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廉政

反腐廉政（精选12篇）

反腐廉政 篇1

反腐廉政建设问题, 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尽管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不尽相同, 导致了各国腐败成因的多样性和廉政建设的不同步性, 但腐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痼疾, 其社会危害性具有共通性。因此, 反腐廉政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反腐廉政建设的研究现状

我国从建国伊始就开始重视反腐倡廉问题, 但其时主要体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之中, 专门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寥若晨星, 具体的理论研究少, 研究领域比较狭窄。1990年王沪宁出版了《腐败和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 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反腐败研究的肇始, 反腐研究群体才开始发育。随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加入反腐理论研究的行列, 但研究国外和历史上的腐败问题居多, 针对我国国情的细化对策研究很少。

2000年, 湖南省委组织部王明高等正式成立了“新世纪惩治腐败研究”课题组, 并提出了包括金融实名制等一系列具体对策。同年10月, 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的廉政研究学术机构———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成立。随后各地高校纷纷成立各种廉政研究中心, 许多学校开设了廉政学相关研究方向专业。至此, 反腐廉政建设队伍日益壮大, 研究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 并出现了不少专著和论文。

二、反腐廉政建设的研究内容

近十年来, 许多学者十分关注当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问题, 并积极投入到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中, 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文章。从研究的内容来看, 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关于腐败产生的原因

学界大致有综合因素论、制度缺陷论、成本———收益论、寻租致腐论等几种主要观点。

1. 综合因素论。

持此观点者普遍认为我国腐败产生的原因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多种因素, 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失衡、权力监督缺位、制度建设缺失、腐朽思想泛滥、价值观念扭曲等方面。如张小平认为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种:一是法制不健全, 权力运行不规范;二是权力高度集中, 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三是一些干部价值观取向错位、“官本位”思想大回潮是腐败滋生的思想原因。李海红指出封建余毒沉渣再度泛起是我国腐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经济体制转轨中权力监督的失效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西方的“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是腐败产生的诱因;我国的监督机关还不能发挥其作用, 也是腐败产生的原因。李苏生认为在我国, 经济 (体制弊端) 、政治 (权力高度集中、监督缺位、法制缺失、人事任用制度缺陷等) 、历史文化和思想 (封建腐朽思想、人治思想、官本位意识等) 、心理 (不良心理的产生) 、“时间差” (反腐制度滞后于腐败行为) 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

2. 制度缺陷论。

李瑾等指出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缺陷, 是腐败现象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赵清城认为从实践上看, 教育不扎实, 制度不健全, 监督不得力;在体制改革过程中, 各方面制度不完善, 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3. 成本———收益论。

李力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腐败行为的简单发生动机和边际发生概率, 认为腐败的预期成本越小, 预期收益越大, 被查处的风险越小, 腐败行为越容易发生。徐向东等分析了腐败的收益与成本及其相互关系, 指出“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而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取决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

4. 寻租致腐论。

张文静探讨了寻租性腐败产生的成因:政府对企业的种种管制是其根本原因;监督体系不健全是其现实原因;经济利益驱动是其内在原因;信息不对称是其外在原因。

(二) 关于腐败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诸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我国腐败形式多样化, 贪赃枉法、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挪用公款等等不一而足;其特点是腐败领域不断扩大, 腐败群体化倾向严重, 腐败形式更加隐蔽繁杂, 权力腐败尤为突出。辛宇指出50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三大变化, 即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及虚拟货币形态转变;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陈焱光把20世纪9O年代以来的腐败现象概括为三个方面: (1) 腐败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发展。 (2) 腐败分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3) 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的所有领域, 并呈现出区域化、国际化的倾向。谷宇等指出非传统腐败逐渐成为中国腐败的主流形式, 炫耀性腐败势头日益上升。

(三) 关于反腐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认为存在着反腐机制欠完整科学、制度和法规建设不健全、监督执行力度不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陈焱光指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机制存在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反腐败思想教育机制的空洞化;二是反腐败主要对象严重缺位, 反腐败实践无效化;三是反腐败权力监督制约运行机制各自为政, 梗阻严重;四是权利监督权力机制极端乏力、腐败分子有恃无恐;五是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机制未落实。管淮阐述了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存在制度缺乏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化, 有些制度带有滞后性, 制度执行不力, 监督检查不到位, 特别对于违反制度行为的惩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没有发挥制度的应有效力等问题和不足。李进宏等认为制度反腐当前还面临着公民制度意识薄弱、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四) 关于反腐廉政建设的措施与对策

众学者注重研究如何发挥和加强思想教育、权力制约、制度保障、监督执行等机制方面的作用, 主张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制度反腐建设、完善民主和法治体系、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反腐廉政。马义新等指出应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筑牢“不愿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推进制度的根本性建设, 构建“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强化监督的关键性功能, 形成“不敢腐败”的监督防线来防治腐败。邵景均认为反腐必须着重抓好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作风建设;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 形成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从严治党, 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等工作。黄存金提出要不断探索廉政文化建设规律, 创新廉政文化建设载体, 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 并借鉴世界各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 以不断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张增田等认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必须加强权力分解制度建设、权力规范制度建设、权力监督制度建设和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使权力的设置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 权力的运行更加合法化和透明化。林春逸指出新时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需要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必须创新各部门协调一致, 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构建操作性强、效率高的反腐败机制 (包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创新, 特别是选举制约机制、政务公开制度、廉政教育机制和官德监督机制的创新等) ;创新反腐败制度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干部人事制度) 。张书林提出引入民主理念和民主手段推进反腐廉政建设, 将民主提升为惩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 着力建立“教育、制度、监督、民主”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吴玉英认为应从完善网络舆论监控系统, 加大政府网站的透明度,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 加强网络反腐立法, 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等方面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

(五) 关于行业反腐廉政建设

针对近年来各个行业腐败现象纷纷涌现的现状, 有学者开始探讨腐败多发领域 (如高校和国企) 的反腐廉政建设问题, 并结合行业特点提出了可行的措施与对策。宋影等指出高校应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 做到各司其职;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投诉举报激励机制和保护举报人制度,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商业贿赂斗争;推进制度建设, 重视机制创新, 完善预防、惩治腐败体系, 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陈修辉认为高校应当按照全面性、科学性、公开性、制衡性、惩戒性五项原则, 建立包括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和反馈五种机制在内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最大限度防止因制度漏洞而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陈柏新针对建设领域具有权力大、涉及巨额经济利益、社会关注程度高的特点, 提出通过严惩腐败犯罪、重视网络监督、强化行贿查询机制、完善招投标制度四项对策, 以提高建设领域的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

三、小结

综上所述, 我国在反腐廉政建设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 研究侧重于实践策略, 主要集中在反腐廉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与对策方面。在研究方法上, 大多数学者都运用描述性语言, 根据自身理论水平, 经验性地对问题进行研讨。同时, 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尽管对腐败成因的研究较多, 其中对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较为深入, 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谈, 并未深入展开。二是多学科向度研究较少, 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深入研究腐败产生根源的文章并不多。并且具体对策性研究日渐增多, 而反腐廉政建设的规律性研究尚属薄弱。三是分散的、宽泛的治理措施研究较多, 而如何构建反腐廉政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研究相对缺乏。四是反腐监督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有学者指出要加强反腐倡廉的教育和监督力度, 但对于如何创建独立的监督机构, 提高监督机关的权威;如何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和网络监督的作用还有待于继续开掘。五是侧重于研究反腐的事中监督和事后惩处机制, 而事前预警和预防机制研究不多, 并且如何建立反腐的预警机制体制, 如何创新教育方式方法, 加强反腐廉政思想教育的实效性等较为匮乏。六是对新形势下涌现出的反腐廉政建设新方式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尽管廉政文化建设已经开始纳入研究的范畴, 但是对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实际作用, 如何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使其深入人心、人脑, 建设一个清政廉洁的社会氛围,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网络反腐的兴起, 利弊俱存, 有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但如何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 充分发挥其优势, 克服其负面影响与不足, 都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时期, 改革开放纵深发展, 物质财富不断增加, 而腐朽思想也沉渣泛起, 致使腐败现象高发的可能性增加。为了有效遏制腐败, 促进廉政建设, 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 不断加深对腐败现状、腐败产生根源和反腐廉政建设对策的研究, 尽快建立真正切实可行、惩防结合的反腐廉政机制和制度体系势在必行, 且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苏生.试析腐败的产生原因及治腐对策[J].理论探讨, 2000, (6) .

[2]管淮.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法规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8, (2) .

[3]吴玉英.网络反腐:缘起、困境及对策[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4]陈柏新.提高建设领域反腐倡廉成效的对策[J].建筑, 2010, (3) .

