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精选12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1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理论, 是推动社会进步, 实现人类解放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与时俱进是其最根本的理论品质。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伟大纲领, 贯彻科学发展观, 既要从实践的层面探究落实途径, 也要从理论的层面搞清楚其理论根基, 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 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善于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 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1]。胡锦涛同志2006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上述讲话, 集中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
就本意来说,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统一物质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的部分的认识, 是辩证法的实质[2]。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世界是处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过程中的,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能彼此孤立地存在, 而是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之中。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是全面的深刻的, 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把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种点与面的结合, 是互相推进的。
矛盾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 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不仅存在于事物的内部, 还存在于事物的外部, 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 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是立足国情, 总结我国的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 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 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 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 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 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发展内部各方面、各因素保持辩证统一。统筹各方面的发展, 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不断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 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 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坚持唯物辩证法, 因地制宜, 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群众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两个归结”, 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动因, 社会之所以不断发展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经济基础) , 进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 从而使社会形态发生更替。我国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提倡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 一方面可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正如胡锦涛所说,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现代化, 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可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人类社会最终进入到无阶级社会奠定必需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 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历来把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 强调“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 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 而不是当作由别的东西来“鼓励”的被动的客体。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或“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就是生产满足人们衣、食、住以及其他所需要的东西,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均是由“社会的” (social) 这一形容词衍生出来的, 而它的出现是与“个人的”相对而言的,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以强烈的否定性的批判精神来对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和个体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理论中的统治阶级实行的个人权利[4]。所谓以人为本, 从一般意义上说, 就是要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尊重人的价值。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 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有原则的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西方人道主义产生于14—16世纪, 人道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和教会以神权压制人性, 鼓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提倡关怀人, 尊重人, 后来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博爱的口号也是这种世界观的发展。这种人道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根据的。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特点是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谈论普遍的人性, 而这种普遍人性其实是以资产者为模板描绘出来的, 只不过被解释为一切人共有的人性而已。作为马克思主义命题的以人为本与此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 核心是要以人民或人民群众为本, 它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 是以确认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地位为前提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 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展开, 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 是“现实的人”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飞跃。必须正确理解以人为本, 不能把它理解为以个人为本, 尤其不能理解为以我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当然要落实到个人, 人是相对于物来说的, 不是相对于社会来说的, 所以, 这个“人”不是一个人, 而是许多人, 甚至是每一个人, 即全人类。如果把这个“人”理解为一个人, 即我自己, 那么, 人本主义便成了个人本位主义, 即个人中心主义或个人主义, 从而与社会本位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对立起来了, 甚至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或唯我主义。而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中的“人”, 主体是指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 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 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以人为本中的“本”, 就是根本, 即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最新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我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 按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来发展, 对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
科学发展观, 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我们就一定能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今后的一段时期, 特别是“十二五”规划期间, 关注社会和谐, 注重解决社会矛盾, 全力降低发展成本, 以人民的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有关资料表明, 我国人均GDP将在近期突破三千美元, 依据世界性发展经验, 该阶段将是一个矛盾高发期, 而目前我国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了大量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较为集中而突出的问题是,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而在居民中不同部分的人群收入差距仍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若不及时扭转这一趋势, 就会使我们的发展偏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并直接损害公平原则, 甚至威胁社会稳定。胡锦涛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科学发展观也是一个涉及人与自然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中仍存在着单位产出能耗和材耗较多, 这既制约着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也包含着代内和代际间公平问题, 按照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效益, 合理分配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总体思路, 来解决我国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 都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说“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是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贫穷落后的实际, 提出的一种促进社会发展调节人们利益的基本原则, 而当它发挥自己的历史性作用, 在经济发展达到目前这种状况, 则应该将执政党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公平问题, 按照“注重公平, 促进效益”的原则来解决当前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雪灾、5·12汶川地震等事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全党同志都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 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 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更好地完成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肩负的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胡锦涛.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2]列宁哲学笔记[M].人民出版社, 1962:278-407.
[3]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M].人民出版社, 2007.
[4]陈筠泉.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M].北京出版社, 2002:45-60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2
论《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论文摘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宽泛的、描述性的概念。他指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关系；认为同一社会基础上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他还力图寻找政治行动中危机和错误产生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原因。葛兰西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把策略的因素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获得了现实的政治意义。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有关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却往往重卢卡奇轻葛兰西，对葛兰西理论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对其理论的哲学立场（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评判，以及对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方面，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为数不多，而且往往把它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放在一起作为同一理论观点来研究，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理论支撑来论述。所以，有必要对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对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人手，探寻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葛兰西在其代表作《实践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并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葛兰西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使“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性的概念，以适合时代与实践的发展。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最高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总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表现在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中，并使它们统一起来的社会集团的社会意识（思想）。他指出：”在这里，人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但得以在世界观的最高意义上使用此词为条件，就是说它默默地表现在艺术、在法律、在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
