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精选12篇）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 篇1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工业、经济和人口迅猛增长, 造成了能源短缺、生产浪费、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地球上半数森林消失, 地下水日渐枯竭并受污染,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损害, 气候异常等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1]。为了避免由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人们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产生了环境伦理观。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思想的形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基础, 环境伦理思想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体性理论, 是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的融洽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状态, 具有阐述当代面临的环境危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实践可持续发展和构筑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意义[2]。

一、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人类自诞生以来, 就开始与自然相处, 认识自然并研究出了系统且完整的思想体系, 即自然观, 是环境伦理学的思想萌芽。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就是通过批判和继承西方的自然观, 最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体理论的环境伦理思想。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万物有灵”论、中世纪哲学中的神学生态观、西方近代哲学的机械生态观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生态观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3]。在原始时期, 生产水平低下, 科学缺乏, 自发地产生了原始宗教自然观。“万物有灵论” (又名泛灵论) , 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自然精神, 并在控制间影响其他自然现象。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里特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开始提出了朴素的元素自然观, 反对神话创世说, 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 如水、气、火、土等。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朴素的辩证法为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萌芽。

18世纪中叶以来, 西方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同时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755年康德-拉普拉斯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发表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 (见星云说) , 认为太阳系是由原始星云按照万有引力定律逐渐生成。赖尔在《地址学原理》提出了地质渐变论, 阐明了地壳的演化是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达尔文通过《物种起源》论证了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是经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而进化的。接着韦勒用无机物氰化铵人工合成了尿素, 证明了无机界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施莱登和施旺提出了细胞学说, 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 使动植物有机的联系起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等物理发现表明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和电、磁、光之间的同一性。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这些关于自然界自身联系和发展的事实材料, 为辩证唯物主义环境伦理观提供自然科学依据[4]。接着马克思又批判地继承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思想, 建立了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的马克思环境理论思想。

二、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19世纪的生态环境问题是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19世纪后期, 世界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5]。同时伴随着资产阶级对土地资源的滥用, 造成了人与土地资源的对立。“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 从而破坏上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产业革命后的英国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将排泄物直接排入河流中, 造成了河流的严重污染。“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 急速地奔过厌恶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流自许多使用红色燃料的染坊。”森林的滥伐导致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土壤肥力下降和气候变化异常。“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 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 使森林荒芜, 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 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 似乎是耕种的后果。在德国和意大利, 现在似乎比森林覆盖时期的气温高5-6°R。”[7]

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和工厂排放的废气, 加剧了环境污染及人居环境恶化。当时, 人与自然存在着对立的关系, 人污染了环境, 而严重污染的环境会使人得更多的慢性病。马克思描述:伦敦“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 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呼吸和燃烧所生产的碳酸气”, 使得“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 导致了“大城市的居民……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8]在工厂生产过程中, 噪音污染严重, 而且工人们没有人身安全和健康防护设施。“人为的高温, 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 震耳欲聋的喧嚣等, 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 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 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 难道不对吗?”[9], 马克思对生态环境被破坏和污染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 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现实路径。

三、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科学内涵

环境伦理是研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与和谐共生的关系的环境哲学。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又从实践的视角强调了人的主体论, 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 最终实现人和自然协调、和谐发展。

1. 自然人与人化自然是有机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 即人是自然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发展。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人类进行了三次工业革命, 生产力水平大大地提高, 人类活动不断地改造自然并改变了自然, 即人化自然。“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来支配自然界。”[10]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人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社会、人和自然界是本质的统一, 自然人与人化自然长期依存和相互制约。马克思指出:“历史科学可以从两方面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 只要有人类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 主体人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述表明, 人不仅是“自然人”, 还是“社会人”。同时, 人类具有意识, 具有主动性, 可能动性地改造自然进行生产实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 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通过劳动的实践, 人类产生了社会关系, 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它们对自然界的关系, 才会有生产。”人、社会、自然界在劳动实践中组成了有机的整体,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改造自然进而影响环境, 人化的自然又反作用于人类, 因此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劳动生产。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 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测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四、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又从实践的视角论述了人的主体论, 体现了尊重自然、环境正义原则, 具有指导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重要的理论价值;针对如何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 实践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指导思想中指出,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节约能源,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发展循环经济, 推广低碳技术,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就是全社会都要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建立人与环境友好互动的关系。反过来, 友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必须以马克思的环境伦理思想为指导, 遵循自然规律, 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 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 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基础, 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是马克思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代出现的全球性环境危机,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具有指导实践可持续发展观和构建环境友好社会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内涵,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年世界经济和社会调查:绿色技术重大变革[N], 人民网, 2011-7-11.

[2]宋周尧.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 2010年第3期.

[3]邹德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及其启示[M].甘肃: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4]姜正冬.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过程的两阶段[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03期.

[5]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126.

[6][9]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52, 466-468.

[7]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493.

[8]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117.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304.

[1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3.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 篇2

［关键词］政治哲学；哲学革命；社会伦理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按照以往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道德理论；其二是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例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对爱情的忠贞和对朋友的忠诚。在今天看来，对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观本身并不是道德理论，它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些结论取代不了对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问题的具体研究。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尽人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况唯物史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关论述，为数太少，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不奇怪，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不要说马克思恩格斯，即使是现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具体地谈论共产主义道德，也为时过早。

一、政治哲学转向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上述理解，在今天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它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研究工作很难深入与出新，更不用说回答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迄今为止人们只能对它加以解释和运用，创新是说不上的。至于共产主义道德，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片言只语的阐释，另一方面出自对人们设想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特征的演绎，更多的是出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需要。它是用来指导和匡正现实生活的，主要存在于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没有多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反映实际生活不断变化着的需要的可能。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30多年来，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新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成为主流，随着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一代新人的出现，人际关系急剧改变。生活实际中流行的已经得到各方默认的道德观念，常常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上述巨大变化的表现。生活走在了一切理论的前面。以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遇到极大挑战。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沉闷，少有创新。不管是否承认，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解已经被日益边缘化了，因为它们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生活的变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倾向迅速流行。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人们往往也称作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甚至社会伦理。它以人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对象，以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保持稳定和谐并增加人的幸福感为宗旨。我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关注政治哲学，在学术界已经蔚成风气。［1］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不是孤立的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哲学领域，正在经历的一场以政治哲学或者说政治伦理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重大转折。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穴1971年?雪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尽管寻求哲学知识的技术化和合理性之理论热情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日益精密和深入，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理解‘生活世界’本身及其意义、目的和行为实践，更应该成为哲学的思想关切和理论责任。哲学似乎又一次返回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时代?熏再一次重温‘轴心时代’的哲学智慧。”［2］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则说：“政治哲学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3］邹诗鹏认为，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哲学主流由语言分析迅速转向政治哲学。［4］郁建兴更直接断言：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5］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段中桥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介绍并倡导推动政治哲学研究，他说：“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正、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6］除万俊人先生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

作为上述哲学转向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著显著增多。哲学家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就其共产主义学说、社会公平、社会正义、阶级剥削、政治结构建设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黑格尔哲学，整个人类哲学史，也被作了政治哲学解读。在西方思想家中，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受到关注，与此相关，诺齐克、哈耶克、罗默、胡萨米、伍德、佩弗的思想得到重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后继者霍奈特的承认理论，被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演化而来的重要政治哲学理论来研究。政治哲学的兴起并迅速引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哲学家的高度关注，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确需要找而且找到新的思路了。挑战总是与机会并存，政治哲学转向是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有力推动，而且由于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紧密联系，现出一派生机。

