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进行时

中国反腐进行时（精选7篇）

中国反腐进行时 篇1

中国反腐进行时:秉持“三不”铁律 重手“打老

虎拍苍蝇”

新华网上海１０月１７日新媒体专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１６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研修班座谈会上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带头纠正“四风”，带头廉洁自律。

王岐山指出，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

１７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江苏省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对此的评价是：又一个“大老虎”被“拿下”！“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反腐倡廉工作“关键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反复阐述反腐败坚强决心，其中“打老虎”“拍苍蝇”的形象说法尤为深入人心。今年１月２２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打老虎”正在进行，雷厉风行、干净利落的态势备受关注。十八大以来的近一年时间里，已经有一批高级官员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落马。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其时，李春城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还不到一个月，是十八大后首个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此后，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周镇宏，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曾任四川省委常委的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中石油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等人被查办。季建业，则是截至目前最新的一个被打“老虎”。

在此期间，两名中央政府部门高官的倒下，尤其吸引公众的目光。５月１２日，中央纪委证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此前，刘铁男遭遇网络实名举报，他迅速通过所在部门“辟谣”并扬言追究举报人，结果却是“谣言成了预言”。９月１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是首个被查处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

一边是发现线索、查办案件，另一边是一些大案要案相继进入司法程序并宣判。７月８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９月２２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

委原书记***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拍苍蝇”也须臾没有停手。就在中央纪委发布季建业被查处消息的当天，１０月１７日，海南省纪委宣布，已对省卫生厅中医处原处长黄更荣、计划财务处原调研员陈长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检查。经查，两人均涉嫌受贿。近一年来，各地各部门被“拍”的“苍蝇”数目众多，其违法违纪情况“花样百出”。

“苍蝇”虽小，“拍苍蝇”却不是小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说：苍蝇虽小，危害并不小。曾长期在纪检监察岗位工作的上海市委巡视组副组长杨培源说：“腐败是不分级别的，不论是‘小官大贪’还是‘小官小贪’，都应该是‘零容忍’、严处分。吃拿卡要、作风不正等是‘苍蝇式腐败’的典型表现，不及时查办就会发展成大问题！”

不少干部群众、专家学者表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这“三不”铁律是互为依存的一个整体。当前，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顶层设计”尤其需要着力推进，扎紧反腐败的“制度笼子”是关键。“权力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着掺杂私欲、天然膨胀的问题，关键是如何控制。”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退休领导干部傅学俭认为，控制干部私欲既要靠道德自律，更要靠制度监督。

“‘不想腐’是谆谆教诲，‘不敢腐’是高悬利剑，即便这样，还是会有人铤而走险。‘不能腐’则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釜底抽薪。”云南省政府参事罗崇敏说，要善于和敢于运用官员财产申报和抽查、“三公”经费公开、“制度加科技”等制度性的约束，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公开才谈得上监督，透明才可能有制约。我认为，名副其实的干部财产申报和抽查制度，不仅仅是向上级报告，更是向社会公开。”他说。

中国反腐进行时 篇2

古代历史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规律

《周易·既济》爻辞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说的是君子总是想着可能要发生的祸害,事先做出有效的防范。从治国安邦的角度看,腐败就是国家之大患,应时常预防和治理。虽然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都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有制出现后,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在一定意义上说,腐败是与私有制伴生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尧、舜、禹时期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大禹对于日益滋长的贪赃腐败感到忧虑,命令狱官长皋陶制定刑法,将贪赃行为定为墨罪,加以惩处。周公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夏、商亡于政治腐败,周公看得很清楚,反复强调“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在对夏、商因腐败而亡国历史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周朝对贪腐进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势为恶、行贿受贿、接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者都要“阅实其罪”。禹、汤、文王、武王对贪腐防治结合,有效遏制了贪腐,一时官风清明,河清海晏,被后世颂称为名王圣主。孔子对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好时代十分向往,感慨地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唐太宗开门纳谏,集思广益,群言畅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君明则臣直,腐败的细菌不易滋长,成就了贞观盛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若任其蔓延,足以毁灭政权,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遏制。他恩威并用,铁腕反腐,查处了空印案、郭桓案等一批贪腐大案、窝案,甚至不惜律外用刑,对贪腐者族诛、凌迟,据说朱元璋对贪腐者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高调反腐,铁腕治贪,虽然有律外用刑和违反人道之举,但对官吏贪腐起到了极大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末以来贪污腐败之风,出现了有名的洪武之治。

与此相反,有些王朝统治者奢靡无度,君昏臣贪,反腐不力,腐败之风蔓延,社会正气不张,以致人亡政息。“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形象写照。夏桀“乃大昏淫”,把夏王朝推到历史终点。商纣王荒淫暴虐,“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最终身死国灭。主张“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的南朝萧梁时期太守鱼弘曾大言不惭地说 , 他做官所 到之地要 做到“四尽”,即“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庶民尽”。萧梁有这样贪得无厌而又不知羞耻的官吏主政地方,吏治腐败不堪,结果就是王朝易姓,江山易色。

