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变迁

法治化变迁（通用3篇）

法治化变迁 篇1

1 引言

中国资本市场与法治化是“法与金融”研究的新问题, 也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表明, 加强法治有利于资本市场提高效率。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从“双轨制”并存环境中起步的,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市场的逐渐完善得到了快速发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国的资本市场为企业的各项中长期投融资活动提供了无形或有形的场所, 包括交易的主体、交易的客体、中介机构及其监管机构等等, 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 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不断改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及商品化的推进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步的、全面的接轨等, 都为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济、社会和市场环境, 中国资本市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成为了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但是,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发展的时间较短, 与资本市场配套的相关体系还不够完善, 尤其是政府的不当干预、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券商投机行为的负面影响和外部监管环境不利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存在, 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非规范化, 这对资本市场良性健康发展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都将产生非常不良影响。这是摆在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资本市场决策层提出了法治化思想, 并确立了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阐明了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的重要意义。然而, 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中存在许多现实的障碍。鉴于此, 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分析, 指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法治化变迁中存在的主要现实障碍,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完善的思路和措施。

2 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法治化变迁的现实障碍

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政府凭借其拥有的绝对政治力量优势和较大的资源配置优势,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对社会上其他主体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约束。这种模式在目前中国的现实国情, 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 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较好地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性。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迁所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 但其在现实中的障碍也是不言而喻的。综合起来看, 其现实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等实施的资本市场制度变迁, 要实现政府效用的最大化。但政府效用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代表财富最大化, 这就决定了政府主导型资本市场制度变迁并不总是能满足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当把政绩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预期目标时, 比如把政绩作为政府效用函数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时, 往往并不能增加资本市场的净收益, 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并不一定有效。再如, 当把股市定义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工具时, 这种资本市场制度安排就在整个经济制度体系中存在天生不足。

第二, 政府有目的性的设置制度进入壁垒, 限制某些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在我国, 制度创新方案一般根据政府设定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进行评估和选择, 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有可能获利的机会, 但如果没有政府许可或授权, 也是不能自主进行有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的, 当然, 更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这种做法固然避免了制度变迁偏离政府设定的轨迹情况的出现, 但把制度创新局限在政府所设定的范围之内, 将会导致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低效率。资本市场制度的激励作用是以资本市场主体的需求为基础的, 所以由于政府自身认识的有限理性和制度设计能力的局限性, 或由于所设计的资本市场制度不一定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 因而较难创新出有效的资本市场制度供给, 就更谈不上资本市场制度激励作用的实现了。

第三, 政府的意识形态与资本市场主体的意识形态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 这就决定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并不是“唯制度效率”。当政府意识形态与资本市场主体意识形态一致时, 这种情况下的政府主导型资本市场安排成本较低, 而且能够给社会提供最大化的财富激励;反之, 如果政府意识形态与资本市场主体意识形态不一致或差距较大, 则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的成本就会较高, 制度创新的成本也就会较大, 政府或将维持资本市场制度不变, 从而无法实现财富最大的预期, 也很难有效地实现资本市场制度安排的激励作用。

第四, 由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任何进行制度创新的主体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政府机构安排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 就使得政府主导的资本市场制度创新扭曲为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的创新。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是委托给政府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 (如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等功能部门) 具体实施, 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和委托代理问题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 并且政府对其代理人往往不能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督, 这就导致代理人产生外部不经济的问题, 在制度的设计和制定中渗透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因素, 从而不能实现资本市场制度安排的效用最大化。

第五, 制度的变迁应随着市场的变化服务于市场, 所以资本市场制度变迁既是我国资本市场法制化完善的过程, 也是一种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但是, 这个过程是异常艰难和复杂的, 不可能同时满足每一个资本市场主体或者利益集团 (如中国股票市场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 的利益。利益受损的集团将反对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 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扰, 那么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为了维系政治权利的稳定, 将会尽力平衡相关利益集团的得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资本市场制度创新, 或资本市场制度安排将偏离国民财富最大化的预期, 资本市场制度的激励作用也将部分失效。

