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

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精选8篇）

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 篇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乡村治理新机遇

作者：兰勇《光明日报》（2015年11月01日 07版）

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原有乡村治理结构也随之在发生深刻变化。加之，惠农政策持续升温，农村资源价值凸显，农业逐渐走出价值洼地，随之而来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涌入使得乡村治理获得众多新机遇。这些机遇主要表现在：

精英崛起，治理人才得到补充。长期以来，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使农村精英人群流向工业更密集的城市去创造个人价值。曾经许多农村人口为了弄一个城市户口煞费苦心，农村寒门学子更是将跳出农门作为学习目标和动力。经过代际更替，如今的农村只留下老弱妇孺，既缺乏优秀的乡村治理人才，又缺失改善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为了带动农村创业就业和提高农村治理水平，国家已出台政策连续多年选派大学生村官进村入乡，但事实证明，一番热情被农村的艰苦环境磨灭后，该群体的稳定性令人担忧。然而，近年来政府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及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新型经营体系的新政却让经营主体能以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土地开发，农村土地资源潜力得到释放，农业产业化前景变得更加广阔。

新一轮致富机会使得本土高素质人才开始从其他行业走向回归，同时长期扎根农村的传统农民中也正孕育着一批新的致富能手。虽然农村精英崛起的主要动机是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但他们想依靠农业致富就离不开健康和谐的农业发展环境。同时，乡情也决定着本土精英对乡村建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参与和支持乡村治理是他们的天然使命。从现实来看，全国范围内重拾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的案例比比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新乡贤大多是经营能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是其形成区域影响力和构建发展生态圈的重要途径。很多家庭农场主、大户户主、合作社负责人都已陆续成为农村自治组织的领导者，乡村无序状态由此得到改善。因此，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人才支撑，但如何在保障这些人才发展机会和应得利益的同时，引导他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正面作用，仍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组织重塑，治理方式得到改进。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长期的自负盈亏使得他们的集体观念日渐淡薄。加之，分田到户后，集体经济在有的地区已名存实亡，导致基层自治组织丧失了治理乡村的经济基础，从而加重了农村有组织无集体的现实状况。这使得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与当地村民的联系不再紧密，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米之炊。失去组织感召的村民为了自身利益而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开展高强度、粗放式经营，近些年农村耕地被随意挪作他用、生态环境被肆意破坏、食品质量安全被置之不理的现象层出不穷就是最生动的佐证。诸如此类的矛盾和问题只有借助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的现代乡村组织才能真正得到有效解决。

优化乡村治理必须重塑乡村组织。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得到快速发展。在合理的分配模式下，它们将组织利益与组织内村民甚至组织外村民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在农村的实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也使得村民的集体观念得到增强，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新型经济组织是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成长起来的，追求经济利益才是其固有的本质特征，要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因此，在推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的同时，努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健全农村自治组织，并推进自治组织与新型经济组织有效契合，把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合二为一”，才是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所在。当前，一些地方实行整村土地流转、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运作模式就是两种组织联合推进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资源汇聚，治理条件得到优化。长期以来，土地的零散化经营阻碍了农业规模效应的实现，农户务农收益已不能满足农民生存和生活需求，“种田不赚钱”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是，农村精英和青壮年开始从农村向城市单向迁移，合理的乡村人口结构被扭曲，代代传承的农村文化被撕裂，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现代要素被转走。在资源严重缺失的农村社会，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只能采取简单的调解、威慑等手段来处理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往往容易造成村民长期积怨而引发恶性事件，致使乡村治理状况不断恶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步伐加快，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的快速成长，土地零散低效经营的状况得到改观，农业产业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城市优势资源向农村回流的现象开始出现，乡村治理条件逐步得到改善。首先，随着农村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回流，农村人口结构逐渐优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变得更稳定；其次，伴随着新型主体成长和现代农业发展，资金、技术、信息、文化等现代要素开始向农村汇聚，乡村治理的资源基础变得更丰富；最后，新型经营主体之间的联合推进了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融合，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治理的思想文化基础变得更厚实。精英的回归、要素的汇聚、城乡的互动使得现代乡村治理具备了更优越的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由此得到改善。如今，用微信交流、用互联网学习、用淘宝做生意在农村已经不是新鲜事。这些农村新气象让乡村治理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既然可以用工业化思路来经营农业，那么借鉴城市治理经验来治理农村也将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推动了农村社会生态结构的深刻变动，使现代乡村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崭新机遇。在精英崛起、组织重塑、资源汇聚的新形势下，如何抓住这些机遇，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各级政府和农村自治组织需要直面的重大课题。协同各方力量，优化乡村治理，共同建设好现代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是我国农村有序发展的现实路径。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

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 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社会体育情绪

