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乡村是如何发展

台湾乡村是如何发展（通用4篇）

台湾乡村是如何发展 篇1

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摘要:本文在介绍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概况的基础上,总结其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措施,探寻对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乡村旅游 国际经验 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是指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及传统民族习俗为资源载体,融观赏、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乡村旅游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相对成熟的较为完整的过程,目前已具有相当规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对我国大陆地区乡村游具有借鉴意义。

1.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1.1 日本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经近半世纪的发展,日本乡村游取得显著成绩,处世界先进水平。日本乡村游主要分为两大类型,即观光娱乐型和休闲度假型。

观光娱乐型主要是以城市人所陌生的乡村农林牧副业生产过程和当地独特的人文景观为卖点,在城市近郊或景区附近开辟有特色的菜园、果园等,游客可采摘,享田园乐趣。在日本的一些水果和花卉的产地,农园就是观光旅游地。从时令果园的分布情况来看,70%集中在关东、甲信越地区, 80%为个人经营,其次是“农协”共管。从果园经营类别来看,既有专营某一种类的,也有实行两种或多种兼营的,大多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技术条件和市场需求等情况进行开发。

休闲度假型的乡村旅游,是利用优美的山水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农林资源,向人们提供各种休闲度假服务。目前这种形态的乡村游,已成为日本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主要形式。休闲农场是最具代表性的经营业态之一,它以生产蔬菜、瓜果、茶蚕或其他农作物为主,在具有多种优越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开展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日本最多的还是各类综合性的休闲农场,一般在农场内规划有服务区、景观区、花卉区及活动区等,分别开展综合经营活动,为游客提供农业体验。

1.2 韩国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韩国乡村旅游是随着经济腾飞和城市化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经济开始腾飞,由农业国逐渐转变为中等发达国家。韩国约90%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农牧渔业人口不足10%。这为韩国发展乡村游提供了便利条件。

韩国乡村游内容丰富。海滩、山泉、小溪、瓜果、民俗都成为乡村游的主题。韩国约有800个与乡村旅游有关的民俗节,如“泡菜节”、“鱼子酱节”等,具有乡土特色为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韩国乡村游在项目和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韩食旅行”让游客前往农村品尝颇具特色的韩式套餐。“茶园旅行”让游客到茶园采茶。“周末农场”适应双休日的特点,供城市游客携一家老小去耕作和收获,体验劳动的艰辛和乐趣。韩国农林部正在推广的“绿色农村体验村庄”则是将自然生态、旅游、信息化和农业培训结合起来的高端乡村旅游项目。

1.3 台湾乡村旅游发展概况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工商业发展,农业在台湾所占比重下降,到1980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9.2%, 同时面临农场规模小、农产品过剩、农民收入降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就需要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利用农业和农村空间,扩大经营范围。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台湾已意识到乡村游这种兼具农业生产、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新型产业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经营的 “强心针”。

近年来,台湾乡村旅游在规模、种类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从距离上可以分为两

种类型:近郊型乡村游和远郊型乡村。近郊型乡村游接近于都市农业,农事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交融;远郊型乡村游相对独立于城市,乡土气息浓郁,为游客提供返璞归真的体验。从内容上形成以下几种类型:观光农园、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场。

2.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措施

2.1 对乡村旅游进行法律支持与规范

一是立法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日本发展乡村旅游的相关政策最早可追溯到1970年。当时山村振兴基本问题咨询委员会制定了“山村振兴和开发计划”,提出“山村地区将长期承担保护日本自然生态环境的责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92年,农林水产省又出台新政策,并在99年颁布《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99年,韩国制定了“农业•农村基本法”,第23 条记载着以“城市农村交流”和“绿色交流”来推进“绿色旅游”。台湾乡村旅游发展依据是“农业发展条例”和“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目前相关规定可分为七类,约50余部。

二是利用法律、规范对乡村旅游进行规范化管理。日本的农家住宿一般以家庭成员进行经营,按《酒店法》的规范进行管理。韩国政府对农民办家庭旅馆有严格的标准。台湾当局注重乡村游规划管理、制度与相关规定的衔接。条文明确规范了审批程序、审核标准,可操作性强,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2.2 成立负责乡村旅游的专门机构

