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精选7篇）

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篇1

专题五：“苍蝇”“老虎”一起打法治中国反腐倡廉

一、热点材料

2013年7月25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已经依法提起公诉。这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2014年4月12日,全国检察机关推进反贪办案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对行贿与受贿犯罪统筹查处，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要坚持把查处行贿犯罪与查处受贿犯罪统一起来，做到同等重视、同步查处、严格执法。

二、考点链接

1.反腐倡廉有何意义？

①反腐倡廉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进程。维 护法律的权威地位，保证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②反腐倡廉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③有利于党员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2.腐败行为给社会带来哪些危害?

①损害党的形象，降低党的威信，影响党群关系；②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政权；③败坏社会风气；④危害社会公平正义。

3.我国政府严惩贪污腐败高官，这说明了什么？

①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②我国大力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④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⑤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请你围绕加强我国法制建设抑制腐败现象，拟定两条宣传语。

坚持依法治国，严防腐败滋生；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5、“网络监督”、政府“微博问政”有何重要意义？

①拓宽了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途径，有利于公民行使监督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②有利于健全法律监督制约机制，防止腐败和权力被滥用；③有利于促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为人民办实事；④有利于党和政府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尊重民意，反映民意等等。

6、请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创建提出两条合理化建议。

①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②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③坚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等。

7、公民利用微博等网络形式表达意见应注意什么?

①应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语言文明；②应当实事求是，不得捏造事实污辱诽谤他人；③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他人的合法利益㈩不得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

8、反腐倡廉，执政为民，你有哪些好的建议?

国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法制和监督防御体系；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违纪案件，坚决处理贪污腐败分子；各级政府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媒体积极发挥新闻监督作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反腐败观念；积极鼓励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批评建议权和揭发检举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等。

9、公民网络反腐时就注意哪些问题？

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正确行使监督权；举报时应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必要时要出示相关证据，不得捏造事实诬告他人；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他人的合法利益等，不得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

10、开展法制宣传有何重大意义？

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利于普遍提高广大人民的法

制观念，做到“知法、守法、懂法”，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有利于明显增强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有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11、为响应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法制宣传？

通过微博、微信等，开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主题贴文征集活动；组织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法制宣传志愿者等为中小学校在校学生讲一堂宪法课；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召开一次“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主题班会等。

12、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哪些？

①依法治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②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③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法律保证。④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13、怎样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答：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行政，做到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健全法律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强法制建设，树立法制观念。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4、为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青少年应该怎样做？

答：①我们青少年要努力学习法律常识，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护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②勇做法律的宣传者、践行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学会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典型试题

1、材料一：高层密集表态，措辞严厉罕见，十八大以来中央已6次公开提反腐。上至副部级官员李春城，下至深圳“20亿身家”村官，一批“老虎”、“苍蝇”先后被打倒。此轮持续3个月的反腐风暴势头正劲。十八大后，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15名厅级以上干部落马、12名厅级以上干部免职的信息，其余级别官员数量更多。

材料二：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薄谷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涉嫌犯罪，2012年10月26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说道理】上述两则材料共同反映了什么道理？

我们党和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积极进行廉政建设，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2）【谈启示】***和薄谷开来案件给我们怎样深刻的启示？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公平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平台；表明了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公民要自觉学法，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等。（答出2点即可，其他言之有理也可酌情给分。）

（3）【做宣传】请你围绕材料一、二，运用所学知识，拟定两条活动标语。

如：坚持依法治国，严防腐败滋生；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等。(围绕主题，语言精炼，言之有理即可)。

（4）【下决心】作为中学生，今后你应怎样为抵制腐败现象做出积极的贡献？

①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护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规范自身行为。②做法律的宣传者和践行者，学会依法行使批评建议权，监督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勇于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切实可行，言之有理即可)。

2、聚焦中国法治进程——公审***

2013年8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2013年9月22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被告人***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10月25日，***案二审在济南宣判，山东高院裁定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

对***的公开审判，注定将在中国法治史留下浓重的一笔。济南中院运用微博新媒体进行几乎全景式的播报，让外界得以直观了解案件审理的进程和细节。通过新媒体的传递，外界惊讶于中国司法透明的进步，也必将助推中国司法审判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1）依法宣判***说明了什么？

①我们党和国家依法惩治腐败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②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③法不可违、违法必究；④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⑤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⑦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⑧党和政府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

（2）***案件给领导干部哪些启示？

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②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③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④时刻警醒拒腐防变，带头遵纪守法，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⑤坚持廉洁自律，把反腐倡廉当作政治必修课来认真对待；⑥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3）结合材料谈谈公审***的过程给我们哪些启示？

①一切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必须依法行使职权。②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③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集体、他人和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④国家要建立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公民要依法参与政治生活，行使好自己的监督权，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4）***案件给我们中学生哪些启示？

自觉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等。

3、材料一2014年1月23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了反腐败的“三性”，即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说，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透露出中央近期反腐败工作的方向和基调。而在此前一天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材料二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七巡视组向安徽省反馈巡视情况。中央第七巡视组组长马铁山代表巡视组作反馈，省委书记张宝顺主持会议并讲话。马铁山指出，十八大以来，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积极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促进了全省各项工作的开展。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在房地产开发和选人用人等方面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易发多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四风”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等。

材料三2014年2月18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马年第一位被查的省部级官员。

阅读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1）【谈看法】欧洲时报网刊文说，连日来中共反腐大戏连台，这表明中共反腐斗争走向纵深，“打虎”行动正在深入“虎穴”，“大虎”、“群虎”一起打。这体现了我国怎样的治国方略和法制建设的哪些观点?