我国乡村社区体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对象和基本单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的发展与治理是通过解决乡村社区体育面临的问题, 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动态过程。乡村社区体育的发展与治理是一种综合性的发展与治理, 它把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社会诸元素都统摄进来, 以更广泛、更宏大的视野观察农村体育生活。因此, 深入分析和理解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现状, 必须深入分析其内隐的社会体育情绪以及它外在的行为表现。

一、乡村社区体育、社会体育情绪的概念分析

乡村社区体育是以乡村社区内村民为主要对象开展的体育, 其中包含有乡村学校体育、乡村家庭体育、乡村老年体育等方面, 是在一定乡村社区地域内进行的体育行为的总称。最近我国乡村社区体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我国各省区也都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社区体育典型村, 它们以“新”为特征, 在社区住宅建立生态社区体育设施、服务设施以及各种配套设施等, 成为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典范。如北京的韩村河、江苏江阴的华西村、黑龙江省尚志市的元宝村。我国在乡村社区体育方面能形成这种快速发展的火热局面, 其原因主要是与国家的提倡、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的推广、政府的政策与资金以及乡村居民的积极响应分不开的。

农村社会体育情绪指的是作为农村社会主体的广大农民对乡村社区体育乃至整个社会体育的态度及其体验。农村社会体育情绪可分为积极社会体育情绪和消极社会体育情绪。积极社会体育情绪, 又可称为正向社会体育情绪, 是农民的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一种心态。消极社会体育情绪则表示农民群众对自己所处的社区体育地位, 以及对整个社会体育普遍持某中悲观的看法和态度。消极社会体育情绪又可分为逆向社会体育情绪、中性社会体育情绪和异向社会体育情绪。下面就与此相关的几个概念进行具体分析, 通过它们来透视和解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社会体育情绪基础。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社会体育情绪与乡村社区体育类型

乡村社区体育的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体育情绪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社会体育情绪基础。由于受不同体育文化背景、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个性特征以及地区差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人们在同一事物、同一情景面前, 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体育情绪。因此, 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体育文化传统的村庄会出现不尽相同的社会体育情绪。我们根据乡村社区体育记忆强弱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二维因素, 对乡村社区体育理想类型做了划分, 将当前我国乡村社区体育分为四大类。依据其分析框架。我们从文章的研究主旨和叙述方面考虑, 用“社会体育情绪记忆”替代乡村社区体育记忆, 着重分析四类乡村社区体育的主要社会体育情绪状态。乡村社区体育类型如图1所示。

1、积极社会体育情绪为主的乡村社区体育

在D类村庄中, 一是古老的或历史的社会体育情绪通过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家庭的教化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这里, 人们遵循的不是现代化社会体育法理权威, 而是世代相传的体育礼俗。村中享有声望的长者往往被视为公正和传统记忆化身, 他们的社会体育情绪左右着全村的社会体育情绪。二是农业之外的其他产品甚为发达, 经济社会文化程度高, 具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现代关联的能力。这样, 村民体育生活在既浸润历史传统又享受现代民族体育文化的情景里, 有着较强的内聚力。因此, D类村庄村民的社会体育情绪以积极社会体育情绪为主。这种情绪下的乡村社区体育的发展与治理最容易打开局面, 实现既定目标, 乡村社区体育的未来发展亦最具有预见性。

2、极易催生逆向社会体育情绪的乡村社区体育

A类村庄处于同一传统体育文化和价值观当中, 社会体育情绪记忆较强, 情绪认同较高, 因而较容易形成一致趋向。但由于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不高, 多数农民仍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 生活自给自足, 很少能够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 国家在这里过度强调乡村社区发展与体育治理时, 就不能不留意这样的情况;农民会联合起来对抗乡村党政机关。在社会体育情绪激化的情况下, 甚至可能爆发群体性抗争行为。这些村庄面对乡村政权的失范行为能够迅速产生出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 村民的不满体育情绪也将很快地聚集在这些权威周围。在经过情绪传染与社会的渲染之后, 在诱发性事件的指导下, 逆向社会体育情绪必然爆发。但在较长的时间内, 这类村庄依然是平静的, 农民的体育生活秩序井然。

3、中性社会体育情绪普遍化的乡村社区体育

B类村庄社会体育情绪记忆较弱, 传统力量大多丧失殆尽, 加之农业生产仍未人们经济生活的主导, 社会经济分化不够, 村庄中少有让村民趋附的传统化身和力量, 也缺乏足够吸引人的经济能人和政治权威, 因而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原子化的村民不大与社会体育发生关系, 完全自我隔绝, 对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和国家政策毫不关心, 这属于中性社会体育情绪普遍征服的乡村。受它的影响, 乡村社区体育人际关系冷漠, 党和政府的动员能力减弱, 政策得不到积极有效的支持, 各项举措无人关心。并且中性社会体育情绪不具有使村庄成员组织起来一致行动的力量, 它的存在只表明村民个体拥有相同的心理倾向。对于农民利益的体育文化公益事业、公共体育基础建设往往较少人参与和关注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 如何动员、组织这些受中性社会体育情绪支配的村民就成了乡镇文化体育部门和热心农村社区体育研究学者们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4、异向社会体育情绪步步为营的乡村社区体育

