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体系（精选12篇）
法治化体系 篇1
一、“法治”的学理解析
何谓法治?教科书给出我们林林总总的定义, 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认为法治至少具有以下五层涵义:“一、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 二、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 三、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 四、法治是一种文明的精神, 五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1]刘作翔认为:“法治包含着多重内涵。首先, 法治是一种观念, 一种意识, 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 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 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 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2]如从国内经济和文化现实的契合和寻求思考之结果的角度, 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值得再次重温:“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3]回顾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讨论法治问题则显得颇有意味, 其关于法治的阐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 奉行法治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要创造和保持那些维护基于个人的人类尊严的条件, 这种尊严不仅要求承认个人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而且要求促成对于充分发展其人格乃至是必要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4]
显然的, 通过上述的引述, “法治”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法治”或许还包含着边界不清的期许:法治与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解决的不仅是政治、经济问题, 甚至包括这个时代所有重要的问题。善法和良法的提法强调“法治”内容蕴含道德价值观念, 在法律和道德上短时期内难以达到共识, 也难以令人满意地找到合适的分界,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是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并需尝试寻求平衡。我国学者梁治平试图将“法律过程与道德诉求小心地加以区分”, 将“整个法律世界”从“日常生活的自然世界中区分出来”, 对于法治, 他给出了以下定义:首先, 把法治理解为一系列原则, 诸如法律具有一般性和公开性、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规定清晰明了、法律不自相矛盾、法律不要求不可能之事、法律具有稳定性、官员所为与公布的规则相一致、必须确保司法独立、法院应对立法及行政活动拥有审查权、诉讼应当易行、遏止犯罪机构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不得侵蚀法律等等。其次, 把法治理解为围绕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 一种人们能够据以规划其长久的生活, 因而使人类生活变得可以预见和可以控制的制度框架。构成这套制度的不只是相对完整的法律典章和立法、司法体系, 而且包括与之相配合的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 包括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素养, 也包括使得一般当事人可以并且易于利用来实现其诉权的一系列程序和法律服务设施。第三, 将法治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一种特殊的秩序模式:它不但要限制专断的政治权力, 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某种可预期的和稳定的互动关系, 而且要使一般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受规则的统制, 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法律的统治。最后, 把法治理解为一种生活实践和认知过程, 它与人们对法律的经验、看法和态度有关, 与某种特定的法律信念和法律文化有关[5]。这一系列纹理清晰的描述, 或可以给我们一个更为接近具体真实和实用的法治概念。
二、现行法律体系的反思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法律设施和法律机构得以恢复, 法律教育重开, 法制建设被提上日程, 大规模法律体系构建工作由此展开。根据中共十五大精神, 1999年修宪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法可依被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让我们将“法律体系构建”作为对“法治”这一问题反思的起点。改革开放三十年, 立法成就引人注目, 至2010年4月底止,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33件, 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680余件,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9000余件 (不含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五个经济特区制定的法规) [6]。
(一) 法律分类
正是由于将有法可依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出发点, 把立法构建便利性置于重要地位便不难理解。诸如在法律分类问题上, 立法者将学理上种类繁多的法律部门分类, 化繁为简地定义为“七分法”, 即中国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 法律为主干, 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规章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组成的统一整体”[7]。其划分的原因为:“划分为这七个法律部门, 能够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 既能够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能够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 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法律的状况。”[8]相较于“二分法”———公法和私法, 由来已久的“六分法”———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 这并没有对“七分法”提供足够的理据, 对在法律体系下是否需要形成更多层次的划分, 值得认真探讨, 因为法律分类蕴含了对法律秩序形成的重要问题和原理的不同认识。又如在法律规范的问题上, 法律规范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元素在立法操作上实质演变为了“规范性法律文件”或“法律部门”, 从而回避了从细致意义上回答:法律规范是什么、法律规范的标准结构、法律规范的类型、法律体系的构建单元是不是法律规范等深层次立法技术上的问题。跨过了法律规范与政策、习惯、协议、命令、法理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实际上, 法律体系的构建包含着对法律规范、法律渊源、法律分类、法律位阶等的认识和实践, 采取理性探讨而不是回避的态度, 或许立法技术会与现实社会生活有更积极的回应。
(二) 司法解释
众所周知, 从立法体制上司法机关在法律体系形成的角色和作用被明确排除。按照我国体现“统一性与多层次结合”立法体制的解释:“所谓统一, 就是所有法律规范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国家立法权统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 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 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 同位法相互之间应当协调。所谓多层次, 就是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法律外, 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 制定行政法规,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批准, 批准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 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此外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法律和法规制定规章。部委规章报国务院备案, 地方政府规章不仅报国务院备案, 还要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较大市的规章同时报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政备案。”[9]换言之, 有权立法的机构具体而言包括: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国务院,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较大市 (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 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 (同上) 的人民政府, 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在具体个案的裁判中只是适用法律无需也不解释法律。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第19次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就审判工作或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直至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司法解释施行后, 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 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10], 才勉强将司法解释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但按我国“统一性和多层次”的立法体制, 层次丰富、数量巨大的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位阶认定令人困惑和惹人非议。上述的现象反映出立法者对建立逻辑紧密无缝法律体系的希冀, 对“法官造法”的排斥, 否定司法裁判机关基于法律适用所进行的规则创制和规则梳理, 不承认法官解释法律和填补法律缺漏的作用, 从而阻隔了法律和现实社会生活及时有效的对接。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规范, 从制定的同时就某种程度地落后于不断变化的时代。
(三) 行政立法
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在报相应的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即成为法律体系构成的有效组成部分, 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 成为行政管理领域中最主要的行为规范。并且由于在法律体系构建中排除了司法审查的作用, 上述有的行政法规正逐渐为政府越位推波助澜。有的地方政府财力紧张, 政府内设部门不能全额拨款, 于是相关职能部门为维护自身部门经济利益, 出现所谓的“部门立法”, 用法律规范性文件来固化经济利益, 立法在某程度上丧失了公平正义。
三、结语
以强调法律体系构建便利性的思维为主导已日益突显其弊端, 立法者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已成为当前立法工作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指新制定的法律要提高质量, 而且现有的法律也要通过修改, 使其更加完善。”[11]同时, 奉行人为构建的理性主义思路或许已走得太远, 正如美国霍姆斯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 是否应重新审视普通法系国家在漫长历史中散发出的经验主义和自然弥散机制, 现在也许是适当的时候在法律构建中注入新的思维以适应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需要了。
摘要：党的十五大提出2010年作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间界碑, 法治已上升至当今法律人的追求甚至信仰, 本文以法律体系构建为起点, 尝试解读和思考。
关键词：法治,法律体系构建,反思,经验主义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1997, 236-237.
[2]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版社, 1999, 99.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199.
[4][5]梁治平.http://swupl.edu.cn/fzllt/web/content.asp?did.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
[6][7][8]http://cd.qq.com/a/20100612001966.htm 2010-6-12.新华网, 信春鹰:我国现行有效法律达233部行政法规约680部.
[9][10]http://www.iolow.cn/showarticle.asp?id=2563.李林.新中国立法60年.原文应来自乔晓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特征和内容.另:上文引用未标注皆出自该文.
[11]吴邦国.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奋斗.人民日报, 2004-2-1.
