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制约（共4篇）
价值制约 篇1
档案价值是档案利用和服务的逻辑支点。从本体论的角度讲, 它是一种主客体关系, 因而其不但取决于档案本身, 同时也受利用主体各个层面的影响, 并随社会的进步和主体要素的更新而不断拓宽和延伸。档案价值的拓展既表现为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化, 也表现为档案利用类型的复合与丰富。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推进, 广大公众对档案的需求日益分化、多元。由此, 档案价值的不断挖掘、呈现, 使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等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成为广大公众的迫切期待。近年来, 档案界对档案价值的拓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有力地促进了档案价值的多样化发挥, 提升了档案事业的社会地位和行业声誉, 但仔细观察, 我们不难发现现实当中依然存在诸多制约档案价值拓展的深层因素,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档案部门本身的制约
档案部门作为国家主要的档案保管和服务机构, 其自身的状况直接左右着档案价值的发挥和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以当下的情势论, 其不利于档案价值拓展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 馆藏资源结构欠佳。
档案价值作为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的统一和结合, 其发挥、扩展必须以丰富多样的馆藏资源作为保障, 失去馆藏资源的有力支撑, 档案价值拓展将无从谈起。但考察档案馆的馆藏, 目前我国多数档案馆尤其是作为档案管理和服务主体的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 收藏的绝大多数为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 其他类型的档案却是凤毛麟角。分析这些馆藏内容, 可以发现其大多为历史档案, 且主要是机关政务信息, 所贮信息远离公众现实需求, 既不像图书馆馆藏那样丰富、新颖, 也不像博物馆那样悠久、直观[2]。如此的馆藏结构决定了档案部门只能主要提供文书档案、历史档案的利用服务, 而其他类型的档案服务则非常薄弱。作为我国档案服务主体的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 理应搭建体系完善、内容丰富的馆藏资源平台, 以之为依托为社会提供全方位、多维面的档案信息服务, 但这种资源格局无形之中将其他类型的档案排除在外, 限制了这些档案价值的发挥, 难以使之产生相应的社会效应。
2. 档案人员意识淡薄。
在信息社会,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和信息意识的不断高涨, 档案服务社会化、公开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档案馆走向“公共”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向。故而, 档案部门必须在服务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民本位”思想, 把公众的认可、喜欢、赞同、欢迎作为档案馆公共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用户持续深入、扩大的档案需求来深化、拓展档案部门的信息服务, 从而推动档案工作阔步前进。但目前看来, 很多档案部门仍然没有树立起与信息社会档案服务应有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人本理念, 档案服务只面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等传统的、与档案部门关系“密切”的部门, 对广大普通用户尤其是潜在用户的重视不够, 对社会群众的服务热情不高。在档案工作中, 认为档案利用是用户的事情, 用户有需要自然会找上门的想法还普遍存在, 这导致档案部门消极等待、坐等上门的思想较为严重, 缺少主动出击的动力和对档案及其利用价值的宣传、推销工作, 致使大量珍贵的档案“养在深闺人未识”, 未能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
3. 档案事业体制滞后。
迄今为止, 我国档案部门不仅没有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开放的社会形象, 更没有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 而是表现出了强烈的依附性, 长期以来, 一直依赖于相应的行政机构而存在。各级综合档案馆一般设于政府机关大院内, 主要接收与保存机关档案, 其服务对象也主要为本机关、本单位内部, 基本上处于封闭运作状态;档案馆存在与否和社会公众似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这种状况下的档案馆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实体。这样不但直接影响了社会各界对档案馆的认识, 使得档案馆在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心目中还是神秘之地, 无形之中拉远了社会公众与档案部门的距离, 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档案部门在档案信息服务决策、实施过程中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 很难随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作出快速响应。
