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展的台湾铁路

快速发展的台湾铁路（精选4篇）

快速发展的台湾铁路 篇1

1887年台湾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奏准修建台湾省铁路, 铁路线路以台北为中心, 向东北到基隆港, 向西南到新竹, 并分别于1891年和1893年建成, 总计铁路里程约为106公里。

1887年间, 台湾巡抚刘铭传秉持“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新政方针, 奏准兴建台湾铁路, 便在台北设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 着手修建铁路。由于筑路器材主要购自英、德两国, 工程设计也聘用英国工程师, 所以铁路采用的是英国标准。1887年3月, 从大稻埕到基隆段开始建筑, 几个月以后, 往南的铁路也开始修建, 台湾的第一条铁路终于破土动工。1891年, 长约28.6公里的台北至基隆路段完工通车, 从而成为台湾第一条铁路。台北以南的铁路路段继续进行建筑, 但不久后刘铭传去职, 接替者邵友濂以筹款困难等原因奏请停止施工, 因此, 清领时期的铁路兴筑只修筑到新竹为止。

清领时期的基隆至台北路段, 从基隆开始沿途经过八堵、水返脚 (今汐止) 、南港、锡口 (今松山) 抵达台北。该路段最艰巨的工程是在基隆、八堵间的狮球岭隧道, 这也是台湾第一个火车山洞。为了应对当地多变的地质因素, 整个隧道用砖、石块、自然凿成3种不同的方法凿壁。同时, 因为两端开挖时测量有所误差, 所以, 后来就形成特殊的“洞内洞”地理景观。这段铁路虽称是台湾第一条铁路, 但由于设计路线标准很低, 经常发生火车脱轨的情况, 因此, 在台湾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日本人将之部分改线、部分废弃, 流传至今旧迹大多已改变, 只剩在1985年被指定为三级古迹的狮球岭隧道。

在1887年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时, 一再奏准修建台湾省铁路, 清廷要求丁日昌“审时度势, 妥速筹策”, 并决定每年拨银两200万。但刘铭传实际拿不到40万两, 造成建路经费严重不足。李鸿章原本要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60万两, 也因为利息太高而放弃。由此这条以台北为中心, 向东到基隆港, 向西南到新竹, 总长107公里的纵贯铁路, 就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由于刘铭传因受技术限制, 设计委托外国工程技师, 但为了节省经费与保障权利, 实际建筑施工则全部由中国官兵与工人操作, 而当时在铺设这段铁路的官兵和工人们, 根本就不知道铁路是一种什么概念。

1891年秋天, 台北基隆段全部完工;继而1893年, 又完成了台北至新竹的线路。从基隆始发到新竹共设车站15座, 同时也开办了直达班车, 火车头分别由命名为“腾云”、“御风”、“超尘”、“掣电”号的4台机车牵引。台湾“1号腾云”火车头现被列为“铁道纪念物”, 在台湾铁路百年庆典时为了展览, 台铁对“1号腾云”火车头重新进行了整理修复, 并陈列在台北新公园 (228纪念公园) 博物馆。

直至抗战胜利后, 台湾铁路重新展开了另一段的复原建设工作。1951年为运输矿产及木材, 由台湾人自力完成的第一条铁路内湾线完工;随后为林、煤产运输需要而兴筑的东势线、深澳线铁路也陆续完工。20世纪70年代, 台湾经济全面起飞, 全岛推行“十大建设”, 兴建北回铁路被列为“十大建设”中重要的项目。北回铁路修筑始于1973年, 至1980年2月完工, 沿途筑有大小桥梁共91座、隧道16座, 全长达31.029公里, 其中隧道长达7.74公里, 是当时岛内最长的铁路隧道。南回铁路也在这个时候策划动工, 1980年兴建, 至1991年12月通车, 共修筑大小桥梁158座、隧道34座, 总长38.202公里, 最长的中央隧道长8.07公里, 成为当时全台湾最长的铁路隧道。自1887年台湾铁路奏准兴建, 至1991年台湾环岛铁路系统完成, 耗时1个世纪的台湾环岛铁路的梦想终于实现, 也是台湾交通发展历程的重大成就之一。

目前, 台湾的铁路总长里程巳达到4 500多公里 (其中70%为窄轨铁路) , 从基隆至高雄的铁路纵贯线长400多公里。台铁拥有4条铁路主干线, 西部干线、东部干线、北回铁路以及南回铁路构成了台湾环岛铁路网。西部干线是台湾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干线, 串联起台湾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台北、台中和高雄, 也被称为纵贯线;东部干线, 连接着台湾东部的几个主要城市宜兰、花莲和台东, 是台湾最美丽的一道观光风景线;北回铁路环绕台湾北部, 连接台北和宜兰, 并且经过台湾最北的城市——基隆;南回铁路环绕台湾南部, 连接高雄和台东, 并且经过台湾最南的城市屏东。

为给城市发展提供更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2007年台湾建成了一条现代化高速铁路。台湾高铁是连接台湾的台北市与高雄市之间的高速铁路网, 贯通台湾西海岸, 以台北为起点经板桥、桃园、新竹、台中、嘉义、台南至左营全长345公里。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 最高营运速度为300公里/小时, 列车的开通使往返台北与高雄之间的行程时间缩短为1个半小时。

铁路在台湾的交通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铁路的建设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形式的存在, 还见证了中国铁路历史的变革, 更是融入了厚重的社会人文。

快速发展的台湾铁路 篇2

一、背景

八十年代台湾的地区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 新台币兑全球主要货币快速升值, 劳动力数量上升缓慢, 导致该地区劳动成本上升, 使得台湾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逐渐丧失优势。民间投资积极性和热情一路走低, 台湾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经济形势促使台湾亟须产业结构调整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

二、产业结构调整前后经济比较

(一) 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上涨。

1989~2012年间, 台湾GDP从1, 515.8亿美元上升至4, 742.7亿美元, 增长3.1倍;台湾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7, 558美元上升至20, 386美元, 增长2.7倍;台湾人均收入从7, 134美元上升至17, 738美元, 增长2.5倍。此外, 2012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 (GDP) 为4, 740.9亿美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9%;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9.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69.1%。

