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治理

法治化治理（精选12篇）

法治化治理 篇1

一、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治理法治化

( 一) 治理法治化

随着社会主体的需求多元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增多导致行政权不断膨胀, 单一的政府管理国家已然失灵。各国提出简政放权将管理改变为同社会各主体对国家共同治理, 这种新的治国模式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格里. 斯托克所言, 治理所追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1]社会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所需利益不一, 若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规范的治理制度、方式将各主体行为统一。因此将法治作为治理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推进治理法治化不仅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且能够同时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大的法治环境。由此, 推进治理法治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 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

基层治理, 即是针对基层的治理,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各种与治理相关的政策、制度均是自上而下制定, 但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运行, 治理水平的高低却是自下而上的反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是具有最为广泛深厚容量社会关系的治理形态;[2]政府治理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 社会治理则涉及社会公共领域较为复杂繁琐。

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具有共同性。基层治理是所有治理在基层中的反应,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相比社会治理是三者中最贴近基层的, 社会治理也主要服务于基层, 所以社会治理需要以基层为重点。然而想要实现良好的治理就需要法治化, 因此, 若要社会治理法治化需以基层为重点。

二、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 一) 社会治理主体观念落后, 权责不够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强调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其它社会主体并承担相应责任以弥补单一政府管理的不足。但是在基层经常出现如下情况: 1、政府独揽权力, 缺乏主动让社会组织或公民参与进来共同协商治理的理念, 治理效率降低, 同时造成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无权参与。2、社会组织与政府挂钩行政化, 甚至存在部分社会组织直接是由政府来领导的现象。社会组织不独立于政府, 在治理中不需要权力也无需承担责任, 共同治理则非真正意义上的共治。3、权责划分不明确。4、社会组织、公民缺乏治理意识, 依赖政府。在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美国, 公民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更加倾向于信赖社会组织。[3]我国社会组织不发达, 无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组织都没有将自己作为治理主体, “政府管事”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

( 二) 治理法治化程度不够

1、基层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地方工业发展带动经济效益, 对于当地企业, 尤其是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地方政府都会大力支持, 同时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发展就会对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网开一面, 基层部门在进行具体执法时也不会依法严惩, 长久导致环境恶化, 更加大了治理难度。陕西各地就存在着典型的例子, 如陕北存在沙漠化, 延河、渭河水污染严重, 铜川多年地下煤矿采空后无法复原。2、居委会自治不独立。社会治理又可依主体不同分为政府、多元主体对社会的治理以及社会自治, 在基层, 社会自治是以居委会为治理主体, 以社区这一基本单位作为治理对象所进行的自治。法律赋予了居委会自治权以解决社区内部纠纷、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但长期以来, 其因财政等各方面原因不能与政府独立, 基层政府都将居委会看作是一个基层政权, 对其发号施令, 居委会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口、具体行政工作的实施者。偏离立法初衷工作重心从以为人民群众转为为政府服务, 基层依法自治没有实现。3、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协同治理区别于协作治理, 协作中双方平等有自愿合作之意, 无轻重之分。而当下, 在我国公民社会、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的大环境中, 以政府为主导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 即协同治理更为符合我国国情。无论协作还是协同治理都需要各主体良好的互动, 并且当公共问题出现时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而此前提除了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外更为主要的是必须要有有效运行的协同治理机制, 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 否则, 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现实基层中, 社会组织无法参与治理, 公共危机出现仍然政府独挡就是没有健全的协同治理机制所致。

( 三) 社会公共服务不足

我国的公共服务可分为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是“基本”的, 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包括交通建设、就业、失业等。如上所述, 长期政府独挡一面, 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就连基本公共服务也呈现出城乡二元化。[4]城市中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基本落实但对于农民工这些城市边缘化的群体的基本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偏远的乡村甚至连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健全更无须提及非基本公共服务。每年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都是财政支出的小部分, 无论是服务的全面化还是深度都不够。社会组织除非有法律明文规定否则长期义务提供服务缺少保障。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提升路径

( 一) 以法律规范明确治理主体在治理中的权责

多数主体缺乏治理意识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而且长期的政社不分使社会组织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参与治理。此外没有权力保障, 让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服务没有可实施性。而治理主体各司其职, 行使相应权力履行相应义务承担对应责任是良好共同治理的前提基础。因此, 首先我们需要立法, 以法定的形式将各治理主体纳入到治理的大环境中。其次, 在立法中合理明确多元主体治理中的权责问题, 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社会组织的权力、公民个人治理中的权力。再次, 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大部分具有非营利性, 但它即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关注自己的利益, 因此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来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则是关键。例如美国通过立法以减税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在提高社会治理的同时树立了公民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信任度。[5]各国社会问题不一样, 国内各个地区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 各地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

( 二) 通过立法完善协同治理运行机制

机制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运行方式。从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实现善治实为任重道远, 因此一个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实为重要; 从微观角度而言, 在社会治理中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都需要从基层做起, 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是治理的前提, 通过道德、自愿形成的合作行为是有限的并且不受约束, 而且现代社会中的信任更多的是人对某些物化了的存在物的信任, 如运行机制、制度等。[6]因此将机制的运行模式纳入到法律规范中, 用法来优化治理机制是有序治理的必要选择路径。一般从机制的功能来分有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用法定方式健全激励机制以激发治理主体的社会活力; 以法治化的制约机制规范、监督主体的治理行为; 用法治化的保障机制保证治理主体的权利。建立固定的沟通渠道对社会治理充分讨论, 提出有效治理策略。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快速共同应对, 做到公民利益损害最小化。

( 三) 以社区为重点创新治理法治化, 形成法治之下的社会自治

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公民对社区建设需求日益增多呈现多样化, 社区俨然是国家宏观社会在基层的缩影, 即典型的微型社会。社区治理直接影响着公民生活质量水平也影响着对国家整体社会治理的肯定。由此, 以社区治理法治化为重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为必要选择路径。

首先, 社区治理法治化要求社区中居委会依法严格定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改变原有的政府附庸机构角色, 实现为民所用、为民解忧的基层群众自治职能。

其次, 将社会组织对社区的治理纳入法定程序, 在社区形成开放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社区作为微型社会, 居民对其需求必然很多, 保障治安和完善建设多数社区都基本能够达到要求, 而社区服务事务琐碎如养老问题、托幼、医疗健康、绿化、维护等, 靠少数治理主体不能有效解决, 然而在生活中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参与程度低, 参与范围小。以法建立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序路径, 引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创新社区治理, 使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同时有助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再次, 在社区内依法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提供法律咨询。在法治全面建设的可以通过在每个社区建立专门的纠纷调节机制如人民调解委员来调解这种小纠纷、小问题。在社区内部全面实现“人民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仅减少居民为解决纠纷所消耗的时间, 而且降低了司法运作成本, 减少法院压力,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有利于人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 四) 乡镇大力贯彻落实“三官一律”法律服务政策

农村偏远去法院解决问题实有困难, 为了更好的法治建设为民服务, 笔者建议在保持原有的三官一律进社区的政策时, 在乡村中以村为基本单位加大三官一律的服务力度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四、结语

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中最复杂和最需要互相合作的环节,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起点, 也是最终评估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尺。以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化是时代所需, 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最优路径, 因此为了我国的社会治理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摘要：法治是治理的必要手段,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 以基层治理法治化来推进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选路径。本文以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 以基层社会治理为视角, 通过分析现状提出以法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以社区为重点创新社会治理、加大三官一律服务力度等途径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1]杨蓓蕾.面向发展质量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市相关社区为例[D].同济大学, 2007.31.

[2]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相互关系辨析[J].社会学评论, 2014 (3) .

[3]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4]娄兆锋, 曹冬英.公共服务中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之研究[J].探索与争鸣, 2015 (3) .

[5]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6]张康之.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法治化治理 篇2

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自此有了统一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宏大命题，而且也关乎每一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

2018年，舆论场上颇不平静，从“高铁扒门”到“博士霸座”，从“疫苗之殇”到“滴滴顺风车命案”，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事件在社交媒体激起排浪式舆论，这些事件对常识和底线的挑战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加了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成本。社交媒体上关于这些新闻的热烈的公共讨论，从一个侧面看，正是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呼唤，是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的民意基础。

[权威论述]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习近平

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习近平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发挥好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习近平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习近平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

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

[重要意义] 法治化治理顺应社会治理转型趋势，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发展挑战。社会关系更趋多样化、人民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国际格局更为错综复杂，这些都要求必须转变固有的发展观念，顺应时代演变趋势，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而以法治化治理为突破口，不仅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双向化、多元化转变，而且也能不断驱动社会发展观念与制度的创新，催生出更符合中国基本国情、能提升社会治理实效的新模式，逐步构建起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新型治理模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新格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法治化治理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变革，进一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如何有效改善民生水平，成为现阶段必须着力解决的难题之一。原有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管理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态，而通过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力度，使“法治化社会治理”逐渐取代“命令型社会管理”，强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权威性与主导性，不仅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能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服务作用，维护社会公正、增进民众福祉，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由此也能有效提高、改善全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人心更稳固、社会更和谐、国家更安定。

法治化治理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互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支撑，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而加强法治化治理，首先，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具体化;其次，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拓展;再次，则是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有机整合，使二者充分结合、相互助益。这不仅要从宏观角度提高党政机关人员的法治意识，要求其依法行政，而且也要通过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完善，促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法治思维约束自身，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面临困境] 治理主体法治意识相对淡薄，偶尔会出现行政权力干预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各别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契约观念，倾向于以官本位思想去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之中，仍有一些行政机关有意将法律法规与行政权力进行分割，一味通过行政干预去处理问题。而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的缺乏，也导致其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之时，倾向于以讲人情、托关系等方式去寻求调解，而不是积极采用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去解决。法治意识的淡薄，无疑成为了阻碍社会治理法治化有效落实的障碍之一。

