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理论

马克思生产理论（共12篇）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1

长期以来, 生产过剩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现象。直到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了由生产过剩引起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以后, 人们才开始重视并研究生产过剩的问题[1]。

一、生产过剩的基本内容

(一) 生产过剩的定义

所谓生产过剩, 就是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消费品自身的增长, 而消费品需求不足又引起对资本品的需求不足, 进而使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 不再适合上层建筑现状的体现。是低层次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的证据。

通过研读和分析马克思的著作,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生产过剩现象产生的原因。

(二) 生产过剩现象产生的原因

1. 生产过剩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个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激化, 必然引起生产相对过剩[3]。

2. 竞争的出现和机器的广泛应用也会导致生产过剩。

竞争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另一种是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言, 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增加资本积累, 必然会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 或者是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 使他们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换取更多的利润。在1820—1833年这一期间, 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 “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花布上所得的利润由4先令1.3便士减少到1先令9便士。但是, 为了弥补这个损失, 生产量更加增大了。结果, 在某些工业部门有时会出现生产过剩。”[4]就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而言, 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但却使劳动者沦为生产的机器。因为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社会进步, 随着社会的进步, 社会福利也会相应的得到增长, 这就使劳动者日益依附于资本家, 为了不使自己失业, 竞争也就在劳动者之间产生了。

3. 一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也会出现生产过剩。

当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时, 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受其影响, 致使该国的商品出口数量锐减;同时, 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人们的购买力也会下降, 对商品的需求数量随之减少, 致使很多商品积压, 从而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

(三) 生产过剩对经济的影响

生产过剩会使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 商品的价值在经济生活中得不到实现, 从而会阻碍企业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也不能使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 严重时还会致使企业破产。另外, 生产过剩还会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 造成资源的浪费。

生产过剩现象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现象, 在中国也普遍存在着生产过剩。

二、中国当前生产过剩的表现和主要原因

(一) 目前中国生产过剩的表现

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看出, 生产过剩现象普遍存在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失业率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资料显示, 1995年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失业率为4%, 到2008年上升到5.5%。 (2) 产品积压严重。从汽车市场来看, 中国目前的汽车生产能力是1 200万辆, 但能卖掉的是800万~850万辆。汽车是涉及到钢铁、电子、橡胶等很多产业的行业, 这种牵动性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5]。 (3)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即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已经被严重透支, 另外有大量的没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有专家认为, 中国很多城市的商品空置率不低于30%, 北京、上海和深圳不少商品房的空置率则高达50%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 空置率在20%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积压区) [6]。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 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将会使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破产、信贷收不回来、坏账增加, 伴随严重产能扩张的是信贷膨胀, 而在生产过剩之后银行面临亏损, 并产生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 经济大萧条[5]。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产生和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们必须找出生产过剩的原因。

(二) 目前中国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

1. 就城镇而言, 劳动者报酬过低, 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 可消费金额减少。由表1可以看出, 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由1995年的51.44%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4%, 十二年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

另外, 居民可支配收入也由1996年的69.5%快速下降到了2008年的57.71%[8];1995年的居民消费率为44.9%, 到2008年下降到了35.3%[9]。由此可知, 劳动者报酬过低, 是导致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农村生产力水平低, 农民收入不高, 农民购买力不足。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层次比较低, 他们每月所挣的钱并不多, 而且大部分的钱都是花在衣食和子女的教育上, 很少用于消费。再加上现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农民多余的钱大多选择存在银行或是信用社, 以备不时之需, 这也就导致了购买力明显不足。

3. 中国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不足, 对社会投资的监管不到位。以中国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为例, 4万亿投资的初衷是重点解决民生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和生态环保的问题, 但是由于国家缺乏监管力度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物价飞涨, 甚至引发了通货膨胀。房价的持续高涨就是典型的例子。目前商品房闲置并不是说明国民对商品房的需求不足, 他们只是没有能力购买, 构不成有效需求, 这就造成了人们对商品房的有效需求不足, 商品房相对生产过剩。

三、解决中国当前生产过剩的主要措施

1.有效调节国民收入, 减少贫富差距, 适当地增加城镇劳动者的收入。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 根源也就在于人们没钱, 需要的东西没有能力购买。通过调节收入分配, 适当地调节低收入者的收入, 增强他们的购买力。

2.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农村消费能力低, 是由农村经济发展落后造成的, 政府部门要根据农村各地的具体情况, 引导农民从事符合当地实际的生产活动, 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国家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 (尤其是对种子、化肥等农产品的补贴) , 尽可能地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同时, 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 使乡镇企业能吸引尽可能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 要想方设法引进先进的科技人才, 引导农民科技创新, 进而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

3.政府对经济调节的重点要转移到扩大需求上。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扩大国民的有效需求。扩大需求最常用的措施就是降低货币利率, 但是目前中国的利率是一降再降, 但是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应该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开辟新贷款方向上, 尤其是加大对非公有单位和居民消费的贷款以及新兴产业的贷款。但是要杜绝盲目增加货币供应量, 因为如果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 而国家监管不力, 很有可能造成重复建设, 致使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 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另外, 国家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只有这样, 城市居民的正常消费才能有保障, 才能扩大城市居民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凌令时.试论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过剩问题[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2) .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713.

[3]资本主义基本矛盾[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651166.htm.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29.

[5]宋鸿兵.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N].第一财经日报, 2008-09-22.

[6]昌忠泽.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J].经济学家, 2010, (7) .

[7]顾乃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时空特征研究:基于结构分析的视角[J].经济学家, 2010, (12) :44.

[8]丁长发.“双失灵”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J].经济学家, 2010, (12) :6.

[9]沈坤荣, 刘东皇.中国劳动者报酬提升的需求效应分析[J].经济学家, 2011, (2) :44.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2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精神生产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论述,虽不像物质生产理论那样系统、透彻,但通过对精神生产的`涵义以及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研究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且有助于分析和鉴别全球化时代精神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作 者：王多吉 严志亮  作者单位：王多吉(天水师范学院,经济与社会管理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严志亮(甘肃省天水农业学校,甘肃,清水,741400)

刊 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 24(4) 分类号：A811 关键词：马克思   精神生产   精神产品   社会生产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3

关键词：再生产理论结构均衡总量均衡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要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我国目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市场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原理，揭示了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条件和规律。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统一。“这个过程。既包括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成交换。”

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核心问题在于实现两个补偿，归根到底就是按比例问题。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卖得出去，把全部产品卖掉，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二是要买得进来，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的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

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时，是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人手的。从实物构成上看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社会生产部门相应地也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I)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从价值构成上看，社会产品可以分为3个部分，即c、v、m。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两大部类和按价值构成分为3个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前提。只要存在商品生产，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同时受到社会产品使用价值的制约和社会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比例的制约，即社会总产品各个部分的价值和实物形态都要求在交换时得到补偿和替换。

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社会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进行的再生产。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要有一部分m转变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设m/x表示用于个人消费。表示用于积累的m-m/x。AC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AV表示追加的可变资本，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模型：

(1)式表明，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除了补偿本部门消费的不变资本以外，剩下的可变资本和m部分必须能够补偿第二部类的消耗的生产资料Ⅱc和满足两个部类的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I(AC)+Ⅱ△c。从而证明，生产资料的供给必须等于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需求与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需求。(2)式表明，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除了满足本部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消费需求以外，所剩下的不变资本和积累的m部分必须能够满足第一部类劳动者和资本家消费的需要I(v+m/x)以及两个部类追加的劳动者消费的需要I(△V)+Ⅱ(AV)。

把(1)+(2)得：

I(c+v+m)+Ⅱ(c+v+m)=[I(c+△c)+Ⅱ(c+△C)]+[I(v十AV+m/x)+Ⅱ(v+AV+m/x)]

上式表明，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由此可以得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所阐明的是宏观经济均衡问题，其中有两点：社会必须将社会总资本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具体而言，就是要保证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满足一定比例关系；要求社会总供给必须等于社会总需求。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借鉴意义

目前，在经济快速增长，多数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品市场又重现了供应偏紧的商品，粮食、食用植物油、猪肉等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明显上涨，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笔者以为，当前的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并非通货膨胀。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少数行业过热与物价上涨，基本的就是需求过旺与有效供给不足。这归根到底是由于前几年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大主要用于第一部类，二部类的投资相对减少造成的。因此，长久的积累，导致两大部类之间的均衡被打破，第一部类的投资与供给大大超过了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投资与供给的持续上涨不仅仅在于总量上使两大部类失去平衡，而且势必造成个别行业的投资过热，从而影响总量的均衡和结构均衡。