(二) 第三产业对经济贡献程度大幅上升。

1989~2012年间, 台湾第一产业增加值从74.1亿美元上升至88.7亿美元, 增长19.7%;第二产业增加值从660.9亿美元上升至1, 373.4亿美元, 增长107.8%;第三产业增加值从780.8亿美元上升至3, 278.8亿美元, 增长319.9%。从产业结构变化看, 台湾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9年的5∶44∶51, 变为2012年的2∶29∶69。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有所下降, 三大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明显。

(三) 制造业长期占据第二产业主体地位。

1989~2012年间, 台湾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增加值从539.4亿美元上升至1, 150.6亿美元, 增长113.3%, 比第二产业高5.5个百分点。2012年台湾制造业增加值1, 150.6亿美元, 占第二产业比重为81.6%, 比1989年上升了2.1个百分点。台湾制造业增长快于第二产业总水平, 并且长期占据第二产业主体地位。

(四) 第三产业中商业增加值大幅上升。

1989~2012年间, 台湾第三产业中商业 (包括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 增加值从221.6亿美元上升至986.5亿美元, 增长345.3%, 比第二产业高25.4个百分点。2012年商业增加值为986.5亿美元, 占第三产业比重为30.1%, 比1989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商业增长快于第三产业总水平, 商业对第三产业作用上升。

三、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措施

(一) 把十大新兴产业列为地区支柱产业。

为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1986年台湾将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并对重要生产企业、工矿企业和新兴产业等强调以中心工厂为核心, 形成上中下游产业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二) 多种手段降低企业税负。

首先, 为了促进产业区域均衡发展, 鼓励企业投资于资源贫瘠或发展迟缓地区, 按投资总额20%内, 抵减当年应纳所得税;当年不足抵减时, 在以后4年内抵减。其次, 对投资于自动化、防治污染的设备或技术, 投资于研究与发展、人才培训及建立国际品牌形象的支出, 在支出金额5%~20%以内, 抵减当年应纳所得税额;当年不足抵减时, 在以后4年内抵减;每一年抵减总额不超过当年应纳税额的50%。

(三) 多项措施扶持中小企业。首先, 制订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规范中小企业发展, 提供业务咨询、协调上中下游厂商合作、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帮助中小企业人才培训以及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辅导等;其次, 发展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和地方民营中小企业银行, 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以及协助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四) 调整对外贸易出口发展规划。

为适应国际经济发展, 台湾调整外贸出口发展规划, 实行“分散市场”的策略, 以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比如, 台湾大力实施“亚太战略”, 1994年出台《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 为台商投资东南亚采取投资保障、资金支持、帮助建设基础设施等措施。

四、启示

(一) 抓住当前战略机遇期, 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过程。

目前, 我国正处工业化转型、城镇化加速、市场化完善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战略新起点上, 台湾经济转型的经验对促进我国沿海省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抓住当前战略机遇期, 顺势而为, 主动出击, 推动经济转型,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台湾经济转型推行以新兴产业为核心的结构改革、优化产业, 进而完成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 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

(二) 合理优化三大产业结构, 重视传统产业与现代服务部门的均衡发展。

提高现代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发展第二产业不能以牺牲第三产业为代价, 工业发展要充分考虑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持以及可持续发展。政府的力量在产业转型升级中不可忽视, 并且应该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 包括在融资、拓展外销市场、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郑胜分.台湾社会企业的发展经验[J].中国非营利评论, 2010.7.

快速发展的台湾铁路 篇3

台湾1978年召开所谓第一次“全国科技会议”,由李国鼎亲自起草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于1979年5月公布实施。其中一项规定是建立“科技顾问”制度,每年召开一次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会议。

自1984年起,为应对当时以微电子学和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先后设立超大型积体电路暨电脑技术评估小组(1987年改称电子资讯技术研究评估小组)和电信技术研究评估小组,由科技顾问主持这两项年度会议;直到1992年,这两个评估小组会议整合为行政主管部门电子、资讯与电信策略会议,继续每年召开一次,会上海内外专家顾问提出的种种建议主张,对台湾电子信息与电信科技发展贡献良多。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也因为此项策略会议的成功,自1997年起,科技顾问组开始每年举办行政主管部门生物技术产业策略会议。到2002年,与行政主管部门电子、资讯与电信策略会议一同合并为行政主管部门产业科技策略会议,扩大成各科技相关产业的检讨与策进会议(但在2004年的会议中决定,分开讨论生技议题,次年起创立行政主管部门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于2005年开始召开年度会议,主要任务为台湾生技产业发展方向作整体的评估与建议,并引导岛内产业联盟展开布局)。

例如2002年的产业科技策略会议议题包括产业科技化的发展策略、台湾农业生技产业竞争力与发展策略;2003年为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产业的策略、发展策略性服务产业策略与支援环境、军事科技工业深植民间的产业发展策略;2004年为移动生活产业科技发展策略、台湾安全产业的发展策略与推动措施、建设台湾成为亚太生技产业的重镇;2005年为便利新科技(软性电子产品应用与产业发展策略、RFID应用与产业发展策略、纳米科技生活化应用策略)、智慧好生活(智慧型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与应用策略、智慧化车辆产业发展策略、智慧化居住空间发展策略);2006年为智慧型车辆产业的检视与前瞻、软性电子产业的检视与前瞻、智慧化居住空间发展之检视与前瞻、ICT平台事业的检视与前瞻;2007年为节约能源科技、可再生能源科技(太阳光电科技、生质能科技、风力发电科技)、前瞻能源科技(二氧化碳减量科技、海洋能科技、燃料电池与氢能科技)。

此外,自1990年起,科技顾问组还陆续过召开材料会议、产业自动化会议、能源科技与创新研讨会等,均对相关科技产生实质助益。这些会议(包括产业策略会议)所做的结论均另外提至科技顾问会议中报告。

