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治理创新（共8篇）
草原的治理创新 篇1
草原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能够有效抵御荒漠化, 是一道自然屏障。草原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同时其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都非常大。草原就像大地皮肤一样, 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之功效。据资料显示, 如果植被盖度为30~50%, 那么近地风速降低50%, 同条件下裸地含水量高出90%。草地涵养水源的能力是森林的1倍以上。草原是丰富的资源库, 承载草食家畜, 为人们提供新鲜丰富的肉类, 又是药草的重要来源;草原上生长着多种动植物, 是维系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草原景观效果出众, 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保护草原, 人人有责, 我们要传承和发展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产, 使人类文明永续下去。
1 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分析
我国草原包括天然草原、南方草山草坡以及人工草地。我国草原面积十分大, 居世界第2位。近年来, 我国草原退化速度十分快, 其面积已达90%。我国草原生产低, 其单位面积产肉量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30%, 仅为荷兰的1/50。虽然我国政府不断加强草原治理并取得一定成效, 但从总体上看, 其退化速度仍然远远高于治理速度, 呈现出“局部改善, 总体恶化”的发展态势。草原退化会引起生态系统失调, 形成生态功能衰退的逆向演替过程, 其表现是植被覆盖度降低, 草类产生和质量降低, 如沙蓬草等毒害草类比例上升, 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变弱甚至是丧失。草地的涵养能力、沙漠化、鼠虫害等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且呈不断加剧的趋势。草地退化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其主要有超载过牧、滥垦滥挖、水资源不当利用、矿产开采、工程建设等, 另外草原管理欠缺、国家政策不明朗也是造成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
2 草原治理的创新策略
2.1 草原治理的内涵
草原治理需要我们运用多种手段, 一方面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让草原重新回归自然属性, 进行正常的正向的生态演替。同时在保证草原生态系统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科学有序地开发草地资源, 进而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法律建设和政策指导, 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来对草原治理形成保障。我国草原治理的思路是:树立依法治草、遵循自然规律、尊重草原自然属性的理念;推行草原保护利用技术和制度, 加快退化草原的植被恢复进程, 实现草原生态良性循环, 维护国家的生态安全;在充分维护和发挥草原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按照草畜平衡制度的要求, 科学有序地开发利用草原, 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 保障国家的食物安全;促进草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实现“草原———草产业———人类”的和谐发展, 以达到对草原永续利用的目标。
2.2 政府在草原治理上的积极性举措
首先, 建立了以治草为核心的法律框架体系。目前我国已经有《草原法》、《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 并建立了《草畜平衡管理办法》、《草种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配套, 大致的政策法规体系已经形成。另外, 草原监理及草原防火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其次, 建立草原保护制度, 发展草业经济。以《草原法》为前提, 建立了划区轮牧休牧禁牧制度、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草畜平衡制度。推行草原围栏、人工草地、牲畜舍饲圈养、草原生态移民等, 为草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 发展草原治理科技技术。研究草原退化机制及生态演替规律, 在草原重建的调控技术以及抗逆牧草品种选育取得了优异成果。积极推广鼠虫害防治技术, 为草原生态建设提供了基础保障, 有效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第三, 国家对草原治理的重视提高, 并加大了资金投入。据农业部一项监测显示, 在16个草原保护建设工程区内, 植被高度提高51%, 产草量提高了64%, 其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最后, 对草原认识更加深刻。起初人们认为草原只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 后来开始重视它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在对草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将生态保护作为草原治理的主线, 发展永续利用的草原。
3 草原治理策略的创新
3.1 将草原治理提高到国家生态建设战略层次
使草原治理与生态保护、国土绿化、荒漠化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政策措施相协调, 把草业纳入大农业发展的整体战略, 统筹规划, 以达到政策措施配套、技术组装整合、投资利用高效、整治效果倍增、治理成果巩固的实效。
3.2 创新草原治理规划制度
在草原的治理上, 不仅要确定治理目标, 还要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详细的规划。草原治理之所以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不乏是缺少规范的原因。我国应建立草原治理规划制度, 建立整体的战略规划而已, 规范草原治理行为, 为草原治理确定方向。
3.3 确定草原治理功能区
根据草原的位置、气候条件等来确定不同功能区域, 可分为禁牧区、限牧区和开放区。将条件恶劣、降雨较少、恢复能力弱的地区设为禁牧区, 并建立严格规范的制度, 确保禁牧区不再被破坏;将条件较差、降低量较低且退化严重的区域设为限牧区;将条件好、降雨量大、生产力强的草原设为开放区。
3.4 明确治理目标, 优化治理策略
大力推广现代草原治理技术, 强化监管, 针对不同的区域, 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禁牧区要进行严格保护, 封草禁牧, 强调草原的生态功能。限牧区实施重点保护, 严禁开垦和滥用草原, 整合推广草原治理适用技术, 实施“以草定畜”。开放区要保护和开发利用并举, 科学利用草原, 挖掘草原潜力, 将生态、经济、社会的功能充分发挥。
摘要：草业经济是畜牧经济之基础, 又是草原生产力的核心。近年来, 草原退化加剧, 对其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文介绍草原的发展现状,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粗浅见解。
关键词：草原,治理,问题,创新,措施
草原的治理创新 篇2
一、实施任务及范围
（一）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在内蒙古、吉林、甘肃、新疆4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草原建设防火隔离带2884公里。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建设1498公里，吉林省建设160公里，甘肃省建设71公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1025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130公里。
（二）飞播种草。按照全国飞播种草规划重点布局，根据基础条件、适宜飞播面积、拟播地点、技术措施、飞播成效、资金配套情况等因素，实施飞播种草示范22万亩。其中：安排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飞播种草任务10万亩，重点治理退化草原，恢复草原植被，改善生态环境；安排四川、贵州、湖南、云南等省飞播种草任务8万亩，重点对南方水土流失区及青藏高原地区退化草原治理和植被恢复；安排河北、山西两省飞播种草任务4万亩，重点用于优质饲草料资源开发，种草养畜，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
