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转型发展（共9篇）
乡村转型发展 篇1
摘要：随着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慢慢形成了其固有的发展模式。大众的“农家乐”和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成为了较为广泛的休闲娱乐模式。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 乡村旅游产业也面临着升级转型的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农村游玩,休闲娱乐,创造性与开放性,结构搭建
将乡村旅游升级发展为休闲度假, 纵观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状况, 江西婺源就是通过将传统的乡村旅游与现代化的消费理念相结合, 通过开放性思维与创造性举措, 走出了一条具有当地特色的典型的发展模式。同时, 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的扶持, 统筹城乡发展, 着力打造乡村旅游业的品牌效应, 通过与国家政府部门的合作, 旅游业更加的贴近现代化的市场, 逐渐形成了具有专业化, 产业化, 标准化的一条产业链通过旅游业的发展, 带动地区相关经济的发展, 其所产生的连带效应不仅仅是经济效益, 更是社会效益因此通过最近几年的发展, 不仅是婺源的旅游业的竞争力有了很大提升, 其当地显著的特色, 优质的服务完善的体系, 更加为其在旅游市场的竞争力添加了很重的砝码。
1 旅游业的发展阶段
1.1 发展过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快节奏紧张城市生活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了寻找轻松愉悦的生活, 节假日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旅游模式逐渐回归于城郊的农村地区。大家所体验的就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放松。于是,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 农家乐”除了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外, 也更加的开始逐步贴近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以迎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很多的“ 农家乐”现在不单单是“ 农家乐”, 有的发展为自主采摘园, 垂钓鱼, 农业生产体验基地, 农家酒店等等。形式多种多样, 规模逐步扩大。如何对乡村旅游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呢? 学术界通过一些资料的对比, 认为乡村旅游应当包含以下三点:一是“ 地地道道的农家乐”, 农家自己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二是农家乐所衍生的附属品, 即农村野游, 回归大自然, 莺歌燕舞鸟语花香, 体验都市所没有的特色;三是娱乐休闲, 包括踏青、采摘、垂钓等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为农家乐更高层次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这种旅游方式在欧美日韩等过也十分的流行, 都称之为乡村旅游。在我国, 这种乡村旅游结合我国的本土特色, 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称呼, 即“ 农家乐”。但是通过婺源近些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 “ 农家乐”仅仅是乡村旅游的初级阶段。
1.2 模式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 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形成符合具有区别于其他地方而具有自己独到特色的发展模式, 并且衍生了一系列的附属产品, 形成了自然与市场相结合的多样化的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模式在我国主要有以下六种:一是大众的“ 农家乐”模式, 这个模式成本低, 规模小, 数量多, 且火爆, 主要以吸引大城市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二是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周边, 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相结合, 这种模式一般科技含量高, 规模大, 成本高, 集休闲娱乐与教育为一体。并且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是新农村的开发, 主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依托国家农村发展政策, 结合当地特色所建立起来的旅游新村;四是历史遗迹与古典村落的综合利用, 也形成了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五是依靠当地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具有创造性的美景, 如贵州梯田; 六是农村与景区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格局此种模式不仅能壮大景区的发展, 而且联动了当地农业、农副产品等的发展。这六种简单地模式还延伸出了三种深层次的模式:一是集观光, 采摘, 踏青于一体的家庭体验式的发展模式:二是集垂钓、放牧具有典型差异化与挑战性的趣味模式:三是构造相关主题为线索的村落, 形成具有一定主题, 集生态, 田园, 文化教育, 娱乐, 休闲, 餐饮等为一体的集中发展模式。
2 乡村旅游升级转型
2.1 市场需求
乡村旅游与乡村休闲的需求模式是不同, 这也就造就了其经营模式不同。 简单说来, 乡村休闲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 任何一个乡村旅游要想更高层次的发展, 必须过度到乡村休闲。因为乡村旅游无非就是去乡村领略一下自然风光人文地理, 主要体现在一个字“ 逛”;而乡村休闲并不单单是“ 逛”, 更多的是“ 品”, 品当地的风土人情, 民俗习惯.而现在各地的乡村旅游发展往往忽略了这一个“ 品”字。所以乡村旅游要想进一步提升, 就要学会发散性思维, 去创造性的提供一些更多的看不到摸不到的精神旅游。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乡村旅游的发展, 才能满足人们所需要的乡村休闲。
2.2 模式的选择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代工业的发展, 农村社会发展显得相对滞后,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而随着工业的发展, 它所带来的城市弊端也就更加显而易见, 这样乡村以往那种被忽略的特性就很明显的显示了出来, 这无形当中加大了乡村的吸引力。特别是交通条件的改善, 更加使乡村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样就给乡村的重新组合并向着深层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程度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 以造就了不同国家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不同。例如:苏格兰的田园式, 西班牙的创新式北海道的优势式, 巴黎的城乡一体式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如何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升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水平, 是大家现在共同的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将乡村旅游逐渐发展为乡村休闲。
2.3 具体要求
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传统的农业大国来说, 有着更高更全的需求。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 其符合本国国情的乡村旅游发展也就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别于西方国家乡村旅游的发展。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 我们必须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的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农业的发展核心在农民, 我们要转变农民的观念, 推进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与专业化, 逐步调成农业生产结构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农业市场需求。 积极推进农业衍生品的发展, 走一条产业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 在农业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现代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如何引导农民去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以及有效的扶持政策。 很多农民不会去冒险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 但是一旦有成功的案例, 农民就很容易接受新的生产机制模式。 为什么现在很多城市的人都喜欢来农村游玩, 主要是由于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化来决定的。一些城市生活久的人群就喜欢去农村接受泥土的气息, 体验大自然的味道。就是这种双方都不具有的差异化的体现, 在使农村显得格外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农村独特的发展与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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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发展 篇2
王慧斌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乡村转型的问题，破解“三农”难题的过程，也就是完成乡村转型的过程。乡村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转型，不是一味地抹煞乡村与城市的区别，也不是仅在福利政策上保障农民的利益。它应该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经济转型上的农业产业化、工业规模化，空间转型上的乡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乡村制度转型上的治理自治化、民主化和治理内源化，乡村农民转型上的农民市民化、农民数量减少化，这是是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途径和方式。
【关键词】 乡村转型 农业 农民 城镇化
【作者简介】 王慧斌 男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乡村发展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基础，解决我国发展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程，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乡村转型的问题，破解“三农”难题的过程，也就是完成乡村转型的过程。乡村转型的深刻的根源是现代化进程。
所谓“乡村转型”，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由传统小农经济形态转向现代农业经济形态, 也就是实现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二是由传统的依附型治理结构转向现代的契约型治理结构，也就是实现乡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由乡村而城市(乡村城市化)，由农民而市民(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乡村转型的必经途径。
因此，乡村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转型乡村转型，不是一味地抹煞乡村与城市的区别，也不是仅在福利政策上保障农民的利益。它应该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乡村的转型既包括乡村经济转型、乡村空间转型、乡村制度转型、乡村农民转型。经济转型上的农业产业化、工业规模化，空间转型上的乡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乡村制度转型上的治理自治化、民主化和治理内源化，乡村农民转型上的农民市民化、农民数量减少化，这是是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途径和方式。
乡村转型最终要靠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完成。那么在现实中一些明星村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思考。
一、转型不是随便转型和办公室设计图转型，更不是照搬明星村的发展模式，强加给自己的转型，所以自己乡村的转型一定要立足于自己乡村的乡情和实际，一定要在充分分析自己乡村式实际情况，深刻挖掘自己村子的优势，立足实际，比如说自己的村子有什么资源以及资源利用的可行性，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一定要扬长避短，目前现状发展比较好的村子，比如华西村、南街村、以及山西的皇城村，常平村等等，每个明星村的发展道路都不一样，没有雷同，这些村子能发展好，很大一部分因素正是深刻了解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立足现实。
二、转型一定要长远和可持续性，不能仅从短期的利益驱动和眼前的迫切需要着手，这就要在选择模式上既要考虑到眼前的迫切需要，更好立足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上。现在我们山西有很多依靠煤炭资源富裕起来的村子，但是如果只顾简单依靠煤炭这种初级产品，不考虑如何利用煤炭资源积累的资金，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延伸煤炭产业，乃至超越煤，实现更为持续的产业，以及如果不顾对生态影响，那势必这些村子不是被市场淘汰，就是被环境淘汰。
三、乡村转型重点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同时治理体制的选择和选择过程更是基础和动力，持续性的力量，所以，在乡村转型上一定要是内源式的，不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依赖外生力量的被迫转型。转型一定要是在本村的实际基础上，由本村村民自己主动的去选择和实践。很多发展好的村子，或者说更具发展潜力的村子，本身村民的自己积极要求发展致富，努力团结建设自己的村庄，要远比仅仅依靠上级或者其他外在因素的推动要更具有持续性，其抵抗风险以及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要更强。(内源化发展是联合国提出的一个旨在改变落后地区状况的思路，要改变落后地区的状况，更主要的是依靠开发其内在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从明星村成功的发展历程上总结：乡村的发展和转型，需要靠乡村自己的有品德高尚，意识超前，懂经营、会管理的村治精英的主导下，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和乡村的文明发展，这是个主导性作用;其次要有严格的民主程序和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最后要有既能充分放权，又不放任自流的服务性政府。村治精英以村民利益和村集体利益为重，以及民主治村的方式和方法，换来了村民对村治精英的支持和拥护，也换来了村民对村集体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最终激发出村庄各种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村民主体的巨大合力。最后还需要提升农民的对话和谈判地位，主要依靠市场导向和利益纽带的农民自组织。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更需要的是能够充分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农民合作组织，而不是简单化的组织农民合作。
