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

2024-05-11

草原文化(精选12篇)

草原文化 篇1

碧绿的草原一望无际,苍茫辽阔,朵朵白云像崭新的棉絮般静静地浮动着,在蓝天映衬下,远远望去,羊群如同碧海中流动的云彩,马群好似绿浪中奔腾的浪花,乳白色的蒙古包像是撒落在绿色翡翠盘里的珍珠,天地相连,浑然一体,越发显得皎洁,构成了异常瑰丽的画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白鸟儿齐飞翔…”在这浩荡的图画里有一种声音就象风儿一样飘荡在我们耳边,没有拘谨,却有豪放,没有虚假,却有真实,马头琴声带我们一次次地走进草原,一次次地体味草原,置身于草原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浩荡的景象,这悠长的声调,孕育了一个强壮的民族一蒙古民族和蒙古草原音乐文化。

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文化,总是有它存在的根据和条件,有它的实践和成就,草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也是一样,在长久的实践中,草原音乐文化积累了许多经验,有着它的科学性、美学要求和风格特点,蓝天碧野养育了万物生灵,它是神的造化,生命的圣地,蒙古族民歌是继我国的古筝、昆曲后被国家推荐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项目,同时又被列为“新的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代表作”。

提到大草原,人们便会联想到那悠扬、动听的马头琴,深情、悠长的牧歌,走进大草原,你会被那歌声所陶醉,蒙古族民歌有着优美的旋律,独特的韵味,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字少腔多、节奏自由,音域宽广,旋律起伏较大,音乐的内在品质也大都饱含苍凉、孤独、悲怆的艺术之美,使音乐更加连绵不断,意韵更浓,不论高吭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草原人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既有全民族的共同风格,又有各个地区的独特风格,堪称异彩纷呈,感受草原文化的绚丽多彩,意蕴淳厚的内在神韵,只有你身临其境,融入到流溢着真切情感与文化底蕴的牧人心曲之中,才能真正体验到音乐和大自然的和谐与美好,正是因为对草原深深的眷恋,让我对草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让我如饥似渴的想更多了解这儿的历史、这儿的文化、这儿的音乐、这儿的人们。

草原是民间艺术的摇篮,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因此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草原文化它产生于大草原,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游牧生活中集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化艺术形式,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中最富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背歌谣唱出马背风情,马背歌谣孕育出马背民族魂,有人说蒙古人有三件宝:草原、骏马和长调,蒙古人的道路是在马背上走过的,情感是在马背上抒发的,喜悦是在马背上获得的,业绩是在马背上创造的,蒙古族有着和草原一样的宽广胸怀,蒙古民族是一个质朴豪爽的民族,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造就了它独特的性格,而大自然又给予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在创造光辉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绚丽的草原文化,其中音乐便是草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音乐正是蒙古人的心声,无论你身处什么地方,无论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听到蒙古人演唱的草原牧歌,便立刻能感受到浓郁的草原气息,它的韵律,表达了草原人的气质,反映出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在浩瀚的民族音乐海洋中,草原音乐文化如同颗颗珍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千里草原是民歌的海洋,蒙古民族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民族,内蒙古有“歌海”之称,蒙古族又是一个酷爱音乐,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的美称,难怪有人这样讲:“假如有三个蒙古族骑手同行,他们当中必有两个是歌手,另一个便是说书艺人”,漫长的岁月里,草原养育了蒙古人,蒙古人以草原为父母,以草原为家,有了草原就有了家,就有了我们今天伟大的草原文化,在草原每一个蒙古包里,每一位草原人的口耳之间,永远飘动着不绝如缕的上辈人传给他们的歌,歌中透射出草原人胸襟的开阔,她从蒙古族历史的源头涌出,向民族文化的渊源奔去,千回百折,波澜壮阔,一直激荡着草原人的心灵,滋润着他们的生活,汇成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

是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像一条长长的河,辽阔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塑造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偌大草原简直是个天然的大花园,大舞台,从东到西,即便是你走进荒漠中,也能听到大漠戈壁为你唱出的苍凉歌谣。无垠草原,遥远戈壁,情最真,意最切,奏响的是一曲曲草原生命的韵律,一位著名哲人曾这样说过:”没有哪个民族能像蒙古族那样,用音乐和歌声去传送历史,记载生活,对生存在广阔地域又善于遥望奔突的民族,他只能把知识的殿堂建在心灵上”,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一生是由丰富多彩的民歌音乐伴随着,孩提时有摇篮曲陪伴,享受母爱,青少年时代通过爱情歌曲抒发心中的思恋,女儿出嫁双亲含泪唱起送亲歌,长辈们以训谕歌教导子女,即使一个人到达了人生的终点,仍有葬歌相送,而对蒙古人来说须臾不离的亲密伙伴一骏马,赞美的歌声更是连绵不断,多少年来,历尽沧桑,草原人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创作了神奇的历史和幸福的未来。

蒙古民歌作为草原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世代相传和积淀,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艺术,而且是灵魂和精神,是智慧和聪明,她所展示出的那种苍劲,雄浑、博大、宽广的气魄,触动着人们心灵最深处的情感,代代相传,永不断绝,给后人的凝聚和生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仿佛创造了一个永恒,它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草原人用世代的经历与拚搏创造了音乐,那歌中、那乐器声中都蕴含着浓浓的草原情,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音乐宝库,令世人叹为观止,丰富多彩又种类繁多的蒙古族音乐歌曲怎么又是这曲曲几千字可以概括的?

回顾近些年,我国民族音乐艺术乐坛上辈出的草原民族音乐艺术家,可以看出,他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草原,更离不开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是草原文化丰富了他们的艺术人生,是草原给予他们深深的音乐艺术感悟,聆听那些优秀,经典的音乐艺术作品,不光是让带着许多故乡情、泥土情的草原人听了叫好,同样也得到了国内外听众的一致认可和赞誉,谁都会被这扑面而来的清新纯朴的气息所陶醉,会被一种发现的新奇感攫住,倾心听一曲曲草原晨曲,听一首首草原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当你置身草原,骑着骏马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耳边传来动听悠扬的牧歌旋律,又有谁会不为这大自然与人的完美契合而震撼?又有谁会不为这歌声与美景所陶醉?这歌声乐曲仿佛天籁之音降落人间,这美是发自内心的美,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每当听到这些苍劲、优雅、意味深长的草原音乐歌曲,宛如一支爱的旋律,如果你用心去听,那么你的心就会“醉”的,能歌善舞的蒙古民族在干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底蕴深厚.绚烂璀灿的音乐文化,在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的皇冠上熠熠生辉,她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对于“草原曲”艺术中文化意蕴的认识,我们永远也不能穷尽,它的价值和魅力是永恒的。

正如蒙古族的一句谚语所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火,哪里有牧人,哪里就有歌”,草原民歌浩如烟海,洋洋洒洒,数量之巨,其品位之高,它在广袤无荫的大草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拨动着人们心灵深处的琴弦,唱出了音符之外的感觉和味道,让你感受到音乐的自由与生活的美好,草原民歌它的群众性很强,草原人喜欢以歌、舞来抒发感情、表达思想,它集中体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色与特征,并与蒙古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紧密相连,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表现着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表现着草原风情的民族艺术的成功,一半要归于草原民间艺术的积蕴之厚,一半则归于创作者的琢磨之功,这些取自辽阔草原的音乐艺术作品,独立不羁,从不流俗,有着自己的见识,那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文化积蕴,这种文化特质在今天生活里的反映,还有更深的一层,它有待我们深的挖掘,更好的弘扬,内蒙古的民歌、音乐,艺术誉之瑰宝,誉之浑金璞玉,并不为过,只要稍加琢磨,便会放出夺目的色彩。

历史的实践再次证明,艺术的评价是绝对不能把接受者的感情排斥在外的,只有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懂得民族音乐艺术的真谛,越是扎根于民族土壤的艺术越具有顽强长久的生命力,真正民族的东西,也是最为世界所接受的东西,草原民族文化艺术,它代表着一个民族更深更广的文化背景,它的艺术内涵来自中华的民族文化沃土,它净化了人的思想灵魂,升华了人的浩然正气,讴歌了人们的心灵,通过音乐也让世界了解了草原的文化,并使之传播,发扬,立足挖掘草原民族文化,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精髓,在民族音乐基础上出新、创作出反映时代的艺术作品,是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方向,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课题,这本身就是西部文化艺术的大开发,草原艺术创新的超前意识应该真正体现到这方面,正是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根,有了这样的民族之根.才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枝繁叶茂,前程似锦。

色彩斑斓的草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绚丽多彩,广袤无垠的草原,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深厚博大,充满生机的草原,这是一片希望的土地,腾飞崛起.让这颗北国草原璀璨的明珠,托出千里边陲的骄傲和自信,让这片辽阔的疆土雄锯之势如神鹰展翅,充满欢歌笑语,来吧,朋友!请你沐浴草原明媚灿烂的阳光,来吧,朋友!请你接受草原沁人肺腑的花香,让快乐在这里收获,让甜蜜在这里陶醉,让吉祥在这里降临,让美好在这里汇合,一起感受草原绿色的旋律与生机,让草原最隽永的音符传递我们华夏民族团结的神韵,神奇,美丽.多情的大草原,它将伴随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唱响全世界。

草原文化 篇2

1草原文化起源:内蒙古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生活的足迹。呼和浩特市东北郊地区“大窑文化”和伊克昭盟乌审旗的“河套文化”就属于旧炻器时代的古人类足迹。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的游牧民族有凶奴,林胡,楼烦,东胡,鲜卑,乌桓,突厥。蒙古族兴起于公元十二世纪,它的历史摇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额尔古纳河以东。是古代东胡系统室韦各部 的一支,在唐代的汉文史籍上写作“蒙兀”。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蒙古各部逐渐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1206年铁木真称汗,经过几十年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游牧贵族政权“大蒙古国”。2草原旅游前景:1:前景广阔

渐渐趋向成熟化

规模化。

2:发展潜力巨大

旅游取向更加适应现代人生活。3:后备资源丰富

4: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多。

5:草原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知名度越来越高。

3草原现状:1:草场退化 沙化严重。但现以得到合理治理。(每十五亩草地限养羊一只)