法律约束力、震慑力不足。近年来，中央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在中央统一部署、领导下，发挥地方的能动性，不断优化机构设置、职能，逐步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治理体系。而由于一些基层政府对中央精神认识不够全面、落实不够充分，加之又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自身职能定位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会有意淡化或排斥法律对行政权限的制衡，这就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出现权力滥用、以行政权力干扰市场运转，甚至直接配置资源、越权限制一些社会组织发展等情况。同时，当前我国法律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仍有待提高，对犯罪行为的威慑力偏低，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管制作用。

行政执法不尽规范，职权滥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有待遏制。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一直都是困扰我国社会法治化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基层，部分行政人员滥用行政职权问题突出。而对于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行政人员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去人为改变原有的执法步骤、执法顺序，并不采用规定的执法形式、不遵循公开的执法时限，严重损害了法定程序的威严。此外，个别基层行政机关还存在强制执法的问题，这会影响地方治理秩序、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对策] 整体来讲，社会治理法治化：

一是明确基本目标。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一方面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治理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转变;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确立法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保障地位，形成国家、政府、社会建设以法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模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二是培育良好环境。应着力破除长期存在的管控思维，强化合作意识、协商意识，使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发挥政府对法治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提高政府决策效能与效率，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注重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通过健全市场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营造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的法治环境与人文环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赢。

三是加快法制建设。把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出台和完善。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强化政府的社会治理责任，明确社会组织、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义务及程序，实现社会治理权责关系明晰化、法治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良好局面。

具体来讲，全社会都应当树立对尊崇法治、敬畏法治、践行法治的信仰。对个体而言，法治思维就是一种契约思维、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公民的法治素养体现为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的自觉遵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对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而言，必须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对企业主体而言，法律法规也应该成为企业经营中不可违反的“高压电线”。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资本逻辑决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铤而走险、心存侥幸只会让企业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而企业经营者也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

[精彩标题] 1.全面依法治国托举每个人的安全感 2.善用法治手段实现社会安定有序 3.树立法治治理常态化思维 [精彩开头] 示例一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善治的起点，而背离法治则会造成种种难以预期的社会乱象，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被反复证明的经验和规律。

示例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现代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法治化治理。实践证明，在法治的规范下，治理将更具有规范性、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让法治治理成为常态，既是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需要。

[精彩结尾] 示例一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历史一再证明：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全面依法治国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必须弘扬法治精神，让每个人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唯其如此，人们才能获得可预期的安全感，迎来社会善治的美好明天。

示例二

治理背景下的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 篇3

关键词：社会治理；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此背景下，法治化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因而网络社会治理应遵从法治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因此，通过法律框架的调整，将网络社会纳入到法律体系之中，实现网络社会法治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为止，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0%。其中，2015年新增网民接近四千万人，其数量为3951万人，增长率为6.12%。中国网站总数为423万个，较2014年增长了88万个，年增长率达到26.26%。同时，移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不断助力企业发展，互联网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网络社会的兴起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与繁荣，极大地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与平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强力推动了社会公正、和谐发展。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虚拟空间，网络社会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诸如：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网络销售违禁品、网络病毒传播、网络走私、电子色情服务等都利用网络社会的这一特性而大肆汇集，从而给当前网络道德建构和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带来众多难题和挑战。

（一）网络社会违法犯罪数量剧增

利用网络隐匿的特性进行违法犯罪的数量剧增，且犯罪手段类型多样。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共接到网络诈骗报案4920例，报案总金额高达1772.3万元，人均损失3602元。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在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内的犯罪总量超过1160万起，较2014年的700万起增加了460万之多。这种数据的直接对比突显出网络犯罪剧增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伦理道德失范加剧

网络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导致个人信息大量泄漏、恶意造谣、炒作情形加剧，色情、暴力、垃圾信息充斥。根据360互联网安全中心的统计，在2011年至2014年底这三年中，中国公民个人信息泄漏数量惊人，已被公开，并被证实的泄漏信息多达11.27亿条，内容包括个人软件账号和密码、手机通信录、电子邮件地址、手机号码，甚至是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这种问题的出现不仅污染了整个网络环境，败坏社会道德，也使责任归属感和社会约束力严重缺失。

（三）网络社会失序破坏法治共识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的基石。网络社会的高度自由性和开放性致使网民在信息选取的过程中偏向于个人喜好，尤其随着微信、微博等诸多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与发展，技术赋权增加了人民实现话语权的可能性，丰富了人民表达内心想法的途径，从而在网络社会舆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导致了网络社会失序情形的不断加剧，同时也是网络社会失序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网络社会中，网络社会的特性致使一些网络主体滥用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不承担所发表的言论带来的任何个体责任，缺乏各网络主题之间相互的制约关系，从而使部分网络社会主体忽视法律的约束性，撇弃法律的严肃性，使网络社会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主题下的治理盲区。

（四）网络社会治理缺失助长权利失节

当前政府对网络社会违法犯罪的监管不力，对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了网络社会治理机制的缺乏。以“人肉搜索”为例，“人肉搜索”作为现代网络技术与传统人工调查相结合的信息搜索方式，一方面，其在方便人民实行监督权，提高信息查询效率的同时，侵犯了被搜索公民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易涉足违法犯罪领域，“人肉搜索”无法律依据，也非当前制度性建设的范畴，显然已经演化成为公民权利膨胀的一种网络暴力。

二、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路径

（一）加快补足网络社会立法短板

推进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中，遵循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下，国家应出台类似公路法、教育法等具体、专业的法律，以加强网络治理，保障信息安全为目标，明确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公共团体及个人网民在内的网络社会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保障网络主体在网络社会空间内享有隐私权、平等权，以实现网络社会依法、规范、有序、安全的运行。网络社会的立法是为网络犯罪立威，为网络伦理建序，为网络法治立本。

（二）加大网络社会犯罪惩治力度

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发布的《2015网络安全威胁报告》中，经过对17个国家中的1.7125万人的调查发现，中国的网络犯罪受害者比例高达39%，在这17个国家中位居第五。在2014年，网络犯罪导致我国的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7086亿元，按照我国当前13.7亿人算，平均每人损失人民币2900元。报告指出，网络攻击行为数量呈迅速上涨的趋势，网络攻击的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当前的网络防御手段无法应对如此大量的网络攻击。这对我国网络法治化建设提出警示，即网络犯罪对我国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肃清网络社会犯罪，严惩网络犯罪人员，维护网络社会公共利益，是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的重任。

（三）加紧网络社会有效治理步伐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扩展和延伸，用法律思维和法制方式来推进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提高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创新网络社会的治理方式需要三方面的努力。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保证，是网络社会法治化的正确方向。其次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治理背景下，政府作为治理主体，运用政府的权威性和强制力来整治网络社会。第三是构建网络社会的公共理性，突出网络社会的自理、自律和自治功能。

（四）加固网络社会权利保障根基

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应实现法治控权。网络空间内，权利的运用分为四个维度，一是行政权力。应完善行政权力的程序正当性，强化监督机制，实现行政权力规范。二是商业权利。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企业收集的社会信息、个人信息数量庞大，失去管控的危害巨大，故应约束网络空间内的商业权利。三是媒体权利。移动互联和新媒体兴起的利弊并存，媒体发挥正当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媒体权利的弊端暴力，一些媒体的信息曝光和信息敲诈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损害。所以，网络社会法治化的建设中媒体权利应得到制衡。四是个人权利。我国网民已达6.88亿之多，公民在网络空间内受网络特性的遮蔽，易窥探、传播不良信息，滥用权利制造社会危害，积少成多势必是网络社会失序的重要因素。所以，因大力提倡公共理性，强化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伦理。（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程琳.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创建文明网络环境[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9）.

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篇4

1 社区治理问题的提出

社区治理是指特定的组织基于一定原则,为满足社区的需求而提供的服务或物品。经过长期的发展,目前,我国各地的社区基本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模式。但形成并不一定代表成功,就目前来看,各地的社区建设到了瓶颈期。城市社区治理行政化严重,资金、人才匮乏。农村社区治理困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过渡社区治理方向不明,拆迁、土地、保险等纠纷严重。因此,寻求社区治理的新途径势在必行,而将法治引入并以法治理社区是目前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整体发展不成熟,表现在行政性较强而僵化、管理性偏重而民意不达、非协商形成而动力不足的典型困境。基于此,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我国目前社区治理进行深入剖析,分析社区的转型和治理的渠道。

2 社区治理现状

研究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宏观上,可以从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经济水平等分析;微观上,可以从社区公民的社会地位、职业、经济状况等分析。而我国社区基层建设虽然在宏观上积极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设计良好平台,但是相关制度并未全部实施,经济、文化上发展也不平衡。因此,目前,从微观上分析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程度以及认同感、公民对社区开展的活动的参与度、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政治认识和法律认识等方面,具体的分析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的问题是最有效的。

2.1 社区公民的认知缺乏

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社区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最为直接的认识。现实中,就算公民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认知,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概念。由于宣传的不到位,许多居民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否有社区组织。而且由于城市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存在历史较长,开展活动较多等特点,在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识中占据很大比例。许多居民认识的社区组织就只有村委会或者居委会,而对社区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等其他社区自治组织并没有概念。这导致在社区基层治理中,开展治理的组织形式比较单一,其他组织的生存空间狭小。

2.2 社区组织活动的参与度低

在社区活动中,有意愿参与社区活动的公民较多,实际参与并对社区自治组织开展的活动予以肯定的人则大打折扣。公民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参加、具体评价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公民的主观判断不能直接导致其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另外,大多数居民并不认为他们参加过最多的政治活动,例如:社区组织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较多,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对这方面的活动参加的也最多,但公民对社区组织活动的评价却非常的低。由此可见,目前,社区组织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对社区治理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大,而由于服务和活动的不足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2.3 政府对社区治理的影响过大