法治化体系 篇2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什么是“法治体系”？在我们过去的法律文献和法学著述中只有“法律体系”或“法制体系”的提法，而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法治体系”的提法。“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有什么区别？首先，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是相对静态的，而法治体系是相对动态的。法律是指载有法律规范的书面文件，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而法治则是指运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其次，法律体系、法制体系的“法”包括规范公民行为、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法，也包括规范国家、政府、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但规范公民行为、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法是其最大最主要的部分，而法治体系的“法”主要是指规范国家、政府、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也就是说，法治的“法”主要是指治官的法。再次，法律体系、法制体系相对于法治体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完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是为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服务的。
法治体系包括哪些内容？《决定》列出了五个子体系或分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都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完善的法律，一个国家不可能实现法治，没有完善的国法和党规，在我们中国不可能实现法治。在中国实现法治，之所以不仅要有完善的国法（法律规范体系），还要有完善的党规（党内法规体系），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领导地位，直接行使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权以及“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意识形态”等公权力。从而执政党既要依国法执政，也要依党规管党和执政。党规服从国法，补充国法，党规主要规范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活动。直接规范执政公权力行为的党规，在条件成熟时，应通过国家立法程序转化为国法。
法治实施体系对于法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政府依法定职能、权限、程序行政。为此，必须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责任法。政府的机构、职能、权限必须由法律（组织法）规定而不是由政府自己制定的“三定方案”或“三定办法”规定，“权力清单”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不应由政府自己给自己授权。在法律实施体系中，政府依法定程序行政比依法定职能、权限行政更重要。为此，必须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保证政府公正、公开、公平行使公权力，防止和扼制其滥用权力和腐败。
法治监督体系对于法治的运行也是至关重要的。法治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六大环节：首先是人大监督，这是最重要的监督。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最经常使用的监督方式应是对官员的质询。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很少使用它，刘志军这么腐败，把很多国家重大工程批给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去做，我们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竟没有质询过他一次。如果我们把质询这个方式用起来，加上电视转播，腐败分子还敢像现在这么嚣张么？法治监督体系的其他几个环节分别是纪委监察监督、审计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督察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司法对公权力最重要的监督形式是行政诉讼。但行政诉讼这种监督的应有作用现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主要原因是地方当局的干预。地方政府违法征收、违法拆迁、对假冒伪劣食品、环境污染不闻不问，老百姓告到法院，法院不敢受理，不敢依法判决。由此可见，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加大步伐，加快步伐。
法治保障系统主要包括四大环节：一是法治人才队伍、二是法律纠纷、争议化解机制，三是国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四是党的领导。关于法治人才队伍，《决定》提出要“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关于法律纠纷、争议化解机制，《决定》提出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关于国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决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因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关于党对法治的领导，《决定》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
完善食品安全法治体系 篇3
现状：小微企业无法可依
完善法治的核心目标是以法为纲，依法保安全。当务之急：一是两法合并，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并入《食品安全法》，不仅节约立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保障食品安全制度的一致性，从源头到餐桌不能在制度上割裂，可以由食药、农业部门分管，由食安委统一协调。
二是小作坊、小摊贩应由《食品安全法》统一规范，地方立法具体执行。《食品安全法》中的漏洞要抓紧补上。否则，各地不立法、立乱法，造成小微企业无法可依，何来安全？
三是把标准的制定权回归食安主管部门或标准化主管部门;把标准的种类、回归到强制标准和自愿性标准的完整体系上来，单一的强制标准既不符合世界标准化规律，也无法保障食品安全。
未来：严密高效，社会共治
首先，理顺体制的核心目标就是严密高效，社会共治。
第一、重构共治新体制。在企业主体、政府监管的基础上，强化消费者主权、行业自律和舆论监督。创建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惩罚性赔偿制、消费者举报奖励制、内部人检举保护制。鼓励企业严格自律、自查、自纠，媒体大力曝光违法事件。鼓励律师、司法介入食品安全案件，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适度垂直管理。探索省以下或市以下食药体制的垂直管理或双重管理。好处是可以冲击地方保护，把省、市高端的管理机制、人才、方法、观念向下延伸，用省、市集中的财力平衡协调落后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同时也给市县政府食安监管相应的决策权、用人权和监督权，形成体制优化。
第三、适度的检验规模。食品检验是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保障，食品、监督、执法都要靠检验报告支撑。特别是中国80%的食品企业都是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摊贩，检验合格更为重要。在体制上，主张三分之一是国家实验室，三分之一是市场化的第三方，三分之一是大中企业自检的实验室。
法治化体系 篇4
(一) 兼顾公平效率的公共资源配置法律规范
近年来, 政府逐渐认识到过度干预市场的弊端,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作用已越来越获得认同, 由于在私人资源的配置上已趋向市场主导, 反观公共资源的配置上政府存在着比较多的过度干预行为, 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也恰恰是比较核心的政府与市场的模糊边界。由于公共资源配置的多元性, 决定了政府在与市场配合时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例如在城镇一体化进程中, 要达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 就要首先兼顾分配的公平性。再如在征地补偿上, 一小部分人获得了补偿, 而大多数农民工却要忍受在城市没有居所、家人留守的状况, 这也是公共资源非公平性的体现。而在如自然资源的开发、基建工程的招标等方面则需要兼顾效率的法律规范, 通过法治的促进, 让市场在这些领域寻找匹配的合作伙伴, 积极吸引私人投资、技术研发和比较优势, 使市场化占主导的混合机制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 从而促进政府转变职能, 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二) 市场主导型的宏观调控法律规范
宏观经济是否能在合理区间运行, 经济是否能保持稳健的长期增长, 依靠市场手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必然途径。政府应改革以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模式已成为共识, 这一改革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加以规范, 宏观经济需要的是市场主导型的法制化的宏观调控。近年来, 随着行政手段调控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不良循环中, 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向市场放权的重要性, 国务院在2013年至今先后取消和下放了近700项行政审批事项, 仅今年上半年, 新注册服务业企业增幅70%以上, 带动上千万人就业。再如减少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扩大营改增范围、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可见政府在法律规范的约束下, 权力被关进了笼子里, 厘清了政府的服务职能, 确保了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三) 通过立法建立市场化监管体系
在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后, 要让政府充分发挥监管作用, 逐步完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化的监管法律是政府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依据。在加大简政放权的同时, 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每一项行政审批的改革配套建立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在立法上加强市场监管, 首先, 需要明确监管机构的职责和法律地位, 建立权威性、专业化的市场监管机构;其次, 完善行业、媒体、社会三位一体监管体系, 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监管, 帮助政府发现问题;第三, 还要规范监管程序, 制约监管陷入滥管, 防止行政权异化;第四, 要通过立法增设反行政垄断内容, 建立对行政部门进行反垄断审查制度, 保障民营资本在与国有资本竞争中的公平性, 依法进行市场化监管将为未来更好的发展市场经济提供重要保证。
二、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经济转型
(一) 产权保护的法治保障
法治保障的是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 尤其是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的产权。土地确权是当前经济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全国约有50个县以试点的方式在进行改革,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尤其是通过立法进行农村的产权改革将起到主导作用。当农民自家的土地有了确权, 产权得到了保障, 土地流转随之加快, 促进了农村的人均收入。嘉兴市的土地确权试点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土地确权之后, 农村人均收入提高了近三分之一。因为土地确权之后, 农民加大了扩大生产的信心和积极性, 逐步实现了家庭农场的规模, 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 实现了当地农业的技术性、资本性的进步和转变。其次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 通过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实现了土地的增值。
(二) 激励创新的法治保障
经济转型和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离不开创新,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须以不断完善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来为驱动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法治保障。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最核心的财产制度, 核心就是赋予创造者以财产权利, 通过知识产权专门司法队伍甚至是专门法院的建设, 使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案件水平不断提高, 公民的财产权利得到了进一步保护。随着法治保障的深入, 知识的创造会持续增长, 知识转变为财富的数量会增多, 最大限度激发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同时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 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三) 公平竞争的法治保障
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重要准则。通过对与之相关的民法、涉及土地、农业、财政、能源等方面的法律的修改和新设, 促进了商品的平等交易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确保机会公平, 构建了公平的市场秩序。公平的市场秩序不仅仅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律, 还必须以法治来规制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保障就是要保障竞争起点的公平, 确保竞争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市场不承认任何特权经济主体。其次是是要保障竞争过程的公平, 也就是竞争能力的对等, 排除市场垄断, 针对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垄断等扰乱市场的行为加大执法力度。
参考文献
[1]江平.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J].理论视野, 2014 (8)
[2]黄丽云.市场经济法治化路径研究[J].太原大学学报, 2014 (2)
法治化体系 篇5
本文针对目前国内外财务欺诈案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审计失败案件所引发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会计诚信缺失等问题,从法治与德治两方面探讨了如何构建会计诚信体系.
作 者：谷亚芹 朱秋莉 谷亚军 作者单位：谷亚芹(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朱秋莉(河北邯郸市职工大学)
谷亚军(河北邯郸市农业机械化学校,河北,邯郸,056001)
法治化体系 篇6
关键词：法治政府；公众满意度；政绩考核；比较法研究
一、政绩考核体系有待形成统一标准
政绩考核，全名“政府绩效考核”。政府绩效作为政绩考核的内涵，其定义并不统一。在西方，政府绩效被称为“公共生产力”、“国家生产力”、“公共组织绩效”、“政府业绩”、“政府作为”，其字面意义是指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从事某项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获得的效益，既包括政府“产出”的绩效，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管理的绩效表现，又包括政府“过程”的绩效，即政府在行使只能过程中的绩效表现。
政府绩效考核，就是政府自身或社会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短期和长远的影响和效果进行分析、比较、评价和测量。对政府绩效进行考核，是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有效方法。[1]在这其中，就不得不提及政府考核评价，政府考核评价是指科学合理地给政府行为和绩效打分。在我国，考核即导向，中央及省市各级政府下发一整套的考核文件，目的就在于将绩效考核作为抓手，来推动地方政府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机关效能。2009年7月16日，中央下发《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三个文件，对地方政府考核的原则、基本程序、结果的评定及其运用做了原则性规定。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则是在原来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增加“法治”的内容，将政府机关的各种行政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的社会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法治建設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而在此之前，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任务。构建地方法治政府绩效考核办法迫在眉睫。