用“步步为营”来形容, 不仅表示C类村庄被异向社会体育情绪所吞噬正在进行, 而且描述了同类社会体育情绪在更多的村庄蔓延的事实。C类村庄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 市场经济的启动。乡村中工矿、商业等新经济发达, 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经济社会分化明显。当村民享受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时, 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在精神上的贫困。传统体育文化、社会体育情绪记忆载体的丢失, 使他们无所适从, 加上国家在农村的体育文化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农民基本上没有体育文化娱乐活动。于是这些丧失体育文化家园的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寄托。异向社会体育情绪正是在这种村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类村庄中, 异向社会体育情绪的直接体现是建国后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沉渣泛起, 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地下赌彩等现象日涟横行;不少以前不信教的农民开始痴迷宗教, 虔诚于教会。这些一向被认为腐朽、堕落, 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 在村庄中成了人们精神投报的对象, 人们竞相追逐, 乐此不疲, 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可想而知。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困境;以异向社会体育情绪为例

我国的农村社区体育将何去何从呢?由上文图矢量方向可以预测, 我国乡村社会体育情绪记忆将越来越弱, 而经济社会分化则由低度向高度进一步递升。乡村社会体育情绪是不是会从积极社会体育情绪、逆向社会体育情绪和中性社会体育情绪这三类向异向社会体育情绪嬗变, 村庄类型将由D、A和B类向C类转变。从我们的观察和掌握的材料来看, 乡村社区体育确实有这种转变的趋势。我们认为应该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体育情绪步步为营的村庄。而解读这类乡村社区体育的特征, 即能领略异向社会体育情绪的原貌, 同时又能感触到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在遭遇异向社会体育情绪步步为营的村庄时所面临的困境。 (1) 盲动性。异向社会体育情绪的盲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多数村民不能形成自我的主见, 对事物和行为缺乏确定的预期, 只能在情绪心理和行为上依从, 模拟他人, 从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另一方面, 在村庄某些群体中, 人们可以用“表情投票”来迫使他人依从群体的情绪和行为。这一情况, 在一些邪教组织、地下教会、黑恶势力及其他非法组织盛行的村庄比较普遍。 (2) 抗变性。异向社会体育情绪的抗变性首先表现在习惯上。在异向社会体育情绪步步为营的村庄, 异向社会体育情绪已成为或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许多行为、话语, 以及其他方方面面, 无不体现这种消极情绪对人们的影响。 (3) 泛众性。这里泛众性指的是异向社会体育情绪通过广撒网式的传递, 全面罗织, 把村庄的各色人等, 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情绪氛围里。这个特征与异向社会体育情绪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诱惑性和欺骗性相关。

四、结语

通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社会体育情绪的分析, 我们大致勾勒出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社会体育情绪基础的一幅粗略图景。这个图景依据不同村庄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体育情绪, 把我国乡村社区体育划分为四类理想类型, 叙述了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在各类型村庄中的遭遇。不同社会体育情绪基础的村庄, 展现了形态各异的乡村社区体育治理。鉴于当前我国乡村体育发展与治理的种种困境, 我们主张, 治理的对象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村民和作为民主化治理对象的村委会, 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家和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完善上, 只有通过政府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动, 才能够真正实现乡村社区体育发展善治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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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保国, 李建臣。我国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研究[J]。当代教育研究, 2006 (4)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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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篇3

善治理论作为当前公共行政理论中一种新的、非常有影响的理论,被广泛认同,它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形势下,把善治理论运用到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中,必将使二者碰撞出新的火花,将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善治的思想内核

作为当今两大公共管理理论之一,提善治就得从治理理论说起。治理的基本概念,是指政府、社会组织或个体在面对人民共同事务进行不同组合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运用公共权威秩序,有序、协商、互动、不断进行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当面对各种冲突或不同利益时,各种行为个体在权力的引导下,本着互惠互利、求同存异原则,以满足自身的要求,同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是治理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持续不断互动的管理过程,是政府与个体互动合作的一种新颖的管理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平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稳定、廉洁、公正等元素。