反腐廉政 篇2

无论是习总书记说的“老虎跟苍蝇要一起打”，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论是王岐山同志说的“打老虎还在继续”，还是“反腐败没有特区、没有禁区、没有深水区”，都能看出我党对腐败问题的态度十分坚决。

然而，从“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官员心声”到“无酒不成宴，无宴不醉人”的庸俗酒风，从坊间早有的流行语“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到 “公务宴请，无酒不能尽兴”的“灰色意味”，从一些地方赤裸裸地称“酒场就是战场，酒瓶就是水平，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到公众对“一顿喝掉一头牛，一年喝没一座楼”的现象深恶痛绝，从“不讲规矩讲感情，不讲纪律讲关系”的潜规则，到“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行可行”，都无不彰显着当前的腐败问题异常严峻。

因此，必须动真格硬碰硬转作风，才能将反腐倡廉进行到底。

转作风要 “接地气”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良好作风是党风党纪的重要屏障。当前作风建设尤其重视四风问题，即官僚主义如官本位思想，如“当官做老爷”的态度，又如“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姿态;享乐主义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形式主义如用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汇报文件、用精神贯彻精神;奢靡之风如拜金思想、酒桌文化、送礼氛围。去四风、转作风才能正党风、促政风，须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培养民本思想、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服务中心;坚持问题意识、洗洗澡、治治病、照照镜子、正衣冠;坚持限制三公支出;坚持培养干部的实干心、摒弃虚荣心。

打老虎要“零容忍”

刚正不阿的海瑞、绝不手软的朱元璋、“留一口棺材给自己”的朱腐败，从古至今腐败问题都是政府深恶痛绝的。但是秦桧、蔡京、和珅、贾似道等腐败分子从来就没有停手。古语有：廉，立国之要;清，为政之根。腐败惩处须做到“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须从体制机制上规定政府权力，避免权力寻租;“不敢腐”须从腐败查处力度着手，贪一批抓一批，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想腐”须培养干部的宗旨意识、公仆意识、奉献意识，以杨善洲为榜样、学“焦裕禄精神”、坚持“三慎”，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永葆官民鱼水情。

重巡视要“不固定”

以王岐山同志为领导的中央巡视小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古代“刑不上大夫”，到“刑不上常委”，腐败问题一直存在特区、禁区、深水区。对于“大老虎”往往没有做到连根拔起，只停留于“拍苍蝇”阶段。从神秘商人周滨、到政治局常委***，再到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中央巡视小组对于打大老虎频频发力。要让巡视小组不再是“铁帽子”，须建立巡视组组长库，由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每次巡视任务提出组长人选，一次一授权;实行“三个不固定”：即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

台湾：廉政署彰显反腐决心 篇3

台湾的职务犯罪是指公职人员贪渎犯罪，包括贿选、“黑金”犯罪。根据台湾“法务部”统计，从2000年7月至2009年4月，“扫除黑金行动”获报1万余起案件，其中遭到贪污起诉的共4823件、1.3万人，查获的贪污金额达322亿元新台币，公务人员及民意代表人数占55%，平均每月有45.5起贪污案产生，数字惊人。

2010年7月，在接连暴发警察出入黑道场所及多名法官涉入贪腐丑闻后，台宣布将研究成立直属于法务部门的廉政署，并要求行政机构与法务部门尽快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推动肃贪防贪工作。2011年4月1日，台湾有关部门通过《法务部廉政署组织法》，规定廉政署办理廉政政策规划，执行反贪、防贪及肃贪业务，掌理廉政政策的拟订、协调及推动，制订、修正、解释相关廉政法规，推动、执行贪渎预防措施，调查、处理贪渎或相关犯罪，督导、考核、协调政风机构业务及人员管理，办理“法务部”本部政风业务等其他廉政事项。

廉政署：肃贪防贪专门机构

廉政署正致力于七项重点工作：1.贯彻廉能施政，提供防贪指引；2.结合公私部门，深化专业伦理；3.开发反贪工具，推动行政透明；4.健全廉政法制，同步接軌国际；5.超然独立办案，杜绝任何干预；6.遵守程序正义，保障基本人权；7.定期公布资讯，接受各界监督。

台湾廉政署是岛内第一个肃贪（执法）、反贪（教育）和防贪（预防）相结合的专门机构，针对跨领域、跨机关、结构性、制度性的重大贪渎犯罪及社会关注的不法弊端，加强查办，建立优质公务环境。

新设立的廉政署秉持“标本兼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预防性反贪与专责性肃贪双重功能，以降低犯罪率、提升定罪率和保障人权为三大目标。为此，廉政署正致力于七项重点工作：1.贯彻廉能施政，提供防贪指引；2.结合公私部门，深化专业伦理；3.开发反贪工具，推动行政透明；4.健全廉政法制，同步接轨国际；5.超然独立办案，杜绝任何干预；6.遵守程序正义，保障基本人权；7.定期公布资讯，接受各界监督。

与香港廉政公署不同，台湾廉政署并非直接对行政长官负责，缘于台湾采大陆法系，以检察官为侦查主体。廉政署成立后也由检察官指挥办案，自有独立性，如直属行政长官，反而会打乱原有的司法制度。目前，廉政署内设综合规划组、防贪组、肃贪组、政风业务组等机构，编制核定为240人，初期配备180人，包括廉政官与廉政专员等，遴选自政风、调查、警察等系统，以及法律、财经、工程、科技、外语等专业人才。

为了肃贪，《法务部廉政署组织法》规定，廉政署得以借调实任司法官担任署长、副署长职务，执行贪渎或相关犯罪调查职务的人员应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同时，为掌握办案时效，廉政署还首创“驻署检察官”机制，建立检察官先期介入侦查之期前办案模式，由各地检署派驻检察官于廉政署，直接指挥廉政官及相关司法警察侦办贪渎案件，精准掌握犯罪事实和证据，落实保障人权及展现侦查犯罪之独立性。此外，模仿香港的类似制度，廉政署下设“廉政审查会”，聘请岛内11至15位社会公正人士担任廉政审查会委员，任期两年，由法律、财经、工程等相关专业领域代表、专家学者及有关机关代表遴聘之，负责监督廉政署运作的透明度与独立性，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并进行事后的监督审查，防止权力滥用。

廉政署预防贪渎相关措施

反贪宣导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务部”与台湾民间全民电视公司等共同制作了《包青天》、《廉政英雄》等电视剧，各级检察署组织检察官上电视、电台演出廉政节目，派出检察官或政风人员去公务机关、大学、厂商或民间团体演讲，动用暂缓起诉准备金制作动画片在电视台播放，还在有关公共场所设置公益广告。

台湾廉政署成立后，与检察机关等一起，贯彻“标本兼治”的指导思想，明确肃贪仅是治标的查处手段，反贪、防贪方是治本之道。从治标、治本整治贪腐，结合政风机构推动社会参与反贪工作，形成完整的廉政网络，不断推动教育宣导及制度改善的预防措施以防止贪渎犯罪。主要开展以下预防工作：

重视举报线索，设置多元检举管道。1.亲身举报方式：署本部成立24小时检举中心，由轮值人员负责受理民众检举事项；2.电话举报方式：设置了电话、传真举报专线和24小时“你爆料、我爆料”免付费电话，指定专人于48小时内回应；3.投函举报方式：设置邮政检举专用信箱；4.建立网络互动式检举管道，公布电子邮件检举信箱。廉政署成立后，举报数量成倍增长，加上政风人员查处移来案件，案源不虞匮乏。

加强办案手段和器材配备。为了让贪官无所遁形，廉政署为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廉政官配备了高科技的办案工具，除了高倍数的望远镜、长镜头相机、隐藏型耳鼓式无线电耳机、具有红外线夜视功能的摄影机等基本配备外，还配备多部“隐藏式数字无线传输摄影机”，也就是俗称的“针孔”，这些器材主要针对不易安排人员的搜证地点，利用生活中常见物品上的针孔，实行无线传输方式将画面传回，让监视人员长距离进行画面监视，一组器材最高可同时监控四个画面。

依托政风机构开展日常监督。“法务部”原政风司是在1992年“法务部”调查局政风处基础上建立的，负责在公务体系内检肃贪渎、澄清吏治，辖有各级政风机构1127个，政风人员2800多名。廉政署成立后，政风机构、人员均划归其管辖，仍依照政风机构人员设置条例，于机关办理反贪宣导、防贪及肃贪业务，协助机关首长推动端正政风之工作，并依托各地检署政风室建立“地区联络中心”，整合地区检察、调查、政风力量，完善防贪机制，强化横向联系，推动网络管理，建立优质公务环境。不过，除廉政署外，其他政风人员仍无司法警察权。对反贿选等政风案件，政风人员仍将提供各地检察署检察官依法侦办。特别是针对贿选、工程建设、公司上市等重点部位，可调派检察官到现场监督。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贪宣导。台湾反贪宣导工作一般由负责一审的地方法院及分院检察署开展，二审高等法院及分院检察署负责督导。反贪宣导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务部”与台湾民间全民电视公司等共同制作了《包青天》、《廉政英雄》等电视剧，各级检察署组织检察官上电视、电台演出廉政节目，派出检察官或政风人员去公务机关、大学、厂商或民间团体演讲，动用暂缓起诉准备金制作动画片在电视台播放，还在有关公共场所设置公益广告。如在“垦丁”公园入口处，我们看到一张大红宣传招贴，印有“追求百分廉政，迈向高度廉洁”，“与职务有利害关系者，不饮宴应酬、不收受馈赠、不为不当接触、非因公不涉足不妥当场所”，还附有廉政服务专线电话号码。

