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精选12篇）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1

一、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对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是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角度, 此外还应注意到他的历史语境。社会历史发展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长期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基本原理, 是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究其根本, 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形态”概念。“形态”原本是一个地质学的概念, 说明不同时代形成的地质的不同特征, 马克思将之借用过来, 用社会形态来表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质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则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形态做了说明:“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鼓励的地点上发展着。一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体, 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据此马克思主义学家们概括出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变化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理论, 也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非常重要的几个部分。

(一)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2]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分七个章节详细讲述了资本主义进入现代化的手段, 从资本原始积累开始, 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 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 而是它的起点。[3]书中以这样一段话开始引出了资本原始积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的内容大致如下:先举例说明资本家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紧接着是无产阶级15世纪以来一直承受着压低工资的法律;被资本家剥夺、奴役。这时问题就出现了, 那么资本家是如何产生的?资本家的由来: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最初也是农奴的管事;在租地农场主的不断剥夺和驱逐下无产者进入到了城市工业行业中, 于是工业中的剥削又无处不在随后工业资本家产生。这样循环着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然而这不是结果这仅仅是开始, 就好像宇宙大爆炸理论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 马克思所说的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各国。只是说不能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具体道路, 即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剥夺农民、变个体小生产为资本主义大生产, 当做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道路或唯一道路, 而不是说只有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才走这条道路, 其他国家资本主义起源都不会走这条道路, 更不是说只有西欧各国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有三种形式, 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这里只加入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因为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形式。

(二) 关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向问题[2]

西方社会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 工业革命, 农业化、工业化成功地进入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按照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 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新现象或新事物那就是“世界历史”。以中国为例: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和世界间的大门, 但是落后的中国很快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这里掠夺我们的资源奴役我们的人民。直至今日中国的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 当时孙中山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寻求强国强民之路, 他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寻求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但是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与阶级对立。这也是他没能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点马克思有很清晰的认识:“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4]对于强国强民的问题, 马克思在探索中就俄国当时的现状提出了疑问:“俄国公社, 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 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 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5]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跨越卡夫丁峡谷”, 跨过资本主义制度。

(三) 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及其历史地位问题[2]

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前提, 资本主义构成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现代社会所采取的一种形式, 并不是现代社会本身, 现代社会也可采取社会主义的方式存在, 也就是社会主义也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可选途径。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以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 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6]其实这恰恰展现出了一种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 也就是世界性的农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他用了“现代”这个时间褒义词肯定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肯定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也就是马克思很好的扬弃了资本主义。那么, 可以说马克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批判的, 对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和启蒙思想是肯定的。

(四) 其他学者的证明

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都从自己的视角做出了独特的理解, 现代性也由此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实际上, 现代性固然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描述和解释, 但是它最终还是不能靠某一方面的理解能概括得了的。所以对于它的概念理解一定要体现它的哲学整体性,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7]我国著名的学者丰子义教授对安东尼·吉登斯的这句话做了非常好的诠释:“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 就是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哲学, 而主要是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理论的阐发是同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 现代性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 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会问题。”[8]著名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 认为, “关于现代化思想, 事实上早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9]也就是说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现代化’的概念, 但是关于现代化的思想马克思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思考, 重点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予以审视和考察。

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挑战

马克思对现代性所做的批判性反思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主要来自英国著名学者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明确反对历史决定论。他宣称:“我已证明, 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 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10]问题在于, 这种“纯粹的逻辑理由”, 完全是一种认识论范围内的推论, 即“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 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其实, 联系上下文你会发现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波普尔的这种理论就把对未来社会的预设仅仅缩减为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了。但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未来社会的理想的。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恰当性, 波普尔实际上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他承认:“尽管历史没有目的, 但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 但我们能够给予它意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恰好证明了这句话, 证明社会历史背后隐藏着一种能够被客观地揭示的逻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雷龙乾.《中国社会转型的哲学阐释》.人民出版社.2004

[3]、《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0页

[4]、《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5]、《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6]、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第69页

[7]、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5 (4)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第81页

[9]、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0]、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2

从反现代性角度重新解读马克思异化理论

从反现代性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异化理论当是其关键所在,因为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成功刻划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特质:资本主义具有一种“颠倒一切本质”的力量,使一切东西都变成自己的`反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既可反驳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叙事,又与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立场划清了界限.

作 者：张盾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刊 名：人文杂志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BIMONTHLY)年，卷(期)：2004“”(5)分类号：B516.7 A811.6关键词：马克思 异化 资本主义

论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后现代性 篇3

关键词:后现代;马克思;异化;批判;法律

1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后现代性之体现

劳动异化理论——不论是对经济领域的揭示还是对社会整体的担忧——都有力的指出了正义法律的沦落。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剥夺工人劳动的过程,现实的法律恰恰是维护这种剥夺形态的工具。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根源就是剩余价值,就是劳动异化。很明显,马克思经由劳动异化、资本的运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给我们建构了一个完备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的逻辑体系,而马克思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基于这种种方法和态度,毫无保留的、有力的批判了正义法律的沦落,有理有据而且逻辑自洽。

按照这样的路径,传统马克思法律思想关于阶级工具论和经济决定论,就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个社会中的法律维护的是那个阶级利益的工具,如果说这种法律是建构于以劳动异化、剥夺剩余价值为特点的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并且维护代表这个经济基础的阶级的利益,那就是马克思所不能容忍的,是极力批判和反对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社会现状,改变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关系,进而改变代表阶级利益的法律,并且使新经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法律维护新的利益格局。从本质上来看,马克思的路径就是揭示现实、反思当下、批判“现代”,建构一个“现代”之“后”的新秩序,而这个新秩序来源于原来的秩序却与之又有所不同,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后现代性在这里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只有在这样的对现实(现代)的反思和批判下,只有在这样的解构和建构过程中,才能保证正义法律不被沦落。

2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后现代性之意义

(1)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对其想带社会的反思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社会现状的视角和方法,即通过经验性的考察,怀疑当下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运作及其一切构成性成分,指出问题的所在,瓦解现实叙事并指出可能的出路。对于每一个社会及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其社会存在都有许多“弊端”,为了实现一种可欲的社会图景,就必须怀疑并批判,这是马克思的方法,也是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只有批判的视角才能不断的剔除法律中不合理的因素,进而改进法律及其社会发展,服务于我们人自身的生活,实现一定的价值追求。

(2)法律的经验性和社会性。法律从来不是、永远也不会是激进的先行者,法律在孕育其自身的土壤上默默地、一贯地、忠实地坚守着保守的阵地,真正的法律不可能超越现实,永远不会超越其依赖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基础法律源于生活经验并知道现实的生活。这是法律的经验性和社会性,可是经验性和社会性并不排除我们对法律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只要反思和批判是建基于当下的社会存在,那么就是有充足理由的,诚如马克思对其当下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的批判。后现代性并不是对现代性的脱离,而仅仅是批判、超越和开拓,这种批判、超越和开拓在终极意义上还是具有经验和社会性的,因为它关涉到当下的现实生活。毫无疑问,马克思经由异化和剩余价值对其时代的批判源自于其所处的时代,即具有经验性和社会性,并且经由批判所指向的终极目标也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而不是与经验生活不着边际。

(3)正义法律之实现。诚如 “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这句已成经典的话所暗示的那样,我们赋予了法律很多的价值追求,比如自由、公平、平等、正义等等。在马克思的视域内,法律的正义品格在劳动异化和商品交换价值的支配下逐渐消失,湮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为了重新获得法律的正义品格,只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彻底的批判直至颠覆,这样才有可能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获得正义法律的更新,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参考文献

[1]本杰明•N•卡多佐.苏力译.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9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1995:4041.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4

一、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渊源

马克思在分析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时, 出发点是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所带来的弊病。而现代农业显然不可能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农业要打破的恰恰是商品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都极低状态下的小农经济, 解放农村生产力, 转移农业生产领域潜在的过剩劳动力。

马克思认为, 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加强社会交往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应该实现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 因为生产社会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小农人数众多, 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 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 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 即小块土地, 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 应用科学, 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 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 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 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 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了分工的作用。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 生产社会化是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得到发展的, 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在考察丹麦土地所有制的时候, 马克思深刻指出了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生产领域的深刻变革, 也许在今天看来, 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 因为决定粮食产量的是土地质量与数量、气候等因素, 农业规模化也仅仅是提高了人均生产率。“在丹麦, 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 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 我们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 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马克思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思想, 在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言, 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脱离了土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和第二、三产业部门。

马克思还大胆分析了从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 提高农民素质, 提高机械化水平等等方面发展现代农业。“这个纲领为小农 (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 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制备农业机器, 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最后, 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到今天, 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几乎是沿着这几个方面发展的。