固定资产投资量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段时间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快，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投资与储蓄之间存在更大的差距，表明生产资料供给和第一部类生产资料需求与第二部类生产资料需求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造成这个缺口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需求不足而相应的投资供给过剩。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体现在对投资品供给巨大和由此引起的消费品供给的连动扩大。即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此造成第一部类的内部失衡；而通过投资品供给带动的相关消费品的供给扩大，又使得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投资的结构要进行较大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对一些出现过热势头的行业，应压缩投资规模。

第二部类内的结构失衡还表现在消费品结构失衡上。有资料表明，我国在传统工业消费品上生产能力是闲置的。同时，一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部门却一直发展不快。2000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2.7％，还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消费品结构的失衡使消费品供给出现严重的扭曲：一方面，传统产品如纺织品、轻工品、普通家电等大量积压供给过剩；另一方面，一些高科技产品，多附加值产品如电子信息产品，生态农业产品等发展迟缓，供给不足。由此看来，消费资料的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必须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两方面同时入手，实现结构的升级。从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必须深化改革，改善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结构，通过市场力量促进结构均衡和总量的均衡。

笔者以为，必须消除抑制有效供给与需求的体制性压抑。

首先必须逐步调整我国不合理的供给结构。同一个领域里往往进行多项同一产品、同一技术、甚至同一规格型号产品生产项目的重复投资建设，供给结构的差异性不显著。当需求发生变动时，产业总供给过剩以及有效供给不足立刻显现出来。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同质商品的过剩，或无差异商品的竞争所造成的供给过剩。由于供给结构的刚性，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现有生产体系不能提供有效供给，是造成供求间结构性矛盾的最根本因素。从现象上，消费品需求与供给的结构失衡，表现为多数厂家拥挤在非常狭小的市场空间，生产同档次、同种类产品，造成这些消费品供给的绝对过剩，而对那些适应城乡居民需求变化的新产品开发重视不够，又使一部分居民消费需求不能满足。所以目前国家的宏观调控应着重调整供给结构，对于供给应分层次，加大有效供给不足的供给，同时抑制无效供给，第二部类内部实现均衡。

其次，由于经济转轨与发展的双重作用，形成了多重“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控制资源能力逐渐消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的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扩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的问题。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形成了长期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虽有所加速，但在现有条件下收入增长的空间有限。因此，城市已经饱和了的商品，在农村不能很好接替，特别是中西部以及贫困地区的农村购买力不能迅速成长起来，城乡消费市场出现了断层现象。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4

一、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的回顾

资本的本质在于运动, 只有在不断运动中资本才能获得增殖。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三个阶段, 即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 并相应地采取的三种职能形式, 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在现实的资本循环过程中, 要使循环不间断地进行下去, 必须有两个条件, 即保持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并存及时间上的继起。为了不断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 产业资本的循环就必须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运动, 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周转的速度可以用资本的周转时间和资本的周转次数来表示。资本周转时间, 是指一定形式的预付资本, 经过循环运动, 带着增殖的价值, 再回到原来形式所经历的时间, 它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生产时间是指资本处于生产过程的时间, 主要由三部分时间构成: (1) 劳动时间; (2) 自然力独立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时间; (3) 生产资料的储备时间。资本的流通时间则是由商品的购买时间和销售时间构成的。资本的流通时间包括购买时间和售卖时间。购买时间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需要的时间, 售卖时间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所需要的时间。这两部分时间的长短对资本周转时间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两者相比之下, 售卖时间是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下, 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比较容易, 而商品的销售却“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 因此, 在通常的情况下, 也占流通时间较大就无法进行, 剩余价值就缺乏生产的物质基础和实现途径。“流通时间越等于或近于零, 资本的职能就越大, 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 它自行增值就越大。”由此可见, 资本周转时间的长短决定于资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长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越短, 资本周转时间越短, 标志着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影响流通时间长短的因素主要有:市场供求情况, 产销两地的距离和交通运输条件等。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理论的阐述, 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资本运行的规律, 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资本周转理论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理论的阐述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在于:第一, 企业只有加速资金周转, 才能节省预付资金, 增加盈利。第二, 要加速资金周转, 必须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其主要途径是:改进生产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适时储备, 减少盲目生产, 搞好产销平衡, 发展交通运输、通讯事业和信用制度, 提高固定资金利用率等。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帮助企业缩短资本周转时间,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增加利润率的重要途径。

1966年, 美国经济学家格林福尔德在研究服务业分类时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 (Producer Services) 的概念, 即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在对服务业进行分类时, 对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进行了界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了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 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 其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效用。它依附于制造业企业而存在, 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及下游等环节中, 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要素, 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 是推动第二、第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和突破口。虽然生产性服务业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物质转化, 但却是任何工业生产环节中不可或缺的增值活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有利于细化和深化专业分工,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要大力拓展的六种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现代物流业、国际贸易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现代会展业、中介服务业。

从世界范围来看, 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带动下, 许多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经济呈现出“服务化”的特征, 经济重心已经从原来的制造业转换到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例如, 2006年第三产业在GDP中占的比重, 美国是76.5%, 日本为69.5%, 我国是39.4%;在国内, 2007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北京市72.1%, 上海市52.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新世纪, 科技的进步, 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进一步加速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 促进了一些新兴服务业态的发展, 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服务外包、互联网信息服务、通信增值服务、研发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

1、完善政府职能, 加强法制建设。

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中, 政府的推动作用十分重要。政府的作用不是采取直接经营的方式, 而是通过改善公共服务, 创造适合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软、硬环境,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发展趋势、技术进步趋势、环境因素以及国家安全等诸多因素, 引导服务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完善, 在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改善环境、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充分的作用。政府应制订具体的推动方案, 确定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调整目标, 并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确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行业重点。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整合研发资源, 形成研发联盟;发展风险投资、融资租赁, 形成风险投资产业群;发展信息资源、系统集成产业, 提升信息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比重;大力发展服务外包, 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辐射力。

2、加强产业关联, 实现集聚发展。

产业集群是目前经济形态的主要发展形式。如美国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 以及我国北京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等等。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虽然初步形成了集聚发展的态势, 但其产业链条还不够完善, 产业集群的综合效益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未来应当围绕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积极推进各类专业性园区和产业基地的建设, 进一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效应。进一步引导制造业向城市周边集中布局, 依托于制造业集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 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 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经济效应。按照集聚发展、强化辐射的要求, 科学合理地划分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的功能区域, 以功能区、集聚区建设为载体, 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通过科学地规划布局、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必要的财政支持等形式, 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区域性集聚。

3、建立高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要进一步加强服务业统计调查工作, 对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深入调研, 完善行业运行状况的监测系统、抽查方式和统计网络。确定现代服务业统计调查渠道, 建立正常的抽样调查制度。通过完善指标体系设置, 弥补数据缺口。强化统计调查手段, 从而进一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精确现代服务业的调查统计数据, 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正确决策提供及时服务。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总额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地方税收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等为核心指标, 通过建立健全服务业发展指标体系, 并制定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 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考核。

4、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人才队伍的建设。

通过实施人才战略, 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第一要积极创造条件, 吸引和引进国内外优秀的具备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人才, 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第二, 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和大型企业的科技人员深入技术创新服务第一线, 致力于科技服务业;第三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学科的建设, 增设紧缺专业, 培养专业人才。加大职业教育力度, 积极发展职业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 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和水平。不断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交流合作, 培养高级人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5

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

生产力是人于自然相互关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内涵的论述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人是首要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人们、工人、劳动力是生产力，“而且他强调“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

2——科学是重要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只

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3。

——分工、协作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形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为前提，分工和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因此，分工、协作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形式4。

——科学知识也是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科学作为生产力，即体现在劳动者的智力素质上。他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科学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5。

从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生产力实体性因素的视角看，人是生产力首要的因素；从生产力智能性因素的作用看，包括“一般科学知识”在内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从生产力运筹性因数的层面看，分工、协作与管理是生产力的集体力。所有这些，都突现生产力的主体性特

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9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2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2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220页

征。

二、邓小平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理论为人类社会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意义。十八世纪爆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就被人们称之为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及十九世纪爆发的工业革命被称为第二次科技革命，乃至二十世纪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无不证明生产力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决定作用。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左”的思想的错误指导，不仅生产力的主体性特征被抹杀，而且连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被当做“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伟大复兴。早在1975—1979年期间，邓小平依据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多次提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特别是否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我国在新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88年，他又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生产力内涵的主体性特征作了科学的阐述。

