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视角（精选11篇）
法治化视角 篇1
一、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治理法治化
( 一) 治理法治化
随着社会主体的需求多元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增多导致行政权不断膨胀, 单一的政府管理国家已然失灵。各国提出简政放权将管理改变为同社会各主体对国家共同治理, 这种新的治国模式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格里. 斯托克所言, 治理所追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1]社会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所需利益不一, 若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规范的治理制度、方式将各主体行为统一。因此将法治作为治理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推进治理法治化不仅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且能够同时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大的法治环境。由此, 推进治理法治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 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
基层治理, 即是针对基层的治理,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各种与治理相关的政策、制度均是自上而下制定, 但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运行, 治理水平的高低却是自下而上的反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是具有最为广泛深厚容量社会关系的治理形态;[2]政府治理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 社会治理则涉及社会公共领域较为复杂繁琐。
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具有共同性。基层治理是所有治理在基层中的反应,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相比社会治理是三者中最贴近基层的, 社会治理也主要服务于基层, 所以社会治理需要以基层为重点。然而想要实现良好的治理就需要法治化, 因此, 若要社会治理法治化需以基层为重点。
二、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 一) 社会治理主体观念落后, 权责不够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强调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其它社会主体并承担相应责任以弥补单一政府管理的不足。但是在基层经常出现如下情况: 1、政府独揽权力, 缺乏主动让社会组织或公民参与进来共同协商治理的理念, 治理效率降低, 同时造成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无权参与。2、社会组织与政府挂钩行政化, 甚至存在部分社会组织直接是由政府来领导的现象。社会组织不独立于政府, 在治理中不需要权力也无需承担责任, 共同治理则非真正意义上的共治。3、权责划分不明确。4、社会组织、公民缺乏治理意识, 依赖政府。在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美国, 公民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更加倾向于信赖社会组织。[3]我国社会组织不发达, 无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组织都没有将自己作为治理主体, “政府管事”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
( 二) 治理法治化程度不够
1、基层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地方工业发展带动经济效益, 对于当地企业, 尤其是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地方政府都会大力支持, 同时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发展就会对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网开一面, 基层部门在进行具体执法时也不会依法严惩, 长久导致环境恶化, 更加大了治理难度。陕西各地就存在着典型的例子, 如陕北存在沙漠化, 延河、渭河水污染严重, 铜川多年地下煤矿采空后无法复原。2、居委会自治不独立。社会治理又可依主体不同分为政府、多元主体对社会的治理以及社会自治, 在基层, 社会自治是以居委会为治理主体, 以社区这一基本单位作为治理对象所进行的自治。法律赋予了居委会自治权以解决社区内部纠纷、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但长期以来, 其因财政等各方面原因不能与政府独立, 基层政府都将居委会看作是一个基层政权, 对其发号施令, 居委会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口、具体行政工作的实施者。偏离立法初衷工作重心从以为人民群众转为为政府服务, 基层依法自治没有实现。3、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协同治理区别于协作治理, 协作中双方平等有自愿合作之意, 无轻重之分。而当下, 在我国公民社会、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的大环境中, 以政府为主导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 即协同治理更为符合我国国情。无论协作还是协同治理都需要各主体良好的互动, 并且当公共问题出现时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而此前提除了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外更为主要的是必须要有有效运行的协同治理机制, 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 否则, 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现实基层中, 社会组织无法参与治理, 公共危机出现仍然政府独挡就是没有健全的协同治理机制所致。
( 三) 社会公共服务不足
我国的公共服务可分为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是“基本”的, 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包括交通建设、就业、失业等。如上所述, 长期政府独挡一面, 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就连基本公共服务也呈现出城乡二元化。[4]城市中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基本落实但对于农民工这些城市边缘化的群体的基本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偏远的乡村甚至连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健全更无须提及非基本公共服务。每年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都是财政支出的小部分, 无论是服务的全面化还是深度都不够。社会组织除非有法律明文规定否则长期义务提供服务缺少保障。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提升路径
( 一) 以法律规范明确治理主体在治理中的权责
多数主体缺乏治理意识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而且长期的政社不分使社会组织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参与治理。此外没有权力保障, 让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服务没有可实施性。而治理主体各司其职, 行使相应权力履行相应义务承担对应责任是良好共同治理的前提基础。因此, 首先我们需要立法, 以法定的形式将各治理主体纳入到治理的大环境中。其次, 在立法中合理明确多元主体治理中的权责问题, 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社会组织的权力、公民个人治理中的权力。再次, 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大部分具有非营利性, 但它即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关注自己的利益, 因此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来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则是关键。例如美国通过立法以减税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在提高社会治理的同时树立了公民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信任度。[5]各国社会问题不一样, 国内各个地区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 各地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
( 二) 通过立法完善协同治理运行机制
机制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运行方式。从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实现善治实为任重道远, 因此一个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实为重要; 从微观角度而言, 在社会治理中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都需要从基层做起, 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是治理的前提, 通过道德、自愿形成的合作行为是有限的并且不受约束, 而且现代社会中的信任更多的是人对某些物化了的存在物的信任, 如运行机制、制度等。[6]因此将机制的运行模式纳入到法律规范中, 用法来优化治理机制是有序治理的必要选择路径。一般从机制的功能来分有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用法定方式健全激励机制以激发治理主体的社会活力; 以法治化的制约机制规范、监督主体的治理行为; 用法治化的保障机制保证治理主体的权利。建立固定的沟通渠道对社会治理充分讨论, 提出有效治理策略。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快速共同应对, 做到公民利益损害最小化。
( 三) 以社区为重点创新治理法治化, 形成法治之下的社会自治
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公民对社区建设需求日益增多呈现多样化, 社区俨然是国家宏观社会在基层的缩影, 即典型的微型社会。社区治理直接影响着公民生活质量水平也影响着对国家整体社会治理的肯定。由此, 以社区治理法治化为重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为必要选择路径。
首先, 社区治理法治化要求社区中居委会依法严格定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改变原有的政府附庸机构角色, 实现为民所用、为民解忧的基层群众自治职能。
其次, 将社会组织对社区的治理纳入法定程序, 在社区形成开放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社区作为微型社会, 居民对其需求必然很多, 保障治安和完善建设多数社区都基本能够达到要求, 而社区服务事务琐碎如养老问题、托幼、医疗健康、绿化、维护等, 靠少数治理主体不能有效解决, 然而在生活中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参与程度低, 参与范围小。以法建立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序路径, 引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创新社区治理, 使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同时有助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再次, 在社区内依法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提供法律咨询。在法治全面建设的可以通过在每个社区建立专门的纠纷调节机制如人民调解委员来调解这种小纠纷、小问题。在社区内部全面实现“人民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仅减少居民为解决纠纷所消耗的时间, 而且降低了司法运作成本, 减少法院压力,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有利于人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 四) 乡镇大力贯彻落实“三官一律”法律服务政策
农村偏远去法院解决问题实有困难, 为了更好的法治建设为民服务, 笔者建议在保持原有的三官一律进社区的政策时, 在乡村中以村为基本单位加大三官一律的服务力度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四、结语
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中最复杂和最需要互相合作的环节,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起点, 也是最终评估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尺。以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化是时代所需, 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最优路径, 因此为了我国的社会治理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摘要：法治是治理的必要手段,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 以基层治理法治化来推进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选路径。本文以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 以基层社会治理为视角, 通过分析现状提出以法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以社区为重点创新社会治理、加大三官一律服务力度等途径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1]杨蓓蕾.面向发展质量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市相关社区为例[D].同济大学, 2007.31.
[2]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相互关系辨析[J].社会学评论, 2014 (3) .
[3]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4]娄兆锋, 曹冬英.公共服务中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之研究[J].探索与争鸣, 2015 (3) .
[5]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6]张康之.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法治化视角 篇2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英文摘要」The deep source of western rule by law lies in the separation of country with demagogic society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that is in the course of country r e -construction and demagogic social independence movement，the demarcation and con flict of power with right give rise to the production of legal order，but the adv ocating of townspeople social spirit promotes the legal formalization movement.I n the course of pursuit of the modern rule by law，two kinds of rule by law mode s appeared due to the potential disparity of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country&nbs p;and townspeople.Bu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globalization progress，the western rule by law has changed from disparity to commonness and the crisis of legal traditi on and overstep inclination appear.If China wants to step into rule by law，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 between country and society，establish th e power basis of pluralistic society，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rule by law and demagogic society rational rule order.