表明了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健全法律监督和制约机制；每个公民要自觉学法，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等。

（2）【做宣传】反腐败，无疑是“十八大”后最惹人眼球的国家政务焦点，种种迹象显示，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成为中央的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请你围绕材料，运用所学知识，拟定两条活动标语。

如：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坚持依法治国，严防腐败滋生等。(围绕主题，语言精炼，言之有理即可)

（3）【下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用三个“依然”来形容腐败形势，即“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作为中学生，今后你应怎样为抵制腐败现象做出积极的贡献？

①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护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规范自身行为。②做法律的宣传者和践行者，学会依法行使批评建议权，监督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勇于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切实可行，言之有理即可)

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法治反腐

反腐倡廉关系到人心向背, 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她所建立和领导的人民政权, 与腐败是水火不相容的, 比起历史上任何政权, 必然更加注重预防和惩治腐败。法治反腐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习总书记这一论断, 为推进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法治反腐是治本之道

腐败问题, 是困扰古今中外所有统治集团的疑难顽症。实践证明, 只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才能对解决腐败问题起到釜底抽薪、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 唯有法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性之“贪”

官员的贪欲有其基本的人性基础。人性有利他一面, 也有自私利己一面。人的利己性就是官员腐败产生的人性基础。古今中外, 能够做到不谋私利、无私奉献的公职人员, 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绝大多数是追逐私利的。腐败之所以成为一个普世现象,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疑难顽症, 其根源就在于人性之“私”。要根治腐败这一痼疾, 必须从人性之“私”这一客观事实出发, 对症下药, 方能药到病除。解决公职人员人性之“私”问题, 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方针, 既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以德自律, 更要加强法治建设, 用法律制度规范、约束公职人员“私欲”行为。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曾提出著名的“无赖原则”, 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 必须持“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无赖原则”表明“人性恶”的思想, 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一个“无赖”, 都可能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这启示我们,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与制度设计上, 一方面要激励、张扬人性的优点, 充分考虑公职人员的利益诉求, 要确保他们合法私利得到实现, 另外一方面, 也要规范、约束、扼制人性之“私”, 防止、遏制公职人员私欲无限膨胀, 欲壑难填, 超越政策、法律、制度界限, 以权谋私。唯有如此, 才能较好地解决腐败问题。

(二) 唯有法治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

腐败是权力的滥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人性之“私”只是腐败发生的人性基础, 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腐败发生的社会根源和制度基础。因此, 用法治规范、约束和监督权力, 才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所在。习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总书记的这一科学论断, 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 用法治来规范、限制、约束、管控和监督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

(三) 法治反腐确保反腐倡廉建设健康发展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反腐, 有利于党的反腐倡廉大业科学、规范、健康发展。首先, 法治反腐突出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强调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彰显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先进价值理念, 保证反腐败工作依纪依法有序开展。其次, 法治确保人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 为人民群众反腐提供了根本依据和保障。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的主体和根本动力, 反腐败斗争, 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群众反腐必须纳入法治化轨道, 以法治为保障, 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再次, 法治反腐能够防止和纠正反腐败斗争中各种偏差和错误, 确保反腐败斗争有序、健康发展。

(四) 法治反腐是中外反腐倡廉历史经验之总结

在历史上, 腐败和公共权力是相伴而生的。几千年来, 中外绝大多数统治者, 从巩固自己政权、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出发, 都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 并且采取种种手段和方法, 预防腐败, 打击贪官污吏, 形成了人治反腐、重典反腐、法治反腐三种反腐模式。在这三种反腐模式中, 法治反腐是当今世界一种文明进步的反腐倡廉模式, 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特点, 其实效性、持久性、公正性和普适性, 是人治反腐、重典反腐等方式无可比拟的。当今世界, 政府廉洁指数高的地方, 如芬兰、新西兰、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 无一例外都是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成为亚洲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 主要原因在于有完善的法治体系, 法律严明, 制度严密, 官员不敢贪, 也不能贪。法治国家反腐倡廉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法治反腐的路径选择

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推进法治反腐建设, 必须强化法治理念,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 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一)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是法治反腐的政治前提, 确保反腐倡廉建设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法治反腐, 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确保反腐倡廉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 是法治的基础和根本目的。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 首要目标和任务, 就是发展人民民主, 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 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发展现代民主政治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把法治反腐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基础之上。

(二) 加强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科学完备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