日本、韩国、台湾都成立了专门负责乡村游的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对乡村游进行组织协调。日本政府直接参与旅游规划和行动,由农林水产省负责对其管理、咨询、提供补助经费和贷款等。韩国民泊协会承担着为开办家庭旅馆的农民服务和协调的作用。该协会办有网站,家庭旅馆在网上注册,游客可查询。台湾非常重视乡村游发展,从“行政院农委会”到基层农会都有负责的机构。

2.3 对乡村旅游发展实行政策倾斜

日本、韩国、台湾的各级主管部门在资金、技术、经营管理上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大力支持。如台湾83年制定了“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农民开辟观光园经申请及考察后,纳入辅导对象,由“农委会”拨给补助;90年设立了“发展休闲农业计划”,在经费、技术辅导等方面加大支持;92 年颁发了“休闲农业区设备管理办法”;94年出台了“发展都市农业先驱计划”,辅导创办示范体验型市民农园。

2.4 对乡村旅游进行整体规划和形象宣传

牵头做好乡村游规划。如台湾农政部门和旅游主管部门制订了“发展休闲农业示范计划”、“发展休闲农业计划”和各个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计划,并把这些计划列入全面的综合规划之中,以使乡村旅游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日本、韩国、台湾的主管部门每年都通过印制宣传手册、统一组织广告活动、举办旅游博览会等,对乡村游进行宣传和推广。

2.5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

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进行持续建设和完善。日本、韩国、台湾经过多年建设,乡村交通已形成了镇镇通国道、村村通公路、户户连大道,即使偏远乡村,都有平坦的柏油马路。与旅游相配套的旅馆、商店、加油站、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做得较到位。

3.对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3.1 建立健全乡村旅游法规体系

为保证乡村游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结合我国实情,制定并持续修改完善乡村游法规。可在相关法规或文件中,设置乡村游的说明和规制。或以文件规划的形式,制定“乡村游发展规划”“乡村游促进计划”等。同时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制定“乡村旅游地规划与建设条例”“乡村游经营者上岗管理条例”和“乡村游质量投诉与责任事故处理条例”等条例,促进乡村游的发展。

3.2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服务作用

乡村游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政府的引导和组织协调,各级政府在乡村游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一是成立负责乡村游发展的专门机构,对乡村旅游涉及到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权限、宣传等问题进行协调和处理。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服务作用,为乡村游提供培训、金融、信息等方面支撑。

3.3 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

应把对乡村游的支持作为振兴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别的举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多方金融筹措,促进乡村游发展。优先支持在农业生产基础上衍生的、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乡村游区域开发,为招商提供税收、土地使用等优惠,并给予财政资金或贴息贷款支持。同时,投入资金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优良环境。

3.4 拓展乡村旅游细分市场

产品的内涵是乡村游发展的关键,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从一般观光游到参与性极强的休闲农场游、再到提升自我和发展自我的主题游,均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我国乡村游发展不能局限于一般的乡村度假和生活体验,应拓展细分市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更加优良的服务和环境。

3.5 注重乡村旅游产品的整体形象宣传和推广

从宏观政策而言,建议在国家明确乡村游在乡村地区复兴中的地位,给予乡村旅游更重要的地位。同时,各地主管部门做好乡村游的规划设计,并不断修正。乡村游多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形式,各级政府要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扩大营销层面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国家旅游局《发展乡村旅游典型案例》.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2]慎丽华、森豪利、郝艳萍,中日韩三国“绿色旅游”的理念与现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

台湾乡村是如何发展 篇2

目前,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乡村旅游市场也愈发庞大。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由当初农家乐形式, 到多种形态的建设发展。其主要原因, 一是乡村经济的推动, 二是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的需求, 也使得乡村旅游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快速发展。此外, 截至2013年, 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9年聚焦“三农”, 其中, “家庭农场”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将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效益提升以及农村的建设[1]。20世纪90年代, 台湾提出了建设“富丽新农村”的目标。之后, 2006年台湾提出的“新农业”运动是富丽新农村运动的继续, 该政策重新定位台湾农业的重要性及其永续价值, 从而提升台湾农业的竞争力, 将传统农业转变成为高附加值的农业。为此, 本文通过对台湾“富丽农村”建设下, 乡村旅游发展给台湾乡村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分析其成功的经验, 以期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及“美丽乡村”的建设带来启示。