五、无农不稳，农业现代化、规模化是农业发展的出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与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禀赋之间的尖锐矛盾，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历史延续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中国农业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资源禀赋高度约束下的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或者创新问题。所以在农业发展上要走集体合作化的道路，社会的文明，离不了生产力的进步;农业的发展，也离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一是要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发展;二是要培育壮大农业企业;三是要加强全社会对农业的支持。特别是要推进资本下乡，促进农业强势化。要使农业得以成就强势产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集中于城市的资本引入乡下，是资金、科技、管理、人才等现代化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农业。现在有些村子里好多的养殖大户，比城市人生活的更好，就因为其资本支撑下的产业强势。
六、无工不富，以工哺农，发展特色产业。农村经济转型的提升最终还取决于农业之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就要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深挖村子的优势，发展各种工业、副业和商业活动。
七、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大力发展城镇化的道路。中国的整体规划是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怎么控制，首先是是要合理规划，还有则是要解决过多的输入人口，其中有很大的来城务工的农民工，一方面他们为城市的建设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城市却没有吸纳其的能力，即使勉强说是已经吸纳了，但是却还有承受城市对他们的歧视以及不公平，这必将是城市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同时这也是输出劳动力乡村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比如说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留置土地耕种问题，夫妻分居家庭生活问题等等)，这样由于其来的越来越多，城市的人口也随之越来愈大，这就对控制大城市的规模有了制约。还有城市周边的城中村，慢慢的也是城市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说其是农村人，却由于城市的发展没了土地，说其实城市人却因为农民属性。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化的过程，既农村地域想城市地域转化(城镇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非农化)，农村产业及生产方式向城市产业和生产方式转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是推进农村城市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城市数量少、水平低，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低，只能发展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农村城镇化就是在农村地区进行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在经济性质、人口构成、文化特征等方面均处于城市和乡村过渡状态，具有乡村和城市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它在城乡交流，特别是城市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向乡村扩散传播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通过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在镇区内聚集，形成区域核心，并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辐射作用，以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小城镇建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人口太多，大中城市容纳不了如此多的农民，农民如法在城市生存，只能早城市打工，把农村作为后方，而农村条件太差，造成城乡差距太大。发展小城镇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城镇化道路.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使农民在城镇积聚，享受城市文明。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具体举措，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发展的办法，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促进农村居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等方面向城市接近的过程，要求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其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使居住在农村的居民同样享受现代化的城市文明。
八、乡村转型需要一个公正、透明、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有限政府行政体制的有机结合。首先在于国家战略转移和体制改革，为农民减负，同时上级政府要合理的指导，加强其服务功能，比如说为其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和环境，减少其行政任务，增强其自主权，同时还有在其发展遇到困难时给予其指导和帮助，比如资金上、程序上、法律上给予指导，还以通过组织各种博览会、商务会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平台，并且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制约中国农村发展基本因素是人多地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从根本上富裕农民，亨廷顿说“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农村相对稳定，这恰是得益于都市化从外部为农民提供了横向流动(都市化)的机会”，乡村转型的提升最终还取决于农业之外的工业化和农村之外的城市化，乡村转型的提升最终要靠满足农民自己实现富裕、民主、文明的内在需求的内源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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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江爱等.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6
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探讨 篇3
关键词：乡村转型,新农村建设
乡村转型发展, 即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因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 并由当地参与者对这些作用与变化作出响应与调整而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 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城乡差别等方面的转变。始于1978年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有效释放, 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 改革重心逐步转向城市领域, 农业和农村改革与发展逐步滞后于工业和城市, “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整体稳定发展的最为紧迫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 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 各地在继续稳步推进二、三产业和城镇发展的同时, 逐步加强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 并部署“新农村建设”重要战略, 积极促进农村生产转型与发展, 乡村转型发展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1.适应乡村转型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理念
(1) 确立“强村富民”的理念, 对于受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强的城市郊区农村, 需在城市化进程中定位和引领乡村转型, 强化城乡经济融合,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 新农村建设要吸取“冒进式”城镇化发展带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教训, 确立土地节约与集约利用的理念, 以土地整理与统筹城乡用地为重点,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农村社区。
(3) 新农村建设应确立城乡整体规划和平等发展理念, 把农村发展同当地丰富的农业资源、独特乡村文化的开发和保护相结合, 重视建设多功能高效现代农业园区, 壮大农村特色经济和生态文化产业。
2.适应乡村转型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2.1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区域主导模式
首先, 按照城镇化进程及效应, 突出新农村建设的区域性, 如近郊区、远郊及城镇周边区、传统农区和山区农村等;其次, 凸现农村生产发展的主导性, 如都市型农村经济、生态循环经济、现代农业基地、企业群体集聚等;再次, 明确农村发展的制约性, 如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污染、科教文化落后等条件。
2.2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操作主体模式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政府的作用是理念倡导、规划引导与示范引路。农民是建设的主体, 但须有积极性和组织性。提高农民勤劳、自立与合作的精神伦理也十分重要。因此, 在促进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进程中, 要充分体现农民自主择业和创业的主体性, 优先扶助农村创业性职业农民及其专业协作组织。
2.3推广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实践模式
新农村建设首要标准是生产发展。对区位与资源条件相似的农村, 要实现农业资源由农户分散式利用转向股份合作制和产业化经营, 促使“生计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型发展;对专业市场活跃的农村, 需拓展与其他经济的联系, 推进农村特色产业的规模化与社会化;对经济先发地区的农村, 推行区域优化开发和城村“一元化”建设, 推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3.适应乡村转型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策略
3.1遵循城市化和农村发展阶段性与地区差异性, 是新农村建设规划与决策的科学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 关键是要解决区域密集型的中心城区和分散化的农村城镇两极失衡的问题, 发展壮大城镇化体系的中间层面。为此, 应扎实推进以新城和中心城镇为核心、以新农村与新社区建设为支撑的农村城镇化建设策略。
3.2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与提升农村生产力相结合, 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
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特点, 新农村建设要创新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产业联动、经济互动的长效机制, 推进“三整合一提升”的战略, 即空间整合, 逐步推行迁村并点;组织整合, 建设中心村和农村社区;产业整合, 发展现代农业与股份制企业, 着力提升农村生产力及其创新发展能力。
3.3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文明化, 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
农村产业与就业转型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深化市场取向的农村综合改革, 着眼特色、优质与高效性, 把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和增强农村竞争力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种养传统及农民主体能动性, 加速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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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发展 篇4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14-09-29 12:50:42
进入专题： 主体重建 乡村政治 社会治理
● 马良灿
从“官政自治”到“专政劣治”、从“集权统一”到“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对于历次治理转型与巨变，应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加以认知。“官政自治”突出国家治权与村治的对接，彰显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专政劣治”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依靠赢利型恶棍推进村治，使农民遭受双重剥夺，乡村治理恶化。“集权统一”通过纵向协调机制和运动型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总体支配，造成村社组织、农民主体性消解，乡村关系更加紊乱。“乡政村治”脱离村落文化传统，村治被融汇到乡政中，沦为权威自治，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引发新的治理危机。历次乡村治理留下的经验教训，是对农民主体性的漠视。将农民社会权利置于乡村治理的核心，重建农民主体，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实现国家治权与乡村治权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
一、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乡村治理溯源
封建帝国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图景传统封建帝国建基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礼俗制度、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是这一帝国时代最典型的特征。面对数以万计的村落和亿万民众，封建皇权可谓鞭长莫及，无法延伸至每个村落。皇权不下村，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脱节，更不能由此推断封建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无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中间阶层或曰乡绅、或曰族长、或曰乡保、或曰村老，该阶层作为链接国家与社会相互交织的“第三领域”和“第三区间”，是“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1］，他们作为乡村社会的自治主体和“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交接点”［2］236，在乡村社会与底层国家之间进行斡旋，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角。通过利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将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有效结合起来，既是封建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突出特征，也是这一时代乡村治理的独特之处。这种“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两千多年超乎寻常的稳定，期间尽管经历了农民的反叛、王朝的更替、帝国的轮回，但乡村社会秩序依旧。