葛兰西还在各种意义上区分并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提出”有机的意识形态“和”任意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对二者作了区别。他指出：”人们必然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就是说，那些为一个特定的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在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需的范围内，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在意识形态是随意的范围内，它们只创造个人的‘运动’、论战和如此等等（虽然甚至这些也并非完全无用的，因为它们像一种同真理相对照、证明真理的谬误那样地发挥作用）。“可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意义宽泛的中性词，而且研究得更为细致与深入，这与马克思多在否定意义上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同。”在他那里，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不再是单纯消极和否定性的，而有可能根据它的革命性而成为积极和肯定性的，或者说，意识形态依照其阶级性而区分为进步的与落后的。“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发展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那时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指唯心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也多是在否定意义上指称这种意识形态，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进行思考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处于低潮，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开始兴起。“所以，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宽泛意义、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更适合并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更具有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二、剖析”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马克思创造性地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生活的反映“这一科学论断给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无疑是具有创见性的重大科学理论。实践的发展使得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在葛兰西生活的时代，葛兰西在研读了大量马克思的着作基础之上，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这一基本理论命题，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策略的指导，形成了对社会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首先，葛兰西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即思想与活动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影响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人们的思想和活动并不总是一致的。葛兰西指出：”思想和活动之间的这种对照，即两种世界观――一种在言词中得到肯定，另一种则在展开于有效的活动之中――的共存，在这样一些场合，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对立，不能不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为深刻的对立的.表现。它意味着，那个社会集团确实可能具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哪怕只是胚胎状态的，一种表现在行动中的、但却只是偶然地和在刹那间的世界观，当着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去进行活动的时候，由于它在智力上从属和服从[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缘故，却采用了一种不是它自己的、而是从另一个集团那里借来的世界观，但它却在口头上肯定这种世界观并相信它自己在遵循着这种世界观，因为这是它在‘常规时间’内遵循的世界观，也就是当他的行为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从属和服从[另一个集团]的时候遵循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不能把哲学同政治分离开来的原因。而且人们还能进一步表明，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也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这说明：第一，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是很复杂的问题，它与政治、哲学和信仰都息息相关。第二，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不仅由社会实践所决定，而且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制约和影响。第三，社会实践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先于社会意识的独立存在，这使得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成为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决定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指明了人们如何认同并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在思想与活动发生矛盾时，人们为什么会从多种意识形态中选择、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所在。
其次，葛兰西注重对同一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多种社会思潮的发生、散播及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葛兰西注意到不仅实践、思想和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而且他还研究了”在一切时代都同时存在着许多哲学体系和思潮，这种情形是怎样发生的，这些思潮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是怎样得到散播的，以及在散播的过程中，它们为什么会沿着某些路线、朝着某些方向分裂开来？“社会实践不仅产生了意识形态，而且产生了多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甚至还产生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这是葛兰西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背景下，促成了葛兰西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同一时代、实践条件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这是在新的时代和实践条件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贡献。
三、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在同一社会实践中会产生多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出现了在一个国家之内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统治阶级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关于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首先，实践哲学有着不同于其它哲学的意识形态统一方向。”一般的内在论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下列事实：它们不能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创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实践哲学倾向于不把‘普通人’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水平上，相反地，倒是把他们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其次，葛兰西指出了在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新世界观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原因）而得到传播的，但是，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性的要素，权威性的要素以及组织的要素，在不论是单个的个人还是一定规模的集团确定了总的方向之后，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的检验。“最后，葛兰西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建设新世界的先导，展示了他对于进步意识形态追求的勇气、信心、希望和对建设新世界的渴望与热情。”一个新世界的开端，尽管它们总是粗糙的和凹凸不平的，却总比旧世界的垂死挣扎和它所产生的绝唱来得好些。“
葛兰西把策略的因素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摆脱了抽象的思辨性，获得了现实的政治意义。他认为，首先，”工人们只有获得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才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进而影响和改造社会实践。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东西方社会的结构不同，所以，在东方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而在西方则不能采取这种形式，西方革命的核心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取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先获得市民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然后才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其次，统一的意识形态是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
葛兰西指出：”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那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不一致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描绘出存在着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极权主义“是指”在‘统一的’、‘吸收一切的’意义上“说的。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统一的观点和策略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建设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导和保证，要致力于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社会思想和多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社会因素来实现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四、探寻”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的意识形态原因“
在葛兰西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行动之中也难免会有危机和错误，这其中也会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
首先，葛兰西不回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这一方面展示了葛兰西作为一名实事求是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所拥有的正视危机和错误的理论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本质的继承与发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根本。
其次，葛兰西认为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并不是完全由社会生活实践决定的，而且社会生活实践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复杂过程，所以”在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时刻，政治都是基础中发展趋向的反映，但这些趋向却并不必定得到实现。对于基础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它走完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之后才能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而在发展过程本身期间，人们只能假设性地进行研究，并以处理假设为明确条件。“在这里，葛兰西一方面指出了意识形态研究过程中实践的非唯一决定性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指明了实践研究的阶段性与不确定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以及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性与无限性原理在实践中的理解和展示。
再次，葛兰西力图寻找错误和危机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他说：”某一种特定的政治行动可能是统治阶级领导者方面计算上的错误，对于这种错误要由历史的发展，通过指导阶级的议会的和政府的‘危机’来加以纠正和超越。而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却不容许有错误的可能性，认为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所决定的，所以是基础的一个实在而永恒的（在实现了的意义上）的变化[的反映].‘错误’的原则是一个复杂的原则：人们所涉及的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计算的基础上的个人的冲动，也同样可能是特定的集团或派别在指导集团内部接管领导权的很不成功的尝试。“可以看出，葛兰西特别关注个人主体和集团主体在主观意识方面和主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意识形态调整以及发挥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来对问题加以解决。这是在实践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论述中提到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这种误解所导致的行为结果是：一切都是由客观基础决定，那么人们便不用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负责，这种观点是必须批判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没有一个独立于人和人类社会之外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种观点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
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 篇3
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科学界将经验证实原则奉为经典。而波普尔从科学的迅猛发展中得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启示，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它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经验的归纳来证明某种理论，经验的确证只是暂时说明了某种理论与经验的一致。相反，经验也可以证伪一种理论，任何理论都逃脱不了被证伪的厄运。猜测——证伪——再猜测——再证伪……这就是科学逼近真理的道路。在波普尔的基础上，库权威性和拉上学托斯又发展了这种思想。总体来说，他们动摇了人们对知识可靠性的迷信，人们不再把已有的知识看成是永远灵验的金钥匙，这对当今的建构主义有着很大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也同样对建构主义有很大的启示，他认为说话者在根据一定的规则，用语词做各种游戏时，拼词只是工具，它们本身并没有意思，它的意义是我们按照自己的使用目的而赋予它们的。另外，维特根斯坦还提出了“家族相似”的概念，认为事物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但不存在绝对的普遍规律，每种事物都是独特的。当今的建构主义者提出，没有对事物唯一正确的理解，只要我们的理解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算达到了目的。同时，他们还极力主张具体，反对抽象和概括，这都与这种思想有关的。
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
皮亚杰认为，儿童是由内部动因促使其发展的，所以，儿童是主动的活动者，生活经验只对其发展的速度起着加快或减慢的作用。在认识过程中，同化是把环境因素纳入主体已有的图式中，以丰富和加强主体的动作，引起图式的量的变化；顺应则是主体的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必须建立新图式或调整原有图式，引起图式的质的变化，使主体适应环境。同化和顺应是同时发生、共存发展的，并且二者相互包含。皮亚杰还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必须依赖原先已经形成的图式，凡能在行为中可以重复和概括的东西，我们都称之为图式。智力就是适应，适应是同化和顺应的平衡。他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智力发展与同化、顺应的关系，正是在有机体作用于环境（同化作用）和环境作用于有机体（顺应作用）的条件下，二者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循环往复中，智力才由低到高，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最后，皮亚杰认为，主体的认知结构是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建构起来的，他批判了传统的经验论忽视认识的主体能动性的错误，指出认识在本质上是主动的，从而突出和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发展理论
维果斯基强调社会文化历史的作用，特别强调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认为，高级的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这种内化不仅通过教学，也通过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另外，内在的智力动作也能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化和外化的桥梁便是人的活动。另外，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对正确理解教育与发展的关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当今的建构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说
有意义学习的产生既受材料本身的影响（逻辑意义），也受学习者自身因素的影响（积极学习的心向和原有的认知结构）。能与原有知识建立起实质性和非人为联系的材料称为有逻辑意义的材料。逻辑意义、积极心向和原有认知结构使材料具有了潜在意义，而具有潜在意义的材料与原有认知结构会发生作用，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才使新知识具有了心理意义。