1.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推动着生产力向高智能发展。现代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项基本要素和科学技术、管理、教育、信息等主要要素构成的。科学技术虽是生产力要素，但它是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需要通过渗透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和生产活动的管理之中，起着变革、统率和决定作用，从而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他的这种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科学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渗入，使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及生产管理发生着质的变革：劳动者已由文化型过渡到了科技型，成为“人化”的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已由普通机器过渡到智能机，成为“物化”的科学技术；劳动对象通过科学技术的处理，也成为“人工化”、“科学化”的劳动对象；由于现代科学的指导，对生产活动的管理已由科学管理过渡到现代化管理。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现代科学技术同其它要素和生产管理已形成了函数、倍数、甚至指数的关系。生产力则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成倍地或接见何级数跳跃式地向前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人的智力、知识作为改造自然界的支配力量充分地显示出来。正如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所预言的那样，在未来的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将不再是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而是知识”，“知识的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数”6。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使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为此，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把发展科学和教育作为我国各项工作的战略重点。他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

2.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发展的先导，推动着产业结构智能化发展。十九世纪以前，科学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表现为“生产——技术——科学”的循环过程。而今天“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7，因此，便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新的循环过程。科学成了生产的先导，使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企业正在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化，知识型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且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8，“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之上的”9。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信息工程、生物工程、材料工程等新兴的智能产牛。过去被称为三大经济支柱的钢铁、汽车、建筑业已成为“熟悉了的工业”，退居次要地位。许多发达国家的知识型产品的产值，已在国民经济中跃居前茅。美国的微软技术和日本的电子工业已由物质产品的出口逐步转向技术专利出日和知识出口。

3.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当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成生产的主体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促进了劳动者队伍的智能化发展。在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完全趋向于现代化、智能化。现在发达国家中体力劳动的消耗与脑力劳动消6

9德鲁克后资本主义.参考消息,1993.3.17 邓小平文选(72～82年).第84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第377页 邓小平文选(72～82年).第84页.耗之比，已由工业化时代的六比四变为一比九。由此便引起劳动者队伍发生着重大变化。在美国，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日益增多，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已成为劳动者的主体，而且他们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载体，与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亘接联系，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我国邓小平指出，应该怎么看待研究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对这个问题必须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个样的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他们本人并不是科学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马克思也曾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受资本家剥削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所以，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战略重点，是关键”10。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要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要把知识分子的地位从“老九”提到“第一”。激发全社会爱科技、学科技、用科技，齐心协力搞科技的热情，尽快实现我国生产力的现代化。

“革命”与马克思理论 篇6

摘要： 革命定义历经变迁。马克思革命理论在其思想整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革命理论的逻辑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论前提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理论旨归是其共产主义学说。革命在马哲、政治经济学、科社三大组成部分中具有其逻辑合理性及其理论的一贯性。理解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其思想整体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3028306

Key words： revolution； Marx； revolution theory； realization of freedom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has varied greatly in the history. The revolution theory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Marx's whole thought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logic foundation of his revolution theory. The results of researching political economics become the premise of his theory. The doctrine of communism orients towards his theoretical end. The revolution theory runs through logically and consistently in the three parts of Marx's philosophy，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heory in Marx's whole thoughts ha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革命”一词，历史悠久，我国《易经》中就有关于革命的记载。在西方，“革命”最早是作为天文学术语，后几经变迁，其意义更人文化、政治化、宽泛化。近代马克思关于革命的理论，更是影响深远。正确理解革命，不仅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关键，更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本文从革命定义的变迁开始，探究马克思革命理论形成的历史根基、逻辑合理性，以及与其思想整体的关系和当代意义。

一、革命定义的变迁

根据《汉语大词典》，“革命”有如下三个含义：①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以为王者受命于天，改革换代是天命变更，因称革命。如《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②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如社会主义革命；亦指具有革命意识的，如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③根本性的改革，如工业革命。从改变天命的革命到根本性的改革，从改朝换代到社会变革，革命的词义发生了变化。

现代语义的“革命”一词在中国首见于晚清王韬《法国志略》（1890）。这个用法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而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早先源于汉语，但到后来，已经被改造为意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李秀林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革命或社会革命的本义是指促进社会形态根本转变的社会活动，是先进阶级为改变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而进行的历史行动。”[1]

“revolutionibus”在西方最早是一个天文学术语，这个词被认为是运行的行星在到达某个交接处时发生的突然变化，它表示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近代以来，“革命”最初用于政治领域，比如用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恢复君主制之际。不是指具有进步意义上的革命，而毋宁说是复辟。《简明牛津英语辞典》把它定义为：新的统治者或政治组织通过武力取代旧的统治。18世纪，“革命”一词含义扩展为“指涉政治动乱和社会剧变之后恢复政府秩序的概念，以及变为向一个更文明的社会进步意义上的术语”[2]。1908年，鲍尔认为“革命就是在社会结构内凭借暴力谋求或实现的变动”[3]。这表明，在社会结构内，凭借暴力图谋变动的活动都可称之为革命，无论这一谋求是否成功实现。

1848年法国革命给“革命”这个词打上了鲜明的暴力印记。到1986年，《企鹅政治学词典》称：“我们所谓的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政治系统的一场全面的暴力改革，不仅仅是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在政治科学里，其主要的含义是：有所准备的、有所意图的，而且经常是暴力性的，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动员民众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4]具体例子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不同角度研究革命。如：西格蒙·纽曼从社会学角度对革命的定义是，“在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上的财产控制以及社会秩序的主导神话方面的一场彻底的根本性变革，由是也表示发展的连续性上的一次突变。”[5]1989年，吉登斯给出的革命定义是：“群众运动的领袖通过武力方式取得国家权力，并随之以其用来发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6]他认为，一场仅仅用一批领导人更换另一批领导人的政变并非革命，而是必须包含一场群众运动，导致大规模的改革或变革过程，而且涉及运用或威胁运用武力。显然，他的概念排除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和那些换汤不换药的政权更迭。

进而，对于革命性质的评价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摩尔在其《专制与民主社会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暴力和压迫，无论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形成，还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中，都扮演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场运动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就需要根据其性质加以考虑。比如，希特勒从群众运动中发迹，于1933年在德国登上权力巅峰并运用国家权力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我们会将之看作反革命。1970年，彼得·卡尔佛特通过观察得出结论，革命是“政府在某一特定时刻被武力或可信地威胁使用武力而改变”[7]，这样的解释更倾向于政治学的解释。而汉娜·阿伦特从哲学的角度认为，革命是要寻求自由，革命者是那些在暴政面前为自由而战的人。endprint

革命的定义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发展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从发生学到结构学，从天道自然到社会政治，从注重形式到注重内涵，解释角度更为全面的发展过程。革命定义的发展涵盖了如下几层涵义：

其一，革命的定义最初意指发生学上的由于诸多非人为的不可知因素而导致的变革。比如中国最初关于革命的定义。改朝换代是应天命，革命是天道自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推翻前朝统治者一定会打出顺应天命的旗号。西方则把革命和占星学联系起来，也把革命归于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这一层革命的涵义更注重形式上的变化，因而也最为根本，但对社会实质性的变化并不过多考虑。

其二，注重社会结构变化的革命定义。这些对于革命定义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革命常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这种强制的力量非个人、非自然所为，其对象也不是针对个人。②革命是许多人的运动，无论这许多人被称为阶级、组织、民众、群众、集团或模糊地称之为大规模。③革命的形式是打击并取代现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④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社会结构重大变化的发生。由于实际上革命常常不成功，因此，革命所要达到的诉求往往也并不能实际上实现。但无论如何，只有明确地包含改变社会结构这一要件才能称之为革命。无论最后革命成功与否，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比如鲍尔、大卫·罗伯特森和吉登斯的定义，而卡尔佛特的定义显然更注重内涵，注重对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三，注重内涵扩展的革命定义。如《汉语大词典》中关于革命这个词的含义还包括工业革命，把革命的定义从其内涵上扩展，从而使根本性的变革都可以称为革命。这一革命涵义的不仅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科学、文化领域。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认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8]，也是在这层含义上的运用。

其四，更全面的革命定义。如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方面对革命的定义，以及上述没有显示出来的如革命的伦理学意义，等等。

马克思创立的革命理论，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是包含社会结构变化、注重内涵、价值旨归的全面的革命定义。它并非单一的某一学科的理论，而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具有其逻辑合理性及其理论的一贯性，是其完整的思想整体的一部分，在其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革命理论的逻辑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论前提是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理论旨归是其共产主义学说。哲学保障了马克思革命理论逻辑上的合理性，并成为其持续合理发展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为其奠定了现实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了革命理论的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革命的消亡，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二、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历史根基及其逻辑合理性