二、补助内容及标准
（一）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在国界线内侧开设、营造草原防火隔离带的机械翻耕、化学除草、人工刈割、生物隔离等方面的燃油、除草剂、机械设备使用和维护、劳务雇工等支出。
（二）飞播种草
主要用于飞机租赁及作业现场的简易机场维护、燃油购置、购买草种、组合拌种和丸衣化处理、播前播后地面处理、围栏和漏播区域补播等重点环节。其中，调机、购买草种及组合拌种任务由省级草原技术推广机构统一承担。每亩中央财政补助45元。
三、有关要求
（一）边境草原防火隔离带
一是规范项目资金管理。各地要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项目建设单位。补助资金要实行专账核算，专项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做到每一笔支出有测算依据、有政府采购合同、有支出账目明细，做到支付对象和施工采购合同主体一致，禁止补助资金挪用、串用、截留和超范围支出。二是强化项目建设管理。严格落实行政领导监管责任制，推行项目建设监理制，建立检查监督机制，切实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各省级草原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项目建设的检查监督力度，对项目建设地点、建设标准、建设技术、资金使用、任务完成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制订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限期落实改进措施，确保建设质量。做好相关资料收集和归档立卷，确保档案资料齐全。三要切实做好总结评估。要及时组织做好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对项目建设中的做法和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注重掌握边境草原火灾发生的规律和建设防火隔离带的地段、方式、方法。在以后下达建设任务时，要对不适宜建设防火隔离带的地段及时进行调整，并因地制宜地选择机耕、机械打草、人工打草、化学除草等不同的建设方式，保障项目建设的科学合理性。对于不能按进度要求完成建设任务的项目县下一调减任务或取消补助。省级农牧业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于2013年12月底前将项目总结报送农业部、财政部。
（二）飞播种草
自主治理:中国草原治理的新途径 篇3
关键词：自主治理,草地资源,适用性治理
一、中国的草地危机
(一) 中国草地退化的现状
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中国现有天然草地近4亿公顷, 其中可利用面积3.10亿公顷,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1.7%, 相当于耕地面积的4倍, 森林面积的3.6倍。草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 我国草原资源保护工作力度逐步加大,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过度开发利用使草原资源的退化日益严重。中国草地, 特别是北方牧区载畜量长期处于超负荷状况。全国畜均占有草场已由1949年的6.2公顷减少到目前的1.33多公顷, 草地生产力普遍下降30%-50%, 牧区退化、沙化草地面积已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42%, 并且每年以133.33多万公顷的速度扩展。目前我国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 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继续扩张, 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70万公顷, 草原质量不断下降。约占草原总面积84.4%的西部和北方地区是我国草原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 退化草原已达草原总面积的75%以上, 尤以沙化为主。
(二) 中国草地退化的原因
草地退化的原因, 经过科学家多年的研究, 目前普遍的共识是:根据我国草地资源近10年的变化, 人类行为占有绝对主导作用。西部地区草地资源目前的危机是人类不合理利用行为的后果。人们滥垦, 滥牧, 滥樵, 滥采, 滥用水资源, 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导致草原严重退化。
在西部, 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并非人口压力最大或最贫困的地区, 而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因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导致生态环境条件短期内发生激烈变动, 尤其表现在一些流域的下游地区。
(三) 中国草地管理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草原地区以社区管理模式为主, 社区对农牧产品统购统销, 牧民不存在因驱利而过度放牧的动机, 其他地区的牲畜不允许到当地的牧场来放牧, 故不存在因自由开放使用带来的悲剧性结局。
然而改革开放后, 牧区草地与农田一样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内蒙古为例, 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草场公有, 承包经营, 牲畜作价, 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1989年, 又提出并实施草场“双权一制”, 即落实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到户责任制。不同于农田可以清晰地界定所有权和使用权, 草地的所有权的落实进展相对顺利, 使用权落实缓慢, 大部分草场出现了产权虚置, 草场使用权难以有效落实, 混放混用的现象十分常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牲畜能够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售, 激发了牧户多养牲畜的积极性, 草原地区的牲畜数量纷纷达到历史的顶峰, 对草地的滥牧程度前所未有。
20世纪80年代初承包责任制在草原地区开始实施, 草原地区围栏得到鼓励。最早围栏的牧民既可以保护自己的草原, 又可以共同利用公共草原多获利。而最早围栏的牧民必定只围栏自己最好部分的草原, 譬如冬营地, 因此牧民开始纷纷修建围栏。但修建围栏无形中增加了牧民的成本, 有些贫困牧户无力承担, 于是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修建栅栏, 却将牲畜放牧在未修建栅栏的草地上, 不仅导致贫困牧民的生活越加困难, 同时易导致邻里纠纷甚至冲突, 不利于地区和谐发展。
中国草原正在从“公地的悲剧”向“围栏的陷阱”发展, 牧民一方面看到围栏造成的种种危害, 而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地被迫围栏草原。中国实行的是以政府治理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一种管理制度, 但草原牧区通常地处偏远地区, 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及民族特点, 以政府为主的管理模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且政府治理难免有“一刀切”的性质, 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自主治理理论为草原治理提供新途径
(一) 自主治理理论的涵义
自主治理理论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上, 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和方法, 对瑞士托拜尔高山草场、韦尔塔的灌溉制度等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探索了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提出的, 被学者表述为:“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 进行自主治理, 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 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自主治理理论是在考察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的案例基础上形成的, 主要适用于小规模的公共地下水资源、渔场资源、森林草地资源等。
(二) 自主治理理论的原则