参考文献：
[1]黎黑.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郭本禹.西方心理学的新进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3]李子建，宋萑.建构主义的理论之二——自主的学习[J].全球教育展望，2007，（4）.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实践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这些理论思维能够繁衍生长起来, 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它是满足实践的需要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实践性”。实践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行了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基础。理论总是来自实践, 而又高于并服务于实践的。是故, 可以这样说:实践的需求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为根本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在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方面都有深刻的体现。自从实践“出场”之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语境之中, 实践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自觉运用和表达”。实践是人生命存在的最高乃至是最直接的本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就是马克思本人对于这一现状的抽象性哲学话语的表达;同时也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有的一种理论思维基本的素质。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 是在同费尔巴哈的论战之中逐渐获得的正确的认识。“感性的人的活动”或者说是感性对象性活动乃是以前的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所忽略的。人, 作为一个现实的个体, 人的活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实践, 是人与外部世界进行能量、信息或者物质变换的最基本的方式, 是人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同时, 实践又是人们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活动, 也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最为真实的展现。在实践的场域之中, 它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 它能够预期的目的, 并证实自己行为的效果。人们就是存在于这种交互性的对象化活动之中, 他们凭借着一定的中介, 使得这种活动最终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和外在尺度的统一。另外, 在主体对客体 (或者世界) 的改造中, 往往总是采用批判性的态度来处理这些关系, 于批判之中进行合理的取舍, 用批判的方式参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 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和生活。并在这种创造中不断地改造自身, 发展自我和优化自己, 最终找寻出一条与自己的理想相一致的路径。在不断的反复之中, 更加具体地展现着自身的追求和理想。因而, 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乃是实践的最为本真的内容。
在学术界, 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有着重大的分歧, 有学者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对此作了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梳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理论创新的时候, 就是以实践变化为依据的, 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并坚持在实践之中不断地检验和发展这一理论。纵观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历程, 不难发现, 鲜明的实践特性“凸显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的聪明智慧所凝聚的创新理论中”。因此, 可以这样说, 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是源自实践而又为实践服务的, 并在实践之中得到不断检验和发展的, 这就使得党的创新理论具有了鲜明的实践特质。
首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是源自实践的, 是源自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我们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 其源泉就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乃至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理论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也就是系统化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活力, 就是因为它是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普遍真理。就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 必须读, 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 这是第一。但是,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 任何国家的思想界, 都要创造新的理论, 写出新的著作,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所谓的“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思想不仅仅具有理论品格, 还具备其他理论不具备的实践性的品格。而且也不仅仅只有毛泽东思想具有实践性的品格, 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品质。无论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本质等理论, 还是“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 都是建立在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上的。总之, 因此, 我们党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理论创新, 就主要是以建设好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的要求为中心的。进而在不断地探究和回答何谓社会主义和怎么样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么样来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是主题和实践是中心始终保持着一致, 它突出地反映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理论具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对这一特点的合理而又科学的表述。
其次,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其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服务, 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每进行一次理论创新, 其主要目的都是为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在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理论的作用, 它能对实践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这一点在列宁时期, 即使已经认识到的真理。他极力反对轻视理论的做法。
纵观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次理论创新, 他们的宗旨都是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的。它们不仅仅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在实践层面的运用, 更是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考量, 着眼于新发展与新实践, 并不是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若是没有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关的理论, 也就不会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关的实践。“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 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这是站在了全局高度, 以富有战略的眼光, 强调了理论创新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 这也正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永葆蓬勃生机的源泉之所在。俗话说“一语不能践, 万卷徒空虚”, 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 每进行一次理论创新,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推进社会的实践、不断引领时代的变革。理论必须为实践服务, 必须为实践引领正确的方向, 开辟光明的坦途。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长盛不衰。为那些未能服务于实践的论调是空洞无力的, 是没有支撑的, 是没有鲜活的生命力的。
最后,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其成果必须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并且要在实践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 乃至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之日起, 就是与社会的实践相结合的。它的具体途径就是为工人阶级政党提供指导, 从而使得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符合, 最后在这些运动和实践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表明, 对于理论进行创新, 最主要的就是要结合社会的实际和人们的实践, 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理论, 并服务服从于这些实践, 在实践之中不断得到检验, 最终促成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才能使得理论得以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世界是物质的和运动的, 运动则是有规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总结的顺口溜。作为物质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 其运动和发展也是有着规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体进行实践的过程, 也就是人类认识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实践多姿多彩, 不断变化和发展, 实践永无止境, 理论创新也是一样无止境的, 这就是人类认识的规律之所在, 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规律。若是没有实践,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基础;要是离开了创新, 理论的生命力也便无从谈起了。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的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改造旧中国和发展新中国的一段历史;同样也是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不断地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解决当时时代的重大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是基于当时社会和历史实践发展的深刻把握。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之中, 必须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必须以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指南, 用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活动, 让科学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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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5
第一个基本点，“实事求是”是我党思想路线的核心、灵魂。实事求是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思想精华，它既深刻体现了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又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在彻底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即首先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要求人们如实地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它，特别是要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彻底的唯物论本身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而形成的现实出发，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辩证法的世界观。人们要想正确认识变化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那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在客观与主观、现象和与本质的辩证统一中，运用科学思维的认识方法，才能真正实现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第二个基本点，这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只有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观察和研究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对客观事物本身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思想路线的又一个基本点。它与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理论联系实际当然包含从实际出发并以客观实际为前提，而且在客观实际中具体运用正确的理论进行分析和概括，从实际的现象中掌握本质和规律，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原则，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条件和方法。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基本点。因为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重要的实践标准和真理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探求、检验和发展真理，是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达到实事求是，而且人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最终确定。同时，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也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毫无疑问，彻底的唯物论必然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也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相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6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拜物教；批判；少数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44-04
一、拜物教的宽泛内涵
如果撇开商品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空间或视域，“拜物教”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拜物教”中的“拜”具有“尊敬、倾倒、敬受”的含义[1]60。“拜物教”是“拜神教”的对称。它是指“神灵观念明确产生之前，原始人把某些特定物体当作具有意志的物体而加以崇拜的宗教。”[1]60-61基于拜物教概念的原始内涵，拜物教一词也用来比喻对某种事物或东西的迷信、迷恋、崇拜、追逐等，如对商品、货币、金钱等东西的崇拜、追逐等。正如德·博兹所说：“对某种现实的、物质性的物的崇拜可以称之为物恋……正因如此，我将其称之为拜物教”[2]。
另外，拜物教是一种异化现象。异化的德语词为Entfre-mdung，来自fremd一词，意为“异己的”，或Ent■usserung，来自ent■ussern一词，意为“使……成为外部的、外在的”，它与拉丁文alius（别的）一词有关联，也译为“疏远”。具体指“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分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3]。简言之，异化就是人创造的、支配的、属人的东西，却成了人顶礼膜拜的、支配人的、与人分离的东西的一种状态或现象。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拜物教批判理论
