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精选12篇）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人均收入水平日益提高, 但是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 适度的收入差距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 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竞争的作用, 不适度的收入差距, 会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财税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 促进个人收入分配公平化的主要手段。因此, 研究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遏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是当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一、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个方面, 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居民因收入状况不同而导致收入上的高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居民收入差距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如何定量地反映一国贫富差距的状况, 国际上通用的是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和判断。国际上认为, 基尼系数0.3~0.4表示相对合理, 通常以0.4作为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0.3以下, 到9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 2001~2007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 0.454, 0.458, 0.465, 0.47, 0.46和0.48, 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 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巨大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注:R (Rural House-holds) -农村家庭, U (Urban House-holds) -城市家庭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可以反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由表1看出, 从1997年到2006年城乡人均收入差从3070.2元扩大到8172.41元, 翻了两倍还要多, 2006年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28∶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

(三)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水平日益增大

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 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 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2006年底, 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 (全国最高) , 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 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是西部的2.33倍, 即由1978年的1.6倍扩大为2006年的2.33倍;2006年底, 我国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138.65元 (全国最高) , 而最低的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84.62元, 东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2.1倍扩大为2006年的4.60倍, 地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四)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度扩大

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 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 差距越来越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 (1996~2006) 》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组, 1995年收入最高的是航空运输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686元, 收入最低的是农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77元, 收入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比值为3.87;2005年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418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是林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250元, 收入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5.68。另外, 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不仅如此, 高收入行业员工一般还享有高福利, 进一步拉大了与低收入行业员工的实际收入差距。

二、 从财税视角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去考察。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 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

(一) 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原因

在初次分配领域中, 除了个人努力、资源、禀赋不同等合理因素造成的差距外, 还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

1. 行业垄断经营、竞争条件不平等。

平等竞争、限制垄断是保证收入分配秩序公平、合理的基本条件, 但是, 由于政府在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 一些地区、行业及单位利用行业垄断因素和不平等竞争条件来垄断市场, 获取巨额利润, 造成了与其他地区、行业及单位收入差距的悬殊, 加大了行业间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

2. 非法收入的滋生。

非法收入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 但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由于各种制度尚不健全, 存在走私贩私或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取暴利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巨额资金等行为, 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巨额收入的人虽不多, 但所获得的收入额是巨大的。由此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 从而加大了社会上的两级分化。

(二) 收入再分配中的原因

1. 我国现行税制不完善导致税收杠杆不能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1) 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用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税种, 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 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所得实行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而对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所得实行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而且, 工资薪金所得最高边际税率太高不利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这种税率结构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实现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的政策目标。

其次, 课税模式不科学产生了不公平问题。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选择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容易出现综合收入高但所得项目多的纳税人可能不纳税或少纳税, 而综合所得低但所得项目单一的纳税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

第三, 不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缺乏人文关怀, 反而会加重低收入者负担。现行分类制下在费用扣除上实行“一刀切”, 不考虑家庭因素, 表面上达到了公平, 实际上由于每一个纳税人所负担不同 (如赡养人口不一样) , 却实行扣除同样的费用, 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

(2) 财产税调节不力, 遗产税与赠与税“缺位”

迄今为止,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 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 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 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 自然不是直接税。而我国目前的车船使用税的定额税率太低。遗产税与赠与税因其税负不易转嫁, 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已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征, 而我国面对严峻的收入差距现实, 却在该类税种设置上一片空白, 遗产税、赠与税的“缺位”, 使税收对个人财富的调节长期乏力。

2. 财政支出不尽合理, 扩大了收入差距

(1) 财政对农业投入规模不够

建国以后, 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措施, 倾斜地发展重工业, 使城市优先发展, 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基础不同。改革开放后, 国家对城乡改革力度也不同, 对于城市采取了倾斜的财政政策, 而财政对农业支出增长较慢, 从1994年到2006年全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532.98亿元增加到3172.97亿元, 增长了595.3%, 其中全国财政支农支出从399.7亿元增加到2161.35亿元, 增长了540.7%, 而同期财政总支出从5792.62亿元增加到40422.73亿元, 增长了697.8%, 10年时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比财政总支出增长分别慢了102.5、157.1个百分点, 使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9.2%下降到2006年的7.85%。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很多欠账, 使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距。

(2) 社会保障政策薄弱, 扩大了收入差距

市场竞争是无情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给予缺乏竞争能力者和贫困者一定的物质援助, 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这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 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而且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筹集的, 由于其规范性、约束力差, 在筹资过程中的阻力大, 企业拖欠、拒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严重, 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使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缺乏法律及制度保证。另外, 农民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极少, 养儿防老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形式。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 使得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 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及职工再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从各国实际情况看, 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与基尼系数呈反比关系, 而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 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教育投资不足, 分配不均:教育资源过多地向大中城市倾斜, 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投资明显不足, 加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4) 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不明显

分税制后, 转移支付在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 但从运行结果来看, 均等化效果不明显, 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在继续扩大。到了2006年, 人均财政收入最大值地区 (上海8683.60元) 是最小值地区 (西藏518.17元) 的16.76倍, 人均财政支出最大值地区 (上海9892.93元) 是最小值地区 (安徽1538.84元) 的6.43倍。原因有二:一是目前的税收返还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 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 这使得转移支付不仅没有实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 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小, 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偏大。作为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各类专项, 一般不具有均等化的效果, 因为大多是配套的专项拨款, 获得拨款的大多为发达地区。

(三) 第三次分配发展相对滞后

在西方国家, 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 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 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 在一些发达国家, 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约占GDP的3%~5%, 以美国为例, 该国目前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 掌握的资金高达6700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9%。截至2004年底, 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 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 善款占GDP的比重很低, 第三部门的作用相当有限。对纳税人而言, 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将其一部分收入用于公益性捐赠, 符合规定的可以分别按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进行税前扣除。然而在新《企业所得税》实施前,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全部在税前扣除, 可见, 目前对捐赠的扣除比例偏低, 不利于刺激个人和企业进行更多的公益性捐赠。

三、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

(一) 初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1. 打破行业垄断,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国家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 制定工资指导线, 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另外, 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垄断利润归国家所有, 针对垄断行业利润过高的现象, 可以进一步征收暴利税。

2. 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

重点打击以权易钱、倾吞国有资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等违法行为, 取缔各类非法收入, 规范财政法规, 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二) 再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1. 完善税制,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 完善个人所得税

首先, 重新确定所得税模式, 鉴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 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等客观现实, 马上改分类制为综合制还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型过渡模式。

其次, 调整优化税率结构, 在考虑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力度的同时, 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 在具体税率和级距设计时, 应该简化级距, 降低工资薪金的最高边际税率, 减轻税负压力和偷逃税款动机, 增加来自富人群体的税收, 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第三, 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 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 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结合婚姻、赡养子女、老人等现实情况, 允许子女抚养费、子女教育费、老人赡养费等进入税前费用扣除项目。

(2) 健全财产税制

首先, 调整车船使用税, 对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 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 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其次, 适时开征物业税, 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 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 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第三, 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

2.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 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要调整收入分配差距, 必须重视城乡之间的利益调节,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 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首先, 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的投入, 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其次, 继续减轻农民的各种税费, 增加农业补贴, 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后,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 必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较快地增长。首先,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 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并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增加最低生活保障金, 确保人们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再次, 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 增强社会保障筹资的规范性;最后, 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应努力探索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3)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提高人口素质, 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学诺贝尔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 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缩小收入差距,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是教育。首先, 财政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支出力度, 改善公共教育的支出结构, 逐步改善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小于非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对农村教育支出水平小于对城市教育支出水平的现状, 特别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 努力改善农村教育。其次, 增加失业救济与就业的结合力度, 财政在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的同时,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单纯的财政救济不能使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 财政除了要考虑创造就业机会外, 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低收入者, 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城镇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再就业培训, 以增强其上岗竞争力和工作能力。

