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管理（精选12篇）
法治化管理 篇1
中小学班主任老师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贯彻者, 是政府、社会的代言人, 是青少年成人成才的引路人, 其工作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但由于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和封建化的师道尊严观念的影响比较深远, 相当一部分班主任老师在从事班级工作时, 总是板着面孔, 拿封建性的师道尊严观来处理和学生的关系, 蛮横专制, 缺乏民主温情的氛围。面对这些, 我们不应过多地指责, 而应更多地反思个人的工作理念是否正确, 工作方法是否得当。我以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树立班级管理的“法治化”意识, 增强班级管理的“法治化”观念, 因为只有确立“法治”精神, 才会逐渐摒弃“人治”思想, 实现班级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
一、班级管理“法治化”的思路
仿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步骤, 我认为班级管理“法治化”之路可以遵循以下的思路:
1.“有法可依”———班级管理“法治化”的前提
作为当代青少年, 了解国家法律法规制度是必须的。通过学习一些国家法律法规, 可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 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 是培养遵纪守法的公民, 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需要;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在此前提之下, 每个班级的管理应当有一套相对科学、完整且独立的规则, 让班级的日常管理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2.“有法必依”———班级管理“法治化”的中心环节
有了班级规章管理制度, 全班学生的日常行为便有了一套行为准则, 就要按照制度规范每位学生的行为。班主任应当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为学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对于学生的优秀表现, 班主任应当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 并在班级发出倡议, 引导并营造优良的班风;对于一些违背制度的做法, 班主任也要严厉地指出,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通过做到有法必依, 让班级的每位学生加强法律意识, 规范自身的行为。
3.“执法必严”———班级管理“法治化”的关键
在班级的管理过程中, 要特别注重对“调皮”的学生的引导。要本着“严格要求, 倾注爱心”的教育原则, 其实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往往并不是出于故意, 而是由于自控性较差影响班级的管理。在班级管理中, 班主任应当严格按照制订的制度赏罚分明, 鼓励良好的行为继续发扬, 坚决制止恶劣的行为在班级学生中滋生蔓延。
4.“违法必究”———班级管理“法治化”的必要保证
在班级的管理过程中, 班主任还要把握好管理的尺度, 不能出现过于严厉或是过于松懈, 更要避免有时严有时松的“打摆子”的管理方法。特别是对于性质相似的问题, 不能因为是班干部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就私底下处理完毕。也许就是因为你那一点点私念, 却很容易在班级中掀起大风波, 使得班主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信荡然无存, 同时也会使班级管理规章制度的效度大大降低。班级的管理中要特别注重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班级管理制度制订的过程中, 要让学生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制度通过之后, 多去了解他们的想法, 并进行及时的梳理;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 班主任还应当加强督导, 让他们知道在制度的“高压线”下, 他们其实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
二、班级管理“法治化”过程中要注意的原则
1. 德法兼备性
班级管理的“法治化”要受中华传统美德的规范和制约, 反映社会主义道德精神, 遵从教育法规和教育规律, 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既要讲道德, 又要讲“法治”, 坚持“德大于法”的原则, 先讲“人情”, 再论“法治”, “法治”是形式和手段, “德治”是内容和目的, “法治”是为了巩固“德治”的成果, 而“德治”又将“法治”进行了升华, 即“德治为体, 法治为用”。做到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协调, 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2. 广泛性
要发动全体学生参与制订“法律”, 全体学生参与监督“法律”的实施, 维护“法律”的权威。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总设计师, 要充分发扬民主, 调动学生“法治”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样, 班级“法治”工作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教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3. 动态性
班级“法治”建设要因地、因时、因人而异, 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适时对“法律”条文进行增减, 以确实发挥“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调控作用。
校园的管理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班级的管理更离不开“法治化”。在班级的管理中如能切实有效地实行法治管理,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做到在民主原则下集中, 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相信班级的管理工作必能再上一个台阶, 在增强了班级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 大大简化了班主任的工作, 有效地加强班级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田恒平.中小学班级常规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08.
法治化管理 篇2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湖南以法治化为基本方向，以法治湖南建设为重要载体，积极探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和途径，在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把法律交给群众，让群众知法懂法、遵法守法，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社会管理法治化才能全面推进。湖南省把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为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制定了《湖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推动法制宣传教育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治理念教育和法律知识培训，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领导班子成员“述法”等制度，开展“依法决策示范领导班子”创建活动，促进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崇法学法，培养法律思维，提高法律素养，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深入推进全民普法教育，采取“法律下乡”、“律师进社区”等形式，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月、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周、“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等活动，积极推动法律知识进机关、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人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律秩序的良好氛围。
坚持依法执政，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党委在社会管理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党委坚持依法执政、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以法治理念和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实现党的领导和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湖南省积极探索地方党委依法执政的具体路径，努力提高各级党委法治意识、法律思维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逐步使依法管理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改革和完善党委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发挥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积极支持各方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坚持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党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科学界定各级党委的决策权，研究制定党委重大决策程序，广泛听取民意，充分集中民智。建立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切实保证党内文件合法。加强省委对地方立法的领导，建立省委提出立法建议、审
定立法规划、讨论重要法规规章草案等重要制度，支持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把党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通过人大这个制度平台统一起来，让省委的主张和重大决策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地方性法规、规章，成为人民群众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推进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对行政机关的基本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湖南省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突破口来抓，在全国率先出台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并相继配套出台了一系列重要规定，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规范政府服务行为，将政府服务固定为法律义务。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并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推进政府职责、机构、编制的法制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从源头上保障政府决策更好体现人民意愿。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减少行政执法层级，提高基层执法能力。严格执行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加强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改进行政执法方式，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防止执法不当引发社会矛盾。推进公正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是法律调整的最终阶段，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不满意的问题，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以司法公正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湖南省认真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各项部署，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创新司法工作机制。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完善司法各环节的工作规范。推进“阳光司法”，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完善司法听证制度、新闻发布制度以及群众旁听庭审、裁判文书上网、诉讼档案查询等制度，推行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同步记录、同步显示和重要案件庭审的电视或网络直播，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强化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确保司法权的正确行使。拓展法律服
务领域，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组建湖南省法律顾问团，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依法办事提供法律服务。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做到应助都助，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上海城市管理立法法治化探讨 篇3
[关键词]城市管理;立法;法治化
上海城市管理法治化就是探讨城市管理实现法治的路径,法治化是个系统工程,本课题将选取城市管理的立法、执法和监督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在此我们先探讨城市管理立法实现法治的路径。为了使论证更为清晰,拟分为三方面研究:(1)从法治的应然状态着眼,探讨城市管理立法应当具备的价值标准。(2)比较体现以上价值标准的实然制度。(3)对现有制度进行分析、评价提出法治化的建议。
一、上海城市管理立法法治的应然标准
“法治”一词借鉴自西方,传统的观点认为西方现代法治是融合了形式法治的实质法治观,实质法治是在人们对形式法治的批判中渐渐占据优势的[1]。虽然实质法治是更为高级的法治,但是实质法治本身也有其实施的难题,但这并没有影响实质法治作为西方法治观的共识。①我们的研究遵循融合形式法治的实质法治观,以此来探寻上海城市管理立法法治实现的路径。
城市管理的法必须满足法本身的属性标准,除此之外法还应当满足某些正义性的标准,这样的法才能称其为“良法”。同时,下位阶的立法在内容上须同上位法相一致。因此,城市管理立法法治的应然标准,按照实质法治的要求应具备三个条件:1.法的属性标准,即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稳定性。2.法应当体现正义和民主价值,城市管理行政立法不能制定违反平等、合理、民主和个人尊严等正义观念的法律。3.内容符合上位法。
二、上海城市管理立法的沿革和现状
(1)萌芽——《上海市街道监察处罚暂行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第40号令《上海市街道监察处罚暂行规定》,在街道办事处设立街道监察队,街道监察队由街道办事处领导,依据本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街道办事处有权组织、协调辖区内的公安、工商、税务等机构,依法支持、配合街道监察队的监察处罚活动。街道监察队在辖区内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规划、市政设施保护、绿化等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且情节较轻的行为,可以依照本规定处以警告、罚款。
(2)尝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同意在本市进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决定》和《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定》。2000年7月13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方案草案》。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是上海在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方面所作的尝试和探索。根据2000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暂行规定》在本市部分区进行以市容市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执法试点,授予试点区组建的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行使本决定规定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权。