马克思的拜物教既有以上考辨的拜物教的宽泛内涵，又有特定语境下的比喻意义上的内涵。在这里，笔者主要拟探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而《资本论》是马克思把其哲学运用于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结果，即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成果。
《资本论》有两个目的：一是揭露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规律：二是批判对这一规律做出解释、研究和辩护的“全部经济学文献”即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这正如恩格斯所说，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相反，它一开始就已经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家文献的批判”[4]。而马克思的上述批判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5]。
马克思认为商品看似平凡和简单，但其实不然，它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6]88。马克思认为，商品的这种微妙和怪诞源于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背后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源于物与物所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劳动产品在一定条件下获得的社会属性就颠倒为劳动产品本身固有的属性。“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6]89。即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协作、分工关系中生产出的产品或物，却变成了独立于这一社会关系之外的异己的存在。对这一异化了的存在的迷恋、崇拜和追逐就是典型的拜物教。“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6]90。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在交换之前首先是通过分工，人们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产品的生产过程虽然揭示了价值的真正来源，但商品的价值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在交换中实现的。交换中表现出的是彼此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隐藏着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关系”[6]90。在交换过程中，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即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来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6]90。即他们认为这是物本身固有的增值或实现能力，跟具体的商品经济条件、社会生产关系无关。由此，拜物教就应运而生了。“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6]90。货币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即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家认为他们买入劳动力时已经支付了劳动力价格或工资，而劳动力所有者即工人也是自由的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的，所以没有违反等价交换的原则，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作为单个人也是自由的。但这只是在交换领域内虚假的或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因为一旦离开交换领域的商品交换进入生产领域就会发现资本家在其中做了手脚，即资本家除了补偿劳动力价格那一部分价值外，还无情的延长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来榨取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7]。所以，在生产领域，买卖双方一反常态，“原来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7]。资本家把榨取到的剩余价值一部分用来消费，一部分用来积累以便需要时转换为资本。货币资本在企业生产的循环和周转中，表现出价值增值好像是货币本身具有的魅力，因为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中，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形式，而且终点是增值了的货币形式（G—W…P…W′—G′）。这一公式也明显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无止境的追逐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引用托·约·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6]871。
以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规律体现出的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另外，由于资本运动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各个资本家之间也是互对抗的。“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头上。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8]299。虽然资本家表面上“昂首前行”、“雄心勃勃”、“笑容满面”，但其实他们是金钱的奴隶，金钱或资本成了统治自身的异己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有制双方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9]。
工人们面对的非人的生存现实还有：自然与人的异化。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的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10]133-134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古典学者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剩余价值的实质和看清了资本拜物教，但“这些资产阶级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的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8]564。他们已不再关心“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只关心它是否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8]17。
通过分析上述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我们可以提炼出拜物教在一个社会中是否存在的三个标准（称为“拜物教判明法”）：第一，实行商品经济；第二，经济上存在着剥削；第三，不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阶级垄断了行政权力且拥有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权力，并实际占有财富。
三、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宏观启示
我们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得知，拜物教有其产生的条件或温床。众所周知，我国是实行商品经济的国家。在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另外，我国现今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包含私营企业、外国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企业，这些企业中都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剥削，即虽然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3。但是，由于我们特殊的经济制度，剥削还将在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内伴随其存在。
再者，虽然我国还没有形成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的阶级，但存在着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确是事实。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成过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关于这一点，巴枯宁曾这样写道：“请问，如果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12]192。他继续写道：“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工人，他们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治理人民的欲望。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12]193。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也指出：“在其他制度下，官僚从来没有摆脱统治阶级而达到这样独立的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官僚代表有财产有教养的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拥有无数日常手段来监督官僚的事务管理工作。苏维埃官僚则已经上升到几乎还没有摆脱贫困和黑暗的阶级之上，并且没有统治或者指挥的传统。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以后，由共同利益、友谊、婚姻等纽带同大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官僚则采取了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而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旁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官僚还不仅仅是官僚，而是苏维埃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唯一享有特权和发号施令的阶层”[13]181-182。这个官僚阶级在权力一手遮天的同时，还控制和占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财富，“但是，官僚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手中的国家掌握政权，这就在官僚和全国富人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说——‘属于官僚”[13]182。前南斯拉夫总理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也指出：“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级利益解释为这种权利，那么分析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在兴起，或者说，正有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在兴起”[14]32。苏联和南斯拉夫诞生的“新阶级”，是二者最后解体和归于失败的原因之一，为此我们应该加以警惕。
最后，人们对物、金钱的疯狂崇拜和追逐也同时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自然反过来加紧了对人类的惩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拜物教的产生除了跟人性有关外，还和一定的条件分不开。近年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企业、工厂的日渐增多，人性方面的蠢蠢欲动，使其不断具备了拜物教产生的基本条件。那么，在不否定这些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我们，何为？
显然，马克思没有给我们开出过渡期具体该怎么办的方子，他只是期指了过渡期结束后我们的走向和目的地。“个别词指代预期中的对象，可称为期指。”比如，“大同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指代的就是预期中对象[15]。他认为我们的目的地是“自由人联合体”[6]96。“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这个“自由人联合体”又可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0]120。但是，请问这一最高境界到来之前的漫长过渡期，我们该怎么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坦言，“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6]97。
可见，过渡期具体的方子只能靠我们研制。如果我们总是不明就里，教条地拿着马克思的这一宏观方子企图包治百病，就会因没有对症下药而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比如，我们不能在马克思的本本里抓住“拜物教与商品生产分不开”这句话，要么否定商品经济，这种做法无异于在电脑里查杀病毒时把病毒和文件一起杀死的做法，或者无异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做法；要么为拜物教的存在辩护。
（二）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微观启示
在不否定商品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我国应如何预防拜物教现象呢？本文拟给出下面六点微观启示兼建议，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第一，建构诚信理念和诚信制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7]19、43。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需要诚信，商品交换领域中更需要诚信。因为没有诚信，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如果交换双方为了钱和利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拿别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其结果只会既毁己毁人，又毁商品经济。
第二，教育的内容要全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7]138。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用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为知识、德行、对人对事要尽心竭力，为人要诚实守信。一个社会的诚信除了靠习惯的养成，自己的自觉外，还须教育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经验证明，人不是神，人性的自觉是有限度的，所以需要教育的帮助。
第三，监督上要落实和加强。正是由于人性的自觉自律的有限性，所以还须要监督发挥作用。最近，在民间和媒体上都报道说，我们现今的有些监管部门都是脸难看、事难办、电话不接、邮件不看不回，还说违法者养着执法者，执法者袒护违法者。笔者写本文时，刚好电视上播出一个这方面的新闻，可以拿来做一个现成的例子：据报道，几名群众和一个记者到一个监管部门的领导办公室反映当地严重的污染情况，结果这个领导的反映令人吃惊，他不仅不去调查污染事件，还为制造污染的企业极力辩护，而且大声呵斥记者和群众：“滚”。
第四，树立正确的信仰。对商品经济进行人为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无形力量的监督，这个无形力量无论是神、上帝、公道还是良心，它们都是人生路上的“指向灯”，它们不但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而且可以塑造人们的道德人格。这方面，西方国家就比我们做得好，因为他们有自己坚定的信仰。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言行有双重的监督，即他人和上帝。他人看不见的时候，上帝会看到。所以，我们近年发现，西方国家和受西方影响较深的香港等地，食品安全问题相对较少。
第五，树立法律观念，对违法的企业要严惩。这也是对人性自觉自律性有限方面的一个有效补充。这一点也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西方，无论是违法企业还是监管不力的部门，一经发现，都要给予很严厉的惩罚，比如让违法人员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而且禁止他们终身再从事同类职业。
第六，给言论和学术研究一定的自由空间。政府应当珍视并善待言论。良好的言论有如生命之水、万善之源[18]。学术研究更是如此。所以，应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和学术研究的自由。马克思曾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19]。只有让我们的学者不断地揭示现存的各方面的问题并研究之，我们才能增加一股拯救实践的力量。比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有像马克思、恩格斯等无数的斗士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适度的宽容，他们才写出了像《资本论》等这样的巨著。又比如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正是有诸如德里达、马尔库塞、葛兰西、哈贝马斯、拉克劳等无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对他们适度的宽容，马克思主义本身和资本主义才有后来长足的发展和创新。总之，“西方人历来有把真知作为独立价值来追求的智识趣味，在近代经过无数像马克思那样的斗士的奋力抗争，又逐步争取到了自由地追求真知的政治权利及其制度保障。这样一种智识传统和法权制度使得西方的智识生产发展成了一个新知识、新思想层出不穷的庞大产业”[21]118-119。由此，“我们可以醒悟的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禁锢其成员的头脑，否则就会丧失把握命运的能力；一个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自由思想的权利，否则就会思想失职而有负天下”[20]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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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7
芒福德作为女性主义技术哲学的先驱, 其工作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但其理论却面临着三大理论困境。