革命，英文是revolution，re的意思是，再，又；拉丁词根volve， 原意为“旋转、绕转”，“回归、循环”。后来意指事物的发展变化。这个词让人想到黑格尔著名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段论。事物的发展经过的这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循环往复，只不过在黑格尔这里，回到的起点不再是原来那个纯粹的起点，而是经验经历过的、丰满、充实的一个点，因此，这个点此时既是起点亦是终点。而这一辩证逻辑也是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核心。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

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否定，这一否定是从自身发展出来的，是自我否定。当然，否定之后，还要超越，要实现自我超越。这种超越，已然发展出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创造，是在原来必然性的框架内创造出来新的东西。这一创造发展出来的新东西是异类，异于之前，异于老的、旧的、曾经肯定的东西。但这种相异的超越，并未完全摒弃原来的东西，而只是摒弃了不合理部分，包含了其合理的部分。这样完成的一个循环，形成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一否定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就个体而言，是精神的自我成长。只要有不愿意做奴隶的反抗意识，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自我否定的开始。自我否定感性束缚，或者既有的思想观念，自由的精神超出既有的框架之外，既有的必然性之外，发展出另外的可能性。虽然否定比遵循旧规则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会失败，但自我精神仍然自由地作出选择，即使失败也在所不惜。在自然和社会领域，也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成长过程，只不过不再是个体精神的成长，而是人类客观精神的发展。因此，黑格尔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客观的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观点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虽然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犹如一个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成长运动。在社会领域，它表现为社会形态更替，革故鼎新的更替通常以革命的形式完成。但马克思认为否定的力量并非自我意识的觉醒、客观精神的自我成长。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问题的大量研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五形态”（生产关系尺度）、“四形态”（生产力）、“三形态（人的全面发展）”说等理论，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发现，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要素并非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要素，而是物质要素。这里的“物”指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具体而言就是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亦即，物质因素决定精神要素。因此，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非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恩格斯对此表述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找”。[9]617

按照马克思的认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自然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早期社会，生产是原始的，生产力中发生的变革，往往是由自然现象，如河流干涸或者土壤衰竭等造成的。而通常情况下，生产力变革在生产工具的发展中产生。因此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确切地说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更大的生产力，并由此引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已经不能使生产过程发挥其全部能力了；而且当创造社会价值和资本的广大群众已经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赡养自己的时候，发生革命的时间点就到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更替，各个形态是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标志，每当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并最后以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当时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会一直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只要私有制依然存在，只要剥削还没有被消灭。冲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而在阶级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暴力革命。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的不断发展积累就是量变，质变就是全面革命的爆发。endprint

因而，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进步的；是对旧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枷锁的打破，是对新的生产关系的期待。马克思的革命观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有其深刻的哲学历史根基和逻辑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变革而产生出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被统治阶级按照原来的分配模式瓜分，统治阶级越来越富，而被统治阶级愈来愈穷。“不患穷而患不均”，这里的不均，指的是收入的差距达到某种程度。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随着基尼系数增大社会也会更加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的阶级联合起来，革命发生。而如果社会达到即使相对平均，革命也难以发生。当然，达到真正平均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已经丧失了革命的原因，革命就将不复存在。

三、革命与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具有必然规律，如果有，那这个规律是什么？我们能否根据这一规律预测未来社会？如果没有，那我们该如何规范社会行为，以使社会和谐发展。马克思思考这一问题，试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找到出路。历史上，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研究者认为，未来在上帝手中，人要信主行善；有研究者认为，未来具有多种变数不可测，只能听天由命，随心而行。

具体到马克思理论，当今，仍有许多人对其共产主义目标存疑，认为是空想。事实上，马克思这一理论是以理性的方式合乎逻辑地加以论证的，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当下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我们所要达到的未来必然是自由的世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具有理性的人在这一点上都会目标一致，因而这是必然可以实现的。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具有理性的人的前提预设，马克思显然接受了且把其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在现实利益分配不均的社会状况下，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益，因而革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通过革命获得的未来掌握在理性人自己手中。理论上预设未来目标是为了关照现在，过去、未来都会映现在当下。未来的目标如何，会直接影响到当下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对未来社会的预设也是为了使个体更好地活在当下，使当下的社会成为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

康德曾经论证过，必然的因果推论只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有效，超出这个范围，会导致对理性的误用。但他并没有否定其他领域的必然性。理性自身具有对自然统一性的合理追求，因而理性不仅有建构性的功能，让我们获得确定的经验知识；而且有调节性的功能，凭借我们对自然统一性的理念把我们已经确定的经验知识和尚未获得确定性的经验性知识康德对经验知识和经验性的知识的使用有明确区分。前者指经过知性范畴统摄的确定的关于自然的必然知识，后者则是没有经过知性范畴统摄，但已经作为杂多出现并被感觉到的偶然的自然。联结为一体。社会领域显然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只能以理性的终极目的——人类自由的获得来观照这一领域所应遵循的原则。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必然的因果律就是理性（狭义的理性，亦即康德的知性）的建构性功能在发挥作用，而在社会领域或自然科学仍未达至的自然领域，理性也能发挥作用，但只能是调节性的作用，这一领域也有规律可循，但是自由的因果律，也是自由的必然。自然科学知识建构性的，constructive，可以理解为能按照图纸建造的，形式结构都已经规定好了，我们照图填充合适的材料就能必然得到我们确定的结果，而且这一结果可以多次正确。社会领域的原则则是调节性的，regulative，我们有个总体的目标，这一目标引导着行进的方向，但并没有一切规定好的图纸，如何建设，需要根据目标和现有的材料不断调和、协调。我们没有确定的可靠的结果，但我们仍能通过调节不断接近目的。这种调节，不但是客观的，根据现实材料进行的，而且具有非必然的偶然性。但这一领域却仍具有获得终极目的——自由的必然性。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推论并非自然科学中必然的因果推论，而是社会领域中自由的因果推论，是从必然的自由推论出的自由的必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期待以最终目的的形式在理性的调节性的作用下观照社会现实，并在自由的因果推论中起作用。

马克思在借鉴康德这一对理性功能划分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最终要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从逻辑上而言，是依据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而得出的合理推论。但这个推论，不可能是必然的因果推论，只能是自由的因果推论，因而是以自由的最终目的为前提预设的。所有理性的人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所有人类目的原则上是和谐一致，是道德的。以赛亚·伯林认为，马克思不仅预设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这一最终目标的一致，而且对这一目的的可获得也同样是预设的。[10]但在我看来，这一目的的可达至，恰是马克思以唯物主义观点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发现的，共产主义目标通过革命获得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可以达到，因此，这一目标具有现实的基础，而并非只是理论的预设。其实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预设的，预设并不妨碍其理论体系的自洽性，只要论证的过程逻辑严密。如果说任何理论的成立都在于其逻辑的严密性、现实的合理性。那么马克思理论的严密性在于他预设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前提；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就在于，他关于这一最终目标的可获得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现实的考察，并非只是空洞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首先，理论上的逻辑自洽和严密并不代表在实际应用中的照搬挪用与毫无阻力。其一，就人自身而言，不仅属于自然领域，而且属于自由领域。因此，属于自然领域的事，比如说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方面，衣食住行，我们可以必然知道，但对于人的自由的行为却无法必然知道。其二，人性不仅有善而且有恶，虽然我们可以预设每个人都是向善的，但并不能保证必然如此。因此，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明白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创新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两个伟大发现中的头一个发现。[9]67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拿着这个武器就可以高枕无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推论是基于自由的必然规律，因而，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运用中，根据最终目标和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实施手段，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一直强调的，是马克思思想的真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所在。它是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苏联的解体以惨重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正是这个道理。endprint

其次，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对这一目标可实现性的论证已经表明，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是可以被拯救的，而拯救者正是具有理性的人自己。如果说宗教告诉人们，救世主是神的话，那么马克思就告诉我们，救世主是人自己。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可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拯救自身。此外，这也是马克思早期理性主义立场的表达。有人认为，在早期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那里发生了一个断裂，他抛弃了之前的理性主义立场。但实际上，马克思只是先从理性主义的战场隐退，而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暂时不研究并不等于放弃原来的立场。马克思反倒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理性的人能够自己拯救自己，而无须借助于神恩，拯救自己的手段，就是革命。

马克思为我们预设了一个目标，而且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描述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是跟我们现在所处的必然历史断裂的另一段自由历史的开始，虽然这两段社会历史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必然的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矛盾冲突，被压迫阶级必然会行动起来，因而必然会发生革命。而共产主义社会则遵循着自由的准则，在那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革命已然消亡。此外，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同，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人类历史并没有一个预定的目标，而是一个有无数可能性的过程。但无论康德、波普尔、马克思，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理性乐观主义的，相信我们应该承担责任，并对未来的进步抱有希望。波普尔甚至把这种对于历史的乐观主义态度当作一种道德义务或责任：“对自由的历史的唯一理性的、也是唯一的基督教的态度是，我们自己承担自由的历史的责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因此，“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11]408-417同样，康德也一样认为，这种义务、这种希望，并不是没有丝毫实践效果的，内心的道德律会约束人的行为，并对我们生活实践产生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也基于相似的理由。只不过，康德对未来的设想侧重伦理美学意义，波普尔强调伦理可能性，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伦理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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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08.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7