二﹑马克思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归宿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失”, 他们认为这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措施。由此, 纵观当今世界各个先进国家和地区,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组成部分。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脱离农业现代化而单纯进行现代化建设, 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是通过提高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 最终实现城乡差异的消失, 这也是他的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归宿。作为伟大的人类思想家, 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时, 不能局限于他的这一观点, 应该把他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和他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美好愿望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启示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也就没有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并加快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内涵丰富, 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加强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培养现代化农民

农民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 首先必须现代化。农民现代化本质上是把农民怎样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的过程, 是包括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已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 即接受农业专门教育的人数占农业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多, 农业劳动者越来越趋向知识化、科学化、专业化。针对我国农民素质低下的现状, 可以通过以下措施: (1) 加强农村教育投资, 加强农村师资力量的配备, 引导农村教育与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接轨; (2) 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的职业素质, 科学开发农村的人力资源, 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培养出会经营、懂管理、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 塑造农民的现代性, 以适应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二) 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技术进步与创新,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要有现代农业科技的支撑。建立一批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依靠科技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区和示范区, 大力加强科技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提高农民自觉接受和运用科技的积极性, 并逐步形成科技推广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调动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的积极性, 培育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品种, 推动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加工和储藏技术, 大力提高农业后续经济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开发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 大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化;发展出口创汇农业技术, 努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 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的应用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 提高劳动效率。实现土地大面积机械化规模经营, 在不改变现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实情况下, 可以对土地等要素进行适当的整合, 积极探索农户土地经营权的租赁、转让、和入股联合等改革措施。现阶段我国应把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环节, 加快农机行业技术创新的结构调整, 重点发展各种专业农机产品, 制定有利于农用工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 走因地制宜、有步骤的农业机械化道路。

(四)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

产业经济学认为,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水平是不同的, 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 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进。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 一个国家、地区旧有的农业产业结构会表现得效益低下, 不适应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形势的要求, 因此需要改变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 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对旧的不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使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而可以带来更大的效益, 以满足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一种发展过程, 而产业结构的转换就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的演进, 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下, 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精加工, 对农产品进行包装、储藏、运输以及销售、餐饮服务等, 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起来, 不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而且经济总量也在不断增长。这就是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实行农业产业化的理论逻辑。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 产生了一批“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的专业化生产模式, 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区域特色。

市场经济是信息引导的经济, 农业市场化要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机制去处理好农业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动态关系, 使农业供求关系在市场中不断获得新的平衡。因此, 信息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催化剂, 信息化具有按市场机制和市场需求决策农业、操作农业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及数据库技术建立农业产业化信息支持系统, 才能有效地将经济活动参与者联系起来, 满足农户、龙头企业的信息需求, 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快速有序发展。

(五) 统筹城乡发展, 提高城镇化水平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在我国, 城镇化建设的途径有两条, 一条是农民在已有城镇就业迁徙到城镇定居;另一条是一些条件较好的乡村发展为城镇, 农民就地就近转业从事工商变为城镇居民。

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城镇化进程, 主要是针对第二条途径来说的, 即重点放在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上, 使之成为功能完善、人口聚集、能发挥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在区域逐步勾勒出一个城镇化体系。这是转移农村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摘要：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诸多理论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建立农业商品经济﹑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水平等方面来阐述农业现代化实现途径, 最终实现城乡对立的消失。在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正当其时的今天, 回顾和梳理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对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拥有温故知新般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农业现代化,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马克思政治思想张力论文 篇5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对“政治”并没有一个定义性的描述，但是，他对政治的思考却深邃而清晰。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政治的特性与本质——与强制性权力、国家紧密相关（以国家为中心），即现代国家政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建构其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呈现了与这一理想社会相融合的政治特性——与理想社会秩序、人的自主能力和交往能力完满相结合意义上的政治（以社会为中心），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了理想性的特征。正是在这种独有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的张力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政治，展示了马克思对政治思考的独特和奇妙卓越之处。我们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探究，既要把握政治作为国家强制性权力的现代性，也要把握政治作为人类自我治理需要的理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认识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惟有此，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对政治所具有的纵深历史感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现代性

现代的人们一谈到政治就会想到权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把政治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基雅维利。自他开始，从权力、暴力即强制性权力来说明和阐释政治，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韦伯、拉斯维尔和达尔等人对政治的理解都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剖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也从现代性的政治出发，把政治与权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从国家的暴力即强制性权力出发来解释政治的内涵，赋予政治以政治国家的称谓x。现代政治国家的基本特征被马克思概括为“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32,124,294,281,272，等等。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到市民社会阶段，政治国家与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呈现出一体化的状态，而是相互之间对立发展的二元态势。其根由，马克思认为需要从市民社会的性质及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来说明。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黑格尔区分了社会与国家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的本质是作为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绝对精神而存在，它的最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协调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从而担当着协调社会生活、促进个人道德水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如果没有国家，市民社会除了利害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便不存在其他关系，更不存有伦理道德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虽然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但比黑格尔更为深入。马克思不仅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批判，而且由揭露这种性质的市民社会深入到由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本质。他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人的“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2]132,135“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依赖的是货币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它是“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1]275,131的社会，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2]84。正是由于市民社会这种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使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形式“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1]132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马克思有时候会把市民社会的概念泛指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x，也依据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逻辑提出了一般社会形态发展的思想y，但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始终是——直接从扩大的了生产和交往（引者加黑）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市民社会的构成，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是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关系，社会的性质与以往的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完全抛弃了任何政治外观，摆脱了政治的限制，成为经济化的社会，不再是作为共同体的形式即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存在。如果说它还具有社会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社会性——那么市民社会的社会性也仅仅体现于自然分工发达基础上所产生的大工业力量——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生产力也是自发性质的生产力，尽管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但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性力量）和个人竞争形成的依赖于物的普遍交往（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形成的关系也是一种物化关系），更由于这种交往关系具有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它并非是社会的真正本质所在，而是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由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的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马克思认为，从市民社会中脱离出来的现代政治国家，褪去了黑格尔笼罩其上的“最高伦理精神实体”的神圣光环，它作为普遍利益和共同体的形式虽然与市民社会相对立，但受资本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是为资本或经济服务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x；现代政治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以强制性的权力为核心，趋向于掠夺和压迫，政治则演变为统治权的争夺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了。

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讲“，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3]53这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政治所做的最为清晰地描述，也是对现代政治国家所进行的最彻底的除魅——现代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使政治国家所具有的伦理道德色彩已经消退，政治国家已经无关乎好和善、以及公共生活的问题。由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者遭受了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中遭受资本私人占有对劳动的强制性剥削，在政治国家中遭受强制性权力的压迫。当政治国家为资本私人占有服务时，则使得这种剥削和压迫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以来的最高峰，即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人——无产阶级，不仅被隔离于社会之外，而且被政治国家所排斥。

马克思所引入的阶级概念揭露了这一点。马克思把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界定为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1]14,90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对资本的反抗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和斗争，而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最后的反抗和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全人类解放”[2]101。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不仅表达了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状态，而且是他重构未来理想社会与政治的关键性概念，阶级概念所特有的政治意蕴使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凸显其超越现代性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当人类社会发展超越了“市民社会”这一特殊阶段的时候，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特有政治形式——现代政治国家必然被扬弃，新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形式则必然会出现。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的论述，是马克思更为卓越的理论贡献。

二、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想性

马克思是在对现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矛盾的批判中孕育和建构着他的政治信仰。对于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已经从哲学的高度上给予了阐释。黑格尔认为，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是存在于人自身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矛盾，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人自身存在的悖论。黑格尔之前的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则从社会契约论出发阐述现代政治国家的产生和个人自由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人的天性是追求独立的自身的利益，但是这种个人利益的追求之间又会相互产生矛盾，威胁到人的存在，为此，人又必须以依赖契约而形成的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方式——政治国家而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依然被视为突出的现代性问题。对于市民社会与现代政治国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黑格尔把它放在了理想国家的建构上，而马克思则把这种矛盾的解决放在了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相贯通的未来的.社会与政治相融合的社会建构上。在马克思所建构的未来社会中，作为阶级对抗产物的国家消亡了，但政治依然存在。这时的政治是以与这一理想社会相适应的——即与社会相融合的状态存在着。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完成他的批判之时，并未就此“消灭”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政治。但政治失去了现代性的权力本位的“国家”意义，而彰显出人的真正自主、自我治理和自我管理的社会意义y。政治的理想性，是由未来社会的理想性质所决定的。未来的理想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是这样的社会：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对人来说成为人的本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规定和存在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2]126127。

