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回扣的治理

医疗回扣的治理（精选9篇）

医疗回扣的治理 篇1

2013年10月17日至27日, 中国发生6起患者伤医事件, 多位医护人员重伤甚至死亡。10月28日上午, 浙江温岭市上百名医务人员聚众抗议医疗暴力, 引发全国医务群体的维权呼声。据中国医师协会调查, 中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原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如今成了职业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 甚至不少医学毕业生放弃了从医的职业理想。整个中国医疗界“病”了, 病得不轻, 病机在哪里?又该如何治疗?本文通过分析医疗暴力产生的原因, 给出几条“治疗方法”, 希望能给相关部门提供一些思路, 让医疗行业回归健康。

一、医疗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长期存在。

看病难:现有的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以满足百姓的医疗需求, 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优质的医疗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三甲医院, 而乡镇、社区卫生院的医疗条件相对简陋, 全科医生的水平尚待提高, “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的目标尚未实现, 出现了“到卫生院不放心, 到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尴尬局面。

看病贵: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严重不足, 使得医疗机构为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不得不寻求市场的补偿, “以药养医”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造成医疗费用高涨, 医疗的“公益性”打了折扣。此外, 医疗保险报销的范围和额度有限, 也是感觉“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二) 媒体对医生的扭曲报道。

媒体对医生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这种局面的产生不仅由于媒体缺乏医学背景知识, 还源于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病态思维。他们在报道中采用“患者权益受侵害”的新闻叙事, 摆出审判者的姿态, 对医生大肆口诛笔伐。这种报道模糊了医疗暴力的实质, 也无益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以“八毛门”事件为例:2011年9月, 某刚出生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 其就诊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 全部费用需10万元, 而学医的父亲陈先生拒绝了手术, 到另外一所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 声称缓解了孩子症状。媒体以陈先生作为主要消息来源, 先入为主指责医院过度医疗, 大肆渲染其“受难经历”。而最终, 婴儿被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 并进行了手术治疗。但儿童医院多名患儿的家长受媒体对“八毛门”事件报道的影响, 拒做手术, 导致患儿病情恶化。

(三) 公众缺乏医疗知识, 医患沟通不足。

公众对医疗专业知识的获取能力有限, 医患双方对疾病的治疗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如果医生没有对患者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一旦治疗结果未达到患者预期, 容易导致患者的不接受甚至过激行为。事实上, 有相当大比例的疾病是无法治愈的, 治疗方案常伴有风险, 医生并非是“药到病除”的神。而很多患者并不清楚这一点。

(四) 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

受媒体舆论的负面影响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 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一方面, 民众态度折射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看病难”, 一个“难”字体现了民众的无奈、不满及不信任, 因此在看待医疗纠纷时普遍支持患方。一位医院负责人说, “只要出了医疗纠纷, 不管责任在谁, 媒体登了出来, 老百姓大多会站在患者一方。哪怕责任不在医院, 也会对医院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保守应对”折射医方对患方的不信任。中国医师协会的《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 近3/4的医师认为其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 认为当前医师职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六成。针对患方的不信任, 医方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一是对患方的问题思虑再三, 言辞谨慎, 支吾了事。发生医疗纠纷时, 更是三缄其口, 害怕媒体报道;二是逐渐倾向保守治疗, “以前是病人有1%的希望, 医生都尽100%的努力去抢救, 现在是没有100%的把握, 医生就不敢轻举妄动。”三是即使情况紧急, 医方也更多地要求患方书面免责, 如手术前须由患方签署手术风险责任书。四是严格保管医疗档案, 限制患者查看和复印。五是部分医院也成立“医院护卫队”、“医生自卫队”, 或为医生配备保镖, 还出现了医生带刀上班甚至全体医务人员戴钢盔上班的事件。

(五) 患者的心理“病变”未受重视。

目前医院对患者的诊断, 主要是针对生理疾病。而患者在疾病状态下, 往往伴随情绪的低落、沮丧、无助等, 甚至产生极端心理问题。此次温岭伤医事件的犯罪嫌疑人, 因做了下鼻甲部分切除术, 带来“空鼻”后遗症。表现为通气过度, 鼻咽干燥, 肺部难受, 鼻子堵塞, 精神不济, 严重的后期后会引起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而医院的检查结果则是正常的。在暴力伤医事件中, 相当大的比例都是患者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宣泄而导致的“激情犯罪”。

二、医疗暴力的治理对策

(一)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构建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促进医疗资源合理分布, 进一步完善社区医疗体系建设, 提高社区医疗队伍素质, 方便群众就医。增加医疗投入, 转变医疗机构“以药养医”模式, 加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和报销额度, 完善基本药物制度, 切实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

(二) 媒体加强正面引导和宣传。

对于医疗行业的问题, 媒体应该客观理性地报道, 而不应该为吸引眼球, 夸张渲染甚至在未核实真相的情况下发虚假报道, 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医生群体。中国的医务人员, 是承担着最大劳动强度的群体, 是最具奉献精神的群体, 害群之马毕竟只是少数。在非典期间, 在汶川地震救灾现场, 在每一次灾难到来的时候, 都能看到这些“白衣战士”的忙碌身影。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 应该多树立医生的正面事迹, 向患者传递希望, 向公众传递医学知识,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和谐的彼此信任的氛围。

(三) 建立医患沟通的平台。

医疗机构通过网络沟通平台如微信、微博等新媒体, 增加与患者沟通和互动。患者借助这些网络平台向医院专家咨询健康问题, 得到专业、及时的回答。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医疗信息的传播模式, 为群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医疗资讯, 不仅帮助患者更有针对性地就医, 而且为建立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树立医院良好社会形象。如河南开封市中医院, 通过开通微信、微博, 与患者及时沟通交流, 宣传医学知识、健康知识,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获得了患者的好评。

(四) 改进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 缓和患者对立情绪。

部分医务人员缺乏服务意识, 对患者未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充分的沟通, 甚至表现出不应有的冷漠和不耐烦, 往往也是医疗暴力的导火索。医术固然重要, 然而, “医者父母心”, 对患者的关心和同情, 何尝不是一剂良药呢?应该加强医德建设, 强化医务人员的服务理念, 导入服务监督机制, 以及与服务挂钩的考核机制, 营造良好的就医氛围, 缓和患者对立情绪, 化解双方信任危机。一些民营医院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五) 重视心理疾病的治疗。

身体的疾病常导致患者心理疾病的发生, 而心理疾病是常规的医疗手段无法诊断的, 也是常常被忽视的。一旦心理问题长久累积得不到正当的宣泄渠道, 便会演化为暴力事件, 令无辜者受害。建议医疗机构重视心理医生的作用, 在患者心理健康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 对其心理问题给予必要的疏导, 避免悲剧的发生。

(六) 引导公众采用正常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不完善不透明, 使患者的诉求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及时的满足, 也是引发医疗暴力的原因之一。应构建可信任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保持纠纷解决机构的中立性, 从而提高自身公信力, 引导医患双方采用此渠道维护自身利益。同时, 应加大对扰乱医疗秩序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

医疗暴力事件对医务人员的伤害是从身体到心灵上的, 最终危害到整个医疗系统, 危害到所有患者的医疗需求, 恶化医患关系, 助长社会不良风气。政府应加快医疗体制改革, 媒体应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正面舆论, 医疗机构应建设医患沟通平台、提升医务人员服务态度、重视患者心理疾病的防治, 公众应采用合法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避免极端行为。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逐步重建医患双方的信任关系, 让医疗暴力事件不再上演。

参考文献

[1].徐昕, 卢荣荣.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2000~2006[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8

医疗回扣的治理 篇2

治理收受医药回扣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我院高度重视，根据卫生行政部门文件精神，结合医院实际情况，深入开展收受医药回扣治理工作，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多次组织全院职工集中学习有关医药回扣治理专项工作的文件，观看《广东省纠风工作专题暗访片

（二）》教育片，使治理工作长期化、制度化。现将我院今来开展医药回扣自查自纠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开展治理收受医药回扣自查自纠工作的需要和医院实际情况，我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中层干部为成员的收受医药回扣治理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医院开展治理收受医药回扣专项工作和自查自纠工作，并制订了《铁铺卫生院治理医药回扣专项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和治理重点，逐步有序地开展工作。

