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共11篇）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篇1
收入分配问题是所有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面临的重点问题,需要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平衡居民收入分配的同步增长。而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同样适用。
一、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提出:“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以工资形式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个人以劳动力的形式参与到生产中,最终以工资的形式取得收入;资本家是以投入资本的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会以资本积累的方式取得利润的方式获得收入。马克思分配理论的精髓是生产条件分配决定收入分配,意味着资本家和劳动者,哪方拥有生产要素多,哪方获得收入多。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收入或者利润分配不平等。其分配是以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主,通过压榨工人,所得利润以资本积累和追加资本的方式,用于扩大再生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
对于存在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四项原则: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公平效率。这些原则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有指导作用,需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具体实践进程。
二、中国收入差距现状及产生原因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极其严重,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与群体收入差距等。收入差距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实时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应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本部分引入一些数据进行说明,用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收入所占比例。其实际值介于0~1之间,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0.4一般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0.36之间,这说明中国收入差距较大。(表1)
(一)城乡收入差距。尽管城乡一体化被提出,但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显著突出。与城市比较而言,农村教育落后,就业机会少,住房环境差,住房保障低,水资源、医疗资源匮乏,公共设施配给不到位,通讯、网络费用过高,金融制度与服务不完善,户籍歧视存在等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农民收入会比城市低。
由中国各省市统计公报整理的数据可以看出,各省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远高于其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15年甘肃以23,767元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6,936元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36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倒数第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3.42倍,是这些省市中差距最大的。内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倍数达到3倍左右,剩余省市在2.5倍左右。这些数据表明城乡的收入差距是显著的。
(二)各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的收入是不同的,各省市统计年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上海4.99万元,北京4.85万元,浙江3.55万元,天津3.41万元,广东2.79万元,江苏2.95万元等。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区的城市化发达,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大。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较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对各地区投入的资本与关注度不同,地区本身的发展也决定着收入差距,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从中国各部分的人居收入分配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地区差距之比:2013年为1.7∶1.1∶1∶1.3;2014年为1.68∶1.1∶1∶1.27,在缩小各地区收入差距时,要协调平衡东、中、西部的发展。(表2)
(三)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每个行业的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化。以2014年北京为例,金融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2.55万元,是所有行业最高工资;最低平均工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4.58万元,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4.91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研、技术等工资达到10万元以上,分别位列第二、第三位。这些新兴产业与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在城市内部很明显。
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原因:1、在行业内,精英人才的门槛很高;2、某些私有企业、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分配差距的根源;3、我国的储蓄率(政府、企业、居民的储蓄率构成)较高,大部分由政府、企业储蓄,普通居民的储蓄占比很小。相比较而言,居民的收入很低。
(四)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同的地区与领域里会有不同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也是呈阶梯分布的。富二代、富三代,明星片酬天价,企业领导人、单位负责人等偷税漏税行为,由贪污腐败造成的“灰色收入”等造成社会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80%的人只有20%的财富,收入差距呈金字塔状展开。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1)中国对于财富的分配制度不健全,遗产税、高收入群体等税收体制还不完善,造成财富集聚;(2)没有出台相关制度,对偷税、漏税行为加以严格处罚;(3)现行的反腐倡廉打压措施需要将贪污的现象根除。
三、中国收入差距解决方案
要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还须立足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贯通,抓住其精髓,有效实施,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一)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共同作用于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注重按劳分配原则与生产要素共同结合的方式,共同作用于收入分配。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为评判要素进行收入分配,劳动是个体消费的主要标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劳动可以通过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通过计件工资、计时工资衡量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依据劳动者参与到生产活动中自身投入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劳动者的要素包括其所拥有的资本、经验、技术、信息、知识、能力等。只有将劳动与劳动者所占有的生产要素同时结合,才能有效控制居民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中富二代、明星、贪官污吏与国有企业中裙带关系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兼顾公平效率的原则。初次分配是生产出来新价值中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占比多少的问题,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要素收入)的基础上用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剩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上,注重公平效率原则。以下措施可以解决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时,通过国家立法进行,如提高各省、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公司员工的各种福利、分红等,可以解决资本利润占比高,工人工资低,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的现象,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
再分配时,需要完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完善税收制度,将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的程度加大,控制资本家的收入过高,将遗产税课税程度加至50%,避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富二代、富三代的出现。将征收间接税转化成征收直接税,直接税税率可以采用累进结构,根据私人所得和财产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这样使税收收入较有弹性,减轻消费者支出,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快实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注重乡村在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的投入,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给予经济资助,对身体有障碍人群、无劳动能力的老人等低收入群体缴纳医疗保险、人身保险、健康保险与养老保险等,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中国“五险一金”、“三险一金”等政策在企业中有成效,但在农民打工的时候没有这些保障。这些保障措施与福利在农民间推行,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群体收入差距起到明显的作用。
(三)鼓励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行业垄断。中国由于国有企业存在,收入差距不会过度拉大。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薪酬和普通员工的薪酬有差别,但差距不会过大;在非公有制企业,所有者赚取利润的目标过大,高管的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员工工资,将非公有制企业部分向公有制转化,缓解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压力。
目前,基础产业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水利、铁路、电信等行业应放开垄断,放宽市场准入机制,引入市场各种群体参与竞争,抑制这些垄断行业高利润、员工高收入的不规范现象,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市场上还需创新机制对某些行业的不正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出台条例对非竞争行为进行限制,规范市场行为,为解决行业收入差距提供方案。
(四)提升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能力,促进社会整体素质发展。劳动者是经济有效运营的主体,劳动者个人整体素质的不同,造成进入不同行业、领域以及个人收入的差异。劳动者的能力是学习、工作、思维与知识能力的集合,这些能力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首先,为农村教育提供充足的资金,加大对教育资金的监管,充分将这些资金投资于学生的教育上;其次,办立配有优质资源、优秀配置的学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最后,政府给予教师一些补助、奖励,将优秀教师调入农村执教,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这样,社会教育水平会整体提高,人力资本价值会提升,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平衡城乡收入差距。
(五)取消二元户籍制度,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差距。目前,中国居民人口分类为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城镇人口是指居住于城市、集镇的人口,拥有城镇户口的人群;常住人口指实际经常居住于某地区一定时间(指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动人员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其中,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流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寻求高收入和就业机会。发达城市的暂住证,限制了公民平等的权利。取消户籍制度,暂住证等限制制度,促进公民之间公平、正义,消除城镇与农村居民区别,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利益共享,相互促进。
摘要：本文介绍马克思分配理论,旨在用数据结合基尼系数,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在一些方面的差距,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闫联飞.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视阈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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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兴罗.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5]覃雪梅.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篇2
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及分配理论新探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理论,揭示了工人受剥削的秘密.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态势,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多样性,剩余价值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理论,搞清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体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再分配的公平,以调动全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作 者：邢方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西安,710061刊 名：理论导刊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年，卷(期)：2006“”(3)分类号：B023关键词：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 有偿占有 无偿占有 剥削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演进 篇3