1台湾乡村建设的背景

台湾乡村运动建设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 80年代末, 随着台湾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以及经济国际化、自由化的升级, 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发展滞后, 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90年代台湾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 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 便提出以“富丽乡村”建设为宗旨, 把农村建设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取得了农村建设的明显成效。

台湾在其制定的《农业综合调整方案》中, 首次提出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农业”的概念, 追求“三农”协调、“三生”均衡发展, 从而达成“富丽农村”的目标。为落实这些政策, 从产业发展、科技研发、农村金融、农民组织建设等方面着手,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以推动“富丽农村”建设。

在此大背景下, 台湾地区的乡村发展步入了不同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另类发展道路, 并逐渐完成了自身的社会转型, 演变出众多集乡土风情、文化于一体的知名旅游观光休闲乡村小镇。1993年到2000年, 台湾共建设了377个“富丽农村”规划点, 其中“富丽农村”示范区16个。从2001到2003年, 台湾建设休闲农业园区80处, 农村新生活圈26处, 建设农村休闲景点555处[2]。到2004年, 根据台湾休闲农业学会的调查, 全台湾地共有正式批准的休闲农场1 102个[3]。

2台湾乡村旅游发展经验

“富丽乡村”政策是以乡 (镇、市、区) 为单位, 考量自然、人文等条件与发展潜力, 来规划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及重点, 其规划的内容涉及产业发展、公共及公用设施、生活环境改善、文物设施和环境保护等方面[4]。乡村整建工作需要有适宜各地区发展的项目、设施与规划, 并评估各地发展潜力以及农民的意愿。“富丽乡村”政策不仅需要保有原来农村建筑风貌及传统特色, 也相应增加了现代化的设施, 将农村产业、观光果园、农产品展售中心还有民宿等都纳入其整体规划之中, 进而较快地促进了台湾地区乡村旅游及休闲农业的发展。其发展经验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2.1 发展休闲农业,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合理开发农业资源, 拓展延伸农村生态、文化、旅游和休闲等多功能效益。台湾“富丽乡村”建设重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 (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等) 。注重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效结合, 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的发展可以创造农业产业、生态环境与游客消费三赢的效果, 使得原属于生产的第一产业扩展至农产品加工 (第二产业) 和乡村旅游 (第三产业) [5]。因而, 乡村建设与生活的改善要与新型乡村产业的发展相结合。在“富丽乡村”建设下, 发展休闲旅游业,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成为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措施。

2.2 合理开发农业资源, 凸显当地特色

通过深入挖掘当地的自然、人文、宗教、产品、工艺等各种资源, 使台湾乡村旅游独具风情, 魅力无穷。根据当地乡村特色发展不同类型的休闲农业, 分为“生产型”、“生活型”、“生态型”。同时, 注重乡村建设的“乡村性”, 保护和发展村落文化, 增强家园归属感, 重视人的需要, 强调经营者与游客之间的互动, 将村落的景观和环境的保护与发扬上升为对人类精神需求多样性的维护和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2.3 走精细化发展之路

精致农业是台湾现代农业发展的成熟模式, 同时, 台湾乡村旅游及休闲农业的发展也非常注重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身, 聚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立体开发, 从类型上可分为:休闲农场、休闲渔场、休闲林场、休闲牧场、农村文化活动园、观光果园、观光茶园、观光花园、观光菜园、市民农园、教育农园、度假农场等;从活动项目上可分为:体验活动、自然景观眺望、野味品尝活动、农庄民宿活动、民俗文化活动、儿童玩耍活动、森林游乐、产业文化活动等8大类。

3 “富丽乡村”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启示

台湾“富丽乡村”政策制定与实施对台湾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改善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 也推动了乡村旅游及休闲农业的发展。经过富丽农村政策的引领与实施, 农村自然生态及景观得到维护, 公共设施得到改善, 并在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富丽乡村”带来的最重要启示包括。

3.1 提高农业效率, 促进乡村发展

台湾 “富丽乡村”政策在提高农业效率方面是全方位的, 休闲农业的发展, 不仅增加现代化的设施, 改善农村风貌,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农产品深加工等, 全面降低农业成本, 提高农民收入, 并结合农民力量, 运用社区总体营造的原则, 动员农村劳动力参与建设, 加快创造提供就业的机会, 活络乡村经济发展。大陆美丽乡村的建设也应借鉴台湾经验, 促进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 提高农业效率,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也为城乡统筹的有效落实提供可能。

