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

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通用9篇）

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 篇1

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

腐败问题，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执政党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是我们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必须打好的一场硬仗。

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明显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也显示出本届政府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与坚定决心。从最高检获悉,今年1月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2617件30938人，同比分别上升3.6%和3.8%。其中，来源于群众举报的有7080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要案1761人（含厅级以上129人，这意味着，前8个月平均两天就有一名厅局级以上官员落马）。受关注较多的有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国务院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重庆市原市委书记***；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王素毅，再到最近的南京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季建业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带走调查。两天一名高官“落马”，“多乎哉？”实则“不多也”。“反腐要既拍苍蝇又打老虎。”这是中纪委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历史经验也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腐败的高发期，诱发腐败的原因十分复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纪委的反腐口号让人振聋发聩。我想，在这样的反腐承诺下，势必将拍死更多苍蝇，打死更多老虎。

客观上来讲，现阶段我国的反腐斗争，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形势严峻，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的复杂局面。

高官的频繁落马，一方面说明中国现阶段反腐已经取得了一定性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有多严重。有人说，新一届的政府面对着很多严峻的问题与挑战，“击鼓传花”已经传到了这一届领导政权跟前，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严打四风问题，都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记得习总书记也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道理可谓浅显易懂，只有干部队伍自身素质过硬，作风清廉，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地位。

今年3月，中国铁建披露了2012年业务招待费8.37亿元，一时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昨日，国资委通报了检查情况，确实存在发票开具不规范，报销程序不严格，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一些问题，通报批评57人，党纪政纪处分8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但这8亿元究竟花在了哪里？招待了谁？分别招待多少？怎么招待招待的目的？招待的结果？依然无人知晓，一头雾水。

我相信，这也绝对不是个案，天价招待费屡见不鲜。我发现还存在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官员落马，总会是拔起萝卜带出泥。官员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媒体敢报道了，下属敢直言了，群众的心声也有人愿意倾听了。一瞬间，发现这位丢了乌纱帽的高官一无是处。就连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的毕业论文造假也见诸报道，这又说明了什么？官员没有出事之前为何大家守口如瓶？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擂，这又说明了什么？

“四风问题”，“小金库”问题，“账外账”问题，“铺张浪费”现象，“公款吃喝”等问题都真真实实摆在新一届领导政府面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说过：“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是的，怎样去触动部分人群的既得利益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所以说，中国式反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特别是在当下的大环境下：体制漏洞；利益诱惑；权利失控；官德失守。是时候把权利关在制度的牢笼了。

俗话说，攥紧的拳头力量大，如今中央政府已经攥紧了反腐的重拳，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如何将拳头继续攥紧，不松手。继续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是必不可少和长期奉行的。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上，我有理由相信，党和政府会给人民上交一张满意的答卷。

中国式反腐，路很长，路很艰辛，但更要走好，走稳，走到底！

淮海工学院东港学院

郁洲书院番号05班

姓名：李长国

2013/10/23

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 篇2

毛泽东和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虽然所面临的反腐倡廉历史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1.以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指导,强调反腐倡廉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习近平都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习近平则强调,“如果治党不严,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2.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为指导,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治党理政的重要方针,毛泽东特别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认为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应该为人民服务,每个民众都有权监督揭发贪腐行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在各项工作特别是反腐工作中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指出,“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十八大以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虎”“拍苍蝇”,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情零容忍,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中纪委开通举报网站,畅通人民监督渠道。

3.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重视以历史思维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不学闯王,时刻同腐败作斗争。习近平主张运用历史智慧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讲到,“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

二、坚持从严治党、严厉惩治腐败

毛泽东、习近平对待腐败现象都是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在腐败面前任何领导干部都没有特权,他们对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论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依法查处。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各个时期都主张从严治党,对于腐败分子绝不手软,坚决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贪腐分子,有效保障了革命胜利,维护了执政党的形象。土地革命时期,谢步升贪污公物,贩卖苏区物品,残害同志,被依法判处死刑。抗战时期,肖玉壁利用职权贪污公款,私卖根据地财物,被处以死刑。黄克功逼婚杀人,最终也被处以死刑。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新中国成立后,张子善、刘青山贪污犯的死刑执行,“三反”“五反”运动中大批贪腐分子被严肃处理,彰显了毛泽东严惩贪腐的决心和勇气。

