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共12篇）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1

按照台湾习惯分类, 研发人力主要指科技发展执行部门参与研发活动的有关人员, 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支援人员。科技研发人员通常分为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及支援人员。根据台湾“科技部”网站公布的最新“科技动态调查”, 2013年全台湾研发人员数量总共为299, 178人, 且近5年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中企业研发人员数量最多, 且多集中在电子行业。

台湾科技人力资源现状

培育科技人才也是新改组后的台湾“科技部”肩负任务之一。首先是利用大型研究计划, 营造卓越研发环境。

台湾“科技部”采取的策略是有效运用科技研发经费, 配合台湾科技发展重点领域, 通过实施“学术攻顶研究计划”、“卓越领航计划”、“尖端研究计划”及“国家型科技计划”等, 充分运用岛内现有先进研究设施, 制定各项补助延揽措施, 提供优厚补助条件, 协助岛内学术研究机构延揽海外优秀科技人才来台参与团队研究, 以期有效运用已投入相当资源的精良设备, 创造出世界级的研究成果。

资料来源:台湾“科技部”网站“全国科技动态调查”

资料来源:台湾“科技部”网站“全国科技动态调查”

资料来源:台湾“科技部”网站“科技动态调查”

资料来源:台湾“科技部”宣传介绍资料

台湾“科技部”还注重选拔岛内优秀有潜力的年轻博士后研究人员, 通过提供稳定研究经费及独立研究机会, 鼓励其提早启动研究生涯规划, 藉以培养岛内高级学术科技人才。

根据2013年台湾《“国科会”年报》统计, 当年共延揽客座科技人才、博士后研究人员参与岛内科技研究计划2334人次;延揽海外研究学者来台执行中长期重大研究计划59人次。

培育科技人才措施

在提高岛内科技人员学术水平方面, 台湾“科技部”认为, 推动基础研究是培育研发团队的最有效做法, 包括持续支持基础研究, 其经费以不低于全部研发总经费的15%为目标;慎选适合的尖端科学研究主题, 给予较长期且充沛的研究经费补助, 使最优秀的科学家能在重要的领域中获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其次是建立有效的补助策略, 对于研究人员及不同类型的研究计划均有不同的补助重点, 如资深、杰出有领导能力的学者, 应鼓励其参与尖端研究, 追求学术卓越;对于新进、绩优、有深厚潜力的年轻研究人员, 应给予较充裕的补助, 以协助其在科学研究历程中快速成长;对于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 则应分别以追求创新和对产业的应用价值为审查要项。另外, 要不断充实研究机构重要设备, 建立良好研究环境, 改善研究团队的组成结构, 使杰出的研究主持人能配有完整的研究团队, 包括专职研究员、博士后研究员、研究生、技术员及其他后勤支持人力, 以专心从事研究。

“补助大专院校延揽特殊优秀人才”

该计划由台湾“国科会”提供岛内大专院校竞逐延揽优质精英科技人才的经费支持, 并由大专院校正式将受延揽之科技人士纳入编制内按月支给待遇的专职教学、研究人员, 以鼓励国际精英科技人士来台服务, 吸引其长期投入岛内科技研究。2013年共有28所申请机构获得经费补助。

“补助博士生赴国外研究计划” (又称“千里马计划”)

近年来, 台湾高校毕业学生赴海外留学人数不断减少, 为培育岛内优秀青年研究人才, 台湾“国科会”特意设立“千里马计划”, 补助博士生前往海外实际参与国际知名学者7个月至1年的研究, 增加其国际视野。但是, 目前台湾执行此计划的最大障碍就是博士生普遍认为对毕业没有帮助、在海外找到可做博士论文的实验室不太容易, 同时, 基于“千里马”所资助出去研究的时期为论文交稿的关键期、海外适应期约需半年以及就业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造成申请人数少、通过率高等问题。另外, 台湾的“国防训储机制”是留住优秀人才于岛内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制度已施行20余年, 产生明显效果, 但也导致近10年来台湾优秀人才到海外知名学府就读的人数不断减少。

“博士后研究人员学术著作奖”

为培育岛内年轻优秀高级研究人才, 台湾“国科会”特设此奖金, 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发表创新优质重要学术著作, 奖助其开展长期深入科技研究。2012年共奖助39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资料来源:《育才、留才及揽才整合方案》

资料来源:《育才、留才及揽才整合方案》

“补助任务导向型团队赴海外研习试办方案” (又称“龙门计划”)

为培育未来发展所需关键科技研发人才, “国科会”在2009年至2011年推动“补助任务导向型团队赴外国研习试办方案” (简称“龙门计划”) , 共补助30个岛内研究团队前往美、日、澳、德、法等17个顶尖大学或国家级研究机构研习。因试行情况良好, 已将该方案自2012年度起列为正规补助业务。根据“国科会”制定的《补助任务导向型团队赴国外研习要点》, 申请补助者必须是岛内有一定工作经验和取得成绩的优秀科研团队, 经审定核准后, 须赴“国科会”所指定的外国世界级公私立研究机构, 研习台湾未来迫切需要开展的关键科技项目, 掌握自主研发能力, 培育关键科技研发人才。2012年共补助6个团队赴美国及瑞士研习, 2013年共补助13个研究团队赴5个国家、11个研究机构, 共41人次。

“补助学者提升国际影响力试办方案” (又称“抛光计划”)

根据2010年9月修订实施的《“国科会”补助学者提升国际影响力试办方案》, 设立该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台湾学术研究国际化, 鼓励学者专家进入国际学术领导圈, 发挥影响力, 造福研究社群。

该方案的计划内容可包括的范畴为:担任国际重要学术组织理监事及执行委员、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主编、副主编等;争取或筹备主办国际专业学术旗舰型会议, 建立相关学术社群的影响力;争取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在台湾设立分会或办公室及其运作;其他有助于推动学术贡献全球化及与国际接轨的计划。

申请机构和计划主持人的资格须符合“国科会”补助专题研究计划作业要点的规定。计划申请书提供的资料须包括:近5年内主要研究工作及重要成果简述, 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重要成果, 担任国际重要学术组织 (学会) 重要职务工作内容简述, 岛内学术团体 (学会) 对该申请项目的支持意见, 拟争取或已担任的国际重要学术组织理监事及执行委员或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编辑或评审委员的简介, 拟争取或筹备主办国际专业学术旗舰型会议简介, 拟争取来台的重要国际学术组织简介, 带领年轻学者持续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运作构想, 其他如国际组织的对应配合措施等。

“补助大专学生研究计划”

除上述专题研究计划类别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种类计划, 例如“补助大专学生研究计划”。设立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提早培育储备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研究人才, 鼓励公私立大专院校学生执行研究计划, 尽早接受研究培训, 体验研究活动、学习研究方法, 并加强实验操作的能力。

资料来源:2013年台湾《“国科会”年报》

根据2014年4月公布的《“科技部”补助大专学生研究计划作业要点》, 申请机构为有指导教授任职的岛内公私立大专院校及公立研究机构, 或经“科技部”认可的财团法人学术研究机构, 申请者为公私立大学院校二年级 (含学士后医学系一年级、科技大学或技术学院二年制一年级, 公私立专科学校五专制三年级以上或二专制一年级) 以上在校学生 (但不得为硕士及博士班研究生) , 已获得指导教授承诺指导研究, 学业成绩优良;指导教授必须符合“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主持人资格, 且愿意提供研究设备 (含仪器设备及图书设备等) 指导学生从事研究工作者。指导教授每年度以指导2位学生为限。

研究时间自每年7月1日至次年2月底止, 共计8个月。研究计划范围包括学生自发性研究构想的尝试性题目, 但必须与指导教授专长相符。申请学生及指导教授须提交大专学生研究计划申请书、指导教授初评意见表、指导教授个人资料、学生历年成绩证明等, 由“科技部”相关学术司、处进行审查, 并决定通过补助的研究计划件数、金额等。研究助学金为每位学生每月新台币4000元, 8个月共计新台币3.2万元, 与研究计划直接有关的耗材、物品、图书及杂项费用最高补助新台币1.5万元。

资料来源:2013年台湾《“国科会”年报》

计划完成后一个月内, 申请学生须至“科技部”网站线上交研究成果报告, 且须经指导教授确认。研究成果报告经审查后评定为成绩优良而有创意者, 由“科技部”颁发研究创作奖, 向每位获奖学生颁发奖金新台币2万元及一张奖状, 并颁发一座奖牌给其指导教授, 以资表扬。

资料来源:台湾“科技部”宣传介绍资料

“台湾科技探索” (又称“候鸟计划”)

该计划是为吸引海外第二代华裔台籍学生利用暑期赴台, 在公私立研究机构及业界实习, 了解台湾发展现况, 由“国科会”、“外交部”、“侨委会”、“卫生福利部”、“环保署”、“农委会”、“教育部青年署”、中研院等共同合办。自2005年起, 至2013年已举办9届, 共有2300多位学员参与。

资料来源:2013年台湾《“国科会”年报》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2

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助推农业科技的发展策略

摘要：通过对台创园基本情况的认识，从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的现状及其运行机制着手，针对台创园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助推农业科技的发展对策。

关键字：台创园

石林

农业科技

发展策略

一、建立台创园的背景及现状

台湾农民创业园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吸引台湾同胞直接到祖国大陆投资农业，在已有的两岸农业合作政策措施的基础上，为台湾农民提供更优惠的土地、租税等创业扶持政策，由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设立的针对台湾农民和台资农企的创业园。台湾农民创业园始于福建，推向全国，是两岸农业合作领域先行先试的成果之一。2005年,福建在漳州漳浦率先开展创建台湾农民创业园试点;2006年4月，农业部、国台办与商业部联合在福建漳浦县。2008年2月,漳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成立。与此同时，台创园在全国重点区域推广，目前全国已有29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其中福建省以拥有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漳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莆田仙游台湾农民创业园、三明清流台湾农民创业园、泉州惠安台湾农民创业园、福清台湾农民创业园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位居大陆之首。

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设立开创了两岸农业合作的新型模式，是提升两岸农业合作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园区的设立和发展，有利于两岸农业转型升级，有利于为台湾农业产业转移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实现两岸农业资源

二、石林台创园的简介及功能优势发展

（一）石林台创园情况简介

云南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具体位于石林县石林镇。按照园区建设的发展目标，结合土地情况、水资源、交通等条件，以及现有村落分布，优化为：创业服务中心、创业孵化中心、现代农业观光旅游服务中心、农业生产示范带、精品农业展示带、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示范带、精品农业展示区、农业生产示范区、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示范区、优质特色水果产业区、蔬菜产业区、花卉产业区、禽畜产业区、园林绿化区、农产品加工区、仓储物流区，简称“三心三带七片区”。

云南昆明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于2008年12月17日经农业部、国台办批准设立，是云南省唯一的台湾农民创业园、是昆明市继高新区、经开区、滇池旅游度假区的第4个国家级园区。园区总面积20万亩，其中：规划区5.4万亩，核心区1.2万亩，辐射面积14.6万亩。园区2009年6月正式启动核心区基础设施建设以来，在市县党委政府和上级农业、台办、科技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坚持科技驱动、旅游提效，打造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区，园区从无到有逐步壮大、从弱到强逐渐崛起，现已投资5.88亿元基本完善规划区基础设施，流转土地1.7万亩，向企业提供用地8000亩，入驻企业46家，协议投资额达62亿元，其中，台资企业8家、投资亿元以上企业9家、开工项目14个、投产项目9个，年产值达5亿元以上。形成以万家欢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农庄、以微藻产业基地为代表的生物产业、以锦苑花卉为代表的花卉产业、以龙晖珍稀动物基地为代表的特色养殖中心、以杏林大观园为代表的养生度假中心等产业集群发展的格局。成为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的亮点、昆明市休闲观光旅游的热点，搭建起国家级农业园区及对台交流合作的平台。先后获得“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全国农村科普示范基地”、“第一批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等牌子。

（二）台创园的功能优势发展

依托石林旅游资源、交通区位、气候资源、文化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农特产品精深加工、农业高新技术研发、生态休闲和旅游观光产业，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农牧结合、林牧结合等循环农业发展模式，走“强龙头、上规模、建基地、创特色”式的发展之路，做大优势产业，做强主导产品，全面提升特色养殖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行无公害、集约化养殖。将发展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积极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建设“生态山羊养殖场”、“生态奶牛养殖”。以高科技、高品质、高效益为切入点，以实现畜牧业产业化、标准化为目标，形成集养殖、技术试验，推广示范等一体的畜牧生态养殖小区。根据园区的资源、生态类型和区位优势，不断拓展中高档花卉、优质水果、特色蔬菜、名优鱼、奶牛、园林花卉的农业功能，大力开展园区名、特、优、新的农产品生产、示范展示，形成融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参与性为一体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休闲观光景点，吸引城乡居民到园区观光、休闲、旅游、颐养。同时，可开发农业科普功能，与城市青少年、儿童度假、夏令营等相结合，把游玩、度假与学习知识联系起来。着力深度开发休闲观光旅游产品，不断提升休闲观光农业的档次。

四、台创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一）全国台创园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园区缺乏总体规划，有一部分园区定位不准或重复，示范的目的不明 目前，各台创园都把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看作热点发展项目，但对建设此类园区的目的往往只停留在浅表层次的理解，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对项目进行可行性评估。在园区的规划和布局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脱离实际，竞相攀高，贪大求洋。大部分园区都花巨资从国外引进了造价高昂的现代化农业设施，然而在引进这些设施时，对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气候特点缺乏充分研究，对这类设施在当地推广应用的可能性缺乏正确的预测。投入的成本较高，而产出的效益却较低。有的园区发展目标、功能定位脱离实际，具体实施方案很不完善。

2、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

从已建成的园区看，有相当一部分的建设项目重复现象比较严重，而且产业结构雷同。如果各园区都把同一种建设作为重点项目，不仅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的面狭窄，而且重复建设造成资金上的浪费。在产业结构上，园区普遍缺乏有特色、有竞争实力的产品。产业结构的雷同导致它们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竞相杀价。当产品供过于求，特色也不“特”了。

3、园区建设选项不准

有相当一部分园区建设选项不是根据农业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进行。它们示范的高新技术往往游离于农业旅游之外。园区无法发挥其示范现代农业科技的作用，更无法让农民接受、消化这些现代农业科技并以此提高生产力。

4、园区的运行机制缺乏活力

现有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虽然其经营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些园区的运行机制缺乏活力。园区的运行未能遵循市场机制，受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很大，县、乡政府直接委派干部常住园区，参与园区的决策工作，但他们并不属于园区的工作人员。园区作为现代农业企业，其生产却未能以市场为导向。往往只是我生产什么卖什么，而不是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5、重展示，轻实效