3.2 注重规划的先行

台湾为了有效落实 “富丽”农村建设, 先后筹划了多个规划, 包括 “坡地农村综合发展规划暨建设计划”、“平地农渔村社区整体规划建设”等, 用以积极推动农村整治工作, 以综合性的规划发展, 针对各农村地区实际需要, 分年、分阶段地推动多项建设, 缩小城乡差距, 创造“富丽乡村”。

4结语

乡村旅游在旅游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正处在关键阶段, 乡村今后的发展以及城乡统筹都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立足于乡村自身内在的因素, 诸如清新的空气, 优美的自然环境, 绿色健康食品, 各类土特产, 独特的民俗, 朴实的民风, 深厚的文化底蕴, 建筑风貌等等。这样的乡村才是独一无二的, 也只有具备“乡村性”才能带动乡村的发展, 推进乡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EB/OL].中央一号文件http://www.gov.cn/jrzg/2013-01/31/content-2324293.htm.

[2]单玉丽.台湾工业化过程中富丽农村建设之探析[J].现代台湾研究, 2008 (5) .

[3]吕明伟, 郭焕成, 孙艺惠, 等.生产.生态.生活———“三生”一体的台湾休闲农业园区规划与建设[J].中国园林, 2008 (8) :16-20.

[4]单玉丽.借鉴台湾经验,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思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6) .

台湾社会的信任感是如何建构的 篇3

当然，殖民统治式的“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距离。但与当时大陆从1911年起的连年战乱相较，台湾已经是难得的净土了。即使到二战末期，日本大规模从台湾征兵与征集物资以因应战争，仍较当时大陆混乱的情况安定许多。换句话说，这种对集体秩序的安全与信任仍未被破坏。也因此当新的秩序进入台湾后，这种对统治者的信赖也就迅速转换了。例如1945年国民政府光复台湾，当时台湾社会就举办了一系列的欢迎国民政府的活动，甚至在民族主义的催化下，许多精通汉语的知识分子更认为“祖国”一定会比日本殖民统治者更能捍卫人民的权益。这种梦幻，经过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与事后的“清乡运动”、“白色恐怖”等一连串的镇压之后，彻底幻灭了。

“二二八事件”表面上是一个偶发性冲突，但实际上的原因却是文化与族群的冲突与不信任。当时的国民政府历经八年对日抗战，一个长期处于战争与动乱的政府，杯弓蛇影自然是很正常的事。而当时的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已达50年，日本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台湾，城市规划与房屋建筑充满日本风格。语言问题尤其成为认同区别的关键，当时汉语或是国语只流通在台湾少数通晓汉学的知识分子及地方士绅之中，绝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闽南语和日语一比一的混杂使用。因此，任何一个中国人到当时的台湾，看着满街的日式街景，耳朵听着日语，任谁都会认为是到了日本。试想，历经八年艰苦对日战争的一群人，结果看到同胞居然大多变成了“二鬼子”，他们自然很难对被治者产生信任。

此时，一种民族主义式的移情作用就会产生，在国民政府眼里，用一句老外省常评价台湾人的话：“台湾人奴性真重！”因此在统治上自然不会太客气，很多矛盾也由此产生。而对被治者来说，如果国民政府不能做的比以前更好，如果达不到殖民统治者的法治秩序，则这种不信任感立刻会爆发。而对国民政府来说，动乱意味着对统治秩序的挑战，或者是对殖民统治的怀念与认同，这二者都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于是“二二八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一发不可收拾。也因此“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社会族群间不信任的一个关键伤口，两大族群（本省人与外省人）都在事件中流了血，这个伤口迄今无法完全愈合。甚至到了今天，每到选举时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炒作议题，国民党的领袖总是必须不断在这个问题上向受难者遗族道歉。

台湾社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栽了大跟头，但是两大族群并没有彻底分裂或不信任，反而是在各种通婚与互动过程中，重新弥合了伤口，重建了信任。由于台湾本来就是移民社会，因此台湾本省人可以迅速体谅这群外省异乡客的不安全感，也开始试着接纳夹杂在南腔北调中的各省风俗饮食。而外省人也体认到台湾人克勤克俭的本性，实在是单身退伍军人婚配的好对象，于是这些单身外省人试着与台湾人开始通婚与落地生根。