有法可依是法治反腐的前提, 而法律法规的科学、完善和公正, 则是反腐倡廉建设健康发展的基础。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 必须加强立法工作, 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一方面要确保科学立法和公正立法, 杜绝借立法扩权卸责等现象, 警惕并有效防止立法腐败;另一方面, 应当加强反腐治权的立法力度, 建立健全完备科学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目前,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已经成形, 但法律制度尚不完备。一是健全刑法等国家法律。我国有关反腐败的规定主要见于《刑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中, 但部分法律规定上过于宽泛, 不利于打击腐败。二是健全与反腐败基本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反腐败从来不是单一的基本法能做到的, 应加强与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如加快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务公开法等法律, 从源头上遏制公权力的滥用。三是健全党内规范。反腐败党内规范是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同正式的国家法律相比, 在适用范围、权威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应当逐渐健全并通过立法程序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党内规范转化为法律法规, 增强其反腐的强制性和约束性。

(三) 强化法治思维, 严格执法, 全面贯彻落实反腐败法律法规

法治反腐, 狠抓落实是根本。古人云:“世不患无法, 而患无必行之法”。法律的威严在于严格执行和实施。有法不依, 法律形同虚设, 法律和国家的权威性、公正性荡然无存。因此, 法治反腐一定要狠抓落实, 坚决杜绝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一是要加强现代法治教育, 强化国民的法治思维, 让全体成员树立法律规则至上、公平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 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培养国民严格守法和依法办事的好习惯。二是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办事, 依据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 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三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批权、检察权, 为贯彻落实反腐败法律法规提供司法保障。四是加大打腐惩贪的力度,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 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不仅要提高打击“老虎”、“苍蝇”的命中率, 还要加大财产惩罚力度, 提高腐败成本, 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确保干部清正廉洁。

(四)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法治反腐, 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立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 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得到正确行使的重要制度保证。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按照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 以突出民主权利的制约监督为核心, 以健全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为重点, 以完善规范权力运行的法规制度体系为保证, 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突破口, 坚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原则, 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控体系。要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 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 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要建立健全监督的立体网络, 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 增强监督合力, 从源头上防止和遏制腐败。

(五) 借鉴香港、新加坡反腐败经验, 创新反腐倡廉体制机制

我国目前的反腐机构设置和体制不尽合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 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不仅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很难实现, 对当地位高权重的其他人监督查处也会受到种种制约。反贪局是检察院的内设局, 人权、财权都由地方党委政府掌握, 更没有独立性。这种状况不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必须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 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香港反腐倡廉成就巨大, 举世瞩目, 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建立了直属特首的独立的廉政公署。类似的经验还有新加坡。新加坡建立贪污调查局, 直属总理公署, 全面负责反腐败工作, 反腐倡廉成效特别显著, 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借鉴香港、新加坡反腐败经验, 整合纪检、监察、司法检察等资源, 设立直属中央的独立的反腐机构, 并进行专门立法确定其地位, 赋予其独立的调查权和查处权, 对涉嫌人员及其亲属的银行存款、财产等情况有权直接调查, 对违法违纪者依照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直接给予制裁, 提高法治反腐的成效。当然, 对任何类似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反腐倡廉组织机构, 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社会公众依法加以制约和监督, 防止其滥用权力。总之, 借鉴香港、新加坡等法治反腐经验, 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 对于我们党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突破反腐败困境, 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 2014 (01) .

[4]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从党内反腐转向法治反腐 篇3

一般而言，腐败总是与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而制度缺失是根本原因。同时，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但腐败的大面积爆发，除了具有一般腐败发生的特点外，还与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即改革转型有关。

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有着特殊的制约性前提。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威权政府到民主政府这四种不同转型的结合，这几种转型的速度并不是同步推进的，有快有慢。这造成新旧两种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没有有效的对接，形成一个制度空白，从而使得腐败能够利用这种制度空白大肆繁殖。转型的这种独特性，使其过程充满了实验性和不确定性，而只有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才能深入理解转型期腐败增生的广泛性、严重性和顽固性。

腐败的泛化和恶化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的反复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

腐败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后果，其实包括高层在内的很多人非常清楚。改革以来，从国家层面来说，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越到后来，反腐越严厉。但让人尴尬的是，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说明，我们的反腐模式和思路有问题。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的反腐模式已逐步形成纪委、监察部门的党纪、行政监督，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以及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的“三位一体”模式。其中，纪委为主导，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纪委主导反腐的依据是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但正因纪委的反腐制度建设的举措多限于党内监督，使得建立法治渠道、加强司法机关作用的反腐建设尤显不足。

