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制约因素

问题制约因素（精选12篇）

问题制约因素 篇1

解决问题是课改的主题之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不但可以提高学生数学知识的掌握水平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然而, 实际教学中, 影响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发展的因素很多。

一、学生已有认知结构中的知识水平

完善的认知结构不但应具有尽可能丰富的知识, 并且这些知识之间还具有必要的联系, 构成了条件化、结构化、概括化的知识系统。认知结构是影响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发展的主要变量, 这是因为:

一方面, 解决问题就是要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解决的新问题, 学生头脑中具有与问题有关的知识越多, 那么成功解决当前的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 如果学生头脑中的知识杂乱无章, 没有形成具有紧密联系的结构, 那么在解决问题时就不可能将相关知识激活并调动起来, 就难以自动地提取所需要的知识。所以, 学生认知结构内的已有知识水平是影响解决问题是能力的重要因素。

二、对问题的理解水平

所谓理解问题, 就是运用有关知识经验去认识问题中的种种联系和关系, 从而达到对问题整体把握的思维过程。问题一般由条件信息、目标信息、策略信息和问题情境组成, 要成功地解决一个问题, 必须取决于对问题中各种信息的把握和对各种信息间的关系、联系的理解。因此, 对问题的理解水平直接关系着问题的解决, 也制约着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

三、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是影响解决问题能力发展的核心因素。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中, 对信息的选择、问题的理解及解决问题策略的运用等都离不开思维能力的作用, 思维能力直接影响着解决问题的信息加工过程, 控制着学生在解决问题活动中对有关知识、技能的选择和应用。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对数学事实观察的敏锐细致程度、对数量关系分析的透彻性、全面性及推理的正确性都是思维能力影响问题解决能力的具体表现。

四、对解决问题的情感态度

情感与态度是认知发展的动力, 直接影响着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如果学生对解决问题的活动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 能从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具有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能感受到解决问题活动的探索性与创造性, 具有解决问题的成功体验, 那么就有助于促进学生对问题的解决, 也有利于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因此, 情感与态度也是影响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教学实践中, 教师明确了制约着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才能制定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学生切实掌握实现问题解决所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策略, 让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 探索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问题制约因素 篇2

题 目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与制约因素分析

姓

名 教育层次

学

号

分

校

专

业 教 学 点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与制约因素分析

｛摘要｝：

涵义界定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含义,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以及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目前在我国尚无定论。我们这里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要地就是指政府系统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结构、功能、运行方式等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

｛关键字｝： 体制改革； 制约因素； 行政系统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整体进程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掣肘环节,其他领域的改革攻坚都有赖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此深化和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涵义及动因

（一）涵义界定

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含义，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以及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目前在我国尚无定论。我们这里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要地就是指政府系统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结构、功能、运行方式等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它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行政系统对行政环境的适应过程。政府系统处在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位置，与整个社会环境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改革实际上是个充满活力的行政系统的重要存在方式，是行政系统自身根据执政环境的变更以相适应的行为。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能否根据环境的不同而及时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盛。举例来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为了适应战后国内国外环境，长期不懈的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目前已经大致实现了行政系统的现代化，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中国目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国内经济正蓬勃发展，社会变革迅速。因此，行政系统如何改革以适应执政环境是必须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个有目标、有计划的变革过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增强行政系统的活力，促进整体效能的提高，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开展，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有准备、有规划、有目标、有措施的系统工程。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展开，分步进行。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前苏联政权的一夜崩溃和它过快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循序渐进的改革可以说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理性的选择。

4、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权利和利益的分配。行政管理是行使公共权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调控的过程。在改革中必然会触及到对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与再分配。

（二）动因分析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受到行政系统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根植于社会经济、政府、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行政系统内部不断自我调整和改造的需要，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其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

1、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部动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部动因主要是：①发挥行政功能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衍生出许多新的管理范畴，政府管理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必然要相应改革行政机构和行政机制，使行政功能得以顺利发挥；②对行政权力进行监控的需要，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通常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如不适当加以约束，则会偏离合理的权力轨道，难以遏制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官僚主义以及腐败行为；③调整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之间关系的需要。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目标之间，组织的要求和个人的要求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协调因素甚至冲突。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外部动因主要是：①经济的动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作为上层建筑要素之一的行政系统也要发生相应变化调整和完善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基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全国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利用好，关键是立足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目前仍有部分国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予以认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②政治的原因。国家政治体制模式、政治力量格局以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发展变化，往往对行政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推动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二十多年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五次大的行政改革，分别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次改革的原因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③科技的原因。科技的发展促使政府行政日趋专业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这便要求行政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来适应，来学习，进而通过行政领域内的创新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如现代行政管理学起源于西方，随着在我国的研究和不断发展、完善，直接推动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电子政务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型政务工作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改变了传统的行政方式，未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主要问题

1、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的错误，认为自己是“全能政府”，政府管理就是控制，社会和民众都是被管制的对象，仍然高高在上，只要发施令，就会一呼百应，民众不敢不从；对自身功能认识错误，往往认为政府是“一家之长”社会是“小孩”，认为政府应对社会无所不包，功能应强于社会。

2、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职能还需要进一步转变，管理错位、缺位、越位并存。政府包揽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承担了本应由其它职能部门承担的公共事务，社会中介组织没有充分发挥有效作用；政府仍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涉经济事务，政企尚未完全分离；政府职能分工过细，部门之间职权交叉、重复。

3、行政管理方式不规范，制度不完善。行政管理方式、手段单一，重行政管理等直接手段，轻经济调控、法律约束等间接管理；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行政管理观念落后，重人治，轻法治；行政机关的决策、决定程序透明度和公开性不够，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与利益挂钩，有的行政机关把利益作为目标，把权力作手段；行政执法队伍素质不够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执法犯法、滥用职权。

4、行政体制改革步伐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每次改革对于推动市场的形成与政府管理方式的完善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每次改革都是行政体制的滞后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进而直接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情况下开展的。相对于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明显落后，处于被动状态，缺乏前瞻性。

5、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制不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政府机构自身及个体的权力与利益，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又是由政府自身发起，对权力与利益的追求，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缺乏自动力机制，只能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但是，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并且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发展很不平均。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与不充分使行政体制改革受到了制约，因此，对体制和机构的多次改革，没有使政府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行政管理体制始终难于彻底。

（二）制约因素

1、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战时体制的延续，这样的政治体制存在两个问题。①在行政系统内部，地方（下级）缺少必要的自主权，一切听命于中央（上级），事无大小，都得请示，造成工作中“文山会海”，“公文旅行”。严重影响行政效率。②政府对社会形成高度的控制和管理，造成政府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使社会对政府产生依赖性，自身机制得不到发挥，迫使政府为承担不该承担的职能付出额外的管理成本，同时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精简。

2、法制不完善，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的政府其实质是一个法治化的政府，其理想状态是政府依从法律赋予它的权力和责任，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样的政府才是负责任的政府，才是公民可以信任的政府，才能保障社会、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但是目前我国法制化程度不够，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有限，法制观念不强，造成政府决策、政府行为不规范，甚至违法。

3、行政人员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成阻力。政府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而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改革，它需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权力进行限定，对其自身的活动以及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即有权力和即得利益格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产生。

4、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缺乏系统性。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不能做到整体协同进行，只能造成原有矛盾在行政体系内部转移和滞留，而不能得到彻底解决。1982年改革后国务院机构减少到61个，但后来又增加了11个，1992年改革从86个减少到59个，但1993年又膨胀到72个。2003年改革以后，虽然整体形势比过去几次要好，但仍然存在反弹的可能。缺乏系统性，使行政机构改革始终走不出精简与膨胀的怪圈。

｛参考文献｝：

多重因素制约房价反转 篇3

上海的老张决定加快实施购房计划。

考虑到孙子出世之后自己要搬过去跟儿子同住，老张决定把自己现有的房产出售掉，然后买一套大面积的住房。就在他找房子的时候，恰逢“红五月”的出现，市场的回暖已经让老张心中有些忐忑。进入6月之后，市场热情并未回落，这让他有些心慌了。面对这种境况，他不得不加快买房进度，“说实话，我这也是担心房价上涨啊。”他如是说。

其实，老张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目前市场的变化的确有些出人意料。6月16和17日，南京重现排队买房现象。如复地新都国际原本定在6月16日开盘，但在前一天晚上7点左右，听到风声陆续赶来排队的购房者达到100多组，开发商只能星夜开盘。此外，位于南京江宁区的同曦青春水岸，也在开盘之初就有人排队选房；另一个江宁区的楼盘骋望骊都销售情况也不错，80套新房源在一小时之内就卖掉了56套。

为何又出现排队买房呢，一位赶来排队的购房者对当地媒体表示，“最近总听人说有楼盘重新开始涨价了，最近又赶上降息和利率折扣优惠，我自己也害怕房价会再涨啊。”其实，这样的心态已经普遍存在。

就在6月份初，杭州、深圳、上海等颇具风向标意义的城市，购房热情并未随着淡季的到来而下降，反而出现了持续升温迹象。如上海、深圳等地出现了千人购房景象，或者推出房源遭到抢购。

新房市场的高涨情绪，已经波及到二手房市场。据汉宇地产市场研究部监测结果显示，6月份前半个月，不少刚需板块的成交活跃程度较5月份上半月进一步增加，如宝山高境板块、浦东周浦板块的带看量上涨两成。

债务重压尚未解除

观察市场如何变化，我们不妨从考察房企债务压力方面着手。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房价的变化与房企的债务压力有着直接关系。衡量房地产企业债务压力最主要指标为带息债务，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应付利息等。根据万得资讯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第一季度，沪深两市总共126家上市房企带息负债总额为6134.38亿元，较之2011年底的5791.91亿元，增长了342.47亿元，房企债务压力加剧。

我们观察另一个指标——货币资金的变化，便不难发现房企目前的日子并不好过。数据表明，2012年第一季度，126家上市房企货币资金总额为2222.13亿元，较2011年末的2216.07亿元，仅增加6.06亿元，也就是说，出现在两个多月前的“金三”行情，对房企资金短缺现状并无明显改善。众所周知，货币资金拥有量的多少，标志着房企偿债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大小。而目前货币资金总额基本不变，负债持续增加，对上市房企来说，前景并不乐观。通过对比发现，2012年第一季度带息债务与货币资金总额差达到3912.25亿元，为近年来新高（见表1）。