(4)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 依法调整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 统一转移支付标准, 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 以此作为确定转移支付数额的尺度, 并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 尤其是加大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 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其次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最后, 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形式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 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 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三) 第三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第三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收入调控作用, 可以通过“一疏二堵”的税收政策来增加人们对第三部门的捐赠额, 即个人和企业捐赠慈善和公益事业时可以提高其税前扣除比例, 甚至是免税待遇;开征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个人财产转移时进行限制, 来鼓励人们关心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摘要：我国居民收入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 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财税政策作为收入分配调控功能的主要杠杆, 必然会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分析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税收调控,财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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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陶勇.分税制对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J〕.税务研究, 2008 (4) .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篇2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税收调控;财税政策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个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居民因收入状况不同而导致收入上的高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居民收入差距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和判断一国贫富差距的状况。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3~0.4表示相对合理,通常以0.4作为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0.3以下,到9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0.454、0.458、0.465、0.47、0.46和0.48。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我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巨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可以反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由表1看出,~城乡人均收入差从3070.2元扩大到8172.41元,翻了两倍还要多;20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28: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

3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水平日益增大。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全国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是西部的2.33倍,即由1978年的1.6倍扩大为2006年的2.33倍;2006年底,我国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138.65元(全国最高),而最低的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984.62元,东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2.1倍扩大为2006年的4.60倍,地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4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度扩大。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越来越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6)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组,1995年收入最高的是航空运输业,收入最低的是农业,收入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比值为3.87;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收入最低的是林业,收入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5.68。另外,20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不仅如此,高收入行业员工一般还享有高福利,进一步拉大了与低收入行业员工的实际收入差距。

二、从财税视角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去考察。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

1 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原因。在初次分配领域中,除了个人努力、资源、禀赋不同等合理因素造成的差距外,还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1)行业垄断经营、竞争条件不平等。平等竞争、限制垄断是保证收入分配秩序公平、合理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政府在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一些地区、行业及单位利用行业垄断因素和不平等竞争条件来垄断市场,获取巨额利润,造成了与其他地区、行业及单位收入差距的悬殊,加大了行业间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2)非法收入的滋生。非法收入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制度尚不健全,存在走私贩私或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取暴利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巨额资金等行为,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巨额收入的人虽不多,但所获得的收入额是巨大的。由此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上的两级分化。

2 收入再分配中的原因。(1)我国现行税制不完善导致税收杠杆不能充分发挥调控作用。第一,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用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税种,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所得实行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对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所得实行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工资薪金所得最高边际税率太高不利于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这种税率结构在实际执行中难以实现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的政策目标。其次,课税模式不科学产生了不公平问题。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选择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容易出现综合收入高但所得项目多的纳税人可能不纳税或少纳税,而综合所得低但所得项目单一的纳税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最后,不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缺乏人文关怀,反而会加重低收入者负担。现行分类制下在费用扣除上实行“一刀切”,不考虑家庭因素,表面上达到了公平,实际上由于每一个纳税人负担不同(如赡养人口不一样),却扣除同样的费用,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第二,财产税调节不力,遗产税与赠与税“缺位”。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而我国目前的车船使用税的定额税率太低。遗产税与赠与税因其税负不易转嫁,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已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征,而我国面对严峻的收入差距现实,却在该类税种设置上一片空白,遗产税、赠与税的“缺位”,使税收对个人财富的调节长期乏力。(2)财政支出不尽合理,扩大了收入差距。第一,财政对农业投入规模不够。建国以后,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等措施,倾斜地发展重工业,使城市优先发展,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基础不同。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城乡改革力度也不同,对于城市采取了倾斜的财政政策,而财政对农业支出增长较慢。1994~2006年全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从532.98亿元增加到3172.97亿元,增长了595.3%,其中全国财政支农支出从399.7亿元增加到2161.35亿元,增长了540.7%,而同期财政总支出从5792.62亿元增加到40422.73亿元,增长了697.8%,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比财政总支出增长分别慢了102.5、157.1个百分点,使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9.2%下降到2006年的7.85%。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很多欠账,使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存在很大差距。第二,社会保障政策薄弱,扩大了收入差距。市场竞争是无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给予缺乏竞争能力者和贫困者一定的物质援助,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很少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而且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筹集的,由于其规范性、约束力差,在筹资过程中的阻力大,企业拖欠、拒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使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缺乏法律及制度保证。另外,农民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极少,养儿防老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形式。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得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教育机会不均等。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及职工再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从各国实际情况看,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与基尼系数呈反比关系,而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教育投资不足,分配不均:教育资源过多地向大中城市倾斜,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投资明显不足,加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第四,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不明显。分税制后,转移支付在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但从运行结果来看,均等化效果不明显,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在继续扩大。到2006年,人均财政收入最大值地区(上海8683.60元)是最小值地区(西藏518.17元)的16.76倍,人均财政支出最大值地区(上海9892.93元)是最小值地区(安徽1538.84元)的6.43倍。原因有二:一是目前的税收返还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这使得转移支付不仅没有实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偏大。作为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各类专项,一般不具有均等化的效果,因为大多是配套的专项拨款,获得拨款的大多为发达地区。

3 第三次分配发展相对滞后。在西方国家,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约占GDP的3%~5%。以美国为例,该国目前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掌握的资金高达67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9%。截至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GDP的0.05%,善款占GDP的比重很低,第三部门的作用相当有限。对纳税人而言,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将其一部分收入用于公益性捐赠,符合规定的可以分别按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进行税前扣除。然而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全部在税前扣除,可见,目前对捐赠的扣除比例偏低,不利于刺激个人和企业进行更多的公益性捐赠。

三、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对策

1 初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1)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国家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另外,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垄断利润归国家所有,针对垄断行业利润过高的现象,可以进一步征收暴利税。(2)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重点打击以权易钱、倾吞公有财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等违法行为,取缔各类非法收入,规范财政法规,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2 再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1)完善税制,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首先,重新确定所得税模式。鉴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等客观现实,马上改分类制为综合制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应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型为过渡模式。其次,调整优化税率结构。在考虑加大对高收人群体征税力度的同时,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在具体税率和级距设计时,应该简化级距,降低工资薪金的最高边际税率,减轻税负压力和偷逃税款动机,增加来自富人群体的税收,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第三,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结合婚姻、赡养子女、老人等现实情况,允许子女抚养费、子女教育费、老人赡养费等进入税前费用扣除项目。其二,健全财产税制。首先,调整车船使用税,对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其次,适时开征物业税,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第三,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2)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一,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必须重视城乡之间的利益调节,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人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首先,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其次,继续减轻农民的各种税费,增加农业补贴,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其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投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必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较快的增长。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增加最低生活保障金,确保人们老有所养,病有医看。再次,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增强社会保障筹资的规范性。最后,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应努力探索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其三,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口素质,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财政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支出力度,改善公共教育的支出结构,逐步改善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小于非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对农村教育支出水平小于对城市教育支出水平的现状,特别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努力改善农村教育。其次,增加失业救济与就业的结合力度,财政在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的同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单纯的财政救济不能使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财政除了要考虑创造就业机会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低收入者,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城镇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再就业培训,以增强其上岗竞争力和工作能力。其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首先,依法调整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统一转移支付标准,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以此作为确定转移支付数额的尺度,并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其次,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最后,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各种形式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篇3