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善治涵盖了民主、法治、参与、公正等价值性要素。而这些要素对完善乡村治理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对乡村治理实施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调动了村民生产的积极性,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极大地提高了村民参与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增强了对党的信赖和党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乡村治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乡政村治”体制存在问题。地方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存有两大弊端。第一,领导方式。地方政府的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的来源不同、目标不同。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乡镇政府可以对村民委员会工作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而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上级政府,而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各种政策性任务时需要村干部的配合,因此,乡镇政府就可能利用拥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利益诱导和激励,选出对其开展工作最“有利”的人选,达到村委会服从其“支配”的目的。第二,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欠缺。在农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威向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确保农村转型能够顺利进行,这对农村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保证了转型中社会稳定。但是,随着农村改革深入,国家废除了农业税,使地方政府失去了财政来源。由于政府财源出现枯竭,造成了管理混乱、人浮于事,已无力满足农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加之缺乏社会的应变能力,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缺乏有利民主政治环境。在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民主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民要想参与选举并取得相应的利益却面临两种困境。第一,由于选举是一种集体行为,作为集体行动的协调者,这些团体的动员能力越强,参选率自然越高,获胜几率越高。我国村庄是“半熟人社会”,当村民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无法达成共识、组成团队时,现存的村民组织便成了唯一选择。比如:以血缘关系和姓氏联系起来的宗族、教会及宗教组织,以地缘划分的自然村以及其他村民组织等;各种村民组织和利益团体通常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选举进行干预,但是并非所有组织都有强烈的动机参与选举事件。宗族是村庄中最为重要的动员者之一,但是其具有封建势力的狭隘性,不符合现代民主方向的要求,而教会、宗教组织的参与愿望则相对较弱。第二,乡镇政府利用相对于村庄所拥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积极干预村民选举。

(三)村民参与政治困难重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产生了参与政治的热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事务、实现民主决策的主要途径,但是在村务决策上,由于村委会和村民会议在事务划分、权限划分、决策程序等方面存在很大

的模糊性,使得村民质疑程序的公正、透明性,也对产生结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从而降低村民的参与热情。

三、以善治为目标,完善乡村治理

建立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最终达到乡村善治,既是政府的现实目标,又是最终目的。通过怎样路径才能达到目标?怎样才能做到以善治为目标,完善乡村治理呢?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政府应树立建设有限政府、效率政府、责任政府的理念,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的惠民政策,改革行政管理的流程和内部制度,使能适应社会化、人性化、高效化的体制;规范政府权力,改变全能政府的传统形象,建立更加完善、运转更加协调的体系,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绩效等要求。而在地方政府方面,面对村民自治,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拥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工作;本着中立的观念对待村民选举,让村民感觉到地方政府是自己的知心人,依法监督村民自治能够有序、有效、公平、公正地运行;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丰富地方政府管理手段,从而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丰富公共产品品种,增加地方政府对村民的回应能力,以满足村民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取得村民的信任和认可。

(二)培育社会团体组织,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不仅要优化政府内部组成,以利于其功能发挥,还要特别注意政府与社会的相动联系,建立市民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管理理论越来越受到认可和欢迎,我国的政府强势、社会弱势地位的理念过去一度占统治地位,现在虽然强势政府比较盛行,但不是全能政府。要使我国全能政府状态有所改善,就得加强社会团体组织的培养和发展,建立和健全市民组织关系,培养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意识,建立政府与社会多角度、多层次的联体互动关系。社会组织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不受损害而自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社会组织和政府是社会的有机构成。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引导和培育下,不断地健康成长、完善,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可缺或的部分,社会组织监督和促使政府公平、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培育乡村治理力量:(1)要开拓政治参与渠道,调动村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保证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真正实现村民自我治理。(2)要培育和发展健康的社会村民组织。(3)要充分利用健康的民间资本力量,建设一个政治面貌向上的新农村。

作为公共产品的享有者,人民不仅具有拥有公共产品的权利,还要有监督政府发放公共产品的权利。人民最了解自己的需要,没有人民参与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有缺陷的供给。只有通过人民的信息反馈,建立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才更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在乡村治理方面,政府应树立建设有限政府、效率政府、责任政府理念和建立相关制度,以保证村民自我管理能力的充分实现,从而调动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通过制定有利于民主化、契约化、合同化的民主程序,保证村民享有村民自治的权利,让村民在政治参与中得到收益。在制度外力下,经过一段时期,经过村民参与政治培育、沉淀后,就能产生村民理性的自觉行为。上述措施的实施,将促使乡村善治的早日实现。

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篇4

尊敬的各位领导、委员、同志们：

乡村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富裕的重要保障。准确掌握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对推动我县新农村建设尤为重要。下面，我就加强乡村治理工作做个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领导和同志批评指正。

一、我县乡村治理的主要成效

近几年来，在加强乡村治理上，县委县政府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全县推行“村为主、乡负责、县统筹”的乡村综合治理机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一）撬动一个经济杠杆，确保有钱办事。近三年来，我县分别按每村4万元、5万元、6万元拨付村级转移支付资金，有力保障了村级组织的规范有序运转，特别是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试点以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的主动性，促进了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镇每年从村级转移支付中列支8000-10000元用于农村综合整治，确保了环境卫生工作经费。

（二）调动镇村两个积极性，确保有人管事。通过乡镇班子和村级组织建设，全县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全县各村基本上配备了村组干部兼任的安全生产信息员、森林防火联络员等，破解了“无人管事”的困局。如***镇***村建立由党支部牵头、全体党员参与捐资的扶贫解困互助基金会，筹集救助资金1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13人，得到了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和拥护。