2:植被覆盖率减少。

3:草原野生动物数量减少。

4:政府治理力度增大。

5:牧民保护意识提高。

6:降低牧业生产,大力发展旅游业。草原概况:沧海桑田,历史变迁。使得历史上的天堂草原和现实的相比已经大相瑾庭。因为历史上的敕勒川就在我们脚下。现在以成为城市 农根地区。而阴山以北则仍然是传统的蒙古大草原。敕勒川已经成为历史。留给我们无限的回味,内蒙古草原是我国最大的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居延海湖畔。草原面积达8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一。有效利用面积达三分之二,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青海 西藏 新疆 甘肃 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的天然草场范围很广,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一直到西部的阿拉善荒漠,是内蒙古草场资源的基本部分。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内蒙古的天然草原从东到西地形,气候,土壤等条件差异也很大。可划分为森林草原,草垫呼伦贝尔,草原,干旱草原,(典行草原),及荒漠草原,四个地带。草原主要有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四大草原。其中以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最为著名。是内蒙古最好,最具代表性的草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每当春季到来,便有先开花后长叶的植物冒雪迎春。到了夏季则绿草如荫没,百花争艳,牛羊成群,构成美丽的草原画卷。5阴山:阴山山脉位于黄河南岸,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历史上著名的山脉之一,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古代大漠以南所有的山都被称为阴山。这符合道家八卦学说—“北属水,水属阴”所以叫做阴山。阴山东西连绵1000公里,南北延伸50—100公里。西部为狼山,色而腾山和乌拉山。中部为“大青山”东部为低山丘陵,可延伸只北京以北的燕山。阴山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海拔在1500-2000之间,最高峰为2346米。阴山巍峨壮观,千峰陡峭,万壑争丽。形成于7000万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阴山不但是内流水域和外流水域的分界线,也是季风区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在当地也是城市,农村,牧区,农区的分界线。阴山中部的大青山东西700公里,解放前是有名的革命抗日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做出突出贡献。功绩甚大。在近代,1938年9月,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建立著名的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这里又称为“革命老区”

帝王之乡武川: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北糜,呼和浩特市北。清代史学家赵羿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周,齐,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建立北魏王朝的拓拔氏就以武川县世代为家。武川现在是全国有名的绿色蔬菜马铃薯基地,这里的土豆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生长时间长,所以营养丰富,绵甜爽口。这里的谚语就有“羊肉熬土豆,打上都不走。”北魏至隋唐是武川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北魏末年,以武川为核心形成了风光无比的军事集团,这就是纵横中国200年的关垄贵族集团,它起源于武川,建于汉中,共创造四个王朝。西魏,北周,隋,唐。这在历史上是奇迹。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新高峰。7马头琴:蒙古语称“毛林胡尔”是蒙古人民特有的民族乐器。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据说古代马头琴一根琴弦有81根马尾组成。马头琴声音浑厚,古色古香,优美动听,辽阔粗犷,仿拂诉说着天地沧桑,草原的沧劲,人生的坎坷。(马头琴的传说略。)

辉腾锡勒草原介绍

1.辉腾锡勒,蒙语意为“寒冷的高原”。位于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中南部辉腾锡勒草原上,距集宁市80公里,距呼和浩特135公里。这里土地肥沃、降水充沛,每到五月至九月间,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点现有蒙古包几十座,可供游客就餐,休息和娱乐。主要有骑马、射箭、摔跤等活动项目,还可举办歌舞和篝火晚会。位于阴山山脉东段,海拔1800多米,顶部平坦,面积180多平方公里。辉腾锡勒草原冬季寒冷,夏季凉爽,平均最高温度为18摄氏度。

50多平方公里的辉腾席勒草原,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每到5月至9月间,整个草原水草丰盛,鲜花遍野,牛羊游动,牧歌撩亮,香风温馨,绘织成一幅美丽的草原春画。而被游人誉为“塞外江南”的黄花神葱沟,更有一番诗情画意,它集山水灵秀于一体,山势险峻,奇峰突兀,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水流潺潺,鹰翔长空。“双驼峰”、“卧龙峰”、“剑门山”、“佛手山”、“神龟岭”、“挂瀑崖”、“仙人洞”、“三叠泉”、“一镜天”、“木鱼台”和“神葱岩”,堪称塞外奇观。5000余亩的独贵林区,森林茂密,古柏参天,那林间富有弹性的绿色草坪中,白蘑菇、黄花、百合花点缀其间,这更为大自然增添了美 丽色彩。奇观森林和厅花异草组成了天然的大花园。

这里青山秀水,瑰丽多姿。每年5月至9月,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景区主要分神葱沟和黄花滩两大去处,共有15大景观。美丽图沟有座天然洞府,山洞离地面垂直高度100多米,洞内可容纳近百人。怪石嶙峋的黑山,有大小岩洞99个,最大可容纳200-300人。这里的旅游景点还有黑山奇观,其上怪石嶙峋,有大小溶洞99个,唐代以后,很多隐士、和尚、道士隐遁于此。清康熙帝也曾到此游览。

敖德:带儿子认识草原文化 篇3

这是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和儿子敖特尔去年草原之行时发生的真实故事。从儿子幼儿园毕业至今,四年间每年暑假,敖德不会给孩子报任何补习班,哪怕工作再忙,他都要留出一周以上的时间,带儿子去草原寻根。7月27日到8月6日,一家的寻根之旅又起航了,这次他们将去新疆的草原,至此从东到西,他带儿子走遍了国内所有的草原。

身为蒙古族,敖德并非从小在草原长大,尽管上了六年蒙式学校,但自己的蒙语并不标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慢慢意识到,自己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了解并不多。而随着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每个人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文化也一样。每个人都有义务传承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其实外国人对中国各个民族独有的文化很感兴趣。“找寻自己的根,补上民族文化的这一课”便是他在暑假最希望给予儿子的。

去年7月下旬,敖德照例带着儿子、家人,驾车1800多公里深入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新巴尔虎草原。踏上草原的那刻,他发现儿子仿佛回到了家,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兴奋怎么也掩盖不住:大口吃肉、在草原上尽情打滚、周围常回响着放肆的笑声。平时喜欢静静看书的安静小伙儿回到草原后,骨子里流淌的蒙古族的“血性”“粗犷”仿佛也被激活,如爬到皮卡车驾驶室的顶上,一点也不怕。此外,到达呼伦湖时,为了感受草原湖水的温度,尽管天气偏凉,很多成人都不敢入水,敖特尔还是二话不说,脱掉衣服和爸爸跳到湖中,肆意玩耍。这也让见惯了儿子安静一面的敖德吃了一惊。

每次草原之行,敖德总是有意识地做些准备,如这次草原行,他将特意带着《小狼小狼》这本书,晚上讲故事给儿子听。与很多家长旅行不同,每次去草原,拍照都不是敖德最重要的事情,他总要带着儿子去尋找当地特有的植被、动物,并住在当地牧民家中,感受他们最真实的生活。此外,“祭拜敖包”是每年草原之行必不可少的仪式。也许在外人看来那只是一堆石头,而孩子也可能不明白背后的意义,但敖德还是期待在一次次真实的经历的氛围中,激发儿子骨子里对民族的认同感。“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们家车里都是蒙古歌曲的光盘,放别的歌,儿子就会有意见,他常常骄傲地说‘我是蒙古族’。”

今年的新疆之行总共11天,他们开车走了2800多公里,选择的路线有高山湖泊赛里木湖、湿地草原巴音布鲁克,也有高山牧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胡杨林。敖特尔在这次旅行中,了解了罗布人不种地、不放牧,在沙漠里捕鱼为生;见识了哈萨克牧民在3000多米的天山放牧、养蜂采蜜的生活;深入地了解了锡伯族的从东北万里迁徙到新疆,改道河水,在戈壁滩创造绿洲、使之成为鱼米之乡的故事;亲眼看见了维吾尔族的生活和文化。到草原、住牧民的毡房、品尝当地的饮食,这是敖德带儿子上的一堂必修课。他认为,只有深入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了解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和对家园一草一木的热爱,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才会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此次新疆之行,带给每个同行的人(包括孩子)以巨大的震撼,他们一路尽情领略了新疆的地域之大、民族之多、气候多变并且植被多样,寸草不生的戈壁和连绵不绝的山脉也给了他们内心最直接的冲击!敖德说:“这次旅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有多渺小,人定胜天的豪言多么可笑。同样,我们也看到了脆弱的生态对以此为生的牧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敖特尔对‘珍爱草原,爱护每一处水源河流’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这次草原之行让敖德有了另外一种收获,他认识到要了解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定要去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因为,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才会有不同的文化和习俗,也就有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感慨:“我们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他们,不然容易产生狭隘的偏见和错误的认识,这是旅行的意义,也是我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

除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也是敖德想给儿子补上的内容。近几年,他一直在策划和儿子的“博物馆之旅”,即暑假时,各地博物馆一个个看过去。他提醒,去前一定要陪孩子做好功课,如上海博物馆有很多瓷器,可以提前了解瓷器的产生过程、瓷器的历史、种类等,这便是了解文化、学习知识的最好方式。

敖德心意:“对孩子的教育不是一本书、一堂课就可以完成的,要把他们放到一个环境里去感受,文化这一课也不例外。我认为,家长有义务让孩子了解、继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文化,但这并不是单纯背背《三字经》《大学》《中庸》就可以的,而应该把孩子放到真实的环境中去感受,去浸泡。去草原不单纯是一次旅行,它不是走马观花式地拍照、玩闹,这已成为一种仪式,一种带孩子感受民族文化的庄重形式。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儿子的民族自豪感,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有所敬畏。”

草原文化 篇4

1 草原文化在草原畜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前提,马克思说过“在自然环境中,不同的公社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方式也各不相同”。辽阔的蒙古草原创造了独特的游牧制度,形成独特的草原文化,所谓草原文化是蒙古游牧民族在近千年游牧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以人与草原共荣共生为思想内核,以协调人与牲畜、牲畜与牧草、牧草与草场关系等为重要内容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的总和。草原文化是蒙古草原的保护神,自从她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呵护着蒙古大草原与草原畜牧业。

1.1 草原物质文化有利于草原畜牧业发展

草原民族以放牧、狩猎为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物质生产使蒙古民族形成了尊重自然、顺服自然的价值观,蒙古民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等都体现着这种人与草原和谐的价值观。比如蒙古人传统的居住方式———蒙古包对草地植被基本没有伤害;蒙古先民的交通工具———大轮勒勒车,车体很轻,车轮为木质,对草原植被伤害很小。此外,草原五畜(蒙古马、蒙古牛、蒙古双峰驼、蒙古山羊、蒙古绵羊)是长期筛选形成的、有着较强生态耐性的地方家畜,是严酷自然环境和粗放经营模式中的优良畜种[1]。

1.2 草原价值文化有利于草原畜牧业发展

在长期游牧和狩猎生活中,蒙古人形成了热爱草原、感恩自然、爱护家畜、维护环境的价值观,如长生天佑护的天佑观、感谢自然恩赐的感恩观、“保护自然是善,破坏自然是恶”的善恶观、自然至美的审美观。蒙古民间祭词《午时》中有“群马给牧民的恩赐……回报其盘器”,蒙古谚语中有“花卉是草原的装饰……若无牛羊,草原空虚”。此外,在与草原的和谐共处中,草原人民很早就形成了保护草原、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这些多散见于蒙古民歌和歌谣之中,比如草原民歌《十三匹骏马》中就有“牧人爱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十三首阿尔泰之歌》中有“吉祥安康的阿尔泰山啊……牧人永远保护您安康”等等。显然,草原文化在意识形态、伦理规范、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这对于发展草原畜牧业、建设草原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1.3 草原制度文化有利于草原畜牧业发展