有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存在一种现象，即重展示、轻实效。现代农业科技园是人们探索未来农业发展模式的一个演场地，勿庸质疑，它有窗口的作用，而且不少园区还有接待游客的功能。然而，园区的根本目的不在展示，而在探索。现在多数园区把精力和工作重点都花在园区的展示上，似乎把一些外型好看，造价高昂的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建起来了，农业就自然会迅猛发展。对如何利用园区的先进设施给园区创造良好的效益，则想得很少，或想不到点子上。有的园区设施远远超出目前京郊农村和农民所能接受的程度，成了中看不中学的形象工程。

6、缺乏配套管理体系

目前各园区对生产中的管理投入比较大的精力，加上有先进的生产设施和生产技术，因而产品质量普遍比较好，如它们生产的特种蔬菜产品一般能达到国家绿色食品标准。但有的园区产前和产后服务与管理工作还很脱节。产前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计划何时投放市场等问题，缺乏科学的市场预测，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对产后如何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问题考虑很少。

7、硬件建设多，软件建设少

从各园区的调查结果看出，它们在基础设施上投资力度很大，从硬件看，已具备现代农业科技园的特征，然而，园区的软件建设却很滞后。这一方面表现在员工素质上，有些园区的生产者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一般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网络信息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尤为重要，有些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目前还没着手开展信息网络建设，这使园区很被动，既难以掌握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也难以把握市场。

8、缺乏强有力的科技支持体系

总体上，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都在重视依托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多数园区还专门聘请了一些资深而有成效的科研人员当顾问。但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院校对园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些园区在建设初期对农业科教单位的依托关系还比较强，当园区投入运营后，这种关系无形中被淡化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作后盾，园区很难生产出独具特色，并在市场中极有竞争力的产品，园区作为现代企业，也就难以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立足。

（二）石林台创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整合不够，省、市配套的基础设施项目、农业建设项目少。规划区水、电、路、绿化、通信等配套设施仍然薄弱；中低产田地改造、流转土地、生产建设用地规模仍然较小；水源建设、道路建设、电力线路、管道建设等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仍较薄弱。

2、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投资欲望不强。招商项目出现“签而不落，落而不开，开而不建”的情况。农水投公司银行融资困难，园区自身造血功能不强。“十三五”期间，土地租金共需支付土地租金3008万元，资金缺口较大。园区外部分地块临时撑高地租，园区内群众对土地租金期望值高，土地流转成本压力增大。石林县财政财力有限、台创委融资难度大，导致整个园区基础设施投入困难。

3、项目行政审批难。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前置条件多、周期长。管委会既没有审批权，也没有执法权，园区项目审批难。现代农业园区在土地利用、项目审批过程中没有一套农业项目建设用地执行标准，仍然按照工业和城市建设标准审批，企业规划难以实施，项目建设品质受到限制。

4、土地利用调规难。一是建设用地调规难，二是基本农田调规难。台创园作为国家级农业园区，现5.4万亩规划区范围内基本农田占1.5万亩，受基本农田保护限制，企业落地难，泛亚农产品交易中心、苗木交易市场等大型招商项目无法实施，需要根据园区的总体规划及时作出土地规划调整，以利于园区又好又快发展。

5、招商项目选择面窄。台创园位于经济社会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台商了解认识有限，与东部台创园相比吸引台商优势不明显，仅引进的8家台资企业基本都是中小型种植类项目，引进台湾农业技术理念有限，带动不强。园区产业化项目难以形成，辐射、带动效果小，园区经济效益难以显现。

（三）台创园助推农业科技的发展对策

1、加强领导，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便于统筹安排，组 织宏观协调工作，建议由科委、农委、教委、财政等有关部门组成一个相应的办公室或例会制度，负责组织、协调具体工作。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下设大田种植、蔬菜花卉、畜牧水产、果木林业、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土肥栽培、植保防疫、农业项目评估等9个分组。编制总体规划，研究制定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对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的宏观指导。

2、做好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规划

确定重点突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建立一些外向型农业和生态农业基地。建园注重适当超前性和示范推广性，本着“先易后难”、“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以及“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

3、明确农业科技园的主攻方向

农业科技园建设要紧密围绕21世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和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技术创新为主体，以农业技术产品创新、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和展示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为目标，立足科技优势，重点突破，优化布局和配置园区的科技资源，建立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探索农业开发、示范、推广和产业化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创造宽松的环境，形成适应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创新模式，使农业科技园区成为农业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孵化器，成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龙头，成为教育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带领农民致富的示范基地，促进昆明农业科技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4、正确定位，树立正确的建园目标

农业科技园主要在三个对接上狠下功夫。一是做好科技的对接，使先进适用高新技术与干家万户的农民进行对接。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进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的名、优、特、新项目和高新技术，做到新产品先到园区试验，新技术先在园区推行，使园区真正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示范基地，农民增加收入的示范窗口；二是做好信息的对接，通过农业科技园的信息传播，使农业信息与分散的农户进行对接。一方面，搞好信息服务，农业科技园应成为农业科技信息的发布中心、交流中心，通过接受信息咨询、印刷资料等形式，及时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另一方面搞好科技培训服务。园区科技人员要建立完善巡回指导服务制度，及时送科技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同时还要采取办培训班、现场示范等形式，组织农民到示范园区学技术、学实际操作，把示范园办成推广农村实用新技术的“田间学校”。三是做好市场对接，使干变万化的市场与农户对接，农业科技园区应办成“内联农户、外联市场”的龙头，在推广农业高新技术、新品种的同时，积极与各地生产加工企业建立联系，大力开拓销售市场，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全方位的服务。

5、面向市场，选择高效的农业科技示范项目

在选择农业科技示范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如科技示范项目的示范性、风险性、带动性和产业关联性。优先选择市场潜力大、技术成熟、科技含量高的示范项目；优先选择能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和地方财政收入强的农业科技示范项目；优先选择生态适应性广、使用成本低、吸收劳动力多、经济效益高的农业科技示范项目；优先选择能利用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渗透，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扩大劳动力就业、产品有广阔市场需求和开发前景的项目。目前，现代农业科技示范的首选项目有：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的农业高新技术；动植物良种繁育技术；设施园艺及现代化集约种养殖技术；生物疫药与生物农药技术；农牧产品精深加工技术；高效低污染复合生态肥料技术；动物胚胎移植技术；饲料添加剂技术；农业信息及网络技术；农产品包装储运营销技术等。

6、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农业科技园稳步发展

农业科技园区除享受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有关政策外，同时还应从以下方面予以支持：

(1)农业科技园在平等竞争、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优先承担昆明重大农业科技中试、推广计划项目，昆明市各有关部门优先支持农业科技园参与高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

(2)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经市科技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享受昆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3)放宽经营政策：如经营种子、种苗、配合饲料、加工产品、农牧机具等。

(4)在投资、税收、贷款上给予优惠：对指定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自产品投产之日起免征3-5年的增值税，对出口创汇的免征5-10年增值税，允许企业提出25-30％前利润作为生产流动资金，不作为当年的纳税基数。

(5)农业科技园在其技术成果或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凡能形成相当创汇能力的，按照有关规定，优先给予外贸自营进出口权。

7、切实抓好农业科技园区运行机制创新

在运行机制上，大胆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进行运行公司制、投资业主制、科技承包制、联结农户合同制的试点，在建设的组织和建设主体上，可以是“政府兴办型”，也可以是“民间兴办型”，还可以是“民办官助型”，甚至是不同机构在互惠互利基础上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联合经营。但是无论哪种形式，都应做到产权清晰，权责分明，建立具有“法人投资、企业化经营、产业化开发”的运行机制。在利益分配上，应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依法保护好各类园区尤其是民营科技园区的合法权益。今后应采取有效政策积极发展民间兴办和民办官助类型的科技园区，以调动社会各个层次大力兴办农业科技园区的积极性。

8、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科技企业

农业科技园能否正常运作和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是否能形成，关键在于必须拥有一批能吸收应用农业科技成果的现代农业科技企业。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创办农业科技企业，有利于科研人员有序流动，公平竞争，相互协作。鼓励科技人员到农业科技园创办经济实体、科技企业，加速科技体制和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农业科技园创办各种形式的股份制科技企业，探索设立“技术股”、“创业股”，在分配制度上要“加大要素参与分配”的改革，可采取特殊贡献“分红”、特殊津贴、年薪制及利润分成等办法。还要积极鼓励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以不同形式进入农业科技园或同农业科技园合作进行科研开发，同时支持和鼓励企业创办科研机构，积极开展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使农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9、加速对农业科技园区的项目建设的宏观管理和调控

(1)尽快建立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综合评价体系，完善园区管理方法。(2)加强园区项目的前期准备和论证工作。

(3)把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依托落到实处。

(4)建立农业科技园区考核监督机制。

(5)尽快建立农业园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及时沟通国内外、市内外、区内外与园区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处理。

10、加强农业立法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按照农业科技园建设的规划，尽快研究制定与国际接轨，符合国情的技术推广体系及相关政策、奖惩等规章制度和安全防卫、保密、标准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农业科技政策法规，尽快出台可操作性强的“石林台创委农业科技园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使农业科技园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最终形成有利于台创园创新和发展的开发环境和激励机制。

11、加强技术力量的组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石林台创园在建设过程中，要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各种科技合作关系，走产学研结合的路子。

（1）对没有强有力技术依托的企业，应限制其入园立项。

（2）建立新型的人才聘用制度。采取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形式，采用高工资、高津贴等手段，吸引高科持人才人园，对于园区紧缺的人才，可设立相应的工作岗位，公开进行招聘。同时，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人员、根据园区发展建设的需要，到园区做兼职技术开发研究工作。

（3）进行产权体制改革，鼓励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以技术成果入股，吸引科技成果主动进入园区企业进行开发。

（4）加大园区企业自主开发应用性技术的资金投入，园区内的企业用于应用性技术开发的经费比例不低于企业收入5％。

（5）加强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即可利用现有的农业高等院校为农业科技园区代培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设施农业、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才，也可通过多种途经培养农业科技园区急需的管理人才，还可通过农校、成人教育、绿色证书培训等形成造就一批农民技术骨干。

12、重视一产与二产、三产的结合，互相推动，发挥产业的互作效应

有相当一批现代园区在建立一批现代农业设施的同时，也建立一批相当数量的别墅，进行房地产开发，使一产和三产的有机结合，使园区具有生产、生活、生态多种作用，发挥园区的综合功能，提高园区的整体效益。此外，一些大型的园区开始注意发挥园区的技术市场功能。如积极承担和举办各种类型的农业博览会和技术市场交易会、学术交流会，以技术的“制高点”抢占市场的“制高点。

石林台创园经过5年多的开发建设，成为了地区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主战场，园区初具规模，具备了做大做强的条件。如果改善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将会是科技农业园区发展史上的一颗新星。

参考文献：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3

张忠谋的确富于谋略，硬是将整体的三星电子一一拆开来， 提出“各个击破”的战略：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击败三星的半导体部门；手机品牌厂宏达电对抗三星的手机产品；IC芯片厂商联发科与三星IC部门抗衡；鸿海集团跨入三星仍未发展的组装及其它生产线领域。

然而，曾经在全球IT界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台湾电子企业，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语，宏达电至今没有恢复过来，联发科没了山寨机时代的威猛，鸿海集团的代工业务利润微薄，台湾企业试图击败综合实力强大的三星，机会渺茫。相反，作为一家最喜欢把潜在竞争对手扼杀在萌芽阶段的IT巨头，倒是三星的“干掉台湾”计划更有杀伤力，除了鸿海外，台湾的电子巨头受三星的威胁更多一点，在手机、面板、内存芯片等方面，被三星压得喘不过气。

2012年台湾电子业出现DRAM、面板、LED等大幅亏损，甚至连HTC都受到严重打击。在此背景下，台湾的主流IT企业在与三星各个品类的竞争中，都没有优势可言。四家台湾巨头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其实力与综合实力强大的三星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拥有强大品牌能力的三星，已经对台湾企业形成了“大军压境”。台湾科技公司必须保持灵活和创新，否则就会像索尼等日本科技公司一样衰落。短期内打败三星既无可能，倒不如放弃不切实际的臆想，转而在技术和产品上进行深耕，整合各自的产业优势，加强台湾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用群体智慧脚踏实地地面对三星的挑战。而若如张忠谋所说的各个击破，台湾科技企业就不可能形成合力，而是一盘散沙，这样如何与强大的三星硬碰硬？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4

1 台湾私立科技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及教育体系及三所私立科技大学简介

1.1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位于台中市雾峰乡, 1994年建校 (于1997年改名为“朝阳科技大学”) 。取名“朝阳”, 寓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朝向阳光, 卓立昂扬”, 亦象征本校校务欣欣向荣, 学生积极进取。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现有5个学院、5个博士班 (其中包含台湾产业策略发展博士学位学程及营建工程系博士班) 、18个硕士班、22个系及1个学位学程, 另设有进修部、通识教育中心、推广教育中心、企业创新学院、研究发展处以及附设幼稚园等。

目前, 在籍学生约有15000人, 教职员工600余人, 师资阵容和教学设施备受肯定, 在台湾首度私立科技大学评鉴中夺得最优成绩。

1.2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位于台湾彰化县彰化市, 前身为私立建国商业专科学校, 创立于1965年。1999年改制为建国技术学院, 2004年改名为建国科技大学。学校现有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设计学院、人文学院4个学院, 机电光系统研究所、电机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等19个系所。目前在校生数达11270人, 其中硕士班96人, 日间部5127人, 进修4265人, 进修学院1782人。

在教学方面, 学校凸显以下特色: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并重;注重培养理论与实务结合的能力;培养发掘、分析与解决问题之能力;配合台湾及业界需求培养人才;培养学生应用信息科技的能力。

1.3 台湾岭东科技大学

台湾岭东科技大学位于台中市, 创立于1964年。创办之初, 以“私立岭东会计专科学校”为校名, 并以“学以致用, 诚以待人”为校训, 1999年升格为技术学院, 2005年8月改制为科技大学。目前, 学校拥有在校学生一万余名, 教师277人。

2 台湾三所私立科技大学的启迪与认识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通过此次对三所台湾地区重要的知名科技大学的参访活动, 使我们对于以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为代表的内地民办独立院校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加系统与清晰的思考。

2.1 因地制宜、产学结合

台湾岭东科技大学的赵志扬校长认为一所大学的发展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利基” (“Niche”即管理学上的“适宜环境、定位”) , 也就是说:学校的地理位置要好。三所科技大学为了充分利用台湾作为亚太经济枢纽的便利条件, 大力发展技术职业教育, 学院开设的系所专业设置与当地产业紧密对口。台湾目前的传统产业基本上都外移或外包了, 所以以岭东为代表的科技大学的教学目前主要与台湾的服务产业相结合。

2.2 特色校园文化氛围建设

三所科技大学均十分重视学生的实务精神培养。例如:朝阳科技大学就特别设有学生劳作课程与相应任务。

教师办公效率高。三所科技大学的教师均不但承担教学任务, 而且还直接担任行政职位。系所的行政人员不多, 但是十分高效。这样的效率是有绩效制度做保障的。学校是有绩效考核的。岭东科技大学的赵志扬校长指出:一般而言, 该校老师的讲课大概占绩效考核的40%分数, 研究工作 (往往是去一个企业研究某一产品) 占20%, 服务工作 (去企业做顾问) 兼行政工作 (也包括去政府机关任职) 也是要计分数的。考核不但要与年末绩效挂钩, 而且还要实行末尾淘汰。这种“警示制度”促使老师提高实务水平, 高水平的教师才能保证高水平的教学并赢得社会认同!