第二篇主要论述的是资本的周转,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不断反复循环运动的周转方式和周转速度及其影响周转速度的因素等, 以生产资本的循环形式为重点, 阐述了缩短周转时间, 加快周转速度的重要意义。资本周转一次就带来一次剩余价值 (形式上表现为利润) , 周转次数越多, 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第三篇主要论述的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通过分析个别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联系和区别, 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区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 从简单再生产入手, 论述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提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优先增长的思想。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实现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生产和消费需求的问题, 没有生产提供的产品, 消费就没有对象, 同样只有通过消费, 产品才能得到最后变成资本。反映出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全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问题, 揭示了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

资本循环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形成的完整的循环过程, 资本每循环一周是要带来剩余价值的, 如果资本家把这些剩余价值用来在投入到货币资本中, 就形成了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资本循环的客观规律, 资本运动的规律适合于所有形式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资本运动也是遵循这个规律的, 所以, 如果撇开它的资本主义性质, 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规律对现代企业运营管控的指导性, 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把现代企业的运营管控与资本循环理论相结合。

第一, 加强资本循环的可靠性管理, 形成稳定的资本循环路径, 为企业带来资本价值的增殖, 取得更多的周转资本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第二, 控制资本的使用成本, 不管是在购买还是生产、销售阶段, 控制资本成本是企业的根本所在, 现代企业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企业成本的竞争。

第三, 加快资本循环的速度, 缩短资本循环时间, 是企业增加效益的有效途径, 只有完成了循环, 企业利润才得以实现, 循环次数越多, 企业效益越显著。

第四, 流通是资本循环中最不可忽视的。用现代企业管理概念讲就是加快物流的速度。企业往往容易重视生产环节, 重视商品形成的各个环节, 包括销售环节, 但容易忽视物流的速度。

因此, 要搞好现代企业管理,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管理架构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员工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 做好企业发展目标的长远规划, 把广大员工的思想和积极性都统一到企业的发展上来,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 懂得资本循环理论,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有效的完成资本循环, 形成资本的循环增殖,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

2. 资本成本的控制

资本成本是马克思提出的, 社会生产中资本能够在循环中带领利润, 但取得资本是需要成本的, 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 资本使用成本越低, 总生产循环过程中的成本就越低。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普遍存在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在国有企业管理考核中利用EVA (资本增加值) 考核管理者, 充分体现了资本成本管理的重要性, 资本成本越低总生产循环过程中的成本就越低。在目前企业管理中企业借贷过多、负债率过高, 资本循环速度较慢, 闲置厂房、设备过多, 采购成本高是形成资本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所以, 要想降低资本使用成本, 必须想方设法利用引进投资合作、股改上市等方式融资, 降低资产负债率;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控制投资规模, 盘活闲置厂房和设备;采用大宗原材料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成本。

3. 控制生产环节成本

生产环节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工艺不合理造成的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和能源场地的浪费等;上下工序之间的配套不匹配造成的生产环节瓶颈;形成了企业运行中看不见的冰山。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科学的设计工艺流程, 再造工艺流程, 提高产成品合格率, 向国际上先进的同行管理者学习对标, 引进全球最佳实践, 使之更科学、更合理。

4. 重视流通环节

资本流通是企业最根本的核心, 购买资本转换为生产资本再由生产资本转换为商品资本, 只有通过销售和物流环节才能实现商品价值的转换完成循环变成下一个循环的购买资本, 因此加强销售环节控制和加快流通速度是关键。一是要有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充分激励的销售政策, 要向重视科研人员一样重视销售人才, 培养一支能打硬仗的销售队伍;二是要研究制定合理的物流方式选择利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运输成本、最安全的方式将产品送到用户手里;三是降低库存, 减少流动资金占用和生产资本的沉淀;四是要加大应收账款的清收力度, 减少用户对企业流动资金的占用, 加快资金的回收和周转, 降低资金流通成本;五是加强风险的评估与控制, 防止呆坏账产生造成直接损失。

5. 缩短企业管理链条

企业管理链条过长, 直接的表现就是非生产环节人员较多, 增加了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环节较多, 审批链条太长, 增加生产管理环节的运转速度, 从而增加资本循环速度, 影响最终的资本收益。

6. 加快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是目前企业获取信息, 选择全球最佳实践的重要方式, 只有利用信息化手段管理, 才能保证企业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取外部信息、迅速传达内部指令、规范各个运转环节, 才能保证企业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准确把握市场信息,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资本的有效循环, 获取最大的利润。

7.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专利技术的研究

调整产品结构, 开发出高附加值和具有市场竞争力产品, 扩大本企业优势范围内的工业消费, 刺激总需求的增加, 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增加边际收益, 获取更多的利润, 使资本总额不断增长, 企业实力不断提升。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8

关键词：背景,方法论,消费与生产分配的关系

一、马克思消费理论和西方消费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消费理论, 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对消费理论做出专门的论述, 但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马克思对消费理论做出了深刻的阐述。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完整系统的马克思消费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消费首先表现为生产的消费。消费又是原来意义上的消费。生产的消费特指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要素的消费。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则是指非生产性消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 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西方消费理论西方学者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17 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 直到20 世纪初, 以马歇尔为代表才开始真正对消费做出系统的研究。采用数学分析的方法, 抽象演绎。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 在理论上论证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如何选择最优的消费组合, 最终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二、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的背景不同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劳动生产相对落后, 社会财富匮乏,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 消费水平有着两极分化的特点, 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富, 享受着丰富的生产资料, 而此时大量的工人处于饥饿的边缘, 靠着出卖微薄的劳动力, 换取可怜的工资维持艰辛的生活。马克思从这样的背景下, 站在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消费理论, 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较高, 不断升高的消费水平, 不断压榨工人使其处于较低的消费水平。消费在这里也变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而在西方消费理论中, 这种消费理论完全被忽视甚至被掩盖,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经济危机频发, 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其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能够尽力调和阶级对立, 西方消费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立场和观点是相对的, 西方消费理论强调消费者是同一的, 无差的, 没有阶级差别的, 个人是在既定的收入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所做的选择都是最优的选择。消费的主体是无差异的, 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更没有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对立。这样就抹杀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消费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和其所体现的阶级对立, 掩盖了消费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手段的特性。

三、马克思消费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 它既是研究人的科学, 又是研究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学。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 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的。整体的特征在于思维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个人, 而是现实的处于整体联系的个人。整体主义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 而是一定的组织结构连接的整体。整体主义分析法方法并不排斥对个人的研究, 只是反对孤立的静止的去研究个体。并要求正确和分析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是将社会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马克思消费理论是从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运动中出发来分析消费与其他社会再生产的环节, 生产, 分配, 交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室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往往遵从个体主义, 即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西方消费理论充分的遵循了这一原则, 西方消费理论往往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指导消费行为。其在一定的收入条件下所做的最优选择就可以推广为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准则。而将这个代表性消费者最优简单相加, 就可以得出整个消费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总量。虽然讨论的是总量消费, 然而还是以单个消费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为基础, 来推导出消费函数。这是一种唯心的方法, 个体的主义核心思想的体现。

四、关于消费, 生产与分配

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讨论消费的特征和作用的。生产决定消费, 消费对生产起着积极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生产。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环节, 一个是起点, 另一个是起点。此外, 消费结构又受着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从消费水平上所表现出来的两极分化的背后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是统治与被统治者的阶级矛盾。

在西方消费理论中, 生产在长期是由生产技术和一国的资源存量决定的, 短期则是由成本、市场价格、预期等因素决定的。一方面, 消费时经济发展的跟本动力, 不是生产决定消费, 而是消费决定生产。这种颠倒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掩盖了消费不足背后的阶级矛盾。

参考文献

[1]张筱薏.消费背后的隐匿力量[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2]陈其人.两种社会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 篇9

一、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的许多理论都是在论辩过程中提出来的,很难找到马克思专门针对人的问题而写的专著。换言之,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应该从其各种不同的论著中寻找。这种寻找是艰难的,因为针对不同的对手和问题,马克思的论著是如此庞杂。但是,他所依从的方法论却是基本上是统一的。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他也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分析人的基本方法。这样,人就成了发展的人,人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不管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都一样。如何认识人类的发展进程?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辩证法,唯物史观。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区别其他人包括萨特在内的持不同方法论基础的人的观点。