奥斯特罗姆通过具体案例的调查为自主治理理论积累了大量实证经验, 并从中归纳出八项设计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2.责权利相吻合;3.允许和鼓励集体决策;4.有效的监督;5.准确的累进性惩罚制裁;6.建立冲突协商解决机制;7.对自治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8.建立多等级系统性管理机制。通过揭示相关信息、妥善处理矛盾冲突、增强制度的包容性、加强基础建设以及提高整体对变化的适应性能力等措施, 可以建立起符合当地实情的良好管理体系。该八条原则都是在实证经验的基础上总结而得出的, 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资源治理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
在全球渔业普遍存在过度捕捞的情况下, 缅因州的龙虾捕捞堪为一个自主治理成功的案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 缅州的龙虾数量因不知名原因而大幅度下降, 缅州渔民和社团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自主治理。良好的环境以及有效的管理使缅州龙虾的捕捞数量维持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渔民和联合会通过长期的沟通、游说、磨合等方式形成一系列有效的规则, 如禁止捕捞幼虾, 分配捕鱼地点, 建立彼此监督制度等。缅州规则的制定不自觉地使用了清晰界定边界、集体决策、有效的监督等原则, 因而, 自主治理理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适性, 在自主治理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全部或部分应用其原则。
(三) 自主治理的难题
缅州大学的学者对缅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发现若渔民不遵守规则或不尽职监督彼此, 则缅州龙虾将会和世界各地渔场一样存在过度捕捞, 故在自主治理过程中存在三个难题, 分别为: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
制度供给问题, 即谁来设计自治组织的制度, 或什么人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建立组织。在新制度产生的过程中, 委托人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 但在不断重复博弈的过程中, 其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彼此信任的制度, 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
可信承诺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 在初始阶段, 一个占用者在大多数人同意遵循所提出的规则的情况下, 其未来预期收益流量作了计算后, 可能会为了与其他人和睦相处而同意遵守这套规则。但是达成协议后可信的承诺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只有在违反承诺受到制裁之后所拥有的预期收益低于遵守承诺的收益时, 承诺才可能被遵守。否则, 当出现诱惑的时候, 只要有人违背承诺, 其他人就都不会遵守。所以, 要解决可信承诺问题, 必须先解决相互监督问题。
相互监督问题。没有监督就不可能有可信承诺。自主治理成功的案例表明, “由于所使用的规则的作用, 在许多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中, 监督成本是低的。”“在这里, 双方都没有在监督活动中投入附加的资源, 监督成为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取水机会这一强烈愿望的副产品。”
制度供给、可置信承诺、互相监督是三个彼此关联的重要的问题。制度供给回答的是自组织的创建问题, 可置信承诺解决的是动力问题, 而互相监督是制度可持续运行的保证。正因如此, 自主治理组织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建立有效的制度设计才能实施有效的自主治理, 因而在中国草原自主治理的过程中必须首要解决上述三个难题。
(四) 自主治理与中国草原治理
目前, 中国的草原治理以政府治理为主, 但因各个地区的差异性, 其管理结果不尽如人意。以草原牧区为例, 中国草原牧区通常地处偏远地区, 地形复杂多变, 政府依靠行政管理难免存在“一刀切”的情况, 且政府执行力度很差, 不利于草原治理。草地资源属公共池塘资源, 故以小范围自治管理来解决中国草原治理困境是切实可行的, 但需解决三个难题。
在自主治理组织中, 首先要解决制度设计问题。针对中国草原管理的现状, 制度的设计者应该落实到县旗等具体的区域。在小区域范围内, 牧民基于共同的利益驱动, 有动机及动力制定一个符合共同利益的规则, 若继续各自为政, 则会继续“公地的悲剧”或“围栏的陷阱”。从理性经纪人角度以及长远利益来看, 在小范围内构建一个合理的机制是可行的, 且符合可持续发展。
当制定了机制和规则后, 需要解决的便是可置信承诺问题及监督问题, 即规则制定后, 如何能实施, 以及如何保证其实施。假设一个公共牧场由一个某一个牧民群体所承包, 如何才能使每个牧民都遵守规则?若违背规则会遭受如何惩罚?在这个小范围环境下, 牧民彼此之间不断沟通, 相互打交道, 建立了信任、信赖、合作的模式, 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惩罚及监督机制, 以便使规则可以顺利执行下去。牧民彼此之间互为邻里, 若一方违规, 不仅会遭受经济损失, 还会受到邻里间的排斥, 在非一次博弈中, 理智的牧民会选择遵守规则而非违背, 这便使自治管理能够有效的实行。
在偏远的草原地区, 政府的管理威力是非常有限的, 可以认为, 退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强有力政府管理的缺失下, 地方相关利益人博弈互动形成的退化均衡。当然, 这种退化均衡目前正更多地受到政府管理机构和外地公众、舆论的干预。以生态系统为基本单元的自主治理是可行的, 且符合中国实际的。自治管理是为草原管理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自治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八条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人类的能动性,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政府治理为主导, 自主治理为补充的草原自治管理体系。
三、草原自主治理的生态经济意义
(一) 经济意义
草原自主治理给牧民带来了经济上收益, 改变了传统牧民靠天吃饭, 各自为政的生产生活方式, 以集体为基础, 可以降低个人风险, 增加集体凝聚力。偏远地区的牧民生活艰苦, 依靠自治管理可以节省修建栅栏等制度成本, 同时提高其收益及生活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分化, 有利于地区和谐稳定发展。
(二) 生态意义
草原自治管理可以缓解牧区草原“公地悲剧”以及“围栏陷阱”问题,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草原的生态环境对全球环境有重要影响, 通过草原自治管理, 可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对我们走出公共资源治理困境提供有益的尝试, 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
(三) 文化意义
我国牧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 生活状况复杂多变。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下, 人们不断地沟通, 相互打交道, 相互之间建立起信任、依赖、合作的模式, 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 有利于地区间民族繁荣稳定, 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有利于草原文化的复兴。
参考文献
[1]曹晔, 杨玉东.论中国草地资源的现状、原因与持续利用对策[J].草业科学, 1999 (4) .
[2]章力建.关于加强我国草原资源保护的思考[J].中国草地学报, 2009 (11) .
[3]杨理.草原治理:如何进一步完善草原家庭承包制[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12) .
[4]杨理.中国草原治理的困境:从“公地的悲剧”到“围栏的陷阱”[J].中国软科学, 2010 (1) .
[5]Ostrom.TheChalleng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J].Environment, 2008, 50 (4) .
[6][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 余逊达, 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7]高轩, 神克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 .