1998年4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为推动科技有关事宜的执行,又决定设立行政主管部门科技会报制度,每3个月召开一次,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主持,邀请岛内科技顾问出席。当年聘请的岛内科技顾问除出席每年一次的科技顾问会议外,还出席行政主管部门科技会报加上每月一次的科技顾问座谈。

确定八大重点科技发展领域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经济全面振兴的时代。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建设与发展,台湾已基本建立了自主的工业体系。1980年岛内GDP达到413.6亿美元,人均收入为2344美元,分别比1970年增加了6.3倍和5倍,三次产业结构从15.5:36.8:47.7转变为7.9:45.8:46.3。但由于70年代末发生第二次能源危机,国际油价再度大幅上涨,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也使台湾经济备受冲击,1979—1981年台湾工业年均增长率下降到5.5%,农业连续两年负增长。

此时,台湾长期经济成长动能随着岛内外经济形势而转变,在国际保护主义压力及岛内劳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需要新兴产业来取代传统工业的成长动能。为应对这一新的形势,台湾经济建设主管部门在1979年制定的“经济建设十年计划(1980—1989年)”中提出发展策略性工业的构想,即将工业发展的重点调整为向能源密集度低、加工层次多、附加价值大,并有外销潜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出口竞争力。

台当局在1981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经济会议”中决定,产业政策重点目标是以科技升级为前导,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升级,不再强调发展概括性的重化工业,而是积极发展机械、资讯、电机及车辆等“策略性工业”,推进经济的国际化、自由化,增强工业基础力量,发展对外贸易,要求外贸每年平均增长12.5%以上。农村推行农业科技升级计划,开展第二次农地改革,发展农业机械,培育8万农业大军,推进农业现代化。

1982年2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科技会议”,目的是根据岛内外形势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修订此前制订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案”。由于当时国际石油危机正愈演愈烈,急需制订台湾科技发展工作的具体导引方针。

会后,根据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孙运璇的指示,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修订该方案,以使岛内科技发展工作再创契机。

时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张明哲与行政主管部门“政务委员”李国鼎联席召集4次研订“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修正会议与10余次“部会”一级主管人员协调研讨会,汇总原科技方案的成效检讨及“第二次全国科技会议”的结论,以及孙运璇对科技发展的9项指示等,配合各相关部会的意见,历时6个多月,于同年8月经行政主管部门1795次院会通过核定颁布,其最重要的修订内容包括:(1)提高逐年当局和民间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使全台科技研发经费占岛内GDP总值的比例从0.6%提升到1%;(2)确定八大重点发展科技领域,除上次会议确定的能源、材料、资讯、自动化外,新增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4项;(3)实施“加强培育和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设立新竹清华大学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新竹交通大学电子资讯研究中心、成功大学航空太空研究所等,吸引高科技人才;(4)对取得优良成绩的教师和科技人才,每月奖金增加2万元新台币;博士生奖学金每人每月1.5万元,硕士生奖学金每人每月1万元;(5)增加公立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制。

此外,还力求人事、会计、审计制度与科技发展密切配合;强调对基础科学研究之重视;加强民众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与支持以及明确各自的分工: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发展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主管,工业、军事、交通,农业、医疗卫生等科技发展由各主管“部会”负责,军事科技研究计划由安保主管部门研订军事科技方案并负责执行。

以团队合作方式进行大型整合研究

1981年8月,徐贤修转任台湾工研院董事长,由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张明哲继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任期1981年8月—1984年6月)。

1982年4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再次修改组织条例,主要是将原有的自然科学及数学、工程及应用科学、生物及医农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科学教育、国际科技合作等6个组及研考室等改为自然科学发展处、工程技术发展处、生物科学发展处、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处、科学教育发展处、国际合作处、综合业务处、企划考核处、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编制员额132人,可根据需要聘用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顾问,并可设立各种委员会及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

张明哲从事化工研究出身,又有在企业和高校工作的实际经验,以前曾担任科技主管部门工程及应用科学组首任组长(任期1969年10月—1970年12月),后出任科技主管部门第二负责人,对推动岛内大型工程技术研究颇感兴趣。他在任内大力推动多项综合性大型高新技术研究计划,强调科技主管部门的主要任务为培育科技人才,提高岛内科技水平,以应对未来5至10年间科技环境变迁下台湾工业的需要。他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积极推动科技研究:一是跨学科领域的整合型研究计划,二是重点研究计划,三是一般研究计划。前者由岛内大学内设立的工程中心负责推动,后两者则由科技主管部门工程技术发展处负责推动。

开展跨学科领域整合型研究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由于岛内科技资源有限,希望集中现有相关研究机构的人力、财力、设备等,针对基本科学研究、任务导向研究与特有问题研究等,通过大学校际、系际、跨学科的结合,以团队合作方式进行大型整合研究,采取多项学科间高度协调与合作,发挥更大的研究成效,并培养研究方面的领导人才与科技管理人才。

以硅材料研究为例。张明哲鉴于当时岛内电子工业正在起步阶段,硅材料十分热门,企业界对如何掌握硅材料十分关心,而军方也对硅材料有兴趣,硅基高分子材料系非石油系列材料最有潜力的高分子材料,且当时岛内缺少微量分析的能力,因此经过与相关部门、学校与工业界的研讨协调,终于在1981年规划完成由企业界、学术界、研究机构与科技主管部门等各部门间,化学、化工、电子、材料等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硅材料(硅烷)大型研究计划,参与研究的机构有清大、台大、逢甲等三所大学、中山科学研究院、工研院及大同、中美硅晶、万邦等四家企业,执行五年23项研究计划,共发表86篇论文,培育出40位硕士生,获得1项微量分析方面的专利,同时获得宝贵的团队合作经验。

此后,张明哲又陆续推动了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其他一些大型跨学科领域的整合型研究计划。如1982年8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开始实施“大型防灾研究计划”。由于台湾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台风、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动辄造成巨额损失。鉴于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请岛内外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共同策划,针对基础学科研究、资料搜集分析整理以及未来实际应用等三方面同时兼筹并顾,推动校际、系际间的跨学科合作,采取团队研究方式,针对台湾地区自然灾害防治开展有系统、有计划、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与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机构做全面的整合研究,提出具体防灾救灾措施改进建议,大大发挥了整合研究的功效。