此外，一年内到期的带息债务总额已经超过货币资金总额，如果开发商不想办法筹钱，将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126家上市房企一年内到期带息债务总额达到2438.90亿元，以现有的货币资金来偿债，尚存216.77亿元的缺口。

除了市场整体债务压力，我们同时还应该观察标杆企业的负债情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标杆房企对房价的影响起着巨大作用，因此单独观察诸如“招保万金”等在内的国内标杆企业的带息债务总额的变化，更具现实意义。

本刊选取包括万科、金地、招商地产等在内国内14家大型房企来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比发现，这些企业在2012第一季度，带息债务总额为3373.61亿元，已经超过2011年底的3164.56亿元，也是近年来新高。再观察具体企业，发现之前带息债务接近或者超过百亿元规模的房企，在2012年第一季度，负债规模再次上升。如万科2012年第一季度的负债规模达到553.31亿元，较2011年末，增加了46.18亿元（可见表2）。这表明，国内大型房企依然承受着不小的债务压力。

房价上涨暂无可能

从资金面、政策面等多个方面分析来看，房价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从资金面来看，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开发商资金链状况并无改善。从市场整体情况而言，带息负债总额仍在上涨，但由于货币资金总额无法大幅攀升，这意味着房企资金链仍然偏紧。在信贷政策并无明显放松的前提下，通过销售来回笼资金，还是最为务实的选择。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大型房企带息负债总额的进一步上升，这使得大型房企即使存在涨价的冲动，但迫于现实，也必须采取“以价换量”策略来加快资金的回笼。在标杆企业仍在采取平价或者打折促销的情况下，部分资金链不是很紧张的企业，也不敢贸然提价，它们能做的，最多是“捂盘”等待市场进一步好转。

此外，从政策面来看，近期各部委重申调控不动摇，其实也已经把房价上涨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6月5日，住建部强调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国家发改委也申明不会松绑地产，央行新闻发言人对“房贷7折利率”进行了澄清。这表明，除了正常的市场需求外，投机性、投资性需求仍然毫无机会。

分析近期部分楼盘热销的原因，不难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开发商仍在降价促销来加快资金回笼速度。如南京同曦青春水岸，折扣价为13000元/平方米，起售价更是只有11900元/平方米。而另一个楼盘骋望骊都，售价更是低至9000元/平方米左右。

鉴于此，近期房价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刚需压抑了很长时间，加之房贷利率水平的下降，以及开发商降价促销力度不减，可以预见未来市场交易活跃程度仍然比较高。

问题制约因素 篇4

一、“家电下乡”政策的主要效果

我国于2007年12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 首先在山东、河南、四川3省开展家电下乡试点工作。为了加大“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力度, 财政部、商务部、信息和工业化部联合于2008年10月23日和2008年11月28日下发《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方案》、《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家电下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期限为4年;下乡家电补贴品种的范围从试点省份的彩电、电冰箱 (冰柜) 和手机3大类产品扩大到10类, 新增洗衣机、电脑、热水器、空调、摩托车、微波炉和电磁炉, 其中摩托车归入汽车下乡补贴渠道。同时, 调整补贴产品限购政策, 将原来每户每类家电下乡补贴产品限购1台调增到2台。2010年4月后, 各省份又陆续把补贴品种的范围扩大到电饭堡、DVD、电动自行车、抽油烟机、燃气灶等产品。至此下乡家电基本含涵盖了农村地区常用的主要家电类型。

(一) 下乡家电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农村市场进一步扩大

据商务部公布的信息统计, 截至2010年12月31日, 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达11486万台, 实现销售额2425亿元 (见表1) 。2009年和2010年是家电下乡政策取得良好成效的两年。虽然2009年政策实施效果低于预期, 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9年我国共销售家电下乡产品3456.11万台, 金额共计647.87亿元。其中, 登记销售冰箱1380.2万台, 彩电768.7万台, 手机159.5万台, 洗衣机558.4万台, 计算机130.9万台, 空调301.4万台, 热水器125.1万台, 微波炉12.8万台, 电磁炉19.2万台。虽然实施效果距离政策推出时拉动1500亿元消费的市场预期有较大差距, 但我们认为政策对农村家电销售的拉动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加速的过程。2010年下乡产品的销售突飞猛进, 政策的效果进一步显现。2010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达7718万台, 实现销售额1732.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3倍和1.7倍。其中, 冰箱和彩电成为家电下乡政策的最大赢家, 连续两年来在销售额稳居前两位, 海尔、长虹、TCL、美菱、美的、海信等企业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家电下乡政策成功拉动了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发展, 特别是在刺激内需、盘活企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 促进我国家电市场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国内家电市场呈现出二元结构的特点。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之前, 国内家电市场受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形态的影响, 一直存在着重大差异。国内家电消费长期以城市市场为主, 虽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5.06% (2007年底) , 但家电消费远落后于城市。据推算, 2007年以前, 国内农村家电市场只占市场总量的约三成, 占全部销售额的1/5, 家电的普及率也只达到城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由于农民消费水平低, 流通渠道不健全, 一些龙头家电企业也不重视农村市场, 使得产品档次、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

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以来, 成效显著。下乡家电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 销量大幅增长, 农村家电销售服务体系也得到明显改善。2009-2010年, 由于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 家电产品销售量呈现了逐月增长的态势。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我国家电下乡产品销量突破7000万台, 而2011年1月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更是首次出现单月突破千万台, 达到1048.9万台, 同比净增长80%, 家电行业销售额屡创新高。财政部通过有关部门测算认为, 家电下乡政策拉动国内消费16000亿元。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国, 也是最大家电出口国。在加入WTO后, 中国家电出口呈高速发展态势, 2008年前的几年间全行业总出口额已占总销售额的1/3以上, 行业高度国际化。一些产品如空调器、微波炉产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70%以上, 可以说已经触及发展的“天花板”。而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又开启了家电行业的新的发展机遇。

(三) 进一步扩大知名大企业的市场占用率

家电下乡政策主要带动了大的知名企业的生产销售, 对中小企业影响有限。从各企业发货、登记销售情况来看, 大品牌在家电下乡中占据绝对优势, 小品牌无论发货量、销售量均处于劣势。截至2009年12月31日,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发货数量为662.6万台, 登记销售量为460.2万台, 登记销售金额达98.8亿元, 综合优势遥遥领先。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位列第二、第三位。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发货数量为536.0万台, 登记销售量为208.5万台, 登记销售金额达38.0亿元;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货数量为562.0万台, 登记销售量为238.0万台, 登记销售金额达37.8亿元。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货量最多, 达911.6万台, 而登记销售量为132.1万台, 登记销售金额将近36亿元。 (见表2) 而销售量最高的前20家企业登记销售量占到全部销售量的78.64%。

尽管中标家电下乡让不少企业驶上了开拓农村市场的“快车道”, 但商务部公布的家电下乡2009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365家中标家电企业中有14家显示零销售业绩, 此外还有17家企业销量不足10台。造成中标企业“零销售”的原因有很多种, 有些企业中标较晚, 渠道布局有限;有些企业的中标型号较少, 不适合农村市场;还有些下乡产品因为品牌知名度有限, 或者定价过高, 没能被消费者接受等。

目前来看, 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以来, 受益最大、份额占比最多的当属海尔、TCL、长虹、美的、海信等国内的大企业, 它们牢牢占据着5成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些大企业的全面领先,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企业的产品线长, 在短期内能快速针对农村市场推出物美价廉、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而品牌也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还在于这些大企业早在多年前便开拓农村市场, 在三四级市场形成了一定的销售网络、物流配送和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 在下乡政策启动之初, 反应速度快、被寄予厚望的众多中小企业, 尽管也成功中标并展开了对农村市场的布局, 但受到自身销售网络少、产品利润空间小、品牌影响力弱等因素的限制, 中小企业在农村市场一直难以在规模上获得新突破。

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以来, 下乡家电成为农民购买家电产品的首选, 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 销量大幅增长, 农村家电销售服务体系也得到明显改善, 不仅实现了惠农强农的政策目标, 还取得了稳定家电等行业发展, 均衡内外贸等多重政策效果。可以说是, 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经济得发展。

二、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购买家电的补贴不能及时发放

农民最不满意的是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到家电补贴款。农民领到家电补贴款的时间一般为2-3个月, 有的甚至达6个月之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手续繁多, 有一个环节上出现纰漏, 就会影响整个补贴款的发放。如:销售单位没有将产品销售信息及时录入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 就大大延迟了农民领取补贴的时间。因此, 很多农民抱怨拿到补贴的过程过于繁琐, 甚至补贴不抵工时。政府为“家电下乡”专门开发了信息管理平台, 目的在于简化工作流程, 确保数据的准确, 但由于大部分销售网点都在农村, 执行效果打了折扣。

(二) 销售网点过少、售后服务较差

商务部家电下乡管理信息网所反映的投诉信息中, 销售网点过少, 也是农民反映很强烈的一个问题。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网点, 大多设立在县城, 由于销售网点少, 农民难以选择到自己合意的家电。由于农民住的比较分散, 离维修网点比较远, 有的交通也不方便, 这给家电企业的售后服务增加了难度, 提高了成本, 这导致售后服务差成为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农民不能得到及时、满意的服务, 这也是农民进行投诉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 个别企业产品质量低劣

据中国社科院家电下乡调研组的问卷调查所显示的数据, 发现个别企业的家电下乡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个别生产企业没有严格把好产品质量关, 也有个别销售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疏漏, 甚至有些假冒的产品进入了渠道。但是总体看, 家电下乡产品的管理系统是一个设计非常精细的管理链条, 家电下乡政策推进顺利有效。调查中, 还发现, 有些厂家因为价格上限, 把产品一些配置进行了减少或者低档化而引发质量问题。可喜的是, 国家促进消费的政策, 大幅提高了下乡家电产品最高限价, 并将进一步完善下乡家电产品补贴标准和办法。

(四) 存在商家违规经营与欺诈现象

销售商家虚开发票现象时有发生。某农民买了一台创维32S12HR, 本来价格是3299, 可是商家却收了3499, 而且发票开的还是37M11HM的。还有的商家销售的是家电下乡产品却告之不是家电下乡产品, 某农民于2009年12月5日在镇平鸿宇电器健康路店购买的创维彩电, 型号为32L05HR当时还赠送了底座和U盘。经查证该产品是家电下乡产品, 但该店销售人员在销售时却说不是家电下乡产品。还存在假冒家电下乡产品销售、下乡产品销售价格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等现象。某些商家还存在骗取国家补贴的不法现象。