从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发展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是正常的，有利于打破过去计划体制下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但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市场规则不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仍不完善，加上有些地方财经纪律松弛，监督管理不严等，近年来确实出现了部分行业收入水平偏高、工资分配透明度不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的问题，尤其是某些垄断行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的过高收入与其他行业职工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行业分配不公。

对此，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强调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主管企业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始终将整顿和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秩序、理顺工资收入分配关系、调节行业工资收入差距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制订实施了有关政策措施，对缓解工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完善市场条件的企业工资宏观调控体系，间接引导企业工资合理增长。一是全面建立和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将指导线与企业工资分配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发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作用。二是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建设。今年要在162个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试点城市全面推行这项制度，并逐步扩大到具备条件的其他中心城市。进一步改进统计调查办法，努力提高工资指导价位制订办法的科学性，及时发布价位信息，切实发挥对企业内部岗位工资设定和劳动者择业的指导作用。三是积极建立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尽快在全国的大中城市抓紧推行。这是指导企业合理确定人工成本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对当前部分行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通过改进完善工资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方法，对其工资总量实行严格管理，从严核定其工资水平，控制其工资的过快增长。同时，加强对其工资收入的监督检查，对违反国家工资分配法规政策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控制和缓解其工资过快增长的势头。

第三，加大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推动企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内部分配制度。特别是要指导垄断行业（企业）建立人工成本约束机制，推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使各类人员收入水平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接轨，提高关键性管理、技术岗位和高素质短缺人才岗位的工资水平，拉开其与一般岗位收入分配的差距，工资水平该高的要高上去，该低的要降下来，形成与市场工资价位接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第四，对职工工资外收入进行综合治理，增强工资分配透明度。按照查清渠道、严肃纪律、总体规划、分项治理的基本思路，重点治理不合理、不合法的工资外收入。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篇4

关键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政策选择

一、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发展历程

1.建立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个别行业存在封建把头制度和包工头制, 这对工人的剥削非常严重。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和政府对旧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 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和包工头制。经过两次的工资改革, 我国基本建立起了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工资制度。通过工资制度改革, 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促进了经济发展, 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这种分配制度其实质是有点差别的平均主义分配,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形成, 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所引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打击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2.多元分配格局的提出和发展

十三大会议首次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 并提出了“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 促进社会的公平”, 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雏形。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体制的框架, 第一次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其他分配方式在整个分配方式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效率和公平这个两难选择上, 第一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十五大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完善详细的分配政策:在原来分配制度的基础上, 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同时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3.多元分配格局的形成

十六大会议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了“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由此可知,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的一项重大原则。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原因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自1978 年到2014 年,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截至2014 年年底,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 元, 年均递增13.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年均纯收入为9892元, 年均递增12.7%, 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呈现扩张的趋势。从绝对的差额来看,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14年的18952元, 而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值来看, 从1978 年的2.57 倍到2014 年的2.92 倍, 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同时,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危险警戒水平, 远远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2.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二元户籍制度、非清晰化的农地产权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1) 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一直在履行义务却得不到相应待遇, 由此产生了两个不同的阶层, 造成了社会结构分裂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结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阻碍了农村的发展, 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的加大。

(2) 现行土地产权制度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造成农民生产的短期化倾向。土地经营规模小并过度分散, 不利于现代农业和机械化耕作的发展, 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 由此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3) 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 使得工农业比重严重失调, 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资源的过度倾斜导致农业发展缓慢, 农村建设落后, 农民收入不高。

3. 经济上的原因主要是非均衡的财政政策、不合理的二元经济体制、严重滞后的城镇化进程

(1) 财政政策不均衡, 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增长缓慢, 不仅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 也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 农村的社保体系也不健全, 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和保险制度。城乡税制不合理, 使得农民负担加重。国家对城乡教育的投入有较大差距, 从根本上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2) 城乡之间不断的交换各种资源, 由此就构成了完整的国家经济体系。但是二元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却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使得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难以转移, 农村劳动生产率也难以提高, 从而致使导致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难以提高。

(3) 城镇化进程的严重滞后同样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 进而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效益递减。同时, 乡镇企业数量少且规模小, 难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也不能明显的提高农民的收入。

三、政府的政策选择

1.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选择

(1) 在初次分配中, 政府调节的关键是增强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首先,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这就使得众多的普通劳动者背负着沉重的子女教育支出和医疗支付等压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 只有建立起满足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普通劳动者才能拥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从而在劳资谈判中, 能和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其次, 只有劳动者自身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掌握主动权, 因此, 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 同时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成为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必要措施。

第三,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完善, 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确保颁发的法律和制定的政策措施能够有效的贯彻落实。

(2) 再分配:调两极, 促和谐。首先, 政府要以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杠杆来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对待高收入阶层的一种基本政策就是以规范的税收杠杆来调节个人收入, 因此, 我国的税收制度应由以间接税为主逐步向以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过渡。

其次, 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 克服制度上的缺陷, 打击非法的收入。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一些漏洞使得一些人采取不合法的手段获得灰色收入,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扰乱了公共秩序, 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 积极地克服制度上的缺陷。

第三, 政府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帮扶制度, 对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的家庭进行救助, 并提高社会群众对高收入人群的理解, 促进社会和谐。

2.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

(1) 完善政府决策机制,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目前, 国家的很多政策措施都是由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府各部门共同制定和推行的, 缺少广大群众的参与, 很多方针政策成为形式主义。因此, 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 还应该采取社会听证、政府论坛、民意调查、微博博客等多种形式, 以确保决策的制定能够广泛集中民智以降低决策失误率。先后进行的六次行政机构改革, 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与发展相适应的机构体系, 但还需进一步的优化组织机构, 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寻租行为和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 使政府的管理可以更加有序、有效、有为。

(2) 提高劳动报酬, 提升劳动者素质。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为了更好地改善国民的生活, 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 主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外, 国家应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从而为大众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以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从而增加低技能劳动的收入以进一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3) 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扶持力度, 继续对务农人员进行财政补贴, 同时加强城市和乡村的联系, 由城带乡公共发展;加大资金和物质的投入, 加强劳动者技能的培训, 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 以促进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完善农村社保体系, 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4) 培育慈善精神, 倡导奉献社会。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带领下, 全国大部分人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同样还有一些生活艰难的人民存在。因此, 政府应培育国民的慈善精神, 正确引导, 使其向贫困人群提供援助;同时应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管理, 使信息透明化, 让这个社会都参与慈善事业, 并倡导服务奉献社会的文化。

参考文献

[1]汤益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J].理论视野, 2004 (1) :19.

[2]廖卫红, 刘晓林, 王运宏.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发展历程概述[J].商业时代, 2008 (1) :8-10.