马克思在一生中不断地重申他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所展现出的人的本质特性：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239“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305。在此，个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化了的生产力x，以及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可以说就是人的自由个性的直接的、现实的表现）y等，都是马克思借以说明人类所达到的人性完善的状态，这种完满的人性状态与理想的社会阶段即人类终极目标的社会互为表征。人性的发展和完善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而理想社会就是完满人性的规定与充分展示。理想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与其内在一致的政治的面貌。这种政治的首要的目的是促进和展现高度社会化关系中个人的自我发展——即个人社会化的交往能力和自主能力。具体言之，这种致力于社会秩序治理活动的政治，既是个人的自我控制和自主水平的体现，也是社会的自我控制和治理程度的体现。因为国家消亡了，走向真正自由人联合体的自治状态的障碍也就被消除了，这时的政治正是自由个性的人的自治状态——即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表征，它不再有与国家相结合的那种特性——强制性权力的统治，而与昭示人自身存在的社会相融合，是人的自主性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3]95所在。对此，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有过十分具体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特别强调了未来社会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条件的自我控制[1]8586；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的社会总劳动的公平分配问题，对未来社会中的资源、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则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述[3]302303。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肯定了未来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现代社会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z。未来理想社会，马克思认为是一个在技术、生产力等各个方面远比现代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它更需要合理的、合乎人性的治理方式即理想性的政治存在。马克思用了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来表达理想社会人类的存在状态，我们可以用“自由基础上的充分的社会化民主”来表达马克思这种与社会高度融合的政治状态。这种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之初，也曾经以它特有的形式闪耀过。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为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考察和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状态中，人的个性是不存在的x。因而未来理想社会“（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398这就是说，民主原则同样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民主制度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形式。民主并不必然就是与现代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价值，也不必然具有现代性政治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治理形式，与人的社会化程度紧密相关，真正的民主是高度社会化基础上的人的自治和自主。这样一种高度的自治和自主，如果国家——即强制性权力不消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5]646。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实际表明了，人类的最后解放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国家消亡之后的社会所获得的完全解放，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是建立在消除了资本私人占有统治的社会基础上，因此，人类的最后解放是社会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国家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像历史上其他阶级一样，将不得不继续利用国家的力量来促使国家的自行消亡。因此，国家仍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不过这个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是向未来理想社会过渡的一个环节或中间阶段。因此，它要从组织上、制度上不断地保证民主的实现，从而最终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由社会自行掌握。综上，当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想性的时候，马克思对建立在消除了社会的经济私人占有的强制性质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解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同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性质，就在于它自身具有塑造未来理想社会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它将不断努力地削弱其阶级统治的压迫性或权力的强制性，不断扩大全社会范围的民主和创新民主的管理形式。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特别提到新型国家政权要把国家权力还于社会[3]5758。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是新型国家政权的性质使然，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消除阶级统治，恢复“社会”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各项职能须回归社会，扩大社会的自治权，吸引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终创造国家自行消亡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具有超越自身的现代性特征努力趋向未来社会的能力和表现，在过去被我们一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所湮没了。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6

关键词：论文选题 创新思维 系统科学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b）-0241-01

1 研究背景

仪表在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其角色的重要性愈显重要[1]。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仪表是“倍增器”，对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力。在科学研究中，仪表是“先行官”。现代仪器仪表还是当今社会的“物化法官”。而传感器就是仪器仪表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特点与趋势，现代传感器的研究与开发的趋势是：基于新原理，开发新效应和规律；基于新材料的开发。每一种新原理，新效应，新规律、新材料都会带来传感器的一场革命，大大的推进传感器的发展。很多的规律和效应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或是难度太大还未能研究出来，故目前采用新材料来研究开发新型的传感器就显得十分的重要。

2 论文需解决关键问题

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不仅是普遍联系的，而且是运动发展的，是永恒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含义则是指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不是同一事物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下降的运动，而是新事物不断产生和旧事物不断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也是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不同领域的运动和发展[2]。

通过对磁流体传感器现状的分析研究，可知磁流体在很多的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分析介绍，得到如下结论：（1）国内研究成果很少；（2）国际上即将成为一个热点领域。

辩证法认为每一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也处于矛盾之中。矛盾不断展开，推动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矛盾是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根源，矛盾的观点是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的灵魂。在一个矛盾群体中.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要了解矛盾地位的特殊性.就要掌握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主要矛盾是指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非主要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二者关系是辩证的，主要矛盾决定非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有影响作用。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要全力抓主要矛盾，抓中心环节。

所以要通过分析，来找出目前磁流体传感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矛盾，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磁流体传感研究有如下不足之处：（1）国内外研究的十分少。（2）研究的传感器类型比较少；（3）这些成果基本上是针对特定应用场合的传感器，通用性差；（4）研究层次的不高，理论机理研究少；通过把握磁流体传感器研究的主要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新方法，提出了该论文的研究课题，研究一种新颖、高精度、大量程、择向型的磁流体加速度传感器。

3 拟采用的研究路线方法

就思维模式来说，创新思维与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密切相关。聚合思维强调对已有信息的理解和运用，因而是已有信息的产物；而发散思维则强调对未知信息的想象和假设，因而是“新信息的形成”。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其交互发展、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个体创新思维的基础。

聚合思维与发散思维都能通向创新之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思维有三个特征：变通性，流畅性和独特性。发散思维的这些特征被认为是创新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3]。创新思维中的循规和越规。在科学活动中，已经认识的规律和关于事物的规定性，在人们进行思维时起着一种思维定式和思维框架的作用，它们无形中会构成某种轨迹，使人们在思想中遵循它，这是科学活动中的循规现象。但是，由于科学创新思维是要探索出新的东西，因此，常常要打破常规，超越传统。从这个方面看，越轨在科学创新思维中是不可缺少的。因而探索科学创新思维中循规与越轨范畴及其流动和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磁流体传感器研究方法和研究路线选择方面，综合采用创新思维中的循规和越轨两种方式。采用循规模式，通过大量阅读他人在磁流体方面的文献资料，总结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综合各种方法进行比较论证。在磁流体传感器的结构方面，采用越轨的创新思维模式，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大胆的提出与前人所研究的结构不同的新型磁流体加速度传感器的结构。

该论文在研究路线上充分运用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和基本原则。把磁流体加速度传感器的研究自始自终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把整个研究课题分为几个模块，并把研究对象各个部分和有关的各种因素的认识综合起来，全面地进行分析。动态性地考虑研究对象以及其与环境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考虑外界各种干扰对传感器精度、灵敏度、信号处理复杂度等各方面的影响。统筹兼顾，协调平衡，不断的通过对系统中各种参数的调整和优化，选择系统的最优目标，确定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

4 结语

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结合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力量源泉。博士论文所做的科研工作是作为现代科技革命中科研工作的一部分，其选题的好壞是科研工作能否有创新、特色及意义的前提。通过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对论文的选题，对研究工作中所采取的研究路线、研究方法以及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总结。保证了整体论文的思路清晰、研究方法正确、实施路线可行、预期成果可靠，为论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现代科技革命在大步的向前迈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进步发展，两者互相影响，互相完善，互相促进。只要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仪器仪表学科战略发展研究报告.2005.

[2]谭斌昭，吴国林，等.科技、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前沿问题[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3]林崇德，辛涛.智力的培养[Z].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7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技术理性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在直接意义上,是对理性、知识、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方法、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实践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和反思。但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对文化价值观念、历史文明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等的内在分析和本质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都分别以技术理性为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激烈的现代性批判。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拓性地描写了技术理性统治下人的物化,这种物化导致了人成为一种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存在,人已不再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动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1]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合理的统治”一直推进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征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层面,在理论上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汇合点和交叉口。一方面,这一批判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理论的革命传统,吸纳了马克思历史实践哲学和辩证法理论的滋养;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哲学多元发展的总体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频频地感受和回应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等中的文化危机意识、对人类未来发展命运的隐忧以及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情绪。这种双重影响使其既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倾向,又染就了浓重的西方文化批判思潮中普遍带有的人本学色彩和生存价值关怀。

二、后现代主义者主体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后现代主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主体概念,主体概念是主体性的依托,没有主体也就没有主体性。现代主义以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模式,把世界的存在物分为思维的东西和具有广延的东西两大类,把具有理性的人类设定为主体,而一切具有广延的东西就成了主体的对象即客体。人类作为主体在自己的对象中印证自己的存在,在对客体的征服中展现自身的能力,一面按照自己的意图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一面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客观对象。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把人类设为世界的主体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这并没有说明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客观根据,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并没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只有当人类有助于它所生存的整个生态时,才有自己的价值,而其他物种也不仅仅是人类的客观对象,它们同样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对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性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声称要彻底消灭自笛卡尔以来无所不在的“主体”,他直接以“人的死亡”的口号宣告了主体的消解。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主体性的消解与解构,使主体主义失去了存在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基础。在人类出现困境和危机的现代社会,用人与万物和平共处的多元主义反思人类的主体活动,反思人类的主体性观念,并提出非人类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某种积极意义。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重新反思主体在当代哲学中的命运,不是为了取消人类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是永远无法否定和动摇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确立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