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有效对接是“官政自治”的鲜明特征。封建帝国时代，国家治权一般只延伸到县衙门即所谓“国权不下县”，皇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想象。只有在交粮交租、征兵充军、治水、赈灾时，老百姓似乎才会领略到国家的在场。即便这样，国家和老百姓也不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如族长、乡绅士绅、长老等群体来完成国家对乡村的汲取、摊派与公共事务分配，由此形成“官——绅（长老、族老）——民”的乡村治理结构。国家尽可能将管理事务交给民间，尽量减少对民间事务的介入。因此，“在满足国家对地方控制和财政税收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最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尽量减少官府的直接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流弊，转而依靠民间力量管理地方，听民自便”［3］102。让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国家治权尽可能不干预村庄自治与村庄公共秩序，这既是儒家仁政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更是历代帝王追寻的乡村治理图景。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模式称为“双轨政治”。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在自上而下的中央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之间通过乡绅阶层的中介性角色寻找契合点，实现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有效对接，进而确保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与公共事务的有序展开［4］。因此，国家治权与非正式的民间自治相并行的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封建帝国时代乡村治理的特色，也是其优势所在。
突出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彰显乡村自治的价值，是这种“官政自治”模式的核心。传统帝国时代的乡村治理主张将中央集权的无为而治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治理结合起来，遵循乡村治权的自主性治理逻辑。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调适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不是靠皇权的威慑与专制权力，而是靠乡村礼俗、村社伦理、非正式的村规乡约。因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国家尽可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多功能让渡给民间乡村精英和基层组织，让乡村精英依照乡村礼俗和乡村伦理来解决纠纷，遵循的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5］路径。这种路径中，国家将乡村治理的权限下放到村庄，由村民推选和认可的乡村精英来自行行使治权，只有在民间调解机制失效时国家权力才介入，可谓“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国家既赋予乡村社区较大的自治空间，又保留介入乡村社会的必要治权［6］。国家、村内精英、乡民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支配——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因此，村庄的自主与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它意味着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靠”［3］80，意味着皇权的“官政”与民间的“自治”的结合，体现的是“乡村精英和农民合作的自治”［7］。
总之，封建帝国时代所形成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使国家治理成本大为降低，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两千多年的和谐稳定。这种社会稳定的前提，建基在国家政治制度高度统一性、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小农经济的滞后性、居住空间的固定性和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基础之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晚清帝国的腐朽没落、清末新政与民族救亡运动、民主革命和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都在激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封建王朝。随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建基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也逐渐走向了终结。然而，“官政自治”的终结，并没使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民国年间国家治权的不断深入和各大军阀对乡村社会的掠夺，致使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乡村治理进入“专政劣治”时代。
二、民国年间乡村社会治理的“专政劣治”图景
从清末新政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及其“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社会掀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通过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意志，成为各种政权当局者必须应对的问题。民国年间，国家治权逐步向村落共同体延伸，各种政府试图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来达至截取更多财富和资源的目的，“强人和暴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8］42。它们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蕴含着国家对底层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压榨和剥夺。这些政府通过将乡村地方自治纳入政府的治权掌控之中，最终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乡村物质资源的索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依靠乡村劣绅和无赖之徒来推进乡村自治，致使乡村社会长期处于失序状态，农民成为土豪劣势、痞棍恶徒的鱼肉，农村的衰败与乡村治理的恶化是当时乡村社会生活的常态［9］。
民国年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各种政权都先后推行了各种类型的乡村自治运动，都企图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因此，各种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尽管披上了一层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但有自治之名却无自治之实，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其目的不是为民众造福、维系乡村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从乡村索取资源。民间社会所认可的保护型乡村精英被官府安排的赢利型乡村恶棍取代。这些乡间无赖既是国家在最底层的代理人，又是村社领袖，这种双重角色使他们成了典型的“官之差役”，扮演了“外界政府”向村庄“要钱、要粮、要人”和索取更多资源与利益的“赢利型经纪”，他们早已将村庄公益建设抛之脑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国家治权与“乡民治乡”相融合的“双轨政治”出现了断裂，乡村政权“痞化”、无赖土豪痞棍充任公职，乡村治理危机日益恶化［10］。
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将权力延伸到乡村并依赖土豪痞棍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一方面又无从对这一群体的乡村治权进行有效监管，造成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脱域，使底层民众遭受到各级政府和乡村恶棍的双重剥夺，国家政权建设在人民心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了普遍质疑，“村庄与国家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之中”［2］34，国家威信更为降低。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渗入与赢利型经纪相互作用，加之土豪恶霸滥用职权践踏村庄，最终导致旧日的乡村关系发生质变，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在土豪劣绅和国家权力渗入的双重压力下瓦解崩溃了。因此，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建设运动，非但未树立国家在底层民众中的权威，反而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新的困扰，出现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将乡村治权转交给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掠夺经纪”；由于这一群体本身就是乡村社会的吸血虫，他们充任政府公职不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村庄利益，是为了追逐私利；由于乡村治权落入这群贪求名利的地痞恶棍之手，因而“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1］。
总之，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之道，使乡村治理陷入“专政劣治”的困境，导致底层农村社会更加混乱。这样的乡村治理局面的出现与各种政权的掠夺性和赢利型土豪劣绅的贪婪性直接相关。因此，要改变乡村治理的“专政劣治”局面，就应当从根本上颠覆国家政权性质、根除土豪劣绅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伴随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国时代形成的“专政劣治”的乡村治理模式走向了终结。
三、集体化时代“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图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普通民众的压榨，而且重构了乡村社会与国家、国家与农民、乡村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阶级权力关系。随着新生政权的稳固、土改运动的完成、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逐步确立和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乡间土豪劣绅被彻底铲除，广大农村社会的发展能量得到了充分释放，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迈向“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阶段。集体化时代，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每个毛孔之中，乡村社会成为高度行政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单元，“政治权力的高度渗透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使农民失去了传统的自由”［12］。作为国家与农民之中介性存在的乡村精英阶层，要么作为土豪劣绅、权贵阶层被打倒，要么作为地主、富农被进行政治改造与批斗，乡村精英的中介性角色被彻底颠覆，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双轨治理模式被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控制型治理模式所取代。国家通过采用“控制型治理”的单向度控制策略，形成了以集权主义和政治运动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8］218。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通过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如何消解传统小农的私有化生存逻辑，如何将传统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组织起来，如何将以家户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是当时党和国家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因此，新生政权通过一系列的农民合作化运动，通过在广大农村先后成立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村社会被彻底改造了，农民被成功融合在国家治权的体制之中。农民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打破了常规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先后指派了政治忠诚、阶级立场坚定、代表国家“专断权力”［13］的工作组（队）直接主导了乡村社会的改造过程。通过常规权力与专断权力的有效配合，通过一系列的乡村政治运动，新生政权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集体化改造。随着农村高级社的建立和合作化运动的持续展开，国家权力强制性地嵌入乡村社会，这不仅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格局，而且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乡村社区组织，使乡村社会形成了“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可以说，到了高级社阶段，国家专断权力和国家权威已经彻底摧毁了原有乡村的社会组织基础，乡村社会已完全整合到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然而，农村高级社的建立不是农民合作化运动的终点。新生政权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广大农村社会的高度政治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最终，迈向人民公社成为农民合作化运动的归宿。因此，“人民公社的建立，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与乡村社会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政社合一”［8］261。
