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和制约因素

2024-12-0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问题和制约因素(精选12篇)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1

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以下简称农业园区) 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 形成了一大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园区。事实证明, 农业园区对于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生态环境, 加速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毫无疑问, 农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诸多问题, 同样存在众多制约因素[1,2,3]。吴天锡、黄锡[4]的调查结果表明, 苏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存在如下问题:项目科技含量总体不高, 技术依托单位介入的紧密度不够;科技人才集聚不足,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高科技产业孵化器尚未形成;示范园区辐射带动能力欠强, 产业带动效应不突出, 特别是龙头企业集聚还偏少, 优势产业的大型龙头企业, 如粮食、蔬菜、水产等大型的精深加工企业更少, 这就影响到园区区域带动效应;个别园区由于发展思路不对, 总体规划定位不确切, 产权不明, 经营方式滞后;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仍沿用计划经济管理模式, 靠政府的无偿投入来推动, 致使园区年年亏损, 难以维持。

为了保持农业园区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消除各种制约因素。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 识别和确认苏州农业园区面的临问题和制约因素。

1 农业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农业园区从本质上来看, 就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一个产业集群, 因而农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其产业集群竞争力。基于此, 本研究以Padmore和Gibson[5]在波特钻石模型基础上建立的产业集群竞争力模型 (Grounding-enterprises-markets, 简称GEM) 作为理论分析框架 (见图1) 。GEM模型认为, 产业集群竞争力取决于基础、企业和市场3个因子, 其中基础因子包括资源和设施两个因素。资源因素是指自然资源、创新性人才、专业化的劳动力数量、专利技术等;设施因素则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 其中硬件设施主要指通讯设施和交通设施, 软件设施包括培训体系、行业协会、法律政策、制度安排、科研机构等商业环境[5,6,7]。

企业因子由供应商和相关辅助产业以及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两个因素构成。供应商和相关辅助产业包括专业化的供应商、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相关辅助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而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这一因素主要指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企业之间组织产品生产的方式、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的产权结构、企业的管理模式等[5,6,7]。市场因子可分解为本地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因素。本地市场因素指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市场, 包括本地市场规模、市场发展潜力、集群所占市场份额、本地需求的独特性、购买者与产业集群的关系等。除本地市场以外, 外部市场因素也是影响产业集群在外部市场的竞争力的因素之一, 包括用户特性、集群与外部市场距离、外部市场容量和增长前景、集群在外部市场的比率、集群与外部市场的关系、市场进入门槛等[5,6,7]。

注:来源于Padmore、Gibson[5]和陈庭玮、陈琳[6]的有关研究

根据以上产业集群GEM模型和波特钻石模型, 并考虑农业园区本身的特点, 本研究将农业园区潜在问题和制约因素归纳为5个因子共26个因素 (见表1) 。

2 研究方法

为识别影响农业园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实证所需要的数据。

2.1 抽样方法

本次问卷由苏州市科技局和苏州市农委联合组织, 调查对象为苏州市 (包括下辖的吴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和太仓市) 千亩以上所有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调查员为各县 (市) 、区科技局和农委负责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挑选的管理人员。调查前, 研究人员对调查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苏州市科技局和农委专门联合发文到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要求高度重视, 认真填写调查表。调查表由园区负责人填写, 或者由调查员向园区负责人咨询后填写。本次调查发放78份问卷, 收回78份, 经数据预处理、预分析, 均为有效问卷。这些问卷构成了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2.2 样本特征描述

从园区区位上看 (见表2) , 位于吴江市 (区) 的农业园区数量最多 (22家) , 有近1/3园区位于吴江;其次为常熟市、昆山市, 农业园区数量分别有19家和14家;太仓市和张家港市农业园区数量分别为9家和8家, 各占10%不到;吴中区和相城区城镇化进程相对更快一些, 农业园区数量最少, 分别有6家和5家。从园区等级来看, 绝大部分农业园区为市级及以下, 国家级园区仅有5个, 占5.6%;省级园区约占1/5。从建园年限来看, 绝大部分园区在近4年成立, 超过4年的园区比例略超1/4。就园区规模而言, 万亩园区数量 (约占55%) 略超千亩园区。就园区类型而言, 生产型园区数量最多, 约占1/3;约1/4园区为展示示范型 (包括生产展示示范型) ;观光型 (包括生产观光型) 园区约占12%;余为综合型园区, 比例略超1/4。从园区投资主体来看, 政企 (或政企科) 合作投资占大部分 (42%) , 其次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园区 (30%) ;约26%的园区以企业、专业合作社或者农民 (包括企社合作) 作为投资主体。就主导产业而言, 超过1/3园区为混合型, 以园艺 (包括蔬菜、花卉、茶果等) 作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占近1/3;以养殖 (包括水产、禽畜等) 作为主导产业的园区约占22%, 其余的 (9%) 园区以稻麦油作为主导产业。

2.3 问卷设计

根据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对文献的梳理总结, 针对园区发展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 本研究设计了5个层面的量表, 分别为资源与设施量表、产业链量表、机制体制量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量表、特色与市场量表, 每个量表按照包含因素设计相应的问项。资源与设施量表包括6个问项;机制体制量表含有3个问项;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量表包括6个问项;产业链量表包括4个问项;特色与市场量表有4个问项。所有问项 (题项) 均采用Likert-type五点量表来测量, 具体的, 要求园区回答多大程度上同意 (1表示完全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 各个问项, 譬如园区内部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所有题项均为正向题。

在完成初始问卷之后, 征求专家 (专家主要包括3种类型:一类是农业经济管理领域的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相关部门如农委、科技局的主管农业园区领导;还有一类是农业园区的管理人员) 的意见, 测试每个问项是否便于被调查对象理解以及问项设置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调查目的, 并根据专家建议对量表进行适当的修改。

2.4 数据分析程序和方法

已完成的调查问卷由课题组研究人员录入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各个问项 (潜在制约因素) 进行频数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然后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评价量表的效度和信度;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因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和LOGIT模型分析, 以判断和识别影响苏州农业园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3 结果与讨论

3.1 制约因素严重性程度分析

对各个问项 (潜在制约因素) 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见表3) 表明, 均值大于3的问项有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市场开拓能力不强等8个问项。其中, 前6个问项的95%置信区间也大于3, 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园区而言, 包括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在内的6个因素是制约园区发展的问题。下文仅对这6个问项进行详细分析。

注:考虑到篇幅限制, 均值小于3的问项没有列于表中

对这6个问项进一步应用配对T检验的结果 (见表4) 表明:在6个因素中, 最为突出和严重的因素是缺少大型龙头企业;其余5个即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6个问项的频数分析结果 (见图2) 显示, 被调研对象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问项“缺少大型龙头企业”的各占40%,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园区感知到“缺少大型龙头企业”是制约园区发展的最为重要因素;超过一半 (52%) 基本同意问项“人才匮乏, 人才引进困难”, 还有23%完全同意问项“人才匮乏, 人才引进困难”, 这也表明绝大多数园区认知到“人才匮乏”是园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回答问项“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方面, 近一半 (47%) 选择“基本同意”, 还有17%选择“完全同意”, 这个结果意味着“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也是大多数园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回答问项“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方面, 超过一半选择“基本同意”或者选择“完全同意”, 在回答问项“资金筹备困难”方面, 超过一半 (56%) 选择“基本同意”或者选择“完全同意”, 表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和“资金筹备困难”也是大多数园区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回答问项“没有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方面, 近一半 (49.3%) 选择“基本同意”或者选择“完全同意”, 表明对于半数园区而言, “没有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是其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上述制约因素在课题组实地调研中得到了证实。譬如对常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常熟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常熟现代渔业产业园区进行调研可知, 由于农业企业本身都是传统的弱质企业, 投入产出低, 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优惠, 很难吸引到大型龙头企业入驻园区。从人才来讲, 目前这3家园区的日常管理、项目建设和农技推广等主要由镇农服中心承担, 镇农服中心人员大多在8~12名, 而且普遍存在老龄化的趋势, 如古里镇农服中心最年轻的职工是48岁。很显然, 仅依靠这些人员来负责一个万亩农业园区的日常管理、项目建设和农技推广已属不易, 很难谈得上发展了, 更重要的是, 无法招聘到合适人才。从资金来讲, 目前这3家园区的建设资金投入80%依靠镇级财政, 园区发展资金压力很大, 资金筹措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2个问项的均值95%置信区间包含3, 而且单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这2个问项均值与中位数 (3) 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由于本次问卷调查包含了苏州所有的农业园区 (除2家缺失) , 因此这2个问项均值也就代表了苏州农业园区的真实值。“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问项的均值3.08略大于3, 45%的农业园区在回答该问项时选择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问项, 意味着“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也是苏州农业园区发展中较为普遍的一个制约因素。“市场开拓能力不强”问项的均值3.07也略大于3, 44%的农业园区选择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该问项, 意味着市场开拓能力不强也是苏州农业园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也需要加以格外的关注。

值得提出的是, 文献中经常提及的, 或者其他地区确实存在的制约园区发展的因素, 譬如土地流转困难、技术传播渠道不畅、科技推广效果不明显在苏州农业园区中并不显著。在实地调研过程中, 笔者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再加以核实, 证实了问卷调查结果。譬如关于土地流转问题, 劳动密集型 (难以机械化) 的农业园区 (主要是蔬菜园区、渔业园区) 负责产前的投入品保障、产中的技术管理指导和产后的农产品销售, 生产仍然由农户承担, 所以土地不必流转, 也就是实行所谓的“农户分散经营、园区统一管理”经营模式;对于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园区, 由于农民自己种植的比较收益低于机械化种植的收益, 所以农户也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在实际操作中, 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园区, 园区再租赁给农业企业或者合作社、种植大户等, 实行所谓的“园区集中土地, 企业经营”模式。因此, 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 土地流转似乎不是制约园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3.2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于各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 同时考虑到样本数量有限, 因此在进一步应用计量模型 (譬如LOGIT、PROLIT) 识别对园区效益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之前, 需要从量表中萃取相应的因子, 并进行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效度 (Validity) 是指测量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概念的真实含义[8]。测量的效度越高, 表示测量的结果越能反映其所欲测量对象的真正特征。本研究主要检验两种常见的效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内容效度指量表内容或问项的适切性, 即量表内容是否反映所要测量的建构。本量表的问项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并且参考了大量有关园区发展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文献综述设计而成, 然后又通过征求专家建议, 对测量项目进行修订和补充, 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是有保证的。

结构效度是指某一测量工具能够测得一个建构的程度, 探索性因子分析常被用于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最大变异旋转法) 确定量表的因子个数, 因子载荷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见表5) 表明, 资源与设施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资源与设施因子) , 包含4个项目, 载荷从0.62~0.84, 另2个问项 (K20土地流转困难、K17基础设施不完善) 的载荷小于0.5或者共同性小于0.2, 因此被从量表中删除;产业链量表代表一个可解释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产业链因子) , 包含3个问项, 载荷从0.70~0.80, 另1个问项 (K8标准化生产程度低) 的载荷小于0.5, 因此被从量表中删除;机制体制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机制体制因子) , 包含3个项目, 载荷从0.73~0.79;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因子) , 包含5个项目, 载荷从0.65~0.78, 另1个问项 (K5技术创新能力差) 的载荷小于0.5, 因此被从量表中删除;特色与市场量表可萃取一个因子 (根据因子所包含问项的含义, 命名为特色与市场因子) , 包含4个项目, 载荷从0.75~0.81。

