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学发展（共3篇）
乡村传播学发展 篇1
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提升, 以迅疾的姿态影响着不仅仅是学科自身的建设, 还正在影响着和建构着我们正身处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如何在中国社会情境中, 构建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类别的中国传播学, 或者说使得传播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能够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和学科规范, 这种规范和理论既是普遍性的又是中国特色的, 近10余年来,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者探讨和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中国传播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 在文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边缘, 寻找和传播学的结合点, 并辅之以中国社会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的现实情境。因而, 这种研究和探索便呈现出一种未规范化的状态。正是由于非规范化的状态, 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特色的探寻中, 使用的概念多是传播学的本土化。而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未规范化的表现, 并将学者的民族使命感和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弱化了。原因在于: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 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 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 差异性被限制, 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 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 可以是一个村落, 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 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 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笔者认为, 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 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 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 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 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 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 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 但由于农村的开发, 经济的发展, 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 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 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 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 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 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 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 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 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 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2、娱乐传播经济的发展, 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 在人们交往过程中, 可以通过闲聊、赶集、游戏、运动等方式进行传播。对这类非劳作方式, 并使人们得到身心愉悦的交流是一种“娱乐传播”。在直接交流的娱乐传播的产生是由于农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沟通方式, 使人们一直维持着乡邻之间的情谊关系。而间接交流则是通过游戏和运动等娱乐方式进行信息沟通。
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提出, 既是一个崭新的命题, 也是一种不很成熟的建构。提出的意图是想由此拓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 建构的目的是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进行在“中国特色”含义下的界定和纠正, 并力图使得中国传播学者在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时, 不仅仅是从理论的普遍性和验证性出发, 更要关切和时代关联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 以传播学的学科在中国的独立建构和充分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持续进阶作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姿态。
摘要：构建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类别的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传播学者
参考文献
【1】构建中国式乡村传播学朱礼学
【2】试论中国乡村人际传播董斌贵
乡村传播学发展 篇2
王建华
发展乡村旅游，能有效发挥农村的旅游观光和文化传承等功能，进一步拓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形式和途径，有利于促使农民就地转向非农领域，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创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有利于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信息、资金和技术等社会资源向农村的流动，实现“以旅促农”、“以旅助农”，有效推动新农村建设。我县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条件较好，要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为目标，坚持“政府推动、部门支持、农民主体、市场运作、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农民素质，不断优化乡村旅游大环境，积极推动乡村旅游的快速、健康发展，具体可采取如下一些策略。
一、提高认识，加强引导
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村资源的开发增值，有利于旅游产业的拓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是一条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好路子。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发展乡村旅游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努力推进乡村旅游的大发展。一是要加强示范引导，在有条件的村（镇）建立乡村旅游示范点，并从人、财、物等方面帮扶示范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沼气、人畜饮水、乡村清洁等支农项目要向乡村旅游点倾斜，尽快建设和形成一批主题鲜明、交通便利、服务配套、环境优美的新型旅游村（镇）。二是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村（镇）建设旅游专业村（镇），充分调动各地和农民群众发展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二、强化规划，扶持发展