二、深入开展学习和宣传教育工作

根据医院〈治理医药回扣专项工作方案〉和卫生局的统一布署，我院坚持以教育为主，做到人人参加学习，人人受到教育，人人提高思想认识。多次组织全体职工学习卫生部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关于治理工作的方案（通知），深刻领会精神，主动贯彻落实文件要求。对治理专项工作的重点、自查方式方法、自查内容、问题处理、举报电话等重点要求做到人人知晓。为进一步提高自查自纠工作的自觉性，我院在认真学习刑法修正案和《广东省纠风工作专题暗访片

（二）》教育片的基础上，组织医院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家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主动地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根据自查自纠要求，医院治理收受医药回扣领导小组多次研究，针对卫生系统的特点和医院实际情况，以药品采购、使用、基建工程、医用耗材、设备采购等为重点自查内容确定了医院进行自查自纠工作的重点科室（人员）。对涉及有人员采取集中学习、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等方式开展自查工作。

医院建立二级承诺制度，中层干部向院长承诺，本人及科员抵制不正当交易行为；职工向科组长及院长承诺抵制不正当交易行为。治理收受医药回扣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分工，对确定的进行自查自纠重点科室成员进行个别谈话，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了自查自纠工作的主动性。

建立健全药事委员会制度和药品、医用耗材采购制度。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采购首先由使用科室申请，经过药事委员会集体讨论，综合药品质量、价格、使用权限等因素，确定供应商，严格遵守药品招标制度，确保药品和医用耗材的质量。建立药品使用异常情况预警制度，定期对医院使用药品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停止该药品的使用，并对医生进行戒勉谈话。药品采购由专人负责，定期轮换。严禁药品经销人员与医生直接接触，实施联系、采购、验收、使用各环节分别把关的制度，加强监督，坚决抵制不正当交易。

四、加强整改，建立长效机制

通过深入开展的自查自纠工作，我院未发现有回扣、开单提成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的存在。但治理收受医药回扣是一项复杂、艰巨、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对自查中发现的职工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够严格等等问题，我院将严格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治理收受医药回扣与加强行风建设结合起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认真整改，建立健全医院预防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强思想教育。大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八荣八耻”教育，利用正反两方面典型开展示范和警示教育，使全体职工增强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和荣辱观，自觉抵制商业贿赂，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二是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坚持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健全院务公开制度，公开常用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严格执行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度，增加收费透明度。完善医生处方管理制度、药品使用预警制度、药事委员会制度，堵住医生、采购人员收受回扣的漏洞。三是加大医院的监督管理力度。定期检查医院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收费、药品使用情况，预防不正当交易行为。

国外医疗保险的合作治理 篇3

1 英国医疗保险合作治理

英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一直以全民公费医疗获得称赞。1946年政府颁布《国民健康服务法》,开始实施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的全方位医疗服务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只有在极少数需要自付费的项目上,政府针对特定的人群以医疗救助的形式对自付费项目费用予以减免,部分追求更优质快捷医疗服务的人群则可以购买私营健康保险并到私立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2]。

英国医疗保险体系中,政府全面管理整个卫生系统,包括卫生立法以及制定政策和国家标准,负责NHS80%以上的筹资和医院人员工资,将预算分配到地区卫生部门,再由地方卫生局分配预算到医院和全科医生。为改善医疗服务提供的效率,英国政府在NHS内部实行“内部市场化”,提供方与购买方分离,根据《2012年健康与社会护理法案》(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t 2012),购买方包括“英国NHS”(NHS England)及其下属的由全科医生组成的诊所委员会(Clinical commissioning groups,CCGs),负责NHS日常运行、向医疗机构购买初级医疗服务,同时“英国NHS”还外包一些小规模专科服务项目,如小儿心脏手术,国家免疫和筛选项目及一部分初级保健服务,CCGs下的全科医生也逐渐替代管理医疗卫生拨款的初级医疗机构为患者安排就诊,降低NHS的管理成本,确保医疗服务效率、质量和居民健康的目标的实现。

提供方则是由全科医生和NHS运营的公立医院组成的三级保健制,其中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oner,GP)作为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健康守门人,大部分诊所属于私营医疗机构,通常有自己的独立诊所或者医疗中心,他们与NHS健保署签定合作协议,负责为居民诊断和治疗普通常见疾病、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服务,同时代表患者向高层次医院购买专科医疗服务。

NHS医院提供专科门诊和住院服务,三级机构是中央医疗服务机构,负责疑难病症的诊治和医疗科技研究,通常为一些附属于大学教学医院的专业医疗中心;二级机构为地区医院,提供综合和专科医疗服务,包括急诊外伤中心、专科门诊、和住院部。各类大小不等医院的经营与运作则委托给NHS医院信托基金,其督促医院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另外,一些相对独立的机构通过制定临床治疗指南、评估新医疗技术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规范服务提供方准入和监控服务水平、保障病人利益等确保医疗服务体系的安全有效运作。

2 美国医疗保险合作治理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其医疗保险体系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之上,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非保险性质的医疗救助项目为辅的多元混合型保险体系。社会医疗保险主要为老年人、贫困人口以及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等提供医疗服务,其中医疗照顾计划的日常运作由商业保险公司和蓝十字/蓝盾公司来操作。

商业医疗保险由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构成,非营利性的商业医疗保险包括蓝十字、蓝盾计划等,营利性商业医疗保险包括雇主提供的团体医疗保险(ESI)和个人购买的健康保险[3],另外还有医疗与保险机构合一的管理式医疗保险,其拥有自己所属的或契约所属的医院、医生、医疗设备、护理机构,如健康维持组织(HMO)、优先选择提供者组织(PPO)和服务点计划(POS)等,作为商业性医院保险系统,发展较为迅速,在美国健康保险市场上的份额超过60%[4]。

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以市场化为主导,医疗服务主要由私立医疗机构提供,公立医疗机构数量较少,且大部分由民营医疗管理集团运营,主要作用在于弥补医疗服务市场竞争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公平,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政府不干预医院的日常经营,主要从医院的规划设置、登记注册医务人员的执照、诊断和治疗规范、医院质量与安全监查防护等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独立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职权,各州政府具体负责医疗服务的筹资,而联邦政府只提供政策指导和部分项目的资金支持,根据财权和事权统一的原则,在医疗服务管理方面各州有权建立独立的服务体系和政策法规。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卫生领域也相当活跃,医药研究所(IOM)是充当决策者的健康顾问,致力于改善该国健康水平的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协会如美国医学会(AMA)利用评论和游说政府部门,影响卫生系统的政策;联合委员会有超过20000的成员派驻全国各地的卫生保健组织,主要是医院、长期护理机构和实验室,对病人治疗效果和满意度、服务质量等进行评判;全国质量保障委员会是私人医疗计划的委托机构,主要负责评审新创建的健康保险市场的计划;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和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向符合指定的质量标准的医生颁发资格证书。美国的医院协会则是代表医院与政府协调,维护医院权益,同时对医院的医疗质量制定标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

3 新加坡医疗保险合作治理

新加坡的医疗卫生系统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亚洲最佳医疗卫生体系,在世界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也位列第6位。新加坡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在1983年《国家医疗计划》对医疗保障制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了适合国情的“政府补贴、保健储蓄、健保双全、保健基金、乐龄健保”五位一体的医疗保障制度[5],对全体居民实现了覆盖。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国家,几乎没有小区域或地方一级的融资或规管,政府对卫生系统的全部责任,包括计划、构建、发展和维护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由卫生部负责管理、计划和维护整个系统的人员配置,也负责融资政策、设置政策方向,通过立法和强制执行管理整个公共卫生保健体系。但在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上,新加坡公私混合的医疗卫生服务主体包括公立医疗机构、民间或私人创办的营利性医疗机构、爱心人士及社会团体等,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于一体[6]。住院医疗服务中80%由公立医院和专科中心提供,只有20%由私人机构提供,而初级卫生保健的情况则截然相反,80%是由私人诊所提供,20%由综合诊疗所提供。支援护理服务(step-down care)主要由志愿福利组织提供,大部分服务由政府资助[7,8]。