就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谱系而言，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便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因站在学生的对立面而饱受批判，运动失败之后，他由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转向“建设”，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怎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人怎样才能摆脱工具理性对自己的支配，社会怎样才能由冲突走向和谐。占据其思想中心的不是革命，不是批判，而是对交往实践的研究，是探讨人们如何通过相互交谈、取得共识，把经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支配颠倒过来?熏从而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举措提供合法性支持。这完全是政治伦理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他几乎最早实现了政治哲学转向，并且提出一种系统的与罗尔斯的理论异曲同工可以相互比肩的政治哲学理论。只不过沿着这个方向，哈贝马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色彩越来越淡，他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问题，至于当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掌门人霍奈特，走得就更远了。

在这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哲学转向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曾说：在最近的世界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它将长期受到压抑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就是说，罗尔斯的以研究公平正义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普遍意义。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在1971年问世之后得到高度关注、受到普遍赞誉，政治哲学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作为美国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对社会生活公平正义的研究，他的《正义论》，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产物，而且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普遍而且客观的需要。这也说明，政治哲学的崛起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哲学统摄在政治哲学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政治哲学转向，决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起作用。

这种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政治哲学何以能有如此的扩张能力？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哲学家诉诸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有的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社会公平、制度正义、社会信用体系、权力的制约、人的自由等问题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成为复杂而又紧迫的任务，伦理学和整个哲学的研究由此转向政治领域。也有人认为，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在于社会公共化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后者更多依赖传统的文化环境和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与养成。而现代社会，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公共化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明晰化。这个界限越明晰，意味着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公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扩大。……由于我们的生活已发生变迁，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地点或族群的、以家庭为主要场所的传统生活，而是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活，每个人更多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同其他人打交道而度过一生，因此，伦理学就要相应地调正自己的聚焦点和兴奋点，深入讨论如何面对公共生活，如何使公共生活变得更规范或更值得一过等问题。这便是当代伦理学会将其主攻方向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原因，亦即来自伦理生活本身的事实原因。”［7］这一理由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社会生活本身公共性的凸显，极大地提升了以处理公共问题为任务的政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个人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极大提高，政治不仅在宏观上，而且在微观上都与每个个人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联系。这自然成为政治哲学兴起的有利条件。还有人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把公共性问题与政治哲学转向联系起来，提出全球化使人类公共性的问题日益凸显，民族间的正义、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等等，都已然迫在眉睫，由此造成了当代伦理学范式转移，集中关注制度伦理，也即政治哲学、政治伦理问题。

但是要揭示政治哲学转向的原因，仅仅指出上述理由是不够的。这些理由只是一些基本事实，当然应该研究，但为什么要从哲学的层面上研究，仍需进一步分析。对这些事实加以概括，我们可以看出，深层的原因是，它们的出现是对原有政治理论的挑战，这些理论不足以找到解决办法，需要哲学出场了。《正义论》发表于1971年，但罗尔斯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经济上独霸全球，政治上成为西方世界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榜样，然而其内部有许多问题日渐凸显。例如频繁发生的经济、政治危机，失业严重，许多人处于贫穷之中，种族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高涨、女权问题突出，走私贩毒、凶杀等各种犯罪的猖獗，信仰、道德危机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西方世界思想家的共同理想，然而历史证明，自由是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平等是享有自由竞争权利的平等，至于博爱，由于支配人的原则与动物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在现实生活中显得苍白无力。人的自然条件生来不平等，这样的人平等地自由竞争，结果只能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功利主义激励人为个人利益去拼搏，但会把制约自己行为的道德考虑置之脑后。罗尔斯面临的也是西方世界普遍遇到的上述社会问题，其解决已经超出了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传统政治原则的能力所及，也不是这样那样的政治技巧所能奏效，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重新加以设计，否则社会既不道德也不会和谐稳定。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对这些问题的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美国的问题在西方各国具有普遍性，罗尔斯的理论能得到热烈回应，就是这个原因。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出场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解放、公平正义之间没有线性的必然联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丰裕的物质生活以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归根到底服务于经济需要、体现科技理性的政治、经济“系统”，深入并左右着人的日常生活，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人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种情况与罗尔斯遇到的问题类似，都说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欧洲国家1968年的学生运动造成的社会**及其迅速失败，俄国革命后苏联出现的斯大林主义，表明社会革命也不是理想的选择。这使哈贝马斯意识到，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革命，都不能使这个世界更为人道与合理；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中解决，这里需要的是新的政治哲学。正是这一认识使哈贝马斯由文化批判转向政治哲学。他的尝试首先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否定物质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让政治回归生活世界，服从交往理性的需要，服从人们的意见，进而提出自己的交往实践和商谈伦理理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转向”就是这样出现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会把目光转向政治哲学，这固然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社会自身。长期以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毛泽东把政治等同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并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继续革命”上，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实践中也行不通。此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政治也要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20多年之后，物质生产力的确得到极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社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分配不公以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现，人与自然严重对立，发展难以持续。资本在中国与在西方世界一样，都是不讲道德的。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社会发展的新认识，即：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把它当作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也是不行的，它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有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能持续，而这样的和谐社会需要人自觉地有意识地去构建。就是说，政治是可以也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研究和建设的。

中国哲学家当前遇到的问题与罗尔斯、哈贝马斯有相似之处，概括地说，都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自由主义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如前面所说，其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必然带来社会分裂、精神价值失落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这说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政治和整个社会一定要或迟或早地遇到严重的道德问题。人们在这里遇到的是道德和利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而一旦和道德纠缠在一起，以往的思想家们对政治的解释，他们的种.种设计，便失去了曾经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合理性、必然性，政治再次成为哲学的对象。

这一点在以往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难以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在经济生活中，人是分为阶级的，众人的事主要是阶级斗争，因而政治也就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为主要内容。人类历史是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这种更迭又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具有客观规律性。人类社会将合乎规律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公平、正义、自由的彻底实现，是理想王国的到来。如此看来，社会形态的更迭以及政治生活本身的特点及其变化，似乎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明确提出，揭示社会生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说唯物史观已经不再是哲学，而成了科学。恩格斯的说法不无道理。只有当政治，即对众人的事的管理，不由人以外的即人不能随意改变的因素，不论是神、利益还是客观规律所决定时，它才成为哲学这一居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今天，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必然性的、科学理性的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退隐，道德因素的作用日渐凸显，政治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成为哲学的对象，成为可以设计的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崭新的然而又相当紧迫的课题。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因此成为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 篇3

关键词：马克思 伦理思想 发展过程 现代价值

一、从马克思中学时代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马克思的中学作文中，他已经谈到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生的信仰问题、人生的幸福问题和人生的自由问题。在这早期的著作中，却明显地体现出了近代启蒙伦理思想对他的影响。例如，在他中学的一篇德语作文—情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的思想仍然笼罩在神性的光辉之下，认为“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给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他认为人要选择“最能为人类工作的职业”，他把这看作是人生的幸福，人生的自由。可以看出，少年马克思从小就树立了为人类谋幸福的.信念，尽管他这时的思想还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基督教的束缚。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在《手稿》中，马克思在研究异化劳动的过程中，他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原有含义，用唯物主义的内容充实和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全面肯定人的价值，主张人性彻底解放，人性全面复归，充分透射出马克思对于人的价值的强烈关注。