公民对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认知影响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首先,我国基层社区建设需要社区公民具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对政府和社区事务的关系和运行机制有一定的把握和了解。从理论上讲,社区公民对社区与政府关系认知的越明确,越能调动在清楚认知基础上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现代法治社区是参与性、主动性的集合体,而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是被动型、局限性的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是一种“各扫自己门前雪”“私民”意识,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严重影响了社群公民对社区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主动性。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各项政策对基层影响巨大,基层社区管理无法适应快速流动的社区公民和不断变化的管理区域。

目前,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帮扶大,公民对政府依赖性强。政府在社区治理当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这一习惯性的做法导致社区公民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起到了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和具体主导,甚至还有许多居民认为,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影响还有待加强。这些想法直接导致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高。目前,社区组织确实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响,社区自治组织的完全自治化也难以实现。

2.4 法律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偏低

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便是按照法律秩序运行,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包含公民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建设。我国法律明确了社区居民有参与社区管理的权利,而且也有一定的机制与其匹配。但法律规定并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社区治理的立法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了居委会的自治地位,但是并未对其他的自治组织做出规定,如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都没有确定地位。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在与其他组织如何配合,甚至与政府的关系也并明确,各个地方也有自己的具体规定。但这些规定时常调整,难以起到总体调节作用。目前,我国基层社会已经开始培养法治精神,但是公民却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解决现实纠纷的法律习惯和意识。法律制度的缺失和法律知识宣传的漏洞是基层法治社会构建的硬伤。

3 社区治理法治化路径

我国学者一般将社区划分为两种,即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本文还涉及到第三种社区,即城乡过渡社区。由于此次研究的综合性,侧重于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民态度,所以,此处将三种社区作综合分析。在社区治理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存在典型的取向,即研究中针对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持一种应然态度,更多的论述社区治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较少的讨论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实际上,社区建设应当政府、社区组织、公民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首先,应当对现在法律中不清楚的社区组织权力来源、运行的经费、工作人员的身份、具体的职能做出规定,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其次,针对立法及法治理念滞后的问题,则必须坚持以公民自治为原则,加大法治宣传,加强法律在现实社会的权威。同时,确认社区自治组织的法人资格,为社区自治组织找到法律理论和保障。

3.1 针对认知严重欠缺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基层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的欠缺。首先,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我国的社区自治组织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的。只有地位明确,公民认识到的自治组织才是健全的。至于相关法律制定的探讨,本文将在下面部分具体展开。其次,公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必须要具有公民意识,即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而这个意识是建立在文化素养之上的。实践证明,公民的文化素养越高,对国家的参与意识就越强。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实践中,有一个可悲的现实,即自治组织开展了无数的活动,参与过的公民并不知道是其组织的。所以,必须在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加大宣传。再次,社区活动的广泛开展。社区组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扩大活动范围,鼓励公民加入其中,这不仅有利于社区组织的自身发展,更是对公民性的加强。

3.2 社区组织自身的完善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我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各类社会组织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又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现。但是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我国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国情影响,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障碍。就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来说,其不仅要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人员、信息的交换,而且还必须根据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组成不同的体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水平上与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工厂、机关、医院、学校、商店等都是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而基层建设中的社会自治组织必须在健全自身的同时,加强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相互沟通和协调。这就必须要组织有优秀的人才、合适的活动场所、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正是目前的基层自治组织所欠缺的,所以,政府必须加强在这些方面的扶持。

3.3 政府与社区关系构建

依宪行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应有之义。所以,在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必须由“经济服务型”转向“社会服务型”。要做到此,首先,必须严格区分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将政府的权力与自治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的权力、服务区分开来。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性。政府与自治组织划分板块,例如,稳定秩序、基础建设、社区经济发展等由政府负责。而社区教育、文化活动开展、公益活动等则由自治组织提供服务。政府部门可以宏观上行使一定的调节权力,但是应当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其次,应当严格区分城市社区的小区物业、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的关系和服务的事项,至少应当确定主要服务主体,厘定界限。小区物业商业性质偏重,但现实中却解决了很多的居民生活事宜,如安保、环境保护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存在的开发公司物业过渡管理影响非常恶劣。管理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自治组织。但它的存在是有必要性,起着连接政府和基层末梢的作用。应当在法律上确定其存在地位,确保其权力来源、资金来源等,保障其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再次,分清农村社区的村民小组、村委会、宗教团体等的作用和功能。

我国村与乡之间的非行政隶属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乡镇村治”是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社区管理的特色。村民委员会在基层的主导作用已然形成,排挤了其他的村民自治组织的生存空间。应当多管齐下,培养各色组织提供服务,让村民有选择的参与活动。而最难以解决的是目前的过渡社区。本文认为,既然过渡社区是“农转非”政策的一个必然产物,那么就必须对其转化过程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应当转向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但不宜操之过急,必须考虑到从村民到居民的角色转换的过渡性。政策宣传、基础保障、法律服务必须由政府出面,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至于公民生活习惯、文化精神、观念认识的转化必须通过自治组织逐步实现。政府的行政参与过低固然应当避免,而行政参与过高也必须注意预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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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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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 篇5

——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莫纪宏

 2012-09-28 08:43:32

来源：中国法学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芬兰科学院共同合作的“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于2012年9月26日在芬兰拉普兰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承办方是拉普兰大学法学院、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图尔库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前三次会议分别在中国举行了两次，在芬兰举行了一次。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来自中芬两国近50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率领法学所代表团一行八人参加了研讨会。

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Matti Niemivuo）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嘉宾致辞仪式。芬兰拉普兰大学董事会主席莱莫（Raimo Väyrynen）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刘影翔副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林所长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Kimmo Nuotio）教授在开幕式分别致辞，各位致辞嘉宾高度评价了“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进一步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拓展学术交流的领域，进一步加深两国法律界与法学界的交往，促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

研讨会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主题是“土著人民：法律文化和语言”。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皮亚（Pia Letto-Vanamo）教授和李林研究员共同主持了第一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环境与少数民族法律北方研究所所长蒂莫（Timo Koivurova）教授介绍了“联合国土著人权利宣言”产生和运行的基本情况。拉普兰大学亚珂（Jaakko Husa）教授以“什么是法律文化？”为题，详细解释了法律文化的含义。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法律的观念和社会心理倾向，与成文的法律体系是不同的。法律文化是一种正规法律体系之外额外的东西，不仅指正规的规则，还包括研究活动。法文化概念的表达是指法律概念和法观念在某种体系中被建立起来。法文化追求的不是普遍的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怎样界定和理解法律。有了某种界定，不管如何做，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文化的特征。法文化是很宏观的范畴，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都包括进来。西方学者总是希望用客观的方式来认识法律，但实际上背后有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印度法、伊斯兰法、英国法、德国法、中国法等等，如果从多元的角度来理解，才能发现这些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法文化的传播途径很多，有“接受”途径，例如1920年土耳其直接接受瑞士民法典；另一个是“移植”路径，例如，非洲很多国家“移植”了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因此，对法文化应当有比较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吴峻博士做了主题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发展保护事例分析”的报告。吴博士选择了中国的彝族来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性质与现状。吴博士指出，现行宪法第4条第三款、第134条是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护，该法首先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其次，自治机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再次，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最后，给少数民族公民参与诉讼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最重要的法律。中央民族大学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彝族在中国西南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目前有840万人左右，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非常悠久。据考证，彝族语言有两千年历史。目前有四个大的彝族语言方言分支。彝族的民族性很强，彝族语言成为彝族地区通用的语言。主要原因是因为集中居住、政府支持等等，但目前彝族青少年比较喜欢汉语。因此彝族语言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文化的特征，需要通过文化保护来保护彝族语言的发展。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儿童、妇女和老人”。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谢增毅副研究员主持了该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薛宁兰研究员做了“中国儿童、妇女权利的家庭法保障”的主题发言。在她的发言中，她介绍到，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儿童和妇女权利属于家庭法，不管家庭法是独立的，还是属于民法性质的，但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都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目前对儿童权利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分布在一系列的法律中，包括已经参加的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另外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等等法律中都有规定，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不限于婚姻法，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保护。最高法院在生育权问题上对妇女有特殊的保护。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主要是姓氏方面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父母离婚后，子女通常是随母亲生活时，母亲再婚，为保证随母生活的孩子的权益，将随母生活孩子的姓氏改为随继父姓氏，这个问题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父母双方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随意改变孩子的姓氏的，应判令改回生父的姓氏。但有一些基层法院近年来从儿童的利益出发来支持儿童改姓。还有受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反家暴问题也受到了重视。从发展趋势来看，家庭法应当更多关注儿童权利和儿童利益的保护。拉普兰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阿梯（Ahti Saarenpää）教授做了主题为“面向现代老年法”的演讲。他认为，按照国际社会现代标准，65岁以上才是老人。按照他的理解，应当将这个年龄再上调到70岁。在日本有一个老年人监护法。在北欧，丹麦和挪威对自己制定的老年法比较满意。今年10月澳大利亚墨尔本要召开老年法和老年人监护怎么看待的研讨会。根据欧盟宪章的新规定，数据法是隐私法的一部分。在乌拉圭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数据的保护。有人认为在法治文化中，信息不是非常重要，但是自我决定和自主权在欧洲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成为老年法的一个重要内涵。老年人问题在香港1980年代就有立法规定，法律上的自主和自决可以由专家来给予帮助解决。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工具来安排我们的未来。2006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公约即《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已经包括了老年人。芬兰还没有批准该公约。还有欧洲理事会的建议，使用了“代理权”，什么是“代理权”，需要加以研究。芬兰在2007年曾经认为是要实施该项权利资源不够。欧洲理事会认为代理权是人权问题，“代理权”要归属到社会法领域。在芬兰，公共部门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制定老年法的时候了。老年法跟规划有关。这些都是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因素，自我决定力是社会发展的起点。几年前，阿根廷采用了欧盟的数据保护法，但是，在实施中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于老年法来说，要依托专家和律师的协助来制定比较可靠的老年法。目前的法律已经蔚然成林了，但看不清楚主次。现在的老年法也需敞开思路，不能仅仅从年龄出发。也要考虑法律文化的问题。考虑老年法的时候，不能光考虑技术化，而要关注标准化。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教授在讨论中提出，20年前芬兰就有法律规定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不能打孩子。在刑事法律中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在当时，没有觉得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交互性，但在几年前开始认识到家庭暴力问题，在刑法与家庭法之间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想改变社会的做法主要是改变警察的行为。过去警察很少到家庭去调查。家庭中有的人酗酒或被打伤，警察基本上是睁只眼闭着眼，目前司法部长已经认识到首先要改变警察的态度，要积极地去调查，要把表面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要把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分开来研究，不能把妇女仅仅看成是受害者。