「关 键 词」国家/市民社会/法治/Country/Demagogic Society/Rule by Law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法治视角下“淘公益”的平台建构 篇3
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团委打造的沪上公益志愿者服务平台“淘公益”，从2012年实施至今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在第二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的最终评选中入围十强。
“淘公益”项目推动了我国社会公益事业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得以发展，这个新颖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当前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存在不少困难，如社会公益项目活动数量少、零碎化；社会公益项目的社会化参与模式尚未形成；对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或个人管理较难；社会公益项目的鼓励方式比较单一。“淘公益”的平台建设，针对存在的这些困难，以“阿里巴巴——淘宝”的建设模式为借鉴的思路，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手段，实现了对于社会公益活动的一站式整合，在互联网上实现社会公益项目“OTO（online to offline）”发展模式和“CTC（customer to customer）”发展模式的结合。此外，“淘公益”网站平台还实现了社会公益活动的申请、公开、选择、展示、管理等环节的集合，打破了原有的在公益活动多方主体间的信息隔阂，创新了志愿者服务的社会化评价方式和项目反馈评估方式。因而、浦东新区团委打造的“淘公益”平台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中的一个不小的创举。
“淘公益”项目已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淘公益”网站从建设、运行到现在，已经基本完成平台的第一阶段——建设阶段，接下来面临的是实现平台建设的第二阶段任务，即实现网站平台的持续有效运行、管理。在浦东新区团委的立场上，今后他们力图将“淘公益”网站平台打造成具有独立性的，针对社会公益活动的第三方服务平台。现在，“淘公益”平台已累计注册各类性质的公益团体500多个，志愿者34000多人，举办了各类的公益活动600多件，网站每日访问量有2000多次。
当然，作为新生事物，“淘公益”平台的发展也面临着挑战。这个挑战从表面上表现为平台的可持续性的问题，而深层次则反映为平台的建设有必要以法治化要求构建的问题。
法治化建设与“淘公益”平台发展关联性
“淘公益”平台以法治化要求进行建设，首先涉及对法治化的理解。“法治化”从一般意义而言即以法治的精神、法治的思维对社会的事务进行治理。而就“淘公益”这一社会事务而言，即要求在处理“淘公益”所涉及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调整与监督，进而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简单说，法治化第一要求实现权利的保障，第二要求以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为行为的依据，第三要求必要的监督与管理。“淘公益”网站平台的发展需要依托这样的法治化模式。
我们有必要对“淘公益”网站平台法治化模式构建的价值做些分析。首先，是“淘公益”网站平台自身角色的需要。“淘公益”网站平台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领域的第三方服务平台，目前承担着两项角色：第一项是平台提供者、服务者、管理者的角色。“淘公益”效仿淘宝网的模式，为公益事业的多方主体——公益社团、志愿者、爱心企业、受助群体提供信息交互的平台，其本身是平台的提供者与服务者。在提供公益活动平台以及相关平台服务的基础上，“淘公益”网站实质上也承担着信息平台管理者的角色。而第二项职能是社会公益活动组织者、参与者的角色。虽然在网站平台所具备的第三方角色性质并不要求“淘公益”网站要进行公益活动的组织与策划，但是受限于其他多方原因，“淘公益”网站在实际运行中也确实在浦东新区团委的范围内组织、进行着部分具有较高价值的社会公益活动。这样一来，“淘公益”网站，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平台提供者，而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与参与者。
“淘公益”网站在今后要实现的几个主要发展目标中，集中表现为实现网站运营、管理的第三方独立化，不仅要将网站交付社会化运营，同时还要实现网站的第三方平台属性。这也就是说，对于“淘公益”网站来说，在目前扮演的两个角色中，第一个提供者、服务者、管理者的角色是网站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而组织者、参与者的角色则是逐步弱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无论是提供者、服务者、管理者的角色，还是组织者、参与者的角色，无不都需要用法治化方式来履行角色和相应的职能。
作为管理者，一方面要承担管理平台活动的责任，一方面又要起到鼓励其他主体参与的作用。管理者的有效管理，是其他主体参与平台活动的基础条件，然而平台的管理、监管措施又必须以合法化为前提条件。在鼓励其他主体参与，调动参与积极性的问题上，手段方式的多元化是表象，其同样也必须以合法化作为前提条件。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进行平台的管理、监督和运行，可以说是“淘公益”网站平台作为管理者，天然所要满足的条件。因而，以法治化来履行管理者的角色职能，是“淘公益”管理者角色的内在要求。只有依法管理、监管、运行，“淘公益”平台才会拥有实现自身网站平台持续性、良性发展的基础。作为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虽该种角色在今后“淘公益”的发展中会弱化，但短期内依旧将存在。作为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首先活动的组织和参与，需要满足合法化的基础要求。再者，同时承担“运动员”和“裁判员”的事实，也会让网站会面临更大的质疑。只有以法治的思维与方式，将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平台与各个公益活动主体间以法律法规的内容予以确认，并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来管理网站平台，对各项公益活动依据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监管，才能使得“淘公益”平台有效地在这样双重的角色中进行转化与过渡。
其次，是“淘公益”平台制度缺失、不完善的现实必要。“淘公益”平台的建设在许多层面上都创造了第一，仅在目前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局面中，尚未出现类似于浦东新区“淘公益”网站形式的第三方平台。这使“淘公益”平台建设取得创新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其自身制度、规范的不完善。由于缺乏有效的，可以参考、借鉴的实践先例，“淘公益”的运行体系、相关制度、配套人员等建设都只能参考国外实例或者其他领域的平台建设。一定程度上，浦东新区团委的“淘公益”平台建设参考借鉴了“淘宝”的网络电商形式。但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电商模式本身处于完善、发展的过程中，中间也尚存在不少法律法规没有涉及的模糊地带。在借鉴参考国际实践的时候，又会有国际实践与我国国情和法律制度的衔接、本土化问题。所以，在建设过程中，不单单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员以及设备、设施，同时也需要这些制度建设和我国法律制度的衔接与整合。在缺乏成型的制度、规范借鉴条件下，“淘公益”平台建设客观上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有效尝试，这是网站现阶段取得成功所必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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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淘公益”网站平台发展的外部要求。“淘公益”平台发展的外部要求，表现为依法治国建设与社会治理转型的要求。自从我国开始推行社会治理创新与深入依法治国建设以来，社会治理创新和依法治国的结合便成为了一个基本趋势。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适宜政府治理的将继续由政府治理，适宜社会治理的将由社会来承担治理的主体责任。不同的主体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共同的规则与原则便是要在法治的体系下进行治理，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主体。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虽较慢，但需求较大，同时兼具专业性与灵活性等特征，适宜政府引导下由社会主体进行治理，这也是由浦东新区团委打造“淘公益”网站平台的原因之一。但无论是这样的政府引导，还是社会主体的参与治理，都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与框架下进行。所以，“淘公益”网站平台，以法治化来进行平台建构，也是在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建设法治社会条件下的必然。
“淘公益”平台法治化建构路径
由于“淘公益”网站平台自身角色的双重性、内部制度的不完善性以及社会治理创新与法治建设的必然推动，使得其作为社会公益活动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今后发展，宏观上必须在法治化要求指导下进行，微观上又必须从具体的法治路径中进行平台未来的建构。
“淘公益”平台建构的具体法治化路径，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但我们认为，社会公益事业是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组织部分之一，其不仅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素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所以，像“淘公益”这样的网站平台建构，在法治化建设的前提下，要充分从社会公益事业的内部来寻找建构的具体路径，而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参与主体社会大众，“淘公益”平台的法治化建构路径要考虑参与主体和社会大众。据此我们主张，“淘公益”平台法治化建构的路径可以有下面三个：
平台法治化建构的第一个路径——平台主体权利路径，该路径回应的是参与主体的要求。“淘公益”平台以成长计划、荣誉计划等形式，向公益活动参与者们提供了诸如实体兑换券、专业培训、实习岗位等，以多元化类型的激励手段，调动了各方主体参与的热情。但“淘公益”平台内，各个主体情况复杂。平台内的公益社团，既有社会组织成立的，也有政府街道成立的，还有来自各大院校的组织。志愿者的组成情况更加复杂，参与注册的活跃志愿者和非活跃的注册志愿者数量上也有差异。爱心企业的情况，差异性更大。至于公益活动的受助群体，仅就目前来看，既有来自上海本地的，也有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诸如云南、西藏、四川等地。不同主体参与公益活动的初衷和利益要求存在些微差异。“淘公益”平台虽然以平台管理者的角色创新了激励方式，但对于公益活动的参与主体们来说，其所享有的基本的被法律法规所认可的权利，依然应当得到保障，并不能因为公益活动的无偿性，而受到在法律上的减损。公益活动参与各个主体因为其公益活动行为所享有的权利，也必须在平台内以明确条文规则的形式予以确认。
平台法治化建构的第二个路径是活动运行路径——该路径回应的是参与主体与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淘公益”内的公益活动种类和数目、性质、形式各异，既有援助西部地区的捐助、支教等活动，也有浦东新区内部的社区服务等。对于公益活动的参与者来说，他们渴望参加不同类型的，具有不同意义的公益活动，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社会公益活动种类越来越丰富多样。目前，“淘公益”的活动来源主要来自团委组织、公益社团组织、社区组织等途径，而对于活动的管理则主要依赖于活动组织、参与者们自身进行。针对公益活动的监管停留在对于活动的人数审查和主体的注册审查两个部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的公益项目，从发起申报、到公开认领、项目运行直至结束的流程环节等都有所不同表现。所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公益项目的活动管理，从来源上应当实现多来源化，从运行上应当实现区分，对不同来源的公益活动，实现不同的运行方式，从管理上应当实现法律法规要求内容的全覆盖化监管。在这个层面上，“淘公益”网站平台应当履行必要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将管理权限交给活动的组织者们。
“淘公益”平台法治化建构的第三个路径是平台监督路径，该路径回应的同样也是参与主体与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社会公益事业，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公益事业的有效监督，不仅是来自社会大众的要求，也是来自自身参与主体们对于公益活动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淘公益”网站现有的监督，一方面是来自活动公开的监督，另一方面是来自活动中参与者们的评分监督。我们认为，这样的监督是对活动的监督，而非是对平台本身的监督。“淘公益”作为网站第三方平台本身，也要必要接受相应的监督，不但这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志愿者参与主体和社会大众的要求。对此，在制度上，可以效仿《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淘公益”网站中建立类似“董事会”、“监事会”的组织管理制度，从平台运营方、服务方、志愿者方、公益社团方、爱心企业方、受助群体方和社会大众中选取代表，进行对“淘公益”的自治化监督，从而促使平台持续、良好发展。
回顾“淘公益”的两年多历程，其目前的成功来之不易，未来的发展更是牵动人心。现实地看，公益事业的发展在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的同时，也确实需要必要的人力以及资金准备。在“淘公益”平台未来的发展中，政府引导和社会治理应当是其基本的方式，法治化则应该是其发展的思维与出路。相信在所有热爱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人们的努力下，“淘公益”可以成为沪上公益事业，乃至全国公益事业和法治事业共同的新标杆
（李瑜青，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伟，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研究生。）
法治化视角 篇4
