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治理

发展与治理（共12篇）

发展与治理 篇1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 它从财务的产权契约关系出发, 以财权流为主要逻辑线索, 研究如何通过财权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 形成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以达到维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财务治理的发展与完善不仅受制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与完善, 还受公司规模和组织形式的影响。财务治理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理论, 将其演进与发展的历程进行一次梳理, 并对其发展进行展望,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历程

西方理论界最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与发展, 研究成果日趋成熟。1900年, 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将西方财务学开始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其后马利维兹 (1952) 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莫迪格利尼和米勒 (1958) 的资本结构理论成为现代西方财务学最初的理论基础, 它们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模型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

1976年, 詹森和麦克林 (Jensen and Meckling) 在双M理论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 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代理成本模型, 得出了“当股权边际代理成本等于边际债务代理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 开创了财务资本结构的研究。此后, 罗斯 (Rose) 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 (Grossman) 和哈特 (Hart) 的担保模型、阿洪 (Aghion) 和博尔顿 (Bolton) 的控制权理论模型极大的发展了资本结构理论, 对公司财务治理的发展有深远影响。1988年威廉姆森 (Williamson) 指出:应综合考虑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的问题, 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1991年, 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特伯瑞报告 (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在英国产生, 该报告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 强调了董事会的控制和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作用, 尤其应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 该报告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在20世纪后30年里, 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财务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财务问题开阔了思路, 拓宽了视野, 提高了分析层次。西方学者对财权与财务治理的研究突出表现在新财务思想对资本结构的非数量性研究上, 提出了与财务治理相关的资本结构的激励理论、信息传递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资本结构的激励理论认为, 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选择, 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该理论强调的是融资结构与经营者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詹森和麦克林 (1976) 认为, 在现代公司中存在股东与经理人员及股东与债权人两类代理冲突。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 代理成本的存在源于经营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 (即存在外部股权) 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 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使两种融资方式的边际代理成本相等从而总代理成本最小。

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传递有关企业真实价值的不同信号:内部人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 以增强正面的信号, 避免负面的信号。罗斯 (Ross, 1977) 建立了“激励一信号”模型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问题。投资者把具有较高债务水平当成一种高质量的讯号, 也即企业举债表明管理层预期有更好的业绩。债务水平越高, 同时企业内部人持股比例越高, 企业的质量也越高。

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认为, 资本结构不仅决定企业收入流的分配, 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当契约不完备时, 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在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备的基础上, 阿洪和博尔顿 (Angion and Bolton, 1992) 提出一种有关财产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他们认为, 如果公司以普通股融资, 则投资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企业发行优先股, 因其没有投票权, 则经营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企业以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 在能够按期偿还债务的前提下, 经营者拥有控制权, 否则控制权将由经营者转移给债权人。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 现代财务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和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取得的成果。但由于西方学者注重的是实证研究, 关注的是资本结构对公司财权的安排和对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 因此财务治理理论这一块还没有很系统的理论体系。目前我们所沿用的财务治理理论更多的是在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上所作的融合。

二、国内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成果

在我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建立, 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研究越来越得到财务学者的重视与关注, 我国财务学者在研究西方财务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 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治理的观点。

刘贵生的财务分配论。财务本质上是拥有分配权的所有者对财务资源的一种分配活动, 这种分配活动反映着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论。从企业所有权的角度研究财务, 提出了所有者财务, 认为所有者财务是以所有者为主体, 对所有者投出的资本金和权益进行监督和调控, 以实现资本金最大增值为目标的一种分配活动。他主要研究所有者的资本派生权力的内容及其行使方式、所有者的财务监督和财务调控等。

伍中信的财权流理论。财权理论是本金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深化, 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对财务本质、财务理论的全新表述。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 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权能;财权与产权两个相近的经济学范畴, 两者交叉的领域财权构成了产权中最核心的权能;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 贯穿了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 在现代财务理论体系之中占据了核心和统驭地位。

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论。从配合产权制度改革角度出发, 认为必须建立出资者对经营者的财务约束机制, 这样新形成的产权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出资者财务以保障出资者所有权为根本目标, 即确保资本安全和资本增值, 便要建立一种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汤谷良的经营者财务论。1994年, 汤谷良教授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财权配置观点, 即监事会行使财务监控权外, 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共同分享企业全部财权。1997年, 汤教授又明确提出财务三层次论 (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 , 并认为经营者财务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称为经营者财务) 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

王斌的财务经理财务论。以财务的分层理论为出发点, 从财务经理角度来重新认识和定位企业财务理论, 提出了现金流转是财务经理的财务点, 将现金流转运用到财务理论中来, 并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要素体系及概念。

杨淑娥的动态财务论。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 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公司财务治理是契约不断协调、不断冲突, 而又不断耦合、不断修正的过程。

伍中信的财务治理结构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 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用, 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

此外, 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提出的观点也很具有代表性, 如李心合教授的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林钟高教授的财务治理概念, 衣龙新博士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等。

综上所述, 我国学者对财务治理概念的提出, 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个人的见解, 而关于财务治理含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 (即财务治理的对象) 、手段、目标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 财务治理是围绕着企业价值最大化 (即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个目标下的一系列的制度整合, 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财务治理应明确这几个方面的概念, 一是财务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各方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企业内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以及企业外部的债权人、政府、分散的小股东等。二是财务治理的客体, 笔者认为应该是财务决策权、财务控制权和财务监督权构成的财权。这三权相互配合、相互制衡, 从而使得股东的“剩余控制权”得到有效的保证。三是财务治理的机制, 即建立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 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此外还有财务治理的模式和财务治理的结构等内容。

三、财务治理理论发展方向

通过对国内财务治理理论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学者在对财务治理研究的过程中, 已经明确提出了财权、财权配置、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 初步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 但仍没有形成系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对财权及其配置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

关于财务治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是建立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可以另辟蹊径, 分析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区别,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全面认识财务治理。而且, 从目前笔者所能够收集的资料来看, 我国学者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 对应用理论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 笔者可以开展实证研究, 从公司财务治理模式、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等各个方面完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 《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发展与治理 篇2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许政办[2007]10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东城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业厅等部门河南省开展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07〕98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重点，搞好自查

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要在全面检查、摸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以纠正和查处农村土地承包、征占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地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为重点。

(一)检查农村土地延包后续完善情况，依法纠正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户、土地承包合同未签订到户的问题。

(二)检查承包期内随意收回和调整农民承包土地的情况，依法纠正违法收回和调整农民承包地的问题。

(三)检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依法纠正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截留扣缴承包方土地流转收益的问题。

(四)检查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农村机动地发包的公开和民主管理情况，依法纠正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

(五)检查农村土地问题信访情况，依法纠正属地管理责任不落实、职能部门不作为、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的问题。

(六)检查农村土地征占情况，依法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以各种名义变相征占农村土地问题。

(七)检查其他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问题，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二、把握政策，搞好整改

(一)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的后续完善工作。凡是尚未开展延包的，要严格按规定程序组织开展延包;土地承包期不到30年的，一律延长至30年;没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的，要补签合同并将合同文书发放到户;所留机动地超过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5%限额的部分，要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包到户;仍存在“两田制”的要及时纠正。

(二)制止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和调整农民承包土地。对已经完成土地延包的地方，在二轮土地承包期内，不允许以婚丧嫁娶、人地矛盾突出等为借口随意收回和调整农民承包的土地。凡进行调整的，要认真纠正。

(三)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依法纠正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截留扣缴承包方土地流转收益的行为。

(四)规范机动地、“四荒地”承包。对过去已拍卖或招标承包的机动地、“四荒地”，程序不规范的，要通过民主协商，调解矛盾，稳定现有的承包关系，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