草原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地区,“蒙古高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水源匮乏”“其地气候寒冽……八月又枯”。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游牧民族选择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游动轮牧的生产制度,即根据牧草生长情况在不同草场进行轮流放牧,这样不仅能够为牲畜提供充足的营养,也有利于草场和牧草的修养生息,这种游牧制度很好地适应了草原的生态环境,促进了人与草原的和谐共处。在长期发展中,草原民族出现了许多保护草原、保护自然的成文法,如《大扎撒》《阿拉坦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这些法律都规定“禁止向水中溺尿”“长草时掘地者……诛其家;见草原火灾不救者,罚其畜”等等。此外,草原上还形成了许多保护草原的习惯法,如禁止在畜群饮用的江河中洗涤、不得捕杀怀胎的母兽与幼崽、不得随意砍伐尚未成材的树木等等。

2 草原文化视域下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困境

草原文化是游牧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形成的、与草原生态系统相吻合的地域文化,有着高度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草原文化中爱护家畜、保护环境的朴素情感以及轮牧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2]。但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用农业文化理念和小农经济思维管理草原畜牧业,开发草原资源,严重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草原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2.1 人口激增引发草场退化

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草原生态系统中,人口增长直接影响着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着草原畜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草原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适应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发展。建国以来,政府将草原当成未开垦的“处女地”,加大了草原“开发”的力度,草原迁入人口逐渐增多,人口、牧畜、草原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草场、牧场退化、沙化问题日渐严重。以白音锡勒牧场为例,1950年修建牧场时总人口仅为20人,牧畜头数为1 022头;2004年总人口为12 000人,牧畜头数为615 670头,人口和牧畜头数均增长了600倍。人口和牧畜头数激增导致草原的资源承载能力下降,并带来了草地退化、草场沙化、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2.2 草原开垦引发草畜矛盾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始终以农耕思想和小农经济思维看待草原,将草原看成未经开发的“宝地”,在草原上开垦土地、开荒种田、开发矿产等,严重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建国后,内蒙古草原上出现了三次开垦高潮,开垦耕地面积近千万亩(1亩≈667㎡),仅部队系统开发耕地就达到200多万亩。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也提出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经济发展策略,直到1997年仍鼓励各个草场扩大耕地种植面积。这些错误的政策导向激化了人与草原的矛盾,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带来了草原恶化、草场退化等问题。

2.3 圈地放牧导致生态失衡

古代蒙古草原实行部落首领占有、集体使用的经济制度,利用政权力量组织游牧,这无疑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保持了游牧生产方式的长盛不衰。自清代以来,统治者对蒙古实行了“分封制”,将流动放牧封锁在固定的区域之内。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蒙古草原全面推行了“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并落实了草场承包经营权,此后牧民过上了定居生活,只在定居点周围的草场上重复放牧。这种经济制度直接破坏了游牧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并带来了严重的草原生态环境问题。比如家庭承包经营以来,许多牧民片面追求牧畜头数,完全忽视了草场的生态承受能力,导致过度放牧、草原退化、生态失衡等问题日渐凸显。此外,地方政府按照牧畜头数征收税收,形成了“以牧畜数量论英雄”的官员考核制度,这也加速了草畜失衡,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3]。

3 以草原文化促进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方法路径

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不同生态环境会造就不同的文化形态,而特定的文化形态会适应并保护生态环境。在草原畜牧业发展中,人们摒弃了传统的草原文化,结果导致草原生态失衡,草场牧场退化,草畜矛盾加剧等等。因此,应不断从传统草原文化中汲取营养,培育草原生态价值观,加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健全草原游牧放牧制度,实现畜牧业与草原生态系统相互协调,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3.1 培育草原生态价值观

从本质上讲,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不论是长生天佑护的天佑观、感谢自然恩赐的感恩观,还是“保护自然是善,破坏自然是恶”的善恶观、自然至美的审美观,都蕴含了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对于化解人与自然冲突、促进草原生态平衡等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发展草原畜牧业中,要树立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草原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并通过多种方式宣传草原生态价值观,以提高全体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比如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方式宣传保护草原生态的重要意义,使保护草原、合理放牧的观念深入人心;还要将保护草原、保护环境等融入学校教育之中,引导学生从小就树立生态保护意识。此外,还要继承保护草原、尊重自然的草原伦理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培育以生态和谐为核心的现代草原文化,使广大牧民能够自觉保护草原生态环境[4]。

3.2 加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当前,草原畜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态系统结构失调、生态功能退化,这些带来草原沙化、荒漠化等问题,也导致牧民生活贫困化。为了促进草原生态保护,2002年我国重新修订了《草原法》,明确提出草原建设要以“生态、经济目标并重,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2003年我国在各牧区实施了“退耕还草”政策,内蒙古地区也提出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战略。在草原生态保护中,地方政府要以草原生态价值观为指导,切实将草原生态保护放到重要地位,及时解决草原生态保护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要大力建设草籽基地,扩大青饲料种植面积,加强牧区水利建设,培育优质人工草场,以缓解天然草场的生态承载压力[5];再如要按照《退耕还草条例》的要求,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进牧区退耕还草工作,以更好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3.3 完善草原畜牧业发展制度

传统草原畜牧业最核心的思想内容是适度放牧、合理利用草原,游牧方式就是合理放牧的一种古老形式。学者满都夫说过“游牧文明有先进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面……继承游牧轮放制”。历史经验也证明,游牧方式维护了草原生态平衡,对草原畜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草原畜牧业发展中,要挖掘草原游牧制度科学性与合理性的一面,并将之融入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之中,建立以促进草原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畜牧制度,以推进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可以将生活定居和游动放牧结合起来,不断完善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制度,可以在水草丰美的地区发展圈栏畜牧业,在缺水的草原地区实行季度轮牧,以促进草畜平衡;再如可以在坚持草场、牧场承包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紧密结合草原民族的传统文化,实施草原畜牧业合作经营制度,走合作生产、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6]。

草原文化是以人与草原和谐共荣共生为思想内核,以协调人与牲畜、牲畜与牧草、牧草与草场关系等为基本内容的生态文化。正是在草原文化的佑护下,才有了人与草原的和谐共处以及草原畜牧业的繁荣发展。为此,应深入挖掘草原文化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化解草原生态失衡问题,促进现代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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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登样.对草原文化变革与重塑的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1):41-45.

[3]无极.略论草原文化的底蕴、内涵和创新[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00-104.

[4]刘钟龄.建设北方绿色生态屏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做出贡献[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58-61.

[5]李艳波,李文军.草畜平衡制度为何难以实现“草畜平衡”[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124-131.

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篇5

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一 中原农耕文化的内涵,早已熟稔于人们的心脑,而“——草原文化”,却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奎曾的论述或可作为一家之言:“当我们阐述草原文化时,指的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带有骑马民族特点和草原生活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其内容是以草原和草原主人的眼光和视角,去观察、感知和认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和现象,并通过特定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作为草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北方古代游牧民族观照生活、抒发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草原文学应该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具有一定语言思维能力时就诞生了。与汉族的文学一样,草原文学也起源于诗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首保存最早的《匈奴歌》,真实地表现了游牧民族的民风民俗和思想感情,堪称古代草原文学的杰作。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大将霍去病将万骑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其夏又攻占祁连山。二山皆水草丰美,“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里反映出匈奴以畜牧为业,失去了它们,不仅使匈奴的牧业生产大受影响,而且使匈奴丢掉了强盛的声威,连族中的女子也显得容貌顿减无颜色了:“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焉支”与“阏氏”谐音,失去了焉支,也就等于失去了阏氏(单于的正妻)。妇女不能为人正妻,这当然更是羞愧难当“无颜色”了。所以,历史学家林干称这首民歌“内容具有十分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及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特色”。这首民间流传的歌谣,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流变,我们不排斥它有经过文人加工的可能,但从全诗整体的思想倾向和感****彩看,无疑是匈奴人的作品。全诗连用两句“失我……使我”,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和强烈的主人公意识,对长期游牧于北中国大地的匈奴民族来说,战争失败以致丢失大片的土地牧场,理所当然地感到悲伤而又愧恨。“六畜不蕃息”与“妇女无颜色”,既充分表现出事态的严重与损失的惨重,同时也体现出匈奴民族人民对中原汉族统治者占领其土地的强烈仇恨和不满情绪。 从《匈奴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当民族间的矛盾激化,两个民族处于对立和冲突的状态时,文学作品作为映照现实的一种手段,就会呈现出激烈的对抗情调,来反映这种民族间的存在状态。草原民族对汉族是如此,汉族对草原民族也莫不如是。汉族士人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其民族出身和传统的文化观念,决定了当民族矛盾出现时他们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独立性,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于是,当民族间的战争爆发时,一些反映边塞征战将士缅怀故国、情系乡土的忧愤深广的作品便脱颖而出,并且被陈列在文学史的突出位置上。如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是一首雄浑悲壮的边塞诗,诗人选取两个典型细节“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传出北部边塞奇寒的神髓,反映了边塞征战的艰苦卓绝。王昌龄《从军行》(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描写了军队在沙漠中大规模出征的情景:狂风卷动着飞舞的黄沙,天日为之昏暗,风沙之中半卷的红旗引导着一支士气饱满的队伍缓缓行进,预示着将要爆发一次激烈的战斗。范仲淹的《渔家傲》,咏叹在北宋积贫积弱之势下久戍边塞将士的内心抑郁:“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此二句突出表现戍边将士内心的复杂情感。一方面,边塞寒苦,久戍怀乡;另一方面,卫国逐敌,重任在肩。思乡之苦与报国之情交织在一起,将军因之而发白,征夫为之而泪下。这一画面形象生动而富于概括力,给人以苍凉悲壮、慷慨生哀之感。清代吴嘉纪《赠歌者》诗:“战马悲笳秋飒然,边关调起绿樽前。从此一曲中原奏,老泪沾衣二十年。”从诗题来看,这是歌者唱了“边关调”后,诗人于席间感怀世事而作。诗人悲慨万端地说,自从这首反映边塞征战的曲调在中原响起,二十年来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兵燹遍地,生灵涂炭,那泪水沾衣的情景就再也没有断过。后人便常借用此诗来表达身处乱世的遭遇和心情。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反映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妇女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的诗篇。离乱时代,男儿们或保家卫国,或忧国忧民,此时妇女们(即便是贵族妇女)也不能再如和平时期一样过着安适的生活,有的甚至还要承担起和平大使、保国平安的历史重任,远嫁异域。而她们内心的悲伤愁苦却无人知晓,只能暗自神伤。《汉书·西域传下》载: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之女名细君者,曾以公主身份嫁与乌孙昆莫(王)猎骄靡为右夫人,后又下嫁其孙岑陬军须靡,生一女。她悲愁终日,自作《细君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土兮心内伤,安得黄鹄兮归故乡!”东汉末年由胡归汉的蔡文姬,相传作有《胡笳十八拍》她曾与南匈奴左贤王为妻十二年,熟谙那时胡地的文化习俗,所以有可能写出“胡笳本自出胡中”、“鼓喧兮从夜达明”等诗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匈奴游牧文化的繁荣情况。但是全诗同《细君歌》一样,中心是表现自我的思乡情怀:“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子母分离兮意难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参,生死不相知兮何处寻?”这两首诗歌在文化内涵上的重要意义,是明确地反映出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巨大冲突。在自幼于中原农耕文化中浸染长大的刘细君、蔡文姬看来,“汉地”与“异国”天各一方,风物悬殊,人情迥异,是难以联系在一起的。她们怨恨“吾家”将其远嫁到他乡异域,思念家乡情真意切,希望能像鸿鹄一样飞回故乡,却又难以割舍骨肉相连的母子之情。另一位贵族女子王昭君远嫁匈奴,为宁胡阏氏,从胡俗,生儿育女,泽被后世,至今传为佳话。虽未见其有诗歌传世,但我们或许可从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其一)中探其心迹:“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诗人以设身处地的心境,写王昭君身在匈奴,心系故国的情思,同样感人肺腑,动人情怀。显然,这种怀念中原的思乡情感,只能出自汉家女子之口,而绝对不会是游牧民族妇女的文化心理状态。由此可见,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无论是草原民族还是中原汉族,也无论是七尺男儿还是柔弱女子,他们在思想感情上都明显忠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对其他民族和国家持排斥态度,此时的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他们爱国思乡感情的最好宣泄载体。 二 游牧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居无恒处”,到处游动,它们较之祖辈守在某块土地上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民族来说,眼界更开阔,胸襟更博大,更习惯于汇纳众长,壮大自己,尤其注意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民族的文化。拓拔鲜卑向南迁徙建立北魏王朝后,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第一次开创了使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同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局面。区域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并没有降低各民族作家对中华文明的景仰和认同,而中华文明的博大的内涵和胸襟,又能够广泛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诗人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成分,从而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多元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极有声势和色彩的景观。北魏、北周等朝代的鲜卑族皇帝和皇室,许多人精通汉语语文,留下了不少古典诗词。象北周文帝宇文泰第七子宇文招的《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蓟北亭障接燕然。水冻菖蒲未生节,关寒榆荚不成钱。”概括了北疆军旅景象,慷慨雄壮,豪迈英武,同当时南朝的纤巧柔弱的诗风大相径庭,实为后来盛唐边塞诗的先声。