三、制约家电下乡的经济社会因素

(一) 下乡家电不适合农村市场

一些厂商把家电下乡当作清理库存产品的一个单纯商业机会。它们的产品并不适应农村市场, 不能准确把握农村真实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 满足农民实际需求。和城市相比, 目前农村消费环境还比较落后, 因此必须考虑家电下乡产品的适农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家电下乡产品的质量、环保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要求企业在生产研发的时候必须适合农村消费环境, 比如要强信号、宽电压, 要有防鼠板。

(二) 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服务网络不发达

家电下乡网点大都设置在县城, 很多农户并不知道, 即使知道, 由于路途较远其购买、维修的成本也很高昂。应坚持家电下乡网点先下乡的原则, 千方百计在乡镇增设网点, 进一步方便群众的购买与维修。通过产销工作对接, 使家电下乡产品生产、流通企业进一步了解农村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质量、服务方面的意见, 促进生产、流通企业按市场需求生产和组织货源, 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家电下乡”品种增加, 档次提高, 进一步调动了农民购买的积极性。据有关部门统计, 不少知名的电器品牌, 在县城都没有售后服务网点, 更不要说乡镇一级。

(三) 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广大农村地区的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大大影响了农民购买家电的热情。很多地方由于电力不够, 普遍存在拉闸限电的作法, 使得家电不能正常使用。电视信号、网络信号、手机信号覆盖面不广、强度不高大大影响了电视、计算机、手机等产品的销售。自来水、燃气管道铺设不普及大大影响了洗衣机、热水器的销售。道路建设的落后大大影响了家电售后服务的质量, 提高了企业的维修成本, 降低了农民的满意度。

(四) 农民收入偏低是制约家电下乡的一个主要因素

农民消费能力仍然编低, 大大影响了家电下乡的实际效果。家电只是一个中间产品, 后续使用成本降不下来, 农民买得起, 用不起。在农村地区用电成本仍然高于城市地区, 大大影响了家电的使用率。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村消费市场是很难启动的。据中国社科院家电下乡政策调研小组的调查, 63.5%的人认为家庭收入低是影响其购买家电的最主要原因, 同时发现在人均收入为6000元的家庭比人均收入为4000元的家庭购买下乡家电的台数多出31%。凡是收入比较高的村庄, 家电的购买率明显高于收入比较低的村庄。

四、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的主要措施

(一) 开发适合农村市场消费的产品

能否准确把握农村真实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 保证下乡家电适应农村市场, 满足农民实际需求, 是否让更多农民享受家电下乡的关键所在。产品开发性价比要高, 以适应农村市场和农村消费习惯。实实在在的惠农家电下乡不应成为厂商清理库存产品的一个单纯商业机会, 而是要清醒地看到, 要想打开农村市场, 绝不是仅靠政府补贴几百元, 厂商几句宣传广告, 就能达到目标的。政府监管部门要引导中标厂商充分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 单独专门研发性能稳定、价格低廉、节能环保、实用性强的下乡家电, 满足农村市场的现实需要。切实防止农民购买家电后, 无法在现有居住环境下正常使用的问题出现, 这就是实实在在惠农。毕竟农民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 对他们而言, 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

例如:农村电网建设尚不完善, 电压不稳, 这就需要厂家在产品电压输入设计时, 充分考虑这一点, 否则农民购买家电时, 就得另行配备稳压器, 不但增加了负担, 而且可能影响了家电的正常功能发挥, 甚至缩短了家电的使用寿命。农村的供水能力有限, 水压较低, 含杂质较多, 而且农民的衣服泥土多, 喜欢把各类衣物混在一起一次性洗涤, 厂家在设计洗衣机时, 对这些问题都应给予充分考虑。农村的电视信号微弱, 环境潮湿, 老鼠多, 如何防潮、防漏电、防老鼠也是厂家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 健全售后服务网络, 创新服务体制

售后服务要先行, 确保农民买得放心, 用得舒心。常言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把售后服务比作家电下乡的“粮草”非常必要。有效保障家电售后服务, 是家电企业在农村市场开拓工作中应有的一环, 也是家电下乡长期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目前, 许多家电企业的售后服务网络均以县级为单位, 借助县级代理商的乡镇特约合作服务商对分散于各个自然村的农村家庭提供售后服务。

当前, 在农村生活的人口中, 壮年劳动力、稍有文化的人, 外出务工的很多, 留守村庄的人员, 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使用家电的过程中, 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指导, 随时解决日常使用中遇到的问题。而且, 我国地域辽阔, 不少村庄离乡镇十几公里, 离县城上百公里甚至数百公里, 对这些农村用户来讲, 中标商家有无距离最近的服务网点保障售后服务, 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农民居住比较分散, 人口密集度比较低的特点, 让每个家电企业在每个乡镇设立维修服务点的可行性不高, 可创新服务体系, 由多家家电下乡中标企业联合设立维修服务点。这样大大节省了企业的成本, 也大大方便了群众。

(三)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降低农民使用家电的成本

农村消费市场的培育是个系统工程, 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这个系统中的基础。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 不仅需要家电下乡, 也需要为其提供下游产品 (服务) 的厂 (商) 下乡, 才能全面降低使用成本, 确保农民买得起, 用得起。

家电下乡加速实施以来, 农村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买了空调没电用, 买了洗衣机、热水器没有自来水供应的现象不时出现, 大大制约了农民的购买行为。未来家电下乡的推进, 必须以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 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的确有大辐度的提高, 消费能力也随之得到提高, 8亿农民已成为最大的消费群体, 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市场。整体而言, 农村消费市场中, 家电只是一个中间产品, 需要下游厂家或商家提供后续服务支持, 才能正常使用, 最终形成一个产业链条。家电补贴了, 只是节省了购买家电这一环节的钱, 还有用电, 用水, 修理等后续环节需要花钱。因此, 除了下乡家电厂商不能仅盯着农民手中的钱, 光顾着自己的利润, 更需要与提供下游产品、服务的厂家, 商家一起携手改善服务, 降低成本, 共同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 不把下游服务商和生产商拉进来, 一起下乡, 家电下乡这一工程, 虽然能解家电企业的一时之急, 但长期下去, 不但不能迎来农村消费市场的春天, 还可能会走向反面, 增加农民负担, 出现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双输”结局。十几年前, 当农村固定电话安装还需要支出昂贵的报装费时, 农村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并不高, 取消报装费、降低资费后, 固定电话多了起来, 规模效应也就出来了, 农民与电信公司也就双赢了。家电下乡也应从中受到启发。

(四)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增强农民消费能力

不断有效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 增强消费能力, 是家电下乡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促进农村消费市场健康成长的关键。从国家经济的发展前景来看, 农村消费市场的兴盛是必然趋势。可是, 前景不能代表现实。一个健康的消费市场, 需要有提供物美价廉商品和服务的厂 (商) 家, 也需要一群具有持续购买力、拥有良好消费习惯的理性的消费者作为支撑。购买量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购买力。因此应该坚定不移地提高农民收入, 使更多的农民能买得起家电、用得起家电, 真正提高生活水平, 这是促进家电下乡最根本、最长足的途径。

只有不断深化改革,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力度, 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 才能保证农村的可持续消费能力。农民在对未来收入具有可预期的前提下, 才会更加踊跃地消费, 不但大胆地把手中已握有大量的现金用于消费, 而且可以合理地“透支”未来的可预期收入, 就算不再给予补贴, 大批的农民也会纷纷解囊, 积极消费, 进而全面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拉动内需, 带动生产,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使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家电下乡这一工程不辱历史使命。

(五) 利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降低农民的交易成本

企业内部管理制约因素 篇5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初创企业数量日益增加，这类企业指的是刚刚创业的企业，通常具有人员数量少、管理能力差和市场抵抗力弱等特点。在对初创企业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分析时，可发现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内部管理不规范、人事管理混乱等[1]。初创企业在初期发展阶段，企业内部管理还存在随意性的弊端，有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是初创企业较为常见的问题。并且在企业进行内部管理的过程中，在人事安排上通常选择与管理者有亲属关系的人员担任主要岗位，这就导致内部管理体现家族式特点，并且对员工权益的保障力度不足，同样会制约企业稳定发展。另外，企业内部管理的不足还体现在财务管理制度尚不完善这方面，企业资金资源使用不规范，财务会计制度的制定与企业财务管理实际不相符等，都会为企业之后的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3.2初创企业内部管理的制约因素

造成企业内部管理缺陷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主要制约因素可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机制因素，这一因素是初创企业产生多种内部管理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在实施内部管理的过程中，缺少完善的科学机制和有效的管理方法，势必会在为企业带来较多管理问题，对企业发展有严重威胁；二是人的因素，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主要具有人力资源较少的特点，在实际管理中，可安排的人力资源比较缺乏，尤其是管理专业的人才数量不足，将无法为企业管理工作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并且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能满足企业管理需求，将导致管理质量低下，内部管理规划不能得到有效落实等。上述原因是阻碍企业内部管理良好发展的主要因素，只有在尽快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确保企业管理发挥其功能，进而为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促进初创企业内部管理优化的相关措施

4.1充分意识到内部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要想实现初创企业内部管理的优化发展，要求企业能首先明确内部管理在企业运营上的重要意义，从而确保企业内部管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初创企业管理者应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状况，将内部管理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并将企业管理作为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为内部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以天鹰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例，这一企业内部管理主要存在内部管理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在实际管理环境中，企业管理层认为内部管理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在管理工作的人力投入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是制约企业管理工作高质量完成的主要影响因素[2]。针对这一问题，企业管理层决定加大对管理人员管理意识的培养，以便在思想层面使得相关工作人员了解管理工作重要性，通过组织演讲和讲座等活动，能有效提升工作人员管理意识，是常见的一种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效果的措施。

4.2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要想实现内部管理效果的强化，需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体系，以便在管理体系正常运作下，减少企业管理随意性，确保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受到制度保障作用，促使企业内部管理朝着科学性方向发展。内部管理体系的完善构建，需要做到有关管理制度的合理建立以及管理人员综合能力的提高，初创企业管理者要结合企业经营特点，从管理制度长期有效性这一角度出发，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不仅需要对管理工作开展规范和展开原则作出明确规定，还需要作为赋予管理者权利的重要途径，从而为管理者有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在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离不开内部管理的作用，而内部管理实施效果主要与管理人员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有关，因此，企业应重点关注对管理人员的培训。例如，大部分企业会根据内部管理要求，为员工提供相应的培训内容，并将培训结果及时反馈给员工，从而确保员工能有针对性的进行自主发展。总的来说，内部管理体系的正常运作是保障企业管理工作实施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应从管理制度及人员培训等角度出发，为管理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4.3突出内部管理重点