习近平对待腐败问题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存身之地。他告诫干部“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习近平从严治党、严惩腐败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腐必反,重典治乱。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一中全会,习近平就强调坚决反对一切腐败现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以及两天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都强调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表明反腐败的坚决态度。这一年,很多腐败官员落马,拉开了中国反腐败的大幕。2013年,中纪委二次会议,习近平强调把处理腐败问题放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考虑。这一年被称为“打虎”之年,十几个省部级官员落马。

二是持之以恒,反腐工作常态化。习近平就职以来多次强调反腐工作长期性。2014年,中纪委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告诫全党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土壤依然存在。这一年,中央坚持“打老虎”“拍苍蝇”,取得显著成效。2015年,中纪委五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腐败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腐败活动并没有绝迹,还没有完全实现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机制,为了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中央会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

三、坚持通过思想教育来预防腐败发生

党员干部贪污腐败往往都是先从思想上蜕化然后完全变质,毛泽东、习近平不仅严厉惩治腐败行为,而且都十分重视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坚持树立理想信念,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活动,防患于未然。

注重思想教育是毛泽东反腐工作开展的首选途径。毛泽东认为腐败是旧政权、旧社会的遗留物,腐败是由于旧社会思想意识落后而导致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想抵制腐败就需要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否则无法开展其他工作,“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贯穿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始终。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为代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根据地以及全国党员思想观念大大提高;毛泽东曾以《甲申三百年祭》为教材,要求全党戒骄防腐;毛泽东不仅在运动中严惩腐败,而且注重教育干部,加强共产党员的模范宣传工作,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标杆,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把思想教育作为反腐关键环节,主张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素质,以增强防腐防变的能力。习近平指出:“廉洁自律,必须牢筑思想防线,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公款送礼”等措施使党风焕然一新,为党员干部思想上打了防腐剂。习近平要求全党从理论学习、党性教育、道德建设等方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守护精神家园,不断夯实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底线。习近平要求全党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解决党内出现的问题。2013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为重点解决“四风”问题,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焦裕禄精神为目标,照镜、正衣、洗澡、治病,锲而不舍地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旨在形成廉洁长效机制。

四、坚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树立示范形象

毛泽东、习近平都十分重视领导干部表率作用,他们不仅要求领导干部严格廉洁自律,而且都是率先垂范。

毛泽东不仅自己是廉洁为公的干部典型,而且要求领导干部通过自我批评来纠正思想上的尘垢。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各地的第一书记不要当项羽,怕同志们批评。他认为中央犯错误由他负责,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错误地方各级书记要担负责任。他始终强调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早在1938年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的先锋作用就被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平时穿的睡衣上补丁很多;外出考察反对排场,要求下级不要宴请,严令禁止身边工作人员收取礼物;平时吃饭节约粮食,在瑞金时饭菜定量不超过战士。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们以身作则,树立廉洁自律的形象,腐败官员才少之又少,主席、总理、总司令都可以穿补丁衣服,其他领导干部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习近平从打铁原理说起,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廉洁表率,从领导干部做起。首先中央政治局要以上率下,反对特权,在反腐拒变中起到示范作用,带头落实“八项规定”;其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以权谋私。他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习近平河南考察吃烩面、喝胡辣汤;到军队视察同官兵一起进餐;小吃店吃包子,细微之处体现大国节俭之风。习近平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时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严治党、严惩腐败,通过思想教育来预防腐败,注重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的思想观点。总结和研究习近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坚持,对于指导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反腐倡廉

参考文献

[1]黄小军,朱勇.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在逻辑[J].学术探索,2015(03).

试论中国反腐败的未来趋势 篇3

引言——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腐败分子携款外逃受到关注。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黄树贤表示，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去，跑出去有多久，我们都要一追到底，将其绳之以法。

但观中国近年来历经了数次反腐败的浪潮，现在不过是在新形势下进行的新一轮反腐败罢了，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了三反五反，到八十年代也在反官僚主义，现在不过是在新形势下进行的新一轮反腐败罢了。这种事情与最高行政长官的意志有着太大的关联性，换句话说，如果到下一任最高行政长官不提这事了，反腐败也就算结束了，接下来该如何还如何。到再过几十年，新的最高行政长官一看腐败又严重起来了，就再展开新一轮的反腐败，如此下去，周而复始。现在所谓的中央巡视组只能是临时机构，不是常设机构。哪天中央巡视组解散了，难道就意味着腐败就被彻底清楚了么？不可能！要想真正的解决腐败，得看清楚，腐败是怎么产生的。