(3)展开——《上海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随着2004年2月1日起施行《暂行办法》,即上海市人民政府第17号令,表明上海城管从试点工作进入了全面展开阶段,明确上海城管执法部门在行政区域内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的区县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得再行使已由区县城管大队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4)定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的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精神,上海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市开展市级层面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及《关于修改〈上海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的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1号,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全市包括市级层面的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全面展开,同时扩大了执法范围,进一步明确了管理体制和完善了机构设置。
目前专门针对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立法数量不多,但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依据却远远不止于此。上海城管執法涵盖了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工程、绿化、水务、环境保护、公共交通、工商行政、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房地产等十类管理职能中13个方面167项行政处罚权(浦东为14类710项),基本包含了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
三、实然立法存在的问题
(1)立法内容未能符合上位法要求。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的主体资格,是由市政府41号令授权的。而关于对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换言之只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才可以行使行政处罚权,而《上海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只是政府规章,其效力和级别达不到《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要求。
(2)立法明确性不够。虽然41号令也划定了执法的范围、明确了执法的机构,但对执法的法律地位、队伍称谓、管理体制、执法区域问题;职能定位问题,如职能定位,职能划转原则等;执法手段问题,如明确扣缴、抵缴、代履行、终止服务等手段;协调配合问题,如理顺执法队伍与相关职能部门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建立相应的协调配合机制,确定相应的协调形式、程序以及责任,明确行政机关之间的一些必须履行、相互负责的义务等没有明确的规定。
例如:市、区两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的系统内部的关系需要理顺,系统内部还不能做到上下协调,步调一致。根据41号令的规定,区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权限,在辖区内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接受市城管执法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但是区城管执法机关的人事任免权和各种经费的开支都是由各区政府负责,这样一来市区两级执法机关名义上是业务领导,但实际变成了一种业务关系。工作中区局对市局、区委和区政府的态度就变得微妙起来。具体在执法过程中牵扯到一些敏感问题,当出现市局和区委、区政府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区局这时候就要做出选择。再有既然是两级执法主体就存对同一个违法行为有查处的权利,此时应由谁查处没有明确。比如涉及违反规划的建设行为,其查处就存在市区两级如何划分处罚权限的问题。
(3)立法缺乏稳定性。城管执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综合性,城管似乎“无所不管”,执法职能与房地、工商、规划、绿化、公安交通等政府部门均有交叉,而且这种执法范围缺乏稳定性,今年城管不能涉足的管理领域,可能明年下发一个红头文件就允许管了,反之亦然。
(4)立法公开性不足。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宣讲不够的缺点,规范性法律文件虽然公布或修改了,但是公布或修改不等于公众就对其内容了解了。另外,除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外,目前还存在大量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其中有大量涉及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规则,但是这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透明性不高。
四、上海城市管理立法法治化的建议
1.制定行政法规,配套政府规章,解决立法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其一,制定法的内容尽可能的具体,尤其是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要尽可能详细。其二,城市管理行政立法是否符合明确性要求应当成为制定法规和规章时审查的内容。
审视上海实情,建议按照上位法的要求,出台符合立法明确性要求的《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规范进行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应发挥地方人大立法的作用,尽快出台《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该法规应着眼于解决城管执法的法律地位、队伍称谓、管理体制、执法区域问题等方面问题。一是职责权限,对市和区(县)两级城管执法机关的性质、地位和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达到机构合法、职责清楚、有权有责、社会周知的效果。二是执法规范,对城管执法机关的执法制度、执法措施、强制手段、执法程序等,根据现行法律依据,明确提出规范和要求。三是执法配合,规定建立城管执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许可告知、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四是执法监督,明确监察机关对城管执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城管执法机关对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城管执法机关、城管执法机关对其执法人员的执法监督责任。
建立与《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相配套,体现立法稳定性的城管规章体系。制定相关的配套政府规章,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单行的执法依据规定的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的问题。第二,城市管理中出现新的违法行为,单行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缺少执法依据的。例如城市小广告的查处和治理,现行立法没有相应执法依据,地方立法规定又缺乏必要的治理力度。第三,城管执法机关执法强制手段不足,造成执法力度欠缺,难以达到应有的执法效果的。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执法机关面临非常广的查处无证摊贩任务,对无证摊贩只能按照处罚法规定采取暂扣物品的方式,明显难以与其承担的执法任务相适应。
2.建立和完善保障公开性的具体制度。行政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主权在民的重要体现[2]。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践行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2008年5月12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除了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外,目前还存在大量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按照公开性的要求,建议这些具有普遍约束力其他规范性文件,凡是涉及公民权益的都予以公开,而不论其是否行政立法。
现行城市管理涉及的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的制定和修改,在执法队员的例常轮训基本能使执法者理解并知晓,但由于缺乏宣讲体制,使得行政相对人对其内容不甚了解,公众对这些执法依据也不清楚,客观上为阻碍执法埋下伏笔。我们建议建立城市管理领域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宣讲体制,可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设专人负责宣讲工作,运用大众和分众传媒方式,通过网络、新闻媒体、报纸、宣传手册和宣传栏向社会宣讲。
3.保障立法中体现社会公平和民主。公平的法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与妥协,而不是强者的利益取代弱者的利益,仅体现强者利益的法不是公平的法。公平性首先应当体现参与的平等,我们目前城市管理行政立法领域的公民参与还不够,更不要谈平等参与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行政机关在制定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时应当平等的征询,包括数量上对等的听取意见。
必须平等、公正地分配执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立法公平,法治的其他要求或内容都将化为泡影[3]。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配置的城市管理行政立法中,为保证行政主体正确行使实体权力,必须赋予行政主体严格的程序义务;在保证行政相对人遵守实体义务的同时,必须确保行政相对人享有足够的程序权利。
4.畅通违反上位法的救济机制。《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出台已近6年,但是文件制定主体不合格、违反上位法或国家有关政策的情况仍有出现,例如,有单位制定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由其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文件;个别单位制定的文件涉及其他委办局的行政管理职能,却没有联合发文;有的文件中对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作了限制性规定;有的文件中对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期限擅自做出修改[4]。要暢通救济机制需要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下级行政机关服从上级行政机关,需要确立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有足够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建议强化市局作为上级行政机关对作为下级行政机关的区县局的控制力和约束力。
[注释]
①现代西方的实质法治是指国家制定符合某种价值标准,诸如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公权力滥用的法律,且法律受到普遍的遵守而形成一定的法秩序。
[参考文献]
[1]刘莘.法治政府与行政决策、行政立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0.
[2]杨海坤,章志远.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8.
56.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492.
[4]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综合业务处、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编.上海政府法治简报,2008,(8).
[作者简介]李媛,女,上海城市管理学院法政系讲师,城市管理与监察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城市管理法律法规。
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初探 篇4
一、加强高校学生工作管理法治化建设的意义
1、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 社会生活也快速步入法制化轨道, 这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 更重要的是全民的履行和遵守。高校大学生是社会知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行为对社会有较强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2、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是解决新形势下诸多新问题的需要
在当今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下, 部分高校大学生急功近利、行为盲从, 法律意识淡泊, 极易发生事故, 同时也有一些学生家长对学校缺乏理解, 将责任完全推给校方, 无理取闹, 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如何界定学校法人、学生个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明确个人行为的法律责任, 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3、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是创新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的迫切要求
现阶段学生管理工作中, 教育管理工作者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用于调解和预防各类矛盾和问题, 充当“消防员”, 不少活动重复中小学阶段的应知教育, 层次低、效果差, 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 用法律法规来调整大学生的行为, 有利于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减少教育管理工作者的重复劳动, 也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之法治化, 必须逐一建立学生管理法所包含各个子系统, 并使之统一为一个系统
1、综合主体系统
近代意义上的法治, 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 民主意味着要承认学生有管理学校的权利。比如法国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规定, 大学设思考、建议、决策机构——大学委员会, 其中学生的比例最高可达教授、讲师、助理讲师人数的总和。英国的大学最高权利机构协议会和管理经营机构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德国大学的学院 (系) 会议亦有学生代表, 该会议拥有选举学院院长 (系主任) 的权利。在我国的深圳高级中学, 组成了完全由学生组成的仲裁庭, 可做出仲裁决议书, 要求校方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以及修改学校的管理制度。仲裁庭的裁决校方必须执行。而在我国的高等学校, 虽然有学生代表大会等民主机构, 但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确认其职权, 甚至在实践中这些组织也是形同虚设。在法治主体系统的建设上, 国外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而国内许多高级中学的成功, 更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大学的管理能力。
2、思想观念系统
此系统可划分为两部分:管理者的思想观念系统和学生的思想观念系统。管理者不仅在前者中起着决定作用, 而且也主导着后一系统, 因为管理者向学生灌输的思想将在根本上决定着后一系统的内容。目前高校管理者存在四大心魔:封建等级特权思想, 官本位思想、法律工具主义思想以及性恶论思想, 这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法治的进程。因此清理管理者的错误思想及顽固不化的管理人员势在必行。学生的思想观念系统也不是没有问题, 突出表现在顺民或说奴性思想严重。但其诱因却是法治主体系统及管理者的思想观念系统的缺憾。如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 这个问题自然就水到渠成。
3、法制理论系统
法制理论系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遍适用的法, 包括《宪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就这一部分而言, 我国的立法在形式上较为完备, 但缺乏可操作性, 并且保留了较多的“人治”色彩。《高等教育法》作为针对高等教育的特别法竟然未对高校必须依法对学生进行管理以及学生和校方的权利、义务、纠纷的解决等内容加以全面规定, 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而在这方面国外的立法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比如在英国, 教育管理体制、学生、教师、家长的权利与义务等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法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大学校长必须依法管理学校。同时法国的教育司法制度相当健全, 学生、学生家长和学校的纠纷可以通过教育系统内部的司法制度或教育系统外部的行政诉讼制度来解决。