三所科技大学教师的办公场所充满了人文关怀与“家”一般的归属感, 例如:办公室中普遍设有“咖啡角”, 走廊上还设有教师休闲区。

三所科技大学均十分重视将学生的自主动手能力培养贯彻到校园文化活动的实施中。一般而言, 大型的校园文化活动均由学校的学生自行组织实施, 只有个别专业由老师 (如音乐汇演中有音乐老师) 来负责协助。

2.3 专业特色情景实验室建设

这三所科技大学从应用型人才培养宗旨出发, 均十分重视专业特色情景实验室的建设。实验室建设既是学生校内实践能力培养的平台, 同时又是参与各项校外甚至国际大学生专业竞赛的平台。如:建国科技大学设有“时尚展演开发训练实验室”与“学生创意研发中心”, 朝阳科技大学设有ERP电子实验室, 岭东科技大学设有“流行设计系实验室”。

2.4 产学结合及师资实务能力制度建设

台湾的科技大学一开始的时候师资也是源于一般高校, 这样的老师传授知识没有问题, 但是实务方面就不行。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三所科技大学采取了多种有力措施:第一, 有些老师是出生于技术学校的, 实务能力本来就较强;随后通过培养他们进修, 又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从而加强了理论;第二, 有些老师没有专业技术技能, 学校则支持其职业进修或读博;第三, 一些新领域, 学校则从海外直接引进高水平人才;第四, 教师可以去业界任职一年。如:一位服装学的博士, 可以申请去业界工作一年。

总之, 科技大学的办学不能脱离企业界。具体而言, 学校的教师要与同自己专业对接的大企业、大公司进行产学合作的项目结合。例如:岭东科技大学的270几位老师中, 目前就有160多位正在进行产学结合的工作, 其中有些CASE, 老师还直接将学生带到企业里。

对于教师的产学结合工作, 学校是有绩效考核的。一般而言, 老师的讲课大概占40%的分数, 研究工作 (往往是去一个企业研究某一产品) 站20%, 服务工作 (去企业做顾问) 兼行政工作 (也包括去政府机关任职) 也是要计分数的。考核不但是年末绩效挂钩, 而且还要实行末尾淘汰。这种“警示制度”促使老师提高实务水平, 高水平的教师才能保证高水平的教学并赢得社会认同。

2.5 学生应用能力培养

在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问题上, 朝阳科技大学的“毕业既就业、上岗既上手”的理念具有代表性。三所科技大学为了实现这一理念, 都进行了大力的教学及课程改革。具体特色如下:

第一, 有的学校建立了“学生负责中心”, 工作以学生就业为导向, 从学生入学第一时间起, 直到学生毕业、就业后, 一直追踪并辅导。打破了以往高校教育仅仅局限于大学四年的思维范畴, 向着终身教育的方向发展。

第二, 学校一般都为学生提供专业、语言、咨询三类证照培养。岭东科技大学的林永森学务长就指出学生毕业时要取得相关的职业证照与英语水平认证。

第三, 学校为学生提供多种企业实习机会, 时间一般能为六个月, 其中甚至包括海外 (越南、泰国) 实习机会。

第四, 学校为学生提供多种“就业学程”, 达30学分。

第五, 课程教授普遍采用“产学双师”形式, 即:一门课程的三分之二学时由学校老师负责, 而另三分之一学时将由业界经理负责。

第六, 教师的实务能力也是年终业绩考核标准。该校老师在完成三年的教学时间后, 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停薪留职”去企业任职。

第七, 学校均设置“劳作教育”, 要求学生义务完成学校的多项校园维护工作, 以培训学生的自行管理与服务社会能力。

第八, 学校均积极促进学生参加多项国内国际大学生知识技能竞赛,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3 总结

我国台湾地区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重要的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区域之一, 在产业结构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 并逐步进入信息化社会。这就使得与台湾地区经济结构升级紧密匹配的当地私立科技大学的发展, 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内地独立学院的前面。

目前, 大陆方面以前只有高中阶段的技术职业教育, 而大学阶段的技术职业教育目前才刚刚开始——即:独立院校以“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宗旨.”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正如岭东科技大学的赵志扬校长谈到的, 实际上, 从台湾科技大学目前生源正在进入萎缩期的现实可以预见, 内地民办独立院校未来的竞争也一定十分激烈。

通过参访,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 三所科技大学无论从“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理念确立及教育体系、到特色校园文化氛围建设;还是从情景实验室建设、到产学结合办学方针的落实, 无一不是为了实现“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宗旨。这也正是此次参访交流对于如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一类的内地民办独立学院, 面对21世纪新时代新要求, 走“新型民办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之路的最大启迪与认识之处。

参考文献

[1]唐时俊.探索工商管理专业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J].物流工程与管理, 2009, (1) .

台湾科技巨子施振荣：我不是盖茨 篇5

“坐近点儿好吗？这样我说话声音可以小点儿。”施振荣轻声对记者说，清瘦的脸上略略露出些笑意。上海浦东，香格里拉一楼酒廊里人影绰绰，正像5月23日的上海，充满了春末夏初时节特有的喧哗与骚动，在这背景里，施振荣并不张扬的声音依然清晰地传递过来，简洁而有力，一如在随后2个小时的采访里，施振荣留给记者的印象那样。

来自灵魂里的这股力量并不能掩饰施振荣眼睛里的疲倦，这是带领宏基28年历程里积累下来的劳碌，虽然从宏基位置上退下来已近半年，但多年的劳碌印记又怎是几个月时间可以抹去的。

28年岁月匆匆，施振荣和他的同伴们开创了全球第五大PC厂商宏基的基业，和同时代的科技巨子们一起带领台湾跃上国际IT行业版图。同时，施振荣摸索出了完全不同于欧美、日本的第四种企业国际化模式，成为一代有创见的管理者。继4月来沪之后，5月，施振荣又再度来沪，向大陆企业家们传授心经，记者趁此就当前大陆制造企业国际化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观念之争采访了施振荣，他说：“大陆企业国际化的模式越多越好，不但可以同时有多条道路探索，又能节省时间。”

施振荣的话像他的人一样——精简，没有什么修饰，让人意念里浮起传统中国山水画里的虬枝冉冉。近期频频来大陆，与业界和学界交往多多，又为中国国际化的先行者TCL担任顾问，施振荣自言有太多话要说，但当记者请他随意说些什么时，他却又选择了沉默。是想说的太多而一时不能言，还是虽已褪去宏基主帅之衔，仍不能避免与大陆企业有商业上的利益纠葛而限制太多？

记者陪施振荣夫妇去浦东机场。没有陪同，没有专车，乘着酒店的车，施振荣夫妇重启行程。在浦东机场，两位华发斑白的老人，推着两个装满重重行李的手推车，独自进了机场候机厅。在推着行李车走过两条路间的坡道时，车子超出施振荣的掌控突然加速滑出坡道，施振荣被带着向前急行了几步，很快地，他又稳稳地重新掌握了平衡，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施振荣的一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在局势的变换中不断平衡和创造？

我就是我，不是比尔-盖茨

《全球财经观察》：大陆企业现在有一股学习和跟随西方的潮流，宏基当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施振荣：十几年前，我经常被国外媒体说成是台湾的IBM和比尔盖茨，对这些称呼。我并不高兴。我就是我。

《全球财经观察》：可很多人都愿意被这样定位缮

施振荣：如果我是他，一定失败。

《全球财经观察》：从理论上来讲，西方走过这么多年，他们的东西应该一定比我们的先进，难道不是学习和克隆他们的东西就够了？

施振荣：在理论上讲，可以借用他的能力，但不能借用他的老模式。

如果学习IBM、索尼、三星，失败是一定的，因为总是跟在人家后面。

如果把市场放在中国，可以按照西方的道路走，把他成熟的管理和运营经验应用到大陆市场，这会比老外更有效。

但把这一套用到国际市场上，没有自己更优秀和独特之处，怎么和人家打？你永远跟在人家后面，而人家比你更熟练、规模更大，怎么能赢？有自己更独特、优秀的东西，才有打胜的机会。

在大陆并购的海外企业中，如果老外坚持自己的想法，也一定会死掉，事实已经证明他那一套在市场上不管用。

《全球财经观察》：所以您走出了自己完全不同于欧美日本的第四种国际化模式？

施振荣：是。宏基在欧洲就成功了；在美国，我没法说服老美用宏基的模式，所以失败了。

大陆企业国际化应具有中国特色

《全球财经观察》：现在，大家都在走国际化的道路，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施振荣：国际化通常有两条路——靠产品优势或者管理当地化。日本是靠产品国际化的代表，以前索尼的产品就很有优势。管理国际化是指管理的当地化。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包括日本人。

《全球财经观察》：宏基走的是哪条路？

施振荣：宏基早期是靠产品的优势，现在靠的是国际化管理的优势。不过，这个要很长时间，对大陆企业而言，没有时间无法成功。

《全球财经观察》：中国企业要想实现国际化，他们的优势在哪里？比如已经走上国际化道路的TCL。

施振荣：TCL的优势很有限。它走国际化，某种程度上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产品没什么优势，只有靠不断扩大规模来取胜。

《全球财经观察》：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

施振荣：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当然，这个模式长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全球财经观察》：宏基模式是不是适用大陆？

施振荣：当时的背景不同。

《全球财经观察》：现在，大陆企业国际化有联想和TCL、海尔、格兰仕3种模式，您怎么看待这3种模式各自的优劣？

施振荣：模式越多越好。不但可以同时有多条路探索，又能节省时间。将来如果有一个企业的国际化成功了，也不能说大陆的国际化就成功了，得有一批企业。多试，早试，早交学费，将来大陆国际化的成功模式也许就从这3种模式中产生。

《全球财经观察》：那是不是说企业都应该尽早去做国际化？

施振荣：对单个企业来说，在实现生存的前提下，可以拿自己的一部分业务去做试验。

《全球财经观察》：那您怎么看联想和TCL的国际化，他们是大陆这两年国际化最有影响的案例，而您却批评说联想国际化走得有点快了。

施振荣：坦率地说，TCL的国际化也走得有点快了。

《全球财经观察》：最近，TCL和阿尔卡特的合资公司宣布分手，TCL在手机业务方面的国际化被认为失败，TCL和法国汤姆逊成立的彩电合资企业也面临整合难题，他们应该怎么办？

施振荣：事情已经决定了，后面的问题是如何找出重点。

现在可以做的，是先在某个方面成功，然后将这个点逐渐放大。不要指望整个一下子成功，那反而更容易失败。

《全球财经观察》：这些国际化企业背后，多多少少都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推动，大陆对此批评很多，认为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被打乱，您怎么看？

施振荣：政府推动也没什么，早走早交学费。

国际化要找到利益共同点

《全球财经观察》：不管怎么说，TCL、还有联想，都已经走上了国际化之路，并且在并购中实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该如何找到重点来解决这些问题？

施振荣：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国际人才的有效管理，包含给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组织、有效的结构，调整不具备竞争力的组织结构。

《全球财经观察》：东西方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实现国际化人才的有效管理呢？

施振荣：找到说服点，形成大家的利益共同点。

《全球财经观察》：宏基当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施振荣：宏基的模式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整个宏基实行的是大面积分红，包括普通员工和管理层，甚至包括被收购企业的员工和管理人员。这样就不分彼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全球财经观察》：这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施振荣：是很重要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宏基的问题是，以前宏基有很多利益共同体，新加坡一块，墨西哥一块，台湾一块，但都很小，打不过人家，我把他们重新整合，全世界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就更厉害了。

《全球财经观察》：这种利益共同体有什么好处？

施振荣：宏基员工的忠诚度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当年宏基再造，虽然也有员工流失，但大多数员工还是留下来了。

《全球财经观察》：这和现在大陆不少企业实行的股权制、期权制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施振荣：是。但大陆没有深入分配，激励动因里面只有权力，没有利益，很多经营者激励诱因不足。

《全球财经观察》：是不是说大陆企业也要让所有员工一起当企业的家？

施振荣：大陆不必这样。另一方面，在台湾，分红面有点太多，企业利润好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当企业利润越来越低，分红的比重怎么调整，就有问题了。

《全球财经观察》：可是，现在宏基在美国和大陆市场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

施振荣：今天打不过对手，是因为宏基所依托的台湾市场太小；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决定了这个结果。

“诚信、透明、公平、负责”

《全球财经观察》：我们曾经采访过一家企业，这是在大陆股权改革方面被大家认为非常成功的一家企业，它的管理层在获得企业的股份后，反而把自己的业务私自外包给第三方谋利，造成产品质量下滑、企业在这一块的业务市场份额大幅下滑，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

施振荣：在美国也出了问题，台湾这个现象也很多，韩国也有这个问题。这和股权分配制度没有关系，是公司治理文化的问题。

《全球财经观察》：公司治理文化有什么要求吗？

施振荣：只要本着“诚信、透明、公平、负责”8个字，业务外包没什么不对。

《全球财经观察》：这8个字好象并不容易做到啊。

施振荣：这有一个示范过程。企业上层给员工、下属示范，让大家感到尊重公司治理文化对自己有利，这样，企业不好时，人家才会全力帮助你。

《全球财经观察》：有没有在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范例？

施振荣：日本就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他们的公司治理做得比较成熟，不过又有些太过僵硬。

《全球财经观察》：对大陆企业而言，公司治理到底有多重要？

施振荣：公司治理文化是未来大陆发展的一个基础。

原来，大陆企业的机制没有改成股份制，法律很死，建立公司治理架构不容易。今后，应该改变，做到企业界名利双收，让企业家为自己的利益而重视企业的长期利益、重视公司治理。

《全球财经观察》：大陆起用了不少海归派人士在企业战略、管理和国际化方面担任重要角色，您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施振荣：海归在了解西方语言上肯定有帮助，在了解文化上也有一些帮助，但对企业国际化则不一定。一个海归，要在国内经过5年乣以上的时间，才能了解当地市场。

品牌是合作的基础

《全球财经观察》：您现在所在的智融，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给企业提供智力方面的咨询和帮助，在选择给企业担任顾问时，有什么特别的吗？比如会不会偏重IT企业？