假如你要办一件事必须要经过十个甚至更多个职权平等的人，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板块，但每个人又都不可或缺，这十个人不存在任何利益关链和职权压迫，你会分别请这十个人吃饭喝酒泡妞塞钱么？你一定不会的，因为首先十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贪婪程度不一样、价值观标准不一样，你无法同时搞定十个人，或者你能搞定但所花费的代价是你无法承受的。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仍然是家长式的官僚体系，名义上有各种各样的部门和流程，但这些部门和流程事实上都是为所在地或所办事的最高行政长官服务。一个市委书记说你能当乡长，那组织上总能让你当上乡长。一个市长说这个工程给你了，那就算有再多的流程，也不影响你最终拿下一个工程。所以，权利导致腐败。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 篇4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动的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需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02反腐机构最多，腐败花样却层出不穷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和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中，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中，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需要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03私利观念：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04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权利内耗 矛盾重重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

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他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参与反腐败的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05改革迫在眉睫：给清廉一个生存空间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

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正视中国反腐成就 篇5

2011-01-05 08:58来源：半月谈

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基本情况。

中国为何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有何意义?和以往发布的反腐倡廉文件相比，白皮书中有哪些新亮点?白皮书中透露了今后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什么样的走势?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解析。

发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有何意义？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痼疾，也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能不能有效防治腐败，关系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对腐败，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以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查办大案要案、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思维观念的差异，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误解。有的人甚至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反腐败，拿中国的腐败问题说三道四，乃至兴风作浪。

误解消弭于开诚布公，流言止步于公开透明。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很关注，但由于我们宣传不够，不少人士对情况不够了解，有的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在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为此，我们采用国际通用的形式，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力求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主要做法以及取得的成就，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让所有关心中国反腐败工作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全面情况。”

官方的观点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诉记者，国外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不是真正反腐败、能不能有效

反腐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有必要把我们开展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坚定态度、经验做法、明显成效和未来发展进行公示，告诉世人中国是怎么做的，做得如何，有什么目标”。

“新中国成立61年以来第一次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李成言说，当今社会，反腐败已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更加透明的问题。白皮书的发表，正是适应了这种国际化的需要。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许多国家在“透明国际”等反腐败组织的推动下，致力于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中国则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整体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的发表，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阳光的中国，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吸引投资，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成言强调，“中国的反腐败开始与世界反腐败接轨，和世界反腐败同步。让世界了解中国，反腐败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一定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有何亮点？

记者注意到，《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全文计1.6万字，包括前言、正文和结束语共十个部分。前言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立场，概述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取得的成就。正文共有八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展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的发展历程、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第三至第七部分分别介绍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以及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情况。第八部分介绍了中国开展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情况。结束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以及开展反腐败交流与合作的诚意。

查阅文献资料，记者发现，《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公布了反腐民意调查多年对比权威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

――第一次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反腐败职能部门。“在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职能机构，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

――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有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表述。以前，中央纪委的提法多是“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一般指党内法规。而这次的白皮书则指出:“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重视发挥法律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不断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

设法制化、规范化。以中国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规定，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次详细阐述中国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明确了七种监督力量。“目前，已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各监督主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配合，形成了整体合力。”

――第一次系统概述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进程及成果。“2001年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000多项，地方各级政府取消和调整77000多项，占原有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采购方面，实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方式的采购运行机制，2002年至2009年累计节约财政资金3000多亿元。”

类似这种“第一次”，在白皮书还有。

对于“第一次”等白皮书内容方面的亮点，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的呢?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研究员说，“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在白皮书中单列成章，这是白皮书的一个亮点。中国以往强调的是“依纪依法”，现在改为“依法依纪”，这个提法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对法律的尊重，反映出各种专门监督机关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公民、官员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认为，白皮书的一大亮点，就是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进行了详细介绍。在民主框架下，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监督，与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共同构成立体的问责体系。

李成言教授认可何增科、任建明的观点，同时他还从宏观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最大的亮点，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作为一项战略性规划提出来，进行„系统治理、整体推进‟，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2005年1月，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5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从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个方面，形成了对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发布的白皮书，又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如指导思想、战略方针、总体思路、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等。”

“这说明，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敲碎打式的，也不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反腐，而是一种战略性安排。”李成言表示。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预示何走向？

人们常说，形势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政策，政策决定走向。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直言:“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违法违纪行为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对反腐败形势的这种判断，也是2010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看法。这次专门研究和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会议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全党同志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形势依然严峻，决定了我们对反腐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必须常抓不懈，坚持依法治腐、从严治腐。”李成言说，2003年至2009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2010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前11个月共立案11.9万件，结案10.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万人。这表明，中国的反腐办案是有效率的，也是有成效的。今后，中国还会进一步加大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