总的来说，马克思早期的伦理思想，从异化劳动理论解决人的本质着手，揭露批判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道德堕落，提出道德符合人的本质的特点。虽然马克思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但由于他的现实斗争，日益诉诸无产阶级，使他的思想显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特点，并逐渐向新的伦理思想过渡。

二、从1844年《神圣家族》到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4年初，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道德理论开始转向为共产主义服务。这个过程是通过《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逐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逐步使道德理论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因此这个过程也是建立科学道德理论的过程。

1844年9月至11月间，马、恩第一次合作写了一部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即《神圣家族》。他们在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已进一步接近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说明道德本质和作用等问题，但还是有过渡性质。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该书中，马、恩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解决了道德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本质等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他们主要谈论到了如下观点:

(一)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马、恩认为，人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资料。他们还认为，物质生产活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中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

(二)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首先，他们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从它的产生和内容来看取决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其次，马、恩从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角度，论述了道德具有独立外观的原因，以及道德与现存关系发生矛盾的根源。第三，他们又指出道德等意识也会同现存的社会关系发生矛盾，而这个原因在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矛盾，是这种矛盾在道德上的表现。

(三)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相对立。马、恩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自然而然消失，才会出现一种崭新的个人同集体的关系。这里实质上说明了集体主义的基本内容。

三、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到《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

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诞生。它以新世界观为理论依据，叙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叙述了道德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同道德;叙述了无产阶级的新的道德准则;进一步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使伦理道德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结合了起来。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内涵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应当看到，把个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不仅是青年马克思伦理思想演进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的毕生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从未离开过马克思的视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与一切旧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它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开始由原来对现实的批判转变为对理论体系的批判”。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辩证关系，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并揭示了生产关系与伦理关系的关联性。马克思从所有制的历史沿革与主体性的关系上，研究了经济主体的伦理特征，论证了物的依赖关系是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理解资本主义伦理关系实质的中心范畴，对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永恒的平等、自由等经济伦理范畴给予了伦理批判。

在这篇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把前商品经济的社会称为最初的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上;把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的形态称之为第二种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而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三种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四、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 篇4

马克思认为以具有利益代表的虚幻性的阶级、国家为前提的政治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制约, 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必须使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 马克思以共产主义为最终追求实现了对政治伦理价值的超越。[1]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总体性思维可概括为伦理问题经济分析, 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其基本逻辑是:伦理道德由经济基础决定, 伦理道德现象的变化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架构中去理解把握, 瓦解旧经济基础的社会政治变革是在新经济关系中建立合理政治伦理的根本出路。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总体性方式是超越西方传统伦理思辨逻辑的根本原因, 也是这份思想遗产的珍贵所在。[2]

二、《手稿》政治伦理思想

1. 对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

政治主体主要是无产阶级, 但具有趋于整个人类的意指。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地指出:“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 亦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而只靠劳动, 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看作是劳动者, 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 只得到维持他的劳动所必需的东西。”[3]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不把劳动者当人看, 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

马克思还考察了异化劳动条件下人的价值和本质的否定, 劳动者不再是具有创造本质的人, 而被贬值为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辛辣指出, “人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动的, 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 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劳动创造了美, 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 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

2. 对政治关系的价值判断

政治关系本质上是个人与国家围绕权力和权利形成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人的存在和本质问题的观点。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存在状况, 发现人的存在与本质已相互离异, 人得不到符合本性的生活。马克思批判地指出人应明确区分自己与活动对象, 人能在更高层次上超越自然界和一般生物系统。“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 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因此, 不能仅用社会来衡量人, 更重要的是把人作为社会标准, 以社会是否为个人全面的自我创造提供最大可能作为合理与进步的标准。

3. 对政治制度的正义追求

政治制度指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或社会形态角度阐述政治制度, 即在批判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充满“无‘正义’的正义立场”, 本质上合乎人性需要。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马克思认为政治制度的伦理价值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斩断了各种封建羁绊, 具有历史进步性, 但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必然导致这种非人性制度的瓦解。马克思预测,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和人性复归。“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 (即合乎人性的) 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共产主义是合乎人性的复归, 它具有政治超越性和全人类性, 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制度的伦理关怀。

参考文献

[1]陶艳华.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 2009.

[2]王仕国.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遗产[J].伦理学研究, 2014 (01) .

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篇5

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自然和人为的关系问题,既是先秦儒家和道家讨论的中心论题,也是现代生态哲学的`首要问题.儒家以仁为本,推己及人、成己成物,明确提出了仁民爱物、厚德载物,取物以时、取物不尽和养备动时、强本节用的生态伦理思想.而道家则师法自然,主张返朴归真,不为物役,明确提出了主而不宰、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和知常日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生态伦理思想.相比之下,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作 者：余卫国 作者单位：南通师范学院,法政经管系,江苏,南通,226007刊 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4(2)分类号：B22关键词：儒家 道家 生态伦理

谈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篇6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篇7

关键词：老子,生态伦理,启示

1“物我为一”与尊重自然

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整体生态观念, 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 道是世界的本源,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老子》第42章) , 万物都是由道所生, 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只是宇宙整体中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生态整体的一员, 人并不具有比其它事物更优越的地位, 也没有凌驾于其它生命或非生命形态之上的特权。老子的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是不谋而合的。正如恩格斯所言, “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 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P78) 。另一方面, 人作为万物的一部分, 其活动要依据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25章) 人虽为域中四大之一, 但也由“道”而生, 更需循“道”而行。道法自然要求人顺应自然规律, 尊重自然价值, 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因此, 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是“域”中唯一之“大”, 不是自然界的唯一中心, 没有权利做自然界万物的主人。在自然界中, 大道尚且“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 何况人要依道行事, 更不应该以主宰者自命。而且人与自然一样, 对于道都是“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 不可得而贱。” (《道德经》第56章) 人没有任何特殊权利以优越者自居。

2“知常知足知止”与可持续发展

老子强调人的自然化, 强调“无为”、“贵柔守静”等思想, 但这并不是忽视人的能动性。老子提出了“无为”的思想, 即人类的行动应遵循自然规律, 以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态平衡, 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首先是知常。所谓“常”, 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 知常即认识自然规律。老子说:“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复命曰常, 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 凶。”[2]P65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万事万物各有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二是人类只有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 顺自然而行止, 才能准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核心价值。这体现了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大智慧, 即“知常曰明”。

其次是知足。世界上最大的祸患莫过于贪心不知足。老子说:“咎莫大于欲得, 祸莫大于不知足” (《道德经》第46章)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人类需要理性地、有节制地享乐。相对于当今人类为了满足自己不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物质需要, 不断地向自然索取, 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变得扑朔迷离, 子孙后代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老子的“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的小国寡民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环保意识。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们的心灵也愈益无据无依的今天, 老子所构筑的这一质朴温馨、纯真自然、安闲自适的社会生活图景, 正是人们对诗意地栖居、生活的期待”[3]。

最后是知止。和谐是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一大法则, 也是人类行为应当遵循的一大准则, 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不仅要知常、知足, 更重要的是要知止, 即适可而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时, 要考虑自然的承受限度。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开发利用自然, 则会使人类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但若把持住一个度则可以使人类避免祸患, 诚如老子所言, “夫亦将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人类需要增强控制自己活动的范围与深度的自觉意识, 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又可以促进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3“贵生尊生”与生态关怀