施振荣：不会。

《全球财经观察》：您为什么选择给TCL担任顾问，这是不是意味着TCL今后和宏基会进行业务上的合作？

施振荣：担任顾问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只是一个项目。顾问给出意见，最后听不听还是企业自己作决定。至于两家企业合作，宏基也有可能和大陆企业合作，但一个前提是必须用宏基的品牌，而TCL也要做自己的品牌。

施振荣简历：

1944年12月18日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鹿港。

1971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获电子工程研究所硕士。随即进入环宇电子公司服务，开发出台湾第一台桌上型电算器；次年进入荣泰电子公司，又先后领导开发出台湾第一台手上型电子计算机与世界第一支电子笔表。

1976年，施振荣基于推广微处理机技术的理想，携手其他四位伙伴创立宏基。经过长期的努力，使宏基成长为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公司，同时也发展出众多的新事业。亦使得台湾在全球科技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初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他为“全球最杰出的25位企业管理者”。

底，施振荣辞去宏基集团董事长职务，领导从宏基中分拆出来的中华智融集团，并担任董事长及首席顾问。（崔忠亚）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6

近日，淄博高新区组织了由科技局、招商局和部分企业组成的科技代表团，参加了鲁台经贸洽谈会并举办了“台湾科技周”活动，共举办各类活动6次，接触台湾各界人士40余名，达成合作意向和协议11项。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增进了对台了解、加深了双方的友谊，促进了技术交流，推进了一批项目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台期间，代表团充分利用鲁台经贸洽谈会的有利时机，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推介会等，对高新区良好的地理优势、科技创新政策优势、产业发展优势、服务管理优势等进行了推介。赴台企业重点围绕各自的技术和产品优势，为推进项目合作进程与台商进行了深入洽谈，先后参观考察了台北内湖科学园区、新竹科技园区和新竹生活科技馆，拜访了大仁科技大学、台湾核心智识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冠品华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生产力中心等，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洽谈。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受到台方的热情接待，双方都认真细致地介绍了各自的基本情况和合作优势，体现出了真诚合作的愿望。期间，与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就在中医药研究、生物技术等建立"互助、互利、互赢"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洽谈；与台湾核心智识股份有限公司就在电子信息、新能源、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搭建高新区与台方的科技交流合作平台进行了洽谈；与台湾冠品华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投资建设“太阳能发电、绿色能源基地”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与其就组团参加今年9月“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暨国际科技成果招商洽谈会"洽谈有关合作项目达成共识。莱茵科技与台湾生产力中心就在台湾合作建立一所具有国际水平的“两岸工业技术服务中心”， 对“机电一体化和柔性控制实训系统"在台湾地区进行推广进行了深入交流；凱达格兰食品与太平洋建设集团就在高新区建设有机绿色无土栽培都市化观光农业基地”达成了合作意向，近期台方将前来商谈进一步合作事宜；中惠仪器与台中市商业总会就”石油产品分析仪器"开发推广建立合作关系达成意向；思科电子技术与瀚邦科技股份就“USB应用技术开发”达成了合作意向。在台期间，还组织企业参加了鲁台战略性新型产业合作洽谈会，与台各界人士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交流，介绍企业产品优势，解答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了解。通过此次活动，扩大了淄博高新区在台的影响，进一步疏通了与台进行交流合作的渠道，为今后增进对台科技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淄博高新区网站）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7

1.1 应对全球高新技术发展挑战的需要

为了应对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竞竞争,世界各地都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放在战略核心地位。海峡两岸的深圳和台湾也都制定了各自的高新技术发展战略,加快了高新技术发展的步伐,但两地的技术独创性能力都较为欠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主要来自引进、模仿和改良发达国家研发成果,而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技术和经济的领先地位和垄断,对关键核心技术实行政策性保护,严格限制对外输出。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海峡两岸的深圳与台湾,要顺应高新技术全球化的潮流,结合两地的优势,取长补短,加强高新技术合作,提高双方的科技竞争力,共同抵御发达国家的挑战,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有所作为。

1.2 应对金融危机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需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台湾和深圳实体经济要取得新的突破,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等严峻挑战。但是,金融危机的蔓延不会改变创新要素的跨国、跨区域流动和整合的趋势。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筹划其研发、投资、贸易、生产、服务、融资、人才等经济活动,垂直分工一枝独秀的传统格局将被打破,水平分工的地位逐渐确立。如果抓住“两岸三通”的有利时机,尽快促成深台科技产业合作,从近期看,有利于两地携手共同抵御冲击,摆脱经济困境;从长远看,将为两岸经贸合作发展做出制度性的示范,有利于互利互助、共创双赢。

1.3 实施深圳“一区四市”国家战略的需要

深圳“一区四市”[1]战略是国务院明确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是中央赋予深圳在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核心地位,并逐步向外围辐射和渗透,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伟大使命。深圳位于珠江口东岸,是珠三角地区主要的高科技产业带、创新要素聚集地,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台商分布主要最密集区域。台湾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际行销网络,市场运作国际化。深台科技产业合作后,一方面,珠三角可以在“广州-深圳-香港”创新主轴[1]基础上得以延伸“高雄-台中-台北”进入台湾,并充分利用台湾“双黄金航圈”及“双营运中心”的城市地位大大拓展国际市场,并建立起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机制;另一方面,台湾可以充分通过创新主轴,利用深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枢纽地位,以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资源能源优势为经济腹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提高台湾亚太地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提升城市的区域综合实力。

2 深台科技产业合作现状与存在问题

2.1 科技产业合作现状

多年来,台资企业是深台科技产业合作的主要载体,目前深台两地在科技产业上的合作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1)科技产业合作的区域分布。

据统计,台商在广东投资主要集中于毗邻香港的深圳、东莞、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即“大深圳经济圈”。随着深莞惠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深圳经济圈”不仅是台商投资的集中地,创新主轴、“深港创新圈”分布地,也是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台商出入境的重要口岸,珠三角对台贸易桥头堡的独特区位优势,使深台贸易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将对深台之间的经贸发展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2)科技产业合作的产业结构。

深圳的台资企业投资涉及制造业、农业、观光旅游业、娱乐业、商业、餐饮业以及咨询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其中90%以上为制造业。其中,计算机及周边设备产品、家用电器、精细化工产品、精密模具、医疗设备、钟表、自行车、塑胶产品是深圳台资企业的主导产品。

(3)科技产业合作的模式。

目前,深台科技产业合作的模式主要包括:台商设立公司(如富士康在深圳投资企业多达20家以上,注册资金为5,700万美元,实际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合作共建园区、建立产品供需链模式(如两地平板显示产业链),市场联盟(如深圳家具协会、台湾工业同业公会、香港国际家私装饰业协会和上海家具村家具商联手打造的两岸四地“家具战略联盟”),产学研合作(如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与台湾工研院就技术转移展开合作)等主要交流合作模式。

(4)科技产业合作的效益。

台资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良好,九成企业盈利。目前,在深台资企业已投产开发的企业中,有90%以上盈利,部分台资企业已成为深圳市纳税大户。多数台商在深圳投资取得丰厚汇报后,纷纷拓宽投资领域、扩大生产规模或兴办新的企业。台湾高技术产业在深投资不仅带来有形的资金、技术、设备,还带来了无形的观念、管理经验,对当地的经济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就业、产业结构改善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2.2 科技产业合作存在问题

(1)缺乏稳定的载体。

深台科技交流载体缺乏稳定性,目前多以台商协会组织的交流为主。由于协会参与主体都是台资企业,基本停留在表层合作阶段,很难挖掘出更有价值的内容,同时也很难与本土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诸如科技园区、年度产业论坛、技术合作创新和联合研发中心等载体在其中发挥的效果还不明显。而上述几类载体才是形成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的重要方面。

(2)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近年来,台商向祖国大陆申请专利件数逐年增加,两岸交往中知识产权纠纷也随之增多,两地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磨擦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06年,富士康旗下的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告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以被告侵犯其商业机密为由,索赔500万元。

(3)产业从台湾单向转移。

目前深台科技合作主要是产业从台湾单向转移。从内容上看,科技资源使用率不高,台商主要看中深圳及周边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吸引台商创新型企业的优势不明显;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形式上看,两地形成垂直分工体系,除为数不多的台资企业研发中心设在大陆外,核心技术多是在台湾研究开发,然后直接转移到广东进行生产。技术创新与改造过程仅与台湾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而不与本地同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中介发生横向联系。

(4)投资环境发展落后,台商投资吸引力下降。

近年来,台商投资更加注重投资环境和利润回报,而深圳的投资环境发展相对落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对于关内来说,集聚大多数台商的宝安、龙岗两区的市政建设、环境条件差,子女教育、医疗、文化娱乐、警力配备等配套服务难以满足台籍人员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台商投资、增资的积极性。第二,因拥有特区立法权而导致政策的多变性和随意性,增加了台商经营的风险。第三,深圳对台湾的宣传不够。深圳的知名度主要局限于在深台商、官方或一些调查机构,台湾普通人对深圳独特的创业文化、高新产业(如平板显示)以及美丽的城市环境知之不多。

3 推进深台科技产业合作的战略构想

3.1 战略定位

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动巩固和提升深圳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地位为目标,按照“一区四市”总体战略要求,坚持面向世界、辐射全国,以科技产业为桥,紧紧围绕关系深圳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科技领域、关系深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以及关系环珠三角现代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将台湾“北-中-南”经济圈创新资源与“深-港-穗”创新主轴体系建设有机结合,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两岸三地联动发展的世界科技文化创新中心、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加速器、两岸共同市场的南中国战略枢纽、引领泛珠江三角洲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驿站,见图1。

3.2 总体思路

为了促进科技资源的流动和有效融合,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深台科技合作宜遵循以区域创新驿站为载体、以点轴开发模式逐步推进合作,以机制作保障、搭建和优化两岸三地科技合作创新服务体系平台,构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前沿基地,构建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体系,推进现代产业体系等作为合作主线的总体思路,

3.3 重点领域

3.3.1 科技成果产业化领域。

深台可以在科技成果应用化、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孵化器运营模式创新交流、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展开互利双赢合作:两地构建开放互享专利技术检索、转让平台,提供孵化器企业互动交流,深圳作为台湾孵化毕业企业和高成长科技企业的加速器,努力争取台湾工研院第五个全球“驻外据点”(台湾工研院目前在美国硅谷、柏林、莫斯科、东京分别设有四个“驻外据点”,充分利用当地科技资源,汇集整理当地的实时技术发展信息,提供给岛内机构与厂商,以便快速掌握国际技术动态。)落地。

3.3.2 支柱与战略产业领域。

一方面,通过深圳台商20多年的发展基础,在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共生关系,双方应基于产业垂直分工的链际合作,包括互为产业链的上下游节点、共同打造整条供应链优势,以及整合两地相关资源、联合在全球谋取“外包大单”;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和发展与两地关于下一代互联网(NGI)、下一代网(NGN)、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等可能引领未来的科技及其新兴产业领域[2]的合作。

3.3.3 先进制造业领域。

充分利用台湾信息科技和石化产业发达优势,拓展先进制造业的前沿领域,大力发展以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为主的装备制造、汽车、航天航空产业,加快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为主转变。

3.3.4 传统优势与特色产业领域。

积极推进台湾高新技术产业与深圳传统产业的融合渗透,重点改造提升机械、服装、钟表、家具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和自行车、玩具为主的传统特色产业。

3.4 区域演进

深台产业合作的地理空间演进可以采取“层次递进”的渐进发展模式,见表1。

第一层次:以深圳为核心包含香港、广州的创新主轴与以台北为核心的北部电子科技产业群聚区的合作,这是深台合作的区域创新驿站或者说是深台产业合作的第一空间,定位于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发源地和创新成果交易中心。

第二层次:带动以深圳为区域性创新驿站的一级辐射区域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东莞、惠州、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与以台北为区域性创新驿站的中部高科技产业新聚落的合作,这是深台产业合作的第二空间,定位于创新科技转移扩散基地。

第三层次:带动二级辐射区粤北(韶关、河源、梅州、清远、肇庆、云浮)、粤东(汕头、潮州、揭阳)、粤西地区(湛江、茂名、阳江)与台中、台南地区的合作,是深台产业合作的第三空间,定位于科技创新服务基地,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4 对策建议

4.1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合作路线图,力争工研院“第五据点”布局深圳

根据深台科技合作的战略定位、推进思路和重点领域,在深圳、台北两地政府领导支持下,由两岸三地科技合作创新平台着手制定具体的科技合作路线图,编制具体的科技合作项目计划安排、资金配置办法等细则。并尽量争取将深台科技合作规划与专项规划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以促使台湾工研院全球第五个“驻外据点”的布局深圳等重点项目为抓手,尽快启动实施。

4.2 借鉴深港创新圈模式深化两地科技合作体制

深化两地科技交流关系的基础与关键在于两地间正式合作性制度的建立。深港创新圈的实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自深港创新圈启动以来,深港两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在制度、机制、资金、民间合作等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在CEPA和粤港合作大框架下,建立了深港创新及科技合作(深港创新圈)督导会议工作机制。因此,可参照CEPA模式,在不违背WTO的原则基础上,制订双方科技产业开放与合作、监管等全面的制度框架。在实际操作方面,建议首先通过民间组织协商,将协商结果上报两地政府各自确认,而后再逐步推进的模式或者由深台两地政府展开商谈。

4.3 构筑两岸三地科技合作创新平台

在两岸政治“春暖花开”的背景下,建议采取“民间主导、政府默许”的模式,充分实施市场规则,组建联合监管委员会,具有民间、非官方色彩,领导成员也以非官方人士为主,为目前深台科技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同时发挥深港与港台的平台作用,构筑两岸三地科技合作创新平台。香港是国际性枢纽,世界前五大经济体有四个环绕在台湾的四周,深圳应利用香港、台湾绝佳的地理优势和国际枢纽地位,一方面,合作研发,共同争取科技产业的国际发言权;另一方面,携手进入国际市场。

4.4 推行两地试点合作区,保障两地科技合作的成功实施

借鉴选择前海、河套地区作为成粤港合作重点区域的经验[3],视两地产业发展需要及地方政府意愿,选定适当城市/区域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共享科技信息,整合科技产业应用开发等。首先,可选择深圳-台北作为两地合作对口城市;其次,在对口城市间选择最优先合作的局部区域,如两地政府可以从光明新区科技园和内湖科技园区和南港软件园入手,就技术协作、技术研发、技术转移和企业孵化、企业加速等领域作为合作的突破口,开展分工协作,为两区产业技术分工创造公平的政策环境。合作中先启动城市间的非政府组织间科技合作,再逐步进行区域性辐射,逐步使两地科技产业合作进入机制化的新阶段,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建立以深圳和台北为两极、以创新主轴为先发区域的深台高新技术产业带,构建引领全国的“两岸自主创新示范带或示范特区”,发挥科技创新在聚合两地优势力量中的先导作用。