辽金时期,草原民族的汉语文学作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成就本身,因为其成就尚不能代表汉语文学的水平,而在于草原民族汉语文学这支创作队伍的形成。从此以后,草原民族汉语作家,凭借其混血型文化优势,不时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持续发展,草原民族汉语作家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新生力量。 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之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交汇融合。元朝近百年间,蒙古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既是作为当时统治集团的主体文化,必然影响逐步扩大,波及到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也吸收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的因子,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我们从元代许多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人描写草原生活的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例如元代开国名相、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推行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政策,他自己的诗文既长于描绘北方草原的壮丽景色和狩猎游牧生活,同时又眼界开阔,善于横向比较。这是过去草原文学中所没有过的。他这样描写阴山:“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将“西域”与“江左”,亦即北方游牧地区与中原农业地区作比较,自然就要比就阴山写阴山气势恢宏,意蕴深邃。他的《过青冢用先君文献公韵》诗则完全是以汉族文人的价值观评判昭君出塞,以感伤的情绪吟咏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了契丹、汉族文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交通。耶律楚材从军西征时写下了大量的边塞题材的诗文,这些作品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将走向统一前夕,一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契丹族文化精英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丰富的历史底蕴。同是元代开国名相兼名将的蒙古人伯颜,善诗文,存有《咏鞭》、《奉使收江南》等绝句,俱大气磅礴,表现出骑马民族的豪放英武的心理特征:“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此诗作于灭宋南征途中,既反映了它葆有草原文化的特质,也显示出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元代中后期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出现,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等人,以边塞人写边塞诗,没有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元边塞诗不同于唐边塞诗的地方,在于它的抒情者以主人的身份代替了唐边塞诗的客人身份,从而使全诗的气质、情调尽变。马祖常所作《河湟书事》(其二):“波斯老贾度流沙,衣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在旷远奇异中已露出几分田园四季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盛唐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咏叹,以及岑参东望故园,泪湿双袖的无奈,是迥异其趣的。马祖常受汉文化的薰陶很深,为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为诗则推崇李商隐,追求一种“金盘承露最多情”的诗风,以至于《元史》称其诗文“圆宏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元文宗图帖睦尔更称之为“中原硕儒唯祖常”。贯云石的诗则颇多英豪奇纵之气,比如《神州寄友》诗有句:“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其雄伟壮阔的想象空间,很有一些盛唐的气象,同时也彰显了边塞民族审美想象的力度。他在《芦花被》诗中所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更成了诗人回归自然和清逸襟怀的象征,诗人也因此获得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再如萨都剌的《芙蓉曲》:“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即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作者以乐府诗的形式避开近体诗的严密格律,任自己的思维放荡自由地跳跃于秋江采莲女的身姿之间,无拘无束地拈来屈赋、杜诗和李贺诗的句子,使本显明丽的采莲曲带上楚辞的浩渺气质,抒情手法也别具特色。 这类草原民族的诗家词人在使用汉语文抒情言志时,也许缺乏足够的汉语文学修养,并不擅于在篇章上描金镂彩,而且在文化态度上也不屑于奉行精严格律和繁密用典,但他们以游牧民族的苍茫眼光和浩荡的思维,展开烟波浩渺的审美视境,丰富了古代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宝库,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优势互补,以及对代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原汉文化的认同感。体现了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双向交流带给文坛的新气象。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必然存在着对原有多种文化的选择问题。就中国北部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情况而言,主要有两种选择态度,一种是选择性继承,一种是选择性接纳。在两种不同的选择中,草原游牧民族间的冲突融合,在文化上主要是选择性继承问题,但在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农耕民族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草原民族,因此这种冲突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的影响、接纳、消融问题,因而在文化的交汇中,更多地表现为选择性接纳,而不是继承。《敕勒歌》是产生于北魏至北齐间的民歌,由敕勒族人斛律金首唱。它不仅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更主要的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审视周围的一切,其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审美尺度,都具有鲜明的骑马民族的特征。诗中将苍天与穹庐相类比,不仅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奇特的艺术想象,而且也反映了那时北方草原民族普遍存在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而“天苍苍,野茫茫”的深邃博大的意境,既是典型的草原自然环境的写照,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性格、精神气质的外化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敕勒歌》超越了一般景物诗歌的内涵而具有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素质的文化价值。金代著名的鲜卑族后裔诗人元好问曾在《论诗》中评论此歌为“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对于这首诗歌,元好问绝不仅仅只停留于欣赏者的角度,而是将其神髓化用在了自己的创作中。他的名篇《岐阳三首》虽然在用典和格律上不同于这首歌谣,但是其中的“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中所展示的开阔的时空意识;“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无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中与天地直接相对的问天意识,毫无疑问带有北方民族文学的某种特质,这些都鲜明地标示了诗人对草原文化的继承、吸取和化生。 草原文化对汉族文人诗词创作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它是在慢慢渗透中完成这一转变的。当民族矛盾激化时,汉族文人主观上对草原民族的文化普遍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但民族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在与草原民族的交往中,汉族文人受草原文化耳濡目染;尤其是在汉民族处于草原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时,汉族文人进入仕途之后,要与这些民族官员朝夕相处,客观环境使得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汉族文人在与草原民族文人唱和时,势必要考虑到对方的审美情趣及文化水平,这实际上也是在接受其文化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勇武强悍的个性,便这样借助其政治优势,向汉族文人的创作中渗透。辽金之际,南北交往密切,出现了不少汉族诗人描写草原风光的诗篇。严羽的《塞下曲》,描绘了黄河河套西北部风光:“渺渺云沙散橐驼,西风黄叶渡黄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与严羽齐名的严仁也写了一首《塞下曲》,同样是描绘草原傍晚的景象:“漠漠孤城落照间,黄榆白苇满关山。千支羌笛连云起,知是胡儿牧马还。”这两首景物诗都写的舒缓闲适,生意盎然,呈现一种对草原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表现在艺术上的圆融美。明初僧人梵琦有咏塞北草原的诗作数首,对当时的漠北漠南的蒙古族游牧生活描写得颇有特色。如《当山即事》:“水草频移徙,烹庖称有无。肉多惟饲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缣氍,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马,不羡水田租。”在明代,与此风格相似的还有另外几位汉族诗人的诗,如钱逊的《胡人醉归曲》:“更深宴罢穹庐雪,乱拥旌旄马上归”,描写别有风味;于谦《塞上即景》中的“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及“坐听鸣笳送夕阳”句:李梦阳《云中曲》中的“黑帽健儿黄貉裘,匹马追奔紫塞头”、“白登山寒低朔云,野马黄羊各一群”句;谢榛《漠北词》的“石头敲火炙黄羊,胡女低歌劝酪浆。醉杀群胡不知夜,鹞儿岭下月如霜”;李攀龙《观猎》的“胡鹰掣镟北风回,草尽平原使马开”等句,都写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在这些汉族诗人笔下,北疆草原不再只是朔风劲吹、黄沙漫天的令人生畏之地,而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向往的风俗画卷,这正是汉族文人在思想上对草原民族文化接纳、认同的外在表现。

由于北方草原文学的地理和民族等原因,它对中国文学总体格局的参与和改造,丰富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给它增加了不少旷野气息和阳刚之美。“北方草原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功能作用和深刻影响,实质上反映了在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中,中原文学的胡化和边塞文学的华化的过程,在胡化和华化的双向作用中,在新的历史台阶上重建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和特质,重新开辟中国文学的轨迹与风气,经过漫长的南北多民族文学的冲突、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从而在文学的历史性进程和共时性构成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

草原文化 篇6

因“地”制宜,构建文化体系

二连油田地处塞外草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性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一是地处高寒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最低气温零下40度,全年无霜期只有4个月,多沙尘暴和雪尘暴天气,自然环境恶劣。二是工作区域点多、线长、面广。油区分布在9个旗县内,东西相距近800公里,南北相距近200公里,井站大多分散在人烟稀少的草原深处,社会依托差。三是近80%的员工两地分居,远离家庭,远离亲人,承受着寂寞、相思之苦。