该计划涵盖地球科学、大气、气象、土木建筑、水利、防洪、防震、坡地防灾工程及社会科学等各领域的学者专家参与,共计投入14,300余万元新台币,资助研究计划298项,参与机构包括中研院、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中央”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中兴大学、中正理工学院、海洋学院、屏东农专、气象局、水利局、空军气象联队、工研院、山地农牧局等,平均每年有百余位学者专家参与研究,对气象的预测、建筑物的工程安全规范、水土保持及防灾体系的建立等提出了许多实用性的建议,并培育了60余位研究生。

该项研究建议,台当局应成立一个高层级的长期防救灾体系,协调统合全台湾资源,包括相关学术研究机构、行政机关及民间团体一起投入防救灾工作。如果在灾害发生前早做准备,灾害发生后迅速及时修补,方能使灾害损失减少到最小。这项工作牵涉层面广,需要长期关注方见成效。此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一直积极设法努力,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在2003年7月成立了“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重点应用技术领域的学科规划

在推动重点应用技术研究方面,1981年12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请岛内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化工、高分子、微电子及系统软件等学科进行规划工作,经过3个月的小组讨论及资料搜集整理,各小组分别提出报告,建议未来10年台湾化工技术领域以分离技术、化工程序自动化、生物技术、电化学合成方法、催化剂与反应工程、公害防治等为主要研究方向;高分子科技领域以复合材料研制与应用、高分子薄膜研制与应用、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研制与应用、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研制与应用、高分子加工技术与应用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微电子领域以超大型集成电路制程技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及组件发展技术为重点研究方向,在清大、成大、交大分别推动大型研究计划;系统软件(后改称资讯工程)领域重点为集合岛内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人力,发展全套系统软件,原订目标为工研院电子所研发的EM 1134小型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1982年5月因电子所决定不生产EM1134,遂改为研发Intel 80286电脑多用户多工作即时操作系统,并决定以此作为“MITOS重点计划”,包括操作系统,C、FORTRAN、PASCAL、COBOL、BASIC等语言编译程序,连接程序、编辑程序,汇编语言程序,公用程序,数据库管理系统及网络软件等多项研究。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1982年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工程技术发展处内成立化工、高分子、系统软件、微电子及机械业学科人才培育小组,并邀请台大吕维明、陈刘旺教授,交大钟干癸、吴庆源教授和新竹清华大学林世昌教授分别担任小组召集人,从事研究重点计划推动与协调工作。

1982年,台湾催化剂研究已进入发展时期,由于海外留学生相继回到台湾,以及岛内培养的人才逐渐进入研究行列,岛内参与催化剂研究工作的人数已达200余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的相关研究机构增至20余个,其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包括新竹清华大学化工研究所与化学研究所、台湾大学化工所与化学所、成功大学化工所与化学所、“中央”大学化工所、中研院化学所、中油公司炼制研究中心、工研院化工所及中技社触媒研究中心等。

环境工程规划小组根据未来10年台湾环境工程与技术需求预测,建议研究重点为:水质安全、污泥处理、厌气技术、空气质量、固体废弃物操作、其他环境科技等。

机械工程方面由于过去岛内大学机械工程系所教授的专长以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机械制造等为主,向科技主管部门申请的专题计划也以上述范围为多,且参与态度并不积极。1984年,台

湾科技主管部门成立机械工程规划小组,仍由新竹清华大学林世昌教授担任召集人,建议机械学领域应以提高精密加工技术为主,包括机械制造、机床、引擎、节能及计算机外设装置等5个重点为研究方向。

金属材料领域由于早期岛内科研人员不多,主要集中于台大、清大、成大,1983年曾邀请相关教授讨论台湾未来金属材料研究方向,当时暂定为矿冶、铁系材料、铝合金、磁性材料等4项,但各校申请专题研究的情况并不热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研究项目系由新竹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万其明教授所主持的铁—铝—锰不锈钢计划,奠立了日后台湾该领域整合研究的前期基础。

19 84年12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举行台日工业设计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项事宜,其中就人因工程学在岛内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彼此交换意见,获得各界热烈回应,因而促成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此后推动人因工程学的研究。由于岛内这方面科技人员有限,故集中于“人体计测计划”和“计算机产品及其外围装置的人机系统设计”两项研究主题。

此外,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土木、金属材料、造船,工业工程与管理、食品、能源方面虽然未进行有系统的规划,但每年均提供经费资助各学术机构进行研究。

生产自动化推行计划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为贯彻“科学技术发展方案”所确定的现阶段重点发展科技领域,1981年特意牵头成立一个“跨部会”的行政主管部门生产自动化指导小组,制定了“生产自动化推行计划”,由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推动。1982年7月,台经济主管部门邀集安保主管部门、经济建设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及科技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参与,组成生产自动化执行小组,共同推动此项计划。具体推动方式分为三个层面实施,包括:人才培育及基础研究,全力培训自动化所需的人才;引进技术、应用研究、技术转移及示范工厂,以工研院为主;辅导工业界采用自动化生产技术,改造设备并辅导业界生产自动化机械设备。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为有效执行生产自动化的各项工作,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邀请美国普渡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刘中鸿到台湾负责规划,主要目标为:快速转移自动化软体产品技术及大量训练人才,推广系统工程方法,发展自动化软件工业以利外销。其采取的步骤为:引进并吸收国外基础软件程序,举办与引进软件有关的密集课程,推动大学研究及教学计划,加强国际研究合作等。至于自动化技术基础研究,则分为: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其应用、生产系统、机床技术等三部分,希望以团队方式集合各校教授专家,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然而由于各校的研究计划未见充分发挥,故至1985年,80%的经费均用于支持信息自动化研究计划,仅20%真正与机械自动化研究有关。