因此，要使反腐敗取得实质成效，就必须重构反腐的治理路径，加强司法反腐的力量。换言之，是将目前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实质限制和制约。这就需要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决策应当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除涉及泄密的事项外，应当提高党务和政务的透明度，置于全体党员和民众的监督之下，以确保权力最大限度地不被用于谋取个人私利。实行公务员公开竞争机制，从一开始就堵塞“任人唯亲”的渠道。建立严格的考核、晋升和奖惩制度，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此地干不好调到彼地照样干的恶习。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强化内部制约机制，通过职能交叉、上下级交叉、条块交叉、人员交叉等形式，相互约束，相互监督，抑制权力滥用现象，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其二，要理顺监督体系，加强人大、舆论监督和经济审查的力度。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一定要充分地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坐实人大的权力，使人大“硬”起来。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也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强大力量。目前，舆论监督还到不了位，应从法律制度上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并明确倡导新闻在反腐败领域无禁区。理顺监督体系还要大胆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之真正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总之，要把权力机关的监督、执法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权力制约机制。

其三，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预算体制，对公共部门的腐败尤应如此。市场经济通行的做法是将公用部门私有化，或者由私人公司提供原先公用部门提供的服务，以此减少公权活动的范围和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政府职能基本到位，不存在“越位”和“缺位”的情况，而且私人部门和公用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但目前我们基本不具备这个前提。所以，要减少公共领域特别是一些纯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建设公共财政。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较好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要介入，不要“越位”；对满足社会需要而必须进行的社会管理和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则要更加重视，不能“缺位”。即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确定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例如，对于公检法、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部门，为避免它们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利益，国家财政必须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转。

其四，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惩罚力度。当前，我们的法制很不健全，特别是缺乏有关保护市场主体地位和权利、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无法可依加上执法不严，使官员被查处的概率很低，腐败成本很小。只有使惩罚成本大于腐败的预期收益，才有可能遏制腐败。

其五，从思想上清除官本位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权力崇拜可谓深入国人的骨髓，所以，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除了从制度上缩小官员的权力外，还要从思想观念上入手。为此，目前急需转变三种观念：一是摒弃权大于法的观念，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二是把将国之兴衰寄希望于出现圣君贤相，转变为寄希望于建立一套完整的、有绝对权威的法律制度体系；三是将治理国家依赖于“青天大老爷”、依赖于众多“清官”的意识，转变为自己要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识。此外，权力的淡化也靠舆论的正确引导，舆论不能只歌功颂德，也要成为人民的喉舌，既报喜也报忧。

除了这些一般的制度和思路外，为确保反腐的有效性，当前还应重点建立和完善以下几项具体制度。

一是建立官员的财产公示制。过去推出官员财产公示制相当难，但经过近几年舆论的高调关注，如今公众和官员对财产公示制度的认同程度有明显提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显示，81.4%公众和70%的公职人员认为应当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其中，级别较高的公职人员对公开财产的认同度更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快出台真正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当然，为使社会对该制度的接受有一个适应过程，减少阻力，正如蓝皮书所建议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可以考虑两个方案：从新考录、提职的公职人员开始实施，逐步扩大至所有的公职人员；选取一些腐败高发、易发的领域先试点，如工程建设、政法等领域，逐步推行到其他领域。

二是建立反洗钱制度。近年来，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犯罪与洗钱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互为依存”特征：洗钱保护腐败，腐败推动洗钱犯罪的蔓延。反洗钱制度能够通过采取一系列的预防监控措施，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和可疑交易记录报告制度等的严格实施，以及义务主体（指金融机构和特定行业的非金融机构）内部的监控管理制度，成为一件锐利的反腐武器。

三是建立预算民主制度。预算民主指的是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等整个过程体现人民的参与和决定权。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它的整个预算资金的支出都来自于纳税人缴纳的税费。如果能做到预算公开，人民有权参与预算的编制和监督，就能很好地约束官员，抑制腐败。

预算公开和预算民主包括实现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的完整性，不搞所谓的预算外甚至制度外资金；提高预算管理的约束力，遵循预算法定原则，以法治财，减少行政干预，将预算管理监督各环节全部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细化预算内容，预算编制不能过粗，而是要细化和具体到每个细小的项目，让人大代表看得懂、看得清；完善预算管理监督体系，预算的编制过程和编制程序要向社会公开，增加透明度。

没有监督的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只有穷尽一切办法反腐，努力形成一种使当权者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必腐败的社会局面，整个社会才能清明起来。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篇4

摘要：腐败问题长期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遏制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命题。近年来，我国逐步开展反腐败体系改革，法律界逐步开展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进程。本文主要对当前我国反腐报法律体系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并对当前防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主要三个问题：对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缺陷、反腐败司法机构作用的弱化和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不健全，提出通过更新反腐败法治理念，定罪量刑标准化，完善反腐败司法制度建设和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合作来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反腐败；刑事法治；定罪；司法机构

2013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3.8万件，判处罪犯14.3万人。这惊人的数字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反腐力度强大，取得了好的成绩，但同时也说明我国反腐任重而道远。本文对对当前我国反腐报法律体系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并对当前防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主要三个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相关措施。

二、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现状

（一）腐败产生的法理分析

李晓明教授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理论界、实务部门以及现行的法律法规至今也未对腐败的概念作出明确表述”①，但是腐败的现象古已有之，并且对于腐败基本的内在属性都有着相同的看法。在法理层面剖析腐败的内在属性，可以从腐败的涉权力性、腐败的利益导向和腐败的非规范性三个层面对“腐败”做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界定。

