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民主思想

马克思民主思想（共7篇）

马克思民主思想 篇1

一、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基本维度

(一)作为普遍价值的民主

马克思曾说过:“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非凡的真正统一”。可见马克思的民主观具有普遍性。当然这种民主的普遍性是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的,首先,马克思认为国家的最终形式是民主形式的国家,这种形式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民主制具有一切国家形式的基本意义,民主制与国家形式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最终解放是民主的最高要求,其也就意味着,这种民主不是就个体而言的,不是一种宗教形式的,可以利用信仰自身立即得到自由,而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是具有普遍性的,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推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实现真正普遍意义上的民主。

(二)作为共同形式的民主

通过对马克思的民主思想的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认为人类在实现民主价值存在共同的形式。马克思经历了巴黎公社,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的政权形式。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建立的,但是马克思对其的成立和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克思认为,法国巴黎公社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故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未来民主社会的构想,觉得以巴黎公社这样的国家基础作为民主的共同的形式。按照逻辑推理可以得出,马克思认为民主应该是具有着共同形式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回到人类发展的本质。

二、“政治解放”作为民主的局限性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初衷。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使国家事务提升为了人民事务,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的特权,这是进步性的。资产阶级把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摧毁了,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推翻了旧的专制权力,把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抽象出来,政治解放把人变成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把社会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分离,把社会等级变成了社会差别,所以这种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是看上去华丽但是背后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

马克思曾说“人是通过国家的中介摆脱某种限制而得到政治解放,国家是人和人自由之间的中介物”[1]。马克思认为,这种单纯的政治自由是虚幻的,是不平等的自由。所以马克思曾说:“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所以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的那个是一大进步,尽管他不是一般的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2]。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过程,这种解放没有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只有消灭国家,实现市民社会生活完全平等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

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民主的终极目标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终极目标。马克思科学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规律,在人性原则上论述了人类要求自身解放的内在性,通过生产力发展的研究说明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无产阶级必将实现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同时批判宗教中麻痹人的理智,不是要将“人间”升向“天国”而是要将“天国”降落“人间”。

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形式上的民主。而马克思民主是共产主义民主,是为社会服务的民主,是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的公共管理事物的民主。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首先夺取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政权和民主,将生产资料改造为社会占有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消亡。同时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民主的实现和当前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人类解放是我们实现民主的终极目的,需要经历很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指初期的奋斗目标,受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马克思民主思想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摘要：马克思从来没有过专门论述民主问题的著作,甚至没有给民主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通过翻阅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民主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有过三次论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国际公认协会”《临时章程》以及《古典社会》提到过民主思想,透过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实现人类解放。

关键词：马克思民主思想,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9.

马克思民主思想 篇2

(新华网 2003-02-14）

新华网北京 ２月１４日电 从千年思想家评选谈起：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新华社编者按：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理论界近百位专家学者，撰写了《干部群众关心的２５个理论问题》一书，准确反映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紧紧围绕干部群众在学习十六大精神过程中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本社从今天起在《新华社信箱·２５个理论问题》专栏中陆续播发此书的内容。

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得票高居榜首者是马克思。

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是科学的，它的鲜明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１９世纪，但没有停留在１９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全世界。不论是敌视者的攻击和诽谤，还是误解者的质疑和责难，或者是教条者的阉割和扭曲，都不能阻挡它前进的步伐。马克思主义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霜雨雪的考验，始终充满活力，长盛不衰。

根本要坚持 祖宗不能丢

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改革开放后，面对一些人的“信仰危机”，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一个执政党若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生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为它严格以事实为依据，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原因就在这里。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人民长期艰难探索而作出的正确抉择。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许许多多先进分子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可谓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他们把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义都拿来试过，却无一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前途命运，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１００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和我们的民族就有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历久弥真。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今天，我们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更加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当代中国，观察当代世界，来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

实践无止境 创新不停步

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就是说每天都有新气象。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也必然顺应实践变化，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在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简练的语言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创立他们的学说，不是为了把它束之高阁、藏之名山，而是为了指导社会实践，使之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就在于它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实践作为自己的动力之源。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产生理论、检验理论、推动理论发展。实践既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推动理论创新，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即便对《共产党宣言》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献，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应该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１８７２年在《宣言》发表２４周年时，他们一方面肯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我们党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毛泽东曾经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邓小平也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则强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思想不断解放 理论不断发展

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解除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使思想与实际相一致。实事求是原本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毛泽东对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相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条件，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邓小平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全面阐明了两者的关系：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

江泽民同志强调，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民主思想 篇3

十八大报告是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最新阐述和部署，将我们党我们国家协商民主的实践提升到理论和制度层面，展示了党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开辟了实行广泛民主、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崭新道路，也指明了人民政协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十八大报告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新阐述新部署，是马克思主义民主内涵和民主实现形式最新的理论成果

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建立、运用的协商民主，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意志的实现，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建立、自己规定国家制度，以及运用这种国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情。概括地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本着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和变革中国社会的理想追求，党从成立时起，就把消除阶级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为此不懈奋斗，最终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通过各民主阶级联合的力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特定的联合方式和组织形式，通过民主协商的实现途径，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彻底完成了现代与传统的历史跨越，其最大差别和最鲜明标志，就是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此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的面貌。创造这个历史巨变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首先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得益于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先进性，更得益于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无穷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从国体、政体制度和党领导实现民主的机制等各个层面，巩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其中协商民主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十八大将协商民主实践上升至理论和制度建设层面，列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提高到与选举民主并重的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由实践到理论到制度，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基于实现人民民主、领导人民自我创造出来的民主形式，是在唤起民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其实质和基本内容，就是在人民内部各方面秉着自由、平等、公开的原则，通过对话、沟通、倾听、讨论、辩论的方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对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方式。它是人民意志的一种表达，是人民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内涵及民主实现形式的创新。协商民主拓展了“人民”的范围。人民范围内的一切个体、阶级、阶层、党派、集团，都是人民内部各方面的协商主体。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共同享有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协商民主更丰富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内涵。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它贯穿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过程。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行了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执行之前各协商主体之间的充分协商，充实和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等民主权利。协商民主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在民主实现形式上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已发展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由各党各派各团体各阶层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各界别，在人民政协大家庭里和谐合作共事，与执政党并国家政权机关平等协商，一起议国是谋发展，共同为人民谋福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真实性、广泛性。在国家发展进步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伟大事业中，日益彰显独特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

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的就是让人民更好地当家做主。人民如何才能当家做主？要靠制度。尤其是对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没有制度必然混乱无序、寸步难行。实践中，我们正是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这一点不容置疑。不过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正是看到了这些“不完善”和“不足”，我们党一直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与扩大和深化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更好地体现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要遵循制度建设的一般要求。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创新实践，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十八大做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部署，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任何民主形式都有一个不断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十八大的部署，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种好形式，在制度和机制层面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第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协商民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要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统一领导、协调各方，尊重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党的主张和意愿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共识，保证有序扩大各种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二是要支持参政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提高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建设适应新世纪新阶段要求的高素质的参政党。参政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组织各自所代表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有序参与民主协商，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二，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充分运用人民政协实行协商民主，这既是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的责任，也是各级政协的职责和任务。一是要按照十八大强调的原则、指引的方向，积极推进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权体系乃至法律体系内地位和职能作用的法定化，实现履行职能内容规范化、机制程序化，使通过政协民主协商达成的共识和决议具有法定效力。二是人民政协要坚定维护和依靠党的核心领导，坚持围绕中心和服务大局，坚持团结各界和凝聚人心，坚持求同存异和体谅包容，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要把协商大事、要事作为首要任务，切实推进各党派团体、各界人士对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在决策之前就决策执行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广泛的协商。一方面政协要主动争取党委重视、政府支持，将政治协商活动纳入规定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要全面掌握党政工作重点和重要工作部署，精选协商议题，妥善安排协商计划，积极有效开展协商活动。三是要充分灵活运用协商方式开展协商。要以大会发言、调研、考察、提案、建议案等多种形式，利用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等会议方式，与党委、人大、政府就有关重要问题认真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对协商方式、方法和协商结果的运用做出“刚性”规定，使政治协商更加规范有序，更加生动活泼，更加富有成效；使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