辽西北草原沙化治理初探 篇4
1 辽西北草原沙化的现状及背景
辽西北地区与蒙古科尔沁接壤的县 (市) 总共有10个, 这10个县是辽西北地区的主要土地沙漠化区, 其环境特点为干旱频繁, 降雨量十分少, 土壤类型大多不可当做耕种地, 同时风力特别大, 这个地区是辽西北地区最脆弱敏感的地区。
目前, 这十个县 (市) 的可使用土地的面积在不断地下降, 大多数草原已经沙化, 植被覆盖率日益下降。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造成当地居民不得不搬迁的局面。沙化造成的恶劣环境, 不但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对辽西北地区附近的城市以及华北地区的某些城市的生态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2 辽西北草原沙化的原因
1) 可能的人为因素由于当地居民对草原的无节制开垦最直接地造成了草原沙化。建国以来, 由于辽西北草原肥沃的草原和大片的土地, 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 使得当地的人口数目不断膨胀。随着不断增加的人口总数, 辽西北地区已无法承受如此重的人口压力, 土地的生态环境不断地恶化, 草原逐渐演变为裸地, 最后变成无人居住的沙地。
辽西北地区当地居民每年喂养的牲畜数量不断上升, 使得牲畜在草原上过度蚕食, 牧草的生长速度比牲畜采食的速度慢很多, 使得牧草不能很快的生长出来, 优良牧草的数量和质量大大降低, 而同时一些破坏草原的杂草数目不断增加。同时, 由于当地居民的过度放牧, 使得牲畜破坏了草原的土壤植被和蓄水量, 导致草原沙化现象日益严重。
近年来, 上述造成草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和改善,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大管理和实施的力度, 大力开展保护草原的行动, 提高当地居民保护草原的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的日益提高, 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也在急剧增加, 如果放任置之, 势必会导致草原沙漠化现象的不断恶化。
2) 自然因素由于辽西北地区身处内蒙古科尔沁的南部, 属于科尔沁地区的包围地带, 难免会受到南部吹来的风沙。而随着科尔沁沙地表面积不断增大, 也势必会影响到辽西北地区的草原的生态环境。风沙的破坏力极强, 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草原的植被地表结构破坏, 这严重的影响了辽西北地区草原的生态环境。同时, 辽西北地区的气候干燥, 常年少雨, 土地结构大多为沙质土壤, 因此生态稳定性极其脆弱。
3 针对辽西北草原沙化的有效对策
3.1 政府部门加大实施管理力度
每个项目的领导和总指挥都要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 做好施工的管理工作。各项目所属的政府要明确落实每个人的责任, 同时建立奖惩制度, 促进项目的良性进展。
3.2 制定合理有效的技术路线并严格实施
项目进展的同时要严格按照标准来实施, 在进行施工之前要现在沙化治理去进行试验, 确保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 要有效的把握最佳种植的季节, 确保牧草良好地生长;同时要加强沙化治理去的杀虫害工作, 防止治理区内新生长出来的牧草受到破坏。在治理的同时, 也需要将治理区围封起来, 避免人畜的践踏和破坏, 促进治理区牧草的快速良性的生长。
3.3 加强施工部门的监督力度, 确保项目在规定日期内的完成
为了确保项目的良好高效的运作, 应加强施工部门的监督力度, 及时跟进项目进度, 定期向指挥部汇报项目的进展情况, 以便于及时的改进方案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项目下达的资金, 相关部门也要建立合理有效的资金管理体系, 严格按照手续进行审批, 确保下方资金的有效合理的利用, 防止资金的浪费。
3.4 引进新技术, 提高保护草原植被的意识
引进心得草原沙化治理技术, 加强与有关科研单位的合作与联系, 在治理的过程中, 不断研究出解决的新方案和建设模式。也可以引进已有的科研成果, 在治理区内进行大力推广, 不断提高项目的工程质量和建设速度。同时, 相关部门通过一些宣传手段和教育手段, 使当地居民和每一个项目实施者都深刻的认识到草原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最后政府部门应该颁布有力的草原管理条例, 大力打击破坏, 开垦草原的行为。
4 结论
辽西北草原沙化的治理, 在正确合理的管理和技术指导下, 大面积的草原植被得到了良好的回复, 治理区的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有效的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拉动当地的旅游效应, 使得昔日的荒山野岭变身为绿水青山。辽西北草原沙化的治理, 最根本的有效措施就是恢复草原植被, 只要不断地努力, 恢复所有面积的草原的目标将不久实现。草原沙化治理工程是一项不仅能够改善生态环境而且也能造福后代的工程。
参考文献
[1]齐凤林, 彭爽.草原沙化治理围封补播效果的研究.现代畜牧兽医, 2010 (9) .
[2]许成安, 王昊.杨青西部地区草原沙画的原因及对策.青海社会科学, 2001 (2) .
[3]刘文辉, 金宏凯, 陈俊娥, 董文霞.草原沙化治理围栏技术探讨.现代畜牧兽医, 2010 (2) .
[4]彭爽, 王凤芝啥话草原补播优良牧草效果观察初报[期刊论文].现代畜牧兽医, 2011 (8) .
草原沙化治理围栏技术探讨 篇5
1 放线
对于沙化围栏的技术性、实用性, 放线很关键, 应遵循以下原则。
1.1 围栏的路线尽量靠近山下, 便于围栏施工, 省工、省力。
1.2 围栏的路线靠近路边的, 必须保证距路3 m远, 保证道路宽阔、畅通。
1.3 围栏的路线应距耕地边缘3 m以上, 以便于农户耕种。
1.4 围栏的路线是石质山的, 应尽量避开石岩, 这样能省工、省力, 但不能随弯就弯, 一定要打直角弯绕开。
1.5 围栏的路线尽量利用天然屏障, 如峭壁、水库等, 这样省时、省工、省原材料。
1.6 确定的围栏路线, 靠近果园的, 应先与果农协商, 同意围栏的可以围上, 否则, 应绕开果园围栏。
1.7 围栏的路线尽量最大限度地放直线。
2 定点
放线定点时, 必须有5人。用标杆定直线, 绳子不能少于50 m长, 能直则直, 不直的尽量拐直角弯, 这样既美观又省力。
3 挖坑
按照定点的直线挖坑, 坑口应尽量小, 以能放入水泥立柱为限, 坑深为小立柱0.5m左右, 中立柱0.7~0.8 m。
4 埋杆
在起点埋第1根杆, 填土并夯实, 系上放线绳, 在视野能看得见的并且成一条直线的前方尽最大长度埋第2根杆 (拐角处先埋杆) , 再把放线绳系好, 每根杆挂线面都紧挨着绳线, 这样杆都能在一条直线上。
埋杆的要点是: (1) 杆本身必须垂直, 不能歪斜。 (2) 用土或砂石填到坑一半时, 用大锤四面夯实, 然后用土或砂石填满, 再用大锤夯实。 (3) 石质山埋杆尽量挖深一些, 然后用石头砌起, 再用水泥灌浆。
5 挂线
5.1 挂线方法
正常向前挂的时候, 起点杆必须用杆顶住, 第1条线挂出一段后, 挂第2条线, 第1条线与第2条线距离必须保持2个杆位以上, 以此类推分别挂第3条、第4条、第5条线, 阶梯式挂线, 以防同时推进挂线把末端的杆拉倒。从中间和起点挂线分别参照图1和图2。
5.2 角柱挂线
在拐角处, 向挂线面拐弯时, 角柱的挂线面与其他的挂线面相反, 这样线挂得牢固且美观。
5.3 紧线
用自制紧线器把线拉紧, 紧线器见图3。
5.4 紧线方法
把紧线器勾挂在刺线的刺上, 把短端别在水泥杆上, 人握长端借助杠杆原理把线拉直, 另一个人用钳子把线拧好, 用锤子把拧结处砸实, 一根根依次挂线。紧线程度应适度, 以防冬季寒冷时刺线拉断, 通过这样方法挂线既直又紧, 而且美观大方、省时、省力。
6 门的选择
科尔沁沙化草原治理工程效果观察 篇6
一、对象与方法