（三）明晰县乡村三级职责，确保责任下沉。通过“县统筹”的财政杠杆作用，落实乡村治理工作责任。如***镇突出抓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重点产业、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综治和信访维稳、计划生育、稻田抛荒整治、森林防火、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纳入镇对村的考核范畴，从村级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2.5万元与考核得分直接挂钩，严格责任捆绑，从严考核，将责任真正下沉到村。

二、乡村治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宽松的社会环境。一是传统治理思维根深蒂固，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青壮年和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农村留守人员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三是乡村管理体制不顺，管理模式陈旧，工作方法单一，乡村关系失衡，村级管理矛盾多，困难大，村组建制不合理，村组干部后继乏人，部分地方宗族势力严重等，制约了乡村治理工作。

（二）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税费体制改革后，上级转移支付增加，乡镇财政总收入也相应增加，但实际上乡镇可支配资金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因为上级下拨到乡镇的各类资金大多是专项资金，只能专款专用。受自然环境条件和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不同的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自然条件好或有交通优势的村，乡村治理工作就好抓些，而那些自然环境条件差、交通信息闭塞的村，公共服务能力差，农村行路难、就医难和靠天吃饭等基本生产生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乡村治理工作难度大。

（三）缺乏高效率的管理服务。当前不少村“两委”基本上停留在“上传下达”“发钱发物”上，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勤劳致富等方面，往往“放任自流”“放手不管”，既不给予技术服务，也没有提供信息服务，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头人”、“领头雁”的作用。

（四）缺乏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目前大部分村干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现代乡村治理理念欠缺。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执行力不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些村干部民主意识薄弱，不能正确运用服务群众、民主协商的工作方法，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工作。

三、抓好我县乡村治理的几点建议

乡村治理是把农村作为主体，把实现农民意志和利益作为根本途径、把农民满意作为根本标准，从体制上解决“为谁用权、由谁掌权、怎样使权”等深层次问题。乡村治理的好坏，体现了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关系乡村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我们认为，要抓好我县的乡村治理，必须正思想、转作风、树正气、强服务。具体地说，要从六个方面强化治理。

（一）从思想认识上强化治理，坚持思想引导、凝聚合力。利用农家书屋、农村远教等阵地，加强思想教育，转变思想观念，实现乡村治理由被动转为主动。通过建立民主议事、民主监督等机制，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激发村干部创业的热情，增强农村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拓宽村民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村民的所需、所求、所盼，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村干部与村民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

（二）从组织机构上强化治理，优化组织设置，增强实力。全面加强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与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做到民事民办、民事民治，真正实现村民的事情村民定、村民管、村民监督。增强农村基层自治和服务能力，做好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发展经济、治安维稳等工作。转变政府包揽一切的传统做法，创新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激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合作社、民营公司、民间文艺等组织活力，积极参与到发展村集体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等村级治理中来。探索建立健全村级经济发展新途径，以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创新农村“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机制等多种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三）从运行机制上强化治理，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权力。全面推行村党支部“公推直选”和村委会“直接选举”，把握好选人标准，扩大候选人提名中的民主，选优配强两委班子，建立村“两委”定期向村民代表会报告工作制度、村民质询制度和罢免村干部制度等。全面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按照“四议”即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村（居）民大会或村（居）民代表大会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决策实施情况公开。探索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村级经济社会事务民主决策，监督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即“三资”管理，落实村务公开，监督村干部正确行使职权，收集村民意见向村“两委”反映。

（四）从服务体系上强化治理，创新活动载体、激发活力。充分发挥各个基层组织的作用，构建覆盖村、基层党员参与的服务网络，构建网格化服务体系，以村党支部为单位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引导和组织有能力、有特长的党员参与治安巡逻、民事调解、扶危济困、民间文艺等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阵地为平台，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其主动介入村民生活，为科学发展服务。鼓励发展各种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切实发挥专业技术服务组织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产品科技含量，努力形成专业化合作组织带动、农民参与、行业组织服务的新格局。

（五）从人员管理上强化治理，提高综合素质、优化能力。通过开展“四培养”工程（即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把优秀村干部培养成书记或主任），把致富能手、退伍军人、私营企业主、返乡大中专毕业生等优秀分子发展为党员，进一步壮大党组织和村干部队伍。推行党员承诺制、党员先锋岗、党员义务奉献日、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分类管理等做法，深化党员联系户、党员责任区、党员结对帮扶等活动。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发扬求真务实、踏实苦干的工作作风，增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管理农村经济社会的能力。

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 篇5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2007-12-15 23:38:47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2)村民自治是我国新时期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对于村级治理，人们原来以为只要改变村级组织（包括村党支部）的权力来源，由村民直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就能实现民主化治理，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村级治理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改变村级组织的权力基础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的