腐败的涉权力性。这一属性是所有腐败定义中的一个共同的属性。腐败与权 ① 李晓明：《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力之间有一种必然性关联，即只要是腐败就一定是权力的腐败，同样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便存在着腐败的潜在可能性，只要可能性满足，权力就必然会蜕变成腐败。这是因为权力主要是一种涉及利益分配的支配性力量，权力所分配的社会资源必定具有稀缺性。因此，只要是存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地方，就一定会存在着腐败现象的影子。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服从某种公正原则，同样权力正是在这种公正原则的指引之下运作，才是真正的权力，否则便是一种变态的权力，就是一种权力蜕变了的腐败。而只要人类社会无法消除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只要稀缺的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权力来完成，腐败问题就注定会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

腐败的利益导向。权力是作为利益分配的手段性因素，而利益是权力配置社会资源过程中的目的性因素，即权力与利益之间存在一种法理关系，这种关系的智慧在于一种恰当的平衡性。针对怎样的利益，便需要相应的权力进行分配，如果权力分配的利益出现了失衡，那么权力很可能就会蜕变为腐败的因子；同样，如果权力并不足以支撑起相应利益的分配，那么虽不会出现腐败问题但却会产生比腐败问题更加严重的“利益纷争”的恶果。

腐败的非规范性。权力是腐败的手段性因素，利益导向是权力向腐败蜕变的实质性因素，但仅仅是这两个因素，并不能够必然得到腐败的完整概念，需要必须引入第三个变量，即非规范性，才能够真正地得到一个完整的腐败的描述性概念。当今法治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于实证法取代了自然法成为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准则，同时程序正当取代了实质正当成为衡量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当涉权力性、利益导向和非规范型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能够认定一个行为或现象是腐败的。

（二）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立法

由于我国具有较为特殊的政党制度，因此我国反腐败的大量规范文件都体现为党内文件当中，例如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05年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②。尽管从实现效果上来看，这些党内的规范性文件，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从近些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来看，这些党内规范文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准法律法 ② 夏赞忠：《中国廉政法律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规”的作用。但是，从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来看，这些党内规范性文件毕竟在效力和权威方面远远逊色于国家立法。

除了相较于这些党内的规范性文件之外，我国在反腐败立法层面存在着分散性的特点，即没有统一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反腐败法。在我国现行的有关反腐败治理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中的相关规定和若干司法解释。这些国家层面的正式立法，在反腐败的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当它们被纳入到整体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系统考量中，便显得零散与不足。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立法进程方面，作为规定国家整体宪政架构的宪法尚未处于正常的实施状态。虽然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对宪法做出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修改，但是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整体宪政架构的根本法，目前处于尚未实施的尴尬境地。而我国目前现阶段的大量腐败案件，很多情况下是在权力分配不明确、权力监督不到位、权力制约缺乏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层面的腐败问题，或许当务之急便是启动中国宪法的规范化运作。因为唯有宪法规范化的运作，才能保证国家的权力架构完整有效有序运行。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

首先在刑事定罪方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最高立法机关先后颁行了《刑法修正案

（六）》、《刑法修正案

（七）》及《刑法修正案

（八）》三个刑法修正案，基本实现了反腐国际公约的国内法转化。反腐涉及的罪名包括刑法分则用专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第八章）、“渎职罪”（第九章），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型经济犯罪（第三章第四节）、职务侵占型侵犯财产罪（第五章）。另外，在2002年12月颁行的《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6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

（六）》，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2011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和2013年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都对出现的新型腐败加以规制，其中包括将渎职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扩大解释，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展至“贪污贿赂犯罪”，将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展至“财产性利益”，规定了新型受贿犯罪、跨国商业犯罪等条款。其次在刑事处罚方面，贪污贿赂犯罪中，贪污罪、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均为死刑；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最高法定刑均为无期徒刑；在渎职犯罪中，询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放纵走私罪等罪名，最高法定刑均为有期徒刑巧年，其余大量的腐败犯罪，最高法定刑均达到有期徒刑7年或10年；《刑法修正案

（七）》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提高到有期徒刑10年。在最近“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中，还首次明确了实施渎职行为并收受贿赂的应当数罪并罚；食品药品渎职犯罪从严惩。可见，我国刑罚在惩治腐败犯罪领域是非常严厉的。

第三，从刑事追诉程序方面来看，2013年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为履行《公约》之义务，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有助于引渡外逃官员的国际合作”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增设了外逃贪官赃款没收程序，“这使我国刑事程序法与《公约》更加衔接，使司法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手段更加有力，对于我国惩治腐败和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④。

三、反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问题

（一）对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以犯罪数额作为确定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定罪和量刑的重要标准，不仅限定了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惩治的范围，而且这一定罪量刑机制十分机械、不科学和具有片面性。将腐败行为与数额量化指标挂钩，不仅作为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标准，而且作为确定罪重和罪轻的界限，这种机械的定罪量刑标准不科学的、不平等的、不严肃并且还会产生负作用。以我国《刑法》第383条之规定为例，关于贪污罪的处罚分为四个档次，详见表1。