但是，目前地方政府考核从原来的“唯GDP”论变为“GDP为主，绿色GDP为辅”的考核标准，鲜有对政府法治状况进行考核的指标体系。除此之外，往年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仍存有问题尚未解决。例如：政府绩效考核、评估指标的设定存在泛经济化趋向，过度追求社会经济指标；在经济绩效考核、评估中，又严重偏向GDP评估；评估主体多为上级行政机关，缺乏广泛参与；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设置不合理，存在评估凭主观印象、感觉、人际亲疏的现象；绩效考核、评估指标缺乏数据支持和科学的分析、给统计数据掺水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不该列为考核指标的生产性指标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例如把企业或社会组织的产值、利润、税收作为绩效指标来加以考核等等，使不少地方政府和干部为了应付庞杂的职能疲于奔命，不能集中精力管好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政府绩效考核、评估是期望通过绩效考核、评估来改进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属于政府运行机制优化的范畴。从系统组织整合理论角度看，这种运行机制的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些管理体制方面的缺陷，但由于运行机制是在体制基础上发挥作用，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有限度的。
因此有必要对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体系进行研究。由于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体系规模庞大，本文只选取公众满意度作为研究视角，其原因如下：“法治”源于亚里士多德法治国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本身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而如何衡量一部法律是良法以及一部法律是否能够得到人们的遵守，最有话语权的是社会公众。如果按照卢梭的观点，现今政府是由公民的契约而构成，那么如何做到让公众满意则成为政府机关的首要任务。因此，有必要将社会公众满意度纳入地方法治政府绩效考核，使之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其自省。
二、美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之特点与优点
（一）美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起源和发展
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西方古典政治理论的影响，政治体制的设计是理论和社会环境互动的产物，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和管理也不例外。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市场至上”和“社会契约”为思想基础的美国民众积极参加政府管理，对政府的要求不断提高。尤其是到了20世纪，受企业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动，美国政府管理越来越注重效率和产出，绩效考核、评估和管理由此产生并发展。寻根溯源，美国的绩效考核、评估和管理发端于1906年纽约市政研究院的绩效考核、评估实践，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其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00～1940）
这个阶段，强调效率，以好政府为目标。经济和效率委员会、全国市长标准委员会等机构相继设立。政府开发设立评级制度以评价行政工作和公共服务的业绩。
2.第二阶段（1940～1970）
此阶段以控制开支为目标，为预算阶段。二战前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政府大幅扩张，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行政效率的问题日渐突出。这成为了政府改革的重点，从而推动了政府绩效预算制度的发展。
3.第三阶段（1970～1980）
在此阶段，效率和效益成为了新的目标。人们日趋深刻的认识到了政府服务的有效性的重要性。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考核由账目转到了行政效率和有效性上。尼克松政府时期设立了国家生产力委员会，政府同时还颁布了“联邦政府生产力测定方案”，制订了三千多个绩效指标，以使绩效考核规范和系统。福特总统时期对绩效评考核、评估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4.第四阶段（1980～1992）
私有化阶段，精简政府成为目标。为应对经济的严重衰退，里根政府大力缩减政府规模和职责，强调公共服务由私人承包和提供使得民营化成为了促使公共部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工具。
5.第五阶段（1992～）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业绩与结果法》（GPRA），从法律高度规定了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基本要求。该法案强调对结果、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公共责任、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效益、内部管理的评估.设立绩效目标以明确项目活动要实现的绩效水平，并以客观、量化和可测量的方式表达绩效目标，描述实现目标所需的各类资源，确立用于测评每一项目活动的相关产出、服务水平和结果的指标，并提供项目的实际结果与绩效目标相比较的测评手段。除了《政府业绩与结果法》以外，还有《联邦采购简化法案》、《联邦财政管理改进法案》等。1993年，克林顿发布12826号行政命令“设置顾客服务标准”。许多州议会都参照《政府业绩与结果法》制定了相关的法案。如伊利诺伊州的《机构绩效评审法案》，路易斯安那州的《1997年路易斯安那政府绩效责任法案》等。这些法案极大地推动了绩效测评的制度化及其指标选择的规范化。另外，从美国绩效指标的设计过程看，一般是先由筹划指导委员会依据政府绩效的理论和参照国外实际经验设计总体框架，再由各工作小组设计开发具体指标，在评估整个过程中，注重各政府、政府与专家研究机构、政府与相关实践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2]
（二）美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特点：多元的评估主体
对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美国地方政府采取多元评估主体的方式，此也是美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一大特点。
1.立法机关
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国会通过立法与预算控制政府。绩效预算的实行，以GPRA为核心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对政府的运作形成了有效的监督和鞭策。根据GPRA的规定，政府必须定期向国会提交战略计划和执行报告，从而使立法机关能够成为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和管理的主体并发挥重要作用。
2.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以及各相应机关
GPRA规定，联邦各机构要定期向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提交年度绩效计划，用以建立绩效目标、量化标准，计划执行过程和有效组织资源。同时，这些部门还要定期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前一财政年度的计划绩效报告，进行总结和自我评估。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建立起来了类似的体制。
3.公众
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公众的意见能很好反映出政府活动的绩效水平。美国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估重视让市民参与进来，在实践中突出顾客导向性，把人民满意度视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同时，民间机构的介入又是美国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一大特点。如著名的坎贝尔研究所开展了大规模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估活动，获得了政府部门和民众的普遍认可。
（三）美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优点
1.以公众为中心的原则
美国高度重视公民自身的权利，公民自身监管政府工作的意识也很强，加之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带来了顾客导向理念的深入人心，因此美国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估重视民众的意见，并且以民众对于公共服務的满意度为重要指标。这点抓住了绩效管理的关键，从而使得评估和管理遵循着正确的指导理念进行。
2.评估主体的多元化
美国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估主体是多元的，既有政府专职部门，又有立法机关（即国会和各级议会），还有民众与民间机构。多主体进行评估，有助于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也避免了评估内化造成的流于形式。
3.高效的信息系统
电子政务在美国政府的运行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高效的电子信息系统对于各种行政信息的搜集、筛选、整理、传输、分析和反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信息系统的强大促进了政府运作的公开和透明，便捷了各种评估和分析，大大方便了政府绩效的评估和管理。
4.有序的评估和管理组织
美国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估和管理体系较好的与三权分立的体制以及地方自治、限制政府职权的政治文化融合在了一起，确立起了有序、高效制度。科学的评估程序，完善的指标模型也大大促进了评估和管理的实践过程。
5.完善的法制保障
以GPRA为核心，美国建立起了一整套法律体系用于确立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和管理制度，指导和规范评估过程。正是由于政府绩效的法制化，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和管理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同时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绩效文化。
三、我国现今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体系现状
（一）国内地方法治政府绩效考核办法
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是国家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法治政府评价的标杆和基础。2010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五项目标指向：规范行政立法，科学民主决策，公正文明执法，完善政务公开和明确有力监督。围绕上述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尝试构建法治政府评价体系与机制。
（二）非政府机关主导的第三方法治政府绩效考核
1.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治政府评估体系和考核标准，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进度，并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研发“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公众满意度调查等7个一级指标组成。同时在7个一级指标下设立30个、60个三级指标（观察点）。
2.“法治中国”建设指标体系（草案）
2012年7月，湖南大学中国法治评价研究中心接受湖南省委小组的委托，围绕《法治湖南建设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进行研究，并形成《“法治中国”建设指标体系（草案）》。该体系第九项“一级指标”高度重视社会公众总体评价：社会评价体制机制得到健全；社会评价平台窗口建设规范；公众对法治建设满意度客观公正；等等。具体内容有：公众参与法治建设评价的代表抽样率不低于辖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社会评价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评价平台窗口建设到位等等。
四、中国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体系之区别
（一）中美法治政府考核的区别
中国与美国法治政府考核的主要区别在于公众参与方式的不同。美国公众参与绩效考核、评估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参与为主，间接参与为辅的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顾客导向和质量为本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政府绩效考核、评估也由以政府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评估主题也相应的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会公众。
我国公众参与主要是以间接参与为主，直接参与为辅。随着我国教育文化的不断发展，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由于受知识水平、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等方面的限制，以及法治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内容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的影响，普通公众在参与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能力显得不足，难以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众的参与，只能以简洁参与的方式参与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估。
（二）中美法治政府考核公众参与差异的原因
1.中美文化基础不同
西方政府在績效西方政府在绩效考核、评估中倡导顾客导向的理念，美国的行政文化崇尚民主、平等和自由，受其影响，其行政人员受到来自政治人物、上级、同级、下级以及民众等各方面的监督，因而能积极参与绩效考核、评估活动开展的整个过程。美国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行政文化，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以“官本位”观念为主导的行政文化。
2.中美政治基础不同
美国的分权化的政治制度是美国公众参与绩效考核、评估的政治制度基础。政治架构中纵向的中央与州、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横向的三权分立和民众与精英的监督与控制，则为政府绩效考核、评估添加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在基础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发起阶段，方案设计力量的一元化使设计呈现理性化特色；而多元化社会基础又为多支力量发起评估提供了机会，结果又赋予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实践持续性特色。
3.中美指标体系建设
目前美国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一级政府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二是政府部门或项目的评估指标体系。从美国绩效指标的设计过程看，一般是先由筹划指导委员会依据政府绩效的理论和参照国外实际经验设计总体框架，再由各工作小组设计开发具体指标，在评估整个过程中，始终注重公众的参与，各政府、政府与专家研究机构、政府与相关实践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我国公共部门绩效考核、评估公众参与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投资环境评估，生活质量评估政风行风评估和工作任务评估。投资环境评估和生活质量评估适用于评估地方政府的领导班子；政风行风评估适用于对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作风的评估，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服务水平；工作任务评估很好的体现了政府工作的结果导向，不仅适用于评估具体职能部门，也可以用于评估政府领导班子。
五、中国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体系采取公众参与制度的可行性及实现途径
（一）可行性分析
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体系指标设计中，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关系是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但这一问题又经常容易被简单化。其中的主要问题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主观指标，而国内则相对重视客观指标。是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单纯采取法治主观指标？还是继续沿用国内的做法，更多地重视法治客观指标？或是实行法治主观指标与法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做法？如果采用最后一种做法，又应该如何结合？
目前国际上，法治主观指标之所以占据主要地位，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主观指标直接反映了人们对法治的内心感受，测评效度高；第二，在选举政治中，主观指标能够反应选民的真实感受，影响选票；第三，主观指标对可能出现的官方数据造假行为有验证作用；第四，主观指标的设计、编制和数据收集成本相对较低。
当然，法治主观指标也是有局限的。主要是，第一，主观指标易受舆论及时事热点的影响，本身具有非理性和波动性的特点；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内心中普遍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部分社会群体的主观挫折感强，主观指标容易被“拉低”。[3]
