年到201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就业人数, 即K和L。
以Y=AKαLβEλet为模型, Y表示GDP, K表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L表示就业人数, E表示科技经费投入, 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分别进行计量分析。
2.2 序列相关性检验——相关图和Q统计量
实际中, 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往往是模型中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 或者是由于模型函数形式设定有误引起的, 因而有必要对模型进行序列相关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由2000年到2010年各个省市计算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 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 分别对变量GDP、K、L、E取自然对数, 得到新的变量lnGDP、lnK、lnL、lnE。首先对变量的序列相关进行检验, 通过观察自相关和偏相关系数及对应于高阶序列相关的Ljung-Box Q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通过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 各阶滞后的自相关和偏相关值都接近于零, 并且Q统计量的P值比较大, 否则, 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存在序列相关。检验结果如图1、图2、图3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到, 东、中、西部数据并不存在序列相关。
2.3 协整检验
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前存在协整关系, 也就是说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 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 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因而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2]。
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 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来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平稳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注:*表示未经差分的统计量, 残差序列非平稳;**表示经过2阶差分后的各个统计量, 此时残差序列达到平稳。
从表2可以看到, 初始的线性组合的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 经过二阶差分,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2.4 回归结果
通过检验, 数据不存在序列相关, 二阶差分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将差分后的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回归得到如表3的变量统计指标:
注:在二阶差分下, 观察值为9个, 显著性水平为5%。
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到, R2值很高, 相关性很好。统计值的T检验在5%的水平下显著, 也就是说, 参考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的科技经费投入对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表3中可以看到, 东部K值较小, 而L和E值相对较大, 分析现实的因素应该是, 在东部地区, 资本投资相对GDP的增长相对过剩, 而科技的高投入培养了高素质就业人才, 从而使得科技投入的作用得以发挥, 即劳动力和科技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部L相对东西部来说很大, 并且K和E小于零且E值很小, 可以解释为中部地区劳动力过剩严重, 而且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 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角度可以解释为资本的增长严重少于人口的增长, 小幅的技术进步又不能带来劳动与资本更高效的结合, 从而形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位。
西部E值为负且绝对值较大, 说明西部地区投入培养的高科技人才存在大量的外流, 以及科技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向中东部的转移, 是影响E值为负的主要原因。
从计量分析的结果中考察E值, 即科技投入, 可以直接比较出东中西部在科技投入的效益上存在很大差异。东部的E值高达 0.366736, 而中部与西部都为负值, 结果最令人深思。在科技投入对西部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方面, 存在中西部科技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向东部的转移现象, 如东部的科技型公司受西部大开发等优惠政策的吸引在中西部设立子公司, 而子公司的产出市场主要仍在东部及世界, 但其科技经费的投入是发生在中西部地区。
综合来看, 我国东、中、西三个梯级经济区域的资本都处于相对紧缺状态, 经济的增长因素仍主要靠劳动力的贡献, 而科技投入水平和效率低很难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作业即是科技投入直接转化为科技成果产出, 也就是此方面对西部的效果为负;间接作用体现在对社会生产率的促进上, 此作用不论任何地区都是积极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科技投入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 科技投入的最终效果常常体现在经济增长上。因此, 在研究和规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时, 我们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科技投入的因素。我国的科技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但是客观存在的区域间科技投入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总体科技水平进一步发展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阻碍。
虽然东部地区的科技投入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 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据2005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 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 世界平均水平为4.8%, 发达国家在5%以上, 美国科技投入占GDP的5.7%, OECD国家该指标也达到了4.5%的平均水平, 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4%。在发展中国家, 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也有3%, [3]而我国科技支出到2010年占GDP的比重仅为1.75%, 可见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与国外相差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来说, 科技投入说带来的效益甚微, 经济的增长的贡献主要依靠资本或劳动力, 尤其是西部, 科技的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都很低。
东、中、西部的科技的规模效益和科技投入的规模效率都处于递增阶段, 因此政府和企业都应当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以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经济效益;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给科技投入效率造成了巨大损失, [4]因此,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等水平应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我国地区科技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对于政府在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策略上, 应该考虑以下两点。
3.1 针对东中西部科技量的差异方面
政府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拨款应该保持与GDP水平的相应增长, 增加科技经费在GDP的比重, 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发挥地方政府对区域科技发展的主导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 中央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 以期在绝对量与相对量上缩小差距, 同时也能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科技投入上提供支持和一定的优惠政策, 促进企业的科技投入逐步发展成为科技投入的主要力量。
3.2 针对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差异方面
在市场经济下, 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科技投入的效率提高同样也是。可以建立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到企业运行的模式, 或加大政府、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科研项目, 以提高科技经费的产出效益。对于企业资金不足但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项目, 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援助。同时对中西部科技投入应将其集中于应用领域, 加快科技投入转化为现实的科技产出的速度, 从而缩小在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效率上的差距。
摘要：随着后知识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 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都在努力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 把增加科技投入作为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发达国家高水平的科技投入也带来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我国科技投入逐年上升, 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区域差别十分显著。探讨这种差异的原因, 对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非常必要。
关键词：科技投入,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易卫华.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 2011 (11) .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江蕾, 安慧霞, 朱华.中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际测度[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 (5) :171.