表5进一步表明, 5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2.132、1.74、1.70、2.67和2.43, 各因子可以解释总变异量分别为53%、58%、57%、54%和61%, 均大于50%, 表明5个因子建构效度良好。

注:1) 萃取方法:最大似然因子分析;2) 旋转方法:最大变异旋转法;3) 题号为原调查问卷上的题号

所谓信度 (Reliability) 是指量表的可靠性或者稳定性[8]。在量表中常用的检验信度方法是Cronbach’系数。本研究中, 各量表的Cronbach’系数都大于0.7或者接近0.7。其中, 产业链分量表;园区机制体制分量表;资源与设施分量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分量表, 特色和市场分量表。根据Nunnally和Bernstein[9]提出的标准, 这些量表的信度甚高, 这意味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

综上所述,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本研究用以测量“苏州农业园区发展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量表具有理想的信度和效度。加总各分量表问项的得分, 便可得到各因子分数。

3.3 制约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苏州农业园区发展制约因子描述性统计列于表6。园区产业链因子得分均值为3.35, 标准误为0.095, 95%置信区间为3.07~3.63, 这意味着平均来看, 园区感知到产业链方面显著存在问题, 并且是影响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量表采用的是5-point Likert, 因此因子得分均值大于等于3意味着园区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该因子对应问题的存在) ;机制体制因子和资源与设施因子均值也均大于3, 但是95%置信区间包括3, 这意味着平均来看, 园区感知到一定程度上存在机制体制、资源与设施等问题, 但是不是很突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和特色与市场因子均值都小于3, 而且95%置信区间没有包含3, 这意味着园区不认为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等方面存在问题。

从表6可以看出, 产业链因子平均得分最高, 其余依次为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为进一步确定园区对各因子的认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对“产业链因子” (排序1) 与“资源与设施” (排序2) 和“机制体制” (排序3) 分别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见表7) 表明, 两个变量平均数的差异为0.27和0.33, 差异检验的t统计量分别等于2.61和4.04, 高度显著;对均值最小的两个因子“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排序4) 与“特色与市场” (排序5) 平均得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结果也同样显著。综合以上分析, 按园区感知的严重性程度排序, 制约农业园区发展的因子依次是产业链、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而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方面, 园区不认为存在制约作用。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3.4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为识别影响农业园区发展水平的显著性因素, 本研究使用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园区经济效益 (ECN) 和社会效益 (SOC) , 解释变量为园区产业链 (IND) 、机制体制 (SYS) 、资源与设施 (IFR) 、特色与市场 (MKT)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TEC) 。

然而, 在调查中, 对于问项“园区经济效益不高”选择“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样本数过少 (约占10%) , 所以本文首先将被解释变量“园区经济效益” (ECN) 转换为二元选择变量, 取值为0 (对于问项“园区经济效益不高”, 选择“很不同意”、“不太同意”) 或者1 (选择“不确定”, “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 。对于被解释变量园区社会效益 (SOC) , 本研究以“产业带动能力”作为代理指标, 取值为0 (对于问项“产业带动能力不强”, 选择“很不同意”、“不太同意”) 或者1 (选择“不确定”, “基本同意”或“完全同意”) 。

但是, 由于二元选择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 其取值也不满足普通线性回归模型要求的被解释变量取值范围 (-∞, +∞) ;而且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被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 但实际上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自变量的关系往往不是线性的, 而是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logistic函数恰好具有这样的性质, 当自变量较小或较大时, 曲线变化率越小;在曲线的中心点, 曲线变化率较大。为此我们再次对被解释变量进行logit转换。假设被解释变量取1的概率为P, 则被解释变量取0的概率为1-P, 发生比 (Odds) 为:

对Ω取自然对数, 即得:

经过logit转换后, 就可利用普通线性回归 (OLS) 模型建立如下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依存模型:

logitP=xβ+ε

式中, x为解释变量向量, 包括TEC、SYS、IFR、MKT和IND等;同时为证实园区特征对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否有影响, 或者说什么样的园区其感知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 所以本文也将有关反映园区特征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 (园区特征变量定义和统计值见表8) 。β表示相应的解释变量系数向量。ε为残差项。需要指出的是, 系数的大小并不能直接反映单个解释变量对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边际效应。对上式求导, 得:

即。当β>0时, 这意味着如果解释变量变动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 (或社会效益) 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 (eβ-1) 倍。

本研究应用最大似然值方法估计Logit模型, 估计结果列于表8。

园区经济效益LOGIT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9) 表明, 对数似然比卡方为49.2, 概率P值为0.001, 小于显著性水平0.01, 这意味着模型整体显著。而Hosmer-Lemeshow统计量观测值为4.82 (p=.777>0.05) ,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从预测分类正确率来看, 模型总体正确率为80%, 这意味模型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总的来看, 该模型整体质量较高。

从个别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来看, 资源与设施 (IFR) 、机制体制 (SYS) 等解释变量的WALD统计量观测值分别为4.4和3.32, 分别达到5%和10%显著水平, 表明这些变量对园区经济效益存在显著影响。资源与设施 (IFR) 的发生比 (亦称为胜算比或者相对风险) 为4.6, 表示资源与设施因子得分改善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3.6倍;类似的, 机制体制 (SYS) 的发生比为3.4, 表示机制体制因子得分改善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3.6倍。另几个解释变量即园区产业链 (IND) 、特色与市场 (MKT)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TEC) 对园区自我评价经济效益不存在显著影响。

从园区特征来看, 规模和投资主体不同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经济效益存在显著差异。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园区与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园区相比, 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10倍多;与千亩园区相比, 万亩园区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4.7倍。这意味着园区可能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与前面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综合以上分析, 如果不考虑园区本身的特征, 资源与设施 (IFR) 、机制体制 (SYS) 是制约园区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子。

园区社会效益LOGIT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9) 表明, 对数似然比卡方为37.271, 概率P值为0.001, 小于显著性水平0.01, 这意味着模型整体显著。而Hosmer-Lemeshow统计量观测值X2=5.64 (p=.70) ,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从预测分类正确率来看, 模型总体正确率接近90%, 这意味模型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

从个别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来看, 解释变量产业链 (IND) 的WALD统计量观测值为4.85, 在5%水平上高度显著, 表明产业链 (IND) 对园区社会效益存在显著影响, 该变量系数为1.80, 相应的发生比为6.0, 表示产业链 (IND) 因子得分改善一个单位, 园区自我评价社会效益较高的概率与不高的概率之比增加5倍。其余几个解释变量即资源与设施 (IFR) 、机制体制 (SYS) 、特色与市场 (MKT)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TEC) 对园区社会效益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从园区特征来看, 不同规模、等级、主导产业、投资主体、建园年限等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社会效益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 产业链 (IND) 是制约园区社会效益的决定性因子。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园区社会效益在这里仅考虑对区域的产业带动能力, 仅用该指标虽然不足以反映社会效益的全貌, 但是也能反映其主要社会功能和园区的主要目标。另外被解释变量园区社会效益的取值=1 (意味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园区对区域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或者不确定) 的频数仅占20%, 这有可能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也可能是导致更多解释变量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注:1) **和*分别表示在5%和10%水平上显著;2) 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相关, 导致多重共线性, 故在模型中剔除了有关变量

4 主要结论

应用苏州农业园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和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缺乏市场化运行机制是苏州农业园区面临的最为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没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也是苏州农业园区发展中较为普遍的问题,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不如上述6个问题。

为判断和识别影响苏州农业园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显著性因素, 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 从量表中萃取了5个因子:产业链、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其中对3个因子 (产业链、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 , 园区感知到存在问题和不足, 其制约了园区发展;而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特色与市场方面, 园区不认为存在问题和制约作用。

LOG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是制约园区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子;此外不同规模和投资主体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经济效益也存在显著差异。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园区与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园区相比, 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10倍多;与千亩园区相比, 万亩园区基本同意或者完全同意经济效益不高的概率与不同意的概率之比增加4.7倍。这意味着园区可能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就园区社会效益 (更确切地讲, 对区域的产业带动能力) 而言, 产业链是其决定性因子。从园区特征来看, 不同规模、等级、主导产业、投资主体、建园年限等的园区, 其自我评价的社会效益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发现的农业园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针对性措施, 以促进农业园区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摘要:以产业集群竞争力GEM模型作为分析框架, 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配对T检验和LOGIT模型等分析工具, 对苏州农业园区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缺少大型龙头企业、人才匮乏、人才引进困难、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没有市场化的技术创新机制、资金筹备困难、没有市场化运行机制是苏州农业园区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如果不考虑园区本身的特征, 资源与设施、机制体制是制约园区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子;产业链是制约园区社会效益的决定性因子。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区,制约因素,实证分析,苏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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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2

摘要:投资、出口和内需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过快增长已经给我国带来了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问题。农村消费需求是我国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消费市场;制约因素;对策

投资、出口和内需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近期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益严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降低,且近年来投资过快增长已经给我国带来了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问题。国内、国际环境都要求我们扩大内需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但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消费市场没有被真正启动。农村消费的落后己经成为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农村消费市场现状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在不断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在总量上也稳步增长,但是在居民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逐年降低。而且与城镇相比相对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不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趋于优化,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在收入增长之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文化、娱乐等方面,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加大了对文教、卫生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教育、医疗化改革之后价格的快速上升。

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制约因素

(一)支付能力制约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居民消费的增长从根本上取决于收入的增长。当前我国农村消费的支付能力制约问题集中体现在农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由于历史长期对农业的剥夺和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虽然,近几年由于国家采取了多项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了稳步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更为迅猛的增长势头相比,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仍然显得相对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二)社会保障制度制约

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建立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平衡不同消费倾向人群的收入,最终达到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是必要的。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负担极为沉重,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尚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等问题,所以农村居民只有将有限的收入分出一部分预防医疗和养老支出。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金融机构帮助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这无疑减弱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影响了即期消费。

(三)消费观念的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如今也成为制约农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因为勤劳节约而闻名,传统消费观念的存在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发育,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得不到适当的转化。从全国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己经进入缓慢的升级阶段,但是由于经济条件和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存在一些误区,表现在:重视储蓄积累,忽视当期消费;重视物质消费,忽视精神消费。如今这种自然经济下的产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消费的增长。

(四)流通体系的制约

目前我国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主要表现在:(1)流通基础设施落后,流通组织设置分散;(2)缺乏规范的流通规则和有力的执行机构,流通效率低下, 不能有效保障交易各方、尤其是农民的正当权益。流通体系的不完善会减少农村居民的实质性收入,假冒伪劣产品在农村泛滥,损害农民权益。

三、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对策

(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根本

要通过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改革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来提高农业经济收益。加强培育技术创新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开发战略。积极接受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正确分析国内与国际形势,努力适应国际市场升级的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方式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解决农村市场需求障碍、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关键

通过建立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和稳步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降低农村居民生活的成本,恢复农村居民从容消费的信心,增强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安全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确保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

(三)更新农村居民消费观念

要使广大农村居民认识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 不仅要提高衣、食、住、行的质量, 还要提高文化素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改变消费观念, 抛弃一些不科学的生活习惯。更新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习惯, 根本的途径是要加快农村经济体制的转换,把更新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和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四)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政府来努力营造农村居民现代消费的公共基础条件,加大在道路交通、农村电网、农村电视、广播、商业网点、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与管理力度,是促进农村居民产生更多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制定优惠措施,鼓励不同所有制的经济主体以及其它途径积聚资本予以投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

(五)健全农村商品流通体系

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以连锁超市、便利店为主要流通业态,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新型农村消费品流通体系,促进农村地区流通设施的升级;加快农村供销社体制的改革,培育新型农村流通组织,发展从事农产品流通活动的各种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对农民进行市场流通知识培训;引导和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企业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长期的产销联盟,发展“订单农业”。

另外,要加快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大量有效的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因为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同时第三产业的发达可以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 成思危.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分析与开拓[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2] 郭锦墉,袁克忠.全面启动农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J].江西农业经济.1999(2):7-8

[3] 刘锐.论开拓农村消费市场[J].时代经贸.2007(72):1-2

[4] 李敏.提高农民收入开拓农村消费市场[J].太原科技.2008(2):16-18

空域和人力资源是最大制约因素 篇3

朱兆彬:首先是身体条件,需要达到民航局要求的飞行人员一类合格标准。其次是费用,如果是航空公司招聘的学员,由航空公司付费。如果不是,学员需要自己付费。

《环球飞行》:如果是个人喜欢飞行,要取得私照,需要多少培训费?