第二部分为针对某一特定高校的内部管理之“法”。在英国, 它也是以“法”的形式存在的。凡得到皇家特许成为“自治大学”的学校都可以制定专门的大学法。但高等教育法人团体制定的管理章程需经过批准。如《牛津大学法》、《伦敦大学法》等。在印度大学内部管理多由各大学自定大学法予以规范。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制系统极不健全, 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制建设。我国目前制定大学法的条件尚不成熟, 可有步骤、分层次的在现行立法和现实情况基础上完善法制系统。对具有普遍性已成熟的问题, 可以补充在《高等教育法》中。比如学生管理必须依法而治的原则。学生的权利及与校方纠纷的解决等, 这些都是《高等教育法》本应具备的内容。对于尚有待探讨的问题, 可由高校间联合组织制定制度校规范文, 由各校根据本学校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删。但校规的制定, 审批程序和权限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
高校学生管理之法治化, 是针对传统高校长期以来存在的“人治”传统而提出的。应当指出的是:实现法治化的目标是将高校学生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实行严格管理, 避免管理工作中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和自由之发生。但学生管理工作仍然应当秉承“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 绝不能无原则的迎合和迁就学生的一切不合理要求。因此对一些新兴民办高校标新立异的提出所谓“学生是学校的衣食父母”“学生是上帝”等口号, 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是“人治”另一层面的表达, 实质上也是对“法治”的背离。
摘要：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时代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唤, 高校必须用“法治”的理念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本文对学校学生法治化管理进行了一些探索。
我国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对策研究 篇5
行政执法是法治国家行政机关的最根本职能，是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的集中表现。大多数行政管理活动都是行政执法活动。国家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执法行为不仅是体育法规实施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公民体育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还是体育管理法治化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只强调体育立法，不重视体育执法，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随着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整体性加强，体育执法工作也逐渐展开并受到普遍重视，但目前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体育行政管理空间狭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国家对体育领域原有的一些行政许可项目进行了削减和调整，进一步明确了体育行政许可项目及其受理、审批的条件和程序，使体育行政执法工作愈加规范。但到目前为止，体育行政许可仅有5个项目，体育行政管理的空间非常狭小，这就导致一些地方的体育部门进入行政许可大厅联合办公却因没有业务而只得撤出。其次，体育行政给付角色缺位。热衷操办竞赛与活动仍是目前体育行政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而为公众所提供的涉及体育方面的社会福利、为弱势群体提供涉及体育方面的社会救济等职能有限，造成体育行政给付角色缺位。最后，检查监督性体育行政执法职能缺失。在我国的体育领域，从全国到地方，监督性行政执法的权力和范围十分有限，尚没有形成一定的工作体系与机制，缺乏对体育市场管理、体育设施建设保护等监督稽查的制度和队伍，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连体育行政部门自己都不认为有执法职能。
因此，要实现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必须在体育立法的基础上，加强体育执法。第一，进一步加强体育立法，充实完善执法依据。通过立法，健全体育执法制度，明确体育行政执法的地位，规范体育执法行为，完善体育执法程序，增设新的行政许可项目，加强重点领域的体育执法检查监督，提高体育行政执法的实施效果。第二，要在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增强对体育进行社会管理的行政职能。我国的体育改革早就确立了进行体育宏观调控，实现由“办”向“管”转变的方向，不断提出要强化体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社会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2]为此，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必须摆脱活动型思维和传统工作惰性以及部门与团体利益的干扰，强化政府管理和依法行政的理念，着重实现从活动操作型向社会行政型、从行政事务型向行政执法型的职能转变，积极扩展政府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管理范围，有效实施对全社会体育发展的法治干预和服务。最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职体育行政执法队伍，这是完善体育行政执法的关键。加强体育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一方面，吸纳社会上优秀的法律人才，将其充实到体育行政执法机关;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提高现有人员的职业修养和专业水平，使体育行政执法人员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较高的业务素质，精通体育法律、法规，并能够正确运用到实践中。
三、监督：实现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保障
体育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执法权的滥用无疑会侵犯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因此，行政执法权力本身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建立有效的体育行政执法监督体系是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保障，对于消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监督体系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构建完备的监督体系，要使各种形式的监督在程序上和内容上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
立法监督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权力机关的执法监督职能对各级政府工作的监督。这种监督的实质是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一切权力对政府的监督，包括对体育行政机关抽象体育行政行为的监督，这是最高层次的监督。以往由于法律对于体育法制监督规定得不全面、不具体，特别是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和法律手段，致使立法监督不够强而有力。今后，在立法上应完善对体育法制监督的规定，为体育法制监督提供法律依据。国家权力机关通过法律监督，撤销各种与宪法、体育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能够有效地维护体育法制的统一，加大体育执法检查的力度，逐步实现立法监督全面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司法监督是人民法院根据《宪法》并依据《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作出维持或撤销行政行为的司法判决。建立公正的体育司法制度是体育管理法治化的最后屏障，没有司法公正，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体育法制。但是，目前我国人民法院还不具有全面的司法审查职能，不能对体育行政活动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因此，加强司法监督必须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司法机关必须具有独立的审判权和检察权，并使之不受任何干扰和侵犯，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体育法律法规之外，凌驾于体育法律法规之上的特权。其次，要确定和扩大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逐步扩大司法对体育纠纷的介入解决，建立有效的司法监督和救济机制。最后，严格实行错案追究制度和合理的赔偿制度，避免司法不公正给当事人带来损害。[3]
行政监督是政府系统内部的行政监察系统专门机构与执政党纪律检查机构共同进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它的运行既能实现政府的廉洁、勤政、务实、高效，也能推行依法行政，从而进一步实现行政法治化，使其成效日益显著。行政监督中的行政复议制度有利于减少和解决行政争议，缓解“官”、“民”对立，促进社会和谐。因此，今后应不断完善体育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建立完备的有关体育的行政复议制度，促使行政机关更加注重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落实责任。
社会监督是更广泛的监督形式。依法行政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开放式政府，因此，政府应当通过信息公开(报纸、网络等)和听证制度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使公众直接参与到体育行政立法和执法中来，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四、普法：实现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根本
法治建设绝不仅仅是制度层面上法律规范的孤立发展，观念层面的法律文化和精神理念才是依法治国真正实现的根本。人的价值观念更具有内在性和能动性，没有理念伴随而支撑的法治只能是虚弱的外壳。因此，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不但要加强法治建设的制度载体和实践环节，还必须着眼于体育法治文化的培育和传播，应积极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立足于人的体育法治素养的全面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这是实现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根本。
首先，强化体育行政管理者的法治观念。体育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而产生的法治作为决定着我国的体育依法行政的局面。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制度国家，“人治”的历史传统悠久，强调“为政在人”、“贤人治国”，轻视刑律的作用。这种思想在体育行政部门也有所体现，即有些领导法制观念淡薄，习惯以言代法;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直接办体育的管办不分的管理模式因体育改革的相对迟缓仍普遍存在，再加上体育行业的集中垄断特征，抑制着平等自由竞争的法治需求，致使一些体育管理者缺乏法治自觉与动力，体育法治有时难以纳入管理议程。因此应结合法治实践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开展各种法治宣传活动，培育民主活动的理性参与、权利的理性选择与自救、法律至上的理性自律等现代法治品格，促进他们从传统的行政思维、权力思维和优位意识，转变为确立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追求实体与程序公正的法治理念。[4]其次，通过多种形式在全社会进行体育法治理念的推广。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但在法治的根本价值和目的上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 ，而且在法治的建设主体上也应保证公民的广泛参与，这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是更具根基性、关键性和迫切性的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公民性的缺位，加之我们又习惯于政治思维和伦理思维，并且面临西方法治移植中对我们的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冲击和碰撞，很容易造成人们市场经济多元价值与传统文化的扭曲结合或变异发展，形成精神危机、道德滑坡和社会失序。这可能正是我国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法治进程不断推进，而社会秩序却未能有效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5]可见，公民性重塑已成为培育法治人格和建立法治秩序的关键要素。因此，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整体对体育法治的认知水准，努力使公民知法、懂法、用法，从而为体育行政管理法治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氛围。最后，应加强体育法学研究和理论学术队伍建设，加强体育法治重大和基础问题的研究并向应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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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模式的构建 篇6
[摘要]针对高校学生法制化管理模式的问题,文章分别从法治理念、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通过法治意识和法律思维来审视高校学生管理实践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可以更好地构建当下我国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模式。
[关键词]高校学生 法治化 管理
[作者简介]董翼(1981- ),女,重庆人,重庆交通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法治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庆400074)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35-0162-02、
法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指在法制基础上运行法律的过程。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系统,是以学生管理的法律规范建设为基础,以严格执行高校学生管理法律规范为内容,提高学生管理者和学生双方守法意识,建立以人民法院司法监督为核心的高校学生管理法规执行监督机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阻碍其整体功能的实现。构建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模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深化依法治校理念
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本质,就是要求高校管理者在学生管理中体现法治精神,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把学生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摆脱传统管理观念的束缚,树立以人为本的法治化管理新观念是高校学生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在高等教育管理的过程中,高校权力的设置往往只受到道德标准的衡量与限制,受法治观念的影响不足,因此,当前高校管理者法治观念的培养首先要从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入手,培养管理者的守法意识。以人为本、法治化的学生管理理念是实现高校发展的本质要求,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树立以人为本、法治化的大学生管理理念,就是强调在依法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要充分保护学生的个性发展,并尽力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样才能形成师生和谐共存的良好氛围,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管理者应从学生实际出发,强化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服务意识,改变传统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模式。发挥学生自身的能动作用,使学生提高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同时还要积极引导高校管理者提高对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意识,真正树立依法治校的新观念。