略论我国区域间金融差异 篇10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辆马车的拉动,尤其依靠其中的投资。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只需要增加投入劳动要素9%,但却需要增加投资91%(刘伟、蔡志洲,2006)。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较高的投资率。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大量金融资源的支撑。然而,我国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较不平衡。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中、西部经济发展较缓慢,主要受制于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因此,在我国当前流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如何引导资本投入中、西部地区,支持国家进一步开发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协调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现状
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明显存在不平衡,呈现出阶梯式递减的特征。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如图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1978年东部地区GDP约占全国比重的50%,中部地区GDP约占全国比重29%,而西部地区只有约21%。至2008年,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GDP占全国58%,中部地区占全国24%,西部地区仅占全国18%。由此反映出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落后于东部地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数据来源:路征,邓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及问题.2009年第八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
(二)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
我国金融发展区域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布局、存贷款余额、货币化水平等方面。
1. 金融机构布局不平衡。
国有商业银行和民营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多集中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布局密度远低于东部。尤其是1995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四大国有银行合并和撤销了部分效益不佳的分支机构和网点,这使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更少了。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也主要在东部地区,中西部比较少,仅在少数的中心城市设立。并且,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小金融机构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远比东部少,且种类比东部单一。此外,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置也多在东部,中部地区较少,西部地区罕见。
2. 存、贷款余额不平衡。
由于资金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将获得较高的收益,而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收益较低,因此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下,资金必然从经济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一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存贷款余额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向金融机构贷款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较低的存贷款余额说明中、西部地区得不到充足的资本支持。
3. 货币化水平不平衡。
货币化水平是反映经济市场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也反映了货币与实物经济的联系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货币化水平也不同。通常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货币化水平要比发达地区的低一些。由此决定,我国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其货币化水平要比欠发达的中西部要高。这种差异既在量上得到体现,也在质上得到体现。东部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反过来,较高经济货币化水平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资本流通速度、畅通融投资渠道和优化资源配置。与之相反,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地理、人口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导致货币化水平较低,而较低的货币化水平反过来又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平衡区域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国家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改革的影响下,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日益突出,金融资源逐渐聚集在东部,西部金融资源日益减少。得到较多金融资源的东部经济高速发展,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因此,要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促进区域间金融发展。平衡区域间金融发展,除了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外,还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制定合理的区域金融发展计划
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发展战略后,我国经济计划的制度逐渐趋向平衡化,注重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与之相适应,也必须根据区域经济计划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区域金融发展计划,从宏观政策上促进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平衡。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国家应该给予较优惠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制度等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积极向中西部地区融通资金。同时,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也必须抓住时机,因地制宜,全方位多角度地吸收其他地区的技术、资金和人才,为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
(二)制定因地制宜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
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政府在制定金融调控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注意弥补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缺陷,预防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例如,在制定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时,应根据地区发展的不同而体现出差别,通过调整资金使用成本促进资金的合理流动,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
(三)积极发展政策性金融
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出于追求利益的动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然而金融服务的完善能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为了弥补市场的失灵,政府应该积极发展政策性金融。可以参考美国和日本的做法,设置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并向这些机构提供在贴现率、利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保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
(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
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要发展金融,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一方面,政府可以完善地区的信贷担保机制,尤其是在政策性的信贷方面,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运作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贷款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可以给金融机构予以支持,例如,减免地区性金融机构或分支机构的税收,给予财政补贴等。在保险方面,政府可以牵头提供再保险等服务,增强保险机构抗风险能力。同时,加强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刘伟,蔡志洲.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演变.学习与实践,2006(9).
[2]韩大海等.区域金融生态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机理.财经研究,2007(4).
[3]李旭旦.金融聚集于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学动态,2007(4).
[4]汤学兵.区域金融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探索,2008(6).
[5]李敬,冉光和,孙晓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与变动趋势分析.当代财经,2008(3).
[6]张璩.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述评.商业时代,2008(12).