摘 要 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的理论渊源，阐明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变迁与演进。本文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剖析与批判，并阐释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
关键词 收入分配理论 劳动价值论 理论批判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演变与争论
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可追溯到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由于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价值理论的逻辑延伸，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阐明了劳动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二元论性质，一方面他承认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即工资是劳动的收入或报酬；利润和地租是非劳动收入，是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价值，并提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的论断，也被称为“斯密教条”。
马克思早就对此进行过批判，马克思认为斯密的这个论断的错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混淆了价值源泉和使用价值即财富的源泉；二是他混淆了价值的生产和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分配；第三，工资+利润+地租=V+M，是新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全部价值，全部商品价值中还应包括转移到商品中的旧价值C。亚当•斯密的二重性价值理论成为西方分配理论发展史中重要的理论分歧根源。
大卫•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在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收入分配理论，即“生存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他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只是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费用，利润和地租都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的余额，从而提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地租和利润的对立的基本命题，在一定限度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性。但是，李嘉图并未深入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起源和实质，将它们看作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同时，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分配问题，也为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开了方便之门。
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两重性造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分配理论的产生。一是马克思的分配理论。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和剥削的实质，并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主义公有制所取代以后，提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形成了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二是以萨伊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沿袭了斯密价值理论的庸俗成分，形成了以效用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西方分配理论，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各种理论分析工具来论证资本主义分配理论的合理性，其中主要以法国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理论、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分配论和美国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为代表。
在经济学说史上，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将“斯密教条”的价值理论充分发展，创立了效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萨伊认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①。”因此，萨伊提出三要素的所有者应分别依据各自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获取相应的收入或报酬，即劳动的所有者得到工资，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地租，从而形成他的“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
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公式进行尖锐的批判。首先，“三位一体的公式”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不成立。这是因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属于完全不同领域，“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②。”资本是社会生产关系，而与资本并列的土地则是“无机的自然界本身③”，劳动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活动。其次，“三位一体的公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是价值的真正源泉。最后，“三位一体的公式”彻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利润、利息、地租是资本家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无偿瓜分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④。”从而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一次大论战。
二、以“边际革命”为切点的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使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有了新的分析工具。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他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对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作了创新性地阐述。
首先，克拉克继承了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以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为前提，得出劳动生产力递减规律和资本生产力递减规律。其次，他用劳动生产力递减和资本生产力递减两个规律引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得出在所谓静态经济条件下，三个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正好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产量，它们在分配中的收入正好等于它们各自边际产量的结论。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分别得到与它们各自创造的边际产量相当的份额。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后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支柱，但事实上依然是萨伊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变种，他们都从本质上将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财富与价值、使用价值与价值混淆一谈，力图论证资本和劳动一样可以创造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剥削的理论。
此后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他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所谓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理论—生产要素价格论，即关于国民收入如何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的理论。他运用了均衡分析的方法，即先把各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转化为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再用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来说明其各自的需求价格，用生产要素（土地除外）的生产费用来说明它们的供给价格，最后用它们各自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来说明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量的规定。这样，从国民收入分配的渠道到国民收入分配主体所得份额量的规定以及收入分配的杠杆，他都作了较为充分地论证，从而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发展了萨伊的三要素说，提出生产四要素论，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财富的学说。
以边际革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基础由劳动价值论转向要素价格论，从而脱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种转变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论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
三、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并不将分配问题归结为经济利益问题，而是将其引入社会生产条件，乃至社会和生产方式，从而更加深入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特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的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地考察了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之间分割的过程，从而揭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本质和来源。根据劳动价值论，全社会生产的年产品价值是由三部分组成即C+V+m。C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也是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V+m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其中V在生产结束后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工资，即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而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m，则由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并以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银行利润、地租、农业利润等不同的形式分配于剥削阶级之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資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重点是资本、土地生产要素所有权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的条件下，各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通过部门之间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从而使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二是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产业资本经营土地使用者的土地条件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割，产业资本家获得企业利润，借贷资本家获得利息，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前提条件和实现形式。提出以劳动力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原则。他提出只有“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交换⑥”。“社会根据个人的劳动量直接进行分配，而不需要其他的中间环节；作为分配媒介的，是最能直接表现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性质的劳动劵或劳动证书⑦。”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一种公平、理想的分配形式。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存在，但由于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不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而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出现。这些剩余产品是对全部劳动产品进行的扣除：作为扩大再生产基金、社会后备基金、社会福利基金、社会救助基金、国防费用、社会管理费用等等，但这些剩余产品最终归属于所有劳动者。
总之，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劳动价值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角来诠释收入分配形成的阶级根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的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逐渐回归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也悄然发生变化。
注释：
①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59.
②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20.
③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20.
④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39.