第三，要改进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协商民主机制。一要增强国家政权机关的协商意识。各级政权机关应善于采取民主协商的执政、理政形式，充分认识提高执政能力、培养协商精神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保证，切实提高民主协商的自觉性。二要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商合作关系，把协商真正纳入决策的程序轨道。三要改进协商听证方法。凡制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物价的调整以及教育和医疗政策措施等，都应举行带有协商性的听证会或其他形式的协商会议，让各方利益主体充分参与讨论，充分表达意愿，通过不同意见的协商对话求得共识，以增强政府出台公共政策的民意支持。人民政协可参与或主持听证活动，提出听证建议，交由有权决策的政府机构参考，以增强听证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第四，要积极扩大基层和公民的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就是要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要积极引导自治性组织、人民团体、民间组织、企业组织、事业单位等基层社会组织参与协商，还要扩大到普通老百姓，让普通公民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要求和意愿，在协商的基础上化解矛盾，达成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要拓展协商民主的平台，完善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的旁听制度、政府的听证制度、基层组织的自治制度。改进群众来信来访、领导接待等方式，使社会各群体或个体的意见、愿望和合理要求，通过多种协商平台及时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得到及时妥善解决。要创新方法和手段，利用媒体特别是利用网络的快捷、开放、互动和不受时空、身份限制的特点，创建与公众的交流平台，广泛吸收民意、集中民智，提高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让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在维护公平正义、巩固社会和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到更高阶段。

马克思民主思想 篇4

一、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摒弃宗派、等级、密谋等做法, 实行彻底的党内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 工人阶级组织很不规范, 工人群众中存在的团体大多实行绝对的集中制和个人独裁制, 充满着密谋、宗派和等级色彩。有鉴于此, 马克思恩格斯在筹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 就旗帜鲜明地指出, 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实行民主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应邀改组正义者同盟时, 对正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 的半密谋性质、实行绝对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持批判态度, 他们从政党的先进性的角度, 阐述了未来政党的民主原则, 即用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取代密谋主义的集中制。正如恩格斯所说, 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 党内生活的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共产主义者同盟“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 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20019世纪60年代后, 欧洲各国兴起创建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的高潮。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的个人独裁和集中制, 马克思明确表示反对, 他指出, “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 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1]583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写道:“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 他们“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盟员“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 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恩格斯还指出, 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认为, 工人阶级政党的优势在于党内民主原则,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党内人人平等, 保证党员的“主人”地位。党员一律平等, 尤其是权利的平等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党的领导要勇于并善于容纳不同意见, 不要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 任何一个人, “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2]72-73

二、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党内民主先河, 构建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选举制度、集体领导制度

摒弃宗派、等级、密谋等做法, 实行党内民主, 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必须在党的根本制度中得到体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阐述了党内民主思想, 而且还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 构建了党内民主制度。

首先, 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大会制度, 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先河。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 党的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 党的代表大会每年要定期举行;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 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后来又规定, “代表大会于此次会议后除发表指示信件外, 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3]在党尚未执掌政权的情况下, 坚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确有困难, 即使是这样, 第二国际成立初期, 恩格斯还是特别强调要通过召开代表大会来集体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他告诫德国党, “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使为了遵守党章, 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2]47419世纪60年代后, 欧洲各国兴起创建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的高潮。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的个人独裁和集中制, 马克思明确表示反对, 他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 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 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管束, 相信权威, 相信上级机关, 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1]583

其次, 详细地设置了党内选举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选举制时, 通常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 将选举制、任期制和罢免制三者放在一起论述。他们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 在国际工人协会条例中规定, 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都有一票表决权。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 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顺从的态度。《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支部、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由选举产生, 公职人员工作不能令人满意, 可随时撤换。

再次, 坚持实行党内集体领导, 推进党内重大决策民主化。马克思认为, 只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 就能够防止个人专断, 贯彻民主原则。第一, 通过选举, 成立党的各级领导集体。在组织机构设置上, 分为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支部的组成至少3人、至多20人, 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两个支部以上、十个支部以下建立区部, 区部委员会由各支部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总区部是本国或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党的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第二, 各级组织要定期召开会议, 实行集体领导。盟章规定, 同盟的各级组织应定期召开会议。支部、区部和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遇到情况紧急时, 可召集非常代表大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代表们可以自由争论, 各种议案都进行民主表决, 表决遵循少数服从多数, 同时尊重少数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就是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中被接受的。第三, 各级组织要定期向上一级组织报告工作。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同时, 中央委员会同各个总区部保持联系, 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 又增加了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通报, 报道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各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各中央委员会和分部在每个协会会员要求阅读总委员会报告时, 应该无偿地向他们提供这些报告等相关内容。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创建和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提出的党内民主原则、党内民主制度, 明确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并且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 体现了无产阶级“真正多数人作主”的民主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和促进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 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以及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农意识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 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 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 民主法制传统很少”。[4]332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生活就开始不正常, 领袖个人威信逐渐凌驾于全党之上, 个人专断开始出现苗头。在“文化大革命”中, 领袖个人意志开始成为全党意志, 领袖个人完全代替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后, 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结束了个人崇拜, 恢复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党内民主生活开始走向正常。但是, 必须清醒地看到, 封建主义残余并没有完全消失, “官僚主义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家长制现象,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4]327不同程度地反映到党内,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一个长期的任重道远的历史过程。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 如何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非常严峻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 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我们要坚决反对和克服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其他错误思潮, 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内民主建设。要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民主思想, 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内民主建设。要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为重点, 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 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探索基层党内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 切实保障党员享有党章规定的民主权利, 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 反对宗派、等级、密谋等做法, 要求在党内实行民主制, 并且创立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选举制度、集体领导制度, 为后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为指导, 不断克服封建残余和其他错误思想,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党内民主思想,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575.

按照马克思思想研究斯拉法 篇5

《当代经济研究》第1期发表了拙文《评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可以说该文就是本人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思想对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所阐述的价值价格理论的一个研究，亦可称为“按照马克思思想研究斯拉法”。虽然该文还有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需要补充和修正，但本文以“按照马克思思想研究斯拉法”为题，主要目的还不在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斯蒂德曼在其1977年出版的《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和攻击。斯蒂德曼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虽然口口声声强调“它并不是要颠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大厦”，但是他在该书中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多余论和转形无中生有的错误思想却严重地毁坏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声誉。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做出的批判，流传面之广、影响力之大，都远远超出了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在斯蒂德曼之后，国内外许多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者，都试图对斯蒂德曼的这些错误理论进行批判。但这些批判的影响力远远没能抵过斯蒂德曼的影响。以至于许多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在斯蒂德曼面前也感到迷茫和困惑，出现了以斯拉法、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体系补充和综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潮。特别是近年来国内一些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和传播斯蒂德曼的思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斯蒂德曼的《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以期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一、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

斯蒂德曼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讲，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批判边际主义的工资、利润、地租和价格理论奠定基础。现在看来，对边际主义的批判进行得极为成功。由于斯拉法对工资、利润、价格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如此地重视，这使人们很快地从中意识到，斯拉法的研究不仅为批判边际主义，而且为简单而明确地解答某些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斯蒂德曼在这里所谓的“某些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转形问题。斯蒂德曼认为，在一个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般说来，利润率并不等于〔s/(c+v)〕。在此s、c和v分别是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形问题”是一个虚幻的、无中生有的问题，并不存在着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和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利润和生产价格都可以无需考虑任何价值度量而加以决定。