(五)强化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建立由农业、纪检监察和司法等部门参与，以协商、调解、仲裁、司法等多渠道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调处机制。认真落实《信访条例》和国家、省关于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有关规定，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认真调处农村土地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六)农村土地补偿费要及时足额发放到户。对扣缴、截留、挪用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今后，在依法征地报批前，要将拟征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书面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认真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要落实好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和社会保障的具体措施，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七)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换发补发工作。各级政府要将换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周密的工作方案，积极稳步推进。做到换发补发方案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未经公示、农民提出的问题未得到合理解决不发，切实将土地经营权证换发补发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实现承包地块、承包面积、承包合同、承包证书和基本农田“五到户”。

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为切实加强对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了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彭俊伟为召集人，市农业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市政府纠风办负责人为成员的许昌市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市联席会议)。市联席会议负责全市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组织协调、督导检查、政策指导和重大案件查处、信息交流等工作。市农业局负责专项治理的组织协调、政策指导等工作;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纠正违

规征占农民土地侵害农民权益行为，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市监察局和纠风办负责查处农村土地承包和征占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市民政局负责专项治理工作中落实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工作;市信访局负责落实信访责任制，加强督查督办。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市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承担日常工作。各县(市、区)也要建立相应机构，具体负责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市、县直各部门要建立领导分工责任制，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任务到人，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抓好农村土地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

四、健全机制，搞好督查

为强化对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督查指导，市政府抽调市农业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监察局、市政府纠风办、市民政局、市信访局有关人员组成督导组，负责对全市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跟踪督办。

实行督导责任制。市农业局负责督导许昌县，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督导长葛市，市监察局负责督导鄢陵县，市纠风办负责督导襄城县，市民政局负责督导禹州市，市信访局负责督导魏都区、经济开发区、东城区。各县(市、区)、各乡(镇、办)也要建立督导组，分区包片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建立监督举报制度。市联席会议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举报电话为2965102。各县(市、区)、各乡(镇、办)也要公开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及农民群众的监督。

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各县(市、区)要把专项治理工作中农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时反馈到市联席会议办公室，严禁隐瞒不报、迟报、漏报。

建立督导例会制度。定期召开督导组例会，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各县(市、区)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于11月15日前将书面总结报市联席会议办公室。

发展与治理 篇3

关键词：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改革；发展；现代化

引言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层次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领域先后进行了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有侧重的改革，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改革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自身来解决，但是这些改革只能触及问题的局部或表面，回避体制和机制就事论事，都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这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进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以及由顶层设计与底层推进共同作用的总路线。

一、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是把双刃剑，社会问题和隐患往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的。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上学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些地方就业压力增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外来文化的入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具体成因非常复杂，好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有的是设计不周到、操作不规范、有的也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30年前，为了摆脱困境，重新奋起，我们毅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由此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改革进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是我们用三十年的努力和成绩换来的，假使我们可以抹去改革暴露的问题，那我们的社会发展也将回到一穷二白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改革开放不仅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前进中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唯有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才能不断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要求实行现代国家治理，而且要求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使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不仅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组织体系，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

治理能力则是我们运用这些制度和机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前提，还必须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国家治理能力，有效解决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习近平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这正是形象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中特别关键的一步，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否达到理想效果，一方面要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就要看对制度的执行能力是否到位。因此，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在国家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着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挑战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

1.现有的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消极管控的维稳模式遭遇困境难以持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迫切要求国家治理转型。

2.相当数量的资源分配权和行政审批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层、企业、民间组织的自主权和自由活动空间不足，自主创新的环境不容乐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不足。

3.随着义务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青年人群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纳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们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期望中，现有的国家治理体制还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针对这样的现状，必须从制度和体制上对改革的成果甲乙巩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沿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让人民充分享受自己的主人地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提高人民政治参与和人情和信心。保障人民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拥有追究责任者的制度化手段，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环节。

二是加强社会法治化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最有力的保障。

三是倡导政府文明化服务。国家治理应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顶层设计体系能否在最大程度上被人民接受，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高要求和最终检验标准。

四是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各类治理主体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履行各自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协调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行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力不断提高等。只有做到以上四点，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巩固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才能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为人民享受。

结束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作者单位：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1月。

[2] 刘志广：《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指向、着眼点与主要任务》，《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5月。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发展 篇4

1 积极推广发展清洁能源

1.1 积极开展绿色生态建筑

发展以太阳能热利用和太阳能光电技术为主的农村绿色生态建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 农村地域广阔是农村绿色建筑天然条件。绿色建筑具有节能性、污染物低排放性乃至零排放性, 经济效益具备良好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是目前社会最理想建筑。 (2) 早在1977年绿色建筑应用于农村不少地方,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国家在设计规划、政策倾斜、财政扶持、信贷鼓励等方面可以予以全方位支持。 (3) 农村正处于城镇化过渡时期, 客观上要求新旧房子的更替, 与其盲目建设眼前利益的普通房, 不如考虑长远利益的绿色生态房。 (4我国进入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旺盛时期在经济方面具备规模化绿色生态房建筑的能力。 (5) 政治上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上迫切要求建设美丽中国。诸多因素表明农村绿色建筑时机已经成熟。在我国房子空置率过高, 以屯房保值增值进而牟利的畸形市场, 极大地浪费资源, 与低碳、节能、循环、绿色经济背道而驰。积极开展房产税等调节措施, 抑制商品房过盛、适当配置经济适用房规模, 城镇化战略向绿色建筑过渡转移, 前景非常光明。

1.2 大力发展秸秆沼气

我国农村清洁燃料利用率较低, 生活燃料主要是薪柴和煤炭, 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这与城市形成鲜明差距。部分农村的沼气生产存在相关的技术问题, 虽然曾经进行过推广, 但在许多地方失败了。远在20世纪70年代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建成第一个沼气村。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普及。而目前农村的许多地方拥有丰富秸秆资源利用此有利条件克服制度和技术上的困难, 结合当地气候特征研制设计秸秆沼气极具潜力。它既可节省化石燃料, 又可减少大气污染。

2 改善提高农村种植技术

化肥、农药、薄膜是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我国化肥农药超量施用, 地膜种植规模比重大是我国种植业的基本特征。化肥农药地膜造成土壤退化, 产量难以持续增长。努力推广生物化肥、物种工程学等替代技术产品, 以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依赖。

2010年化肥生产量5991万吨[1], 化肥使用量平均达40 t/km2以上,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 t/km2的安全上限。导致土壤板结, 土壤有机含量下降, 土壤土质逐渐退化。出现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而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现象。尤其是化肥利用率较低流失率较高, 由此导致农田土壤污染, 农田径流造成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 甚至造成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破坏农业生态环境, 危及生命。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提高农民种植技术, 合理调配各类化肥使用比例, 限制化肥用量, 代之以农家肥等生物肥料, 逐步回归到国际通用的化肥安全使用上限来。

2010年生产化学农药447万吨[1]。只有1/3能被植物吸收, 大部分进入水体、土壤和农产品中, 使全国9.3万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这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 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农药有毒有害成分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危及生命安全。积极开发环境友好型农药广泛开展生物防治法。新农药应充分利用害虫体内特性物质 (目标作用酶) 的差异性提高农药的专一性, 有效保护有益生物控制有害生物。把目标转向易降解、低残留、高活性以及对环境有益生物比较安全的方向上来。

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土壤[2], 残膜率达40%, 大量残留农膜在15~20 cm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关键是农膜降解周期长, 有人研究其寿命约需140年, 严重改变了土壤的物理性质, 直接影响农作物生长, 且降解过程中还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 降解致癌物二恶英会排放到空气中。目前, 废旧地膜回收造粒技术在新疆棉田等开展, 积极推广使用治理农膜残留技术十分迫切。