此外,作为管理对象的学生也需要增强自身的法治意识。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育人”,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增强学生遵法、守法的意识,从而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遵守法律法规校纪的过程。然而传统观念的负面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可以通过举办法制讲座等形式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法律实践,培养学生遵法、守法的意识,将法制教育制度化、系统化,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严格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正当程序
只有严格执行公正的程序,才会产生公正的执法结果。高校自主管理的合法性不等于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公正合理地行使高校自主管理权,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正当程序作保证。没有正当的程序,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教育管理者就难以在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因此,在程序上,高校学生管理权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保障学生的各项权利。
教育部颁布的部门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明确要求“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违背此原则非但达不到教育、警示的作用,稍不注意就会侵害到学生的合法权利,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管理和社会声誉。
下面通过实际案例来进行分析。某大四学生徐某擅自离开学校,连续超过两周未参加正常的教学活动,已达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7条第4款“应予退学”的规定,为了保证学生的权利不受侵犯,作为学生管理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充分调查和取证。在弄清事实和充分搜集证据的基础之上才能作出初步的处理决定。一般来讲,被处理学生的自我陈述、其他知情人的证言以及教师的调查记录等都是弄清事实的重要依据,一定要将其固化为书面材料,清楚直观,有迹可循。第二,将学生严重违纪的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将学生擅自离校的事实及时通知家长,二是将学生违纪行为的后果预先告知家长。此外,告知的意义还在于使家长提供更多寻找学生的线索,也让家长对该生可能会被退学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第三,在作出正式的处理决定之前,必须保证学生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充分的申辩,否则会影响处理结果的效力。第四,将正式退学决定书以合法的方式送达本人。必须注意,退学通知书并不等同于退学决定书。前者只是告知退学的事实,并没有退学处理的效力。退学决定书,必须由学校专门机构作出,其中明确写明退学的事实、依据、理由以及申诉的时限和机构。正常情况下,退学决定书直接送达学生本人,签收后就对其生效了,申诉从第二天开始计算。针对本案中的特殊情况,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即在学校范围内,将退学决定书张贴公告,满60天后,自动生效。
三、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保障体系
法治化在高校学生管理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权力的制约和保障,当权力与权利发生冲突时,获得救济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进行重新平衡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并未提供全面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学生权利遭受损害却得不到救济的现象屡屡发生,现行救济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救济效率低下的问题。鉴于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权利救济问题,完善权利救济制度保障体系势在必行,可以从校内救济、行政救济以及司法救济三个方面入手。
1.校内救济。学生校内申诉制度是根据《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确立的高校内部学生权益救济制度, 2005年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第60～64条对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的实体和程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主要包括申诉机构及人员组成、受理范围和程序等,但这里仍有一些重要内容缺失或亟待明确,迫切需要制定《高校学生申诉条例》来明确和界定这些内容。在《高校学生申诉条例》中,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保证学生申诉委员会的独立性,避免成为学校职能部门的附庸,在其人员组成上,应保证学生代表和未兼任行政职务教师的比例不少于1/2,同时必须有法律人士参与其中,并且,校领导不应该成为该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校内申诉的受理范围应尽可能宽泛,只要是学生在接受教学管理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违规违纪处分有异议的,均可以提起申诉。第三,校内申诉的审理程序应细化为提出、受理、审理和处理四个环节。第四,根据性质不同复查决定可分为两种:一是对处分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事件,应驳回学生的申诉,并告知其后续救济渠道。二是对有确凿证据认为处分决定侵犯申诉人合法权益,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申诉处理委员会可依照申诉请求提出变更处理的建议,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
2.行政救济。行政救济是指向高校所隶属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它是学生权益救济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目前我国教育行政机关申诉和复议并存,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故应将两者合二为一,统一设置为行政复议,应当建立起校内申诉和教育行政机关复议之间的有效衔接,明确规定对学校的最终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教育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在确定教育行政复议案件的审查范围上,应当在学校自主权和教育行政机关法律监督之间维持平衡,原则上仅限于合法性的审查,审查教育管理行为在权限、依据、内容和程序等方面是否合法,应进行充分考证以避免对学校自主权的侵犯。
3.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是高校学生管理争议救济的最终渠道,具有权威性、中立性和终极性等特征,是司法最终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因而司法裁决也是最具信服力的救济。法治化进程中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的必要性已不言而喻,同时高校作为自治性组织,这种司法裁量必然会限制高校自主治理活动,因此司法介入的合法尺度成为司法审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其合法尺度可从以下四方面得到体现:第一,用尽校内救济与行政救济。即被管理者认为在寻求校内救济与行政救济都无法得到权利保护的前提下才能寻求司法的保护,这也是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一个前提条件,否则有理由不予受理。学校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涉及受教育权的管理行为尤其如此,例如对考试、论文评判的争议,由教育系统内部来进行公正裁判,显然比不谙学术的法院介入更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第二,严格区分学术实质问题与法定程序问题。程序的法定性给司法的介入提供相对便捷的路径,学术是否达标由大学负责,程序是否合法由法官负责。如一篇学术论文是否达到某种学位标准,只能由高校学者决定,法官无权干预,但是,学术论文评定程序和学位授予程序中诸如专家委员会的组成、投票、计票等环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则是法官可以裁定的领域。第三,司法介入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必要。如果高校的管理行为是高校为维护正常的教育管理秩序而作出的,属于高校内部自主管理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如制定作息时间、成绩考评、宿舍楼的管理等,而且这种管理行为不足以改变作为学校成员的实质性地位。无关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的问题,不应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如果高校的管理行为将导致学生特定身份和实质性地位改变的管理行为,学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启动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获得权利救济的最后机会。
四、促进思想道德教育与法治化管理的紧密联系
法律与道德同属上层建筑,两者都是规范个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法律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道德则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为特征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在高校的教育管理过程中,学生法治化管理与思想道德教育正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实现育人的目标,两者相互配合,统一发挥作用。因此,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过程中,应重视与思想道德教育的紧密联系。一方面,道德教育是法治化管理的基础。事实表明,社会成员道德水平越高,守法意识就会越强,法律效益就会越明显。高校学生管理中应根据学生品德形成的发展规律,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及学生的主体参与作用,把一定的社会政治标准、道德规范、法纪规范和心理要求,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和心理素质,为法治化管理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道德教育是法治化管理必要的补充。我们倡导法治,但法律并非万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纷繁复杂,法治化不能解决所有学生的管理问题,也不可能将一切细节都规定详尽,而道德规范的普遍存在、道德教育的长期坚持,能够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入到学生思想和观念中,填补法律力所不及的“真空”范围。总而言之,高校学生管理应当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完善规章制度,建立正当的管理秩序,真正做到法治化管理,同时也要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促进法治化管理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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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社团的法治化管理研究 篇7
关键词：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
1 前言
体育社团作为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组织, 在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进步, 社会逐渐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人们的健身意识不断增强, 我国的体育社团也在不断增加。可以说, 体育社团已经成为我国群众性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我国群众体育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 近些年来, 与体育社团相关的经济纠纷、体育伤害事故纠纷以及系列法律诉求事件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种情况既不利于体育社团自身的发展, 也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更谈不上很好地发挥体育社团对社会体育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认为, 法律纠纷事件的增多一方面与体育社团管理不规范、不科学、不完善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体育社团建立之初和发展过程中的法治意识不强有关。为此, 研究我国体育社团管理的法治化问题, 对提高我国体育社团管理的规范性、增强我国体育社团发展的有序性以及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意义
所谓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 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在体制形式, 或者是通过确立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形式来对体育社团进行相应的管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建设, 在建设过程中不断进行摸索和选择, 我国也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我国的体育社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然而对于我国体育社团的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 管理的手段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对我国的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 首先能够有效证体育社团管理的规范性, 这样就使得体育社团在正常的运转过程中有章可循, 对于保持体育社团管理的科学有序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 对我国的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还具有实体性的价值, 这主要就是法治的本身就具有规范道德的作用, 并且法治还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的法治不但能够对人民的自由进行有效维护, 而且还对社会的正义进行全面保护, 对于人身的权力和义务, 法治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样就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中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所以, 对我国的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是对体育社团日常运行秩序的有效管理和维护, 并且还是对人民人身自由和权利的有效保障, 也是对人民义务和社会道德的有效规范。
3 我国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现状
3.1 我国体育社团法治化基础薄弱
我国体育社团的产生和发展是受到西方体育进入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 我国现代体育事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进步, 体育社团也逐步的产生, 并且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体育社团在我国的各个城市都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并且西方现代化体育运动形式也逐渐的扩大了规模,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体育社团中, 因此, 我国的体育社团数量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体育社团属于社会中自发的体育运动形式, 并没有具体的规范和管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体育社团发展更是得到了具有重要发展契机的条件, 国家对于社会上的社团管理模式不断进行转变, 这样体育社团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 我国的体育社团发展再次在全国掀起了高潮, 进而体育社团的数量又一次得到了迅猛的增加。但是, 由于体育社团在我国的发展时间短, 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完善, 以至于推进体育社团法治化缺乏坚实的体制基础。