1.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和价值。斯蒂德曼从实物量关系出发，假定所考察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只有三个产业部门的非常简单的经济。第一个产业部门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以铁为代表；第二个产业部门是黄金的生产者；第三个产业部门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以谷物为代表。在每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中仅仅使用生产资料铁和劳动作为生产投入，而且投入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生产消费，不存在固定资本。斯蒂德曼以表一所列的数字为例进行说明。

表一

铁   劳动  铁 黄金 谷物

制铁部门   28 56 → 56 -   -

黄金部门   16 16 → -   48 -

谷物部门   12   8 → -   -   8

总计  56 80 → 56 48 8

表一中的第一行表示56单位劳动运用28单位铁生产出56单位铁；第二行表示16单位劳动运用16单位铁生产出48单位黄金；第三行表示8单位劳动运用12单位铁生产出8单位谷物。三个部门加总的结果是，整个经济运用80单位劳动、消耗56单位铁，同时生产出56单位铁、48单位黄金和8单位谷物。从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看，因为铁的投入和产出相等都等于56单位，这个社会的经济没有增长。其净产量由48单位黄金和8单位谷物构成。斯蒂德曼假定支付给80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为5单位谷物。在每年年终，资本家得到48单位黄金和3单位谷物。

为了求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斯蒂德曼设1单位铁、1单位黄金和1单位谷物的价值分别用符号L[,i]、L[,g]和L[,c]表示。为了确定L[,i]，斯蒂德曼首先从第一行开始进行推导。制铁部门的总产量是56，其总价值为56L[,i]，它是由56单位的直接劳动时间加上凝结在生产中所耗费的28单位铁中的劳动量构成，后者的价值是28L[,i]。因此，28L[,i]+56=56L[,i]，所以，L[,i]=2

由L[,i]=2，可分别从第二行和第三行求出L[,g]和L[,c]。从第二行来考察，48L[,g]等于16单位的直接劳动时间加上凝结在生产中所耗费的16单位铁中的劳动量构成，后者的价值是16L[,i]=32。因此，48L[,g]=16+32，所以，L[,g]=1。以相同的方法，由第三行可得 8L[,c]=8+12L[,i]；因而 8L[,c]=8+24=32，所以，L[,c]=4

斯蒂德曼认为，商品价值（L[,i]=2、L[,g]=1、L[,c]=4）仅仅由给定的实物项决定的，它们完全独立于工资、利润和价格。按照斯蒂德曼的假定，支付给80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为5单位谷物。这样劳动力的价值即为V=5L[,c]=5×4=20；由此可知，S=80-V=80-20=60。因此，S/V=60/20=3/1

斯蒂德曼按照S/V=3/1的比例将表一中的劳动分为V和S，再将实物形式以价值形式表示，就得到马克思所使用的那种图式，具体如表二所示。

表二

C V  S   W

制铁部门   56 + 14 +   42 = 112

黄金部门   32 +   4 +   12 = 48

谷物部门   24 +   2 + 6 = 32

总计 112 + 20 +   60 = 192

在此基础上，斯蒂德曼提出了两种价值和利润理论，一个是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一个是他自己的。

2.斯蒂德曼眼中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首先看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及利润计算。他认为马克思是用总剩余价值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总额的比例来决定

利润率。相应的，用(C+V)乘以（1＋利润率）来决定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样用马克思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是：

利润率=60/(112+20)=45.5%；铁的生产价格=(56+14)×(1+45.5%)≈101.85

黄金的生产价格=(32+4)×(1+45.5%)≈52.38；谷物的生产价格=(24+2)×(1+45.5%)≈37.83

斯蒂德曼写道：“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分析的基础上‘证明’，总生产价格等于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自然，这种证明也能在我们上述的例子中进行。”（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30页。）斯蒂德曼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和利润率计算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老生常谈的所谓投入没有转形的问题；二、即使转形了投入之后，仍然不足以使马克思的利润和价格理论成为一种逻辑上一致的理论。马克思分析中更为根本性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一个经济中的利润率等于s/(c+v)。斯蒂德曼认为，s/(c+v)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s/(c+v)甚至不能作为利润率的一个较好的近似值。

3.斯蒂德曼的价值转形和利润率理论。在否定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和利润率之后，斯蒂德曼提出了自己的价格理论和相应的利润率计算。斯蒂德曼分别以符号r、w、P[,i]和P[,c]分别表示利润率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工资率、每单位铁的货币价格和每单位谷物的货币价格。根据定义，每单位黄金的货币价格自然等于1。斯蒂德曼将表一的第一行和下列方程结合起来考察：(1+r)(28P[,i]+56w)=56P[,i]

斯蒂德曼认为，这个方程表明，制铁部门中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价格，乘上1加利润率，等于制铁部门产出的价格。产出铁的价格包括预付资本的价格加上该资本量按照利润率r所得的利润量。对于黄金部门和谷物部门运用相同的办法分别可列出下列方程：(1+r)(16P[,i]+16w)=48和(1+r)(12P[,i]+8w)=8P[,c]

斯蒂德曼假定，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必须使他们能够购买5单位谷物，因此有下式成立：80w=5P[,c]

斯蒂德曼从以上方程解出r、w、P[,i]、P[,c]四个变量。他们是r=52.08%;w=0.2685;P[,i]=1.7052;P[,c]=4。

由此，斯蒂德曼得出结论：s/(c+v)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甚至不能作为利润率的一个较好的近似值。斯蒂德曼还颇为自负地声称“和s/(c+v)是利润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样，总利润会等于总剩余价值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32页。）

斯蒂德曼还将上述三种产品的经济上升为多种产品生产的一般情形。假定一个社会经济中存在几种商品，每种商品只有一种可能的生产方法，通过选择合适的衡量单位，使每种商品的总产量等于1。设A是生产资料矩阵，A的第j列代表在部门j中耗费的投入量，a是表示每个产业部门就业水平的行向量。L表示a中各元素的加总，即总就业量。如果生产周期相同时的利润率是r，货币价格行向量是P[m]，预付的货币工资率是m，那么有(1+r)(P[m]A+ma)=P[m]   (1)

这就是说，部门j的总货币收入Pj[m]等于生产资料和支付工资而预付的总货币资本加上总资本按照一个统一利润率而获得的利润。(1)式可改写为P[m]=m(1+r)a〔(1+r)A〕[-1]   (2)

斯蒂德曼又设非零列向量w为工人实际得到的实际工资组合，在工人不储蓄的情况下他们的货币工资恰好使他们能够在现行货币价格下购买实际工资所包含的商品组合。因此有mL=P[m]·w   (3)

由(1)、(2)、(3)联立而解得L=(1+r)a〔I-(1+r)A〕[-1]w (4)

在(4)式中，L、a、A和w都是已知的，唯一的未知数是r。以L＞a(I-A)[-1]为约束条件，(4)式可确定唯一的正值r。由A、a和L表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工人的实际工资w决定利润率r。再加上既定的货币工资率m，就可以由(2)式决定价格P[m]。

斯蒂德曼得出结论：运用物质生产条件和实际工资决定利润率不涉及任何劳动时间的概念。不仅如此，斯蒂德曼还进一步认为，即使能够用劳动时间价值、总剩余价值S、总不变资本C和总可变资本V等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种决定也是多余的。而且，每一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等都可以根据A、a、L和w的数值推导出来：价值l=a(I-A)[-1]；劳动力的总价值V=l·w=a(I-A)[-1]·w；总剩余价值S=L-V〔L-a(I-A)[-1]w〕

斯蒂德曼的结论是，根据生产条件和实际工资就能决定l、V、S和C。斯蒂德曼说：“如果认真领会一下马克思许多著述的内含，就会发现马克思正是把l、V、S和C看作是反映技术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以及实际工资的最适当的指数。由此可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既然马克思的各种劳动时间量完全是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实际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衍生物，而这些物质的量本身足以决定利润率和生产价格，我们马上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来说，劳动时间量是没有意义的。”（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42页。）

二、依照马克思思想研究斯拉法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斯蒂德曼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转形问题的分析上。在对马克思转形理论进行全盘否定的过程中，斯蒂德曼用实物量关系方程和货币利润率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形分析相抗衡。现在我们就分别对斯蒂德曼的这些观点进行剖析。