近年来,随着深化改革、高寒地区智慧油田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举措的实施,企业从人文关怀、文化认同的层面提升员工的归属感使命感。二连油田明确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目标和方向,以“快乐与发展共进”为企业核心理念,积极培育“爱岗敬业的责任文化、笑对艰苦的快乐文化、友爱互助的亲情文化”,全面构建“草原油情”文化体系。到“十二五”末,形成了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品质优秀的文化品牌。

搭“台”唱戏,引领文化落地

一是搭建领导效应平台,引领文化导向。各级领导亲自策划部署,统筹协调,带头实践,与《分公司基层党群工作考评办法》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与年度干部考核挂钩。二是搭建情感凝聚平台,提升文化向心力。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口工业油井——阿2井等4个企业精神教育基地,在一线边远站点推进“小绿地”“小厨房”“小练兵场”“小活动室”以及“小药箱”建设。长年坚持夏季举办一届“草原油情”文化节,每年冬季开展“快乐之冬”室内文化和体育比赛。三是搭建有效沟通平台,增强文化辐射力。建立完善分公司、作业区(大队)、基层班站三级恳谈会制度。通过开办、编发《文苑网报》《草原油情》内部报刊等,宣讲形势任务,解读方针政策。四是搭建发展成才平台,突出文化激励。开办道德讲堂,举办“快乐大使”“快乐瞬间”征集,感动二连油田“十佳好人与十件好事”以及杰出青年素质管理特训营,助推青年思想素质和业务技能全面发展。五是搭建管理创新平台,借力文化助推。建立“二连油田学习网”“创新思维论坛”,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在基层开展“哲理故事大家讲”活动。

“水”到“渠”成,文化建设结硕果

“草原油情”文化建设的实践,最直接的体现、最突出的成效就是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

营造了浓厚的亲情氛围。“温馨岗位家园”“员工爱心互助社”等一大批亲情式活动载体得到孕育推广。与日俱增的归属感、认同感构筑起了全体员工“同在草原一家人,奉献石油一条心”的精神家园。

提高了队伍整体素质。近年来,先后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张丽霞、央企劳动模范李秀美、全国见义勇为好司机刘超等先进典型。大华创新创效团队、梁学柱创新工作室等成为“创客”们展示才华的大舞台,先后取得创新成果144项、17项国家专利。分公司大专以上文化操作员工中技能专家、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比例达到56%。

提升了企业形象和社会美誉度。定期向85个边远站点的周边牧民群众传播现代文化知识,提供免费医疗和志愿服务。成立送欢乐送文化进牧区、进军营志愿者小分队,每年冬、夏两季前往驻地部队和牧区,开展文化艺术沟通交流。分公司连续四届荣获“全国文明单位”。

(责任编辑:罗志荣)

草原文化 篇7

1. 1品牌内涵挖掘不够

自1993年建成以来,中都草原度假村已有二十年的建设历程,但对草原文化特色品牌内涵挖掘不够。近年来引进的娱乐项目也同都市游乐园项目类似,致使人文景观同自然景观不能融合在一起。同时精品观念淡薄,未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总认为草原风情产品特色在国内唯我独优, 而忽略了旅游者需求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特征。在旅游品牌建设过程中只围绕旅游资源去开发产品,很少考虑旅游客源市场的需求趋势,品牌推介速度缓慢,特色产品开发因循守旧。县域文化产业观念刚兴起,与旅游区发展的关联性基本未确立。

旅游区基础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跟不上旅游业发展的步伐。通往旅游区只有一条县级公路,离省道还有十分钟车程,遇到举办大型旅游节庆活动时,需增派人力缓解交通压力。

1. 2品牌建设力度不够强化

中都草原旅游区占地4400亩,独立经营,与周边乡镇行政区划分割管理。这些乡镇行政区包括二泉井、郝家营、馒头营三个乡,以及元中都遗址、中都博物馆,中都草原旅游区与这些乡镇设施有着紧密联系,但是作为各自独立区域, 与建设现代化大旅游区的产业化园区的定位、理念、人员素质都极不相称,这就限制了景区的长远发展。现状只能以 “散、小、弱、差” 来形容。中都旅游除门票收入外,食、 住、行、购、娱等其他要素一直难以跟进,产业链内各行业和企业间尚未实现资源互补、环境共享,难以实现协同效应,使旅游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较高,旅游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并不理想。

1. 3旅游区内缺乏专业人才

旅游区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专业内容管理人才、项目创意人才和复合经营管理人才都必不可少。但度假村现代旅游服务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产业竞争力弱,关联度较低。旅游区内缺乏与旅游开发和发展相关的专业人才,既懂旅游又懂经济发展动向的复合型人才更加缺乏。且现在我国高校、政府以及社会培养机构注重的是人才总量上的增加,却忽视了质量以及各种人才比例方面的提升。

1. 4草原文化推介力单一,营销服务技术含量不高

中都草原度假村实体营销和文化营销策略整体较传统。 草原文化推介力单一,宣传营销力度不够。中都草原旅游最大的缺憾就是依托特有的旅游文化风情设计出与游客能够互动参与的旅游产品既单一又陈旧,也缺乏持续性宣传的动力和支持。作为张北县的对外窗口产业,中都草原旅游区一直是县财政的重点扶持对象,度假区担负对上级调研部门和相关领导的接待任务; 对外承办大型产业活动的收入,因处于旅游区的发展阶段,各方花销基本持平,对县域文化产业的贡献较少。

2强化草原文化特色品牌建设,促进县域文化产业品质提升的具体措施

2. 1坚持政府主导与旅游区发展实际相结合

中都草原旅游区处于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过渡区,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可利用。政府部门要坚持政府主导与旅游区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态度,要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时局和国家对发展地方文化产业、旅游事业的总体方针指导下,树立深入发掘弘扬草原 “根”文化深刻内涵的总体思路,在深入一线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多年发展经验以及与相邻省市,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和载体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规划和方案。政府要把旅游业当作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扶持旅游业发展; 协调好服务配套建设,促使旅游业在近期有较快的发展。

2. 2完善旅游区公共服务设施

旅游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在政府主导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化旅游信息平台,方便旅游者查询。并考虑休闲旅游重游率高的特点,建立旅游者服务档案,提供更为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合理需求。

塑造优势旅游品牌,推出兼容地域文化特色和坝上草原文化品位的精品项目和文化产品。在原有草原风情录的基础上,既保留草原的传统项目,又要引进开发时尚的旅游项目。要善于把握本土资源和商业先机,搞开发联谊。政府和旅游区应紧握先机禀赋,强化硬件的同时,引进人才技术建立自己的人事和商业品牌,扩大品牌的吸引力。

2.3丰富草原文化理念,完善旅游产业链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一方面,市、县两级政府应根据旅游产业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以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企业应根据市场竞争环境以及旅游者的需求来调整自身的发展,加强产权和体制改革。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企业组织结构优化、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等方式,实现市场对交通运输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出旅游新产品,培育旅游新业态,形成旅游消费新热点,推动工农业旅游示范点、乡村旅游示范点。通过建立完善旅游产业链,实现资源互补、环境共享、共享外部经济性,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旅游综合效益。

2.4以文化经济项目为载体,注重旅游营销策略

加强中都文化生态保护,建设中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遴选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抢救濒危民俗技艺,重视传承人培养,设立专门机构推进理论研究,加强文化交流合作,以文化发展促进旅游项目的创新发展。第一,进行文化旅游宣传。在影响较大的全国性电视台、报纸上做广告、办活动,获得较高的社会知名度;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到中都的文化旅游景点进行体验采风,通过他们的文学、摄影、美术、影视作品,可以扩大中都文化旅游资源的影响力。第二,可利用网络工具造势。在互联网上开设一个中都旅游网络论坛或网络博客,通过网络与网民进行沟通互动,探讨交流中都旅游发展的好点子,借以宣传中都旅游。

2.5设立适合草原文化旅游发展的专业人才体系

实施人才开发战略,设立适合本地草原文化旅游体系发展的专业人才体系。一是要加强各类专业人才培养,本地区的各类高等院校增加对旅游、文化、历史等专业的教学内容,加强旅游学科的建设,建设区域旅游教育中心。同时,积极与地方旅游单位合作,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学生的实践活动。二是对现有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完善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系,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和发展环境。三是制订积极的人才吸引计划,营造和谐的用人氛围,加强和国内外旅游人才的交流活动,发挥旅游人才市场功能作用,吸引海内外旅游文化产业人才到欠发达地区发展。企业要积极主动地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交流活动,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合,形成优势互补,促进资源整合。四是在高等院校积极开设与文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新专业,完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休假疗养和年度体检制度,提高对扎根当地尤其是贫困村镇的优秀人才的政治待遇。

摘要:中都草原度假村位于坝上草原的核心区域,因其位于元代中都遗址而得名。但在其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忽略了旅游者需求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特征。针对张家口元中都草原旅游区在建设草原文化特色品牌过程出现的问题,笔者通过此文做了如下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篇8

关键词: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1内蒙古发展草原文化旅游的优势

1.1旅游发展政策环境优良,旅游政策体系相对完善

为了促进内蒙古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内蒙古制定出一系列的旅游政策。199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2003年,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全区旅游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 在接下来的5年里,自治区政府相继审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若干政策决定》等重要指导文件,确立了全区旅游业的发展目标、战略布局和发展重点。

上述各项政策的出台,提升了内蒙古旅游产业的地位,推动了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

1.2历史文化灿烂悠久,地域特色显著

首先,内蒙古历史悠久:唐为突厥地;宋朝的时候出现蒙古部落;后建元朝,其地直居边外称外蒙古,并属理藩院。 民国初分属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后来均改省;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今内蒙古东部设内蒙古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其次,内蒙古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赛马、摔跤、射箭被称为蒙古族的“男儿三艺”,每年7月中下旬举办的那达慕草原旅游节,集中展示蒙古民族歌舞、体育、竞技、服饰、饮食各方面的灿烂文化。 内蒙古草原地域特色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2.1视野的开阔性

草原植物主要为禾本科、豆科和菊科等植物,草群低矮,一般都在1米以下,在微风吹拂下,掀起层层波浪,在蓝天映衬下, 蒙古包点点,河曲弯弯,牧草肥美,牛羊遍地的草原景色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激起游人对蓝天白云、牧歌悠扬的内蒙草原的无限向往。

1.2.2夏季气候的舒适性

在夏季, 我国南方烈日炎炎, 而内蒙古草原的平均气温较低,最热月平均气温多不足20℃,而且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多是温和舒适的天气, 晴空万里, 具备调理身心和避暑的良好条件,是旅游的最佳季节。

1.2.3生物的多样性

在草原生态系统中,每平方米约有种子植物20~30种,典型草原每平方米内约有15~20种植物, 荒漠草原每平方米也有植物12种左右,它们形态各异、特性不同,构成了复杂多变的草原世界。