二、现行档案法规的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修正) 》 (以下简称《档案法》) 第19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 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 可以少于30年, 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 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 报国务院批准施行。”客观地说, 《档案法》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档案保管的实情, 规定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期满30年才可开放,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档案的管理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在信息化环境下, 随着社会节奏的迅速加快, 档案的信息半衰期缩短, 其保密期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 有些档案尤其是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部分档案根本不需要等到保密30年才进行开放, 否则, 其现行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乃至荡然无存。此外, 《档案法》虽然也规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可以随时向社会开放, 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这些内容涉及的档案范围过于宽泛、模糊, 难以具体掌握, 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广大档案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都采取30年为限, 甚至更长。这样使得已不具有封闭性的档案仍要够30年才能开放, 这对利用者而言, 档案的时效性大为减弱, 其利用档案的热情也降低, 很不利于档案利用的社会化和广泛化。
三、用户档案需求的制约
档案意识是社会公众对档案、档案工作及其价值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是由档案和档案工作所显示的社会作用长期熏染而在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普遍的大众心理。档案意识作为推动档案用户需求的重要动因, 对用户的档案需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国公民的信息意识和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公民远未形成对档案需求旺盛的局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从档案界外围来看, 我国广大档案用户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社会发展水平及个人经历和地理区位的限制, 没有接触过系统的档案利用技能训练, 因而档案意识普遍不强, 档案利用的专业技能还很缺乏。对档案部门而言, 由于长期以来档案事业的弱势地位, 加之各级档案部门的忽视, 档案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 远未形成广泛、高效的档案宣传体系, 档案服务很大程度上停留于自说自演的范畴, 导致广大用户对档案的接触相当有限, 没有对档案与档案工作及其作用产生科学的认知和理解, 档案利用动机不强, 难以形成需要档案乃至依赖档案的心理机制。这成为制约新形势下档案价值拓展的又一瓶颈。
四、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
社会文化作为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旦形成, 便以其强大且相对稳定的约束、规范、导引功能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持久而巨大的影响。信息社会日渐多元、广阔的用户需求呼唤档案价值的拓展由资政参考、历史凭证价值向着文化、艺术、休闲、娱乐, 进而陶冶人的情操、培养社会文化的这一深层次方向发展, 这就需要一种闲适、淡定的社会氛围和集体心态, 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带着审美的、非功利的心态去审视档案、阅读历史, 以获得心灵的超越以及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群体智慧的增长。但非常遗憾的是, 长期的功利性、以物质享受为最高目标的社会价值取向, 在当下的社会公众中引发了短视化、浮躁化、快餐化的人生追求, 导致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对档案这一具有浓郁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的人类遗产的利用更多地是只关注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而往往忽视或无视档案中经由历史积淀和岁月涤荡而流传下来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义以及对人性情感、心灵情操的熏陶与构建的重要价值, 加之整个社会远未出现与现代公民社会、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信息公平、制度公正、利用自由的有利氛围。这从深层的文化维度使得档案价值的拓展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
五、档案文本本身的制约
由于档案信息只有被阐述或者激活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因此档案价值的挖掘与扩展就离不开对档案文本及其呈现方式的阐释与理解。通常意义上, 同一时代、同一区域、相同民族或相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对同一档案文本的理解上往往更能达成一致, 取得相同或相似的意义构建和认识。但随着信息网络的日益普及与应用, 档案信息传播已经打破过去囿于狭小地域和空间的传统格局而进入信息化背景下跨时空、跨文化、跨民族的全球传播阶段。这种犬牙交错、互为交织、互相渗透的全新档案信息传播态势, 势必遭遇因文字、阅读习惯及价值取向差别等因素而带来不同结论的困局, 进而引发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这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档案文化的张扬与多元传播, 同时也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对档案的跨时空阅读、理解和利用, 制约档案价值在不同地区不同利用主体间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冯惠玲.档案学概论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宗培岭.公共档案馆建设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二) [J].浙江档案, 2006 (8) .