朱兆彬:目前定价是18.8万元。

《环球飞行》:国内公务航空和私人航空市场正在迅速发展,九天有什么样的优势?

朱兆彬:九天是2005年筹建,2007年获得民航局颁发的第一批合格证。这么多年来,九天有很多教训和经验。在通航领域方面,我们的人才储备对比其他新的公司相对稳固一些。

《环球飞行》:制约中国公务航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飞行员不足,九天现在的培训规模有多大?未来有哪些发展规划?

朱兆彬:九天目前有20架飞机,17名教员,今年计划增加9架赛斯纳172和一架空中国王飞机。

《环球飞行》:飞行教员的短缺,也是制约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重要原因,您认为应怎样突破这个瓶颈?

朱兆彬:需要多一些航校,一起开展培训。尤其在通用航空领域,教员、飞行员、机务、航务等所有专业人员都非常少。

《环球飞行》:很多人喜欢飞行,有的在国外学飞,有的在国内学习,对比发现在国外学习飞行费用远低于国内的费用,您对此怎么看?

朱兆彬:国外一般是一些老旧飞机,折旧成本很低;其次,税率比国内低很多,国外的航校甚至没有税;航空汽油在国内也是比较缺乏的资源;另外,飞行员的工资待遇直接导致成本提高,例如美国的飞行员薪水是每小时二三十美元,中国飞行员除了基本工资还要有小时费,每小时达到三百,甚至三百多美元。

《环球飞行》:目前九天购买的主要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品牌,是否会考虑国内制造?或者是有其他选择?

朱兆彬:我们今年买了9架赛斯纳172和1架“空中国王”,同时我们也跟山东滨州地区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合作,近期在谈DA40的采购。

《环球飞行》:民营航校在发展上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

制约英语阅读效率的因素和对策 篇4

由于国内英语教学方式和考试制度的特点, 广大学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英语阅读上, 然而付出时间与阅读能力提高的比例却不是较好的正比关系。相对于英语学习的其他三个方面, 大家会误以为阅读比较容易, 但实际上, 这相对于在英语阅读上花费的时间, 回报率是不高的。因此, 我们更应该注重英语阅读的效率问题, 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在适当的时间内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制约因素

1. 阅读习惯与观念

阅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 不仅在于对字母、词语的认识判断、语句的分析和语言规则的认知等[1]。它还涉及语言因素以外的诸多其他因素, 比如, 阅读者的阅读观念和习惯。

很多学生根据中文的学习习惯, 通过字、词、句的方式把英语语句一点一点翻译出来, 从而理解文章, 较多生词或语法难点, 会从心理上阻碍学生的阅读。有些学生甚至一旦遇到陌生单词, 必会将每一个单词查阅字典, 这种阅读方式和习惯, 不但浪费时间, 还对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作用不大。并且在这种阅读方式中, 学生还会在心理将英语翻译成汉语进行理解, 这种方式更不利于英语学习。

2. 英语知识水平

学习者的英语知识水平是英语学习的基础砖石。学生如果阅读中遇到过多的生词, 尤其是关键词汇, 是难以理解文章的中心意思的。据统计阅读文章的生词涉及量是5%[2], 读者的生词量超过这个值, 必然会影响文章的理解以及阅读速度。

3. 文化背景差异

同样, 中西文化背景本身的差异也会影响阅读的效率。比如, 即使能正确地将某一个英语单词翻译成对应的汉语词, 但这个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涵义不同, 这也会使读者不能正确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意思。

比如, 你看到“He is a black sheep”会直译为“他是一只黑羊”, 而它真正的意思是“他是害群之马”。

二、提高英语阅读水平的策略

1. 培养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在各方面都适用。在阅读英语文章时, 大部分学生的观念只是为了做题或者完成任务, 这自然使英语阅读变得枯燥乏味。如果改变阅读观念, 在阅读文章前, 给自己设定这样的好奇心, 这篇文章将要讲述什么故事或知识, 或者把它假设成自己喜欢的读物类型, 这样的阅读观念会提高读者阅读时的集中力[3]。

2. 提高词汇量和掌握语法知识

对词汇的积累, 除了平常课本中硬性要求背诵和掌握的之外, 学生可以在阅读中将遇到的新词进行课外积累, 尤其对自己感兴趣的词汇, 或者遇到和熟悉的汉语词对应的英语词。这样既不用刻意背诵, 也不用花费较大力气和精力背新词, 在轻松的状态下, 经过多年的积累, 词汇量必然比只背课本单词的学生多。

语法知识就是英语语言的规则, 这样就要求我们对英语语法掌握大的脉络, 然后对每一种语法逐个攻破, 反复熟练习, 可以反复查漏补缺, 直到英语语法问题不再成为阅读的障碍。

3. 教师的解决方案

为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 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特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可以通过英文歌曲、诗歌激发有这方面爱好的同学的英语学习热情, 可以通过对英文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介绍, 如电影《音乐之声》《罗马假日》, 杂志读物《疯狂英语》《21世纪》以及电视英语频道CCTV-9等。

三、结论

英语阅读是学习一门外语的重要途径, 也是运用这门语言获得西方文化的窗口。为了提高阅读的效率, 学习者应该找到自身在英语阅读上受制约的方面, 从而使用适合自己的改变策略,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并培养兴趣、坚持学习, 掌握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 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会在快乐的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5

许昌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07地理科学

张永庆

摘 要: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备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它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差别产业集群的纵深程度和复杂性相异。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社团形式。

关键词:产业集群、许昌市、制约因素

产业集群是近几十年来备受国内外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经济活动空间社团征象。世界上那个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把培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作为提升国家或者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社团、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踊跃地鞭策产业集群战略和着呢观测在发展中国家地方大众政策中的实践。[1]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备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它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差别产业集群的纵深程度和复杂性相异。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社团形式。

[2]许昌市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带九区若干产业集群”的工业集群经济体系,并已成为鞭策许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1、许昌市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许昌市产业集群诞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所谓的“块状经济”。近30年来,产业集群发展已成为动员许昌发展的重要力量,产业集群彼此渗透、彼此融合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1从发展阶段看,许昌市产业集群依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产业集群是企业之间自发社团或有社团的综合体,而不是无社团的混合体。有些地区将产业集群简单地理解为企业“扎堆”,认为只要通过招商引资,把相类似的企业放在一个区域就是产业集群。从理论和实践意义上讲,地理自然“扎堆”的或者同享基础举措措施的若干同类企业,不是界定产业集群的基本标准,产业集群应是能够发挥有机整合、动员及辐射效用的产业聚集体。许昌市产业集群大多只有10-30年的时间,有的处于起步阶段,有的处于成长期,大多数初步完成了产业的集中历程,基本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2从产业布局看,许昌市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装备打造和加工业。

目前,许昌市具备一定规模的工业产业集群3一个,主要工业产业集群漫衍的情况为:市区的000加工业集群、市区及长葛市的电力电器及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长葛市的金刚石及其制品产业集群、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产业集群、农用机械及配件加工业集群、长葛、禹州、许昌县、襄城县等农副产物加工业产业集群;禹州、襄城县的煤炭采选及煤化工能源产业集

群、禹州钧瓷陶加工业产业集群、铸造加工业产业集群;许昌县、禹州的发制品加工业产业集群、许昌县豆制品加工业产业集群、传动轴配件加工业产业集群、玻璃工业聚集区等;鄢陵县棉短绒、棉纺织产业集群,鄢陵县、长葛市、许昌县的板材加工业产业集群等;魏都区的造纸及纸制品加工业产业集群等主要工业产业集群。

1.3从发展标准样式(或形成历程)看,原有产业集群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新兴产业集群民营企业迅速发展。

许昌市产业集群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得益于区位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政策影响等。从形成历程看,大致有4种类型:

1.3.1“市场型”或独立预设劳动密布型产业集群。有传统的手工业配景或劳动密布型工业为主的中小企业集聚而成的产业集群,集群内的企业具备一定的独立预设能力,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出产企业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的出产。[3]它的兴起往往与某些区域资源、产业基础、人力资源、传统观念、历史文化积淀等要素紧密联系,如禹州钧瓷陶加工业产业集群、许昌县、禹州的发制品加工业产业集群、许昌县豆制品加工业产业集群等属于此类。

1.3.2 “镶嵌型”或引进外资形成的产业集群。这类产业集群的兴起与本地文化、历史、自然禀赋并无直接关系,基本是由于搬迁改造或引进外来投资,在专业化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4]如许继电器集团是最具典型的此类产业集群。

1.3.3通过培育一批创业、吸纳劳动力而形成的产业集群。许昌市的产业集群绝大多数为劳动密布型产业,吸纳劳动就业人员多,20个产业集群吸纳30万人就业,占全数工业从业人数的47.5%。如瑞贝卡、传动轴、裕丰等一批龙头企业属于此类。

1.3.4通过综合利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形成的产业集群。由于产业集群的集聚规模和产品链条的拉长,逐步形成了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和循环利用的经济增加体式格局。如长葛市大周的有色金属加工集群属于此类。目前,该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废旧有色金属回收利用基地,拥有色金属加工企业14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5家,资产规模近30亿元,从业人员3.2万余人,已初步形成由废旧金属从各处买进→熔炼→锭材→线材、板材、管材、铸件→回收再利用的较为完整的废旧有色金属产业链。

2、许昌市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许昌市是最典型的产业集群标准样式经济,近30年来,产业集群发展已成为动员许昌发展的重要力量。许昌市产业集群互相渗透、融合加速,产业集群的出产网络化加速,产业集群的国际化进程加速,产业集群的创新节奏加速,品牌建设步伐加速。但与国内外已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较,许昌的产业集群总体上处于低端成长阶段,产业集群价值链附带加上值偏低、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竞争力不强等问题。[5]