一女性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困境
芒福德认为在所谓农业革命之前很可能发生了“性别革命” (sexual revolution) [2]148。在这场革命中, 人类的所有日常活动第一次进行了性别分工。这场革命的胜利者不是从事狩猎活动、不是行动灵敏而凶残好斗的男性, 而是较为温顺的女性。女人在当时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经济中占中心位置。女人对技术史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农业和畜牧。因为女人的特殊生理需要, 对生育过程的熟悉, 要照顾孩子, 所以行动较为缓慢, 对生命也较为细致、耐心。于是照看动植物的任务自然是女性:她们不但要照看各种幼小的小动物家畜, 甚至亲自哺乳那些失去母畜的小动物, 还要播种、照料幼苗。在女性为主导的新石器时代, 人类对自然生命及其演进做出巨大贡献:她们不是单纯地对自然界生长的东西进行简单的取样和试验, 而是进行有鉴别的拣选和培育, 而且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 以致后世人类所种植的全部重要作物、所养殖的全部重要家畜, 竟没有一种超出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社区中的栽培和养殖范围。二是容器技术。容器技术是新石器时代的主导技术:这个时代出现了各种石制和陶制的瓶、灌、瓮、桶、箱、水池、谷囤、房子等。而这些容器技术都是女人按照自己的身体的容器部位———子宫和乳房———创造的。所以, 在古埃及的文字中, “房舍”或“城镇”一词也可以表示“母亲”。在芒福德看来这些不是进攻性的容器技术在人类发展史上更重要, 因为没有稳定的容器, 生活将四分五裂。
芒福德进一步指出, 就形式而言, 村庄也是女人的创造, 因为不论村庄有什么功能, 其首要的是养儿育女的集体性场所。女人利用了村庄这一形式延长了对幼儿的照料时间和玩耍消遣的时间。
芒福德总结女性技术的重要作用时说:“没有农业和畜牧的这种长期发展过程, 就不可能有剩余粮食和剩余劳动力, 而这两个因素正是城市生活的先决条件。若没有新石器文化在各方面为人类的道德规范预先奠定一些基础, 后来随城市而来的那种更加繁复的社会协作能否实现, 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3]12
只可惜,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结束, 男人的力量开始表现出来, 表现为侵略和强力所建树的功业, 表现为杀戮能力和不怕死的勇气, 表现为克服各种障碍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部落, 并建立了一套“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强权暴力政治。
这一时期的技术常常被当今的技术史家忽略了。当今技术史学家们只把男性技术如武器、机器等作为人类技术发展的主线, 女性技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芒福德对技术史家的批评是对的。确实我们现在流行的技术史书一般是按照对自然进攻性的男性技术为主线的。例如我们把技术史划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 就是以对自然的进攻改造能力划分的。而且, 女人在机器技术上的贡献也被忽略了。例如在技术史上备受争议的伊莱·惠特尼 (Eli Whitney) 轧棉机的发明和机械收割机的发明。在后者的发明中, 本来是曼宁 (Manning) 夫妇在麦考密克 (Mc Cormick) 之前共同发明了机械收割机, 但在技术史上, 只有丈夫威廉·曼宁 (William Manning) 一人独享荣誉。芒福德虽然仍然沿用“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分期, 但他更愿意把这段时期称为“花园文化时代”, 因为这个时期对植物的培育是主导技术, 花园是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 而且“花园-家-母亲”是紧密相连的。芒福德试图通过对历史的重建, 揭示出技术的社会构造性, 以增强现代人摆脱巨机器的统治, 重新成为自主的人的信心。在这一点上, 芒福德对女性技术的历史重构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芒福德构建的女性技术历史, 却存在着考古学上的困境。
首先, 尽管芒福德力图在考古学上证明女人在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明中占主导地位, 但是证据却不足以支撑他的观点。他所列举的容器技术和村庄在考古学上确实是存在的, 如果因为那些容器被制造成女性身体的某部分而认为是女性发明创造的, 这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根据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发现, 这或许恰恰是男人性幻想的产物。况且, 女性使用的技术并不一定是女人发明的。在技术史上最鲜明的例子是电话。电话被誉为“女性化的技术”, 但电话却不是女人发明的。还有很多被称为“厨房革命”、“家庭革命”的新发明如微波炉、电磁炉、洗衣机、吸尘器等, 使用的主体也是女性占大多数, 但这些技术的发明者都不是女人。
芒福德因此饱受批评。思坤科尔 (Kennrth R.Stunkel) 认为芒福德对史前历史的构建存在着“过度类推”。[4]费舍尔 (David Hackett Fischer) 在《历史学家的缪误》中认为芒福德把部分历史事实拓展为整个历史是很成问题的。[5]确实, 新石器时代的某些技术可能是女性发明使用的, 但是如果说女性在整个技术发明使用中占主导地位, 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技术都是女性发明的, 这就很成问题了。
其次, 芒福德的另一个错误在于, 他在构建历史事实的时候, 是本着利用的态度, 而不是求真的态度。在构建女性技术的时候, 芒福德像其他一些男权主义者一样, 本着对“女人-生育-母性”之间的关联和想象, 认为女人发明的技术一定是和生育相关的, 与母亲的功能相对应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根据柏拉图的神话, 最初存在着男人、女人和两性人。每个人都有两张脸、四只胳膊、四条腿和两个连在一起的身体。他们在某个时期分成了两部分, 此后每一半都一直想和对应的另一半重新结合。后来众神判决各不相同的两半结为夫妻。[6]7芒福德也经常引用太阳神的神话, 太阳神能用自己的精液而不用和女人结合而使自己怀孕生育后代。这些虽然只是一些神话, 但它们的存在却说明某些远古时代的人们并不把女人和生育、母亲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而把“女人-母性”天然联系在一起, 也受到了诸多女性主义者的批判。里奇 (A-drienne Rich) 指出, 父权制通过威胁、直接施压、仪式、传统、法律和语言、习惯、礼节、教育和劳动分工, 不仅决定了妇女的社会性别行为, 而且决定了妇女的社会性别身份;如果成功是从父权的这种决定能力来衡量的话, 那么生物性母亲的制度化正是父权制压倒一切的成功。[7]芒福德的传记作者米勒 (Donald L.Miller) 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婉转地评价芒福德的史学著作:“可能是过分说教的, 而且也的确包含了一些对历史记录非故意的扭曲, 因为芒福德不总是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关心事实, 并且没用标准的学术文献资料去证实他的发现。芒福德的著作也不想成为那些不带偏见的学术著作。”[8]
二女性技术与男性技术划界的困难
芒福德在文中并没有对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做明晰的界定, 他在模糊的意义上使用这些定义, 或者说这更多是一种隐喻。芒福德把他所谓的第一次“性别革命”时的自然性别分工作为标准, 把一些围绕生活的技术如编织、容器制造、食物栽培和制作等归为女性技术, 而相对的则是反映男性特征的, 围绕权力争斗的技术武器制作、航空技术、机器技术等归为男性技术。芒福德大力倡导的“女性技术”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激进女性主义反过来倡导性别差异, 宣扬女性所独有的、具有普遍性的女性气质及其巨大价值的潮流相一致。但是用这一标准来区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存在着两大困难。
首先, 用这一标准来区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完全忽略了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这种划分否认了女性在分工上受到压迫、被贬低、被男性剥削的历史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 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 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9]44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家事的处理丧失了自己的公众的性质, 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 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 被排斥参与社会生产了。”[9]61正因为女人被男权社会限制在家务劳动的范围内, 不得参与社会分工, 使得女性的劳动普遍被贬低, 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女性的屈从地位。[9]70在西方20世纪兴起女性主义运动以来, 女性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制已被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以各种形式揭示出来。芝福德所认为的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女性技术恰恰是女人被压迫的结果, 因为女人无法在更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如果除去这些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 我们很难界定哪些技术是“女性的”, 哪些技术是“男性的”。
其次, 就算芒福德对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的划分成立, 现代技术的模糊性使我们很难对一项技术做出性别判断。例如芒福德认为计算机是典型的男性技术之一, 是典型的以权力和工作为中心的巨技术。它为现代统治者控制大众思想、确保命令上传下达提供了可能, 是一种对社会进行总体控制的技术。芒福德比喻计算机为巨机器的“大头脑” (The Big Brain) 。[10]芒福德对计算机等现代通讯技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芒福德由此也和麦克卢汉等一起被称为媒介环境学 (media ecology) 的先驱和奠基人, 该学派还专门设立了“刘易斯·芒福德奖”。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计算机是一个强大的信息储存器, 可以算作容器技术的一种, 从这一点看来计算机似乎也可以归为女性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发展到个人电脑阶段, 电脑成了人们生活的助手, 计算机的“女性特质”也越来越明显。
芒福德作为机器技术的反对者, 他认为机器技术也是现代典型的男性技术之一, 机器带给社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自从自动化的机器发明后, 人就过分依赖机器, 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了机器, 人逐渐丧失了自主性, 成了机器的螺丝钉。但一些女权主义者却从机器身上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希望。她们认为机器的大量运用有利于消除男女在体力上的差别, 一些家庭用的机器更能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正如哈拉维 (Donna Haraway) 著名的《赛博格宣言》所宣称:“我宁愿做赛博格, 也不愿做女神!”
其实要划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 不可避免地具有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 这关键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三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的解构
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以来, 众多女性主义者都对“女性”进行了解构, 这使芒福德提出的女性技术也面临着解构的风险。
首先, 芒福德的女性技术是建立在女性的生理基础上的。因为女性担负着生育的任务, 她必须是一位完美的母亲, 于是女性天生具有温顺、细致、耐心、慈爱、感性等特性。以生理作为性别分工的基础, 遭到了现代女性主义者的强烈反驳。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瓦克曼 (Judy Wajcman) 等女性主义者都指出女性的这些特点并不是和生理结构相一致的, 也就是说这些女性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文化建构的社会产物。所谓的“女性”更多是社会形塑的结果。所以,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一个完成的现实, 宁可说是一个形成的过程。”[6]31要定义纯粹的女性是什么是很难的。如果按照传统把女性局限在所谓的“女性技术”的职业里, 其实只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期望和对女人个性的禁锢。对此, 认识到女性气质的建构性、历史性和差异性, 瓦克曼对于倡导基于所谓的女性气质建立科学或技术的设想保持质疑态度。[11]
一些女性主义者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生理基础和生育分工的事实, 但他们却认为要达到女性的解放的目的不是要现代技术回归女性技术, 而是要用更激进的手段消除因生育而导致的分工。例如, 费利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在《性的辩证法:为女权主义革命辩护》一书中认为, 产生于两性生育分工的父权制, 使女性处于社会分工的劣势。费利斯通声称, 基于人类生育的再生产, 社会成员分离为两个明显的生物阶级。生育分工使男性对女性有支配权。生不生孩子, 什么时候生, 男人有绝对的决定权, 女性成为了男人的生育工具。但费利斯通却认为这种性别分工是可以改变的。人工生殖技术、节育避孕技术的产生能减少生育分工的不平等。而且,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 男女共同抚养子女的现象已经出现。所以, 费利斯通坚信女人要得到解放, 关键是采用技术手段把女人从她们的生理命运中解放出来, 尽可能结束生育分工带来的不平等。
所以, 在一些女性主义理论看来,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都是文化构建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无所谓“男性技术”或者“女性技术”了。
其次, 芒福德认为, 技术作为人的潜能的展现, 是人性的一种外显。也就是说, 技术源自于人性, 女性技术之所以具备女性特质是因为发明使用它们的女人具有这些特质;男性技术之所以是进攻性的是因为男人本质是好斗而充满进攻性的。也正是这些男性技术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如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所以, 在芒福德看来, 要走出现代技术困境, 关键在于回归女性技术。要转变男性技术的弊端, 就需要男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女性特质。芒福德也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 提出了“平衡的人性”的标准。所谓的“平衡”就是适度, 过度的男人气质和过度的女人气质都是不可取的。因而, 在芒福德看来, 完美的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中性的人。这和20世纪60—70年代波士顿和纽约的激进女性主义所倡导的“雌雄同体” (androgyny) 似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们的根本区别是, 这些女性主义者希望女人表现出男人气概, 以消除男女之间的差异达到平等, 而芒福德则希望男人能变得女性化一些, 对于女人表现出来的男性气概, 他却无法接受。他认为, 在新石器时代的女统治者就表现出像男人一样的权力欲和控制欲, 他称之为“女人统治的黑暗面” (a dark side to woman’s dominance) [2]149, 他认为男性化的女人很难成为一位平等的伴侣。芒福德提出了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的分类, 但他最终的目标却是让这两种技术都融合为“人性的技术”或“生活技术”。
四结语
芒福德除了在1967年出版的《机器的神话———技术与人的发展》中重申了1961年在《城市发展史》中详细探讨过女性技术之外, 在1970年出版的第二卷《机器的神话———权利的五角形》中几乎不再谈论女性技术。后来, 芒福德发现心理问题才是现代技术问题的根本, 这和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 不论男人女人都同样必须面对。当然, 这除了以上提及的理论困境外, 更重要的是, 芒福德自身并不是女性主义者, 他无意于女性主义的各种政治或生活上的诉求, 也几乎不参加女性主义的活动, 他的著作也不涉及女性主义理论问题。他的女性主义技术哲学旨在解决现代技术带来的问题。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套女性主义技术哲学而不把它和女性解放的实践和诉求结合起来, 这样的哲学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 正如易显飞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者时所说, 生态女性主义者只是在感性的意义上探讨女性的本质、力量和美德, 而没有从理性的意义上或者更深的哲学意义上反思女性与技术, 也不能在更深层次上变革传统的女性文化, 变革生态和变革技术。[12]芒福德只把女性主义当作其构建技术哲学的一个工具, 自己不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理论构建, 而当现有的女性主义理论不足以让他更进一步批判现代技术的时候, 他很快就放弃了其女性主义技术哲学。
尽管我们认为芒福德对女性主义技术哲学的构建存在着一些困境, 但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芒福德强调女性技术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认识到女性的从属地位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注定的, 女性也可以在技术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章。在分析后来男性技术取代女性技术的原因时, 芒福德认为“强大有力的男性活动方式以绝对的强壮和精力胜过女人特有的养育生命的消极活动方式”[3]26是历史必然。这留给我们的启示是, 要想取得和男人平等的技术地位关键在于女性要在技术发明和使用上、在经济上锐意进取。芒福德对女性技术史的重构, 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和性别、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并不是要我们返回到新石器时代, 而是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对技术自主论的悲观论调做了反驳, 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对技术的定位。
性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今技术哲学的研究焦点之一, 两者的关联还有待进一步的澄清和阐述。芒福德的女性主义技术哲学也有待我们进一步改进、拓展和深化。