1.转形问题的性质

(1)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转形问题？斯蒂德曼援引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中意义不同的三段话，企图证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必须转形投入价格的问题，但斯蒂德曼完全误解了马克思。被斯蒂德曼引证的三段话分别是：

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这样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就是说，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9页。）

第二，“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

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4～185页。）

第三，“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首先，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均利润；其次，一个商品的这样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撇开对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额而产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已经能够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0页。）

在这样长篇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以后，斯蒂德曼最后说“如果认为马克思主张无需转形投入价格，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20页。）

其实，斯蒂德曼所引证的这三段话意义各有不同。第一段马克思原本是为了揭开一个表面矛盾。马克思在此之前的一句话是，“这个论点好象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接下来的一段，马克思证明了并不存在这种矛盾。其大意是：在资本主义要素市场上所购买的生产要素，其本身的利润计量有两种情况：a.只要在要素的生产部门按利润计算了，那就是说，在该生产部门的产品生产中，产品的生产就算完成了。这种产品就是最终产品。既然是最终产品，那它卖给谁，作什么用，对生产者来说也都无所谓了，只要它能等价交换卖出去就别无所求了。作为把这种生产要素作为生产投入进行新产品生产的下一个行业的资本家，它按包含利润在内的生产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他决不会把前一个行业的利润看作是自己的利润。因此，不会造成两个部门重复计算利润的问题；b.只要在要素的生产部门没有把成本以上的价格部分看作是利润，那就是说，该生产部门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独立的生产部门，没有生产出最终产品，因此，只有在对其产品进行加工的另一个部门（或与其合并起来而形成的新部门）才能最终计算利润，因此，前后的利润也只计算一次，不存在所谓的重复计算利润的问题。因此，由这段引文而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已意识到必须转形投入问题，纯属是斯蒂德曼望文生义。第二段马克思提出了成本价格的修改了的含义。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成本价格要按生产价格来计算，这种计算和马克思理论研究中一直假定的按价值计算成本总要有误差。第三段马克思指出的是，从连续的两个转形体系来看，生产价格和价值偏离的二重原因。从后两段引文来说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有转形投入的思想。但问题是，马克思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承认有转形投入问题。

(2)转形分析的两个认识误区。第一，斯蒂德曼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把马克思的成本价格修改了的含义理解为转形投入价格。他们由马克思关于成本价格修改了的含义的论述，而得出结论：马克思有从生产价格为出发点研究转形问题的思想。进而建立起了各式各样的转化模型。这些转化模型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中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的出发点是商品的价值，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转形的结果是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事实上，“转形投入价格”中所说的投入，和经济学中的一般用法是有明显区别的。投入和产出在经济学中一般是就生产过程而言的。价值生产函数说的是，要素投入的价值量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就马克思价值转形最初含义来讲，转形理论所研究的，是产品的价值到产品的生产价格的转化。如果我们从要素投入按生产价格计算出发来考虑转形问题，那么，从要素投入的价格到产品的价值，中间还应有一个生产过程。资本只有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生产出了剩余价值，才能吸引各部门的资本为争夺利润而展开竞争，才有新产品的价值转化为新产品的生产价格。因此，在研究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化后的转形问题时，成功的分析必须要将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的转形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在进行这样的分析后我们会发现，作为转形出发点的价值，在成本价格按价值计算和成本价格按生产价格计算时是有区别的。前者商品价值等于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构成即W=C+V+S，后者商品价值等于不变资本加上按生产价格计算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构成即W=C+βV+S。斯蒂德曼在批判马克思的转形理论时曾说：“现在，马克思的论证已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了。我们首先要指出，马克思只把产出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然而他既没有把用作投入的铁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C值不变），也没有把用于支付工资的谷物的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V值不变）。因此，铁和谷物在作为产出销售和作为投入购买时似乎具有不同的交换价值；这种论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销售和购买只是同一交易的两个方面。所以，必须同时转形投入和产出。马克思是知道这一问题并给予一定的重视，但他似乎没有据此修正他的计算。”（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30页。）斯蒂德曼用同一次交易的两个方面说明投入和产出应有相同的交换价值，显然是忽视了中间的生产过程。加入本次转形的作为投入的谷物和作为产出的谷物具有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的。谷物作为产出和作为投入在转形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作为投入，谷物有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额问题，但是这个差额与作为产出的谷物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有所不同，后者是由本次转形r（或剩余价值分割）所造成的。而前者则是作为前提或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本次转形体系的。谁也不会相信，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相同的平均利润率。第二，马克思所讲的成本价格修改了的意义，指的是按生产价格计算成本，而不是一般地以货币价格计算成本问题。以劳动时间为单位来计量投入和以货币商品作计量单位来计量投入，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区别是很清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研究过了，商品的价格从任何一个局部来说，都是经常会偏离商品的价值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价格和价值的局部偏离会互相抵消，价格总额仍等于价值总额。商品的货币价格和商品价值的这种区别，在马克思的转形研究中是存而不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前两篇集中研究转形问题时，经常直呼商品价值等于多少多少镑。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第九章集中研究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马克思直接称，“Ⅰ．80c+20v+2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等于120。Ⅱ．90c+10v+1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10。”（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4页。）这说明马克思在这里舍象掉了价值和价值表现的差别问题，而集中研究价值的转化形式问题。按马克思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经常用“英镑”作为计量单位来计量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价值、成本价格、利润和生产价格这些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和生产价格等范畴，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还是以货币单位来计量对转形研究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不是从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来计量的价值到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来计量的价值（或简称为价格）的转化。生产价格本质上是价值的平均值。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平均值，在它平均化的过程中在计量单位上它只要和价值保持相同就可以了。至于这个计量单位是劳动时间小时，还是英镑、美

元、日元、人民币元，对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来说都不会有本质区别。

(3)转形分析的主要任务。既然转形问题第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投入——产出问题，第二不是价值到价格的`形式变化问题，那么，对马克思来说究竟存在什么意义上的转形问题需要解决呢？我认为，马克思的转形理论着重要解决的问题是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剩余价值这个本质是怎样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在现象形态上表现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在谈到第三卷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时说：“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页。）既然是要研究剩余价值从全社会的角度如何表现为它的具体形式，那么，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首先是从质的方面看这种表现能否进行，其次从量的方面看各种具体形式的总和是否等于剩余价值总量。从质的方面，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竞争以及资本主义要素所有权，保证了剩余价值能够表现为它的具体形式。从量的方面，利润、利息、地租的总和应该等于剩余价值总和。否则，如果出现了利润、利息、地租的总和，大于或小于剩余价值总和的情况，那就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了总量到个量的转化中的无中生有现象，或出现了总量到个量的转化中转化渠道上的漏洞。这两种情况都说明劳动价值论失灵了。由于利润、利息和地租又是产业平均利润的具体形式，所以，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关系就理所当然地集中在产业部门利润平均化的数量分析上。因此，证明平均利润总额和剩余价值总额相等，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就是马克思转形分析在数量关系上要证明的主要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有的同志根本没有弄懂转形问题是什么，居然要去证明三个恒等关系。（注：张忠任：《转形问题的最终解决》，《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第2期。）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已就要素按价值计算的转形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至于生产要素按生产价格计算的转形问题，马克思则只是作了若干原则性的提示，并没有展开进行详细的论证。拙文《转形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些原则性提示的理论补充。斯蒂德曼极力宣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证明两个等量关系同时成立，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劳动价值论。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有转形投入价格的思想。但是，转形投入并不是象斯蒂德曼所误解的那样，转形是从投入的价格不经过生产过程而直接向生产价格转化。也不是从以劳动时间表示的价值向以货币单位来表示的价值的转化。价值转化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证明两个恒等关系。