重视公务员伦理道德建设。台湾主张“行政中立”，要求公务人员在职期间应尽忠职守、尽心尽力，推动由政府制定之政策，造福社会大众；在处理公务上，其立场应超然、客观、公正，一视同仁；在日常活动中，不介入地方派系或政治纷争。因此，台湾有关公务人员伦理规范和道德很受重视。无论是司法官还是其他公务人员，都十分注重公务伦理道德的培养，公务员执行职务时，要正确面对关说（说情）、送礼、邀宴等情形，确保廉洁自持，公正无私，依法行政。如“法务部”2003年修订的《检察官守则》规定：“检察官基于礼节而赠受财物须合于节度，不应使他人产生不当之联想。”“检察官受邀之应酬活动，事先可疑有特定目的或涉及利益输送等不当情形者，不得参与；如于活动中发现有前述情形者，应立即离去或采取必要之适当措施。”“检察官应精研法令，并随时充实办案所需知识技能，以掌握社会动向及最新犯罪形态，打击犯罪。”这些规定对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

通过多项“阳光法案”推进廉政法制建设。台湾行政体系分工很细，彼此互相牵制，贪污的几率相对较低，台湾民众对普通公务员的廉洁性也有较高评价。如1993年通过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其中明确规定13种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要申报财产，相关资料要“供人查阅”（但申请查阅的条件甚为严苛），而正副“总统”，“五院”院长、副院长，立委，“国大”代表，监委，议员，市长等政务官的申报资料则定期刊登政府公报，并在网络公开。2000年公布施行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2004年施行的《政治献金法》、2008年施行的《游说法》，使公职人员“不敢犯”，对反贪和贿选起到了一定作用。

台湾预防腐败的启示

对照大陆刑事诉讼法，由于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受到严格限制，更缺乏检察官指挥警察办案之权力，因此出现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如何协调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统一查處腐败犯罪，是我们应当研究的问题。

检察官独立超然办案。台湾检察官入职考试、专业培养和评鉴惩处十分严格，体现精英化、职业化和终身制特征，检察官独立超然办案成为刑事司法制度之普遍价值。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有权指挥、命令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侦查犯罪。同时，对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实行科学分类管理，检察事务官协助检察官办案时，处于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的地位，保证了检察官对侦查的指挥权。加上台湾对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极为严格，这就从职权、专业素质等方面保证了检察官独立办案，维护司法独立和社会公正。无论调查局还是廉政署侦办贪渎案件，都要服从检察官指挥。特别是廉政署成立后，直接调派检察官驻署，指挥办案，具有超然的独立性，且与检察机关同属“法务部”，在侦办贪渎案件时，检察官可先期指导、审查案件调查之进行，于统筹侦办人力、资源结合等方面，较隶属于其他机关更具效率。虽然廉政署人员非常精简，对政风机构报送的贪渎情资和线索会移送调查局侦办或需要调查局协助，但都可以在检察官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一体调查，便于对个案的指挥、协调。如对调查局负责的民间企业行贿和对廉政署负责的公职人员受贿，就可以由检察官协调。对照大陆刑事诉讼法，由于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受到严格限制，更缺乏检察官指挥警察办案之权力，因此出现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如何协调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统一查处腐败犯罪，是我们应当研究的问题。

公务员伦理道德和廉政法制建设逐步加强。台湾公务员伦理道德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公务机关内设的政风机构从防贪出发，制定相关的“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和“端正政风行动方案”，作为公务员处理相关事件之准则，让公务员秉公任事，避免因不知规范而误蹈法网，使公务员免于遭受外界不当干预，进而保护自己之权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等廉政法律，注重权力制衡，降低裁量权，简化公务流程，对防治贪渎具有基础性作用。相比之下，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内设的纪检监察机关，比较重视对领导干部的纪律要求，而对普通公务员伦理道德建设还不够重视，应当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普通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和职业道德建设，并尽快研究制定《财产申报法》、《利益冲突回避法》等廉政法律。

公民民意表达和社会舆论监督广泛。针对台湾的廉政状态，台湾“法务部”每年都要委托相关组织进行民意调查，并公布民众对廉政状况的评价。如“法务部”委托台湾透明组织对2010年台湾地区廉政指标进行民意调查，发现有71%的民众认为政府成立廉政专门机关有助于促进廉能政风，另有42.4%的民众认为政府未来几年内廉洁度将会提升。台湾透明组织还公布《2010年全球贪腐趋势指数》，调查结果显示，陈水扁与吴淑珍因弊案遭到判刑后，台湾民众认为官方打击贪腐的成效，从2006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的23%，上升为37.4%，有改善现象。但据2010年民调，八项重要政策中，36.6%的受访者对反贪政策不满意，满意度最低。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台湾警察的贪腐问题最为严重，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廉政署的成立，民调有75%的民众赞成，认为有两个各自独立的机构相互竞争，对于反贪腐工作有好处。但2012年7月适值廉政署成立一周年之际，竟然爆发台湾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贪渎案件，岛内舆论十分关注，各大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有的观点相左，有的相互抗辩，有的横加臆测，但均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见其新闻舆论对官员贪渎犯罪的监督是十分自由化和强有力的。

反腐廉政 篇4

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仅从狭义概念上对腐败进行剖析, 对于私营机构中商业贿赂等问题并不纳入讨论) 最近透明国际组织新近给腐败下的定义是:“滥用委托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由此可知腐败涉及的公共权力为国家在行政管理之中依据, 但为什么腐败能够产生于国家的行政管理权之中呢?

(一) 腐败与权力的关系

解决该问题首先需要关注这里涉及的两个概念———国家和公共权力,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社会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国家的本质特征, 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如是认为。在笔者看来公共权力即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将个体的权利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组成的权力集合体, 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国家是公共权力的实施者, 公共权力在社会中则具体表现为政府, 政府根据让渡权利的成员要求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知公共权力滋生腐败的原因, 即是由于公共权力被让渡后, 与人民大众分离, 使根据公共权力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成员即政府公务员享有了普通公民所无法掌握的权力, 此种权力的分离性与强权性, 导致权利的让渡者即公民无法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有效监管, 缺乏监管的公共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源头。综上所述, 虽然政府行政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让与的权利的集合, 理应为民服务尊重人民需求, 依法行使不得随意滥用, 但是由于让与后导致权力具有分离性和强权性, 无力的监管就导致了某些享有权力的政府成员为谋取个人私利造成的权利蜕化现象即是腐败现象。

(二) 从权力制衡思考反腐败途径

现行大多反腐机制均立足于三权制衡, 利用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制衡对权力蜕化的腐败现象进行监控, 而由于行政权力相对于司法和立法为腐败的现象产生的基础, 因此大多反腐败措施均针对行政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故大多数国家首先通过立法和司法机关司法对反腐行为进行监管和惩罚。其次通过行政手段, 即依靠行政权力的自我监督, 阻止腐败的产生, 基于的理论是腐败与行政权力产生的基础相悖, 行政反腐可以自我清洁, 反腐更加快捷有效, 具体实践为香港廉政公署;中国纪委监察部和反贪局。

(三) 问题之所在

通过比较, 上述反腐机制中, 最有效率的反腐方法应为行政反腐, 原因在于行政行为具有高效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倍受青睐, 但是由于行政反腐的执行主体和职权实际隶属于政府, 而政府的行政权是滋生腐败的权力源, 让权力源自检则会因为其和腐败权力先天的关联性导致自身清理机制受到干扰, 这是行政反腐的先天不足之所在, 故导致许多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应最有效率的反腐败制度和措施收效甚微。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反腐机制大量运用了行政力量, 例如建立的廉政公署这一行政机构, 取得良好的收效。故本文将对其进行解析, 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二、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作用探究

香港反腐机败制概况及廉政公署地位: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香港形成了以行政力量为中心的反腐败体系, 之所以重视廉政公署在香港整个反腐败制度体系中作用, 原因在于其为整个反腐败体系的动力源和第一线, 处于核心地位, 在香港的反腐败体系中, 廉政公署通过接受人民举报和相关资料的搜索确定涉及腐败人员启动搜集、调查程序以获取有关证据, 随后根据证据获得程度以及相关标准拘捕和监控涉贪人士, 随后将资料交由律政司, 由其决定是否检控相关的涉案人员, 律政司决定检控后由公署检控, 法院独立审判确定涉案人员罪行, 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是若案件只涉及轻微罪行, 而律政司司长认为检控并不合乎公众利益及当事人已承认所犯罪行, 廉政公署会向此类人员中的成人作出警戒。公署还会将公务员涉及行为不检或徇私舞弊的个案转街有关政府部门, 以采取纪律或行政处分。