关于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的演讲稿 篇5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代表的是21#305寝室发言，我演讲的题目是《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我们会先做一个蛋糕分配实验，看看如何分配蛋糕进而联系到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然后我们看看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了解下一收入分配现状产生的原因，最后我们将得出解决分配问题的办法。

一．由于杨老师的大力赞助，我们有了两个美味的蛋糕。下面我们在现场做一个调查，以下是我们提供的几种分配方法，（1）首先让第一个人吃饱，余下的人依次吃到饱直到蛋糕吃完（2）每个参加者都能得到一份相同大小的蛋糕。（3）我们可根据老师对各演讲团队的评分来分配蛋糕。分高者多分，分低者少分。（询问现场同学）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大家都比较赞成第一种方案，看来从分蛋糕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大家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初级阶段的分配方案也是比较赞同的。为什么要大家都会选择这样的分配方案，我们为什么又要实行这样的分配方案呢？

就像蛋糕不够分给每个人一样，我们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的丰富。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人们还不能做到不计报酬的社会劳动，就像我们每一个参加演讲的同学不会只做演讲，不拿蛋糕和平时分一样，社会还不具备按需分配的条件，蛋糕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胃口。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存在着差别。就像我们做的演讲有好有坏。只有承认这种差别，并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体现这种差别，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所以第三种方法“平均分配”显然不能满足每一个劳动者。

过渡：显而易见，我们提供的第一种方案时按需分配，第二种是平均分配。第三种那当然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一、坚持按劳分配的主题地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社会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收入分配不具备按需分配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存在差别，只有承认差别，并在收入分配上体现这个差别，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实质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1 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2以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管理和知识产权类的生产要素

三、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1.正确认识 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2.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以上之简述标题

我们要讲的时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请大家先看一段视频。

视频放映结束。。。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显感觉到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收入不平等迅速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过大不仅有悖于我国 “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一提到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估计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愈加明显。

下面请看数据分析，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这种现状还仍有扩大的趋势。

另外，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另外，有数据表明，我们的城乡差距系数是3.3:1，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1左右）；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差比是15倍，特别是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的差距更为悬殊，竟是相差128倍。

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表现为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全面扩大，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内部之间居民的差距、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等方面。

出现的原因

出现这一现状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首先，市场化改革肯定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后，收入分配由按劳分配逐步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方式转变，资本、土地、技术知识等要素获得的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要素收入的比重甚至超过劳动收入比重。因此，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肯定会扩大个人劳动能力的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财富不平等的时间积累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第二，我国的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地区和城乡经济

不平衡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可能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就地区分割来说，由于国家改革是渐进的，因此，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对不同地区的政策扶持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距，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报酬和资本报酬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而使得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出现差距。第三个重要原因可能同垄断以及垄断所带来的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有关。在我国，国有企业的部门垄断和行业垄断对不平等的“贡献”是很巨大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比较垄断部分和行业和非垄断部分和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知道了，一些明显存在垄断的电讯、石油、铁路、金融等部门的工资水平都高于市场一般人的工资水平，而且其部门员工有高的福利水平相比其他普通企业员工。总之，原因肯定不尽这些，这只是我认为的其中的几方面吧。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为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年初的“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说，“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

解决办法

要解决这一收入差距问题必须要利用ZF强大的财政政策职能。财政职能就是ZF的经济职能，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篇6

关键词：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法规；基尼系数

美国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税收制度来调节高收入者，通过立法和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义务教育和反贫困等法律法规来调节低收入者，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美国的做法给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好的启示。

一、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情况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突出。从贫困人口和贫困率来看，1964年，美国的贫困率19%，贫困人数为3610万；1978年贫困率降至11.4%，贫困人口下降为2450万；但到1998年贫困率又上升到16.1%，贫困人口升至3999万。2007年，美国贫困人口尚维持在2900万左右水平。从基尼系数来看，美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1967年为0.399，1980年为0.403，1990年为0.428，1995年为0.450，2007年为0.466。从不同比例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来看，1964年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所占货币收入份额为5.1%，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1.2%；1973年，最低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6.0%，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1.0%；1985年，最低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7%，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1.9%；1995年最低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3.7%，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8.7%。

二、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

1.税收调节措施

税收调节措施是指税收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对个人收入的形成、分配、使用、财富积累与转让等实施全面调节制度。税收调节可划分为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属于直接调节的税种是所得税与财产税，属于间接调节的税种是商品税。在所得税中，个人所得税由于从根本上体现了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税，或者不课税的量能课税原则，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的目的；社会保障税也可以实现产业经济学和财政税收理论。

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在财产税中，房产税、车船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都有重要的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功能，但遗产税和赠与税由于实行累进税率，规定有必要的扣除额，对获得遗产或赠与财产多者多征税，对获得遗产或赠与财产少者少征税或者不征税，这对于实现收入分配差距更具调控功能。在商品税中，增值税是相对中性的，通常不具有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对特殊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课税，一般能起到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调节措施

社会保障调节措施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法规，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和各种原因，致使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资帮助，以保障其生活制度。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再分配手段，任何社会成员当其生活发生困难时，都可以均等地获得社会保障机会和权利。社会保障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征集保障基金，再分配给低收入或丧失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员帮助其过关，弥补了个人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实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

3.义务教育调节措施

义务教育调节措施是国家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对全体学龄儿童，实行一定年限的免费教育，来提高人的劳动能力，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美国为保证不同地区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联邦和州政府加大对义务教育投入，州政府實行不同学区差别拨款补助方式。美国义务教育一直是各州和地方政府事情，政府从不直接拨款给各个学校，以资助、奖学金等方式参与。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联邦和州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教育投资比例以1940 年为分界点，分别是0. 4 %和16. 9 % ，之后猛升到1. 8 %和30. 3 %。到1980 年，联邦政府的投资比例高达9. 8 % ，州政府达46. 8 %。美国对教育按学区进行独立管理。各州为公平分配教育经费，采取两种资助形式：公式拨款，主要有基准额补助、等额补助、均等化补助等；专项拨款，主要考虑地方学区特殊的教育需要，多用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

三、美国的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1.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税法制度支撑

美国发挥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协调的调节功能。在我国，除不健全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与财产税外，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都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和征管制度不健全，因此，我国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功用，就要建立健全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

2.需要确定保障重点

美国的社会保障强调实施于需要社会帮助弱势群体，政府提供保障项目。中国目前决定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不多，范围不宽，标准不高，社会保障最低是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鉴于农村贫困问题， 要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尽快建成不分城乡、地区、年龄、性别和职业的全社会均能享受社会保障制度。

3.保证义务教育本身公平性

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大半经费，实行差别拨款补助方式。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县及县级以下的政府承担，这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做法，不能确保全国所有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同等待遇。无论是以机会和过程均等，还是以结果均等的标准来衡量，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均严重受损。

4.有目标和资金保证、科学依法进行反贫困

要给予优惠政策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措施，引导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要确定补贴恰当形式，发挥反贫困在调节地区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助要置于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

参考文献：

[1] 刘乐山，鲁昕.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01-30

[2] 李梅.我国居民城乡及区域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安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06-01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篇7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基尼系数也在不断提高, 依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基尼数据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 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 (图1)

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阐述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1. 居民间收入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中, 20%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20%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约为5.0∶1;2013年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272.7元和2583.2元, 二者之比约为8.2:1, 从这些统计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出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另外通过近年城镇不同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2) 的比较, 可以看出不同收入等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1元和8895.9元, 二者之比约为3:1。根据各种生产要素进行计算可以得出, 城镇居民的收入最高可以达到农村居民到5倍, 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数据, 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个数字都是1.5以下。可见我国城乡间收入分配不平衡, 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差距很大。

3. 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经济发展呈现不均匀的趋势。

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较为发达, 而中部西部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因而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很大。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增幅很大, 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基本不再继续扩大, 但差距仍然很大。另外, 从不同省份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角度能更为直观的反应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省份 (上海40188元) 最低省份 (17157元) 的比例为2.3倍。