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直接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底层国家治权代理人的角色。人民公社组织结构中，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三者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整合机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与改造［14］。在这种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中，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呈现出组织规模扩大化、日常管理军事化、社会生活政治化、行政体制科层化等特征。以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新生政权形成了以集权统一为特征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与单轨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格局下，农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人民公社作为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全面支配着农民的社会生活，任何农民都不可能离开公社而独立生存。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更是严格限制了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造成农民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高度组织性依附。
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和泛政治化是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农民社会生活的常态。从人民公社的成立直至终结，各种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农民社会生活中充斥着革命、斗争和红色恐怖的阴影，农民参与政治运动表现出较强的盲从性、被动性和非理性。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通过红色暴力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的治理体系，它不仅抑制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与农民的自主性、消解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而且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紧张。
建立在集权主义政治基础上的人民公社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协调机制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管控。农民合作化运动中，“社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物，社会的活力被大大地抑制了。”［12］36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原来建立在集体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经济被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户经济取代了。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以追逐理性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市场观念对农民生活的渗透，使人民公社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广大农民逐渐摆脱了集权主义政治的羁绊，期盼着个体化、自主化和自由化时代的到来。因此，破除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在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背景下，国家对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公社重新改建成乡镇，将生产队大队改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民委员会。从此，国家权力收缩至乡镇一级，国家尽可能减少对农民社会生活的干预，建立在集权统一基础上的农村单轨治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乡政村治”图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释放乡村社会的发展能量、搞活农村经济，决定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来行使国家治权，而在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行选举村干部组成村民委员会来自行管理乡村社会事务。从国家制度设计的初衷看，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体现了国家对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尊重，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组织化的进程，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8］419。然而，国家治权与民间自治的分离并未使乡村社会走向“善治”，乡村自治的理想图景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乡政村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名实分离。
“乡政”即国家将原来的公社建制改造为乡镇建制，通过设立乡镇人民政府来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既是国家在基层农村社会的政权代理人，又是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既可能成为国家与农民之关系的协调者，也可能成为两者之关系的离间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干部在国家制度的保护下已蜕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5］，他们兼具经济角色和政治身份为一体，通过利用政治身份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为自身营造更大的利益空间和生存空间。乡镇干部的这种经营活动直接损害了其政治权威，使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权威的分割结构”中。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国家总是一个力不从心的被动者”［16］，国家利益和基层社会的利益被基层政权所绑架，国家与农民之关系被离间了。乡镇干部不仅利用政治权力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利用国家政权代理人的公共身份直接向农村社会索取资源。
“村治”即撤销原来的生产大队的国家权力，将之改造成具有村庄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乡村自治是国家力量强行推动与建构的产物。由于这种制度不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一开始便缺乏内生性的社会组织基础，暴露出先天性的组织缺陷。在急速变迁的乡村社会中，村民自治已无从承载起社会治理的重任。由于这项制度并未真正根植于村落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土壤之中，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的现象较为常见。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由于村民缺乏自治的主体性，处于被动、单向和内敛的弱势地位［17］，乡镇干部通过对村党支部和村落选举过程的操纵，使村两委直接受控于乡镇政府，使村治融汇于乡政之中，成为受乡镇政府控制的半行政组织。最终，“村治”中的“自治”与“乡政”的“官治”合二为一，蜕变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自治”，这种自治抑制了农民公民权利的发展［18］。
以“乡政村治”为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由于缺乏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乡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行为引发了新的治理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村干部不是将精力花费在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建设事业上，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掠夺，各种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盛行，广大农民形象地将基层政权的掠夺本性比喻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政府。乡村干部的掠夺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村干群关系恶化，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加之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和乡村混混充斥乡间社会，致使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基本上处于失序、甚至无序的状态。
21世纪初，为调和干群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缓解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解决乡村社会治理危机，中央先后采取了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国家政策与项目下乡、新农村社会建设等一系列惠农举措，试图使乡村社会秩序重新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农业税费的全面废止和取消切断了基层政权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的可能，使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再次感受到了国家给予的实惠，乡村干群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农业税废止后，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由汲取型向与农民关系较为松散的“悬浮型”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该组织非但未转化为服务农村的主体，而且正在脱离与农民旧有的联系，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陷入财政空壳化、社会管理职能单一化的半瘫痪状态［19］。基层政权职能的弱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断，中国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启动了以项目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建设，其目的在于通过财政资金的专项划拨和涉农项目投入的方式来重建国家、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然而，农村涉农项目由于受到基层权力利益关系绑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社会团结，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和治理风险，致使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更加复杂。
总之，在农民生活个体化、农民行为理性化、乡村社会组织碎片化、人口流动超常规化、村落共同体空心化、农村社会“过疏化”背景下，以乡政村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以说，这种较为僵硬的治理模式已无从应对和适应当今急速变迁的乡村中国，它所制造的治理问题远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多。
结语
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教训，便是缺失对广大农民群体主体性权利的保护与尊重。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如若缺失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一味地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这种治理最终必然走向劣治，必然遭到底层民众的唾弃与抵制。民国年间各级政权与赢利型经纪对乡村社会的剥夺、大集体时代国家对乡村社会财富的无条件汲取、改革开放时代基层政权对农村资源的掠夺，均只重视如何向乡村社会获取资源，而置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于不顾。这种只注重国家利益或基层政权利益的治理逻辑而无视农民主体性需求的做法，背离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文化传统和生存道义准则。因此，将农民群体的主体性权利置于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从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出发改善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是确保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权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不可或缺的条件。
尊重农民主体性、重建农民主体，就是要树立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直接受益人的价值理念，就是要将尊重和实现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国家和基层政权组织应改变自上而下的思维逻辑，应当从乡村资源的索取者转化为乡村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应当多关注一下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治理、他们对治理有什么要求，该群体面临的主要困难和实际需求是什么，面对农民的具体困难和需求国家和政府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实际上是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要求从农民群体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将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就业权和社会福利权置于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通过国家与社会、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合作共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善治目标。
同时，尊重农民主体性，就应当重视村落内生性组织的培育，使之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和重要治理主体。面对乡村公共性衰落、村落空心化、农民个体化、社会组织松散化的困境，国家应当重视乡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内生性社区组织的培育，并通过社区组织的建设，来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重建乡村社会团结。与悬浮在村落共同体之上的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不同，乡村社区内生性组织是植根于村落社会文化、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的乡村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是村落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灵魂。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国家、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协调能力，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乡村治权之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这既是对封建时代形成的“官政自治”的双轨治理模式的借鉴，又是对旧有模式的超越。如何通过“新双轨治”重建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新局面，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组织保障。