通过以上论述, 香港反腐败制度的核心为行政反腐措施, 廉政公署打击监督打击腐败, 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从内部遏制腐败, 综合利用利用公共权力中的行政权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 而在其中廉政公署制度是重中之重。

三、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特点及相关经验总结

实践表明,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在香港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而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之大的作用, 离不开其极具特色的组织结构及运作程序。其特点归纳后, 主要表现为公署的独立性、运作体系的科学性、权力制衡性、群众性四点。

(一) 独立性

廉政公署的独立性是行政反腐败于香港成功的关键所在, 也是廉政公署运作的基础, 独立性主要从四个方面予以体现, 即是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首先, 机构独立是指廉政公署独立工作, 不对除行政长官外的任何机关负责, 依基本法第57条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 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故廉政公署由此享有超然的地位, 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 其最高官员即廉政专员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其次为人事独立, 是指廉政专员享有人事任免权不受其他政府机关管辖和限制, 公署职员采用聘用制, 虽仿照公务员模式进行管理, 但不属于公务员序列, 不受公务员需用委员会管辖。再次为财政独立, 该点在前文有所涉及, 即是指廉政公署所需经费由行政长官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划拨, 不受财政司等其他政府部门限制和管理。最后为办案独立, 根据前文中运作程序一节可知, 廉政公署办案署员依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等享有极为广泛的办案所需权力, 例如搜查、扣押、拘捕、审讯、携带枪支动用武力等等, 甚至于其还有拘禁场所。故廉政公署办案独立, 基本无需借助警队、律政司或者其他部门的力量进行。独立性是廉政公署成功的基石, 是行政反腐的关键之所在, 因为行政反腐实际是容易发生权力蜕变现象的权力本体进行的自检, 所以极易在自检之时受到自身干扰和阻挠, 只有将自检力量独立并进行加强才能有效避免由于先天的关联性导致的行政反腐先天不足。

(二) 运作体系的科学性

运作体系的科学性在上文廉政公署的运作程序中已经有所阐述, 在这里不加赘述, 仅做评述。廉政公署坚持惩处、预防、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了防腐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这归功于整个策略体系的构想与建设。

(三) 权力制衡性

权力制衡性实际表现为对廉政公署的监督制约机制, 《防止贿赂条例》和《廉政公署条例》为廉政公署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 确保廉政公署的权力受到限制, 保证廉政公署职员利用权力打击贪污而同时不会滥用权力。 (1) 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进行监督, 廉政公署向行政长官负责, 并且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的政策事宜。 (2) 律政司监督, 廉政公署需要将相关的调查资料交由律政司进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监控, 其自身无进行检控的权力, 该监督方法是对廉政公署权力不滥用的最大保障。 (3) 司法机关进行监督, 众所周知香港司法独立, 只有法院才能够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廉政公署在行使某种权利前, 如扣留涉嫌人士的旅行证件, 须先获法院许可。 (4) 立法会监督, 立法会在监察廉政公署的工作中极为重要, 廉政专员及处长级人员必须出席立法会会议, 就政策大纲及申请拨款事宜回答医院的提问。 (5) 咨询委员会的监督, 行政长官委任各界知名人士, 组成独立的咨询委员会, 专门审查廉政公署的各方面事务。 (6) 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 该委员会专门检查及检讨任何对公署的工作程序或人员的投诉。 (7) 廉政公署内部调查及检查组的监督, 这是廉政公署内部的调查部门。

(四) 群众性

廉政公署在工作中不仅仅着眼于行政反腐手段自身, 还不断通过宣传等提高群众对腐败的认知程度, 鼓励群众加入到整个反腐的进程中去, 确立整个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信念。充分发动群众共同反腐是廉政公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之一, 也是其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所在。

四、结论

行政反腐是以行政权为载体的反腐模式, 其具有行政高效的特点, 相对于司法和立法的滞后性, 行政反腐更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反腐要求, 故对于行政反腐模式的探究有利于各国在当今社会面对腐败问题, 有效的打击腐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腐机制体系即是以行政反腐为核心的成功反腐案例, 对其的剖析有利于中国其他地区反腐工作的进行, 有利于国家从整体上对反腐工作的布置和掌握。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反腐败进入了新的阶段, 各种理论都在试图从根源上和机制上对腐败问题进行遏制和解决, 在具体实践之中也取得大量成果。作为亚洲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的香港, 其反腐机制建设的成果有目共睹, 在这其中廉政公署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作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能够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 适应了行政权力在当前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 验证了对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可以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对廉政公署的制度、法律、人员架构进行研究, 探究行政反腐的有效途径, 对中国行政反腐提供借鉴。

关键词：廉政公署,行政,权力,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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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和反腐工作情况汇报 篇5

2011年*****在******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中共**市第十届纪委第七次全会暨全市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党工委、纪委联合制定的“把构建惩防体系和治理党风廉政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切实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构建和谐社会，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的指导思想，较好地实现了筑牢一道防线（筑牢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思想道德防线）；突出几个重点（领导干部廉洁从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一个体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目标，为总公司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完善工作要点和制度

1、修改并完善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2、制定了《综合问责制度暂行规定》、《财经审批制度》、《合同评审暂行规定》、《关于加强考勤纪律和值班管理若干规定》等规章制度。

二、精心组织，严肃制度，明确职责，落实责任，不断完善监督约束机制

（一）高度重视，精心布置，廉洁自律，严肃制度。

1、公司党政领导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工作一起研究、一起布置、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总公司的绩效考核中去，在发展中融入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党风廉政建设来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还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布置全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能否落实到位，关键在公司领导能否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带头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在这方面公司领导起到了表率作用，带头做到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在“三重一大”问题上实行集体决策，在“权、钱、人、物”等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按程序办事，坚决执行和维护各项规章制度的严肃性，给基层干部职工树起了一面镜子。

（二）明确职责，落实责任，严格考核，加强监督。

1、在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腐败工作中明确职责，继续实行“领导成员抓片、职能部门跑面，关键岗位包点”的办法，建立了全方位的工作网络，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2、对内实行部门主管“一岗三责”，即行政负责制、安全负责制和廉政负责制；同时机关科室之间、相关岗位之

间通过中层干部会议、领导班子会议做到相互监督制约。

3、年初，签订经济责任书时，一并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行细化和量化，分解到每一个分管领导、牵头部门，做到领导身上有担子，部门身上有任务、党员人人有责任，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形成合力，上下联动、人人有责。

三、结合公司实际，搞好党风廉政教育

今年我们把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结合起来，作为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初步营造出一个浓厚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氛围。

（1）讲求实效，教育形式多样化

今年我们继续利用板报、党建月刊、每周“学习日”、党训班等载体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宣传工作；开展了党风廉政知识学习、观看教育警示录相等活动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同时，按照党工委要求每月召开一次座谈会，分析党员思想状况，及时理顺和解开党员思想上的“疑团”。2月16日，公司召开2011党务工作会议，对党员干部在提高工作效率、廉洁自律、摆正服务职能等内容上作了具体的部署，党委书记就党员干部“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在6个方面二十几个问题上作了详细具体的要求；4月1日，公司组织全体职工干部认真学习了陈三新书记在湘潭市第十届纪委

第七次全会暨全市在发腐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张建平同志《要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的工作报告；4月14日，公司党工委组织各基层干部学习观看了《我是花下肥泥巴》的党风教育片。

（二）突出重点，教育具体化

根据职工不同岗位来制订学习计划和内容，规定机关人员学习公司制订的“十不准”规定；党员干部学习《廉政守则》；会计、出纳人员学习《关于违反财经纪律的暂行规定》；招商建设办学习《湘潭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等。

（三）责任明确，教育现实化

根据年初逐级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及部门主管“一岗三责”制原则，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行细化和量化，分解到每一个分管领导、牵头部门，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各基层党支部将进行换届选举，公司党政主要领导将对新提拔的党员干部分别进行了廉政谈话。通过对新任中层干部进行警省和教育，增强了他们的勤政廉政意识，提高了他们拒腐防变的能力。

我们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是对直属企事业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还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在指导措施上还不够具体有力，需要逐步加以改进和解决。我们将

根据这次检查组领导的意见，认真查找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努力把我公司的党风廉政建设搞得更加扎实，更加富有成效。

反腐廉政 篇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2013年，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央纪委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强化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约束、强化执纪监督、强化查办腐败案件等方面攥紧拳头打出去，形成了鲜明的工作特点。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进展。我们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上带下，发挥了表率作用；坚持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扶正祛邪，取得明显进展；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坚持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强化监督，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渠道，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评价。

习近平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习近平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这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各级党委要认真执行，把这项重大政治任务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

习近平强调，解决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常抓不懈。我们开了个好头，要一步一步深化下去。抓作风建设，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党对干部的要求。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习近平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

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强化监督，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党委、纪委或其他相關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

习近平指出，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要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各方面党组织应该对党委负责、报告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来源：新华社）