“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推向前进。”李成言强调，“要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制度，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但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大力加强廉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和一贯主张。反腐败取得的明显成效，让我们对今后的反腐倡廉之路充满信心。

正如《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结束语所言:“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备，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业的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完全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持，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前景是光明的。”

任建明认为，这说明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越来越有自信心和底气了。

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 篇6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塑造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是国家重大战略课题。然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 如何将五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成功地向世界展示, 现实中还面临着不少困境。在对已有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鉴于此, 本文试图以中法文化年为例, 分析影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因素, 思考目前我国文化域外传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一、回顾中法文化年及中法关系

中法文化年 (Les Années Chine-Franc e) 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 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 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3]。“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也是建国以来中国与他国开展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 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文化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 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受挫, 两国关系受损, 随着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到欧洲窜访的达赖, 中法关系可以说降至了1991年来的最低点。2009年4月1日《中法新闻公报》发表, 表面上看来中法关系似乎在历经了种种坎坷之后恢复平静并步入了正轨。

二、分析影响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因素

以中法文化年及其后中法关系的风云变幻为切入点, 我们不难发现以下这些影响我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因素。

(一) 大众媒介的影响

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起着相当大的引导作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媒介所构建的世界。由于各国的传媒因政治、经济的因素, 往往只从本国的角度看问题, 出于自身利益进行“议程设置”有选择性的再现或者扭曲客观真实世界。因此人们往往会认为媒介所呈现的就是绝对真实的, 从而形成不正确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 便具有顽固性和长期性, 导致国家形象传播的“马太效应”, 而文化传播形象与国家形象高度关联, 因此最终将导致跨文化传播的负面效果。

中法文化年举办之时, 法国的新闻媒体对文化年给予了高度重视, 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积极参与文化年的报道。法国各大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体都用大幅版面报道了“中国文化年”。很多媒体从几个月之前就开始了相关的报道, 不少媒体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报道文化年的活动, 高度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4]。法国媒体对中国文化多层面的展示, 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关系。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在法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把视角转到当前中法关系和法国媒体对华报道上, 会发现随着中法关系的逐步恶化, 法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中国被描述成一个缺乏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国家。这极大损毁了中国的形象, 影响了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可, 使得跨文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二) 文化模式维护功能的影响

文化模式维护功能是指,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有一种模式维护功能。在这种功能的作用下, 文化圈自身有选择与自我保护功能: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来的文化模式的维护时, 便容易被接受, 并被作为一种新的营养补充到文化机体之中;而如果外来的文化对原来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 维护功能便会起到一种“守门人”的作用, 竭力阻止破坏性文化的侵入[5]。文化模式维护功能的发挥与一国的整体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整个大环境呈现相对协调稳定的局面时, 模式维护功能对外来文化体现出比较包容的一面, 接受度较高。反言之, 文化模式维护功就会冲突排斥外来文化, 导致跨文化交流受阻。2004年中法庆祝建交40周年, 两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法关系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在一个相对宽松包容的环境里展开的, 且受到了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因此中法文化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向法国民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

二战后美国取代了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英法等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法国国际大国地位一落千丈。法语也渐渐没落, 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与此同时汉语热席卷全球。而且在近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对中国而言, 法国一直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虽然中国现在的飞速发展再次证明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优秀, 但是要让法国人心甘情愿地欣赏和接受,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文化自我保护意识, 恐怕很难一蹴而就。所有这些因素, 使得法国容易对外来文化尤其是传统的东方文化产生一种防范心理。

(三) “文化自我诉求”作用

“文化自我诉求”理论告诉我们, 自我诉求的存在决定了跨文化传播中对其他文化是一种合目的的“映现”而不是合规律的再现。体现为对他者形象合目性的建构, 并由此造成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认, 跨文化传播中, 关键在于他者存在的意义, 自我与他者既是一种认知结构关系, 更是一种价值结构关系[6]。

中法建交近半个世纪, 中法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法美关系。2003年, 法国由于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 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然而中法关系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法国与中国拥有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 共同利益越多, 双方的关系基础越牢固。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中法关系更为紧密, 高层互访不断。出于诉求共同利益, 这一时期法国愿意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化, 这为中法文化年活动提供了契机并最终取得了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政治是经济的延续。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在非洲影响的日益扩大, 对法国来说都是对本国利益的损害。中法关系开始恶化, 并最终降到冰点。法国担心本国利益会受到中国的挑战和挤压, 缺乏安全感。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构成了威胁, 出于自我利益保护, 文化方面体现为阻碍抵制中国文化对其传播, 致使中国文化在法的接受和认可一时陷入了困境。