4 德国、法国与荷兰的医疗保险合作治理

德国、法国与荷兰同为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过去几十年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放缓以及医疗费用上涨的困境,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特征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其中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完善,其医疗保障体系在优质的服务提供、总体效能以及社会公平性等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所公认的。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形成于1956年(颁布《社会保险法》),经过60余年的持续改良,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英国国民卫生体制的内在机制与本国的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适合法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法国医疗卫生体系因较高的公平性和效率于200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最佳卫生系统。[9]而荷兰医疗体系在欧洲健康消费指数(EHCI)评比中连续五年蝉联欧洲第一,自2005年以来,荷兰排名一直位列欧洲前三[10]。下面重点分析政府与各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

4.1 医疗保险制度概况

德国、法国与荷兰的医疗保险由法定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医疗保险由政府强制实施,保障对象基本包括就业者、失业者、学生和退休人员等,荷兰则强制要求所有荷兰居民购买法定健康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都在88%以上。私人补充医疗保险由共同保险组织或私人保险公司采取商业运作,提供个性化、高层次的医疗保障服务,根据个人自愿参保项目给予不同的补偿,其中荷兰全部医疗保险服务都委托给私人保险公司经办。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承保的项目由政府指定,资金通过收取基本医疗保险费和收入税来筹集,其中医疗保险费用由保险公司自己设定,进行周期性调整,保险公司相互间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保单,但不得以参保人的年龄、性别、收入、健康状况区别对待和拒保。同时保险基金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谈判,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医疗成本。参保人自愿选择保险公司、全科医生和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可以选择医疗服务提供方,并可通过谈判与医疗机构协商医疗服务收费,督促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服务水平[11]。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德国、法国与荷兰都实行“有管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了强制投保、自由选择、有序竞争、全科医生守门、三方相互制衡的管理型市场竞争模式。

4.2 医疗保险合作治理

4.2.1 政府的角色

三个国家政府的作用集中于制定市场法规政策并进行监督,对全国卫生和医疗保险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宏观调控,确保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对低收入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进行救助,保障医疗保险的公平性。具体政府管理医疗保险的主要职责在于:一是确保有效的医疗资源配置,全面负责制定卫生服务的优先次序,通过监测医疗服务可及性、质量和卫生系统成本,保障人们获得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规定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对社会医疗保险基本福利包进行财政投入,特定的医疗服务、大多数全科医生服务的最高价格与医生工资等由政府定价,其他的与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者协商谈判制定。

由卫生部宏观上确定战略性优先事项,确保医疗保险市场、保险购买市场和医疗服务提供市场各自功能发挥,其他的分支机构则负责操作上的事务,地方政府负责贯彻中央(联邦)政府相关法律实施、制定辖区的公共卫生法规和医疗法规、管理州内医院,以及监督疾病基金、医院和医师协会、质量及绩效评价机构等组织。

4.2.2 行业管理体系

在医疗保险体制中,社会医疗保险的具体操作委派给疾病基金会、医院及医师协会、管理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各方利益代表的协会组织通过自我管理、有序的竞争与协商谈判机制,实现医疗保险的资金筹集与医疗服务的有效提供。他们一方面接受国家的委托完成国家调节的任务,包括对医疗服务行业进行规范和监管,另一方面协调相关行业间利益关系,代表各自成员利益进行自我管理,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图1提供德国医疗保险管理框架和主要参与者的完整概述。

来源于:Busse R.and Blümel M.,“Germany:Health System Review,”Health Systems in Transition,vol.16,no.2,2014,p.20.

(1)联邦联合委员会(Federal Joint Committee,G-BA)联邦联合委员会是各方利益主体自我管理结构中层级最高的自治机制,具有广泛的疾病基金覆盖范围、保障医疗服务提供质量的管理权力。由13名成员组成,2名中立的主席代表,5名来自联邦疾病基金协会、联邦医院协会(DKG)2名、联邦医师协会(KBV)2名、联邦牙医协会(KZBV)1名,三名为独立的专家以及人数不超过5名的患者代表。联邦联合委员会下设的2个政策研究及咨询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与医疗质量监督协会(Institute for Applied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Research)为其在法律范围内制定疾病基金所需保障的医疗服务范围、评测药物的成本效益以及服务质量标准[12]。

(2)疾病基金及其协会组织作为保险方的疾病基金(sickness funds)在SHI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疾病基金设有自己的理事会,由专家、投保单位雇主和工会方面代表组成,在政府监督下实行自我管理。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包括基金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负责推选董事长管理基金会的事务,并监督业务运作;负责审核通过基金会的内部规章、准则及费用标准等重要事项;负责对基金会各机构的运作进行内部监督和审查等[13];基金执行委员会负责基金的日常运行。近三十年来,为解决普遍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德国政府规定了疾病基金的最小规模、参保人自由选择法定疾病基金以及限制费率等促进竞争的措施,疾病基金呈现不断合并的趋势。2009年,政府在国家层面设立中央健康基金(health fund)为医疗保险融资,并确定面向全体参保人员和雇主的统一保险费率,疾病基金所有保费先被汇集到新的中央健康基金后,按照风险调整后的人头税公式将保费分配给养老、医疗以及失业等各个基金,疾病基金失去以往单独收缴、管理医疗保险费的权利,且需在服务质量、价格等方面竞争。

(3)医疗服务提供方及其协会组织德国医疗服务体系主要由门诊和住院服务两大系统构成,此外还包括从事康复和护理服务的专业机构承担患者出院康复以及老年人群和残疾人的护理服务。德国的门诊与住院服务严格分开,开业医生主要负责门诊检查和咨询,承担患者的初级治疗,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其中全科医师占31%,专科医师占69%(2013年)。德国的医院主要负责住院治疗和手术,包括政府办的公立医院、非营利医院(教会医院)和私营医院三种类型,其中26%为公立医院,32%为非营利性医院,42%为营利性私立医院,其床位数分别占40%、30%和30%。

联邦医师协会(KBV)与联邦医院协会(DKG)下设地方的医师协会与医院协会,分别代表医师与医院与法定医疗保险基金签约、并确定费用支付标准等各项事务,地方的医师协会管理和执行预算分配以及对法定医疗保险医师的补偿,控制执业医师的数量,并监管医疗服务的质量,而医院协会还需要与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会进行谈判确定员工的工资标准。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后,医师和医院有义务按照事先确定的费用标准为参保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而患者可以在保险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医院和医师让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5 国外医疗保险体制的共同特征与经验

5.1 政府内部管理分工细化,负担起弱势群体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公立医院投入以及公共卫生服务的全部责任

一是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分工。除了少数如新加坡由中央政府担负对卫生系统的全部责任、美国由地方政府负责医疗服务筹资、独立的服务体系和政策法规制定以外,其他几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是由中央负责制定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提供的宏观管理与协调规划,包括医疗服务费用标准、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等,地方则根据自身情况负责具体的执行。二是政府分支机构或者附属机构各司其责,有较明确的职责任务和技术服务指导,从这几个国家可以看出,政府在这几个领域都具备专业性机构和人员:(1)政府决策咨询机构;(2)由医院、保险基金等组成的利益相关者协会(联合委员会);(3)药品和医疗设备管理(质量、流通等)监督以及技术支持机构;(4)病人权利保护与医疗信息扩散。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只有30%(2013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则高达34.4%,总体上政府对于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不足,弱势群体以及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报销水平较低,同时地方政府因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采取的投入政策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地区间的公平性以及衔接不畅。因此政府仍需进一步理清和的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在不同属性的公共产品中合理定位并施加有效的监督,明确市场与国家的责任与权利,实现有效治理。