2.关于实物关系生产方程

斯蒂德曼的生产方程中如果说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在生产方程中将劳动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列入其中，这是斯蒂德曼比斯拉法前进的地方。斯拉法体系的生产方程中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出了劳动的地位，而在斯蒂德曼的实物量关系方程中劳动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斯蒂德曼的进步也仅此而已。他没有把劳动看作是生产的主观的、能动的因素，因此，他也不能把对劳动量即劳动时间的分析放在中心位置上。因此，斯蒂德曼的生产方程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斯蒂德曼虽一直标榜自己重视物质生产条件和实际工资对l、V、S和C的决定作用，但斯蒂德曼在确定实物关系方程式时却丝毫也不顾及什么物质生产条件。事实上，在斯蒂德曼的实物关系方程的建立过程中，斯蒂德曼可以随意让铁和劳动在生产中结合，可以随意让它生产出任何量的不同的任何物质。我们不知道，斯蒂德曼凭什么说28单位铁和56单位的劳动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产品品种就是铁，而且在数量上恰好就是56单位。我们更无从知道，16单位铁和16单位的劳动相结合为什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品种就不是铁而是黄金了，而且在数量上恰好就是48单位。同样，斯蒂德曼也没有对谷物的生产和数量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实际上，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都是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而言的。在已经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中，人们还看不到这样的生产发展水平：在生产过程中人的意志可以使铁和劳动相结合任意生产出铁、黄金、谷物或任何其他物质，而且在数量上可以随意选择。斯蒂德曼根据这样随意选出的产品品种和任意选择的产品数量所列出的实物方程也是任意的。它和现实经济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可以以第一行方程“28单位铁+56单位劳动→56单位铁”为例来做些具体分析。在这里，铁是生产资料的代表，方程左边的铁和方程右边的铁，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是相同的，但二者在该生产方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方程左边的铁是作为生产的投入，更确切些说方程左边的28单位铁是生产资本中的不变资本。而方程右边的56单位铁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产出品。它是能用于生产消费而尚未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产出品，是生产中所投入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经过生产者的劳动加工而成。就生产的普遍规律来看，在一个生产过程中，作为诸多生产要素之中的一种或几种物品，与作为产出品的一种或几种物品相同的情形是存在的。但是，仅凭劳动用一种物品生产相同的一物品却是不可能的，或至少可以说这不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的生产方式。汽车厂工人运用汽车作为生产手段生产汽车，在这里，汽车可以作为运输工具用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但是，汽车厂的工人仅凭汽车是生产不出汽车的。作为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劳动并不是它的唯一源泉。在商品生产不很发达的时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就已经认识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以后在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拉萨尔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针对拉萨尔所谓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既然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那么，仅凭劳动去加工28单位的铁是生产不出更多的铁（56单位）的。没听说哪个钢铁企业可以只用活劳动去加工铁就能生产出更多的铁。事实上，如果钢铁企业生产钢铁不是仅仅使用钢铁和劳动，而是按照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再考虑进铁矿石、炼钢炉、燃料油等投入品，那么，铁的实物生产方程就不会那么简单。也就不会象斯蒂德曼那么容易地从本企业的实物生产方程中求出铁的价值（尽管我们不同意商品价值要象斯蒂德曼那样用生产方程去计算）。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斯蒂德曼的实物关系方程“28单位铁+56单位劳动→56单位铁”是不能成立的。同理可证，斯蒂德曼的实物关系方程“16单位铁+16单位劳动→48单位黄金”、“12单位铁+8单位劳动→8单位谷物”都是不能成立的。

由于斯蒂德曼的实物关系方程不能成立，所以，由此所推出的价值关系也必然是错误的。同样，斯蒂德曼按这种方法所得出的所谓的负价值、负剩余价值和正的利润矛盾的说法也是十分错误的，它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据。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

值形成过程的分析，是以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首先马克思把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划分为有目的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接着马克思以棉纱生产为例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假定纺纱厂用10磅棉花（价值10先令）、1/4个纱锭（价值2先令）和6个小时劳动生产10磅棉纱分析价值形成过程，在分析价值增殖过程时，马克思按比例地用20磅棉花（价值20先令）、1/2个纱锭（价值4先令）和12个小时劳动生产20磅棉纱分析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马克思的例子中的投入和产出关系以及各种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都是严格地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当时的情况反映出来的。因此，马克思的实物生产方程和价值生产方程是科学的。斯蒂德曼的所谓的实物方程和价值计算是对马克思科学使用价值生产理论的歪曲，丝毫动摇不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3.关于转化模型和利润率计算

现在来分析斯蒂德曼的转形公式：(1+r)(P[m]A+ma)=P[m];mL=P[m]·w。或者，更具体的分析数例：(1+r)(28P[,i]+56w)=56P[,i];(1+r)(16P[,i]+16w)=48;(1+r)(12P[,i]+8w)=8P[,c];80w=5P[,c]。

先看方程(1+r)(P[m]A+ma)=P[m]。在这个方程中，r不是在成本价格以上全社会分配剩余价值的平均系数。就拿第一方程来说，28单位铁和56单位劳动结合生产56单位铁。我们在前面已经就实物关系方程从生产的角度分析了它的错误。在这里我们将从价值转形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就价格形态来看，28单位铁乘以铁的单位价格P[,i]等于铁这种要素投入的总价格。56单位劳动乘以劳动的单位价格W等于劳动这种要素投入的总价格。铁的投入总价格和劳动投入的总价格为什么要有一个增殖额？为什么这个增殖额恰好等于r·(28P[,i]+56w)？这个量是怎样产生的？是来自生产过程，还是来自流通过程？对此，斯蒂德曼既没有明确的说明也没给这种说明留下任何的存在空间。现在，斯蒂德曼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承认公式左边的(P[m]A+ma)或(28P[,i]+56w)是生产商品的全部劳动耗费，是商品的价值。如果是这样，那么，公式右边的P[m]或56P[,i]就是商品的价值通过一个没有定义的r而高于商品价值出售的出售价格。要么，首先承认公式右边的P[m]或56P[,i]就是按商品的价值出售的出售价格，这样，公式左边的(P[m]A+ma)或(28P[,i]+56w)是生产商品的成本价格，是商品的价值的一部分。但这样一来，斯蒂德曼就不得不承认商品价值的另一个部分即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一段话对斯蒂德曼是十分恰当的。马克思说，“在这里也必须把价值理论先谈上几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十分混乱。他们认为，如果商品按照它本身的成本，即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加工资（即加在生产资料上的劳动的价格）出售，那就是按它的价值出售。他们不了解，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也是一个同有酬劳动一样重要的价值要素，现在这个价值要素采取了利润等等的形式。”（注：马克思：《马克思致维克多·席利》，载《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1～242页。）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斯蒂德曼的转形方程中利润率r没有定义。

相反，在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中的利润率r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它是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全社会的预付资本中进行分配时的分配比率。它是在成本价格之上在社会总商品价值之内剩余价值分割的比率。仍然以斯蒂德曼的第一方程为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28P[,i]+56W是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耗费，但28P[,i]+56W并不是生产的资本主义费用。一般说来，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费用要小于生产的实际费用。其差额就是资本家不付任何报酬而攫取的剩余价值。所以，就第一行来说，56单位铁的成本价格应该是28P[,i]+14W。r则是全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被全社会的预付资本（预付资本和成本价格是不同的，只有在特殊假设下二者才相同）除所得的比例，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本质。平均利润就是预付资本按平均利润率r所应获得的利润。在第一行铁生产的例子中，如果假设生产中不使用固定资本，那么，这个部门的平均利润就是r·(28P[,i]+14W),56单位铁的生产价格就是(1+r)(28P[,i]+14W)。因此，斯蒂德曼的方程(1+r)(28P[,i]+14W)=56P[,i]，进而(1+r)(P[m]A+ma)=P[m]，与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转形理论毫不相干。它不过是重商主义用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售来说明利润来源理论的翻版。甚至最多也没有逾越重商主义的科学复制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注：马克思认为，詹姆斯·斯图亚特没有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质和起源，但他关于“让渡利润”是“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对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进行分配，有重要意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12页））因此斯蒂德曼所得出的r=52.08%不过是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售时的高出率，它和马克思的科学的平均利润率毫不相干。