三、马克思的现实的、实践的现代性批判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将“实践”概念引入现代性批判理论,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对现代性作出了现实的、实践的批判。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特有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切活动,是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实践把人的目的和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存在,不断实现着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创造出一个属人的世界。实践具有创造客体价值和优化主体的功能,人通过实践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和社会通过实践而存在,实践是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它具有客观物质性和直接现实性、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将实践的基本形式分为三大类:物质生产实践、处理和变革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以及精神生产实践,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实践即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现实的、实践的批判。

生产方式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科学地表述这一矛盾运动的原理,指出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生产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它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就会发生变革原有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借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不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异化劳动和经济危机等病态现象,严重地破坏了实践主体,即人的自身发展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得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必然推翻束缚它发展的社会关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化生产关系,即公有制的生产关系。

四、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批判与重构的统一

马克思将现代性的一切症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因此,推翻束缚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成为历史的必然。于是,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它改造世界。同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其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仅仅在理论上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并对现代性提出重构方案,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将实践的理论介入其中,将其付诸行动。于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提出了革命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必将导致其本身的衰落和崩溃,这与工人阶级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人阶级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到的阶级剥削和异化的残害最重,因此,很有利于促其阶级意识的形成,为阶级行动奠定基础。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把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3]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15唯有介入实践观点,即通过对工人阶级思想的启蒙和行动的组织来改变资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革命实践观,是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高峰和落实点,更是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现代性问题的揭示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建构理性。同时,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原则和价值基础的反思,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有助于我们以超越现代性的视阈来引领、改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减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代价,建构一种和谐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摘要：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与探讨的热点现代性问题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尤为引人注意。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透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存在相通之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具有超越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151.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8

在目前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研究课题中, 现代性批判理论算是最为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之一。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理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对现代性内涵和纬度

1. 马克思现代性内涵界定

在马克思原著中, 并没有现代性一词, 因此在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其首先问题就是对现代性一词内涵进行界定, 而对现代性理论的内涵界定, 也是解决马克思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相关的基础。根据学者尤西林的研究成果, “现代性主要是指包括了现代化过程与结果的现代条件下的精神心态和性格气质, 换言之就是指文化心理和结构”这个界定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维度分析

在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维度的分析方面, 学者衣俊卿的观点具有较强代表性, 他认为现代性主要是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运行机理和文化模式, 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系中脱离以后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人为性的理性化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他认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维度并非是所谓的多元现代性或者是多种现代性, 而是马克思讲现代性所有具有本质联系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机结合, 形成一个统一整体, 作为内在机理和文化精神渗透到现代个体和整个现代社会中的各个方面, 总体而言, 马克思的现代性主要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

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论主要思想

在对马克思现代性基本内涵进行界定以后, 下面将对马克思关于现代性批判理论主要思想进行分析, 进而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产生的内在机制———资本运作进行深度发掘, 并借此佐证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具有的超越性。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内涵就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 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切入点则是“商品、货币、资本”, “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则是其批判的延伸。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之一的重要理论就是“拜物教”。他在看到资本主义物化和拜物教的泛滥以后, 从分析商品开始, 对“拜物教”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 形成了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 再到资本拜物教的理论走势。马克思曾经认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出庞大的商品堆积, 而此时单个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务元素形式。所以, 我们的研究就需要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马克思认为, 商品世界的拜物教, 主要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从而使物品成为了商品。只是它们彼此独立所进行的私人劳动所产生的产品。劳动产品如果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的话, 就会不自觉带上了拜物教的性质, 所以拜物教和商品的生产是密不可分的。拜物教理论意识直接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的“行动元”。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另外一个诊断就是资本的运作, 并由此而构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生产理论。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 是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进行的生产和交换情况下所表现出的神圣化, 并将商品包括其生产等基本关系都神秘化的扩大化程度。因此, 拜物教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表象征候, 而资本运作的生产理论才是最终的忧患。资本运作由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W-G-W”开始转变为“G-W-G”, 货币转化成为了商品, 商品同时转化成为货币, 为卖而开始买。

三、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虽然是生活在19世纪的一个前年思想家, 但是他却以超凡的历史前瞻性和社会洞察力, 树立了现代性批判理论, 开启了现代人的自我反省、质疑和批判道路, 使其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 在整个19世纪直到今天, 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巨大生命力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抓住了现代性的根本因素, 即资本逻辑或者是资本来进行批判的, 抓住了资本早承认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入批判的。在一个社会中, 只要资本是主要力量, 资本逻辑就会继续支配着社会其他现象, 因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就不会过时,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就不会被超越。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现代性批判, 都是离不开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基础, 否则就会陷入无根状态。正因为如此, 无论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 还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都自觉承认了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继承性。

2. 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产生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代启示, 还表现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家们对当今西方国家和世界形势的理解, 对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的指导意义。无疑, 在过去,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一直是持有批判态度, 虽然具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 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但是, 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正本清源, 克服了教条主义弊端, 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批判的本性, 合理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可超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关系, 在此意义上而言,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仍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各个国家在发展中, 必须要从本国实际处罚, 要能够充分利用人类所积攒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 避免别的国家所走的弯路, 这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在当前的学术界中, 现代性是作为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 文章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内涵的界定以及如何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分析, 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漆思, 赵玫.现代性矛盾与现代化历史批判[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 (6) :37-41.

[2]尤西林.“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梳理[J].思想战线, 2009, (5) :81-83.

[3]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4) :53-62.

[4]刘永富.“现代性”批判——关于现代性的几点元思考[J].河北学刊, 2009, (7) :18-23.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9

马克思无疑是这段“历史”的最佳预言者, 他不断地提醒人们去面对一个真实的“现代”, 并激励人们在“现实”的基础上做出革命性的抉择, 以弥补残缺的“自由”, 实现真正意义的人的解放。因此, 马克思在其完成从对黑格尔 (法) 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的转变, 到完成那部并未完成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之前, 发表了两个重要的“宣言”:一个就是那篇享誉世界的著名“行动”宣言, 而另一个则是发表于稍前时候的对整个“现代”的“批判”宣言。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但后者对于今天处于“现代”迷雾中的人们更富启示意义。

一、蒲鲁东“贫困哲学”的迷梦

蒲鲁东 (Pierre Joseph Prodhon, 1809~1865) 的代表作品有:《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 (1840) , 《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 (1846) , 《19世纪革命的观念》 (1849) 等。 (1) 在这些著作中, 蒲鲁东提出了一整套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 即蒲鲁东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 蒲鲁东的政治理想模式 (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 被描绘成了以下几个面孔。

第一, 作为“救世主”的蒲鲁东。蒲鲁东的终身目标是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社会模式是他“恩赐”给人类的“伟大”的救世良方, 即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的“个人占有”指小私有制, “互助制”就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这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实质是一切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的社会。

第二, 作为“幻想狂”的蒲鲁东。蒲鲁东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的“互助制”社会, 制定了一整套的社会改良方案, 主要是信贷改革, 建立“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

第三, 作为“空论家”的蒲鲁东。蒲鲁东先生要求用“文火”慢慢烧掉私产, 反对用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和建立新制度。他说, 工人“决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 工人“罢工是非法的”, 进行暴力革命是“诉诸横暴”、“诉诸霸道”。

二、马克思“哲学贫困”的批判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马克思对蒲鲁东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直接把蒲鲁东描述为一名喝多了“形而上学”的酒又充斥着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幻觉的“醉汉”。《哲学的贫困》一书分为两章。每一章中,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较量都是针锋相对, 一一对应的。第一章主要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伟大的发现”) 的剖析和批判, 初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观点, 是马克思《资本论》“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第二章是对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的批判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同时,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也隐含其中。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后继续发展阐述了唯物史观, 并且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因此,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第一印象, 也是我们深入了解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教材。笔者对该书的结构做三个方面的评析:

(一) 对蒲鲁东哲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他的三大法宝:法学唯心主义 (永恒平等论) 、庸俗化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唯心史观。蒲鲁东先生将这三者糅合起来, “天才”般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改造等领域, 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蒲鲁东主义”。