反腐廉政 篇7

健全完善体系适应新常态

由于腐败形式的多样性、腐败手段的隐蔽性、腐败范围的广泛性、腐败成因的复杂性等原因, 国企现有的党风廉政建设考评标准,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考评内容不全面、考评指标不系统等问题, 致使考评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削弱了考评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当前, 国企应着力三“点”完善考评体系, 做到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一是强化责任担当。将落实“两个责任”作为重中之重, 严细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 实现责任制落实由虚到实、由宽到严、由软到硬的根本转变。二是强化教育感召。紧盯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 分业分岗开展理想信念、宗旨和价值观、学法用法、廉洁从业、“三严三实”等教育, 摆脱“作秀的教育”, 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三是强化制度约束。倡导严管厚爱, 不断加密加固“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用“制度理性”遏制“权力任性”, 推动反腐入“微”。四是强化监督制衡。以防范资产风险、资金风险、经营风险、廉政风险为重心, 从严监督, 下沉一级监督, 杜绝“摆设的监督”, 推动反腐入“常”。

紧扣热点。一是强化“三个公开”。规范党务、厂务、信息“三个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程序, 拓展公开的路径和沟通的渠道,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是强化“三个管控”。强化“三重一大”决策、工程建设、物资采购、资金支付、资产处置、营销服务等关键流程管控, 强化决策执行、预算执行、合同执行等关键环节管控, 强化任前考察、任中审计、离任审计等关键节点管控, 减少和避免体制障碍及管理漏洞。三是强化“三个监督”。释放群众、媒体和社会“三个监督”的正能量, 加大案件查办和问责力度,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形成“不敢腐”的强大震慑。

把握难点。一是推进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 全面对号重点领域、关键项目、风险岗位, 对苗头性问题提醒在前, 对倾向性问题防范在前, 对普遍性问题约束在前, 彻底清除“陈腐”, 有效遏制“新腐”。二是推进科技反腐。坚持创新导向, 将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充分引入到廉政监督过程中, 让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利益清单“可视化”, 实现八小时内外实质性的监督“落地”, 进一步解决“不能”的问题。三是推进干部队伍建设。立足打“持久战”, 约束激励“双轮驱动”, 建设风清气正、勇于担当的干部团队, 真正解决“不想”的问题。

建立健全机制融入新常态

由于党风廉政建设考评涉及企业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全过程, 组织实施工作量大, 传统考核手段下纪检监察部门疲于应付, 国企现有的党风廉政建设考评机制,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考核主体不全面、考核方法不科学、考评结果运用不到位等问题, 使考评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打了折扣。当前, 国企应着眼“三效”建立健全考评机制, 形成正确的工作导向。

指标绩效。一是目标责任指标。根据部门工作权限和职责分工的不同, 把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目标责任指标层层分解, 覆盖到全体干部职工, 工作和工作之间、目标和目标之间, 既彼此独立, 又环环相扣。二是工作业绩指标。紧跟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将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常规工作和特色工作细分为若干子项目, 分别设置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 合理设定加分指标和否决指标。三是腐败状况指标。以投诉举报、案件查处等为客观依据, 以职工对反腐倡廉形势的认知、评价、意见建议等为主观依据, 对腐败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评查实效。一是考评时间多元化。打破“一考定全年”僵局, 建立日常抽查、年中普查、专项督查、年终考查“四位一体”的考评模式, 突出对责任制落实全过程的考评。二是考评主体多元化。坚持上下、内外评价相结合, 考评过程公开、透明。其中:内部考评应以业绩考核委员会和监督工作委员会两大考核部门为主, 职能部门、基层单位和职工代表参加, 将自查自评与互查互评、组织考核与民主测评、廉政责任制考评与业务工作考评相结合, 确保考评公开、公平、公正;外部考评宜通过走访、问卷和电话调查等方式进行, 把社会满意度和客户认可度作为硬性指标, 提高考评结果的准确性和公信力。三是考评手段现代化。坚持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统一, 探索建立信息收集和分析系统,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工具进行考评。应注意四点:其一, 用量化指标进行分析。客观性指标可从有关方面获得直接的量化数据, 或经过数学运算后变成量化分值;主观性指标可在调查基础上, 经过统计运算得到量化的百分比, 间接求得数量关系。其二, 正确选择样本。严格按照随机原则抽取样本, 按照独立原则答卷, 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其三, 合理选择数学计算方法。除少数指标是在当年实现值与既定值的比较中计算出来的外, 大多数指标应在当年实现值与以往年度均值的比较中计算出来, 直观、客观地反映党风廉政建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和发展变化趋势。其四, 准确设置权重。由于指标和指标之间轻重有别, 影响不同, 应从总体上把握好评价权重, 合理分配好评价分值, 以得到科学的评价结果。

反腐廉政 篇8

一、全面把握, 充分认识《廉政准则》的地位与作用

《廉政准则》的颁布实施, 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 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腐败的工作力度和防腐关口的不断前移。《廉政准则》作为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党内法规, 明确提出的“52个不准”, 每一条都针砭时弊,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必将有力地促进二轻行业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和作风建设。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廉政准则》是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廉洁的“清醒剂”。俗话说严是爱, 宽是害, 纵观以往落马的诸多贪官, 他们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大肆贪污腐败, 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其原因固然有其自身道德修养差的问题, 但也存在着党组织对他们的教育不及时、不深入;对他们的管理失之以宽、失之以软;对他们的监督不全面、不到位等问题。《廉政准则》的贯彻实施, 将逐步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全方位”的监督管理, 这“52个不准”就是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警戒线, 也是干事创业过程中的清醒剂。

(二) 《廉政准则》是防止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的“高压线”。自觉遵守, 就是“安全区”;随意触碰, 就是“死亡线”。近年来,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为了一己私利, 无视党纪国法, 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屡屡发生, 在某些地区和领域甚至呈愈发愈烈之势, 仅2009年全国就有16位省部级高官先后“落马”, 他们违法犯罪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以前“试行”的《廉政准则》因为不是正式的, 且缺乏刚性;去掉“试行”二字使之“转正”, 这既是完善制度工作实践的总结, 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新出台的《廉政准则》, 能够更加有效地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 更加有效地指导今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 使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做到警钟长鸣。

(三) 《廉政准则》是保护党员领导干部健康的“防毒墙”。《廉政准则》的发布和实施, 用制度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从业行为, 着力解决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突出问题, 犹如给党员领导干部竖起一道“防毒墙”。只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 就不会被腐败这个“病毒”所感染。

二、注重结合, 切实抓好《廉政准则》的学习贯彻

当前,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二轻行业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廉政准则》, 引导大家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为此, 我们做到了“五个结合”:

一是坚持把学习《廉政准则》与对照《廉政准则 (试行) 》结合起来。把《廉政准则》与《廉政准则 (试行) 》进行对照学习, 尤其是对《廉政准则 (试行) 》的“6条、30个不准”和《廉政准则》“8条、52个不准”的异同进行逐条对比, 知悉《廉政准则》究竟作出了哪些新规定, 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加深对《廉政准则》的理解, 进一步理清学习思路, 深化学习效果。

二是坚持把学习《廉政准则》与观看警示教育片结合起来。在学习《廉政准则》的同时, 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观看《警示录》、《一个检察长的巧取豪夺》、《国企反腐警示录》等专题教育片, 让党员领导干部清楚地看到腐败分子蜕变的全过程, 发现我们在教育、监督等方面的制度缺陷。使大家思想受到震撼、灵魂受到触动的同时, 也明白了只有严格遵守党纪国法, 才能避免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只有严格遵守《廉政准则》, 才能防止发生不廉洁问题, 以至小错酿成大罪, 成为人人唾弃的腐败分子。

三是坚持把学习《廉政准则》与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结合起来。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参观天津市廉政教育基地, 用在我市曾经发生过的刘青山、张子善、宋平顺、李宝金等典型大要案件, 提醒党员领导干部以史为鉴, 做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领导、对得起家人和朋友的人。

四是坚持把学习《廉政准则》与作出个人廉政承诺结合起来。在深入学习《廉政准则》的基础上, 党员领导干部要结合自身工作职责, 写出廉洁承诺, 做到自觉规范行为, 主动接受监督, 以对党和职工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秉公用权, 廉洁从业, 恪尽职守, 勤奋敬业, 切实把精力用到做好本职工作、服务职工群众上来, 推动二轻行业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五是坚持把学习《廉政准则》与贯彻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学习《廉政准则》的同时, 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天津代表团讨论时的重要讲话。让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到, 要完成胡锦涛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四个着力”的目标任务, 需要靠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廉政勤政来保障。要做到认识上更加深刻, 思想上更加统一, 行动上更加自觉。

三、整体推进, 大力加强二轻行业反腐倡廉建设

我们要以贯彻落实《廉政准则》为契机, 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 努力创造新载体, 探索新方法, 打造新亮点, 形成新优势, 进一步促进二轻行业反腐倡廉建设再上新水平。