1.3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开发潜力巨大

内蒙古草原东起松辽平原西部,沿大兴安岭西麓,经由内蒙古高原西至黄土高原,自古至今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区。 内蒙古草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天高云淡,空气清新。 尤其在夏季以其凉爽的气候、绿草如茵的环境吸引着国内外游人。 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不断与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创造、发展了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并列的草原文化,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均有其自己的特色。

2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旅游产品差异化不明显,旅游吸引力较低

内蒙古大草原迷人的风光和蒙古族独特的风俗民情是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资源的突出特色, 但内蒙古的旅游产品开发,文化底蕴浅薄, 层次单一。 其旅游项目大多数为草原景观游览、骑射、住蒙古包、食蒙餐和欣赏民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层次主要停留在观光上。 很多区域内景观景点的建设高度相似,地域之间的差异较小, 这就使得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下降, 发展速度缓慢。

2.2旅游景区规模小且分散,景区间恶性竞争激烈

内蒙古的草原旅游区多而分散,不能形成规模,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旅游活动的丰富性受到制约,知名度难以提高。 而且由于小规模草原旅游资源开发投入成本低,使得不断有新的草原景区加入到竞争的行列中,加之景点雷同现象严重,差异化不明显,造成景区之间恶性竞争,产生不良影响。

2.3管理混乱,开发管理水平偏低,顾客满意度差

内蒙古草原旅游资源开发普遍存在现代管理专业知识缺乏, 服务质量差,管理手段落后,管理者素质偏低,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不显著等现象,而且政策法规有所滞后,顾客满意度差。

2.4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自然资源旅游价值衰退

草原旅游是对草原资源消耗利用的一种有效替代方式,但是如果开发不当,同样也会给资源与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据实地调查,内蒙古各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垃圾公害,出现地表水污染、视觉污染等现象,更为普遍的是防止游客直接践踏土壤或草地的措施几乎没有,土壤裸露、沙化、流失现象严重,被践踏草地即使没有沙化,也造成了物种数量下降,1至2年生草本、广布种明显增加的后果。

3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3.1强化政府引导作用,确保旅游市场健康发展

内蒙古各级政府应该从人才、资金、综合环境经营、投资环境优化、产业政策完善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进一步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以政府的力量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3.2挖掘草原文化内涵,建设草原文化旅游特色景区、线路

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是内蒙古的特色资源与文化品牌,它是内蒙古特色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 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以及多重民族性和特定地域性, 为内蒙古草原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3.3围绕民族特色文化,开发草原文化旅游购物精品

根据城镇各自旅游资源优势,重点建设一批特色旅游城镇, 加强对特色草原历史文化遗存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开发, 形成独有旅游吸引物。 重点打好“民族文化牌”,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良性互动,着力打造既有民族文化底蕴、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旅游特色精品,尽快树立几个国内一流、世界知名旅游品牌。

3.4加强旅游队伍建设,重视旅游人才培养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 是旅游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 针对目前内蒙古地区缺乏旅游人才、从业人员素质低的现状,充分利用内蒙古地区的大专院校教育培训资源,组织建设多种形式的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基地,加强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与服务水平。

4小结

草原文化 篇9

关键词:草原文化,社区组织,利益共享,良性发展

草原文化旅游区建立在原生文化、衍生文化与社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全景融合之中。作为草原文化与旅游业发展相融合的创新实验区,草原文化旅游区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景区。草原文化旅游区更多地强调社区居民与旅游者的有效互动,强调旅游者的体验、感受,重在文化传承,而传统旅游区无视旅游者主观意愿,忽视社区居民的原有利益,行为只为获利;草原文化旅游区更多地强调社区居民利益与旅游者利益的共赢,不会为旅游开发挤占社区居民生存空间,而传统旅游区致力于实现量化指标,较少关注集约化效应;草原文化旅游区由于更加重视发展的可持续性,渐进有序地,在保护的前提下拓展,而传统旅游区则着眼于经济租,掘利性行为频现。由于草原文化资源所在地社区居民与当地政府越来越强烈关注旅游开发绩效、旅游管理能效与决策监管机制,如何选取草原文化旅游区的管理模式成为各方焦点。

一、管理主体

在旅游业发展实践中,依托城市,由城市游憩带动形成的旅游区其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或者社区组织;依托特色、龙头产业形成的农业、工业旅游区其管理主体既有政府、社区组织,也有旅游企业或者投资者,实践中,投资者的作用可能更大。由此,可以推断出草原文化旅游区的管理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是旅游企业或者投资者,更有可能是社区组织。不论是政府、旅游企业还是社区组织,在发挥管理职能之时,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旅游资源的统一规划、政策导向和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上;旅游企业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旅游产品的开发、市场的拓展和推动社区经济发展之上;社区组织的主导作用则表现社区利益的维护之上。

基于草原文化旅游区自然资源的脆弱性、文化传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的要求;为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利用与节约之间的关系,实现以最小资源成本换取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绩效目标,选取社区组织为草原文化旅游区管理主体最为适度。

二、组织结构与角色定位

草原文化旅游区将服务业功能集聚,但完全套用服务业管理体系效果不佳。草原文化旅游区管理体系影响其战略目标实现,调控其现实目标与预期目标的吻合度。

(一)组织结构

草原文化旅游区的管理以当地社区组织为主导,旅游企业(投资者)和社区居民联合共行。这种模式建立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必须遵循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其组织结构见图1:

(二)管理角色定位

1. 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是地方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具有协调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利益的责任。社区组织具有双重身份:政府职能施行者与居民利益代表者,是旅游经营活动的管理者、组织者。要成为具有双重职能的社区组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具有至少乡镇或者同级政府职能,具有独立的财权和资源规划、开发、管理权;第二,其辖区为旅游开发区,社区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旅游业;第三,有条件实施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2. 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参与体现在旅游管理决策和利益分配两个方面,社区居民追求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等多重满足。社区居民通过文化演艺与提供旅游消费品等方式实现其经济利益,同时,通过参与决策、监督等活动自觉维护社区利益。

3. 政府部门

社区组织成为推动草原文化旅游区前行的原动力需要上级部门充当润滑剂和桥梁纽带。相关部门应鼓励旅游区内企业之间相互协作,为企业提供创新实现的途径和利益相关者合作行动的有效网络,为旅游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相关部门的施政方向应主要放在有需要和潜在需求的企业之上,不管这一类型的企业是否存在于草原文化旅游区之中,或者是否有可能进入草原文化旅游区,都应该提供完善的服务平台,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

4. 企业

草原文化旅游区内的企业是各种利益相关者交织而成的网状经营体,需要与草原文化旅游区内、外的各种组织进行资源交换,例如,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获取旅游基础资源,从社区居民手中购买基本服务,从行业协会获取信息,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等等。企业必须取得当地政府的中长期经营授权,使其为社区长远发展做远景规划,避免“飞地”效应。

三、实施要点

社区组织的投资规模使他们有动机规范效率低下或者忽视社区利益的企业,并且通过显著的导向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决策。社区组织关注企业业绩和其社会责任的承担,并淘汰其中的劣者。但是,社区组织主导开发对管理主体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且,集聚区的责权利不明,易导致产权虚置或者弱化。

(一)保证社区居民的主人翁地位的有效体现

社区居民始终是旅游、文化资源的拥有者和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是草原文化旅游发展的根本。但是,社区居民基本处于“无奈接受、失语表达、过度展示”的被动参与状态。事前发言权被忽略,事中选择权被搁置,事后追索权被冷却,无法真正、主动参与到社区发展决策与监管当中。为此,社区管理模式要实施公正、公平、公开的利益共享体制,使社区居民在透明环境中参与决策、管理与分配。要自下而上的构建各项管理制度,在制度上确保社区居民的权利实现,通过制度增权,凸显社区居民的主人翁地位。

(二)保证专家组织的话语权

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由于知识结构有限,往往关注的是短期利益与当前利益,对长远发展关心力度不足。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专家组织的力量不可忽视。专家组织可以为社区组织提供政策导向,为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对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培训,将文化专业组织引入管理之中,对草原文化旅游区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视。

(三)发挥利益相关者各自优势

草原文化旅游区在管理过程中强调系统观。各级政府、行业协会、消费组织、自发群体与草原文化旅游区发展息息相关。政府拥有公共资源的调配权、行业政策制定权,各级政府在草原文化旅游区的管理中扮演总控与协调角色;行业协会的整体诉求是草原文化旅游区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互动要素,要充分调动其自律性;消费组织与自发群体是消费者或社区居民渴求的代表,其表明了消费者或者社区居民的基本态势,其对草原文化旅游区的发展方向具有不可估量的导向作用。

草原文化旅游区在在动态的演进过程中,也会经历产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阶段特征迥异。草原文化旅游区要针对不同阶段制定具体管理措施,并不断克服交流障碍、合作障碍与资金障碍,但不可用行政命令取代市场机制,管理必须要从顺应市场规律的角度进行,以促进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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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纪金雄.古村落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机制研究——以武夷山下梅村为例[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6]韩新明,王波.产业生态网络视阈下旅游企业共生机制构建[J].商业时代,2011.31

草原文化 篇10

一、吉林西部发展草原文化旅游的优势分析

1. 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厚重

吉林西部在一万多年以前就印上了古代先民的足迹, 新石器时期的东胡族系、秽貊族系的先民们开始在这里定居生活, 以渔猎经济为主体。大安汉书遗址向我们展示了3500年前后形成以大安汉书文化为中心的, 辐射洮儿河、嫩江交汇区域的青铜文化, 出土的陶器、石器、青铜器及铁器, 反映了夫余族与汉文化密切联系和深刻影响。辽金时期是吉林西部历史上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辽建国初期, 在白城设置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州级政权机构——长春州。长春州是辽代在东北的重要州城, 设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 有事东北统军司所在地, 还是辽皇帝春捺钵之地。长春州的建立, 奠定了白城市作为今天吉林省西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省西部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基础。契丹、女真人在此地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元代以来, 蒙古族科尔沁部落在此繁衍生息, 积淀了丰厚的科尔沁草原文化。科尔沁叙事民歌文化、蒙古博文化、蒙古长调、科尔沁说书文化、科尔沁版画、通榆年画、民居景观等构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科尔沁草原文化。

2. 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吉林西部西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 北同黑龙江省接壤, 是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三省 (区) 的交界处, 是黑龙江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入关的必经之地。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 水运有省内最大的内河港口——大安港, 客运飞机场正在建设中, 很快将形成陆、河、空三位一体的更为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划设计的第四条欧亚大陆桥也将以白城为主要枢纽之一, 届时, 白城与俄、蒙、韩、日等国的交通也将十分便捷。因此这里必然成为人口流动的中心地, 成为吉林西部旅游潜在的客源市场。