⑤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98-999.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89-90.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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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篇4
一、马克思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对分配理论的一般论述,又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性质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构想。
1. 分配关系的决定因素
生产关系对分配关系具有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思想。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说分配的性质是由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且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并随着经济关系性质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了分配的性质。不过,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即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马克思还认为分配首先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分配即生产要素的分配,这种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结果。
2.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既是生产理论,又是有关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即资本家阶级之间如何瓜分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如何得到劳动力价值的理论。马克思收入分配论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收入分配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因此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只有劳动而且是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机器等物化劳动只转移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不创造价值。
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比其本身价值更大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可分解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再生产这一劳动力所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工人得到的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被进一步分解为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利润和地租的形式付予资本和地产的所有者。因此,工资、利润、地租等是收入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分配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3. 利润与工资之间的比例分割问题
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而实现的收入(工资)用于购买消费资料,资本家由于占有资本而获得的收入(利润)则用来添置新的生产资料。因此,收入转化为利润的比例越大,资本积累的速度就越快,即收入分配的先行决定成为了资本积累率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率就取决于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割比例。马克思认为,这种分割比例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工资决定过程的分析就成了马克思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出发点。当劳动力商品在市场上成交之后,工人所得的分配收入(工资)从绝对量上就已经确定了,但这个量在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却还没有确定。这种相对份额的确定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对抗决定着超过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价值所需的劳动量(必要劳动)以上的劳动时间长度(剩余劳动)。剩余劳动量的大小在决定资本家在总产品中获取的分配数量的同时,也决定了工人和资本家在总产品中分配的相对份额。这一理论充分揭示了生产方式对分配方式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在商品交换平等权力背后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对抗,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如何分配,而在于如何生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分配理论与生产理论是统一的。
4. 对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构想
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分配的性质及其内容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构想。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实现“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基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的基础,所有社会成员都可平等享用社会的生产条件,劳动者共同占有社会劳动成果,以劳动为尺度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实行按劳分配。
二、新古典的分配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以资源有效配置为基础,沿袭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规律的思路,进而发展了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分配方式,要素的所有者根据市场信号提供资源,要素的使用者要向要素的所有者支付费用,其价格由供求双方在市场上决定。
由此可见,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是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将分配问题完全转化为要素的定价问题。它强调投入与产出、工资与利润的比例。通常,新古典分配理论可概括为微观分配上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宏观分配上的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
1. 微观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都创造了效用和价值,都是价值的源泉,因此,各种生产要素都应得到他们相应的收入。新古典的边际分配理论源于它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各个生产要素所得的收入量是由它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等量的边际资本带来等量的边际资本收益,等量的边际劳动带来等量的边际劳动收益。
根据欧拉定理,如果生产函数Y=f(L,K)为一次齐次函数,则P*Y=P*(鄣L鄣f)*L+P*(鄣K鄣f)*K=P*MPL*L+P*MPK*K(其中,Y为总产出,P为产品价格,L为劳动,K为资本,MPL为劳动的边际产量,MPK为资本的边际产量)。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等于要素价格与要素数量的乘积。由上式可知,P*MPL*L为劳动要素的收入,P*MPK*K为资本要素的收入,P*MPL就是劳动要素的价格,P*MPK为资本要素的价格,劳动和资本分别按照其边际生产力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产品完全被耗尽。边际生产力一方面是对要素贡献度的度量,即增加或减少一单位要素所引起的产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它又成为要素定价的基础,即要素价格由其边际生产力来决定。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实质上就是按生产要素价格分配。
2. 总量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例
随着工业程度的提高,各行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劳动和资本间的替代在宏观上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以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建立了总量生产函数,用来描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著名的总量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为Y=ALαKβ,其中α为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即α=Y鄣Y/L鄣L,β=K鄣Y/KL鄣K。从分配角度来看,α、β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由此可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化会引起要素成本或价格的变化,这将导致劳动与资本之间出现相互替代,从而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进而影响收入分配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份额。
三、两种分配理论体系的比较
由上述对马克思和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分配理论虽然都论述了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形式,但在研究视角、价值基础、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
1. 研究视角不同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着重研究为什么这样分配;而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属于一种市场现象,本身没有社会属性,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着重研究怎样分配,研究具体的分配方式。马克思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剥削程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导致分配关系被扭曲,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应当被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将收入分配理论转化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研究居民提供生产要素后所得到收入,其理论核心是研究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确定,研究的重点也相应地转向了具体政策。由此可见,马克思分配理论研究的是分配的本质,新古典分配理论研究的是分配的现象,二者的研究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2. 价值理论基础不同
收入分配理论是价值理论的逻辑延伸,一定的收入分配理论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价值理论标准。价值创造虽然不是价值分配的直接依据,但它作为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制约着收入分配方式和水平。尽管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和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都试图以价值源泉为根据,说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但两者的价值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论和按劳分配论,指明了收入的内涵和来源,解决了分配的内核。新古典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效用价值论,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的物质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了效用和价值,因此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该得到收入,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利润和地租,这一理论在其框架内论证了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两种价值理论最大的分歧体现在对资本索取剩余价值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3. 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以再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即从具体的经济现象出发去探求分配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从而把握分配的“内在规律”,再从抽象到具体,即在分配理论一般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生产关系下分配方式的不同表现形式。马克思的这种从现象到本质,以本质说明现象,从而揭示规律的研究方法与新古典完全不同的。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完全从技术关系出发,注重实证和定量分析,运用数学模型单纯从数量关系、价格关系来解释生产要素的定价,进而解释收入分配问题。
4. 研究目的不同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剥削程度,因此其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从根本上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服务的。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存在为前提,关注的是生产要素的技术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5. 研究重点不同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新古典收入分配体现了人与物的关系。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认为生产关系(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配的性质,而资源配置方式(生产要素的分配形式)决定了分配的方式。马克思收入分配关注的是前者,新古典收入分配关注的是后者,二者通过资源配置方式联系起来。
四、结束语
现阶段,我国尽管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非单一性国情,决定了我国无法实施马克思所设想的绝对的按劳分配。在分配制度上,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初级阶段则表明生产资料并非完全公有,多样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分配方式多样化,即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产品的分配。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了分配的性质。不过马克思还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分配,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结果。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同样可以在马克思的宏大理论体系中找到理论来源———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分配,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结果。因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对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坚持和灵活运用而非背离。
通过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只有坚持用它来指导制定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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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篇5
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2）允许以大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3）按生产要素分配是重要的分配原则。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的差距应该给予正确看待：
一方面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我们不能脱离对生产的影响来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