表1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的犯罪数额和相应处罚

犯罪数额

不满5000元

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 ③④

处罚

情节较轻的，仅处行政处分；

情节较重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郝建臻：《<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利于反腐败斗争》，《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4月6日

王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反腐意义与展望》，《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 10万元以上

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10年以上有期或无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从表1可以得知，刑法383条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处罚是“数额+情节”的双重标准，而且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在处罚上进行了“一刀切”的规定。

一方面，将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将定罪处罚与金钱划上等号，有贬损人的价值之嫌，而且以贪污贿赂10万元作为死刑法定最低起刑点（附加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在实践中完全可能出现贪污贿赂10万元与贪污贿赂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最终量刑的结果可能一样。这种不平等是以行为人生命为代价。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或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很大，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犯罪与刑罚，这也是一种在法律而前不平等的表现。这种刑罚的设定容易导致犯罪数额和情节相差悬殊的案件在量刑上，要么难以拉开档次，要么大相径庭。也有学者对我国贪污贿赂案件的量刑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贪污受贿案件的量刑不均衡是绝对的、占主导的，均衡是相对的，占极少数的结论⑤。

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设置的刑罚是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同时对部分犯罪规定了财产刑和死刑，但并未设置罚金刑和资格刑。从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贪污贿赂及相关职务犯罪的数据来看，犯罪数额在不满5万元的并未设置任何的财产刑，而犯罪数额在5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就附加了没收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没收财产刑较之罚金刑更为严厉，附加在较重的主刑之后。这种在犯罪数额上相差无几而在犯罪情节上出入较大的贪污罪、贿赂罪的处罚中，直接越过罚金刑而适用没收财产刑的设置值得商榷。

（二）反腐败司法机构作用的弱化

经侦查结案确认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均应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对腐败犯罪行为作出刑事法律评价。由于刑事司法的刚性不足，立案、审查起诉、审判乃至刑罚执行环节的不可避免性欠缺，影响了刑事法律在反腐败中应发挥的作用。

⑤ 宋云苍.贪污贿赂案件量刑均衡问题研究[C].陈兴良刑事法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9卷：390 腐败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立案环节是刑事法律对某一腐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初评价。在这一环节，可能出现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和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两种不当情形。对于没有实名举报人和控告人的腐败犯罪线索，内部监督具有监督主动性不强、监督力度薄弱的先天不足，在外部监督缺位的状态下，即使已经达到立案条件，也存在难以立案从而难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

在审查起诉环节，可能出现起诉和不起诉两种处理结果。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即酌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制度对已经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属于终局性的刑事法律评价，作出决定的过程应符合司法规律。酌定不起诉决定主要通过检察机关内部封闭程序作出，缺乏向社会公开、由社会监督评判的制度渠道，公开性明显不足，受到的外部制约力较低，导致将本应起诉的案件作酌定不起诉处理的可能性增大，不符合司法程序的基本要求。社会公众难以了解作出酌定不起诉的理由、过程，难免产生非议，影响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在审判环节，法院对职务犯罪的裁判存在着量刑轻缓化的趋势。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审判结果的监督、纠正力度不足。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116424名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其中，渎职侵权案件高达85%，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接近70%的职务犯罪分子在审判环节没有受到刑事法律的实质性惩处，其中，检察机关仅对少数案件提出抗诉，法律权威、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三）反腐败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不健全

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离不开其他反腐败制度和措施建立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措施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当前这些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并不健全。

首席那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立法滞后于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专门管理公务员队伍的法律机制欠缺，问责制等措施不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国外资产报告制度，迟迟不能出台。

其次，行政管理制度在堵塞漏洞，防比腐败方而，还存在许多问题。对公共财产管理和公共采购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方而，尤其是建立透明、公开和程序简化原则的行政管理制度上还有不少欠缺。

第三，在加强经济领域的管理和监督，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不完善。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现代会计、财务和审计制度和标准，在防n利益冲突方而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

第四，反腐败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如反洗钱工作机制，监测现金和票据的流通特别是跨境流转机制、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机制、强化账户监管机制等，以及有关部门和人员如何与司法机关协作与配合机制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等，目前虽然处于逐步健全和完善阶段，但仍需努力。

四、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措施

（一）更新反腐败法治理念

刑事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刑事法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石之一。因此，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贯彻刑事法治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必须构建和完善刑事法治体系。刑事法治要求立足国情的刑事立法。其次，在司法上要求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实体正义具有明显的道德性，人们倾向用道德的标准来判断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义，而程序正义追求是的“看得见的正义”，要求用以解决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公正、合理。