第三单元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化”。拉普兰大学凯克珂（Kai Kokko）教授和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莫纪宏研究员主持了第三单元的主题演讲和讨论。东芬兰大学图奥马斯（Tuomas Kuokkanen）教授从法律、环境等方面来探讨“地球工程与国际法”问题。他指出，如果看环境问题，可能只看到污染，但从法律上看，环保措施可能会导致诸多法律问题。美国只是单方面对环境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却导致了很严重的贸易问题，此外，在治理方面怎样监管也有很多问题，例如，在联合国探讨是环保还是粮农问题时，就属于治理的问题。现行环境问题框架是联合国的1992年的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008-2012），现在接近第一承诺期尾期，在此后应当怎么做还需要认真讨论。在南非德班会议（2011年）上讨论了应当有第二期承诺。到2015年结束讨论，再将承诺期覆盖到2020年。这是目前各国的减排目标。所有这些措施采取后气候还在变化怎么办？现在又有科学家提议从地球工程的角度来强调减少排放。1980年末期的时候，各国说要防止气候变化，提出建立环境保护体系。当时人们认为不可能靠预防，所以就强调减缓、减排。1990年末期的时候，出现了调整的概念。有些国家不肯接受，到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减排的共识。地球工程并没有在各种正式的环保会议上提及，而在非正式的场合，现在关于地球工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海洋的处理。海洋可能会吸收热量，人类活动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工程要把能量排除掉。把太阳的一部分光线反射回去。用人工云把阳光反射掉。在城市建筑上装一些反光设备。另一类是处理二氧化碳，通过种植森林也吸收二氧化碳。现在科学家已经开始评估这些技术。英国皇家科学院在2009年作出了这种评估。如果从法律效果上来看，立法者和律师说目前的技术不应当影响到减排，而应是加大减排。这里并没有特定的建议，现有的监管规律还能适用。如果认为其中的法律和技术能适用的话，现有的条约，还有习俗性的、机制性的，包括现有的环保公约，在越南战争之后对适用战争的生物多样化的协议（1977年）以及其中一些规定都能适用。之后还有普遍法则，甚至可追溯到罗马法，物权拥有者的物权不应当影响到邻居的权利。现在，一些机构和公约组织也开始考虑地球工程方法，主要是生物多样化公约、倾销海洋污染物协议书等等。但一些学者主张应当禁止地球工程学方法，但小规模的科学研究是可以允许存在的。同时2011年6月份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国际海洋组织决定，各国在适用海洋技术的时候，要谨慎使用海洋生物技术。在解决问题方法上，许多国家喜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例如，环保可能会涉及到生物多样化的受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问题可能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接下来还有阻力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生物多样化扩大，还有防止海洋污染物的倾销。不同国家应当合作和互动。对于京都议定书之后的第二期承诺，未来的机制要设计所有国家作出公平和公正的承诺。以往，工业化国家推动了减排，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做。如果减排方法不是很合适的话，会影响到减排效果。这是一个风险管理方法。科学家和政治家可能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个风险，海洋科学家会说，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影响，这是法律上无法解决的一个框架问题，未来需要跟不同的公约组织来进行协商。总的来说，图奥马斯教授觉得目前只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并且只是一个测试阶段。北京大学法学院宋英教授做了“中国水法的修订”的主题报告。她的报告共分四个问题，一是法律框架的演进；二是制度框架；三是机制：许可；四是公共参与。宋教授指出，中国的水问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量不够，500个大中城市一半以上缺水，水质也不高。中国目前有三个法涉及到水资源，一是水法（水利部门主管）；二是土壤保护法（土地房屋部门主管）；三是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部主管）。1984年制定，1996年、2008年修订了两次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保护和防治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就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产生中国第一代环境法。中国要保护环境，一段时间内，环境法被视为是行政法，是政府的事情。其实，地方政府是真正的污染者，那么谁来惩罚地方政府呢。这里显然有一个恶性循环恶问题，即经济发展-污染-骚乱-治理-再污染。舆论监督有时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北京居民从奥运会获得了很多利益。最污染的工厂从北京清理出去了。由于中国的环境法基本上是行政法，立法和法律的修订从本质上讲是政治决定。在水的管理制度中，有九龙治水的问题，缺少足够的公众参与。芬兰及北欧国家公众参与程度很大。在中国公众参与要往前看。首先要有信息。必须要用适当的安排，要将当地的文化体现出来。现在英国和美国都在辩论环境保护问题。中国人大可能不会出现象英美议会那种质询辩论的情形。对于环境法来说，第一个修订草稿说要注意倾听，但并不需要立即做。归纳起来，水污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债”，谁负“债”？怎么负担？我们要更注重法律的实施和政治上的承诺。在京都议定书下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义务要求，规定海运、空运组织来分别降低减排。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推进。欧盟觉得很沮丧。也很不放心，在航空方面采取了单方面的措施。美国针对捕鱼也采取了单方面的措施。金枪鱼、航空业都是国际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谢海定教授以“城中村改造的法律面向”为题作了主题演讲。他指出，目前，所谓的城中村的基础设施都比较薄弱。供水供电薄弱，环境卫生差；面积拥挤、存在安全隐患和地下的排水系统缺乏；违法私自搭建房屋；处在城市边缘，治安形势很严峻；就业和教育方面存在子女教育条件差，管理模式还是农村的。城中村的出现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发展结果。78年中国城市化率17.92%，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率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指标一直在为各级政府所追求。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新兴的城市发展起来。20世纪末期，城中村在中国一线城市普遍存在。以北京为例，2004年在城区8个核心区有231个城中村。2005年开始市政府对231个城中村进行改造。由于有奥运会作为背景，资金相对宽松。2008年奥运会后，城中村改造转移到郊区县，与核心八区略有区别。一般是原地改造、异地安置。解释城中村现象存在的疑难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会有城中村问题？从新中国建立后，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1982年宪法规定了两种所有制。以二元土地制度为基础，加上二元户籍、教育、福利等制度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体系。一是城市化要通过规划来形成。规划产生通常不均衡。二是二元土地户籍制度在城市化中的转型中，需要一个衔接过程，导致了城市里出现乡村的秩序。相关的法律问题包括：与土地相关，城中村的改造，将原来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制，过程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征，城中村改造与城市规化密切相关。对农民的补偿、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相关的问题，把城中村的成员改造成市民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与法律体系的改善有关。在就业和子女就学方面，北京市近几年进行了改革。子女就业赞助费已经基本取消了。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的产物。随着城市化发展，二元化的体制正在消失。拉普兰大学劳塔（Lotta Viikari）教授以“空间领域的可持续性”为题做了专门的报告。她指出，城市化在太空领域是下一步。月亮殖民是21世纪人类的计划。法律上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最终应当建立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例如，如果在太空犯罪怎么处理。一种是国际太空站。在轨道上的行为影响到其他国家，应当由肇事国处理，只有在肇事国不愿意的时候才由其他国家来处理。地球上的主权问题是否可照搬照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主要环节是如何处理空间的垃圾。1999年第三届和平使用太空大会，采纳了太空千年的非约束性宣言。要实施必须要国际社会太空管理的框架下进行。这里有几个原则，除了环境和发展，还有一个平等员额。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自然资源。要关注环境和发展的整合、太空开发对环境的影响。1967年外空条约规定要避免有害物质越来多。美国太空署说，要为人类造福，要爱护，要公平使用。1970年代的登月活动也说要考虑到未来人类的利益。太空垃圾已经影响到太空的开发活动，平等问题涉及到发达国家要将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1996年联合国的太空利益宣言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要提供有形的帮助，发达国家处于垄断地位，但却没有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办事。太空轨道是最宝贵的地球资源。围绕着地球轨道，卫星最多，有很多垃圾。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球资源，给电信业造成很大影响。地球同步卫星，上去后无法转移位置。人类到月球上去采矿，法律要跟上，人类登月了，交通资源必须跟上。关于太空活动的国际框架，这是很宽泛的问题。有无具体问题呢？是有一些，例如，使用太空的安全问题，现在没有太空恐怖主义，但有可能会出现。太空安全对太空旅游方面有什么影响需要关注。对条约的需求也逐步表现出来。赫尔辛基法学院院长基莫教授补充说明到：在水方面，芬兰是一个大国，1970年代当时的湖泊污染很大，制造业和纸浆业很发达，后来有了绿色运动。芬兰通过行政法手段来治理水污染，美国是通过基层的协商。芬兰有典型的监控方法，哪些方面必须符合规定呢？在讲绿色运动的时候，涉及到公众参与等政治层面，这里有一个市场的逻辑。水质量管理是通过行政许可来进行的，许可制度公众可参加，比较灵活，公司可更好地进行协商。可以通过市场消费者的力量来加大和支持政府控制，第四单元主题涉及“民法问题”。拉普兰大学朱哈（Juha Karhu）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孔庆江教授主持了该单元的主题发言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广兴研究员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中国物权法的制定情况以及中国物权法所建立起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皮阿教授介绍了“欧洲私法的统一”问题。她指出，欧洲私法目前的主要趋势是欧盟私法，包含在欧盟的条例与各项指令中。19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已经出现法律合作的现象。1872年北欧有律师一起开会，讨论民法的一些问题。私法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欧共体和欧盟来说非常重要。法律和法律问题被视为欧盟工作的范围。一方面有共同市场，另一方面必须有法制的统一性，这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在所涉及到的各国成员国的私法，相互间应给予承认与信任。与此同时，必须考虑设有一种律师秩序的机构，象欧盟范围必须要分享一些关于义务和责任的想法。我不想讲人权或劳动权利问题，但是，就私法来说，与欧洲理事会的人权是相提并论的。欧盟私法一体化的前奏，目前有两个趋向，是相互竞争的，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先说自上而下。对于学术人员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自上而下是合适的，首先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和法律框架。因为有法律的共同历史，如罗马法典、中世纪的大学、现代科学和大学的兴起，这一条主线，此外其他方面都可以发现一些线索。我们现在可以匡进6个城市。另一个趋向是自下而上，意味着欧盟历来提倡的各国司法系统的和谐，这是一个全新的监管领域，可以推进新的欧盟的私法工作。1985年已经编制了白皮书作为欧洲共同体以后的欧盟的统一与一体化的基本文件。从中可以看到市场的倾向已经超越了政治的想法，导致了后来的欧盟概念。这是市场机制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包括欧盟的东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体现了双面性。一方面兼具规定性的，另一方面必须体现市场机制的特点，要依靠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公正与社会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看到了新的治理模式比较重要这一特点。欧盟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公式、技术标准，劳动力以及私法共同参照系都体现在欧盟立法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私法以外，还有其它领域对欧盟私法产生了影响，例如竞争法、知识产权法、投资保护和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现在的法律以国家为本位，一开始是规约，它的发展又产生了产业和金融的规约，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标准、劳动力和消费的标准。传统的私法认为，建立法律秩序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与社会的互动。这是一种横向的考察。欧洲私法实际上独立于传统的国家私法秩序，跟成员国私法是齐头并进的，即便如此，这两种法律相互之间还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好的想法在未来的纵向性的基于功能产生的私法方面，在讨论欧洲合同法时会占据主导地位。不管怎样，是有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法的，从某种意义上会给社会公正和国家层面的秩序带来挑战，我们在未来应当做一些妥协。拉普兰大学朱哈教授就“1979年以来中国民法法典编纂的比较观察”做了主题发言。他通过严格的分析和考证指出，现代西方民法点编纂有三个方向：首先是国家法；其次是市场法；再次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包括了传统的习惯。法典化的过程包括前法典化阶段（800-1800），地方法对抗地方法，地方法对抗王室法，地方法对抗商人法以及其他性质权力之间的妥协。法典化实际上一个混合和妥协。1794年的普鲁士的土地普通法就是如此。国家法对抗地方法，国家法对抗商人法以及国家旨在获得垄断权力的结果就是终止了地方法概念和地方规则与原则。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和1987年的荷兰新的民法典就如此。超国家法对抗国家法，超国家法对抗商人法，超国家法对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结果就是对超国家权力的需要和确认。中国民法法典的编纂也有类似的规律。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法典编纂，不同时代有不同规定。结果产生了帝国规范。1980年-2020年的民法典形成理由可以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人口的教育、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等等。结果导致了系统化的民事立法和满足人民的特殊需要的立法。总结民法法典的编纂，其过程一直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要求。绝大部分法典是混合体。法典化从来不是法律发展的最后阶段。法典化在一般法与地方习俗之间形成相对平衡。芬兰在金融立法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目前美国人搞的期权交易并不适应芬兰社会的要求，从长远角度来看是无法被芬兰社会所接受的，因此法典化也会排斥一些不相容的东西。