第六, 在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双轨制”的情况下, 既得利益集团对新的资本市场制度的阻力是相当大的, 而且这种阻力又与政府权力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往往导致在中国资本市场变迁中以法律法令推行新的资本市场制度的执行力远远不够市场预期。换句话说, 这种情况表明, 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法治化变迁过程中, 政府的公信力效果、强制力效果和法律法规的执行力效果尚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

3 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法治化的思路和措施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作用已经不仅限于调节长期资金的融通关系, 而是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配置和多种经济主体交易活动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所以维护资本市场的良好秩序, 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及高效透明的法治市场。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也必须是市场化、透明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 要实现资本市场改革的目标, 实现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化, 就要不断完善我们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 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力度, 同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 尊重市场、尊重市场规律, 让市场焕发勃勃生机与活力。

第一, 要实现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发展, 实现我国资本市场的大繁荣必须靠法治。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 必然是一个高度依赖法治的市场。所以我国要不断完善现有法律法规, 推进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建设。然而, 践行资本市场法治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 要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法律体系, 应该从三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切入和推进。首先, 要不断修订和完善《证券法》, 由于过于依赖行政监管已经明显不能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 所以应适当侧重于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活动规则, 增强市场的灵活性, 而不是增加监管机构的管制规则。逐步推进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 让《证券法》成为一部真正的市场运行法, 而非市场管理法。其次, 借鉴其他国家保护投资者权益立法的相关经验, 大力推动立法机关制定《证券期货投资者权益保护法》, 以弥补目前私募、期货等市场主体法律的缺失, 使市场管理者和参与者都能够有法可依。同时, 也要进一步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为投资者依法自主维权来提供司法保障。再次, 大力规范上市公司主体行为, 把握好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准入资格。加快推出如《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 既要还权于市场, 还权于投资者, 又要有法可依。

第二, 强化市场监管,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借鉴美国、中国香港等地的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经验,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执法体制机制, 必须从保证资本市场信息的真实性和客户资金的安全性角度出发, 逐步建立健全市场化监管机制和市场协作监管机制的, 推动监管重点从以政府审批为主向以信息披露为主的转变, 监管模式也应逐步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 从而逐步健全、完善由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和交易所共同组成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同时, 执法过程也应快速高效, 让权力在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下公开、透明、高效运行, 提高执法的有效性和威慑力, 让证监会从审批者, 转变为真正的监管者。

第三, 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投资群体中, 中小投资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比较弱, 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依法治市”的核心就是要保护产权, 保障财产所有者、投资者、创业者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实现公平交易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所以要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做到政府“法无权不可为”, 而市场主体“法无禁止皆可为”, 让权力透明地、规范地运行, 坚决纠正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杜绝和治理违法行政。同时, 必须在建立市场自我约束的制度下促进市场诚信, 切实构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司法制度。完善民事诉讼法、建立集体诉讼制度等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 要让投资者的权益受到有效保护, 才能够共同维护和建设好我国的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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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功耘.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任务[M].证券法苑 (第四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法治化变迁 篇2

1949至1957年,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虽然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等一些法律,但从根本上讲,仍然是法律工具主义价值观,即法律是为巩固新生政权服务的,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主要表现在:(1)不是把法推崇为维护人民权力与权利的行为准则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调整器,而只是作为控制社会的“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的工具”;(2)强调法律为政治服务,把法律看成是政治的附庸,许多机构的命名都是“政法”,政法机关、政法学院。(2)在立法过程中,对西方法治理念一概排斥。早在建国前,1949年2月,毛泽东就批示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对国民党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的旧法律持全盘否定态度,本来“六法全书”中一些民事和刑事法规及诉讼程序等,并非都不能借鉴,反映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某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法制,更有不少内容是值得传承的,但由于《指示》的规定,这些内容一概被当作了“精神垃圾”。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律有继承性,说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说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要求完善人大制度,成了“吹捧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提出实行法治,反对以党代法,以政策代法,更是被批判成“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如此等等。(3)在法律的调整范围上,不够全面系统,形式上不够规范,诸多重要的基本法律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没有制定;(4)干部与群众法律观念淡薄,不尊重法律、有法不依现象经常发生。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才颁布几个月,胡风事件的处理过程就在违宪方面开了极不好的先例,有法不依,以言定罪,思想定罪,未经任何合法程序就宣布其为“反革命”。因此,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是成绩与失误并存交织的时期。