总之，当我们将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嵌入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将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时，这就无疑跳出了“就治理论治理”的思维陷阱，进而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来探求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之道。然而，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何去何从、缓解当前乡村危机的出路何在、能否找到一种更合理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来替代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这依然是一个在理论层面、特别是实践层面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840004）
作者简介：马良灿（1979—），男，教授，博士，从事社会学研究。从封建帝国时代的“官政自治”到民国时代的“专政劣治”、从集体化时代的“集权统一”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乡政村治”，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历次村治转型与巨变，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社会团结与社会秩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种转型与巨变，直接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都紧密相连。因此，有必要将这四次转型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认知，并从中探索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变动规律，提炼其中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乡村转型发展 篇5
关键词：转型升级,民宿,产业定位,村落化
0 引言
旅游业带动了新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美丽乡村为旅游业提供了优质的软硬件,使单纯的农家乐发展成为乡村旅游再逐渐升级到乡村度假,这是个跨越式的发展。而民宿正是农家乐的升级换代,民宿成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方向,民宿旅游是乡村旅游的高级发展模式[1]。民宿充分体现了乡村特色,让游客体验一定品位及星级标准的民间居家感受,让旅行者饱尝家的温暖。然而,乡村民宿产业发展也面临定位模糊、服务特色不够鲜明、整体发展不够平衡、中低端民宿主导等诸多问题,在推进乡村民宿产业转型提升,发展精品民宿方面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切实加以解决。
1 民宿的概念
我国民宿业发展起步比较晚,虽然民宿的雏形早就出现,但是真正认识和了解民宿还停留在表面上,真正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理论、系统、科学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民宿,众多的学者、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宿下了不同的定义,已构成民宿产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部分。其中有相当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定义可概括为表1中的几类。
由于民宿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给民宿下定义,强调的重点自然各不相同。这些定义相互之间并不矛盾,都有其合理性,这也反映出民宿内涵的多维性。
在我国大陆地区,“农家乐”、“乡村旅馆”等概念接近于台湾民宿的定义。随着中国大陆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农家乐项目已非常成熟,虽未使用“民宿”一词,然而“农家乐”一词已具民宿之实。农家乐是民宿经营的初级形态。民宿是三星级以上的农家乐,并突出了住宿功能。通俗地说,民宿是升级型的农家乐。从住宿设施上讲,民宿具有农家的外表,小资的内在。民宿是有别于酒店或旅馆,经营者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旅游经营方式,向游客提供住宿为主要功能的接待场所。
2 民宿产业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中的定位
从民宿发展的起缘和成功民宿的发展经验上看,未来民宿必须有明确的定位,包括产业定位和民宿特色定位。
2.1 民宿产业是旅游业内的跨界产品
旅游业是包括旅游景点、旅游中间商、住宿接待、旅游交通、旅游购物在内的一个大系统。民宿产业必须融入旅游业才能获得有效发展。一方面,民宿需要旅游业中旅游景点、旅游中间商和旅游交通的服务延伸,另一方面,民宿发展也为它们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机会,换言之,民宿产业发展为在乡村形成一个新的旅游产业系统提供发展机会。此外,与旅游业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各产品供应商不同,民宿往往需要同时提供旅游业内各供应商独立提供的产品,也就是说民宿产品具有跨界性,这是由民宿的区位、规模、产品特色、拥有的资源等经营要素决定的。目前杭州的许多民宿,除住宿接待这一主要产品外,本身优美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空间就是旅游吸引物,具有了旅游景点的功能;民宿提供的本地导览和土特产品购买服务,兼具了旅游中间商和旅游购物企业的功能。而在台湾,一些民宿由于地理位置较偏远,也提供短途的接送服务,民宿同时也是旅游交通提供者。
2.2 民宿特色在于迷你和乡土性
小规模和民宿营造的家的感觉是相辅相成的,否则只能是体现工业化时代特色的旅馆或宾馆饭店。小规模也是民宿特色营造的基础,没有特色,民宿无法在竞争激烈的住宿接待业中异军突起并实现持续发展。旅游者到乡村旅游,是被自然的乡村景观、敦厚的农民及简朴的乡村生活所吸引,期望获得的是一个满意的乡村旅游体验。以乡村生态环境和生活文化为核心资源,提供给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以及认知和体验的休闲度假,是民宿产品的具体化。民宿休闲度假本质上具有乡土教育、农业体验、生态与文化体验等知性功能。“乡土性”是乡村旅游也是民宿休闲的核心,它为民宿特色的发展提供了无尽且个性化的资源。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些山中”的情况在民宿发展中并不鲜见,民宿业者或村民往往不知自己所在村落所具有的这种乡土魅力,反而向城市或其他社区学习,抹杀了自己的特色,趋于同质化。因此,发展民宿产业应先将重心放在如何将乡村文化及价值转化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性”元素上,并推动民宿业者提供这种乡土性产品,保证民宿持续具有竞争力,同时保护乡村本土文化特色。
3 杭州市民宿业发展的历程、问题及其根源
近年来,浙江省乡村旅游在市场需求的强劲推动下蓬勃发展,乡村民宿成为浙江省新兴的乡村旅游经济产业。特别是在浙江杭州,作为我国经济和旅游都比较发达的城市,杭州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民宿旅游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民宿旅游作为深度旅游的代表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
3.1 杭州市民宿业发展的历程
截止2014年4月,根据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对全市民宿产业的一个不完全统计,杭州已有民宿床位5万多张,乡村农庄点300多个,从业人员超过20000人,投入规模约30亿元,年营业收入达1.96亿元,以每年超过30%速度发展。尤其是杭州西湖景区民宿快速发展,杭州西湖的民宿最早在四眼井一带发展,后来白乐桥、青芝坞、上下满觉陇等地都渐渐形成了规模。西湖区虎跑路四眼井是西湖民宿最早的聚集地,灵隐白乐桥志为民宿的新兴聚落。据统计,2010年6月底,西湖景区民宿数量仅为41家,2011年6月底为51家,2013年6月底增长至96家,到2014年10月底,西湖景区已有146家民宿在西湖景区工商局登记注册,比2010年翻了三倍多。详见图1。
3.2 杭州市民宿业现在问题及其根源
当前,杭州市民宿发展迅速,而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严重影响了民宿的健康快速发展。
3.2.1 民宿产业形态尚未形成
台湾的民宿已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形态,并因其自身多变的建筑风格和专业化的服务成为当地旅游文化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杭州市民宿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形态:民宿种类较多,如农家乐、古镇民宿,数量庞大,各地农家乐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中高档民宿明显短缺;杭州的民宿就像一根手指头在奋斗,没有形成合力。民宿经营存在“散、小、弱”的局面,主要以个体、零散为主,抱团较少;各地区民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民宿经营者单打独斗,没有形成规模集聚优势。
3.2.2 民宿产品特色不明显,缺少文化内涵
杭州的民宿大都属于景区依赖型的民宿,没有形成自己的“招牌”;由于受景区对餐饮经营的范围限制,景区民宿提供的早餐非常简单,大多以西式面包、简餐为主,没有体现地方美食特色。民宿产品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尽管民宿类型较多,但绝大多数处于同一个景区或同一个村落,同一类型的民宿产品趋于同质化。部分业主业收购农民旧宅院改装来经营,事实上已脱离农业的本质,没有农家生活文化内涵,对本土文化并没有深入了解,缺乏道地的农家味;民宿的外观、内部设置还是服务,都很难体会到本土文化特色。
3.2.3 各地区民宿产业发展不均衡
由于缺少前瞻性、整体性的地域整体规划,杭州市民宿产业发展处于自发分散经营状态,民宿成熟度呈整体不均衡。民宿经营点主要集中在杭州西湖景区、上城区、余杭区、桐庐县、淳安千岛湖、临安市、富阳市、建德市等地,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滨江区、萧山区等地拥有民宿的数量较少,且比较分散。西湖景区民宿已发展非常成熟的,而周边的临安市、淳安县千岛湖的民宿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精品民宿还处于升级改造阶段。
4 未来我国民宿产业发展的科学路径
4.1 民宿经营发展趋势:创造魅力和价值
民宿经营的成败,经营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经营理念会促使民宿业主将民宿经营得有内容从而有魅力,有特色从而有价值。民宿业主在思考民宿经营时,其经营理念必须顺应并适度引导消费市场需求。
4.1.1 引入“美学概念”或朴素或雅致,创造优美情景
小而美是民宿经营的基本观念,精致而有特色是民宿生存的不二法门。精致设计的感官消费正在流行,其基本观点是:产品是道具,情境才是主角。在所有消费行为中,都有美感渗透,只是层次有所不同。只要层次够高,其附加价值甚至无价。“黄金有价玉无价”,就是因为千百年的中国文化赋予美玉无上的意境。民宿经营应掌握体验无价、融入美感的产品。其基本技巧是,通过“建筑美感———空间设计———气氛营造”创造优美情境。中高端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他们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花些钱购买“特别的商品”。
4.1.2 选定目标市场,强化体验,赢取良好口碑
从市场需求而言,民宿主人必须明白自己所经营的民宿,是想要提供给什么客人的。因为民宿经营的是小众市场,不可能满足、适合所有的人,民宿主人必须有自己的方向和坚持,以满足所想要接待的客人的诉求。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研究的“体验经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体验经济的机制是依据客户的心理需求,提供难忘的体验,并探讨如何通过更好满足客人的精神需求,实现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增殖。体验是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的主要内涵。旅游经济就是以服务为舞台,以旅游产品为道具,创造出值得旅游者回忆的高附加价值的经济。卡尼曼将体验划分为娱乐体验、教育体验、逃避体验、审美体验。民宿为客人提供全部四种体验。难忘的体验更容易留下良好口碑,良好口碑是民宿营销最具生产力的方式。
4.1.3 注重绿色概念,控制商业气息,建设临时避风港
绿色概念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民宿的绿色概念包括:①保护乡土物种,避免因建筑导致物种破坏;②栽种绿色植物;③强化水土保持;④日常节能,包括利用透光、采光设计减少能源、电力使用;⑤减少CO2排放,少用混凝土,以钢结构或木结构取代;⑥节水;⑦改善污水及垃圾处理;⑧使用自然绿色建材。民宿自然、环保、节约能源泉的绿色建筑,结合地方特色与文化,创造乡村新气象,也为都市旅游者提供环保生态的停留空间。民宿销售的是美学体验,应该赚的是根植于“小而美”美学事业、源于民宿主人热情接待的慢钱。控制商业气息也是营造民宿家的感觉所必须的。保持山居生活、田园生活的质朴和温暖,是民宿的核心价值。民宿成为忙碌都市生活者的临时避风港,民宿客人心中的桃花源,民宿就真正成功了。
4.2 民宿发展方向:建设民宿村落
民宿经营与乡村(社区)发展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民宿的经营无法离开乡村(社区);独立经营的民宿由于缺少乡村给予的各种公共支持,经营成本将大幅提升,其竞争力将大受影响。从乡村建设角度看,民宿是将乡土文化产业化的一种方式。
4.2.1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民宿村
建设美丽乡村,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近年来,杭州市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主抓手、作为建设美丽杭州的主载体,成效明显。杭州市连续11年被评为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优胜单位,桐庐县、临安市、淳安县和富阳市先后获得“浙江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桐庐县富春江镇、环溪村、淳安县下姜村、富阳市窈口村入选浙江省首批最美乡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民宿村落,不仅是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也不仅是产业振兴,更不仅是村庄整冶,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共同的社区意识、恢复重建自信的社区文化。
4.2.2 民宿村落的建设要重视软硬件环境的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是以乡村居民为核心,兼顾社会、经济、生态及制度的全方位的发展计划。发展乡村旅游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农家乐和民宿发展过程中,有明显的重硬件升级改造轻视软件建设的倾向。事实上,有关“人”的建设才是关系到民宿村发展成败的关键,这些建设包括社区共同意识的塑造、乡村文史资料的收集与建立、解说人才的培养、社区精英人才的培育、服务业与民宿村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等。虽然这些这乡村人才的培育是一项花时花钱的软件工程,却是民宿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值得各级政府和社区重视。
4.2.3 民宿业者是更积极的乡土文化守护者和建设者
民宿经营需要结合乡村的人文、自然、产业、景观等资源,提供住宿客人深度的乡村生活文化体验,分享社区居民独特的生活型态。这种文化产业化的方式,也可以促使乡村居民包括民宿业主,重新调整其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和谐的类契约的关系。有远见的民宿业主也更有积极性从乡村长远发展的角度成为乡土文化守护者和乡村建设者,表现在:①了解并宣传乡村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源、景观资源和人文资源;②民宿业者们与乡村居民建立共识,与农家茶馆、创意店、小吃店业者及农副产品生产者形成产业链;③民宿业主既了解乡村也了解客人,他们在乡村建设时更有发言权,可以采取更合适的方式介入乡村建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民宿村落的建设中一定要重视民宿业者这一重要的建设力量。
参考文献
[1]瞿伟,应群颖,吴永龙,等.杭州皋亭山发展民宿旅游项目的可行性研究[J].现代城市,2011,6(3):25-27.