由于社会上个人的生产要素和能力的不同，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把贡献大小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应该鼓励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如果不讲贡献大小，而是只讲平均分配，那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只会仍然是共同贫穷。今天我们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保证收入公平的原则应该是保证人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因而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是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地从事“财富创造”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能力和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如最为突出的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的存在；
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例如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其四，由于地域差别的存在，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应该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的作用。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地区、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东、中、西部的收入差别，也必须综合治理。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 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
第三，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这也是随着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所有制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按劳分配的基础。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劳动还没有谋生的收手段，人们还没有顺利不计报酬的为社会提供劳动服务，这决定了社会还不具有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社会主义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自身存在着差别。只有承认这种差别，并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体现这种差距，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没有任何联系，按劳分配绝对不是平均主义。按劳分配以劳动为唯评价标准，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一定收入差距形成有其合理和合法的原因：（1)由于劳动的智力不同、体力不同、勤奋程度不同，因而劳动贡献有大有小；(2)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3）由于人们占有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会导致人们富裕程度不同；（4）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不合理的原因有：（1）一些行业依靠行政资源，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瓜分本属于全社会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由此带来的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的比例极不协调。（2）由于对统一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的流动，从而导致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不合法的原因有：（1）以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为主的偷税漏税人；（2）各级党政领导的腐败贿赂收入；（3）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的收入；（4）走私贩假等其他非法非正常收入。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原因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十分巨大的阻碍作用，即使是合法和合理的原因生产的收入差距也应当是适当和有限度的。
调节收入差距的措施：（1）保护合法收入。（2）取缔非法收入。（3）整顿不合理收入。（4）调节过高收入。（5）保障最低收入。按劳分配的有效实行，充分体现了脑力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的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上的差距。所以安老分配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
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能以劳动者的个别劳动时间作为按劳分配的依据，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尺度进行分配。劳动时间的耗费取决于劳动者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必须不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劳动才能为社会所认可，才能成为有效劳动，劳动者才能得到相应的报酬，甚至得到超额分配；反之，如果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劳动者的劳动不能为市场承认，劳动者往往只能获得较少的报酬，甚至徒劳无益。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大特点。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其实质就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杀回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物质生产条件。如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生产厂房、设备、原材料等；另一类是人的劳动，包括人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活劳动、技术、信息、管理等。
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多种不同的分配形式，就其内容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主要是个体劳动者被雇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雇佣劳动者。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是凭借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资料从事个体劳动和经营所取得的收入；被雇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雇佣劳动者取得的劳动收入，实质上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商品，按劳动力价值取得的收入。第二种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第三种是管理和知识产权类的生产要素。如科技发明、创造、信息、专利等参与分配。
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必然拓展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来源，其中收益最大的是要素所有者的知识、技术要素所有者和使用者，其结果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社会、只是、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造福社会。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必须深化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前，把共同富裕看成是所有人民以同样的速度在同一时间富裕起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虽然仍强调按劳分配，但收入差距太小，今本上实行的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的政策。实行平均主义只能是打击先进、鼓励落后，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有后有先、有快有慢的不同，这是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二，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有针对性的规范分配秩序，防止收入高低过于悬殊，这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篇6
关键词:生产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原因分析对策建议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项目名称：“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与完善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1YJA710046。
一、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基本逻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分配”有两种：一是生产条件的分配，如由谁占有生产资料、占有什么生产资料，即我们常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称之为广义的分配关系；二是在生产基础上所进行的个人收入的分配，即“产品的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1]，如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等，称为狭义的分配关系。通常所讲的分配关系，就是指这种狭义的分配关系。
广义的分配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最终由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尽管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而分配似乎是与生产过程无关的独立过程。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2]。
狭义的分配关系，即产品的分配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逻辑展开。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马克思以工资、利润和地租为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比如工资：表面上看，工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参与收入分配的形式，但它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为前提的。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工资和生产资料一样，是生产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产的要素；从工人来说，工资是工人出卖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的等价物，工人获取工资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而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再比如利润：首先，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其次，利润还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在扩大再生产的场合，“利润不是表现为产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现为产品生产本身的主要因素”；最后，利润还要进一步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这似乎表现为同一收入的分配。但“这种分割的发生，首先是由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发展，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生息资本、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等--引者注）的发展”。又比如地租：地租看起来似乎“只是分配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执行职能”。但是，地租的实体是超额利润，因而它是以资本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时地租是由农业资本家剥削农业工人而来的，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利润、利息、地租都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资产阶级剥削集团不过是凭借着对资本、土地的所有权，参与了对剩余价值的瓜分。可见，“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中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1]。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基本逻辑：第一，生产决定分配。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构成了分配的对象，它决定了分配的内容；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社会成员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收入分配的特定形式。第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当个人以雇佣劳动形式参与生产时，他就会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而雇佣劳动制度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即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为前提的；而当个人以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成员参与生产时，他就会以按劳分配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按劳分配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第三，收入分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一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总是有与之相联系的分配方式存在。这是因为，任何形式的所有制都体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而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最终都要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来实现。没有与之相联系并能够实现其要求的分配方式，这种所有制关系中的经济利益也就无法实现。如果在考察所有制时撇开分配，所有制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同样，考察分配时如果脱离所有制，分配自然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
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弊端及改革进展缓慢的深层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束缚，逐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总体上说，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对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正在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目标迈进。
但是，实践表明，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明显的弊端：
一是在初次分配中没有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合理的分配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劳动报酬在GDP中占比长期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强资本、弱劳动”、“国富民穷”趋势不断强化。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GDP年均增长13.02%，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1.62%上升到20.80%；企业利润（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从21.23%上升至31.29%。与财政收入、资本报酬占比的持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68.6%下降到52.3% 。政府财政收入、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失衡，“强资本、弱劳动”、“国富民穷”的趋势加剧了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使劳动者的生产潜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生产的效率；同时，由于工资在初次分配中份额不足，对于工资收入几乎是其全部收入的普通劳动者而言，工资只够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的简单生活，劳动者很难利用劳动报酬进行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成了一句空话。