一是加强二轻行业作风建设,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要把贯彻实施《廉政准则》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的要求, 二轻集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依法规范经营管理行为的若干规定》, 加大力度推进全行业各级领导人员的作风转变, 进一步营造干事业、抓落实、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推动全行业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与此同时, 我们以抓《廉政准则》落实为突破口, 努力做到实现“两个到位”, 即:在内容上, 要做到学习、宣传到位;在程序上, 要做到落实《廉政准则》规范有序。使《廉政准则》的内容人人知晓, 《廉政准则》的程序规范人人遵守, 《廉政准则》的制度落实人人监督。

二是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要围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加强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四个方面制度建设的总体要求, 按照《廉政准则》的条款, 着力抓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建章立制。按照二轻集团党委“履行职责有规范、检查考核有标准、责任追究有依据”的要求, 制定了《二轻党风廉政制度汇编》, 并将落实《二轻党风廉政制度汇编》贯穿于企业决策、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管资产。结合二轻行业的实际, 深入开展“三查三看”活动。即: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忠实履行职责的情况, 看有无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勤俭节约的情况, 看有无违反规定进行职务消费的行为;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作风和自身修养状况, 看有无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断完善二轻行业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加快构建和完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三是落实保证监督措施, 努力提高《廉政准则》的执行力。要把执行《廉政准则》的情况纳入党风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 加强对落实《廉政准则》目标责任的过程管理。组织开展对损害职工合法权益、漠视职工疾苦和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综合运用自查自纠、诫勉教育、通报批评、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等手段, 就执行《廉政准则》进行专项检查。通过监督检查, 促进企业强化内部管控和风险防范, 堵塞管理漏洞, 提高管理水平, 铲除消极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四是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努力培育清廉从业的企业文化。要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反腐倡廉固本强基、抓源治本的基础性工程来抓。深入开展廉洁文化“进企业、进项目、进岗位”系列活动, 积极培育具有企业特色的廉洁理念, 使经营管理人员在合同签订、招投标、物资采购等经营行为中, 在思想上强化依法依规履职的责任意识, 自觉遵守《廉政准则》规定的廉洁要求。与此同时, 综合运用《天津轻工网》、《天津二轻简报》和黑板报、厂报、厂刊等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形式, 营造浓厚的“廉荣贪耻”的文化氛围。

反腐廉政 篇9

1. 制度反腐的特征

(1)制度反腐的根本性。制度反腐相对于其他治理腐败的方式,具有其独有的特征与优点。首先,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这种特性是由其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所谓制度,它是一种特定的规则体系。制度反腐就是凭借成型的规则体系防治与遏制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制度一旦建立或成型,就会形成一种约束力和强制力。特定的人群在制度框架和体系下,就会产生一种受束缚、受管制的心理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特定人群的组织行为就会受到管制和约束。而一旦违反制度规定,人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规诫。

(2)制度反腐的稳定性。在以往的腐败治理中,所运用的“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而制度反腐则明显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从习主席的指示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制度就是一种保障机制,它使官员的权力运行得到有效的监督与控制,从而迫使官员不易腐更不敢腐。而这种防腐败的制度机制必须是稳定的、长期性的存在。反过来说,如果一种制度不能够始终贯彻、朝令夕改,那么整个国家的治理都会陷入动荡与不安。制度的稳定性是维持一个国家和社会持续繁荣稳定的基石,是政府官员取信于民的凭证和依据。

2. 制度反腐的作用机理

(1)制度的激励机制。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总以一定的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关系。制度不能孤立的存在,其一般以法律,法规形成的体系而存在着。制度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它是一种社会激励,促使人们按照统治者的意识而行动。因为,制度的设定是根据统治者的思想观念而制定的,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因此,统治者往往通过制度激励人们的行为朝着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反腐败制度是根据对我国领导集体的分析,并根据当今的中国国情而制定的。是党的意念的体现。建设反腐制度,可以不断地促使人们产生不敢腐、不想腐的意识,最终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使得官员腐败行为减少。

(2)制度的约束机制。权力制约和监督是防治腐败的基础,制度设计和执行是制约权力的关键。制度是社会规范,行为框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可以使对于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达到很好的效果。官员的权力不能无限度的膨胀和扩张,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中,官员行政权力的滥用造成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意味着权利“闸门”的建成。在权力无法控制时,这个“闸门”便会狠狠地给权利锁上枷锁,给予权力强有力的压制。反腐制度的完善,是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通过制度的制定,官员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牟私利,更无法运用权力给人民群众造成更大的危害。

二、廉政文化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功能

1. 廉政文化具有引导功能

廉政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廉政意识,从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三个方面不断改造官员的意识观念。廉政文化的建设犹如一股春风可以吹散腐败文化的阴霾。提倡廉政文化可以让人们时刻警惕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社会监督的功效。廉政文化的建设可以激励官员勤政爱民、勤俭奉公。廉政文化是对腐败文化的批判,它引导着社会风气。廉政文化是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是与腐败文化相对立的先进文化,其要求我们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形成正确的利益价值观。

2. 廉政文化具有约束性功能

建设廉政文化,能够从道德方面对官员进行规范。人类的行为活动都受到本身的道德观所支配。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受到不良文化的侵蚀和影响,个人就很容易走上歧途。廉政文化的建设是对社会宣扬勤俭奉公,遵纪守法的文化建设活动,是对优秀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赞颂和传播。廉政文化一旦深入人心,便可约束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指导人们不该干什么或者该干什么。而一旦腐败官员兴起贪污享受之念,这种廉洁的道德观念就可以起到软控制作用,使官员在道德观层面上受到谴责,最终使其自动放弃贪污腐败的行为。

3. 廉政文化具有舆论监督功能

廉政文化是先进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它具有社会和政治两种特性。这两种属性决定了廉政文化更有益于向大众传播,也更容易让大家接受。因此,通过廉政文化的建设与宣传,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廉政内涵的认知与了解,促进民众对于权力监督的认识。腐败现象已成为我国人民群众最为厌恶和讨厌的一种社会现象。通过廉政文化的建设,并利用网络、报刊、广播等形式不断向大众传播正确的廉政观,引导人们对政府权力的关注。官员的权力不能被无限放大,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能促进群众主动参与到我国政府建设的道路上来,提高其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发挥民主权利,做到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减少官员的腐败行为。

4. 廉政文化具有凝聚功能

廉政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和体系,具有独特的凝聚作用。民族力量是我国能够不断发展的力量之源。通过廉政文化的建设,可以持续凝聚我国民族力量。因为,廉政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信奉推崇的优秀文化,几千年来已经深深扎入了我们每个华夏子孙的心中。可以说,人人都有一颗廉洁奉公的心,只不过有的人已经被一些腐朽低俗的文化所覆盖。大力建设廉政文化,可以不断释放我们每个人心中廉政意识的能量,促进人们廉洁观念的觉醒,引导每个人向着共同的目标去奋斗。全社会人民群众的廉洁观念都被调动起来,就可以凝聚成一股特殊的民族力量,激励着我们不断与腐败文化相抗衡,努力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

三、制度反腐与廉政文化的共建策略

当前社会,腐败之风已有一发不可收拾之象。因此,加强对腐败的治理,扫除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不良现象已经刻不容缓。我党治理腐败的方式大致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过程。目前,党内官员的腐败行为也慢慢发展成了一种腐朽没落的腐败文化。因此要对症下药,只有在制度反腐的过程中植入廉政文化建设,双管齐下,共同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效用,才能彻底地打击腐败,去除腐败文化,还人民一片蓝天。

1. 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健全反腐制度内容

廉政制度既是廉政文化的具体体现,又是文化反腐和制度反腐的结合点。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完善廉政制度体系,构建有效的廉政机制,才能真正地打击腐败,杜绝腐败。在我国,廉政制度还在建设当中,关于党员的廉政纪律要求也在进一步完善之中。针对官员的腐败,要形成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惩罚的高效机制。不能把腐败治理当做临时的任务去突击完成,要做到长久、持续、稳定的打击腐败。建设廉政制度正是防治腐败的根本手段,也是宣扬廉政文化,弘扬廉政传统的有效方式。构建廉政机制,能够使整个防治腐败体系合理运作,从而使廉政制度得到有效地贯彻和实施。如果缺乏廉政制度机制的建设,那么运用廉政制度反腐只能是空谈和妄想。因此,加强廉政制度,构建廉政机制是目前反腐败的重中之重。

2.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打击腐败文化

廉政文化是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古代就有着丰富的内涵。我国古代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潮流,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领了一代代中国人约束自我、投身社会。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倡导个人修养与用人导向相结合,要求思想教育与廉政导向相结合,廉政思想与法治规范相结合。这与我国目前建设廉政政府,倡导和谐社会是密切关联的。我国现代文化是多元与包容的,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倡导平等友爱。古代廉政文化传承至今,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文化深深契合的,只有大力发展廉政文化,才能丰富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地发扬传统的廉政文化。只有传统廉政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才能使廉政思想真正的深入人心,彻底地清除人们心中的贪污享乐的思想。