5.2 医疗保险竞争经办,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险运营

这几个国家中既有国家管理的保险公司经办所有医疗保险业务(如英国的NHS England和CCGs),也有将医疗保险业务全部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承保或者经办(如美国和荷兰),还有对不同人群分类选择保险公司(如新加坡的Medisave和Medishield由中央公积金局管理,Medifund由医院医疗基金委员会(非营利机构)承办,乐龄健保计划则交给三家私人保险公司经办,见表1)。非营利性保险基金独立运营并成立地区级基金协会,由中央(联邦)一级负责统筹管理,负责制定行业规范,与政府部门、医疗服务提供方协会协商谈判,确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和费用支付标准。不管承保的保险基金之间是否存在竞争,投保人自由选择、保险基金不能拒保以及规范的风险平衡机制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患保双方的权利。

我国现行基本医疗保险中除了将大病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以外,其余的仍是政府机构经办,不同层级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各自垄断、权责模糊,投保人不能自由选择基本医疗保险公司,也面临异地就医结算的问题。此外,全民医保的推进和医疗保险人数、需求增加对医疗保险经办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医疗保险经办方人员和经济承受能力、自身管理能力与提供个性化、人性化和精细化服务、保障流动人员权益转移的顺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与医疗、医药和参保人员的沟通协调能力、主导谈判的能力、提升基金绩效的付费制度改革能力和对医疗保险的监控能力,如何发挥医保对医疗服务行为的激励约束和监控作用,充分发挥基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医疗服务的性价比,实现有效费用控制,由“单纯买单者”向“谈判团购者”转变也是我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面临的重要考验。因此,医疗保险经办亟需摆脱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引入竞争的理念,逐步开放医保经办市场,鼓励和引导各类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的商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医疗保险体系中来,走有竞争的医保经办管理之路,才能有效应对全民医保带来的挑战以及提升经办机构能力。

5.3 成熟而谨慎的“守门人制度”与行业协会组织是医疗卫生服务有效提供的保障

可以看到这几个国家初级卫生服务全部交由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提供,社区病人有权选择一个全科医生或者诊所提供常见病的诊疗和咨询服务,全科医生大多与医院有些联系并相互协调,病人进行专科就诊或者转诊时必须经初级保健医生同意并出具转诊单才能进大医院深入治疗。“守门人制度”的建立不仅能实现病人的有序流动,更能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实现慢性病病人的有效管理。

而医疗服务提供方自发成立行业协会,管理并代表提供方的权益,典型的是德国联邦与地方的医师协会与医院协会,他们各自组成自己的理事会管理日常事务,代表医师和医院与法定医疗保险基金签约、确定医生的费用支付标准,并负责绩效考核和监管,确保医疗服务质量。不同医院之间竞争、医生自由流动,在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服务的质量与患者的需求。同时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与专业机构在药品与医疗设备安全(药品临床试验安全性、疗效标准与技术评估、医疗器械流通安全)、传播医疗服务相关信息与保障病人权益等领域发挥作用。

医疗回扣的治理 篇4

为进一步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按照****收受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工作,于去年12月16日正式启动,完成了学习教育、自查自纠、二个阶段工作后,从1月起开始整改和完善相关制度。在治理工作中,我们通过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层层动员,使治理医药回扣工作各项措施得到贯彻落实, 到2月底已基本完成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现总结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部署

在12月16日参加区政府组织召开的“全省收受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后，医院班子高度重视，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责任。成立了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治理医药回扣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工作岗位职责。召开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制定了 “收受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于12月21日及时召开全院职工动员大会，深入动员，明确要求，部署落实专项治理工作，及时传达相关文件精神，积极主动，深入扎实推进治理工作。工作领导小组先后6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专项治理工作，根据上级要求及会议精神及时提出我院治理工作的具体做法。

（二）宣传教育工作形式多样，深入扎实，取得较好效果

宣传教育工作是治理收受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工作的基 础，我院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治理工作宣传活动，大力营造自查自纠工作的良好氛围。医院在召开全院动员大会时，组织全院员工认真观看了《广东省纠风工作专题暗访片

（二）》，共230多人观看了《暗访片》。认真学习领会《卫生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作的通知》（卫办发[2010]59号）精神，认真学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治理商业贿赂的有关法规文件。认真学习《医生开方吃回扣属受贿罪》《杭州“回扣门”事件》等文章。转发省卫生厅治理工作简报12期。在各诊室及办公室张贴“医药代表，谢绝入内”告示牌。把专项治理工作与深入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向各临床科室发放“拒收回扣倡议书”，倡议医务人员拒收回扣，组织学习医德高尚的候凡凡先进个人事迹，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全院医务人员在治理工作学习动员教育中基本做到了人人参加学习，人人思想认识得到提高，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达到了100%。

（三）明确政策，加强指导，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治理工作中，按照上级要求，认真组织，加强督导检查，严格把握政策，推进自查自纠工作健康有序开展。及时转发上级文件，并重视加强培训学习，明确政策界限。围绕重点查摆，认真自查自纠。组织科组长以上干部进行分组讨论，表态度，谈认识，并就处方药品回扣的产生根源及防范方法进行分析及提出治理意见，明确了各岗位、各类人员自 查自纠的重点。

（四）突出治理重点，认真自查自纠

1、对照《专题暗访片

（二）》和《卫生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作的通知》，组织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自查自纠，将卫生局专用帐户公布二次，并发放到每个医务人员。

2．对重点岗位重点人员进行诫勉谈话，共谈话8人次。对有条件“统方”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高风险岗位人员进行重点排查。

3、严格控制药品比例，为有效控制药品费用增长，我们采取多项措施控制药品比例，如限定对单张处方进行限额，划定科室药品比例指标，对每季使用金额排名在前的药品进行分析评价等。

4．坚持临床药学开展与用药监控相结合，最大限度规范医院药品阳光使用，依据《处方管理办法》及《抗菌药物使用指导原则》，每周对门诊处方和在院病历进行用药分析，从药品用法，用量，配伍，药物联用，选用指症等多方面监控医生用药情况，开展“处方点评”工作。

5．针对药品采购、高值耗材、医用器械购销及处方开药、耗材使用等重点环节，完善相关制度，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完善医院新药购进审批程序，采取药品选用专家遴选制度。药品和医用材料采购实行多层审批。

6、组织签订药品购销经营守法协议书，与药品医疗器 械和医用耗材厂家、医药公司等15家单位签订《药品购销经营守法协议书》，防止在交易过程中不正当交易行为发生。

（五）按照查办要求，落实整改措施

1、加强社会监督，在门诊及住院部大堂设立并公布了举报电话在门诊楼大厅设立了信箱，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2、建立《医院医药企业人员院内活动暗访排查制度》及《医院信息系统保密管理制度》，抵制医药企业人员在我院的违法违规活动，防止违法统方。

3.坚持“阳光合同”管理，完善医院内部药品、耗材、设备及其它物资的“阳光采购”、“阳光物流”制度，形成监督制约机制。切实抓好药品集中采购有关制度规定的落实，加强医院药品采购工作的管理和监督，确保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4.认真落实集体决策，形成权力制约，对涉及基建、项目招投标、采购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实行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用制度规范各种行为。

5.认真落实《处方管理办法》，制订《医院处方点评及公示制度》及《医院阳光用药制度》，完善处方管理和处方点评，严格规范医生处方行为，实行药品用量动态监测和超 常预警等制度，促进合理用药，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违规“统方”，防止不正当交易行为。针对个别科室药品比例超标现象，对医生进行经济处罚。经过整治，药品比例同比去年下降。

6.落实《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修订《医院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办法》、《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完善记录考核制度，建立医务人员不良记录制度。将医德医风状况与医务人员的岗位聘用、绩效工资、晋职晋级、评先评优、定期考核等直接挂钩。

医疗回扣的治理 篇5

关键词：医疗广告,原因,危害,治理

医疗广告是指利用各种媒介或者形式直接或间接介绍医疗机构或医疗服务的广告[1]。《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三、五、六、七条对医疗广告的发表者、广告的内容、表现形式等做了详细规定, 违反此规定的都属于违法医疗广告。目前, 大量违法医疗广告的发布, 误导、欺骗了公众, 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如何有效地治理违法医疗广告,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话题。

1 违法医疗广告产生的原因

1.1 巨大经济利益驱动是违法医疗广告产生的根本原因

广告主利用误导、欺骗的手段获取患者的信任, 骗取他们的医药费用, 其非法所得远远大于投入。新闻媒体如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于广告所得, 面对送到眼前的巨额收入他们往往忽视社会效益, 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对广告的合法性、真实性疏于审查。