4. 行业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据2013年统计局数据显示:国家统计局按“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两个组别发布了2012年的职工平均工资, 在不同组别、不同行业从业人员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工资差距, 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收入差距明显。就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来看,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薪最高达3.85万元, 最低的农林牧渔业2.2万元。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3.96∶1。而对与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而言, 金融业年薪最高达8.97万元, 仍为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为2.27万元。从以上数据中可以得出结论: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与相同行业间收入均有差异。

二、我国收入差距水平逐渐扩大的原因

1.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

人类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已久,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95年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最先提了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通过对于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遵循“先恶化, 后改进”的长期变动轨迹, 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敏捷扩展, 之后是短期的不变, 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步缩小。”通过对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资料的对比他总结得出, 收入不平等这一现象是普遍发生的, 而且相较于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普遍的结论。

倒U曲线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国别横断面资料。中国自经济发展步入快速轨道以来, 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就从未停止长大。到目前为止, 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来看, 与倒U曲线基本相同。从目前国家颁布的相关经济数据来看, 我国的收入差距还处在上升期, 预估在2020年前后会达到最大值, 随后收入差距将会逐渐减少, 这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相吻合的。 (图3)

2.“马太效应”与收入差距

“马太效应”在社会各个领域中, 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马太效应”在经济学上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竞争的作用, 富者愈来愈富, 而穷者愈来愈贫的现象。为了冲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枷锁束缚, 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 然后利用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计划。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至少在现在看来并不符合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 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于少数高收入人群在教育, 资本, 就业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获得大量利润, 长久以来使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低收入家庭及其后代由于在教育, 就业, 投资等方面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 从而日趋贫穷。富者愈来愈富, 而穷者愈来愈贫的结果也成为了必然。

马太效应强调的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强调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没有可供借鉴的例子, 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 为了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 我国过于强调对于效率的追求, 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公平的重视, 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是致使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探索了很久, 也因此走了不少的弯路。例如将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 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这种人为的割裂使得城市的生产效率高于乡村, 最终直接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别。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达50%左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 2012]。由于城乡居民差距的扩大致使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等方面的机会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又进一步致使了农村居民在以后获取收入能力和机会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不断加大。

4. 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缺陷

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可以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弥补的。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下岗职工基本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固然这些保障制度对减缓收入分派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还不够健全, 在调节收入分配中仍旧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养老金、退休金收入的差距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占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25.3%。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 2010年约有45%的家庭成员退休后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险和离退休工资。另外无论是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还是低保制度, 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盲区。这些盲区的存在对于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言是极其不利的。

5. 垄断经营以及灰色收入的存在

身处于市场经济之中, 无论在哪个行业都避免不了竞争, 但是合理的竞争是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的, 不合理的紧张却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在我国很多行业都属于垄断型行业, 一家独大的现象使得居民的消费成本剧增, 同时相关个人或者企业却能够通过垄断经营来获得暴利, 最终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可见垄断是不平等竞争表现最突出的方面。垄断的存在必然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另外,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体制上和监管等方面的不完善,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中, 除了合法收入之外, 还存在大量腐败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一般是靠权力寻租, 商业贿赂和了掠夺公共资源获得。大量的非法收入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必须从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原因出发, 通过各种方式来消除现有的分配制度中的各种不合理因素, 利用政府机构来对收入的分配进行宏观的调控, 以此来提高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将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与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改革产业结构,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同时支持劳动密集型和能源低耗型第二产业的发展;积极推进统筹发展战略, 通过推进西部大开发,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社会保障的盲区;加强法制建设与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违法乱纪, 权钱交易等现象, 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有效措施缩小这一差距, 即在蛋糕做大的同时调节好蛋糕的分配问题。

摘要：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协调稳定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如何去实现收入上的平等, 减小社会上贫富之间的差距, 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我国政府一直在思索的方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即收入倍增计划。可见党和政府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小社会贫富差距上, 要落实这一计划, 最终达到战略目标, 就要对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水平,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郑鹏.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简析——对Kuznets倒U型曲线理论的再思考[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07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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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尤泽东.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D].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1.

[4]张影强.我国机会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 2010.

[5]韩海燕, 何炼成.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不稳定性与消费问题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 2010 (03) .

[6]徐婷利.共同富裕视角下的贫富差距问题研究[D].河南农业大学, 2011.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8

一、市居民收入的现状

收入分配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否, 不光要看这个国家的蛋糕做得够不够大, 还要看这个蛋糕切得均不均, 分得匀不匀。其操作过程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健康稳定发展, 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居乐业。既要重视效率, 又要公平。收入差距应该有的, 但是不应该存在严重的同工不同酬, 民众付出艰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 但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 这让其心寒,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只有公平合理的回报才会激发民众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 才会归入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队列中, 响应党的号召。

1.居民收入总体状况

“十一五”期间, 全市大力实施“工业主导、产业立市”战略, 在整个朝阳地区其县域经济综合发展位居前列, 这一时期市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十二五”期间, 全市实行“突破辽西北”战略, 在此期间推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集群高速发展政策, 使得全市的经济稳步发展。这一时期是城乡建设最快、社会建设成效最好、人民满意度最高的时期。

2.收入中大部分支出去向

虽说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居民的基本支出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上, 医疗和教育所占比也是不少。我们现在虽然不必为吃喝犯愁, 但现行的物价高增长却让很多低收入的家庭吃不消。一般家庭虽然收入高了, 但也都投入到享受上了, 买了更大的房和车子。在下一代的教育上, 国家免收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 包括今年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的确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还规定不准校内校外补课, 以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总是想方设法的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 补习班。你不补习就撵不上其他的同学, 这样也就逼着不愿意参加补习的家长也跟着补习了。这样一来明显的增加了教育的投入费用。有资料显示我国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集中在40-60%之间, 而我市有部分家庭还要超过这个区间, 这说明我市居民收入有很大比重是用于衣食住行, 其中教育就占了这些支出的较大比重。

3.高收入群体构成状况

在高收入群体中大多是私企老板, 个体经商户以及一些垄断行业。像电力、通信、石油等行业的工资在众多行业中排在前几位。这些行业的年金就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员工的一年工资。有些垄断行业得到了行政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保护, 显然在市场竞争方面就已经占据着诸多优势。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分析

1.体制的不完善

体制的不完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旧体制的废除, 新体制尚未完善, 导致事业、机关单位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进一步拉大。

2.生产要素分配不均

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某些垄断行业比如说像电信, 他们可以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得更多超额的利润, 为职工谋取高收入。而这些超额的利润都不是靠正常劳动所获得。在同等条件下, 同等职业, 在垄断行业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3.个人投资理念的差距

我市的大多的低收入的家庭对于收入的再利用比较保守, 不敢冒风险, 也就不敢用于投资创造更多的财富, 而高收入者却在投资、理财等方面是更胜一筹, 这样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收入途径, 从而使得收入进一步的拉大。

三、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基本思路分析

1.正确看待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具体内容中提到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其中涉及到怎样进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如何减小差距, 最终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目前就收入分配差距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说, 我们现在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 这个线。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大致相当, 不必死抱着0.4 这个底线。不同的观点的存在是因为他们考察的范围和口径不同。说我们现在已经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 是考虑到了非法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无论哪种观点, 都认为我们现在存在两极不可避免。问题关键在于怎样让中等收入人群扩大, 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2.积极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措施

(1) 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 扩大收入的可分配总量。想要提升收入的总量, 就必须把“蛋糕”做大。

(2) 取缔非法收入

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 依法取缔非法收入, 保护正常所得。让辛勤劳动所得与真正的付出成比例。让老实诚恳的人的付出得到应得的收入。