在进行内部管理时，还需要突出企业管理重点，加大对资金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及营销管理的重视，上述管理内容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要为这些管理任务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并在明确管理重点的基础上，构建适用性较强的内部管理体系。质量管理重点在于坚持质量、信用的管理理念，企业管理者要做到为产品质量及信用负责，能通过提高质量管理力度，来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还可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责任制，强化技术基础工作，设立专门的质量管理机构，并通过运用恰当的质量管理手段，进一步深化质量管理。而资金管理则需要从思想层面着手，坚持勤俭办厂的理念，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便提高企业运营效益[3]。例如，大多数初创企业在资金管理上投入了较大精力，为了保证资金资源的充分利用，企业管理者会建立相应的资金管理规范制度，并要求管理人员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以便保障资金运用合理性。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企业的思政工作，旨在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思想政治工作有序开展的情况下，能为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及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是重要的内部管理措施之一。尤其对于初创企业来讲，要注重企业思政工作合理性，以便为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加以保障。

4.4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

除了上述措施外，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企业管理者要及时改变用人理念，更多注重对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考察，并结合员工工作态度及业务情况等，为其安排相应的岗位，进一步充分发挥岗位职能。在提拔企业高层干部时，要严格按照用人制度提出的要求，从对企业、对员工负责的角度出发，将责任心强、管理能力强的人员安排到领导位置上，以便为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发挥优秀员工的带头榜样作用。另外，为了突出人才选拔的公正性，还应做到人事管理的透明化，从而保证企业内部管理的顺利开展。总的来讲，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是初创企业管理工作高质量开展的关键，在制度作用下，能一定程度提高企业用人管理有效性。只有在确保企业人才选拔和岗位调整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的条件下，才能确保企业稳定发展，发挥内部管理在企业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4.5制定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

要想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及创造性，则需要采取相应的奖惩制度来对员工进行约束或鼓励，从而发挥员工潜能，进一步为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大量优秀人才。通常来讲，人的内在潜能需要借助激励手段才能得以发挥出来，这种激发潜能发挥的动力可分为多个种类，包括物理需要、生理需要、精神需求及社会需求等多种，企业管理者应该从以上方面出发，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引发员工产生需求并逐步发展这种需求，可将其转化为促进员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心理作用的积极影响下，促使员工自觉根据需要完成的目标来制定发展规划[4]。因此，为了提高企业内部管理力度，有必要注重绩效考核体系的合理建立，以便确保管理者能对员工工作能力有充分了解，进一步根据考核结果，对优秀员工进行物资奖励或精神奖励等。例如，企业将从人物完成程度、工作态度、专业能力等考察指标出发，全面考核员工绩效水平，对于表现优异的员工，企业将为其提供发展平台，帮助员工深入发展。可以说，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对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有重要意义，并能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确保管理工作高效开展。

5结语

制约农村土地流转因素分析 篇6

作如下分析

1农民思想观念陈旧，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由于受传统小农经济思想影响，对土地流转的认识不到位，不愿放弃耕地。农民视其为生存根本的观念还未转变，加上近年来承载于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已经消除，中央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各种补贴不断增多，因此大多数农民不愿将其承包耕地进行流转。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中，一些人对土地的眷恋还很深，宁愿造成土地撂荒或粗放耕种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

个别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认为推行土地流转工作，容易造成新的土地纠纷，对农村稳定工作不利。还担心搞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如果受让方经营不善或不讲诚信，不按时支付流转费，流转双方会产生矛盾，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因此他们对待土地流转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持消极态度。

2农民非农收入低，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影响了土地流转。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比较好，农民非农收入比较高，农村劳动力绝大部分转移到了城镇及非农产业，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出来，发展规模经营。农民通过流转土地增加了收入。而在目前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因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非农就业比较难，而其所拥有的承包地又是其生活根本保障，因而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

3缺少农业产业发展对土地流转的需求。农业产业化水平比较低，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不多，缺乏效益明显、可持续性强的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即使有种养能手想扩大经营规模，却因资金问题而退却。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土地流转。由于农业收益比较低，投资回收周期比较长，高收益项目比较少或难以选择，农业开发面临着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因此，业主对投资农业开发极为慎重，真正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或业主投资农业的比较少。由于缺乏对土地流转的需求，即使农民有地不想种，土地也无法流转。

4缺少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影响了土地流转。土地具有特殊的生存保障功能，包括满足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承担子女教育和养老费用所有保障功能。农民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和社会保障，使土地流转的风险和成本加大。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参保门槛高，如农村低保制度因受条件限制，并未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因此，随着非农职业周期性、季节性、结构性调整，当处于阶段性失业时，种地会成为农民的首选谋生之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农民仍然对耕地有很强依赖性，从而影响了土地流转。

5缺乏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指导服务。目前进行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的组织极少，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信息传播渠道少而不畅。多数情况是外地业主找当地政府或农业部门帮助寻找、联系符合自己要求的土地。土地流转信息不畅通，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供需双方信息有效对接机制还没有形成，导致土地流转难且成本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影响农村土地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流转，转包费、租赁费等土地流转价格缺乏科学依据，没有与之相关联的评估、咨询、公证、仲裁等中介服务机构。郑州市到目前为止只有巩义市成立了市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各县(市)、区还没有开展诸如土地流转的供求信息搜集、发布、土地评估、政策咨询、合同签订、合同鉴证等相关指导和服务工作。

6缺少完善的管理机构。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机构不健全，指导监管工作滞后。实行机构改革后，大部分乡(镇)农经管理部门已名存实亡，有的就根本不存在了，有的是兼职，有的是人员少，无法正常开展土地流转指导和管理工作，造成土地流转监管不力，流转行为不规范，流转纠纷无人受理，从而留下许多隐患。更谈不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相关配套政策，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基本上处于盲目放任、无章无序的状态。

7农村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由于对土地流转缺乏必要的指导与管理，农村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很不规范，流转手续很不完善，甚至出现违规违法现象。如有的土地流转不登记，不按规定进行审核批准；乡、村两级组织没经过撂荒农户的同意，不履行有关手续就将撂荒土地流转给第三方经营，部分地方村组集体的土地和“四荒地”未经群众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通过，村组干部擅自作主进行流转，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部分村组干部不尊重农民意愿，直接充当土地流转主体，强制要求农民流转土地，一些承租方在租赁土地后，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擅自改变土地农用性质，甚至用于房地产开发等。

8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与管理存在问题。一是部分土地流转，流转双方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没有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存在较多纠纷隐患。2008年，郑州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的不足70％。二是大多数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不规范，内容不完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甚至与现行法规相冲突，如流转期限超过了二轮承包期规定的时间等。三是土地流转合同没有经过见证或公证机关公证，没有入档备案。一些没有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或合同内容不完善的，由于受利益驱动，极易出现出让方单方面毁约现象，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

问题制约因素 篇7

由于农业生产利润低, 农民都为改变生存环境而寻找进城就业的机会, 但农民进城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通过调查, 在一些中小城市放宽对农村劳动力进城限制的同时, 一些劳动力在表现出对外出期望的同时, 也流露出了对不能外出的无奈, 对于这些农民来说, 他们的素质锁定了他们除种地, 没别的出路。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只能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手工操作, 即使找到工作, 也因自身能力不行很难被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同时, 由于农民缺乏城市生活常识, 掌握的法律知识少, 绝大多数农民外出打工都不会签订平等的劳动合同, 也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因此, 上当受骗、干了活要不回工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劳动力素质不高日益成为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瓶颈。加之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 我区农民以粮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 粮食生产以外的劳动技能低下, 主要以从事简单的生产性劳务为主, 基本上靠出卖体力获取就业机会, 胜任不了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劳务产业统计资料显示, 在西吉县农村转移劳动力中, 90%以上是从事纯体力劳动。就目前而言, 西吉县农民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 文化素质明显偏低。西吉县农村劳动力人口中, 高中文化程度仅占12.8%, 初中文化程度占54.6%。小学以下占32.6%。另外, 在全部劳动力中, 受系统职业技能培训只占4.5%, 从事劳动密集型劳务比重大, 技术密集型劳务比重小, 造成西吉县与福建等兄弟省市开展劳务协作的范围受限。

针对宁夏剩余劳动力过多, 笔者对劳务输出做一些调查摸底, 随着这几年厦门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湖里区及厦门岛已没新开工企业, 新建企业大都在岛外的海沧、集美等新开发的工业区。我们发现如果按传统的大批量输出劳动力其可操作性不高。因我们有组织的批量劳务输出多为综合素质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不符合那边企业用工需求, 且企业不负责职工食宿, 只有部分企业中午的工作餐是集体提供。输出人员住宿问题不好解决, 再加上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也不确保, 出现“输得出、留不住”现象。所以笔者认为工作应重点放在零星务工人员的输出上, 积极努力争取把湖里区作为我们宁夏务工人员接待点, 并对务工人员实行市场化、自主化操作程序, 只要能在厦门各企业安置一些稳定性高、长期就业的宁夏务工人员, 就会给我们下一步的劳动力输出起到积极的作用, 逐步实现稳住一批后带动一批, 为以后的批量劳务输出打好基础。

2有规模的后续培训跟不上, 技能培训需进一步扩大

农民工基本上都是自己出去打工, 由于素质制约, 只能从事一些纯劳力工作。即使是政府有组织的输出, 也没进行很好培训。所以农民工到达打工地点后, 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劳动强度大, 且收入微。若政府在有组织的输出劳动力前就对输出人员进行对口培训, 逐步做到输出人员都经过培训, 提高务工人员素质, 提高劳务输出质量。输出人员的境况可能会改观。随着产业升级和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 企业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劳务需求中已明显由“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需求转变。强化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岗位培训, 建立与农村劳动就业相适应的新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 笔者认为要坚持实施“市场引导培训, 技能促进就业”的农民工培训计划, 着力打造劳务品牌, 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把农民工培训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措”的投入机制。要及时掌握和研究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规律, 对输出的劳动力, 要依托各类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 并根据农民工自身实际, 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 有针对性地进行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方面的培训。在培训方式上, 要把订单培训、定点培训、流动培训和企业自主培训结合起来, 建立师资、设备、场地、教材等培训资源有效利用的共享机制, 努力扩大培训面, 降低培训成本, 提高培训效果, 尽快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 为农民工务工就业创造硬性条件。