3.2 体育社团管理人员法治意识不强
由于受到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 很多管理人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性。这样在对体育社团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具体的管理, 从而就使得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建设得不到真正的落实。而有的相关管理人员虽然对体育社团进行管理的过程采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对法治化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掌握, 这样就会使得在对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 从而严重影响了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建设。事实上, 很多体育社团中的相关管理人员的法学水平相对较低, 并且具有较高法学水平的管理人员数量较少, 这样在进行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就很难保证管理的有效性。有的体育社团管理人员并没有积极参与组织的法学知识培训, 并且对于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重视程度也相对较低。有的管理人员虽然了解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相关规定内容, 但是并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相应的管理, 阻碍了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建设和发展。
3.3 体育社团管理体制不完善
从政府层面来看, 我国的法律法规, 具有层次化, 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而对我国的体育社团进行的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 国家的宪法对我国体育社团的法治化建设的基本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政府的相关规章制度对我国的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具体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规范, 但是中间层次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具体的规定。法治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的过程中就会触及人们的利益, 尤其是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当所触及的利益目标一致时, 行政主体就能够接受规范, 但是当所触及的利益不同时, 进行相应规范的过程中就会遇到一定的阻碍。在对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 触及到利益的价值观取向时, 就会对法治化管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进而严重影响我国体育社团的法治化管理进程。
从体育社团层面来看, 我国很多的体育社团虽然进行了法治化的管理, 但法治化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对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过程中, 缺乏一定的顺序性和合理性, 对于在整个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很难进行及时解决和处理, 因此, 由于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性, 使得在进行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无章可循, 并且对于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够进行及时解决, 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落实和法治化建设的发展。
3.4 体育社团监督机制不配套
体育社团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具有密切的关系, 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体育社团也随之迅猛发展起来, 国家对于体育社团的管理也逐渐转变为宽松式管理模式, 这样就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群众的积极参与, 使得体育社团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状态。
随着体育社团的不断发展, 体育社团也逐渐趋于稳定发展状态。从我国的第一个具有规范性的体育社团建立之后, 我国的体育社团管理模式也具有了相应的规范。随后, 国家对于体育社团的规范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并且针对国家体育社团进行了具体规定的确立, 其中对社会中的各种形式社团成立的相关内容和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 这样也使得国家体育社团的管理趋于社会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中国的体育社团依然处于国家直接管理的阶段, 但是管理的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换, 不再是按照相关法规进行管理, 而是根据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行政指令来对国家存在的体育社团进行统一的规范和管理。在这种崭新的管理模式下, 体育社团并没有自身管理的能力, 政府会在不同的行政层次上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机构设置, 这样就能够全面对体育社团进行管理。虽然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全面地对体育社团进行管理, 但是会严重阻碍体育社团的参与数量, 阻碍体育社团的发展。
我国的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进程中, 虽然体育社团的法治化和社会化都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但是国家对于体育社团法治化的管理行政权力控制能力相对较大, 对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监督力度不够, 会严重影响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正常运行, 对我国的体育社团法治化建设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对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监督力度和体育社团的法治化管理以及法治化建设具有密切的关系。
总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体育社团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我国体育社团的法治化管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在进行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传统上的体育社团管理手段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化的体育社团发展需求, 因此, 对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
4 我国体育社团管理的法治化管理措施
4.1 增强体育社团管理的法治观念
对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首先需要建立法治观念。传统管理观念是制约中国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重要因素, 如果传统的管理观念不能够得到转变, 体育社团的法治化管理就不能够顺利落实。我国很多体育社团的建团时间都较早, 因此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 对我国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想使得我国体育社团的法治化建设能够蓬勃发展, 就应该不断加强我国体育社团的管理理念, 科学合理的管理理念能够有效引导我国体育社团管理向法治、科学的方向发展, 体育社团管理理念就不但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而且还要符合现代化体育事业的发展特点。在我国的体育社团管理理念中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内容相一致, 不断对体育社团的管理理念进行完善和改良, 不断对体育社团的管理理念进行改革, 有效保证体育社团管理理念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
4.2 完善体育社团管理的法治体系
国家对体育社团进行的法治化管理, 主要目的就是法治化的管理能够有效维护和管理体育社团的正常运转, 对人民切身的利益进行有效维护, 对道德和义务进行具体的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体育事业的运行体制也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目前我国体育社团的管理大部分都倾向于人为化的管理手段。国家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对体育社团进行有效的管理, 才能够有效保证体育社团的健康快速发展, 促进我国体育事业改革。就目前而言, 要不断的对体育社团相关法律法规的体系进行完善, 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管理体系, 对相应的立法层次进行提升, 针对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社团法的确立, 和我国的宪法形成良好的衔接。确立的有关体育社团管理法律制度体系要有完整性, 建立运行机制进行相应的规范, 有效地将我国体育社团管理带入到法治的轨道上。
4.3 提高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水平
不断对体育社团体制进行改革, 对体育社团的管理形式和管理手段进行不断的转变, 逐步形成具有规范性的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模式, 才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 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也充分体现出我国对于法治管理观念的重视, 依法治国是国家的重要方略, 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管理手段。依法治国能够有效保证我国在法治条件下进行稳定的发展, 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进行法治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体育事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部分, 国家通过对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 来逐步将法制观念渗透到体育事业的发展中, 有效的实现体育事业和法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对于我国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而言, 有效提升相关管理人员的法学水平对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断提升相关管理人员的法学水平, 有效保证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有效性。定期组织相关管理人员进行有关法学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对其学习和培训的效果进行严格的考察, 只有合格的人员才能够进行实际的管理工作, 有效调动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促进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的有效落实。
5 结论
我国体育团体随体育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程度并不高。近些年我国在推进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实际的法治化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的问题, 推进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为此, 将制约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解决, 保证我国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得到顺利、有效的推进, 才能有效的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于体育体制进行的改革是整个体育改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目前而言, 我国逐步实现体育的社会化, 其中体育社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进我国体育社团的法治化管理, 对于我国体育社团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对体育社团进行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 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然后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执行, 进而形成一种集法治化管理和监督为一体的体育社团法治化管理体系。我国体育社团实行法治管理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一种及时规范的作用, 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对大部分人的利益进行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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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篇8
一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意义
第一，是依法治国治校的客观要求。1997年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法治目标写进了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也把法治置于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提出和谐社会必须是法治社会。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实行依法治校，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高等学校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学生管理工作作为高等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实行法治化。
第二，是理顺学校与学生关系、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迫切要求。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是特殊的行政关系，又具有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受传统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的影响，目前学生处于弱势地位。[2]近年来随着高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案件的发生，越来越多的高校被自己培养的学生告上了法庭，因此，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实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迫在眉睫。
第三，是创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的内在要求。现阶段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于调解和预防各类矛盾和问题，作了大量重复工作，但效果欠佳。因此，将学生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用法律法规及相关的规章制度来调整大学生的行为，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并能确保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合法性，避免和减少管理者主观意志对学生管理活动的影响。