价值制约 篇2
“如果能获取2金1银1铜的成绩，那将是相当棒的表现。”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CEO张庆8月2日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姚明、刘翔等国内一流体育明星走过职业生涯巅峰期，体育市场对于新的超级巨星非常渴望。
“孙杨的个人商业价值超过1000万元应该没有问题，他极有可能进入中国体育明星BIG4的行列。”张庆如是说。
被掩盖的商业价值
随着孙杨凭借个人在伦敦奥运赛场上的上佳表现，其作为奥运冠军的商业价值也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孙杨的个人商业价值究竟值多少钱？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CEO张庆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回答，“奥运冠军的商业价值与体育市场上明星代言的供求关系有关，我们可以根据以前一些明星的标杆价格对孙杨做一个大概的估算。”
张庆指出，随着姚明、刘翔等国内一流体育明星走过职业生涯巅峰期，体育市场对于新的超级巨星非常渴望。他告诉本报记者，孙杨的个人商业价值超过1000万元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奥运冠军等明星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并不是定额存款，如何去经营、挖掘，如何在管理部门与运动员之间合理分配收益，依然是摆在中国各项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和运动员之间未解的难题。
“在中国这种由国家财政培养运动员的体制下，运动管理部门更看重的是运动员的成绩，而不是商业价值，所以谈不上运动员商业价值最大化。”张庆认为，这是中外职业体育目标上的显著差异。
一些运动员为了追求个人的发展和更高的商业回报，不惜选择脱离体制“单飞”，李娜、田亮是显著的例子。2004年田亮加盟英皇，成为现役运动员与娱乐公司签约的第一人。但也因此被游泳中心除名。林丹也曾有过脱离体制单飞的念头。
举国体制下的收益分配
“体育运动员的成长从一级一级的地方体育局一直到国家队，都是依靠各级体育部门提供的资金、场所、教练等资源，所以在运动员出成绩之后，个人商业价值的管理自然也归体育管理部門经营管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时候，运动员面对掌握各种体育资源的管理部门显得比较弱势。
据媒体报道，2011年8月29日晚，新科游泳世界冠军孙杨通过微博，就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领导带去参加某企业的签约仪式表示不满。
签约仪式上，孙杨在7月底结束的上海游泳世锦赛夺冠后所拍摄的一张照片，成为某饮料外包装上的人像之一。
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尚修堂解释，在中国，大多数项目和运动员都是依靠国家培养的，从训练到比赛、出国训练等，都是由国家支付。“如果没有来自社会的赞助，游泳队每年哪里有那么多钱支付运动员出国训练，吃、住、行以及场租费用和外国教练的工资？每年至少600万元，光靠总局和中心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承受的。因此，运动员有义务配合国家队参加相应的社会活动和签约活动”。
尚修堂同时也表示，国家游泳队意识到明星运动员商业开发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有明确规定，即运动员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队，不允许个人单独签约。
为了预防运动员与管理部门在商业利益上的冲突，“目前急需有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或规范的协议对运动员个人商业价值的开发使用及收益分享做出安排。”据张庆了解，目前运动员个人商业价值分配中，运动员与所属运动管理中心基本上是五五分成，运动员得到的可能还要多一些。
部分项目应该商业化
“其实，我们的体制更准确地来讲，应该叫做精英体制，而不是举国体制，我们是尽量把有限的体育资源用于竞技体育项目，用于个别有潜力的优秀运动员，以期在体育赛事中快速取得成绩。”张庆对记者说。
奥运的精神是重在参与，以前都必须要求是非职业运动员参加，而精英体制下的体育是重在金牌，重在成绩。
正如媒体报道，作为中国游泳队的领军人物，孙杨是科研医疗保障团队的主要服务对象，目前浙江省的科研医疗保障团队共有10多个专业科研人员，主要分成两个组，分别负责孙杨的日常训练分析，和其他运动员的数据分析。
孙杨在澳大利亚集训时，有三位专职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每天都会详细记录孙杨在技术和身体机能方面的各项数据，然后传回杭州进行分析。
知名体育评论员黄健翔认为，举国体制是“一切运作主要靠国家给钱，运动员早期专业化，脱离学校，放弃基础教育，在高投入、高淘汰率的前提下，筛选出极少数成功者，让他们以金牌作为唯一的目标，从而获得很高的回报”。
“举国体制短时期内难有大的改变，但是在一些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上，例如网球和篮球应该会有一些运动员有所突破，女网明星李娜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张庆如是说。
据悉，2011年李娜比赛奖金共300多万美元，而其去年总收入约在2000万美元左右，80%以上收入都来自于商业代言或赞助。
价值制约 篇3
1、女性休闲体育的价值体现
1.1、有助于促进女性的身体健康
少女在校内参加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体育活动, 可以促进其身体及骨骼的正常发育, 提高和完善身体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状态, 为终生的身体健康打好基础。同时, 增强其终身体育的意识。青年妇女通过健美操、瑜伽等, 可以缓解疲劳, 增进健康, 同时还能提高生活质量、延缓衰老。老年妇女通过一些简单小运动量的休闲体育活动, 促使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增强抵抗力, 抵御各种疾病, 延年益寿。
1.2、有助于促进女性的心理健康