近年根据用工条件的需求加大了岗前培训, 但培训的针对性主要是有组织输出人员。大部分季节性民工自发外出无组织、无技能, 且年龄以30-40岁中年人为主, 就业能力十分脆弱, 需启动各种社会办学力量和培训基地对以上人员加强培训, 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

3农村劳动力输出渠道不够畅通, 劳动力输出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调查数据表明:2005年通过政府或有关部门有组织的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1.1%, 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转移的占18.9%, 而自发方式盲目转移的占80%。前两种渠道外出的一般都有就业岗位, 而靠自己运气的则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运气好的很快便能找到工作, 也有的农村劳动力辗转流徙, 无获而返。这种无序化的劳动力流动, 既不利于农民通过打工增加自己的收入, 也不利于城市的有序化管理。

2009年是大旱之年, 全固原地区的劳务输出中, 群众自发输出占60%以上, 剩下的都是农户自发组织输出的。大部分盲目输出至区内及周边地区的工厂、矿山、建筑及种植、养殖等体力劳动强度大的行业。技术操作简单的行业和领域, 形不成规模, 分布呈无序、杂乱、零散状。政府有组织产业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新疆、甘肃、陕西等地, 渠道还相对狭窄。政府的有组织输出毕竟还是有限, 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农户。所以像2009年的大旱年, 农民等不到政府救助, 已经开始自救了。而这些自发组织输出的农户, 车费都是自己掏, 到了目的地后, 自己再联系工作。也有些农民出去时间长了, 自己开始做中介人。像三营镇有个农民, 就专门召集农民工送出去打工, 他很有信誉, 农民都愿意也很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像这种民间的组织在海原县乃至整个固原地区都特别多。只是这种形式最大的缺陷是比较松散, 不能形成自己的品牌。其实, 固原地区的农民吃苦耐劳, 在外边很受欢迎。如果能形成自己的品牌, 那么固原地区的劳务输出, 肯定会走出一条特色之路。真正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大有组织输出的力度, 尽量能形成自己的品牌战略。

4劳务输出的稳定性较差

一是由于财力紧张, 劳务输出经费没有得到全面保障, 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二是用工企业对女工需求量大, 男女比例一般为2∶8, 给组织输出带来一定困难;三是宁夏部分劳务人员思想观念陈旧, 技能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劳务输出后的生产和生活, 输出后的稳定率低。据不完全统计, 从1997年开始, 固原市累计输往莆田的务工人员近万名, 目前稳定在莆田的只有5266人, 稳定率为54.4%。稳定率不高的原因一是宁夏部分务工人员素质偏低, 加之大多属第一次外出, 对当地的气候、生活、工作环境等一时难以适应, 遂产生思乡情绪, 甚至回头返乡;二是部分企业工资待遇较低, 也有个别企业担心新员工学会技术就跳槽, 对新员工拖后发放工资的情况, 使部分新员工产生了上当的感觉, 于是一走了之;三是务工人员在闽工作几年后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用工企业中女多男少, 赴闽务工者互相选择的余地很小, 能结成伴侣的更少, 多数不能长期稳定在福建就业, 据统计1997年以来, 在莆田务工的宁夏员工中, 已成家且均在莆田的只有116对, 大部分务工人员要返乡成家, 很多女青年成家后就不再出远门务工, 所以说用工企业男女比例失调也是造成务工人员不能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5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一些地方, 特别是用工企业单纯追逐经济利益, 法制观念淡薄, 置劳动法律法规和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于不顾, 侵犯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现象屡屡发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务工人员的劳动收入难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最多的建筑行业, 拖欠务工工资已经成为痼疾。二是劳动安全难以得到保障。一些在建筑工地、煤矿等务工的农民, 在没有安全保障措施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一旦出现了死亡、伤残事故后得不到合理的赔偿。三是劳动健康保护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特别是沿海地区一些私营企业主常常不顾工人的身体健康, 强行要求工人工作12-14小时以上, 并且对在生产操作过程中的对工人身体有直接损害的物质和放射性物质、有害杂尘、毒性药剂等不采取劳保措施, 从而导致务工人员的身体健康一定程度受到伤害。

6较低的文化素质无法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需要

目前宁南山区农村劳动力中仍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 占90%以上。在农村, 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也较少。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 滞留在农业部门进行谋生的可能性更大。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由于市场结构不同, 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这也可以从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情况看到, 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因为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 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 技术不断升级, 相应地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 但是企业自己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培训成本远远高于直接从人才市场中招收高素质的人才的成本。所以企业对低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了。综上所述,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是其向劳动生产率较高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转移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度较高的制造业、建筑业和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不高的服务业、批发业等行业中。随着产业技术的升级和结构调整, 对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少,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陈晓华, 张红宇.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问题制约因素 篇8

1.大中型机具需求比例偏少, 机械配备不合理, 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随着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国家农业政策的扶持, 农产品价格走高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农业机械行业呈现出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但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影响, 现阶段仍是一家一户小型拖拉机进行农田基本耕作所占比例偏大, 农业装备比例严重失调, 从农机总动力装备水平看, 万亩耕地拥有农机总动力1100 kW, 但大中型拖拉机占农机总数比例偏低, 作业质量达不到标准, 难以实现优质高效农业的目标。

2.我县机具配套比只有1∶1.65, 严重制约了机车效率

当前我县拖拉机保有量虽有了较大发展, 但与之配套的农业机具数量少, 严重影响了机车效率的发挥, 现我县机具配套比只有1∶1.65, 而我们周边农场配套比一般都在1∶4以上, 这种有头无尾的现象, 阻碍了农业增产、农业增效和有机户增收, 直接影响了自身效益的发挥。

3. 机具老化, 新机型少, 更新慢

我县农业机械的种类、机型不多, 而且大多都处于老化状态, 新型机具少。存在着许多农机作业的薄弱环节。现在市场上新型农机具品种繁多, 但农户受资金等因素影响购买积极性不高, 虽然近年发展较快, 但与其他县市比明显滞后, 更新的速度极其慢, 明显影响了优质高效农业的进程。

我县是农业县, 近几年来农机化取得了一定发展, 在质量和农机装备结构上都有了变化, 但有劳动力因素、土地资源因素、资金等诸多因素影响, 制约了我县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 现就这几个因素谈谈对我县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

(1) 劳动力因素

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劳动力又有老守田园的思想等诸多原因, 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我县目前现有24万农村劳动力, 农业资源能容纳10万, 农村仍存在6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因此, 我县面临着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这也是我国的共性问题。

由于可耕地面积的有限性,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必然造成土地的分散经营, 土地规模因人口增长和农户的增加而越分越细。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 但由于没有土地的集中相配合, 就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 而小规模农业生产的成本必然会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从而阻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2) 土地资源因素

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经营规模狭小。虽然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了分离, 并且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为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 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使得地块过于零碎, 现代化的机械耕作方式很难推广, 因而导致小农经营的原始耕作方式仍在很多地方保持, 这极大地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阻碍了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3) 资金因素

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分散性、季节性和地域性决定了它所需要的农机品种多、数量大, 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我县属于贫困县, 人均收入低, 再加上现阶段农产品基本上已呈供大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格局, 价格与前两年没有什么变化, 而农资价格却逐年上涨, 所有这一切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甚至出现负增长, 相应的农户对机械投入资金就严重不足。制约了机械化的发展, 虽然近年国家大力投入资金对农机进行购机补贴, 但‘杯水车薪’, 大部分农户仍然需要全额购入机具, 制约了机械化的发展。

问题制约因素 篇9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Garter Group公司提出了企业资源计划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简称ERP) 的思想。它突破了只管理企业内部资源的方式, 把客户需求和企业内部的制造活动、以及供应商的资源融合在一起, 体现了完全按市场需求生产的思想。通过从企业内部的不同系统和外部数据源收集数据, 经过抽取、整合和统计, 形成一个中心的数据集。

虽然大多数企业信息化建设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许多信息系统往往只限于对数据的基本规模的量化, 而真正涉及到利用数据预测、决策甚至统计分析方面的工作还比较少, 结果软件只代替部分繁重的手工劳动, 并没有充分发挥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 不能准确地把握市场变化的规律。

二、统计工作在企业运营中的作用

统计的三种涵义: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科学之间密切联系。早在1982年, 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被聘为福特汽车公司质量顾问时曾提出:“在你的公司内最大限度地使用统计知识和统计人才”。因此, 贤明的高层主管领导能拥有深谙驾驭管理技术和熟悉统计技术的助手, 必然在市场的竞争中出奇而制胜。

很少有企业能将统计运用到企业的决策分析中, 而能结合到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少之又少。在企业管理ERP软件中能引入统计理念, 对一些市场分布进行正交实验分析其市场的基础量, 进而得出未来一定时期的预算量。结合企业自身的各种固定资产条件、企业的各方面条件和管理水平, 综合各种资源以及优劣条件, 运用协方差计算企业内、外各种因素的关联度, 建立预算模型在实际中协调各方面因素, 避免重要因素缺失造成的“木桶效应”。与此同时运用正态函数确定销售高峰期和低潮期, 为企业合理的人力编排、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有效节约建立有效的事实说明和科学的依据。

三、突破ERP和正确预决算, 关键在于信息的维护和统计

1. 避免以一概全——有重点的、科学的设计ERP系统

虽然企业的流程大致一致, 但是不同的企业间其流程有其特点。因此在设计软件时结合CASE, 选择性的使用结构法、原型法或面向对象开发方法等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的方法[4]。在语言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可延展性, 各个模块之间无缝集成也是需要重视的地方。“万金油”式的软件最后的结果只能沦落为财务记账和记录大量信息数据存储工具。

2. 避免畏畏缩缩——引入业务模式重组 (BPR)

在企业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同时也可以同期设计企业的业务流程, 是企业获得突破性成长的有效途径。借助软件设计的过程, 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科学化的分类管理、有效排序, 对企业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好的开端。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本身就是企业阵痛, 因此软件设计和BPR可以说是对企业的整个体系双管齐下。