4.5 利用创新主轴创新资源,提升地位优势

为加强与台湾合作的地位优势,深圳需要充分利用创新主轴上的深港创新圈、大深圳创新圈、大广州创新圈等创新资源。广州具备雄厚的基础研究优势、香港是国际性枢纽优势、深圳享有应用科技创新优势以及创新主轴上的珠三角城市群,整合这些资源可使深圳与台湾同时开展双向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合作。因此,深圳在与台湾的科技产业合作同时,更应加强深港的合作,这既符合新形势下深圳、台湾科技及产业发展的利益格局,对于“深港创新圈”及“一区四市”更是重要的战略呼应,具有重大的政治性、现实性和前瞻性意义。

摘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视野,深入剖析两地科技产业合作的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两地在新形势下科技产业合作的战略定位、推进思路、重点领域、区域演进等战略构想,最后提出未来两地促进交流、加强合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两岸三通,科技产业合作,战略构想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C).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8

台湾1978年召开所谓第一次“全国科技会议”,由李国鼎亲自起草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于1979年5月公布实施。其中一项规定是建立“科技顾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会议。

自1984年起,为应对当时以微电子学和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先后设立超大型积体电路暨电脑技术评估小组(1987年改称电子资讯技术研究评估小组)和电信技术研究评估小组,由科技顾问主持这两项年度会议;直到1992年,这两个评估小组会议整合为行政主管部门电子、资讯与电信策略会议,继续每年召开一次,会上海内外专家顾问提出的种种建议主张,对台湾电子信息与电信科技发展贡献良多。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也因为此项策略会议的成功,自1997年起,科技顾问组开始每年举办行政主管部门生物技术产业策略会议。到2002年,与行政主管部门电子、资讯与电信策略会议一同合并为行政主管部门产业科技策略会议,扩大成各科技相关产业的检讨与策进会议(但在2004年的会议中决定,分开讨论生技议题,次年起创立行政主管部门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于2005年开始召开年度会议,主要任务为台湾生技产业发展方向作整体的评估与建议,并引导岛内产业联盟展开布局)。

例如2002年的产业科技策略会议议题包括产业科技化的发展策略、台湾农业生技产业竞争力与发展策略;2003年为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产业的策略、发展策略性服务产业策略与支援环境、军事科技工业深植民间的产业发展策略;2004年为移动生活产业科技发展策略、台湾安全产业的发展策略与推动措施、建设台湾成为亚太生技产业的重镇;2005年为便利新科技(软性电子产品应用与产业发展策略、RFID应用与产业发展策略、纳米科技生活化应用策略)、智慧好生活(智慧型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与应用策略、智慧化车辆产业发展策略、智慧化居住空间发展策略);2006年为智慧型车辆产业的检视与前瞻、软性电子产业的检视与前瞻、智慧化居住空间发展之检视与前瞻、ICT平台事业的检视与前瞻;2007年为节约能源科技、可再生能源科技(太阳光电科技、生质能科技、风力发电科技)、前瞻能源科技(二氧化碳减量科技、海洋能科技、燃料电池与氢能科技)。

此外,自1990年起,科技顾问组还陆续过召开材料会议、产业自动化会议、能源科技与创新研讨会等,均对相关科技产生实质助益。这些会议(包括产业策略会议)所做的结论均另外提至科技顾问会议中报告。

1998年4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为推动科技有关事宜的执行,又决定设立行政主管部门科技会报制度,每3个月召开一次,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主持,邀请岛内科技顾问出席。当年聘请的岛内科技顾问除出席每年一次的科技顾问会议外,还出席行政主管部门科技会报加上每月一次的科技顾问座谈。

确定八大重点科技发展领域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经济全面振兴的时代。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建设与发展,台湾已基本建立了自主的工业体系。1980年岛内GDP达到413.6亿美元,人均收入为2344美元,分别比1970年增加了6.3倍和5倍,三次产业结构从15.5:36.8:47.7转变为7.9:45.8:46.3。但由于70年代末发生第二次能源危机,国际油价再度大幅上涨,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也使台湾经济备受冲击,1979—1981年台湾工业年均增长率下降到5.5%,农业连续两年负增长。

此时,台湾长期经济成长动能随着岛内外经济形势而转变,在国际保护主义压力及岛内劳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需要新兴产业来取代传统工业的成长动能。为应对这一新的形势,台湾经济建设主管部门在1979年制定的“经济建设十年计划(1980—1989年)”中提出发展策略性工业的构想,即将工业发展的重点调整为向能源密集度低、加工层次多、附加价值大,并有外销潜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出口竞争力。

台当局在1981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经济会议”中决定,产业政策重点目标是以科技升级为前导,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升级,不再强调发展概括性的重化工业,而是积极发展机械、资讯、电机及车辆等“策略性工业”,推进经济的国际化、自由化,增强工业基础力量,发展对外贸易,要求外贸每年平均增长12.5%以上。农村推行农业科技升级计划,开展第二次农地改革,发展农业机械,培育8万农业大军,推进农业现代化。

1982年2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科技会议”,目的是根据岛内外形势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修订此前制订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案”。由于当时国际石油危机正愈演愈烈,急需制订台湾科技发展工作的具体导引方针。

会后,根据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孙运璇的指示,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修订该方案,以使岛内科技发展工作再创契机。

时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张明哲与行政主管部门“政务委员”李国鼎联席召集4次研订“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修正会议与10余次“部会”一级主管人员协调研讨会,汇总原科技方案的成效检讨及“第二次全国科技会议”的结论,以及孙运璇对科技发展的9项指示等,配合各相关部会的意见,历时6个多月,于同年8月经行政主管部门1795次院会通过核定颁布,其最重要的修订内容包括:(1)提高逐年当局和民间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使全台科技研发经费占岛内GDP总值的比例从0.6%提升到1%;(2)确定八大重点发展科技领域,除上次会议确定的能源、材料、资讯、自动化外,新增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4项;(3)实施“加强培育和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设立新竹清华大学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新竹交通大学电子资讯研究中心、成功大学航空太空研究所等,吸引高科技人才;(4)对取得优良成绩的教师和科技人才,每月奖金增加2万元新台币;博士生奖学金每人每月1.5万元,硕士生奖学金每人每月1万元;(5)增加公立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制。

此外,还力求人事、会计、审计制度与科技发展密切配合;强调对基础科学研究之重视;加强民众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与支持以及明确各自的分工: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发展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主管,工业、军事、交通,农业、医疗卫生等科技发展由各主管“部会”负责,军事科技研究计划由安保主管部门研订军事科技方案并负责执行。

以团队合作方式进行大型整合研究

1981年8月,徐贤修转任台湾工研院董事长,由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张明哲继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任期1981年8月—1984年6月)。

1982年4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再次修改组织条例,主要是将原有的自然科学及数学、工程及应用科学、生物及医农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科学教育、国际科技合作等6个组及研考室等改为自然科学发展处、工程技术发展处、生物科学发展处、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处、科学教育发展处、国际合作处、综合业务处、企划考核处、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编制员额132人,可根据需要聘用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顾问,并可设立各种委员会及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

张明哲从事化工研究出身,又有在企业和高校工作的实际经验,以前曾担任科技主管部门工程及应用科学组首任组长(任期1969年10月—1970年12月),后出任科技主管部门第二负责人,对推动岛内大型工程技术研究颇感兴趣。他在任内大力推动多项综合性大型高新技术研究计划,强调科技主管部门的主要任务为培育科技人才,提高岛内科技水平,以应对未来5至10年间科技环境变迁下台湾工业的需要。他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积极推动科技研究:一是跨学科领域的整合型研究计划,二是重点研究计划,三是一般研究计划。前者由岛内大学内设立的工程中心负责推动,后两者则由科技主管部门工程技术发展处负责推动。

开展跨学科领域整合型研究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由于岛内科技资源有限,希望集中现有相关研究机构的人力、财力、设备等,针对基本科学研究、任务导向研究与特有问题研究等,通过大学校际、系际、跨学科的结合,以团队合作方式进行大型整合研究,采取多项学科间高度协调与合作,发挥更大的研究成效,并培养研究方面的领导人才与科技管理人才。

以硅材料研究为例。张明哲鉴于当时岛内电子工业正在起步阶段,硅材料十分热门,企业界对如何掌握硅材料十分关心,而军方也对硅材料有兴趣,硅基高分子材料系非石油系列材料最有潜力的高分子材料,且当时岛内缺少微量分析的能力,因此经过与相关部门、学校与工业界的研讨协调,终于在1981年规划完成由企业界、学术界、研究机构与科技主管部门等各部门间,化学、化工、电子、材料等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硅材料(硅烷)大型研究计划,参与研究的机构有清大、台大、逢甲等三所大学、中山科学研究院、工研院及大同、中美硅晶、万邦等四家企业,执行五年23项研究计划,共发表86篇论文,培育出40位硕士生,获得1项微量分析方面的专利,同时获得宝贵的团队合作经验。

此后,张明哲又陆续推动了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其他一些大型跨学科领域的整合型研究计划。如1982年8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开始实施“大型防灾研究计划”。由于台湾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台风、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动辄造成巨额损失。鉴于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请岛内外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共同策划,针对基础学科研究、资料搜集分析整理以及未来实际应用等三方面同时兼筹并顾,推动校际、系际间的跨学科合作,采取团队研究方式,针对台湾地区自然灾害防治开展有系统、有计划、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与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机构做全面的整合研究,提出具体防灾救灾措施改进建议,大大发挥了整合研究的功效。

该计划涵盖地球科学、大气、气象、土木建筑、水利、防洪、防震、坡地防灾工程及社会科学等各领域的学者专家参与,共计投入14,300余万元新台币,资助研究计划298项,参与机构包括中研院、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中央”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中兴大学、中正理工学院、海洋学院、屏东农专、气象局、水利局、空军气象联队、工研院、山地农牧局等,平均每年有百余位学者专家参与研究,对气象的预测、建筑物的工程安全规范、水土保持及防灾体系的建立等提出了许多实用性的建议,并培育了60余位研究生。

该项研究建议,台当局应成立一个高层级的长期防救灾体系,协调统合全台湾资源,包括相关学术研究机构、行政机关及民间团体一起投入防救灾工作。如果在灾害发生前早做准备,灾害发生后迅速及时修补,方能使灾害损失减少到最小。这项工作牵涉层面广,需要长期关注方见成效。此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一直积极设法努力,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在2003年7月成立了“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重点应用技术领域的学科规划

在推动重点应用技术研究方面,1981年12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请岛内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化工、高分子、微电子及系统软件等学科进行规划工作,经过3个月的小组讨论及资料搜集整理,各小组分别提出报告,建议未来10年台湾化工技术领域以分离技术、化工程序自动化、生物技术、电化学合成方法、催化剂与反应工程、公害防治等为主要研究方向;高分子科技领域以复合材料研制与应用、高分子薄膜研制与应用、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研制与应用、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研制与应用、高分子加工技术与应用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微电子领域以超大型集成电路制程技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及组件发展技术为重点研究方向,在清大、成大、交大分别推动大型研究计划;系统软件(后改称资讯工程)领域重点为集合岛内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人力,发展全套系统软件,原订目标为工研院电子所研发的EM 1134小型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1982年5月因电子所决定不生产EM1134,遂改为研发Intel 80286电脑多用户多工作即时操作系统,并决定以此作为“MITOS重点计划”,包括操作系统,C、FORTRAN、PASCAL、COBOL、BASIC等语言编译程序,连接程序、编辑程序,汇编语言程序,公用程序,数据库管理系统及网络软件等多项研究。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1982年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工程技术发展处内成立化工、高分子、系统软件、微电子及机械业学科人才培育小组,并邀请台大吕维明、陈刘旺教授,交大钟干癸、吴庆源教授和新竹清华大学林世昌教授分别担任小组召集人,从事研究重点计划推动与协调工作。

1982年,台湾催化剂研究已进入发展时期,由于海外留学生相继回到台湾,以及岛内培养的人才逐渐进入研究行列,岛内参与催化剂研究工作的人数已达200余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的相关研究机构增至20余个,其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包括新竹清华大学化工研究所与化学研究所、台湾大学化工所与化学所、成功大学化工所与化学所、“中央”大学化工所、中研院化学所、中油公司炼制研究中心、工研院化工所及中技社触媒研究中心等。

环境工程规划小组根据未来10年台湾环境工程与技术需求预测,建议研究重点为:水质安全、污泥处理、厌气技术、空气质量、固体废弃物操作、其他环境科技等。

机械工程方面由于过去岛内大学机械工程系所教授的专长以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机械制造等为主,向科技主管部门申请的专题计划也以上述范围为多,且参与态度并不积极。1984年,台

湾科技主管部门成立机械工程规划小组,仍由新竹清华大学林世昌教授担任召集人,建议机械学领域应以提高精密加工技术为主,包括机械制造、机床、引擎、节能及计算机外设装置等5个重点为研究方向。

金属材料领域由于早期岛内科研人员不多,主要集中于台大、清大、成大,1983年曾邀请相关教授讨论台湾未来金属材料研究方向,当时暂定为矿冶、铁系材料、铝合金、磁性材料等4项,但各校申请专题研究的情况并不热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研究项目系由新竹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万其明教授所主持的铁—铝—锰不锈钢计划,奠立了日后台湾该领域整合研究的前期基础。

19 84年12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举行台日工业设计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项事宜,其中就人因工程学在岛内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彼此交换意见,获得各界热烈回应,因而促成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此后推动人因工程学的研究。由于岛内这方面科技人员有限,故集中于“人体计测计划”和“计算机产品及其外围装置的人机系统设计”两项研究主题。

此外,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土木、金属材料、造船,工业工程与管理、食品、能源方面虽然未进行有系统的规划,但每年均提供经费资助各学术机构进行研究。

生产自动化推行计划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为贯彻“科学技术发展方案”所确定的现阶段重点发展科技领域,1981年特意牵头成立一个“跨部会”的行政主管部门生产自动化指导小组,制定了“生产自动化推行计划”,由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推动。1982年7月,台经济主管部门邀集安保主管部门、经济建设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及科技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参与,组成生产自动化执行小组,共同推动此项计划。具体推动方式分为三个层面实施,包括:人才培育及基础研究,全力培训自动化所需的人才;引进技术、应用研究、技术转移及示范工厂,以工研院为主;辅导工业界采用自动化生产技术,改造设备并辅导业界生产自动化机械设备。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为有效执行生产自动化的各项工作,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请美国普渡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刘中鸿到台湾负责规划,主要目标为:快速转移自动化软体产品技术及大量训练人才,推广系统工程方法,发展自动化软件工业以利外销。其采取的步骤为:引进并吸收国外基础软件程序,举办与引进软件有关的密集课程,推动大学研究及教学计划,加强国际研究合作等。至于自动化技术基础研究,则分为: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其应用、生产系统、机床技术等三部分,希望以团队方式集合各校教授专家,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然而由于各校的研究计划未见充分发挥,故至1985年,80%的经费均用于支持信息自动化研究计划,仅20%真正与机械自动化研究有关。