一是促进个性的发展。休闲体育活动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和自主选择性的特点, 能够给女性提供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平台。女性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积极地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体育活动, 能够结交伙伴, 充分地协调发展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 还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自主、积极向上、勇于挑战及团结合作的品质和态度。
二是缓解心理压力。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快, 竞争力大, 使得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跟传统女性比, 现代女性不仅要“主内”, 更要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因此, 女性休闲体育活动对缓解现代女性日益加重的心理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也是最理想的缓解心理压力负荷的方式之一。
1.3、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适应能力
女性在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时, 往往不是一个人独自行动, 而是结伴而行, 或者是参与到一个群体中去。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体验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活动, 还有精神上、情感上的交流。休闲体育, 对提高女性的交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1.4、有助于女性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长期、有规律地进行适合于自身条件的休闲体育活动, 能帮助女性逐渐增强其体育锻炼意识、端正体育锻炼动机, 并从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结合有规律、科学的休闲体育活动, 有助于女性建立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2、我国女性休闲体育的制约因素分析
2.1、主观因素
(1) 休闲体育动机。
一是缺乏体育动机。体育动机缺乏尤其是在年轻女性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很多人认为自己年轻, 身体好, 不需要增强健康;也不需要通过休闲体育来放松和娱乐休闲, 更加不会认识到参加休闲体育带给人们的其它功能。二是体育动机单一。人们对休闲体育的功能认识不全面, 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强身健体上, 特别是中老年女性, 因此其参与的动机也很单一。
(2) 女性性格特征。
我国女性性格特征较传统保守, 当社会不赞许某项运动, 或者是周围的人不赞同女性参与某项运动时, 女性则会表现出“不感兴趣”;部分女性因为敏感、害羞和对自身身体形态的忧虑, 使他们无法鼓足勇气去参加休闲体育运动;再者, 女性常常会因缺乏相关的体育运动技能而害怕出丑, 因此避免从事该项运动。
(3) 性别角色。
我国传统观点认为, 女性应该是安静的、淑女的, 而不应该像男性一样参加高难度、刺激、危险、富有挑战性的体育运动。社会观念的灌输以及家人朋友的反对, 扭曲了女性休闲体育的价值, 也遏制了女性参加休闲体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 女性尤其是已婚妇女, 要以家庭、丈夫、子女为中心, 除了在外工作, 其余的闲暇时间就必须陪伴丈夫、子女, 操持家务劳动。因此, 尽管她们明白休闲体育的价值, 有一定的休闲体育意识, 也只会鼓动或陪伴家人去参与, 而甚少会有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去自主参加休闲体育。
(4) 健身知识和技能的缺乏。
李相如、刘转霞在对中国职业女性休闲体育态度与行为特征的调查数据指出, 对于影响其休闲体育态度的因素, 有86.2%的女性都选择了学校体育教育, 多数女性选择的健身项目基本还是跑步。这里调查的职业女性, 尚且是受过高等学府的体育教育, 但多数人只会跑步, 缺乏其它项目的技能。而对于多数乡镇、农村、以及未受过系统的学校体育教育的女性来讲, 她们的健身知识和运动能力更加缺乏, 更加成为她们参与休闲体育的障碍。可见, 学校体育教育质量的高低、女性自身运动技术的掌握程度, 直接影响着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积极性。
(5) 不同生理时期身体条件的限制和相关知识的缺乏。
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人们认为女性在月经期、妊娠期和哺乳期应减少活动。因此多数女性在特殊生理时期, 会因为身体形态的变化、生理周期的影响、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家人的限制, 使其产生生理或心理惰性, 逐渐改变锻炼习惯, 减少甚至远离休闲体育锻炼。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医学研究证实, 不同时期采用适宜自身的锻炼方法和手段进行休闲体育运动对其身心健康是有利的。
2.2、客观因素
(1) 家庭。
由于受传统观念上的性别歧视, 多数女性被看作是家庭的“多角色”, 她们不仅要承担日常家务劳动、还有教养孩子、侍奉老人。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 导致女性压力增大, 余暇时间减少。王俊在研究山东省城市女性休闲体育现状时分析得出, 山东省城市女性休闲活动限制因素中, 缺乏家庭支持的占据第五位, 总计21.6%。在我国多数女性本就缺乏余暇时间的情况下, 同时缺乏了家庭的支持, 时间久了便会慢慢缺乏参与休闲体育的兴趣, 降低了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积极度。