根据上述法治主观指标设计的优点以及缺点，结合我国实践，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政绩考核体系中可有以下几种具体的做法。
一种做法是以客观指标为主、主观指标为辅的权重安排。即在一个统一的指标体系中，将主、客观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分别测评、统一计分。较典型的是2009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中提出：“在客观指标中，要有反映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效果的客观数据；在主观指标中，社会公众对依法行政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程度评价的指标分值不得低于考评总分值的20%”此种做法引发的问题是，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各自权重的合理分配界限在哪里？公众的主观评价占20%是否合理？会不会占40%或是50%以上更为合理呢？对此，这在理论上并无绝对正确的答案。
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或意见是，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权重比例。比如，在现阶段，由于人们对主观指标的认可程度较低，可以采取“客观指标为主、主观指标为辅”的做法。在未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就应该向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靠近，即调整成为“主观指标为主、客观指标为辅”，甚至最终完全采取主观指标。在这样的安排中，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权重分配界限，不是由某一个固定的理论标准所确定的，而是由社会发展进程和相应的人们对主观指标的接受意愿所决定的。
（二）实现途径
1.完善绩效制度，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当前，我国公众在政治上的地位决定了公众不仅可以，而且有权利参与政府绩效考核，但我们缺少的是法制保障政府绩效考核中公众参与的制度，使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公众参与多以非制度化形式出现。“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为了使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公众参与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下去，保障公众参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从立法上明确政府绩效考核中公众参与的地位，使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公众参与不受任何部门或组织的干预，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得以充分享受。另一方面要对公众参与的范围、形式、内容和方式等诸多问题做出详细规定，使公众参与有科学的法律依据和规章制度可以遵循，依法确定科学的公众参与程序，明确政府绩效考核中公众参与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把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公众参与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强绩效制度，明确公众的参与主体地位，将绩效考核、评估运行机制和技术方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仅有利于绩效考核、评估的统一推进，而且有利于绩效考核、评估的规范性和连续性，从而弥补公众在参与政府绩效考核、评估方面的制度性缺失所导致的障碍。
2.营造公众参与的行政文化氛围
中国现有的政府的行政文化方式习惯于以“管制”为主，严重缺乏“服务意识”，政府官员“公仆”意识比较薄弱，使得官员和公众产生距离感，导致我国公共部门绩效考核、评估严重缺乏公众参与。纵观美国政府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美国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在政府再造理念的行政文化的环境中有效进行，公众参与在推行绩效管理改革方面逐渐改进：我国行政文化要体现新时代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营造富有“公民精神”的行政文化。首先，加大对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宣传力度，对于目前公众对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认识了解不足情况。其次，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基础就是公民积极、有效的参与。现代行政理念倡导的是公民作为独立的个体.与政府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3.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
公共部门绩效考核、评估的公众参与渠道的多元化会为公众广泛参与政府绩效考核、评估提供更多的机会与便利条件，而目前在我国公众参与渠道则比较单一，参与渠道的多元化将会大大增加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机会，为公众的参与行为提供便利。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创设多元化的参与途径，将网络评议、热线电话、问卷调查、短信评议等方式也纳入到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考核、评估的渠道中来。将公众个体的零散参与变为一定组织化的参与，以增强参与的影响力和提高参与的力度。通过专家学者和普通市民的共同参与政府绩效考核、评估实践中的合作互动，从而提高公众整体的参与能力和参与力度。同时，应当逐步形成以网络参与为主，兼顾其他参与方式的多元化参与渠道体系，为公众的广泛参与行为尽可能多的提供方便和机会，从而使更多人参与到政府绩效考核、评估中来。
六、结语
虽然将公众满意度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会花费时间以及金钱，但是此举措简历的绩效考核体系将更有用，并更有意义。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不仅应当关注领导的业绩以及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果，还应当侧重于民生的改善。对政府进行绩效考核的目的在于改进政府的服务，让政府对于民众的需求更富有责任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公众对于政府的执政、行政能力相当满意，并且通过公众满意度这么一个表达途径，使得政府对于民生问题以及民众所关注的问题所有侧重，那么民众就将更愿意拿出他们的税款支持政府。这也是政府執政正当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安秀梅主编.《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研究》—从政府公用支出的角度创设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4页
[2]王玉明.美国如何构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党政论坛》，2007年06期
[3]蒋立山.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理论问题，《法学家》，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法治化体系 篇7
一、法治文明的缺失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 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 法治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活动均依法而治, 达到文明的程度。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 因此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 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 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人民文明程度和水平, 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历史上各种和谐社会的超越,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 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 在新世纪新阶段,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 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 也必然带来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 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差很远。比如, 城管执法问题, 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 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独立法规, 导致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屡受争议, 结果导致城管似乎“无所不管”, 执法职能与卫生、工商、交管等政府部门均有交叉, 在城管和其他部门的管理职能有交叉和冲突的执法领域, 形成“有利益就争着管、无利益就没人管”的局面。并且, 随着《物权法》的实施, 城管在执法中没收包括流动摊贩在内的他人的生产工具、或者是其他的私人财产, 很显然与《物权法》有冲突;再如, 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问题, 很显然“钓鱼执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是一种公开的“公权敲诈”。“钓鱼执法”违法之处在于, 执法和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 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精神。“钓鱼执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法治观念不强、法治文明缺失的问题。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 都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 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文明。
二、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丰富的科学内涵。2005年2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不仅充分说明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地位, 而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要求看, 每个要求都必须通过法治才能得以实现, 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民主是以法治作为保障的民主, 民主和法治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就是法治化的过程, 离开法治来实现民主不是沦为无政府主义就是陷入专制政治, 从而伤害民主自身;公平正义只能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才能实现, 法治的最基本价值就在于捍卫公平正义, 离开法治绝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衍生出不公和邪恶, 而法治就是制权的, 只有防止权力的异化, 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诚信友爱是人性好的品质, 这种练好品质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 既靠人自身的道德提升, 更需要有良好的制度, 而法治既对诚信友爱的给予肯定, 使人们认同并实践, 更对违背诚信的行为进行制裁, 进而促进社会的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因为, 法治为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 如果离开了法治的保障, 活力就可能演化成为危害社会的力量, 最终摧垮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 最根本的在于它使一切社会活动有序运行, 因此, 社会要安定有序, 必须依法治国, 摒弃人治;人与自然相和谐相处就是要建设生态文明, 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不能破坏生态环境, 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恰恰是基于“人统治自然”、“掠夺自然”而非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实现的, 而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这种观念。但是受利益的驱动, 要实现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变单靠人的自觉是不够的, 必须通过法治文明的培养、法治的途径来约束人们行为, 唯此, 才能够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2]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看, 在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和矛盾, 而它们的解决内在的要求依法解决。
三、法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措施
法治文明既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那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走法治之路。在当代中国, 伴随着政治的民主化, 人们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不应是强制而是法治, 法治不是治民的工具, 而是民治的方式。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法治不完善的根源在于法治文明的缺失:法治精神没有充分体现到一切社会事务中、依法办事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会习惯。
因为只有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依法治国, 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才能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通过法治来解决, 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 除完善其他条件之外, 必须从一切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铺设良好的管道。
为此,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 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 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加强制度建设。首先, 完善法律制度, 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 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形成全体公民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其次, 完善司法体制机制, 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加强司法民主建设, 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 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加强司法救助, 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健全巡回审判, 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 方便群众诉讼。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加强人权司法保护, 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完善执行工作机制, 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维护司法廉洁, 严肃追究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从这些要求、原则和措施看, 都充分体现出法治的重要性,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措施。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体存在的社会, 如何使多元的主体和谐共处, 首先就需要由法律来对这些主体的权利范围做出界分, 用法治规范人们的行为, 提高“法制化水平”[3], 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任何场合下崇尚法治, 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紧密衔接, 使依法治国的方略得以落实, 使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 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总之, 在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教学实践中, 既要以教材体系为依据, 又要实现理论内容的整合, 努力体现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彰显与内在统一, 只有这样, 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感染力, 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1997-09-12.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2007-10-15.