元朝末期 , 无名氏作 小令《正宫·醉太平》对元朝末年的腐败进行揭露和讽刺,“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正是元末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是非颠倒,世事混浊,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埋葬了腐败的元王朝。

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倡廉思路和方法

反腐与倡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腐必须倡廉,倡廉的基础是切实的反腐。历代王朝在与腐败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思路。在中国古代林林总总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中,如下四个方面对于当下反对腐败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其一,正人先正己,养廉先养心。

在私有观念还存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欲求,都有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如果人的欲求得不到有效约束并超过合理的界限,腐败就容易滋生。治腐先治心,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只有扎好心灵篱笆,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才能淡泊名利,抵御诱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许多治腐心、养廉心的思想认识,也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儒家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成仁成圣,主张官吏要正身修己,仁民爱物,这些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和相关考试制度浸润到人们的心中,起到了很好的防贪拒腐的作用,中国古代一些清官廉吏,如东汉的杨震、明代的海瑞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奉者和践行者。宋代吕本中撰写《官箴》,强调“为官之法”,惟有清、慎、勤。包拯以遗训的方式为子孙立下规矩,“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周公把商纣王作为反面教材,规劝周武王、周成王要敬畏天命,要立君王之德,不可贪图安逸,弃德任刑,这些教育内容都保留在《尚书》中的《多士》、《无逸》、《多方》等篇章中。

其二,表彰廉吏,斥责贪官。

在中国古代社会潜规则盛行,要做一名清官廉吏确实不容易,压力很大,要抵御金钱美色的诱惑,要排除大大小小权力的干预,要摆脱复杂人情世故的羁绊。为官清正廉洁,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物质利益,甚至可能失去权力,失去朋友,失去亲情。从中国古代倡廉的历史实际看,表彰清官廉吏,不让“老实人”吃亏,不失为倡廉行廉的有效办法。

司马迁《史记》设立《循吏列传》以后,历代正史大多设有《循吏传》《良吏传》,宋代费枢专门撰著《廉吏传》,让“以不贪为宝”的子罕、“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等廉吏彪炳史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注意褒扬“廉吏”、“循吏”,通过增秩、升迁和死后追赠追谥等方式,树立廉吏的形象,通过廉吏的言行表率作用给予社会正能量,弘扬正气,荡涤官场歪风邪气。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节俭清廉,为民兴利,人称“召父”。蜀郡太守文翁兴办学校,勤政为民,政声显著。汉哀帝下诏为文翁立祠,又命郡二千石官员奉祀召信臣坟冢。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后追赠“武穆侯”印绶,谥为“忠武侯”。

与表彰廉吏相对应的,是对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谴责和鞭挞。我国历史上早期称贪污为墨罪,也称赃罪,“贪以败官为墨”,贪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污黑不净。《诗经》对那些居官行贪,或凭借政治地位和权势攫取各种非法利益的贪人用“败类”予以贬斥,表明人们对于贪腐的憎恨和厌恶。明清时期文学家更是把百姓对贪腐的憎恨融入小说、戏曲、笔记之中,嬉笑怒骂。

清廉光荣,贪腐可耻,表廉吏,斥贪官,一褒一贬,让清廉者名垂史册,将贪腐者钉上历史耻辱柱,善恶彰显,是非明辨,引导人心向善。

其三,立制反腐,巡察地方。

官吏的道德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腐败,但这种软性约束弹性很大,效率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中国古代政治家们也领悟到,只有依靠较完备的法制,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行,有效遏制腐败和处置腐败。所以,无论是皋陶之刑、《禹刑》,还是《秦律》、《唐律》对贪腐都有明确的惩罚规定。在防治腐败的制度中,最有创新意义的,一是察举、考试任官制度,二是刺史巡察郡县制度。

防治腐败首先要把好官吏的入口,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一套良好的官场“准入”制度。什么样的官是好官 ? 一是有“ 德” , 二是尚“清”,即廉洁。为了选到高素质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两汉时期,察举贤良方正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防止“察举”中有违规行为,先秦时的秦国就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即举贤者要负终身连带责任。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其次,对官吏进行有效监督,形成权力的制衡。汉武帝设立十三部(州)刺史,刺史受命于皇帝,代皇帝定期巡察地方,以“六条问事”,主要巡察地方二千石等高官的腐败行为。刺史虽然只有六百石,但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守相,行政级别虽低,但任重职大。刺史巡察郡县,对于整肃吏治,发现和震慑腐败,笼络民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四,铁腕治贪,形成威慑。