3. 避免海量信息干扰——有效的整理和分析数据, 建立风险控制协同机制

预测和决策对于企业而言是良性运营循环的开端, 因此对于正确有效数据的分析都需要借助于对历史实际数据的分析。企业依托ERP对历年数据整理并分析相应的规律, 找出其主要特征和运行轨迹, 避免迷失在海量信息里。例如流动资金占总流动资产多大比例是企业运营的关键, 使对费用支出的控制由事后控制变为事前控制, 使企业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怪圈中。

四、结论

遗憾的是, ERP自进入中国企业以后, 由于先天的缺陷和后天应用过程中的误区, 导致这些关键性工具仅仅担负了企业的会计流水账或营销工作烦琐业务等角色。加之对统计分析等知识的匮乏导致企业在预决策上的重要效果减弱或者决策完全失效。许多企业对ERP的热情在逐渐的减退, 高价格购置的软件也早早的退出了应用领域。如何将管理软件ERP和统计分析二者有效结合, 铺开企业良性循环是企业发展和壮大的必经之路。

摘要：从ERP开始进入中国, 短短的几年时间风靡全国, 但是就其运用和使用效果而言可以说参差不齐。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统计分析在企业中的运用缺乏延展性和延续性, 使得大多数企业没有科学的规模规划和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和统计分析二者相辅相成, 严重的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ERP,统计分析,信息管理,预决算

参考文献

[1]何世友 刘秋生编著:管理信息系统.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P.211

[2]邹顺华 肖腊珍主编:统计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年8月出版P.2

[3]肖诗唐 王毓芳主编:领导层对统计技术应用的筹划.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1版P.3

问题制约因素 篇10

为了保持农业园区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消除各种制约因素。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 识别和确认苏州农业园区面的临问题和制约因素。

1 农业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农业园区从本质上来看, 就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一个产业集群, 因而农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其产业集群竞争力。基于此, 本研究以Padmore和Gibson[5]在波特钻石模型基础上建立的产业集群竞争力模型 (Grounding-enterprises-markets, 简称GEM) 作为理论分析框架 (见图1) 。GEM模型认为, 产业集群竞争力取决于基础、企业和市场3个因子, 其中基础因子包括资源和设施两个因素。资源因素是指自然资源、创新性人才、专业化的劳动力数量、专利技术等;设施因素则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 其中硬件设施主要指通讯设施和交通设施, 软件设施包括培训体系、行业协会、法律政策、制度安排、科研机构等商业环境[5,6,7]。

企业因子由供应商和相关辅助产业以及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两个因素构成。供应商和相关辅助产业包括专业化的供应商、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相关辅助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而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这一因素主要指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企业之间组织产品生产的方式、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的产权结构、企业的管理模式等[5,6,7]。市场因子可分解为本地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因素。本地市场因素指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市场, 包括本地市场规模、市场发展潜力、集群所占市场份额、本地需求的独特性、购买者与产业集群的关系等。除本地市场以外, 外部市场因素也是影响产业集群在外部市场的竞争力的因素之一, 包括用户特性、集群与外部市场距离、外部市场容量和增长前景、集群在外部市场的比率、集群与外部市场的关系、市场进入门槛等[5,6,7]。

注:来源于Padmore、Gibson[5]和陈庭玮、陈琳[6]的有关研究

根据以上产业集群GEM模型和波特钻石模型, 并考虑农业园区本身的特点, 本研究将农业园区潜在问题和制约因素归纳为5个因子共26个因素 (见表1) 。

2 研究方法

为识别影响农业园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实证所需要的数据。

2.1 抽样方法

本次问卷由苏州市科技局和苏州市农委联合组织, 调查对象为苏州市 (包括下辖的吴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和太仓市) 千亩以上所有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调查员为各县 (市) 、区科技局和农委负责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挑选的管理人员。调查前, 研究人员对调查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苏州市科技局和农委专门联合发文到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要求高度重视, 认真填写调查表。调查表由园区负责人填写, 或者由调查员向园区负责人咨询后填写。本次调查发放78份问卷, 收回78份, 经数据预处理、预分析, 均为有效问卷。这些问卷构成了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2.2 样本特征描述

从园区区位上看 (见表2) , 位于吴江市 (区) 的农业园区数量最多 (22家) , 有近1/3园区位于吴江;其次为常熟市、昆山市, 农业园区数量分别有19家和14家;太仓市和张家港市农业园区数量分别为9家和8家, 各占10%不到;吴中区和相城区城镇化进程相对更快一些, 农业园区数量最少, 分别有6家和5家。从园区等级来看, 绝大部分农业园区为市级及以下, 国家级园区仅有5个, 占5.6%;省级园区约占1/5。从建园年限来看, 绝大部分园区在近4年成立, 超过4年的园区比例略超1/4。就园区规模而言, 万亩园区数量 (约占55%) 略超千亩园区。就园区类型而言, 生产型园区数量最多, 约占1/3;约1/4园区为展示示范型 (包括生产展示示范型) ;观光型 (包括生产观光型) 园区约占12%;余为综合型园区, 比例略超1/4。从园区投资主体来看, 政企 (或政企科) 合作投资占大部分 (42%) , 其次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园区 (30%) ;约26%的园区以企业、专业合作社或者农民 (包括企社合作) 作为投资主体。就主导产业而言, 超过1/3园区为混合型, 以园艺 (包括蔬菜、花卉、茶果等) 作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占近1/3;以养殖 (包括水产、禽畜等) 作为主导产业的园区约占22%, 其余的 (9%) 园区以稻麦油作为主导产业。

2.3 问卷设计

根据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对文献的梳理总结, 针对园区发展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 本研究设计了5个层面的量表, 分别为资源与设施量表、产业链量表、机制体制量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量表、特色与市场量表, 每个量表按照包含因素设计相应的问项。资源与设施量表包括6个问项;机制体制量表含有3个问项;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量表包括6个问项;产业链量表包括4个问项;特色与市场量表有4个问项。所有问项 (题项) 均采用Likert-type五点量表来测量, 具体的, 要求园区回答多大程度上同意 (1表示完全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 各个问项, 譬如园区内部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所有题项均为正向题。

在完成初始问卷之后, 征求专家 (专家主要包括3种类型:一类是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相关部门如农委、科技局的主管农业园区领导;还有一类是农业园区的管理人员) 的意见, 测试每个问项是否便于被调查对象理解以及问项设置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调查目的, 并根据专家建议对量表进行适当的修改。

2.4 数据分析程序和方法

已完成的调查问卷由课题组研究人员录入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各个问项 (潜在制约因素) 进行频数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然后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评价量表的效度和信度;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因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和LOGIT模型分析, 以判断和识别影响苏州农业园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3 结果与讨论

3.1 制约因素严重性程度分析

对各个问项 (潜在制约因素) 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见表3) 表明, 均值大于3的问项有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市场开拓能力不强等8个问项。其中, 前6个问项的95%置信区间也大于3, 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园区而言, 包括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在内的6个因素是制约园区发展的问题。下文仅对这6个问项进行详细分析。

注:考虑到篇幅限制, 均值小于3的问项没有列于表中

对这6个问项进一步应用配对T检验的结果 (见表4) 表明:在6个因素中, 最为突出和严重的因素是缺少大型龙头企业;其余5个即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6个问项的频数分析结果 (见图2) 显示, 被调研对象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问项“缺少大型龙头企业”的各占40%,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园区感知到“缺少大型龙头企业”是制约园区发展的最为重要因素;超过一半 (52%) 基本同意问项“人才匮乏, 人才引进困难”, 还有23%完全同意问项“人才匮乏, 人才引进困难”, 这也表明绝大多数园区认知到“人才匮乏”是园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回答问项“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方面, 近一半 (47%) 选择“基本同意”, 还有17%选择“完全同意”, 这个结果意味着“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也是大多数园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回答问项“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方面, 超过一半选择“基本同意”或者选择“完全同意”, 在回答问项“资金筹备困难”方面, 超过一半 (56%) 选择“基本同意”或者选择“完全同意”, 表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和“资金筹备困难”也是大多数园区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回答问项“没有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方面, 近一半 (49.3%) 选择“基本同意”或者选择“完全同意”, 表明对于半数园区而言, “没有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是其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上述制约因素在课题组实地调研中得到了证实。譬如对常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常熟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常熟现代渔业产业园区进行调研可知, 由于农业企业本身都是传统的弱质企业, 投入产出低, 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优惠, 很难吸引到大型龙头企业入驻园区。从人才来讲, 目前这3家园区的日常管理、项目建设和农技推广等主要由镇农服中心承担, 镇农服中心人员大多在8~12名, 而且普遍存在老龄化的趋势, 如古里镇农服中心最年轻的职工是48岁。很显然, 仅依靠这些人员来负责一个万亩农业园区的日常管理、项目建设和农技推广已属不易, 很难谈得上发展了, 更重要的是, 无法招聘到合适人才。从资金来讲, 目前这3家园区的建设资金投入80%依靠镇级财政, 园区发展资金压力很大, 资金筹措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2个问项的均值95%置信区间包含3, 而且单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这2个问项均值与中位数 (3) 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由于本次问卷调查包含了苏州所有的农业园区 (除2家缺失) , 因此这2个问项均值也就代表了苏州农业园区的真实值。“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问项的均值3.08略大于3, 45%的农业园区在回答该问项时选择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问项, 意味着“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也是苏州农业园区发展中较为普遍的一个制约因素。“市场开拓能力不强”问项的均值3.07也略大于3, 44%的农业园区选择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该问项, 意味着市场开拓能力不强也是苏州农业园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也需要加以格外的关注。

值得提出的是, 文献中经常提及的, 或者其他地区确实存在的制约园区发展的因素, 譬如土地流转困难、技术传播渠道不畅、科技推广效果不明显在苏州农业园区中并不显著。在实地调研过程中, 笔者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再加以核实, 证实了问卷调查结果。譬如关于土地流转问题, 劳动密集型 (难以机械化) 的农业园区 (主要是蔬菜园区、渔业园区) 负责产前的投入品保障、产中的技术管理指导和产后的农产品销售, 生产仍然由农户承担, 所以土地不必流转, 也就是实行所谓的“农户分散经营、园区统一管理”经营模式;对于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园区, 由于农民自己种植的比较收益低于机械化种植的收益, 所以农户也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在实际操作中, 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园区, 园区再租赁给农业企业或者合作社、种植大户等, 实行所谓的“园区集中土地, 企业经营”模式。因此, 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 土地流转似乎不是制约园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3.2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于各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 同时考虑到样本数量有限, 因此在进一步应用计量模型 (譬如LOGIT、PROLIT) 识别对园区效益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之前, 需要从量表中萃取相应的因子, 并进行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效度 (Validity) 是指测量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概念的真实含义[8]。测量的效度越高, 表示测量的结果越能反映其所欲测量对象的真正特征。本研究主要检验两种常见的效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指量表内容或问项的适切性, 即量表内容是否反映所要测量的建构。本量表的问项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并且参考了大量有关园区发展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文献综述设计而成, 然后又通过征求专家建议, 对测量项目进行修订和补充, 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是有保证的。