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核心的问题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具体一点,它是研究何为人、人的状况如何、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是针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提出的,分析他的人学理论不能脱离这种背景。

人的生存问题,马克思重点是关注当时社会上普遍受苦的工人阶级,这种普遍的苦难他总结为劳动的异化。因此,如何认识异化劳动、如何克服异化,就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自然地与另一个问题相关:人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异化?如何应对异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无规律?人类的前景如何?这种前景由谁去创造?如何创造?围绕这些问题,马克思在许多论著中都有涉及,但全面集中地讨论如此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

三、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是针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围绕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本的目的是要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其主要地包括以下内容:人的本质的理论、劳动异化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

第一方面内容,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基础,这也是解决“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的生物性和生理方面的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是人在从事物质生产、社会交往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得以存在的前提,人的社会属性又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并使之成为社会化的自然属性。因此,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特殊本质之所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人的本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二是人与人的区别。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社会性。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来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劳动;从人与人相区别的层次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也就是马克思的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的内涵有:一是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活动范围,决定了人获得他人尊重与肯定的程度。二是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血缘关系、职业关系、文化关系、种群与族群关系等。其中经济关系起支配作用,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

第二方面内容,劳动异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哲学分析基础。异化属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它揭示了事物运动的一种特殊结果,即自己成为自己的反对形式,揭示了一个好的愿望和动机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异化现象为出发点分析这种异化现象:“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正是因为马克思对工人的这种普遍的深切同情,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都以克服这些苦难、实现对这种异化的积极扬弃为根本宗旨。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还详细分析了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异化等内容。这些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工人被剥削的现实苦难,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解放之路。这条道路的具体分析,则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进行的。

第三方面内容,社会发展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内容。这可从社会发展的主体论、社会发展的动力论、社会发展的规律论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社会发展的主体论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马克思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强调人的,一方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有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他还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总之,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的活动而已。

2. 社会发展的规律论

对于社会发展,有的人认为是无规律可言的,有的人认为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且不去争论谁对谁错,但应该指出马克思是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事物的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人类社会也一样。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它决定着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在内的社会生活;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制度,它必定被将来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3]。

3. 社会发展的动力论

如果社会发展有一个动力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有两大要素:根本动力和非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非基本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要、科学技术、阶级斗争[3]。

人的本质的理论、劳动异化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三者之间是一个统一整体,人的本质的理论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基础,而劳动异化的理论是研究人的存在状况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则为改变异化状况指明一条道路。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构成马克思的人学理论。

四、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当代中国的重要理论,都可以看做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这些理论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把人的地位和作用放在首位,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关注大多数人的疾苦,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积极改善大多数人的存在状况。当然,社会的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断改善人的处境,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才更彰显其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131.

马克思生产理论 篇10

一、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卢卡奇在深受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及其商品拜物教的启发之后,经过自己缜密的思考,进一步提出物化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显现问题。他认为,物化是指“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他还认为物化在主客观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表现与内涵。在客观方面,物化指的是人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物质世界几乎并不具备属人属性,而是在人面前呈现出一种相互对立的姿态。而在主观方面,人类自身的无援感以及人类活动与自身的疏离化,都呈现了人类与自身的不相隶属的趋向,进而走向物化的彼岸。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主要可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作为人类主体活动方面的“物化”,二是人类主体的“物化”,三是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四是主体的意识物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生产过程中,劳动主体逐渐丧失本应具有的意识,使得自己的身心仿佛都受到机械般的压榨,整个过程变得越来越机械化与形式化,完全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就连主体本身所具备的深刻的内在与丰富的外在的表达也都带有一丝被动运转的机械特性。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在立足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的基础上,始终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对工资、资本的利润以及地租等研究成果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系统的总结。他把人的内在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并理解为劳动,同时把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关人的本质的异化,用劳动异化巧妙地形容,而且他还认为这种异化绝非是纯粹的主观想象,而是一个具备客观属性的相对全面的过程。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在四个方面做了相关的规定:第一,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第四,人和人的异化。马克思写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二、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的比较

通过上述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归纳简述,我们可以继续从两种理论的共通点和差异性来加强对二者理论的进一步认识。

(一)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的共通点

首先,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现象还是马克思的异化现象,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并且无论是其理论的产生,还是其进一步的发展,都摆脱不掉其特有的资本主义属性,在这一点上,二者无疑相契合。

另外,无论是物化还是异化,它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卢卡奇和马克思在对待二者的态度上也是默契达成一致的,即两人都主张应该消灭这种物化或异化现象,并充分发挥各自的理论思考力,想尽各种可能的方法和途径为扬弃这种现象而努力。

(二)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的不同

首先,时代背景的差异。

卢卡奇的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创作背景,是基于一段比较发达而又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只是那时候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水平不仅相对低下而且还极不平衡: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苏联取得了胜利,但是欧洲各国的运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卢卡奇在探索相关工人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分析原因,并力图尽快告别当下资本主义的凄惨局面,尽快走出阴霾。经过细致思考与深入分析,他认为,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走向失败,最关键的还是无产阶级还不具备进行革命的相对成熟的主观条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处于萌芽阶段而并不成熟。所以,他便走上了意识之路。

而马克思的《手稿》的创作阶段,却是处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该阶段的生产力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尽管如此,但是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增长中的作用却还没有占据相应的主导地位;另外,此阶段中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无产阶级显露出来的本身具备的革命性毋庸置疑,但是在该阶段本应具有的阶级意识却已经丧失,但是该问题所展露出的矛盾尚不明朗。所以异化理论既从劳动产品向劳动过度劳动异化,也涉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及其本质的异化,但却并未辐射到资本主义的政治范围和文化范围,更无法提及人的心灵的异化。

其次,产生根源的差异。

卢卡奇认为,物化作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其理论诞生的现实根源归根究底还是在于其发达的商品经济。因为,普遍的商品化使得商品在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时商品交换的实质似乎已经泯灭了人类本应具有的社会属性,商品所展现出来的物的关系无疑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面纱,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现象。

而马克思则在充分考虑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情况下,把自己对异化劳动的根源的思考深入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进一步揭示出异化现象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的根源主要还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原因,并且与私有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对异化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社会分工现象越发趋于固定,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增加社会财富,但是另一方面,却对个人的发展进行了限制与规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在马克思眼中,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本身就具备一种相互作用力。

再次,基本概念的差异。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十分接近,但是他并没有对此作出严格区分,尽管他已经意识到了对象化、异化和物化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是,卢卡奇在新版的序言中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未认识到两重性。这正是它在其基本哲学观点上出现很大偏差的原因。”[1]可见卢卡奇在后期并不固执己见,相反却敢于进行自我批评,实为大家风范。

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就首次将对象化和异化的不同内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对象化使得劳动的现实化变得更加可能,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和实现。而对象化活动自身就潜在着异化的可能性,一方面,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进度,另一方面,相关的对象也因与人的相互作用而变得更加生动,但是,一旦当它走到一个极端就很容易随之转到它的反方向,否定人的本质存在。

最后,扬弃途径的差异。

卢卡奇关于在扬弃物化现象的途径方面态度相当明确,他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对于克服该现象有着其他任何途径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觉得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无产阶级所具备的阶级意识的成熟程度直接决定着相关革命的命运以及与革命相关联的人类的前途。总之,卢卡奇力图通过唤醒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来对物化进行扬弃。

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对扬弃异化的途径做出明断的分析,但是马克思在书中却给出了明确的提示:“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路。”[2]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克服异化现象还需要做出很多方面的努力,主要还是要依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普遍实现。可见,马克思在此问题上注重的是社会生产实践。

三、结语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体会到,尽管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着很多理论缺陷,但是,卢卡奇是在并未知晓马克思的《手稿》的情况下,提出了物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体现了卢卡奇的非凡才能。

对于马克思,尽管他的异化理论没有涉及异化对人的心灵的侵蚀,但是却不能忽视马克思异化学说本身具有的价值,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颇具科学性,并且他把扬弃异化劳动的相关研究与私有制的根本变革牵涉到一起,为今后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综上所述,在扬弃异化的思路上,卢卡奇和马克思的理论各有侧重点且各有其合理性。那么,对于物化或者异化现象的真正扬弃,并走向全人类的解放,既要具备意识觉醒,又要注重社会实践,即需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双重观照。

摘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都具有各自的丰富的内涵,本文从两种理论的基本内容出发,尝试着对二者的理论进行比较。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尽管有共通之处,但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孕育各自理论的背景、理论产生的根源、基本理论的概念等方面。

关键词：卢卡奇,物化,马克思,异化,比较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47,20.