老子非常重视身心和谐, 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老子说“贵生”、“摄生”、“自爱”、“长生久视”, 提倡清静淡泊的生活方式, 并主张将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仁”推及万物, 人类要学习大自然的博大与无私, 拓展心胸, 忘掉耳目感官贪婪的享受, 获得与万物一体的心灵感受与精神愉悦。

首先, 老子认为“上德若谷”, 人类至上的道德就是要有“若谷”的胸怀, 包容万物。“是以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常善救物, 故无弃物, 是谓袭明。” (《道德经》第27章) “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 德善。” (《道德经》第49章) 对人对物皆要“救”, 在生态系统中, “谁也不能获救, 除非全部获救”, 只有“无弃”, 才能人尽其情, 物尽其性;对善对恶皆“善之”, 浑然一心, 包容天下, 这才是真正的“慈”。正如深层生态学主张“欣赏所有的生命, 而非仅仅美丽和有用的生命”。“慈”的本质就是尊重生命, 热爱生命, 善待生命。老子的“慈”超越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注, 进一步扩展到其它物种, 甚至包括无生命的物, 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最大可能地认同其它生命, 认同万物, 才能缩小人与自然的疏离感, “慈”的目的也正是如此。

另外, 老子还认为“道生之, 德畜之, 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是谓玄德。” (第51章) 生畜长养是“天之道, 利而不害”;“不有”“不恃”“不宰”是“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道德经》第81章) 。所谓“玄德”正是圣人得道之后“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的最高德行。在生态系统中, 每一物种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 人没有特殊权利占有更多, 不应该与万物有争竞, 而应尽量做有利万物的事情。老子最推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之德, 认为人也应当像水一样“善利万物”, 其实, 人与万物不争, 才能“莫能与之争”。人如果能执道待物, 对自己不无好处。老子主张的“利物”, 目的虽不在于利己, 但结果却必然利己。

4“少私寡欲”与理性消费

老子认为过度的物质追求不符合自然之道, 而且并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 故去彼取此。” (《道德经》第12章) 人类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无可厚非, 但为了感观的肤浅享受而进行的种种消费则会使人丧失本性。因为人一旦身心役于外物, 就会背离自然本性, “行妨”且“发狂”, 失去了人自身的和谐愉悦。老子还强烈反对在“田甚芜, 仓甚虚”的情况下仍然“服文彩, 带利剑, 厌饮食, 财货有余”, 认为这是“盗夸”的行为, “非道也哉。”

老子的思想告诉我们:贪婪奢侈的消费方式只会使人被物役化。人类追求幸福的消费方式应当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绿色消费方式, 以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所说:“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 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美的。但是我认为, 在允许贪婪肆虐的社会里, 前途是没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婪将导致自灭”[4]P57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无节制的消费欲望, 必然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同时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最终将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 人类应该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 提倡节俭, 实施绿色消费。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知足知止, 少私寡欲, 改变生活方式, 转变消费观念, 实施健康, 环保的绿色消费, 才能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S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兰喜并.老子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3]刘庆华, 陈方.老子·庄子[M].广州:广东出版社, 2004:161.

壮族生态伦理思想形成因素探析 篇8

一、自然环境是首要因素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论述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有深刻的影响,归结为三点:一是对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发生作用;二是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三是对民族性格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自然地理环境也有精辟的阐述,《管子·水地篇》中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可见,人类的生存生产与思想文化的产生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密切相关,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的基础条件。壮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作为社会意识,自然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而独立产生。

壮族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其中以广西居多。广西位于我国南部,属于亚热带气候,山地多,平原少,紧挨海洋,其地理环境可精辟地描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一片海”。广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数亿年前,海底生成的石灰岩由于地壳变动,上升露出地面。在雨水的长期冲刷和地下水的漫长侵蚀下,逐渐形成了不计其数、深邃曲折的窑洞,这些天然的洞穴成为了壮族先民躲风避雨的理想栖息地。广西属于珠江流域范围,水系发达,拥有左江、右江、郁江、柳江、黔江、桂江等河流。

水源充足、动植物繁多、高温多雨、天然洞穴遍地,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对于远古时期的壮族先民来说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面对湿气重,毒蛇猛兽,尤其是水旱灾害,壮族先民的力量就显得十分微弱了。壮民所喝的水、吃的食物,一切一切都源于自然,因此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高,对大自然也充满了敬畏,认为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这就是“万物有灵”的生态伦理意识的萌芽。

二、传统生产方式促进了壮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壮族所处的地域高温多雨、日照时间长,非常适合水稻生长。1993-1995年,在壮族的苍梧部故地,湘东南道县紧靠广西边境的寿雁镇玉蟾宫,“发掘出了四粒炭化稻壳,兼具野生稻和人工稻混合特征,说明为驯化不久的栽培稻”,后来“经国家文物局再次测定为18000-22000年”[1]由此可见壮族的稻作文化源远流长。

壮族先民在漫长的水稻耕耘过程中,对一种小动物极为熟悉,这就是蛙。青蛙在稻田中捕捉害虫,维护稻禾的生长,可以说是丰收的卫士。每当雷雨过后,青蛙都会“呱呱呱”地叫个不停。这不仅使人发现青蛙在稻田间的数量多少与稻谷收获高低有关,而且还发现青蛙的鸣叫与雷鸣大雨有联系。此外,人们还观察到蛙在雨后能够迅速繁殖,这种现象正好符合人们祈求人口繁衍的心理。因此,壮族相信青蛙是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生物,在《东林郎的故事》里面有这样人物化的描述:“姆六甲告诉人们说:蚂拐(即青蛙)是天女,雷婆是她妈。她到人间来,要和雷通话。不叫天就旱,一叫雨就下。你们伤害了她,就得给她赔情、赔礼。”[2]桂西地区也流传这样的《蚂拐歌》:“抬蚂拐出游,求雷婆下雨,保五谷丰收。”[3]从中不难发现“人—稻—蛙—雷”之间巧妙的生态逻辑关系,可见壮族对蛙这一小小的生命充满了尊重和关爱,其在壮族心中的地位之高。直至今天,在“广西上林、忻城等县壮族人民笃信谁若乱捉小青蛙,雷公就会发怒,就要劈死他”[4]。

壮族对蛙的保护与崇拜来自他们对蛙本身特性的观察,以及对农业发展的需要与自身心理的需求。壮民进一步将蛙人格化,进而促使人蛙关系和谐发展,促进了壮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三、原始宗教信仰是重要因素

原始宗教信仰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鬼魂崇拜三种形式。壮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蕴含有不少生态伦理思想。

壮族先民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世界万物和人类的联系密不可分,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万物都是具有生命的,而人类也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物我合一”的自然观,是壮族自然崇拜的核心。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本来并不想把自然与自然分开,因此也不想把自然与自己分开;所以他把一个自然现象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是对象本身的形态。”[5]