科尔沁沙化草原治理工程项目由彰武县草原监理站负责, 重点在科尔沁沙地南端的彰武县予以实施, 项目从2008开始, 到2011结束, 采取围封和补播等技术措施, 共完成沙化草原治理面积22.74万亩。
根据本地区的气候和沙化草原特点, 对项目区实施了刺线水泥杆围封和补播沙打旺、胡枝子、羊草等优良牧草的治理改良措施。试验样地选择9块, 分别在彰武县阿尔乡、章古台、大德、后新邱4个乡镇, 能够代表工程区基本特征和反映草原沙化治理效果;对照样地选择9块, 能够代表非治理区的情况。
按照样方设置要求进行设置编号, 在每年的4、6、8月中旬开展3次监测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沙化草原治理项目区的草原类别、草原植被盖度、高度、产草量及植物种数变化情况等。应用3S技术, 通过地面监测与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对沙化治理项目区实施全面系统的监测调查。
二、结果与分析
1. 植被状况
采取围封和补播方法, 项目区植被状况明显改善, 试验区植被盖度平均为91%, 而对照区植被盖度平均为28%, 治理前植被盖度平均为19%, 与对照区和治理前相比, 植被盖度平均提高了63%和72%。
植物种数在原有差巴嘎蒿、铁秆蒿、白蒿、叶廖、百里香、唐松草、绿藜、猪毛菜、白草、隐子草等群落为主的基础上, 增加了紫花苜蓿、沙打旺、草木樨、锦鸡儿、沙蒿、羊草、荆条和胡枝子等8种植物, 使草原植物群落发生质的转变。调查结果显示, 紫花苜蓿、沙打旺等优质豆科牧草和羊草等优良禾本科牧草的加入, 改变了原本退化、沙化草地内的植物群落结构, 促使草地开始向正向演替方向发展。
2. 植被平均高度
项目区牧草生长茂盛, 据测定试验区围封补播牧草平均高度为66.9厘米, 对照区牧草平均高度为11.5厘米, 治理前牧草平均高度为11.8厘米, 试验区比对照区牧草高度增长4.8倍、比治理前增加4.7倍。沙化草地通过有效的治理后, 为牧草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产草量
试验区干草产量每公顷平均为3064公斤, 对照区干草量每公顷平均为776公斤, 治理前干草产量每公顷平均为450公斤, 试验区干草产量比对照区增加3倍;比治理前增加5.8倍。沙化草原经围封和补播改良后, 草原生产力明显提高。
4. 土壤性状变化
草地植被在土壤表层下的稠密根系和残留有机质通过微生物作用, 可以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豆科牧草与根瘤菌结合的共生体是一个高效固氮系统, 豆科牧草每年每亩固氮15.7公斤。经测算, 治理前的沙化草地氮含量平均为65毫克/公斤、磷含量平均为7～10毫克/公斤、钾含量平均为45～80毫克/公斤、有机质含量为1.014%。经治理改良后, 氮含量提高到95毫克/公斤, 提高46%;磷含量提高到25毫克/公斤, 提高15%;钾含量提高到135～250毫克/公斤, 提高212%;有机质含量提高到1.7%, 提高67%。因此使原本十分瘠薄的沙化草地, 在3～5年内, 土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三、结论
项目实施4年来, 对沙化草原实施围封和补播优良牧草, 草原生态功能开始恢复, 草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通过治理不仅使围封区域内的草地沙化面积减少, 而且也可以控制对照区域内的流动和半流动沙丘的流动速度, 使天然草地内的流动和半流动沙丘得到固定, 沙打旺等多年生牧草, 其根系比树木有更大的保持地表水土的能力, 使草地具备了巨大的减少地面径流作用, 更有利于水土保持, 并且提高土壤肥力。
草原综合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研究结果显示:沙化草原治理项目区的牧草产量明显高于对照区和治理前, 而且牧草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草原载畜量增加。从2009～2011年, 彰武县共完成沙化草原治理面积22.74万亩、种苗区每年可增产牧草3400万公斤, 可增养48000个标准羊单位, 按每只羊获利350元计算, 可获纯利1680万元。草原内植物群落结构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以沙打旺、胡枝子、羊草等优质牧草为建群种和优势种的生态型高效生产草地, 逐渐替代沙化退化草地, 实现沙化草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和跨跃。
草原的治理创新 篇7
长期以来, 青海省草地保护工作者一直在同危害草原的害虫进行较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防治草原虫害的技术和手段不断得到提高和改进;而草原虫害的种类、发生危害规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多年来人们在探索用一种方法既能长期、经济、有效地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 又能避免防治带来的负面作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策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出的。多年的实践证明, IPM是符合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发展要求的一种长远策略, 也是实现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人们总结分析了化学防治中出现的问题之后, 才逐渐认识到防治草原有害生物不能以“消灭”为目标, 只需将其种群数量控制在不造成危害的水平即可。不能单纯依靠一种手段, 而应采用综合防治措施。面对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系统脆弱、易遭破坏、恢复缓慢、覆盖度低、草地负载日益严重、害虫种群数量剧增、草地严重退化的草原生态系统, 采取何种综合治理措施维护生物多样性, 持续地利用、保护和开发丰富的草地资源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2 草原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策略的实施情况
长期以来青海省草地植保工作者针对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有害生物的生长规律, 从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标出发, 立足于生态环境的改造, 以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探讨和研究草原有害生物的防治方法和策略。现分述如下。
2.1 草地虫害化学防治
从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 人们仍然是采用化学农药防治为主, 40年代至70年代主要使用有机氯杀虫剂“六六六”、“DDT”等, 有机氯农药被禁用后, 出现了有机磷杀虫剂, 如马拉硫磷、氧化乐果以及西维因、杀螟松等替代物。以后陆续大量使用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这类药剂对虫害的发生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 但这类农药均属于残效期短的广谱性农药, 由于虫害的种类繁多, 发生时期不一致, 环境条件复杂, 防治时期很难把握, 加之施药后雨水冲刷等因素制约, 很难一次施药就能控制虫害, 必须连续、多次用药, 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防治成本不断提高, 增强了害虫的抗药性, 防治效果降低, 不仅使虫害的天敌大量死亡, 各种非靶标昆虫也被杀死, 破坏了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 同时严重污染了环境, 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失衡。面对上述问题, 青海省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试验探索害虫生物防治的新途径。