生物技术大型研究计划

这也是由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在1982年2月开始牵头组织实施的一项“跨部会”大型研发计划,由科技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中研院等共同参与。经济主管部门仿照台湾工研院模式,在1984年投资(包括吸引部分民间资本)成立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简称“生技中心”),专门负责生物技术应用开发和生产制造各种产品。

同年4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提出“发展台湾生物技术及生物工业方案”,依据当时岛内现有的科研力量及未来需求,拟定了七大亟待开发的项目,包括:遗传工程技术,即利用遗传工程试制B型肝炎疫苗、免疫球蛋白及肝炎试剂,以及基因重组技术的引进与应用;融合瘤技术的引进与其应用;组织培养及其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引进;酶工业技术的升级及其应用;发酵工业技术的升级及其产品开发;生物化学工程的开拓;血液科技的推动。

该计划从19 83年开始实施,其中有关遗传工程的生物技术已在岛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有有一些研究成果获得相关专利,以遗传工程制造第二代肝炎疫苗的研究成果也由生技中心进行扩大生产试验。

肝炎防治研究也是当时台当局极力推动的八大重点科技之一,由科技主管部门与卫生主管部门共同主办,科技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推动上游的学术研究,并于1983年开始执行。

事实上在1981年前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即已全力推行对岛内肝炎研究的专题补助,但因属于自由研究,各项研究计划显得零散而缺乏组合联系。为弥补此项缺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自1983年起通盘考虑,统筹规划有关该项研究的各项课题,进而产生“肝炎防治研究大型计划”,包括肝炎的免疫遗传学研究、肝炎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肝炎病理学研究、肝炎流行病学研究及B型肝炎疫苗的临床试种及追踪等五大项。

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集合学术界致力于基础和临床研究外,台湾卫生主管部门也大力推动“全面预防注射计划”,再配合以中游的生技中心研究发展B型肝炎疫苗,和下游的民营保生、永进、普生等生技企业开发制造疫苗及检验试剂,上中下游携手并进。台湾科技主管部门5年中共支持专题计划128项,使用经费高达12,272万元新台币,已使全面预防工作获得相当成效,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

在医药领域,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国人常见疾病之分子层次探讨”研究,于1985年4月开始执行,内容包括性激素对肝癌细胞基因表现之调节作用,胰岛素对肝癌细胞基因表现的调节作用,凸眼性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病人H1A-D区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地中海型贫血症的分子生物学产前诊断,子宫颈癌组织中人类乳头瘤病毒DNA的研究,颊病的分子基因研究,EB病毒DNA与人类鼻咽癌检体细胞DNA关连研究等。通过该计划获得的大量证据显示,若干重要疾病如癌症与糖尿病等与遗传因子有关,因而衍生出另一大型研究计划——遗传疾病的分子层次探讨。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配合台当局推动中医药科学化,于1986年起召集岛内中医药学者专家多次讨论,至1987年8月完成中药研究大型合作计划的规划,分成B型肝炎、高血压及中风、中枢神经疾病、癌症及免疫等四小组进行研究。该项研究从1987年开始执行,参与的研究主持人共67位,包括台北医学院、台大医学院及农学院、中研院、成大医学院、静宜文理学院、嘉南药专、阳明医学院、高雄医学院、“国防”医学院、中国医药研究所、中国医药学院、新竹清华大学、空军总医院、荣民总医院等机构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中医药及化学专家,是一项规模相当大的研究计划。至1988年及1989年已陆续有重要成果发表出来。

在农业生物领域,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农业生物分子遗传研究大型计划,自1987年8月开始执行,主要内容包括稻贮存蛋白的分子遗传研究,植物蔗糖与淀粉代谢酵素基因的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烟草属的体细胞遗传学研究,鱼类的内分泌生理研究,鱼病研究,猪的基因转置研究,哺乳动物胚胎研究,猪及家禽病毒基因研究,利用植物遗传工程建立植物病毒防治系统,昆虫核多角体病毒为载体的系统研究,植物细菌法寄主表现载体的开发研究等。该计划的研究成果为台湾农业生产的改善开创一条新的途径。

此外,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组织开展了农业园艺作物遗传与生理研究大型计划,于1988年4月开始执行,内容包括香蕉后熟生理及细胞遗传研究,木瓜核型分析、原生质体培养、种间杂交与轮点毒素病抗病基因转移研究,芒果后熟生理与繁殖研究、台湾原生兰花的核型分析、分类及生态研究,蝴蝶兰原生质体分离、融合与培养研究,高温及水分逆境对菜豆及梨树开花结实的影响,以及土壤病原菌的生物防治研究等。该计划取得的成果可协助解决农业生产上的若干瓶颈问题。

鉴于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于1986年6月完成了环境保护大型计划中的生态资源与公害基础医学研究规划,于1987年8月开始执行,内容包括淡水河口沼泽生态研究,淡水河污染物的毒物学研究,废五金污染研究,空气污染研究,农药污染研究及其他研究项目,共35个子计划,发动许多岛内学者专家共同投入,协助解决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各种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生物防治方法来降低岛内农药使用量,从而达到环保与民生并重的“昆虫费洛蒙大型研究计划”。由于费洛蒙(又称性激素)是一种地方性资源,惟有岛内自己开发制造才可能达到普遍应用的目的。费洛蒙具有活性高、需用量少、合成容易、费用便宜、不需复杂设备与空间即可从事合成、轻便并具有种的专一性,日夜、全年均可使用,无环境污染问题,不产生抗性等优点,但其开发与合成需要高度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若不以团队分工方式进行跨系合作研究,很难有效而快速发展。鉴于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特别聚集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力及财力,于1984年10月共同推动跨学科的“昆虫性费洛蒙大型计划”,结合生物、植病,化学、化工等领域人员共同开展研究。

张明哲(1914—1999年)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9

所谓“数字文创产业”, 就台湾定义而言, 包括电子 (电脑) 游戏、电脑动画、数字学习、数字影音、移动应用服务、网络服务、内容软件、数字出版和数字典藏等八大领域, 广义上还包括了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娱乐等衍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 实际上是以创意为核心, 涵盖了艺术、科技、传媒、商业、娱乐等多种行业, 具有当今知识经济的全部特征。

由于台湾电子信息硬件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而数字文创产业可以与电子信息产业的许多领域紧密结合, 创造更高的价值和产值。如果能利用已有的生产和发展经验, 实现数字内容与电子信息产业有效的互补整合, 将有助于提高台湾相关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和产业升级。

如今, 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娱乐与媒体领域第三大市场, 增长速度惊人。其中, 大陆及台湾分别为亚洲游戏第一及第四大市场。近两年, 大陆电子书相关厂商积极与台湾软、硬件业者进行合作, 如2009年8月, 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台北电脑公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互动数字内容设计大赛”;台湾宏碁电脑集团与北大方正在PCB和电子书等领域进行策略合作;汉王电子书于2010年9月在台湾销售, 并将在台北设立公司;元太科技与方正番薯网合作推广电子书平台, 元太也与凤凰出版联手合作推动教科书、参考书数字化, 并推出适合教育市场使用的电子书平台以及电子学习器, 开发教育市场商机。

两岸在电脑游戏及动画影视方面的合作更是数不胜数。尽管日本、韩国的电脑游戏及动画影视质量较高, 但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 更了解大陆的历史文化背景, 而且不必进行语言和文字翻译, 加上授权费比日韩产品便宜, 相对更容易进入大陆市场。

与大陆电脑游戏及动画影视制作团队相比, 台湾动漫业发展比较早, 拥有较丰富的营运管理经验以及与研发、企划、美术、市场等方面的人才, 也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动漫画作家, 如蔡志忠、几米、敖游祥、陈志华等, 在大陆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台湾动漫在大陆的年轻人中拥有着大批的爱好者。另外, 台湾因为参与国外合作较多, 使得动漫产品能跳脱大陆传统画风, 美术风格更国际化, 在企划上同样也比大陆同类产品更有创意。

2010年9月, 由台湾资策会与大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两岸数字内容产业合作及交流会议”会上, 两岸业界与会业者达成6项共识:双方同意台湾资策会参与中国电子阅读产业发展联盟的运作, 双方提供其在数字出版及电子书应用方面的规划及应用经验;双方同意推荐台湾数字出版及电子书领域优秀厂商与大陆业者进行商务及技术合作与交流;双方针对数字出版及电子书领域, 拟推动成立第一个数字内容工作组, 以进一步推进两岸电子书产业合作及交流, 并定期举办论坛活动, 塑造前瞻应用导向的品牌论坛;为积极促进两岸电子书标准整合, 双方应持续就以下内容进行沟通及讨论:内容格式、阅读器规格、跨平台衔接、与软硬件支援测试等;双方同意在数字内容产业相关的谘询服务领域开展合作, 将努力为两岸数字内容产业界提供资讯与谘询服务, 协助业者开拓两岸市场, 寻找合作伙伴;双方拟通过合作研发数字内容相关产品, 以及跨行业投资等形式, 结合双方优势, 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会议闭幕时, 大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晓兰与台湾资策会副执行长龚文仁签订《海峡两岸数字内容产业合作及交流会议纪要》, 大陆电子阅读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刘保华与台湾电子阅读产业推动联盟秘书长杜全昌签署《两岸电子书合作协议》, 上海中标软件公司总监李震宁与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公会知识长姚瑞芳签订《两岸数码内容验证合作意向书》, 湖南省动漫游戏协会会长贺梦凡与台湾动漫创作协会理事长邓有立签订《两岸动画制作及培训合作协议书》。

两岸相关业者还现场签订了5份采购协议, 如中国电信、福建富士通与台湾极致行动、青禾动画公司等进行移动动画及游戏内容授权采购;拓维信息与青禾共同投资电视动画影集及短片制作等;促成6项两岸大型合制专案, 如广东奥飞与台湾西基、大宇公司进行游戏动画共同制作专案, 湖南宏梦与台湾中华动漫公司合作进行260集电视动画影集专案, 湖南蓝猫与新资讯合作108集电视动画影集专案等。

活动期间, 还举办40场次两岸商机媒合会, 其中促成大陆湖南蓝猫动漫、少林实业、宏梦卡通传播、松雷国际集团、拓维信息系统、汉王科技等企业, 与台湾首映创意、屏讯科技、中华动漫、顽石创意、无敌科技、联合线上、新资讯、青禾动画、远东动画等公司进行一对一商洽, 同时签署15份合作意向书和协议, 签约双方均约定将至双方公司互访, 进一步落实双方数字内容服务与产品的合作, 以整合双方优势, 共同开创商机。

借助“DEM0 China”比赛直接去闯大陆市场

中国大陆以及全球已经因为Goog1e引发的开放式平台革命, 萌生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网络应用生态圈, 台湾年轻人在岛内资源和市场都偏小、偏弱的现况下, 是否还有机会切入这一商机?

直接去闯大陆市场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其实早在数年前, 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为提升岛内网络产业产值, 便制定了“新世代网络创新服务发展计划”, 委托台湾资策会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对100多家岛内著名创新网络服务业者展开系统性培育辅导, 从技术验证到服务验证, 包括服务设计、服务测试、服务推广, 再到商业验证, 包括跨产业领域媒合、跨市场发展以及与岛内大型电信业者进行跨平台的合作, 针对在不同阶段提供新创服务发展所需关键发展资源, 所培育的部分网站也逐渐在岛内网络业打开知名度, 如“地图日记”、“爱评网”以及“爱合购”等网站。它们在台湾站稳脚步后, 希望能以台湾作为研发基地, 将服务对象扩散到整个大中华市场。

近年来, 台湾信息产业发展的特点之一是逐渐从信息制造业向信息服务业转型, 向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信息产业下游发展, 并逐渐向其他传统产业应用领域渗透, 形成新的产业类型, 如信息与商业结合而形成的电子商务产业、信息与医疗结合而形成的医疗照护产业、信息与文化传媒结合而形成的数字内容产业、信息与运输结合而形成的现代物流产业、信息与汽车制造结合而形成的车载资通讯和智慧电动车产业等。与以往只重视信息制造业相比, 这些新的服务性产业能够在全球信息产品价值链中创造更高的附加值。

台湾信息服务业发展时间不长, 起点低, 水平在国际上并不很高, 也缺少世界级的知名厂商, 多为中小企业, 经验也不足, 市场有限;总体来说与大陆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但在金融、公司管理、自动化等方面经验丰富, 能够在局部某个专业领域 (例如车载GPS地图软件) 做到领先或精致, 又因为与大陆处于同一文化圈, 语言相通, 便于交流。大陆信息软件产业人才虽多, 但产业经验不足。两岸合作后, 可将台湾的产业经验导入大陆信息服务业界, 协助其发展, 达到优势互补。

由于台湾信息服务企业普遍规模偏小, 力量分散, 因此经常以协会、同业公会或产业联盟的形式对外开展合作, 而台当局出资成立的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 (简称“资策会”) 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组织协调作用。资策会从2010年起, 每年均带领一群遴选过的台湾优秀创新团队赴大陆, 参加大陆最具代表性的创新网络服务大会“DEM0China创新中国”大赛, 以此全面进军大陆市场。

“S市集”通过中国移动行销大陆

“活动票券活动通”连续获得创业比赛大奖

例如2010年6月, “DEM0 China”在大陆10个主要城市进行创新服务征选, 经过初赛、复赛至苏州举办的总决赛, 历时3个月, 最后从上千个服务项目中征选出50家创新服务业者进入总决赛。由台湾资策会辅导培育的台湾宇轩数字公司与时间轴科技公司两支团队参加了这次大会。宇轩数字早在初创时期即有两位上海同行作为团队合伙人, 并针对大陆市场进行布局, 包括在上海设立公司据点, 作为进军华文市场的第一步。在比赛中, 宇轩数字以ifans架App服务的完整商业模式与大陆市场发展策略, 一举拿下大会颁发的“DEM0 Star创新之星”奖项。时间轴科技公司也因通过用户阅读行为串起电子书社群平台, 受到现场不少大陆媒体与创投业的高度青睐, 提升了台湾网站在华文市场的能见度, 也展现了台湾网络服务在华文市场的竞争力。

鉴于大中华市场是国际网络服务必争之地, 而台湾具有华文的竞争优势, 台湾资策会除了协助将岛内新创网络服务在大陆发表外, 还协助岛内成熟网站, 包括爱情公寓、网劲科技、湛天科技Pubu书城、杀价王、Vpon有的放矢行动行销、Fitto飞图科技、盈科泛利以及Fashion Guide等业者以台湾岛内作为创意发展引擎和技术基地, 待一定成长规模后, 将社群网络服务扩散到大陆市场。因此, 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与台湾资策会首度建构两岸网络服务培育平台机制, 办理两岸网络创业论坛与交流会, 通过交流活动, 增加台湾网络服务团队获得两岸投资、两岸合作以及进入华文市场本地化服务建置的可行性及成功机会, 让台湾优势的创意、技术与经营经验能够在大陆扩散, 为岛内网络产业创造丰富产值。