[2]Morrison,A.,Pearce,P,Moscardo,G.,Nadkarni,N.,&O'Leary,J.(1996).Specialist Accommodation:Definition,Markets Served,and Rol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35(1),18-26.
[3]姜惠娟.休闲农业民宿游客特性与动机之研究[D].台中:国立中兴大学,1997.
[4]郭永杰.山地民宿村庄之计划理念与营运计划[Z].台湾省农委会,1991.
[5]民宿管理办法.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show.asp?selno=52.
现代化转型下的乡村文化 篇6
1 社会主要财富的变迁对乡村的影响
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 要从乡村最核心的问题去认识乡村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探讨乡村文化的发展。 最重要的要理解乡村, 并不能单纯从名称或者传统的思路去定位当下的乡村。 乡村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有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有些村庄出现“空壳化”, 只有重新审视乡村特定时期的深刻内涵才能更好地把握乡村文化的规律。 乡村应是区别于城市的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农业文明占主导的劳动者聚居地, 不应包括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但是名义上仍称之为乡村的区域, 这种地区所反映出的只是工业文明影响下的城镇文化。
乡村文化只是传统农耕文明或者农耕文化 (还包括农耕文明下的乡镇文化等) 的一个方面和层次, 农耕文化形成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村庄文化之所以形成的核心问题。 “在小农经济之下, 家庭生产几乎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是其生产和消费生活, 是维持其运转存续的基础。 ”家庭生产几乎围绕着土地及其衍生的产业进行和开展的。 乡村文化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农村的核心社会资源有着天然的关系, 或者说土地是农村文化的根, 土地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它是乡村社会主要财富的象征和满足了农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 不可替代性地社会主要财富———土地是农耕文明产生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也是乡村文明所产生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所有的乡村活动或者说农民的日常生活都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 正是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土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就能自给自足等特点赋予了农民更多自然的实用理性, 使农民的日常生活过于单一和简单, 也使乡村文化围绕着土地透露出对土地的崇敬、对自然神秘力量推崇的特点。 “乡村文化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 它的最大特质是自然、淳朴的文化品格, 它所蕴含的静谧是历代人们的精神原点。 ”从低层次的角度来说, 乡村文化建立在乡土之上, 表现为农民安土重迁对乡村难以割舍的恋乡情节;从高层次来讲, 乡村文化构建起来对自然崇拜的和谐文化观念。 乡村文化并不能简单地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比较就定义为 “落后、腐朽、消极”等文化形态, 只是强把城市工业文明的标准强加到乡村文明而忽略了乡村文明的独特性。 乡村文化只是按照数千年形成的方法、思想体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和独特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在尚未受到工业文明严重冲击的乡村或者传统农业社会, 土地的不流动性以及乡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赋予了乡村文化的稳定性, 同时在传统的体制或者社会习俗的影响下农民无法脱离农业生产从事非农行业。 土地能够给予或者满足人的大部分物质需求使乡村具有相对封闭性, 这种封闭性也会反映在乡村文化上那就是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乡村文明几千年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但是一旦资本等非农财富逐渐取代土地成为新的社会财富象征, 也就表明土地逐渐丧失了社会主要财富的象征。 城市等财富聚集地发挥着自身的充分吸引力, 一方面既使村庄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流向能够创造更多财富、带来更多利益的城市或城镇, 另一方面也促使村庄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为了利润进行重组和嬗变。 村庄的人民在各种外力的综合因素下遵循人自私的本性者为了获取更多地社会资源开始远离村庄这个围绕土地自然形成的聚居地, 将更多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转移到利润更高的区域, 自然而然地追求资本聚居地和资本所形成的组织———城市或者工业。 另一方面, 乡村从地缘上来说如果离城市较近, 就会审视反思乡村如何融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去, 更多地时候采取摒弃原有的以在农耕文化指导下的农业生产活动, 开展非农业的经济生产活动, 致使乡村原有的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活动逐渐被工业化的经济生产活动所代替, 在此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改造了传统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完成了嬗变。
2 人口流动性对乡村文化的影响
乡村的人口流动局面复杂, 一部分短期流动如农民工离土不离乡, 而另一部分既离土又离乡。 就目前以山东潍坊大多数乡村来看, 大多数农民既离土又离乡。 农民一旦“离土”拥有城镇户口就会造成传统乡村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的主体缺失, 是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之一。 城镇的优越性吸引着大量农民或者农民的后代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资源选择背井离乡, 从而造成了乡村生活中大部分青壮年选择离开农村获得城市户籍身份以后接受城镇化思维模式以城市人的身份生活。 以山东某地远离城市的乡村为例, 本村90 后男性结婚离开农村生活的有20 家, 仅剩2 户选择居住在农村, 其他常住人口均为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家庭。 农村人口的锐减反映了城乡二元化结构下乡村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严重滞后或者不完善以及相关的社会配套设施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城市相对已经建立起了关于人从出生到死亡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 致使有能力接触到高速发展城镇的农民开始思索后代的发展和人生的发展, 进而实现人口的主动迁移。 从农村主动到城镇迁移的往往是精英阶层, 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资本等优质资源的主动转移, 实际上造成乡村可持续发展力量或可再生经济资源严重缺乏。 农村进而出现了空巢化、空壳化等问题, 归根到底还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总量虽然大, 但人均分配严重不均衡, 没有率先富起来的地区人民群众可享受的改革福利比较少。
乡村文化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广大农民群众, 从农民群众与农村文化的关系来看农民群众是农村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受益者。 人口的单向流动性衍生出农村文化的不稳定性或变动性, 乡村人口的流失导致部分乡村的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 部分乡村在城镇化和工业文明的影响下逐渐开始“消失”, 所谓的消失是指村庄以农业生产的功能逐渐消亡或者乡村逐渐“空壳化”, 一部分临近经济发达或者具有非农业产业资源的农村的非农业生产功能取代农业功能成为主导产业, 另一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因为没有发展的潜力空间或者丧失吸引力所以人口在空间上实现转移。 主动或者被动流失的人口一般以后会脱离农村, 从户籍、居住地、职业等方方面面都脱离乡村而带有明显城镇的痕迹, 或者说城镇化思路在其行为模式到思维观念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其子孙后代也就与原来的农村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村庄逐渐散失人口繁衍、代际传承的职能, 房屋因为没有常住人口居住荒废, 村庄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壳。 流失的农村人口或“消失的乡村”对一贯以稳定和和谐为显著特点的农耕文化造成冲击, 没有一定数量的农民继续居住在农村很难形成农村文化, 尤其是农村现在普遍面临着“空壳化”的现状。 当然对于农村文化造成冲击最有力的因素就是对物欲的无限制无规则的追求以至于冲击到原有乡村文化所塑造的道德和伦理关系。 各种因素使农村文化形成新的道德和伦理关系尚未成熟, 旧的道德和伦理关系就逐渐被抛弃的格局。 这种格局或者文化所表现的特点, 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情况, 其农村发展程度不一样, 其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就全国范围来看, 全国的人口流动往往会带来乡村文化的主体缺失。
3 乡村文化的展望
农村固有的农耕文化开始受到挑战和质疑, 是因为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挑战是全面、 彻底的, 从乡村所依赖的各种器物到思想观念方方面面都在受到城市文明模式和现代化模式的影响。 从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来看, 人类社会必定要首先经历物的丰富以解放人类的体力劳动, 在人的体力劳动获得解放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充分解放人的精神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农村的发展也必定要经历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一发展阶段, 现代化的到来为乡村完成历史阶段提供了机遇, 也为农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可能。 但是文化的发展进程无疑是缓慢而又复杂的。 农村短期内无法受到成熟的工业文明的影响, 也无法全盘接受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影响, 其呈现的状态必然是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相互吸收。 就长远来看农村文化的总体趋势是好的, 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开始普及, 农民普遍安装数字电视、电脑等多媒体设备, 乡村的娱乐文化设施也逐渐健全起来, 广场舞等群众集体娱乐活动也在乡村日渐风靡起来。 乡村出现的新状况反映出乡村文化呈现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结合的状态, 农民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越来越流露出工业文明的痕迹。