在中国古代,遏制腐败的一个手段就是重典反腐,甚至运用严刑酷法惩贪。夏朝时定了“昏、墨、贼、杀”之刑,贪墨之官是要掉脑袋的。商朝凡是收受贿赂的贪官都被列在淫风中之“货”罪,要处以墨刑,即在贪官的额上或脸上刺字,以示羞辱。西周把官吏营私枉法、贪污受贿等列为“五过之疵”。

汉代重用一批铁面无私的循吏,对贪腐者进行定向打击。北魏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仅太和八年被处死的贪官就达40多人。明朝更是重典治贪的典型。在《大明律》《大诰》之外,朱元璋组织人员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决心大,力度强,措施有力,对于贪腐者确实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

中国古代在与腐败斗争过程中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

中国古代廉政教育一直常抓,反腐利剑时时高悬,腐败亡国的警钟长鸣,但是,历朝历代仍然是贪官如蚁,清官廉吏寥若晨星,因腐败而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不断上演,中国历史发展陷入腐败——亡国——再腐败——再亡国的历史怪圈。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反腐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对权力约束和监督的疲软问题。

虽然中国古代有许多约束权力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这些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有限。史官记言记事,把君主言行昭诸史册以及君权神授、敬天保民的观念,虽然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君王有较强烈道德自律意识的基础上,属于软约束,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力十分有限。而各级官吏的权力受命于君,君明则臣直,君昏则臣奸,对官吏权力的约束系于明君圣主,缺乏人民和社会对于官吏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权力在封建专制的体制内封闭运行,腐败成为一种多发的社会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潜规则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异化和效率消解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重血缘关系和亲情友情,法律观念、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相对薄弱,潜规则盛行,在亲情、友情和利益导向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善于把反对腐败、倡行廉政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的执行效率悄然消解得无影无踪。

汉代察举孝子廉吏,强调以德举人。但在社会现实层面,察举孝廉竟然成为一些投机分子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尴尬局面。曹魏政权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德、才举人,把好官吏入口关,若仅仅从文本看,九品中正制的确是善制善政。但是,负责选举人才的中正官选人唯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门阀社会。

第三,官吏知行背离、行不由衷的问题。

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绝大部分官吏都是饱读经书,口称圣贤之士。儒家的仁义礼智,仁民爱物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吏而言并不陌生,甚至是熟读于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贴在许多官吏厅堂的显要位置。翻开史册,贪赃腐败而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令人诧异的是,历史上一些贪腐之徒恰恰就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儒生。

清代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但和坤贪得无厌,卖官、受贿、结党营私。要说和珅不明事理,难以令人信服,但是他口中说的是圣贤之书,做的却是城狐社鼠之为。身陷囹圄的和珅在《上元夜狱中对月》的诗中写下了“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句子,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只有真正解决好官吏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才能把反腐倡廉落到实处。

军营反腐进行时 篇3

“以前只感觉腐败案件与自己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平时只是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看见，今天怎么感觉就在我们身边，自己不仅要用好手中的权力，而且要监督领导用好权力。”一位部队中层干部在听完青铜峡市反贪局局长丁洪秀为广大官兵作的题为《法律进部队，情系子弟兵》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后，感触颇深。讲座涉及部队官兵较关心的部队职务犯罪特点及预防对策、刑法第八章关于军人违法职责罪等方面，并运用多媒体视频，通过生动有趣、图文并茂的典型案例进行讲解，官兵们听得津津有味，会场上不时响起掌声和欢笑声。

在全国检察系统中，宁夏检察机关是首个将最高检预防厅的“五进”专项进行创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进部队”的“六进”活動。以此提高部队预防职务犯罪的能力及干部、战士们的监督意识，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同时，协助部队对干部任用、兵员征集、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经费管理等重点领域联合预防，对重点领域的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提供咨询，提出建议。

“送法进部队”

2013年6月，初夏的细雨滋润着古峡大地，青铜峡市院30余名干警来到驻青68216部队，开展“送法进部队”活动，向部队官兵赠送了《贪官忏悔录》、《刺贪》等300余本普法类书籍。在赠书仪式上，部队政治部主任李光林握着青铜峡市院检察长莫忠和的手说：“感谢检察机关对部队工作的支持，这些书籍不仅让官兵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给单调、枯燥的部队生活增加了新的乐趣。”

“送法进部队”为广大官兵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教育等服务，提高部队官兵法律意识和依法开展工作的能力，解答涉及军人及其家属的法律问题，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使其安心服役，提高部队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凝聚社会力量，扎实有效地开展法制拥军工作，为国防军队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送法进部队”丰富了“六进”活动的内容，扩大了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同时是法律拥军，增进军政军民团结，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的有效举措。