3. 蒙古族民俗风情独具特色

吉林省东部地区有延边朝鲜族民俗特色文化, 中部地区有吉林四平等地满族民俗特色文化, 西部是蒙古族民俗特色文化。由于科尔沁草原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 逐渐形成蒙古族科尔沁草原文化, 蒙古族热情好客, 能歌善舞, 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 奶茶美酒, 火红的安岱舞、技艺精湛的马术表演、摔跤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 这一古朴的文化特征以及极具特色的蒙古族生活习俗成为省内文化旅游的强大吸引力。

二、吉林西部发展草原文化旅游的劣势分析

1. 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程度低

由于缺乏文化创意, 深度开发不足, 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项目设置基本停留在看草原、吃手把肉、欣赏民族歌舞上, 旅游活动形式单一、互动性差, 缺乏文化创意, 难以满足现代旅游者追求体验的多样化需求。由于资金投入不足, 旅游活动开发少, 游客停留时间就短暂, 不利于形成产品规模优势。草原文化旅游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科学的规划, 深度的挖潜。

2. 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资源有待整合

吉林西部包括白城市和松原市, 两个城市文化旅游资源趋同, 都是以蒙古族民俗风情为主, 旅游产品单一, 但两市旅游规划各自进行, 在资源利用和宣传方面往往各自为政, 缺乏整体规划, 使旅游项目重复建设度高, 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品牌效应。需要从全局出发, 整合与利用草原文化旅游资源, 重塑文化旅游品牌、拓展旅游市场、提升旅游竞争力。

3. 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宣传不到位

提及吉林西部旅游, 大多数人知道向海自然保护区和查干湖冬捕, 但对极具地方特色的草原文化旅游资源知之甚少。《走遍中国》栏目组摄制的美丽中国·湿地行之《向海——活力重生》, 《舌尖上的中国》栏目组摄制的查干湖的冬捕, 都是宣传成功的范例, 吸引海内外游客, 增加旅游等产业收入。而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宣传声音较小, 影响力较弱, 还需要合理规划, 加大宣传力度。

三、吉林西部发展草原文化旅游面临的机遇

1.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文化是旅游之魂, 旅游是文化之体。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积极发展文化旅游, 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这对准确认识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和《吉林省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均强调要建设吉林西部湿地生态与草原风光旅游圈。在这样积极的产业政策下, 作为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产业必会得到迅速发展。

2. 市场需求的导向

旅游学专家朱卓任教授曾指出:文化旅游将成为在全世界普及的四种新兴旅游活动形式之一。在我国,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文化价值的追求, 旅游日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游客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游览, 开始转向文化的体验、精神上的享受, 把单纯的观光旅游上升到文化经历、文化体验、文化欣赏的高度。吉林西部在湿地和草原风光背后蕴藏着深厚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旅游必将成为吉林西部旅游发展的新方向。

四、吉林西部发展草原文化旅游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1. 省内外知名旅游景区的竞争

吉林省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内涵深厚。省内各地方政府、旅游部门都非常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这都是吉林西部旅游发展的有力竞争者。与长白山旅游景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吉林松花湖雾凇和满族乌拉相比, 无论是在资源的质上量上, 还是知名度上, 都较之逊色。吉林西部与相邻的内蒙古相比, 自身草场资源退化, 蒙古族人口少, 文化传承缺失, 使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处在内蒙古的影区。吉林西部欲发展文化旅游, 则需要整合旅游资源, 树立旅游形象, 创造独特的草原文化旅游产品。立足省内客源, 扩展国内客源, 逐步开发国际客源市场。

2. 草原文化旅游资源破坏严重

吉林西部地区地处半湿润半干旱区, 降水量少, 分布不均, 加之人类活动, 草场资源退化, 致使草场面积萎缩, 不再见大面积的优良草场。而且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等原因, 对文化资源保护不力, 导致部分文物、历史古迹资源被破坏。又由于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缺乏保护, 有些文化现象已经失传, 现需要抢救性的挖掘和保护, 使草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五、结论

以上SWOT分析表明, 吉林西部发展草原文化旅游机遇与挑战并存, 困难与希望同在。但这些优势与劣势, 机遇与挑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一定条件下, 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相互转化。吉林西部要抓住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的政策、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历史机遇, 整合旅游资源, 树立旅游形象, 打造旅游精品, 提高草原文化的旅游竞争力, 转化劣势为优势, 扬长避短, 从而推进吉林西部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摘要: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 对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的优势、劣势、发展机遇、潜在威胁等内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提出相应对策, 以期推动吉林西部草原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草原文化旅游,SWOT分析,吉林西部

参考文献

[1]代海涛, 臧良运.新形势下吉林市旅游业发展SWOT分析[J]..商业经济, 2006 (4) .

当代语境下的草原文化传承和保护 篇11

关键词:草原文化;牧区蒙古族文化;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2-0091-04

一、蒙古民族主体的文化境遇

草原,是蒙古族牧民最为根本的生产资料。蒙古人的祖先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曾面临多种生计选择,最终以游牧畜牧业作为对草原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牧民生产劳动和土地的关系通过牧人与牲畜的关系以及牲畜与土地的关系两个环节来实现,牲畜是介质,而草原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1984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工作会议决定,在牧区全面推行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1996年又继续实施第二轮草畜承包,落实草牧场所有权、使用权和实施草牧场有偿使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简称为“双权一制”。双权一制中牧户拥有草场的使用权和转让权,草场所有权归嘎查集体。该制度实行后牧区很快出现了两种新事物,即有场无畜的雇工和有畜无场的雇主。所谓有场无畜的雇工是指分包了草场,但自己没有牲畜或只有少量的牲畜,因此只能在承包的草场上为其他各类畜牧业投资人代牧或干脆处理掉草场(包括短期流转和长期转让)后替别人当牧工为生的牧民。有畜无场的雇主则是指以投资获利为目的雇用草场和牧工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非牧业人口的大小投资人,这部分人里包括非法占用草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商人等。前者无畜或少畜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劳动力、家中常年有病人的;二是劳动松散、劳动技能不足等自身原因所致。这部分人是新制度环境下第一批被边缘化的文化主体。因为草畜分包到户后牧户进入全面单干的时代,缺乏劳动力的牧户可获得的来自集体的人力、财力、智力支持大幅缩减,无畜或少畜户获得起始资本的机会变得更少。没有固定资产的牧民基本上没有机会获得贷款,尤其是在将草场长期转让出去后,牧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草场的使用权,也就没有了重整旗鼓的根本基础,因此无畜户一旦出现,东山再起的机会十分渺茫。因为对未来的无望,这部分人的环境资源贴现率①①金融行业中,将持票人以没有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要求兑现,银行将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或未来支付改变为现值所使用的利率称为贴现率。资源占用者不计资源的未来使用价值而在当前消耗掉未来资源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提前消耗的部分即是资源占用者的资源贴现率。变得非常高,牧民不再关心草场,①①蒙古语中对自己使用范围内的草原称为“nutug”,这是个含有所有权意识的词,接近于“家园”的含义。在草场分包到户后可能是因为将汉语中很中性的词“草场”直接翻译使用,牧区官方的文件和用词中更多地开始用“evsentlabai”意为“长草的地方”,原来视为家园的nutug变成了毫无感情色彩的evsentlabai,这本身就体现了文化情感上对草原的漠视。现在很多牧民也在使用这个词。不计划也无力计划更远的未来。

公共资源问题专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传统的家族网络里,还是在现代的合作性组织中,若使公共资源的管理遵循着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群体的生产目标类似;(2)群体成员间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明显差异;(3)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人非同小可;(4)尤其是关于资源使用的管理规则为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或被权威机构有效地贯彻执行[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内蒙古人口激增,大量汉地农业人口进入内蒙古草原。90年代第一次草畜承包时因为规定不能有“黑户”,因此当时从事畜牧业的所有人口都在当地落实户口并成为生产队社员。这是当代牧民第一次遭遇对群体内成员资格毫无控制能力的境地。此后各类原因和名目占用草原的非牧民越来越多,大量的外来投资人挤占了属于牧民合法的生存空间,非牧民占用的草场面积在不同的牧区达到10%30%甚至更高。这些人和牧民一样拥有了使用草原的权力和事实,其成员资格的获得却从来不是由牧民投票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但事实上有关集体草场征用和转让流程的管理非常混乱,很多集体草场和牧民承包的草场征用、流转并不按上述法律规定开牧民会议决定,而各级政府对此的监管也很不力,甚至有政府出面强征强转的现象。

教育是目前全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里蒙古族牧民长期以来积累的生态智慧和知识体系并没有得到承认。1992年6月14日在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联合国《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1994年3月25日,《中国21世纪议程》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但与联合国《21世纪议程》多个条款中反复强调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价植、作用所不同,《中国21世纪议程》中完全没有相应的内容。因生态移民等政策退出草原后的牧民,连草原防护员的工作机会都无法得到,因为非城市户口、未经汉语教育者没有资格[2]。草原防护员一定要由城市人口来担任,如此荒唐的事绝非单此一例,蒙古族牧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经验和知识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被承认的。即使在学术界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发表文章称牧民原来“消极和落后”,而从牧区的村庄生态移民到农区的村庄后“受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变得进取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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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政策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受到鼓励和重视,甚至已经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其权利,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汉语言文字是唯一的通用语言文字,虽然学校可以做到蒙汉双语教学,但社会就业面上对双语或纯蒙古语授课学生的水平承认度很低,导致蒙古语授课学生学无所用,致使蒙古语的社会功能萎缩。国家公务员考试近两年才开始有岗位面向“蒙汉兼通”的毕业生,但在全区公务员录用名额当中所占比例很低,且大部分只限于“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一个纯牧区要面向80100%为蒙古族居(牧)民的基层机关工作,蒙古族学生的汉语言文字水平要达到母语为汉语的考生相同水平的前提下才有优先权,这既无必要更欠公平。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虽然规定牧民户口的蒙古族可以生23个子女,但生活压力、观念转变等原因,即使在牧区多数牧户都只有一个子女。孩子是未来的希望,父母供孩子上学,无非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蒙古语授课出来的学生就业前景暗淡,让很多牧民父母选择让孩子上汉校,一代人从母语环境和文化当中生生被剥离出去的现象,对于蒙古文化的未来无异于灾难。21世纪初开始实施的撤乡并镇政策连带出的效应之一,是基层苏木和嘎查学校被大量并入市、镇。牧区的儿童必须从上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就要离开父母和家园进城读书。这不仅给牧民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也让出去读书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了蒙古文化环境,感情上与上一辈人和草原疏离了。而且一旦他们不能升入大专院校或专业学校,回到牧区后就成了“牧盲”。事实上,真正支撑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不是其成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政策层面对民族教育的鼓励和宣传,而是一个可以让文化扎根生长的土壤,一个足以让文化的载体——成员们运用这一种文化来完成生活、生产的、完整的社会体系。