二当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等理念的提出，我国高教领域相继出台了《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按理说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在高校管理实际中，情况不容乐观，随着大学生状告母校案件的相继出现，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暴露。综合相关学者的论述，其主要问题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层面。首先是高校管理者“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因长期以来囿于传统观念、旧的思维惯性，在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规定及其实践中仍存在较为浓厚的“人治”色彩。具体表现为管理者的价值导向仍是以如何有效规范和维护正常的学校教学秩序为主，而对于如何以人为本、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重视不够;对学生的评价标准错位，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价;管理者认为自己的学生管理权力享有绝对的合理性，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日常管理中较多事务缺乏法律依据，纵使有些管理有悖于法律，学生也应当接受和服从这样的管理;过多地强调学生的义务而忽视其权利;某些高校学生管理者为转变校风、学风、考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其人治色彩较为浓厚，以处罚性条款为典型。[3]其次是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一项针对某高校三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人对诉讼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缺乏权利观念、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一项针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重道德轻法律、认同法制观念但缺少法律信仰、权利观念不强等现象。这些研究表明：在当代大学生中还缺乏健康的法律心理、成熟的法制观念、稳固的法律信仰。[4]
第二，规章制度层面。目前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规范高校行为的法律法规，给高等教育管理法治化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相关法律制度因为滞后而显示出来的硬伤已经严重影响到依法治校，如高校对学生管理的权限、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纠纷的解决方式等内容未作全面规定，大多主要是关于学生义务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的罗列等。即使是2005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但是作为部委规章，操作性并不强，与此同时，各高校纷纷根据这个规定出台了自身的各项规定，但存在诸多缺陷，如制度的不完整、不健全，在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全过程中仍有许多空白点，以至于无章可循;临时性、应急性的“通知、办法”与规章制度并存，朝令夕改难以避免，制度的严肃性、连续性和持久性不能保证;由于规章制度本身不严密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规章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出于对法律、法规理解上的差异和自身情况的不同，各高校甚至制定了与上位法相冲突的规则等等。[5]上述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的缺陷，实质上会造成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现象。
第三，管理程序层面。当前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明显，忽视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首先，在学校规章制度制定程序方面，缺乏严格的程序规定。如一些与大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校纪校规都是由学生主管部门酝酿拟定，基本上不征求学生意见，缺乏民主性;在颁布前缺乏公示性，透明度不够，很多还没有为广大学生所了解，仍然处于内部掌握状态，只有当学生违反了，这些以文件形式保存的校规校纪才现身发挥其规范作用;一些学校颁布校规校纪后不按规定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等。以上情况均违反了学校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原则，使学生的权益得不到程序的保障。其次，在学校规章制度执行程序方面，存在明显的程序缺陷。因一些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程序意识，使管理显得过于主观随意，如在涉及到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较重的处罚时，高校往往忽略了学生的知情权、辩护权以及申诉权等，常常导致学生以此作为状告学校的理由。再次，在学生权利救济方面，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当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后，其救济途径主要是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但因为大部分高校的申诉制度并不完善，如没有申诉机构或申诉机构不能正常运转;行政复议因教育行政复议机关的种种顾虑，很难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行政诉讼也由于受案范围的争议，难以得到司法救济，加之诉讼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学生不会轻易选择它。[6]因此，高校学生权利救助程序的忽略或简单化处理现象普遍存在。
三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对策
第一，切实增强师生的法治意识。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应当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深刻理解国家对学生管理的要求，准确把握法治的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大学生的基本权利，依法办事依法管理，把学生当作平等主体对待，平等交流，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做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另外，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强化其法治意识，使其清楚地知道作为公民、作为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养成良好的学法、守法和执法的习惯，将法治的观念贯穿于学生的求学生涯。
第二，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在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方面体现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因此高校管理者应改变过去从以“管理”为目的到以“服务”为宗旨的转变，摈弃传统的人治观念，在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及其相应的惩戒措施时，应突出“以人为本”的要求，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学生权益，体现法治精神对人的尊重与关怀。
第三，不断健全学生管理法规体系。首先，在国家层面，要加快完善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要通过废、立、改工作，加快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加强整个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使高校学生管理活动有法可依。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高校的权益，保障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形成高校办学自主权与学生的权益保护之间在法律上的平衡。教育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迅速建立起以法治化、规范化为基础的现代教育行政决策和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防止侵犯高校依法享有的治校权;同时，还要依法加强对高校完善内部自我约束机制的行政指导力度，并且通过司法审查形成对高校权力强有力的外部监督。[7]其次，在学校层面，要制定合法科学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高等学校在制定规章制度等下位法时，要遵循法制统一原则，不得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部门的政策性文件相抵触，应当符合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既能保障学生的权利得到合法维护，又能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正常进行;在内容方面应注重其可操作性，贯彻平等与公平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保证学生应有的权益;在措词方面必须使用规范、准确的法律术语，语言表述要清晰，不能使用模棱两可或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语;还要注意内部制度的现实性与前瞻性之间的关系，制度的建立既要考虑到目前的实际工作，又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加以预测与规范。
第四，着力规范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程序。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程序是否合法正当，直接影响着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效果。在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方面，参照有关法律规定，制定学生管理制度应当具备以下四个程序：管理制度议案的提出、管理制度草案的研讨、管理制度草案的审议通过、管理制度的公布。[4]高校制定规章制度应深入调研，充分论证，每个程序都应有管理人员、教职员工，尤其是学生代表的参与，使其具有民主性和公开公正性，还应邀请法律专家进行咨询论证，使其具有科学性。在规章制度的执行程序方面，具体包括：事情程序(事先发布、高知、给予管理相对人足够的时间准备辩护)、事中程序(说明理由、听取管理相对人陈述与申辩、听证、做出决定)、事后程序(送达、高知管理相对人救济途径和时效、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9]处理学生必须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按照既定程序递级进行，不能缺失程序环节。正当程序体现了对学生权利的保障和尊重，实现学校利益和学生利益的协调。
第五，积极畅通学生权利救济渠道。英国法学家韦德指出“有权利必有救济”，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权利的事前保障，还应体现在权利的事后救济，因此，积极畅通学生权利救济渠道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途径。一是完善学生校内申诉制度。学校应设立申诉委员会，受理学生的申诉请求，然后经过申诉审查、受理、听取争议双方意见、调查取证、形成处理意见书、学校批准、做出申诉处理决定等一系列程序，为学生进行权利救济，校内申诉制度可以有效地把学校管理机构或教职员工与学生的纠纷消化在内部，方便快捷。二是建立校内听证制度。学校规章制度的制(修)订、学校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定、对学生的奖惩性管理条例、对学生的惩戒如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事项均应该采取听证程序，维护学生的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证权。三是建立教育仲裁制度。仲裁机构应设置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内部;仲裁员的组成上应由教育行政部门代表、高校代表等组成，并聘任教育界人士、法律界人士担任兼职仲裁员，从而保证教育仲裁的专业性和合法性;教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应当与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致;当学生未能或不愿通过申诉解决纠纷时，可以在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之间选择，对仲裁裁决不服仍可以提起诉讼。[10]四是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作为司法救济的行政诉讼，是公民权利受到侵犯进行救济的最后渠道。但长期以来，关于高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一直没有厘清，致使学生的诉讼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因此为了更好发挥行政诉讼对学生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需要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教育行政案件明文规定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一，并简化行政诉讼程序，切实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
总之，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作不仅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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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管理法治化的现状及展望 篇9
一、城市管理法治化研究范围的界定
1.城市管理。广义的城市管理指城市存在和运营的各个方面的管理, 大到城市经济的管理、城市社会管理、城市建设管理和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小到乱吐乱扔随地便溺管理都涵盖其中。狭义的城市管理主要指政府部门对城市的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等方面的规划和建设的控制、指导;它通常包括城市规划管理、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公共秩序管理、生态保护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等。本文以狭义城市管理内容为研究对象。
2.城市管理监察。简称城管监察, 监察是监督和检察的简称, 其中的监督是指察看并督促, 检察是指制约与纠察。城市管理监察是指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处理职权范围内的纠纷案件、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执法活动。城市管理监察的对象, 是因参与城市管理相关范围内的活动而具有一定权利义务的机关、团体和公民。这里的机关不是指从事行政行为的机关, 因为城市管理监察作为城市管理部门的城市管理执法活动, 无权干预和管理其他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城市管理监察的基本内容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所以目前我国的城市管理监察只是城市管理行为中的特定范围综合执法行为。本文即以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法治化为研究对象。
3.法治化。法治, 即“法律的统治”。也就是说, 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应当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当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发生冲突时, 应当否定个人权威而遵循法律的权威。因此, 法治与强调个人权威至上的人治是根本对立的。然而, 法律至上不过是形式意义上的法治, 完整的法治除了强调形式层面的“法律的统治”外, 还对法律的性质、内容提出了要求, 要求法律的内容是公正、理性的“良法”。
二、上海城市管理法治化的现状
近几年, 全国各地城市管理监察发展非常迅速, 由最初试点城市的星星之火发展到现在全国的燎原之势。
(一) 上海城市管理法治化进程
上海城市管理执法现状复杂, 自上而下的城市管理执法管理体制初建, 法治化严重滞后。1997年, 上海市确立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街道、区县、市“三步走”的工作方针。据此, 同年市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 在全市99个街道办事处设立了街道监察队;2000年上海市人大常委通过《关于同意在本市进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决定》, 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定》, 上海市在区 (县) 级层面通过市人大授权, 在10个中心城区试点, 组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2004上海市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等,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终止城管综合执法试点工作, 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推广开展综合执法工作,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由中心城区向全市范围全面推行。这一阶段大力开展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机制探索, 重在区县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的整合建立。2005年6月成立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决定从2005年8月1日起上海市市级层面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同时新增16项行政处罚权转移至城管执法部门。此阶段重在市级层面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建设探索。自此市、区县、街道镇三个层面城管综合执法体制初步形成,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得以进一步完善。