一位来自河南的士兵小张，因家中父亲出了交通事故，而他又身处部队，对交通事故赔偿方面的知识知道的也很少。在得知此情况后，青铜峡市院副检察长李温荣就关于交通事故赔偿方面的法律程序、证据如何收集等方面给小张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小张高兴地说：“谢谢您，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知道怎么处理了，俺这就告诉家里人。”在“送法进部队”中，以促进部队预防职务犯罪建设、为部队提供法律服务为主题，预防部门深入开展法制座谈、现场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活动，实现了传播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的目标。

“协作五个一”

“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青铜峡市院的检察干警在参观了军营后，被官兵棱角分明的被子、整齐排列的洗脸盆、牙缸牙刷等生活用品所震撼。“军事日”活动使检察干警充分体验了部队生活，增强了官兵与检察干警之间的信任与互动。为深入部队进行廉政建设，自治区院与宁夏军区建立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平台，让地方检察干部来部队过“军事日”，让部队检察干部来地方参加庭审观摩，使得军地检察干部在互帮互学中各展其能，各显其长。同时，双方商定落实“五个一”活动，推动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工作创新发展。修改“一个规定”明确政策：双方结合近年来工作实践，修改完善《西北五省（区）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工作规定》，研究制定下发宁夏军地《关于加强军事检察机关与地方检察机关协作工作的意见》；建立“一套机制”强基固本：军地检察机关探索建立干部任用、兵员征集、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经费管理等重点环节的联合预防的有效机制；开展“一次活动”：自治区检察机关开展双向互动，增进部队官兵与检察干警的交流；抓好“一项建设”落实规划：安排部队军官到检察机关参观，学习借鉴“侦查信息化，装备现代化”情况；组织“一轮培训”提高素质：对军区机关重点领域的管钱、管物人员进行法律培训，讲解预防职务犯罪需要注意和把握的关键环节和问题。宁夏检察机关还在军地互涉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共享上达成共识，拟建立相应机制和固定人员专门处理，达到“进部队”的最佳效果。

中国反腐进行时 篇4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动的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需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02反腐机构最多，腐败花样却层出不穷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和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中，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需要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03私利观念：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04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权利内耗 矛盾重重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

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参与反腐败的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05改革迫在眉睫：给清廉一个生存空间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

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2013中国反腐报告 篇5

扫描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等词频频出现，备受瞩目。这里，我们选出12个关键词，与大家共同品味这些词语的深厚内涵，感受这些词语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作风建设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强调“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表明了我党对作风建设顽固性的深刻认识，更体现了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只有持之以恒地抓好作风建设，切实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才能取得群众满意的效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路谋划反腐制度建设，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规律的新认识，表明党将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也表明党更加注重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打铁还需自身硬

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维护党纪政纪、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职责，承载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群众的期望，其自身的素质、能力和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做严守纪律、改进作风、拒腐防变的表率。这不仅是适应新形势、承担新使命、完成新任务的迫切需要，更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老虎”、“苍蝇”一起打

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老虎”虽少，但危害性强，对党和国家造成的伤害巨大，打“老虎”，表明了严肃查处腐败问题要敢于啃硬骨头；“苍蝇”虽小，但数量多，侵害民生，危害面广，打“苍蝇”，传递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积极信号，也可以尽早避免“苍蝇”演变成“老虎”。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廉政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有天然的腐败免疫力，如不加强监督，同样会出问题，而且性质更恶劣、危害更严重、社会影响更坏。对此，王岐山同志针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多次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这一要求与“打铁还需自身硬”一脉相承，体现了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理念。从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出发，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严格监督不可或缺。只有主动接受监督，才能理直气壮地监督别人。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纪委印发《关于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决策部署，细化工作任务，突出工作重点，落实工作责任，转变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基础工作，扎扎实实抓几件实事，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这一要求，体现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也为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做好基础工作划定了标准、提出了要求。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近年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各级党委必须担负起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必须认真行使监督权，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中央对党政机关改进工作作风，践行群众路线的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认真研究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按照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明确职责定位，落实主业主责，创新方式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单”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

王岐山同志在天津市调研时指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党内党外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党风正，则民风淳朴。深刻认识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有利于拓宽党风廉政建设的视野，从“官风”与“民风”两方面整体推进作风建设。

发现不了问题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汇报是渎职

准确发现问题是巡视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巡视工作成效最重要的标准。王岐山同志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必须根据情况追究责任。从失职渎职角度强调巡视工作职责，并明确要求责任追究，强化巡视组对首要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巡视工作的重点，避免巡视监督流于形式，工作出现盲区，影响工作成效。抓早抓小

祸患常积于忽微。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出现的一般性问题，以及轻微违纪问题程度虽轻，但若放纵不管，就有可能导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因此，王岐山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反映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诫勉、函询、教育，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抓早抓小”思想体现了对防治腐败规律的深刻把握，体现了对人民负责、对干部本人负责的“以人为本”理念。瞄准节点抓落实