(3) 享受教育机会均等化

主要是扩大教育面, 让更多的人受教育。因为工资性的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事业机关单位工资标准起决定性因素就是人力资源成本。谁受教育程度高, 谁的基本工资就高。而教育则是提高人力资源的基础。让有困难的群众和上不起学的人都能享受高等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技术水平, 最终提高工资收入。

(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对策分析 篇9

1.1 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在经济学家看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多个指标,而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平均程度的最基本标准。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根据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发明的洛伦兹曲线而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指标。根据基尼的测算,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状态越趋于平均。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处于0.2以下为收入高度均等;0.2～0.3之间为收入相对均等;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例超过40%时,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超过0.5时,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这说明当时我国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1990年基尼系数已达0.343,2000年为0.417,2002年为0.458,2004年达0.465,2005年逼近0.47,可见从2000年起,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不但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表明虽然经济有了发展,但社会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1.2 城乡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然后逐渐缩小,再到加速扩大的过程。二元的经济结构是我国特有的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80%以上是农民。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别是流向城镇就业无疑会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和排斥性,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面临着艰难和风险。这也是中国城乡差距没有出现一种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所在。除显性的收入差距外,城乡居民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隐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享有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比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而农民除少量救济优抚外,基本不享受国家补贴,却还要承受各种额外负担。

1.3 我国的开放策略

开放策略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模式。由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历史原因、政策差异等诸多因素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进入90年代后,差距迅速拉大,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职工收入比达1.4:1,东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更为明显,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

1.4 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上升

有些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总体上呈扩大趋势。1987年我国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2005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约为最低行业的6.27倍,而且近两年来,这种行业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2.1 历史原因

国家长期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使得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现象凸现。五十多年的发展不但没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相反,由于良好的经济资源、配套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原因,使得东部地区和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经济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

2.2 经济原因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质量的不平衡和差异化,是造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我国二、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高于第一产业,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快于农村居民。在农民收入中,劳务经济所得已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各地劳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

2.3 自然原因

地处沿海的发达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基础设施较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2.4 政策原因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城乡之间,现行政策很多方面是不平等的,城市偏向明显。城乡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使城乡居民就业机会不均等;城市福利补贴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变相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村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影响和限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 解决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3.1 加强再分配过程中的政策调节

过去的收入分配差距须由再分配过程来调节,要充分发挥再分配过程的政策调节功能。包括以下的两方面:

(1)改革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

加强政府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转移支付调控力度,中央的财政支出要规范化,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地区之间调节,以市场为基础,依靠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来实现。国家和各地区转移支付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同时要坚决防止挪用挤占。

(2)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的调节功能,缩小贫富差距。

3.2 运用法律手段,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力度,从重从严惩治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惩,以法律的震慑力制止非法收入,维护经济秩序,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

3.3 完善税收制度以增强政府的收入调节能力

应尽快实施个人实际收入申报制度和实际财产申报制度,以扩大所得税的征收来源;在税率方面,应实行相对高额得的累进税率;在税种方面,应加快遗产税、赠与税的实施。这样,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放入方式,增强政府的收入调节能力。

3.4 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要能否被满足,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底线,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镇困难企业,另外,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残疾人、下岗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对这些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帮助和救济,例如:开展再就业工程和相关的职业培训、落实养老金保险制度和失业救济制度等使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

参考文献

[1]丁任重.“倒U假说”与我国转型期收入差距[J].经济学家,2003, (6).

[2]杨灿明.转型经济中的宏观收入分配[J].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3]邓超红.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原因和对策分析[J].经济师, 2006,(1).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篇10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界定

一、居民收入的界定

“居民收入”是指居民个人通过劳动、拥有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拥有财产或通过其他行为获得的全部收入(总收入),不仅包括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收入,也包括财富收入、财产收入,是对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总称。而居民收入的水平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经济越好,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越倾向机会公平,居民收入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最终表现为劳动者获得的工资,货币资本获得的利润、利息,人力资本(表现为技术、管理、信息等)获得的报酬(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要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按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指该分配注重的是效率,是按贡献分配。该贡献是多种因素集合效益的体现,如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市场、营销等。谁能利用这些要素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能取得相应的报酬,在这种机制下(市场经济机制),效率便能够得以提高。

(二)再分配形成的收入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现代社会,再分配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的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宏观上而言,我们把来自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称之为“初次收入”,把来自非市场因素引起的收入增减称之为“二次收入”,与之相关的分配叫“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再分配的主体可能是个人(如朋友间的赠与)、家庭(如亲戚间的接济)、民间组织(如慈善捐赠)或政府(如税收或补贴)。在传统社会中,再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前三类,而在现代社会,政府变成了再分配的最主要的主体。

依据商品化的程度,再分配可分为五类,(1)援助性(救济、济贫)再分配,主要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体,如老、弱、病、残。(2)补偿性再分配,如工伤补偿、农产品补贴。(3)保险型再分配,如国家立法规定的,旨在增加收入安全的保险(包括疾病、伤残、失业、养老)。(4)公正性再分配,是指从公平出发,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再分配,其目的是为所有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包括收入和服务(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5)革命性再分配,以产权分配方式彻底根除不平等,如中国20 世纪50 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

总之,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界定

(一)收入分配差距理论分析

按照经济学家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的理论,收入分配就是发生在国民收入领域中的分配主体分割、占有分配对象的过程,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讲是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和利的一种交易。国民收入分配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和过程。第一次分配是在广义的企业中进行的初次分配,也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市场是分配的主体,按照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即主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初次分配属于微观分配行为,注重效率,必将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二次分配即再分配,是对原始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充和校正,因而崇尚“公平至上”即收入公平的原则,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手段来完成的,旨在通过税收实现“抽肥”,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实现“补瘦”,用以暗补穷人,形成富人纳税养国家,国家财政支出暗补穷人的稳定三角结构,从而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分配上的相对公平。再分配属于宏观分配行为,注重公平,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或企业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慈善事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慈善事业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使得富人或企业的财富,被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社会,转移到穷人的身上实施共享,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而被学者称为第三次分配。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层次的表现,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社会和政治的多重效应,因而发挥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国际经验证明: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大;经济低迷,经济发展程度越低,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小。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的,是依据市场法则的原始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二次分配的补充,以民间捐赠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三次分配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形成社会分配最终格局。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出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尽管每一次分配政府都力争实现对公平与效率的最优选择,但还是没能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学术界也开始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差距是合理的,有些认为中国目前差距已经到了非常不合理的程度[1]。其实,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应区分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这两个概念,收入分配差距属于实证概念,它是一种结果———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包含价值的判断。换而言之,并不是所有的收入差距都意味着不公。由初始状态、个人努力程度、冒着风险找到新机遇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应该包容和鼓励的。那些个人无法掌控的因素,如环境因素(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工作技能等)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政府要缩小的目标。收入分配公平属于规范概念,是对分配结果的判断,包含着价值因素。总之,有一定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公平也一定对应着收入差距[2]。

(二)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度量指标

收入分配的度量指标能够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常用的指标有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收入均等指数、库兹涅茨比率(Kuzhnets Index),阿鲁瓦利亚指数(Ahluwalia Index)、收入不良指数、泰尔指数等。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常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或平均分配程度)的指标。它是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得出的,是用来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均程度的数量指标。基尼系数是指占人口总数一定百分比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额在全部居民收入额中的比重。基尼系数范围在0~1 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小;相反,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标准:“若基尼系数低于0.2,则表示该国居民收入绝对平均;在0.2~0.3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2 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0.4~0.5 之间表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0.6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 作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3]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收入分配差别的总体状况。基尼系数的上升表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程度加深。当政策作用使社会基尼系数下降到公平性标准时,则说明该项政策有效。但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基尼系数来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进行比较。