三、思考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困境并提出一些建议

综合分析以上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目前中国跨文化传播中所处的困境, 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一) 媒介影响力

李普曼在分析大众媒介时认为:大众媒介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 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7], 体现为大众媒介的定型作用。大众媒介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表现渠道。“媒介定型”可能会人为的制造屏障, 阻碍跨文化传播的顺利进行。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 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有两种媒介集团。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 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8]。西方国家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跨国传媒公司实现的。目前全球主要的几大传媒集团都来自西方国家, 他们掌控着传媒霸权。研究表明, 跨文化传播中, 影响人们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认知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大众媒介的再现。西方国家掌握了传媒霸权也就相当于掌控了文化霸权。我国媒介由政府主办, 在新一轮新闻改革的浪潮中, 媒介集团化发展趋势渐现, 但是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旧很有限。我国跨文化传播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 但是对于西方社会来说, 普遍对代表政府声音的媒介宣传表示不是特别信任, 我国文化域外传播的效果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从媒体影响力角度来看, 我国跨文化传播要想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提高我国大众媒介的国际影响力, 一是要加强跨文化传播人才队伍的建设, 在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增设跨文化传播相关的课程。培养一大批既精通中文和外语, 又能很好地把握中外文化差异的传媒人才。二是借鉴西方跨国媒体集团的经验, 实施我国国际媒体的本土化战略。引进西方传媒人才来我国新闻机构工作, 这样可以让西方受众对我国媒体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 有利于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媒体高度与国际接轨, 从而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可信度。三是在信息化的今天, 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掌握先进的传播技术, 加强数字媒体建设, 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新媒体品牌。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们日报社发表讲话时谈到“我们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 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全方位的提升我国大众媒介的国际影响力。

(二) 理论研究与发展

跨文化传播理论兴起、发展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1945年之后美国就开始研究跨文化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最终成为传播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自此该学科一直平稳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得比较晚, 20世纪70年代, 当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时, 我国的对外传播还处在内宣和外宣不分的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末, 我们才从国外引入跨文化传播学的理念。90年代中, 大陆才出现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跨文化传播的著作。我们的跨文化传播与美国的研究差距还比较大[9], 我国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鉴于理论发展的不足, 我们要鼓励吸取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精华, 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和文化特色,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建设。积极将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在跨学科的研究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此外要尽可能多地开展定量研究, 数据往往最能说明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切实地了解跨文化传播对象的个体差异, 真正落实外宣工作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原则, 我国文化域外传播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 跨文化传播的平台

我国政府向来支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开展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促进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局限于以官方形式出现的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渠道较为单一, 因此取得的效果难免不尽如人意。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依托一个更为系统、更为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平台。除了官方性质的传统外交手段以外, 还要积极利用公众外交手段, 大力开展民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前提是首先需要在国民内部大力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让每一个普通民众都为悠久的中国文化感到自豪, 而不是去追捧麦当劳、肯德基、圣诞节、情人节这样的“洋时髦”。只有这样, 当接触到国外受众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 国外受众也会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气。民间的声音, 才是传达和输出民族文化的最有效途径。

除此之外, 在对外输出文化的媒介选择上也要下功夫, 我们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视觉形象意识。运用传统的汉字手段向外输出中国文化, 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社会, 只有用现代意识去关照、“包装”传统经典文化, 并转化为生动的可感受的传播形象, 才具备面向大众传播的前提[10]。数字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我们要有效地利用其交互性强、传播面广、影响力大等众多特点, 开展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方位多角度渗透性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并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回顾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 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的对外传播在体制上一直由党和政府领导, 对外传播的主要作用不是“报道”而是“宣传”, 偏重于政治性内容。政府垄断了对民族文化意象传达的权力。在西方“他者”的视角上看, 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独立解放的, 但同时也是单一的、敌对的、空洞的[11]。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 中国文化域外传播总体效果是很不理想的。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大大提升。我国开展了中法文化年, 中俄国家年等各种海外文化年活动、在全球成立了两百多家孔子学院等汉语教学机构、中国歌唱家相继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音乐会、开设国际频道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声音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完美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和文化精髓。

北京大学的关世杰认为, 依照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头, 十年内, 我们国家的对外传播的传播力名列世界前茅, 应该不成为问题。的确, 按照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进程, 我们有理由坚信, 十年内能够赶上世界对外传播强国。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必将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

回顾是为了前瞻。在前瞻的欣喜之余,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例如我国媒介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跨文化理论研究和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平台亟待进一步拓宽;媒体政策和传播管制尚需更为宽松等等。我们的前途充满光明, 但行进道路仍旧曲折, 因此认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任重而道远。

目前参与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行业科研项目开题报告——工业标准元数据的出版需求 (PRISM) 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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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A].跨文化传播新论[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3]http://baike.baidu.com/view/91186.htm[DB].