中国反腐之我见 篇6

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现象也就难免越来越猖狂。记得在第二次的形势与政策课上，老师讲的是有关反腐倡廉的专题。课上，同学们慷慨激昂的列举了许多中国当代社会自前至后的贪污腐败的例子，讨论结果着实让我震惊，心中不由感慨万千，身为一名高校大学生，我时时刻刻的在思索着：怎样才能让这些腐败分子落网，怎样才能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记得有句古语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此刻我想说的是：反腐倡廉，人人有责。

首先，对于贪污腐败现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确实存在，还比较严重，这是事实。腐败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避免不了的，而且暗藏时间已久。长久以来，腐败像蛀虫一样蚕食着国家根基，已成为社会公害，为国民所深恶痛绝。我党历来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把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推出一系列反腐败措施。近年来，中央对反腐败尤为重视，不断加强反腐败力度，出台各项反腐治本措施，促使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监督不够到位、管理不够完善、惩治不够严厉等诸多因素，腐败行为至今仍屡禁不止、反复发作。

那么为何会有这么多贪污腐败现象呢？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2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府方面政策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使得很多官员失去监督，而权利一旦失去监督就必然走向腐败。但党中央一直在努力完善我国的体制，而且，如果想仅凭政府的力量来根治贪污腐败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此根治贪污腐败归根结底还得靠广大的老百姓。这也就是第二方面，老百姓的问题了。为什么说贪污腐败老百姓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呢？试想一下，如果你知道某个官员有贪污受贿情节或作风不正，你会去揭发举报吗？我想多半不会。为什么呢？这可能也算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的来源了。不去举报的原因有二：

1、举报他我会承担被报复的风险；

2、举报他我不会得到短期、直接好处。于是乎你不去揭发我不去举报，这也难怪贪官污吏会这么多了。试想一下，如果发现一个贪官，人人都去举报，试问谁还敢贪污腐败？的确，举报贪官污吏可能会遭到报复，甚至流血牺牲，但是60年前无数革命先烈能够为了我们今日幸福的生活而义无反顾地流血牺牲，我们为何就不能为了祖国的廉洁而流血牺牲？当然，政府在这方面也有很大责任，因为政府没有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方便快捷、安全有效的平台去揭发举报贪污腐败现象。毕竟谁都想过个安稳的日子，而且中华民族素来有逆来顺受的习惯。

十八大“新政”明确地把“三公经费”列为开局的首要抓手和突破口，特别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整风肃纪成效显著，各地腐败官员纷纷“落马”，多名厅级以上干部受到严惩，地方官与国企高层涉贪被处分，反腐力度打破常规实属罕见，充分表明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让全国人民倍感欣慰，看到了新的希望，时下反腐已成为了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众所周知，反腐倡廉既要标本兼治，又要惩防并举，方能长治久安。习书记就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等重要观点，从中央到地方呈现出严查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狠抓顶风违反“八项规定”行为的高压态势，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收到的实效。

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只有上行下效，发挥榜样力量，才能切实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从前年开始，中央已在各级党政机关认真推广了公务接待“廉政灶”制度，在各级纪检监察系统全面开展了“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并积极探索“阳光农廉网”等新政，用实际行动拉开了新一轮反腐倡廉高潮，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捧，人民群众津津乐道。

个人以为，要彻底反腐，首先要强化制约，加大督查和惩办力度，从严治贪，形成反腐威慑力，防止“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确保“良政善治”落到实处。其次要强化监督，大力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各级各部门设立相应的举报平台，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督，发起全民反腐运动，让贪官污吏成为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想要真正反腐反贪，必须从根源入手，用制度做保障，然后加强监督管理。只有把不受监督的权利关进法制的牢笼里才能让反贪贪腐走上空前的高度。这也就需要我们从如下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进一步健全防腐反腐体制，完善党员干部任职及问责和定期审查、定期述职等制度，各级组织建立首席领导防腐反腐责任制，以加大监督、督导、检查所在单位的防腐反腐力度，使防腐反腐常态化、岗位化、制度化。

第二、加大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党性与法制教育，自上而下地建立党员干部、国家公务员“拒腐承诺”确认制度，健全和完善“拒腐承诺”确认档案管理与审查复核手续，让“拒腐承诺”贯穿每个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日常行

为之中，让反腐倡廉的口号时时刻刻发挥警示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反腐宣传要做到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有专版或专栏，及时报道反腐动态、案件查处、反腐通报、各地反腐、反腐一线、反腐倡廉等，以案说法加强反腐教育的威慑力，开辟反腐论坛，反映民声民意推动反腐宣传，各级媒体要持续开展主题鲜明的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宣传活动。

第四、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建立严格的反腐（检举）信息搜集、分类、管理和回复与公告制度，不错过、不放过每一条反腐信息，对每一条信息进行彻查，信息属实的予以具体措施和手段，信息不实的应对被检举人说明情况并对其予以警示。