1.2 法制不健全, 监督机制不合理, 管理不到位

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医疗广告管理办法》是目前医疗广告管理方面最具体的法律依据。《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批,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医疗广告的监督管理。但工商行政部门在违法医疗广告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存在困难, 执法过程中少不了卫生行政部门的配合。同时, 对广告主的处罚力度太小, 对新闻媒体的处罚难以执行, 致使执法人员没有工作积极性, 违法医疗广告得不到有效打击。

1.3 群众医疗知识匮乏

目前发布的违法医疗广告, 有很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 一般群众很难识破。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广告是针对疑难杂症的, 在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下, 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或很容易复发。患者在正规医疗机构得不到有效地诊治, 往往“有病乱求医”, 轻信虚假广告的疗效而上当受骗。

1.4 其他原因

如看病难, 卫生资源配备不合理等问题还一定程度的存在, 正规的大医院设备先进, 技术好, 但往往人满为患, 服务态度一般, 医药费用昂贵;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然近便, 但往往技术低, 只能诊治一般的常见疾病。而违法的医疗机构通过夸大疗效, 鼓吹所谓专家, 加上良好的服务态度, 为患者就医提供最大的便利, 甚至车接车送、免费午餐等, 让群众不知不觉中上当, 占小便宜吃大亏。

2 违法医疗广告分类及存在的形式

2.1 按广告主, 可分为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和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2.2 按广告的发布方式, 可分为:①野广告, 即在电线杆、农村房屋等处涂写、张贴的广告, 这种情形大多是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非法行医者所为;②报纸、报刊上发布的医疗广告;③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布的医疗广告;④互联网上发布的医疗广告, 目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网络上的医疗广告日渐增多, 给医疗广告的治理增加了新的难度;⑤医疗机构自行印制、免费发放的宣传单、非法刊物, 或纸巾、购物袋等小礼品, 近年来随着民营医疗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多, 医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都千方百计的自我宣传, 扩大市场份额, 增加收入。

3 违法医疗广告的危害

违法医疗广告的本质就是以各种宣传形式, 以不实的内容夸大、虚吹治疗效果, 误导和欺骗广大患者, 从中谋取不义之财, 轻者延误患者的治疗, 重者贻误患者生命。违法医疗广告的存在, 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它严重扰乱了医疗市场, 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尽管近年来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力度不断加大, 但违法医疗广告仍不断出现。

4 违法医疗广告的治理方法

4.1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

新的《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于2007年1月1日开始施行, 目前已明显不适应对当前日益增多的医疗广告的监督管理。例如,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规定发布医疗广告, 应当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的有效期为一年, 这对申请者很不方便, 并且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申请者的情况不可能深入了解, 建议将许可权下放给该医疗机构的发证机关。另外,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的范畴, 其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发布医疗广告,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吊销有关诊疗科目, 直至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这与《行政处罚法》第12条 “部门规章只能设置警告或一定数额的罚款”的规定有冲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参照规章。卫生行政部门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以此为依据吊销违法广告主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将面临着败诉的危险[2]。因此, 卫生行政部门对此类违法医疗广告没有充分依据进行处罚, 只能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给予暂停或者取消广告发布资格、罚款的处罚, 造成违法成本太低, 违法广告屡禁不止。建议修改《广告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赋予卫生行政部门充分的法律依据对违法医疗广告进行处罚。

4.2 加强监督管理, 主动出击, 联合执法

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布医疗广告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处罚。违法发布广告的医疗机构, 往往存在着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非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出租科室等多种违法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此为抓手, 主动出击, 严厉处罚。建立黑名单制度。违法广告主获得广告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后不会浅尝辄止, 在受到处罚短暂收敛后往往又卷土重来。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对其建立黑名单, 定期检查, 重点检查。加强部门协调, 综合治理。工商、党委宣传、公安、监察、卫生、广电、新闻出版、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联合, 积极配合, 通力合作, 建立起治理违法医疗广告的长效机制, 形成打击合力,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建立内部监督机制, 规范行政处罚行为, 避免人情风、腐败风、不作为等现象, 提高工作效率。

4.3 加强宣传教育

近年来民营医疗机构的迅速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的缺陷, 缓解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要引导他们树立长远的价值观和品牌形象, 让他们认识到诚信是最好的广告, 不要为了短期效益而唯利是图, 坑蒙拐骗。违法医疗广告的泛滥各类发布媒体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且获得巨大的收益。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首先要加强自律, 切实承担其社会责任, 严格广告审查, 杜绝违法广告, 并且要按时免费发布违法广告主的信息, 集中曝光典型违法案例, 提醒群众避而远之。加强医学知识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防范和识别虚假违法医疗广告的能力, 同时也要克服病急乱投医的心理, 做一个清醒、理智的消费者。另外, 要增强患者的维权意识, 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要拿起法律武器, 积极向有关部门投诉, 维护自己的权益[3]。

总之, 违法广告已成为社会公害。治理违法医疗广告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需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 需要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更需要广告行业严格自律。只有这样, 才能让违法广告得到全面的治理, 保障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医疗广告管理办法[S].2006.

[2]张强, 时福礼, 陈娟.对一起违法发布医疗广告行政处罚案的分析及思考[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 2010, 17 (3) :284-287.

医疗回扣的治理 篇6

1 患者参与的法理基础

1.1 患者参与是患者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

2005年,WHO在“患者安全国际联盟”欧盟峰会首次提出“患者参与患者安全”(PPS)行动计划,倡导建立患者、卫生服务消费者、卫生保健工作者共同参与的国际网络,强调患者在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增强患者对安全策略的认识和参与,协助医务人员减少和避免医疗过失[1]。2006年3月,WHO发表《患者参与患者安全伦敦宣言》更加明确提出,患者有权利参与医疗活动[2]。

1.2 患者参与是医疗风险预防的必然要求

“现代性风险并不完全是物质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3]。风险归因的多元性,从本质上决定着风险治理的多元化,缺乏患者参与的风险预防不仅缺乏合法性,也是十分危险的。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医学知识水平、与医方的沟通以及期望值等因素,通常是影响医疗风险的重要因素[4]。患者既可能是风险因素的“携带者”,又是抵御风险的有生力量,其早期参与对于风险预防更具有积极意义。

1.3 患者参与是构建医患信任的重要前提

现代医学的进步与病人参与权的削弱几乎同步出现,病人几乎成为了单纯意义上的受动者[5]。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角色,失去了参与医疗过程的主动性。实践表明,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参与程度也是影响患者能否对医方产生信任的重要原因[6]。因此,无参与,则无沟通;无沟通,则无信任;无信任,则无和谐医患关系。

2 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现状与制度缺陷

患者安全与医疗风险预防相辅相成。从应然意义上讲,患者参与在医疗诊疗护理的环节中,患者要扮演一个有效的协助者、监督者[7]。在我国,实践中患者实际参与医疗安全的参与度不高[8],其根本原因并非患者缺乏参与意愿,患者的参与权缺乏制度保障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2.1 患者权利缺乏明确表述

在医学父权主义的影响下,我国患者权利立法长期缺位,患者的权利和义务都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的边界模糊是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中,医务人员常常以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为由,医疗方案说明不到位,甚至把签署知情同意书片面地理解为履行告知义务的惟一合法途径[9]。同时,患者对于自身依法就医、配合诊疗、结果反馈等法律义务也缺乏足够认识,严重制约着患者的有效参与。

2.2 风险治理结构失衡

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行业组织、患者等主体,对于规范医疗行为、促进患者安全目标实现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当前医疗风险规制属于“自上而下”的“技术性”规制模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发布技术管理规范,通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自律机制得以贯彻实施。由于缺乏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以及其他主体的有效参与。医疗风险的预防实际上处于“自生自发”的“市场化”状态。“魏则西事件”等社会热点案件暴露出行业风险监管失灵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伴随着政府部门风险预防职责的缺失,执法监督也严重滞后,医患纠纷的加剧又迫使医疗机构难以摆脱“诉讼危机治理”的局限性,在公益性缺失和利益驱动的双重影响下,风险预防职能难以落实到位。