活动票券平台活动通开发兼容两岸网络环境与需求的移动应用

2011年, 31岁的罗子文创立的盈科泛利公司所开发的“活动票券平台活动通”, 一连得了岛内外4个重要的创业比赛大奖, 包括台湾的“Ideas Show与金网奖”、大陆的“Demo China创新中国”与美国移动芯片商高通每年在大陆主办的“无线创业特别奖”。

随后, 在2012年初, 高通与大陆创投公司创业邦及投资过苹果的DCM重量级创投, 一起注资约上亿元新台币。不久前, 又与美国苹果公司和北京某知名互联网企业洽谈进一步合作。像这样获得美、中、台三地青睐的台湾科技业新秀, 罗子文是近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位。

“活动通”的最大优势, 简单来说就是可把纸本票券转化成简单、迅速又不失安全的移动云端认证技术, 让两岸都会通勤族, 只要上地铁时用手机刷活动看板条码, 下了地铁票就订好, 解决了票印坏等纠纷, 也不需要搭配NFC (近距离无线通讯) , 完全抓住全球近年热门的移动购物商机。

除了抓住新商机, 罗子文的创业策略也极度少见, 就是第一时间瞄准中国市场, 把格局做大。

早在高中时代, 罗子文就开始自学程序接项目赚钱, 在台湾科技大学资管系就读时, 和同学谢耀辉谈好, 未来要在30岁前一起开家公司, 且不是空想, 而是有计划地做准备。

罗子文说:“创业需要一点社会历练, 上班是必要的, 我们称这段时间叫捡武器, 而且, 每个人要捡的武器不一样, 我去了台湾的一家外商咨询公司, 学外商做管理那一套, 我的同学则上了深圳富士康新干班, 赚薪水之余顺便了解大陆市场。”

结果, 他们不但捡到武器, 还找到合作伙伴。另一位创始成员谢耀辉认识了富士康内部两个负责设计公司内部数字管理系统的大陆员工。富士康深圳厂区其实是个60万人的国度, 主管无暇用人力管理所有人, 很多事都要借助内部网络系统, 由于人太多, 和管理大型网站的经验非常像。“这些大陆伙伴教会我非常多事情, 像是中国有很多人买了i Phone, 只能搭2G, 就像高铁车用台铁速度跑。所以, 我们开发手机应用时, 就考虑到恶劣的网络环境下也能使用。”

2009年, 罗子文发现3G上网在台湾风行, 感觉创业时机已到, 就离职实现计划。他和谢耀辉花了一年多时间, 在台湾清华大学育成中心办公室默默打造出“活动通”。随后, 他们和台湾黑客年会合作, 以此作为指定的年会票券平台, 让最厉害的黑客测试到无法侵入, 才往外推广。这些建立产品品质的努力, 让他们在赴大陆参加“DEMO China”创新比赛时, 在上百个当地参赛者中显得突出。因为大陆的软件业创业风潮也才兴起, 团队基本功普遍不够扎实, 内行评审一看就知道优劣。

同时, 罗子文一开始就锁定大陆市场, 2011年初, 盈科泛利公司在北京设立工作室。罗子文比较两岸人才水准, 认为台湾的软件团队到大陆竞争最大的优势, 主要还是素质好, 基本功好, 值得信赖;台湾的开发者很多都是从接专案、服务小客户做起, 精致度较好, 像是需要资讯安全考验的产品, 特别能获得当地人认可。

他坦言, 台湾年轻人真正缺的是热情。目前他的台湾团队也有近10个人, 只是岛内年轻人才大多宁愿去挤硬件大厂商的工作, 和这些人面试时, 他们只会一味地要求, 质疑新公司的保障, 没有看到机会。罗子文发现, 大陆开发者的优势是格局大, 有自信, 但是有时求表现胜于基本功。

身为“DEM0 China”比赛评审, 并且负责高通中国区创投业务的高通全球业务拓展副总裁沈劲是挖掘盈科泛利的贵人。他指出, 谈到投资, 大而全、小而美这两个方向都会引起他的兴趣。但是, 一些很小的新创公司, 资源小、名声小, 说要做大生意, 会令人质疑执行力, 远不如小而美, 瞄准对的方向做好。这就是盈科泛利胜出的关键。

通过中国移动台湾S市集行销大陆

都说网络机会无边界, 年轻人不用全球到处跑, 可借网上名声或业界伙伴帮忙, 就能取得全球市场的注意, 但是产品必须具备跨地域和跨文化的视野。

台湾著名电信运营商远传电信集团旗下的移动应用商店S市集, 自2010年开始就和大陆电信业者中国移动合作, 带着在S市集成功的台湾开发团队, 去中国移动旗下的“移动市集”上架做行销。

远传电信发言人高治苹认为:由于中国移动是大陆最大的电信企业, 用户有6.5亿人, 市集非常有势力, 包括韩国、欧美大游戏公司都是苦等着排队。也因此, 中国移动审核开发商品时会依据市场潜力与产品素质, 被他们认定为A级的商品, 才会最快上架。

至于, 台湾团队如何能在远传电信协助下, 被中国移动看中?高治华指出:在台湾市场第一名, 绝不代表在大陆就能成功。像是做查询台北美食的手机应用, 在台湾可以受到一群通勤族喜爱, 却走不出台湾, 除非这个团队的功能独特, 可以立刻另外开发成大陆各省美食, 并且受到欢迎。

其实台湾的游戏制作水准高, 一些手机游戏类软件商品, 因为没有文化与语言的隔阂, 比较容易受到大陆电信业者青睐。像是在台湾下载长期居前五名的乐风创意公司热门手机游戏《邦妮的早午餐》, 目前已在中国移动市集上架, 并成为热门下载商品。

盈科泛利和S市集都是不超过10个人的小公司, 但靠着电信伙伴合作, 还是可以踏进大陆市场。台湾最早开发Android应用的业界先驱卢育圣, 2012年与台湾IC设计厂商凌阳科技高层, 一起创立天使创投公司台微创, 正到处挖掘台湾Android平台应用开发的新秀。他认为:中国大陆市场虽大, 但购买力相对低, 加上收费机制复杂, 目前仍是打名声胜于获利的年代, 反而是日、德、美、韩等地的Android市集颇有获利潜力, 值得台湾开发者注意。

卢育圣建议, 这些应用技术基础不难, 许多岛内大学生, 只要在校上课时基本功好, 就能做。就他个人开发Android应用的经验来看, 上架全球的Android市集就是丢到全世界市场, 网友都会给意见, 本身就是最好的行销与改进工具。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10

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以集成电路产业和光电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群落,这些产业为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该地区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技术、科技人才和产业发展经验。目前广东省正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根据广东省省情科学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这些新兴产业培育为未来五年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全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的,对于广东省经济建设全局意义重大。

1 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回顾

1.1 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历史沿革

上个世纪80年代,为实现传统产业转型以及提高产业附加值,台湾地区开始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迄今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

(1)产业萌芽期。

从1973年到1983年,台湾当局发现以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重工业为代表的高耗能产业不适合在台湾地区长期发展,必须以更少的资源消耗为目标,转入发展低能耗型高科技产业。当时台湾当局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台科技会议”,确定以“技术层次高、附加价值大、耗用能源少”为目标寻找技术突破口,最终选定了以能源、材料、信息、自动化、生物、光电、食品和疾病防治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准备积极推进高科技产业。1980年后,台湾当局根据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潜力大、污染程度低、技术密集度高等指标,决定同时发展机械工业和电子信息业,至此共敲定十项高科技产业作为未来发展方向。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事件是台湾地区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开设“新竹科学园”以支撑本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2)产业发展期。

从1984年到1995年,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在这一时期,“代工模式”让台湾地区的电信制造业直接跳过设计和研发阶段,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和设备被引入。这一模式使得电脑制造业和电子元器件产业迅速成为台湾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初具规模的计算机零件和整机组装业迅速提高了新产业的技术水平。

1991年台湾当局出台一项与提高民生和产业水平紧密相关的“六年计划”,这项计划提出要“提高国民所得、厚植产业潜力、均衡区域发展、提升生活品质”,预计投资8.23万亿元新台币激活民间投资,增加台湾地区的需求,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由此进入一轮高速增长时期。

(3)产业转型期。

1996年至今,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进入转型调整期,前期典型的代工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一些与其相关的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半导体产业和彩色显示产业演变为台湾地区最核心的两大高科技产业。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开始进入有选择性的转型发展阶段。

在此同时,台湾当局对新产业规划并没有停止。2000年台湾当局开始推行“两兆双星核心优势产业计划”,决定在继续推进半导体和彩色影像显示两项产业的同时,重点促成“数位内容产业”(digital content,包括计算机动漫产业、游戏软件产业和网络服务等内容)和“生物科技产业”成为未来的明星产业;2003年台湾当局又出台了“纳米科技计划”。至此,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转入一个新的发展期,朝着优势明显和技术前瞻的方向迈出一大步。

1.2 台湾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济效益

自从80年代发展高科技产业以来,台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逐年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明显,高科技产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1986年台湾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整个地区工业比重的24%,1996年已经提升到37.7%,而且依靠高科技产业,台湾地区在1999年大地震之年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5.67%,排名全球第六[2]。

以台湾地区龙头产业的IC业为例,1990年该产业产值为20亿元新台币,1995年达到720亿元新台币,2000年则猛增到5 273亿元新台币,占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的5%;IC业中的设计业居全球第二,制造业居全球第四,代工制造和封装居全球第一。在2000年台湾当局推行“两兆双星”计划后,2004年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总产值为1.14万亿元新台币,而根据“台湾工研院”IEKITIS计划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台湾地区的IC产业产值达新台币1.768万亿元,较2009年大幅增长41.5%。

2 台湾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先进经验

我国台湾地区在近30年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许多先进经验均值得国内其他各省市地区借鉴。

2.1 制定周密的科技规划和产业规划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

从80年代至今,台湾当局制定了多项“科技发展计划”和“高科技产业政策”推动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3],其部分相关“产业规划”如表1所示。

从以上的“规划”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呈“关键技术+科技园区+产业化方案”的发展路径,在这些产业布局规划指导下,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有了更明朗的发展方向。

2.2 以低碳、低能耗为目标发展高科技产业

1973年,第一次全球性能源危机爆发;隔年,世界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当时台湾地区也受到波及,台湾当局决定开始以低碳和低能耗为目标布局高科技产业。而在1980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出现时,台湾当局的“经设会”提出经济建设要以技术密集度高、附加值高、能源密度低、污染低为原则,符合这些原则的产业将可以享受低息融资、研发投资抵扣税等优惠政策的奖励。此后,半导体工业、信息产业等低碳产业成为台湾地区的主流产业[4],低碳发展成为台湾地区产业界的共识。

2.3 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集聚作用

在1980年设立“新竹工业园区”后,台湾当局相继又建成了“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南港软件园区”、“中部科学工业园区”和“高雄软件科技园区”等多个高新技术科技园区。依靠这些科技园区,台湾当局先是吸收了大量的地区外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管理人才,又依托这些工业园区出台刺激本地区高科技产业的税收、创新创业等政策,还通过当局的园区管理部门与企业的联结关系实现产业健康发展,产业集群的集聚作用显著放大了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效益。

以“新竹工业园”为例,其GDP占整个台湾地区的10%,整个台湾地区的IC设计基本来自该园区。依靠“新竹工业园”,我国台湾地区成为全世界第四大半导体工业制造者,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2.4 利用研究机构支持高科技产业成果转化

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腾飞与其科技咨询决策机构、研发机构和情报服务等研究机构所提供的科技决策关系重大。以“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例,它的任务是接受台湾当局相关管理部门委托开展研究开发,辅导相关企业进行研发,针对关键的技术和产品给出客观评估报告等,通过开发新的核心技术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将优秀技术推广到民间,实现高端技术的快速孵化。

2.5 注重储备大量创新型高端人才

为发展台湾地区高端产业,台湾当局从80年代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储备了数十万科技人才,这些人才在重返台湾地区后为本地区输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在高新园区工作的人员将硅谷等地的新技术、新观念、新精神移植到本地区,直接充当起台湾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力军。

当时台湾地区的“青辅会”制定了“辅导青年创业办法”,为海外归来的创业人员提供许多政策优惠,对回台湾地区的学生增加工资和津贴,在台湾当局公立大学任职的海归人员除了享有一般员工的薪酬外还有其他研究补助及津贴。“工业技术研究院”每年还从大学吸收新人,在集中培训后将人力资源和产业技术一同转入民间。

3 广东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与挑战

从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看,广东省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台湾地区当时有众多相似之处。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但是广东省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广东省委在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成广东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认清当前广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作意义重大。

3.1 广东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优势

首先,广东省在科技投入增长的带动下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科技产出成效明显,高技术产业发展步伐持续加快。据统计,2010年广东省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34万人年,是“十一五”期初的2.8倍;全省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约800亿元,是“十一五”期初的3.2倍。

其次,全省自主创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学研合作成果突出。2010年广东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3家,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19家,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49家,已建立省级工程研究中心484家。广东在国内首创“三部两院一省”的产学研模式,“累计已有312所高校、332个科研机构的1万多名专家教授在广东开展了产学研合作,新增产值8 000多亿元,新增利税1 200多亿元,为企业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7.4万人。

同时,在高技术产出方面,2010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2.09万亿元,出口交货值1.38万亿元,分别是“十一五”期初的2.0倍和2.3倍,年均增速分别为15.2%和17.8%,总量规模保持全国第一[5]。

在此基础上,广东省科技和财政等管理部门就如何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具体支持措施,除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由省财政集中投入220亿元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外,还将通过完善财政支持方案、大力发展创投基金以及优先保障土地供给等方式,多部门、多形式地形成合力,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活力。

与台湾地区刚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时相比,广东省的政策环境、产业基础和研究实力要相对有利得多,再加上目前国内促内需所形成的巨大市场和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使广东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优势较为明显。

3.2 广东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挑战

在看到以上基础的同时,也要注意广东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以及可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挑战的因素。

首先是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广东省在各个领域所掌握的自主创新技术总量还相对较少,核心关键技术自给率不高,缺乏一些能够使产业在关键点出现突破的技术和设备研发能力,将有可能导致产业下游应用面临较大的升级压力,产业附加值难以提升。

同时,虽然广东省在IT领域拥有例如华为、中兴等国际知名创新型企业,但是在其他产业领域仍缺乏能起辐射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很多产业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示范效应和集群效应。

另外,广东省创新资源环境仍然有待提高。创新人才的缺乏、标准的缺失,以及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建设与各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将有可能成为制约新兴产业高速发展以及技术成果快速孵化的较大障碍。