第五、加大反腐败的惩罚力度。对公权人物职务腐败、职务犯罪必须施以重罚。从法律层面给公权人物职务腐败、职务犯罪以威慑和打击！因此，我国的法律建设必须围绕反腐败与国家安危这个课题研必须施以重罚。从法律层面给公权人物职务腐败、职务犯罪以威慑和打击！因此，我国的法律建设必须围绕反腐败与国家安危这个课题研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从严从重”惩处腐败的法律制度。

第六、要坚持求真务实，加强教育和监督，促进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是求真务实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治国的有效措施，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制度建立了，没有相关的部门去监管，制度也就是成了一纸空文，因此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去保证，需要相关的部门去执行，二者结合才能使反腐倡廉工作顺利的开展，才能保证国家繁荣富强的发展。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反腐倡廉这项工作，不能有所偏激，反腐倡廉的建设是任重而道远的，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尽力去解决，但只有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才能更好地进行。

反腐败涉及到国家安危，而将反腐败上升到铲出腐败，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我们重视和深化反腐败中的“问题研究”及反腐败的制度创新，要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一些“不同说法”。只有加快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建成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让权利赶进制度的牢笼里，才能有效的应对反腐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我深刻感受到了在当今社会进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对自身的思想作风，廉洁自律，遵章守纪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我们所能见的案例里，我看到有些国家党员干部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逐步淡漠了法制观念，在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面前丧失原则，置党多年的培养教育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做出有悖于我们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原则和宗旨的事情，最终身败名裂，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我觉得我们当代大学生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反腐败国际追逃的中国模式研究 篇7

提到贪腐问题,时下很多官员在犯下大案后往往闻风而动,贪官外逃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追逃的成功案例既表明国际间司法协助合作的深入和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也极大推动了特大贪腐案件的破获。对于逃往国外的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司法主权的超然地位带来的追诉难题,另一方面是两国间的间司法协助对国际司法合作提出的新的要求。对这些潜逃他国的罪犯,需要一种国际间通行的制度为追诉行为提供标准和底线,同时也对请求国实现其引渡请求的目标予以保护,于是以引渡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国际司法合作措施应运而生。

引渡制度的成功运用使得外逃犯罪嫌疑人不得不面对国内刑事司法制度的追究,同时阻断了潜在外逃者的退路。然而作为国际间司法协助通行证的引渡制度,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阻碍,对外逃官员的引渡和遣返请求往往因制度本身的限制而被拒绝。

二、引渡基本原则限制国际司法协作的开展

引渡制度是政治上的博弈,更是司法协助法律制度的智慧结晶,但制度本身的的限制也不容忽视。为了充分保护一国司法主权,同时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各国通过立法明确了对引渡制度的限制,条约前置主义、双重犯罪原则、特定性原则、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等基础性规定都构成了对国际引渡合作的限制甚至阻碍,尤其是我国死刑制度的保留、政治犯概念的界定以及颇受诟病的人权保护法律的缺失使我国在适用引渡制度时往往受到诸多限制。

(一)条约前置主义使引渡申请因缔结条约国家的数量限制大打折扣

条约前置主义要求在适用引渡制度时必须以两国之间存在双边引渡条约关系作为引渡的前提条件,很多国家奉行条约前置主义,甚至不承认互惠原则,在法律中直接规定了引渡依双边条约进行,一旦没有条约就绝无引渡可能。然而对请求国而言,一国不可能与所有国家都签订引渡条约,我国对外签订的引渡条约数量更是远远低于我国对外引渡的实际需求。中美两国的引渡就因两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而阻碍重重,在司法合作问题上只能采取遣返等其他变通方式实现追逃目的。条约前置主义的限制不仅针对请求国,也同样针对被请求国,该原则的存在同时也限制了被请求国的对外请求,严格奉行条约前置主义的国家自身对外的请求也会因为互惠原则而受到限制。

(二)双重犯罪原则因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一些犯罪在他国不受追诉

双重犯罪原则要求请求国的引渡请求中所指控的行为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都认为是犯罪。对请求国而言,罪刑法定原则这一通行的刑法精神要求只有当犯罪行为人行为触犯了该国的法律才能受到刑事法律追究,对被请求国而言,如果本国不认为是犯罪,则没有启动国家权力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立场。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国情决定下的法律制度,各国刑事法律规定的罪名、罪状及入罪标准也不尽相同,双重犯罪原则也因两国对犯罪严重性的定性和量刑制度之间的法律差异成为引渡实践中的阻碍。