诺斯理论的马克思渊源 篇11

关键词：诺斯；马克思；经济结构；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诺斯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得出了马克思不同的结论，他们坚持的和所维护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是截然相反的，但在其建构分析经济结构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中却借鉴了马克斯理论中他认为正确的部分，这包括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以路径依赖形式来精细化，同时也包括把马克思理论中不可分割的，而其他新古典理论所忽视或不太重视的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经济结构问题。这在新古典理论占主流的西方世界是难得一见的。诺斯以理论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力标准去客观地评判理论并运用理论，可以说这是诺斯不自觉的运用了唯物主义方法，可能跟诺斯早年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诺斯是新经济史鼻祖，其一改传统经济史以纯粹的叙述方式描述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发展出一套逻辑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去解释历史，甚至在缺少历史数据时用这套理论尽可能合理地去修补和延伸历史。诺思（North，1990）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过程中始终贯彻制度分析的方法，通过制度分析方法推演和修补人类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经济变迁过程。诺斯强调他不是纯粹的记录或书写历史，而是建构一个合乎逻辑，并且紧守现代有证据和理论的经济故事。因此诺斯说制度和历史的结合比运用其他方式更能写出一个更好的故事。研究涉及历史必然考虑到时间维度，从而分析理论必然是长期的、动态的和辩证的，而不论马克思的社会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还是诺斯的经济史。

二、 制度构建理论

1. 产权与国家。在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中，诺斯吸收了新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的元素，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阐述经济思想，解释变迁过程。早期诺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在坚持了新古典内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均衡分析方法的基本上引入了交易费用，从而开始进入真实世界。即使这样，理性的个人算计仍无法解释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是如何克服的，从而无法解释需要大团体推动的制度变迁，更无法解释持续的宗教冲突，只是吸收了马克思理论中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范畴，问题在逻辑上才得以解决。当然，现在看来只要把新古典理论内核之一的理性选择模型中收益最大化范畴扩大为个人效用最大化再加上期望权数概念，问题也能得到解决。诺斯认为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绩效，制度结构提供的激励是至关重要的，而其中尤以产权结构最为根本。诺斯关于产权是经济与政治分析的起点和终点的论述与马克思开创性地把所有制然后是所有权作为自己理论大厦的基础在着眼点上是非常接近的。诺斯认为有效的产权是使私人边际收益率竟可能的接近社会边际收益率，而产权的垄断供给者是具有暴力潜力的国家，所以国家应该对产权效率负责。从此，诺斯开始在分析中引入国家范畴，而国家范畴是马克思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国家模型有两种，一种是掠夺模型，一种是契约模型。诺斯（North，1981）认为契约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暴力的平均分布，而国家掠夺理论是暴力的相对集中，因此从暴力分布角度而言契约理论和掠夺理论并不是互不兼容。但与此同时，诺斯认为国家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一个目标是通过构建一个产权结构，包括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权结构，使有关各方在这个产权结构下竞争和合作，从而尽可能的为统治者提供租金，另一个目标是在之前的产权结构框架内尽可能的减小交易成本，同时促进生存性劳动，扩大产出，增加税收。在其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诺斯如何把国家理论一般化，在现实社会中，在掠夺与契约之间，他实质是倾向于前者的，这和马克思的国家阶级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认为国家统治者是某个阶级的代表，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来控制国家，从而划分产权，制定制度。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强调要改变现状，变革制度，必须以革命的激进方式控制国家。诺斯没有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只是侧重于论述制度连续的变迁过程，强调了获取生产潜力的增量改革。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除了一系列不连续的制度变革，比如朝代的更迭、战争和革命，许多根本性的变革是通过无数次的，微小的，有时往往是非正式的制度变化积累而成。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别改革和革命。改革就是以暴动或暴力等强制性的方式颠覆现有分配体系，重新分配财富。革命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人收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革命不是帕累托改进。即使从总体上说收益的人数超过受损的人数，革命并不一定扩大社会总体财富，因此革命也不一定是希克斯改进。而改革是在承认既有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明晰产权，建立经济或政治市场，通过利益各方的交易和交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扩大社会总财富。因此我们说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看起来似乎改革与革命是矛盾的，甚至改革是优于革命的，但改革是有前提的，诺斯的连续变迁理论的前提是存在可用于讨价还价的政治市场，并且交易费用不高，各集团凭借自己的谈判地位通过交易过程变革制度，而马克思理论的提出是有其时代背景的——社会中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马克思理论前提是缺少这种各利益团体或阶级谈判的政治交易市场或即使有可用的政治市场，但交易费用太高或者博弈处于僵局，暴力推动制度变革是唯一的选择。这样看来在引入交易市场和交易费用之后，诺斯着重的改革和马克思着重的革命又归于统一了。

2. 意识形态与行动。在之后具体分析经济结构的变革中，诺斯不断强调制度变革是决定性因素，并且构建了自己的制度变革理论模型。诺斯认为人口、知识与制度这三者在时间轴上相互作用，最终决定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人口的变动和知识存量的变动会导致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可用自然资源）的变动，这种变动体现在数量和结构上。资本存量的变动引起三个变量的变化，它们分别是基于“现实环境、历史经历和文化特征”的意识形态、相对价格和军事技术特点。其中军事技术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外暴力分布的变化，它与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资本力量分布的变化同时导致了特定制度下的各变迁参与者的机会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他们的谈判地位发生了变化。谈判地位的变化只是说明制度变迁有了能力基础，还必须有制度变迁的意愿，这种意愿最终来源于变迁的个体参与者，是个体参与者根据变化了的机会成本作出算计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当然这种算计在现实世界里是带有主观性的，是不完全理性的，这部分是因为个人有限的计算能力，部分是因为有限的信息，除此之外不同参与者对什么是最大化收益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这主要归因与意识形态的修正，所有的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个体的意愿强度。可以说前者的最大化算计是工具理性，后者的修正是价值理性。那么意识形态是如何修正我们的意愿呢？诺斯（North， 1981，pp.68）说：“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不仅因为新古典模型强调的客观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演进，使个人和集团关于其地位公平合理的看法大相径庭，结果他们各行其是”。个体的最终动力（能力加意愿）只有绑在一起形成集体的推动力量，制度才有可能变迁。如何才能克服奥尔森（1965）基于新古典个体主义算计导致的搭便车行为对集体行动的破坏？诺斯（North， 1981，pp.62）认为马克思在他的论述中虽然把阶级作为行动的主体，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阶级能像个体一样统一行动，于是诺斯试图借助意识形态理论在逻辑上解决这个问题。他论述到：最重要的是，克服搭便车问题是任何有效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成功的意识形态克服简单的、享乐的个人成本收益权衡，为集体的行动注入活力。这是意识形态对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没有这种影响，无论维持现存秩序，还是废除现存秩序都不可能。当愿望和能力都具备的时候制度自然地得到变迁。其实当诺斯利用意识形态理论去解决奥尔森难题的时候，他本人并没能从理论的高度给出为什么意识形态能克服搭便车行为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他只是给出了几个描述性的，经验性的例子去佐证意识形态和搭便车行为的关系。可是这种通过现象揭示的关系更像是统计学关系，可能两个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但这两个现象也可能是另一个或几个未知原因的并列的结果。目前有关集体行动的有很多理论被提出，在它们各自的假设上也都有其合理性，毕竟在科学没有定论之前，解释永远不是唯一的，但也许科学永远不会有定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尽量缩小可能的范围，这项工作留给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吧。诺斯认为制度的变迁又引发经济结构的变迁，人口和知识存量在新的经济结构影响下再次变化，形成新的特点，从而进入另一个变迁周期。这里诺斯没有考虑到变迁了的经济结构也会对参与者的机会成本产生影响，除非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结果与参与者在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的预期一致，只是事实上在非完全信息和非各态历经的世界里这种一致几乎不可能，这就引发制度变迁在导致经济结构变革后，这种非预期中的经济结构变革结果同样引起了非预期的相对价格和军事技术特定的变化，这样即使在短期人口和知识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还是处于不断试错的调整中。

其实诺斯的人口和知识存量的变化引起制度变化最终决定了经济的结构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终决定社会发展阶段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在根本上是指人和知识的结合，是人利用知识存量生产经济物品的能力或者说诺斯的人口和知识存量的变化在根本上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人力资本外，机器等实物资本难道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力的体现吗？如果就历史上的任意一个时刻看，实物资本的确是生产力的体现，但放在时间维度上动态的看任何实物资本都是人在利用现存知识的基础上劳动的结晶，这一观点自李嘉图提出劳动价值论起，就不是争论的焦点了。近代的华西里·列昂锡夫独创的投入产出技术可以佐证这一点。另外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当然包括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只是前者的范畴更大，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不拘泥于对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精确定义，也不拘泥于讨论制度和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只是就结果和本质而言，无论是制度还是生产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样看来诺斯早期和中期的经济结构变革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本质上也许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的话，在我看来，也只是把马克思的阶级矛盾具体到个人矛盾，从而以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代替阶级分析方法，利用新古典理论的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和修正马克思的集体分析框架，为后者的分析找到微观基础。