现在来看斯蒂德曼的方程式mL=P[m]·w，或更具体的80w=5P[,c]。从这个方程我们可以看出，斯蒂德曼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一窍不通。根据付出80单位劳动的劳动力需要得到5单位的谷物，斯蒂德曼就得出80单位的劳动的价格等于5单位谷物的价格的结论，由此写出了80w=5P[,c]这个方程。但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而劳动力的价值则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在斯蒂德曼的数字例子中，80单位的劳动显然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则是5单位谷物所决定的，等于20劳动单位。因此，马克思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解决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斯蒂德曼则相反，他是用不等价交换来解决剩余价值产生的。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80w=SP[,c]，进而mL=P[m]·w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最后，关于平均利润率及其近似值问题。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斯蒂德曼的价值转化模型中利润率r是没有定义的，他所谓的利润率不过是商品高于价值出售的一个高出率，他和马克思科学的利润率毫不相干。现在我们来看斯蒂德曼是怎样攻击马克思的利润理论的。斯蒂德曼说：“马克思是根据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来确定它们的价值，由价值尺度分别将这三组商品表达为剩余价值S、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然后按照价值形式的S/C+V来定义利润率。然而，如果要得到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利润率，人们必须依据商品价格定值这三组商品，随后再用总资本来除利润。……现在假设这两种利润率不同，哪一个更为有意义呢？哪一个将影响资本家的决策和行为呢？哪一个将是一个竞争经济中的各部门间的一般利润率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影响决策和趋于均等化的是货币利润率。资本家既不知道也不关心马克思所用的‘价值利润率’，经济中也不存在使各部门间的价值利润率趋于相等的力量。其内含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S/(

C+V)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利润率，而且它也不等于实际的货币利润率。”（注：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本，第17～18页。）在这里，斯蒂德曼混淆了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商品按价值出售时利润率和商品经济发达时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时的利润率以及所谓的货币利润率的关系。

第一，如果单纯地就价值度量单位（例如劳动时间）为单位来计算利润率和以货币的度量单位（例如英镑）为单位来计算利润率，那么，价值利润率和货币利润率二者是没有区别的。利润率是一个以百分比表示的相对数，不存在价值利润率，也不存在货币利润率问题。第二，如果是就以价值为基础，还是以生产价格为基础来计算利润率，或者说就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商品按价值出售时利润率和商品经济发达时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时的利润率来说，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存在的。马克思所强调要记住成本价格的修改了的涵义，说的就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后，对成本价格、价值和生产价格计算上的影响，当然也涉及到对利润率的影响。我在《转形问题研究》一文中将平均利润率写成r=∑S/∑(αC+βV)。这也是一个有条件的计算公式，这里的条件就是不存在固定资本、不存在周转时间差别。我们看到在商品按价值出售和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两种不同情况下，利润率的分子都是相同的，这是因为转形的出发点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也不是无条件地以(C+V)作为分母计算利润率的。实际上，r=S/(C+V)必须在许多限定条件下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马克思始终以全部预付资本作为分母来计算利润。马克思说，“不管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用分数m/C来表示，其中C表示总资本。……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页。）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把总资本作为利润率计算的分母的。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说得更加清楚。马克思说“在m/C这个表现中，剩余价值是按照为生产它而预付的总资本的价值计算的，总资本在这个生产中一部分完全被消费掉，一部分只是被使用了。”因此不存在马克思只讲价值利润率r=S/(C+V)的问题。利润率公式r=S/(C+V)只是马克思在假设不存在固定资本、不存在周转时间差别的情况下分析转形问题时的一个简化公式。第三，斯蒂德曼显然不懂得经济规律作用的特点。经济规律是以一种在经济现象发展过程起支配作用的趋势发挥作用的。现象和它的概念不是直接同一的，因此，概念不能直接等同于把它从中抽象出来的现象。事实上，作为经济规律的平均利润率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资本家直接关心得到的。恩格斯认为，一般利润率“在每一个瞬间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在现实中，利润率是根据各行各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行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竟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在每一行业和每一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低为虚构，那我们对利润率以至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象话了”（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7～578页。）。我们同样可以说，斯蒂德曼根据马克思的利润率r=S/(C+V)资本家不关心来否定马克思的利润率和转形理论，说明他“对利润率以至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象话了。”

以上我们分别就实物关系方程、价值转化模型和利润率等各个方面对斯蒂德曼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我们的结论是：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研究斯蒂德曼，劳动价值论不仅不是多余的、必须放弃的理论，而且，恰恰相反，通过对斯蒂德曼这一反面教材的分析，进一步警示人们：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刻不容缓！

［收稿日期］2002-10-08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科研规范思想探析 篇6

面对这种情况,把马克思视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研究他的科研规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当然,由于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关于科研规范方面的著述,笔者只能在研究他的思想历程中发掘其科研规范的思想和实践。马克思从事科研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他习惯于摘录阅读过的书籍,有时会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评论,并以此推动自己思想的发展。即马克思从事科研研究时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研究和批判其他学者的方式阐发、创造自己的思想。从科研研究内容规范上说,这里包含着最为重要的科研规范问题: 如何对待他人成果以及如何把自己的科研创新与他人区别开来。事实表明,马克思最严格地遵守了科研研究规范,避免了任何形式的由于科研规范而引起的任何科研纠纷, 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科研规范的思想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1马克思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长期、复杂的理论批判过程中严守科研规范

无论是面对黑格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大思想家,还是面对蒲鲁东、凯里、穆勒父子、 洛贝尔图斯、巴顿等普通学者,马克思都采取了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对每个人的科研观点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严肃认真地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对于黑格尔,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说: “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关于辩证法、劳动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走向起到重大的作用,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而是深入其思想内部,进一步分析道: 黑格尔 “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他只是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是黑格尔的重大的理论贡献,但是,黑格尔的劳动观是片面的, 而且,“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劳动观点的唯心主义本质,并把自己的观点与黑格尔区别开来。

1873年,在 《资本论》 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再次明确地阐明自己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 “我的辨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 因为,黑格尔认为,思维是一种独立主体,创造了现实事物,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的外在表现而已。马克思则针锋相对: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时,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黑格尔的伟大功绩: “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进而表明自己与黑格尔的联系,“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2],给予黑格尔以极高的历史地位和科研评价, 并要把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倒过来,以发现其中的 “合理内核”。马克思把遵守科研规范与科研创新统一起来,不是简单地抛弃或全盘接受现成的思想体系,而是通过批判的方式发现其合理内核,把自己的思想奠基于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推进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思想关系更加复杂。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完成 《资本论》的创作,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的基本观点上, 他都没有离开斯密。马克思用别人的话说明自己与斯密之间的关系:“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 《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2]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全新的境界。以剩余价值的研究为例。剩余价值的生产已经有数百年之久, 关于其研究也早已在实践中产生并提出了诸多的观点。起初,主流见解是把剩余价值的产生归因于产品价值的增加。马克思认为,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驱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正确地规定了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 充分地肯定了斯密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克思客观地指出,斯密错误地把这些组成部分变成了一切交换价值的源泉,也就是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而不是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由于这种颠倒,商品价值转变为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 从而背离了自己的前提,造成其理论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种颠倒的观点的指引下,产生了斯密教条: “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 ( 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 ———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 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 商品价值 = V + 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3]进而,马克思批评 “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创性问题,马克思认为, 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专门范畴加以研究, 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它的表现形式———利润和地租区别开来,把事物的现象直接等同于本质,造成了理论上的错误。马克思则区别了现象与本质,准确地把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从而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彻底克服 “斯密教条”的内部矛盾,创立了科学、完备而开放的政治经济学, 推进人类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有一个生动的案例: 普利斯特里和舍勒已经发现O2,却受制于传统的燃素说而没有推进化学发生革命,后来,拉瓦锡通过研究,首次意识到O2是一种新的元素,从而推翻燃素说,把倒立着的化学正了过来。毫无疑问,拉瓦锡才是当之无愧的O2的发现者。同样的道理,斯密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现象,但都没有把握剩余价值的本质, 只有马克思才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者。