从我国《高等教育法》第68条、第30条, 《教育法》第31条, 国务院《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上看, 我国法律法规将高等学校视为事业单位法人, 并且是民事法人。这一规定造成了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具有高度的自治权, 出现了大量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1999年, 出现了我国学生状告母校的第一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该案改变了对高等学校民事法人的法律定位, 将高等学校视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某些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 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 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争议, 不是民事诉讼, 而是行政诉讼。 (1) 但对高等学校定位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利很难区分, 也就很难界定高等学校在何种情况下是行政主体, 何种情况下不是行政主体, 这无疑会使高等学校成为行政恣意的变色龙———在学生管理方面以不属于行政主体为由, 任意行使其“自治权”。同时, 在行政诉讼受案方面, 也会造成受案标准不一。《教育法》第28条规定来看,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行使的是“权利”, 而非“权力或职权”。《教育法》第21条及《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均未明示高校行使的是“权利”还是“权力”。面对授权不明的法律, 高等学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只能从最高法院的判例指导与司法解释来明确。因此,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定位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存在很大的弊端。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在英国“判定高校性质的标准首先是其设立依据, 如果高校是依法设立的, 或者是通过国王特许状设立的自治团体, 那么它就是英国行政法中的公法人。公法人在英国主要指除具有一般职权范围内的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以外, 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单独存在的法律人格, 并从事某种特定的公共事务的行政机构, 其相当于法国的公务法人。” (2) “对于有公法人地位的高等学校, 需要遵循自然正义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 其相对人除可获得普通法的救济外, 还可得到行政法上的特别救济。若只是依章程设立, 其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救济手段是禁止令、宣告令或损害赔偿等普通救济。” (3) “美国的公立高校一般分为三类:一为政府机构, 它们依州的法律设立, 在法律上是政府的一部分, 尤其是作为州政府的延伸机构, 既享有一些特权, 又受法律的严格限制。二为公共信托, 它们不属于政府机构, 作为受托人, 具有独立人格, 但不能脱离政府的目标控制, 政府作为信托人, 监督高校履行受托人责任, 为公民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三为自治大学, 它们享有州宪法保障的自治的地位, 管理机关相对独立于州的机构, 有的仅独立于州政府而受控于议会, 有的则独立于二者。” (4) “虽然这三类高校法律师性质各有不同, 但都属于法律上的公共机构, 属于公法人。” (5)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公立学校的学生享有一种具有财产权益性质的接受公共教育的合法权利, 这种权利应受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 不能因不轨行为而不经正当程序条款所要求的最起码手段剥夺此权。” (6) 在法国, “1968年和1984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和《高等教育法》创设了科学文化和职业公务法人, 将包括大学、高级工科学校、高级师范学校及上述机构的附属机构囊括在内, 高等学校从此在法国具有了更为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 (7) 在德国, “1998年修正的《大学基准法》中对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重新作了如下规定: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原则上为‘公法社团’, 同时并为‘国家机构’, 但同时允许以‘其他法律方式’设立高等学校。但迄今为止, 实践中还没有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存在。所以, 德国现今公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兼具公法社会与国家机构的双重身份。” (8) 从上述国家看,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绝对不是民事法人, 而是公法人。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 公法人就是行政主体。
由此看出, 我国将高等学校定位为民事法人是错误的, 建议定位为行政主体。这样并不会影响大学自治, 我国将高等学校定位为民事法人, 自治权同样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在将大学定位为公法人的国家, 大学自治权相反会非常大。这是因为有了公法人或行政主体的定位, 国家主要是通过程序法上的控制与提供司法救济来解决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而减少了对学校具体事务的干涉。所以建议我国将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定位为行政主体。
二、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我国高等学校是行政主体, 学生是行政相对人。虽然, 我们不能排除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平权法律关系, 比如学生缴纳学杂费, 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并提供教学服务与后勤服务, 但对高等学校学生的管理则是行政法律关系, 因为高等学校是在授权下行政行政权, 并且这种行政权的行使相比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的行使而言, 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其在行使的时候, 不像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那样, 在不服的情况下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高等学校的上级行政机关也不会过问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当然, 高等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必须拥有自治权, 但这种自治权不能成为不受制约的理由。因为学生管理方面的自治权同样是行政权。权责一致,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行政权要受到相应制约, 必须在侵权的情况下承担法律责任并且要为学生提供救济途径。权力制约通常有两种手段, 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高等学校由于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所以在以权力制约权力方面, 通常是通过立法制约这种间接的手段来实现, 而在权利制约权力方面, 则是高等学校权力制约的重要手段。因此,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以权力制约权力
基于高等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拥有自治权, 所以高等学校行使行政权最终要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作出上, 所以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权的制约, 也要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上进行制约。
首先, 以司法权制约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具体行政行为。 (1) 排除行政权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制约。为了确保高等学校自治, 上级行政机关不能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干涉。高校自治与去行政化是高校管理的发展方向, 如果上级行政机关通过提供行政复议、开展行政监察、甚至直接进行干预, 那么高校在学生管理方面的自治权就会丧失, 变成与其它行政机关并无二致的机关法人。 (2) 排除立法权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制约。立法权无论是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还是行政立法权, 只能在抽象行政行为方面通过立法权的行使对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进行制约, 不能对其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直接制约。 (3) 司法权制约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具体行政行为是应有之义。因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具体行政行为而造成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侵害的, 学校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必然产生第二性义务, 学生也就拥有了相对应的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 所以必须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故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具体行政行为通过司法权来制约, 保障最后的公正。现实中, 许多案件最终的解决也都是通过司法权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具体行政行为的制约来实现的。比如,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在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方面, 高等学校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给付与行政奖励等方面的规定, 违反规定的, 学生均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
其次, 以立法权制约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抽象行政行为。此处的立法权包括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以立法权制约高校学生管理抽象行政行为是实现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自治的最佳手段。因为廓清了权力机关与上级行政机关在立法上的保留项目后, 剩下的内容都是高等学校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规定的内容。这样高等学校的自治权就有了实体上的边界与程序上的标准, 在上述边界与标准的范围内, 高等学校的自治权才能充分体现, 不会演化为一种不受制约的霸权。 (1) 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方面的规范权力机关要作法律上的保留, 上级行政机关要作规章上的保留, 除此之外, 高等学校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自主权。比如, 对事关学生学籍、毕业证与学位证的取得与取消, 最少要作规章上的保留, 且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 (2) 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方面的规范制定行为进行程序法上的规制。高等学校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通过规章的方式制定《高等学校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 以规范高等学校抽象行政行为并通过备案审查等方式对其程序合法性与实体合法性进行审查。高等学校的抽象行政行为必须受到行政程序法的制约。目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方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均未遵循严格的制定程序, 不调研、不征求学生代表的意见、不公开、不备案审查, 因此难以保障其程序上的公正与实体上的公正, 难以保障规范的合法性与科学性。
(二) 以权利制约权力, 学生可以通过行使权利的方式, 制约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权
首先, 在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 学生可以行使起诉权以达到对高等学校权力的制约。司法救济是消极的, 学生不行使起诉权, 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制约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应当赋予学生通过行政诉讼起诉学校的权利。在这一方面已有学生起诉母校的若干案例, 但唯一的问题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既然高等学校是行政主体, 学生是行政相对人, 那么高等学校管理学生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这符合行政法理。至于高等学校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 由于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所以目前无法单独提起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不过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中, 法院可以依照法律的位阶进行判决。如果学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法院可以不予采纳。另外, 如果存在上级行政机关的《高等学校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 法院可以学校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该规章, 存在与上位法的冲突而不予采纳。
其次, 在高等学校制定学生管理行政规范性文件时, 可以通过学生代表行使参与权、建议权、监督权、知情权来制约高等学校的权力。此外, 学校可以通过网络、手册、公告的方式征求每一位学生的意见。另外, 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必须召开听证会。在学校学生管理行政规范性文件审议通过后, 学校要将文件传达到每一个学生手里, 必要使以班或以年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学习。
最后, 在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 学生可以行使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启动权, 以实现对高等学校权力的制约。高等学校的上级机关在制定《高等学校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时, 应当同时赋予学生审查启动权, 并规定相应的审查程序, 该审查程序必须有审查主体、审查主体的责任、审查期限、听证会、审查公开、审查结果等方面的内容, 对审查主体怠于行使审查职权与滥用审查职权的行为, 学生可以向监察机关进行举报。
总之, 高等学校是行政主体, 学生是行政相对人。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权必须受到制约才能实现法治。同时,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涉及到高等学校自治权的问题, 我们既要保证高等学校的自治权, 又要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 不能因为推行自治权而无视法治, 也不能因为推行法治而侵犯高校自治权。
注释
1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9 (4) 1-3.