结构效度是指某一测量工具能够测得一个建构的程度, 探索性因子分析常被用于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最大变异旋转法) 确定量表的因子个数, 因子载荷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见表5) 表明, 资源与设施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资源与设施因子) , 包含4个项目, 载荷从0.62~0.84, 另2个问项 (K20土地流转困难、K17基础设施不完善) 的载荷小于0.5或者共同性小于0.2, 因此被从量表中删除;产业链量表代表一个可解释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产业链因子) , 包含3个问项, 载荷从0.70~0.80, 另1个问项 (K8标准化生产程度低) 的载荷小于0.5, 因此被从量表中删除;机制体制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机制体制因子) , 包含3个项目, 载荷从0.73~0.79;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因子) , 包含5个项目, 载荷从0.65~0.78, 另1个问项 (K5技术创新能力差) 的载荷小于0.5, 因此被从量表中删除;特色与市场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特色与市场因子) , 包含4个项目, 载荷从0.75~0.81。

表5进一步表明, 5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2.132、1.74、1.70、2.67和2.43, 各因子可以解释总变异量分别为53%、58%、57%、54%和61%, 均大于50%, 表明5个因子建构效度良好。

注:1) 萃取方法:最大似然因子分析;2) 旋转方法:最大变异旋转法;3) 题号为原调查问卷上的题号

所谓信度 (Reliability) 是指量表的可靠性或者稳定性[8]。在量表中常用的检验信度方法是Cronbach’系数。本研究中, 各量表的Cronbach’系数都大于0.7或者接近0.7。其中, 产业链分量表;园区机制体制分量表;资源与设施分量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分量表, 特色和市场分量表。根据Nunnally和Bernstein[9]提出的标准, 这些量表的信度甚高, 这意味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

综上所述,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本研究用以测量“苏州农业园区发展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量表具有理想的信度和效度。加总各分量表问项的得分, 便可得到各因子分数。

3.3 制约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苏州农业园区发展制约因子描述性统计列于表6。园区产业链因子得分均值为3.35, 标准误为0.095, 95%置信区间为3.07~3.63, 这意味着平均来看, 园区感知到产业链方面显著存在问题, 并且是影响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量表采用的是5-point Likert, 因此因子得分均值大于等于3意味着园区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该因子对应问题的存在) ;机制体制因子和资源与设施因子均值也均大于3, 但是95%置信区间包括3, 这意味着平均来看, 园区感知到一定程度上存在机制体制、资源与设施等问题, 但是不是很突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和特色与市场因子均值都小于3, 而且95%置信区间没有包含3, 这意味着园区不认为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等方面存在问题。

从表6可以看出, 产业链因子平均得分最高, 其余依次为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为进一步确定园区对各因子的认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对“产业链因子” (排序1) 与“资源与设施” (排序2) 和“机制体制” (排序3) 分别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见表7) 表明, 两个变量平均数的差异为0.27和0.33, 差异检验的t统计量分别等于2.61和4.04, 高度显著;对均值最小的两个因子“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排序4) 与“特色与市场” (排序5) 平均得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结果也同样显著。综合以上分析, 按园区感知的严重性程度排序, 制约农业园区发展的因子依次是产业链、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而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方面, 园区不认为存在制约作用。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3.4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为识别影响农业园区发展水平的显著性因素, 本研究使用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园区经济效益 (ECN) 和社会效益 (SOC) , 解释变量为园区产业链 (IND) 、机制体制 (SYS) 、资源与设施 (IFR) 、特色与市场 (MKT)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TEC) 。

然而, 在调查中, 对于问项“园区经济效益不高”选择“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样本数过少 (约占10%) , 所以本文首先将被解释变量“园区经济效益” (ECN) 转换为二元选择变量, 取值为0 (对于问项“园区经济效益不高”, 选择“很不同意”、“不太同意”) 或者1 (选择“不确定”, “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 。对于被解释变量园区社会效益 (SOC) , 本研究以“产业带动能力”作为代理指标, 取值为0 (对于问项“产业带动能力不强”, 选择“很不同意”、“不太同意”) 或者1 (选择“不确定”, “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 。

但是, 由于二元选择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 其取值也不满足普通线性回归模型要求的被解释变量取值范围 (-∞, +∞) ;而且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被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 但实际上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自变量的关系往往不是线性的, 而是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logistic函数恰好具有这样的性质, 当自变量较小或较大时, 曲线变化率越小;在曲线的中心点, 曲线变化率较大。为此我们再次对被解释变量进行logit转换。假设被解释变量取1的概率为P, 则被解释变量取0的概率为1-P, 发生比 (Odds) 为:

对Ω取自然对数, 即得:

经过logit转换后, 就可利用普通线性回归 (OLS) 模型建立如下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依存模型:

logitP=xβ+ε

式中, x为解释变量向量, 包括TEC、SYS、IFR、MKT和IND等;同时为证实园区特征对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否有影响, 或者说什么样的园区其感知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 所以本文也将有关反映园区特征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 (园区特征变量定义和统计值见表8) 。β表示相应的解释变量系数向量。ε为残差项。需要指出的是, 系数的大小并不能直接反映单个解释变量对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边际效应。对上式求导, 得:

即。当β>0时, 这意味着如果解释变量变动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 (或社会效益) 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 (eβ-1) 倍。

本研究应用最大似然值方法估计Logit模型, 估计结果列于表8。

园区经济效益LOGIT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9) 表明, 对数似然比卡方为49.2, 概率P值为0.001, 小于显著性水平0.01, 这意味着模型整体显著。而Hosmer-Lemeshow统计量观测值为4.82 (p=.777>0.05) ,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从预测分类正确率来看, 模型总体正确率为80%, 这意味模型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总的来看, 该模型整体质量较高。

从个别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来看, 资源与设施 (IFR) 、机制体制 (SYS) 等解释变量的WALD统计量观测值分别为4.4和3.32, 分别达到5%和10%显著水平, 表明这些变量对园区经济效益存在显著影响。资源与设施 (IFR) 的发生比 (亦称为胜算比或者相对风险) 为4.6, 表示资源与设施因子得分改善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3.6倍;类似的, 机制体制 (SYS) 的发生比为3.4, 表示机制体制因子得分改善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3.6倍。另几个解释变量即园区产业链 (IND) 、特色与市场 (MKT)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TEC) 对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不存在显著影响。

从园区特征来看, 规模和投资主体不同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经济效益存在显著差异。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园区与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园区相比, 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10倍多;与千亩园区相比, 万亩园区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4.7倍。这意味着园区可能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与前面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综合以上分析, 如果不考虑园区本身的特征, 资源与设施 (IFR) 、机制体制 (SYS) 是制约园区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子。

园区社会效益LOGIT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9) 表明, 对数似然比卡方为37.271, 概率P值为0.001, 小于显著性水平0.01, 这意味着模型整体显著。而Hosmer-Lemeshow统计量观测值X2=5.64 (p=.70) ,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从预测分类正确率来看, 模型总体正确率接近90%, 这意味模型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

从个别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来看, 解释变量产业链 (IND) 的WALD统计量观测值为4.85, 在5%水平上高度显著, 表明产业链 (IND) 对园区社会效益存在显著影响, 该变量系数为1.80, 相应的发生比为6.0, 表示产业链 (IND) 因子得分改善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社会效益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5倍。其余几个解释变量即资源与设施 (IFR) 、机制体制 (SYS) 、特色与市场 (MKT)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TEC) 对园区社会效益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从园区特征来看, 不同规模、等级、主导产业、投资主体、建园年限等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社会效益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 产业链 (IND) 是制约园区社会效益的决定性因子。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园区社会效益在这里仅考虑对区域的产业带动能力, 仅用该指标虽然不足以反映社会效益的全貌, 但是也能反映其主要社会功能和园区的主要目标。另外被解释变量园区社会效益的取值=1 (意味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园区对区域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或者不确定) 的频数仅占20%, 这有可能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也可能是导致更多解释变量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注:1) **和*分别表示在5%和10%水平上显著;2) 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相关, 导致多重共线性, 故在模型中剔除了有关变量

4 主要结论

应用苏州农业园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缺乏市场化运行机制是苏州农业园区面临的最为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也是苏州农业园区发展中较为普遍的问题,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不如上述6个问题。

为判断和识别影响苏州农业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显著性因素, 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 从量表中萃取了5个因子:产业链、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其中对3个因子 (产业链、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 , 园区感知到存在问题和不足, 其制约了园区发展;而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方面, 园区不认为存在问题和制约作用。

LOG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是制约园区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子;此外不同规模和投资主体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经济效益也存在显著差异。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园区与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园区相比, 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10倍多;与千亩园区相比, 万亩园区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4.7倍。这意味着园区可能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就园区社会效益 (更确切地讲, 对区域的产业带动能力) 而言, 产业链是其决定性因子。从园区特征来看, 不同规模、等级、主导产业、投资主体、建园年限等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社会效益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发现的农业园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针对性措施, 以促进农业园区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摘要：以产业集群竞争力GEM模型作为分析框架, 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配对T检验和LOGIT模型等分析工具, 对苏州农业园区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是苏州农业园区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如果不考虑园区本身的特征, 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是制约园区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子;产业链是制约园区社会效益的决定性因子。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区,制约因素,实证分析,苏州

参考文献

[1]李英杰, 郑小六, 岳增良.制约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障碍因子分析和对策探讨[J].农业科技管理, 2004 (5) :26-28

[2]李瑞芳.农业科技园区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机制及制约因素[J].农技服务, 2008, 25 (11) :145, 151

[3]傅慧俊.浙江大学 (长兴) 省级农业高科技园区建设的主要制约要素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11

[4]吴天锡, 黄锡.提升园区辐射功能引领现代农业建设——苏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情况调查[J].上海农村经济, 2008 (6) :40-43