(三)特定性原则限制犯罪嫌疑人其他罪责的追究

特定性原则要求请求国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后,只能就作为引渡理由的罪行进行审判,而不得对引渡理由之外的其他罪行进行审判或处罚。该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国家将从事政治犯罪的人以普通刑事犯名义引渡回国,然后以其他名义任意予以处罚。特定性原则是双重犯罪原则的补充,请求国与被请求国对请求问题的关系就好比两个有重叠部分的圆,因为双重犯罪原则的存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只能在重合的范围内展开司法协作,这就必然会导致被请求人的罪名有一部分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成为引渡请求。严格奉行特定性原则的引渡案例有时会因追求引渡的成功而放弃部分罪名的追究,导致同罪不同罚,无法实现罪刑法定精神。

(四)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使贪腐官员成为漏网之鱼

政治犯不引渡是引渡乃至国际法上公认的原则,然而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的贪腐犯罪在引渡时有可能因与政治相联系,而成为犯罪嫌疑人规避引渡的借口。由于贪污腐败类犯罪的主体往往都是公职人员,这些公职人员逃到国外后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身份以及与政治有关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将其贪污腐败行为政治化从而利用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为自己开脱。

(五)死刑不引渡原则因我国保留死刑罪名而成为规避引渡的理由

死刑不引渡是基于当前反对死刑的世界潮流,出于人权的保护和考量,认为如果被请求国认为被引渡人被引渡回国后面临着死刑的处刑,则可以拒绝引渡,有一些国家甚至坚持死刑和无期徒刑都不得引渡。死刑不引渡原则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权保护制度。由于中国现阶段仍保有大量死刑罪名,特别是贪污罪、贿赂罪等重大经济犯罪在引渡过程中格外受限。[1]贪污受贿等非暴力经济犯罪的罪质在于其贪利性和侵犯职务廉洁性,属于典型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价值低于生命权利的非暴力犯罪,其罪质与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死刑是不相称的,因而很多国家因我国存在死刑而拒绝引渡请求。

(六)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因犯罪嫌疑人“入籍”而不断被利用

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要求对被请求引渡人是被请求引渡国国籍的公民的请求应当拒绝,该原则是基于一国的属人管辖权而设立。在实践中,有很多犯罪分子外逃后即刻申请加入该国国籍,使犯罪嫌疑人在被请求国在接受引渡请求时摇身一变成为被请求国公民,导致了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在引渡申请中作为有效地规避手段而被滥用。

三、针对引渡制度进行国内政策的完善

目前,针对引渡制度的局限性,我国也通过漏洞填补及变通措施实现追逃目的。

首先,引渡条约为两国之间的引渡合作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因而为了保证引渡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我国需要与他国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等“外逃天堂”加快引渡条约的签署,通过条约为引渡制度提供便利条件。只有填补制度漏洞,使他国不再是“外逃天堂”,也使潜在的外逃者明白逃出国是没有用的,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外逃行为的发生。

其次,在寻求国际司法协助时,对引渡申请中的罪名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是追求罪名的一致,更关注犯罪行为本身,从而突破双重罪名和特定性原则的限制。“一些国家在某些问题上放弃这一原则,一些国家则在签订引渡条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时,改变传统上双重犯罪原则要求罪名和构成要件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法律中完全一致的做法,而采用‘实质类似’标准,即只要某一行为按照请求国的法律和被请求国的法律都作为犯罪加以处罚,即符合双重犯罪原则而不必强调罪名表述一致和犯罪成立条件同一。”[2]双重犯罪原则的根基是刑法的罪刑法定精神,然而世界上并不会有哪两个国家的罪名规定会完全一致,因而在引渡谈判过程中更需要从犯罪行为本身去认定“双重犯罪”,而非单纯的追求罪名的一致。

再次,将外逃犯罪嫌疑人非政治化处理使得政治犯的概念不断缩小,被引渡主体范围扩大。政治犯各国不断通过立法和国际公约协定的签署将很多与政治有关的犯罪非政治化处理,使得政治犯罪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狭窄,在政治犯罪例外原则发展过程中影响最重大的就是对腐败犯罪的非政治化。针对我国当前大量贪污腐败犯罪分子外逃的严峻现状,对腐败分子非政治化为犯罪嫌疑人的追逃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外,积极减少死刑罪名,以死刑替代措施代替死刑也增加了引渡的成功率。针对死刑不引渡问题,在世界反死刑潮流中,死刑被认为是对人权的侵犯,因而废除死刑的国家会因被引渡人引渡回国后有被判处死刑可能等定罪量刑问题,或担忧请求国国内刑讯逼供等酷刑制度的考虑而拒绝引渡。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在引渡谈判中,我国往往会做出不对其处以死刑的量刑上的承诺,就是对死刑不引渡的变通。赖昌星案中,我国曾承诺对他在遣返前所犯罪行,中国法庭不会判处他死刑。[3]虽然死刑不引渡原则会导致“同罪不同刑”现象的产生,但如果我国能彻底消除绝对死刑,同时在主动引渡中注意刑罚的转换,就可有效地缓解为引渡而承诺不处以死刑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矛盾。”[4]同时,这也对我国更进一步削减死刑罪名,减少绝对死刑的刑种,树立司法制度健全完完备的大国形象提出了新要求。