2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86-87.
3申素平.试析英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J].比较教育研究, 2002 (5) :3.
4同上, 第10页.
5同上, 第98页.
6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98.
7段海峰.行政法视角下的高校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193-194.
法治化视角 篇5
【关键词】宪政意识；法治国家；宪政国家；紧迫性
一、问题的提
“中国自有宪法已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之于宪政，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1 在宪政的道路上可谓荆棘遍布，举步维艰。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将“依法治国”确立为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 年3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载入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标志着中国彻底摒弃人治影响，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法治之路2 一时，“在共和国所及之处，诸凡政治生活、会议文件、集会讲演、新闻报道、大众传媒、学术著作、课堂教学乃至街谈巷议，`法治 二字在见著纸面、显示银屏等等方面的频率都居高不下。”3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切忌用 趋势代替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法治理想”国抱有坚定的信念，更加执着地追求。实现法治理想国，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4那么，该如何承担这份责任呢？那就是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但其建设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首先要求的是我国公民的宪政意识的确立，而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周叶中教授提出的“宪政中国”这一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我国公民宪政意识的培养，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已成为政治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的关系比较
概念的混淆会给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造成了空前的困惑和迷乱，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宪法、共和、民主、法治、宪政这几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宪政或者说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来源于什么思想，由哪些思想构造而成？ 这个问题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共和与宪政的关系。宪政主义是四种思潮的融汇：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共和主义确定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了主义的归属及政府的合法性，自由主义则指明了政府的目的。这四种思潮在思考政府形式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交错融汇成了现代宪政主义的蔚蓝海洋。但是它们四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宪法则创造性地于将它们融为一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学术界对于宪政的理解见仁见智，有学者从权力制约角度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的直接目标就是“限政”5，宪政简而言之就是有限政府6；有的学者则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界定宪政，认为宪政的主要内涵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7尽管学者们的各个视角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普遍把宪政与民主、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在“立宪政体下，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平等地参政即实行民主政治。”是1985年以来出版的众多法学辞书几乎一致的观点。而学术界的这种概括与毛泽东同志“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这个重要论断的影响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民主政治的要求理应涵盖在“宪政国家”的大概念之下，不必要再细分为“民主国家”或“民主宪政国家”。
那么宪政与法治有何区别呢？其实，所谓法治，是指以普遍性、确定性的规则来束缚国家权力以及个人越轨；所谓宪政，是指为主权设计一套分权制衡的架构，为人权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司法救济。但在一定意义上讲，“法治国家”用语比“民主国家”进步多了，但仍没有“宪政国家”优越。一则“法治”往往易被人们滥用乃至误用，而并衍生出“依法治球”等莫名其妙的用语，而“宪政”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二则“法治”用语中的“法”过于宽泛而“宪政”中的“宪政”含义相对确，不易被扭曲。法治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大家普遍遵守，大家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不难看出法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即是“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的统一。
三、当代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确立的紧迫性
其实中国的宪政的思想起步并不晚，这个历程也并不短暂。早在1906年7月8 日 清政府召集群臣讨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时，立宪派与反宪派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有名的“预备立宪”。由于立宪派从一开始的妥协导致了后来自己的权力处处受制，最终认清了所谓的立宪运动只不过是场欺骗，代价是把自己送上革命的祭坛。辛亥革命的胜利终结了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宪政意义的制度与理念已经开始生根在华夏的大地上。但是同时，从南京政府的法令中依然有着太多的不宽容气息和对自由的干涉，这是与宪政制度和理念格格不入的本土文化糟粕。南京政府的五权宪法外加国民大会的四权模型本质上是为创制一个万能政府而设，这与西方旨在分权，各个权力主体的权限划分，相互牵制的宪政理念刚好背道而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宪政之路才真正开始走上正轨。在1979年以前虽然更换了几部宪法，但是法律体系并不健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社会的各类关系都是由政策、指示来解决的。到1982年通过的宪法，才在体例上和具体的实施上有了巨大的改观。
近百年宪政史启示我们：在当前加紧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已迫在眉睫。宪政建设之难不仅受制于制度之设计还在于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因为在当代，制度与公民的文化认同感息息相关。一个主权政府能否提供个人权利的适当保障是制度认同的精髓，制度的精进与否，遂成为衡量合理爱国心与合理国家认同的最佳指标。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在他的名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精神深植于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之中，同时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也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变迁。今天，我们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上看到了这样的变迁，无疑将见证这种变迁将。对“八二宪法”，也许这个古老民族尚嫌不够完善，但无论如何，相信国人都期望着有一天，它能够在水乳交融的宪政民情中锻造、砥砺自己并和平地穿透历史的烟云，终将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宪章。
参考文献：
[1]梁治平，贺卫方：《宪政译丛（总序）》，三联书店1995—2002。
[2]殷啸虎：《新中国宪政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72页。
[3]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前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初论》，《 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5]朱继萍：《论宪政及其社会基础》，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6～202页。
[6]陈端洪：《宪政初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法治视角下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篇6
1网络舆论的意义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台,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1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
现代社会需要网络舆论的监督,民众在网络上的发言揭露是许多现实世界的丑恶现象无所遁形的直接原因。传统的社会监督机制显然已经跟不上高速运作的社会速度。在网络面前几乎人人平等,微观生活中的普通个人生活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上被人围观讨论的典型事件,更不用说处在风口浪尖的社会人物的生活了。以往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有可能在网络中被挖掘出其牵涉在利益中的腐败行为,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处在被广大民众监督的地位,可以对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震慑力,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的舆论监督发挥出的威力更加惊人,有时候甚至超出了纪检委的监督作用,对净化官场和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
1.2促进社会信息交流与传播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各类聊天软件、贴吧、微博的出现使人们在网络上沟通更为便捷,网络信息交流成为新的交流方式。这种信息交流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也带动了人们对于身边事物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信息的交流传播也推动了社会能量的散播,在网络上对于弱者的关注与支持是社会和谐发展不容忽视的强大动力。
1.3实现压力的合理宣泄
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给不少人带来了压力,在生活中、工作中难免产生不良的情绪和意见,当这些情绪不满无处宣泄时,就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是不利的。网络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场所,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人们在发布消息,表达意愿的同时具有安全感。在网络信息中发布消息、回复消息可以慢慢平复情绪,而且在网络舆论中看到别人的遭遇也会产生对比与同情之感,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宣泄不满、寻求帮助,实现有价值的网络舆论监督,在舆论的压力下,相关部门也会尽快对相关问题采取解决措施。在网络舆论中,民众的情绪基本上能够得到合理宣泄。
1.4促进民众的参政议政
网络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容易获取信息,也使人们更加关心身边事。网络的普及推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也使得政治决策更加民主。网民们在网络上交流对时政的意见与看法,这些看法有时也会被政府采纳,作为决策的参考。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通过网络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表达了对社会发展的希冀和看法,网络上的参政议政,使政府与民众交流的壁垒被打破,二者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交流。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民主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民主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网络平台为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打开了一扇门,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民众的政治见解需要网络提供的平台才能实现话语自由,才能体现政治民主化,政府才能更好地倾听民众的心声,做出符合民意的政治决策,政治体系由此得以更加健康稳定地运行。
2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