二是在再分配中，税收制度不健全，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在发达国家，税收是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手段，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英国税前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52，但是，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基尼系数下降到0.36左右，下降了三分之一。然而，中国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不仅差别不大，甚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的还要高[3]。我国的税制在税种设置上，除个人收入所得税、消费税以外，用于调节过高收入的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还没有出台；同时，个人收入所得税又存在制度缺陷，如起征点过低、征收方式不合理等，偏离了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方向。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出现了“逆向调节”现象。
三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进展缓慢。数据显示，1990年-2008年，假定垄断部门的平均工资为基数1，90年代初，部门之间的平均工资差别比较小，工资最高的电力部门比制造业高出不到30%，此后，这种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金融、证券、房地产、电力、电子、石油、石化、航空、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平均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3]。银行的业务员、电力公司的抄表员、房产公司的销售员、高速公路的收费员等的工资高于大学教授工资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四是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工资薪酬收入，大量的收入脱离了个人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曾有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4]。其中，“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合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隐性收入；“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收入分配秩序未能建立起来。
近年来，围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也确实进行过一系列努力，2013年2月，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转眼大半年时间又过去了，总体看改革仍然阻力重重，收效甚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也是最深层的原因是既得利益格局的阻挠。
当前，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垄断行业，如石油石化、金融证券、电力、电信等，背靠政府，在市场上呼风唤雨获取垄断利益，与普通经营者形成巨大反差，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以地产商、政府官员等为代表的市场参与者，受益于不断上涨的房价，从中谋取暴利。还有部分专家学者身兼多个政府或企业的顾问，一些媒体充当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组成分子。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和资源、资本，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使政府的某些政策能够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比如，多年来社会上热议的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的开征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之所以步履维艰，几度夭折，甚至胎死腹中，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是分不开的。
早在2004年，我国就已开始启动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调研，到2013年已历时九年。从播种到收获，历时九年仍不见明显成效，收入分配改革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由于改革牵涉面广，因此阻力也很大。但从根本上说，不同收入群体的利益博弈，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是收入分配改革进展缓慢的深层原因。
三、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对策探讨
完善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创新，重新建立新型的收入分配模式。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当务之急要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大力培育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确保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基本逻辑是，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方式。我国低水平、多层次、不平衡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所有制结构必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然现阶段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就需要有多种分配方式与按劳分配并存；既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那么，在分配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也必然是与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按劳分配。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看，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确保按劳分配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主体”地位，进而才能确保广大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避免两极分化。党和政府应当果断地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培育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落实广大人民群众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的主人翁地位，从而保证公有制经济实质意义的主体地位，扩大按劳分配的范围，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使按劳分配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
2、采取切实措施，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0年10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重申了“两个比重”，同时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实现“两个同步”和提高“两个比重”。“两个同步”涉及国民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即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建立使个人收入增加与国民收入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两个比重”涉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关系，即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大幅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缩小劳动报酬与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增幅的差距，在全社会重新确立劳动与资本（资源）、技术、管理一样，同属于稀缺性生产要素的新观念。在我国现阶段，劳动报酬（工资收入）构成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或者全部，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缓解贫富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是通过劳动力的市场交换实现的。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工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公有产权制度的组织形式上，难以对劳动者工资谈判发挥直接作用。为了确保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作用。首先，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对低收入劳动者的保护功能，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及时调整工资指导线，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依据；介入劳资谈判，完善劳、资、政三方协商仲裁机制；把对劳动者保护纳入政绩考核指标，而不是只看人均收入和GDP指标。其次，应尽快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合理调节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大力提高在职职工的工资水平，使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高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高于CPI增长速度。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职务待遇和职务消费，使之与上年度企业职工年均工资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挂钩。加快建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强制分红制度，提高并扩大国有企业向劳动者分红的比例及范围，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回报劳动者的体制缺失问题，同时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的红利收入（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机制。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国有企业必须把净利润的30%到50%上缴国库，并以公共产品、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形式分配给人民群众[5]。再次，在各级政府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中，应明确规定居民收入增长指标，并将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纳入政府和企业的业绩考核体系，用政策与法律手段加以保障和落实。人力资本提升是提高劳动报酬最根本的措施，公共财政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技能培训，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3、完善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抑制贫富差距的有效杠杆。我国现阶段，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小，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至今还没有开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应加快税制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各档次征缴税率，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和奢侈品消费税，加快推行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同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严厉打击偷漏骗税行为，形成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以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为辅的税收制度体系，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从2003年至今，政府在改善民生、加快基本公共服务进程等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出台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政府还应进一步提高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使财政资金的投向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并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不断优化配置公共资源，逐渐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4、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创造条件
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历来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我们所说的绝大多数人，最基本的就是广大农民和工薪阶层。必须首先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是当今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原则。
从利益的角度看，充分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不希望从根本上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因而，他们对收入分配改革总体上是持反对态度的，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口头上也讲要深化改革，但是，从实践上看，他们或者是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打左灯向右转”。这就涉及到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密不可分，整体利益离不开局部利益，而局部利益又受整体利益的制约。必须统筹兼顾，不能把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必须破除狭隘的局部利益观，树立大局利益观，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创造条件。
鉴于当前的社会环境，可先期进行如下改革：一是改革土地收益分配制度，从制度层面解决好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收益分配问题，坚决纠正城镇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中损害或侵害城乡居民利益的行为。二是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规范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严厉打击炒地、炒房、炒楼等投机行径，使房价合理回归，同时进一步强化保障房建设，满足城镇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三是精简政府机构，压缩“三公支出”；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部门对市场的干预；打破某些垄断行业的壁垒，引入新的竞争机制。四是下决心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取代当前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做法，以逐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诚然，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有较大阻力，但推行这项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可以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也可以采取局部先行的办法，比如对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要求财产公开，并尽快起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范性的制度和法律建设为推进这项制度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3卷，第995、998-10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3-14、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李实：《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探索与争鸣》2011（4）
[4]新华社调研小分队：《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2010-05-10
[5]陈文通：《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和对策》，《科学社会主义》2011（4）
名人名言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篇7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公平,效率