法治化体系 篇8
关键词：礼治,法治,法治基本要素,法治生成条件
一、引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五年, 中国经历了由成立之初的个人感召权威社会向法理权威型社会的转型进程, 即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进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 从1949年9月,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 到《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 使得改革开放有法可依。在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方面, 从1978年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到1997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再到党的十八大上将沿用了30多年的“十六字方针”更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可见中国早已经脱离了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期, 选择走上了法治化的道路。如果以1997年为我国真正法治进程的开端, 至今已20年。即使经历了近20年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实行, 我们仍旧不能肯定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笔者将从中国社会的传统理念、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阐述个人对中国法治问题的看法。
二、中国社会传统的“礼治”理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来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中国社会在研究之时是带有“礼治”的色彩的。即使“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近20年, 但“依法治国”仍旧与“以德治国”紧密地联系着,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礼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自封建君主专制以来, 礼治的理念就伴随着君主专制而产生。这里所指的“礼”是一种特定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 是一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不同于需要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法律, 它不依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 而是通过教化的手段使人服膺, 人服从礼是一种主动的、下意识的行为, 比如道德。综上所叙述的中国古代所传承下来的“以德代法”、“以礼治世”的理念, 仍旧潜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中, 以“礼”为信仰的传统依旧没有被“法”的观念所破除。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近20年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施行后依旧难以真正进入法治阶段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仍旧坚持以“礼”作为主导, 以“法”作为辅助, 普遍缺乏一种对法治的信仰, 对法律的认同感。“合于礼”仍旧是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 切实地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而法律则是隐藏在礼背后的最后屏障。
三、法治的基本要素的实现
反观当今中国的法治现状,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礼治”思想无疑对法治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具有法治的信仰无疑是中国社会法治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社会的法治化需要注意以下基本要素。
(一) 法律至上
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 (在这里所指的领导人所代表的是权力) 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可以得出, 第一, 法律本身不会因权力的胁迫而发生改变,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 法律并不纯粹是统治者的需要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需求;第三, 法律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制度上的约束力;第四, 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然而, 当代的中国仍存在有违法律至上的情况, 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 人民大众进京上访期望上层的领导人能听取他们的苦衷, 从而让上层领导对下层机关发出指示, 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上访”制度中最终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法律, 而是上层领导的权力。
(二) 良法之治
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好的法律, 至少是体现一定民主政治的法律。良法之治意谓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均应是以人权为核心和前提原则构建的良善之法, 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时要满足法律内在价值的善和形式的善, 即在法律的内在价值上要体现保障人权、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在法律形式上要具有公开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确定性、稳定性、不矛盾性。
(三) 体制保障
体制保障即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一系列能促进法治化的制度保障。这就对我国在国家体制的设计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权力制衡。二是司法独立。三是司法审查。西方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三个主体都拥有一定的权力, 三者之间更是一种制约的关系, “三权分立”制度较好的起到了权力制衡的作用。在中国, 宪法所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可以看出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处于核心地位, 而司法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人民法院) 对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和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这就体现出司法是从属于立法和行政的, 这也就造成了司法权被立法权和行政权过度干预, 立法、司法、行政三者间的权力难以平衡。不仅如此,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不仅拥有违宪审查权同时还拥有宪法解释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之一其自身却可以脱离司法审查体系。即使全国人大能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 但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 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司法审查也很难真正达到目的。因此, 基于现阶段中国体制方面所出现的缺陷, 笔者认为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能够部分借鉴, 让司法机关进一步地剥离出行政机关的管辖, 虽然由于中国并不是多党制的国家, 司法机关难免会受到一定控制达不到完全的独立, 但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不值得我们去追求。
四、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
中国社会要完全实现“依法治国”的理念, 除了需要满足法治的基本要素, 还需有以下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
(一)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的发展
市场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平等的主体。只有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地位, 市场交易才能得到维系。而平等的主体地位就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护, 第二、自由。没有了交易自由, 市场经济将被计划经济所替代, 而人的自由需要由法律确认和保障, 否则自由这一要素极其容易受到侵犯, 无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第三、财产。公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进行市场交易, 而公民的财产权也需要由法律来进行保护。第四、健全的交易规则。没有健全的交易规则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 而基本上所有的交易规则都是法律来提供, 交易规则更需要法律来确定。综上, 市场经济绝不可能离开法治, 法律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市场经济与法律相辅相成。然而, 在中国由于消费者和垄断企业的地位不平等, 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地位不平等, 集权制的国家体系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以及诸如股市方面的市场交易规则的不健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 这无疑不利于法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行, 由此观之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法治化就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 “市民社会”的发育
西方政治思想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专制国家”二元结构。在两者的关系上, 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市民社会的权力, 限制政治国家的权力, 这就为“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至上”和“限制权力”提供一种理论论证。“市民社会”需要法治来维护, 同时法治的推行也需要“市民社会”来推行, “市民社会”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 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一要打破“重义务, 轻权利”的传统;第二要缩小贫富差距, 增加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 并积极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第三要鼓励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发展, 通过社会组织来约束政府权力, 保护公民权力, 实现社会自治。
(三) 多元、民主政体的存在
西方社会自古就存在着多种政体并立的局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由此可见, 如果没有多元政体的并存, 缺少了不同政体之间优劣的比较, “法治”的优点也不会较早显现, 更为根本的是, 西方特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在本质上能够容忍这种比较, 并能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最终使“法治”优化而出。同时, 一个多元化的政体有着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 人与人之间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 不同的文化背景, 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并不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下, 文化难以将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串联起来, 此时人们就会选择用法律来规制和整合整个社会, 法治的理念就在社会的构成之初就深入人心。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 实行的就是单一的专制政体, 政治上的专制要求人们在文化上也“大一统”。这一文化“大一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中国, 使得其余的亚文化则被主流的文化更加边缘化甚至成为中国社会的反文化, 而主流文化的地位更加凸显, 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单一性。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 而共同的文化传统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礼”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 因此受制于单一制的政体模式和文化背景的“大一统”,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没有萌生出真正意义法治的思想。那么中国是否要为了满足法治生成所需要的多元政体体制就要改变当今中国“一党执政”的格局呢?笔者认为, 权衡利弊后“一党执政”更适合“多元政体”。虽然说“一党执政”会对法治化的进程产生阻碍, 但并不是说完全的法治化就必须实行“多党制”。虽然多元政体能够尽早显现出法治的优势, 能从某种程度上解决党权大于法律的问题促进法治的进程, 并最终使得“以法处事”成为普世的理念, 但要构建起法治的价值理念, 并让法治的优势得以凸显实行多元政体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法律能够保持自身的公正, 能够比“礼”更能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那么法治的理念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法律就会逐渐地成为大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选择, 成为大众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五、总结
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后所形成的“礼治思想”早已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 当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开始萌发出“法治”的治国理念, 但在真正的实行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上的冲突, 同时也是中西方“法治”思想与“礼治”思想的冲突。当代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在社会体制上要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制度模式, 构建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制, 同时也要逐渐破除传统“礼治”的思想, 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 如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才能更加通畅。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网店:纳入法治化轨道 篇9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亮点解读
与现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相比, 新的管理办法有哪些新亮点?
亮点一:个人开网店实行“实名制”增强网店信用
据《中国消费者报》消息,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市场司具体负责网络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司长杨洪丰介绍说:《办法》对网络市场主体准入的规定与《暂行办法》中基本保持一致, 只略作修改, 使其更为清晰明确。
《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并明确限定自然人必须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不过, 对从事网络商品交易的自然人, 也就是个人网店卖家, 并未强制要求注册办照, 但要求必须提交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证明、有效联系方式等真实身份信息。同时, 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要对在平台上的经营者, 包括“尚不具备工商登记注册条件”的自然人, 进行审查登记, 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核发证明个人身份信息真实合法的标记。
杨洪丰说:按照现行登记注册法律法规的规定, 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考虑到网络市场发展现状和促进创业就业的需要, 现阶段仅对尚不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自然人放宽准入条件, 允许其暂不办理工商登记, 但规定必须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并向平台进行实名登记, 以保障网络交易安全、维护网络消费者权益。
虽然《办法》对个人卖家不强制办照, 但对第三方交易平台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
杨洪丰表示:第三方交易平台承载着数量庞大的经营者、消费者和商业数据, 在网络商品交易活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平台运行情况直接关系网络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经营者需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技术实力才能保证平台运行安全。
亮点二:加大第三方交易平台责任担当
据了解, 相对于《暂行办法》, 《办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的特别规定”中, 对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履行的责任义务新增了5项内容。
比如, 其中第八条规定, 第三方交易平台在对申请进入平台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查和登记后, 在其从事经营活动的网页醒目位置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其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目前第三方交易平台上的网店一般没有自主添加标识的技术权限, 都是由平台来统一加贴营业执照标识。另外, 由平台加贴营业执照标识与加贴证明个人身份信息真实合法的标记一样, 是平台履行了经营主体身份审查义务的标志。”杨洪丰分析说。
又如其中第二十九条规定, 开展自营业务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必须以显著方式对平台自营部分和其他经营者经营部分予以区分和标注。
杨洪丰进一步解释说:在第三方交易平台上, 存在自营和其他经营者经营两种经营方式, 经营者所处的法律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区别很大, 消费者对于这两种经营业态的信任度也有明显差别。为明确经营模式中经营者的责任义务、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所以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
此外, 新增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履行的责任义务还包括: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修改其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协议、交易规则应当遵循公开、连续、合理的原则, 并至少提前7日予以公示;拟终止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提前公示并通知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 以切实保障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鼓励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通过设立消费者权益保证金来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亮点三: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并严保个人信息
“为适应新《消法》, 《办法》细化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各项保护措施。”杨洪丰说, 这主要体现在网购售后服务、个人信息保护、格式合同管理等方面。
在售后服务方面, 《办法》规定: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网络商品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7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但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消费者拆封的数字化商品、报纸和期刊等除外。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并承担退回商品的运费。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办法》规定:网络商品经营者、有关服务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 不得泄露、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应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确保信息安全, 防止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 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在格式合同管理方面, 《办法》规定, 网络商品经营者、有关服务经营者不得以合同格式条款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亮点四:明确跨区域违法交易管辖权
近年来, 跨区域的网络商品交易违法行为日益增多, 关于网络交易的管辖争议一直以来困扰不断。“针对这一新形势, 《办法》对违法行为管辖权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完善, 使之更为科学合理。”杨洪丰说。
《办法》规定: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违法行为由发生违法行为的经营者住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对于其中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者, 其违法行为由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住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住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异地违法行为人有困难的, 可以将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情况移交违法行为人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这一规定与现行暂行办法中确立的管辖原则保持一致, 既符合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又有效地避免了‘一事二罚’的出现。”杨洪丰说。
同时, 《办法》新增了对指定管辖的规定:两个以上工商部门因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违法行为的管辖权发生争议的, 应当报请共同上一级工商部门指定管辖。对于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引发群体投诉或者案情复杂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违法行为, 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查处或者指定省级工商局负责查处。
杨洪丰指出:这是由于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违法行为的管辖设定与线下存在差异, 新增上述规定可避免出现管辖争议、提高执法效能。此外, 《办法》还新增了对网络消费者投诉管辖的规定, 即: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活动中的消费者向工商部门投诉的, 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处理。
网络交易繁华背后的乱象
据《2013年 (上) 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监测统计:退款问题、账户被盗、售后服务、发货迟缓、团购欺诈、霸王条款、质量问题、售后服务、团购售假、虚假促销, 成为网络团购的诟病, 是网友投诉最多的问题结症。网购的蓬勃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但同时不少烦人的情况也随之而来, 网购市场的乱象同样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烦恼, 网购市场的投诉更比比皆是。
假货横行以次充好
2013年, 电商“假货风波”席卷了整个化妆品网购平台。丽人丽妆CEO黄韬通过微博公开抛出“网上销售的化妆品80%都是假货”之说。乐蜂网等一线大牌电商平台都相继卷入了售假风波中。
不仅是化妆品, 网购进口食品也是乱象丛生。进口食品曾经被认为是稀罕物品, 但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 电商平台中进口食品已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经历, 同一款进口食品, 从网上买来的味道口感均与在高端超市中所买的不同。另外, 也有消费者反映部分标榜进口的食品实际上产地在中国。
最近兴起的微信代购同样假货横行。2013年12月, 哈市魏女士通过朋友介绍, 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从事网上代购奢侈品的女孩, 对方自称是大学生, 所卖商品保证都是正品, 如假包退。魏女士花费1200元购买了一件纪梵希的T恤, 邮到后才发现商品质量粗糙。她觉得上当了, 想要退货, 但卖家不承认是假货, 坚决不给退。
商家蛮横消费者只能忍气吞声?