[4]http://www.cctv.com/culture/special/C10779/01/index.shtml[DB].

[5]杜骏飞.弥漫的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6]徐小立, 秦志希.自我文化诉求视角的传媒跨文化传播[A].跨文化传播新论[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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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世杰.中国跨文化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对外大传播, 2006, (12) .

[10]戴文红.媒介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J].传媒观察, 2008, (2) .

中国反腐之我见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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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之我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现象也就难免越来越猖狂。腐败现象至今泛滥并不是哪个政党、哪个领导管理不力的问题，其实，腐败问题在世界的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一个政党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它才能走得更长远、更稳固。

腐败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避免不了的，而且暗藏时间已久。长久以来，腐败像蛀虫一样蚕食着国家根基，已成为社会公害，为国民所深恶痛绝。我党历来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把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推出一系列反腐败措施。近年来，中央对反腐败尤为重视，不断加强反腐败力度，出台各项反腐治本措施，促使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监督不够到位、管理不够完善、惩治不够严厉等诸多因素，腐败行为至今仍屡禁不止、反复发作。

十八大“新政”明确地把“三公经费”列为开局的首要抓手和突破口，特别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整风肃纪成效显著，各地腐败官员纷纷“落马”，多名厅级以上干部受到严惩，地方官与国企高层涉贪被处分，反腐力度打破常规实属罕见，充分表明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让全国人民倍感欣慰，看到了新的希望，时下反腐已成为了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众所周知，反腐倡廉既要标本兼治，又要惩防并举，方能长治久安。习书记就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等重要观点，从中央到地方呈现出严查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狠抓顶风违反“八项规定”行为的高压态势，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收到的实效。

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只有上行下效，发挥榜样力量，才能切实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从前年开始，中央已在各级党政机关认真推广了公务接待“廉政灶”制度，在各级纪检监察系统全面开展了“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并积极探索“阳光农廉网”等新政，用实际行动拉开了新一轮反腐倡廉高潮，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捧，人民群众津津乐道。

个人以为，要彻底反腐，首先要强化制约，加大督查和惩办力度，从严治贪，形成反腐威慑力，防止“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确保“良政善治”落到实处。其次要强化监督，大力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各级各部门设立相应的举报平台，进一步加强网络监督，发起全民反腐运动，让贪官污吏成为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想要真正反腐反贪，必须从根源入手，用制度做保障，然后加强监督管理。只有把不受监督的权利关进法制的牢笼里才能让反贪贪腐走上空前的高度。这也就需要我们从如下几方面来努力：第一、进一步健全防腐反腐体制，完善党员干部任职及问责和定期审查、定期述职等制度，各级组织建立首席领导防腐反腐责任制，以加大监督、督导、检查所在单位的防腐反腐力度，使防腐反腐常态化、岗位化、制度化。

第二、加大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党性与法制教育，自上而下地建立党员干部、国家公务员“拒腐承诺”确认制度，健全和完善“拒腐承诺”确认档案管理与审查复核手续，让“拒腐承诺”贯穿每个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日常行

为之中，让反腐倡廉的口号时时刻刻发挥警示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反腐宣传要做到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有专版或专栏，及时报道反腐动态、案件查处、反腐通报、各地反腐、反腐一线、反腐倡廉等，以案说法加强反腐教育的威慑力，开辟反腐论坛，反映民声民意推动反腐宣传，各级媒体要持续开展主题鲜明的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宣传活动。

第四、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建立严格的反腐（检举）信息搜集、分类、管理和回复与公告制度，不错过、不放过每一条反腐信息，对每一条信息进行彻查，信息属实的予以具体措施和手段，信息不实的应对被检举人说明情况并对其予以警示。

第五、加大反腐败的惩罚力度。对公权人物职务腐败、职务犯罪必须施以重罚。从法律层面给公权人物职务腐败、职务犯罪以威慑和打击！因此，我国的法律建设必须围绕反腐败与国家安危这个课题研必须施以重罚。从法律层面给公权人物职务腐败、职务犯罪以威慑和打击！因此，我国的法律建设必须围绕反腐败与国家安危这个课题研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从严从重”惩处腐败的法律制度。