一、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收入分配理论
(一) 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 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其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对流动性的偏好。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也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来调节收入差距。
(二)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萨缪尔森 (Samuelson) 、奥肯 (Okun)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 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两者的观点, 认为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优劣, 只有在维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再辅以政府干预, 才能有效解决收入均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应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因此,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权衡的是, 避免在考虑更大程度公平的同时造成效率的重大损失。
(三)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罗宾逊 (Robinson) 、卡尔多 (Kaldor) 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不仅和财产占有制度有关, 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 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 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因此, 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进行调节干预来改进收入分配不均的状态。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城乡间差距尤为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 己经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3的合理区间。
2. 区域间收入差距仍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国家政策,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而中西部的发展却很落后, 这就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3. 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行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大幅度地提升, 然而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同, 据统计, 2012年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业89743元, 是该类别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而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22687元, 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1]
(二)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1. 政策性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在外资准入、金融税收等领域给予东部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 国家才在内陆边境城市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策略, 而此时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方面已相对处于劣势, 客观上导致了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
此外,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某些行业实行过度保护和干预, 对某些特定行业 (如金融、石化、电信) 在准入、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限制市场竞争, 使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而那些仅靠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而维持微利经营的传统行业 (如农、林、牧、渔业) 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性行业 (如零售业、餐饮业) 由于缺少政策上的倾斜, 其从业者工资的收入要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2. 制度性因素。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但仍存在一些立法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2) 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在税种设置方面不够合理, 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个人所得税, 其它税种还很不健全, 税制的不完善使其无法有效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3. 个体因素。
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强、素质越高、能力越强, 他的市场竞争意识就越强, 越能够胜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则不能,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个人收入上的差距扩大。
三、凯恩斯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 完善市场机制, 确保初次分配公平
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要既注重效率, 又注重公平的观点, 我国要创造按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市场, 大力改革垄断性行业, 一方面, 通过引入外部竞争体制解除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法律制度。放宽市场准入,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等领域, 营造各类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二) 收入再分配时更加注重公平
1.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要扩大社会保障人群范围, 使得广大低收入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政策;其次, 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能够贯彻落实。
2.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提高过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着手, 逐步达到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缩小的目的。其次, 要扩大税源, 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有效措施。
3.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政策、资金的扶持。
国家要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发展, 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此外, 国家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增加扶贫对象,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障碍, 提高农村发展能力, 使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共同发展。
4. 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化。
国家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要坚持公平原则,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 使其享有和发达地区同等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此外, 政府还应关注成人教育, 比如建立公共图书馆, 开展成人职业技能培训等。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减少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的弱化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要规范政府行为,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强化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意识, 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部门职能越位、错位的扭曲, 把可以由市场办的交给市场、把应该由政府办的办好, 促进政府职能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研究概述[J].经济学家, 2000 (4) .
[3]朱伟俊.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线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4 (9) .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回顾 篇8
1.1 西方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主要侧重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 讨论土地、劳动、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 并假设土地的存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
1.1.1 亚当·斯密的三个阶级收入分配理论
古典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他根据人们占有生产条件和取得收入的形式, 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收入是社会的三种基本收入, 其他收入都是由这三种收入派生出来的。同这三个阶级相适应, 斯密区分了三种收入, 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述了收入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产关系的本质, 但他的价值论是二重的, 造成他的收入分配理论也是二重的。
1.1.2 李嘉图的三个阶级分配模型
李嘉图的分配理论继承了斯密分配理论的合理成份, 他也认为社会产品是在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配的, 工资、利润和地租分别是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的基本收入。因此, 李嘉图分配理论的核心实际上是剩余价值产生及其分割问题, 其分配理论主要由工资理论, 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构成。与斯密相比, 他对三大基本阶级的收入更注重考察各种收入的决定因素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如何确定。
1.2 新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新古典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是研究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如何依据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边际贡献来在生产要素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 前者以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 而后者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
2 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2.1 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 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他认为充分就业时的静态均衡只是经济中的特殊情况, 而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 利息是人们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投资和储蓄是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动机的经济行为, 由于利润存在下降的刚性, 所以投资决定储蓄。凯恩斯将工资分成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 同时提出货币工资刚性理论。在此基础上, 凯恩斯认为分配不公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来进行收入分配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建立宏观调节个人收入差异的经济制度。
2.2 新剑桥学派分配理论
新剑桥学派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围绕着收入分配而展开的。该理论认为: (1) 国民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个部分, 二者份额的大小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取决于利润率水平的高低, 利润所占份额与利润率成正相关, 工资所占份额与利润率负相关; (2) 利润率的高低与物质生产技术条件有着直接联系, 而且与投资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 (3) 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客观物质基础, 它是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外生的历史条件沿袭的结果; (4)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这必然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和经济运行制剂的混乱, 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 而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是摆脱这些困境的主要出路。
2.3 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分配理论
福利经济学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总量增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福利, 彻底解决贫困出发, 认为经济增长中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均等化。福利经济学尤其是旧福利经济学认为, 由于货币边际效用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随着货币数量增加而递减的, 一个人的收入越多, 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小;收入越少, 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因此, 将富人的货币收入向穷人转移, 可以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 就会使社会总经济效用增加, 收入分配趋于合理, 从而使社会满足和社会福利总量增加。
2.4库兹涅茨的倒U形理论
1995年, 西蒙·库兹涅茨提出倒“U”型曲线。他经过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实证资料的分析, 得出了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 后改进”。并且他通过比较一些国家的横截面资料, 得出的结论是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比处于发展后期阶段的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倒U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 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 继而随着经济发展, 逐步改善, 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 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
摘要：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在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各自出发点等不同, 形成了许多流派。把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观点予以回顾, 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收入分配,三个阶级,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金国利, 李静江.西方经济学说史与当代流派[M].华文出版社, 1999.