先提价再促销, 即在促销节前将销售价提高, 然后再在已提价的基础上打折;商品和图片介绍不一致, 这是网购中经常会遇见的情况, 可由于价格便宜, 退货需付邮费, 许多买家只好忍气吞声;好商品先下架, 即许多买家事先将自己心仪的商品拍下, 然后蹲守在电脑前, 只等零点后特惠价的来临, 可真正到结算时发现“抱歉, 该宝贝已下架”的公告等。
2014年1月26日, “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权公共服务平台”接到用户许先生对国美在线的投诉, 称其擅自取消订单, 还上调商品价格。徐先生称:在2013年12月22日晚上和23日早上分别七次在国美网上商城订购了25个吸尘器, 实际付款价格为每个549元, 以及总计返还1250元的红包券。在完成付款订单已经生效后, 国美已经开始安排发货。不久, 该吸尘器的价格被上调100元, 并且将所有的订单全部取消。23日晚上, 国美客服说正在进行协调。24日客服给出答复:由于现在价格已经进行调整, 可以按照现行的价格送货, 另外不再提供红包券的返还, 还提到现在库存不足, 尽量协调。
丢件、错件、毒快件物流行业乱象丛生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2014年1月11日, 付女士选择韵达快递给在青岛的姐姐寄特产, 11日寄出, 16日查询订单仍然显示“到达青岛分拨中心, 寄往青岛公司”。给客服打电话, 第一天说给查询, 第二天说是正在处理, 第三天还是正在处理, 第四天给客诉打电话说会给回复的。直至1月28日, 韵达方仍未给付女士明确态度, 到底包裹是不是丢失了?如果丢失了给赔偿吗?付女士倍感无助。
快递包裹没有买保险而丢失或损坏的话, 按去年颁布新《邮政法》的说法, 还真的只能赔运费的3倍。有的快递 (物流) 公司在运单上 (背面) 有承运条款, 上面一般有提及, 按运费2-10倍赔偿丢失包裹的说法都有, 也有的是按所托运包裹的重量给出赔偿。但这样的赔偿方案在遇到贵重物品丢失时就凸显出明显的不合理性。
2013年11月发生的“有毒快递”事件更是让消费者们忧心忡忡。
售后服务:每个网购者都有的痛
服务问题也是网购市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潘女士在网上购买了一套洁具, 由于送货时间延误了两次, 她很生气。虽然产品质量没什么问题, 但她还是直接给了中评。她随后发现, 卖家在“售后服务”条款中明确提出:“支持7天无条件退换货, 一年免费维修 (不与卖家沟通而给中差评除外) ”。
记者在查看多个网络店铺发现, 有的品牌确实在“售后服务”一栏中标明:支持7天无条件退换货, 一年免费维修 (不与卖家沟通而给中差评除外) 。还有不少商家强调“收到货不满意可七天无理由退换 (需保持原包装退回, 并承担来回运费, 并保证我们第二次销售不受影响) ”。更有甚者提出“不接受中评、差评。”“不给好评, 不提供售后服务”等霸王条款。
有报道称, 广东珠海市拱北区的段某在淘宝网上购买了一台三星手机, 发现手机是“水货”后, 要求退货不成, 段某就给了店家一个“差评”。没想到因为这个“差评”, 深圳的卖家跨城行凶、将段某砍伤。
武汉一个买家在淘宝上买了东西不满意, 打了差评。卖家进行解释不被接受, 于是寄来一件寿衣以示报复。
南京的田女士称:自己网上购物因为一个差评, 而收到了卖家用快递发过来的大便。当时收快递包裹时, 发件人是空白, 只打印了“广州”两字, 所以也没有追究的办法。
除了上述极端行为外, 多数“差评”卖家是不停的用电话和短信骚扰买家, 要求其改评价。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提供给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份监测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上半年接到41360起电子商务领域投诉, 其中, 售后服务、退款问题、虚假促销、退换货物、网络诈骗、发货迟缓、质量问题、网络售假、订单取消、节能补贴被列为“2013年 (上) 十大网络购物热点投诉问题”。而涉及“退换货物问题”占总投诉比例的7.9%。
法治化治乱维权促转型
消费者的欣喜与质疑
面对即将实施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大多数消费者表示很期待, 新规的实施会鼓励更多人尝试网络购物, 带动消费者的购物欲望, 扩大网购市场。相信同时也有不少消费者提出心中的疑问。网购7天无理由退货怎么退?执法力度能否到位?成为消费者心中最大疑虑。
网友向日葵_梦瞳在其微博中表示:此项法规实施以后, 可能会增加来自买家的不理智购买行为, 随便买、随便退等等, 反正“7天无理由退货”。
电商表态积极落实新规
据《京华时报》报道, 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电商公司表示会积极落实新规。实际上, 阿里和京东的卖家一直都是实名制, 在天猫、京东平台的经营者都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都是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
淘宝网还表示, 已于2011年执行全网消费者保障服务, 但仍有极少部分卖家尚未签署消保协议。淘宝网已于今年1月底对未签署消保协议的卖家分批通知, 通知后72小时内仍然未签约卖家, 已被执行全店商品下架处理。
小网店开发票挤压利润
《办法》规定, 网店商家必须出具发票。记者了解, 目前, 在阿里天猫和京东上购物的用户也都可以申请发票, 因为入驻都是企业法人, 都会正常纳税。但是, 淘宝网上的小卖家, 由于商品一般价格低廉, 利润很小, 绝大多数都不开发票。新规出来后, 一位卖服装的小卖家就向记者表示:如果对淘宝小卖家要发票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商品就没利润空间了。要么只有加点价。看来, 小微网店如何因应转型, 值得探索。
总之, 网络交易法治化, 既可治理乱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又能促进网络商家诚信规范与转型升级。
专家业界为实施操作出谋献策
建议出台实施细则
据石家庄新闻网报道, 对于网购七天后悔权的新规, 河北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聂云东以及石家庄市工商局相关人士认为:网购七天后悔权全面推行, 让消费者有了更广阔的选择权, 也让电商“已卖商品恕不退货”的霸王条款一去不返。虽然短期内, 《办法》可能会增加网络商品销售方的一些成本, 但是长期看, 将会规范目前投诉率较高的网购市场。从操作可行性来看, “网购7天无理由退货”执行中会有些难度, 建议出台更细致的执行细则, 或者提前对交易双方的责权利尽可能约定清晰。
不退货的模糊商品最好有约定
聂云东认为:虽然法规有列举出不能进行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但是很难穷尽。从实际情况和产品性能来说, 最好留下让买卖双方沟通的协商空间, 更能增加法规的可行性。他举例说:如果卖家认为自己的产品不适合退货, 但又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4类商品之内, 比如内衣裤等贴身衣物、开封的化妆品等, 建议店家一定要在醒目的地方明确公示和告知。而且不退货的理由必须要令人信服, 合情合理, 得到买方的认可。
还有人士建议:如果消费者不认可这些网店自己规定的不可退货的约定或者理由, 还可以通过网络第三方监管平台, 比如淘宝网;或者也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程序。此外, 除了工商12315等政府官方投诉平台和途径外, 还可设立一个第三方网购监管平台, 来协助协调解决纠纷。
“影响二次销售”如何界定?
工商部门相关人士则表示:《办法》实施的最大难题可能会是货品什么情况属于“不影响二次销售”比较难界定, 比如玩具外包装盒毁损了, 试穿过的衣服有香水残留怎么办?不同的商品什么状况算是影响二次销售?怎么界定不同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仍需在实践中细化。
“7天”怎么定?物流派件签收亟待规范
“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究竟是以物流系统显示的签收日期为准, 还是以消费者实际拿到的时间为准?碰上出差别人代收超过退货期咋办?
工商相关人士表示:通常“7天”时间是以快递被签收日期为准。但是在实际物流送货时, 代收货的现象很普遍, 建议网络平台、物流系统对于是否允许代收货设置提前约定。要减少收货期限引发的维权纠纷, 必须规范快递物流业, 对本人签收和代收货设置严格的操作约定。
“7天”后出现质量问题怎样解决?
因出差、暂时用不上等原因, 而超过“7天无理由退货”期限, 在使用几天 (次) 后出现非人为的质量问题该怎样进行处理呢?