在这些方面,广东更要吸取台湾地区当时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验,尽可能缩小与国内其他省份甚至是发达国家的距离,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

4 发展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建议

广东省选择率先突破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照明(LED)三大产业,同时将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五大新兴产业作为潜力新兴产业加以培育,力争五年内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超过2.5万亿元。为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是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对各个领域的新兴产业进行科学布局。以下给出若干建议:

(1)注重各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的布局。

新兴产业的长足发展与该产业的核心技术掌握情况关系最为密切,只有攻克关键技术分支才能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因此在产业发展之初应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工作的支持力度,通过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创新研发以及科技奖励等方式确保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早日出现实质性突破,把好影响产业发展的主要脉络。

(2)注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布局。

发展新兴产业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产业的完全抛弃,相反,对于一些地方的优势产业更应该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对其进行转型升级,按照新产业的新要求、新特征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使得传统产业附加值提升,并且成为新兴产业的能量补充,为发展新兴产业起到支撑作用。

(3)注重市场化机制的布局。

新兴产业必然伴随新的市场机制的出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入灵活的市场机制将会为其迅速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例如加大对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上更多资金以市场化的形式投入到科研中,形成政府引导和民间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兴产业的前端研发起到合力促进的作用。

(4)注重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布局。

产业链上某项技术或产品的优劣程度会对链上其他节点的技术或产品产生影响,某项技术瓶颈势必成为制约该产业链水平提升的短板,上中下游各环节的产品质量也同理,因此要通过建立产业链上各参与者良性竞争的机制,以同步研发的形式提升整个产业链水平,再对产业集群合理布局,发挥其集聚效益以带动相关产业的迅速腾飞。

(5)注重创新型高端人才的布局。

人才是产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条件,高端人才更是产业关键技术突破的核心因素,能否在发展新兴产业初期储备大量高端人才是新兴产业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东省要继续推行“重金引才”和“以才引才”的政策,为高效引进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人才树立标杆。

5 结语

本文从我国台湾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模式入手,对台湾地区近30年来的科技政策、产业集群以及研发力量等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介绍,结合当前广东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情况,归纳总结出若干条对广东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以期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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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钟荣丙.在绿色经济浪潮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J].科技成果管理与研究,2010(10):31

[11]施蕴函,朱斌,方金城.海峡两岸高科技产业深度对接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5):67-71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11

作为中国台湾地区科技产业的代表，面板产业和内存芯片产业各自有本难念的经，也各自在摸索对策。

2010年12月28日,有台湾地区科技业诺贝尔奖之称的“潘文渊奖”第四度颁奖，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成为本届得主之一。

领奖后，施振荣谈起对于台湾地区科技业“联日抗韩”的看法，称这是“上上策”。他指出，无论是联合日本，还是联合美国，台湾地区科技产业终究要想出自己的办法，走出自己的路。施振荣认为，台湾地区跟韩国的企业性质大相径庭，韩国企业大多属于“一间公司倒闭，国家就完蛋了”的垄断型企业，台湾地区却有很多中小企业支撑，因此台湾地区市场虽然小，若能放眼华人市场，将是赢家。

台湾地区科技业对于“联日抗韩”并不陌生，七八年前，面板业者就提出了这一观点。时任华映董事长林镇弘认为，液晶电视领域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从全球竞争中胜出的关键是品牌营销和技术，而拥有这两方面优势的只有日本厂商。台湾地区厂商在这两方面很难与日本厂商竞争，所以需要与之合作。

从2001年起，原奇美公司与日本富士通公司开始扩大在面板制造生产方面的合作。2002年，瀚宇彩晶获得日立的技术授权许可，生产LCD面板。2003年年初，友达光电又与富士通及富士通显示技术公司签署有关液晶显示器领域的商业及投资协议备忘录，涉及友达光电将取得部分富士通显示技术公司股权，及未来在研发、技术、产能、业务方面合作。

时过境迁，“联日抗韩”在眼下具有更强烈的迫切性。

面板要抗韩

近年来，韩国和台湾地区厂商的液晶面板出货量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厂商，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俨然变成了“二虎相斗”。

其中，韩系厂商表现甚为惊人，韩国市场调研公司Displaybank的数据显示，2010年10月，以三星、LG Display为代表的韩系面板厂商，在全球液晶面板市场的份额提升至53.9％，再创新高。

2011年，三星和LG Display还将继续扩大产能，降低成本，并积极推动销售，以强化市场主导权。据韩国相关业者预测，三星LCD事业部和LG Display 2011年营收将分别达到35兆韩元及26.8兆韩元。

在内地投资建厂一事上，韩系厂商也是捷足先登，更成为首批赢家。去年年底，内地高世代液晶面板线“5选2”最终审批结果正式揭晓，苏州三星7.5代线、广州LG Display 8代线两个项目获批，成都富士康、南京中电熊猫夏普和合肥京东方三个项目暂未获批。

对于自己的出局，台系面板业者认为是台湾地区当局的政策阻碍其“登陆”步伐。在业者强烈呼吁下，台湾地区当局正逐渐改变技术封锁的做法，继2010年春天开放面板业赴内地投资建厂后，眼下正在评估开放面板业在内地参股的政策。

韩台两系面板业的竞争不只是发生在市场上。2010年12月9日，欧盟公平竞争委员会裁定，由于在2001年至2006年间实施价格操纵，处以新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瀚宇彩晶以及LG Display合计6.49亿欧元罚款。其中，新奇美被罚款3亿欧元，友达、中华映管和瀚宇彩晶分别被罚1.168亿欧元、900万欧元和810万欧元。这给台湾液晶产业界造成严重打击。

对于欧盟的判罚结果，台系面板业者积极抗辩，提出判罚太过严厉。新奇美所属鸿海集团的掌门人郭台铭表示，领导当时价格操纵行为的是三星和LG Display，台湾地区的几家厂商只不过是同他们合作，但最终却受罚最重，欧盟处罚有失公平。

眼见对手凶猛，台系面板业者被迫抓紧战略布局。2010年12月末，有日本媒体报道称，鸿海计划以1000亿日元收购日立显示器过半股权。台湾地区有业内观点指出，新奇美早在2010年7月即与日立签署液晶面板广视角技术IPS合作协定，若鸿海此次成功收购日立显示器股权，新奇美可望成为全球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第一大厂，从而使得鸿海在各规格面板领域的实力均不容小觑。这不但有助于保障富士康对代工客户的供货，还可以起到“联日抗韩”的效果。

有数据显示，2010年11月，台湾地区大尺寸面板销售量为6140万片，环比增长9％，并一举刷新单月销量最高纪录。以往，台湾地区面板业销售高峰往往出现在每年的9月或10月，这是第一次在11月出现。当地产业分析人士认为，促成这一结果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假期促销后，下游企业更有信心回补库存；二是平板电脑等新型产品的出现刺激了需求增长。

友达执行副总彭双浪近期表示，市场将因为产品尺寸变大、3D电视、平板电脑等新需求增多而愈加活跃，2011年面板产业的整体形势将会比2010年更好。

DRAM产业面临崩盘危机

与面板产业相似，台湾地区的DRAM产业也面临与韩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三星的市占率已突破40%。不同的是，台湾地区的DRAM产业却正整体陷入低迷。每颗1GB DDR3芯片报价从2010年年初的3美元跌到年底的0.8美元，跌幅高达70%。这使得台湾地区的整个产业面临崩盘危机。

上一次DRAM产业崩盘，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厂商都靠着辛苦支撑过关；这次，台湾地区业者由于技术差距、财务结构等原因，面临的状况更加严峻。

据台湾媒体称，力晶因无力偿还积欠瑞晶的大约20亿元新台币，后者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决定暂停给力晶交货。资金压力下，力晶和另一家DRAM厂茂德均转向银行寻求援助，申请延长还贷时间。

在此背景下，曾经的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DRAM产业“4合1”的大整合话题又被提起。日本媒体报道称，尔必达社长坂本幸雄将于今年年初访台，洽谈在台湾地区成立控股公司，将力晶、茂德和瑞晶三家台企与尔必达大整合的细节。据称，坂本幸雄希望最快在第一季底之前将新公司架构谈成。分析人为，若整合能够成功，新公司的市占率将逼近韩国海力士，有望挤下后者成为全球第二大DRAM厂。但台湾地区相关业者均表示没有听闻此事。

瑞晶是力晶与尔必达的合资公司，初期两家公司各持股50%，目前尔必达持股69%。市场上之前出现过必达可能收购力晶与茂德的传言。

尔必达对整合台湾厂商抱有极大热情。坂本幸雄在去年秋季时曾表示，尽管谈判尚未开始，但尔必达希望获得力晶、茂德以及华邦20%至30%的股份，而且对与南亚科技和华亚科技等台企联合也持开放态度。“台湾厂商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我们也很难生存。我们没有规模优势。”他如此说。

市场研究机构iSuppli的数据显示，借助瑞晶，尔必达2009年的市场份额达到了约17%，但这仅为三星的一半。

台湾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篇12

(一) 教材是课程的载体。高职公共英语教材是高职教学内容的载体, 是高职课程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正如束定芳 (2008) 所指出的, 教材是教学大纲得以有效贯彻的保证[1]。教材的选用直接体现了教师的教学意图, 因此, 对学校教材选用情况的研究, 就是对学校课程和教学的研究。

(二) 赴台学生的学习体验。在大陆和台湾各方面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 笔者所在学校与台湾东南科技大学、台湾育达科技大学之间的交流生也日益增多。通过学校初步选拔, 并经过学生家长同意, 学生可以申请进入台湾的两所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取得的学习成绩和学分, 会得到对方学校的认可。教学过程中发现, 在经过台湾两所学校学习和生活之后, 赴台学生在公共英语课堂上出现了很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尤其是在学习的态度和礼貌程度方面。在对多期赴台学生进行调研和访谈后, 发现赴台学生的积极变化, 与他们所学的通识课程以及公共基础课程密切相关;部分学生提到在两所学校的公共英语课程很有特色, 所使用的教材非常新颖, 而且注重人文关怀。赴台学生的学习体验, 直接反映了两所台湾大学的教学成果。本文试图从公共英语基础课程所采用的教材, 来解读赴台学生出现的积极变化。因此, 教材成了了解台湾东南科技大学和台湾育达科技大学公共英语基础课程教学状况的一个有效窗口。

(三) 台湾英语课程教学的借鉴意义。由于台湾对外开放程度高于大陆, 英语教学时间也比大陆早很多年, 因此台湾地区大学英语课程和教学经验, 在很多方面对大陆学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对两岸三地六所本科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进行比较后, 李梦遥 (2011) 指出, 港台大学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对于内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理念和学习环境两个方面[2]。黄玮 (2011) 则选择了两所大学作为研究对象 (台湾彰化建国科技大学以及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 重点进行了非英语专业的对比和研究[3]。经过对公共英语教学模式进行研究后指出, 台湾高校公共英语课程教学, 更加注重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更加灵活多样。由于研究对象都是职技类学校, 所以其对高职院校的借鉴意义更大。而作为课程的一个部分, 两岸职技院校公共英语课程所使用教材的研究, 无疑也具有较多的借鉴意义。

二、台湾公共英语课程教材现状分析

为了解关于台湾公共英语课程教材研究和分析现状, 在中国知网上以“台湾”和“英语教材”为主题词, 对2000~2015年间的论文进行查询, 发现只有9篇相关论文资料。小学教材的对比研究有4篇, 初中教材研究1篇, 高中教材研究2篇, 在职培训教材研究1篇, 对台湾人物的访谈1篇。除此之外, 并没有大陆高职院校和台湾地区职技院校的英语教材方面的比较研究。因此, 以台湾两所技术大学英语教材为研究对象, 可以弥补两岸职技院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研究的空白。

三、两所大学公共英语课程设置

教材的使用与课程的设置有关, 在大陆的高职院校, 一般都会为不同专业的学生设置公共英语课程, 开设课程课时数长短不一;有些大陆高职院校还尝试融入与职业相关的英语内容。而台湾公共英语课程的设置与大陆不尽相同, 每所学校都有不同的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 因此所选用的教材也不一样。在台湾东南科技大学, 公共英语基础课程为《英语》, 课程分为《英语I》和《英语II》, 分两个学期执行;教学对象为四技班大一学生, 教材选用和考核方式因教师而异。而在台湾育达科技大学, 公共英语基础课程为《基础英语》和《实用英语》, 分别在四技班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开设课程, 共四个学期;其教材选用和考核方式都是统一的。

四、台湾职技院校公共英语课程的基础教材使用现状

台湾东南科技大学公共英语课程考核方式由课程任课教师制定, 其教学材料也因教师而异。本文通过委托调研, 直接邮寄等方式, 获得了其《英语》课程有关的教材信息;并根据潘慧斌 (2011) 所提供的网站信息, 对获得的信息进行进一步的查询与核实[4]。经过简单统计, 发现在台湾东南科技大学使用的公共英语教材共有十几种。在这些教材中, 除了教师自编教材, 辅导学生参加CSEPT考试的试卷, 以及空中美语教材之外, 正规出版的教材种类多达10种, 如表1。

相对而言, 台湾育达科技大学公共英语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比较简明, 只有两种, 分别对应《基础英文》和《实用英语》两门课程;教材名称为《大学英语》第一册和第二册, 分别为大一年级和大二年级使用。该教材为育达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教师自编教材, 并经Live ABC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通过对两所学校使用教材的对比和分析, 发现台湾东南科技大学使用的教材更加灵活多样, 并且在部分班级融入了类似内地教材中职业知识等相关内容。比如New English for Life and Work和Workplace English (Beginner) 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职业特色。而八种教材与大陆教材比较类似。台湾育达科技大学所使用的教材, 基本与大陆现阶段使用的教材比较接近, 涉及到生活中的人文话题比较多;并且由于这套教材是教师自编教材, 因此, 也更加生活化, 容易被学生接受。

五、结语

为了更好地改革公共英语课程, 本文以台湾东南科技大学和台湾育达科技大学为例, 对台湾职技院校公共英语课程使用的教材进行了调研。通过调查发现, 这两所大学课程设置不尽相同, 所采用的基础英语教材种类差距巨大, 但教材所涉及的话题和功能都比较类似。值得一提的是, 相对而言, 台湾东南科技大学所使用的教材, 更加关注学生职场知识和能力的提高。

摘要：为了更好地了解台湾职技院校公共英语教学状况, 本文以台湾东南科技大学和台湾育达科技大学为例, 调查了他们公共英语课程基础教材的使用情况, 并对其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关键词：台湾职技院校,公共英语,基础教材

参考文献

[1]束定芳, 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2]李梦遥.两岸三地英语本科阶段课程设置比较[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 7:618~625

[3]黄玮.闽台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模式差异研究[J].福建论坛 (社科教育版) , 2011, 10:129~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