[5]TIM PADMORE, HERVEY GIBSON.Modeling systems of innovation:A framework for industrial cluster analysis in regions[J].Research Policy, 1998, 26 (6) :625-641

[6]陈庭玮, 陈琳.基于GEM模型的云南花卉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C]//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江西南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2008, 229-235

[7]吴思静, 赵顺龙.基于GEM模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5) :154-156

[8]侯泰杰, 温忠麟, 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河北企业自主创新的制约因素 篇11

关键词：企业；自主创新；制约因素

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河北企业的自主创新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河北企业自主创新的制约因素

1、市场开放不足

河北省经济的外向度不高，我们从以下数据中就能看出来：2001年河北省的出口总额仅占全国外贸出口的1.49％，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仅占全国总量的1.43％；同期广东省外贸出口占全国总量的35.85％，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总量的25.45％；上海外贸出口占全国总量的10.38％，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总量的9.15％。可见河北省与广东和上海等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说明河北省市场开放度不高。

2、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不足

2004年，河北省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居全国的第25位，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处于全国第29位，均处于全国后列。R&D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以及科技活动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反映一个地区的企业科研投入的强度，虽然河北省企业R&D经费和科技活动经费的总量在全国处于中游水平，但以上两经费的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却处于下游，说明河北省企业的科研投入与其发展不相适应，企业创新观念不强。

3、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低

河北省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占到了全省的80％以上，说明大中型企业已经成为了区域创新的主体，然而与其主体地位不相适应的是其技术创新的产出能力却比较薄弱，反映出其投入产出效率低下。我们知道这些企业中大多是国有企业，所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企业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形成科学的企业运行机制，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可以看出制度的无效率将直接导致技术创新的低效率。

4、区域创新环境有待完善

河北省的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比较缓慢，科技创新环境一般，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数据看出：2002年河北省拥有生产力促进中心20个，在全国居于13位。科技中介机构是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的桥梁，它的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创业与创新的环境。河北省的知识创造能力偏低，政府在扶植创新以及吸引外商投资方面的力度又明显低于江、浙、北京、天津等地区。另外个别地区存在着乱收费，以及政府审批周期过长等现象。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严重制约着创新资源的引进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因此，加快科技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大力营造科技创新环境，已成为河北省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之举。

加强河北企业创新能力的对策与建议

1、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企业产权制度建设。

2、积极对外开放，吸引外商投资。积极融入京津冀经济圈，实现京津地区技术资源向河北省的扩散。加强科技中介机构建设，推进各类孵化器建设，不断完善各孵化器的功能。

3、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制度，调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土地流转制约因素分析 篇12

现阶段, 不少学者认为土地流转困难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制度自身的缺陷, 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方面是土地产权的残缺。他们认为土地产权残缺包括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清晰、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处分权和收益权等, 这些因素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针对他们的分析, 笔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现阶段土地流转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在于土地制度本身。

(一) 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这种产权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假如土地不归农民集体所有, 按照现阶段学者的讨论有两种选择:一是归国家所有;二是归农民私人所有。然而, 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行的。第一, 若归国家所有。如果说集体是一个抽象的不明确的概念, 那么国家则是一个更加不能实体化的概念, 集体所有的委托代理机制是一层或者两层代理机制, 而国家则是一层又一层的多层的代理机制, 集体的代理机制尚且存在代理效率的损失, 试想, 国家所有的多层代理机制将会造成多大的代理效率损失呢?所以, 土地的国有化是不合理的, 特别是在中国还有8亿农民的今天, 土地的国有化只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不安全、不稳定感;第二, 若归私人所有, 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 这样的话, 如果出现像封建社会使得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而失地农民又没有出路的话, 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是一种合理的安排。

(二) 土地使用权不稳定源于农民的行为而不是土地制度本身。

现存土地制度已经赋予农民稳定的土地经营权, 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然而, 在现实的土地经营中依然存在着大幅度的土地调整, 主要原因来自于农民本身的行为, 即农民在面对土地经营时, 一方面希望得到稳定的使用权, 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家庭人口调整时, 重新调整土地。事实上, 正是农民这种行为造成土地调整过大, 从而影响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 农民已经完全拥有土地的收益权。

自2006年以来, 随着我国农业税的废除, 农民已经完全享有土地的收益权。

(四) 农民不能拥有土地的处分权。

许多学者认为, 在土地流转中由于农民缺乏土地的处分权, 使得土地转让过程中必须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才能流转土地。针对此他们提出的建议是, 让农民拥有土地的处分权。笔者认为, 这样做是不可行的, 因为如果农民拥有了处分权可能会使土地资源浪费, 农民对经营的土地任意处置, 比如现在农村形成了一种损害土地资源的现象, 农民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建住房, 从而使土地资源浪费。鉴于此, 即使农民拥有了处分权, 促进了土地的流转, 然而同样因此也使土地资源浪费, 那么像这种“拿了西瓜扔桃子的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 农民不能拥有土地处分权。

二、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 政府和集体部门的“缺位”和“越位”对土地流转的制约

1、从政府角度来说。

土地流转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土地流转中政府作为管理者, 应该承担着保护产权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能。但是, 在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却出现了缺位与缺位现象并存的局面。如:政府没有正式的立法和制定完善的规则来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和保证农民的利益, “缺位”现象存在。更为严重的是, 有些地方政府存在不顾农民利益强行进行土地流转, 控制土地交易价格, 侵害农民利益的“越位”行为。政府的缺位与越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的有效流转。

2、从集体部门来说。

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 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具体行使这些权利的是集体部门, 所以集体部门承担着直接管理土地和保证土地的保值增值职能。但是, 集体部门的行为也存在着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首先, 集体应当保证耕地的数量和土地的价值, 但是集体部门为了政绩大搞招商引资, 使集体耕地减少, 土地的长期价值得不到保证, 农民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其次, 集体的决策缺乏民主, 往往具体到某件事情, 是“村干部说的算”, 农民没有实质的决策权。集体部门的不规范行为也限制了土地的有效流转, 严重的可能导致流转后土地利用效率仍然低下。

(二) 土地流转中的供给不足

1、农民观念上的误区。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 而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居于社会的主要地位, 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把土地视为生存的唯一希望。“民之为农者, 莫不重迁, 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 皆为子孙百年之计”, “兄弟析炊, 亦不远徒, 祖宗庐墓, 永不为依”, 这些真实地反映了古代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古代的这种观念对现代农民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农民认为土地是自己的传家宝和命根子, 无论是自耕或租赁土地, 都非常强调土地占有和经营关系的稳定, 除非极端情况, 农民绝不会放弃土地和土地经营权, 甚至在非农产业高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巨大的今天, 农民宁愿放弃从事非农产业的更多收入, 也不会放弃土地的经营权。事实上,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缺乏供给者, 土地流转率低, 市场化流转困难。从农业部对6个省92个村组86户样本户的调查结果来看, 当前真正愿意转出耕地农户的比例还不到20%, 绝大多数农民还是没有转出土地的意愿。

2、供给条件不成熟。

土地是农民的传家宝和命根子, 这种观念在中国农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要想使农民愿意转出自己的土地,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 农民有土地以外的其他保障方式;二是农民就业渠道广, 能够获得稳定的非农收入;三是土地的转让价格比较高, 能够实现农民的保障。然而现阶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除东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达不到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

(1)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难以弱化。目前,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再加上我国人口多, 情况比较复杂, 各个方面都需要国家来保障, 国家负担重。所以, 土地的保障功能依然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转出自己的土地的。

(2) 农民就业渠道窄, 且不稳定。虽然我国二三产业发展迅速,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并且形象地称他们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为家庭和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但是他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首先, 他们的就业渠道狭窄。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 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 分别占42.1%和36.7%, 二者共占78.8%, 农民的就业渠道狭窄。另外, 农民工的收入很不稳定。一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差, 导致经常有雇主拖欠工资和随意开除, 农民工的收入不稳定;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社会保障体制缺乏, 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经营, 造成农民工务工的短期化, 也给农民工的收入造成一定的不稳定性。

(3) 土地转让价格低。如果前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 但是当土地的流转价格比较高, 能够承担农民的保障和就业, 此时农民也愿意转出土地。针对这个条件, 就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前, 土地流转基本上都是在农户之间进行流转, 转入土地的农户也是将土地用作农业生产, 很少出现像小岗村、苏州吴中区胥口镇那样通过反租倒包实现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规模经营合作, 从而既保证了农民的基本保障, 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既然如此, 试问在现阶段农产品价格相对低下, 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又比较高的情况下, 哪一个理性的农民能愿意提供很高的流转价格呢?

(三) 土地流转中需求不足。

在土地流转中, 从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考虑, 需求者愿意转入土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要满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中所说的从事农业经营的条件, 即转入户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二是农民对转入的土地有比较稳定的使用权, 可以做长期的投资安排。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 由于土地依然是农民的保障依托, 土地的经济功能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土地的收益低下, 第一个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 但是此时如果第二个条件满足的话, 农户也是乐意转入土地, 因为若农民能获得长期的使用权, 就可以做一些长期的投资打算, 从而发挥规模优势, 实现收益。然而, 现阶段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转入户无法获得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从而导致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流转环节不规范、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在现阶段, 土地流转多是农民自发性的土地流转, 而且多发生在同一集体之间。双方在转让土地时, 只要双方同意, 就算达成了土地流转, 在农民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法律的观念, 不会通过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转让期限等。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流转关系, 由于是口头的, 转出户, 今年打工门路比较好, 将土地转出, 然而明年打工受阻, 又会收回土地。这很对转入户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他们难以对土地做长期的投资打算, 比如为了避免洪涝、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而修水渠、打井;为了增收而做改善土地肥力的投资;为了机械化经营而在机械方面做投资等。这些因素的限制, 从而很难实现土地的长期收益, 使得转入户的需求积极性严重受损。

摘要：当前理论界对土地流转的研究很多, 但他们主要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出发, 认为土地制度本身的缺陷制约着土地的流转。但是, 本文持有不同的观点,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现行的土地制度还不能改变, 而且土地制度本身还是有效率的, 并不是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进而从政府的角度、供给和需求方面分析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约因素,供给不足,需求不足

参考文献

[1]印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发展模式的思考[J].财经研究, 2001.

[2]张红宇.中国农地调整与使用权流转的几点评议[J].管理世界, 2002.

[3]陈卫平, 郭定文.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问题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