二、法律虚无主义理念(1958——1976)

1957年下半年,我国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的进攻形势的严重估计,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误的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于这种认识,我国法治建设遭到严重甚至毁灭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1)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在领导人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党内)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是靠人,法律只能是办事的参考。”这代表了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认识,中共领导人对法制的轻视,必然导致我国法治建设的削弱。(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陷入瘫痪,立法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按照1954年宪法规定,每届全国人大的任期为四年,但第二届人大的任期达6年零7个月,第三届人大任期长达十年之久。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每年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第三届全国人大10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会议。从1957年至1976年,享有最高立法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通过了一部法律性文件———《1958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一部存在严重错误的宪法———1975年宪法。(3)司法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被撤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被命令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辩护制度、律师制度基本上被废除,公证制度名存实亡,人民调解组织瘫痪。(4)法律完全被最高指示、政策所取代。全国处在一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内乱局面。

三、法律功利主义理念(1978——1997)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做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1)重视法律制度建设。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的人治失误,特别强调了制度的“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从1979年—1999年3月20年间,已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1982年)和351个法律与法律性的决定(其中法律246个)。许多基本法典如刑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以及一大批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民事和经济方面的单行法律都已陆续制定。(2)强调法律对经济经济建设的作用。社会主义法也应当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首要目的,以谋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幸福,达到共同富裕为最终价值目标。这样就使法从阶级斗争的狭隘领域中解放出来。(3)立法过程中,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不论其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只要符合“三有利”的原则,都可以拿来和移植过来。

(4)立法中,注重经验积累。即把改革开放中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用法律固定下来。因为在改革之初,我们知道中国要摆脱原来国家无所不包的高度控制状态,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彼岸究竟是什么样?又不是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摸着石头过河”。先摸索,积累经验,当实践充分了以后,再把它上升为法律,成为制度。

四、法律至上主义理念(1997——至今)

在199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宪法》也写进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可以说是中国走向法律至上主义理念的开始。所谓法律至上主义理念,就是把法律从工具、从制度变成治国的理念。即保障人权,自由民主的理念,这是法治理念从“工具论”到“至上论”的质的飞跃。

标志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不仅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而且还十分明确地宣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第一,民主原则。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法治。因此,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第二,人权原则。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中尚属首次,在价值层面上回答了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基本取向和根本目的这一重大问题。第三,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也就是法律有极大的权威,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第四,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五、完善法治理念应当注意的问题

1、人权和民主是法治的两大核心。

我国近些年来虽然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但对法治的另一核心民主重视不够,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政治制度改革,尽快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2、法治的核心是约束公权,也就是说法治首先是依法治官,依

法治理国家机关,使掌握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制于法律。依法治国当中的“国”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国家机关。然而,有人特别喜欢向下推导,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最后成了依法治民,这就背离了法治的精神。

3、法治的核心是保障私权,使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立法是表达人民的权利,执法是落实人民权利,守法是鼓励人民获取权利,司法是救济权利,法律监督是保障实现权利。而我国在立法当中,有不少法律是赋予国家机关过分强大的权力,对人民设定过多义务,执法过程中公权侵犯私权的行为时有发生,这是背离法治基本原则的,因此,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实行良法之治,严格公正执法和司法是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之一。

摘要：新中国法治建设中,法治理念经历了法律工具主义理念、法律虚无主义理念、法律功利主义理念、法律至上主义理念四个阶段,在法治化进程中,必须弄清法治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法制,人治,法治

参考文献

[1]赵振江.中国法制四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安群,李浩.五十年法制建设的教训与经验[J].法学评论,2000,(1).