2.1集群发展中产业链条短,产业配套能力衰

产业集聚的最大竞争优势在于集聚区内专业化分工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用度。目前许

昌市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大部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存在着产业链条短,下游企业少,粗略的加工产品多,或“有产无链”,如许昌市的纺织工业大都已初级的纺织为主,缺乏彼此配套的产业,存在上游企业多,下游企业少的问题。2007年,该集群实现产值近70亿元,而许昌市的服装、鞋帽打造业的产值仅为其1/10,大量的纺织品需要外销,很容易成为发达地区的原质料基地。再如钧瓷陶产业集群,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产业,每一天需要的包装箱就达50多吨,但集群内缺乏相应的包装箱出产企业,使企业出产经营成本加大。另一方面,从许昌市的发制品产业集群中可以看到,瑞贝卡、龙正等发制品企业产品相似或相近,没有形成一条产业链,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协作关系不紧密,产品关联度较低,配套能力不强,单个企业“孤军作战”、同类企业“彼此竞争排斥”的征象依然存在。

2.2出产要素供给不足,造成集群扩张难

在地盘供需方面,许昌市由于地盘存量少,后备耕地相对稀缺,而国家收紧地盘供应“闸门”,地盘供求矛盾突出,项目落地困难。在人才供给方面,目前集群内企业从业人员存在两个紧张问题:一是文化素质偏低;二是流动频繁,队伍不稳定,影响了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又因为一方面每一年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因专业分歧错误口或工作不符合本人的志愿而没有就业,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又招聘不到需要的人才。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把到私营企业和股分合作企业就业看作真正的就业,或者担心到这些企业就业受到社会的不平等看待,致使这些企业难以吸引到所需要的人才。

2.3当局指导力度不够,大众服务不够完美,造成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一方面部分当局部门服务意识不够强,另一方面全市对产业整体规划的理念尚未形成,缺乏科学有力的指导机制。另外还存在基础举措措施建设滞后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七十二行的开发中心、预设中心、质量检测中心、培养训练中心和中试基地缺乏,由于缺乏大众服务平台支持,配套服务业发育滞后,中介机构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欠缺,难以协调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产业联系,难以形成各类能够鞭策企业有效互动和彼此促进的大众机制,各大产业集群普遍存在开发成本和用度过高问题,造成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2.4科技水平较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许昌市的产业集群内企业多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企业属个人投资,受“小农意识”和“家族管理”的影响,大多数企业在发展中将升级改造的精力和重心放到了建立自我内部循环的“私有产业链”上,而一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太少,再加上流动资金短缺,导致企业缺乏自立技术创新的敏锐性,大部分产业产品技术含量低,装备水平不高,开发能力较弱,大多停留在简单的粗略的加工水平,产品缺乏竞争力。多数产业集群品牌优势不较着;高技术含量、高附带加上值的产品数量少,利润空间有限。如瓷陶产业集群,由于部分企业没有进行技术改造,出产的瓷陶茶杯有的价格仅在0.3元左右,出产的很标致的花插产品价格仅在1元左右,产品档次低,价格连续走低,使企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

三、对许昌市发展工业产业集群的一些提议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摆在咱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许

昌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对发展许昌工业产业集群提出如下提议。

3.1加大基础举措措施、劳动力素质和专业性出产要素的投入力度。

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产业的升级储蓄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踊跃实施人才战略,踊跃引进和培育人才。

3.2加速转变经济增加体式格局。

经济增加体式格局转变是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底子出路。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加体式格局带来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对资源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必须加速转变经济增加体式格局,从主要依靠出产要素投入主导经济增加的粗放型向主要依靠要素出产率提高主导经济增加的集约型、循环型发展标准样式转变,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鞭策产业向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发展。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移;加速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装备打造、临港等产业,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门路,解决经济加速发展的制约,实现向先进打造业的跨越。

3.3加强集群发展的软环境建设,提供各类优惠政策,促进集群快速发展。

一是抓紧建立同行商人团体或企业协会,踊跃发展中介机构,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当局各职能部门也要做好协调,加强社团管理工作,对产业集群中企业面临的共性的问题,牵头社团解决。三是构建市场营销、物流、信息交流和服务平台。

3.4完美社会化服务体系,重视和改善产业集群创业和发展环境

产业集聚区要不断完美自身环境,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加强协调服务,提供及时有效的全方位服务,推行踊跃的资金扶持政策,探索招商引资的新标准样式。当局技改资金及科技扶持资金应有意识地向产业集群倾斜,指导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鼓励、指导金融部门增加对集群发展的资金支持。鼓励外商和外部资金投资发展产业关联配套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集群项目,解决融资难问题。

3.5加强市场营销管理服务,开拓产业集群发展空间,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不断鞭策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发挥集群效应,拉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依靠科技的进步,对集群内产业、产品进行工艺流程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功能创新和链条升级创新。

参考文献: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6

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步入了和平发展的轨道;2009年中美关系又发展顺利。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很容易得出一种错觉,似乎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降低了。然而2010年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继续向台湾出售布什政府时期同意出售的武器,中方对此作出了强硬反应,此事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决不可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掉以轻心。

仍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会自然得出结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指导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核心都是台湾问题。“一个中国”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即使两国关系经过了30年的发展,后冷战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但这一点没有改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一点中国几十年来说得不能再清楚了。

关于此次售台武器,中美双方各执一词: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说,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作出了承诺,履行这个法律,向台湾出售武器涉及美国的信誉,涉及美国对盟国和朋友承诺的可靠性。中方说,《与台湾关系法》本来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售台武器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违反了美国对中国作出的承诺,错事做了30年也不会变成正确的事情。

中美两国对台湾的政策有吻合的方面,但也有非常不同的方面。就近期来说,美国的“和平解决”与中国大陆的和平发展政策有共同之处。但在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方面,双方的立场就不同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最终要实现祖国统一,这一目标是坚定不移的,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要实现的民族目标。美方却总是说,美方对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不采取立场,或者说,这是你们两岸之间自己的事情。美国所关注的是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最后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两岸人民所接受的。实际上,美国是希望现在这样一种台湾与祖国未经宣布而实际分离的状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笔者一直有一种看法:中美关系有许多方面,有相同面也有不同面,但这些不同的方面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有一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可能颠覆了整个中美关系,那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事关两国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美国为什么握着台湾牌不放

小布什当政时期的对台湾政策表明,美国是反对法理“台独”的,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是真的。因为法理“台独”不但破坏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政策不是要为台湾与中国打一仗,但美国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台湾牌。讲到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只是提到经济利益、商业利益、支持台湾的民主,以及美国遵守承诺的信誉,对于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他们则含糊其辞。但也有一些学者说得比较坦率,如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的卜大年和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助理国务卿帮办、2049项目研究所的薛瑞福等认为,保持台湾不与中国大陆统一对于美国是有战略重要性的。

美国对中国的最大疑虑是,中国强大了如何运用其力量。美国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美国在东亚和全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最有利的是让海峡两岸事实分离的局面长期存在下去,把台湾牌握在手中,以台制华。

美国担心被边缘化

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美方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表示欢迎, 这应当予以肯定。这一年来美国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可以概括为:欢迎两岸和平发展,但美国要有知情权;美国不能被边缘化,或者说还要做两岸的平衡者;两岸不能谈统一。

所谓知情权,就是两岸谈什么事情都不能瞒着美国,美国希望了解两岸关系的所有新的发展。边缘化问题是针对新形势提出来的。这一年多来两岸关系进展比较顺利,美方就产生了被边缘化的担心。2009年,一些与官方关系密切的美国学者一再表示,美国不会主动介入谈判,但若任何一方要寻求美国的意见,美国会毫不保留地提供;如果两岸都表示需要, 美国也不排斥参与。美国的角色也由两岸来决定,如果有些特殊事项,两岸认为需要美国扮演某种角色,美国应该愿意这样做。这是美方以前没有作过的表态。至于统一问题,不是现在两岸的当务之急。而且马英九先前就作了“不独、不统、不武”的表态,所以现在美方也不太担心。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7

(一) 广东消费总额跨过万亿元大关

2007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万亿大关, 达到10598亿元, 增长16.2%, 比2000年增长1.42倍, 零售总额稳居全国首位, 其中批发零售业零售额8937.67亿元, 增长16.9%, 住宿餐饮业零售额1544.28亿元, 增长17.1%。近几年, 随着各项惠农政策得到落实,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广东农村居民购买力得到明显改善, 直接推动农村消费品市场的活跃, 农村消费持续增长, 城乡消费市场增幅差距缩小。2007年全省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7963.99亿元, 增长16.2%, 农村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634.15亿元, 增长16.4%, 增速还略高于城镇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

(二) 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社会购买力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消费结构稳步升级成为推动消费品市场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动力。吃、穿、用等传统生活品销售保持稳步增长, 代表第三、第四次消费结构升级的住房、汽车、通讯产品以及新型电子、电器产品和高档消费品成为近几年广东市场消费的亮点和热点。

2007年, 受食品价格影响,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粮油类零售额达52.9亿元, 增长76.7%, 肉禽蛋类零售额达53.3亿元, 增长34.2%;汽车、石油及制品、家用电器、通讯器材、化妆用品、金银珠宝、文化体育用品类商品销售增长幅度居前。2007年通讯器材类零售额比2000年增长976.8%, 汽车类增长560.8%, 石油及制品类增长503.1%, 化妆品类增长323.1%, 家用电器类增长226.2%。

(三) 商业经营模式和竞争格局正在改变

进入21世纪, 广东商业经营模式和商业竞争格局发生急剧变化, 外资以家乐福、沃尔玛、麦当劳、肯德基等, 外省资本以苏宁、国美等为代表的企业以自主扩张、收购重组、加盟连锁、合资、联营等多种方式进军广东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市场, 原有以本地商业为主导的竞争格局被彻底打破。

2007年广东批发零售业销售额27540亿元, 比2000年增长166.9%, 其中限额以上企业销售额16222亿元, 增长229.6%, 比限额以下企业与个体户增幅高1倍。2007年广东批发零售业零售额8938亿元, 比2000年增长146.3%, 其中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3052亿元, 增长244.5%, 比限额以下的增幅高1.1倍。2007年限额以上连锁总店商品销售额2619亿元, 比2001年增长644%, 其中零售额2062亿元, 增长506.6%。广东商业经营模式开始摆脱规模小、经营分散的局面, 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转变。

(四) 消费区域格局悄悄发生变化

珠三角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占据广东消费品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三, 同时产业转移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加快发展, 推动社会消费快速增长, 市场格局和市场份额悄悄发生变化。

粤东地区逐步摆脱低迷的影响, 生产和消费实现了快速增长, 消费市场连续3年增长幅度超过15%, 摆脱了消费市场份额不断下滑的局面。2007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0.97亿元, 增幅达到17.7%, 比2000年增长1.25倍。粤北山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 经济发展加快, 消费市场呈现逐年加快增长趋势, 2007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5.14亿元, 增长18.1%, 比2000年增长1.5倍。2007年粤西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010.24亿元, 增长16.8%, 比2000年增长1.42倍。珠三角地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势头, 实现零售额7811.78亿元, 增长15.8%, 比2000年增长1.44倍。