市场区域差异 篇11
纵观全球，欧洲特别是西欧，属于后现代社会，美国是一个现代社会，亚洲大部分国家还处于从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之中。某种意义上，中国也还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以东亚为例，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都还不是“正常”的现代民族国家。
二战后处于工业化和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亚洲，政治地理概念也在变化中。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东南亚”这个概念在二战前是不存在的，当时只有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等称呼。东南亚是二战后人为建构起来的概念。1954年，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在马尼拉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对“东南亚”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催化剂，启发了东南亚国家的一种区域意识。先是有1961年的东南亚联盟，然后是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冷战结束后，两极体系的崩塌有助于亚洲国家的工业化和民族化进程。1990年之前，亚洲有散在的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除日本之外有“四小龙”（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和新加坡），冷战结束之后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再后来又出现了更多的工业化进程，最成功的就是中国。1990年?2008年是东亚国家走向合的过程。即便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对东南亚也抱有坚定支持的态度。因此，亚洲工业化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在冷战结束后大致可分为1990年之前、1990年?2008年、2008年以后三个阶段。
从区块上看，我觉得亚太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从几方面来讲都是这样的。一方面，包括了美国的亚太本身在很大意义上就具有世界性和代表性，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总量。另一方面，从现代文明的结构上来讲，亚洲是世界主要文明的发祥地。文明间的差异在历史上是一种外来力量分而治之的手段，而且差异本身也导致大量的冲突。但是在1990年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外来力量慢慢弱化，这些国家转而可以用比较大的力量推行自身的工业化和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但是由于地方差异巨大，区域整合进行艰难。
亚太地区可以被分为十大块，包括东北亚、俄罗斯、中国、东南亚、中亚、中东、南亚、南太平洋，另外加上北美和南美。这十块地区的整合是一个怎样的基本态势呢？举东南亚与南亚两个例子。
2008年之后，东亚地区的整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主导力量，那就是中国。在东北亚，1990年?2008年的整合过程是缓慢的，2008年之后受到美国的影响，加之中国迅速崛起，日本和韩国逐渐抛弃前嫌。原来韩国人说绝对不能允许一个日本兵出现在朝鲜半岛土地上，而现在的趋势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有向三边同盟发展的趋势。东南亚算是亚洲地区的整合，我视之为一个次区域整合的样板，是欧盟的一个模范生，2015年形成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这意味着三个支柱中的第一个支柱已经搭建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刺激。但是，东南亚要真正走向安全共同体是很困难的，这个领域将会是东盟的短板。
至于南亚，这块原来基本上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在南亚处于主导地位，觉得自己继承了英国的殖民遗产，因此对周边国家既有关照的义务，也有限制的责任。印度人对于自己的文化自信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容易忽视印度非常强烈的文化自信。从这点看来，南亚的整合基本上是印度主导的。但是印度是一个多文明、多宗教的综合体，是一个“宗教的世界”或者叫世界的宗教，这样的国家有一种不同的人生观哲学。一方面它是向内的，其哲学观念不追求现代性，而是向内追求内心的平衡与宁静。拥有这种理念，再加上等级制，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会比中国这样一个比较务实的和世俗的国家要慢得多，同时印度人理念的改变也会难得多，对外来干涉肯定也会敏感得多。尼赫鲁曾经说：“印度要么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灭亡。”这样的国家对于不结盟运动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不可能和任何国家正式结盟。我觉得这是中国把握对印度外交的重要点位。基于这一点，南亚的整合过程受印度的影响太大，因此这个过程本身是很困难的。中亚的情况也很复杂，这一地区是多个大国争抢的对象，就不展开说了。
综上所述，亚洲的国家要整合在一起很难，真正的整合只有靠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心的中国来进行，而中国，只有在完成了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构并实现工业化之后，才有愿望和能力把周边国家连在一起，实现亚洲的整合。
如何理解区域及其产生的差异 篇12
一、区域的特点
区域的特点有五个:
1. 区域的层次性
区域既是上一级区域的组成部分, 又可进一步分为下一级区域。
2. 区域的差别性
一般来说, 区域等级越高, 区域内部越复杂, 同一性越小, 区域间差异性也就越大;反之, 区域等级越低, 区域内部越简单, 同一性越大, 区域间差异性就越小。
3. 区域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指地表区域内各组成部分间的内在联系, 并经过长期的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融合, 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4. 区域的可变性
可变性首先是区域界限的模糊性。通常每一个区域的特征, 在其中心区域典型地段表现得最清楚、最完善, 但到分区的边缘, 其特征就慢慢地与相邻区域的特征融合起来。因此, 地理学上的区域界线往往是一个过渡带, 具有模糊性。
5. 区域的开放性
区域作为地球表层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与其他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包括自然要素之间和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 以及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之间的联系, 使地理空间呈现开放性的特点。
二、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区域差异的产生, 既与区域自然环境的差异有关, 也与人类活动的差异有关, 同时还与区域自然环境和为人类活动相互影响产生的差异有关。在分析时, 可结合具体要素加以分析, 具体如下:
1. 自然环境的差异
(1) 地理位置包括: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相邻位置等。
(2) 矿产资源状况包括:矿产资源的种类、富集程度、开发条件等。
(3) 气候状况包括:气温、降水的时空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4) 水文状况包括:河网的密度、空间分布、流量、含沙量大小、结冰期长短等。
(5) 土壤状况包括:土壤类型、肥沃程度以及面积大小。
(6) 植被状况包括:植被种类、数量、分布。
(7) 地形和地貌状况包括:地形和地貌类型及特点。
2. 人类活动的差异
(1) 农业生产活动包括:农作物的种类、分布、熟制、种植方式, 农业发展的有利和限制条件。
(2) 工业生产活动包括:工业部门、工业中心的分布、工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3) 商业、交通状况包括:商业中心的分布、主要交通运输方式及交通便捷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