南方夏季多雷雨,电闪雷鸣不但使人感到恐惧颤栗,而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的破坏性,这使壮族先民在惶惧惊恐之中对雷顶礼膜拜。在壮族的神话中,雷王是和始祖神布洛陀同在一个山洞里走出来的,而且雷王是老大,布洛陀是老四[6],可见壮民对雷的尊崇。对于在地面上的自然万物,壮族也是用一颗虔诚的心去膜拜。如,壮民崇拜树木,常以大树作为村里的神树,至今仍有不少村舍里种植有一棵大榕树,认为榕树有神力,能够保护他们。壮民还崇拜石头,因为石头在石器时代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壮族认为“在古代天地是一块巨石,后来始祖布洛陀把巨石分开,米洛甲从石头中出来”。[7]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水,水也成为壮族崇拜的对象。如今,在广西十万大山的壮族每年除夕、正月初二、十五都要祭水神,相信经过祭祀的水具有神秘的力量,能使人健康,用于灌溉能够丰收。[8]

图腾崇拜是原始氏族制度时期的一种宗教信仰。壮族是多图腾崇拜的民族,有铜鼓图腾、竹图腾、牛图腾等,流传最久远的是蛙图腾崇拜。在科学知识极度匮乏的时代下,人们希望借青蛙来判断晴雨,更希望拥有蛙一样强大的繁殖和生存能力。因而把青蛙当做保护神来膜拜,敬奉为图腾。当今壮族还流行举行蚂拐节,这是由古老的图腾祭祀仪式演变而来的。

从壮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中不难发现,壮族先民敬畏自然,敬畏万物,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又体现了壮族先民对自然的热爱,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主观认识中蕴含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四、儒家文化的融合

虽然壮族生活的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但壮族并没有孤立封闭的发展,而是与其他民族交流互动,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大致在西汉时期由儒生陆贾传入。尽管陆贾来岭南是带着政治任务与赵陀谈判的,但是他最终利用儒家的学说令赵陀臣服了。到东汉时期,岭南设置了学校,儒家思想得以传播。在晋朝、南朝,岭南的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受过儒家思想浸润的壮族文人,如养奋、申朔、顿猗。[9]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壮族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与发展。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点就是“畏天命”,也就是敬畏自然,这是一种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到孟子时,演变成“万物皆备于我”,再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体现出儒家生态伦理观念的递进,由最初的敬畏自然,提升到合理有效的利用自然。在壮族的《麽经布洛陀》里面唱到水稻的种植过程,“二十五日王去扯秧,二十六日去插田,七月穗长,八月割稻谷”,从这些描述可知壮族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是按照自然规律,对自然不单只是消极的敬畏,而是主动合理的利用自然规律。这和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共性。

总的来说,壮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在自然环境、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原始宗教、儒家文化的融合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形成的,具有独特性、丰富性,为我国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摘要：壮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这并非凭空产生。自然生态环境、传统的生产方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是促使壮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形成的因素。

关键词：壮族,生态伦理,产生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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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绍明等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10.

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及现代启示 篇9

一、老子的生态伦理基本思想

1.“以道观之, 物无贵贱”的众物平等观

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以“道”为出发点, 将道抽象为万物的本源, 认为道是一个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实体, 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道推动的, 强调了人与天地、自然以及宇宙万物的统一性, 从而把思考的范围从天道和人道进一步延伸到了宇宙范围。

老子认为“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2], 万物都是由“道”抽象产生出来的, 人类也不例外。人类只是整体宇宙中的一小部分, 人和万物由“道”产生, 人和自然万物处于平等地位。作为万物本质的“道”不偏不私, 万物有各自存在的价值, 无论贵贱。

2.“天人合一”的万物相系观

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从抽象的“道”出发, 阐述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天人合一”的万物相系观。认为自然和谐是万物生存本质, 人类应从“道”的高度思考万物,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万物皆平等, 断不可“我”察物, 贵己而贱物, 更不可违背自然之道, 而使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为使天地万物平衡地发展, 老子秉持的观点是树立人与自然互相依存的和谐的“天人合一”关系。

3.“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

“道法自然”是老子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的标准, 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内在规律, “道”是宇宙最普遍规律,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3]。人源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 应遵循自然规律, 将自己置于与他物平等相处的条件下, 按自然法则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 而非按人类自己意愿肆意破坏环境, 即“辅万物之自然, 而弗敢为”[4]。万物与人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 要维系整个系统,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思想;一是人与万物均源于自然, 人类不应撇开自然而谋私利破坏自然环境;二是应不断顺应自然规律, 按万物自然属性进行实践活动;三是追求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 自觉顺应自然并亲近自然,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5]

4.“自然无为, 无为而治”是保持生态平衡应遵循的必要原则

老子认为要顺应自然, 因为人类本身也是道的产物。人类要效法道, 面对一切事物采取“无为”的态度, 遵循万物本性及其自然规律, 而非盲目干预自然。

5.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观

老子认为, “多藏必厚亡, 知止不殆, 才可以长久”, [6]强调人应该少私寡欲, 知足知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首先要节制人类自身无限的欲望, 做到“知止不殆”必须从抑制贪欲出发, 达到“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7]。一味追求物质满足, 既会损害身心健康, 又将引起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导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老子从“物无贵贱”的生态观出发认为, 人与万物是平等的, 在生态伦理的实践中提出了“知止”“知足”的合理思想, 人类与自然要共存共进, 就要把握好“度”, 对自然界的索取要适可而止, 要从长远目标出发。

二、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价值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作为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有其独特的价值:首先, 老子提倡用朴素的系统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张天人合一、众物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把人类与万物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 认为人与万物是合二为一的, 在生态系统中人与万物是平等的。

其次, 老子认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境界是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所提出的“上善若水”的生态道德观的基本出发点便是与世无争, 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都需要依循道的本性, 依据事物的本性发展, 不能相互加以干预;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度”, 对万物要充分高效地利用, 做到“知止不殆”,

最后, 老子把生态伦理思想从自然界延伸到社会。认为要从“道法自然”和“物无贵贱”的生态伦理思想出发, 这样有利于形成“无为而治”的基本价值形态。

三、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及其借鉴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 出现了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生物物种的加速灭绝等问题, 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从未像现在如此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老子的思想中囊括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对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老子的生态价值观“不仅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挑战, 而且是对物类中心论的重大跨越, 从而刷新了宇宙生态中心论的新高度。”[8]重新充分认识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借鉴其优秀的成果, 可以为生态危机提供有益的思想路径。

1.借鉴老子生态伦理观, 有利于我们确立正确的自然观和发展观

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建立和谐的自然观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首先, 有利于克服不正确的发展观。由于人类长期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从自然界脱离出来后, 是世界的中心, 自然界是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无限需要的附属, 人们盲目地置身于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之中。而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则认为, 人是自然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然界与人类平等地拥有同等的生存与发展权。这种生态伦理思想把自然纳入到人类应有的伦理关系之中, 有利于确立人与自然健康互利的关系, 有利于人类自觉担负起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职责。

其次, 从老子的万物平等观出发, 把人与自然看作为和谐的有机整体, 而不是主奴关系。人是整个自然界链条中的一部分, 人与万物为一个有机整体, 因而不能把人类自己摆在自然万物之上, 人与自然之间应是平等的, 是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既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系, 更要在发展中进一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不断实现人与自然的进一步地和谐发展。

最后, 有利于避免生态异化, 进而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老子以整体的眼光看待世界, 认为人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人与万物均处于平等地位, 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因而人类的行为不应违背自然规律, 更不能脱离整个生态系统而自成一体。