3 调整产业结构, 合理规划, 使养殖业和种植业有效衔接

随着农村养殖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发展, 畜禽粪便也成为污染重要因素, 农村各种养殖场标准化处理设施不到位, 甚至某些养殖场的粪便污水随意排放, 露天堆置, 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 还会带来大气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 诸如养殖场附近地下水的氨、氮、硝酸盐超标。畜禽粪便的病原体也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在以往的传统的农业生产中, 养殖业与种植业不分离, 规模相对小, 畜禽粪便大部分与土壤混合后堆积成农家肥, 对环境污染较轻。新型农业格局使农村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 在

种植业中农民只觉得使用化肥和农药简单方便省时省力, 尤其集约化种植场, 使用农家肥耗费工时, 成本高、经济效益低, 因而放弃使用。而在养殖业中, 治理污染也需要耗费工时。如果使养殖业和种植业有效衔接, 对养殖业和种植业合理布局, 把治理污染耗费工时与农田施用农家肥耗费工时有效结合, 避免重复工时, 可缩短用工时间, 降低费用。另一方面还可高效地利用农家肥, 降低肥效损失。从而减少化肥使用量, 既节约了资源, 又增加肥力、改善了土壤, 符合良性循环可持续农业生产。将起到良好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4 结语

受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影响, 急功近利根深蒂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发展之本。长期不合理发展所形成的种养模式, 是农村健康发展的桎梏。逐步改变生产方式, 实现战略转移。走以种植促养殖, 以养殖促种植的循环发展、绿色发展之路。逐步改变生活方式, 倡导低碳生活, 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有效利用再生能源, 节约资源、友好环境、低碳发展。这需要全民广泛参与, 财政积极支持, 政府有效规划。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实现农村生态发展, 还农村一个天蓝、水净、地绿的家园。

摘要：我国农村燃料结构不合理、种植业发展不健康、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分离, 使农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依靠科学, 尊重自然, 转向可再生性资源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当务之急。本文就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着重阐述几个问题, 对新农村发展具有普遍适用意义。

关键词：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绿色建筑

参考文献

[1]中国农业信息中心主办中国农业信息网[EB/OL].

发展与治理 篇5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的活动已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环境遭到污染，如大气、水、土壤、海洋等自然资源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动物数量在不断减少，人口数量在不断争多，自然之源在一点一点的枯竭，温室效应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所以人们应该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和正确处理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周围的环境，而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都离不开自然环境，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我们需要的原料和能量。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能源都来自于大自然，我们生于自然同时也源于自然，没有大自然我们就无法生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下。人类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新能源和新技术，也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但同时环境也遭到了全球范围内的破坏。资源过度消耗和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都严重威胁和阻碍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于是在当下人们对环境的重视和环境对人的报复让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深刻反思沿袭已久的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进而试图去寻找一条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又能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全新的发展道路。这关系到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关系到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景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在这次新路口村的实践活动调查中发现，新路口村存在较为严重的交通、环境卫生等问题，如新路口村没有公交站牌，人们在等公交的时候都是在路边等候，这样很不安全也不规范。并且路边停放的车辆较多，显得很杂乱。垃圾也是随处可见，有事还散发着整整的臭味，这些小小的细节都给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带来了潜在的危害。应将其与城市的整体功能发展统筹考虑，并纳入城市改造建中，以有序推进城市整体改造工作。从源头上控制农村环境污染。寻找到解决中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最适合的方法，是新农村环境规划的目标。

发展与治理 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环境污染；治理

一、我国环境污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限制分析

（一）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的严峻，环境破坏活动自人类产生起就没有停止，热带雨林的破坏、水土流失造成草原荒漠化、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等都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我国当前水土流失的速度在加快，而且土地沙漠化的速度也在加速，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过度，我国囊括的生态系统类型是全球最为丰富的，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的推进，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处于退化的状态。如我国青藏高原的土地裸露的面积已经从上世纪的不到10%增加到如今的30%以上。我国的草原在不断的退化中，而且我国作为世界上红树林面积拥有大国，如今的红树林面积已经不足1.5万公顷。

（二）环境污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约束与限制。我国是煤炭消耗大国，虽然我国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早已经提及要发展可持续经济，而且要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但是我我国的煤炭消耗量依然是世界第一，2013年我国的煤炭消耗量达到36.1亿吨，占据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一半以上，而石油的消耗量十分巨大，处于世界第二位。我国长期以来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让环境资源无法承受，我国的环境污染现象难以有效的遏制，导致城市的发展出现环境恶化的现象。环境污染导致的恶劣天气已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我国出现的雾霾天气直接导致经济损失，而且如我国的四川盆地出现的酸雨，每年的酸雨直接让四川省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

二、区域环境污染治理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一）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措施。（1）建立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小组。环境污染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而且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协调的是方方面面的工作，因此需要建立专门性的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小组，要通过制定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工作流程，针对不同的环境污染类型制定整体的污染治理策略，建立综合治理的制度。环境污染的治理一定要树立全局工作观念，在专门的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小组的带动下，建立综合的环境污染治理管理措施，并且要从区域环境污染的全局着手，了解环境污染的源头，而且影响因素，不能断章取义、孤立的进行环境污染治理。（2）加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区域环境污染的治理要加强区域的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采取统筹的方式，区域之间要加大协调的力度，环境污染治理各个区域都有责任，各个区域的财政也应当积极的投入，而不是等待其他区域治理环境污染，自己区域享受他人治理的成果。要加强环保基础设施的投入，要对环保设施进行及时的检查，特别是公共的环保设施投入要到位。（3）加强企业的污染治理。环境污染的源头很大部分是来自企业，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未经过处理而排放，导致环境污染，如经常曝光一些区域的企业违法排放的行为导致周围的人们出现中毒的情况。因此要加强对企业污染的治理，要加大执法的力度，对污染的企业坚决的关闭，如对于一些小煤窑，该关闭就要坚决关闭。通过加大对企业的污染治理，减少企业排放，有效的减少环境污染源。

（二）基于环境保护理念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1）建立绿色经济发展理念。环境污染制约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导致企业以及区域经济产生巨大的损失，因此要建立和谐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发展理念，通过树立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以环境保护为首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保护环境，不得污染环境。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建立绿色GDP计算体系，改变传统的GDP计算模式，要让管理者充分的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发展中有多大比例是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通过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的制定上坚持环保优先的原则，对于一些能耗高、污染大的项目要综合的考量，而不是以GDP增长速度为标准盲目的引进项目。（2）优化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环境污染治理要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应当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上抓起，区域经济发展要调整产业发展的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要鼓励低碳经济产业的发展，对于清洁生产型企业要加大扶持的力度，而且在资金、税收与政策上都给予优惠。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不断地调整产业的结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绿色转型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 篇7

关键词：绿色转型,环境治理,政府,企业,社会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和要求。生态文明将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和必由路径。绿色发展作为我国“十三五”发展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将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亦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方向和主要目标。与以往局部性、适应性的环境治理不同, 绿色转型需要系统性、前瞻性的国家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提升。

一、绿色转型发展

1. 绿色转型发展内涵

绿色发展, 主要源于对传统的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模式所引发的资源浪费与耗竭、环境污染与破坏、生态恶化与赤字以及社会 (分配) 不公等问题的反思, 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为主要特征的发展 (理念、路径和模式) 。绿色发展, 既包括核心内容绿色经济, 也包括绿色社会、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等。

绿色转型则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 是从传统的过度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友好的科学发展模式转变, 是由人与自然相背离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相分割的发展形态, 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形态的转变。绿色转型的关键指标是在两个方面的脱钩: (1) 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 即单位经济产出的资源消耗率降低; (2) 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脱钩, 即经济产出增加的同时环境影响降低。

绿色转型发展是绿色发展与绿色转型两者相辅相成的紧密结合, 是既要保证“绿色”, 又要完成“转型”, 更要保证“发展”。简言之, 绿色转型发展就是“绿色+转型+发展”, 是由过度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形态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形态的转变, 是一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