对于那些普通学者,马克思同样也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中发现其理论的合理内核。比如,在研究洛贝尔图斯时,马克思认为: “我称为利润率、 利息率和地租率的,洛贝尔图斯称为 ‘资本盈利的高度和利息的高度’…… ‘地租和租金的高度决定于它们对一定地段之比’”。对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适,指出了洛贝尔图斯用词是荒谬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而是发现其可取之处,“花费在劳动上的工资减少了,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还没有减少。”[4]马克思肯定了洛贝尔图斯在两种劳动之间关系上提出了正确观点。

再比如,对约翰·巴顿,马克思在引用其著作 《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 时,准确地标明版本 ( 1817年伦敦版) 和具体的页码。经过对比分析,马克思认为, “巴顿有很大的功劳”,其贡献在于 “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是 ‘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工人的人数相对多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同时,马克思又客观地指出: “巴顿的错误或缺点在于,他对资本的有机区别或资本的有机构成, 只从它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来理解,”并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巴顿的其他一些观点等[4]。就是说,任何学者,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可取之处,马克思都会客观地指出来并予以肯定,表现出对科研的最大的尊重。

同样,马克思也高度重视那些态度严谨的批评者。马克思曾经直接采用自己的批评者———伊·伊· 考夫曼的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的概括,说明自己的社会有机体的方法: “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马克思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对此,马克思认为这个概括很恰当,并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最终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不再赘述。马克思平等对待每一个学者的观点,极其严谨地阐明自己的理论创新与他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学者的科研规范性。

2马克思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不贪功、不夸大,勇于修正错误,在不断推进科学革命的进程中严守科研规范

马克思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科研创新,决不把别人的成果剽窃到自己的名下,决不自吹自擂、夸大自己的成就,同时也坚决维护自己的思想,表现出高度的科研自尊和自信。

马克思决不会以任何形式窃取或占有别人的成果。例如,1852年,在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说: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 (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从中可以看出,当他人把阶级斗争理论全部归功于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丝毫没有贪功之意,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成果归还给历史上那些发现和研究阶级的 “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 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时申明了自己在阶级斗争理论中作出的新贡献。

马克思决不 会夸大自 己的理论 成就。例如, 1877年,在给 《祖国纪事》 的那封著名信件中,马克思谈及俄国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时说: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认为,米海洛夫斯基不顾世界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以机械思维的方式无限夸大了马克思的理论,并把它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这把 “万能钥匙”, 以贴标签的方式理解现实运动。就是说,只要牢记马克思的具体结论,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思考就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 “过多的荣誉”,也是 “过多的侮 辱”。因为,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可见,马克思在否定了任意夸大理论的同时,也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科研尊严。

马克思决不会墨守成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在1872年 《共产党宣言》 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认为, 《共产党宣言》 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25年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具体的观点可以作出一些修改,并具体列举了4条: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关于革命的10项措施已经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截止到1847年,因此,现在看来,这种批判并不完全; 共产党对于各个党派的态度在原则上正确,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那些党派多数已经消失了,因此,其实际运用就过时了[6]。出于对历史的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 《共产党宣言》文本进行修改,而是在序言中加以说明。尤其是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大命题,即 “两个必然”。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也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确实给人造成一种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的印象。后来,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 《共产党宣言》 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6]。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 “两个必然” 的基本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并没有如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纠正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方面的偏差。对此, 恩格斯在1895年 《卡·马克思 〈1840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同时也代表马克思的观点,指出: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 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5]马克思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修正了自己的重要观点,时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马克思文本的水准远远地超越了同时代的人, 而其本人的思想又不断超越了其文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此,恩格斯总结说: “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3]就是说,马克思在公开自己的成果之前,总是力求达到最完善的程度, 而其不停顿地进行的新的科学研究,又总是超越了其表现出来的文本。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批评,在不断的修正中推进研究的水准达到人类思想的巅峰。

当然,马克思以更高的标准严格遵守技术性的科研规范。为了编纂和研究他搜集的资料,马克思不怕麻烦,做了许多耗费时间的琐事。他把书里的每一处证据都仔细核对过。他总是找原始材料,不采用间接的证据,甚至一些无关大局的论据他都要拿原始材料来对照,哪怕是为此而专门地跑一趟图书馆。马克思早已精通英语和法语,但是,为了能够看懂更多语种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几年内又学会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确保用第一手资料服务于自己的研究。为了研究俄国社会,马克思在5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俄语。他每写一本书,总是积累许许多多的资料,如笔记、提要、表格、大纲以及切实可行的计划,编了详细的内容目录和每项内容的梗概,常常把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写在开本较大的草稿本上,供自己查阅使用。只有在做出这些步骤以后,他再进行细致的加工整理,以备出版。他不仅阅读大量的书籍、报纸、专业杂志、官方公报、 会议记录,还要研究所有收集到的经济统计和社会统计材料,工业的、商业的和交易所的行情表等等, 经年累月地研究,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7]。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创作 《资本论》,马克思研读了1 500多本书,做了大量笔记、摘要和评述。

可见,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的科研,也无论是对自己的支持者还是自己的论敌,无论是对自己著作的整体还是细节,马克思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闪耀着恪守科研规范的思想光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心中筑起了牢不可破的科研道德底线,并亲身实践。

3马克思坚持科研道德底线原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抵御任何形式的诱惑,推进科研规范升华为最崇高的科研精神

马克思终身从事最纯粹、最高尚的科学研究, 鄙视 “卑鄙”: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 ( 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 引出的观点,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 ‘卑鄙’。”[4]在马克思看来, 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其结论或者论证都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出发点是不是从科学本身出发。如果是,那么他的错误并不妨碍其科研品格,依然是高尚的,正如马克思反复批判而又高度赞扬的黑格尔、斯密等人; 如果是站在科学以外的立场出发,从个人的私利或者狭隘的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种研究者就是 “伪学者”, 其科研品格是 “卑鄙”的。正如马克思多次批判的蒲鲁东、马尔萨斯之流,他们在科研上没有什么创新,然而,为了狭隘的利益而卖弄自夸甚至剽窃, 出卖自己的科研灵魂。卑鄙的人必然导致 “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卑鄙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坚持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科研规范, 骨子里却是为了私利而践踏科研精神。他们自夸、 虚荣、剽窃,并常常与官僚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成为科研进步的绊脚石。

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蒲鲁东的批判,就能更深刻地理解 “卑鄙”二字的真实含义。蒲鲁东在 《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在科研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但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了蒲鲁东在当时社会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然而,蒲鲁东却日益偏离了科研正轨, 因此,马克思对蒲鲁东展开批判,并深刻地剖析蒲鲁东的科研品格,指出: 普鲁东的辩证法是与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与他的经济利益一致,因而在政治上、宗教上、科学观点上、艺术观点上都是一致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 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 面妥协的 简单的道 德感,也必然消 失了。”[8]也就是说,蒲鲁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向反动政府妥协,完全丧失了科研道德感,因此,蒲鲁东属于 “科学的暴发户”。因为, “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8]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这是 “科学的暴发户”的典型特征和本质。

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能完全彻底地坚持科研道德底线,特别是在因缺少金钱而使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遭受巨大的困扰的时候,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守自己的底线原则。1849—1853年是马克思流亡生活中陷入极大困难的一个时期,当时马克思极度贫困,欠房东、欠店铺、欠医生,重重的债务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更令人痛苦的是,因为无钱,孩子生病也无法医治,眼睁睁地先后失去3个孩子: 1850年11月19日,刚刚1周岁的儿子亨利希·吉多死于肺炎; 1851年3月28日出生的女儿小弗兰契斯卡在1852年4月14日就夭折了,甚至连给孩子买小棺材的钱也是借别人的; 3年后,儿子埃德加尔 ( 1847年1月出生) 患了结核病,1855年4月6日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连续地忍受这样的丧子之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6天后,1855年4月1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信中说: “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9]即使遭受如此巨大的家庭不幸,马克思也丝毫没有动摇最伟大的科研追求。