生物技术大型研究计划

这也是由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在1982年2月开始牵头组织实施的一项“跨部会”大型研发计划,由科技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中研院等共同参与。经济主管部门仿照台湾工研院模式,在1984年投资(包括吸引部分民间资本)成立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简称“生技中心”),专门负责生物技术应用开发和生产制造各种产品。

同年4月,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提出“发展台湾生物技术及生物工业方案”,依据当时岛内现有的科研力量及未来需求,拟定了七大亟待开发的项目,包括:遗传工程技术,即利用遗传工程试制B型肝炎疫苗、免疫球蛋白及肝炎试剂,以及基因重组技术的引进与应用;融合瘤技术的引进与其应用;组织培养及其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引进;酶工业技术的升级及其应用;发酵工业技术的升级及其产品开发;生物化学工程的开拓;血液科技的推动。

该计划从19 83年开始实施,其中有关遗传工程的生物技术已在岛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有有一些研究成果获得相关专利,以遗传工程制造第二代肝炎疫苗的研究成果也由生技中心进行扩大生产试验。

肝炎防治研究也是当时台当局极力推动的八大重点科技之一,由科技主管部门与卫生主管部门共同主办,科技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推动上游的学术研究,并于1983年开始执行。

事实上在1981年前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即已全力推行对岛内肝炎研究的专题补助,但因属于自由研究,各项研究计划显得零散而缺乏组合联系。为弥补此项缺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自1983年起通盘考虑,统筹规划有关该项研究的各项课题,进而产生“肝炎防治研究大型计划”,包括肝炎的免疫遗传学研究、肝炎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肝炎病理学研究、肝炎流行病学研究及B型肝炎疫苗的临床试种及追踪等五大项。

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集合学术界致力于基础和临床研究外,台湾卫生主管部门也大力推动“全面预防注射计划”,再配合以中游的生技中心研究发展B型肝炎疫苗,和下游的民营保生、永进、普生等生技企业开发制造疫苗及检验试剂,上中下游携手并进。台湾科技主管部门5年中共支持专题计划128项,使用经费高达12,272万元新台币,已使全面预防工作获得相当成效,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

在医药领域,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国人常见疾病之分子层次探讨”研究,于1985年4月开始执行,内容包括性激素对肝癌细胞基因表现之调节作用,胰岛素对肝癌细胞基因表现的调节作用,凸眼性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病人H1A-D区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地中海型贫血症的分子生物学产前诊断,子宫颈癌组织中人类乳头瘤病毒DNA的研究,颊病的分子基因研究,EB病毒DNA与人类鼻咽癌检体细胞DNA关连研究等。通过该计划获得的大量证据显示,若干重要疾病如癌症与糖尿病等与遗传因子有关,因而衍生出另一大型研究计划——遗传疾病的分子层次探讨。

资料来源:《“国科会”成立三十周年简述》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配合台当局推动中医药科学化,于1986年起召集岛内中医药学者专家多次讨论,至1987年8月完成中药研究大型合作计划的规划,分成B型肝炎、高血压及中风、中枢神经疾病、癌症及免疫等四小组进行研究。该项研究从1987年开始执行,参与的研究主持人共67位,包括台北医学院、台大医学院及农学院、中研院、成大医学院、静宜文理学院、嘉南药专、阳明医学院、高雄医学院、“国防”医学院、中国医药研究所、中国医药学院、新竹清华大学、空军总医院、荣民总医院等机构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中医药及化学专家,是一项规模相当大的研究计划。至1988年及1989年已陆续有重要成果发表出来。

在农业生物领域,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农业生物分子遗传研究大型计划,自1987年8月开始执行,主要内容包括稻贮存蛋白的分子遗传研究,植物蔗糖与淀粉代谢酵素基因的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烟草属的体细胞遗传学研究,鱼类的内分泌生理研究,鱼病研究,猪的基因转置研究,哺乳动物胚胎研究,猪及家禽病毒基因研究,利用植物遗传工程建立植物病毒防治系统,昆虫核多角体病毒为载体的系统研究,植物细菌法寄主表现载体的开发研究等。该计划的研究成果为台湾农业生产的改善开创一条新的途径。

此外,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组织开展了农业园艺作物遗传与生理研究大型计划,于1988年4月开始执行,内容包括香蕉后熟生理及细胞遗传研究,木瓜核型分析、原生质体培养、种间杂交与轮点毒素病抗病基因转移研究,芒果后熟生理与繁殖研究、台湾原生兰花的核型分析、分类及生态研究,蝴蝶兰原生质体分离、融合与培养研究,高温及水分逆境对菜豆及梨树开花结实的影响,以及土壤病原菌的生物防治研究等。该计划取得的成果可协助解决农业生产上的若干瓶颈问题。

鉴于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于1986年6月完成了环境保护大型计划中的生态资源与公害基础医学研究规划,于1987年8月开始执行,内容包括淡水河口沼泽生态研究,淡水河污染物的毒物学研究,废五金污染研究,空气污染研究,农药污染研究及其他研究项目,共35个子计划,发动许多岛内学者专家共同投入,协助解决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各种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生物防治方法来降低岛内农药使用量,从而达到环保与民生并重的“昆虫费洛蒙大型研究计划”。由于费洛蒙(又称性激素)是一种地方性资源,惟有岛内自己开发制造才可能达到普遍应用的目的。费洛蒙具有活性高、需用量少、合成容易、费用便宜、不需复杂设备与空间即可从事合成、轻便并具有种的专一性,日夜、全年均可使用,无环境污染问题,不产生抗性等优点,但其开发与合成需要高度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若不以团队分工方式进行跨系合作研究,很难有效而快速发展。鉴于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特别聚集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力及财力,于1984年10月共同推动跨学科的“昆虫性费洛蒙大型计划”,结合生物、植病,化学、化工等领域人员共同开展研究。

张明哲(1914—1999年)

快速发展的台湾铁路 篇4

1984年6月, 张明哲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职位退休, 由陈履安继任 (任期1984年6月-1988年7月) 。