日常权力运行是否真正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级的日常治理更主要地体现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等项工作上，因此做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湖北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村务公开和村级民主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据初步统计，全省已进行村务公开的村有25432个，村务公开率达；建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各25304个。全省95以上的村制定了《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理财制度》、《一事一议制度》、《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总结近年我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建章立制。1999年和2001年，省人大相继通过并颁布了《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和《湖北省实施办法》。2002年，省人民政府又颁布了《湖北省村务公开实施办法》。省民政厅于2005年印发了《湖北省村民委员会工作规范（暂行）》的通知，编写了一系列培训教材，使村务公开民

主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各地就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也纷纷下发了文件，“建章立制，以制治村”。例如，枝江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枝江市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各镇也出台了相关的办法或规定。荆州区2006年制定了《荆州区民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施行“四民主，三公开”即“民主议事、民主理财、民主监督、民主评议”与“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并建立了量化考评表。江陵县先后制定了《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评分细则》、《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创建考核办法》，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考核结果与村干部补贴标准挂钩。监利县2004制定了《监利县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方案》、《监利县村务公开实施细则》、《监利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创建方案》，并统一印发了19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

二是积极创新制度。我省随州等地在全国较早实行了“两

会一组”制度。所谓“两会一组”制度，就是通过建立村民代表议事会、村民代表监事会和民主理财小组，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组织化、程序化、制度化。随州、荆州和孝感等地在推进村务公开、落实民主管理上较好地发挥了“两会一组”的作用，这些地方的村委会拟定的重大事项必须交由议事会议定，村务监事会予以监督，审议通过后再交付村委会执行，并在村务公开栏中公布。村级财务收支实行限额管理、一支笔审批，把财务公开作为村务公开的重点，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小组的作用。在公开内容上，除公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公开的事项外，如计划生育执行情况、救灾救济款物发放、集体经济项目承包、经营情况等，还公开了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村委会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制等新的内容。在公开程序上，孝感市孝南区的一些村委会还根据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点题公开”，经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村民代表会议审核后，由村会计

按规定的形式向群众公布，事后组织全村18岁以上的村民填写村务公开意见表，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将每期公开的内容及征求意见表存档归案。在公开时间上，除做到公开及时之外，根据不同的项目确定公开时间。村务公开栏每季度公开一次，其中水电费收缴及价格每月公开一次，财务收支、计划生育每季度公开一次，农民负担每半年公开一次，村发展规划、村干部情况、村干部考核每年公开一次，其他公开内容及村民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视情况随时公开。另外，村务公开形式也灵活多样，以村务公开栏为主，辅以广播、会议、明白卡、公开信等多种方式。全省除了普遍建立“两会一组”制度以外，个别地方还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新形式、新机制。例如，安陆市积极推行以村“两委”联席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和评党员、评干部、评村民代表、评“十星级文明农户”为主要内容的“三会四

评”制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该市村务公开和村级事务的民主化管理。恩施州在开展村务公开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1 4 X”模式，即每个村一年至少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每季度至少公开一次村务，在村务公开内容上，根据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实行“点题公开”即”X”，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是实行观察督导机制。为了推进各地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我省除了强化日常工作上的督导作用以外，还积极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合作，每年由这两个中心派出多组研究生、博士生作为观察员到我省不同类型的乡村、城市社区驻点观察、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和

乡村治理试点工作方案 篇6

一、试点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试点思路 围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为基、德治为先、法治为本”的“三治融合”体系，完善基层自治机制，提升基层法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乡村和谐稳定，全面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堡垒和示范引领作用，探索建立“党建＋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结合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改善村庄环境和整体秩序，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把镇打造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乡村治理的示范。

三、试点内容 坚持党建助推农村发展工作理念，建立“党建＋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议事机制，推动村级自治和乡村治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善治”为目标，以改革为动力，按照“迅速启动、全面覆盖、边建边改”的要求，加大“三治融合”推进力度，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建立民主参与、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乡村治理新机制，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一）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载体，进一步优化党员活动、办公议事、公共服务、文体娱乐等四大功能，更加突出议事、服务的作用的发挥。

（二）持续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强化学习培训，提高村党员干部的议事能力和政治素质，使之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需求，为落实议事制度打牢人才基础，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再上新水平。

（三）完善村民议事机制，抓好村级重大事务决策＂四议三公开＂制度、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落实，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民主决策，把群众的意愿作为制定政策、落实任务、推进工作的第一信号，增强群众语权。发挥村规民约作用，通过民主程序将议事程序和范围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并将村规民约进行公开，接受村民监督，全面促进村级自治和乡村治理。

（四）切实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加大对村级党务、村务、财务的监督力度，落实农村“三务”公开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三务”公开栏，实现固定公开、定期公开、即时公开等多渠道公开。充分运用“互联网＋”，强化监督管理，实现乡村治理工作监管信息化、网络化、制度化和综合化。