网络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网络舆论可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民众的意愿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在网络上被爆料的案例总能够得到热议,并推动案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是网络舆论的有益方面。但是问题都具有两面性,在我们对网络舆论监督充满信心时,也要关注网络舆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虚假信息、偏激言论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以及对监督造成的不便影响等。
2.1负面情绪的大肆宣泄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民生活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对于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民众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弱势群体容易心理失衡,网络成为这些人情绪宣泄的场所,这样一来不平衡的感觉就不仅仅是个人意识,而上升为群体意识。对政府不满、仇富、仇官的民众在网络上互相呼应,在网络上形成不良的连锁反应,有时甚至采取非法的方式在网络上攻击强势群体,这导致了强弱群体在网络的舆论场上产生对立冲突,这样的对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2网络舆论的道德缺失
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也不担心身份被暴露。网络舆论主体在网络中便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个人,而成为虚拟的符号。在网络世界,人们不再具有现实社会的身份,如同披上了隐形的衣衫,隐去了现实的特征和标志。由于大部分信息发布不需要实名认证,因而在网络里不易了解发布消息的人的情况,而且在网络里人们精神松懈,基本上不会严守道德准则。这样一来,也容易招致许多问题,当出现虚假信息和偏激言论时,法律的规范几乎成为纸上谈兵,网络道德规范无用武之地,道德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网络舆论随之出现各类问题也是必然的。
2.3信息庞杂干扰网络治理
网络的开放性是网络舆论监督的一项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管理体制与机制却导致开放性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一把“双刃剑”,它起到了促进发展和冲击舆论体系两方面的作用。杂乱无序的网络信息和言论不免含有片面、主观的色彩,甚至缺乏真实性并极具煽动性,它们充斥着网络环境,影响着公众的视听与判断,也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话语体系,冲击着现有的网络舆论体系。以往在人们印象中起着正面作用的官方舆论在网络的信息冲击下,有些失去本来的色彩,甚至有些本来认为公信力极强的部门机构也因为网络信息传播中被爆料而失去公信力。如以前在慈善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红十字会,因郭美美炫富事件而引发了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管理以及作为的质疑,以往的公信力已然不再;还有些慈善机构打着捐助善款的幌子提升名气,一旦被戳穿,民众的舆论大潮就会将其淹没,他们的伪善面具也会被揭去,而且被细数不作为。如果措施不当,慈善事业将会因负面言论而受到摧残,以后的发展堪忧。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官方一直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也对于发现的问题有较好的治理措施,但是在网络舆论面前,以往的监管治理已经起不到有效的作用,而且面对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舆论声音,治理起来也比较困难,阻碍了舆论监管的正常运行,这给社会秩序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困难。
2.4网络舆论治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但仍然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针对性不强、实际运用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首先,政府监管机构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缺乏法律规范。政府监管机构对网络用户的监管依据还是以有关行政部门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为主要内容,无法有效地规范网络用户的行为。其次,已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我国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都针对某类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众多,但法律法规之间容易出现内容重叠或者冲突,导致政府监管机构在运用法律法规对网络进行规范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征管监管机构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又使得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使法律法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法治视角下网络舆论的治理
3.1健全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
网络在近几年可谓发展迅猛,网络舆论也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网络的发展,针对网络治理的法规法律及相关政策却迟迟得不到完善。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自由是其基本特点,但是自由是相对的自由,需要有法律的约束,不能任其泛滥,否则会产生许多问题,反而不利于自由的实现。我国处在法制完善阶段,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这样的空间会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政府应该针对网络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制定和完善网络传播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与网络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并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管理,对相关网络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保护网络秩序的有序发展。
3.2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
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网络舆论监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要真正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是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首先要将网络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进行有效的结合,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方式的特点,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进步。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监督自身机制,就要协调政府、媒体和个人间的关系,建立有效的政府管控机制,促进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以及提高公民在网络舆论中的个人素质。
3.3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
网络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网络舆论因此发展壮大。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特别是我国目前缺乏完善的网络实名认证机制,申请网络账号基本上不需要实名认证,这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没有实名制的约束,发生网络纠纷时难以定位,也难以处理,在网络上的公告起到的震慑作用也不够强。要规范网络舆论,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会使网民在发表公开言论时提高自觉自律意识,也能减少不法行为的发生,对于网络上的谣言也较容易追根溯源,对于治理网络环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3.4加大舆论暴力惩罚力度
在网络上虚假信息和暴力信息数不胜数,这些消息对于难辨真假的民众来说有时候会起到很大的煽动作用,有些民众甚至故意发布虚假消息以便从中牟利或煽动民众攻击社会。这样的行为不仅对网络环境是一种污染,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负面挑战。面对网络舆论,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甄别,细心筛选,对虚假信息和恐怖信息进行彻底的整治,不断加大对网络治理的惩罚力度,对于故意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暴力信息等言论的不法分子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惩处,同时也要完善惩罚机制,在法律的规范下最大限度地遏制不良舆论的产生与传播。
参考文献
[1]唐涛.网络舆情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2]岳名名.网络舆论监督失当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法治化视角 篇7
一、高校与学生会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
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 我国高校普遍存在不重视学生会组织独立地位的现象, 而将学生会组织视为一种行政管理工作的下级隶属组织, 将党团指导学生组织工作的原则异变为直接干预学生组织内部工作事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高校与学生会组织之间法律关系的模糊, 对于高校与学生会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界无明确定论。
学生会组织就实质而言, 乃是基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宗旨成立的学生自治性群众组织, 它与高校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 只是接受高校党团组织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指导。因此, 学生会组织与高校的法律关系不是上下级隶属关系, 而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这种平等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在:主体地位平等, 即高校与学生会组织在法律上享有相同的地位;权利义务平等, 高校与学生会组织均享有各自权利、履行各自义务;主体意志自由, 高校和学生会组织对涉及自身工作事项的决定意志都是自由的, 不能一方强迫一方接受其意志决定。这种平等灵活的高校与学生会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 既能保证高校对学生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发展方向, 又能促进学生自治的活力氛围, 对于形成一种法治和谐的校园发展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颁布之后, 高等院校作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教育机构, 依法取得“自主管理”的权利。学生以受教育者的身份, 接受作为教育机构的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服务, 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 我国所有的教育法规都对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分别作了细致详尽的规定;从高校是组织系统、学生是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来看, 高校与学生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是由高校的章程和规则来加以规范, 法律规定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所以,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 不是普通民事关系, 也不是普通行政关系, 而是具有特别权力的公法关系。在特别权利关系中, 主体双方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高校是履行特定职能的主体, 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权力。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法律对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 可理解为法律对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与肯定。
二、高校与学生会组织关系处理的弱法治化现象
学生会组织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地位无需赘言。作为学生行使正当自治权利的组织机构, 同时作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连接桥梁, 学生会组织的法治化发展程度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水平的直接晴雨表。可以说, 高校与学生会组织关系处理的良好与否将直接制约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然而, 当前高校与学生会组织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尚存在一些弱法治化的现象, 阻碍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进程。