2. 绿色转型发展挑战

中国绿色发展无疑是必然趋势。中国绿色发展已经、正在、必将承受着经济、环境、社会各方面的严峻挑战。中国的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 不仅是进口的资源能源成本高, 还有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方面, 都已经贴上了“高价”标签。目前, 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承载压力已至极限。部分重要资源发生严重短缺, 必须高价向国外进口。同时高耗能行业不计成本的投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毒化了生态系统, 还给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此外, 环境信息公开透明的压力日益增大, 环境事件频发以及造成的冲击力不断增强, 良好的环境质量成为民众生活质量诉求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 当前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挑战凸显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缺陷。绿色转型的视野下, 环境治理的目标实现不再是政府通过某些行政手段完成某几个政策目标, 而是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的必然结果。绿色转型需要国家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提升。

二、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1. 国家环境治理体系

国家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综合系统, 是国家环境治理的依据、条件和方式,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制度是国家根据环境保护的目的、要求和工作程序, 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规范, 在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规范和引领方向的作用。环境保护体制是国家部门、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及其相应权利的制度安排, 为环境保护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环境保护机制是各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执行环境保护制度的要求, 在实施一系列环境保护行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它是有效实施环境保护制度的关键。

在国际语境下提到环境治理, 一般从治理主体来看, 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 体现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环境。

2. 国家环境治理能力

国家环境治理能力是按照环境保护制度, 通过环境保护体制和机制运行, 发挥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功能和作用, 治理环境保护事务的能力, 它是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的途径和方法。

国家环境治理能力不是政府各种环境保护管理能力的简单叠加, 而是所有治理主体能力的有机合成, 主要包括: (1) 政府的绿色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 包括科学民主制定政策的能力和有力执行政策能力; (2) 市场推动绿色创新的动力与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能力; (3) 公众与社会组织推动绿色创新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

三、环境治理现状与缺陷

从治理主体分析, 各级政府受传统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影响, 权力过于集中, 常常不能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 缺乏社会责任, 常常无视环保法规, 污染破坏环境;人民群众环境权益观念淡薄, 有序参与、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从构成治理环境的因素来看, 在价值理念方面, 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收益大于环境破坏成本、当前经济收益重于未来环境成本的错误思想, 使得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制度建设方面, 部分环保制度设计不合理, 资源价格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行的制度大多使环保部门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中央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监督缺乏体制上的安排;对党和政府决策者的监督考核体系中环保要求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重视;公众有序参与环保、维护自身权益和监督政府、企业遵守环保法规的机制尚未建立。

从环境治理领域解析, 在产业生产方面, 作为国家治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已是穷途末路, 迫切需要绿色转型治理, 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协同带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大众消费方面, 资源节约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很难渗透到各级政府、生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和行为中。

总之, 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显著落后于经济发展, 亟需实行现代化改革。

四、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在充分识别当前环境治理现状与缺陷基础上, 本研究提出基于“三类主体-两点要素-两大领域”即政府、企业、社会三类治理主体, 绿色理念、绿色制度两点治理要素, 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两大治理领域的环境治理模式, 如图1所示。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形成合力, 政府的动力会推动企业实施环境治理也会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公众的动力, 会推动政府强化绿色经济政策, 更会形成企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压力;企业的动力会推动政府创新绿色制度, 会满足公众的绿色需求, 推动整个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此外, 正确的绿色价值理念和完善的绿色制度保障, 是影响政府、市场、社会在环境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 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是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重点领域。

1. 中央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导者、推动者和引导者

中央政府是环境治理最主要的主体, 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树立正确的绿色价值理念, 将其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及政策制定中, 另一方面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理念, 倡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中央政府主要从国家的角度, 制定和完善绿色发展的各项法律、政策。在绿色生产领域, 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 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绿色消费领域, 一方面政府本身通过绿色采购引导企业绿色生产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还是绿色生产的管理者, 有义务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绿色生产, 加强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管理, 还可通过法律、行政、科学技术等手段监督绿色生产。

2. 地方政府是本地区环境治理的推动者、监管者、引导者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委托代理人, 行使中央政府绿色发展管理职责。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地方政府应打破唯GDP论英雄的错误观念, 在制定发展规划、推动发展方式时, 要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容纳的范围内。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地方政府作为地区的行政管理者, 制定本地区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促进绿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政策, 引导和鼓励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地方政府作为绿色发展实施的监督者, 负责环境监管、行政审批、环保执法和社会宣传, 约束企业不法行为, 保障环境治理顺利进行;将地方政府的绿色政绩考核纳入到干部考核体系当中。在绿色生产领域, 地方政府只能摈弃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暂时繁荣的发展模式, 以绿色的发展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城镇化的目标, 通过建设绿色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 实现经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在绿色消费领域, 通过具体的地方财政、金融、税收以及土地供给等方式对企业进行引导和刺激, 通过教育引导促进本地区公众开展绿色消费活动。

3. 企业是环境治理的实施者

企业既是环境治理的主体, 又是环境治理的对象,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企业面对政府的引导和推动、行业竞争压力、消费者绿色需求以及来自公众、媒体等社会舆论的压力, 不仅仅要关注经济利益, 更要关注资源利益、生态利益和环境利益, 履行对自然生态环境市场、公众消费的生态责任, 从产品设计、生产到产品回收全过程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一方面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标准,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产业政策, 从中发现新的机遇, 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在绿色生产领域, 采用先进的绿色技术和少废无废的绿色工艺, 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服务过程进行严格的环节控制, 生产绿色产品和提供绿色服务。在绿色消费领域, 积极组建符合自身绿色生产需求的绿色供应链, 对符合其绿色生产要求的供应商继续合作, 将不符合其绿色生产标准的企业剔除在外, 逐步构建起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绿色供应网络。

4. 社会公众是环境治理的实施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进行环境治理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公众既是环境治理的实施者、监督者, 也是最终受益者。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绿色理念不断提升, 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态维权, 这将敦促政府不断加强环境治理, 逼迫企业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通过信息公开制度、畅通沟通机制等方式, 在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过程中, 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在绿色生产方面, 公众通过公众参与环境评估、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等措施, 实施监督, 参与环境治理。社会媒体机构可起到沟通和监督的作用, 一方面它及时提供社会的绿色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信息, 同时也帮助企业发布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信息;另一方面, 社会媒体机构也及时曝光企业的绿色生产状况和产品质量状况, 监督企业踏踏实实进行绿色生产。在绿色消费领域, 公众是绿色消费的主体, 起到非常广泛的沟通、组织和督促作用, 它促使产业链中相关企业都加入到绿色生产组织中来, 从而强化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中国绿色转型发展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2]谷树忠, 谢美娥, 张新华.绿色转型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3]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创新研究[R].北京: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4.

武汉城市治理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篇8

“治理1”一词在西方社会出现已有数百年 ,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中外学者关于治理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世界银行1989年的报告中提出“治理”是指管理一国经济与社会资源中使用权力的方式;Peters等在讨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明确提出社会团体、私人在公共治理中的影响将越来越大,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全能的控制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1]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治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府统治的做法,其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自组织等社会组织;决策的方式也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模式,而是经常性的多方协调和妥协。

城市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空间上的运用和实践,是将治理理论运用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是由城市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第三部门”管理城市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利益主体的高度分化,使得隐含在传统的“单向”城市管理方式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被迅速放大。以发展经济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久经困苦的居民急需摆脱贫穷的生活,政府的政策只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GDP,就能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维持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分层的逐渐形成和公众需求的差异的扩大,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别于传统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的第三部门逐渐兴起,慢慢开始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部门在欧美各国也被称为“社会组织”、“社会自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等。主要包括民间的理事会、非政府性组织、社区自治组织、自愿互助组织以及庞大的工会。据统计,2011年,美国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就达到157万家,基本覆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除此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没有达到登记要求的社会组织,估计占到所有广义非营利组织的90%。规模巨大的社会组织是欧美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组织的代表一方面通过向本区议员沟通、发动游行集会传达自身的诉求;另一方面与政府合作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参与城市治理。