(2) 时间。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显示: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是由女性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 比男性多2.7小时。可见, 受我国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 “男主外, 女主内”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日常家务劳动占用了女性闲暇时间的一大半。同时, 现代女性除了“主内”, 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了“主外”。她们除了要完成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外, 还要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而言, 相比传统的全职家庭主妇, 现代女性的闲暇时间更少了。“主内”和“主外”的双重负担, 减少了我国女性的休闲时间, 成为制约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职业、受教育程度。
蔡志霞在《陕西城市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现状调查》中的数据指出, 不同职业的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比例:离、退休人员最高占35.2%; 其次是公务员28.4%; 企业管理人员11.3%; 私营人员9.8%;工人和学生分别是4.8%和5.0%。除了离、退休人员的空闲时间最多以外, 其它职业中, 女性休闲体育的参与度与其所从事职业在社会地位的层次是呈正相关的关系。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人群, 参与休闲体育运动的比例相比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也更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是职业相对较好的人, 其工作时间较短, 空闲时间多;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其对休闲体育的价值认识较深, 参与的积极性则较高;三是经济基础较好, 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人们有富足的物质基础用于休闲体育的消费。
(4) 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女性休闲体育的参与和选择。对于经济水平很低的女性而言, 她们的生活质量只能达到温饱, 甚至是达不到温饱状态, 那么她们的生活重心必然是为了吃饱穿暖而拼命地工作, 只要有空闲时间都会用来做多份工作, 几乎不会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对于经济水平中等的女性来说, 其物质生活有保障, 有稳定、较高收入的工作, 也有一定的空闲时间, 因此部分女性会参与一些低消费、简单的活动方式, 例如在公园、广场、免费的体育场馆跑步、跳广场舞、练太极拳等。这些活动形式都比较随意, 缺乏锻炼计划、休闲体育活动指导、科学的活动方式等。而经济水平非常高的女性, 她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物质基础来进行休闲体育。她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可以选择在高档体育俱乐部进行、可以请教练进行指导、还有相应的锻炼计划。因此, 她们的活动方式具有选择性、多样性、科学性、持久性等特点。
(5) 体育场地设施。
陈爱霞等人在研究不同年龄阶段城市女性体育休闲限制因素时, 调查结果显示30.6%认为不能满足正常的体育活动需要。这个调查结果表明了我国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仍然不足, 无法满足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需要, 从而限制了女性休闲体育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而大多数女性在参与休闲体育时, 都偏向于选择锻炼方法简单、经济实惠、不需太多资金投入的活动方式, 因此, 她们并不需要高档高消费的体育产品和服务。
(6) 组织形式。
女性在生活中喜欢结伴而行。同样, 在参与休闲体育时, 也喜欢与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 而不太愿意单独行动。因为有家人朋友的陪伴, 她们会积极、热情并且持久地参与休闲体育。另外, 对于一些职业女性而言, 她们休闲体育参与热情高涨时, 若单位对其参加活动不予支持、不予组织, 也会极大地影响女性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 无论是来源于家庭、工作还是社会的组织形式, 都制约着女性休闲体育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3、促进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对策
3.1、针对主观因素 , 要加强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社会观念和个人意识
女性必须加强自我观念的更新和性别角色的转变, 敢于争取自己参与休闲体育的权利, 追求更多的体育价值;参加多种休闲活动项目, 培养休闲体育兴趣, 树立终身体育健身观, 使自己能够在家庭与工作和谐的状态下, 热情的参与休闲体育。
3.2、针对客观因素
相关部门要加大女性休闲体育的宣传力度, 例如宣传女性休闲体育的价值, 适合于女性的休闲体育活动项目, 科学、正确的参与休闲体育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一方面, 改变人们受传统社会观念影响所形成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思想, 使女性休闲体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 帮助女性提高体育运动技能, 提高其参与休闲体育的质量。
此外, 应科学安排社会体育指导人员。他们可以根据女性生理和心理特点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合理、科学的安排不同特点的女性选择适合自己的休闲体育运动。同时帮助女性学习运动技能、制定运动处方等, 使其合理的、科学的、快乐的健身。
参考文献
[1]王俊.山东省城市女性休闲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曲阜师范大学, 2010, 4.