1. 高校不当干预学生会工作。
由于目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界定高校与学生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高校对于学生会组织的认识仍然带有浓重的上下级隶属色彩, 对学生会组织的独立平等法律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如高校为实现自身的学生管理工作的目标, 往往将一些具体工作事项采取行政命令式的方式要求学生会组织实行;如在学生会组织人员选举方面, 相关高校的辅导员或党团领导往往具有极大的话语权, 甚至可以直接干涉选举程序任命学生会组成人员。这些现象不仅不符合学生会组织的自治地位, 对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发展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
2. 学生会组织自身行政化倾向。
受高校的行政化背景影响, 当前高校的学生会组织也出现了行政化的不良倾向, 妨碍了学生会组织自治功能的发挥。如学生会组织的工作人员本是作为学生利益的代表所选举出来的, 应该为学生利益服务。但是一些学生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担任一定的职务后却以“干部”自居, 以上位领导者的角色思维处理学生会组织的工作事项, 以高校的意志为最终行动指南, 导致学生会组织的“官僚化”。另外, 学生会组织的日常运行几乎与高校行政化运行机制完全同步, 忽视了自身自治权利的建设, 忘记了自身学生利益代表的角色。事实上, 学生会组织的这种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 不仅丧失了其作为自治组织存在的基础, 损害了学生合法的自治权,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校对学生会组织的权力干涉, 不符合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发展要求。
3. 学生会组织监督机制乏力。
学生会组织是代表广大学生行使自治权利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为广大学生利益服务。学生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使学生会组织已经明显偏离了其服务于学生的目标方向。而笔者通过考察一些高校的学生会章程发现, 各高校学生会章程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学生代表有权对学生会组织成员进行批评、监督, 但是具体如何行使学生监督权利却没有明文规定, 这就导致当学生代表发现学生会组织成员出现履职不力、无法代表学生自治利益等问题时缺乏足够的监督手段来纠正这些问题。实践中, 学生会组织成员也鲜见有因履职不力等原因被问责免职的先例, 基本上都能任职期满而去职。这就导致学生会组织成员一旦任职, 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督制约机制, 对其行政化、官僚化等倾向无法通过学生及时有效的加以纠正, 从而导致其对学生自主权利的认识和维护愈发淡漠, 最终丧失其学生代表的正当性。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规范化之路
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 学生会组织的法治规范化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 高校必须认识和尊重学生会组织的独立法律地位, 在对其进行合理引导的基础上给予其充分的独立发展空间。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实现高校与学生会组织关系处理的规范化。
学生会组织本是为实现学生群体共同利益而成立的自治组织, 而高校以往的行政化干预极大阻碍了学生会组织发展的独立性, 不利于作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桥梁角色的学生会组织的法治规范化发展。所以必须要出台相应的法规、规章将高校与学生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界定, 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明晰化, 实现学生会组织法治化发展的“有法可依”或“有章可循”是正确处理高校与学生会组织之间关系发展及实现学生会组织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 鼓励学生会组织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学生会组织与学生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其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具有与生的优势。因此, 高校应积极鼓励学生会组织在学生管理法治化过程中发挥更大地积极作用, 鼓励学生会组织积极探索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经验, 而学生会组织自身的良好法治规范化的运行发展也会为高校本身的学生管理法治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同时, 学生会组织也应该认识到, 其自治独立性并非完全不受约束或制约, 其应该在高校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
3. 高校应重视学生会组织维护学生利益的角色地位。
法治化视角 篇8
(一) “慈善机构”的概念、特点
慈善机构又称为慈善组织, 关于其概念, 至今仍无明确、统一的说法。从字面意义上看, 慈善机构是指一些个人、企业、或社会团体通过各种方式有组织地无偿地为弱势群体筹集资金, 从事慈善事业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机构,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之一。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组织独立性。慈善机构组织独立性是指其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 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能可以立承担其行为所带来的责任后果。
第二, 非强制性。慈善机构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性, 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公共群众自由意志的产物。
第三, 捐赠财产的无偿性。此处的财产应做广义理解, 包括贡献时间和技能、捐款和捐物的财产形式, 而且这些财产的捐赠都是无偿自愿的。
第四, 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慈善机构以缓解贫困和提供帮助为出发点, 以社会公益为最终服务对象的, 不进行营利活动的社会公益行为。
(二) 慈善机构监管的含义
慈善机构监管是指慈善事业的主管机关部门对慈善机构的各种行为, 依照法定程序所进行的必要的监督和管理, 目的是为了确保慈善机构的行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合法有效。从慈善机构的准入原则到慈善机构的正常运行, 再到慈善机构的不良现象的处理与慈善机构的解体, 我们不难看出, 慈善机构的监管是一个系统的有机工程。
二、建立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 呼吁相关法律规范的出台, 促进慈善事业有法可依
虽然目前我国己经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优惠政策, 但是, 我们还是缺少一部能够支持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综合性法律。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的精神要求, 慈善机构监管也需要依法进行, 我国慈善组织仅仅依靠自律、依靠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法治社会, 根据人性本身的弱点进行制度设计, 从而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慈善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 有效预防慈善机构失灵,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慈善机构失灵, 是指由于对利益的单方面追求, 而忽略了其本身的社会公益性, 进而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作为对其进行行政监督的, 在监管过程中, 也会因自身的有限理性导致政府的失灵。因此, 法律便成为制止慈善机构失灵的最佳选择。建立完善的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可以将法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完全体现于慈善机构的整个监管工作中, 进而很好地预防或者避免慈善机构的失灵。
(三) 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提升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在慈善事业领域,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就是要保障社会公众对慈善机构如何使用公益物资的情况的了解知晓的权利。而且, 近年来社会上一系列的慈善丑闻引起了慈善机构的公共信任危机。慈善机构公信力的重塑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 而是我国慈善事业体制重大改革的过程。慈善机构的法律监管就是为了实现对慈善机构行为的规范, 充分保障相关人士的对其的知情权, 尤其是保障慈善捐赠者的权利得以实现, 从而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改革。
三、建设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
(一) 制定一部慈善机构监管的纲领性法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 慈善机构作为慈善事业的运作主体, 因其本身的特殊性, 与市场经济中的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 在选择慈善机构监管法律制度立法模式的时候, 集中立法的模式应当是我们着重考虑和采取的, 故制定一部统领慈善机构监管的纲领性法律也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这部慈善机构监管的纲领性法律是一部对慈善机构监管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范, 属于慈善机构监管领域的基本法。
(二) 优化慈善机构法律监管的模式
目前, 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削弱慈善机构运行中政府过多的垄断性监管, 加强其法律监管模式的构建。完善慈善机构法律监管模式, 使法律监管体制发挥其最大功能, 关键是要重视司法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赋予社会主体以社会公益的诉求提起慈善公益诉讼的权利。我们也应制定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慈善公益诉讼程序, 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机构的公益效用, 将慈善机构的法律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三) 建立完善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
实现慈善机构透明化运行的前提之一就是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 这也是保障社会公众舆论以及政府司法机关对慈善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我们应当明确慈善机构必须提交公开的信息内容和种类, 制定相配套的慈善机构信息披露制度。此外, 为了避免信息公开流于形式, 在立法中应当规定由独立的评估部门对慈善机构的日常工作进行抽查评价, 进而帮助社会公众对慈善机构公开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
参考文献
[1]周秋光, 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的法治视角 篇9
法律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法律却万万不能。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诸多社会问题出现的时间、空间、数量、类别及其严重程度, 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我国面临的最复杂的状况。1997年, 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是十七大报告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发展提出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任务。
“依法治国”的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即良法至上。“良法”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良法至上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律法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他任何社会规范和人的意志都不能否定法的效力或与法相冲突。
作为社会公器, 新闻传播媒介是社会系统中最重要的信息传输有机体。其在法治社会中的运作必定应该符合时代的要求。媒介在第一时间高度关注社会重大问题时, 在评价、衡量新闻事件是非曲直时应讲究角度切入。与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军事等视角相比, 法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律的覆盖面延伸到社会每一个领域, 法律是最全面界定人的权利义务、体现人价值的制度, 法治视角正是契合社会的时代要求。
在现代社会, 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1) 分为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战争危机等五种类型, 常见的是前四种类型。一般来说, 突发事件都包含潜伏、爆发、蔓延、结束等几个阶段。在这些阶段里, 新闻媒介如何采用法治视角进行报道呢?