影响和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

(一) 经济发展模式压缩消费空间

改革开放后, 广东为尽快改变经济落后局面, 各地都选择“重工主义”发展道路, 希望尽快改变工业落后局面, 推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 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发展成果。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广东原有发展模式的缺点逐步显现:一是消费受到限制。经济结构根据工业生产需要设置, 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 消费让位给积累, 市场让位给生产 (即生产决定市场) , 消费空间被压缩;1978-2007年广东消费增速是投资增速的76%、是工业总产值增速的60%, 是出口增速的63%, 消费增速远远落后。二是GDP消费率低、消费动力不足。2006年广东GDP消费率降至49.2%, 消费率低导致消费动力不足, 不能直接有效推动和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不能有效影响生产过程, 消费决定生产的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模式在不自觉中发生冲撞, 导致经济结构总是失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启动消费, 但效果甚微。三是形成重生产、轻市场、重产品产量、轻产品质量、重投资、轻消费、重GDP数量、轻经济结构质量的现象, 导致经济发展效率不高。四是引致工业一业独大, 挤占其他行业发展空间, 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6%上升到2006年的47.7%。五是付出较高环境和资源代价。2006年广东年总耗水量达169亿立方米, 达到可用水总量的40%, 排污总量106.5亿吨, 工业废气排放量13583.6亿标立方米, 二氧化硫排放量126.7万吨, 工业烟尘排放量27.2万吨, 工业粉尘排放量27.8万吨, 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固体废弃物高10倍。

(二) 法律不完善, 制约消费环境和秩序改善

受传统农耕文化的长期影响, 消费受社会和道德观念约束, 一直没有形成积极、完善、规范、自律的消费文化和消费环境。消费及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偏低, 导致生产与消费关系错位;生产商的强势地位, 导致生产 (经营) 商“消费责任”意识谈薄、刻意逃避“消费责任”;以致消费过程中的“消费责任”难以有效落实, 造成消费“违法成本”低, 致使一些不法经营者时常越过法律底线、随意违规, 制造消费陷阱, 让消费者非常无奈。据省消费者委员会统计, 2 0 0 7年受理投诉的案件达23260件, 接待投诉来访25.7万人次。

由于消费领域立法不健全, 很多消费纠纷当成经济合同纠纷, 用《经济合同法》判别, 这对消费者造成不公平。经济合同法要求合同产生、修订、执行以及合同监管等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消费关系不是简单的经济合同关系, 涉及面更加广泛, 除经济关系外, 涉及人文、意识、道德、心理、生理、商品外在与内在属性认知等多方面;同时消费者弱势地位与生产 (经销) 商不可能实现关系对等。消费关系不平衡, 消费环境和秩序难以得到改善, 消费者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例如备受争议的银行存款丢失案, 银行都以消费者没有保管好密码和资料为由, 不承担责任。

(三) 资本积累挤占消费资金

过去30年, 广东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大约经历了四个大的变化阶段, GDP分配走向中, 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不断上升, 而消费比重则一直呈下降趋势。

第一阶段 (1978-1983年) ——“消费恢复”时期。广东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得到恢复和开始发展, 加上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 生活必须品供应不足, 生产成果多用于满足消费需要。期间GDP年平均增长9.1%, 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3%, 消费率平均为67.7%, 投资率平均为29.4%, 净出口率平均为2.4%。

第二阶段 (1984-1991年) ——“经济加速、消费率下降”。在此期间广东投资率大幅度上升, 工业增长提速, 工业化进程加快, 投资、进出口增长明显加速, 而消费率水平则呈现下降趋势。期间GDP年平均增长14.8%, 比第一阶段高5.7个百分点, 投资率平均为36.9%, 高出7.5百分点, 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24.2%, 高出13.8百分点;投资总额平均增长24.5%, 出口平均增长28.2%, 进口平均增长24.6%, 实际利用外资平均增长31.5%, 而消费率平均为61.9%, 比第一阶段低5.8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 (1992-1996年) ——“经济腾飞、消费率聚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推动广东掀起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 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 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大量消费资金转移到投资领域, 消费率聚降至55%左右。期间GDP年平均增长18.3%, 比第二阶段再高3.5个百分点, 投资率平均为41.6%, 再高4.7百分点, 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30.4%, 再高6.2个百分点, 投资总额平均增长41.9%, 再高17.4个百分点, 实际利用外资平均增长45.2%, 再高13.7个百分点, 而消费率平均为55.7%, 比第二阶段再低6.2个百分点, 消费率降幅加快。

第四阶段 (1997-2006年) ——“净出口率提升、消费率再降”。期间广东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GDP稳定增长, 工业、投资增速趋缓, 投资率趋稳并略有下降;受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影响, 进出口总额不断扩大, 贸易顺差规模大幅上升。期间GDP年平均增长12.5%, 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9.5%, 投资总额平均增长13.6%, 实际利用外资平均增长3.6%, 出口平均增长18.2%, 进口平均增长16.5%;投资率平均为37.3%, 比第三阶段下降4.3个百分点, 而平均净出口率为9.6个百分点, 比第三阶段大幅上升7个百分点, 从而导致该时期平均消费率继续下降, 为53.2%, 比第三阶段又低2.5个百分点, 2006年更降至50%以下。

改革开放三十年, 广东一直处在经济总量和生产规模高速扩张期, 为实现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积累挤占了大量消费资金, 广东GDP消费率从1978年的67%, 下降致2006年的49.2%, 下降了26.5%, 投资、出口一直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消费则处在投资和出口动力的后面, 被动影响广东经济的发展格局。

(四) 分配体制不合理, 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三十年, 广东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 但由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行业垄断等多方面原因影响, 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与得益千差万别, 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收入差别很大。2007年广东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5倍多,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现金收入最高收入家庭是最低收入家庭的10倍多,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

由于分配不合理, 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 尽管他们有消费的欲望, 但消费能力有限, 不能形成有效社会购买能力, 消费欲望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消费需求;而高收入家庭占据较多分配成果, 其消费欲望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同等生活环境下, 收入高与低消费都是必须的, 同时又是有限度的, 二者之间不能直接互相转换, 收入分配不合理, 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五) 保障机制不健全, 压制消费欲望

医疗、养老、住房、教育、失业等生存需要是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剑, 当人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首先考虑的是为今后生活提供可以确认的保障, 其他消费则放在次要的位置, 从而会导致消费意愿不足, 消费缺乏动力, 消费欲望受到压制。社会保障是人类对未来消费需求提前进行确认, 是对未来消费的预期, 是社会对个人提供的社会信用保障, 消费者最终消费的还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政府运用社会信用解下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剑, 释放人们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生存压力, 是激活和启动社会消费需求最有效的动力之一。目前,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覆盖面不高, 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这也是消费难以启动的直接原因。

(六) 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制约农村有效消费需求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环境差成为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2007年农村人均纯收入5624元, 只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8%;农村人均消费支出4202.32元, 只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9.3%。2007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比1978实际增长6.4倍, 只有GDP实际增长速度的17.3%。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只有非农村居民的28.2%。同时,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长期以来农村消费市场建设在政府政策、社会参与、资金投入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 不少地方还是空白, 基本上处在“自给自足”状态;农村消费成本高、市场秩序欠佳、消费风险大, 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

(七) 促销手段泛滥, 消费陷阱多多

目前经济正处在转型阶段, 市场规模急剧扩展, 消费活动日趋活跃与复杂, 由于消费市场环境与秩序建设滞后, 市场没有形成有效制约与自律的消费环境与消费文化。同时消费市场竞争越趋激烈, 商业促销手段层出不穷, 各种“打折”、“返券”“积分”、“优惠营销”、“赠送营销”、“免费营销”、“大奖营销”、“电话营销”、“短信营销”、“网络营销”等五花八门, “优惠”的背后就可能存在不知深浅的陷阱, 扰乱消费市场秩序, 让消费者无所适从, 消费纠纷频频发生。据省消费者委员会统计, 18%的消费者投诉同消费陷阱有关。

扩大消费的建议

(一) 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按照十七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 逐步改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道路。产业政策制定和经济结构调整以适合广东经济特点、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推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运用市场原则逐步改变消费与生产的错位关系, 变被动消费为主动消费, 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 充分重视和发挥消费对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 逐步提高消费在GDP使用中所占的比重。与发达国家70-80%的消费率相比, 广东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总量还有巨大提升空间。

(二) 改变消费的法律弱势地位, 推进消费环境和秩序建设

通过体制和立法创新, 调整消费 (消费者) 与生产 (生产商) 之间的法律关系, 只有通过法律关系调整消费的弱势位置, 才能有效促使生产 (经销) 商承担“消费责任和义务”, 主动防范“消费风险”,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落实“消费责任”, 从而达到规避社会的“消费风险”, 改善消费环境的目的。严厉打击和制裁消费违法行为, 积极推进进取、完善、规范、自律、和谐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秩序建设。

(三)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催生中产阶层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首先要通过立法、制度和政策创新, 解决劳资关系不平等问题;其次是促进公平竞争、限制垄断经营, 推进社会分配公平;第三是通过分配体制创新, 催生中产阶层, 提高社会消费的购买能力和有效消费需求。中产阶层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和主导力量, 是社会消费的主体, 目前广东中产阶层规模不大, 但在消费领域举足轻重。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创新, 在促进分配公平的基础上, 催生中国的中产阶层。大幅扩展中产阶层队伍, 是开拓消费市场、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的有效途径。

(四) 提高农村消费能力,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目前农村消费能力和消费量远比城市低, 农村消费市场开发潜力巨大, 是扩大内需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过不断提高广东农民收入, 增强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水平,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从政策、资金投入、社会参与等方面加大对农村消费市场的建设力度, 加强农村市场秩序建设, 从而减少农民的消费成本、降低消费风险, 促进农村消费。

(五) 加强商品质量监管, 消除消费戒心

为解除消费者的消费戒心, 政府和社会要加强消费市场商品质量监管, 特别是食品和药品质量监管, 不断加大对消费市场商品质量、化学成分、合格程度、安全性能以及消费后果等的抽检力度, 随时向社会和消费者公布抽检结果;以此促进企业增强“消费责任”意识, 规范企业质量管理行为、防范“消费风险”、落实“消费责任”, 督促企业不断提高和改善商品质量;解除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必须面对而又无法解决的后顾之忧, 消除消费戒心, 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让消费者买得开心, 用得放心。

(六) 加强政策引导, 稳定消费市场

2007年广东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 这标志着广东生活水平总体上从小康向中等发达地区迈进, 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从生存性消费为主开始步入发展性消费为主的阶段, 教育、医疗、旅游、信息、文化娱乐等消费大幅增长, 汽车、住房、家庭娱乐产品的更新换代成为消费支出中增长较快的项目。随着消费活动日趋活跃, 消费规模越来越大, 消费内容和方式更加复杂, 消费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大增, 正在影响消费市场的稳定与和谐。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8

关键词:水能,水电站,制约因素

1 水利发电的原理和分类

水力发电厂按水库调节性能可分为多种。其一是无水库, 基本上来多少水发多少电的径流式水电厂;其二是水库很小, 水库的调节周期为一昼夜, 将一昼夜天然径流通过水库调节发电的日调节式水电厂;其三是对一年内各月的天然径流进行优化分配、调节, 将丰水期多余的水量存入水库, 保证枯水期放水发电的年调节式水电厂;其四是多年调节式水电厂, 其将不均匀的多年天然来水量进行优化分配、调节, 多年调节的水库容量较大, 将丰水年的多余水量存入水库, 补充枯水年份的水量不足, 以保证电厂的可调出力。