陈履安属于典型的国民党“官二代”子弟, 对台湾官场运作内幕非常熟悉, 人脉关系广。接任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后, 处处受到很多人的照顾, 包括时任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组召集人的李国鼎和中研院院长兼科技发展主管部门负责人吴大猷, 对并非科技出身的陈履安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吴大猷, 当时每周一都会与陈履安一起吃早饭, 彼此对谈, 交换意见, 使他在主持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的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当时, 台湾在国际上广受孤立。陈履安在任内, 邀请了10多位岛内科技界和企业界的专业人士担任顾问, 针对台湾科技发展的突破与创新制定了整套计划, 强化分工合作, 加强与各主管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 以利科技发展的整体作业, 并且积极推动整合型研究计划、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开展长期学术合作研究计划, 还注重引进外国新技术, 积极进行对外科技交流, 慢慢拓宽台湾的科学领域, 改善科研环境。

陈履安注意到, 当时岛内科技人员只要提出某项专题研究计划的申请, 几乎都能得到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的“研究奖助费”, 所谓“专家评议”基本上是走过场, 可以说是“人人有份”, 但钱都不多, 仅能维持而已。这也导致很多优秀的人才不能安心做研究, 一心要到外国去。

为了扭转此状况, 陈履安推动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在1985年共同设立“杰出研究奖助费”, 对研究成绩卓越者, 每月给予较高奖金, 为期两年。首届的获奖率为24%。

但是, 这个做法还是不能完全改善台湾学者在科研上的困窘。因此,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1986年修订《杰出研究奖助费处理要点》, 特别奖励有杰出研究表现的学者, 并将金额提高为每年24万元新台币, 每年遴选1次, 每次受奖人数以前一年获得科技主管部门研究奖助费的副教授级以上人数的5%为原则。由于获奖率大幅下降, 这项政策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但陈履安还是坚持以“择优奖励”的原则来刺激竞争, 带动论文发表的风气。从此, 台湾在研究论文发表篇数及专利数等方面开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陈履安在任内的一大贡献是完善了台湾科技计划的企划评估体系。台湾科技发展组织体系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科技行政组织系统, 主要由科技主管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组以及各主管部门等组成, 二是执行系统, 包括各种研究机构, 三是企划评估体系。企划评估体系的建立是为了在科技发展中更有效地运用有限资源, 对中长程计划的策划与正在执行中的计划进行阶段评估, 以及对完成研发后的绩效进行考核, 因此科技计划的规划评审、执行管制与成果考核三联体系, 成为台湾科技发展的重要机制。

其实早在1979年10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便以任务编组方式成立“企划组”, 由刘兆玄任组长, 当时主要任务有三:一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方案”, 积极规划整体推动科技发展分工合作体系;二是改进研究发展行政配合工作;三是提升研究刊物水平, 并有效提供研究者尖端科学仪器服务。1981年, 该组又承接了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精密仪器发展中心与科学技术资料中心的会内承转与协调业务。

1982年8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修订组织条例, “企划组”与原有的“研究发展考核室”合并成为“企划考核处”, 处长仍由刘兆玄担任, 主要负责科技政策研拟与规划、推动大型跨学科整合研究计划与科技动态调查, 以及贵重仪器使用中心的规划与推动、科技主管部门3个附属机构 (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精密仪器发展中心与科学技术资料中心) 的承转业务;此外, 还负责科技主管部门主管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案》执行情形追踪与成效考核、年度重要科技计划管制考核, 以及科技主管部门与各主管部门科技发展成果检讨与成果展览等工作。

80年代初, 当时台湾行政主管部门并无专门从事科技发展的推动部门, 大都为兼办业务, 如经济主管部门与交通主管部门均由“技监室”兼办, 农业主管部门为“农粮处”兼办, 卫生主管部门由“企划室”兼办, 仅防务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由新成立的科技顾问室办理, “台湾省政府”则由“农林厅”负责。当时“企划组”的首要任务是与各主管部门建立十分有效的协调联系, 使各项科技发展计划获得整体推动。

因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建立了由“副主委”张去疑为召集人, 结合上述机构, 共同组成“科技发展方案联系协调工作小组会议”, 定期与不定期召开小组会议, 获得共识, 顺利沟通, 针对全盘整体性推动工作制定有效的体系制度, 促进行政配合措施的改进, 推动整体科技发展。

陈履安上任后, 鉴于当时各主管部门对科技发展工作都缺乏可依循的制度, 尤其是整体性的体系, 因此在1986年7月, 调派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组副执行秘书马难先兼任企划考核处处长, 以放大视界和提升层次, 与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顾问组、防务主管部门科技顾问室和各有关主管部门科技负责部门, 合作研拟出一套分工合作推动科技发展计划的整体性评审体系, 就科技计划的规格、研拟、评审、执行、管制与考核评估等规定做有系统的规范与时程安排, 同时制定“三段二层”的分工合作评审制度, 确定了科技计划先期评审制度。

由于当时岛内从未有过这类作业规范, 因此由科技顾问组通过台湾工研院, 委托美国巴特尔公司协助建立制定《科技计划评审规范与要点》, 促使台湾建立起整体有效的先期计划评审制度, 包括科技计划的预算制度, 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同, 促使台湾科技发展经费来源有计划、有制度地平稳增长。此后, 科技主管部门又设立资讯管理中心, 办理内部业务计算机化与决策信息管理工作, 同时建立了科技计划完整的企划评估体系, 使评审、执行、管制、考核形成完整的循环, 真正走上科技计划管理的时代。

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陈履安在任内的另一大贡献是注重加强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的特点是难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益处,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因此采取不干预、学者凭个人兴趣自由选择题目、放任自流的态度。科技主管部门内部虽然设有“自然科学发展处”, 但仍承袭长期发展主管部门时期 (1965年) 所制定的“培植科学人才四年计划”, 通过设在各大学 (包括中研院) 里的5个科学研究中心来开展工作, 对各中心的工作要求仍为积极培育及延揽科学人才, 充实基本研究设备, 改善研究环境, 偏重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 科技主管部门仅给予经费和设备方面的支持, 以加速培养科学人才, 提升研究水平。