2.2 草地虫害生物防治
(1) 蝗虫微孢子虫防治草原蝗虫配套技术模式。
利用蝗虫微孢子虫防治草原蝗虫是青海省探索出的一条低耗可持续、对生态环境安全的治蝗新途径。它既保护了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又使蝗虫的发生危害得到持续控制, 符合21世纪环保理念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草地蝗虫发生区的天峻、刚察、泽库等县逐步建立以生物防治为手段、综合治理为目标的生防示范区;推广以蝗虫微孢子虫为主的蝗灾可持续治理对策及其配套技术体系;完善了防治草地蝗虫的应用技术;对于不同种类的蝗虫明确适合的防治时期;研究出不同的喷洒方法;并分析了施用微孢子虫后草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动态变化情况, 使其种群数量长期、有效地控制在生态阈值以下, 有效防止了蝗灾的形成, 延缓了防治周期;示范区十年内再未发生大面积蝗灾。
(2) 病毒防治草原毛虫技术模式。
核型多角体病毒对鳞翅目害虫有极强的专一性, 对其他动物较安全;对人畜安全, 不污染环境, 施用时不需特殊的防护设施。青海省从1988年开始应用, 先后在祁连、门源、同德、河南、治多、玉树等县进行了试行推广。使用病毒杀虫剂防治草原毛虫的地区, 当年效果虽低于化学药剂, 但因其具有垂直感染性能, 故防治后的虫口密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3～4年后的控制效果尤为明显。全省已建立6.67×104 hm2左右应用核型多角体病毒防治草原毛虫的生物示范区。
2.3 综合治理技术模式
在青海虫害发生区首先优选生物防治药剂, 其次是植物源杀虫剂和高效、低毒新型生物化学农药。采用不同防治技术协同应用, 结合生态治理措施, 对于超高密度、点片式爆发区域采用高效、低毒新型化学农药能迅速降低虫口密度, 在虫口中、低密度区内采用核型多角体病毒防治;在不同的发生时期设置不同的处理, 采取不同的技术配套措施;同时对核型多角体病毒的传播机制与流行规律、感染效果、感染速率、计量的筛选、施用方法、施药时间、次数以及病毒杀虫剂扩散规律、持效性等方面进行试验与研究;防止灾害形成, 延缓防治周期, 最终使草原虫害的危害程度持续控制在防治指标以下。在防治示范区建设后, 采取生物防治技术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 即在防治虫害后, 采用围栏封育、划区轮牧、禁牧休牧、补播种草等手段。恢复植被, 增加草地生物多样性, 改善草地生态环境。将不同的技术配合使用, 在生态系统不断恢复的过程中, 实现虫害的可持续治理。
3 小结
3.1 效益
实践证明:在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中实施IPM策略, 建立生物防治示范区能有效控制害虫危害、发挥自然控制作用、节约防治费用、减少环境污染, 因而可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青海省草地虫害防治工作经四十多年不懈努力, 截止2009年, 全省累积防治虫害约223×104 hm2, 通过生物防治, 草原蝗虫危害面积有了大幅度地减少, 灾害发生周期也大为延长, 有效遏制了虫害大面积爆发。草地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草地生产力大幅回升, 牧业生产重现生机。
3.2 成果
首先基本摸清了全省草地虫害发生、危害的基本规律, 提高了一批关键防治技术水平, 制订出草原虫害防治及验收指标, 提出在虫口密度中度或偏低时采用生物制剂 (蝗虫微孢子虫、绿僵菌等防治蝗虫, 病毒防治草原毛虫和古毒蛾) 抑制种群数量增长, 减少高密度成灾频率, 在高密度时协调应用化防技术抑制其生长, 采用控制害虫种群数量的配套技术措施;通过在示范区和技术覆盖区的使用实施, 收到了降低农药用量、利用天敌控制作用和减少环境污染的良好效果, 并筛选出几十种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新品种、新剂型, 提出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结合的施药技术, 使示范区和技术覆盖区合理用药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其次, 生物防治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增加综合防治体系中保护利用天敌措施比重的基础上, 注重引进、推广各种新的生物防治制剂, 进一步协调了应用自然控制因素和人为防治措施。第三, 虫害监测和治理技术取得显著进展, 建立了几种虫害防治配套技术体系, 完成了《环青海湖地区草地蝗虫生境综合定量评估的遥感研究》, 建立了遥感数据-地物光谱-植被指标-蝗虫指标间的遥感监测模型。第四, 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草地各种虫害防治指标、合理用药量和防治规程、虫害预测预报技术标准。第五, 增强了对草地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的开发应用与研究。
3.3 综合治理策略
论甘肃河西走廊草原退化与治理 篇8
一、河西走廊草原退化现状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 东起乌鞘岭, 西至阿尔金山, 南侧为祁连山脉, 北侧为马鬃山、龙首山、合黎山, 东西长约1200公里, 南北宽约50公里~200公里, 地理坐标在东经92°07′~东经104°51′、北纬36°29′~北纬42°58′之间, 海拔1000米~1500米, 总面积27.43万平方公里, 自古就是内地通往西域的天然通道, 是汉代和唐代著名的“丝绸之路”。
河西走廊地区拥有各类天然草原983.52万公顷, 可利用草原871.69万公顷, 其中温性荒漠类草原占43%, 高寒草地占31%, 以芦苇为主的低地草甸占6.5%, 其他过度类型占17%。
河西走廊天然草原在气候旱化和人类活动等各种因素影响作用下, 历经风沙侵蚀, 造成草原的严重退化。沦陷到生态系统的结构失调, 物质能力下降, 生态功能衰退的逆行演替过程, 草地生态功能丧失,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据调查, 1985年河西走廊地区草地退化面积866.54万公顷, 占草地总面积的86%, 其中轻度退化302.73万公顷, 中度退化312.89万公顷, 重度退化233.15万公顷;1995年河西走廊地区草地退化面积达到852.93万公顷;2005年河西走廊地区草地退化面积达到871.45万公顷。1985年~2005年的20年间草地退化面积增加4.97万公顷, 在各类草原中中度退化草地面积增加17.78万公顷, 重度退化草地面积增加117.43万公顷, 重度退化草地面积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比例由31%上升为40%。
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一是产草量的下降。据调查, 河西走廊的各类草原的牧草产量普遍比上世纪80年代下降17%~45%。如山丹县1985年草场平均产草量1725公斤/公顷, 到2005年已降至1273公斤/公顷。草原退化的另一标志是牧草质量上的变化, 可食性牧草减少, 毒草和杂草增加, 使草原的使用价值下降。随着养畜数量的增加, 草原资源的过度利用, 导致生态恶化, 可食牧草和优质牧草变的低矮稀疏, 使黄花棘豆、狼毒、醉马草、马先蒿等毒草和不食草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肃南高寒草原1985年毒、杂草占产草量的21%, 2005年增加到34%, 优质牧草则由42%下降到29%, 优良牧草和可食牧草比例下降5%~7%。