[3]郭道晖.从人治走向法治[J].百年潮,1999,(7)

法治化变迁 篇3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法 (制) 治观念的产生, 则需要从1949年建国之后, 更或者要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说起。如果我们借用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的“宪法时刻”理论, 1949年前后和1978年作为两个重要的“宪法时刻” (或者“法治時刻”) , 主要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种转变, 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适应和掌握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律, 更重要的是要完成法治化的转型。

一、对于“法律”与“法制”认识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对于以法律开展政治斗争早有认识。这是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继受和推导出来的。列宁的“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3) 等说法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法律的认识, 即形成了“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的工具主义法律观。于是, “废除旧法统”和建立“人民民主法制”, 便不仅是革命时期的斗争需要, 更是某种程度上建国合法性和政治治理的体现。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历史使命完成的阶段性标志, 也是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董必武在八大的分组讨论中, 着重谈了法制建设问题, 提出必须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 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作用, 主张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 (4) 。1956年, 中共八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要“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健全法制”。也就是说, 中共八大对于法律与法制的认识, 已经由单纯的革命法制观转变为工具理性的秩序法律观。但是, 这种认识还没来得及转化为现实, 就被1957年反右运动及其后来持续发展的极左运动破坏了。从脆弱的法制共识基础反向发展出法律虚无主义, 是这个时期党对法律及法制认识的基本现实。

也正是由于这段时间法制逆流导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悲剧的产生, 促使党中央开始思考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 并不很健康”,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作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决议中指出, “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十二次党代会, 胡耀邦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 进一步指出“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2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当年, 十二大通过新党章, 明确写入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年, 新的宪法通过, 全面规定了国家建设各方面的总体框架, 也突出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共产党对于法律和法制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的法制呼声在短短几十年的历史浮沉中几近消失, 但这段历史却给日后形成“法制建设极端重要”的共识提供了直接有力的论证。尽管如此, “法制极端重要”的共识还是仅仅停留在静态的法律制度建立上, 或仅仅是还停留在纸面上, 要真正使得这些法律制度成为规范社会生活、保障基本权利的有力武器, 以及继续反求诸己地探究法律制度本身的内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 则有赖于走向更加实质的“法治”论述的实现。

二、从“法制”到“法治”的用语转换

从“法制”到“法治”的用语转换, 发生在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期间, 由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确定。

十三大报告, 已经开始将包含民主法治建设的政治改革部分进行专章论述。“一手抓改革, 一手抓法制”、“通过改革, 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1992年的十四大, 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报告中, 继续指出民主法制建设是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次大会报告中, 进一步细化了法制建设的内容, 不仅继续强调立法, 还提出了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等内容。十四大通过的新党章, 不仅增加了部分上述内容, 还正式写入“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 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的表述。实际上, 从“法制”到“法制化轨道”, 从“立法”到同时强调“法律实施”、“法律监督”, 已经在为“法治”的提出奠定理论和认识基础。

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使用“依法治国”的概念, 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随后, 发生在1999年的宪法第三次修正, 就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载入宪法。十六大报告继续强化法治论述, 并通过了党章修改, 第一次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章, 成为“党法”。

“依法治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家”, 这就意味着“法治”的提出, 其实是过去工具主义的法制观开始让位给价值主义的法治观。法律, 不再仅仅是一种实现政治治理的手段, 而也是一种基本的目标、价值和理念。由此, “法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治理国家的方略, 日益从其他方略中独立出来, 获得更高的价值地位。

三、“法治”内涵的现代性解读

从党代会报告对“法治”的基本理解来看, 它应该包含如下的内容:

(一) 宪法至高无上、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并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并实现“依法治党”等 (5) 。

(二) “法治”, 意味着宪法、法律的内在品质必须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认识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基本认识之下, 继续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更加注重民权和民生。1993年修宪, “市场经济”的宪法地位得到正式确立, 改革开放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第四次宪法修正中写入宪法, 成为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标志。2007年, 《物权法》高票通过, 更是进一步体现了人权保障的法治精神。

(三) “法治”, 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精神, 国务院在2004年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在政府层面上将执政党的法治观具体化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纲领和行动方案。法治政府的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 “法治”, 最终意味着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和基本价值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 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 (6) 。十五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指出, “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深刻地指出,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

如可以看出, 十四大, 特别是十五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法治”的基本认识不仅在逐步发展和深入, 而且似乎也正在酝酿形成某种全党、全国性的“法治共识”, 并且在不断结合时代发展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对“法治”的现代性内涵进行科学、合理的诠释。

四、“依宪治国”的提出与“宪政理念”的晨光初现

其实,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 “宪政, 就是民主政治”。在这种认识下, 过去中国共产党也基本上将宪政等同于民主, 着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 也是从“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起步而来。但是,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于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入, 党对于宪政的理解也在发展。

宪政和法治是密不可分的, 宪政必然是法治的政治, 宪政之下的政府必须是遵守宪法和法治的有限政府 (7) 。更进一步来说, 宪法和法律至上, 其实就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治”之所以和静态的法律制度描述的用语“法制”不一样, 就在于“法治”本身包含了“宪政”的基本内容, 并以“宪政”作为其最高价值。这种最高价值, 简单来说, 就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政治与人权保障。同时, 如果说法治包含着“政治上的法治”与一般经济、社会生活的法治等几个层次的话, 宪政就是“政治上适用法治的状态”, 可谓“政治法治”, 其核心就是解决“民主的法治化”, 用“好制度”来避免“坏制度下好人变坏”的情形 (8) 。

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的正式提出, 就是发生在“法治共识”形成的关键时期。2004年9月15日,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代表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了“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提法, 强调“依法治国, 首先要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 首先要依宪执政”。2012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强调“在宪法和法律下活动”, 深化“法治”的论述。而在随后举行的纪念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更是将宪法实施上升到战略地位, 宣示了实施宪法的极端重要性, 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和“宪法的全面实施”的提出是对“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深化, 对应着从“法制”认识到“法治”共识的发展过程。这种提法的变化, 不仅反映和有赖于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法治建设的持续深入, 更反映和依存于这个过程中从党到国家、人民的宪法、法治观念的发展进步。1982年宪法制定颁布及其四次修正, 就是党的历史上几次关键的党代会报告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宪法、法治理念的变迁所引发的。可以说, 我国宪法的变迁, 不仅体现和落实着党代会对于法治的基本理解和决策, 还是这些理解和决策得以实现的最高保障。

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法治论述的变迁, 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完善、人权保护观念的更新, 全党、全国的法治共识正在逐步形成。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的宪政理念也在法治共识的形成中晨光出现。

历史发展到今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下一个也是最具挑战性和关键性的课题, 就是在实现法治化的过程中, 如何将党的依法执政与宪法的全面实施结合起来, 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摘要：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核心,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法治建设的基本认识决定了国家法治的发展程度。党代会, 是党内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和党实现国家领导的基本方式之一。本文梳理自八大以来, 特别是十二大以后历次党代会对于法制 (治) 论述的变迁, 从文本出发, 试图建构起中国共产党对于法制 (治) 认识不断深入、法治共识逐步形成、宪法理念晨光出现的现实图景。

关键词：党代会,法治理念,社会主义宪政

注释

1参见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1月) :“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 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 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 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2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123-134.

3列宁全集 (第13卷) [M].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304.

4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M].1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7:189.

5俞可平主编.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M].1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66-68、133-134.

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19.

7王振民.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J].中国法学, 2009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