[2]李相如.中国职业女性休闲体育态度与行为特征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10.
[3]蔡志霞.陕西城市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现状调查[J].商洛学院学报, 2010, 12.
价值制约 篇4
一、学生、家长和教师在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
概括来说,学生、家长和教师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没能正确处理好专业技能的培养、思想道德的锤炼和就业难的关系。为了能够顺利就业,高职大学生只关心自己专业技能的学习,教师只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家长只关注子女的文化课成绩,三者的共同不当之处就是忽视对高职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锻造,培养出来的多是有才无德或者是才高德低之人,离社会对大学生德厚才丰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之所以出现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总体原因就在于学生、家长和教师对专业技能、思想道德修养与就业难等问题认识上的偏差。
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且不平衡,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多样,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在大众传媒不恰当地宣传和少数富裕者有意或无意炫耀之下,不少学生只是急切地盼望着自己也能一夜暴富,但又难以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地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正当的收入,以慢慢积累达到致富,从而造成学生心理的焦躁与失衡。如他们对艺人黄晓明斥2亿巨资举办的豪华的世纪婚礼羡慕得直流口水、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著名医学家屠呦呦花了一辈子心血却只能换来半个客厅的奖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如此强烈、鲜明对比的事实“教育”不少的高职大学生,幻想着自己也能拥有一项过人的技艺或技能,以通过某一方式或机会快速实现自己成名和富裕的功利目的。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已经由经济、政治领域全面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同时,包括高职大学生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高职大学生树立竞争拼搏、自立自强、法纪意识等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但在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等价交换和优胜劣汰等思想影响下,高职大学生又容易出现信仰不坚定、价值观混乱、知行不一和责任感缺乏等不良现象。
新世纪以来,在国家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即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思想指引下,全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飞速发展和迅速扩大。这一转变带来的明显成效就是让绝大部分青少年有机会迈进大学的校门,接受高等教育,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从而培养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劳动者。然而这一转变的负面影响对于高职大学生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他们不得不接受大学生已经不能完全成为社会的“精英”,而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他们不得不面对大学生已经不能完全成为白领阶层,而主要是迈入银领和蓝领阶层的事实;他们也不得不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的一线。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应届毕业的高职大学生都能顺利就业,仍然有一些学生由于各种原因而处于待业状态中。
上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一些没能及时解决的社会问题,使得不少学生和家长在理论上能够知晓并说出应该坚持什么方向、选择什么道路,但在现实中又容易产生价值观的扭曲与变形。因而,学生、家长和教师都比较“务实”,为了能够顺利就业,学生规定自己的全部任务就是学习并提升专业技能,家长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求学生重视并学好专业技术,至于各种类型的思想道德教育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学校为了推动并完成就业任务、达到较高的就业率,也在较大程度上偏离教育的初衷,忽视对高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这些都变相地“助长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高职大学生群体中的蔓延。
二、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国内环境的制约因素
1. 学校方面的因素:
教育机制不完善,教育者素质不高,教育方法落后。高校作为教育机构,本应在教育规律范畴内,加强对高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教育效果并不理想。一是教育机制存在某些方面的不完善。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对高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都是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绝非是一朝一夕就能立竿见影的。但不少高职院校对此认识并非十分清醒,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培训方面,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则呈现出一定的偶然性,要么在外在大环境的逼迫下,为适应形势做做宣传;要么在政府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要求下,走走过场,应付检查;要么仅仅作为一个专题,穿插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中。总之,随意性较强,自觉性不足,对高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没有形成规范化和常态化,效果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二是部分教育者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基于前述原因,往往会导致在需要的时候,学校就安排党、团支部书记或者是辅导员教师兼顾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工作。殊不知,这样的工作,对他们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这些教育者面对学校安排的自己既不擅长又无法拒绝的任务,大多都不会出于自己职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去科学地设计、合理地规划、精心地组织教育教学,只能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去应付以完成任务。因此,他们设计的内容可能就会比较空洞、抽象,与实际联系不太紧密,实效性和针对性不强,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三是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相对落后。客观地说,高职大学生自身的理论素养相对较弱,对深奥、抽象的理论本身也不感兴趣,让他们独立地思考、分析、探讨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理论问题在短时期内还不太奏效。这一不争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教育者在对高职大学生具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为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教育者更喜欢传统的一人讲解和满堂灌输的方式,而忽视学情和生情。这样的方法和手段既不能深入到学生的心灵深处来解决和满足他们感兴趣和实际需要的问题,又不能有效地把理论教育和相关载体相结合,缺少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导致课堂氛围沉寂、枯燥,几乎就是教育者一人在唱独角戏,课堂上讲得滔滔不绝、天花乱坠,学生却听得一知半解、糊里糊涂,课后当然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是罔来一遭。