老子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要求达到人与自然的本身的合一。我们必须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尊重自然, 认识自然的价值, 认识万物的平等, 并承担对自然整体的责任, 从而以一种全新、和谐、正确的自然观指导我们的实践。

2.对老子生态伦理基本原则的借鉴, 需要我们更新发展观念

老子的“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的生态伦理原则既是一种尊重自然的基本原则, 也是一种方法论, 是对当今人类过分干预自然、肆意破坏自然规律的行为的指示, 告诉人类应遵循自然规律, 反对简单粗暴地干预甚至破坏自然。要充分考虑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对人的反馈作用的结果, 提倡人们在充分利用自认资源, 能动地开发大自然的同时, 尤其要注重对原生态大自然的保护, 进一步不断将人类引向生态自觉的新高度。

万物都是源于道而产生的, 人类也不例外, 切忌违背事物的本性而恣意放纵, 而应该效法自然, 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 不应对自然肆意干涉。需要从整体出发, 结合整个自然界, 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更新发展理念, 跟着时代发展的节奏, 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3.老子生态伦理观要求我们改变生活方式, 秉持绿色消费观

老子“少私寡欲”“去骄, 去奢”“知足, 知止不殆”的生态伦理价值观, 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绿色, 环保”的消费观念不谋而合, 对于指导当今人们树立一种健康的消费观具有重要意义。老子认为, 人类的无限的物质欲望是灾难产生的罪魁祸首, 若要避免破坏环境带来的灾祸, 需要“知足知止, 少私寡欲”。当今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利用, 除了人类忽视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外, 还因为人们把追求无限的消费欲望变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

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人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成正比关系。当今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重要的制度保障和坚实的精神动力。因此, 当今人类应借鉴老子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 将其在生态领域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的元素, 吸纳和融入现代环境保护理念中, 逐渐形成科学的发展观,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的局面。

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是要引导人类把尊重自然与爱护自然落到实处, 遵循自然规律, 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只有全人类的生态意识觉醒了, 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自觉意识都有所提高, 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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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族生态伦理思想论纲 篇10

一、基诺族生态伦理何以可能

传统基诺社会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 在茫茫原始森林中求生, 自然就是唯一的衣食父母, 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离不开“自然的馈赠”, 没有人类, 自然毫发无损, 没有自然, 人类却无法生存。有时风调雨顺, 有时灾害不断, 有时猎获颇丰, 有时一无所获, 人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活动结果, 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如此种种问题形成了人们不得不认真面对和慎重思考的“文化迫力”, 这正是孕育基诺族生态伦理思想观念的“实践基础”。

刀耕火种、采集狩猎是传统基诺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提起刀耕火种、采集狩猎, 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森林被毁、生灵涂炭、物种濒危, 乍一看来, 似乎全是破坏环境、摧残生态的活动。然而, 直到新中国成立时, 基诺山的森林覆被率仍然高达70%以上, 并有“高等”植物1000多种、经济作物2000多种、“高等”动物近千种, 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在世界其他地区恐怕也不多见, 在现代生态学视野中, 也是“完整、稳定而美丽的”。由此可见, 基诺族先民在长期的繁衍生息中并没有破坏基诺山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 必定有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成功经验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超智慧, 正是这种经验和智慧, 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基诺族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

1.土地和森林的可持续利用。

土地和森林是传统基诺社会“唯一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 森林中的一切就是基诺族先民视野中自然的全部。人们对土地和森林与人类生存发展的休戚与共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 因此, 无论是刀耕火种, 还是采集狩猎, 乃至一切的生产生活行为, 都严格遵守着土地和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原则。根本措施就是对土地和森林的分类管理与利用, 各村寨的土地和森林总体上被划分为轮歇地、水源林、风景林、护路林、护寨林、神林等, 出了轮歇地分片轮歇耕作外, 其他森林严禁随意砍伐。刀耕火种有一套保持水土和地力恢复能力的耕作制度, 以及严格控制山火蔓延的村规民约。与此同时, 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习惯法。

2.采集狩猎的适时适度。

人类要生存, 必然离不开向自然“索取”。为了生存, 基诺族先民不得不对各种生命有所伤害, 但是他们一方面严格遵循适时适度原则, 另一方面对各种生命充满敬畏之心并积极进行“补偿”。补偿的方式, 就是通过杀牲祭祀以同神灵“交易”, 并为各种“受伤害”的生命“超度亡灵”。 采集的适时适度表现在人们的采集活动和采集对象有严格的时令性, 春耕大忙时节禁止采集, 既有利于生产, 又有利于万物生长复苏。人们“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把自己的活动严格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范围内, 每次采集以仅供一餐之需, 从不竭泽而渔, 而把大自然视为天然的“保鲜库”。 狩猎的适时适度表现在, 一是每年春耕大忙来临之际举行“关门节”后就禁止狩猎, 有利于各种鸟兽的生长繁殖。二是有各种狩猎禁忌, 有许多“不宜出猎”的日子, 还有许多禁猎对象, 例如野牛被视为“百兽之王”, 人们都不敢随意猎杀野牛, 误伤野牛要付出沉重代价。三是有复杂繁多的狩猎仪式, 各种仪式的内涵十分丰富, 除了祈求和感谢寨神、猎神、兽神的“赐予”, 就是为了提醒人们“生命是超越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奇迹”。

3.保护生态环境的习俗禁忌。

传统基诺社会有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习俗和禁忌。例如肉食禁忌, 妇女禁食多种动物肉, 对孕妇的要求尤其严格。“二次葬俗”, 墓地重复使用, 范围严禁扩大。每年“刀耕”之前的“砍地仪式”和建房盖屋砍树前的祭祀, 都是为了提醒人们必须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有所畏惧, 有所不为。他们认为谷种是狗从他乡带给基诺族的, 因此对狗也很有感情。种种奇特的“树叶信”, 则把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寄托到植物身上, 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与和谐统一。

4.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

传统基诺社会的人们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 衣食住行一切用度取之于自然复归于自然, 完全是“绿色环保产品”。社会生活和个人身心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出任村寨长老“卓巴” (寨父, 也是寨神的代表) 的唯一条件是年长, 人们不必为权力地位相互倾轧。由于人们不追求权力、金钱和物质财富, 爱情、婚姻不受财产、地位束缚, 没有私有财产可供争夺, 因而也就没有由此产生的焦虑和苦恼, 在基诺语中, 甚至找不到“精神压力”和表达相近含义的词语。 [1]

三、基诺族生态伦理的观念基础

1.人是“自然之子”。

神话传说是初民社会的哲学和科学, 反映着先民们对于世界起源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基诺族先民的观念中, 人不是“万物的灵长”或“尺度”, 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是“自然之子”, 人与自然是“同胞”或“朋友”。

2.万物有灵。

基诺族信仰原始宗教, 相信万事万物都有神灵寄寓其中。人神可以通过祭祀沟通交流, 娱神媚神就会带来好运, 反之则会招来灾祸。尊重花草树木等具体自然事物, 就是尊重寄寓其中的神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 人们一方面不得不依赖自然而生存, 另一方面又对自然充满恐惧, 敬畏自然便是种种心理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万物有灵是基诺族传统信仰的核心, 奠定了基诺族先民对大自然的强烈敬畏、尊重和崇拜, 也决定和规范了他们的行为。完全依靠原则和规范来约束人们对自然的行为是不够的, 只有让人们怀有一种“尊重自然”的态度, 才会使行为规范更加有效, 才会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符合保护自然的目的。汤因比甚至认为, 只有恢复到多神教, 也即万物有灵论, 才能将自然从人类的技术活动中拯救出来。[2]万物有灵观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把自然作了自然物和神灵的双重区分, 把自然物和自然混为一谈, 正是“启蒙之后”的人们对“自然”的误读和偏见, 人们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四、基诺族生态伦理的现代变迁