不同于已完成城市主体规划和建设的东部一线城市,武汉市从近些年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和改造,力图摆脱全国“最大县城”的帽子。在错过了早期城市改革的黄金期后,武汉市的都市化进程远比北上广深要艰难复杂。以政府为主体的集权管理、“政府办社会”的管理模式以及以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手段为主要方式, 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保障的做法容易引起公众的反对和怨恨。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公众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武汉市的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武汉城市治理水平及面临的问题

城市治理水平能够客观地反映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和居民的满意度。通过科学的度量指标比较不同城市治理水平的差别,能够清楚直观地了解本地城市治理的优势和不足,借鉴领先城市的治理经验,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构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城市治理结构和体系。

(一)武汉城市治理的水平

城市治理水平的评估是公共治理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数据收集主要采取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客观指标的数据主要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以及学术论文对地方政府的客观经济和社会数据进行收集;问卷调查结果主要通过本研究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所进行的专项问卷调查获得。天则研究所《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是目前研究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实践操作性的指标, 该指标已经分别于2008、2010和2012年完成了对我国省会城市治理水平的测量,该指标采用了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和治理方式在内的三大类共四级指标。

表1和表2显示了武汉公共治理水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位置和变动情况。2012年公共治理指数显示,武汉市的公共治理状况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排名第12位。在2010年的公共治理指数报告中,武汉市的公共治理情况排名第26位,前进了14名。总体上来看,武汉的“公民权利”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3显示,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仅在“教育”指标上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 其余各项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社会保障”指标退步了,其余各项分指标进步了。从公共服务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财产安全”、“意见表达”与“人身权利”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媒体监督”与“权利救济”指标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各项指标均有所下降。从各分项指标来看,武汉在“政治参与”与“廉洁”指标上得分较高,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人大选举”指标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持,“信息公开”与“信任”指标上得分较低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2010年相比,“人大选举”、“信息公开”与“政治参与”指标进步了,而“廉洁”与“信任”指标退步了。

注:资料来源于天则研究所 2012 年发表的《中国省市公共治理指数》,下同。

(二)武汉市城市治理面临的困境

第一,治理主体多元但不协同。武汉市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区“两级政府、一级管理”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两级政府、五级治理”,逐渐培育出众多部分履行政府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组织和草根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总揽公共事务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领导“人治”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权力并没有真正地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市场与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很少,导致主体间难以形成协同合力。社会组织尤其是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和志愿者未能得到充分应用,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监管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这样既产生了行政执法领域的增量,又导致政府监督管理的缺位。

第二,政府官员管理方法和手段不合理,治理能力薄弱。在多年的地方政府竞争和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城市,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开发城市的经济效益。没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武汉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地,2013年全城工地数量已经达到11012个,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也给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第三,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长期的管制以及我国传统政府层级的层层控制,各大城市基本不存在群众自组织,所有的组织均需要在政府登记注册才能举办活动。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组织很难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与政府之间进行平等的协商,缺乏吸引人才和挽留人才的平台和机遇。总体来说,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武汉市拥有将近4800家社会组织,但大部分社会组织缺乏社会公信力,在资金、人事管理等重大事务上与政府主管部门存在紧密的联系,许多社会组织的领导是由主管部门任命,缺乏有效运作的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政府想向外出让自己的服务,社会组织也没有能力承担。

第四, 快速城镇化加剧了现有的城市问题,增加了城市治理难度。武汉的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合作龙头。与长沙、南昌相比,武汉无论在经济发展、教育文化以及交通水平等方面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根据统计,在未来新一轮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武汉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左右,大量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将会涌入武汉。新增人口给武汉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维度的同时,也会因为大量人口聚集而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武汉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也面临各项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中村改造、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体系、城市规划、社会就业、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等方面。武汉是城市化率最高且上升速度最快的省会城市,城市化率从58.88%上升到99.83%仅用了6年时间。截至2012年, 快速的城镇化和不断外扩的城市面积已给武汉带来了168个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普遍分布在闹市中间,错过了最佳拆迁时机的政府要解决规模庞大的城中村,其所需的成本和遇到的矛盾也空前强大。

此外,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因素,武汉历来就是重工业集聚的地方,以武汉钢铁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钢铁、能源、采矿工业在兴起和发展,重工业的高污染排放给武汉的土壤、湖泊和河流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据2010年武汉市水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武汉的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五十年来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中心城区仅存38个湖泊。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迫切需要政府转变工作态度和思想意识,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

三、社会组织参与武汉城市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用“治理”代替“管理”,虽是一字之差,却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与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3]多元参与城市治理的模式下, 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市场之外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按照民政部的划分方法,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社会组织的本质是社会的志愿服务,这种特性决定了社会组织将是政府与市场之外最好的补充力量。

( 一 ) 武汉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

响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号召,武汉2014年登记社会组织个数达到了4800个。武汉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通过组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项目、建设孵化园和人才培养基地来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把社会组织培育成政府管理社会的有力助手。据学者调查发现,武汉社会组织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于学术交流、咨询服务、调查研究、就业与再就业服务、同学会、文体娱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培训、研究与训练、宣传与交流以及调查并收集资料提供信息;其次是出版刊物及其他出版物;再次是政策建议提案、商业性活动、培育基层组织;而义演、义卖等公益活动、热线服务、提供资金及物质援助等方式最少。[4]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武汉社会组织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利用自身优势,迅速提供市民急需的公共服务。由于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由众多不同阶层的群众共同参与形成的,它能敏锐地发现并整合公众的需求。武汉社会组织正是利用这些优势,在教育、培训、出版、慈善等方面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二是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的自治传统使得成员在自愿的前提下使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和解决矛盾分歧,同时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方便地传达公众对于公共服务和政府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还可以及时了解和传播政府的相关政策,宣传学习与本组织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既提高了政府政策的实施效率,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也使公众更方便地了解政府的方针政策,降低了群众对政府的依赖。

( 二 ) 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存在问题及改善措施

在武汉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并逐渐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一是社会组织虽然可以代表民意,但并没有单个组织能代表全民的意见。由于大多数的社会组织是在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地域条件下组建的,它们活动的方式和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本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关注点单一,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整体社会群众的利益诉求。二是社会组织本身极具复杂性,没有一个公认的评估标准和监督体系,在调动社会积极性的同时,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三是人财两缺,机构运作困难。目前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组织人才的匮乏,只能由成员自身承担活动的费用,这些都严重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武汉城市建设迅速扩张的阶段,社会结构迅速分化,经济和文化领域层次差别十分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武汉市的和谐健康发展需要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城市建设。而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国务院大力推行“简政放权”,下放政府行政审批权,目的就是要改变以往“政府办社会”,政府一方独大的局面,转变政府职能,逐渐扩大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权,这给了社会组织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此情形下,武汉市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保障。

第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机构。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实践经验,武汉市应该逐步形成“政府行政规范、组织自治独立、个体资源参与”的城市治理模式。社会组织自治独立并不是将政府与社会组织截然分开, 而是厘清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如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界,从而建立了某种“指令体系”,就可以认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是值得怀疑的。[5]从目前的条件上来看,普通选举的组织领导人还无法使组织获得独立, 推举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人如退休干部,著名学者等参与才可能帮助社会组织较快获得独立性。

第二,加强社会组织的法制建设。简政放权之后,政府退出了之前管辖的众多领域,而政府职能转变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必须及时得到填补,过去那种政府领导管理社会组织的模式不适应当前现实发展的需要,应在宪法的框架下加紧制定和修改与社会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必须从法律层面上明确社会组织的定义、活动范围、法律地位及其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功能:明确界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范围, 在法律层面规定社会组织的职能和权限,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途径、方式和监管措施,取消或删除社会组织必须寻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的规定,降低设立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数额,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采取“备案制”和“追惩制”。如此既能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接受法律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又能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