突发事件潜伏阶段的预警
虽然被称为“突发事件”, 但多数事件都存在一个或隐或现的潜伏阶段。“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 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要消除一次严重事故, 就必须敏锐而及时地发现这些事故征兆和隐患。” (2) 在这个阶段, 新闻媒介应以法治视角着重探测以下领域。
政府的突发事件预防机制。重大突发事件预防机制是否已经建立、运作是否正常。“把危机公布在萌芽状态”是船头瞭望者对社会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警示职责。政府是所有突发事件流程中最核心的处理机构, 政府的预防措施到位与否直接关系着突发事件的爆发、蔓延阶段的严重程度。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相关原则, 媒体在这个阶段应该把目光聚焦在各级政府预防机制的设置情况上。如预防及应急工作组织的合理建立、职责任务的科学分配、预警信息监测、收集、诊断和评价渠道的畅通无阻, 等等。媒体要在日常时间, 用法律和科学的标准考察上述机制的建立和运作状况, 一旦发现有漏洞或失职现象, 要通过媒体报道警示信息, 及时修补或纠偏, 消除预防机制隐患。
与新近颁布的法律法规有关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因为一部法律法规的颁布意味着社会群体利益的改变 (也许对某些群体来说是重大改变) , 有可能引发潜在的危机。如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 由于巨大的劳资纠纷争议而酿成了华为万人辞职等不稳定现象。媒体应敏锐捕捉社会系统动态, 特别关注利益出现重大调整的群体, 追踪报道该群体活动, 提醒并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出现。
严密关注与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有关的零散事件。突发事件征兆和隐患有时隐藏在社会系统深处、有时在不特定时间出现、有时出现的地点极为分散、规模比较小, 难以察觉。如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都曾出现了一些征兆, 但由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媒体要发挥独特的“社会雷达”功能, 关注事故高发行业、高发区域 (如地震和气象机构、煤矿煤窑、医院卫生所、边境势力等) , 侧重于将看似轻微、看似无关的零散事件联系起来通盘思考, 通过采访专家、严密论证等方式, 及时向社会发出警报。
突发事件爆发阶段的告知
突发事件在特定时间爆发、出现在公众视野后, 如果新闻媒体能够从法治视角及时提供突发事件的核心信息, 就能有效消除公众的恐慌情绪;监督政府依法反应、依法解决;规范媒体的报道行为。
政府的应急机制和政府行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 媒体要考察相关政府是否依法对突发事件及时和真实公布、准确定位、及时救援, 及时设定特定范围警戒线、政府行为是否出现失职、渎职现象。如前文所述, 政府是社会运作的枢纽和中心, 其在突发事件中的作为直接影响事件的走向和公众的利益。如针对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 相关政府是否成立了专门的应急反应组织, 是否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病毒传染的真实信息, 是否准确定位此次病毒的名字和特性, 是否采取测量体温、发放药物、隔离病员、开通疫情报告和业务咨询电话等措施, 其紧急预案、组织机构、物质保障 (技术、设备、物资、资金等) 、立法、政策、宣传教育 (相关知识与信息、心理干预) 等制度要素是否齐备。媒体的及时报道能有效展示政府的高效行政服务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亲民务实作风, 有助于消除社会恐慌和流言, 镇定公众人心和民情, 传播和督促有效救济措施。
导致突发事件的失职、渎职等违法现象。多数突发事件都有“人祸”的原因。事故发生时, 社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谁为事故负责。因此新闻要及时解答, 否则会在社会系统造成莫名的恐慌和恶意流言。2008年4月28日, 胶济铁路列车相撞, 这起特大交通安全事故造成71人死亡, 416人受伤。随后查出原因是“济南铁路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 (3) , 消息披露后, 社会关于“恐怖分子袭击列车”的谣言不攻自破, 相关责任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突发事件爆发时, 媒体是否能够依法及时介入报道。不利信息的披露往往会导致媒体受到权力的阻挠, 不能依法及时向外界报道真实信息。从汶川地震的报道实况可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内, 各大新闻媒体便进入地震现场进行报道, 报道内容可以用“即时原生态”来形容, 没有延误、没有隐瞒。
突发事件蔓延阶段的跟进
公众合法权利是否被公权力克减、侵犯。在政府抢险救灾过程中, 有可能因为急于尽快消除危机, 某些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克减、侵犯公民合法权利。根据各国《宪法》和《紧急状态法》的规定,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应着重关注几个不得克减、侵犯的公民权利:1.生命健康权。政府的应急措施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如在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时, 政府应将感染者和非感染者隔离开来, 且必须全力救治被隔离的感染者。在针对非典的报道中, 众多媒体非常关注隔离病员和救治医护人员的状况, 《新闻调查》记者柴静亲赴疫区医院与感染者对话, 提出了建立应急机制的重要问题。2.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对其进行限制不得超过合理的限度。如甲型流感出现之际, 政府隔离感染者是必要的, 但必须遵守“比例性”原则,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措施的启用、方式及其程度, 必须与突发事件危急程度以及采取措施的必要性成比例”, (4) 公权力不能因为突发事件而随意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3.财产权。《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 在突发事件中被征用的公民私有财产应当先及时返还, 损毁、灭失的, 应当给予补偿。如抢险救灾中政府征用公民的房屋、粮食等财物, 媒体应关注政府的征用范围、程序, 以及征用后的返还和补偿, 及时曝光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 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
救援人力、物力、财力是否依法配置、发放。其中最受媒体关注的当数社会各界的捐款流向。在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情况下, 救灾款项和物资有被不法公务人员贪污、挪用的可能。汶川地震至今, 网络和报纸上已经出现过多起质疑政府工作人员贪污挪用捐款的事件。媒体应严密跟踪报道巨额款项物资的流向, 从接收拨付到使用各环节都要有详尽及时的报道, 保证信息高度透明。
公众内部有无违法行为。媒体对政府行为的法治视角监督是重头戏, 但也不能忽略公众内部在突发事件中的违法犯罪事件。如汶川地震中全国多数人民积极支援、热情相助, 但也有少部分人趁乱潜入地震灾区偷盗灾民被掩压在废墟中的财物, 甚至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突发事件中的公众违法犯罪行为性质极其恶劣, 媒体应及时揭露这些不法行径, 积极推动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提升。
媒介行为是否合法。媒介是信息的源头, 是突发事件中社会公众依赖和信任的对象。媒体因其强势的传播力和公信度, 其违法行为影响更大、更恶劣。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应自查、互查有无违法行为。如虚假报道就是突发事件中典型的媒体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 编造并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而进行传播的, 依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置。
突发事件结束阶段的反思
受灾公众的灾后生活。在汶川地震结束后, 《人民日报》从法治视角对受灾公众灾后生活高度关注。如房产损失由谁来担, 地震遗留的孤儿如何安置, 保险赔偿如何获得, “无主财产”应该归谁等。新闻媒体在灾后仍然是公众获取问题答案的最佳对象。媒体的报道和答疑应该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做到精确、详尽、周到、充满人文关怀。
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反思。从我国近十年来的突发事件来看, 现行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法规的缺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例如在甲型流感突发事件中, 病例患者吕某某连续两天高烧39℃却没有及时去就医, 还在京城逗留3天, 拖着病体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往返各地。但这种明显扩大感染面积的行为却缺乏问责依据, 法律法规没能及时制止和制裁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媒体应该多多关注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建设状况。
构建政府与公众利益一致的公共领域和平台, 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从非典事件一路走来, 我国新闻报道从沉默、缺位到主动介入、全方位报道, 已经逐渐进入了媒体专业主义时代。媒体是政府和公众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桥梁, 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 媒体不仅扮演着监督政府和公众的角色, 也负有为二者构建利益一致的公共领域和平台的责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建立在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以法律为标准、以协作为动力、以和谐为目标的基础上的。
摘要：关于危机、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研究已有一定成果, 但对于新闻内容的法治视角涉及不多。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衡量重大社会事件的是非对错、意义价值时, 应该将法治作为最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本文探讨了突发事件萌芽、爆发、蔓延和结束几个阶段中新闻报道的法治视角, 认为在突发事件中, 新闻报道应以法律作为重要的思维方式, 以关注人的基本权利为目标。
关键词：法治,思维方式,突发事件,新闻报道
参考文献
[1]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释义及实用指南》, 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年版, 第21页。
[2]汪平:《“海恩法则”与“墨菲定律”》, 《解放军报》, 2007年12月18日。
[3]新华网:《不该发生的事故——“4·28”列车相撞事故原因追踪》, 2008年4月29日。
法治化视角 篇10
一、规则意识教育视角下学校法治教育的缺陷
国民规则意识的欠缺，固然有各种利益的诱惑，有社会转型期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但是学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应该是重要原因。学校法治教育应重点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在知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守法的规则意识和信法的规则意识。总体来看，目前学校法治教育的实质性缺陷在于以法律知识的教育代替规则意识的培养，只重视对学生知法层面规则意识的培养，轻视甚至忽视对学生守法层面和信法层面规则意识的培养。
（一）课程设置和教材不规范
优秀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工具。法治教育具有连续性，教材也应当具有连续性。但是现状并不乐观。幼儿园教育阶段，尚没有统一的要求，法治教育各自为战。义务教育阶段，法律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法治教育内容一般是德育课程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中小学是通过《公民》（小学高年级）、《思想品德》（初中）来完成的。各地通常有自编的教材，部分学校还有自己的法律校本教材。进入高中阶段，学生德育课程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部分组成，很少涉及法律知识。高校虽有基本涉及各个主要法律部门的统一教材，但这些教材受制于篇幅的限制，或者侧重于编排零碎的法律知识，或者基于体系的考虑而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安排。由于缺乏系统、连续的教材，有意识的、层层递进的规则意识培养自然难以实现。
（二）教育内容不系统
由于法治教育内容分散在思想品德教育之中，导致学校法治教育的内容不系统。《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强调培养中小学生的爱国意识、公民意识、守法意识、权利义务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尊重宪法、维护法律的习惯。但在具体的法治教育实践中，不管是法治教育课程，还是法治教育专题讲座，学校关注的主要是对伤害事故和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
（三）教法不生动
由于教学时间不够充分，许多教师自身的法律水平不高，对法治教育不够重视，因而很少有教师在法治教育的教法上下工夫。本来应该生动有趣的法治教育课，由于采取了满堂灌的教学，教师讲得唾沫星子乱飞，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有些学校尽管采取了讲座或者旁听庭审的方式，但是，专家讲座往往理论色彩浓厚，一两次的讲课很难对学生的规则意识形成大的影响。而参加庭审旁听则问题更大，由于事前对法律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缺乏了解，部分学生在旁听的时候违反庭审纪律，如大声喧哗、鼓掌等。这些行为本身就违反了规则，谈何规则意识的养成？