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 蒲鲁东就提出了“平等”作为永恒的理性原则, 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构成财产的基础。但现在的财产关系和永恒平等观不相符合, 自相矛盾。蒲鲁东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 (1) , 而《贫困的哲学》是上书的续写。蒲鲁东从财产关系的法律表现转向经济方面, 即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 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 似乎是“伟大的发现”, 但是马克思指出:“考虑什么是财产决不能从它们的法律表现入手, 孤立地、静心地做抽象议论。而是应当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 也不能用“永恒平等观”来篡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蒲鲁东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真正本身决不只是提出了一个“永恒平等观”, 他的主要表现在于他的“善于”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通过七个说明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2) 研究政治经济学离不开经济范畴, 问题是如何对待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暴露了蒲鲁东的伪黑格尔辩证法及唯心史观。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种种经济范畴, 从黑格尔那里知道了范畴“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顺序”。于是, 蒲鲁东先生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庸俗为一种保留好的、抛弃坏的东西。蒲鲁东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 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 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 写成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蒲鲁东先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帮助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马克思在揭示蒲鲁东主义实质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 历史决不是什么永恒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 也不是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 而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二) 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

在《贫困的哲学》中, 蒲鲁东的论述是从价值问题开始的。蒲鲁东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解释为“稀少”和“众多”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意见”和“效用”的矛盾, 最后干脆归结为“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 蒲鲁东关于价值“矛盾的本性”的解释, 基本上是在抽象概念中进行的推断。马克思对此评论说:“他使抽象达到极端, 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 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 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在蒲鲁东看来, 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 (1) 1840年蒲鲁东这一论断的提出使他名声大震, 轰动一时。矛盾, 显现出的是一种“对抗因素”。但矛盾、对抗不应当永久维持下去, 这就要求谋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提出一个“综合公式”。这个“综合公式”就是“构成价值”理论。蒲鲁东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劳动是构成价值的基础, 他由此产生一种设想, 认为一种产品只要都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 那末, 它们的价值就会达到“构成状态”。针对他把价值看成“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 “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 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价值根本就不是什么可以单独构成的物品, 而是反映和代表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视野, 又拐弯抹角地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上, 陷入一系列错误、空想之中。他全然不了解,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形式, 也正像封建的生产方式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 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 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三) 对蒲鲁东法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1840年的《什么是财产》, 又名《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一书中表明了他的法学思想。蒲鲁东在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论述, 提出了“永恒平等”的理性是经济关系的规定性, 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永恒平等”精神的体现。蒲鲁东的这一经济法的思想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而在马克思的眼中, 蒲鲁东的经济法思想是歪曲了法与经济的真实的关系, 是用一种法学的“形而上学”来解释客观的经济规律。为了彻底地摆脱以往的理性主义的束缚,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 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对于这个法学命题, 马克思是通过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批判中进行论证的, 这些观点散见于《哲学的贫困》的各个章节中, 主要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货币”论。蒲鲁东在考察金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时认为, “君主们占有金银, 并且在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章”, 是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重要原因。蒲鲁东先生看到了君主们的专横, 但是他没有看到即使是专横的君主们也不会跟经济规律过不去。马克思指出:“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 那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 而它们之所以成为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 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的手段”[1]124。因此,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1]124。的重要结论。从这种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点出发, 马克思给民法下了一个定义:“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 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1]

第二, 关于“平等交换”论。蒲鲁东认为, “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1]86马克思却说:“在社会历史中, 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 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 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的交换。”不是法律规定着人们的交换方式, 也不是人们自由意志的结果, 而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对

(2)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这个哲学术语自古以来都是颇具争议的, 直到今天哲学家们仍对"形而上学"各有见解。同时研究“形而上学”又必须提到“本体论” (ontology) 这个研究世界本原及其终极性的问题。二者的关系也是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们这里把它们看作一个东西。“形而上学”的词源来自于古希腊罗德岛上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 (逝世300年后) 的一部著作所取的名称, 意思是“物理学之后” (“第一哲学”) 。从这哲学史上看, 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从经验直观入手 (直观形而上学) 和从语言分析入手 (语言形而上学) 。对形而上学的内部区分为四种实在论:共相实在论;殊相实在论;精神实在论和物质实在论。通常"形而上学"有两层含义:1.指研究超感觉的, 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2.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 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通常是使用“形而上学”的第二层含义。

抗。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购买的时期, 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求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第三, 关于“永恒分工”论。蒲鲁东把分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规律, 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在法律上, 立法者的规定即是社会分工的原则。马克思驳斥了这个所谓的立法规律, 他认为社会的分工是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进行的, 分工也会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而不是由哪个立法者所能规定不变的。法律上的社会分工的规定只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承认和记载。

第四, 关于“永恒竞争”论。“永恒”是蒲鲁东先生永恒的话题, 他不仅需要“永恒”的分工, 还渴求竞争的永恒性。他认为竞争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 是实现平等的条件, 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和命运。但是, 竞争又带来了“坏的方面”:产生贫困, 混淆民族, 制造家庭矛盾, 败坏品德, 歪曲公正等等。为了解决这一“二律背反”, 蒲鲁东先生想到了法律, 企图用法律的手段消除竞争的有害的结果。马克思对此提出了严厉的反驳, 资本主义的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必然表现。那种企图用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的荒唐想法是对资本主义的竞争、垄断和法的联系的曲解。

第五, 关于“土地所有权”论。蒲鲁东把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归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实际上, 是把土地所有权的来源神秘化, 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马克思强调, 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 一种特殊的范畴, 一种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 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不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180

三、《哲学的贫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义

首先, 《哲学的贫困》的目的, 是要清除工人运动中的有害思想。“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 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实施的事业, 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 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这就是写作《哲学的贫困》最为深刻的实践目的。

其次,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其“具有决定意义”或者其核心思想要旨“唯物史观”作出科学的, 但却是以论战形式的概述并揭示其原因。这种论点, 马克思“一经得到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这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马克用新创立的唯物史观, 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这里的实际上具有着双重含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非科的批判。第一、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 虽然致力于探讨私有制运规律, 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第二、各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说都缺乏科学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 虽然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抨击, 但都是诉诸于抽象的人性和理性, 把未来社会改造寄希望于有教养人士身上。

最后, 《贫困的哲学》通过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的头足颠倒的“原理” (观念) 与“历史” (现实) 以及“系列辩证法”的幼稚三段论的伪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阐述并全面总结了自1844年以来在其《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思想变迁时期文本中的振聋发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结语

长期以来, 学术界一般将《哲学的贫困》定位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因为, 书中的第一章主要是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进行批判, 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如此来说, 它是一本地道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是, 我们不能将它单纯界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 忽视了它的哲学性质, 忽视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 忽视了它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宣言” (当然包括对最为抽象和世俗的现代法律批判的法律社会理论) 。问题的核心在于,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它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关系如何?同时它在马克思的整个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位置如何?

今天, 世界经济又一次展现了“现代”的另一张面容:以美元这一国际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当然还有令人心烦的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那些“风险”与“虚幻”并存的虚拟“金融产品”, 让精明的美国人在一场危险的“现代经济”游戏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美国不生产, 不储蓄, 只消费和借贷, 加上印制美元”, 但当货币魔术露出巨大破绽, 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时候, 这场把戏就不得不收场。于是有人要求在经济上回到真实的财富世界里来, 因为不是市场创造价值, 而是生产或者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不再只是一个文本, 一个预言, 而正是当今真实的世界和即将出现的世界。因此, 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无非是“市场”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一个时刻, 而“现代”家庭中的“兄弟们”远不止“市场”一个而已, 其中的“权利”也不可能再“抽离”在外。笔者相信, 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时刻已经来临, 或者说再次重新回归马克思真实思想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启, 重温《哲学的贫困》不过是一条回归的捷径, 因为它明确体现了马克思研究人类现代社会的“真实”和解放人类而达致“自由”的上下两大进路, 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与 (法) 哲学的真正“合题”中走向现代“历史”的深处, 揭示出人的一切秘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121-122.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篇10

一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 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赋予现代性强烈的历史意识, 如黑格尔将“现代” ( Modere Zeit) 理解为“新时代” ( Neue Zeit) , 他将这一“新时代”追溯到16 世纪前后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人从制度层面定义现代性, 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形式, 如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指出: “在当今社会, 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 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1］也有人从精神层面对现代性作出解释, 将其看作一种精神气质、心理体验、叙事方式或者态度, 如米歇尔·福柯就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或气质, 他说: “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 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 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 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 当然, 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 ēthos ( 气质) 的东西。”［2］还有学者从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视角作出了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