(二) 上海城市管理法治化的现状
上海城市管理监察的发展在探索中不断推进, 在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之下显现出了它的特点:
1. 分三步扎实走, 合法行政基础较好。
在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为基础的城管监察工作推进中, 上海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街道———区———市“三步走”的工作方针:第一步在街道组建街道监察队;第二步由区政府归并区一级市容环卫、路政、绿化等监察执法队伍, 组建为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并直接领导, 向街道派驻分队;第三步结合政府机构改革, 最终形成市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上海自下而上分三步走构建城管监察体制的方法, 适应了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发展城管监察工作的需要,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依法行政的首要要求就是合法行政, 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 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上海将城管监察分三步推进, 使得工作能细化, 城管监察法规规章的制定基本能跟上实际工作的需要, 为城管监察的合法行政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基础。
2. 勇于发展, 探求合理行政。
合理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 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 不偏私、不歧视;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为使管理能够更趋合理化, 上海部分区尝试了城管监察派驻到街道的分队实行队员跨街道流动监察执法, 即住址在某街道的队员跨越住址街道实施监察执法,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加强队员流动性, 轮流到本区各街道实施监察执法。此方法一方面能避免长期权力行使可能导致的腐败滋生,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队员经验的交流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上海城管监察执法的勇于探索发展, 不断推陈出新探求合理行政的方式, 才能使城管监察依法行政得以更好的实施。
3. 解决了部分城市管理顽症。
上海市实施自下而上的城管监察执法后, 执法力量迅速覆盖全市大街小巷, 及时有效地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市民的市容“顽症”, 城区景观和环境大为改善。综合执法主要集中在城市管理领域, 主要考虑到城市是一个人口高度集中的社会综合体, 城市管理涉及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工商管理、城市规划、公安交通、环境保护等部门。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 管理部门林立, 容易造成有利益就争管理, 难问题就推诿的“杂症”, 城管监察执法把多个部门的职能集中到了一个行政机关, 避免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城管监察执法解决了部分城市管理中的“顽症”, 对上海的城市管理工作颇有成效。
在看到上海城管监察实施成效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其暴露出的问题, 在法治化原则要求之下, 上海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过程中凸现以下不足:
1.内部管理体制不顺危及法治化进程。如前所述, 上海城管监察的推进采用自下而上分三步走的方式, 但是三步之间的衔接和权力的收放则是需要调控分配的, 这一过程涉及城管监察推进中各级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利益的分配。目前上海城管监察正处于第二步到第三步发展整合阶段, 上海市政府对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设置是采用在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增挂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 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市城管执法局具有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行政机关, 市城管执法局下设上海市城市管理执法总队, 受市城管执法局委托, 承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具体事务。各区县设立城管执法部门, 区县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在本辖区内发生的违法行为。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危及合理行政的痼疾:其一,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本应直接隶属于市政府, 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平级而并列的一个行政机关, 而在上海却实际上成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的一个部分;其二,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各区县城管执法部门之间本应是垂直管理关系为宜, 而在上海各区县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各区利益需要开展工作, 隶属于各区县政府。
2.外部衔接不畅影响法治化内容的实现。市城管执法局与相关市级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权力衔接不畅, 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 市城管执法局按有关规定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 有关管理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经由市城管执法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在市城管执法局履行职责的活动中,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予以支持和配合。但实践相关部门由于各自利益的冲突或保全, 往往难以实现与城管监察执法部门的联动、配合和衔接, 同时由于目前城市管理监察工作并没有狭义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为执法依据, 众多管理工作仍然需适用专业执法管理法律文件, 如此则使城管监察执法机构处于外部衔接的两难境地, 影响城市管理监察法治化的实现。
3.各区发展标准不统一影响法治化的权威。在城管监察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转型期, 上海没有对区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管理体制的做统一规定, 各区根据各区需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呈现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将区城管大队直属于区政府领导, 如徐汇、卢湾、闸北、普陀等区;第二种是将区城管大队挂靠区行政管理部门, 但在人、财、物等方面相对独立, 如浦东、长宁、杨浦、静安、虹口等区;第三种是将区城管大队归属区行政管理部门, 限制人、财、物等方面的调配权, 如黄浦区。管理体制差异造成各区城管大队在综合协调能力方面出现较大差异, 导致城管监察工作在实现从第二步到第三步转型时发展不平衡。
三、上海城市管理法治化的展望
1.权力分离, 构建城管监察执法体制的良性互动。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管理权、审批权与监督权、处罚权适当分离的探索。按照行政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要求, 管理权、审批权与监督权、处罚权分别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行使有利于在相关的行政权之间保持一定的制约关系,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后, 初步实现了管理权、审批权同监督权、处罚权的适当分离不仅加强了监督处罚的执法力度也对管理权、审批权的行使起到了一定的制约监督作用。管罚的分离, 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发展才能构建城管监察执法体制的良性互动。
2.保证城管监察实施的统一性、权威性。依法行政能保证行政管理的统一, 有了统一性, 才能有公平和公正。保证城市管理监察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才能促进依法行政落到实处。人民通过权力机关制定法律, 表达意志,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就将保证行政管理遵循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使行政管理不致偏离航道, 同时能提高政府行政的效率。
3.完善城市网格化管理建设。上海推进的网格化管理以卢湾区和长宁区为试点, 城市管理已由“上街”变为了“上网”, 并正在全市19个区县扩大, 各区城管监察机构根据各区实际情况增配了信息化硬件, 借用网络和现代通信工具, 对市容、卫生、路灯、绿化、防火等进行综合监控。随着上海城管监察工作的不断深化发展, 建立合理、高效的信息化执法体系, 形成网格化执法与集中整治执法相结合的执法网络体系;研究与推行城市管理中网格化的执法模式, 有利于将城管监察权力、责任、绩效量化分配落实到个人, 减少监察执法活动与违法行为时空错位的顽疾, 有利于城管监察执法“死角”的清除, 稳步构建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浅议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篇10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之内涵
管理其含义有二, 一是负责某项工作使顺利进行, 二是照管并约束 (人或事) 。高校学生管理从其字面意思来讲便是对高校学生进行照管并约束。传统上看, 依照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通过法律、法规授权的方式, 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法律关系。然而就目前高校实践来看, 学生管理已经突破其字面含义,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特别是上世纪末扩招以来高校与学生一方面是高校收取学费、教育学生, 学生缴纳学费并接受教育, 另一方面在后勤上高校收费提供服务, 学生缴费享受服务, 在这两个方面, 高校与学生有了普通的平等民事法律关系, 而高校在学籍、学位及处分等方面仍具有管理能力, 笔者认为, 这两种关系并存, 我们可将其视为一种准行政法律关系, 在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 针对高校与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 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首先, 从高校作为管理者的角色方面而言。高校的守法, 即要求高校要遵守法律、法规乃至自身校规、校纪的规定, 其所制定的学生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 实施的管理行为不仅不能超越法定范围, 而且也不能忽略法律程序。另外, 高校作为独立的具有教育资格的法人, 其管理权如办学、管理等方面的权力, 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干涉。这就是高校享有的管理的权力与学生接受高校管理的义务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学生有权利, 但是学生的权利仍然要受到防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限制。学生享有受教育、申诉救济等权利, 但要以承认和服从学校依法所享有的管理权利为前提, 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其次, 就民事方面而言, 1997年高校实行并轨招生以来, 学生自费就学、自主择业, 学校则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服务, 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不再是纯粹的行政管理关系, 尤其是在后勤服务方面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学生出资, 学校提供相应的服务, 学生与学校在这一层面上是平等的主体。这就要求高校必须转变在相应法律关系中的态度和观念, 要确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以学生为服务的主体, 切实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管理和服务的水平。
二、高校学生管理的不利因素分析
近几年, 随着国家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视,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仍存在着诸多不利的因素。
(一) 传统观念影响
在我国,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师道尊严等思想意识普遍存在, 学校对学生可以无所不管, 学校有意无意的就要充当学生的保护人、监护人, 因此出台了若干禁止性的校规校纪对学生进行约束, 而有些规定则往往侵犯了学生应有的权利。同时, 言传身教的师道使得人治在高校中也有所体现, 管理学生往往从管理者个人道德出发而不注重制度, 将学校的意志强加于学生。也因传统观念影响, 学生及其家长在处理与高校的关系上, 将高校视作学生的监护人, 只关心学生之权利高校之义务, 忽略高校学生大多成人, 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进而忽略学生与家长应尽之义务。
(二) 管理规则存在问题
2005年, 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这一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冲突, 但是作为部委规章, 其效力不高, 操作性并不强, 与此同时, 各高校基于当时出现的众多的学生起诉学校事件, 纷纷根据这个规定出台了自身的各项规定, 但存在诸多缺陷。一是制度的不完整、不健全, 在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全过程中仍有许多空白点, 以至于无章可循, 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二是临时性、应急性的“通知、办法”与规章制度并存, 朝令夕改难以避免, 制度的严肃性、连续性和持久性不能保证;三是由于规章制度本身不严密和人为因素的干扰, 规章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四是出于对法律、法规理解上的差异和自身情况的不同, 各高校对规则的掌握尺度也出现了不同, 甚至出现了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规则;五是规则制定涵盖学生在校方方面面, 事无巨细, 甚至出现了对学生进行人身限制的规则或者将平等主体的关系行政化处理的现象。笔者认为, 随着学生民主法治思想的成熟, 这些缺陷势必会成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冲突的新的导火线。
(三) 程序及救济方面的问题
目前很多高校都在努力建立一套程序来实现自身的管理, 但是在制定或者行使管理权过程中, 往往忽略学生知情权、辩护权特别是事后救济的权利。而且根据现行的规定, 学生的救济如教育申诉、行政复议、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存在诸多问题, 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程序和法治观念。学校和学生在冲突过程中, 可能出现有些学生权益受损后, 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出于保护主义拒绝改正, 而法院处置无法可据;又或者高校害怕名誉受损、舆论压力, 委曲求全。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途径
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高校与学生的参与, 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笔者认为目前而言, 法治化的途径及方法可以如下考虑。
(一) 法治教育宣传工作