以淘宝网为例, 正常实体物品, 从卖家开始发货的那天起, 10后, 不管买家有没有确认收货, 只要买家未在支付宝上申请退款退货, 支付宝都会把钱打到卖家手里。在交易完成15天后淘宝将关闭了所有“申请售后”、“投诉卖家”以及“发起投诉维权”等等投诉通道。同时给出默认好评的评价。
如15天后发现商品有质量问题, 即便是第一次使用就出现了质量问题, 也会投诉无门。与卖家协商, 就算卖家承认是商品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 结果也是不退不换, 最多象征性的退十几元、几十元了事。客服人员给出答复:“交易完成后15天过了这个时间, 这个就没有任何办法, 也没有任何投诉通道可以开通, 只能自行和卖家协商。”
有很多的东西并不是在7天、15天内就能发现质量问题的。在此类事件发生时, 怎样才能既维护消费者权益又保障商家的正当利益?有学者建议:第三方交易平台开通长期售后投诉通道, 在买卖双方协商不了时, 第三方介入进行调解。买家提供图片、视频等证据证明商品出现了非人为的质量问题, 同时说明为何在7天后才发现。如证实是商品本身的质量问题, 则勒令卖家为其换货或作出合理的赔偿。
退货运费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应明确约定
大部分网络卖家对《办法》中规定的“消费者在退货时, 商品应当完好, 商家应在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表示赞同。但不少买家则认为应依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比如衣服尺码或者材质明显和卖家介绍的相去甚远, 这些情况下就应该由卖家承担运费。建议未来再出实施细则时最好约定清楚责权利, 明确规定出现什么情况由谁负担运费, 这样卖家和买家都可以减少损失。
聂云东等业内人士则建议, 在卖家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往返邮费应该由消费者承担, 这也是为了避免消费者滥用权利。还有业内人士建议, 法律法规只是一方面, 需要通过更明细的实施细则来不断完善。最终的方向是不断规范市场, 提高网购服务细节, 这肯定是整个行业的大势所趋。
提防出现“恶意退货”现象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办法实施后, 应提防出现“恶意退货”现象。他认为, “7天无理由退货”易被个别恶意消费者或竞争对手利用, 虽然为制约消费者, 规定退费由其承担, 但这种约束对恶意者而言“几乎没太大作用”。
针对如何避免因《办法》中“7天无理由退货”不完善可能带来的问题, 他建议:在网购过程中, 电商网站首先需要根据自身产品的特点, 明确适用与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产品范围, 并在购买环节进行提示, 而非仅在用户协议或退货政策中提示。
“为了避免退货时对是否商品完好产生争议, 若是自建物流, 应允许消费者先验后签。若是第三方物流, 应通过合同方式约定允许消费者先验后签。同时消费者应提高验货意识”赵占领表示。
“为防止买家或者竞争对手恶意退货, 需事先制定“恶意”的判断标准, 比如在特定时间内连续多次购买同一款产品并无理由退货;对于促销的某些低价产品可以限制单个买家的购买数量, 防止恶意大量购买并退货。”赵占领提出:“长期来看, 工商部门最好制定细化的判断标准或者指导意见, 防止执行中存在争议, 以及防止该制度被恶意利用”。
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篇10
1 社区治理问题的提出
社区治理是指特定的组织基于一定原则,为满足社区的需求而提供的服务或物品。经过长期的发展,目前,我国各地的社区基本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模式。但形成并不一定代表成功,就目前来看,各地的社区建设到了瓶颈期。城市社区治理行政化严重,资金、人才匮乏。农村社区治理困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过渡社区治理方向不明,拆迁、土地、保险等纠纷严重。因此,寻求社区治理的新途径势在必行,而将法治引入并以法治理社区是目前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整体发展不成熟,表现在行政性较强而僵化、管理性偏重而民意不达、非协商形成而动力不足的典型困境。基于此,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我国目前社区治理进行深入剖析,分析社区的转型和治理的渠道。
2 社区治理现状
研究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宏观上,可以从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经济水平等分析;微观上,可以从社区公民的社会地位、职业、经济状况等分析。而我国社区基层建设虽然在宏观上积极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设计良好平台,但是相关制度并未全部实施,经济、文化上发展也不平衡。因此,目前,从微观上分析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程度以及认同感、公民对社区开展的活动的参与度、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政治认识和法律认识等方面,具体的分析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的问题是最有效的。
2.1 社区公民的认知缺乏
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社区公民对社区治理的最为直接的认识。现实中,就算公民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认知,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概念。由于宣传的不到位,许多居民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否有社区组织。而且由于城市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存在历史较长,开展活动较多等特点,在公民对社区治理的认识中占据很大比例。许多居民认识的社区组织就只有村委会或者居委会,而对社区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等其他社区自治组织并没有概念。这导致在社区基层治理中,开展治理的组织形式比较单一,其他组织的生存空间狭小。
2.2 社区组织活动的参与度低
在社区活动中,有意愿参与社区活动的公民较多,实际参与并对社区自治组织开展的活动予以肯定的人则大打折扣。公民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参加、具体评价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公民的主观判断不能直接导致其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另外,大多数居民并不认为他们参加过最多的政治活动,例如:社区组织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较多,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对这方面的活动参加的也最多,但公民对社区组织活动的评价却非常的低。由此可见,目前,社区组织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对社区治理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大,而由于服务和活动的不足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2.3 政府对社区治理的影响过大
公民对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认知影响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首先,我国基层社区建设需要社区公民具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对政府和社区事务的关系和运行机制有一定的把握和了解。从理论上讲,社区公民对社区与政府关系认知的越明确,越能调动在清楚认知基础上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现代法治社区是参与性、主动性的集合体,而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是被动型、局限性的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是一种“各扫自己门前雪”“私民”意识,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严重影响了社群公民对社区建设的价值取向和主动性。同时,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各项政策对基层影响巨大,基层社区管理无法适应快速流动的社区公民和不断变化的管理区域。
目前,政府对社区自治组织帮扶大,公民对政府依赖性强。政府在社区治理当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这一习惯性的做法导致社区公民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起到了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和具体主导,甚至还有许多居民认为,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影响还有待加强。这些想法直接导致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高。目前,社区组织确实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响,社区自治组织的完全自治化也难以实现。
2.4 法律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偏低
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便是按照法律秩序运行,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包含公民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建设。我国法律明确了社区居民有参与社区管理的权利,而且也有一定的机制与其匹配。但法律规定并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社区治理的立法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了居委会的自治地位,但是并未对其他的自治组织做出规定,如志愿者组织、业主委员会都没有确定地位。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在与其他组织如何配合,甚至与政府的关系也并明确,各个地方也有自己的具体规定。但这些规定时常调整,难以起到总体调节作用。目前,我国基层社会已经开始培养法治精神,但是公民却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解决现实纠纷的法律习惯和意识。法律制度的缺失和法律知识宣传的漏洞是基层法治社会构建的硬伤。
3 社区治理法治化路径
我国学者一般将社区划分为两种,即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本文还涉及到第三种社区,即城乡过渡社区。由于此次研究的综合性,侧重于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民态度,所以,此处将三种社区作综合分析。在社区治理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存在典型的取向,即研究中针对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持一种应然态度,更多的论述社区治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较少的讨论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实际上,社区建设应当政府、社区组织、公民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首先,应当对现在法律中不清楚的社区组织权力来源、运行的经费、工作人员的身份、具体的职能做出规定,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其次,针对立法及法治理念滞后的问题,则必须坚持以公民自治为原则,加大法治宣传,加强法律在现实社会的权威。同时,确认社区自治组织的法人资格,为社区自治组织找到法律理论和保障。
3.1 针对认知严重欠缺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基层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的欠缺。首先,明确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我国的社区自治组织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的。只有地位明确,公民认识到的自治组织才是健全的。至于相关法律制定的探讨,本文将在下面部分具体展开。其次,公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必须要具有公民意识,即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而这个意识是建立在文化素养之上的。实践证明,公民的文化素养越高,对国家的参与意识就越强。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实践中,有一个可悲的现实,即自治组织开展了无数的活动,参与过的公民并不知道是其组织的。所以,必须在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加大宣传。再次,社区活动的广泛开展。社区组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扩大活动范围,鼓励公民加入其中,这不仅有利于社区组织的自身发展,更是对公民性的加强。
3.2 社区组织自身的完善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我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各类社会组织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又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现。但是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我国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国情影响,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障碍。就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来说,其不仅要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人员、信息的交换,而且还必须根据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组成不同的体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水平上与外界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换。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工厂、机关、医院、学校、商店等都是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而基层建设中的社会自治组织必须在健全自身的同时,加强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相互沟通和协调。这就必须要组织有优秀的人才、合适的活动场所、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正是目前的基层自治组织所欠缺的,所以,政府必须加强在这些方面的扶持。
3.3 政府与社区关系构建
依宪行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治应有之义。所以,在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必须由“经济服务型”转向“社会服务型”。要做到此,首先,必须严格区分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将政府的权力与自治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的权力、服务区分开来。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主性。政府与自治组织划分板块,例如,稳定秩序、基础建设、社区经济发展等由政府负责。而社区教育、文化活动开展、公益活动等则由自治组织提供服务。政府部门可以宏观上行使一定的调节权力,但是应当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其次,应当严格区分城市社区的小区物业、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的关系和服务的事项,至少应当确定主要服务主体,厘定界限。小区物业商业性质偏重,但现实中却解决了很多的居民生活事宜,如安保、环境保护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存在的开发公司物业过渡管理影响非常恶劣。管理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自治组织。但它的存在是有必要性,起着连接政府和基层末梢的作用。应当在法律上确定其存在地位,确保其权力来源、资金来源等,保障其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再次,分清农村社区的村民小组、村委会、宗教团体等的作用和功能。
我国村与乡之间的非行政隶属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乡镇村治”是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社区管理的特色。村民委员会在基层的主导作用已然形成,排挤了其他的村民自治组织的生存空间。应当多管齐下,培养各色组织提供服务,让村民有选择的参与活动。而最难以解决的是目前的过渡社区。本文认为,既然过渡社区是“农转非”政策的一个必然产物,那么就必须对其转化过程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应当转向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但不宜操之过急,必须考虑到从村民到居民的角色转换的过渡性。政策宣传、基础保障、法律服务必须由政府出面,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至于公民生活习惯、文化精神、观念认识的转化必须通过自治组织逐步实现。政府的行政参与过低固然应当避免,而行政参与过高也必须注意预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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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习近平.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越和谐[N].人民日报,2006-09-25.