（五）基础设施优化工程。完善优化基础设施，美化、洁化、亮化、绿化等村庄提升工作，将彻底解决乱搭、乱建、乱停、乱放现象，打赢农村“三大革命”攻坚战，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面貌和秩序。

（六）平安乡村创建工程。坚持“平安靠平时、化解在初始、解决要及时”理念，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作用，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全面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依法维护基层社会安定有序。建立健全林长制，河长制、安全员和巡查员队伍，全力维护乡村安全。

四、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以及村两委会议，广泛宣传建立乡村治理新机制重要意义，部署安排试点建设工作任务，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二）组织实施阶段。全面加强镇村两级组织建设，完善各项制度，全面落实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工作任务。完善镇、村两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继续创新开展“守三规”“创四无”行动和“平安乡镇（村）”活动，大力倡导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不断深化社会治理综合治理工作，把我镇乡村治理工作引向深入。

（三）检查总结阶段。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薄弱环节进行梳理分类，落实整改方案。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根据实施情况，发现优点、亮点，为下一步乡村治理提供经验基础。

五、预期效果 围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为基、德治为先、法治为本”的“三治融合”体系，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党员干部带头示范蔚然成风；进一步完善基层自治机制，农村基层基础显著加强；进一步提升基层法治水平，社会公平正义、乡村和谐稳定的氛围充分彰显；进一步发挥基层德治作用，公民道德素质大幅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自治格局全面形成。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党委书记、镇长同任组长，其他党政班子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试点工作，切实增强试点建设工作组织领导。

（二）统筹协调，合理规划。班子成员联系村，深入到村户一线,面对面的指导协调工作,实打实的解决问题确保乡村治理工作统筹推进。带头深入到重点工作的第一线、深入到矛盾突出和问题集中的最前沿，在一线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三）营造良好氛围。利用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以及党员固定活动日等会议，结合微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融入到乡村治理试点工作中去，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的良好氛围。

精英主义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篇7

关键词：精英主义,精英民主理论,中国乡村治理

一、精英主义的理论价值

精英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到20世纪50代引起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首先, 民主并非意味着人民亲自统治, 而是精英或政治家统治。人民统治只能是一个魅力十足的海市蜃楼, 传统的政治制度度忽视了所有政治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 即所有这些政体都是由少数人或精英统治的。

其次, 精英的选择强烈依赖着一种民主的制度, 公民定期投票选举出自己的决策者, 而精英们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尊重选民的意志, 因为获得决定权力的政治精英仍受制于选民。否则, 在未来的选举中将丧失选票。这也是对民主价值的一种变相维护。

再次, 精英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精英的行列。民主充当了精英的筛选机制。这就无形中揭示了精英的存在基础——民主的价值。可以说精英原则是平等与自由的高度均衡, 是一种融合了制衡精神在内的一种经验型民主。

二、我国乡村治理运用当代精英民主理论的合理性

事实上对于我国来说, 不管精英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学说、态度或价值体系, 对精英主义的研究应主要关注的是:精英是如何获得权力的?精英体制的开明开放程度如何?流动性如何?是谁使他们获得了权力?精英的背景、信仰、教育、意志如何影响其统治?其重点应当是精英循环和流动。在这个层面上, 现阶段中国的村民自治可以在此中吸取很多营养。

从历史传统来看,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皇权统治, 最高统治者通过各级官吏进行管理, 人治色彩浓厚, 在农村中还要包括乡绅的统治, 所以在中国农民看来, “能人”治理天经地义, 这一思想根深蒂固。而另一方面, 中国农村需要精英。这是因为:农民的素质比较低, 心理保守, 对农村精英有一种神秘感和崇尚心理;农民接受新事物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示范和模仿, 农村精英的发展路子是农民模仿的主要对象;农村精英在农民中有崇高威望和号召力, 他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政治稳定的中坚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

因此可以说, 我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农村中政治精英息息相关, 在当前农村, 政治精英事实上就是农村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农村政治发展是分阶段的, 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循序渐进, 所以政治精英分子在一段时间主导政治生活是必经的, 这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农村政治精英分子的参与。

三、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现阶段最为有效的治理模式

本人在读过董江爱教授的《权威与民主关系视野下的村治模式探索——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类型及效果分析》一文后深受启发。根据各地农村条件的巨大差异和基层政府执法力度的不同, 现阶段村民参与村级治理可以分为自主性、动员性、抗议性和鼓动性四种类型, 通过对比不同参与类型的村治效果, 最终提出了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 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是权威与民主平衡状态下的村治模式的理想选择。这种村治模式强调精英主导和村民参与在村级治理中的双重作用, 要求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规范精英产生的程序。同时, 村治精英必须按照民主的方式治理村庄, 通过民主化的治理方式, 与村民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 培养村民的合作能力, 最终达到村庄内部的和谐、文明与富裕。