（二）定罪量刑标准化，增强执行力度

定罪与量刑是刑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定罪量刑标准的明确又是突破量刑不均衡这一瓶颈的关键。基于此，可以从立法上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由“确定数额加犯罪情节”改为“概括数额加犯罪情节”，对定罪量刑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首先打破了在数额上设置的确定的屏障。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考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接受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之上，针对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数额标准做出科学的司法解释。同时在解释中明确规定一定时期内相对合理的数额幅度，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不同地域经济状况，在上述规定的数额幅度内选定相应的定罪处罚数额标准。这样，各地区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刑事政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定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数额和处罚力度。此外，在完善量刑立法的同时还应该关注量刑程序，实现程序正义。如对量刑程序做出详细的规定、量刑的理由在判决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等，以此来避免法官的暗箱操作。这种做法既从宏观上保证了法律的统一实施、彰显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又从具体操作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罪刑失衡的难题。

（三）完善反腐败司法制度建设

对检察机关而言，社会监督既是对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也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支撑和保障。社会监督体现了权力来源，是终极性的监督，同时可以倒逼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思维的养成。因此，在反腐败刑事法治司法制度建设层面根本保障在于加强社会监督。

建立社会关注案件线索立案审查公开答复制度。检察机关对于虽无实名举报人，但网络和媒体披露的事件明显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应纳入立案审查范围，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争取社会公众对立案审查过程的监督。建立线索监控机制，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线索办理情况进行监控。建立公开答复机制，检察机关发现媒体、网络反映的案件线索后，应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告知社会检察机关已经注意到媒体、网络的声音，将依法处理案件线索，避免事件发酵。在侦查部门移送立案决定书或不立案决定书之日起三日以内，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是否立案的决定、理由和法律依据。对于虽不构成犯罪，但需移交党政机关进行纪律处分、行政处罚的，应公布移交情况。对于属于错告的，应为被调查人澄清事实。对于属于诬告陷害的，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建立职务犯罪酌定不起诉公开决定制度。就职务犯罪酌定不起诉程序而言，应遵循司法程序公开原则，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可以建立公开听证机制，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提出酌定不起诉意见之前，应公开听取侦查机关、被害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决定是否向检察委员会提出酌定不起诉的意见。还可完善公开宣布机制，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刑诉规则》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关于公开宣布的规定，规定提前三日公告宣布的时间和地点，传唤犯罪嫌疑人并通知侦查机关、被害人以及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到场，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公开宣布决定。

终局性法律文书包括人民法院的裁定、判决和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终局性法律文书应依据司法公开原则，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向社会公开，由社会公众监督终局性法律文书是否适当以及是否得到执行。

（四）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合作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我国的法治立场是，己经在国内生效的国际法并不能直接成为我国司法机关裁判的依据，而需要转化为国内法才能成为我国司法裁判的规范。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做好反腐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根据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实践情况，以反腐败国际法的规定为标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治理腐败最完整且具全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对腐败犯罪的界定、腐败利益的剥夺及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作了严谨规定，不仅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法律指南，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长远策略。

该公约确定的9种腐败犯罪行为基本上被我国刑法所包括，但从总体来说，我国刑法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公约》较中国刑法的规定更为宽泛。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刑事法律体系，我国应该以我国参加或批准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同时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使反腐败的法网更加严密也更加科学有效。

五、结语

法治的前提是立法，并且通过司法系统执行来达到良好的效果。当前，我国的反腐败体系改革正逐步进行，对其刑事法治的完善，解决腐败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建设、机构建设和职能建设来强化合作，扩大外部合作，将现行的法律进行综合的运用，提升能力、提高效率，取信于民，形成反腐败的社会氛围，腐败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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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篇5

时事政治：腐败，是一个国家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而法治是根治这个“毒瘤”的有效“药方”。对***公诉，再次体现了中央依法治国、纯洁自身肌体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无论他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资历多老、背景多深，只要触犯了法律，就要接受法律的审判。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守住奉公从政的原则和底线，一旦放纵了私欲，触犯了法律，注定要接受法律的严惩。法律是无情的，曾经飞扬跋扈的“尊严”，翻云覆雨的“神力”，奸猾刁钻的“权术”，在庄严的审判庭上都显得苍白无力，如同希腊神话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那些腐败分子心存畏惧。在一个法治社会，绝不会容忍领导干部有败坏法纪、贪污腐化的行为。

法治，意味着以法律治理国家，权力必须依照法律运行，不依照个人喜好和关系亲疏来决定公共事务。实事求是，按照法律办事，树立依法惩治腐败的典范，就是对全党负责，就能经得住历史考验。党中央多次强调，反腐败关系到党心民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于腐败行为，我们党从来都是与之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正如一首诗所云:“有些人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生的目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旦丧失了信念，就容易被贪欲、私欲吞食。十八大后，中央加大了依法治理腐败问题的速度、力度、硬度。近期，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等一连串省部级高官接连落马，进一步说明从严治党的措施更加有力、成效更加明显，彰显了中央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篇6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论“反腐”的法治意义 篇7

十八大以后, “习李”新政以崭新的姿态亮相国民, 这个全面掌舵未来中国改革大业的团队显示了空前的超高规格, 而单独设置纪检改革专项小组, 则更是显示中央反腐之决心与力度, 可见“习李”已将反腐作为事关中共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央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希望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 管理国家事务、社会活动、国家秩序, 让各种权力都纳入法治的轨道, 不应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其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法治的综述