2.3 缺少有关参与程序的规定

我国医疗法律制度中关于患者如何参与医疗过程的规定非常少见。《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这说明医方对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解释,需要达到患者明白和知晓的程度。因为在说明过程中,通过有效沟通,医患双方将更为有效地沟通个案中的医疗风险信息,也为后期患者的知情同意提供充分的信息保障。因此,知情同意书的操作流程显得尤为重要。调查发现,一方面,《侵权责任法》实施后,63.1%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对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负担有所加重[10]。另一方面,知情同意书的规范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一些医院中手术同意书的告知不明确、不充分等隐患仍令人担忧[11],亟待整改。此外,行业主管部门对于患者参与的政策缺乏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原卫生部《患者安全目标》提出“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2013年版《患者安全目标》第十项规定了“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安全”的4项内容,即手术部位确认、用药、护理和风险告知。但是,2014、2015年版本中有关患者参与的内容却被“有意无意地”删除。医疗行业技术管理规范不仅立法层级低,而且“见物不见人”,排斥患者参与,无疑难以打破医疗风险的“一元化”治理格局。由于参与主体不够广泛,更加剧了医疗风险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3 对策与建议

医疗风险的复杂性和可预防性,指望民意机关通过制定详细的标准与规范来为风险规制提供依据规则是不可能的,通过模仿立法程序将公众(利害关系人与受影响者)纳入风险规制过程,通过公众的参与来增强行政机关风险规制活动的合法性[12]。这就要求我们在医疗风险防范中能够超越传统的以行政主体为核心的“一元制”风险规制模式,建立起一种风险共治、理性商谈、相互合作的“治理结构”。在我国安全规制领域内,以合意为基础、信任为核心的规制决定以及合作治理开始趋于崭露头角。遗憾的是,近期公布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仍未规定患者参与权保障制度。尽管经验性研究并不多见,患者参与必将推动我国国医疗风险合作治理的制度创新,其制度框架和对策建议如下。

3.1 患者参与的组织保障

能力建设是患者参与的基础条件,为了改善医患双方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可以通过培养患者主体意识、丰富诊疗知识,保障患者“能”参与。因此,仅仅依赖常规的手术、检查前的告知完全不够,需要实施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患者安全教育。首先,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病人安全基金会、英国国家病人安全机构、美国的病人安全中心的经验,支持建立国家和区域性的患者安全组织,作为医患关系之外的独立第三方从事病人安全活动,从根本上增强患者的话语权,为患者参与风险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其次,在医院层面,可以效仿北京协和医院的做法,通过建立病人安全办公室(PSO),构建以改善系统安全性和改进流程为目的内部质量管理平台,把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病人安全知识培训作为一项重要职责[13]。还可以通过向患者发放就医手册、健康指南和安全读物,帮助患者了解医疗过程,获得抗病防病知识和信息,促进医患理解与配合,鼓励患者主动与医师沟通和交流[14]。

3.2 患者参与的信息保障

建议通过行政立法,明确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和具体保障措施,促使患者“想”参与。患者参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配合、监督、反馈。首先,健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医疗行业风险管理信息的职责。风险合作治理需要建立相关各方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传统模式,仅仅依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强化对患者的告知义务是非常有限的。应当从行业全面风险治理的高度,确定和落实行政主管机关风险信息披露的法定职责,为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和判断医疗风险提供必要信息。其次,在进一步规范知情同意书的必备条款的同时,细化医务人员风险说明的操作规范,解决风险告知的行业“通病”。

3.3 患者参与的程序保障

医生处方回扣的定性及司法适用 篇7

一、处方回扣“受贿罪”之争议

目前, 对公立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开处方收回扣行为”性质的争议主要有两类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公立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开处方收受回扣构成受贿罪, 理由有三种:一是认为公立医院的医生开处方是执行“公务”的行为, 利用开处方收受回扣是“利用了职务便利”。这种观点认为公立医院的医生作为国家工作人员, 一旦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开处方”即利用了其作为医生的便利条件, 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回扣等财物性利益, 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即构成受贿罪;如果是索取财物, 则不要求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 (1) ;二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利用开处方或向病人推荐保健品及医疗器械并接受回扣或红包的行为”与国营报社的记者和国有企业的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利益的行为性质相同, 均构成“受贿罪”。如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认为虽然目前临床医生行为中的“公务性”成分越来越淡薄, 处方行为看似医生的一种脑力劳动, 但不能就此认为收受处方回扣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公立医院和其他国有事业单位一样, 都是由政府权力分化而来, 即使有的单位并无财政拨款, 但其初期投入仍是国有资金, 从历史的延续性考虑, 目前仍将这些单位的工作看作公务行为。因此, 报社记者采访时接受红包、医生开处方拿回扣等类似行为, 均当按受贿罪论处。比如, 许多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 其行为更多的是市场经济行为, 也无多少公务性可言, 但法律看到这种行为的历史延续性, 对他们收受回扣的行为仍按受贿罪处理 (2) 。三是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 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单位的药品采购、销售和民事责任承担有直接的影响, 属于“从事公务”, 其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商的回扣, 构成受贿罪。

另一类观点认为医生的处方权是一种私权利, 开处方收回扣不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 不能按犯罪处理。如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北大刑法学教授陈兴良认为, 医生开处方的行为不具有管理性和职权性, 自然也不能认为医生开处方的行为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的公务活动。由于医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 因此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中的受贿罪, 对此作为犯罪处理, 难以找到确切的法律依据。对于此类行为, 只能依据《执业医师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或者仅按违规违纪处理即可, 即只能对其进行党纪、政纪处分。

二、公立医院临床医生收受处方回扣的定性

笔者认为公立医院临床医生收受处方回扣不应构成受贿罪, 我们可以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方面予以分析。

(一) 主体方面

根据对《刑法》第9 3条的理解, 依法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人员的本质属性,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打击受贿, 并且把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等等区分开来的主要原因。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依法从事公务这一本质特征是我们对临床医生主体资格认定的关键, 我们不能认为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员就等于国家工作人员, 只有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是国家工作人员。

《汉语大词典》解释:公务, 指“公事, 关于公家或集体的事务”。这表明:

第一, 公务是指一切公共事务, 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社会性质 (集体性质) 的公务两大类。当前普遍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受贿罪条文中的“公务”是指国家性质的公务, 即所有国家管理职能范围内的事务, 包括中央及地方国家机关依其本身职责而进行的管理事务和国家对其投资成立的具有国有性质的单位所进行的管理事务, 以及其他所有有国家权力参与的社会管理事务。当前争议的问题在于:社会事务是否属于“公务”?从我国刑法第93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来看, 公务的性质、范围只能是国家事务。否则, 没有必要限制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要对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公务进一步理解, 我们可以借助刑法中的其他条款和相关司法解释。公务在刑法典中多处出现, 除了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相关的公务外, 还有如一百零九条和四百一十八条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公务, 四百三十条为军人之公务。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读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也是将公务与国家机关、政府相联系, 突出了公务是受国家机关委托或代表国家机关的特征。从200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来看, 公务是无需身份、职位支撑的, 而只要以政府公权为依托, 以国家、政府之名就是行使公务。因此刑法上讲的公务仅指国家事务。

第二, 公务与劳务不同。公务活动是进行组织、领导、监督、检查、办理等具有管理性、职权性的活动, 公务活动在国家社会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 任何公务人员不论职务的高低, 权力的大小, 既然是要管理事务, 都必然赋予其一定的职权, 如果国家公务人员没有相应的职务权力, 则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管理, 公务具有国家权力性、管理性和职权性。而劳务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劳务不具有上述特性。劳务包括物质生产和劳动服务, 对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 由于他们不是从事公务的人员, 而是以特殊劳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员,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本身不具有任何公权力的性质 (3) 。实践中看, 司法部门对这样的案件也是这样把握的。