摘要：芒福德在探讨如何走出现代技术困境时, 曾提出了把技术分为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他认为现代技术困境在于男性技术的过度发展而女性技术却被忽略了;要走出现代技术困境必须回归到以生活为导向的女性技术。但是芒福德的理论却面临着三大主要理论困境:一是女性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困境;二是女性技术和男性技术的划界困难;三是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的解构。
关键词：芒福德,女性技术,男性技术,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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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8
2.1要从法律角度选择商标名称
法律要求商标必须具备显著性。“商标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具备显著特征, 便于识别, 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权利相冲突”。换言之, 只有具有显著特征的注册商标, 才能获得商标专用权对其权利人的保护。而商标的显著性即是某一商标得以与其它产品商标相区分的特质, 要想使商标与其他商标相区分, 进而产生显著性就必须在商标的合法性、新颖性以及独创性上下功夫, 我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恰恰符合了产业对品牌商标上述三性的需要。因此, 我国产业发展与文化相结合, 产业不断文化化是历史选择的必然趋势和正确方向。
2.2导入商标的文化含义, 要具备世界普适价值的精髓
由于各国政治、宗教、风俗、文化等种种差异性, 在商标的注册和使用中各有诸多不同的规定和禁忌。
比如, 一些植物、动物图样也会因文化含义冲突而遭受禁止。比如法国人认为黑桃是死人的象征, 桃花是不祥之物, 因此禁用桃花图样作为商标;澳大利亚作为以畜牧业著称的国家, 因该国重视牧场, 害怕兔子毁坏草场, 故忌用兔作商标, 所以, 中国的“大白兔”奶糖自然无法在该国获准注册。另外, “黑人”商标在非洲国家遭到普遍抵制, 甚至以禁注命运收场, 因为“DARKY”在英语中被译为黑鬼, 这样的商标从整体上给人以种族歧视的感觉。
因此, 中国“产业文化化”首先就要注意到这些差异性, 尽量创造出符合世界各国文化的具有文化兼容性的自主商标, 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赢得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认可, 赢得较高的市场美誉度, 自主商标才能成为产业崛起的强力助推器。否则, 如果不了解各国文化, 我国商标在域外注册中自然免遇阻碍, 在贸易上势必带来重大损失。2.3企业要使文化的注入符合产品自身的价值
一个劣质产品导入文化, 只会加速其死亡。盲目导入不符合产在现在具有了价值, 不仅可以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得到正确的解释, 而且恰好反映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价值 (杨艳琳, 2002) 。本文以马克思广义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 从三个层次指出资源产生价值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每个层次价值都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密切相关, 是事物发展到不同阶段,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变化转移的结果, 每个层次的资源价值最终由劳动价值论所决定。
1现存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评判
自然资源是否具有价值, 国内至今虽还存在不同观点, 但主流观点是承认矿产等资源是一种资产, 具有价值。但在自然资源价值的构成问题上, 陶树人 (1996) 认为资源价值是由劣等资源的转让费品价值观的文化, 同样会加深消费者对品牌、商标的误解, 导致企业品牌战略的失败。产品的核心价值是基础, 文化化是品牌的动力, 只有将文化与产品有机融合, 并主动迎合消费者市场对文化的需求时, 中国商品和中国名牌才能赢得世界的好评。
3 产业文化化, 要结合具体每一个中国企业的实际
具体来说, 若是老字号企业, 其商标的设计与应用就要突出“老”字这一文化特点, 让商标向消费者传达出商品文化来源历史悠久、质量历久不变可靠有保证的文化讯息。
举例来说, 产地特别企业, 其商标的设计可以依赖当地特色作为创意来源, 比如, “蒙牛”的商标图案突出了“牛”的特点, 该商标就很好的传递出了天然质优的理念, 不仅使消费者联想到内蒙古大草原纯天然、无污染的产地文化, 而且使消费者不得不对该品牌产生青睐, 进而在市场带动下推动中国乳业的发展。
当然, 产业文化化, 需要中国民族企业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不懈打造和投入。好的商标虽然可以传递文化价值, 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 但是, 其良好形象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建立起来的, 打造民族商标不只是将其设计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于对其商品质量的精益求精, 对其品牌推广工作年复一年、永不停息的巨大投入。
产业文化化是一项长期性、稳定性的行为, 只有不断地策划出符合企业商标文化内涵的创意广告, 做大量、长期的品牌推广活动, 才能使企业文化及其产品不断深入人心, 渗透在消费者的记忆印记中, 进而凝结成消费者特定的消费思维模式、消费追求和消费行为习惯。
中国产业文化化之路是漫长的, 驰名商标的打造需要持久的文化传递。中国要在尊重世界各国各地的文化习惯、法律的基础上, 来设计并推广自己的商标, 中国的商标和商品才能给世界带去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的魅力, 为中国产业腾飞注入新的、持久可持续的活力!和资源级差地租构成;李国平等 (2002) 认为矿产资源的价值是由其自然价值和劳动价值构成的, 矿产资源资产的价值应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矿产资源的自身价值、矿产资源资产的权益价值、矿产资源的环境价值。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 为防止环境污染与维护生态功能而支付的费用, 以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损失, 即外部成本。
尽管我们认为自然资源具有价值, 但自然资源价值的直接计量却十分困难。因为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 因而以劳动时间为基础进行计量便是不可行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在商品交换关系或商品的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共同的东西, 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使用价值或某种物品具有价值, 以劳动价值论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为基础, 按照投入在资源上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确定资源的基础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产品的使用者通过交换获得资源产品, 资源产品的价值在交换、使用的过程中得以体现。这样, 资源价值的确定就转化为资源价格的确定。如果有了资源产品市场, 资源产品的价值包括了资源资产价值、资源资产的发现价值以及开采和加工价值。坚持用劳动价值理论解释自然资源的价值的主要论据是:“在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伴随着人类劳动的大量投入, 这使整个现存自然资源都表现为直接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产品, 它们参与流通与交换, 因而具有价值。” (杨艳琳, 2002)
2劳动价值论中自然资源价值的辨析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是研究为了交换的商品经济, 这里的“价值”是一个与商品经济相伴随的经济学概念, 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的经济关系, 而自然资源价值更多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套用反映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价值理论, 况且分析商品的理论方法也不能完全适用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分析上。同样, 对于自然资源没有价值的认识, 人们主要根据马克思所说的未开垦的土地没有价值, 土地不是劳动产品, 因此没有价值。自然资源没有价值这种传统观点表面上看是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得出的结论, 其实质是对马克思关于自然资源价值思想的片面理解。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有前提条件和限定范围的, 前提条件是在非商品经济条件下, 限定范围是自然资源在生成上、和人类未开发之前处于纯粹自然状态的自然资源。
劳动价值论比较强调的是操作性劳动, 特别是体力劳动, 而对经营管理劳动, 特别是经营劳动这种高度复杂的劳动是有所忽视的。实际上, 经营劳动是比管理劳动更重要的劳动。但在当代世界, 任何资源都不能任由人们随意索取, 要取得它们, 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 或者生产出它们的替代品, 也要耗费一定的劳动和资源。长期以来, 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与一般商品生产过程是割裂的, 在一般商品的价值中没有包括因使用自然资源而转移过来的价值, 即自然资源的价值没有通过一般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 不仅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价值没有在林产品、农产品中得到实现;另一方面, 在自然资源无价观点的影响下, 对森林、土地、水流、矿藏、油田、渔场、草原等自然资源长期进行无计划掠夺式的无价或廉价开采利用, 资源存量和用量不计, 很少考虑对其耗用、保护与管理、再生重置等进行物质与价值形态的必要补偿, 补偿体系的缺失导致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因此, 必须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计算, 必须正确反映出它们的真实价值和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效果。只有这样, 保护自然资源才有牢固的理论基础。
3 自然资源价值的决定及其构成理论研究
事物发展到不同阶段,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变化转移, 这导致劳动价值论对资源价值的解释上体现出层次性特征。为了全面反映自然资源三重成本, 合理的自然资源定价可以分三个层次考虑: (1) 资源开采或获取价值; (2) 与开采、获取、使用有关的环境价值 (环境损害价值和环境净化价值) ; (3) 可持续利用价值, 主要是弥补未来效益损失的使用者成本。资源价格则应是三重成本 (开采成本、环境成本、使用者成本) 之和再加上利税及流通费用的总和。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 仅靠市场调节并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从而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这时必须通过政府行为来矫正市场失灵, 经济学家庇谷和科斯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思路。但当前要使环境成本纳入私人生产决策中, 从而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必须按可持续成本 (开采成本+环境成本+使用者成本) 定价。可持续发展理论除了要求弥补代内外部性成本以维护生态和谐外, 还致力追求代际公平, 因资源使用造成的代际外部性成本也必须得到合理补偿。代际外部性成本也称为“使用者成本”, 是由于当代人不可持续使用的行为造成的对未来效益的损失, 它发生在非再生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时以及可再生资源不可持续的利用上。对于非再生资源, 其价值的估计应建立在资源的延续使用和替代发展上, 即一方面进行技术创新, 研究资源的减量使用和回收利用技术以延长现有资源的使用寿命, 这可以反映在研发劳动中;另一方面对因现代人开采利用资源而产生的对后代人资源使用的影响进行补偿如提取折旧, 其用途或是更新被消耗的资源, 或用于开发替代资源, 这也是劳动的产物。这些投入即为使用者成本, 都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来筹集并构成自然资源价格的组成部分这部分成本就是可持续价值是为保持资源基础的完整迟早要投入的一般人类劳动 (王娟;2006) 。
4 未来解决环境问题的趋向
经济增长快于资源自然存量减少速率之前, 我们无偿或低价使用自然资源, 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资源当然没有价值。当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自然资源生产、再生产投入大量的劳动, 使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结合起来, 现代的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统一。
对我国资源价格改革来讲, 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是未来能矿资源价格改革的核心, 新的能矿资源价格可能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即资源成本、生产成本、环境成本, 这些成本的补偿都是劳动的产物, 更多的是复杂劳动。
参考文献
[1]李国平, 刘治国.我国能矿资源价格改革的构想[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4) .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9
“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稳定, 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真正发展;没有农民的富足, 就没有国家的持久繁荣。只有8亿农民都加入到现代化的进程, 才能盘活国民经济的全局, 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 只有广大农民改变落后的面貌, 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就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况,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中我国已有农业国发展成现代工业国, 农民的生活也有说提高, 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农业依然落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放在各项战略任务的首位, 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正是从这一实际国情出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全局出发, 明确提出了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 而且关系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的意愿, 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五句话表明, 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将要经过理论的充实和实践的探索,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 真正体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进一步明确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目标。“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民主管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力提高了, 温饱问题解决了, 农民的生活富裕了, 农民才有可能实现自我的需求,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农民才会积极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才会自发的产生要求民主的需求, 当随着民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农民的生活更加富裕, 为了得到他人尊敬和肯定, 农民对自身的要求不断提高, 农民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从而推动了“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民主管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有不少成果问世, 但这一问题的研究, 也存在一些倾向:有的照单开方, 定位“应该怎样”, 不分析农村的现实可能性;有的简单以农民利益为借口而代替科学态度;有的不做深入调查研究, 不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不能真正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对策。高水平、符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的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新时期“三农”工作指导思想深化和方针政策的完善,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健康稳妥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因此,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要符合我国农村实际。
二、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哲学基础
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原则,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为出发点,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统筹兼顾、抓住重点、突出特点的方法。