法治化治理 篇6

关键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法；法治化思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各行各业之前的竞争和矛盾日渐凸显，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在不断增多，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了很多群体事件，犯罪事件也在愈演愈烈，为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影响到了人们正常生活和生产，更阻碍了国家法制社会的构建。为此，我国在重要会议上都指出：“加强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是新时期设计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必须引入强有力的法治手段，扭转社会不良的治安现状。

一、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性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治化能够影响社会法制建设的进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种约束社会行为的准则，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并能够影响到党、政、军建设，关系到国家法制建设的诸多方面，比如，违法犯罪现象的打击、社会治安管理、经济市场监管、贸易市场管理、法制宣传等各项内容。上述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并同时也是法制建设的重点工作。很多内容都体现出了执法方面的工作，并且治理的实施关系到相关部门的权益和荣誉，更能够对群众的经济利益、自由有重要影响。为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否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重要作用。另外，人们群众也会参与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通过法律引导群众规划的开展维权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二）综合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能够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通过各项实践显示，只通过社会舆论来治理社会治安并不能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很难取得显著的治理成果。为此，有很多部门都以不是自己的监管范围为由将责任撇开；而有的单位即使接手了工作，工作积极性也不高，责任心也不强，最终导致了治安综合治理的相关措施落实的不到位。而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看成是一项社会任务，并能够将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治安综合治理的权利和义务同样以法律形式确定，能够使各级部门和个人的权利得以巩固，并能够使公民明确自己社会责任。

二、落实规划化、法治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方法

（一）明确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

新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在相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使各个部门在相互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管理和建设，还可以借助群众力量、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力量全面整治社会治安，由此使社会形成共同打击违法行为的良好氛围，由此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为我国各项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二）明确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方针和原则

将打击与治理相结合，并将预防为主，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基本方针。在具体工作中要始终将打击与预防相结合，实现不良风气的综合治理，由此可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是在防范方面。此外，相关部门要明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其重点就是要明确“谁去管理”、“谁负责管理”的问题，重点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团结好社会群众，结合工作的重点，要防止因为工作上的偏差导致的不良后果，并要主动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的义务，要团结好各方力量防止重大犯罪事件的产生。其次就是社会中的各个生产部门要团结在一起，比如，企业机关、工厂、学校、人民团体等要在内部建立起严格的规范制度，先从管理好内部人员开始，减少工作上的失误，并要体现出社会公平。其次就要认清自己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任务，如果发现了违法乱纪行为要及时制止并做相应处理。

（三）明确规定属地管理原则

一般，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按照职权的大小划分出了党政机关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并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文件明确各个管辖区域的职责和义务，从而做好综合管理。各级机关、团体要服从上级部门的统一领导。因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涉及的范围较广，为此，需要对各级部门各个层次统一管理和领导。

（四）明确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制

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党政机关要共同团结各级部门、单位共同治理社会治安，并且领导要对重要的事项亲自过问，并号召各级部门团结起来，肩负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使领导的地位得以体现。

（五）明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

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目标是：维持社会稳定，将社会混乱局面彻底改变，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结语：本文主要对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由此表现了各级党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起到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高茂春.《治安管理处罚法》几个问题的辨析——以执法实践中的困惑与立法上的完善为视角[J].理论月刊，2013（3）：113-117.

[2]李富声.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创新——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条谈起[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2（3）：49-52.

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 篇7

一、网络谣言的法律概念及特征

所谓谣言, 通常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或缺乏事实根据, 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网络谣言, 本质上属于谣言的一种, 只是传播渠道不同。从法律角度将网络谣言定义为:在网络上形成并传播的, 没有事实根据或捏造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主要涉及特大突发事件、公共领域、名人要员、颠覆传统等内容。

网络谣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 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3年公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6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9亿。目前网络谣言的传播方式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能够迅速实现大范围扩散, 甚至演化成规模庞大、跨越国界的谣言。

(二) 传播渠道广

网络谣言借助于各类博客、贴吧、微博、微信、论坛、彩信等多种网络平台, 其传播平台广泛多样, 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引发了民众的错乱恐慌。

(三) 传播具有互动性

在网络中, 每个网民既是信息的发布者, 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微博、QQ、贴吧等互动平台给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尤其是热点问题迅速吸引人们的眼球, 掀起讨论的热潮。有些人利用的自己情绪和观点引导舆论导向, 很容易混淆视听。

二、我国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及其不足

网络谣言的危害日趋明显, 严重侵犯公民权益,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规制网络谣言方面存在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力等多方面问题。现行法律对网络谣言的防治效果不理想。

(一) 法律法规建设速度滞后

法律的发展总是受制于社会的进步, 并且常常具有滞后性。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网络谣言的规定较为粗略, 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比如现行《刑法》对网络谣言没有专门的具体化规定, 将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虚假信息、言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定为违法, 但却没有进一步的法律解释。此外对于网络谣言的认定、入罪标准等法律细节问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导。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上百个有关互联网的管理规定, 但是涉及网络文化管理的内容有限, 执行力差。在缺乏网络文化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的网络环境下, 网络欺诈、网络抄袭、网络盗版、网络侵权、网络资产盗窃等行为更加猖獗, 这些行为将严重制约健康安全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形成。网络谣言方面法律法规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条例的规定过于笼统, 法律界定不严格;个别地方政府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理由拒绝公开本应该向民众公开的事项;条例的法律效力只是行政法规, 无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相衔接;涉及党务、司法等领域关系民生的信息没有法律严格规定是否应该公开, 公民的知情权形同虚设。

(二) 网络实名制治理网络谣言效果不明显

网络世界的虚拟性给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新的难题。网络实名制即要求网民以真实姓名注册上网, 一方面便于管理者对不良信息发布者查寻, 另一方面对网民个人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责任约束。2012年底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6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实名制作为一种新兴事物, 它也存在很大弊端, 比如网民行为缺乏理性, 可信度有限;实名举报内容单一, 监督范围狭隘;网络登记程序尚未完善;实名环境不够成熟等等。

(三) 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 网上的信息浩如烟海、真假难辨。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 网民往往无所适从, 难以鉴别真伪。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6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条例规定了政府公开信息、澄清真相的义务。但现实中该条例的执行情况并不如意。法律赋予公民知情权, 所有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应该暴露在阳光下。由于很多外在因素的困扰, 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障碍。据统计数据显示, 该条例施行四年以来, 在执行上能够完成的不足20%。有些热点问题比如突发案件、官员事件、非法拆迁等内容一概保密, 这也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时机。