世界上已建的绝大多数水电站都属于利用河川天然落差和流量而修建的常规水电站。水力发电厂是把水的势能和动能转变成电能。根据水力枢纽布置不同, 主要可分为堤坝式、引水式、抽水蓄能水电厂等。堤坝式水电厂是在河床上游修建拦河坝, 将水积蓄起来, 抬高上游水位, 形成发电水头, 堤坝式水电厂又可分为坝后式、河床式及混合式水电厂等。坝后式水电厂的厂房建筑在坝的后面, 全部水头由坝体承受, 水库的水由压力水管引入厂房, 转动水轮发电机组发电。坝后式水电厂适合于高、中水头的情况。河床式水电厂的厂房和挡水坝联成一体, 厂房也起挡水作用, 因修建在河床中, 故名河床式。河床式水电厂水头一般在20~30m以下。混合式水电厂是引水与大坝混合使用获得落差发电的。引水式水电厂是水电厂建筑在山区水流湍急的河道上或河床坡度较陡的地方, 由引水渠道造成水头, 一般不需修坝或只修低堰。抽水蓄能水电厂, 具有上池 (上部蓄水库) 和下池 (下部蓄水库) , 在低谷负荷时水轮发电机组可变为水泵工况运行, 将下池水抽到上池储蓄起来, 在高峰负荷时水轮发电机组可变为发电工况运行, 利用上池的蓄水发电。抽水蓄能电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水电站。而潮汐电站由于造价昂贵, 尚未能大规模开发利用。其他形式的水力发电, 如利用波浪能发电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

2 我国水利发电制约因素及利弊谈

我国能源探明储量中, 原煤、原油、天然气和水力资源的构成比例约为:50%、3%、0.3%、45%。我国常规能源以煤炭和水力资源为主, 水力资源在我国能源资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前, 仍以煤炭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和生产现状, 已形成了严重的污染。尽管水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发电都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自然再生能源, 但风电站的单位千瓦静态投资是水电站的大约1.5倍, 而每千瓦装机年发电量却不及水电站的一半, 潮汐发电投资是水利发电的2~3倍, 且选址复杂并会造成河岸淤堵。太阳能发电成本更高。可见, 水能是目前最为经济性, 也最有开发潜力的能源, 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加快水电开发步伐已刻不容缓。

水利发电以其成本低廉, 运行的高可靠性得到广泛认可并得以迅猛发展。经过几代水电人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国水电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但还存在很多消极因素制约了水利发电的健康发展。其一是电力工业垄断体制的阻碍。我国水利和电力分别由水利部和电力部主管, 而目前的情况和发展趋势, 水电资源的优先利用无法得到保证, 大量的水电资源被浪费。水电上网电价低廉, 水电站发展受限。开放电力市场, 打破垄断的电力工业体制, 是解决水电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应对水电上网电价进行改革, 将“还本付息电价”这种单一电量电价结构改为两部制电量电价的分时电价结构;其二是存在错综复杂的依赖关系。我国长期以火电为主, 火电煤矿与火电厂唇齿相依。如果用水电代替火电, 面临困境的不仅是火电厂, 更多的是为其供给能源的煤矿。部门或单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形成了保火电, 轻水电的局面, 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水电资源被白白浪费, 弃损电量大大高于实际上网电量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水电是清洁能源, 可再生、无污染、运行费用低, 便于进行电力调峰, 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在地球传统能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普遍优先开发水电, 大力利用水能资源。我国不论是水能资源蕴藏量, 还是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 都居世界第一位。目前, 国内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1.5亿k W, 水电能源开发利用率从改革开放前的不足10%提高到了将近30%。水电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还带动了中国电力装备制造业的繁荣。三峡机组全部国产化, 迈出了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可喜一步。小水电设计、施工、设备制造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使中国成为小水电行业技术输出国之一。

水利发电可以大量减少SO2、CO2、空气悬浮颗粒、粉煤灰等污染物的排放, 还具有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然而水电的使用也存在弊端, 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水库是人工湖, 湖面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很多水库已成为旅游胜地, 但大型水库会对周围局部气候产生影响, 也会产生地质灾害, 在陡峭的黄土类岸坡, 由于水的浸泡会发生严重的大范围的坍塌, 危机居民和耕地。大坝水库也与地震有某种关系, 曾有大坝因地震而溃坝, 而大水库首次蓄水, 引发库底地层深部应力改变可能诱发地震, 但经过实践和摸索, 水库分期蓄水, 逐步抬高水位会降低诱发地震的烈度或者避免。此外, 筑坝带来的淹没土地、移民、改变原有生态、影响水生物的生存和繁殖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予以妥善处理。

参考文献

[1]陆佑楣.谈水电开发和流域保护[J].中国水能及电气化, 2009 (8) .

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制约因素 篇9

一、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大家都知道, 主体性首先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提出来的,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发挥, 认为人创造了社会和知识。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的知性和理性构成了人的主体性, 而主体的作用就在于作为综合并形成知识的本源和先在的条件, 而通过主体的这种作用, 人的理性和知性得到无限的提升。马克思更是强调和重视人的主体性的作用。所谓主体性是人在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条件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这即是我们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 那么我们翻译理论之中的译者的主体性具有什么内涵和意义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 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翻译的全新视角。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使翻译主体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随之而来的就是译者的主体性的问题。但是译者的主体性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未被界定清楚的概念, 存在着多种观点。有人把译者主体性界定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在翻译过程中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有人从译者和文本、原文作者和译者读者的关系中规定译者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之中以文本和原文作者、译者读者为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种选择性的活动。还有的观点把译者的主体性理解为译者的操纵性, 更多地关心译者的价值, 这种观点认为译者具有优于原文作者、原著和译者读者的优势和支配权。而本文认为所谓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的本质特性, 这种本质特性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 同时把主体性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目的性及客观受动性统一起来。在发挥主动性的同时一定要以客观受动性为基础, 从而达到基于原著又有所创造, 表达原著作者的思想又有自己思想的火花, 把原著文化和自己的本原文化融会贯通。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文本, 一方面要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使自己的人格、文化意识和精神、审美创造性置于创造性的翻译的整个过程中。

二、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1. 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

面对浩如烟海的著作, 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选择, 而译者对文本的选择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过程。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文本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发挥译者的主动性。放眼历史, 我们可以看出, 每一个大家都有自己钟情的翻译作品, 这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关, 更与作者自身的喜好、性情、学识、专长有极大的关系。你不能指望钟情于拜伦式浪漫的徐志摩去翻译西方的科学经典著作;同样你不能想象致力于改造中国, 以造福于民从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的科学学术著作的严复去翻译浪漫的雪莱之诗。有的人热衷于西方的科学著作, 有的人热衷于法律, 有的人喜欢翻译那些经典的历史作品, 有的人则致力于经济作品的翻译。译者的选择无不与其自身的理想和抱负有着极大的关系, 和其自身那种天生的性情与本身的知识结构有关系。这极大地制约着主体的选择, 而这种制约性恰恰是一种译者选择文本的主体性。

2. 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对文本的理解的独特性上

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文本有着不同的理解, 所谓历史概念的不能完全重现, 不同的译者对文本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原作者的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解, 而这就表现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理解。译者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即自身各种文化因素的综合对于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上具有极大的影响, 这也是译者的主体性的一种表现。

例如:

(1)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out rice.

(2)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out flour.

从这个翻译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对米的不同理解, 英美主食是flour, 而我国南方主要是稻米, 那么就是rice。这种主体性表现得何其明显, 你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错, 只能进行文化之间的转换。

3. 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时创造性的语言上

翻译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在翻译过程中受客观环境的制约。语言是文本的载体, 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是把源语言转化成目标语言的过程。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性, 它们都反映着同一个世界, 译者就是在这种语言的转换之中找出它们的同构关系, 需要译者用创造性的语言表达思想。不同译者的语言的表达能力和翻译思想不同,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也不同。同一个译者在人生不同的时期, 他的翻译思想和语言水平也会不同, 这也是他创造性语言的表现。翻译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 受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 但是译者主体性是最重要的能动性之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突破原文的限制, 用本文化的语言适当生动地表达出来, 把原文学作品的人物情感和思想表达出来, 把那种意境表达出来。有的译者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 有的译者的语言则更注重厚重朴实, 而有的译者则简单流畅, 不同的译者, 不同的作品, 所进行的语言的艺术创造性是不同的。这一点在翻译我国古代的诗词中最能体现出来。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小令中的杰作。原诗是:“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作者用一组名词组成一幅凄凉的画面, 使读者产生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译文版本, 每一个版本都具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和创造性的意境。

(1)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 branches.

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 dusk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 narrow bridge

And below the bridge quiet 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ps down in the west

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eh end of the

world. (丁祖馨, Burton Raffel合译)

(2)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trees wretched with

rotten vine———the day is about done.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翁显良译)

从这两种译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的语言特色, 咀嚼出不同的创造性的语言韵味。这就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的语言方面创造性的主体性表现。

4. 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文化的审美层面上

所谓的文化色彩是指译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形态和文化底蕴, 文化追求和文化期待。而译者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之中努力达到一种美学的境界, 既传播译文的文化, 又贯通本国的文化, 不能顾此失彼, 要做到二者之间的和谐与对称美。在这个过程之中译者的文化审美背景和对文化审美情趣的追求极大地左右着译者翻译时的取向和语言的选择。傅雷先生之所以选择翻译《飘》, 就是想献给读者一部纯美的爱情小说。一个成功的译者不仅要具有扎实的表达功底, 更应该对言语背后所隐藏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特质与感情色彩都有高超的把握, 这样才能在两种文化之间转换的过程中游刃有余, 并达到一种给人以美的感觉, 一种基于文化美的感觉, 这种文化美要能够引起读者的极大的感情共鸣, 这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译者。比如同样的一个词组“rich lady”,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译法, 在新中国成立前要翻译成“阔太太”, 而现在只能翻译成“富婆”或者是“富姐”, 因为时代的文化背景不同, 这个词根植的文化发生了变化。

以上就是我们讨论的译者的主体性的概念和主要表现方面, 但是如果译者的主体性就是一种纯粹的主体性的发挥, 那未免太不合常规, 任何主体性的发挥都需要客观条件的制约, 否则译者的主体性就会沦为一种任意的发挥和创造, 一种随意的翻译, 那也就不是翻译, 也就失去原来的文本的意义, 也失去了翻译的意义。因此译者不仅要发挥主体性, 而且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因此译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受制约的能动性。

三、主体性的发挥———一种制约中的能动性

1. 文本的制约性

所谓文本的制约性是指文本的规定性, 虽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想象力和主动性, 但是文本基本的框架仍然制约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文本的填充空白, 但是一定要忠于原来的文本, 不能脱离文本的基本框架, 否则就是译者自己的一种文学的创造。历来优秀的翻译作品无不是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对原来文本的一种再现。

2. 社会文化的制约性

一个译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 是一个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 他的翻译活动要受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及需求的制约。他的作品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自娱自乐, 而是要满足于社会的需要。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 从文本的选择到出版的一系列的过程中, 都要受制于社会的需求及文化要求。翻译活动受制于社会的意识形态, 是各种社会权利的一种折中。

3. 读者的制约性

任何译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和承认, 因此读者的期待性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工作。译者在翻译之前要了解读者的需求, 事先决定的读者类型, 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是一种受制约的发挥, 而不是随意的发挥, 在主体性和制约性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 从而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这种张力十分必要, 这样既忠于文本, 又具有特色;既尊重文本和原创, 又有自己主体性的发挥和创造。这也是本文想表达的思想, 即, 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是一种具有制约性的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制约的。译者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 必然要受到客体制约和限制, 同时译者能动性发挥还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因此, 主体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受动性是能动性内在基础, 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 它既表现为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 又表现为客体对象的制约性。

综上所述, 译者发挥主动性的同时要做到尊重客观性, 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译者。

参考文献

[1]查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 2003, (1) .