经过了五六十年，台湾繁衍了一两代“新台湾人”，属于台湾人的认同开始重新建构了。加上台湾政治的转型，过去的强人统治与威权专制一去不返，法律对个人权益的保障又被重新强调，人民也有能力继续参与政治，属于台湾共同体的认同与信任又被重新建立了。同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台湾的市民社会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许多社团或公益团体得到人民信任，代替政府执行权益保障的工作，虽然它没有法律赋予的处罚的强制权力，但透过舆论一样能达到制裁的效果。例如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者保护运动，就是透过民间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来进行的。对于劣质产品与不法厂商，消基会只能诉诸舆论制裁，但无论是厂商或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公信力却从不怀疑。

除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外，许多利益团体或是社团也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例如各种公会、青商会、狮子会、慈济功德会等，其中很多是公益性团体。当然这些社团所做的，不全然是推广慈善性或公益性的理念，而更多的是要贯彻实际的目标与作为。例如各种职业公会的目标就在于贯彻该行业的标准规范与职业伦理，以使社会各阶层对该项行业能有所信任。甚至许多涉及职业伦理的问题，该公会甚至还可以扮演类似顾问的角色，给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作为相关裁判的依据。而这些团体之所以不会私心自用或是偏袒特定人士，就是因为不愿意破坏社会对它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信任，而这个信任的基础也是这个行业的集体利益之所在。

以医事纠纷为例，台湾处理医事纠纷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两大系统，如果是器材或药物造成的纠纷，则可向台湾“卫生署”医政处的“医疗器材不良反应”窗口投诉，“卫生署”会将部分案件委由台大医工室负责检测及调查以厘清责任。如果是单纯医事行为造成的纠纷，则由各地方政府“卫生局”受理投诉，并由各地方医师公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调查责任归属。医事纠纷事件中，医病双方的利益是均等的，厘清医事责任除了保障病人权益外，同时也保障了医事人员的权益，政府机关更不必遭受到“自家人维护自家人”的指控。这种人民对非政府以外第三部门的信任，与欧陆的行会传统非常类似，而这个传统据信应该是由日据时期引进的。

有类似传统的例证还有台湾的农会。农会体制是由日本人在1900年创立的农民组织，它的设立方式平行于各级行政区，也就是省有省农会，县有县农会，乡镇有乡镇农会，各家每户只要具有农民身份都有一人是农会会员。农会最初只是日本人在统治台湾时的众多机关之一，但在1946年之后就逐渐转型成人民利益团体。由于它的组成与领导甄补都是经由农会会员产生，因此在农民之间极具向心力。农会中设立了信用部，处理农民的金融借贷等问题，也办有产销班，协助农民种植作物与销售作物。因此农会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独立个体，无需靠政府的任何补助，它也可以活得很好。农民的生产、销售与生活都可以与农会相结合，农会在选举总干事时也必须具有农会会员身份方可参选。因此农会成功地将台湾农民结合起来了，农民依靠着农会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甚至是政治参与的需求。对统治者来说，只要控制农会就能控制广大的农民。统治者无须另外建立庞大的统治机器，相对也就节约了许多成本。他可以透过对各种利益团体的控制，将影响力与权力触角延伸至各阶层。

所以当台湾人对政府或官方机构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疑惧时，市民社会就乘势而起。由于与他们接触的是各种利益团体或公益团体，人民也就相对不会那么排斥。特别是在这个团体中人民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参与时，他们对于该团体的决策或行动，更会有高度的配合与信赖。而此时只要确保该团体的行动不与政策相违背，政府自然乐得顺水推舟。这种做法一方面不影响人民对团体或政府政策的服从，同时又能维持人民对团体或政府一定程度的信赖感，堪称一举两得。特别是当政府因行政程序的问题而显得对紧急问题措手不及时，市民团体也会迅速补位，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例如当有地震或重大天灾时，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大多能在最短时间内抵达灾变现场进行救助。这种自觉迅速补位的做法有效提升了人民对该团体的信任度与支持，也适度降低了灾民对政府措施不够积极的批评声浪；同时这些团体也有一定程度的自律与自我要求，也让它在社会中赢得了更多的敬意与信赖。