三、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法治化完善方法

网络谣言损害了社会信息的公信度, 污染了网络环境。针对目前网络谣言多发的现状, 法治化治理是一种快速、可取的方式。只有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 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才能形成长效机制。

(一) 借鉴国外经验, 实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实名制是规范网络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网络实名制会对公民网络自由表达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12月16日, 北京市出台了《微博发展管理若干规定》, 要求微博注册从匿名制向实名制转变。具体要求包括:注册微博要使用真实身份;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信息内容要使用真实身份。微博网站可以利用网络实名制实施网络监管, 配备专人全天监测网络舆情走势, 支持用户网络举报, 努力培育一个公平真实的的网络环境。

从2012年3月16日起, 新浪、网易等各大热门网站微博开始采取网络实名制的方式。广州、上海、天津也开始实行微博实名制试点。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开始推行全面的网络实名制。决定的出台为互联网规制提供了法律性依据。

(二) 切实落实行政公开法律制度

信息透明是防止和治理网络谣言的前提基础, 制止谣言的关键在于填平公众与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鸿沟。因此行政信息的公开成为公众了解公共生活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2008年5月1日, 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法治打造“阳光政府”, 法律赋予公民“获取信息”的正当权利, 但整体状况并不如人意。信息透明度情况仍旧滞后, 落实乏力。治理网络谣言, 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 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 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首先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提高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真实性, 及时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 最大限度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在突发公共事件中, 政府应该掌握舆论导向的主动权, 及时向公众公开事件进展情况, 向公众及时表明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和处置方法, 有效遏制谣言的产生及蔓延。其次, 政府应该及时建立网络谣言预防和预警机制, 监管部门做好网络谣言的收集、评估、跟踪和监督工作。2013年8月1日,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了国内首个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 这个平台的建设是政府打击网络谣言行动的重要举措。平台为各网站开辟了辟谣专区。具体包括:搜狐新闻《谣言终结者》、搜狗“识图搜索”、新浪微博《社区公约》以及百度“阳光行动”等等。齐聚各方力量共同清理网络谣言, 从而打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三) 加快网络立法, 严惩网络谣言

社会公德不容悖逆, 法律尊严不容亵渎。网络世界也不应该是法治盲区。针对我国当前的网络法规不健全, 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欠缺的现实, 政府应对一些运行成熟的部门规章法律化, 使其更具有权威性, 应该逐步完善相关法律, 建立起系统长效的法律框架。尽快制定针对网络的专门法, 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 保障网民正常的表达、监督权实施。厘清言论自由与造谣的界限, 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 形成一整套有关网络谣言问题的界定及其责任的法律保障, 使网络谣言的处理做到有法可依。对那些散布网络谣言、攻击政府的错误行为, 要坚决执法, 严惩不贷, 从而维护好网络舆情的正常秩序, 还广大网民一个清净、真实的网络环境。

(四) 加强网络行业自律规范

行业自律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网络监管中的重要力量。加强和完善互联网行业协会自律监管, 在立法欠缺, 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 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可以有效地补充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的规制。我国目前的互联网行业协会虽有所发展, 但现实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如自身制约不完善, 部门设置不健全等等。首先, 加强网络行业自律需要不断完善网络自律体系, 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引导作用, 加紧完善自律规范, 制订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自律公约, 引导广大网民文明上网;充分发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作用, 鼓励公众及时举报虚假信息, 及时披露行业自律信息。其次, 建设规范的网络自律空间, 还需要广大网民的支持参与。只有每个网民推崇网络道德规范, 践行网络诚信行为, 才能切实使网络面貌有明显的变化, 使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

(五) 提高执法力度和效率, 完善公民监督权利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 以执法促守法。惩治网络谣言, 行政机关要做到严格依法行政, 避免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在执法过程中, 不能主观臆断, 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法律法规来处理。对热点谣言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痛打网络谣言“落水狗”。

此外, 要加强普法和法制教育, 完善公民监督权利。法律宣传教育在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律素质、推动法制化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公民通过网络监督获取信息、发表言论, 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监督检查。网络监督是公民监督的一种形式, 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 对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强化监督, 防止权力滥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网络监督, 尊重网络民意, 越来越成为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选择。

净化网络环境, 必须用法律铲除网络谣言产生的土壤。当前形势严峻, 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管、坚守法律, 严格执法, 打击犯罪, 用法律手段约束虚拟世界, 从源头上遏制住网络谣言蔓延的势头。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 全社会应该行动一致, 同仇敌忾, 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让网络谣言等违法信息没有喘息的空间。只有对每一个造谣者依法追责, 才能避免让网络成为不法分子恣意妄为的“真空地带”, 从而打造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摘要：网络谣言的泛滥对社会公信力产生沉重的打击, 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文章系统地研究了网络谣言的概念, 剖析了网络谣言的特点, 结合国外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经验, 探讨了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法治路径。

关键词：网络谣言,法律规制,行政公开法律制度

注释

1胡云腾:《遏制网络谣言亟需法律规制》,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3-9。

有效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探析 篇8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基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制化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是联系、宣传、组织、团结群众的载体,肩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艰巨使命。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排头兵”和“领路羊”,是提升基层法治化水平最有力、最彻底的重要力量。

实现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要方法就要在思维、政策、动员等方面上从政治转向法治;确立工作目标、内容、方式、机制,发挥自身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1.大力建设适应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

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就要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保证,必须建设与之适应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扫除存在的空白盲区,调整不合理的设置,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相关配套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以有力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

2.加强建设适应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

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政治素质和法治意识,提高依法办事的实际本领,发挥骨干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书记“领头羊”的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

3.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基层治理法治化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这就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必须能够以身作则,有效推进和完善基层治理法制化建设和服务。首先是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等工作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对广大群众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其次是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懂法、用法的法治环境,三是提升基层党员干部依法行政、办事的能力,切实将基层治理法治化得到有效落实。

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根本是健全完善基层治理工作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1.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和机构建设

首先需要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基层法治工作队伍作保障;其次需要强化基层干部依法执政、办事能力,维护法律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增强群众对民主法治建设的信心。基层干部提升创新解决问题能力,避免在碰到一些难点热点问题时,还用“老路子”“土办法”,甚至以权代法、以情代法,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导致社会矛盾增加。 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依法办事的极端重要性。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和引导,让基层干部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做有法律素养的干部。组织人事部门要优先提拔选用法律素养高、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基层法治工作队伍。

2.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要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各种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完善人民调解中心组织听证对话、稳定风险评估、社会舆情研判、指导重大纠纷排查调处等综合功能。要以法治为依据健全完善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机制,探索建立听证、评议、监督、举报、行政效能考核等多种形式的表达诉求渠道,保障基层群众的知情权、咨询权和监督权。要拓宽基层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要推进信访接待下基层,做好干部带案下访、专题接访、重点约访等工作,有效利用“信访接待日”等形式,。

3.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要推进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法治工作力量下沉到基层,使法治工作网络、机制逐步向基层延伸。促使基层法治工作人员在一线掌握民情、在一线化解矛盾、在一线解决问题,并在为基层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调处社会关系、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提升依法治国的能力。要积极引导、推荐优秀法治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或驻地服务, 为他们在基层工作创造条件。围绕“法律援助服务为民” 活动形式深入开展各项务实便民服务,建立便民化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法律援助质量。 要大力宣传基层法治建设中的先进典型,不断激发法治干部下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

4.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有效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就要约束和规范公权力。 基层政府必须严格依据“权力清单”行使权力,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应该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自觉运用法律机制抵制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通过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行使公权力的制约。要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要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要完善纠错问责机制。

三、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基础是培育建设法治文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在村、社区、乡镇、街道,在广大群众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基层广大群众都能够自觉学法、懂法、 守法、用法,形成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坚实群众基础。

1.以党建活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基层党组织可以将党建活动与法治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深入群众中普及法治观念和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的基层法治文化,树立法律权威。首先,可以开展法治观念普及活动。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通过党员干部的学习实践活动,让法治的旗帜高高飘扬、深入人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的信心和决心,使依法治国成为全社会高度认同的价值取向。其次,可以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活动。基层党组织要建立党建活动与普法工作的结合机制,调动党员干部在自学过关后深入基层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普及生产生活中常见常用的法律知识, 提升基层群众学习法律并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主动性。再次,可以开展法律维权帮扶活动。调动党员干部宣传普及用法维权的程序和基本要求,为需要维权的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咨询服务,争取有关力量为维权困难的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基层党建工作可以多开展法治主题的党建特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先学先行,并深入群众生产生活一线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推动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升,为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提供重要的文化生态保障。

2.培育公众法治思维,实现基层文化法治化

“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是不够的,人们只有真正信仰法治,法律才能被更好地实施。过去,基层社会出现问题时,如群众之间或者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冲突时,人们常常通过非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群众信访不信法,原因就在于法治思维的缺失。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培育全社会的法治思维,要加强法治宣传,让群众生活在法治氛围中,加快形成全民信仰法治、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文化。 必须坚决摒弃“人治”观念,避免将法治形式化、手段化、 部门化等错误倾向。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尊重法律权威,坚守公平正义,确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要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实现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 常规化和制度化。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类场所建立法治文化阵地;广泛开展各项专项宣传活动;充分运用电视、网络等媒体扩大宣传,让法治意识根植于群众心中,让法治不仅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更要成为一种社会共同的价值与信仰。要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建设适应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书记队伍、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健全完善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并规范和约束公权力。要加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以党建活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公众法治思维,实现基层文化法治化。

法治化治理 篇9

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是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最基本的组成单元。但是村民在自治过程中法律的实施问题日益凸显,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和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和习惯法的长期使用与国家层面的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一些不协调, 这些不协调都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 因而必须化解这些不协调。