第三,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武汉市可以通过孵化器和人才培养机制,尽可能加快带头人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另外,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并设立优秀项目扶持基金,以购买服务、配套支持、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的方式,努力打造“一街一品、一社一特”,培育出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有社会影响力的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此外,应该正确定位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的六类社区社会组织形式: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都具有独立性、自治性、公益性和基层性。这些草根组织均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基础,积极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为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政府提供不了而市场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诚然,社会组织也只有在民生建设领域对服务对象、民生需求有了精准的定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6]

第四,加强普及工作,引导社会各界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重视。社会组织是城市居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工具和载体,只有居民广泛参与才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和代表作用。武汉市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吸收社会组织真正参与政府基层的治理,将部分街道社区的职能转移到对应的社会组织上,例如近些年来热议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垃圾处理等问题,使社会组织切实参与到处理街道社区的实际问题,提供社区居民的实际公共需求和服务中,通过示范作用使居民认识到社会组织的作用。[6]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城市治理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本文研究发现,武汉城市治理存在着诸如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低、官员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武汉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从而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三者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发展与治理 篇9

2015年末,一条关于“北京雾霾主要是因为河北工业污染”的言论引爆网络。该观点指出,工业生产是雾霾第一大来源,北京想要蓝天,河北的工业生产就要停顿。而河北的经济也需要发展。饱受雾霾之痛的民众对于雾霾治理是有极大渴望的,但该言论将经济发展和雾霾治理形成了一组对立条件。回顾我国近些年来的发展状况,确实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贡献了大部分的GDP比重;从雾霾污染全国分布图来看,空气指数爆表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业重镇、重要城市群,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当前雾霾问题如此严重,我国是否要大幅放缓经济发展速度,以求得没有雾霾的蓝天?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因雾霾而长期为外界所诟病的北京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片蓝天,空气指数达到一级水平,网友将其称为“APEC蓝”。其背后是京津冀三地联合行动,实施车辆限行、多家工厂停工限产措施。“APEC蓝”的现象告诉我们,雾霾完全是可以治理的。但是这样的限制措施对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解决雾霾问题首先要处理好治理雾霾和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平衡。

二、雾霾成因分析

雾霾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环境问题。在历史上,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出现过雾霾现象,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德国鲁尔区的雾霾警报事件等。要切实解决雾霾问题,首先必须从产生原因上剖析清楚,以便对症下药。

(一)发展方式粗放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贫困落后的现状,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30多年的快速发展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此时,温饱问题已经不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然而,发展方式并没有与时俱进。发展不可持续,依然坚持GDP中心论,坚持“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发展主义假说,继续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继续走“发展—污染—治理”的老路。为我国摘掉贫困帽子的重工业经历几十年的发展仍旧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

(二)能源消费结构单一,比例失调

由于我国丰富的煤炭和石油储备资源和相对成熟的开采技术,使得这两种能源的获得具有成本优势,成为工业和生活的主要能源。在产能巨大的情况下,我国依然需要进口石油和煤炭。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煤炭资源太过依赖,煤炭和石油占据了我国能源消费比重的八成左右。对于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一是技术不够成熟,二是企业在追逐利润的目标下,不愿意在新能源的使用上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因此,天然气、风能核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一直难以得到提升,在这样的能源消费结构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雾霾集中持续的时间段内,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采取煤炭供暖的省份空气质量指数都处于较低水平,空气中的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浓度大幅上升。

(三)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自建国以来,工业贡献了GDP的较大比重。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第三产业一路攀升,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但第二产业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然而工业带来强大经济拉动力的同时,伴随的是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难以负担的污染物排放。三大产业中工业占据较大比重,而在工业当中又是重污染和高能耗企业对经济贡献名列前茅。有学者通过对数线性模型对我国GDP和煤炭消耗量做了相关性分析,结论显示,我国GDP的增长严重依赖于煤炭的消耗量。京津冀等城市群和重工业区煤炭消耗占全国煤炭消耗量的四成以上,含硫气体和粉尘排量超过三成的比重。如此狭小的地区却有如此巨大的能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那么这些重工业区严重的雾霾天气则不难理解。

(四)城市化进程过快

随着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加上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对大城市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在城市中工作、定居。我国目前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就已多达15个。我国快速增长的城镇和新型城镇化速度,必然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城市涌入大量劳动力人口,工厂数量增加,能源消耗大幅上升;住房建设增加,房地产开发项目急剧上涨,工地扬尘也是雾霾成分的重要源头。人口聚集也加重了局部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在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城市环境空气污染数据库收录的112个中国城市中,只有22个城市的空气中较小颗粒物浓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建,人们会购置更多的私家车,因而又导致了汽车尾气排放量剧增,成为构成雾霾的又一重要原因。调查报告显示,北京雾霾颗粒中汽车尾气占22.3%,燃煤占16.7%,扬尘占16.3%。

三、雾霾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为我们带来了雾霾问题,而雾霾问题也正在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据经合组织(OECD)研究,仅2010年,空气污染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4万亿美元。

雾霾由于其所含的有害气体和可吸入颗粒而对民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民众不得不增加对于健康养护的成本,加速了钱包里真金白银的流失。经合组织估计,在中国,空气污染每年导致35万人死亡,而由于空气污染所导致的呼吸道问题等一系列疾病则更是难以枚举,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国人一年要花费8.7亿元为雾霾买单,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而据测算,过去5年大气污染仅致公众健康损失一项就超过6000亿元。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雾霾天是追尾等交通事故高发时段,不得不关闭封锁高速路段以保证行车安全性。火车和飞机航班也须停班等候,物流运输部门暂停工作,这样的情况尤其会给对时间准确性有较高要求的行业带来极大损失。因航班车次延误会导致大批乘客滞留在汽车站、高速路口、火车站和机场,给公共场所带来更大的工作压力,同时也难以保证人口聚集区域的秩序和安全。

四、学界关于雾霾治理的措施简评

目前学界关于雾霾治理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完善法律制度、限制污染企业行业和转变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立法对于雾霾治理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制度后盾。立法先行,关键在执行。“上有政策,下游对策”的不良风气在下级地方范围内依然比较顽固。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执行与监管,包括后续处理机制的完善,都是更加需要下功夫处理的问题。

限制重污染企业行业发展的措施从理论上来看的确把握到了治理雾霾的关键,即掌控雾霾源头。但是对于这些行业如此短期而强力的措施无疑会对经济稳定造成一定影响,是“站在北京人的立场上要求河北停止重工业生产”。据南方周末报道,2014年2月21日至2月26日京津冀地区持续6天的重污染天气中,仅石家庄就对2025家企业进行了关、停、限和压减发电,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60.3亿元。

目前许多观点对于转变发展理念的解读是片面的,只从官员的角度来普及重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理念。这样就忽视了企业和群众作为治理雾霾主体的责任。治理雾霾不仅要依靠上面的政策引导,更要在政策的倡导下,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绿色发展理念,让每个人在生活中做出实实在在的改变。

五、构建平衡机制的思路

(一)认清现状,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作为第一要义存在。“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发展主义假说虽然偏激,但不无道理,没有经济建设作为支撑,单纯地追求良好的空气和环境无异于倒退到生产力落后的状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基本的物质生活还未得到满足时,人们对于精神追求的动力是不够的。以此次网络争议为例,以减少相对落后的河北地区人民的经济收入为代价,去换取北京蓝天白云的做法是无法得到群众支持的。这样的做法不仅是无视贫富差距的现状,而且也是对人权平等的不尊重。因此当前我国仍然要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满足了人民物质需求之后,引导人民向更高的精神追求而奋斗。