[2]朱春燕.西方主流收入分配理论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 2005, (2) .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篇9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界定
一、居民收入的界定
“居民收入”是指居民个人通过劳动、拥有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拥有财产或通过其他行为获得的全部收入(总收入),不仅包括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收入,也包括财富收入、财产收入,是对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总称。而居民收入的水平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经济越好,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越倾向机会公平,居民收入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最终表现为劳动者获得的工资,货币资本获得的利润、利息,人力资本(表现为技术、管理、信息等)获得的报酬(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要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按收益多少进行分配,实际上是指该分配注重的是效率,是按贡献分配。该贡献是多种因素集合效益的体现,如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市场、营销等。谁能利用这些要素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能取得相应的报酬,在这种机制下(市场经济机制),效率便能够得以提高。
(二)再分配形成的收入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现代社会,再分配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的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宏观上而言,我们把来自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称之为“初次收入”,把来自非市场因素引起的收入增减称之为“二次收入”,与之相关的分配叫“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再分配的主体可能是个人(如朋友间的赠与)、家庭(如亲戚间的接济)、民间组织(如慈善捐赠)或政府(如税收或补贴)。在传统社会中,再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前三类,而在现代社会,政府变成了再分配的最主要的主体。
依据商品化的程度,再分配可分为五类,(1)援助性(救济、济贫)再分配,主要针对特殊困难的群体,如老、弱、病、残。(2)补偿性再分配,如工伤补偿、农产品补贴。(3)保险型再分配,如国家立法规定的,旨在增加收入安全的保险(包括疾病、伤残、失业、养老)。(4)公正性再分配,是指从公平出发,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再分配,其目的是为所有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包括收入和服务(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5)革命性再分配,以产权分配方式彻底根除不平等,如中国20 世纪50 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
总之,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界定
(一)收入分配差距理论分析
按照经济学家约翰·罗杰斯·康芒斯的理论,收入分配就是发生在国民收入领域中的分配主体分割、占有分配对象的过程,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讲是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权和利的一种交易。国民收入分配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和过程。第一次分配是在广义的企业中进行的初次分配,也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市场是分配的主体,按照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即主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初次分配属于微观分配行为,注重效率,必将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二次分配即再分配,是对原始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充和校正,因而崇尚“公平至上”即收入公平的原则,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手段来完成的,旨在通过税收实现“抽肥”,通过公共财政支出实现“补瘦”,用以暗补穷人,形成富人纳税养国家,国家财政支出暗补穷人的稳定三角结构,从而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分配上的相对公平。再分配属于宏观分配行为,注重公平,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或企业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慈善事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慈善事业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使得富人或企业的财富,被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社会,转移到穷人的身上实施共享,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而被学者称为第三次分配。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层次的表现,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社会和政治的多重效应,因而发挥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国际经验证明: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大;经济低迷,经济发展程度越低,第三次分配所占比重越小。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的,是依据市场法则的原始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二次分配的补充,以民间捐赠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三次分配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形成社会分配最终格局。在该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出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尽管每一次分配政府都力争实现对公平与效率的最优选择,但还是没能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学术界也开始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差距是合理的,有些认为中国目前差距已经到了非常不合理的程度[1]。其实,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应区分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这两个概念,收入分配差距属于实证概念,它是一种结果———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包含价值的判断。换而言之,并不是所有的收入差距都意味着不公。由初始状态、个人努力程度、冒着风险找到新机遇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应该包容和鼓励的。那些个人无法掌控的因素,如环境因素(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工作技能等)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政府要缩小的目标。收入分配公平属于规范概念,是对分配结果的判断,包含着价值因素。总之,有一定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公平也一定对应着收入差距[2]。
(二)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度量指标
收入分配的度量指标能够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常用的指标有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收入均等指数、库兹涅茨比率(Kuzhnets Index),阿鲁瓦利亚指数(Ahluwalia Index)、收入不良指数、泰尔指数等。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常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或平均分配程度)的指标。它是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得出的,是用来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均程度的数量指标。基尼系数是指占人口总数一定百分比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额在全部居民收入额中的比重。基尼系数范围在0~1 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小;相反,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标准:“若基尼系数低于0.2,则表示该国居民收入绝对平均;在0.2~0.3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2 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0.4~0.5 之间表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0.6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 作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3]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收入分配差别的总体状况。基尼系数的上升表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程度加深。当政策作用使社会基尼系数下降到公平性标准时,则说明该项政策有效。但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基尼系数来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进行比较。
收入均等指数是指将社会中的一定数量的居民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排序,并将这些居民依次划分为不同的组,使每组居民数相同。要看一个居民的收入地位,就可以看该居民的收入份额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的差距,该差距越小,表明该居民收入越接近平均水平;该差距越大,则表明该居民收入越远离平均水平。通常使用居民收入分配均等指数(k)来表示该差距,该指数取值范围为0
库兹涅茨指数是以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该指数的最低值是0.2,指数越高,表示收入差别越大。
阿鲁瓦利亚指数以4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份额来表示的指数,这一指数的最高值为0.4,指数越低,收入差别越大。
再读马恩的收入分配理论 篇10
马恩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由以下三个构成部分, 它们分别是:关于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
1.关于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首先,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它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只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环节, 这一环节完全由生产关系来决定。正如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指出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一定关系”。其次, 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马克思认为, “所谓的分配关系, 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态, 以及在人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 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再次,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分配的性质。虽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但是,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认为是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最后, 国家通过财政分配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中发挥作用。国家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包括分配在内的经济的有序运行。而拥有有自己的收入是国家有效履行这种职能的一大前提和重要保障。正如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力, 就要公民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捐税”。
2.关于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主要包括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从批判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第一, 马克思的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理论。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 曾经指出, 劳动力、土地所有者、资本分别得到了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虽然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真正源泉, 但由于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起到一定的贡献作用, 所以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依据生产要素的其所有权可以获取一定份额的收入。第二,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通过通过对资产阶级这一分配理论的批判, 揭露了发财致富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的实质——土地所有者与产业资本家共同瓜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除此之外, 马克思他还预测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变化趋势, 在他看来“在给资产阶级一极带来越来越多的财富的同时, 势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相对过剩从而经济贫困的人口, 这就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趋势的出现”。