但是乡村文化更多的时候是受到了挑战和危机, 在新形势下需要重塑、整合和调整。 其危机既来自于内部, 又来自于外部。 内部是因为由于所形成和构建的文化是自发的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体系, 没有语言描述或者记载的很难被获得外界的认可, 但是几千年农业文明保持了一贯性与稳定性, 就是形成了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朴素简单明了的农业文化。 这种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封闭的、社会发展缓慢的农业环境, 当外界力量一旦打破封闭、发展缓慢的区域社会环境, 新的因素也就注定为农村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也为农村文化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 工业文明初步影响某个区域农村的时候, 多以非系统的、不成熟的尤其是经济方面吸引或者改变农村, 也决定了农民思想的复杂性。 既无法割舍与土地那种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 同时又为追求更多社会资源而从事非农业的生产活动。随着时代发展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农业活动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使得农民的后代从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教育等非农业生产, 也就会对围绕土地所产生的恋土或者恋乡情感逐渐淡化。 农业经济的脆弱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暴露无遗, 维系农村生存和发展的情感也就没有在青壮年人口中延续, 农村文化也就成为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体的留守人员文化, 更加导致乡村文化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
乡村文化现存的困惑和难题都是由于土地及其相关的衍生财富无法维系农民基本生活、发展需要和资本等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城市。 虽然乡村面临的原因并不是只由社会财富的分配造成的,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文化的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下, 首先就是建立起与城市相当的社会财富体系或者至少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一系列相关体系, 这种体系既要满足农民的基本生存线, 又要给农民提供与城市无差别的社会服务以使农民获得无差别的发展权。 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农产品价格, 制定农产品价格应该真正能够让农民获得相关收益, 使农民能够从物价中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有了坚实或者稳定的物质保障, 农民才能够有时间或者能力去丰富精神世界或者接触精神层面的文化娱乐活动。 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现实中取得一系列成就, 如通过大量修水泥路或者沥青路、更换老化线路、修自来水等基础服务满足农民的需求,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三农问题依旧举步维艰。 这才是要解决文化问题或者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 就应该让人民真正丰衣足食, 获得满足感以后进而成功支持或者认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
当前不容否认农村还存在封建迷信的活动, 应该看到中国农业文明遗留的农村习俗在农村依旧有存在的空间。 农民在文化上自觉做出选择, 是由于封建迷信文化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慰藉心灵和救人治病等重要的角色。 如果想革新乡村落后腐朽的文化, 替代慰藉心灵、救人治病的文化载体, 现代医疗或心理治疗能够使农民根据实用理性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的固有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 从而从内心逐渐摒弃封建迷信意识。 当然农民形成的独特文化是几千年来建立在对土地及大自然的敬畏基础之上的、在农民日常生活劳作中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综合。 彻底废除或摒弃从现实来看是根本不可能, 只是使封建迷信活动所构建起来的落后文化思想观念发生改变, 将一些代表先进文化的元素或者事物融入或者推广到农村的日常生活中, 触及思想并加以改造是一系列系统的工程才能做到的。 熟悉农民的基层建设者和领导者在特定的环境加以创新先进文化、 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贯穿农民的生活始终, 农民自然而然会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先明.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J].史学月刊, 2014 (12) .
[2]白宏钟.家庭与农村工业—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乡村转型发展 篇7
关键词：乡村文化,秩序转型,价值重建
一、乡村文化秩序的转型
首先, 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产生乡村新文化。在每一个阶段的某一特定区域内, 人们的道德规范和心理契约是不同的, 而不同阶段的文化则是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传统文化具有与众不同的生存机理, 能够在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逐渐肯定自己的身份, 并逐渐形成角色认同。尽管乡村新文化是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但是传统的乡村文化仍然是乡村新文化的精神支撑。
其次, 乡村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转变为“和谐”。建立在传统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村新文化的核心为“和谐”, 主要是通过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己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而建立起的一种新的人际交往关系, 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而建设乡村新文化最主要的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最终使农民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生存意识。从以上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 以“和谐”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价值观是农民与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共同理想, 同时也符合当今乡村的发展要求。
二、乡村文化秩序的价值重建路径
在对乡村文化秩序的价值进行重建的过程中, 一定要关注文化惯性的力量, 并承认传统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 那些被重新确认的乡村文化会在经历继承和扬弃后发生改变。在乡村传统文化发生改变的同时, 由于文化本身是一种传统惯性的承接, 所以传统文化不可能与过去彻底地断裂开来, 这就会使得乡村传统文化不管受到多少外部环境的影响, 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受到过去一些其他文化的影响, 所以不管传统文化怎样改变, 都不可能彻底改变为另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如, 对于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 其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思想等会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 但是其仍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流和沟通, 也就是说, 不管文化怎样地向前发展, 其总会自觉地弘扬那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传统。所以, 在文化的重建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利用传统, 承认传统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 并做出一些理性的选择和修订, 从而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变。
三、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 促进二者的良性发展
现阶段,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期发展下去, 最主要的是因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是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 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 建立“互哺”机制, 使乡村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其独有的品格, 从而促进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二者之间的良性发展。而将二者相比较而言,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形式演变和发展的高级形态, 其具有收集、整理以及容纳其他文化形式的功能, 还能够对文化成果进行创新, 但是这也不能代表这城市文化就能够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居于首要地位, 并改变乡村文化。所以, 城市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 应该利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乡村文化中的一些落后的、愚昧无知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 同时还要宣扬科学、文明的价值理念, 最终转变乡村文化中的一些负面价值观。此外, 乡村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够成为城市文化的附庸品, 而应该与城市文化进行交流, 用乡村传统文化本身所具备的优良文化品格来影响城市文化中的一些喧嚣的声音和浮躁的心灵。如, 在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的乡村中开展旅游业, 最重要的就是要挖掘那些能够反映出地方民俗风情、生活习惯以及地方风貌的旅游元素, 并将其融入旅游业中去, 从而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中去。
四、将先进文化融入乡村文化的建设中去
首先, 现阶段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使得农民原有的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 对此重建乡村文化价值必须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与主导价值的一元化, 并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利用来引导农民向正确的价值观靠拢。其次, 还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指导思想, 并通过开展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关注民生的文化建设活动, 向农民传递一种更适合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理念。第三, 由于我国长期一来的闭关锁国, 使得我国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方式,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所以, 必须要帮助农民克服依附心理, 引导农民打破传统的饱受心态, 帮助其向具有独立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现代人格发展。
总之, 现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农村文化秩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但是在这一转变背景下, 如何做好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对此, 我们要承认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将乡村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 并将先进文化融入乡村文化的建设中去, 从而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工作。
参考文献
[1]陈崎.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自觉:评《乡村文化的秩序转型与价值重建》[J].河北企业, 2014 (80) .