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一个极为繁重、复杂的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 促进农民继续增收, 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等。这项系统工程既要以农民为主体, 又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哲学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必须坚持的五条基本方针和“五要、五不要”的五项原则要求。基本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向。基本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遵循的准绳以及工作规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要尊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 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即讲社会全面发展, 也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 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消除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形成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根本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 必须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要立足当前放眼长远, 把当前和长远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 既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 又要重视资源环境指标, 既要实现当前的发展目标, 又要为将来发展铺路搭桥。决不能以眼前的政绩、当前的利益, 损害长远发展空间和长远利益。充分发挥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的意愿, 从农民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是做起, 努力让农民尽快见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给他们带来的效益和实惠, 从而坚定他们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在科学规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只有尊重规律, 一步一步地建设新农村, 稳步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事业, 我国农业的发展必定能达到质的飞跃, 实现农业现代化。
总之, 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经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崭新课题, 在理论上要有所归纳, 在实践上要总结已经取得的经验和积极成果。
三、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法论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光荣而艰巨, 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紧密结合起来, 尤其要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新的突破, 要切实掌握以下研究方法:
1、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史的永恒课题, 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 建国以来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历史地研究这一过程, 才能揭示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在继承和发展了我党历史上各个阶段的农村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邓小平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的一脉相承, 要把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本质, 才能更好地发展这一理论。
2、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行动纲领, 也是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进程中, 我们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 又指导实践, 理论的指导必须以实际为基础, 因此, 既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又要深刻地领会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既要深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又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3、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原则性、规范性要求, 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要注重五个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实践, 全国各地区对此高度重视, 许多省市开展了试点和示范村活动, 在推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初步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因此, 科学地研究这些实践经验是充实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4、共性归纳与个性分析相结合
从全国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要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统筹学等理论, 本着整体性观点、联系性观点, 用归纳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 各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属于个性问题, 个别是整体的基础, 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究必须共性归纳和个性分析相结合。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时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作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是针对现阶段存在的农业生产力不发达、农村落后、农民收入低、城乡差别大等共性问题制定的, 具有普普遍指导意义,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地、自觉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然而, 党的方针政策是针对共性问题提出的, 各地在执行时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具有自己的个性, 那我们研究是要把共性和个性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有所建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而且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无论从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来说,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实践着、进行着的事物, 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解决, 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其变化规律, 切实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一时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 在实践上也有许多新成果问世。但是, 应该注意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不成熟,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尚需向纵深发展, 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应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对历史对农业负责的态度, 扎实、认真的科学态度来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人民日报, 2005-10-19。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10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野中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普遍现象和规律的研究。关于实践哲学,从早期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再到当代的伽达默尔,都把实践哲学视为对人们的伦理行为和政治活动的规范研究。
马克思对实践哲学的探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实践哲学传统。作为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最早从人的具体实践出发,把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来研究。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纯粹科学是一种关于不可改变并必然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它是一种依赖于推理证明而能被人学习的演绎性知识而实践智慧是一种关于某种对象是可改变事物的人类践行并以在具体事物中的践行为自身的目的,它不是通过单纯学习和传授而获得的,它要求我们身体力行,去实现人类最大的善”[1]。因此,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区分了理论哲学、实践哲学、技术哲学。
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区分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深远的,在马克思看来,理论与实践并非是平行的,一切理论的知识都根源于人的生活实践,同时,还都需要回到人的生活本身去检验、丰富和发展。
由于对实践概念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不同解读。本文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是指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人们的交往行动。马克思即使在分析生产劳动时,也是从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来考察生产劳动作为实践的意义的。实践是连接理论和客观对象的桥梁,是意识主体确证自己的必需途径。客观对象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实践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桥梁。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理论与实践
怎样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有着不同的回答。在理论哲学中,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分立和对峙。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了三种基本的知识:理论、实践、技术。理论研究的是不变的实在领域,而实践涉及的是变化现象领域。既然理论与实践处于不同的领域,所以,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理论并不与实践相对应。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此不同,他要改变理论哲学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做法。马克思哲学是源于大众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不是理论哲学先于实践,而是哲学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实践就是包含人作用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社会生活,或者说,实践是构成了人的活动世界。在这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体。实践不是改造现实的工具,而是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活动。
马克思实践哲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又指导实践,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使得它能够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学习理论的目的不在于仅仅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在于运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的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才是认识世界的目的。实践离开正确理论的指导就会失去方向,理论脱离实践就会失去目的。只有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辨证过程,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从而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所以,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理论与实践是本然统一的。
二、实践教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理论与实践是本然统一的,实践在人们认识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但是对许多高校而言,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学观念。再加上受实践教学实施人数多、经费紧张、场地不足等客观情况的限制,致使部分高校实践教学开展不充分。
事实上,实践教学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实践教学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习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所决定的。教学实践环节,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课堂教学跻身于教学实践之中。如社会调查,就明显地体现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鲜活的现实问题面前,要求学生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说明,切实地做好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这样的社会调查,对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提高和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实践教学对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课堂教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实践观视野下的教学实践,既有助于学生从哲学高度宏观地理解社会和人生,又有助于学生从现实出发微观地设计和塑造自己的未来。从而,必然能够促进学生朝着适应社会需要方面发展自己,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所以,实践教学对于促进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任何其他教学活动活动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实践教学有力地巩固课堂教学理论学习的成果。目前,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者认为政治课难上,学生则认为政治课枯燥无味,甚至认为政治课毫无用处。因此,在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常常看到:一边老师苦口婆心讲原著、析理论,那边学生们或玩手机、或入梦乡,或看其他书籍、杂志。更有少数同学干脆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来。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实践教学的不重视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常常缺乏实践教学的引导以及和学生的互动,还是采取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所以,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甚至是反感、厌恶。这些问题可通过实践教学的引导来解决。实践教学是要以学生为中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真正参加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三、试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整合路径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野下,理论与实践是本然统一的。然而,我们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应该坚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实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那么,怎样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呢?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
实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首先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将实践教学引入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在很长时间内过分强调灌输的作用,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不明显。当代大学生接触的事物多、知识面广,如果教师仍沿袭传统的灌输说教的教育方法,就会使大学生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甚至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