在1958年后的二十多年间, 基诺山的森林覆被率迅速下降, 到改革开放初期仅有40%左右, 伴随森林覆被率的大幅下降还有水土流失、灾害增多、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基诺山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之一便与人们生态伦理观的淡化和消失密不可分。

有了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嵌入, 人们不再“靠天吃饭”, 人们认识到人完全可以不依赖神灵而生活;人力战胜天灾、科技战胜疾病使人们认识到神灵并不可怕, 神灵并不能主宰人类的命运与祸福;没有了复杂繁多的“祭神敬鬼”活动, 人们的生活却一天天好起来, 这使人们认识到, 没有神灵, 人们会更好。人们终于明白, 曾经绝对约束他们的各种神灵不过是他们头脑中虚幻的反映。失去了灵光, 自然不再神秘、不再威力无比、不再令人恐惧, 自然变成了纯粹的自然物。没有神灵管理和保护, 也就没有了不可以捕猎的野兽, 没有了不可以砍伐的树木, 没有了不可以耕种的土地, 甚至没有了不可以做的事情。无所畏惧的人们砍倒了“不可一世”的“神树”, 开垦了千年不犯的神山。从传统的断裂到自然的祛魅、从自然崇拜到信仰的迷失、从主体的发现到天人相分、从敬畏自然到随心所欲, 反映了人们协调天人关系的思想观念从有所畏惧而有所不为到无所畏惧而怎么都行的转变。虽然有了自然保护区、国有林、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 基诺山的生态环境应该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 但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保护与传统的自觉保护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参考文献

[1]万文鹏, 等.基诺人的心理卫生考察[J].心理学报, 1981 (4) .

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的当代价值 篇11

摘要：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内在地蕴含着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于把握我国生态农业的现实境遇和发展路径及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物质变换；科学技术；制度建设；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1；F091.9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虽然其没有论及生态农业问题的专著，但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农业思想。它根植于马克思深切关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处，贯穿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历史与逻辑的批判之中。

当前，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农业，由于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饱受诟病与责难。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深邃的生态农业思想日益引人关注。深入发掘其理论内涵，可以为破解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难题提供借鉴，为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指导。

一、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

作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指向的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虽然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跨越，但也带来了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只有构筑生态理性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农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再生产融为和谐相处的统一整体，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才能找寻到生态农业发展的最佳出路。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在经济理性统摄下，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衡及紊乱。正如马克思所述，在北美地区，“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1]184。在欧洲，这种对自然生态的摧残和破坏甚至更为严重：“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料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560。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由于人类对自然无休止地滥用、掠夺和盘剥，原初的自然生态已近乎被破坏殆尽：当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1]560。总之，伴随着经济理性的高歌猛进，资本主义农业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并不断留下残酷盘剥、肆意掠夺自然的案例：“地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2]627。

马克思把在经济理性操纵下人类对自然的粗暴践踏而引致自然对人类的反叛和报复，称为“自然的异化”。然而，使得自然异化愈演愈烈的实际肇事者却是资本主义制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以对自然的滥加掠夺和狂妄破坏为前提的；它颠倒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农业生产简化为获取资源的工具，以满足人类的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基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反生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宗教般热情予以抨击，他辛辣地讽刺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3]68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所开辟的这一新视角引起了后继学者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深深地为马克思这一针砭时弊的见解所折服，他高度赞赏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4]。的确，在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还未凸显的情况下，马克思就注意到了经济理性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其思想的前瞻性可见一斑。

马克思“自然的异化“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农业生态危机、树立科学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摆脱危机的路径提供了重要指导。他严正提醒我们：“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长期以来，由于受纯粹经济理性的影响，人们无视自然规律，在从事农业活动时往往置自然的承载力于不顾，一味醉心于眼前的物质利益，贪婪地盘剥自然，耗尽地力地进行农业生产，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割裂了以人为本和以生态为本的内在统一，导致农业生产越来越片面化和工具化，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耗竭、农业污染日渐深重、农业生态日趋恶化。

面对农业发展的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超越经济理性的自私和偏狭，建立和张扬生态理性，实现农业发展的生态转向；必须坚持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按照自然发展规律进行创造性劳动，使农业生产摆脱“增长被增长压垮”的危险境地，促进农业与自然的包容性和谐发展。这既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二、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坚持物尽其用，合理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从本质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

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种植业内部以及种养业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利用是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的，因此可以在一块耕地内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多种作物的耕种，他举例称佛兰德的间作制就是这样：“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沙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像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6]271在马克思看来，将谷物、亚麻、油菜和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进行轮作，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的丰收、土壤的改良，而且还可以为牧业提供饲料，可谓一举多得；而以大牲畜圈养为特征的牧业既可以获得自身收益，又能够为种植业提供肥料，提高耕作业收入，堪称互利双赢。由此可见，农业生产领域不仅生态循环系统众多，而且相互关联，涉及领域宽广，综合效益良好。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思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之间的物质变换，减少资源消耗，使农业生产本身所固有的生态潜能真正释放出来。

在消费领域，马克思认为消费排泄物对农业发展最为重要，比如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农业生产的有机肥料。但“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7]115。对于这种破坏农业生态物质循环链的行为，马克思评价道：“资本主义生产……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79最终，在农业生产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物质循环和转化的断裂问题，他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1]313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消费排泄物的严重浪费和污染问题，唯有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才能从根源上弥合物质变换的裂缝，扎实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真正贯彻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

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商业为农业提供了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他指出，由于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变得疏离，从而造成了物质变换不可修复的断裂。在马克思看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拜物教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理性不断驱使物质变换发生质变，使其不仅仅用于满足人的正常需要，更以此来迎合资产阶级对资本利润的追逐。马克思曾援引《评论家季刊》中邓宁的话，以揭示资本的这一罪恶本质：“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871此外，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使农业发展的生态循环荡然无存。对此，马克思有着深邃的洞见。在他看来，盲目的掠夺已造成了英国以及欧洲、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危机，这一事实可以从英国骨粉进口量的飙升、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以及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寻找可以撒到田间的骨头的现象中观察到，而这一切都最终归咎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夺特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探索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发展生态农业必须要在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一种生态健康的关系，为此就要密切关注土壤养分的循环问题，尤其是要保持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避免物质无谓地流失和浪费。

总之，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这就是要多管齐下，打通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链条，建构完善的物质循环体系，才能促进生态系统能量顺畅流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

三、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引起农业变迁的革命性力量。他曾断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210。这里强调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指的主要就是科学技术。

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结盟的技术越多，结盟技术介入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就越多，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就越多。因此，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改革生产模式，改良耕作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马克思认为，“因浅耕而地力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提供不断减少的收获，这时用深耕方法犁起深层土，通过比较合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7]802。在这里，作为进行农业生产的方法和手段，无论是“深耕方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耕作”都是遵循农业科技规律的具体体现。此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驯服自然力、驱动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以水利科技为指向的人工灌溉设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米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8]