法治, 应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 以依法办事为核心, 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以此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人治”的观点。经历了宗教神学的黑暗时代后, 法治的观念也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单纯认为法治就很完美。首先, 法治的前提和目标是民主;再次, 法治所要看到的就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而制定的法律本身又是良好的法律;最后, 从法治是优于人治的角度讲, 法治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纳入法治的运行轨道, 任何人不享有特权, 腐败者必然收到追究, 平等的给予处罚。它把“硬权力”和“软权力”都纳入自己管辖的范围, 切实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三、反腐的意义

(一) 反腐加强人权保障

人权, 是指自然人作为在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权利, 具有不可剥夺性、不可转让性、不可侵害性, 是人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权利, 非经任何法律所能赋予, 非经任何法律所能剥夺, 因其有坚固的法理基础人权被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并为之尊重和保护, 也是宪法的一项基本的原则。各国由于历史、文化、政党的原因对人权的理解各有不同, 我国认为人权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国家强力打击腐败就是通过法治的方式更好的保障人权。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经济人”的概念, 即在市场自由的环境下平等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存在, 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可能会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应该有一个度来权衡利益的实现。法律的出现就提供了这个度的标尺, 作为人的利益价值的分界。腐败无疑逾越了这个分界, 在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 破坏了社会公共利益, 把人民群众共有的利益归于自己所享有, 作为社会的毒瘤而存在。在法律规定这样的度以后, 每一个政权机关团体, 社会组织, 公民个人都要按照这个分界来行事。事实上, 国家权力是每个公民让渡出来的个人权利的集中, 所以对法律的遵守最重要的是强调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的遵守, 反腐的重中之重就是预防公权力的腐败, 预防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 真正保障公民的人权。

(二) 反腐推进宪政的实现

所谓宪政其实质就是政治运作法律化, 使国家政权的各项活动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 以宪法的形式将所取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 以宪法为基础, 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以法治为保障, 以保障人权为其最终的价值目标。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反腐的针对性较强, 依法执政的前提就是依宪执政, 就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有效的限制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 公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找到根据, 以达到有法律依据的状态。反腐作为宪政的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更深层次的是培养一种思维和方式。

(三) 反腐直接体现公平正义

自古以来人们对公平正义都有某种精神上的寄托, 一切成员都平等的对待, 不因其身份、地位、学历等其他因素进行特殊对待, 而反腐体现的正义包括分配正义、制度正义、社会正义、诉讼正义。

1. 反腐直接体现分配正义

现行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在此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初次分配注重公平与效率, 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分配正义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两级分化是越来越严重, 从2013年的数据统计来看,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4·0, 两级分化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 若因为公平的竞争造成人与人经济地位上的差异, 法律是认可的;但是腐败是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强行的将人民让渡出来的权利唯自己的私利而用, 这就是法律所禁止的。所以在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必须加大反腐的力度, 以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

2. 反腐要求制度正义

创立廉洁政府是全社会的共同向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的前辈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很多都跳跃着智慧的光芒, 但是腐败这颗毒瘤依然存在。早期的反腐主要是依靠官员自律, 当政者品德高尚, 为官清廉, 则腐败少有。但如果为政者是奸邪小人、唯利是图, 则往往腐败不绝。然而事实证明单独依靠为政者的个人品德和觉悟而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还要有与之匹配的监督制度的出现, 才能为廉政保驾护航, 因此才有了制度正义提出的必要。

事物运行都有其规律, 权力的运作也是如此, 为了让廉洁政府的有序推进, 必须建立一整套的监督机制, 只有这样为政者在实施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也要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倾向与以法导廉、以法促廉。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也要求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律监督方式, 使权力运行都被纳入法治的监督之下, 让法治为这样的制度正义而开辟道路。

3. 反腐要求诉讼正义

诉讼正义涉及程序法方面的制度, 要求在追诉过程中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的制度构架衔接适当, 切实保证犯罪嫌疑人在被追诉过程中以辩护权为核心与具有强大追诉能力的公权力对抗, 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司法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应该保障权力落到实处, 这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也更是保护公众的权益。诉讼正义就是要求腐败者必然受到追诉, 逃不过法律之网;同时要保护未腐败者不受法律的追究, 禁止以诬告陷害的方式使廉洁的国家工作人员受到追究。

四、反腐的法治意义

(一) 培养法治思维

思维模式影响行为模式, 如果各个主体, 即国家、集体组织、个人等都能在法治思维的控制下行为, 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准数, 那么法治国家的实现指日可待。当执政者在享有某种公众让渡出来的权力时, 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制, 防止权力的滥用, 用有权必有责的思维强化反腐治权。另一方面, 提升公民个人的法律素质, 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同时也是对国家和集体权利的保护。设想一下, 所有关于贪污腐败的案件都一股脑的交由检查机关办理, 该机构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是不够的, 根本不能确保反腐的顺利推进, 因此要提倡全民反腐, 由社会的主体—公民来作为权力运行的真正监督者。

(二) 反腐促进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