[2]张东秋.翻译标准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1) .

[3]刘雅峰.再论译者主体性.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4]刘军平.从跨学科角度看译者主体性的的四个维度及其特点.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8) .

[5]赵侠.译者主体性在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中的呈现.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 (3) .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10

中国是农业大国, 很多农民无法再银行等金融机构贷到资金, 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民融资难的问题, 做为一种扶贫手段,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小额贷款公司在落后地区蓬勃发展, 仅用3年时间,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户小额信贷额将近2300亿元, 收益农户8500万, 占到全国农户总数35.9%;其次, 中国还有很多小企业需要资金来发展壮大, 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门槛更低, 适合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小额贷款公司可在一定程度上笼络中国民间的热钱, 中国民间有大量“游资”, 在资本市场上横冲直撞, 游资可以造成股市房市混剧烈波动, 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很强劲, 对于民间游资, 宜疏不宜堵, 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 可以很好的笼络市场上的游资, 将这些闲置资产投入到国民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因素 (1) 只贷不存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实力是决定小额贷款公司是否能很好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不足,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 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其业务性质, 无须大的厂房和设备, 因此, 很难从金融机构贷到资金。其次银监会还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额度进行的各种限制。这些都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不足。更为重要的是银监会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吸收存款, 而吸收存款是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资金规模的重要措施。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吸收存款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 这限制于我国现在的金融监管制度。孟买发展小额贷款已经比较成熟, 且效果明显, 孟买发展壮大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吸收存款, 可以更灵活的实施放贷, 对孟买农村金融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利率水平低

利率是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国际发展成熟的小额贷款公司体系表明, 若使小额贷款公司能长足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要有较高的利率。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成本比银行等金融机构高, 风险大。由于主要面向农村地区的散户, 小额贷款公司需要在各个地区开设办公机构, 且对贷款者的风险评估等都会浪费更多的成本。农业和小企业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成本负担。我国目前对利率严格控制, 实行利率封顶政策, 小额贷款公司在夹缝中求生存, 利润很小。

(3) 监管制度不完善

银监会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监管, 属于公司。这样一来, 小额贷款公司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来看, 不能在农村金融市场吸收存款, 由此产生的跟同类金融机构的竞争不平等性严重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同时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从事金融活动, 当地政府部门无法更为专业的管理, 从而造成了银监会和政府部门两者都要管, 两者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得不到好的引导,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二、解决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瓶颈的对策 (1) 拓宽融资渠道

应努力扩大资本金的来源, 一方面从政策上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优惠和股利, 取消个别对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的限制, 使得民间游资愿意流向小额贷款公司, 从而形成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是对于发展壮大的小额贷款公司, 可以尝试性的允许其向当地居民进行融资。当然随着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的长久发展业务的萌芽,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和法律法规也要相应的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

(2) 利率市场化

小额贷款公司本质是公司, 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和特点, 人为的设定利率虽然可以稳定金融市场, 但不适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长期发展。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政府对小额贷款的利率政策也逐步放松。在今后还应该继续松绑, 使得小额贷款公司有更高的利润空间。提高利率, 可以促使借款人更加努力的发展生产, 来防止无法偿还的可能, 从宏观上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和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3) 改革监管体制

小额贷款公司面临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管, 在实际操作中, 两者都管的结果往往是两者都不管, 而且监管不明确, 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和公司性质的定位不符, 这些都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扩展业务和正规发展。在以后的改革中, 可以尝试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银监会管理。这样银监会得意间接管理小额贷款公司的宏观发展, 形成自治为主, 引导为辅的监管格局。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更多的以金融机构的身份去扩展自身业务, 也避免了监管不专业或无人监管的局面。

摘要: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是及其重要的, 但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还不完善和我国国情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从而限制了其发挥应有的优势, 本文重在探讨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和解决措施。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制约因素,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1]方建武刘惠.宏观经济环境视角下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 2011, 28 (5) .[1]方建武刘惠.宏观经济环境视角下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 2011, 28 (5) .

[2]刘明玥.孟加拉国农村小额信贷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思想战线, 2011, 37.[2]刘明玥.孟加拉国农村小额信贷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思想战线, 2011, 37.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11

关键词: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 词序制约因素 文化因素 认知因素

引言

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并列二项式的词序原则以及汉英并列二项式词序原则的异同比较上。长期以来学界较多关注汉英并列二项式词序固定的一个类别即凝固词和成对词的词序。单从汉语研究方面,制约并列二项式词序的因素包括语义、语音以及其他因素。笔者的语料库研究表明,语义因素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制约作用强于语音因素和其他因素。[1]语义因素下面的数原则,权力、时间、递升、积极性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制约作用明显,而显著性原则的制约作用较小。文化提供了认知解释的基础,引导选择和归纳认知的对象。因此,阐释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特点以及词序制约因素的作用有必要首先从文化方面开始,进而从由文化衍生而来的认知方面提供微观的解释。

一、文化分析

(一)阴阳思想与尊卑思想

汉语并列二项式一般都遵守“权力”原则,原因有二: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思想”,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封建“尊卑思想”。闵家胤指出,“阴阳”是贯穿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2]因此,在并列二项式的组序上,天阳地阴、春阳秋阴,“阳”位于“阴”之前,这是因为,阴阳思想中,属“阳”的比属“阴”的更具权力。在二字并列结构中,如“春秋、天地、大小、君臣”等充分体现了先阳后阴的排序。由此可见,汉语中尊卑思想也是“权力原则”的一项内容,一般认为阳尊阴卑、阳贵阴贱。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也一直强调尊卑有序。

(二)集体主义

汉民族的集体主义哲学思想影响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汉民族文化中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群体的作用,重视社会、群体力量,弱化个人和个性。汉民族文化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思想不仅影响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做事方法,也影响语言。集体主义思想表现在时空方面,主要体现为汉语遵守整体先于部分的排序原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综合性是东方思维模式的特点,其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整体概念,二是普遍概念。[3]可见,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差别明显,前者重集体主义,后者重个人主义。

二、认知分析

(一)认知视点

研究发现,在词序制约因素中的语义因素中,时间和递升因素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词序有很强的制约力,词序预测成功率高。这一现象反映了汉语并列二项式绝大多数遵守时间顺序原则。除此之外,汉语并列二项式同时也遵循由浅到深的递升规律。但是这两种原则的遵守,不是绝对的,仅仅是一种倾向性。汉语并列二项式均有违反时间顺序原则的语例,比如“理想+现实”。时间因素本应在这个并列二项式中被遵守,但语料库研究发现事实刚好相反,优势词序并不是“现实+理想”。石毓智也提到类似的观点:比如看到狗正在追赶小孩,可以描述为狗咬小孩,或者小孩被狗咬。[4]这两种描述均不遵循实际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是与说话者的认知视点或者顺序有关。

自由词序的产生往往就是由认知视点的变换造成的。比如,人类对于里外的空间感知以及循环的事物,有不同的认知视点和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由词序。在不同的认知视点下,汉语并列二项式中既有遵守“由里到外”顺序排列的结构,也有按照“由外及里”顺序排列的结构,前者如“里面和外面”、“内部和外部”、“进来和出去”等,后者如“口舌”、“鞋袜”等。除里外空间感知具有不同的视点导致自由词序外,循环的事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词语顺序。以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白天+黑夜”的并列二项式为例,“白天”位于“黑夜”之前排列的二项式有319个,“黑夜”位于“白天”之前则有26个。两种词序在汉语并列二项式中共存的现象反映了认知视点往往不只一个的事实。

(二)认知显著性

认知显著性除跟认知视点的变换即动态因素有关外,也跟事物的性质、方位的显著程度相关。[5]视觉上较大事物容易被感知,比如:汉语中“大”通常排在“小”之前。空间方位方面,“上”比“下”更显著,并列时,“上”在前,“下”在后。汉语中,上下、上上下下等充分体现了“上”前 “下”后的排列顺序。此外,还有欺上瞒下、承上启下,等等。与“上”和“下”相似的空间位置关系相似的是“天”与“地”。喊天哭地、呼天抢地,体现的是“天”在前、“地”在后的排列顺序。

“前”、“后”维度也有认知显著性的差异,这是由二者的不对称造成的。由于人的视觉方向总是向前,因此有“前怕狼,后怕虎”类似的说法,体现了前后的不对称性。在语言表达上,由于显著性强,位于前面的事物和现象一般先说;而后面的事物和现象由于显著性较弱往往后讲。汉语并列二项式体现“前”在“后”之前的很多,比如“前后”、“前前后后”以及“饭前便后”、“空前绝后”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横向和纵向在线性顺序上也呈现出不对称。“纵”较“横”更显著,因此,汉语并列二项式大多遵循先纵后横的顺序,比如,高度和宽度。“东西”位于“南北”之前也充分体现了先纵后横的顺序。然而,左右维度在空间感知上却缺乏显著性的强弱差异,因而,词序较自由,词序的选择往往由语言所处的文化传统以及语言自身的偏好来决定。汉文化中,左右与东西对应,而“东”在汉文化中是尊位,因而“左”位也相应成为尊位,成为“先左后右”的序列。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以“左+右”顺序出现的并列二项式共28634次,反序仅有1次。

(三)临摹程度

研究发现,在词组层面上,与英语相比,汉语更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临摹现实的时间先后顺序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尽管时间顺序原则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多数语言中,但遵守的程度不一,或者说有临摹度高低的区分。除词组层面以外,在小句层面上,各种语言的语序也不尽相同,体现出不同的偏好词序。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临摹原则和抽象原则的相互竞争。

通过对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并列二项式词序的研究,笔者发现,汉语临摹度较高。原因包括两方面:首先,受制于时间因素的绝大多数并列二项式按照真实时间顺序原则排序,与现实时间顺序保持一致;其次,不少不遵循真实时间顺序原则的并列二项式遵循想象时间顺序原则或者推断时间顺序原则。总之,时间顺序原则在汉语中运用广泛,被普遍遵守。

高临摹度的语言如汉语,尽管不重“形”而重“意”,但十分讲究语法规律与现实规则的对应,在词组和小句层面上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汉语词序在汉语语法中有较强的作用。鲁川的“预想论”形象地解释了汉语词序。[6]该观点指出,“预”即“事先”,“想”即“考虑”,二者有先后之分。以并列双音词为例,上下、因果等词语的词序,按照“预想论”的观点,先预想看到“有形”,从而“上”位于“下”前、“因”先于“果”;身手、胖瘦、大小等词序也是按“预想”的先后次序组排列的。并列双音复合词如“朋友、观看、检查”等,以及反义关系构成的如“好坏、黑白、轻重”等前后两项的顺序也遵守“预想论”。鲁川认为,现代汉语的词序原则普遍体现了“预想论”,这一论断跟前述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即:汉语遵循真实世界的时间、想象时间原则和推断时间原则。