进入80年代, 台湾各大学研究经费日渐宽裕, 研究设备逐渐改善, 渐显规模, 研究人员素质水平也大有提高, 作为科学研究中心的首要目标培养科技人才, 已不能满足台湾科技发展的需要。为此,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于1983年将各中心改组, 扩大参与对象, 取消合办单位, 将其直属于科技主管部门, 同时健全各中心的组织结构, 强化中心的功能, 于1986年将各研究中心的名称改为“科学研究推动中心”, 调整各中心的研究方向, 希望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之外, 也兼顾应用科学的发展, 增强与台湾建设实用有关的研究课题。

其中, 数、理、化三个研究推动中心隶属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自然科学发展处, 为健全其组织, 强化其功能, 实施4项措施:由自然处主动聘请合适的中心主任;由中心主任提出中心服务计划 (包括学术联系费、图书服务费等) , 以协调推动该学科的学术研究, 并于每年度结束时呈交计划成果报告;强化中心与自然处的联系及沟通 (中心主任定期至自然处) ;中心主任定期与各学术小组召集人沟通、协调, 以主动规划访问教授及开展学术活动诸事宜。

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隶属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生物科学发展处, 除了涵盖原有的生物研究推动项目外, 新增加了医学、农学各生命科学研究推动项目, 增聘学术委员15名, 负责审议各学科的学术交流及合作联系事宜。

工程研究推动中心直属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工程技术发展处, 其所负责推动研究范围也由台大、成大、交大扩大为岛内各公私立院校, 但以跨学科合作研究为重点, 主要目的在建立系统工程, 以期通过大学工学院各系所的高度协调与合作, 解决实际技术问题, 并培育系统工程人才, 以应对未来5年至10年岛内工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制定岛内未来10年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方针, 自1985年起,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学科规划工作。规划原则为: (1) 主观上希望能规划出重点发展方向, 具有长期性与合作性的研究领域, 并由此逐渐培养出领导人才, 但与学术界共同规划的过程中仍须尊重客观现况, 使得近程的工作纲领具体可行; (2) 尽力厘清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特性, 以便能运用同样资源而达到最有效支持其发展的目的; (3) 帮助寻找适合本地条件的工作方式, 但能创造出国际水平的成果。

以化学学科为例。早在1983年至1984年间,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相关处室便与岛内研究人员召开多次座谈会, 讨论基础化学的研究方向, 并调查各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现况、人力及设备, 整理成基本资料。经多次沟通及意见交换, 正式综合成择定重点方向的参考指标。

1985年2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主持召开化学规划委员会首次协调会, 就如何研定学门规划资料进行沟通及可能的状况进行评估。3月就所得初步规划资料做通盘综合性协调, 得到纲领性学门规划资料。10月28日, 就经4次修订完成的学科规划资料, 邀集各规划小组进行座谈与沟通。经上述规划程序, 择定三项重点发展方向: (1) 新合成方法的开发及其在合成化学上的应用, (2) 激光在光谱及化学反应研究上的应用, (3) 分析方法的发展及分析仪器设计与自动化的研究。

化学学门规划完成后,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落实学科规划资料所择定的重点发展方向, 主动邀请岛内相关化学研究人员组成各重点推动小组, 组织规划更具体的整合性研究计划, 分别为: (1) 有机合成-环化反应整合研究, (2) 微量分析方法的发展整合研究, (3) 激光光谱学及激光化学整合研究。

1986年7月至11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相关处室举行多次座谈会, 除拟定重点发展方向外, 还研商推动小组的运作方式及主要功能, 并决定推动小组的成员。经推动小组实际了解各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及人力, 择定以区域性整合计划为主, 并配合主持人意愿, 于1987年3月规划完成几何特异多环非天然合成探讨及非对称性环化反应两个整合性计划。经1年执行后, 初步评估成效非常好, 无论质与量方面皆有大幅度的进展。

为配合化学学科规划方案的执行,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相关处室于1987年1月成立分析推动小组, 确认微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为重点方向, 经过1年执行后, 为能与科技主管部门另一项海洋科学方面的黑潮大型计划密切配合, 于1988年5月开始进行第二期规划, 主题为海水中微量物质分析方法的研究。

1987年3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相关处室邀请岛内激光化学相关研究人员召开推动重点整合性计划座谈会。1988年10月确定重点研究方向, 同年11月再度召开第二次推动座谈会, 与会学者一致认同激光光谱及光化学、气态金属实验室及大气化学实验三件整合计划的可行性, 于1989年8月开始执行。

“科技发展长程计划 (1986—1995年) ”

台湾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 其后工业产值一直呈现快速增长, 至1986年, 工业占GDP比值达到47.11%的最高峰, 这其中新兴科技产业占了很大比重。

上世纪80年代, 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引领下, 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电子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基本成型, 此后产业内分工协作和专业化逐渐形成和发展。随着个人电脑等下游产品带来的产能扩张, 使整个产业的规模逐步扩大, 正好适应了电子产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在美、日推行全球“纵向分工”战略下, 不少国际大型半导体制造企业优先发展利润丰厚的集成电路组件, 同时为了减少投资、降低生产力剩余的风险, 而将上游制造技术与工艺基本成熟、利润不高的晶圆生产、IC设计、电路测试、芯片封装、印刷电路板制造、除CPU以外的电脑零配件生产、组装等工序分拆出来进行外包。

台湾厂商抓住这个全球科技产业链逐步纵向延伸的机会, 把生产低成本和与美国硅谷科技人才互动密切的优势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条件结合起来, 在充分开放的条件下快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和水平, 承接为大型跨国公司代工生产硅晶圆、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各种电子器件、消费性电子产品、电脑零部件和组装个人电脑的业务, 争得国际分工的绝佳位置。

此后, 台湾出现了一波电子产业发展热潮, 导致产业升级速度加快, 许多民间企业纷纷涉足这一领域, 一些后来出名的台湾电子生产企业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以资讯、半导体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台湾的支柱性产业, 技术密集性产品也开始成为新的出口主力。这些新兴科技产业对岛内的科研环境、科技人才培养和基础应用技术研发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1985年7月, 时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俞国华巡视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时特别指示, 今后科技发展工作必须更能把握重点、更能发挥功效。1986年1月, 由俞国华主持召开第三次台湾科技会议。4天会议共有593位专家学者、企业人士和台当局有关官员出席, 集思广益地研讨今后10年台湾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与有效途径。