最后,对摇身一变成为被请求国国民从而规避引渡的犯罪嫌疑人,严格把控其成为“国民”身份的时间,将国籍认定时间规定为“犯罪时为非被请求国国民”,同时对已经取得被请求国国籍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排查看是否有吊销其国籍的可能性。[5]近年来,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已经由原来的刚性条款发展至今地位已有所松动,很多时候会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引渡本国国民。此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也引进了“先引渡后移管”制度和“或引渡或执行请求国判决”的制度,在请求国审判而在被请求国执行,即让犯罪嫌疑人在判决生效后回国籍国执行的制度来使本国国民的引渡请求被被请求国接纳。这种变通措施也是引渡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司法主权得到了尽可能最大化的保障。

四、引渡制度的替代措施

诚然目前国际通行的主流追逃方式是引渡,然而引渡面临着条约前置主义等原则的限制,引渡制度在实践中运用的效果大打折扣。反贪污腐败依赖于官员的自觉,更加依赖于有效的制度配合,只有使贪官明确外逃的终是没有出路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官外逃。因而引渡进行的同时往往通过政策创新,来弥补引渡制度自身障碍所导致的空白和漏洞,从而实现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

(一)遣返的中国策略

除引渡制度外,对外逃官员最常采用的手段是遣返。移民遣返措施主要依据的是一国关于移民的相关法律规定,将不符合居留和移民的外国人遣返回国,达到将一些外逃犯罪嫌疑人追回国内的效果。[6]贪官外逃往往伴随非法移民的问题,通过非法移民遣返的途径可以有效地规避引渡的诸多限制原则,同时简化了司法程序和法律适用,只依据本国移民法就可以实现,节约了司法资源,也促进了犯罪嫌疑人回国受审。遣返非法移民“主要表现为逃犯隐藏地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秩序依据本国的移民法单方面作出的决定;遣返的目的地完全可以不选择对逃犯进行刑事追诉的国家。”[7]

遣返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追逃国,而是为了本国的国内秩序。[8]本国之外便是他国,如果一个国家为了本国利益而拒绝将腐败分子引渡回国,势必会使“国外”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终有一日会深受其害。同时腐败分子在其隐匿的国家,其社会活动以及对与之交往之人的影响也会诱发更多的腐败犯罪,使得犯罪手段国际化并交叉感染,若不及时对犯罪嫌疑人加以法律制裁定会为此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因而移民遣返成为继引渡之外使用更多的手段。

(二)劝返的中国智慧

通过自首减刑政策及专项追逃行动劝返,既可以避免对他国司法主权的干涉,又可以节约办案成本,简化追逃环节。2014年7月22日起至2014年底,由国务院下发通知公安部部署全国在内的所有公安机关集中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与“猎狐2014”境外追逃专项行动相配合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规定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回国的,视为自首。对外逃者而言,在异国他乡远离亲人朋友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恐惧感也往往会促使他们回国。回国不仅是通过接受刑罚为其行为担负刑事责任,将不法所得带回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更可以减轻自己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节约国家司法资源。

虽然劝返制度极大的便利了海外追逃,但也面临着同罪不同罚的诟病,以减刑吸引出逃贪官归国在实践中也被认为是给高官的特权。对于这些争论,笔者认为,对外逃人员适用自首的理论根基在与对于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而言,他们在境外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存在继续躲藏和潜逃的条件和机会,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选择接受劝返,具有比较鲜明的自动投案特点,再加上回国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符合了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法律规定。与其使他们在国外苦苦抗争,给追逃行为造成阻碍,不如通过政策上的变通促使他们归国接受刑罚,使罪行的惩处得以落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猎狐”专项行动结束后依然没有自愿归国的外逃者,其人身危险性更大,对他们的追逃也势必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反抗,为我国的追逃带来新的难题。

国际追逃并非一日之功,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合作及政策上的不断创新为外逃官员回国受审提供了有效支持。追逃的成功更需要有关部门充分利用现有制度实现追逃目的,努力在兼顾尊重他国司法主权的同时出色地完成对出逃官员的追责,在追逃问题上创新方法寻求国际合作、开创追逃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J].政治与法律,2005(1):67.

[2]王蕾.论双重犯罪原则——兼论我国主动引渡难问题[D].厦门大学,2006:31-32.

[3]王勇.赖昌星“难民”案的法理评析——兼论加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几点思考[J].法学,2002(10):78.

[4]谢瑜.论死刑不引渡原则[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113.

[5]黄风.引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34.

[6]赵秉志.运用移民遣返措施追捕外逃涉腐犯罪嫌疑人之路径与难点[J].江西社会科学,2014(2):151.

[7]黄风.境外追逃的四大路径[J].人民论坛,2011(31):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