三、 制度演化理论

如果说晚年的诺斯从一个制度的建构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一个演化主义者，我们无可辩驳，这与他的研究重点由正式制度转向非正式制度有关。但是如果说诺斯从一个把人口、知识、资本和暴力这些客观存在作为制度分析起点的唯物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把认知、信念和意向性等虚无缥缈的主观反映作为制度分析起点的“唯心主义者”，我认为有待商榷。因为这一切的转变是伴随着诺斯不断的发现和不断探索展开的，所以要理解这种转变也应该遵循这条线索。

诺斯（North，1995）发现，从西方世界的发展实践来看，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自由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更加庞大，更加丰富和复杂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渊源不断的资源，而政治权益的保障和经济参与的自由为经济持续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诺斯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体制下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促进产权的界定和有效实施产权制度。如果允许王公贵族和统治者随意窃取公民的私人财产，将无法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充分说明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因此，诺斯、瓦利斯和温加斯特构建了一个经济政治整体分析框架，并创造了两个有用的学术术语：“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他们认为，发达的国家的次序是开放进入的，是民主的和竞争性的，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次序是有限进入的，只有对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来说才有实际意义。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从有限进入的社会转型到开放进入的社会呢，转型的动力源又是什么呢？诺斯（North，2005）回答道：“利益参与者的意愿是人类社会经济演变的关键……参与者的认知支配这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伴随着不确定性的认知，参与者作出选择和决策。所以，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预知所塑造的刻意过程（a Deliberate Process）”。“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Structure）了人类处境（Human Landscape）的变化”。诺斯认为个人的信念才是制度变迁的关键。那么什么又决定了信念呢？换句话说参与者的特定信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诺斯的思想，参与者的信念部分是由个人的心智结构决定的。问题是个人的心智结构又是怎么来的呢？诺思（North，2005）对此解释道：“个人所形成的用来解释周围世界的心智构念部分是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部分是从他们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局部的（Local）日常问题中所产生，还有一部分是‘非局部的（Non-local）学习的结果”。简单的说心智构念是由后天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习型塑的。并且按照诺斯的思想，个人的心智结构除以上三个决定因素外，人类本身的遗传基因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人类基因为后天的学习和经历提供了初始结构，由此塑造了个人的心智结构。从而，照诺思看来，基因、文化遗产和个人经验，便构成了人类学习的“三个来源”。

就这样诺斯在自己的不断探索中而不断向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等学科拓展，并且在分析人类社会结构变迁中，更加强调个人的认知、信念、心智结构和意向性，他甚至认为人类社会是个人心智的产物，是人类心智的主观函数。但在我看来这种超脱了个人之存在而存在的人类心灵的真实反映不也是客观存在的吗？承认这种不以个人的存在而存在，不以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的真实的集体反映不也是唯物的吗？与其谓之为“转变”不如谓之为“深入”，是诺斯以更高的层次和更远的时间跨度，运用抽象的方法解剖构成经济结构变迁原因的传统可见元素，进入到一个看似虚无飘渺，实则真实存在的微观世界，而不管这个世界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 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31.

[2] Douglass C.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 Norton，1981：28-29.

[3]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 Norton，1981：68.

[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等译.北京：格致出版社，1965.

[6] Douglass C.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 Norton，1981：62.

[7]沃西里·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M].崔书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Douglass C.North. The Paradox of the West[J].Economic history，1999，（3）.

[9]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改革，1995（03）：52-56.

[10] Douglass C.North.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Princeton， NJ.： Pri- 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8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创新租金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项目号：10BJL017）。

作者简介：陈伟（1983-），男，汉族，浙江省湖州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篇12

东方社会理论是一个理论体系, 是根据东方社会的特殊情况提出的, 也是将社会发展理论根据东方社会国家的特点使其东方化。恩格斯在189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文章, 文章中归纳出了东方社会理论的内涵。

东方社会理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 俄国农民生活极其贫困、陷入了无法忍受的状况。1861年, 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 但要在地主手中赎买份地, 这样就要从政府贷款, 还各种利息, 还要向国家缴纳各种赋税。农奴制的废除成为了名义上的解放, 农民又处于社会最底层, 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境地。第二, 农民生活具有孤立性及彼此隔绝, 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此基础上。俄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 农民孤立地从事生产和生活, 彼此之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第三, 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俄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农村公社, 但是沙皇政府压迫剥削以及资产阶级的排解, 使之面临瓦解。第四, 不排除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虽然对“农村公社”有所怀疑, 但并没有否定, 在思想上还是有走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新式道路的可能性。第五, 俄国社会矛盾尖锐, 俄国革命随时可能爆发, 这讲会改变俄国以及世界的面貌。革命的阶级矛盾激烈, 面临严峻的革命形势。上述五个方面构成了东方社会理论的内涵。

二、东方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东方社会理论是内涵丰富且深刻, 从具体内容出发, 则包括革命和建设两方面。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 革命也容易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 以及要加强东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外交等的建设, 这些观点理论正是东方社会的组成部分。

(一) 东方社会革命理论

东方国家特殊的社会现状和阶级矛盾决定了其容易发生革命。随着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 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但是他面临发展的问题之一便是市场狭隘性。俄国的资本主义起步晚, 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没有国际市场, 就国内市场而言, 前景也不乐观。而社会剧烈的前景动荡也是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几个世纪的路程, 而刚刚建立资本主义的俄国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他们的路程, 才能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 这就都会加剧社会动荡革命的进行。另一方面, 俄国面临着革命的任务, 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他们并不是革命的阶级, 没有掌握领导权, 无产阶级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想通过革命掌握领导权, 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变得迫在眉睫。

俄国社会的现状, 阶级矛盾激烈, 农民极其贫困无法忍受, 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劳动群众已经汇集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革命大军。俄国比其他的欧洲资本主义更迫切的需要革命。俄国的革命也将推动欧洲其他国家革命的实施与胜利。同样, 西欧国家革命的胜利也会反过来促进俄国的革命。

(二) 东方社会建设理论

东方革命胜利后, 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胜利果实, 建设东方社会。东方国家的国情社会状况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差甚远, 因此东方国家不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 只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优势, 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利成果,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当前重要的任务。

1. 跨越“卡夫丁峡谷”,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俄国社会动荡, 在完成十月革命后, 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 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 文化水平低下。资本主义并不适合俄国的发展, 因此要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但另一方面要保存资本主义积极的成果, 保持先进的生产力和正确的政治理念, 这便是俄国当前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提出, 俄国可以通过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这便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跨越“卡夫丁峡谷”。

跨越卡夫丁峡谷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俄国的社会状况历史背景与西方是明显不同的, 加上俄国农村公社的两重性, 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适合于俄国。另一方面, 有了俄国革命的胜利, 这便进一步肯定了其可能性。挽救农民公社, 推翻沙皇统治, 俄国就必须进行革命, 而无产阶级也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2. 加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是东方国家的现实。面对生产力水平不高, 经济落后的社会状况, 俄国只有快速发展经济, 才能改变落后的现实, 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俄国社会生产力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 1861年后, 俄国工业迅速发展, 政府加强了铁路建设, 铁路建设加速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刺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 俄国的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 直到今天, 俄国依然是先进的重工业大国。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先进的文化, 先进的文化将会促进科技的提高社会的进步。而几十年来俄国一直处于文化落后的状态, 即使到了工业迅速发展, 经济地位提升后, 社会普遍状态依然是工农阶级知识水平低下, 缺乏对文化水平重要性的认知, 缺少知识分子的培养, 加强文化建设变得刻不容缓。

此外, 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肯定工人阶级的地位, 加强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盟, 以及发展外交等都是加强东方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东方国家国情和现状有其特殊性, 因此不适合同西方欧洲国家一样走资本主义道路。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包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所关注的, 我国也十分重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吸收了东方社会理论的精髓, 将东方社会理论中国化, 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的理论指导。

摘要：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 他的思想主要分布在关于俄国、印度、中国的文章中, 或是在其著作《资本论》《人类学笔记》中。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是指导东方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依据, 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东方社会,马克思,革命,建设

参考文献

[1]俞良早.马克思主义东方学[M].人民出版社, 2011.

[2]郁建兴.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现时代[M].东方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