后来接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夏汉民这样评价此次会议:如果说第一、二次全岛科技会议的政策目标是为了配合岛内需求而推动科技发展项目的话, 那么“第三次全国科技会议”的政策目标则是进一步推动台湾科技国际化, 促使某些重点产业科技, 如资讯、半导体工业等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同年8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根据会议结论, 草拟完成“台湾科学技术发展长程计划 (1986—1995年) ”, 并经行政主管部门1995次院会核定通过。

这是台当局第三次实施的长期科技发展计划 (前两次分别为胡适与吴大猷草拟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和“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1969—1980年”) , 旨在阐明台湾科技发展的长期目标及重点原则。相比前两份文件, 该计划更加强调科技与经济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的关系, 提出科技发展的“四大结合”与“五项原则”。所谓“四大结合”就是科技发展要实现科技与经济建设结合、科技与民生结合、科技与防务结合、基础科技、人文科技与应用科技三者结合;“五项原则”是科技发展要具前瞻性、整合性、连续性、生根性与国际性。

该计划共有七章, 包括总论 (阐明基本目标、重要策略、各部门重要课题及执行、修订等) , 资源规划 (人力、经费的需求) , 各部门研究发展重点 (包括学术、工业、交通、农业、医疗卫生的现况与展望) , 鼓励民间企业发展配合, 高科技工业发展策略, 政府科技计划作业与行政部门配合措施。加强国际合作的原则及其措施。

该计划确立未来台湾科技发展的总目标是:提高科技水平, 促进经济发展,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建立自主防务能力。为达此目标, 将着重实行6项科技发展政策:扩大科技研究发展基础, 包括增加研究人员, 使科技人员总数达到4.3万人, 其中博士、硕士占50%, 每万人口研究人员达到20人, 增加研究经费, 研发投入占岛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发展高科技工业;积极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促进民众对科技之认识;通过租税、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 鼓励民间企业从事科技研发;提高研究发展效率, 包括强化计划评估体系, 促进企业科技交流合作, 改善行政配套措施, 慎选研究发展重点, 建立分工合作体系。这也是台湾第一次将具体量化指标列入长期科技发展计划之中。

为促使该计划落实执行,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需以中程 (四年) 计划详述执行方法及经费预估, 并以年度计划作为核定经费及执行的依据, 分别兼顾推动, 并逐年检讨、调整、执行、完成。

因此在1987年初,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又依据长期计划的目标方向, 积极配合各相关主管部门, 就重点项目的选订及中程计划的研拟进行协调, 由各负责部会研拟计划内容, 经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汇整后, 所拟订的发展重点除了延续以往已推动的能源科技、资讯科技、材料科技、生产自动化、光电科技、肝炎防治、食品科技、生物技术8项外, 又增加了环境保护、灾害防治、同步辐射与海洋科技、鼓励民间企业研究等4项。

这些重点计划经行政主管部门核备后分派至各有关部门执行, 具体项目包括由经济主管部门负责开展的电脑与通讯技术发展计划、微电子技术发展计划、工业材料研究发展计划、工业污染与公害防治计划、软件发展环境技术计划、大型资讯应用系统规划及整合技术发展计划、推广资讯应用与产业服务计划、生物技术工业推动发展计划和全面提高生产力运动计划等, 由台湾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开展的电信应用科技研究计划、交换系统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资讯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气象业务全面电脑化研究计划等, 由原子能主管部门负责开展的核能电厂运转安全例行管制作业计划、核设施游离辐射防护检查与管制作业计划、核能电厂周围环境辐射侦测作业计划、放射性待处理物料集运管理作业计划等, 由环保主管部门负责开展的环境科学及技术研究计划, “台湾省政府”负责开展的围网渔业技术改进计划、渔场开发计划、南海渔场资源调查与开发计划、远洋渔业资源开发计划, 以及台湾防务主管部门与科技主管部门会同有关机构共同组成的安全科技发展推行主管部门负责开展的航空技术、应用力学、电子资讯系统、化学与材料四大领域的合作研究计划。

这一时期,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配合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而组织开展的大型整合性研究计划有:表面物理研究、高温超导研究、有机合成-环化反应整合研究、地震波传递及地面振动整合研究、副热带气象的整合研究、台湾东北海域黑潮边缘交换过程整合计划、自动化技术整合性研究、中药及灵芝研究、数学教育合作研究、民众对数学及科学需求调查研究、认知与学习基础研究、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环境变迁与企业发展历程之研究;为配合推动经建发展而组织开展的大型整合性研究计划有:超大型集成电路研究, 高分子、金属材料、陶瓷材料和光电材料科技研究, 以及利用基因重组技术研制B型肝炎疫苗, 青霉素及基因转殖小鼠的生物技术研究, 融合瘤研究, 酵素与发酵工业技术研究;为推动改善民众生活品质而组织开展的大型整合研究计划有:肝炎防治研究, 昆虫性费洛蒙合作研究, 气象防灾、防洪工程、地震防灾、地震工程、大地工程、工业防灾及防灾社会经济等防灾大型计划, 以及环境保护大型计划等。

上述措施取得一定成效。据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动态调查统计, 到1989年, 台湾每万人口中平均约有20位研究人员, 论文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 的全球排名为第29位, 在工程索引 (EI) 的排名为第14位, 当年研究发展经费占GDP的1.38%, 企业与政府R&D经费之比例为52:48, 企业R&D经费占营业额的百分比为0.8%, 每位研究人员平均发表0.5篇论文, 申请专利0.45件, 获得专利0.26件, 专利数量在美国的排名为第11位, 制造业总附加值占生产总值的30.4%, 技术密集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29%, 技术进出口贸易额则有4.64亿美元逆差, 表明此时期台湾仍以技术引进为主。

陈履安 (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