(二)形成多维联动机制,共同治理雾霾

雾霾是一个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生态问题,因此治理雾霾要形成多维联动机制,包括区域联动、行业联动和主体联动。区域联动是指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不以行政界线划分治理范围,既要处理好本辖区的雾霾治理工作,也要协调与周边地区的工作开展,必要时可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负责策划和指挥调度。行业联动是指不同的行业之间要进行一定的改革与结合,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如技术部门可与传统钢铁、制造业等行业结合,提高能源利用率和产能,减少浪费和污染排放量。一些重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要适度降低比例,向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第三产业倾斜。主体联动是指要联合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共同成为治理雾霾的主体,开展有引导、有实践、有支持的全方位治理工作。

(三)正确把握长期短期处理原则

发展与治理 篇10

京津冀区域地处华北平原, 东临渤海。区域内少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障碍。北京与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内嵌于河北省中心腹地, 直线距离约113公里, 行政区划边界几乎相交。京津冀区域人口和城镇分布比较密集, 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河北省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 但也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以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消费市场。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能力比较发达, 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中心, 由铁路干线、国道、航空线组成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体系, 拥有优良港口。京津冀区域铁路货运年周转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铁路营运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近几年来高速铁路采用规模的扩大, 城市间通达性进一步加强。京津冀区域内高等级公路互联互通情况较好, 随着京台高速、密涿高速 (“七环”北京段) 、京秦高速的加速建设, 预计到2017年底, 京津冀将再无“断头高速路”。普通干线公路技术等级较高, 通行能力较好, 低等级公路的对接规划已经启动, 将按实际需求逐步打通。北京已率先打通5条对接京津大通道, 完成省际“对接路”100公里。环京津区域内农村公路基本实现了全部建制村通沥青 (水泥) 路。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工作已经启动, ETC用户已突破100万户。河北省正加快形成京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市之间的“半小时通勤圈”、京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的“1.5小时交通圈”。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展了很多年, 区域协作的必要性非常明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不断有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的建议和规划被学者和政府部门提出。随着国家发改委编制完成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成为国家战略, 京津冀的发展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近日,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下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得联动联防得以广泛实施, 能促进环境统一治理的实现, 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机遇, 同时有利于区域内产业优化。

2 京津冀产业情况

历史上, 京津冀优势行业存在较多重合, 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等等, 关联性强的行业也比较多。京津冀区域是传统的工业基地, 冶金、建材、机械、化工、医药、纺织等产业具有雄厚的基础。随着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汽车、纺织和食品等产业逐步成为京津冀区域的支柱产业。通过利用教育、科技资源优势的带动作用, 迅速发展高科技产业, 新型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正逐步成为京津冀地区新的主导产业。

以京津城市定位为基础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展多年, 京津向河北转移的产业多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到的产业涉及建材、化工、家具制造、铸造、服装纺织、钢铁、建筑、商贸物流等很多方面, 但转移入河北的产业大多对矿产资源、水资源、劳动力数量等要求高。同时, 河北省也有部分先进企业的总部、研发机构进京发展。近来, 87家央企与河北省政府对接, 签署了69项合作协议, 涉及重大产业项目329项。涉及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众多行业。近年来, 河北省经济总体发展良好, 第三产业占比大幅增加, 但工业仍占主要地位, 农业比重较高, 服务业比重仍然不足。

3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的环境治理重点

当前, 环境治理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央已经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文件中已将生态环境保护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率先突破的领域之一。在京津冀三地中, 河北省的污染治理任务最重。

京津冀区域目前最突出的是空气质量问题和水资源问题。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区域, 是我国污染非常严重的地区。京津冀区域空气污染属于复合型污染, 包括扬尘等物理过程的污染和硝酸盐、硫酸盐等经历了光化学反应的二次化学过程污染, 污染来源复杂。区域内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开始于2013年。以北京为例, 全年空气达标天数不足一半, PM2.5年均浓度为89微克/立方米。近几年北京市已逐步将高污染产业迁出, 但空气质量问题仍然存在。究其原因, 与周边城市特别是河北省城市的污染比较严重, 而空气污染又有较强的移动性有很大的关系。传统的能源结构下, 区域内工业生产, 如金属冶炼、家具制造、化工等造成污染的同时, 居民生活对空气质量造成的污染也不容忽视, 冬季取暖期燃煤量增加污染幅度也会随之增加。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机动车保有量约6000万辆, 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已成为区域大气污染物中PM2.5的重要来源。其中,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分别占到这几类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86%、32%和56%;天津、石家庄PM2.5来源中, 机动车也已分别占本地排放源的20%和15%。随着机动车拥有量的增加, 机动车尾气给环境治理带来的影响已经非常严重。此外, 房地产建设规模增大带来了建筑扬尘污染问题。土地沙化问题也会对沙尘天气的增加产生影响。

京津冀区域水资源不足问题比较普遍且缺乏程度严重。人均水资源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严重缺水标准, 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很长时间以来, 为了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区域内过度开发地表水、超采地下水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自产水能力差, 长期依靠外来水源补给, 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废水排放不合格的问题仍然存在。

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十分脆弱, 环境问题不容忽视, 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矛盾又客观存在, 所以京津冀区域的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特征, 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解决难度较大。

4 河北省产业发展建议

环境治理是影响京津冀发展的重要因素, 河北省必须要将环境承载力作为河北省产业发展的重要约束, 这对京津冀协同和河北省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北省应以实现京津冀总体发展目标为原则, 客观面对地区权力不平等的现象, 不过分计较一城一地的短期得失, 科学配合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工作。主动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机制的完善, 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方面问题的解决, 充分借助区域内先进城市的资源。推进城市对接, 弱化短期利益诉求, 主动优化产业发展重点, 促进共同发展。如廊坊、保定与北京对接, 唐山、沧州与天津对接。坚持环境治理与产业协调发展, 合理解决经济发展导致的用水等需求增加与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及环境污染问题。如, 提升农业、工业的用水效率。加强地表水、地下淡水资源和雨洪水、再生水、海水和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的开发利用。河北省在产业调整中要循序渐进, 尽可能降低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注重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加强宣传, 重视专业人才的引入和培养。

河北省应通过政策引导工业企业引进先进技术, 优化工艺, 保证生产过程尽可能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如钢铁业应减少落后工艺产品, 走高端、精加工发展路线, 探索符合河北省环境治理要求的钢铁业发展路径。推广“减能耗、新型工业化”发展路线, 优化能源结构, 利用新能源, 采用清洁技术、资源节约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利用京津冀地区在新能源领域形成的产业链, 充分发挥制造基地优势,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发展光伏发电、半导体照明产品及设备制造。早日实现环保产品系列化、集成化、规模化、品牌化, 培育龙头企业, 完善专业园区, 促进环保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以已经建成的产业基地为基础进一步发展新材料产业。充分利用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借助京津人才、港口等优势, 进一步完善区域物流服务网络, 共同完成区域性物流园区的建设, 促进物流企业现代化, 迅速发展现代物流业。以现有的医药制造能力, 中医药资源为基础。整合京津冀区域资源, 推进医药领域的合作, 促进产业配套发展。发展生态农业、节水型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借助京津资金、技术, 壮大龙头企业,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秦皇岛滨海旅游、承德文化旅游、张家口自然风光旅游为基础, 充分开发河北省旅游资源, 发挥河北省环绕京津的区位地理优势, 进一步发展旅游业。以石家庄和廊坊两市为基础发展会展服务业。同时适度发展文化产业、健康养老产业、房地产、公共服务业、商贸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

参考文献

[1]王露, 张素芳.雾霾天气引发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分析[J].企业导报, 2015, (03) :49-50.