(四)认知策略

汉语的高临摹性不仅表现在汉语遵守时间顺序原则上,也体现于通过先整体后部分的图示来谈论空间关系。身体被看作是容器,同时被容器包围。[7]整體位于部分之前的排序倾向主要来源于这一空间观。排序倾向反映了作为容器和整体的人能操纵身体的各部分的这一认知策略。汉语中表 “整体”的事物一般位于表“部分”的前面,比如,以“集体+个人”为词序的并列二项式的优势词序次数为878,其反序次数仅为185。

结语

汉民族文化和认知因素导致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特点以及词序制约因素对二项式不同的制约力。文化方面,阴阳思想、尊卑思想导致权力原则的高词序预测成功率;集体主义思想对并列二项式词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认知视点的变换降低了并列二项式的固化程度。在词组层面上,汉语临摹度高,遵守时间顺序原则,主要是因为属于典型的分析型语言的汉语对词序的依赖程度大。汉语语法规律照应现实规则。最后,认知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列二项式的词序,导致汉语倾向于遵守先整体后部分的排序原则。

参考文献

[1]刘世英.汉英双项式并列短语的词序制约因素研究[D].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博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2]闵家胤.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邢福义.汉语语法学 [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5]谢信一著,叶蜚声译.汉语中的时间和意向(中)[J].国外语言学,1992 (1):20-28.

[6]鲁川.预想论:现代汉语顺序的认知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5 (1):33-43.

[7]王会芬.汉英并列结构语序的比较研究[D].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博论文. 安徽大学,2007.

问题和制约因素 篇12

关键词:中国,韩国,制约因素,分析

中国的农业资源丰富, 劳动力相对低廉。韩国土地资源稀缺, 大多是山区。中国在农业资源以及农业劳动力方面比韩国有优势, 农产品价格也具有竞争力。但中国农产品质量以及环境卫生方面相比韩国处于劣势。另外, 相对于中国, 韩国在农业方面非常重视。韩国政府对进口的农产品企业设置保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这在表面上保护了韩国本国企业的利益, 但是实际上却损害了韩国民众享受相对低廉的农产品的利益, 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韩国农产品国际化发展。因此, 本文分析了中国和韩国的农产品贸易制约因素, 以增加中韩农产品贸易额。

1 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制约因素

近年来, 中国与外国农产品贸易出现较多摩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 在所有国家, 农业企业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各国政府对于农产品进口设置保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导致中国与相关进口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多。基于目前的情况, 中国必须在农产品品质、安全、标准等问题上进行自我完善。制约中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1 农产品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农产品以其较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竞争力, 但是在农产品质量方面比外国稍差。第一, 中国的农产品企业为创造更多的利润, 不断压缩成本降低价格, 结果质量得不到保障, 在与外国贸易时, 摩擦频繁发生。第二, 中国农民由于受传统因素影响,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意性, 缺乏规范指导会影响农产品的质量。第三, 中国也在研究农业以及新产品开发, 在实现增加产量的同时提高农产业的品质。但是目前对有机绿色农产品的加工生产技术尚不成熟, 无法在农业企业生产中普及。第四, 中国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尚不能完全满足发达国家的进口安全规则或技术标准, 因此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丧失竞争力。同时,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非加工初期产品较多, 加工产品则少。中国由于农业技术水平技术较低, 在国际农产品行业链条中处于下流, 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因此, 为了增强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打造国际品牌必须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1.2 农产品制度缺乏标准

中国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而且出口农产品和国内产品也不能保持同一标准, 缺乏一整套质量安全评价体系以及标准。第一, 中国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意识和标准意识及观念淡薄, 在社会上没有形成很好的监督机制。第二, 出口的同一类产品因为没有规范化和标准在国际贸易中也会受到不同的歧视。第三, 农业部门对于农产品生产环境和生态保护、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认识不足,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普遍采用增强农药使用提升产量使得中国农产品农药残留含量容易超标等, 往往在对外贸易中会因为技术性壁垒而产生摩擦。第四, 中国食品安全监测技术和农产品检验设备不足, 使得对于蔬菜、水果、鲜花、树木等监测与进口国产生偏差, 在进口国市场准入困难。所以中国农产品出口必须建立农产品卫生标准以及提升质量。同时, 中国相关部门应该学习国外的农产品卫生标准制度和规则, 并逐步制定实施适合本国的标准制度。

1.3 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单一, 出口管理模式有待创新

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单一, 农业发展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农产品生产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以家族经营生产为主, 逐步扩展到农场主经营模式。农民和市场之间缺乏专业的组织指导, 而且目前作为农民和市场之间沟通主体的政府农业部门缺乏专业组织化, 对市场的信息反应能力、应对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农业生产者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农产品出口管理模式没有创新。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部门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 如果对外贸易中发生摩擦, 政府管理部门繁多, 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 往往不能及时地解决争端问题。

1.4 出口农产品企业缺乏支持

中国政府部门对“三农”是非常重视的, 常常出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向农业企业倾斜, 但是现实中农业企业从银行贷款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主要是由于农业企业是风险较高的产业, 而且保险机构不愿对农业大型项目提供相关保险服务。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贷款利率为9%至10%, 相对比较高, 所以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财政金融压力较大。相反, 韩国农林部对农业产品出口企业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2007年, 韩国农林部提供3.27亿美元的贷款支持农业企业。另外中国对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运用比较低, 对WTO政策缺乏深入研究。

2 韩国的农产品贸易制约因素

2.1 民族情结严重, 过分保护本土农业

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但是在国际自由贸易的形势下, 地区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存在, 并有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 地区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明显, 主要是对否定外国企业以及排除外国商品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韩国也存在这种现象。例如, 在韩国, 受到“身土不二” (指维护自己国家的民族大义, 宁愿消费本国产品而不愿接受外国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的传统思想理念影响, 这种民族情结使得外国农产品更难被本国国民所接受。

从韩国的情况来看, 农产品与国民的饮食生活息息相关, 所占的生活开支较大, 所以相对稳定的农产品以及价格被民众所习惯。外国的农产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融入韩国本国的消费市场。同时, 韩国对农业进行过度贸易保护, 为了保护韩国农业企业禁止进口相关农产品或者对与韩国企业相关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2.2 农产品进口高额关税及非关税障碍较多

韩国的整体水平关税贸易壁垒, 高于中国等其他国家。韩国一方面通过调整关税、关税配额、特殊保障措施来调节进口农产品, 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限制外国进口。

2.2.1 进口农产品的关税措施。

(1) 韩国的贸易关税壁垒。韩国产农产品价格太高, 相对于外国的农产品处于劣势, 所以韩国国内市场和国内农业产业迫使政府在相关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保护自身利益。 (2) 韩国的紧急关税措施。2009年12月30日, 韩国企划财政部的《2010年农产品紧急关税措施》实施。从2009年开始, 韩国政府的绿豆、红豆等25种农产品实施特别关税, 关税措施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行。这直接导致国外出口韩国的农产品受到影响, 尤其是中国受到的影响最大。 (3) 反倾销政策。韩国政府一方面对于本国企业出口农产品进行补贴, 促进对外出口。另一方面对于外国出口到本国的反倾销管制严格, 常常与外国关于补贴产生分歧。

2.2.2 对农产品进口非关税措施。

韩国农产品进口非关税措施主要是技术性贸易壁垒, 如通关壁垒、卫生检验检疫措施等。主要体现是在国际贸易中, 对特定国家或者地区从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保障、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保护以及生态环境方面加强检验检疫。 (1) 通关壁垒。韩国设置的进口通关程序对于外国农产品的出口形成障碍。以中国为例, 中国凭借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多份额。1991年水泥、生丝、中药材料、辣椒、无烟煤等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0%以上。1992年, 中国出口农产品占韩国进口农产品的比重为13.2%, 仅次于美国占据第二位。纤维产品等产品比重为28.3%, 占据了第一位。1993年, 韩国政府出台出口到韩国的产品必须标明原产地等, 一度从商品品种85种增加到190种。同时, 对于来自中国的部分商品, 不仅要求标明原产地, 还实施了进口食品绿色补贴制度。这种制度的实施对于中国商品的出口产生巨大影响, 从而引起了中国商品很难进军韩国市场。 (2) 卫生检验检疫流程繁琐。韩国对于进口产品实施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以中国为例, 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家禽等肉类必须进行45天的严格检查。这不但产生了高额的检查费用, 而且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也使中国家禽肉类的通关速度下降, 等待检验结果的时间较长, 产品质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韩国除对水产品的外观、规格和新鲜度有明确规定外, 对进口水产品的激素、农药残留、重金属及其它有害物质等的含量标准也都有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规定, 有些专门针对中国水产品的规定明显高于国际通用规则, 且在中国水产品中一旦检验出不合格就全部退货。这种规定使得外国的产品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2.3 文化壁垒

韩国国民拥有强烈的民族保护情怀。长期以来韩国受儒家文化影响, 民众对于本国产品消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心理。例如, 2008年美国牛肉在韩国发生了纠纷。牛肉纷争是韩国的牛肉消费者与美国牛肉消费者的纷争, 社会上形成了集体抗议的混乱局面。

2.3.1 韩国人对韩国产商品已经有稳定的喜好度。

韩国人对韩国产商品已经有稳定的喜好度。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本土产品的消费意识非常强, 国民愿意购买本国汽车、电子产品以及食品等。一般来讲, 从经济均衡理论分析, 价格是决定购买商品的重要因素, 消费者理应购买同等质量且价格低廉的商品, 但是韩国消费者购买相对昂贵的国产产品的现象普遍存在, 韩国人消费行为与这种理论出现偏差。相对于进口的外国农产品, 韩国民众更倾向于购买韩国农产品。

2.3.2 韩国“身土不二”情怀阻碍国际化进程。

在二十世纪50年代韩国建国的初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韩国给予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物资以农产品为主。这缓解了韩国建国初期物资极度匮乏的窘况, 但由于廉价外来农产品的大量涌入, 本国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很快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衰退和萎缩, 由此韩国民间组织“农协”在60年代提出了“身土不二”的口号, 其目的是号召国民消费本国的农产品, 维护农民的利益, 从而促进本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后, 韩国民众对国产农产品的购买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惯性的消费观念, 这无形中为韩国农业筑起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韩国农产品的价格和销量均不断攀升。而农民收入增加, 内需扩大, 国内消费结构趋向合理, 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也随之改善。可以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对国产农产品的积极消费政策, 从很大程度上保障并推动了本国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目前国际一体化新背景下, 韩国“身土不二”的消费观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韩国经济的发展, 不利于韩国的国际化进程。

综上, 本文分别分析了中国和韩国的农产品贸易制约因素, 基于目前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中韩两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应加强合作, 友好贸易。建立自由贸易区, 推动两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亓雯.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贸易问题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0.

[2]周洁.构建中韩双边FTA的相关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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