以上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理解皆有其独到且合理之处, 但也同时存在某种局限。特别是当我们从哲学层面来审视现代性, 试图把握并传达出现代性的总体性特征、深层机理及其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无所不在、错综复杂的渗透性时, 这些定义就显得力不从心。这说明, 现代性一词“最终还是不能靠某一方面的理解所能概括得了的。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 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这样的现代性一经形成, 便作为一种机理性的、文化性的东西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社会发展”［3］。也就是说, 总体性是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 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等各个层面, 不仅表现为现代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 这些基本特征包括理性化、主体化、科层制、异化、世俗化、商品化、袪魅、个体主义、客观主义、极权主义、同质化、一体化、工业社会, 等等) 的总汇, 更表现为现代人的一种整体生存状态、生活方式, 或曰文化模式。

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文化模式”, 其意义在于: 有利于揭示现代性的内在性、深层次性及总体性等特征, 表明了对现代性的宽广、开放式理解。文化是根植于人的内在生命的人类群体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 是人的一切活动模式的内在制约机制和历史地凝结成的基本生存方式。它主要指的不是感性、具体的文化现象, 而是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之中的深层次的、机理性的东西。这样定义的“文化”, 其突出特征就是总体性或整体性, 它不仅包括科学、理智、技术的要素和人的非日常生活, 更包涵人文、价值要素和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它体现的是人的整全生命, 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这种“文化”的定义相一致, 作为“文化模式”的现代性, 指谓的不是各种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现象, 而是隐匿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及深层机理。相应地, 对现代性的关切不应满足于对现代社会的局部探索和理性分析, 而应从总体上思考并揭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命运及发展趋势。这恰恰表明了对现代性的一种开放式理解。马歇尔·伯曼曾将这种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与博物馆式的理解方式相区别: “博物馆式的理解方式将人类活动割裂成碎片, 并将这些碎片锁定为各种孤立的现象, 分别用时间、地点、语言、种类和学科予以标签。”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则不同, “它能使我们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理智活动、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都看作同一个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 使我们展现出它们之间创造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理解方式为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展开对话创造了条件。”［4］6

一些学者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此种理解。马歇尔·伯曼本人就是以“一种开放而伸展的理解文化的方式”将现代性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4］6。衣俊卿明确地将现代性定义为“文化模式”, 他说: “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 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5］13他认为, 这样的现代性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5］14吉登斯也概括了这种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 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 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 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 在内涵方面, 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6］

由此可见, 作为“文化模式”的现代性, 表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架, 昭示着现代人生存的深层困境和危机, 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反省。对现代性作“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的理解, 是基于总体性的维度, 对现代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和本质规定性的深刻把握, “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方式”［5］14, 只有以此种方式反思现代性, 才能揭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及未来命运。马克思正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对现代性予以批判的。

这里首先要对两个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予以回答。其一, 马克思与现代性有没有关系? 或曰, 马克思有无现代性理论? 其二, 如果对前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马克思与现代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或曰, 马克思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了辩护, 还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 关于前一问题, 国外诸多学者如马歇尔·伯曼、劳伦斯·E. 卡洪、伊格尔顿、贝斯特和科尔纳及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可以较为充分地证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存在。关于后一问题, 学界争议较大。哈贝马斯、福柯等人认为, 马克思的理论是现代性理论, 其基本立场是对现代性的维护; 詹姆逊、贝斯特和科尔纳以及一些国内学者则认为, 马克思思想具有后现代特征, 其基本立场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实, 简单地把马克思归为现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都是有失偏颇的, 且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意义不大。事实上, 对于现代性, 马克思既没有简单地肯定, 也没有简单地否定, 而是立足于现代人的生活实践本身, 对其进行了辩证批判, 揭示出现代性本身所蕴涵的各种文化矛盾, 并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更为细致、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多层面、多维度的, 这是由其宽广的研究领域及研究视野的历史转向所决定的。伴随着思想演进的历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追问经历了从追求到批判、从宏观辩证批判到微观机制分析、从“发生学”考察到“传播学”探索的转向, 其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也呈现出哲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的转换。然而, 不管研究的具体视角如何变化,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宗旨是不变的, 这一宗旨与其哲学宗旨或思想宗旨一致: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即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批判, 寻求通往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也就是说,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追问与批判, 从来都是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批判的目的不是为单纯寻求现代性的理性逻辑或在理性思考中克服现代性的缺陷, 而是要在揭示并分析现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矛盾、最终改变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现实路径。这种批判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总体的而非局部的, 是对内蕴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机理和机制的批判, 是对现代人整体生存命运的关注与反省。由此可见, 马克思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人的整体生存模式或文化模式。

二立足于现代性的技术批判

技术与现代性是马克思哲学的两大关键词, 马克思不管是对技术还是对现代性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仅如此, 在马克思那里, 技术与现代性不是各自独立的问题, 而是内在相通的、构成一体的关系。这同样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及其理论特征决定的。马克思所批判的“旧世界”, 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用以表达其完整内涵的词语即“现代性”, 如利奥塔所言: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8］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是“革命的”“实践批判”。与费尔巴哈代表的旧哲学“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9］499不同, 马克思的哲学立足于感性实践, 将“现实的人”作为其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从“实践”的原则出发, 马克思必然将目光锁定在“工业 ( 包括商业) ”这一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感性实践活动中, “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是历史的产物, 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9］528可见, 马克思将工业视为现代社会即“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在他看来, 只有对资本主义工业活动加以剖析, 才能真正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寻找到摆脱现代性困境和通往理想社会的切实道路。由此, 资本主义技术活动 ( 工业活动) 成为马克思切入现代社会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对技术与现代性关系的阐释基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 现代性构成技术置身其中的整体文化背景。如前所述, 我们强调从文化哲学层面来看待现代性, 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模式或生存方式, 这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马克思在意指现代性时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等, 正是基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视角。马克思将一切具体问题的考察———包括对技术的考察———都置于这一视角之中。尽管他在不同时期对技术问题关注的侧重点和具体视角都有所区别, 经历了“人的类本质———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工业———原始文化”的具体视角的转换, 但总体上看是将技术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中, 在关注现代人生存发展的哲学主题中予以考察的。另一方面, 技术构成现代性的基础, 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由外而内地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在马克思的时代, 技术对人的生存的影响虽然尚未达到如今天的严重程度, 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影响, 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应用技术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 受到马克思的极大关注。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无疑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他已经看到, 技术作为一种机理性的东西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制约, 从某种程度上讲, “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10］, 甚至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因此, 考察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 就必须从考察技术入手。

立足于现代人的生存实践, 马克思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

早在1843 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就已显现出对现实历史的关注, 他说: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 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 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9］4这种基于人的现实异化关系而进行的哲学批判在之后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呈现。在这一技术哲学思想的奠基之作中, 马克思对社会现实中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和奴役的现象予以关注, 并将视线聚焦于工业 ( 技术) 活动这一“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9］193, 全面考察了由于技术 ( 劳动) 的异化而造成的人的全面异化: 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 人与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 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人与人相异化。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还带有人本学的色彩, 但已显现出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现实思考和对工业生产造成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 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部著作中, 马克思力求去发展出一种源于历史自身的批判逻辑, 这就必然使工业再次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在他看来, 工业活动构成了历史的起点, 历史运动不能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 不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 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 就无法认识这一历史时期。工业理应成为一定时期的“历史的诞生地”。［9］350 － 351此外, 马克思也开始注意到机器这一技术形式在工业中的地位。

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 马克思摆脱了对人的类特性的抽象思考而转向了现实的“世界历史”和工业生产, 在世界文化视阈中对技术进行了双重思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实践”原则得以确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态》中, “现实的人”成为哲学的出发点。这意味着,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全部哲学思考都是基于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 正如他所强调的,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9］52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技术在促进“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巨大作用, 肯定了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文化进步, 向我们描绘了现代社会在生产力、社会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另一方面, 对于资本主义技术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技术进步与文化进步的矛盾, 马克思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在《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 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 ( 技术) 异化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考察了技术与文化的矛盾在现代人的整个生活中的表现, 即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物化对现代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

在《资本论》等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中, 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批判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完整而生动的历史画卷。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的研究以政治经济学为主,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机器工业)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 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切入现代人的生活, 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批判。马克思认为, 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适合的技术基础。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机器与工具的区别、机器的基本特征、以机器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技术史的划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 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工人生产和生活现状, 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和焦点。马克思全面考察了工人生产环境的恶化, 对于资本家以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雇佣妇女和儿童、实行夜工等方式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增加剩余价值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批判, 揭示出造成工人恶劣的生产环境和劳动境遇的制度根源———工厂制度, 并声讨了工厂制度的代言人———尤尔。然而, 工人的悲惨境遇不仅仅表现为应用机器所导致的恶劣生产环境, 更表现为机器的应用所“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 ‘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11］343。马克思运用大量资料对工人精神生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教育的缺失、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考察, 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