综上, 公立医院普通医生不具备构成受贿罪的主体资格。因为, 首先公立医院和多数事业单位一样, 与国家机关相比并不具有对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职能, 其服务特征决定了其一般临床医生日常所从事的只是对社会服务性的工作, 不属于国家性质的公务。其次, 一般临床医生在医院从事的是医疗服务, 是一种劳动服务, 不是公务活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医生的职业身份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干部”逐步向市场经济的专业技术人员转变,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从医生这个工作岗位获取的只是一个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进行从业的权利, 国家赋予给他们的是执业资格, 而不是与公务活动有关的国家权力、行政管理等职能, 仅就医生履行自己的职责来说, 除了自己的专业技术, 不需要行政权力的帮助, 所以医生的职位中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属性。

(二) 客观方面

“利用职务便利”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之一, 不具有“职务”的人自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的可能性。根据上面分析, 临床医生从事的不是公务, 其所具有的只是一种职业或资格, 因此医生处方回扣行为不具有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处方权不是一种职权, 它只是医务人员从事业务活动的一种资格, 就如同教师要想执教必须持有教师证一样, 它并非法律上的权利。临床医生开具处方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病人服务的行为, 是利用了替病人诊断用药的职业上的便利而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当然其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4)

三、司法适用

公立医院中临床医生利用开处方收受回扣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看病难”, 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目前, 笔者认为除了可以用行政法规予以规范、惩戒外, 在刑法的范畴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 》第七条第一款, 其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里, 《刑法修正案 (六) 》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 将原刑法第163条 (原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这为将医院等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位纳入经济犯罪的范畴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是这里所称的“其他单位”必须有待相关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笔者认为其性质应该有别于公司、企业, 两者之间是并列、互不包含的关系, 其适用范围包括国有性质的单位里从事非公务人员以及承担了一定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中从事非公务的人员。

摘要：近年来, 医疗腐败导致的药价虚高现象日益严重, 而作为医疗腐败现象之一的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回扣的行为在刑法的适用上却引发了很大争议, 本文从犯罪主体和客观方面要件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该类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结论, 并在司法适用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立医院,医生,处方回扣,定性,司法适用

注释

1 蒋晨《:医生拿巨额回扣咋就无法定罪?》, 《中国青年报》, 2004年5月12日。

2 曲新久:《开处方收回扣就是受贿》, 载《荆楚网》2004-6-3。

3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93页。

依法治理医疗服务价格体系 篇8

1. 以医生工资为标杆,建立工资定价机制和补偿机制。

一要建立定价机制。医生是人力资本最高、信息控制最强、职业风险最大的职业群体,理应占据工资市场的最高价位。以主治医生为例,应当比同地区同水平教授的工资水平高15%-20%,教授比同地区同水平公务员工资高15%-20%,由此形成公共部门的工资调查与定价机制。企业可以参照此种方法进行类推。二要建立补偿机制。建议以地方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公立医院医生的最低工资,约占医生工资的30%,由财政支付这笔人头费(地方社会平均工资×公立医院医生人头),顺势根据财政的预算能力建立公立医疗机构规模的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增加医疗服务的绩效工资,约占医生工资的70%。应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条例》,依法明确医保结算资金的70%用于补偿医疗服务,15%用于行政经费,15%用于发展基金,理顺医疗保险与公立医院发展之间的互补关系。此外,还应该制定《卫生法》,建立严格透明的公立医院财务制度和审计报告制度,严格禁止公立医疗机构向诊疗科室和医生分解利润指标,彻底根治医生对药品回扣的依赖性。

2. 强化医疗保险的评价和对话能力,建立药品协议定价机制。

医疗回扣的治理 篇9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可以以管窥豹。2011年2月25日下午, 一名署名“小于”的杭州海疆医药“前业务员”因不满拖欠工资, 将公司2011年1月使用“依达拉奉”注射液的回扣统计详单公布于网上。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算医药回扣行动先由浙江省卫生系统酝酿, 在省纪委、省公安厅等单位介入后迅速发酵。这场风暴被称为“海啸行动”, 共有数十名医药代表和百余名医生被约谈。8月10日, 浙医一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黄卫东在18楼顶平台上吊自杀, 他是多个重点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浙江省内多家医院领导及主要科室负责人都被调查组带去谈话。全省卫生系统医务人员主动上交回扣款、礼卡、礼券等金额达2800余万元。2012年, 全省共查处医药回扣案件15起, 涉案金额达420万元, 111名涉案人员受到处理。

在医务人员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中, 其收受药品推销商支付的药品回扣是其久治不愈的顽疾, 具有普遍性、隐秘性、长期性、反复性, 必须综合施治, 并辅之以攻坚战、游击战、持久战, 方能收到较好疗效。本文试着从医生心理因素的角度, 对其收受药品回扣之违规行为作一分析, 并对其破解之策提出若干建议。

2 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心理因素

一是侥幸心理。自认为大家都在拿, 没有几个是“干净”的, 法不责众, 不可能把大家都处理了, 更不可能把大家都关起来不上班, 让患者无医可寻。到头来肯定是抓典型、打“大老虎”, 要不就是抓几个“倒霉蛋”杀鸡吓猴, 交差了事。只要自己不当“出头鸟”, “胃口”不要太大, 莫做得太出格、太过分, 加之运气好, 就能相安无事。即便自己运气霉失了手, 从近年相关案件查处的情况来看, 处理也不会太重, 不会“一棒子把人敲死”, 只要工作能保住,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比如宁波市第一医院的19名医生被查实收受回扣, 最终仅两名医生被罚停止执业6个月, 其余的被扣发奖金或批评教育了事。温州牵涉数十名医生的回扣事件, 同样仅对3名医生进行了处罚, 其中一名主任级医生被降一级并罚款, 另外两人被罚延期一年晋级。一部分医生的侥幸心理, 还表现为他们自以为做得非常隐秘, 可谓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不会受到查处。从近年查处的相关案件来看, 药品回扣行为确是日益走向隐蔽, 已从过去的现金变为现在的礼卡、实物, 由挎着挂包到医院发放现金到请到院外吃饭喝茶, 由“奖给”个人变为“奖给”科室集体分配等等, 形式不一。而且支付的名义也不断变换花样儿, 变化为名目繁多的会诊费、临床研究费、手续费、宣传费、推销费、劳务费、广告费、新品推广费、外方费、统方费、咨询费等等, 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有的甚而变幻为安排各种国内外旅游、考察费用, 资助子女国外留学费用, 报销学术活动费, 别出心裁, 可谓机关算尽、费尽心计。这样一来, 怎能不让接受者安之若素, 似乎是装进了保险柜呢?而当一旦被查实受处, 怎么不让自己都大吃一惊呢?但这一切都悔之晚也!

二是从众心理。如前所述, 认为大家都在拿, 不拿白不拿, 拿了也白拿, 不拿还吃亏, 也没人说个好, 也不会因此而评个先进、优秀什么的。并且“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行高于人, 众必非之”, 自己的不寻常之举还会被别人认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因此而被边缘化、孤立化, 成为众矢之的, 导致大家都与自己过不去, 需要大家投票表决时反而落得孤立无援, 那又何必呢?从表面上来, 这些想法、说法有一定道理。从近年相关案件查处的情况看, “医药回扣”行为确实具有广泛性、普遍性, 已成为药企推销产品的常规手段和竞争砝码, 收受回扣和财物也成为医疗机构的普遍现象, 因而相关的回扣窝案、串案屡见不鲜。有些医生甚至为了收受“回扣”, 宁可被扣奖金, 也要违规超量开药。2013年7月24日央视《新闻1+1》“福建漳州医腐案:9成医生涉案人均受贿1.8万”, 市直区县73家医院百分之百涉案, 可谓全线失守。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的调查, 从年初至今, 他们用了近半年时间, 共发现市直区县73家医院涉嫌医疗腐败, 包括22家二级以上的医院, 无一幸免全部涉案。案件涉及到全市1088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员。由此可见, 少数医生在从众心理的支使下“跟着干”, 似乎颇有道理。但一旦遭到查处, 他们原本是可以幸免于难的, 但也只好“从众”受处了, 这就叫“围山打猎, 见者有份”。

三是补偿心理。医生本是一个高投入、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 但现实是医生的付出与收入有不小的差距。统计显示, 医务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3.4小时, 远超过每周40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 平均每月要值7个夜班。在就业门槛方面, 医学专业学生本科一般要读5年, 再加上硕士3年、博士2年, 这样一共就是10年。现在医院招聘医学人才的时候, 学历要求都在硕士或以上学历。医生参加工作前的付出比其他专业要高。医院作为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 医生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 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类的职业待遇。在西方发达国家, 医生基本上属于高薪阶层, 但在我国, 医生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他们工作中的专业难度高、风险大、加班时间长, 故而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 于是在面对药品代表的诱惑时难免会基于不平衡心理而收取药品回扣。同时, 由于医生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之内, 对社会实际状况了解较少, 片面以为公务员等收入很高、福利很好而又特别清闲, 心态之不平衡又多出一层。在面对个别患者及其家属的无理取闹时, 又凭空多出一层对社会的愤恨, 转而通过多捞不义之财来自求平衡。没想到一旦被查处, 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才真是划不来!