具体来说, 精英主导下的村民自主型参与模式, 是由精英主导着村庄的发展方向, 有健全的村级组织, 如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等。这种治理模式中, 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程度深、范围广。严格规定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的资格 (包括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办事能力和行为规范等) , 制定村务和财务公开制度、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制度, 村委会和企业负责人定期通过村务公开栏或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向村民公布村务和财务。这样, 尽管有利于村庄发展的重大决策最初大都由村治精英提出, 但由于有广泛的参与, 村集体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等, 村民都非常清楚, 他们对村干部决策建议是经过理性选择的主动接受, 进而变成自觉行动。

正是由于精英主导作用和村民参与作用的发挥, 这种治理模式已经进入实质民主的治理阶段, 达到了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理想目标。在这种治理模式中, 村民参与是一种目标性参与, 大多数村民的参与不仅是利益分配的需要, 更是村庄发展的需要。这里的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利, 更是对村集体的义务和责任。

参考文献

[1]熊彼特, 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第21章。

[2]加塔诺·莫斯卡, 贾鹤鹏译:《统治阶级》, 译林出版社, 2002年版。

[3]波普, 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版。

从国家视角看乡村治理 篇8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关键，是因为在传统的乡村自治状态被现代化进程打破之后，国家就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力量和终极力量，其他社会力量都只能在国家同意或不禁止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的历史趋势。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归根结底要落在人上，所以首先必须确定各色人等的身份，然后施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和交往才有基准，社会秩序和发展才有可能。一个人总是会进行多种社会活动，因此会产生多重社会关系和打交道所需要的多重社会身份。那么，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呢？这就需要确定不同身份的性质和位序。在现代社会中，国民（或者说公民）是最基本的身份，是整个身份体系的“定盘星”，只有确定了国民身份的外延和内涵，才能确定其他各种身份的价值和相互关系。

现在农民不是没有国民身份，而是这个身份的内涵不但太单薄，而且太模糊和随意了，很多在宪法上规定了的内容都落不到实处，常常被农民这个身份“架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首先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被当作国民来对待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现在很多农村和农民政策，不管是苛刻农民的，还是厚待农民的，都没有跳出这种思维窠臼。这样的政策思考和制度安排，即使是好心，也未必得到好报。

国家应该首先确认和落实所有人的国民身份，然后再根据其他属性把他们划分成市民、农民、X民……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地整合和统一，不然，永远是城乡二元结构。就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来说，只要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总是弱势和吃亏的一方。怎么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关键不是什么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笔者认为，关键是“身份下乡”。只要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人的自由活动自然会把城乡鸿沟弥平。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把这个因素调动起来了，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都要有效率，都要更持久。不解决身份问题，其他生产要素再怎么下乡，人永远是两群人，鸿沟就永远在那里。

当前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才流失殆尽，人都跑到城里去了。从乡镇企业的发展来看，原来农村的能人还是挺多的。现在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人都进城了。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培养“乡绅”，也不可能培养“乡绅”。根本的出路还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之间的利差不要相距悬殊，让农村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不是把农村当作城市产业的试验场和“垃圾桶”。

目前有一小批知识精英回到乡村（不一定是自己的家乡）参与乡村建设，试图将城市文明导入乡村。笔者认为，知识精英参与乡村建设是好事，关键是怎么参与。不必刻意保留什么乡村文明，也不必刻意强调乡村的自主性。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两分法本来就是上流社会强加给农村和农民的概念和观念。农民并不认为自己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也不想代表什么乡村文明。他们也是人，也有按照现代标准过日子的追求。谁要觉得这个乡村文明很好，他自己来其中生活好了，不要总让别人在其中生活，然后他来欣赏。

问题的关键不是保留所谓乡村文明或乡村的自主性，而是尊重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知识精英们参与乡村建设而不尊重农民的权利，无论扯什么城市文明、乡村文明，还是乡村的自主性，最终都没有意义，也一定会失败。

在现代社会中，乡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结。这种情结，本质不是对农村和农民的尊重，而是对自身地位的失落或欣赏。只有离了乡的人，才会有乡愁。很多人产生乡愁，骨子里其实是欣赏自己有本事随时离乡而又随时能够回来。真正困守故乡的人，是不会有乡愁的。“乡愁派”对农村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他们常常期望别人为他守着“乡”，然后他不时回来“愁”一“愁”。事实上是把农民和农村当作意淫的对象，而不是建設的对象，让人家给他当花瓶。

笔者在农村长期生活过，那些被一再怀念的农村不能说有多坏，但也没有那么好。那些一望无际的、让城里人大呼小叫的金灿灿的稻谷或油菜花，你知道是怎么种下去和收回来的吗？站在事外看，当然很爽；生活在其中的人，才知道有多苦。笔者现在也常常“乡愁”一下，但理性告诉我，“故乡”只是一个梦乡，是只能怀念，不能回去的。故乡永远没有梦乡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