马克思晚年对技术的批判是建立在考察原始社会的基础上的, 这一考察依然有其现实目的, 即在完善唯物史观的前提下, 为现代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 ( 特别是东方民族) 的文化发展指明出路。也就是说, 马克思关注的仍然是现代性背景下人的文化发展。

三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精神实质

把握马克思技术批判的实质, 首先涉及对马克思思想论域的定位问题。以往人们倾向于将政治经济学1批判视为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基本视阈, 并相应地认为,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 把资本主义的“时代问题”理解为经济问题, 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是在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的, 其技术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12］此种理解由于缺少总体性的视角而导致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真实精神和深层价值的遮蔽。事实上, 马克思将技术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中, 对现代技术存在于其中的整个文化情境进行了全面的现实的批判, 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批判。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表现为更为深切的文化批判。

对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作文化批判的理解, 是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特征相一致的。卢卡奇曾经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谈到: “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 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 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 就表现在这里。”［13］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就体现出这样一种总体性特征。如前所述, 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由于人们通常从经济学意义上来定义资本, 认为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范畴, 因而, 也就相应地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或经济学批判, 这种理解通常也伴随着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曲解。如吉登斯就认为马克思只是从经济维度批判了现代性, 其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是一种经济还原论。其实, 资本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狭义的经济学范畴,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资本不是物, 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它“体现在一个物上, 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4］。这就是说, 资本表征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人的存在方式, 作为一种内在机制和原则贯穿于现代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 人的整个生活都受到资本的支配。这说明, 马克思是从总体性视阈来理解资本的。相应地,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具有了总体性特征2。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特征决定了其立足于现代性的技术批判不是在经济学框架中进行的, 因而不仅仅是对生产关系的批判。正如马克思在1846 年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 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 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15］这表明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已达到了对经济学论域的自觉超越。当然, 马克思无疑对社会的经济领域和人的经济活动更为关注, 这是因为, 经济领域是一切领域的基础, 经济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 对技术及整个现实历史的批判必须诉诸对经济的批判才能实现。但是经济视角的批判并不能取代其他视角的批判。关于这一点, 恩格斯晚年的一段话是有说服力的, 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 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6］

通过对技术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反省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 并积极探索了一条通往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因此, 马克思技术批判的实质是对现代人技术化生存困境的全面反思与批判。

人是技术的存在。人类在同猿类相揖别、成为“人”本身的那一刻起, 就已与技术结为一体, 开始了技术化的进程。所谓“技术化”, 是指“人的活动愈来愈按技术活动原则与规范展开, 人愈来愈被纳入各种技术系统的建构与运行过程之中, 成为技术系统的单元或作用对象”［17］。然而,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人的技术化程度与速度差别较大。在农业文明以前手工劳动为主的技术形态中, 技术化进程较为缓慢, 程度较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特别是随着机器体系纳入到现代生产实践中, 人类的技术化进程大大加快, 技术开始在人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开始作为一种内在机制渗透到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领域之中, 成为影响、制约甚至操控人的生存的重要条件。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技术化生存境遇。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人的技术化生存境遇已日渐显现, 马克思以其敏锐而深邃的哲学视野关注了这一现实。他看到了技术化生存的两重性, 一方面, 对技术化生存的积极方面予以充分肯定。在他看来, 技术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本内涵的技术化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文化成就, 推动了人类进步。在《哲学的贫困》中, 针对蒲鲁东否定现代技术而主张“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的倒退想法, 马克思坚决予以批判。他虽然认为是现代社会内部分工使劳动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因而产生了职业的痴呆, 但他同时坚信: “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 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9］630可见, 马克思充分肯定技术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 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技术化生存的消极方面或曰人的技术化生存困境。这一困境主要表现为现代技术异化所造成的人的生活的全面异化。所谓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 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成为同人相对立的外在力量而统治了人, “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 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18］37在对异化的诊断中, 技术成为马克思的独特视角。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技术, 但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得它已经构成了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巨大异己力量。马克思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始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里, 他将技术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即确证人的本质的最直接、最容易感知的方式, 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技术异化所造成的技术与人的本质的疏离、人逐渐丧失了本质的丰富性而成为片面存在的异己状况, 开始探索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 马克思已很少使用“异化”一词, 但是他关于技术异化的思想不仅没有丢弃, 反而深化和发展了。他揭示了技术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工人生命活动的简单化、廉价化, 对资本主义文化所呈现出的精神匮乏、人性失落、文化最终异化为自然的境况进行了尖锐批判。在思想成熟时期, 马克思在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技术化的进程、机制及本质的基础上, 对由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造成的工人全面异化的现实生存境遇作了生动而详尽的描述, 并深刻揭示出技术异化的根源: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当然, 马克思认为, 技术异化是可以被克服和超越的, 同时他也指出了现代人摆脱异化的现实出路, 即通往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之路: “在现代, 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 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 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 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18］515在此过程中, 技术化的进程依然向前, 不可逆转。摆脱了资本统治形式的技术, 最终将达到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性化的统一, 真正实现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

浅谈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思想 篇11

【关键词】思想政治 教育 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68-01

我们看到马克思著作中更多的是阶级斗争、政治统治和暴力革命的观点、语录，初看之时我们常会被这些语言所震慑，以为马克思是一个“激进分子”、“暴力分子”，但是细细品味之下，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在马克思的论著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追求。深入马克思思想才能够对马克思伦理思想有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本文就是希望通过笔者对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浅显分析和研究，为大家研究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思想提供一点借鉴。

一、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思想的脉络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是在这些著作论述中，也不乏诸如 “宣传工作”、“理论教育”、“政治宣传工作”等相关概念，在这些相关概念的论述中，现代思想教育的丰富内涵跃然纸上。当然，因为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因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没有专门论及此观点的著作。但是我们应当将此作为一条主干线，此主干线贯穿着平等、自由、民主以及人类彻底解放的珍贵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深厚的伦理关怀。

“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没有一门作为学科出现的伦理学，但他却在整体上具备着深厚的伦理关怀，甚至主要就是从伦理关怀的角度出发的”，这些伦理思想散见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论述之中。马克思思想政治是由其长年累月对人类文化历史的研究，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这些马克思在乎的价值追求正是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

二、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精髓

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思想也历经萌芽、形成、丰富发展的过程，即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时期以及唯物史观形成及其以后时期三个阶段。我們对其内容细细梳理之后可以发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有其自有的精髓所在。

1.伦理基础即是人的本质

人性、人的本质在马克思著作中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伦理基础。人既非超历史的存在，也非超社会、超阶级的抽象存在，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属性，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本性进行进化和改变的历史。

马克思反对任何统治者与人民站在对立面，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成为马克思最为反对的行为方式。马克思认为所有人类的关系都是平等的，都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爱护，任何一个思想者、统治者都不应当将自己神圣化、权威化，成为思想和自由的统治者。其最为肯定的就是人类自由、平等、相爱的重要意义。

2.伦理核心即是坚持以人为本

马克思伦理思想汲取了西方近代启蒙伦理思想基础，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怀备至就成为其著作的特点。马克思对人的关怀从不是建立在一成不变的抽象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现实中的人的基础上展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初现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比如马克思坚持了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此思想也为以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基础，体现了对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追求。

3.伦理价值目标即是人类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价值，而自由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也是其著作中十分重要的价值体现。马克思在论述人性时，提出人类“应然”和“实然”的属性，指出人类在“应然”和“实然”状态的不同，事实存在在人类的本质属性上的表现。“实然”表现为人类是一种存在物，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应然”又表现为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的产物，必然会有其自身的发展的价值需求和追求。

三、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

学习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思想，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大有裨益。比如在生活中关心身边朋友、师长，做任何事都坚持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出发，坚持道德和规律的合二为一，不仅对我们做事有益，对我们做人更是有帮助，也会对我们之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关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思想，无论从学习马克思思想政治方面，还是从实际出发的生活方面，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也会有所促进，坚持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新型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应逐渐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热点。

参考文献：

[1]董治良.中国政治伦理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马克思科研规范思想探析 篇12

面对这种情况,把马克思视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研究他的科研规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当然,由于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关于科研规范方面的著述,笔者只能在研究他的思想历程中发掘其科研规范的思想和实践。马克思从事科研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他习惯于摘录阅读过的书籍,有时会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评论,并以此推动自己思想的发展。即马克思从事科研研究时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研究和批判其他学者的方式阐发、创造自己的思想。从科研研究内容规范上说,这里包含着最为重要的科研规范问题: 如何对待他人成果以及如何把自己的科研创新与他人区别开来。事实表明,马克思最严格地遵守了科研研究规范,避免了任何形式的由于科研规范而引起的任何科研纠纷, 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科研规范的思想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1马克思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长期、复杂的理论批判过程中严守科研规范