3. 坚持制度反腐与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共治腐败

在处理腐败过程中,制度反腐是身,廉政文化建设是魂,只有身魂一体,水乳交融,才能真正发挥防止腐败的效用。制度建设是反腐过程中的身体与躯干,需要用制度限制腐败,摧毁腐败。只有制度完善了才能形成一种廉政文化,从而使廉政文化发扬光大,如果没有制度的建设,那么廉政文化就成了一句空话。廉政文化是打击腐败过程中的灵魂,是人性的洗礼。只有用优秀的廉政文化清除落后腐朽的腐败文化,才能让腐败的温床得到彻底地清洗。廉政文化的发扬,可以更好地建设廉政制度,让制度得到更好的贯彻和执行。如果没有廉政文化的支撑,制度就得不到实施,就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约束力。因此,制度反腐与廉政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两部分,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要完全治理腐败,就要制度与文化相配合,共同建设。

加强制度反腐与廉政文化建设,我们一方面要完善廉政等其他各种制度,建立合理科学的惩治腐败的体系,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治理腐败的过程中来。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建设廉政文化,让廉政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形成思想上的约束,从根源上杜绝腐败。制度反腐与廉政文化建设是互相促进,不能分割的整体,只有共同发挥制度反腐和廉政文化的各种功能和作用,才能使腐败治理取得理想的效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党执政治国的一只拦路虎。因此,我国政府治理腐败要全力出击,彻底根除。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等特征,是我国学者都比较认可的方式。但是制度反腐的刚性也限制其效果的发挥,具有局限性。而廉政文化的内涵作用恰巧可以弥补制度反腐的缺陷,从人的内心机理出发,取得从根源解除腐败问题的效果。所以,治理腐败,必须同时重用制度与廉政文化,双管齐下,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关键词：腐败,制度反腐,廉政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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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廉政 篇10

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经验,具体措施

2014年,农行临海市支行党风廉政建设紧紧围绕全行大局, 着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和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的监督责任,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员工行为管理,提高反腐倡廉工作实效,持续保持案件查处的高压态势,有效遏制各类案件的发生,为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一)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领导

为增强领导干部案防工作的责任感,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全面提升内控和风险管理水平,有效地遏制违法违规案件的发生。

1.认真履行党风廉政责任制和“一岗双责”职责。在2月下旬, 支行“一把手”与班子成员、二级支行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和合规经营及案件(安全)防范责任书》;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 网点负责人签订《高级管理人员、管理部门负责人合规经营操作防范案件责任书》;各部门、网点负责人分别与辖管员工签订《员工合规经营操作防范案件责任书》,进一步了明确岗位责任。

2.该行班子定期分析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现状,及时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年初,支行党委对年度重要工作亲自部署,及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2014年全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分工。班子其他成员按照分工对分管部门及业务条线反腐倡廉工作进行研究部署、督促检查和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分别按照分管条线召开案防分析会,落实案件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印发《临海市支行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计划 > 实施方案》和《临海市支行2014年度惩防体系建设工作推进计划》,贯彻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履行纪委监督责任,坚持不懈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切实加强重点领域腐败和案件防治,坚决有力惩治腐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同布置同考核。临海市支行以农银临党发〔2014〕8号将反腐倡廉工作任务和惩防体系年度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班子成员及相关职能部门,做到工作分工、职责明确。

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部署和要求,落实中央 ““八八项项规规定定””、、总总行行党党委委2288条条措措施施及及省省分分行党委12条规定,临海支行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切实抓好案件及风险防范工作的落实。

1.学习十八大报告,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增强了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专业素质,坚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从思想上为预防腐败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全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工作实际,将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结合起来,将正面典型与警示教育结合起来,积极召开专题党课、专题辅导和专题研讨,不断深化反腐倡廉和拒腐防变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保持了全行奋发有为、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各支部及时召开党员会议,深入开展学习党的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和中纪委三次、四次全会精神,要求全体党员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牢记历史赋予的艰巨责任, 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2.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管理。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总行党委28条措施及省分行党委12条规定,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支行利用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节日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着重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教育党员干部增强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腐败行为的诱惑,正确引导党员干部厉行节约、积极作为。同时做到“看好自己门、管好自己人”。

3.抓好作风转变,实现形象提升。支行组织机关人员下基层协助网点做好旺季综合营销工作80人次,有效缓解旺季期间各营业网点客流量大、人员紧张的状况。8月上旬,支行班子成员分别组织各部门负责人下基层活动,加强与基层网点联系工作,对营业网点的业务咨询和办理事项,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切实为基层营业网点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4.完善制度建设。按照中央八项规定、总行党委28条措施和省分行党委12条规定,先后出台了《临海支行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意见》等制度办法,对费用开支、公务接待、办公用品、会议培训、文件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倡导全行员工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防止“餐桌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和“舌尖上的浪费”。各网点也结合本单位实际相继完善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实化、量化各项制度,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知晓度,加强监督,严控支出,坚决遏制“四风”滋长。

5.完善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充分发挥职代会职能作用,对涉及全行利益和职工权益的重大事项提交职代会讨论决定,推动民主管理和行务公开工作的全面落实;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开好党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全行员工参加民主评议,接受干部群众的评议和监督。在“四风”问题查摆方面,支行班子成员全面深刻思考和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带头查摆,带头认领,多纬度、多视角、近距离、全方位征求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将 “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找准、查实、摆正,并认真梳理所征求的意见和建议,分类汇总后逐条分析,逐项整改,有效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

三、加强党纪廉政和合规文化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1.增强党员干部廉洁从业意识,加强廉政党课教育。4月22日,支行主要领导给全行党员干部和员工上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主题的廉政党课,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从加强理论学习,端正经营思想、 严格制度执行、落实案防责任、严肃责任追究等方面着重强调抓好抓实案件防控工作,落实案件风险防范措施,有效规避资金风险,促进和保障业务健康发展。

2.深入开展“六五”普法教育活动,抓好合规文化教育。继续抓好员工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学习,组织全行员工认真学习《刑法》,重温《员工行为守则》和“双四十禁令”等学习教育,组织全行员工积极参加省分行举办的《党风廉政建设与案件防控》课程的在线学习活动,切实增强员工案件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案件风险防控能力。同时结合开展合规文化建设“六个一”活动,领导带头、全员参与,让员工、尤其是易发案件风险岗位员工,了解、知悉内外部禁止性规定及处罚规定,明白什么行为不可为,以及不可为而为之的法律后果,进而规范自己行为,营造了全行依法合规的良好氛围。

3.提高党员干部自律意识,抓好案例警示教育。在5月、11月份,支行认真落实纪委负责人与基层营业网点一把手、班子集体谈话的规定,支行纪委负责人对各部门、网点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扎实开展“零距离”、“面对面”廉政谈话活动,对增强基层网点负责人自律监管意识和提高“一岗双职”履职管理能力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4月23日,临海市支行组织全体中层干部、客户经理70余人在支行领导班子成员的带领下,到临海监狱进行警示教育。参观者在狱警的带领下通过厚重的铁门进入服刑人员的运动场、宿舍、食堂等场所,结合实地参观和观看录像相结合的方式使大家对牢狱生活有了更直观、更全面的认识,高墙内外截然不同的生活极大地震憾了大家的心灵,充分认识到领导干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加强重点岗位人员的管控,认真落实“四项制度”。年初, 支行对照“四项制度”规定,对全行重点岗位人员情况进行摸排, 并结合工作实际制订干部交流、岗位轮换计划。4月份,对江南、 白水洋2个网点按规定全部交流。10月20日,对临海支行2014年股级干部资格公开竞聘入库10人进行公示,全年对2位拟提拔聘任干部和3位拟转为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全部进行了公示,确保《任前公示规定》落实到位。

四、切实履行内控职责,加强案件风险防控

1.针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了解、掌握我行员工是否存在个人不良行为、财务违规行为、信贷违规行为和网点负责人、运营主管履职不到位等情况,切实防范可能由此引发的各类违规违纪或经济案件。5月21日,支行召开以“关于开展员工行为排查专题调研”为主题的案防分析会。

2. 针对今年以来支行各营业网点发生的柜面冲抹账业务抹账业务居高不下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据统计,2014年1—9月份,全行共发生330笔抹账业务,35笔冲正业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未正确进行各类账户收费而进行的冲正,及内部损益类账户入账分户调整而造成的冲正。近四分之一的抹账业务是由系统控制原因引起的联动抹账或单边账引起的,四分之三左右的抹账业务是由柜员主观操作失误引起的。11月7日,支行召开以“如何有效降低柜面冲抹账业务”为主题的案防分析会。

3. 针对当前我行信贷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信贷业务经营中存在的调查不尽职,分析不到位;审查不严密,担保管理不到位,担保链风险突出;贷后检查不到位,对客户重大不利变化应发现未发现或发现不及时;资金用途监管不到位,信贷资金被挪用流入高风险领域;资金账户监管不到位,还款来源未有效监管以及风险敏感性不足,预警处置不及时,风险处置不得力等问题,8月12日,支行召开以“如何有效加强信贷风险管控”为主题案防分析会。