四是自得心理。其一认为自己只是做份内之事, 没有因吃回扣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更没有因此而损害医院和患者的利益, 属于“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其二认为自己没有主动伸手, 是别人主动给的, 到口之食, 焉有不要不吃之理?认为只要自己不主动伸手要就行了;其三认为是自己劳动所得, 自己付出了劳动, 药品商支付给我报酬, 是你情我愿,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收受合情合理合法。

3 整治药品回扣的对策建议

3.1 严肃查案与强化宣教并驾齐驱, 消除收受回扣者的“侥幸心理”

其一是严肃案件查处。消除收受回扣者的侥幸心理, 教育挽救一大批人, 树好医疗单位及其从业者的良好形象, 主要还得靠严查重处违规违纪者, 让违规违纪者无可逃遁、无处藏身。此类案件虽然隐蔽性极强, 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只要我们认真去查, 是不难发现其“狐狸尾巴”的, 其实平时从医生到患者就有不少举报此类问题的线索, 只是我们嫌麻烦、惮于得罪人, 因而没有及时认真去查处罢了。同时, 此类案件虽然涉案人员众多, 盘根错节、错综复杂, 可谓动一发而动全身, 真正处理起来难度不小, 但只要我们把准政策、善抓典型、善抓关键, 把握处理的时机和节奏, 是能够既严肃法纪又能确保医疗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的。退一万步讲, 也不要怕一时之乱, 这一时之乱是能保长治久安的。案件查处后, 还要千方百计扩大战果, 一是抓案件的对内对外宣传, 以扩大其影响, 增强其震慑力;二是抓以案说法, 借此强化对医务人员廉洁从业的教育引导;三是抓经验教训的总结记取, 举一反三, 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四是抓亡羊补牢、筑牢制度的篱笆。

要认真分析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变化的规律、特点, 对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 发现一起, 查办一起, 决不姑息, 决不手软。对收受商业贿赂的有关人员, 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构成犯罪的, 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对多次开大处方或不合格处方的人员, 依据《执业医师法》等有关规定, 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 取消当年评优、评职称或责令暂停执业活动, 吊销执业证书, 甚至解聘。加大罚款力度, 增加违规成本。

其二是多用以案说法。如上所说的用自己查办的案子来以案说法、以案教人, 毕竟是相当有限的, 关键还要用别地查处的案子来警示人。要广泛收集相关案例 (主要从网络、相关报刊寻找) , 以会议、qq群、简报、院报等形式、渠道广泛深入宣传, 让大家明白“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对所选的案例要认真解读, 说明查处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处理之严, 并好好算一算“得失账”, 到头来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收受药品回扣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让大家在深思和算账中好好取舍, 得出结论。一时想不透彻也不要紧, 可以耐心等待, 最终肯定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其三要动员社会监督。要动员鼓励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案件线索, 并对提供者予以保护。组织新闻记者、执纪执法部门来医院明查暗访, 发现问题线索, 按图索骥查处违纪。面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接听受理。整合院内医务、护理管理、院感管理、党办等力量, 在患者关于医生“乱开药、小病大治”等投诉中梳理发现问题苗头, 以此寻找“吃药品回扣”的线索。

3.2 软硬兼施奖惩并重, 消除收受回扣者的“从众心理”

其一是大力宣传法规政策, 知所循、知所止。要大力宣传国家卫计委“九不准”规定。国家卫计委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应当遵纪守法、廉洁从业。严禁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严禁接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药品生产、经营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 严禁参加其安排、组织或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国家卫计委还明确规定:不准为商业目的统方。在认真组织学习的基础上, 还要以《责任书》《承诺书》《协议》等形式强化有关负责人、医生的管理责任和自律责任, 不要“跟风赶趟”, 做到“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世人皆醉我独醒, 世人皆浊我独清”, 独立特行、宁静致远、古风独存。

其二是大力表彰先进、优秀, 树立可供学习效法的榜样。定期评选表彰“三好医生”“医德高尚好医生”, 把不收红包回扣、主动上交红包礼包等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先进人物评选出来后, 还要以各种方式大马力宣传表扬, 以先进事迹报告会、演讲会、院报摘要发表等方式使人人知晓、个个明白, 这样做到学有榜样、赶有典范。

其三是随时拍肩膀、打招呼。各级管理者要增强责任意识, 经常深入一线了解情况, 发现问题苗头, 不要让小错酿成大错, 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或许有同志会说查办案件之类的事不是任何人都能干、可以干的, 那是执纪执法部门的事, 我们既不能越俎代庖, 也不能无事生非、打草惊蛇, 更不能随便冤枉同志, 特别是医生的自尊心非常强, 不是随便可以怀疑、指责的。这些想法和说法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我们如果该作为时不作为, 等到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 我们想保护同志都无能为力了。所以, 我们尊重和保护同志的最好方法, 是发现问题苗头就及时予以指出, 使之及时觉醒, 第一时间收手, 回头是岸。我想, 我们这样做了, 他们真正想通了是不会以为我们在“断其财路”, 是会感激我们的。

3.3 调整优化医生收入配合方案, 消除收受回扣者的“补偿心理”

此点, 笔者因知识、经历、经验等原因, 不亦详谈。笔者只想浅说三点:一是要综合考虑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如前所述医生“本是一个高投入、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 参照国外的做法, 收入应该比较高才行, 应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二是在设计医生的收入分配方案时, 不应把其可能拥有的“灰色收入”考虑进去, 如那样等于承认了他们那部分收入的合法性, 那是绝对错误的。三是在设计他们的收入分配方案时, 不应该有“官本位”的陈旧思想, 认为作为医生就不应该有高于医院院长、副院长乃至中层管理者的工资收入, 那是绝对错误的。医生是医院经济社会价值的创造者, 他们应是医院的主人翁。四是在设计他们的收入分配方案时, 应详尽考虑医院不同科室、不同岗位收入分配的细微差别, 做到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 不应顾此失彼, 否则, 就会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公”, 收入虽然有所提高, 但因“公平”原因, 他们仍然会心生“不平”之感。

3.4 讲清收受回扣的重大危害, 消除收受回扣者的“自得心理”

危害之首, 损害了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患者“小病大治”“小病大养”、某种药给不同患者成堆、成捆地开, 同类药反复开、不厌其烦地开、日久天长地开, 说穿了, 内中起作用的就是药品推销商支付给医生的“回扣”, 这是其动力之所在。到头来, 患者治疗的医保报销比例下降, 自己拿了不该拿的钱, 还留下了多服某种药物带来的负作用, 对身体带来一定危害。

危害之二, 损害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因药品回扣导致的“小病大治”“小病大养”一部分损失由病保买单, 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使本来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的医保更加举步维艰、难以维持, 进而败坏了医保的社会声誉, 并让社会公众对医保的公平公正和可信可靠度心生疑虑, 心怀不满。

危害之三, 损害了医院的整体利益。医生拿药品回扣, 把堂堂救死扶伤的医院变成了实施某种利益输送和某种利益交易的肮脏不堪之地, 严重损害了医院的良好形象, 使医院在患者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大打折扣。不仅如此, 药品回扣盛行、“堆堆药”大行其道还将使医院受到医保管理部门的处罚, 给医院带来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形象声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