加强教育和宣传工作, 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 另一方面是学生, 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就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来讲, 首先需要清楚地知道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职责, 要通过对管理者的教育和培训, 将民主思想、法治观念牢固地树立起来, 将公平思想、平等观念贯彻到高校与学生之间管理和平等关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中, 事事体现法治精神之需求, 不强势, 不欺弱,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重要的环节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 同时, 在实际的工作中引导学生树立知法、守法的良好品质。
学生作为整个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的另一主体, 宣传教育工作同样是重点, 要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讲座、选修课、展板、橱窗、宣传单等多方面的方式, 使其清楚地知道作为公民、作为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明确哪些事情该做, 哪些事情不该做。高校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采取单纯的宣传学生义务, 忽略其权利的做法, 要让学生明白其维权的意义和程序做法。将整个法治的观念深入到学生的求学过程中。
(二) 针对不同法律关系, 正确处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
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是人而不是物, 高等教育的光辉就在于他培养的是人格健全、品格高尚的高素质的人, 是有思想、有心理、有灵魂的人, 所谓的健全的校规校纪和严厉的惩戒显然不能成为培养人才的唯一办法或者说最好办法, 高校在处理与学生的关系上必须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避免出现民事关系行政化的倾向。
目前, 各个高校都在着力构建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 内容涉及日常管理、奖惩等等诸多方面, 内容详尽, 在这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只是规则制定的民主性和程序性, 防止出现只重实体而轻程序、重学生义务而轻其权利的做法。在规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都需要学生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另外就是在高校与学生的民事关系上, 高校需要转变观念, 承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承认在财产权、人格权等方面双方的地位是相等的, 避免出现高校在民事关系上任意侵犯学生的财产权、人格权和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这样才能创建一种和谐、民主的高校与学生的良好关系。
(三) 建立和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学生的权利救济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途径, 其作用不仅仅是保护学生, 更重要的是将高校的管理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 保护了高校的权利。因此, 建立一套合理的高效的民主的学生救济制度尤为重要。
1. 完善学生申诉制度
笔者认为, 学生申诉制度可以分为一般校内申诉和行政申诉两个部分, 高校可以依据《教育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精神, 制定相应的规则, 将一般的教师的授课问题、教师与学生的纠纷及其他轻微的民事关系纳入校内申诉的范围。另外在行政申诉部分上, 还需要对规则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中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的产生办法、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决定的效力问题、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申诉的次数、申诉期间学生的就学权、申诉不加重处分等进行详细的规定, 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申诉处理的公平和公正。
2. 建立学生处分听证制度
这是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即改变过去高校处分学生先处罚, 后告知, 可申诉的做法, 而引入学生的对事件的陈述和说明理由的机会, 也就是引入学生处分听证制度, 将听证作为处罚的前置程序, 由利害关系人对事实作陈述和说明, 听证程序参加人进行相应的质问、辩论和反驳, 进而能更好的寻求事件的真相, 保障了处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摘要：当前,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争议, 本文从分析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科学内涵和目前学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提出了加强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法治化管理 篇11
关键词：学生管理；法治化；高等院校
最近这些年，随着国内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高等院校学生的法治化管理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然成为各大高校管理的研究課题。然而，高校学生将自己学校告上法庭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由此看来，高等院校对本校学生进行管理和限制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高校依法行使管理权面临的问题
1.学校管理权使用情况不当，任意性过大
法治化管理并不意味着对学生人身自由进行严格控制，只要学生的活动和行为与相关的教育法律规范没有冲突，那么该活动和行为就是合法的。但是高校容易受到外部因素限制，且自身的监管机制尚不完善，虽然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和限制范围不断扩大，却没有对管理权限进行明确的界定，有些高校为了满足学校的管理需求，私自在法律规定上增加了很多自定的规章制度，更新原本的处罚机制，管理了很多不在管理权限内的活动和行为。甚至有些高校的管理制度主要以处罚为主，到处都是“严禁”“不许”等禁止意味明显的管理用词，对学生的自由性进行了极大的限制，而高校基本上不会站在学生立场看待问题，无故剥夺了学生的行为自由和活动权力。
2.高校对学生的管理不重视过程和细节，忽略了程序的规范性、完备性和连续性
对学生的处理结果没有经过相关的管理程序，不让学生参与，甚至处分决定也不通知学生，处理时也不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解释，这些管理方式的不得当都为今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加大了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的教育案件都会以高校败诉作为结束。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实现
1.改革管理体制
我国在向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机遇，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在高等院校转型过程中，实现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和优化。从传统体制过渡到全新体制，一定会经历创新、完善和优化的过程，而新体制的创建基础就是教育部门的宏观调节、社会各界的参与、高校的主观调整、学生的主动参与以及管理体制的更新。
2.完善立法体系
实现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必须建立在反应高校管理规律、适应学生发展、内容符合学生利益、形式完整统一、规定设置合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标准执行。法制化管理体系会关系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并且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优化，体系应当包含教育规定、基本法律条令以及本地法规等等内容。
3.严格依法办事
我国目前的高校管理制度，相对于基础法律而言，执法问题的突出性更为明显，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指在执法过程中，行使执法权力的人员不按照相关法律规程办事，由此看来，提高依法管理水平以及加强执法力度是目前高校实施管理的首要任务。
4.树立法治观念
加强高校的法治化管理建设首先要树立法治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生的法治意识，提高法治化管理效果。法治观念是目前高校应当树立的重要教育理念，尤其要加强学生的权利和义务认识，完善其法治观念，强化其守法精神，避免学生偏离正确的思想轨道。对于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人员来讲，必须要有以学生为教育根本的教育意识，加强管理育人、知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教育职能，紧紧围绕学生进行管理工作，推动学生的未来发展和人格塑造。要关注学生的理想和追求，着重强调对其人身自由的尊重，支持学生的合理选择和情感需求，用一些灵活的管理方式和人性化的管理制度规范学生的行为和发展，学校可以行使的本身的管理权力，但决不能以剥夺学生的权利作为管理手段。高校在使用管理权的同时，不应该先考虑怎样处罚学生，而是要考虑处罚方式的合理性，是否使犯错误的学生真正受到教育，并且应该给学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总而言之，高校学生的法治化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根本任务，高校管理法治化的研究也是势在必行的，其对实现高校现代化管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高校法制化管理涉及的范面比较广、内容比较多，因此，它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是我们已然相信，随着我国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彻底实现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劳凯声.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温晓莉.论知识经济社会微观公共权力的法律规则[J].法学，2011（12）.
[3]秦惠民.高校管理法治化趋向中的观念碰撞和权利冲突[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12.
（作者单位 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路径探悉 篇12
一、正确认识高校和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只有认清了高等学校和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才能在学生管理中合理界定高校的管理权限, 明确学生、学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真正实现依法治校。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视角出发, 两者之间是宪法关系。我国《宪法》第十四条明文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应该属于自由权, 宪法规定的大学期间的受教育权着眼于保证学生的学习自由。学校对学生的各种管理, 主要是为了保障学生在校期间能自由充分的学习。从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 两者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自1997年高校全面实施并轨招生以来, 学生与校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步入由身份到契约的转轨时期, 出现了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的自由合意的关系, 即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下, 既然学生支付了学校规定的学费及其它费用, 那么学生就有权要求学校配备能够在大学的讲台上传授知识的合格老师;有权要求学校食堂给学生提供健康的合理价格的食品;有权要求学校提供安全、卫生、舒适的住宿条件。从管理与被管理的视角出发, 两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
二、厘清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关系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1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法律界定
高校作为以实施社会公共教育为目的社会团体, 其在职能上享有的自主管理权是法律、法规明确授予高校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必须依法行使, 不得放弃和转让, 并且行使权力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权力授予的同时意味着责任的产生.”《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了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2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关系
第一, 高校管理权对大学生权利的保护。从高等教育的目的来说, 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的权利既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同时在实际运行中也是辨证统一的。一方面, 高校管理权的合法性在于其符合大学生权利的要求。因此, 大学生权利是高校管理权的基础。另一方面, 权力是权利的后盾、高校管理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应当是保障大学生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有效工具, 当高校权力依法行使时, 其价值是保护大学生的根本利益。
第二, 高校管理权对大学生权利的限制。依据“新规定”第40条, “学校应当维护校园正常秩序, 保障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保障学校教学生活秩序的稳定是学校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着眼于全体学生的整体利益的实现, 而不是个别学生权利的无限扩张。法律之所以赋予学校管理权, 原因也就在于只有它拥有管理甚至处罚的权力方能维护正常教学生活秩序, 更好地保护全体学生自由学习的权利,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第三, 高校管理权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 “权利救济”实现高校管理权利对权力的制衡
1从“实体正义”的角度出发, 规范高校管理权行使的法律依据
法治中的“法”首先必须是良法,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的“法”必须是和现行的宪法及其它法律的法律精神相统一的“法”。高校管理权行使的法律依据包括:宪法、法律、法规、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高校依法制定的自治性的校纪校规。这些法律、法规、及规定之间依次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根据法律等级的优位原则, 当出现高校管理权所依之下位法和上位法冲突或不相符的情况时, 应当依据上位法对下位法进行修订, 如果依据与上位法冲突的下位法行使管理权, 则属无效。
2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 加强高校管理权行使过程中的程序合法性
“只有公正的程序, 才具有产生公正结果的能力。实体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程序法的保障”, 高校管理权行使中, 程序法必须保护学生的知情权和辩护权等实体权利。具体要求有:1、送达与告知。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过程中, 应将相关决定及时送达和告知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 确保学生的知情权不受侵犯。2、说明理由。高校在做出某项对学生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时, 必须在执行前向当事学生说明理由, 这一方面确保了“先取证、后裁决”, 从而防止了公共利益的虚伪性;另一方面通过沟通达到信息平等, 避免学生的硬性接受。3、完善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核心, 听证制度的功能使相对人有权站在利害关系人的立场上, 使自己的意见反映到行政主体的决策中去, 使权力与权利相制衡。在高校对当事学生行使处分权时, 将听证作为处分的必经程序和生效要件, 不仅充分保证了学生的知情权, 而且使学生有了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3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 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