台湾很多政策与理念的推动，其实都不是倚靠政府的力量，而是透过民间各种公益性质财团法人（如基金会）来进行的。例如台湾的拒烟运动就是透过“董氏基金会”推动，汽车机车强制责任险则是透过“柯妈妈基金会”推动，癌症的早期筛检则是透过“陶声洋防癌基金会”推动。这些公共政策或是行动在推动之初，都是从个人权益出发，在民间团体唤醒个人对该项权益的认知后，才形成力量被政府看见，政府再顺应民意形成公共政策。由于这种力量是从下而上推动的，因此一旦被落实就容易为人接受，台湾人尊重的不止是法律及执法的公权力，而是这个政策背后所表彰对个人权益的尊重。因此当在公共场所有人违反“台湾烟害防制法”不当吸烟时，大家对此人投以嫌恶眼光，绝不是仅仅因为他违法，而是他伤害了其他非吸烟者的权益。

除了利益团体与公益团体以外，宗教团体在台湾社会信任感的建构上，更有着非凡的重要性。虽然偶有神棍骗财骗色的新闻，但并无损台湾民众对宗教团体的信赖。台湾人在宗教信仰上很多元，从传统中国的道教、一贯道，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都有，这些宗教团体也大多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自诩，也以此来建构团体自身的戒律与约束信徒。由于他们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很容易建构群众或是社会对他们的信赖感。这些宗教领袖也很自重，在公共事务上往往谨慎行事不轻易表态，但是他只要一表态往往就有很大的力量，就算政府也无法与之抗衡。例如在兴建苏花高速公路的决策上，赞成与反对兴建的力量几乎势均力敌，但在其中举足轻重者却是花莲慈济的证严法师。无论是力主兴建的官方或是反对兴建的环保团体，都希望获得证严的支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台湾有一阵子宣传人死后的器官捐赠，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在罹患肾脏癌末期，曾向他的弟子林青霞表示拒绝再以器官移植的方式去延续他的生命，理由是他当时已79岁了，圣严认为“用一个肾等于浪费一个肾，非常不慈悲”，他认为捐赠器官应该留给更年轻的患者。这些宗教领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赢得了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尊敬。

台湾宗教团体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水乳交融，在戒严时期（1949～1987年）国民党对各种宗教都采取极为严格的态度，每个宗教团体都在这种严峻的气氛下各显神通以求生存与发展。有的宗教采敌视态度，成为国民党政府长期监控的对象，例如：一贯道、基督教长老教会。有的宗教团体选择不与国民党政府交恶，采取友善但保持距离的态度，例如天主教的于斌枢机主教与其所属教团。当然也有的选择贴近国民党政府以求发展，例如高雄佛光山的星云法师甚至曾担任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与中常委。这些宗教团体的选择其实无所谓对与错，当然也无损于信徒对他们的尊敬与信赖。在1987年解除戒严令之后，宗教也开始解禁，台湾政府也不再禁止宗教团体从事更多元的活动。许多宗教团体也趁势开始大举扩展组织与募款，发展各种事业，特别是医院或是大学，迄今台湾至少有超过十所以上的大学是宗教团体所创办。有的宗教团体甚至发展大众传播事业，利用媒体宣传自己的理念或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例如慈济的大爱电视台。由于宗教团体有庞大的信徒组织，又有宣传机器为其所用，再加上宗教领袖又拥有崇高的地位与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因此特定的理念或政策一旦获得宗教团体的支持与背书，政府推动起来就会事半功倍。

总体来说，支撑起台湾社会集体信赖感的，其实并不是伟大的政治人物或是政权，而是市民社会、各种利益团体或公益团体或是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并不全然是贴着政权走，它们的最大利益往往是来自于对自身理念的坚持，经由这种对理念的坚持赢得人民对它的信任。由于台湾人民对政府其实也不是那么信任，政府在推动政策时也深知自己力有未逮，因此在推动政策之前大多会努力去说服相关团体的支持，再由相关团体去推动政策理念便成了常用的手法。甚至很多台湾政府内部的改革，也是透过这些人民信赖的团体来推动。例如过去台湾人民对司法部门的信赖感就很低，甚至有句俗谚：“一审重判，二审减半，三审猪脚面线。”就是指一审时法官大多公正，给予重判；二审后，被告开始懂得了疏通之道，法官便判轻一点；三审过后各种关节都打通了，所以就无罪释放，只需要吃吃猪脚面线去去霉运就可以了。1995年起在以律师与法学教授为主所组成的“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呼吁下，一连串司法部门的改革措施开始被推动，其中包括了法官与检察官的评鉴、法官法的制订、法律扶助等都是。透过这些改革措施，司法部门又开始重新获得人民的信赖。