（四）考评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教育功利性、工具化和应试化的现象有所抬头，这同样反映在法治教育效果的考评上。很多人认为法治教育就是传授法律知识，因此把法治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把组织学生学习法律的数量以及在法律知识竞赛中取得的成绩等，作为评价法治教育效果的标准，而忽视对学生法治精神的培育。
总之，缺乏优秀的教材，没有系统的分层级的规则意识教育体系，再加上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及功利化的考评机制，学校法治教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规则意识视角下学校法治教育的路径
学校法治教育是系统化的工程，规则意识的培育应当成为其主线。鉴于工程的浩大，笔者在此只简单勾勒，以求抛砖引玉，为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学校法治教育的层级化（序列化）
关于学校法治教育的层级化（序列化），有很多学者建议，将法治教育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这种分法虽已注意到了法治教育的层级化，但仅是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接受能力方面考虑的，并且忽视了幼儿阶段的法治教育。事实上，幼儿时期正是规则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不容忽视。同时，小学、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压力相对较小，作为一个阶段比较合适。因此，学校法治教育可以考虑由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大学教育阶段四个层级构成。
法治教育的启蒙阶段（学前教育阶段）。这一时期，鉴于幼儿思维发育尚不成熟，不应该也不必有统一的教材，不应该向学生灌输法律知识，而是应当由教师根据生活常识向幼儿强调规则必须遵守，违反规则必须受处罚，从而使学生自觉地接受规则的限制。《幼儿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中，帮助幼儿理解行为规则的必要性，学习自觉遵守规则。
法治教育的奠基阶段（义务教育阶段）。此时学生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教师应通过教材向学生传授一定的法律基本知识，帮助学生形成初步的国家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守法用法意识，提高其自我约束与自我保护的能力。
法治教育的巩固阶段（高中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可以往前延伸至初三），学生的逆反心理比较严重，再加上高考的压力和对社会现象的再认识，容易对之前形成的规则意识产生怀疑。因此，高中阶段的法治教育应重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及时巩固规则意识。
法治教育的提高阶段（大学阶段）。最高层次的规则意识（信法），是建立在对公平、正义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的。大学生的是非观念正在形成，精力充沛，记忆力、理解力较强，思想、意志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可塑性很强。因此，大学阶段的法治教育应当引导学生加深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力争使学生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二）学校法治教育的保障
编写优秀的教材。要凸显法治教育效果，教材内容必须鲜活、生动。因此，国家应当专门针对学校法治教育，以规则意识的培养为主线，组织各界专家编写具有连贯性的、系统的法治教育教材。同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结合地方特色编写法治教育地方教材。法治教育教材，要能帮助中学生初步形成适应现代社会所必需的法律意识，编写形式和内容应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起共鸣，从而调动学生学习法律常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创新教法。具有创新性的教法是法治教育效果的保障。在教学方法上，应当注重法治教育的生活化，将课堂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用生活中的实例引导学生确立规则意识。各科教学应当渗透规则意识教育，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受到法治的熏陶。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可以组织学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参与各种法治实践活动。比如可以就学校校规、班规的制定组织听证，使学生体会到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还可以采取去法院旁听庭审的方式提高学生对法律规则的信仰水平。
提高师资队伍法律思维水平。要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教师自身必须具有较强的法律思维能力。因此，应千方百计地提高法治教育师资队伍的法律思维能力。
创新考评机制。针对目前法治教育效果考评机制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将法治教育内容列入考试内容。其实这种建议更不可取，因为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仍然可能只停留在知法阶段，很难上升为守法、信法，同样不利于学生规则意识的形成。为了落实法治教育的考评，我们建议将法治教育内容的考评单列，与思想道德品质的考评放到同等地位。至于如何考评，不一定非要采取考试的方式，可以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设计出特定的情景，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针对特定的规则意识考评内容做出反应，然后由考评专家据此来评定其法治教育成绩。当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公平、公正且具有法治教育考评能力的第三方机构，需要建立健全规则意识考评的指标体系。
营造有利于规则意识形成的法治教育大环境。规则意识的形成，并非只靠学校法治教育就可以独立完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与学校法治教育相协调的思想品德教育、学科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环境，使学生通过法治教育形成的规则意识，不会被其他教育环境的负面影响所抵消。
法治化视角 篇11
关键词：法治,司法腐败,正义 (矫正正义) ,司法公正
一、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优于其他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治国方略与社会调控方式。“以人权为核心范畴构筑的法治秩序, 是人类在无数次制度试错过程中作出的较优选择。”[1]
亚里士多德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2]法的价值包括:平等、自由、秩序、正义等, 而正义价值乃最终目的性价值。良法及包含的价值是一切良好社会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终极目的, 也是法治相关制度、措施、理念等的终极意义。
二、什么是腐败及司法腐败
腐败, 广义上它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权的权利变异现象;狭义上泛指国家公职人员 (包括司法人员) 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本文便指狭义的权力而言) 。
“任何拥有权力的人, 都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阿克顿的“权力腐败论”是对权力本性的深刻洞见。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具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共性, 这种共性并不因为掌权者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改变。权力与腐败乃一矛盾的统一体。然而, 法治的建立与运行离不开权力, 更离不开司法权的终极裁判作用。“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应由各种力量集合而成, ……但这些力量必须依附于必要的公权力。”[4]公权力对于法治是一个必然的与核心的要素。那么基于权力与腐败这一矛盾统一体的特性, 如何规制各种公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及司法权力的自律 (造成司法腐败的原因) , 让它真正扮演好“守夜人”角色, 便成了法治建设与运行的关键。
三、矫正正义的含义、以及作为法的价值对法治的意义
“正义”一词源于拉丁语justitia。有多重含义。法律层面正义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与制度。正义作为法的最高价值目标, 推动着法律的发展, 法治相关制度的建设。“正是正义观念, 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了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之上。[5]正义可以说是法治大厦建立与运行的灵魂。而矫正正义则是这一灵魂的“净化器”。
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一般正义与特殊正义;在特殊正义中, 矫正正义, 又称校正正义, 涉及社会财富, 荣誉与权利被侵犯之后的恢复与补偿。在该正义下, 不管谁伤害了谁, 或谁是伤害者、被伤害者, 伤害者均要补偿受害者, 即为正义。矫正正义基于平等价值, 适用于违约与损害赔偿。在法治中主要体现为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及对被侵害权利的救济和回复, 即司法公正。司法中法与权力、金钱或其他私利相冲突时, 如将私利作为法律“天平”的标准, 并向其倾斜。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案件的审判不公。笔者将在下文中从矫正正义视角, 探讨腐败对法治的破坏与影响, 进而对正义的亵渎。
四、司法腐败对矫正正义或司法公正的影响
(一) 司法腐败对法治体制的影响
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司法体制是法治制度的关键一环。司法腐败对法治的侵害与影响会使社会矫正正义的制度失去正常功能。其表现为置法律、公平正义和道德良知于不顾, 在司法审判和执行中不是以法律为唯一依据, 而是将权力与金钱和其他私利益做为衡平的准则。直接造成当事案件审判的不公, 进而造成对司法体制的侵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了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还是无视法律, 好比污染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了法律, 好比污染了水源。”[6]司法腐败扭曲了一个正常国家的基本框架, 破坏了守护民众正义的“免疫系统”。司法不能真正独立, 变成“权力寻租”的对象, 附着于权力。同时, 司法者自身的腐败势必与其他权力机关的腐败分子结为“连襟”, 成了各种不公平与邪恶势力的保护伞, 形成“贪腐群”, 会破坏法治的制度根基。
(二) 司法腐败对司法权威的影响
法律普遍权威的树立有待于司法权威的建立。司法权威有基于司法对被侵犯正义的矫正。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独立, 即不受任何外因的左右, 只以法律为准绳。司法腐败却影响每一案件的公正, 使司法机关变成权力或个人私利的依附。结果为:司法根本不能达到化解当事人纠纷, 回复当事人之间已破裂或正在破裂的关系。反而造成更大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破坏司法的权威与统一。司法腐败容易激起民怨, 损害司法的权威。这会给法治建设带来莫大困扰。重塑司法权威的关键是将司法权与可能蜕化为腐败或权力寻租的一切形式权力隔离, 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严惩司法腐败。
(三) 司法腐败对民众法律意识的影响
司法腐败对矫正正义的破坏还有极为重要的、深层的一面, 即民众对法律心理与信仰的影响。“法治的根基在信仰与习惯”[7]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对法律, 特别是本国现行法律的态度、观点、知识与思想, 以及基于此形成的信仰。法治在一国家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民众与政府互动的过程。此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民众而非政府。司法腐败会造成民众心理的“阴影”产生对政府与其他权力机关的不信任。如此, 民众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会走向边缘化, 法治建设成了上层机关的“独角戏”。这样建成的只是形式上“完整的框架性结构”而已, 或者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司法公正是一民主法治国家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 树立法律权威乃法治的灵魂。它是矫正正义这一法律价值在民主政治中与社会运行中的法律制度的体现。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与信仰。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 也是司法独立的终极目的。司法腐败及产生的不公正, 则是对法治的否定与背叛。
五、结论
对法治而言, 司法具有特殊作用。它是纸面法律到实际生活的桥梁, 也是正义等原则转化为民众现实权利的中介;它从现实意义上也是一种具有立法意义的活动。[8]司法腐败必然会破坏“桥梁”和“立法”作用, 也会造成法治制度构建严重问题与社会正义艰难的修复。更何况对处于“转型时期”和“变革时期”的中国。法治的构建与形成永远是在一条通向此伟大使命的路上, 制度的校正与改善将伴随始终。司法公正包含的矫正正义是其中的“矫正器”。包含有矫正正义的法治之威力, 不仅在于对违法犯罪的严惩, 更在于使人相信, 那由法律正义精神与制度构筑的世界是民众能够公正、和谐生活的世界。这也正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司法制度所面对、设计与思考的最核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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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象.政法笔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