2. 家庭方面的因素:
改革使得部分家庭利益暂时受损或没有得到有效补偿。改革这一利益重新调整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国人皆知,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和当家做主。然而,现实却往往存在事与愿违、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于改革的无序变化和市场体制的不完善等种种主客观原因,有不少农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等处于社会基层与边缘状态的社会阶层的家庭利益暂时受到损害或者还未得到补偿,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职大学生一方面响应号召,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盼望着自己能够在改革的潮流中一展才华,从而有更多、更大的收获,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家庭利益受损或是还没有得到有效补偿的实情,又让他们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中是难以落实和践行的”。
3. 社会方面的因素:
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和部分领域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始终没有改变过既定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奋斗方向,并且在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征途中取得不俗的成绩。但我们还应该客观地看到,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党的建设这一“伟大的工程”还存在不少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特别是党内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等的腐败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我党宣布与此现象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也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毫不手软地予以坚决打击和惩罚,并取得新的明显成效,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又毋庸讳言,由于缺乏卓有成效的监督制度,到目前为止,党内的腐败现象依然是屡禁不止,甚至出现新的更加隐蔽、隐藏更深的腐败。
在整个社会领域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不公平、不公正的负面问题,如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和社会失衡问题等,尤其是读书难和就业难的问题。高职大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高职大学生就是想通过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及家人的命运。但在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却发现,要实现这一梦想是多么困难,连一份像样的、自己比较喜欢的职业都难找到,甚至有小部分高职大学生在某些方面还不如自己以前的初、高中同学发展得好。在如此残酷的事实面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高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与预期效果有不小差距。
三、国际环境中的制约因素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都会形成体现自己民族意识形态特征的、为本民族绝大多数人认同和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并且号召自己国家的公民去信仰和维护。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进步与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动力支持。一旦失去这一精神支撑,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将会直接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我们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其性质非常明确———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我们的旗帜和方向,也是立国之本,必须坚持,动摇不得。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的亡我之心、亡社会主义之志从未间断过,而且其方式越来越隐蔽,手段越来越“高明”。从当初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硝烟战争,到今天无形的价值观念的渗透和思想领域内的占领等形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经历,给高职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强烈冲击,同时他们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单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性信念怀有极高的热情和坚定的信仰,而开始冷静地思考,甚至会在自己的心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怀疑和动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神话般地崛起和繁荣昌盛。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国际地位也得以大大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而这却是西方国家最不愿意、也是最不想看到的。面对着能够保持如此强劲的势头并快速发展的中国,他们既十分嫉妒,又感到恐惧和不安,担心中国的发展强大对他们构成威胁。于是,他们绞尽脑汁阻碍中国的发展,如拉拢、支持中国的周边国家共同给中国制造麻烦,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渗透、腐蚀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企图“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和腐化那些是非辨别能力较差的大学生,使其迷失自我”,以达到他们不战而胜的目的,这是西方国家惯用的伎俩和手段。
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潮流不同的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这一趋势是一把双刃剑,既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交往奠定基础,也给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推行其文化霸权、同化并消解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提供便利。这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成熟、不稳定,是非、荣辱和美丑观念不明确的高职大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们极容易受到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并在实践中以实用和对自己有利作为人生信条和价值目标。因此,与外来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争夺青年学生的过程,确实给高职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添一定难度。
四、结论
影响和制约高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因素纷繁复杂。在微观层面,主要是学生、家长和教师等个体认识上的偏离与错误;在中观层面,主要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国内不利环境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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