收入均等指数是指将社会中的一定数量的居民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排序,并将这些居民依次划分为不同的组,使每组居民数相同。要看一个居民的收入地位,就可以看该居民的收入份额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的差距,该差距越小,表明该居民收入越接近平均水平;该差距越大,则表明该居民收入越远离平均水平。通常使用居民收入分配均等指数(k)来表示该差距,该指数取值范围为0

库兹涅茨指数是以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该指数的最低值是0.2,指数越高,表示收入差别越大。

阿鲁瓦利亚指数以4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这一指数的最高值为0.4,指数越低,收入差别越大。

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政策 篇11

关键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44-0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状况和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如何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洛伦茨(M.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程度时,创造了所谓的洛伦茨曲线｡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依据洛伦茨曲线,提出了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称为基尼系数｡它是最常用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该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单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在0.4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相当悬殊｡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应给予高度关注｡

1.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为0.386,2001年为0.395,现在已达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据测算,在我国现有80 000亿元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64 000亿元,人均近25 000元;而80%的人口只有20%,即16 000亿元,人均约1 500元｡另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2.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具体表现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若按货币收入计算,差距为4∶1;若加入各种有利补贴,差距为6∶1｡朱光磊认为,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5∶1,1995年为2.47∶1,1998年为2.54∶1,1999年为2.65∶1｡如考虑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城市居民收入要比农村居民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陈益龙认为,农村居民人均在1 000元以下的有12%左右,与城市居民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相比,比例为1∶12[1]｡(2)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的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来看,东､中､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1.20∶1.09∶1,1998年则提高到1.94∶1.35∶1｡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北京､广东､江苏1988—1995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同期甘肃仅为0.6%｡(3)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初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全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差距明显拉大｡如果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分线,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中,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户的42.2%,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收入124元,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行业之间的差距亦呈扩大趋势｡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行业部门,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类奖金､福利很多｡而一些传统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2]｡而私营企业主､外企中的中方雇员､项目经理､明星的收入与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对比鲜明｡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不是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原因,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原因｡

1.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收入分配不平等既有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原因,也有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后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断升级给“富者”带来了增收的机会,却减少了“穷者”的就业和收入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的一些体制改革带来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引起了收入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所实行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富者”增加收入,但“穷者”增收的环境没有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在三方面的政策安排上对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是全国各地兴起的城市化浪潮给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积极影响不大;二是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政府为“穷者”和“富者”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三是我国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不当安排,也是“穷者”和“富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

2.收入高低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关

就劳动者自身而言,较高的工资收入是和熟练地掌握较高的劳动技能密切相关的,而熟练的技能又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连｡因此,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低的关系看,劳动者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劳动技能不同而形成收入差距｡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与他所获得的收入成正比变动关系｡就是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收入上要高得多,而中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要比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高得多｡而在同一年龄组内,文盲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这样,从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中又一次看到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多倍于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能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才短缺和不足,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力大量过剩,使收入拉开差距｡

3.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4.由于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客观上也会造成人们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2003年就指出:“我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两类最值钱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在国有资产的统计中根本没有数据,而是分布在各个企业里,由各个企业小集团利用,成为企业资产甚至个人资产｡结果这一块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也造成企业盈亏的模糊｡一些资源性的､垄断性的企业,如果不是占有着自然资源又不交资源税(所谓利润留归企业),占着土地又不交地租,也许早就亏损了｡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开放,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土地和自然资源及收益的分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包括外资)无偿分享这些资源,国有资产将更加大规模地流失｡可见,土地和自然资源配置不当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4]

5.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甚至负增长,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城市国有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下岗职工增多,城市安排自身失业人口压力很大,不可能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容易转移出去,企盼农民收入增加就将是艰难和缓慢的｡其原因就在于农业的投入和产出都很低｡

一是耕地锐减,每年以三四百万亩的速度递增,而人口以每年1 500万的数量递增｡我国人均耕地比建国初期的2.7亩下降了近一半｡滞留在有限耕地上的劳动力愈来愈多,不仅难以实现规模经营,而且土地经营规模反而愈来愈小,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巨大障碍｡

二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使农民投入相同经费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三是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落后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流通体制与市场发育的不完善,致使一些地方､特别是其主产区,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农民的实物产出不能转化为货币｡

四是农村劳动力剩余,没有活干,当然也就增加不了收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乡镇企业中资本代替劳动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愈来愈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企业大量职工下岗,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受阻｡

五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由于国家计划配置资源比重下降,资源市场配置的趋利性和农业天生的弱质性特点,使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在资源占有的竞争中处于弱势,资源占有份额小,当然经济产出也就相对要少,收入就相对少｡

六是农民增收缓慢,除了农产品市场制约,以及非农就业困难加大表层原因制约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及其经济政策,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政策严重地限制着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少得多｡

6.非公有经济内部分配机制决定的内部收入差距､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工资悬殊,造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7.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大量不合理收入｡在部分领域,对于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调配,仍取决于权力关系而不是市场因素,即依靠行政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瓜分本属于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由此造成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比例极不协调,尽管其从业人员不多,但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惊人｡由于它们长时间垄断行业资源,使从业人员待遇极为优厚｡由于对统一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优化配置和整合,从而形成人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除此之外,形成收入差距不合法的原因主要有:个体私营业主的偷税漏税收入;由于权力市场化､商品化而导致的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贿赂收入;走私贩假等其他的非法､非正常收入｡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并不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来自于人们认可的原因,如劳动贡献､知识技能,甚至个人机遇等原因不仅不会引起不满,反而会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因素,这也是改革的初衷和目标｡相反,通过利用一些非法手段,借助权力和垄断力量来获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将会引起人们巨大的不满｡如处理的不好,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是由相互联结的若干部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收入分配问题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过程,又涉及到分配结果;既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又包括再分配问题;既牵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又牵扯到税收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分析､比较､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正确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分配领域的诸多矛盾,防止两极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江泽民同志曾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1.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分布状况,而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知识技能､职业培训和这些技能的市场价格｡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吸收的就业人员就越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波动相联系｡当经济运行转向不景气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业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减员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就会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相反,当经济开始回升时,景气预期将促使企业纷纷扩大经营规模,纷纷雇佣劳动力,新企业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就业量｡就业越充分不仅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经济基础,而且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3.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即劳务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4.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5.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必须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对于企业要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要在继续增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职务､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5]｡

6.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确处理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既要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工资,又要防止工资增长过高过快,就业岗位减少而增加就业压力｡

参考文献:

[1] 刘澈元,窦开龙.2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讨论概述[J].国民经济管理,2003(3).

[2] 钟礼国.对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认识及对策[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4,(1):158-159.

[3] 马晓河.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到了什么程度[J].体制改革,2003(11).

[4] 樊纲.土地和自然资源配置不当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J].劳动保障通讯,2003(11).

[5] 王红宇.论我国分配制度改革[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1).

The Actuality, Reas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Widening Gap in Chinese

Residents＇ Income Allotment

SONG Gui-xia,SU De-min

(Institute of Economy Development,Daqing Normal College,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China,Daqing Expert Committee,Daqing Heilongjiang 163002,China)

Abstract: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abroad,the gap in residents＇ income extended continuous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ome gap,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counterplan :to develop education and economy; to extend the employment;to insist the allotment principle that the employment has the initiative and looks after both sides equity to combine together;to slice solid increment farmer income;to mak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 criterion, to strengthen the income allotment system reform, to perfect the lowest wages guarantee system etc..