其实,马克思在英国有机会谋取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中等职位,获得至少还不错的物质条件,但这将会使他无法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马克思征得了夫人的同意,放弃了这个职位,为此,他和全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7]。在贫穷和伟大的科学研究之间, 马克思及其夫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1867年,完成 《资本论》 第1卷后,马克思也是一贫如洗,得到恩格斯的资助后才亲自带着书稿面谈出版商。在汉诺威停留期间,马克思接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要 “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其实,两年前,马克思就接过类似的邀请,要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马克思都断然拒绝,并在1878年反社会主义浪潮高峰的时候刊出他与布赫尔 ( 洛塔尔·布赫尔是中间人) 的通信,令俾斯麦难堪[10]。尽管马克思经常处于贫困状态,可是,在面对来自德国官方乃至于德国最高权力人物的邀请和诱惑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的科研底线,决不为了金钱、地位和名誉出卖自己的科研灵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当革命需要的时候,马克思会毫不犹豫地为革命贡献出自己仅有的财产,而且一生无悔。1866年,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 “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 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只是我不再结婚了。”[11]这表明,马克思虽然并不富有,但也把仅有的个人财产奉献给革命事业, 正是这样,其家人在革命斗争中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马克思深感愧意, 一句 “我不再结婚了”,更加彰显出马克思最伟大的胸怀。马克思太需要金钱了,可是,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在实践层次上以最崇高的行动诠释了如何拒绝科研 “卑鄙”、 如何鄙视科研 “卑鄙”。在马克思的眼中,科研决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一项高尚的革命事业, 所有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学识服务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马克思不畏艰难困苦,抵御一切诱惑,坚守科研道德底线、拒绝 “卑鄙”,最终成就了人类思想史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

4结语

作为学者,马克思的科研内容规范性、科研道德规范性和技术规范性都是完美的,当之无愧地应该成为所有的研究者的榜样。纵观马克思的科研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其科研规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可从文本上检测的规范性,升华为科研精神,堪称人类科研规范发展史上最光辉的典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科研规范的思想和实践弥足珍贵, 对于遏制不断扩散的科研腐败,优化科研氛围,强化学者自律,建立完善的科研规范体系,推进中国科研健康发展,必将起到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部分学者不顾科研规范,践踏科研道德,制造科研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并呈现出扩散态势,败坏科研风气,阻碍科研进步。作为人类思想巨擘,马克思在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客观公正、科研底线三大原则,恪守科研规范,推动科研规范升华为科研精神,堪称学界典范。探究和宣传马克科研规范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司法公正思想初探 篇7

一、司法实体公正———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在马克思看来,法典是我们追求公平、获得自由的可靠依据。对于老百姓来说,公平公正的法律才能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才能被人民所赞扬与歌颂。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对德国审议作出了强烈的抨击与批判,捡拾枯木原本是当地农民的一种习惯,而德国审议却把这种习惯当成是一种偷盗的罪行,那就等同于“把许多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成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1](P137)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时的法律制度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而马克思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做了强烈的辩护,马克思认为法律应服务于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不是仅仅服务于某一个特权阶级。

(一)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

法律是为了维护我们每个人的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所设定的,然而在设定法律制度时,法律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公正的基础之上,必须满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总是打着法律的幌子光明正大地剥削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法官在此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案件作出判决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司法实体公正是司法程序公正的前提。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1](P85)法律不会随着某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改变,它必须遵守事物的客观依据,法律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它具有权威性。法律不应该含糊不清,法律必须明确、清晰地规定每一种罪刑。

(二)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马克思认为法律是人民追求自由及全面发展的一种表达及他们内心世界的一种呈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法律是为资本家所服务的,资本家通过各项法律制度以便能更好地压榨和奴役工人阶级,那些不公正的法律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法国公民在享受新闻出版、人身、集会等自由时,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时才不受到限制,但资产阶级在享受这些自由时可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限制。[1](P681-682)在资本主义社会,宪法表面上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其实质并不然,它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设定的,以便资产阶级能更好地统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带着法律的面具来剥削、压榨劳动人民,人民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利益没有获得真正的保护。马克思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对底层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做的维护,不能让人民的思想禁锢于过去不公正的法律制度,而应该把他们的思想从腐朽的法律制度中解救出来,让他们意识到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是公正的、合理的。马克思指出只有真正公正的法律才能使人民自觉地去遵守与维护,才能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二、司法程序公正———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马克思指出法官的上司只有法律,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不偏向于任何个人或组织的利益。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应尊重法律,并正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马克思认为法官只有在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就是说司法公正必须满足于两个条件:司法实体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在审判棘手的案件时,法官需要在公正的法律指引下作出正确合理的判定。

(一)任何人都不能交由依法成立的法庭以外的法庭去审理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人或事都应交由依法成立的法庭去审理,依法成立的法庭会受到各项制度的制约,它建立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之上。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只有在依法成立的法庭上才能作出公正的审判结果。马克思指出司法制度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司法制度必须满足于人民大众的意愿。在保证司法实体公正的前提下,法庭应以公正的法律制度为依据,对案件作出公正合理的审判,在审理案件时需遵守法律的规定,而不能任凭主观臆断,也就是说法庭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法律,必须以法律为准绳。

(二)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法律面前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无论是贵族阶级还是贫民阶级在法律面前法官都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合法的权益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马克思指出法官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是独立的,他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某个组织,他不应受任何事、任何人干扰。在马克思看来法官要做到就事论事,对原告和被告当事人作出公正的审判,以使原告和被告都能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防止司法给双方的任何一方带来的不公。追求公正、自由是我们人人都向往与追求的,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更是如此,要想获得司法的公正,法官作出公正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法官应不偏不倚地站在中立的位置,而不应偏向任何一方,他不代表任何一方。

(三)法官“应该不偏不倚地作出有利原告或被告的判决”

马克思指出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不仅要维护原告的正当权益,同时必须维护被告的正当权益,法官应不偏不倚地站在中立位置作出正确的判决。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要就是论事,在法律的指导下作出公正的审判。在审判案件时,必须做到司法程序的公正,只有做到司法程序的公正,才能使人信服,同时法律才能有效地实现,才能显示其权威性,以使更多的人去维护和遵守所制定出的法律。马克思指出法官不应歧视穷苦人民、维护有权势力,应平等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诉讼权益得以实现,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不能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同时,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要正确区分犯罪和过失,因为审判结果直接关系到被告的一生,所以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必须加以正确地区分。

三、司法公正实质: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司法公正的实质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自由是每个普通的社会成员所向往与追求的,享受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所在,马克思曾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本质,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实现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3](P167)马克思认为,法律是对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的一种保障,同时真正的法律必须符合“事物的法理本质”,即符合“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指出,法律不应随着个人意志的转变而转变,它应符合事物的客观事实依据,任凭意志来决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形式上的法律。马克思指出人都不是孤立而存在的,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法律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人是自由的个体,同时也离不开其他群体,他与社会必然存在联系,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之下,人们就必须遵守各项规章(法律)制度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自由。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每一个普通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获得人的社会本质的最大限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司法公正是人类获得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司法的公正,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

马克思司法公正思想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的价值目的,马克思的司法公正思想对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我国实现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法治理论基础,因此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司法公正思想作为指路明灯,引领我们一步一步前进。

摘要：马克思司法公正思想同时满足于司法实体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两个条件,他的司法公正思想满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其实质是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司法公正思想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因此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司法公正思想作为指路明灯。

关键词：马克思,司法公正,法典,自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