发展与治理 篇11

关键词 农业；生态涵养；面源污染；开州区

中图分类号：X71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30.050

1 生态涵养与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开州区现有土地面积3 963 km2，2014年末耕地面积100 792 hm2。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全区形成粮油、生猪、蔬菜三大传统保供产业和水果、草食牲畜、生态渔业三大特色效益产业，农业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投入品增加、农业废弃物利用率低、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破坏了农业生态，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1 种植业污染

1.1.1 化肥施用污染，土壤肥力退化和养分失衡

《开州区统计年鉴2015》数据显示，2014年全区化肥施用量（折纯）5.79万t，平均每hm2耕地施用量574.5 kg，远远超过国际上为防止水体污染而设置的225 kg/hm2化肥使用安全上限，超全国平均用量43%，超全市52%。从2015年开州区农委对农户用肥抽样调查看，45户农户化肥平均施用量达到1 189.95 kg/hm2，远超全区平均水平；从化肥历年施用情况看，化肥施用量连年增长，2014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58 000 t，比2006年增长15 770 t，增37.39%，平均每年增长4.15%。从化肥利用率来看，根據开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14年肥料利用率试验，全区肥料常规施用区氮、磷、钾利用率分别为29.47%、15.77%、35.61%，氮磷钾综合流失率达到60%以上，全区土壤pH值比2008年土壤普查下降34.55%。化肥利用率低、流失量大，导致土壤酸化现象日趋严重。

1.1.2 农药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

根据开州区农委2015年对农药污染抽样调查，45户农民平均每hm2耕地使用农药16.05 kg，较10年前增加1倍以上，个别种植大户平均使用量达到54.9 kg/hm2。从使用环节看，除草用药2次以上，用药量占总量的39.3%，病虫防治用药3次以上，用药量占60.7%。在农药使用上，不合理使用或超量使用现象普遍存在。有研究显示，农药施用的有效利用率喷施中只有10%～20%附着在植物体上，约有40%～60%降落于地面，5%～30%飘浮于空中，落于地面上的农药又会随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而流入水域或下渗进入土壤。开州区2014年农药使用量达到813 t，除30%～40%被作物吸收外，大部分进入水体、土壤中。农药每年平均流失量4.8 kg/hm2，是全国平均用药流失水平的1.15倍。

1.1.3 秸秆农膜污染，资源化利用率低

根据开州区农委2015年对秸秆农膜污染抽样调查，45户农户共产生秸秆16.092万kg。其中：24.7%用作燃料，26.4%田间焚烧，10.4%丢弃，38.5%直接还田。秸秆焚烧致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对大气造成污染，秸秆四处堆放丢弃，在雨水的冲刷下使大量的渗滤液排入水体，造成环境污染。在农膜污染上，近年全区每年使用农膜1 000 t以上，但其回收利用不足20%，农田残膜已成为农田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从抽样调查45户情况来看，45户农膜使用量达到421.45 kg，平均每hm2耕地14.55 kg，其中：59.28%直接丢弃，24.13%焚烧，16.59%回收。

2 开州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要成效

按照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功能定位，开州区区委、区政府提出了“特色发展，绿色发展”战略，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大力实施农业生态、森林生态、城市生态、水生态四大生态治理。在农业生态治理上，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禁限养区规模养殖场拆除和污染治理、农村户用沼气和秸秆还田六大农业生态工程，重点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2.1 重点区域养殖污染有效治理

截止2015年8月底，全区完成禁养区规模养殖场拆除（关闭）168家，禁养区年减少饲养生猪近10万头，汉丰湖、四面山等禁养区年减少污染物排放量5 500 t，为全区污染治理贡献3%；限养区实施粪污无害化处理25家，推广“畜—沼—果（粮、菜）”等高效循环农业1万hm2，每家按年出栏生猪500头计算，每年减少粪污排放约4.6万t，

为全区污染治理贡献近0.6%。

2.2 配方施肥区肥料利用率有所提高

全区在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程，重点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对比试验，寻找适合万州区推广的配方方案，同时开展配方肥推广试点。全区累计化验土样700余个，开展水稻、玉米、油菜、马铃薯和柑橘等不同作物肥效试验8个，确定适合万州区配方肥方案8个，生产专用配方肥6 000 t，试点推广面积13 333 hm2。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监测化验并汇总分析，配方区N、P、K利用率比常规区分别提高4.45%、3.20%、4.97%，减少N、P、K综合施用量27.92万kg，增加粮食产量243万kg，实现节本增效692万元，财政资金投入300万元，试点投入产出比为1∶2.31。

2.3 秸秆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明显改善

2014年以来，全区推广低坝中稻-再生稻免耕还田、中高山稻草直接还田、玉米秸秆还田和稻草覆盖秋马铃薯等秸秆腐熟技术2万余hm2，推广秸秆腐熟剂350多t，项目实施区域秸秆还田率达到95%以上，秸秆利用率提高13%，耕地地力与耕地环境质量有较大提高。

3 对策措施建议

3.1 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和完善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

一是着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积极利用互联网+农业的大数据网络，大力推广精准施肥、智慧施肥，覆盖面积要达到70%以上。二是着力开展绿色防控示范。实施作物由水稻、柑橘等扩大到马铃薯、伏淡季水果等主要农作物，示范带动全区农民自觉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三是加大对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重点推广蓄粪池、配套管网等沼液循环利用工程和对沼液沼渣利用给予适当补助，通过循环利用减少规模养殖场污染物直排水体。四是进一步加大禁养区规模养殖场拆除和限养区污染治理。

3.2 加大农业生态建设宣传和培训力度

要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农民树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培育种养结合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新型经营主体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开展农业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培训，使农民了解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深入开展农业生态治理技术的普及和培训，掌握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真正把农业环境保护措施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成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主力军。

发展与治理 篇12

一、法治视域下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

法治则是良法之治。从这层面来讲, 社会治理和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一致, 都是最终要实现良法善治。同时, 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国家、公民、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 通过法治对权力进行界定、规范和约束, 从而使权利得以更好的保障, 另一方面通过法治的服务职能确立下来, 达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新形式下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法治为社会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 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

二、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困境

由于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的传统人治文化的影响和僵化的一元管理体制所限, 政府包办一切的全能型政府、人治大于法治、维稳替代维权等与与法治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仍然存在, 公权力滥用、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 法治建设相对滞后, 这些都需要加快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的顶层设计。

(一) 从制度建设方面讲,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现状不相适应的问题依然存在。法治是良法之治, 社会治理法治终极目标是善治, 所以社会治理首先要有良法可循。

(二) 从法律意识方面来讲, 社会治理的各类主体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一方面政府习惯于靠人来管事, 用行政手段来管事, 缺乏相应的、有效的互动机制, 没有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社会治理中遇到的矛盾。另一方面居民的法律意识并没有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建设工作的开展而得到明显提升。

(三) 社会监督体制不健全, 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 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处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而群众监督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的重要保证。但在社会创新的实践中, 群众监督普遍存在缺失的现状。

三、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依法治国是我国针对新形势下国内实践及经验提出的治国方略, 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也要在法治框架下进行。针对我国目前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治理中的各类主体法治意识薄弱、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在实行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见解。

(一) 推动以完善社会治理规范体系方面的制度建设

近些年国家虽然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出台了许多的法律法规, 但是内容相对分散, 尚未形成体系, 且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 有些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 所以, 正值当前法治社会建设如火如荼之时, 国家应对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进行不断完善, 推进创建并逐步改进社会自治规则, 确保社会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彼此配合协调充分发挥作用。

(二) 加强以树立崇尚法律权威意识方面宣传教育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当前,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将法治信仰、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之所在。为此, 要在全民树立起宪法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责任意识,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用权意识, 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要让公平正义的实现要让老百姓能切身感受、亲眼看见。使老百姓认识法治、接受法治, 相信法治、从而将法治内化为公民生活的自觉行动。

(三) 完善以全民、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监督体制的创新

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展过程中, 社会监督机制的健全也同样重要, 要发挥群众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治理创新的监督作用。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有利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使人民授予的权力切实用在服务于人民上。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社会治理创新才会更贴近群众, 社会治理创新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和准确, 管理效能也才会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王雪松.法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2.

[2]刘洋.社会管理创新的法理解读[D].辽宁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