乡村转型发展 篇8
红光村位于青海省东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乡域西端,距西宁市123公里,东距循化县城18公里,西临黄河公伯峡水电站,北临黄河,黄河由西向东流经村域北边界,临河村域边界长约550米,南接南山,见图1。
红光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最具特色为红色文化和撒拉民族文化。红光村承载中国革命重要史迹,是全国唯一一个由西路红军创建的红色村。红光村是纯撒拉民族村落,特色民族文化包括撒拉民族餐饮、撒拉刺绣、手工艺制作等。此外,红光村还拥有丰富的自然山水资源。
规划区范围为红光村村域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105.59公顷。规划空间分为村域范围、村庄范围、红色旅游区范围三个层次。
2.发展规划核心内容
规划首先确立“高处着眼、低处着手;塑造永恒、摒弃过场;传承精神,演义文化;循序渐进、示范模式”的原则。其次,制定切实可行的村庄发展策略,逐步实现由“政府组织红色教育模式”向“旅游自然传播红色教育模式”的转型,根本落实“红军精神光照千秋”的终极目标。第三,确定“东西一体,南北分置;历史格局,红军路网;纪念轴线,一区多团;井田农业,乡村公园”的总体结构布局形态。第四,重点结合红色旅游调整村域功能布局,原址重建红军建庄廓、在既有红色教育基地基础上新建集中式培训基地,净化排洪沟两岸空间规划成为红军田劳动生产体验区。第五,注重空间布局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见图2。
3. 修建性详细规划核心内容
村庄修建性详细规划范围为红色旅游区范围,规划布局五大功能区,注重各功能区的开放性和公共性。第一,红色教育基地布局于村庄东南,包括红军礼堂、培训综合体等红色教育设施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形成一个对外开放的集中式培训基地;第二,红色旅游商业区紧邻省道,规划布局沿街商业和大型停车场,保证其良好的开放性,其建筑设计以撒拉族民居为原型进行建筑形制的现代转译;第三,红色庄廓红军生活展示区位于西路红军建设原址,按照原貌重建,另将红军建庄廓区西南侧6个庄廓相互连通改造成为红军庄廓纪念馆;第四,滨河红军田劳动生产体验区结合现状排洪沟改造,规划设计西路红军致敬广场,与红军庄廓纪念馆轴线对应,形成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使其成为红色旅游区的核心;第五,红军建清真寺致敬观礼区由现有红军建清真寺、西路红军纪念馆、红军小学改建而来。见图3、图4。
4. 红军建庄廓现代转译实践
(1)将6个红军建庄廓进行现代转译,植入新功能,使其成为展示红军文化的红军庄廓纪念馆,庄廓内建筑转化为展示馆,院落空间转化为展示广场,见图5。
(2)设计打破院落相互独立特征,将中间庄廓完全打开形成广场,周围庄廓面向广场局部打开,通过流线相互连通,增加其开放性和公共性,见图5。
(3)在中央广场设计庄廓建筑实体展示,展示庄廓建筑的内部结构,同时设计红军建清真寺特色建筑展示,增加其观赏性和文化性,见图5。
(图片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弱势群体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
(图片来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弱势群体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
5. 结语
红光村是一个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同时拥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撒拉民族文化资源以及自然山水资源。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需引导传统村落跳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将村落置于更为开放的环境中发展,探索引导传统村落乡村公园化转型即是其重要实践之一。公园是指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乡村公园自然应具备上述特性。项目在发展规划中植入乡村公园理念,结合红色旅游发展、撒拉民族文化体验、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等,增加其观赏性、休闲性;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注重各功能区的开放性,增加其公共性;在建筑和场地设计中,增加庭院、小型广场等公共空间的设计,营造良好的公共活动空间。通过各层面规划引导和规划设计来实现乡村公园化转型。
项目情况:
项目团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弱势群体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
项目名称:青海循化县红光村发展规划;青海循化县红光村红色旅游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乡村转型发展 篇9
一、江西乡村旅游产品供给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13年旅游强省建设战略提出以后,江西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乡村旅游产品在要素、质量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但与旅游业发达省份相比,对照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要求,江西乡村旅游产品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归纳起来,江西乡村旅游产品供给现状如下:
1. 数量多,知名度不高
江西的旅游资源约有80%以上集中在乡村,近年来,江西以此为依托开发了数以百计的旅游线路产品,吸引的旅游者占全省旅游市场的60%以上。但纵观现有的旅游产品,大多盲目效仿,缺乏整体规划、科学管理,导致旅游产品特色性不强、知名度不高,以至于现有乡村旅游者绝大部分来自省内周边地区,以短程游形式为主。
2. 重观光,体验性不强
乡村旅游开发者大多为本地居民,受传统观念影响,他们开发的旅游产品以观光型占据绝对的主导,导致乡村旅游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日益下降,无法使乡村旅游者获得较高的旅游体验,导致乡村游客重游率很低。比如,江西九龙山茶区有一些乡村旅游项目,基本上只安排游客到茶园观光、吃一顿农家饭,很少设计安排让客人学习客家擂茶制作技巧,边摘茶边学唱采茶戏等旅游活动。
3. 重物质,文化性不足
江西乡村旅游产品的各大要素普遍存在过度追求物质化,忽略文化性的状况。比如一些乡村旅游小院建成了类似于城市宾馆的风格,旅游景点之间的交通形式使用现代豪华的旅游大巴,饮食过度注重大吃大喝,地域性、乡土性元素注入严重缺失,难以满足旅游者对文化元素的追求。江西各地乡村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可以很好的注入到旅游产品当中。
二、江西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的意义
所谓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实际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一些完全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给予彻底洗牌,让其退出市场;二是对一些仍然存在一定生命力的产品让其升级,使其更好的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形势下,江西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有利于旅游强省的建设
2013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意见》花了不少的篇幅提到要提升江西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做好城乡旅游之间的互动,积极推动乡村休闲、文化休闲设施建设,打造一批休闲农庄[1]。这些举措本质就是要对江西乡村旅游产品进行转型升级,因此江西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是落实江西旅游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
2. 有利于更好的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一方面,乡村旅游产品是为满足旅游者审美和愉悦的需要而在一定地域上被生产或开发出来的[2]。另一方面,旅游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对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来满足旅游者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旅游产品转型升级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3]。由此可知,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当今的旅游者需求是多元化的,在旅游形式上以将观光与休闲、度假紧密结合,在旅游内容上,更加注重文化的熏陶,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更加注重乡土性目的地。江西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有利于实现上面的目标。
3. 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快速城镇化让江西厚重的农耕文化不断被人们淡忘,以至于年轻一代越来越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的,对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前些年的乡村旅游让不少人增加了对江西乡村的印象,但旅游安排过于简单,对文化的考虑明显不足。江西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就是要增加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让乡村文化中一些朴实的元素,如勤奋、刻苦、朴实等深入人心,通过参与一些乡村旅游活动来真实体验,切实感受,让古老的乡村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三、江西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的对策
1. 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品味
文化是是旅游产品的生命,任何旅游产品只有附着一定的文化才能更好的被旅游者所接受。江西乡村旅游产品具有优良的文化基因,文化异彩纷呈,广大农村地区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手工技艺(制瓷、剪纸、编织)、民间戏曲、民俗节气、传统舞蹈等是江西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个性化旅游产品的重要支撑。提升文化品味就是要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保留和延续产品的乡村性,在资源中注入文化,在文化中凸显特色[4]。比如:赣南地区可以将乡村旅游产品与客家文化结合;吉安等地可以将乡村旅游与古庐陵文化结合;景德镇等地可以将乡村旅游产品与陶瓷文化结合;抚州可以将乡村旅游与名人文化结合。当然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简单组合,而是要汲取文化精神为旅游所用。
2. 突出乡村旅游产品的体验性
随着旅游经历的丰富,旅游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要求随之提高。之前的单纯观光型产品已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游客不仅希望在旅游过程中能有所看,更希望在旅游是能有所“品”,有所“悟”,这就需要给旅游者一个平台,也就是要让游客更多的参与,更多的体验。结合旅游六要素,江西乡村旅游产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提高体验性:在“食”方面,可以让游客自己做当地特色饭,如在畲族乡村让游客自己动手制作并品尝乌米饭,在军山湖景区让游客亲手抓螃蟹;在“宿”方面,让游客住当地居民家,感受当地人的热情,体验淳朴民风;在“行”方面,让游客骑自行车、坐马车、坐驴车;在“游”方面,突出游客的主体地位,多与游客互动交流;在“购”方面,让游客做好产品,然后购买,如让游客在景德镇自己可以做一件瓷器、在井冈山做一床竹席,并把自己的产品带回家。
3. 实施乡村旅游产品品牌战略
江西乡村旅游资源在全国来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优势资源并不等于优势产品。资源只有精心打造,细心栽培才能结出优质产品。目前,江西优质旅游产品太少,导致乡村旅游产品知名度不大,品牌效益不高。品牌化是乡村旅游升级的重要环节[5],江西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能通过改革提升乡村旅游档次,产生一批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产品品牌。江西广大的农村地区,具有打造乡村旅游产品品牌的较大优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做好精心设计。根据各地乡村旅游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设计不同主题的旅游产品,并在旅游产品中体现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如在鄱阳湖周边的乡村,做足渔业文章,打造升级版“渔家乐”;在赣南许多山区利用其良好的生态,极高的负氧离子,做足健康乡村主题产品。第二、做好强力推广。宣传扩大是提升产品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在信息化时代,要借助互联网等各类媒介将江西优势的乡村旅游产品向省内外推广,如借助“江西风景独好”这一平台布局一些乡村旅游项目,提升江西乡村旅游产品的品牌知名度。第三、做到服务制胜。同其他旅游产品一样,乡村旅游产品的本质也是服务,做好乡村旅游服务要求各类乡村旅游点提升服务人员素质,多举办一些诸如礼仪、乡村旅游常识业务等方面的培训班,使他们具备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愿望和能力。
摘要：在旅游供给侧改革视阈下,分析江西乡村旅游产品供给现状:数量多,品位不高;重观光,体验性不强;重物质,文化性不强。指出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升级的意义:利于旅游强省建设,更好地满足旅游需求,利于乡村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升级对策:提升品味,突出体验性,实施品牌战略。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江西,乡村旅游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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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福英,刘涛.新形势下我国乡村旅游转型与升级研究[J].农业经济,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