一要全面普查乡村旅游资源，坚持“政府推动、部门支持、农民主体、市场运作、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做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科学布局，有序发展。二要注重对农业生态环境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保护生态、延续民俗、传承文化、体现特色”的原则，加强对古村民居、古树名木、名胜古迹等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资源的保护，保持乡村旅游的乡土特性，开发丰富多彩的特色乡村旅游产品。三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导向性投入，加快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结合全县农村公路建设规划，优先解决从交通干道到乡村旅游点的道路建设问题，并适时开通从区域性中心城镇到乡村旅游点的交通班车线路。
三、广筹资金，加大投入
一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购买、租赁、承包、联营或股份合作等形式，参与乡村旅游的投资和开发经营。二是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旅游开发的信贷投入，特别是农行和农村信用联社等更要加大面向农户和中小旅游企业等乡村旅游发展项目的小额贷款或联保贷款规模。三是实行乡村旅游用地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乡村旅游建设项目用地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可专项用于该项目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办的乡村旅游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四、开发产品、增强效益
一是充分整理和挖掘乡村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开发一批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竞技性、娱乐性和参与性的现代农业观光游、乡村生活体验游、乡村民俗风情游等乡村旅游产品。二是积极鼓励和支持乡村旅游商品与乡土特色餐饮的开发经营，大力倡导和推进实施“果进篮、花进盆、菜进盒、农副产品进袋”工程，重点扶持一批具有自主品牌和区域乡土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以及诚信规范的乡村旅游购物定点推荐商店，不断延长乡村旅游的产业链，提升乡村旅游的附加值，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五、加强促销，拓展市场
一是制定乡村旅游促销方案。重点是搞好乡村旅游产品的策划与包装，帮助乡村旅游企业设计和提升产品形象，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站、会展、节庆活动等宣传手段，将乡村旅游产品推向市场。二是加强与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的紧密合作，广泛开展信息交流与区域合作，实行资源共享、线路互连、市场互动、客源互送，拓宽乡村旅游的客源渠道。三是加大乡村旅游的公益性宣传。各级各类主流媒体都要开辟乡村旅游宣传专栏，并在中心城镇通往乡村旅游区（点）的主要交通干线设立明确的标识、标牌。四是积极指导和扶持乡村旅游企业推进网上预订服务系统建设，提升乡村旅游的市场化程度。
六、规范管理，科学发展
―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篇3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
在对2001-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时，我们是以大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重要传播学著作和著名传播学术网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适当关注这两年召开的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然后依据学术价值、创新程度和现实意义，对各位专家学者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客观评判，并描述和勾画出两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致轨迹和生态状况。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传播研究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传播理论与媒介、WTO与中国媒介产业、媒介集团化与资本运营、广告与公关、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得失，指出优劣，不论是对今后的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还是对当前或今后的传播实践，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播理论与媒介
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所以，在新世纪的头两年，学界对传播理论研究尤为关注。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媒介神话化：从〈泰坦尼克〉神话看传播致效》(曾庆香，1/2002/2)[1]、《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郭镇之，2/2002/1)、《文化帝国主义传播模式浅析》(戴铭，11/2002/4)、《潘多拉的魔盒：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潘知常、林玮，1/2001/4)、《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杨伯溆、李凌凌，1/2001/1)、《大众媒体的经济分析》(李新立，12/2001/6)、《新闻传播媒体演进的文化思考》(钟瑛，13/ 2001/4)等论文。潘知常、林玮(1/2001/4)认为，对于大众传媒的根本缺憾的讨论，应当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角度入手。作为一部欲望机器，大众传媒只有在人类的手中，按照人类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只有作为人类的朋友、只有作为“你”，而既不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不是作为“它”，也不是作为人类的敌人、不是作为“他”，才有可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杨伯溆、李凌凌(1/2001/1)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媒体一直起着引导和制造消费需要的作用;不同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扩张，也是以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文化的扩张为先导;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现代消费社会也就不会形成，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李新立(12/2001/6)的论文同样值得关注，文章指出，大众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经济含义不仅仅是一个“谁拥有媒体”的问题，而且，媒体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构成媒体所有权的关键所在。
在媒介理论研究方面，张咏华在《中国大陆的媒介分析之概括及特点》(7/2001/12)一文中对我国大陆学术界媒介理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大陆媒介理论中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动向，指出我国大陆的媒介理论研究应该通过不断积累向纵深挺进。尹鸿、周星、胡正荣、胡智锋、喻国明等学者在一组题为《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2/2002/1)的笔谈中，论及了传媒研究与传媒实践的整合关系，以及传媒研究的方法论和着眼点问题。还有传播学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深层次的对媒介的自身效果、媒介技术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在心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对人们的影响等等的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