Key words: China; residents＇income; allotment gap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 篇12

1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1.1 湖南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 比上年增长9.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湖南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 排名第11位。

201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湖南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

1.2 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湖南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22元, 比上年增长10.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其中:工资性收入14662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0%, 经营净收入3567元, 增长9.6%, 转移净收入5713元, 增长8.7%, 财产净收入2629元, 增长10.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其中:工资性收入4088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11.3%, 经营净收入3639元, 增长11.8%, 转移净收入2168元, 增长10.0%, 财产净收入166元, 增长26.7%。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由上年的2.80∶1缩小为2.64∶1。

2014年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从高低收入群体来看, 高收入组 (按五等份收入分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99元, 低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32元, 高低收入比由上年的9.38∶1缩小到9.02∶1。城乡居民收入额逐年拉近,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连续五年下降, 由2009年的3.07∶1缩小为2014年的2.64∶1。

本文图表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2014年, 长株潭地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40元, 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16366元, 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 为10867元。可见, 长株潭地区居民收入是湘南地区的1.59倍、湘西地区的2.4倍,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2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分析

2.1 自然条件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发展起点不平等

自然资源、交通状况、地理位置和个人能力等因素的不同, 导致湖南省各地区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从而引起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上的差距。

(1) 自然资源差距。

湖南省的湘西北武陵山区、湘西雪峰山区、湘南南岭山区和湘东大围、罗霄山区均属我省的贫困山区, 这些地区土地贫瘠, 资源稀缺, 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少,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人均收入低, 区域经济发展迟缓。

(2) 区位差距。

大量事实已经证明, 外商投资的数量与居民收入水平有直接的关系。相同的区位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就湖南省各市州层次而言, 经济规模、市场容量、累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融资能力、工业化水平、全球化水平和良好的地理区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科技发展能力、信息化发展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就区位优势而言, 全省投资环境可分为四个等级:长沙为第一等, 株洲、湘潭、郴州和岳阳为第二等, 常德、衡阳和娄底为第三等, 益阳、永州、怀化、自治州、张家界和邵阳为第四等。

(3) 个人能力差距。

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决定其收入的高低, 而个人能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尽管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丰富, 但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并不高。湖南省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在农村人口中, 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占46.61%, 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占38.78%。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种, 收入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 这主要源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2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展机会不平等

(1) 经济总量的差距。

2014年, 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27048.46亿元, 其中长株潭地区为11555.87亿元, 占比42.72%。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5568.07亿元, 占比20.59%;大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和娄底市) 为4520.56亿元, 占比16.71%。2014年, 湖南省人均GDP为40429.49元, 长沙市人均GDP最高, 为108355.86元, 永州市人均GDP为24404.69元, 邵阳市人均GDP最低, 为17521.39元。可见, 经济总量越大, 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岗位也越多, 当地居民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就越多。湖南省各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2) 产业水平的差距。

产业水平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 农业天然属于弱势产业, 加上湖南省农业发展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导致湖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虽有所增长但不够稳定。其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 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第二, 农业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 导致农产品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农民增产不增收;第三,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抗灾能力不强, 也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

2.3 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根本成因

(1)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治的格局, 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诸如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国民待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进城务工遭遇就业歧视, 造成农民工收入偏低, 无法做到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

(2)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是将收入由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居民, 这种制度将资源主要配置到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中, 工业的发展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 而农村资金的流出削弱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3) 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元性。

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进行垄断,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经过国家征收, 由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统一出让。但是, 地方政府以相对较低的补偿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后, 以市场价格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出让, 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 这导致大量由土地产生的财富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此外, 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但“集体”是指乡、村、村民小组的哪一级却不甚明确, 一旦土地出让, 失地农民的权益难以确保。

3 构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3.1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并举, 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1) 实施“湖南省进城务工农民入户计划”。

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 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工业化进程, 分享工业化成果, 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提高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战略性举措。早在2003年, 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劳务经济的决定》取消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并提出, 大、中城市应放宽政策, 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 让农民工切实享受到市民待遇。《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4-2020年) 》也提出全省所有城镇原则上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到2020年, 新增城镇户籍人口580万左右, 逐步减少湖南省农业人口比重。

(2)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 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 使个人收入得以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 世界银行通过测算得出, 农民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 其收入至少提高15%。职业技术教育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根本途径。因此, 湖南省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发挥职业技术教育在湘南、湘西等落后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免费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本省户籍在岗农民工,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就业技能,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3) 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农业产业具有弱质性产业的特点, 既要承受自然风险, 又要承受市场风险, 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农业产业实施了补贴政策。有数据显示, 美国农民收入的40%来自农业补贴, 而我国不到4%。因此, 湖南省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强化政府支农职能, 切实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直补等政策, 建立财政涉农补贴“一本通”制度, 扩大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3.2 以促进公平共享为导向, 建立健全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体制

(1) 强化二次分配调节功能, 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体制。

首先, 完善预算和税收管理, 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为导向的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次, 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足和效率低下为重点, 探索建立符合湖南农村特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第三,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制建设, 确保湖南城乡居民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权利平等。

(2)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分类管理办法, 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功能, 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2014年, 湖南省根据国务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 积极稳妥地提出全面放开中心镇、小城镇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 还应取消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系列歧视性规定。

(3)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 改革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 扩大县级政府的管理权限, 推进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由城市向基层农村延伸;其次, 完善财政支农保障体制, 确保各级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同时, 调整政府投资、土地出让收益和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使用结构, 大幅度提高用于“三农”的比例;最后, 还要强化基层政府涉农职能建设。

3.3 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1)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首先, 清除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障碍, 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努力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其次,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登记和失业统计制度;第三, 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 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湖南省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2011年同步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 统一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 更好地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至此, 湖南省已经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此外, 湖南还应积极探索城乡老年津贴制度和落实省内养老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政策。

(3)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全面提高统筹层次, 不断提高医疗待遇, 适当降低自付比例。进一步巩固提高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率, 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和补偿封顶线, 逐步建立大病统筹的医疗制度, 缩小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差距。

3.4 调整政策, 找准位置, 努力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1) 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改善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

区域发展的适度非均衡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共有的现象。对于湖南这个中部省份而言, 我们不仅需要“长株潭一体化”和“3+5经济圈”, 也需要“西部大开发”和“发展大湘南”。要想缩小各地区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省委、省政府就应牢固树立协调发展, 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 在政策、资金等对中西部及湘南地区的优势工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改善其经济发展的环境。

(2) 找准各地区的区位优势, 形成各地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对于在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等方面缺乏优势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实行相对优势战略是它们理想的选择。以湘南地区的衡阳市、永州市和郴州市为例, 相对于长株潭而言, 既没有政治上和政策上的优势, 也没有经济上的优势, 但我们更靠近珠三角, 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可以作为珠三角的大后方和后花园, 提供劳动力、资源、旅游和其他配套的服务;还可以成为连接长株潭与珠三角的桥梁, 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排头兵。湘南地区工业的发展, 不能是珠三角工业发展的重复, 而是他们的延伸;不能是长株潭等地区经济发展的复制, 而是他们的发展。因此, 湘南地区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大力发展适合湘南地区特色的工业、能源、旅游等产业是关键。

参考文献

[1]曾国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莫震.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研究[M].深圳: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3]彭腾.论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2, (1) .

[4]邹君, 陈淑珍.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对比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7, (4) .

[5]温桂荣.基于缩小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J].湖南商学院学报, 201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