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宪法》中并未对村民自治进行明确详细的界定,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未进行详细的规定。而村民自治体现的就是“自己管自己”的本质, 这种民主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对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 而不是对国家政权的管理, 但是实施这种民主也要受到国家的规范和制约。然而这种民主本身不具备国家政权性质, 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 这种村民自我管理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 还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和完善。而且农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法制观念淡薄, 使得自治制度在乡村实行得并不顺利。此外, 由于民族区域村民自治制度大多会涉及到族规民约的使用, 而族规民约实际上又属于习惯法, 是长期沉淀下来的约定俗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在某些方面自然会与自治条例出现一些矛盾。从宗教和家族方面来说, 少数民族地区家族因素与宗教意识根深蒂固, 使得在实行村民自制选举时会出现违心选举或者总是集权、独裁选举的情况, 侵犯村民的民主权利。

三、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意义

法治化治理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跟上时代步伐, 实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 帮助村民融入新社会, 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 从而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可以帮助底层偏远百姓都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有助于普及法治意识, 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步伐。

四、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措施

( 一) 明确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法理性, 严格执行乡村治理相关法律

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场广泛的基层民主实践。法制观念是村民自治的基础, 村民在自制过程中必须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 明确自治过程的法理性, 并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自1982年全国人大制定《宪法》, 并建立村民委员会以来, 为了全面推进村民落实民主与自治制度的建设工作, 先后制定和颁发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办法》、《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而后为了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建设工作, 又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颁发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定。为了构建以村民为主导的民主乡村治理框架, 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建立了各项会议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制定和颁发, 给村民在自治过程中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在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过程中, 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自治工作。

( 二) 明确政府的指导作用

例如, 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信息交流和交通都比较闭塞, 村民和部分村官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村官做事较为武断, 法制观念也比较淡薄, 而村民也容易盲从。此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指导作用, 指导乡村开展自治工作。同时也要对村干部的素质负责, 对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一定的思想指导, 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 以便提升村民自治的科学成效。

( 三) 利用德高望重的家族或宗教人士, 推动村民自治的实施

村落中大多都存在一些德高望重的人, 既可以是家族方面的, 也可以是宗教方面的, 这类人大多受到村民的敬重, 在村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此时可以从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士着手, 宣扬村民自治的法治化观念和主张, 可以充当监督者和实施者双重身份。既可以作为一方表率和先驱, 也可以发挥宗教的正面租用, 提倡人们遵纪守法、改恶从善, 对协调村民关系、村落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 四) 习惯法的使用要紧跟时代步伐

要勇于摒弃陈规陋俗, 使用先进的规章制度, 可以保留具有先进性的部分内容, 而去除与法治化不相符的部分, 特别对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的部分一定要去除, 不予采用。村民在自治过程中, 在享有村民自治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时, 都必须服从国家法的调试, 时刻保持村民自治用法的纯洁与科学。

五、结语

探索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的和谐与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必须增强村民自治的科学性, 提升其法治化程度, 进而提升自治成效, 为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层基础。

摘要：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形成一种“大杂居, 小聚局”的分布情况, 为适应这一现实状况,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 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发展, 我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定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慢, 自然环境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影响较大, 在自治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将从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着手, 就此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法治化治理 篇10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泰山区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需求结构、社会矛盾、社会心态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面对当前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社会治理法治化也已成为各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思路和重要实践。

一、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涵

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 社会治理法治化内涵丰富, 它既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思路, 又是一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还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方法。 具体来说, 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用法治的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的战略, 用法治的精神统领社会治理全局, 用法治的手段解决社会治理的症结, 用法治的方式巩固社会治理成果。

二、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实践

泰山区地处举世闻名的泰山脚下, 2015年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2014年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 2013年先后获得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山东省城市社区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在推进“平安泰山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做出了大量探索。

1.强化源头预防,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

泰山区通过制定出台《泰山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和《关于在全区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实施“三个三”风险评估工作法, 即实行“三级联动” (区、街道镇、社区 (村) 三级) , 把握“三项重点” (评估内容、评估主体、评估程序) , 抓牢“三个环节 (事前抓信息研判、事中抓评估听证、事后抓督查追责) 认真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项风险评估, 广泛征求民意, 科学评判风险程度和可控范围。 2014年内共评估重大事项30件, 其中决定准予实施项目27个, 暂缓实施项目2个, 不予实施项目1个, 严格落实风险评估责任制, 对应评未评、发生问题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坚持依法决策,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2.坚持多元调解,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

泰山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调解”的“四位一体”调节模式优势, 深入开展归口调解、委托调解、刑事和解、巡回调解、法律工作者参与调解, 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纷争, 构筑起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积极探索研究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通过将诉讼服务中心与信访办两部门合并, 制定涉法涉诉改革实施细则, 建立了司法救助制度, 着力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站式诉讼服务。 2014年共受理涉法案件120余件, 依法导入司法渠道71起, 稳定化解110余起, 执行信访明显下降。 二是针对医患矛盾纠纷突出的实际, 创新推进“三联一定”警医联动机制, 有效地维护了全区医院正常诊疗秩序, 实现了警、医、患三方共赢。 三是建立了14家社区司法行政工作站、20余家律师会客厅、7家“普法超市”、3个派驻检察室等载体, 为开展法律宣传援助服务、受理办案线索, 服务广大群众搭建新平台。 2015年以来, 累计接待居民咨询1000余人次, 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08件, 调解成功604件, 成功率达到99.3%, 立案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60余件, 做到早发现、早调解, 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形成了系统内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3.动员社会力量, 拓宽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通过健全完善社会组织“三级孵化”基地, 重点培育发展公益服务类、社会事务类、文体活动类、法律维权类社会组织, 形成区、街道 (镇) 、社区 (村) 三级调解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积极参与、相互配合的调解网络。 目前全区已登记社会组织246个, 备案社区社会组织441个, 调解组织已达到288个, 专兼职调解员866人, 叫响了 “律师会客厅”、“薪火行动”、“红艳聊天室”、 “法院少年庭”、“平安协会”、“平安志愿者服务站”等社会化服务品牌, 零距离开展法律宣传与援助, 激发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4.加强法治宣传, 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环境

采取“网上+网下”、“传统+现代”相结合的方式, 将全区的工作动态和重大部署在门户网站上进行宣传报道, 深入开展“阳光政法活动”, 积极推进“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和“司法行政公开”, 加强人民陪裁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队伍建设, 请人民群众参与到执法办案过程之中,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并且依托区内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和法制宣讲团, 集中开展法制宣讲活动。 再就是, 进一步利用传统宣传方式, 适时采取电子屏幕播放、悬挂横幅、派发宣传单、发短信、图片展览等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 普及安全防范知识, 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三、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立法有待进一步更新

在一些新出现的社会治理领域, 相关法治建设的步伐尚需进一步推进。 当前, 泰山区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新的社会治理事务不断涌现出来, 像社会组织管理、志愿者、社区服务、物业管理, 但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网络管理问题、特殊人群管理问题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想要处理这些新的社会事务和新的社会问题, 都需要新的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近年来, 泰山区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制定了一些与创新社会治理有关的规章。 但现行社会治理类规章大多仍针对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常规性的社会问题而创设, 而对于大量城市化、现代化所引发的新型社会事务、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仍缺乏相应的有效应对措施, 无论是动态的跟踪机制, 风险扩散的防范机制, 还是各部门区域的政策协调机制, 现有的服务管理都难以应对, 无法满足社会治理工作新需求。 这一点突显出现有的社会治理实践对于加强法治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2.依法行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 虽然泰山区依法治区的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有所提高和加强, 但是, 工作中仍然存在“重文件轻法律”, “重长官意志、轻法律规范”, “重结果、轻程序等一系列与法治精神不相符合的工作作风和行为方式像有些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强调行政权的痕迹明显, 没有摆脱“以费代管”、“以罚代管”等单一的传统型的行政管理模式。 另外, 在社会服务管理中仍然存在所谓“专项行动”、“百日行动”等执法行为, 这些执法方式不仅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相违背, 而且这种执法方式由于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对社会服务管理所追求的行政执法效果是一种负能量, 从侧面反映出相关政府机关履行职权不到位, 行政不作为的问题, 而且从根本上说, 这种“运动式执法”还会给民众造成“违法常态”、“违法不究”、“谁遇上谁倒霉”的恶劣影响。

3.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 诉讼成本较高, “赢了官司输了钱”、无时间诉讼, 让普通百姓的诉讼效益难以体现;另一方面, 现有的司法能力也难以满足人们对司法的需求, 司法基本保障难以实现;再者, 司法机关因为任务重, 人员少, 装备落后, 所以办案期限普遍较长, 很多复杂的疑难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办结。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人们对司法的满意度、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度、对司法的遵从度都不高, 因此, 现实生活中, 人们信访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加强和创新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对策研究

1.转变社会治理理念, 做好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顶层设计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首先要转变社会治理理念特别是要树立法治理念和服务理念, 用法治思维处理社会事务, 用法治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而转变观念首要做的是对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 加快出台《泰山区社会治理法治化规划纲要》, 将规划与法治相融合, 全面规划社会治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建设, 重点加强公民权益维护、基层社会治理服务, 基层社会组织培育与服务、公共服务管理、社区自治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2.完善社会治理立法, 建立健全社会治理创新法律服务体系

民主科学立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要在科学制定新法规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有关社会服务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制度, 组织专门人员定期对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 及时修改、废止不适应实际或严重脱离现实的法规。 以此来构建多层次、协调配合、功能互补的社会治理法律体系, 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实现法律服务群众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 另一方面, 要不断完善民意采纳机制, 健全民主参与机制, 注意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立法诉求, 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 增强立法的民意基础。

3.严格社会治理执法, 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

首先, 要做到政府职能的法治化, 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 只有把政府权力限定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进一步明晰法律赋予了什么权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行使权力的程序是什么、 不依法行使权力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等, 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防止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越权和不作为, 这样才能使政府的行政权威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 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同时也可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