因此,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要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即贴近学生思想实际,围绕学生成长的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潜移默化中。这种课堂实践教学包括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课堂讨论、辩论、案例分析、学生课堂讲课等基本方式。比如根据学生身边一些的小事设计一个的课堂小调查,如:“你在食堂就餐有没有自觉排队?”“你有没有在学校乱扔垃圾乱吐痰的习惯?”等等。使学生切实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可以影响我们自身形象的事情,从而使学生自觉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在日常的行为中履行义务,遵守社会规范。
课堂实践教学与书本理论知识紧密联系,是理论教学的延伸。这种教学方法不必花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节约教育资源,而且时间短、效率高,可以在有效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行,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便于推广。
(二)深入开展社会实践
开展社会实践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形式。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又联合下文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社会实践,让学生通过实际体验、亲身体会来了解社会,亲身感受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亲身验证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内化有关政治理论和道德知识,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就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设计调研计划,开展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调研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培养和锻炼了分析问题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正确认识社会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同时,也增加了社会阅历,丰富了生活体验,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在社会调研过程中,大学生亲身感受到中国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形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责任感。所以说,社会实践作为实践教学的一种形式,已经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践的有效方式。
摘要：马克思的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哲学。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野中,理论和实践、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不可分的。因此,重视马克思实践哲学并以其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才能复归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理论,实践
参考文献
[1]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3-315.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11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从现实、实践出发解决人的现实生活问题并注重现存世界的唯物主义。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性质和立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因而也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我们不能把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哲学的继承和转变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创新等同起来，但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对立起来，而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相同的历史渊源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他们哲学理论的共同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共同的时代背景
他们都产生于19世纪中叶。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真正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的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明显，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3.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共同的自然科学前提
自然科学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创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自然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1]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差异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哲学，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来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质性的区别。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鼻祖，关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生活状况，并且力图通过他们的理论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问题，突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的哲学，他们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受其阶级局限性的束缚，他们的哲学理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改造世界的哲学，不可能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找到一条现实的途径。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任何其他哲学所不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基本矛盾。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近代哲学的批判扬弃，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人类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使唯物主义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和超越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态度上，为了创立现代哲学理论形态，而把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对立起来，并对之全盘否定，从而不能真正彻底地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所以在现代哲学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的创新。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各自的优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点是坚持了实践性、科学性和群众性，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缺点是忽视部门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因而未能使自己建构成充分现代化的当代形态，更加完整和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难以形成。经过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了它的基本特色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形成了具有一定逻辑性的科学体系，但它的部门哲学开展得很差，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单调贫乏，空洞抽象。现代西方哲学的优点和缺点正好相反。它的最大成就是开展了大量部门哲学的研究，哲学领域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否定世界观，特别是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回顾一下这些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是互补的。通过部门哲学，基础科学与社会实践可以得到一般指導，有利于提高基础科学的理论深度和社会实践的成功率，一般哲学则可汲取基础科学、社会实践、客观世界的丰富营养，有利于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能解决现实问题。
四.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内在矛盾的世界观的反映，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其内容有合理性的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认识到的。西方哲学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这些都值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认真研究、去借鉴。今天中国新的实践也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所对应的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对应的是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类型，其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回应这种生活方式所提出的问题，当中国处于一种准自然经济或半工商经济的计划经济的实践方式中，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必定与现代西方哲学面临的问题极不相同”。[2]今天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问题显露出来，这就使得作为中国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西方现代社会的问题有了相似或相同之处，而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深层思考，便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共同的问题域。正是这共同的问题域，在客观上使双方有了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可能性，在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努力中，不可避免地相互借鉴，相互发展，共同进步。[3]
参考文献
[1]黄楠森.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之我见.学术月刊.2001
[2]王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意义的话何以可能[J].学术月刊.2005
[3]程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新认识.滩坊学院学报.2006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 篇12
一、人与自然
公共权力的产生建立于国家产生的前提,在此之前的生产和生活,人类完全依循自然本性,我们称之为“自然状态”。由于环境恶劣且资源有限,因而人类之间不得不发生生存竞争。在霍布斯看来,这种现象与“一群人反抗另一群人”的战争无异。然而洛克并不同意,其认为原始的人性倾向于自由平等,这种现象不是战争而是和平。虽然人类没有法律约束,但是自然法已成为人类活动的基本规范。进而卢梭以此为基础,并且使用抽象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自然状态”下人类特征:处在“自然状态”的自然人相互之间没有交往和联系,自我保存和怜悯成为自然人的心灵最根本的原则。
马克思说:自然发展史的全部都是为使“人”成为感性思维的目标和使“人之为人”的需求成为“感性并自然”的需求所做的准备。人类要生存就要对自然进行改造。具体来讲,立足于实践,人通过自身的劳动外化出自己的对象,同时将自己的潜能实现出来。因此,人的劳动实践赋予自然以意义,自然的意义因为人的存在而实现。由此,自然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发展出人,只有人才能实现自然最本质的意义。
总之,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观点中,人与自然始终未能达到和谐统一,而马克思从人与自然最本质的关系出发,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和自然界的对立在人身上达到统一。
二、人与社会
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观点说中人与自然存在各种不协调的因素,因此“从人的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就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中需要经历两次订约:第一次人类利用自然法来约束自己的自然权利,第二次人类转让自己的自然权利来实现统一的公共权力。由此,人民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转交给统治者,实质上这是一种专制主义的社会。与此相反,洛克设想的“国家”状态是君主立宪,即统治者与民众一起成为订约方,人民只是转让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同时政府实行“分权”和“法制”。然而在卢梭的眼中,专制主义和君主立宪并不是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最佳方案,其认为民主共和制才是最终的归宿。
纵观世界历史,在人与社会的现实结合中,上述观点都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这些观点建立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之上,而马克思延续以自然“向人生成”的思维方式,人与社会的关系不言而喻。
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的整体构成人类活动的现实本质。然而看似简单的命题,却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部分国人,深谙其道: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找关系,人根本不可能有自由。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社会的对立同样在“实践”的人身上达到了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
综合上述有关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文认为人既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因。进而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也是人与人的关系。继续推进,本文认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产生及发展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
在一般教科书中,“实践”被定义为人类能动改造物质环境的过程。然而,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以往教科书对实践概念的解释不够深入,其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的。在《自然辨证法》中,恩格斯指出:任何物质的形态变化看似多样实则统一,其本质特征无法改变甚至丧失,它必定以铁的必然性把思维着的精神产生出来。事实上,实践自身就包含着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因素,人是主体,对象是客体。对象离开人毫无意义,因此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实践即人的活动,更贴切的描述应该是实践着的人,是自然和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根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给予深刻表述:作为实现的自然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作为达到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自然主义。因此,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矛盾的最终解答和最后解决。
四、总结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人都是完整一体的,人类、自然以及社会三种之间相互关系只有达到真正的“人化”,而不是异化或者非人化,那么世界才能真正地继续前进。在马克思主义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范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思想史上始终保持鲜活生命力的原因之一。着眼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思想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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