第六、要坚持求真务实，加强教育和监督，促进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是求真务实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治国的有效措施，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制度建立了，没有相关的部门去监管，制度也就是成了一纸空文，因此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去保证，需要相关的部门去执行，二者结合才能使反腐倡廉工作顺利的开展，才能保证国家繁荣富强的发展。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反腐倡廉这项工作，不能有所偏激，反腐倡廉的建设是任重而道远的，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尽力去解决，但只有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才能更好地进行。

反腐败涉及到国家安危，而将反腐败上升到铲出腐败，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我们重视和深化反腐败中的“问题研究”及反腐败的制度创新，要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一些“不同说法”。只有加快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建成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让权利赶进制度的牢笼里，才能有效的应对反腐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浅谈中国反腐形势（范文） 篇8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了一句话：将来出问题，恐怕就在党内。此话不幸而言中,当今的中国被百姓诟病最多，痛恨最多莫过于贪腐。共产党人的腐化堕落也是吓人听闻。在网上曾出现花官荣誉榜： 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养情妇146位，获数量奖；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情妇内有未婚女大学生17名，获素质奖；

海南省纺织局局长李庆善，写《性爱日记》95本，留性爱标本236份，获学术奖；

堔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小时1000元，获挥金奖。

诸如此类，在广大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在信访制度多年来不断被质疑却始终不进行改革；在中央不断对高房价政策调控，而到了地方进行落实过程中不断地被背离原来的初衷；在各阶层的矛盾不断地激化，我们不禁对于国家的命运感到担忧。难道未来真的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是共产党毁了共产党本身吗？

今年十八大顺利召开，人民群众对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可谓是给予了众望，可是改革不可能事一届两届就可以解决的事，那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地探索努力地成果。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务实作风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无论是领导人轻车从简，还是习总南巡，都透露出一股新风气。

各种迹象表明，中央新班子将选择当下中国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破冰，谋定后动。如此决策，一是解决热点问题，着力化解关乎百姓痛痒的民生难题，加快构建社会福 利保障体系，；二是解决难点问题，推进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铲除百姓 痛恨的官场腐败。

新班子反腐必下大决心，必下猛药，并将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破冰，决策思考如下：

其一、官员腐败成为执政党的头号考验和危险，严重玷污了党和国家形象。十八大把反腐倡廉提到生死存亡的新高度，习近平就任总书记第一次讲话就直言：“新形 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 力解决。”可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将采取“零容忍”态度。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新局面，首先必须在反腐败上给力突破。

其二、把官员钱囊公布在阳光下，是反腐败突破口。这是一种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强制措施。世界发达国家成功反腐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财产公示制犹如一把利刃，法律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可按刑律制裁，直刺腐败者的要害，为推动各国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世界反腐成功利器，社会主义中国应当积极借鉴。

论中国反腐,任重而道远 篇9

大家上午好!

金秋的九月,秋高气爽,收获的季节。今天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暨全国商业储运物流网络企业转型升级联盟会在美丽的上海隆重召开,我谨代表研究会向各位领导、嘉宾和代表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1956年5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1987年10月加入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原名为全国商品储存养护技术研究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我们研究分会已迈越了初创、开拓、发展、转型的历程。我们储运人的梦,划过60年的时间轨迹,走到今天,储运人梦想的架构越来越明确。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各位共同纪念和见证研究分会60年华诞。同时,衷心感谢所有曾为推进我会工作呕心沥血、鼎力协作、辛勤耕耘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和广大储运物流同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为了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1952年至1956年全国各地先后相继成立了商业储运(仓储)公司,担负着集中储存保管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起着商品“蓄水池”作用。而当时商品保管养护条件和技术都比较落后,商品常发生变质或火灾事故,各地在保管商品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要研究、掌握各种商品的储藏性能和保管养护方法,才能确保商品质量的完好和安全。准确的说商品需要养护,亦即是“商品养护”这一新词在仓储行业诞生,这一工作并被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而我们商品养护技术研究会也应“需”而生。最早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广州、重庆、长沙等8个地区国营商业仓储公司为核心,预示着全国商业储运网络的形成,揭开了我国仓储史上新的一页。

回顾研究会6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4个不同发展时期:

1.初创期。我会成立至六十年代初,主要是承担商业部下达的任务,研究解决各地仓储公司在维护商品质量方面存在的较突出问题。如:烟霉、糖溶、金属腐蚀及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保管等,从总结仓库实践与民间传统经验着手,进行针对性的科学实验,掌握了大量的商品基本性能和保养方法,建立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并将这些行之有效的技术与管理方法推广到各地,确保国家财产安全和库存亿万商品的质量完好,体现出商品养护技术从启蒙到传播与普及,并培养和发掘了一批养护技术人才,为下一步开展科研活动奠定了基础。

2.提高期。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商品养护技术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是实现科研工作逐步迈向规范化、科学化;二是除完成商业部下达的任务外,并开始主动出击,立项研究,解决技术难题;三是吸引了生产、科研部门特别是相关院校纷纷参与这项事业,改变了单打一的局面,逐渐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边缘科学,从而引起了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重视,确立了商品养护这一专业的地位。

3.发展期。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会迎来了技术发展与内涵深化的新高潮:一是科技进步步伐加快,开始运用气调、微波、辐照、微机等来武装优化商品养护;二是将科研成果、实践经验编制成商品储藏养护技术规范、标准;三是创办《商品养护技术》会刊,不断完善丰富养护专业理论体系与技术体系;四是通过向教育部建议并实现了高等院校创办“商品养护”专业;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和商业部“关于商品养护技术干部技术职称考核晋升业务标准”也出台了。全国仓储行业整体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得到提高。

4.转型期。2000年世纪之交,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流通领域的商品结构和各会员单位的经营结构发生了变化。加快流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已成共识。为适应新形势,与时俱进,逐步把研究会重点工作放在由传统的研究“商品养护技术”逐渐转移到研究“仓储物流技术与管理”上,探索推动传统储运业迅速向现代物流业转化。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与各会员单位一道从其创立之初就与我国的商业经济建设、仓储物流业的发展命运相系。60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我国仓储物流启蒙、认知和发展历程;60年,是我们坚持“全国商储是一家”的优良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我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历史过程;60年,是我国仓储物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是广大仓储物流队伍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做出的重要贡献的历史见证。

60年来,我会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业内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交流会96次;获部、省、市级科研成果奖46项;举办商品养护、物流师培训班44期,编印出版本专业书籍、规范、标准及各类资料102种727,200册;创刊38年的《物流工程与管理》会刊出版266期,发行823,400册,为仓储物流行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

60年研究会工作的实践,使我们领悟到,虽然我会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环境,为什么在60年历史的长河中,能有一代又一代的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广大储运员工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届又一届的各会员单位扶持和关爱,使其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其主要源于:

一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向,始终坚持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把研究会办成全国商储企业的大家庭,尽一切能力为会员单位服务,因而得到广大同行的厚爱与欢迎。

二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将取得的成果迅速转化到仓储物流管理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始终得到主管部门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会员单位的参与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商品养护”这个名称在储运界已人人皆知;自参与这个网络组织的活动,大家都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和谐与亲切。

四是全国商业储运物流网络组织的支持,发扬“天下商储一家亲”精神,做到网络健全、互通有无、从无断链,保持联系不断、沟通不断、交流不断,大家集思广益,发挥团队整体的优势和力量。

五是凝聚和团结了一大批无比热情、执着追求、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积极分子,他们为商品储藏养护和仓储物流业的生态文明作出了大量的贡献,推动了传统储运向现代物流的发展。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储运研究分会60年的历程和业绩,她是未来发展很好的参考书和营养剂。温故而知新,激励我们未来更好的把握前进方向,不断创新。在这一个甲子的华诞之际,纪念和回顾研究会60年的发展历程,更加珍惜我会的光荣传统,铭记发展历史和经验教益,缅怀为研究会和商储企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辈,敢于应对未来的挑战,对进一步团结组织商储物流界力量、进一步发挥好研究会的作用、继续为中国商储行业实现现代物流梦做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今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物流业的发展正从过去传统的阶段转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阶段,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国家不断出台新的创新战略,我们要顺应新常态发展要求,抓住发展机遇,我们商储物流企业要在新常态下做好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加快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步伐,并形成集群集约发展。“万物互联”为智慧物流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我们仓储物流也要在“互联网+”战略的带动下,快速发展,并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使整个行业向着高效流通的方向迈进。打造智慧物流的核心价值观:开放、共享、协作、共赢。

研究分会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分发挥其作用,让我们以这60年为一个里程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承前启后,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会员,聚集一切正能量,增强总体创新实力;继往开来,愿同商储物流同行携手共进,创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