其次, 完善行政执法方式, 实现社会治理由“运动式” 推进向法治化、长效性治理转变, 努力推动各级政府由习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治理社会的转变, 为全面提升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 切实加强行政执法监督。 健全各行政部门的执法执业考核评价体系, 细化执法标准, 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基础上, 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 认真开展行业内执法检查, 严格执法考评并落实行政问责制度, 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执业。

4.推进全民普法教育, 增强法治建设社会力量

要形成全社会遵纪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氛围, 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要率先垂范, 尽快提高法治思维和法律素质。 这需要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的法治考评, 完善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等制度, 还要以“党校”为主阵地, 抓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 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落实法治建设领导体制。 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依法办事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重要环节, 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 使领导干部自觉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习惯。

另外, 还要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 加快建设知识普及、观念引领、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法治文化体系。 把法治文化建设与廉政文化、传统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环境文化等有机结合引导群众依法合理反映诉求、维护合法权益, 切实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

再者, 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普法。 建议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各方社会力量, 让包括各级专家学者、社区志愿者律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以及各类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社会力量都组成全民普法的生力军, 并且进一步创新研究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渠道和方式, 健全完善公民参与机制, 不断推进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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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小英.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EB].陕西法院网, 2015-1-17.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法治社会 篇11

一、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瓶颈和制约

（一）社会法治思想观念淡薄

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领导干部乐于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习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预司法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奴役思想”还有残留，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

（二）社会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缺位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我国的法律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备、制度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公共服务立法、行政组织立法和社会组织立法还相对滞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和完善。

（三）当前社会治理任务繁重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需求快速增长，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频发，公共安全事件增多。社会治理问题又多又难，对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建设法治社会的重点和努力方向

（一）科学规划社会治理法律体系

第一，从立法上界定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和规范立法的目的和任务，从源头上保障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能够有法可依。第二，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制定社会组织法和社区矫正法、社会稳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第三，健全和完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遵循社会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把握社会民生动态，更新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健全包括公众参与制度、信息公开与透明制度、社会治理应急处置制度、法律救济与责任追究制度等基本程序制度。

（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一，加强政府职能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运行的法治化。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社会组织很好地履行相应职能提供自由空间。第二，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促进实现社会各类角色的合理分化，放开对社会组织在人事权、财政权等方面的控制，给予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动权，还原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地位。第三，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发展成为真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激发社会活力。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第一，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护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使各个利益主体的诉求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进入公共决策过程，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能保障。第二，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第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第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通过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以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

（四）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第一，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社会理念教育，使之树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第二，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树立法治权威，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确保权利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第三，确立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公民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理性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治视角下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篇12

1网络舆论的意义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台,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1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

现代社会需要网络舆论的监督,民众在网络上的发言揭露是许多现实世界的丑恶现象无所遁形的直接原因。传统的社会监督机制显然已经跟不上高速运作的社会速度。在网络面前几乎人人平等,微观生活中的普通个人生活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上被人围观讨论的典型事件,更不用说处在风口浪尖的社会人物的生活了。以往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有可能在网络中被挖掘出其牵涉在利益中的腐败行为,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处在被广大民众监督的地位,可以对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震慑力,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的舆论监督发挥出的威力更加惊人,有时候甚至超出了纪检委的监督作用,对净化官场和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

1.2促进社会信息交流与传播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各类聊天软件、贴吧、微博的出现使人们在网络上沟通更为便捷,网络信息交流成为新的交流方式。这种信息交流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也带动了人们对于身边事物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信息的交流传播也推动了社会能量的散播,在网络上对于弱者的关注与支持是社会和谐发展不容忽视的强大动力。

1.3实现压力的合理宣泄

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给不少人带来了压力,在生活中、工作中难免产生不良的情绪和意见,当这些情绪不满无处宣泄时,就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是不利的。网络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场所,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人们在发布消息,表达意愿的同时具有安全感。在网络信息中发布消息、回复消息可以慢慢平复情绪,而且在网络舆论中看到别人的遭遇也会产生对比与同情之感,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宣泄不满、寻求帮助,实现有价值的网络舆论监督,在舆论的压力下,相关部门也会尽快对相关问题采取解决措施。在网络舆论中,民众的情绪基本上能够得到合理宣泄。

1.4促进民众的参政议政

网络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容易获取信息,也使人们更加关心身边事。网络的普及推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也使得政治决策更加民主。网民们在网络上交流对时政的意见与看法,这些看法有时也会被政府采纳,作为决策的参考。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通过网络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表达了对社会发展的希冀和看法,网络上的参政议政,使政府与民众交流的壁垒被打破,二者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交流。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民主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民主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网络平台为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打开了一扇门,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民众的政治见解需要网络提供的平台才能实现话语自由,才能体现政治民主化,政府才能更好地倾听民众的心声,做出符合民意的政治决策,政治体系由此得以更加健康稳定地运行。

2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

网络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网络舆论可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民众的意愿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在网络上被爆料的案例总能够得到热议,并推动案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是网络舆论的有益方面。但是问题都具有两面性,在我们对网络舆论监督充满信心时,也要关注网络舆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虚假信息、偏激言论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以及对监督造成的不便影响等。

2.1负面情绪的大肆宣泄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民生活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对于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民众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弱势群体容易心理失衡,网络成为这些人情绪宣泄的场所,这样一来不平衡的感觉就不仅仅是个人意识,而上升为群体意识。对政府不满、仇富、仇官的民众在网络上互相呼应,在网络上形成不良的连锁反应,有时甚至采取非法的方式在网络上攻击强势群体,这导致了强弱群体在网络的舆论场上产生对立冲突,这样的对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2网络舆论的道德缺失

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也不担心身份被暴露。网络舆论主体在网络中便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个人,而成为虚拟的符号。在网络世界,人们不再具有现实社会的身份,如同披上了隐形的衣衫,隐去了现实的特征和标志。由于大部分信息发布不需要实名认证,因而在网络里不易了解发布消息的人的情况,而且在网络里人们精神松懈,基本上不会严守道德准则。这样一来,也容易招致许多问题,当出现虚假信息和偏激言论时,法律的规范几乎成为纸上谈兵,网络道德规范无用武之地,道德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网络舆论随之出现各类问题也是必然的。

2.3信息庞杂干扰网络治理

网络的开放性是网络舆论监督的一项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管理体制与机制却导致开放性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一把“双刃剑”,它起到了促进发展和冲击舆论体系两方面的作用。杂乱无序的网络信息和言论不免含有片面、主观的色彩,甚至缺乏真实性并极具煽动性,它们充斥着网络环境,影响着公众的视听与判断,也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话语体系,冲击着现有的网络舆论体系。以往在人们印象中起着正面作用的官方舆论在网络的信息冲击下,有些失去本来的色彩,甚至有些本来认为公信力极强的部门机构也因为网络信息传播中被爆料而失去公信力。如以前在慈善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红十字会,因郭美美炫富事件而引发了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管理以及作为的质疑,以往的公信力已然不再;还有些慈善机构打着捐助善款的幌子提升名气,一旦被戳穿,民众的舆论大潮就会将其淹没,他们的伪善面具也会被揭去,而且被细数不作为。如果措施不当,慈善事业将会因负面言论而受到摧残,以后的发展堪忧。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官方一直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也对于发现的问题有较好的治理措施,但是在网络舆论面前,以往的监管治理已经起不到有效的作用,而且面对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舆论声音,治理起来也比较困难,阻碍了舆论监管的正常运行,这给社会秩序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困难。

2.4网络舆论治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但仍然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针对性不强、实际运用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首先,政府监管机构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缺乏法律规范。政府监管机构对网络用户的监管依据还是以有关行政部门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为主要内容,无法有效地规范网络用户的行为。其次,已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我国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都针对某类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众多,但法律法规之间容易出现内容重叠或者冲突,导致政府监管机构在运用法律法规对网络进行规范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征管监管机构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又使得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使法律法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法治视角下网络舆论的治理

3.1健全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

网络在近几年可谓发展迅猛,网络舆论也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网络的发展,针对网络治理的法规法律及相关政策却迟迟得不到完善。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自由是其基本特点,但是自由是相对的自由,需要有法律的约束,不能任其泛滥,否则会产生许多问题,反而不利于自由的实现。我国处在法制完善阶段,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这样的空间会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政府应该针对网络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制定和完善网络传播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与网络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并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管理,对相关网络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保护网络秩序的有序发展。

3.2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

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网络舆论监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要真正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是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首先要将网络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进行有效的结合,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方式的特点,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进步。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监督自身机制,就要协调政府、媒体和个人间的关系,建立有效的政府管控机制,促进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以及提高公民在网络舆论中的个人素质。

3.3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

网络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网络舆论因此发展壮大。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特别是我国目前缺乏完善的网络实名认证机制,申请网络账号基本上不需要实名认证,这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没有实名制的约束,发生网络纠纷时难以定位,也难以处理,在网络上的公告起到的震慑作用也不够强。要规范网络舆论,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会使网民在发表公开言论时提高自觉自律意识,也能减少不法行为的发生,对于网络上的谣言也较容易追根溯源,对于治理网络环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3.4加大舆论暴力惩罚力度

在网络上虚假信息和暴力信息数不胜数,这些消息对于难辨真假的民众来说有时候会起到很大的煽动作用,有些民众甚至故意发布虚假消息以便从中牟利或煽动民众攻击社会。这样的行为不仅对网络环境是一种污染,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负面挑战。面对网络舆论,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甄别,细心筛选,对虚假信息和恐怖信息进行彻底的整治,不断加大对网络治理的惩罚力度,对于故意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暴力信息等言论的不法分子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惩处,同时也要完善惩罚机制,在法律的规范下最大限度地遏制不良舆论的产生与传播。

参考文献

[1]唐涛.网络舆情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2]岳名名.网络舆论监督失当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