退化草原不仅牧草平均高度较1985年降低5厘米~15厘米, 而且高寒草甸类草地中的毒、杂草由5%上升到11%。在景观类型的转化过程中, 荒漠草原景观类型转化为明沙或盐碱斑景观的面积增大[1]。退化草地中沙化、盐渍化现象也日趋严重。肃南县退化草原面积达139.46万公顷, 占草原总面积的92%, 其中严重退化55.78万公顷, 占退化草原面积40%, 中度退化48.81万公顷, 占退化草原面积35%, 轻度退化34.87万公顷, 占退化草原面积25%。肃南县退化草原中沙漠化12.18万公顷, 盐渍化6.97万公顷, 水土流失面积13.5万公顷。高台县退化草地面积中沙漠化草地6.71万公顷, 盐渍化草地0.72万公顷。
二、河西走廊草地退化成因分析
在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气候背景下, 经过长期自然演化形成了脆弱的草地生态系统, 对外界环境条件反应极其敏感。河西走廊草地退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主要是指异常的气候条件, 特别是严重的干旱条件, 由此造成植被退化, 风蚀加快, 土地荒漠化过程加剧, 水土流失严重, 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主的湿地生态功能衰退。人为因素主要指过度放牧、乱砍滥挖、开垦草地并进行连续耕作等, 由此造成植被破坏、地表裸露, 加快风蚀或雨蚀。气候旱化是造成该区近期草地迅速退化的主导因素, 而人们的不合理活动促使自然因子的不良作用加剧, 草地退化是在恶劣的自然因素作用下人为加速加剧的结果。
㈠自然因素一方面, 气候持续趋于干旱。随着厄尔尼诺、全球气温上升等现象的影响, 长期受大陆性气候影响的河西走廊气候更干燥, 随之而来的是祁连山冰川萎缩, 雪线持续上升。祁连山冰川融水比上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亿立方米, 并且冰川的萎缩态势仍在继续, 雪线正以年均2米~6.5米的速度上升, 部分地区年均上升达12.5米~22.5米, 导致祁连山大面积冰川消融, 积雪覆盖面积减少。加之降雨量偏少, 蒸发量大, 地下水位下降, 草原长期处于极度干旱状态, 牧草生长缓慢, 地表裸露, 草原沙化。另外, 频繁而强度较大的大风掀起的沙尘暴卷走了大量土壤表层, 使草原进一步被风蚀沙化。草原植被减少和退化是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综合标志[2], 使当地气候更加趋于干旱, 草原退化与干旱在当地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因此, 干旱化是河西走廊区域生态系统空间演变的主要趋向, 并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另一方面, 少雨多风, 蒸发量大。河西走廊降水大体是南多北少、秋多春少, 特别是牧草返青期的3月~5月份有效降水少, 降水量严重不足, 少雨多风, 气温持续上升, 牧草返青无应有的底墒保证, 土壤干旱使大面积草原不能按时返青, 地表裸露, 气候干旱使草场生产力下降, 造成牧草返青不足, 生长发育缓慢, 产草量降低, 草场等级下降, 遇到干旱年份尤其显著, 整个春季年降水平均不足10%, 干旱使缺水草原面积不断扩大。据调查, 肃南县1991年以来年降水量平均达327毫米, 而春季降雨只有12.1毫米~59.1毫米, 春季降水仅为全年降水量的10.8%, 并且降水多集中在7月~8月份, 全县干旱草原面积达49万公顷, 缺水面积达38万公顷, 分别占全县可利用草原面积的41.12%和31.78%, 春季天气干旱少雨对草地畜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人畜饮水问题也日益突出。河西走廊属大陆性很强的温带季风气候, 全年平均风速5.7米/秒, 春季不但风速大, 蒸发量高, 大风次数也多, 占全年的78.6%。同时由于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 夏季炎热、日照时间长、气温高、昼夜温差大, 蒸发量平均1787.7毫米~2380毫米, 是降水量的3倍~8倍, 虽有利于农作物和牧草生长, 但由于降雨量偏少、蒸发量大, 使地下水位下降、沼泽湿地大面积干涸, 导致草原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北部干旱草原和荒漠区生态极为脆弱, 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草原退化更为严重。这种少雨多风、蒸发量大的气候条件对草原植被退化的形成及所着生的土壤沙化、碱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沙土层在强风蚀作用下, 荒漠区稀疏的牧草和沙生植物根茎因风力剥蚀而外露, 几近枯死。而北部干旱区多风的气候更易吹动流沙, 并不断向草原推进, 地表因干燥而风化, 扩大了沙化面积, 导致沙尘暴肆虐, 使本来就脆弱的草地生态更是雪上加霜。
㈡人为因素首先, 盲目开垦草原。甘肃省河西走廊天然草原面积呈萎缩态势, 而天然草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开垦, 近20年河西走廊开垦草原近14.8万公顷, 重点开垦地区包括酒泉市的安西县、玉门市, 张掖市的山丹县, 武威市的古浪县, 金昌市的金川区。河西走廊绿洲边缘不合理的农垦是加速植被减少和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河西走廊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经过多次开垦, 原生的草原植被被开垦为耕地, 滋润天然草原植被的地表水资源被集中用于农田灌溉。草原的开垦又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加剧, 大面积开垦的草地主要用于发展种植业, 扩大种植规模, 而被开垦地段的草原在气候、植被、土壤、灌溉等条件都是相对较好。由于河西走廊的种植业基本上依赖祁连山雪水消融灌溉来维持, 发展种植业的土地愈多所需浇灌的水量愈多。就石羊河流域来说,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大面积垦植种粮, 使水资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上世纪50年代石羊河全流域的人口只有90多万人, 灌溉面积13.33万公顷, 现在全流域人口增加到近230万人, 灌溉面积增加到33万公顷, 比上世纪50年代翻了一番多, 过度开垦草原是导致河西走廊天然草原面积萎缩、荒漠化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 为浇灌大量新开垦的农田不仅要开发大量的地表水资源, 而且大量的地下水资源也被过度开发利用, 导致下游天然河湖萎缩以至消失, 依赖地下水而生的大片胡杨林、沙拐枣等植物干枯而死, 形成严重的生态衰退现象。据调查, 原安西县自1985年以来, 累计开垦各类天然草原面积达1.84万公顷, 所开垦的天然草原中多属芦苇+禾草+芨芨型等低地盐生草甸草场, 开垦面积占此类型草原的36.14%。原生植被一旦被开垦破坏, 很难恢复。而新垦区由于生产力差, 往往在短期开发效益不佳和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 又被弃耕和撂荒, 成为裸地和沙尘源。同时, 由于该区水分蒸发量大于降水量、走廊中部低洼的地形条件, 加上落后的漫灌方式, 用水管理不善, 地下水位抬升等, 又引起大面积草地盐渍化, 严重影响草地植物生长, 原来水草丰美的低地草甸目前盐渍化十分严重。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的民勤北部, 因人为的过度开采地下水, 使地下水水位下降, 再加上沙化、风蚀等作用, 地表草地植物逐渐因干旱枯死, 使部分草地演化为沙地或裸地。其次, 超载过牧。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河西走廊牧区仍沿袭着逐水草而牧的原始畜牧业经营方式, 多年来管理粗放, 超载过牧, 牧民视饲养牛羊的头数作为财富的象征, 和我国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载36%以上类似[3]。河西走廊天然草原其合理的放牧载畜能力为514.51万个羊单位, 而实际载畜能力持续在1457万个羊单位, 超载2倍多。肃南县牲畜饲养量1968年85.26万个羊单位;1982年107.86万个羊单位, 比1968年增加22.6万个羊单位, 增长26.51%;到2002年达143.8万个羊单位, 比1982年增加35.94万个羊单位, 增长33.32%。随着放牧家畜头数的增加, 草原利用强度加大, 使草地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大多数地区四季草地变成二季或一季草地, 还有许多牧户不按时转场轮牧, 有的草场一年四季不离牲畜, 实行掠夺式放牧。