蒙古族牧民面对的生产融资形式同样严峻。2010年冬天笔者在呼伦贝尔做的一项调查中,年畜牧业总收入21万元的一牧户,其当年总支出是1726万元。支出中各类贷款的利息有16万元,未还的本金尚有11万元。所贷款项中年息最高为60%(即所谓的5分利),其余还有年息为36%的(即3分利)。即便是信用社提供的牧民贷款,年利息也达到了168216%。一个总人口只有257人的嘎查,当年年末贷款余额为12315万元,其中3分到5分利的高利贷有406万。当年应还利息共计2378万。牧区高利贷横行给蒙古族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麦金农(Ronald.Mckinnon1973)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假说与市场分割性假说,阐述具有高利贷特征的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认为高利贷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导致产生的[4]。在中国知网查阅关于农村高利贷问题的研究的学术论文,搜索到的74篇文章中除了10余篇对明代、清代以及民国时期为背景的研究论文之外其余全部是关于近30年以内的农村高利贷问题的。从发表时间上看,可查到的最早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是在1995年,这也恰恰反映了农村高利贷问题卷土重来的时间。

近代,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产权制度、人口政策、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蒙古族牧区的推行,蒙古族牧民对社会资源的拥有量明显缩减,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力急剧减弱,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族牧民作为蒙古文化主体,对自身、下一代以及文化的未来期望度走低。尽管前述种种问题中蒙古牧民自身素质、文化自觉以及自我更新能力等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但客观地看,对牧民“恨铁不成钢”的幽怨和指责未免失之简单和偏颇。对于个体来说,意志或可以决定其成败,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需要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是要靠制度可以给人带来的发展空间。人活着可以感受得到未来,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才会有动力为之努力,小至群体大至全社会,才会有和谐的发展方向。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人类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逐生乐业,发掘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5]

二、蒙古文化的保护

保护文化,必然需要先了解文化的存在形态、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根基。笔者对蒙古游牧文化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和管理的综合型经济文化形态。蒙古游牧文化的根本在于保障人和环境的共存。游牧民移动迁徙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游牧移动的高频率,移动的频率与蒙古族文化的正统性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迁徙也不是为了保护文化,更不是出于迈尔斯所说的“一种情节”[6],而是为了保护草原、保障生存,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个层面生态适应的结果,而这种过程孕育和发展了游牧文化。这样的关系,却常常被本末倒置。以艺术、服饰等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蒙古族文化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方式、理念的体现和延伸,游牧民取自其特定自然、资源和畜牧业产品的衣物、用器、使役畜等,是牧民基于生态资源的文化行为在民俗学场景中的体现。

关于蒙古族文化的保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历届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资金用于此项支出,每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少数民族文化是个必谈的题目;中央组织的全国性活动、演出也从来没有少过蒙古歌舞的一席之地,可见党和政府对蒙古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是高的,学术方面来说还有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高规格的学术活动被提议并按期召开每届会议,此外还有各种不同范围和规格的蒙古文化研究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在内蒙古各盟市旗县竞相建立蒙古文化主题博物馆、蒙古文化主题街道,看似蒙古民族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的同时,蒙古文化的弱化危机却丝毫没有缓解,文化主体与文化之间的疏离程度依然在加剧。这说明蒙古文化保护的方向和着力点应该被予以反思。

文化的内容往往容易被划定在文学、艺术、工艺以及吃、住、行的习俗等范围。但如果文化保护的努力方向变成保护上述因素,那么这样的文化保护行为只能是舍本逐末。蒙古民俗、艺术只是蒙古文化的浅层表现,蒙古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哲学思想和情感积累才是其根本,而这种深层的文化根基产生于并只能发展于人与草原和谐共处的生活形态中。蒙古文化的意义不在于“传统性”。她来自于古远的时代,但从来不是停留在那个时代的。所谓传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蒙古文化的珍贵在于她在每一点上的表现总是能够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蒙古族的歌会变、舞会变,牧民的装束、居所都会变,但文化汲取营养的土壤是肥沃的,那她的变化就会保持良性。

如本文前段所述,当下的蒙古族文化的困境来源于其文化主体的生存困境和对未来期望的不明朗。因为不同领域不同目标方向的政策和制度,相互间的衔接不足,导致彼此矛盾甚至冲突。文化政策在大力投入保护的时候,其他政策和制度可能正在撼动这个文化的根基。现代的蒙古文化保护首先应该做的是保护文化的活态,保护文化的发展可能性,而不是在博物馆里堆积蒙古文化用品,为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如果将蒙古文化喻作植物,作为文化保护行为的主导方,至少政府的文化保护行为不应该是出于“抢救”和“抢收”的目标,而应该是陪土,至少不挖土。蒙古文化依然是一种保有巨大能量和活力的文化,蒙古文化必须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局也需要蒙古文化的发展。但文化保护也好,促进也好,不是要给文化指引方向,而是保护她的根基不受无端的侵扰,让文化的主体能够有空间、有机会自行修复和雕琢。

参考文献:

[1]Ostrom,E.1990.GoverningtheCommon:TheEvolutionofInstitutionsforCollectiveAc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史俊宏,赵立娟.草原牧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收缩转移战略为例[J].经济论坛,2009(11).

[3]焦克源,王瑞娟,苏利那.蒙古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考察[J].前沿,2008(11).

[4]丁彦皓,冯广波.福利效益视角下的农村高利贷[J].经济界,2010(4).

[5]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M]//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3-207.

[6]迈尔斯.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M]//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二集,1988:215-216.

[责任编辑:蒲涛]

草原文化 篇12

内蒙古自治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和多元文化的缔造之地, 创造了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具有重要地位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存在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又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 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内容。草原文化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一种复合性文化, 以开拓进取、英雄乐观、开放自由、崇信重义为基本特征的草原文化传承数千年, 为内蒙古自治区奠定了积淀深厚、独特鲜明的文化历史。草原文化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 展现了人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熟悉大自然、利用大自然、搏击大自然为生存而产生的非凡创造力, 它历经了匈奴、鲜卑、契丹、突厥、女真及元、清、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 如今已发展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板块, 以多个民族为载体的纵贯整个游牧文明史的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地传承了草原文化的精华, 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物质依托, 与物质文化遗产一并见证了草原文明的历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内蒙古各族人民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 体现着各族人民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蒙古族世代居住的蒙古包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其营造技艺已于2008年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蒙古民族文化与智慧结合的产物。蒙古包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必需品, 它是移动的房舍, 为游牧生活提供了遮风避雨、抗击严寒酷暑的场所。蒙古包方便了游牧文化逐水草而生的特点, 也正是游牧民族不定居生活的生产方式, 加上游牧民族熟悉自然、富有创造性而发明了易于拆装、便于搬运的蒙古包。蒙古包的外形为圆形, 圆形木围栏 (即“哈纳”) 可以调节蒙古包的高低和大小, 穹顶由圆形的木质顶 (即“陶脑”) 和撑杆 (即“乌尼”) 组成, 也可以调节顶部的高低和大小, 当风大的时候就可以降低蒙古包的高度同时也扩大了蒙古包的占地面积, 这样就可以在蒙古包本身就风阻小的圆形基础上再次减小风阻, 增加它的稳定性和抗风强度。草原上的风沙大、昼夜温差也大, 蒙古包外面围裹的毛毡可以很好地做到抗风保温, 如果天气热还可以将蒙古包下面的毛毡撩起来通风降温。蒙古包的抗雨性也很好, 在雨季来临的时候, 包顶要搭的陡立一些, 便于雨水迅速流下来, 纯羊毛的毡顶在淋湿以后纤维会膨胀而变的更加紧密, 所以雨水是透不到蒙古包内的。蒙古包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历经游牧民族千百年的摸索和改进, 最终演变为一种最适合游牧性生活、生产的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艺。蒙古包的文化外延也不拘泥于居室文化的概念, 它反映了草原文化中崇拜、依赖、适应大自然,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化精髓。

非物质形态的传承是草原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从狩猎、游猎、游牧一路发展过来的草原文化, 最大的特征就是以口手相传和精神相传为主, 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传承。不像中原文化或其它文明一样, 保留了大量有史可鉴的文字资料和可以触及的物态文化。草原文化的产生背景及游牧特性决定了其文化的保留方式, 游牧性生产方式、逐水草而生的生活习惯, 限制了人们对除生存必需品之外更多物质的追求和拥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富裕时间越来越多, 这就促进了人们对更高层次生活需要的追求, 于是在精神性、文化性的非物质领域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游牧生活是不稳定的, 即使你很多牛羊也无法与大自然对抗, 一场风暴、一场白灾就会使多年积累的物质财富消失殆尽, 所以游牧民族也很清楚单纯的物质财富积累是不可靠的, 他们会把智慧和技艺传给后代, 这些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和其他文化财富共同构建了草原文化。内蒙古地区口头流传的好多叙事民歌和民间文学, 现在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项目, 在解放以前这些叙事民歌和民间文学大多数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口头流传。例如科尔沁叙事民歌、《格斯尔》、科尔沁潮尔史诗等都是依靠民间艺人的传唱来讲述民间故事、英雄史诗, 以人为载体传承民族文化精髓的。《格萨尔》史诗长达18000行, 口头流传于蒙古各部, 之后形成了各种手抄本、木刻本, 对蒙古族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江格尔》产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 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部落蒙古人的传唱, 形成了具有157部长诗及异文, 约19万行的鸿篇巨制, 成为蒙古民族数百部英雄史诗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目前, 随着国家对少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加强和民族地区自身的重视, 已经抢救和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民歌歌词, 通过文字记录、录音、摄像等现代化手段将口传文化记录了下来, 这样做只起到了保存的作用, 在最重要的传承环节还是要依靠人的活态传承。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内蒙古地区草原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生活的某些环节中真实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和重要性, 从而实现活态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记忆的背影”“民族的DNA”, 是一个民族的识别码, 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文化习俗“活”的显现。内蒙古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鲜明、内容丰富, 正是构成草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因素,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点, 也使草原文化得以代代传承。时代是不断更新发展的, 我们的文化也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传扬, 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碰撞、融合, 还有被强势文化完全融合的可能。全球一体化、互联网等加快了信息传播和文化交融, 草原文化的继续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更多外来文化的影响, 但是草原文化本身就具有开拓进取、开放自由的特征, 它的形成过程也是由多个北方游牧民族经过不同历史时代共同创造的结果, 草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能以一种宽阔的胸襟容纳并消化各种外来文化思想;草原文化强大的文化吸纳功能, 是一种文化活态流变的结晶, 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文化遗产, 因此草原文化会在这个多元发展的时代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征继续传承。

摘要:内蒙古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多彩, 是内蒙古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草原文化在现代社会同样会得到继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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