通过案防分析会,着重从提高员工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加强员工的尽职意识和制度执行力教育,加强业务技能培训和内控履职管理等方面做好源头防控工作,并从不同层面促进员工合规操作和防范案件风险的自觉性,确保全行安全经营, 健康发展。

五、深入开展员工行为排查、专项治理工作

1.认真抓好员工行为排查工作。根据省分行《关于开展员工行为排查的通知》及台州分行办公室农银台办发[2014]57号《关于开展员工行为排查的补充通知》精神,印发临海支行农银临发 [2014]30号《关于开展员工行为排查的通知》,对重点对象的个人不良行为、履职行为两方面进行认真排查。通过为期3个多月的员工行为排查活动,各部门、网点组织本单位员工对照《2014年员工行为自查承诺表》内容,对本人是否存在个人不良行为进行自查,并对自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作出承诺,签名确认。以部门或网点为单位,广泛发动员工通过调查表开展背靠背相互排查, 认真填写《2014年员工行为排查问卷》。对排查了解到的结果进行认真梳理、汇总、分析,找出苗头性、倾向性和共性的问题,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及时落实防控措施,加强监督管理,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严格按照上级行的工作部署,认真做好员工行为专项排查工作,确保全行安全经营和持续发展。

2.全面开展员工参与经商办企业、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专项治理活动。一是动员部署。二是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内查与外调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合,依据排查项目和内容开展谈话排查,加强横向排查。如10月中旬,支行主要领导亲自带队与综合管理部监察干部一起,筛选了营业网点负责人、运营主管、客户经理、金库管理员等重点岗位人员30名再进行专项排查,重点走访了临海市公安局、人民法院、工商局等相关部门,从多种渠道和途径采集、了解农行员工是否参与经商办企业、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情况。三是加强信贷管理,防范民间融资风险转化为银行信贷风险。四是加大检查监督力度,确保制度落实到位。进一步完善业务检查、关键风险点检查、监控录像抽查等各项监督制度,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

反腐廉政 篇11

[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反腐倡廉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已经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践表明，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不仅能够巩固党的执政能力，还能够不断的提升党的执政地位，这同时也是在新时期之下，不断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举措与保证。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真正落实，不仅能够为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政府建设创建良好的环境，能够从制度上保证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实施。

一、完善组织机制，注重“两个强化”

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重要的抓手，从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实施，这在当前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实施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注意其基础性、全局性以及战略性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整个工作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强化“三个责任”、强化“四个亲自”。强化“三个责任”即：第一是逐级分级负责，主要是自上而下，建立级抓级、级对级负责的责任制体系；第二是部门（科室）分工负责，主要是按照领导班子成员各自的职责范围与工作进行分工，班子内的成员则需要负责管理好各人分管工作与各个部门（科室）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实施；第三要个人分项负责。主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施专项工作专人负责。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坚持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制度，在开展各项相关工作中，始终要走在最前面，成为整个机构的领头人。这就需要落实“四个亲自”即：第一个亲自为：亲自组织任务的分解，根据分管工作的不同领域将每项工作明确到班子成员个人，并且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要是不是过问开展情况以保证各个部门（科室）能够真正的完成任务；第二个亲自为：需要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民主生活会等重要会议，认真听取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汇报，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展开深入的研究与部署，并且对党员同志的思想动态进行了解，将一些不好的工作作风扼杀在摇蓝里，不让它生根发芽；第三个亲自为：在抓作风建设方面亲自带头做好，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要以一位党员领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单位上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同是对于一般干部、群众反应较为强烈的问题要注重解决。第四亲自为：对于各部门（科室）执行责任制的情况与后期落实情况，要亲自进部门、进科室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来督促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只是停留在书面的汇报和考核而是真正的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来。在实施“四个亲自”的基础之上，建立主要领导“问责”，对领导“督职”进行分管，确保所有领导能够在工作中“履职”，坚持各部门（科室）“担责”的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等领导体制与工作体制，从而为反腐廉政工作的实施创建条件。

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相关责任追究

我们在日常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中，往往都是停留在书面的报告、总结、考核等形式化的东西上，这样的工作方式对大家的影响是短暂的、浅显的，所以有部分的党员干部根本就没有明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从而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后期落实当作一回事儿，都是在应付了事而已，这就是我们天天都在强调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而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还是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在于“常”、“长”二字。”总书记的这个提法给我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要想抓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两个““常”、“长”” 字的精髓，就要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落实和责任追究上下功夫。不让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停留在表面，更不让责任追究制度成为摆设。在平时的工作中，要从小事、细节抓起，在制定各种制度时尽量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工作，细化量化，以方便在落实过程中的监督工作，并且在监督检查中不搞提前通知的形式化检查、在督促检查的过程中要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在督促检查的中一旦发现问题，相关工作人员要及时的给与解决，不要忽视小问题，将原本可以解决的小问题“发酵、腐化”，如果在督促检查的过程中有违反制度规定的事情，不能隐瞒不报，要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度进行办理，不要让我们的党员同志存在侥幸心理。在每年的例行考核中要求相关工作人员要准确的评价部门（科室）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对反腐败工作的相关细节要严格的、准确的考核与评价，以激励优秀、奖优汰劣的方式来执行反腐败工作的实施。另外，对工作的严谨性进行科学的考察，确保党员干部能够不断提升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的认识与信任。针对考核结果要秉着严格、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赏罚分明。如果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违背责任制度的行为，必将会出现制度荒废的现象，最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出现。因此，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条款中，需要对责任追究的内容给予一定的明确，从而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能够顺利的实施。

三、完善思想保障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反腐廉政 篇12

关键词：反腐败,党风廉政建设

一、教育关口前移是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关键所在。

首先加强思想教育、强化思想防范是反腐倡廉的固本之举。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 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但是, 由于社会尚处于转型期, 我们对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还不十分显著, 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 理想信念动摇, 贪赃枉法, 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 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 加大教育力度, 创新教育制度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一是突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教育。各级领导干部, 不仅要懂业务, 更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支柱, 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执纪办案的特点和优势, 让各级领导干部从一些腐败案件中吸取教训, 做到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

二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不断探索新办法, 增强党风廉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 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关系, 树立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意识。通过思想教育创造一种氛围, 营造一种环境, 使正气上扬, 邪气收敛, 达到有效抑制腐败的目的。

三是创新教育制度。一是采取必要的强制性教育措施。通过制订制度规定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每年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相应的培训和轮训。二是教育要突出针对性。针对受教育者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 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典型事例, 以期使受教育者思想上产生“共振”。三是教育要形式多样化。要因地制宜, 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如可提倡党员每年读一本好书。

二、加强权力监督是制约腐败动因的核心

一是适度分解并合理配置权力。通过合理调整权力结构, 把决策、执行、监督等三权分离开来, 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在任用干部问题上, 可实行无记名投票制度, 让班子成员充分发表意见;推行公选公开竞争, 增强透明度;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严明责任。

二是完善加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 切实改变监督滞后的状况。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的监控机制, 对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之类的腐败行为实施重点防范。规范保护举报人以及打击诬告者等法规, 加大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查处力度, 切实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进一步理顺监督体制, 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作用。

三是建立限制国家公职人员权力的法律制度, 严禁滥用职权。“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要通过制订相关的党纪法规, 提高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受处分的政治成本。同时要切实保护“好公仆”, 使之成为党执政的中坚力量。

四是建立健全国家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的法律制度。一个国家公职人员, 是否有滥用职权, 这从他所过的生活水平高低就可见一斑。现在所实行的处级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可以说形同虚设, 没有半点实质效果, 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这方面, 可借鉴香港或西方先进国家的做法, 切实健全完善我们的个人身份证制度、银行和金融管理制度, 使个人的各种经济行为置于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 政府可以了解到公民的个人财产情况。

三、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是惩治腐败的有力措施

一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办案机制。这是查办案件,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查办案件工作的领导, 纪委要协助党委搞好组织协调。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加强协调配合”的办案机制。

二是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提高办案整体效应。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实行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要治本, 首先要通过治标遏制违纪违法现象高发势头, 研究发案原因和规律, 才能有的放矢地治本, 逐步达到标本兼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办案归为治标, 把制度建设等工作归为治本。在一定意义上讲, 办案既是治标, 也是治本。通过办案发现问题, 分析发案的深层次原因, 探讨案件多发领域的发案特点、规律, 研究目前在体制、机制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制订防范措施, 健全制度, 规范管理, 教育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以治标推动治本, 从而达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

三是要大力纠正执纪执法偏软偏宽的现象。依法治国能不能“治”, 关键在于对违法违纪案件是否从严查处, 对腐败分子是否依法严惩不贷。我党对待违纪党员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做到宽严相济, 区别对待, 既要严惩腐败分子, 又要保障党员的合法权利, 但也不能过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所犯的大案要案, 更要紧抓不放, 同时, 对袒护、包庇违法违纪者, 为违法违纪者说情开脱, 瞒案不报、压案不办, 或设置障碍、阻挠查处等错误行为, 更要严肃批评, 坚决制止, 直至追究责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纪的威力, 有效地堵住引发违法犯罪的漏洞。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王章伟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