如果说台湾经验有什么可以供大陆借鉴的，就是政府要学会放手给民间管，相信民间的力量，同时也要相信政府并非全能。民间团体其实不是洪水猛兽，只要理念清晰正确，往往可以获得人民高度的信任，成为整个社会信任的黏合剂；即使它资源或财力有限，但往往可以小兵立大功，为整体社会做出有力的贡献。一个有智慧的政府应该是懂得借力使力的政府，善用民间的各种团体，以最小的公部门力量，达到最高的公共利益。

台湾乡村是如何发展 篇4

2017年11月12日

来源：微信feekr_trip 徐林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兴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和同学们：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论坛并作发言，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做学术阐述，也没有专门的PPT演示给大家，只能就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城镇化的有关论述，谈一个学习体会和观点，供大家参考批判。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做出的新的战略决策。有人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十九大报告全文没有一处提及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并对此表示疑惑，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新时代，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不再重要了？或是被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代了？还有人担忧，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完成，还会有上亿人口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并离开乡村，此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投入更多资源用于人口正在持续流出的农村地区，会不会造成新的资源浪费，从而降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对此，我的看法是，城镇化战略不仅依然重要，而且要更好发挥作用，更强有力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首先，我们来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一是我国仍处在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我国已经进入逆城镇化阶段。我国城镇化继续推进，是由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巨大差距决定的。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还有2.7:1的倍差，如果把城乡居民之间公共服务差距考虑进去，城乡差距比收入表现出来的差距更大。从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看，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多。这一明显的差距，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还会继续向劳动生产率更高和收入水平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转移就业并居住。这是我国城镇化的根本驱动力。二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离不开城镇化的支撑。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重高达27.7%，而发达国家农业从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大都低于10%。农业人口的人均占有资源偏低，这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并缩小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必须依靠工业化的和城镇化进一步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从农民收入构成看，我国农民收入的60%以上已经来源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农民要提高收入，农业的空间不大，必须靠非农产业来拓展增收渠道。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科技服务和支撑，也主要来源于城镇地区的科技机构和服务人员，也离不开城镇。因此，要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民收入，必须通过进一步实施城镇化战略来带动和支撑。此外，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通过在非农产业就业接受技能培训、开拓眼界，可以向农村传递城市现代文明，可以使农村远离封闭和愚昧，城镇化毫无疑问是农村人口现代化的助推剂。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城乡融合发展的新体制。恰恰是因为城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更好发挥城镇化对乡村振兴作用的角度，提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体系的完善，促进城乡要素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促进城市的现代化要素能够更多配置到农业和农村，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并真正实现乡村的振兴。

其次，我们来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

这次十九大报告关于城镇化的内容文字不多，主要就是两句话，一句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另一句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两句话都放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来阐述。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或内容摆布的调整，而是具有深刻的涵义政策表达，体现了党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和城乡发展规律的深刻而准确的把握。

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有2.7亿左右的农村异地转移就业人口，这些转移人口主要是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就业的人口，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方面可以使那些符合条件并具有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城镇户籍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那些不能落户或不愿意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也可以获得更加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使他们更加稳定地在就业所在地就业、居住、生活。这样的结果可以使我国经济的空间分布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这恰恰是本质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

二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有20个左右的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城市群内部通过现代基础设施网络的引领和支撑，更容易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是由城市群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决定的。目前，这20个左右的城市群已经聚集了全国75%左右的城镇常住人口，生产了占全国88%左右的地区生产总值。不仅如此，我国城市群常住人口的数量还在持续上升，据我们预计，我国今后85%左右的城镇人口，将分布在这些城市群地区。因此，只要城市群地区不同城市和城镇之间协调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格局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