[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法治化体系 篇11
关键词：法治视角；气象服务体系；构建
近些年来，绵阳气象部门要坚持公共气象发展方向，大力推进气象业务现代化、气象服务社会化、气象工作法治化，着力提高气象预报预测、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构建基本满足该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全国气象事业发展水平同步的气象现代化体系，为绵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优质气象服务。
1绵阳气象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绵阳市气象局建立了多元参与、开放有序的新型气象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政府部门主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气象服务新格局，山洪地质灾害防御、粮食生产安全、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及地震灾区生态恢复等气象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开展龙门山地形对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影响机理研究，在预报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气象观测站网布局科学合理，气象业务能力明显提高；建立体系完备、科学规范的气象管理体系，形成监管到位、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气象行政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保障有力的气象现代化体系，整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为绵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科技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气象保障服务。
2构建法治视角下气象服务体系的思考和建议
2.1加大气象观测基础网络建设
要在全市主要交通干线、旅游景区、地质灾害易发区、主要江河沿岸等重点区域加密建设一批区域气象观测站，升级改造乡镇自动气象站；建立健全雷电、酸雨、臭氧、大气成分等专业观测站网；完善天气系统上游的境外网络建设，形成技术先进、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运行稳定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提高气象综合监测能力和水平。
2.2完善气象灾害预报系统
加快气象科研的业务转化能力，开展定时定点定量预报，发展精细化数值预报技术，提升气象灾害预报预测能力。优化短时临近预报、中期预报、气候趋势预测业务系统，强化延伸期预报和区域气候模式的本地化应用工作。在省级气象预报指导下，着力提高市、县气象订正预报技术，建立强对流天气中小尺度综合分析系统，提高天气预报水平，加强高敏感、高影响行业气象灾害预测预报。
2.3健全气象信息发布系统
加快气象预警信息终端显示系统建设，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立体化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及时高效地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要特别关注偏远山区群众，扩大气象信息覆盖。实现气象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权威发布”，扩大气象信息服务受众面，为科学组织防灾减灾、有效开展自救互救争取时间、减少灾害损失。
2.4建立气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建立全市气象服务信息采集系统，完善国土、环保、交通、民航、水利、水文、农业、林业、旅游、电力等部门和行业气象相关信息互享机制，气象观测信息以及水情、灾情、旱情通过全市气象服务信息采集系统实时传输到气象服务数据库，实现气象相关信息资源互享互用，为绵阳全市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决策部署、应急处置、防灾避灾等提供数据信息支撑。
2.5完善气象服务产品
立足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看待问题的视角，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重大灾害性天气、极端气候事件等决策气象服务产品。积极开发工作、生活、出行、医疗等公众气象服务产品；加快虚拟现实可视化产品平台建设，以生动、直观天气演变视像及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产品展示给公众，提高公众对气象服务产品接受度。积极研发农业、水利、电力、交通、旅游等专业气象服务指标及产品，开拓新能源、保险、医疗卫生、教育、民航、建筑等专项气象服务项目，丰富服务产品，扩大服务范围，增强服务效果。
2.6推动气象信息服务社会化
切实承担起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信息服务活动监督管理工作职责，加快建立气象资料汇交共享平台，制定气象数据汇交制度，为社会服务组织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在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服务组织合法权益下，积极鼓励和培育气象服务市场，规范市场气象服务体系，强化市场规范化管理，发挥市场在气象服务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引入外包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开放多元的气象服务格局。
2.7加强为农气象服务
在现有涉农企业、农业大户的直通式气象服务、特色农产品的专业气象服务和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和溯源工作基础上，建立由政府主导、整合基层地质灾害监测员、护林员等资源的气象信息员、气象服务志愿者队伍。加快农村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加强为农气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电子显示屏、村村通大喇叭，整合或借助现有传播渠道和网络媒体平台，实现气象信息在农村快速传播和响应。
2.8提高公众气象科普知识水平
加强部门间协作联动，建立有效的宣传教育机制，通过深入宣传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和科普知识，针对不同人群采取直观和形象的展板、视频、图文等形式，加深公众对气象信息、科普知识的感性认知，提高公众气象灾害防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对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含义的宣传，达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指引气象灾害防御的目的。
2.9建立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制度
针对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和专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缺乏针对不同地区、行业的具体标准、方法、指标，实践的效果不满意问题，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地的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方法，建立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制度，以气象服务效益评估促进气象服务发展和优化。
2.10完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严格执行完善的应急预案，在气象灾害发生时才能有序地组织开展防御和救援工作，降低气象灾害损失。针对《绵阳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差现状，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而且要加强相关部门联动与合作，建立部门合作联动机制，在突发气象灾害时才能及时组织调动人力物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参考文献：
[1]焦治.構建法治下的公共气象服务体系——以气候变化为视角[J].学习与探索，2010（2）.
[2]吴益平.新形势下发展基层公共气象服务的几点思考[J].气象研究与应用，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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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思考 篇12
一、网络反腐的现实意义
我国在结束了依靠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的方式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未能建立起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社会力量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揭发机制。由于我国群众参与反腐败的保障制度上存在缺失, 反腐败机构独立性和执行力不足, 传统媒体的监管制度以及诚信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 网络反腐正是社会监督制度化困境倒逼下的“产物”,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首先, 网络反腐有利于拓展公权力监督渠道。网络反腐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所表现出的全民性、互动性、及时快捷性和广泛便利性, 弥补了主流媒体监督的缺位。其次, 网络反腐是公民知情权的完善途径。与传统反腐途径存在着案件处理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问题相比, 网络反腐处于一种相对透明的状态。再次, 网络反腐还是电子时代公民参政权的体现。网络作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途径, 改变了传统反腐模式中公民被动局面, 为公民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 网络反腐是控制和预防腐败的有力工具。一方面使得对腐败官员查处的力度和速度都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网络的公开性使得通过网上举报、曝光腐败案例, 对腐败分子能够形成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 从根本上加大了腐败行为的风险系数, 益于遏制腐败现象。
二、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
(一) 技术层面:网络自身局限性
首先, 网络信息来源真假难辨, 不仅使网民被虚假信息误导的风险上升, 同时极大的增加了相关部门辨认信息的成本。其次, 网络技术易被人为操纵, 产生所谓“网络自身腐败”的问题。一是网络反腐可能被滥用为打压政治对手的工具;二是腐败分子容易与技术人员勾结运用网络技术防范检举行为, 同时利用网络技术找到被举报者人并对其进行迫害;三是易催生一些非法牟利的现象, 例如目前网络上出现的职业网络删帖公司以及通过威胁曝光进行欺诈的犯罪团伙等。最后, 网络的公开性也对反腐工作本身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举报信息提前曝光, 可能使腐败分子提前布局, 事前通过串供或销毁证据, 加大了案件查处的难度。
(二) 网民层面:网民群体的非理性
首先, 网络民意形成具有盲目性。目前我国的网民群体并不成熟, 特征上呈现出年轻、易冲动、缺乏辨别力、社会财富占有少、地位不高的隐忧, 网民自律意识亟待加强, 容易出现以讹传讹、民意审判等问题。其次, 网络暴力的规制存在缺失, “人肉搜索”等侵权问题接踵而至。失实的举报对清廉的官员甚至无辜的第三人造成了侮辱诽谤, 不仅影响到整个监督制度, 也使得网络反腐本身的可信度打折扣。
(三) 政府层面:官方回应与监管的无序性
首先, 网络举报机制缺乏整合管理。分散无序的官方举报渠道不仅往往流于形式, 并且重复的信息处理不利于政府效能的提升。同时, 民间和官方的网络反腐平台双轨运行, 二者并没有很好的衔接, 对民间反腐网站的管理不规范, 更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化沟通机制。其次, 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缺陷。举报从网络中来, 反馈却难以回到网络中去。一些官方机构对网民的举报采取漠视态度, 因此网络举报被查处的腐败具有的偶然性, 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也缺乏彻底性。虽然相较传统反腐模式, 网络反腐的过程更多体现了透明性, 但公民的知情权仍旧处于没有制度保障的状况之下, 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往往迫于舆论压力, 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最后, 缺乏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网络监督、管理方面的立法不足, 与网络反腐相关的监管、违法追究、损害救济制度尚未形成, 难以满足规制网络反腐的需要。同时, 针对网络反腐本身的制度规范不足, 仅有湖南省株洲市等一些地方的行政立法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三、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对策
为了网络反腐扬长避短, 从而发挥出更为持久的制度功能, 在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上应当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完善网络反腐的制度衔接
首先, 要建立统一、权威的网络举报和揭露平台, 避免重复举报等现象, 保障举报受理的权威性和高效性。以现有国家反腐机构为基础, 全面整合、重新配置针对网络反腐的职能安排和协调机制。其次, 要与网络媒体和民间反腐网站建立良性互动机制, 最大限度地挖掘和甄别反腐信息, 使网络反腐成为长效化的反腐渠道。最后, 要完善网络反腐的信息公开机制。不仅应该对网络举报信息进行及时的处理, 给出已经受理的说明或不受理的理由, 还应该包括对网络曝光处理状况的及时反馈, 对非属实信息的澄清, 并向广大网民及时反馈腐败案件的查处情况。
(二) 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救济保障
首先, 要完善举报人的保护机制, 不仅要保证举报信息的秘密性, 还要建立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同时, 还应通过奖励措施, 完善举报人的激励机制。其次, 应当重视完善对于被举报人以及举报内容涉及的其他人员的相关救济制度, 对不实散步信息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 让网络反腐在高效、便捷的同时, 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避免伤及无辜。
(三) 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