由于草场承包后的管理措施不到位, 除了超载放牧养畜外, 也存在放牧利用不均衡的现象, 在条件较好的草原上或牧民居住点附近畜群密度过大, 放牧时间也过长;有的地区在冬春季草地放牧时间过长, 过于集中, 反复采食和践踏, 使草原生物量减少和生产能力下降, 而边远条件较差的地方畜群密度稀少, 草原没充分利用, 加剧了草场利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平衡, 这同样也是造成草原退化的成因之一。
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导致气候恶化, 气候的恶化又促进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过程。同时地表裸露, 地表土被大量风蚀, 有效养分损失严重。这种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超过了草原生态环境可承载的限度, 加剧了草地退化, 甚至使部分草原基本丧失其生态功能。
三、治理对策
在我国当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 草地资源保护和草原荒漠化防治受到了普遍关注和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西部草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国家在河西走廊草原已逐步实施退牧还草、防沙治沙、动植物保护等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构建生态保护体系, 加大治理草原退化更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为此, 提出以下治理退化草原的对策和战略构想。
㈠积极引导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结合目前甘肃在河西走廊牧区和半农半牧区逐步推行以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为主的退牧还草工程建设, 应积极创造条件, 加强技术指导, 切实把退牧还草与禁牧封育、休牧补播结合起来, 以有效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 促进草原资源休养生息。使退化的天然草原植被得到有效地恢复, 草原退化和沙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系统生态功能得到显著改善。同时, 帮助农牧民优化畜群结构, 改良牲畜品种, 控制放牧家畜数量, 实行牲畜舍饲、半舍饲圈养, 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益, 实现草原生态改善与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赢。
㈡大力发展人工草地针对河西走廊草原退化现状, 应宏观上采取适度压缩低产粮田, 发展人工草地。大力发展以种植多年生优质牧草为主的草畜产业是河西走廊治理退化草原、提高单位面积产草量和质量、建立高产人工草地的根本途径, 通过种草养畜, 解决牧区禁牧后饲草料短缺等困难和问题, 有效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 为发展舍饲养殖、特色草产品开发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㈢发展生态后续产业在治理草原退化的同时, 大力发展草原生态后续产业, 以苜蓿为主的多年生人工草地的增加, 可带动草产业和肉羊、肉牛及奶产业等养畜业的稳步发展, 使草畜转化及其产业链得到了扩展和延伸, 还应鼓励发展特色草产品开发和草原旅游等项目的开发。草畜产品可为放牧畜牧业结构的调整和牧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 应着重培育和开发草畜产业, 使产业链功能相互支撑, 维持物质循环和生态的平衡, 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生物多样性, 使草原区形成生态多样性的格局。
㈣强化法制化监管认真贯彻执行《草原法》和甘肃省《草原管理条例》, 认真实行严格的草原保护制度。加快推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轮牧等制度, 努力扭转超载过牧的局面。以草场类型、等级核定载畜量, 以草定畜, 合理利用草原, 将草原管护责任制落实到人。全面增强草原管理和执法力度, 坚决制止草原滥垦、滥牧、滥挖药材等现象。
㈤大力推进草原科技进步与创新积极开展草原生态演替规律研究, 开发草原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宏观调控技术, 加快配套技术组装和推广应用。在退化草原的治理中, 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要在建立优化生态系统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不同类型草场资源优势, 建立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长效机制。同时, 要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参与式农牧民培训, 把普及先进实用科学技术作为推进传统放牧畜牧业向现代集约化畜牧业转变的关键环节来抓, 并逐步增强科技辐射推广能力。
实践证明, 在治理退化草原上, 只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断探索, 从系统角度出发, 采取综合有效的治理措施, 使草原生态逐步得以恢复, 不断的提高牧草覆盖度和生物产量, 才能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使草原持续利用。
摘要：从甘肃河西走廊自然气候旱化、人为盲目开垦和不合理利用等双重作用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系统结构失调、草原生态功能衰退、制约了当地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入手, 揭示和分析了甘肃河西走廊草原生态现状、生态变化的趋势及其草原退化成因。提出推动草原管理创新、合理保护和利用草原、加快草原退化治理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河西走廊,草原生态现状,退化成因,治理对策
参考文献
[1]李洁, 刘桂香, 李景平, 等.内蒙古杭锦旗荒漠草原近20年景观动态的研究[J].中国草地学报, 2007, ⑸.
[2]陈全功.江河源区草地退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J].草业学报, 2007, 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