3.关于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在大力批判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按资分配时, 马克思他指出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和剥削脱离了人的现实世界而使人陷入拜物教的迷幻王国。他强调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以人为本”的伟大使命和以人的共同发展为根本来推动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在他晚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关于分配的基本思想, 并且他构想了未来社会的分配理论, 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 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设想。 (1) 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劳动者以“所有者”这一身份对待自然界, 那时的社会“除了自己的劳动, 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 马克思指出其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因为那时候社会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 从马克思的设想中,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以下四点:第一, 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是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第二, 按劳分配的实现, 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它要求消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要求消灭剥削, 每个劳动者成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第三, 按劳分配是在产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即这里劳动不再通过市场、商品等价值形式而是直接以劳动量为交换尺度实现劳动的交换关系。第四, 在未来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再受分工形式束缚, 所有的劳动创造成果都归社会所有, 全体的成员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2) 按需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马克思设想在劳动它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后, 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 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 在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 在随着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这时的社会才能理直气壮地在自己旗帜上鲜明地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到那时, 人的需要成了分配的唯一尺度, 个人获得了全面发展, 人们的思想境界极大提高。这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最理想也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
二、马恩的收入分配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恩分配理论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分配理论的渊源, 而且是中国当下收入分配的制度改革的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秉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基本理念, 继承和完善按劳分配原则, 尊重劳动和劳动者, 将私有制经济的劳动者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各种分配思想都统领到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之中, 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主人翁的地位, 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成果共享价值追求, 才能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国私营经济领域“重资轻劳”现象严重, 的确分配问题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政府要下大力气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人民群众可容忍的范围内。“劳动——资本”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劳资关系问题的实质与核心。
摘要：马恩的收入分配理论,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关于分配问题的科学理论, 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分配问题、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分配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收入分配,和谐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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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理论之争与未来展望 篇11
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
关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 理论界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派观点认为, 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市场化或者市场化过程中, 以刘国光、程恩富、吴宣恭等为代表。生产要素分配决定收入分配, 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重要保障。刘国光 (2010) 认为“效率优先”, 忽视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程恩富 (2010) 指出, 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必然极力压低工资。吴宣恭 (2010) 进一步指出“私人企业主惊人收入和巨大财富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和财产的差别”是“过度剥削的结果, 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另一派观点认为, 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权力经济, 以吴敬琏、张维迎、李实等为代表。吴敬琏 (2011) 认为对初次分配造成扭曲的原因包括产权界定不清晰, 地方行政垄断和寻租腐败。张维迎 (2008) 提出体制的不确定、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影响收入分配。李实等也持类似的观点。
二、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
由于对收入分配不公根源认识不同, 学者们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
第一, 认为单纯市场化是造成分配领域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的学者主张, 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来解决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刘国光等人指出, 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 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 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应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 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两个为主原则的真正落实。
第二, 认为权力经济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根源的学者主张, 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 引入竞争机制, 减少政府干预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措施包括:第一, 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和劳动效率;第二, 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 深化垄断部门改革,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 通过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三, 继续推行全面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透明的政府资源配置和运作机制, 完善政府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第四, 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三、简评与展望
理论界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背后的成因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 提出了促进收入公平的不同路径选择。形成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存在内在性和多面性, 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 因此, 需要采取多元思维和多学科综合的经济学方法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内在原因, 需要采取综合性的全方位改革举措, 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最终建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收入分配体制。目前, 在理论界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公平的理论界定。
国内学术界对于公平的界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第一种观点, 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公平既包括机会的均等、合理的收入差距, 也包括培育一种认同感;第二种观点, 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公平包括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第三种观点, 以蔡继明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公平也可称作公正, 是一种对财富分配状况的一种价值判断, 它反映着人们对不同的平等与效率组合好恶和取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 初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两个公平是指公平本身, 即公正或正义。“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两个公平是指平等, 主要是指结果平等, 即收入平等。第四种观点认为, 公平涉及道德、政治、经济等方面, 具有多层次的内涵。
我国学者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公平观点。由于大多数学者仅是从分配领域来解读, 因此对于公平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公平问题并不只是存在于分配领域,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其它领域同样存在, 故对公平的内涵研究, 应从政治、经济、伦理、社会等多方位角度去分析, 分领域分层次进行明确的界定, 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平。
(二) 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
真正的公平, 不是平均分配, 而是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 是效率和公平的和谐统一。2013年1月, 人民日报发表的《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需要引入竞争机制》的文章中提出, 以市场化改革推动分配公平。能不能靠市场化实现真正的公平?需要我们辩证地去思考。市场化改革遵循的是按要素分配原则和优胜劣汰原则, 重点强调机会均等、自愿交易和平等竞争。按照机会平等论, 如果机会均等, 权力正义, 人们获得的报酬同他们的资源禀赋、劳动贡献相匹配, 就是公平的, 由此引起的收入差距也是公平的。但是, 在分配领域中, 由于存在强资本、弱劳动倾向, 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只能凭借自身的劳动要素获取财富, 而资本要素通过多种投资方式获取更大财富, 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和循环积累因果效应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机会均等下的按资分配, 虽然有效率, 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真正的效率应该是和真正的公平是一致的, 因此, 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同增共进, 首先要打破资源垄断、权力垄断, 促进资源和权力配置的公平性, 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 促进机会均等, 权力公平, 规则公平, 促进包含公平因素的效率实现。其次, 要加强对基本分配制度的研究。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分配方式, 其基本原则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由于不同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别, 由此他们所获得的报酬也存在适当的差别, 这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改革用工双轨制, 实现同工同酬。在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 对于财产性收入差距, 要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最后, 继续推行全面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加强政府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 改革财税制度, 加大再分配支付力度, 增进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 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的状况。
2013年2月, 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克难攻坚、有序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达到预期的目标, 必须要制定和出台收入分配改革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收入分配将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将从哪里突破, 将会遭遇哪些阻力, 如何让政策贯彻落实到实地, 从而最终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统一, 需要理论界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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