作为物化了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对机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3]463，“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6]261-262为了进一步强调机器的作用，马克思还形象地打了个比喻：“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3]444。而这种“人的手的创造物”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所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马克思通过反复计算得出：“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7]733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科技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科技异化的现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3]5791868年3月，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特别向他谈起了农学家、化学家弗腊斯的作品《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2]285在高度评价弗腊斯的断定——“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2]285——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2]286在此，马克思再次申明，人类应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使自然生态成为农业生产的着眼点与活动边界。

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人类应该借助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重构农业发展与自然的理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约束科技理性在农业发展中的狂妄行径，扭转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进自然的自我修复。对此，马克思特别提出了实现农业技术生态化的具体做法：比如采用新的灌溉方法、改变耕作制度、施用骨粉等有机肥等，这样可以保持和改良土壤，提高农业产量和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黏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黏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7]733。从这一系列蕴含生态理念的做法中，我们不难窥见马克思探究生态农业技术的深度与广度。

显然，从马克思的科技观来看，发展生态农业一方面要构建符合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农业发展与自然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生态”度。毋庸置疑，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突破农业资源环境的约束，化解农业生态危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

四、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

人类要发展生态农业，根除生态灾难，必须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合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7]137马克思曾围绕作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问题进行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强烈指责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将其视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称它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限制和障碍之一。他在《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7]878

基于此，马克思预言，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7]918，从而超越人对土地的异化，促进农业生态的自我修复，弥合人与自然的鸿沟。也只有在未来社会的自由王国里，人类才能逐步摆脱目前的生态困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8-929。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生态理性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和行为模式得到重建，那时发展生态农业也才会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因此，只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从而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马克思对于生态农业发展制度构建的密切关注，为我们当前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智慧源泉：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依靠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生态农业建设得以扎实展开，农业资源节约和农业环境保护取得重大成就，但如何开创生态农业发展新局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态农业发展具体制度的建设须迈出新步伐。我们应把农业资源消耗、农业环境损害、农业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农业发展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农业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农业环境保护制度和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农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此外，还要加强农业环境监管，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农业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总之，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具体制度创新，才能制约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盲目性和短视性行为，克服生态农业发展的羁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代。

可见，马克思不仅从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农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作出了全面、整体的把握，更为推动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发展准则、动力机制和制度条件。它启示我们：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要塑造符合生态理性要求的农业发展价值观，使其成为对生态农业发展起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的力量，更应坚持物尽其用的生态循环法则，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不仅要发展农业生态技术，促进生态农业发展跨越式进步，更要推动生态农业制度建设，使其成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保障，这些不仅是解决我国生态农业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选择，更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始源之基。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危机，马克思的生态农业思想不仅依然“在场”，而且伴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其理论魅力与实践价值将会得到进一步彰显。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林直道.史的唯物論と経済学：下卷[M].东京：大月书店，1972：1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9.

老庄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篇12

一、老庄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1、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思想。

老庄哲学是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在老子看来,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基础, 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和“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归根结底, 人应当法地效天, 师法自然。老子关于人是自然界即天地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是中国最早的“天人合一”论。关于这一点, 庄子更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庄子强调“与天为一”, 认为人与天地和谐并育,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一指也, 万物一马也”, 天下万物本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是万物之一, “号物之数谓之万, 人处一焉”, 人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抽象存在物。因此, 老庄哲学要求人们放弃人类作为自然界立法者、主宰者的观念, 将人类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学习大自然的纯朴和谐, 这样就可以达到庄子所向往的“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并”的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的“至德之世”。

2、适度发展思想。

凡事都有一个限度, 只有学会满足, 才能真正永远得到满足。而世上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不知自我满足, 诚如老子所说“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老庄哲学认为, 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仅要做到“知足”, 而且还要做到“知止”, 即向自然界索取必须适可而止。只有知道适可而止, 才能远离危险, 避免祸患, 故“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老庄哲学中“知足”和“知止”是密切相关的, 既然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限度, 所以人的欲望就应当有所节制;同时, 老子所谓的“知足”要求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 不要一味追求贪欲, 为所欲为, 而应讲究实际、讲究限度。庄子继承老子这一思想, 强调适可而止, “达生之情者, 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 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洞悉生命真义的人, 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洞悉命运真谛的人, 不追求命运所无法改变的事情。因此, 庄子强调开发利用自然必须顺其自然, 懂得适可而止, “无迁令, 无劝成, 过度益也。迁令改成殆事, 美成在久, 恶成不及改, 可不慎与!”凡是过分过度的, 都必然带来祸患。在庄子看来, “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是以大乱。”天下每每大乱, 危机四伏, 罪因皆在于人们不知足不知止。

3、遵循自然发展规律。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老庄哲学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人类要“知常”——认识自然规律 (“道”) , “道”是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成为制约其盛衰消长的规律。“道”的规律是自然无为。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自然”是自然而然, 本来如此的意思, 天、地、人、道都是遵照本身的自然规律而发展变化。“自然”是老子最为崇尚的价值, 在他看来, 自然的程度越高, 就越有发展的前途, 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 因而人类应当取法于宇宙的自然和谐, 并以此为原则来约束、指导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又“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即顺自然而不妄为, 这还是老子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故“是以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因此“知常曰明, 不知常, 妄作, 凶”。庄子发展这一思想认为“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生灭变化都有其自然的理由和规律, 其规律便是自然而然, 本来如此。又“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 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在本性上都是无为的, 作为万物之一的人, 应顺万物之理而不妄为。庄子要求人应“顺之以天理, 应之以自然。”而反对“以人灭天”。在此, 庄子强调要顺自然之道, 尊重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倘若刻意用外力改变自然, “乱天之经, 逆物之情, 玄天弗成”, 就必然造成“云气不待族而雨, 草本不待黄而落, 日月之光盖以荒”的灾难性后果和生态危机。

二、老庄哲学的现代意义

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要把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制订出使双方都受益的政策。庄子曾告诫世人:“圣人处物而不伤物, 不伤物者, 物亦不能伤。”人类无情地破坏自然, 自然也会反过来报复人类, 使人类惶惶终日而无栖身之所。老庄的适度发展思想, 使人认识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要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知常曰明”提醒世人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使人懂得在充分利用科技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 还更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保护大自然。老庄的生态伦理思想使人意识到和谐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人类只有保持生物多样性, 其生命才能同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人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续。同时, 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也在不断地印证“物极必反”的极限意识, 它不断告诫人们:自然界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人类只把大自然当成大索取、高消耗和大排泄、大破坏的对象, 人类最终将走向自我毁灭之路。因此越是经济高速发展, 则越要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 不断改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 人类才能获得长远持久的支撑能力。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自然界是一个系统整体, 人对自然界的任何局部破坏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地球环境的恶化, 从而使人类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 进一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的科学性与道德性, 协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 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全面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思想, 打破了人类是自然界立法者、主宰者的观念, 改变了人与自然界的传统制度, 认为人与自然密不可分, 只有保持生态平衡, 人的生命才能延续;老庄哲学要求人类社会发展时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 强调“适度发展”而又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现代人只有不断发扬老庄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并赋予其现代意义, 从而使具有东方生态智慧的中国早日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摘要：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危机的加剧, 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部署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老庄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现实意义。

关键词：老子,庄子,生态伦理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