无论是面对黑格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大思想家,还是面对蒲鲁东、凯里、穆勒父子、 洛贝尔图斯、巴顿等普通学者,马克思都采取了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对每个人的科研观点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严肃认真地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对于黑格尔,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说: “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关于辩证法、劳动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走向起到重大的作用,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而是深入其思想内部,进一步分析道: 黑格尔 “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他只是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是黑格尔的重大的理论贡献,但是,黑格尔的劳动观是片面的, 而且,“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劳动观点的唯心主义本质,并把自己的观点与黑格尔区别开来。

1873年,在 《资本论》 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再次明确地阐明自己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 “我的辨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 因为,黑格尔认为,思维是一种独立主体,创造了现实事物,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的外在表现而已。马克思则针锋相对: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时,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黑格尔的伟大功绩: “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进而表明自己与黑格尔的联系,“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2],给予黑格尔以极高的历史地位和科研评价, 并要把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倒过来,以发现其中的 “合理内核”。马克思把遵守科研规范与科研创新统一起来,不是简单地抛弃或全盘接受现成的思想体系,而是通过批判的方式发现其合理内核,把自己的思想奠基于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推进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思想关系更加复杂。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完成 《资本论》的创作,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的基本观点上, 他都没有离开斯密。马克思用别人的话说明自己与斯密之间的关系:“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 《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2]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全新的境界。以剩余价值的研究为例。剩余价值的生产已经有数百年之久, 关于其研究也早已在实践中产生并提出了诸多的观点。起初,主流见解是把剩余价值的产生归因于产品价值的增加。马克思认为,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驱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正确地规定了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 充分地肯定了斯密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克思客观地指出,斯密错误地把这些组成部分变成了一切交换价值的源泉,也就是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而不是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由于这种颠倒,商品价值转变为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 从而背离了自己的前提,造成其理论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种颠倒的观点的指引下,产生了斯密教条: “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 ( 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 ———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 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 商品价值 = V + 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3]进而,马克思批评 “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创性问题,马克思认为, 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专门范畴加以研究, 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它的表现形式———利润和地租区别开来,把事物的现象直接等同于本质,造成了理论上的错误。马克思则区别了现象与本质,准确地把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从而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彻底克服 “斯密教条”的内部矛盾,创立了科学、完备而开放的政治经济学, 推进人类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有一个生动的案例: 普利斯特里和舍勒已经发现O2,却受制于传统的燃素说而没有推进化学发生革命,后来,拉瓦锡通过研究,首次意识到O2是一种新的元素,从而推翻燃素说,把倒立着的化学正了过来。毫无疑问,拉瓦锡才是当之无愧的O2的发现者。同样的道理,斯密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现象,但都没有把握剩余价值的本质, 只有马克思才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者。

对于那些普通学者,马克思同样也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中发现其理论的合理内核。比如,在研究洛贝尔图斯时,马克思认为: “我称为利润率、 利息率和地租率的,洛贝尔图斯称为 ‘资本盈利的高度和利息的高度’…… ‘地租和租金的高度决定于它们对一定地段之比’”。对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适,指出了洛贝尔图斯用词是荒谬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而是发现其可取之处,“花费在劳动上的工资减少了,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还没有减少。”[4]马克思肯定了洛贝尔图斯在两种劳动之间关系上提出了正确观点。

再比如,对约翰·巴顿,马克思在引用其著作 《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 时,准确地标明版本 ( 1817年伦敦版) 和具体的页码。经过对比分析,马克思认为, “巴顿有很大的功劳”,其贡献在于 “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是 ‘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工人的人数相对多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同时,马克思又客观地指出: “巴顿的错误或缺点在于,他对资本的有机区别或资本的有机构成, 只从它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来理解,”并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巴顿的其他一些观点等[4]。就是说,任何学者,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可取之处,马克思都会客观地指出来并予以肯定,表现出对科研的最大的尊重。

同样,马克思也高度重视那些态度严谨的批评者。马克思曾经直接采用自己的批评者———伊·伊· 考夫曼的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的概括,说明自己的社会有机体的方法: “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马克思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对此,马克思认为这个概括很恰当,并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最终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不再赘述。马克思平等对待每一个学者的观点,极其严谨地阐明自己的理论创新与他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学者的科研规范性。

2马克思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不贪功、不夸大,勇于修正错误,在不断推进科学革命的进程中严守科研规范

马克思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科研创新,决不把别人的成果剽窃到自己的名下,决不自吹自擂、夸大自己的成就,同时也坚决维护自己的思想,表现出高度的科研自尊和自信。

马克思决不会以任何形式窃取或占有别人的成果。例如,1852年,在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说: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 (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从中可以看出,当他人把阶级斗争理论全部归功于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丝毫没有贪功之意,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成果归还给历史上那些发现和研究阶级的 “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 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时申明了自己在阶级斗争理论中作出的新贡献。

马克思决不 会夸大自 己的理论 成就。例如, 1877年,在给 《祖国纪事》 的那封著名信件中,马克思谈及俄国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时说: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认为,米海洛夫斯基不顾世界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以机械思维的方式无限夸大了马克思的理论,并把它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这把 “万能钥匙”, 以贴标签的方式理解现实运动。就是说,只要牢记马克思的具体结论,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思考就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 “过多的荣誉”,也是 “过多的侮 辱”。因为,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可见,马克思在否定了任意夸大理论的同时,也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科研尊严。

马克思决不会墨守成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在1872年 《共产党宣言》 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认为, 《共产党宣言》 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25年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具体的观点可以作出一些修改,并具体列举了4条: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关于革命的10项措施已经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截止到1847年,因此,现在看来,这种批判并不完全; 共产党对于各个党派的态度在原则上正确,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那些党派多数已经消失了,因此,其实际运用就过时了[6]。出于对历史的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 《共产党宣言》文本进行修改,而是在序言中加以说明。尤其是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大命题,即 “两个必然”。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也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确实给人造成一种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的印象。后来,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 《共产党宣言》 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6]。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 “两个必然” 的基本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并没有如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纠正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方面的偏差。对此, 恩格斯在1895年 《卡·马克思 〈1840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同时也代表马克思的观点,指出: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 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5]马克思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修正了自己的重要观点,时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马克思文本的水准远远地超越了同时代的人, 而其本人的思想又不断超越了其文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此,恩格斯总结说: “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3]就是说,马克思在公开自己的成果之前,总是力求达到最完善的程度, 而其不停顿地进行的新的科学研究,又总是超越了其表现出来的文本。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批评,在不断的修正中推进研究的水准达到人类思想的巅峰。

当然,马克思以更高的标准严格遵守技术性的科研规范。为了编纂和研究他搜集的资料,马克思不怕麻烦,做了许多耗费时间的琐事。他把书里的每一处证据都仔细核对过。他总是找原始材料,不采用间接的证据,甚至一些无关大局的论据他都要拿原始材料来对照,哪怕是为此而专门地跑一趟图书馆。马克思早已精通英语和法语,但是,为了能够看懂更多语种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几年内又学会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确保用第一手资料服务于自己的研究。为了研究俄国社会,马克思在5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俄语。他每写一本书,总是积累许许多多的资料,如笔记、提要、表格、大纲以及切实可行的计划,编了详细的内容目录和每项内容的梗概,常常把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写在开本较大的草稿本上,供自己查阅使用。只有在做出这些步骤以后,他再进行细致的加工整理,以备出版。他不仅阅读大量的书籍、报纸、专业杂志、官方公报、 会议记录,还要研究所有收集到的经济统计和社会统计材料,工业的、商业的和交易所的行情表等等, 经年累月地研究,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7]。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创作 《资本论》,马克思研读了1 500多本书,做了大量笔记、摘要和评述。

可见,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的科研,也无论是对自己的支持者还是自己的论敌,无论是对自己著作的整体还是细节,马克思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闪耀着恪守科研规范的思想光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心中筑起了牢不可破的科研道德底线,并亲身实践。

3马克思坚持科研道德底线原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抵御任何形式的诱惑,推进科研规范升华为最崇高的科研精神

马克思终身从事最纯粹、最高尚的科学研究, 鄙视 “卑鄙”: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 ( 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 引出的观点,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 ‘卑鄙’。”[4]在马克思看来, 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其结论或者论证都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出发点是不是从科学本身出发。如果是,那么他的错误并不妨碍其科研品格,依然是高尚的,正如马克思反复批判而又高度赞扬的黑格尔、斯密等人; 如果是站在科学以外的立场出发,从个人的私利或者狭隘的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种研究者就是 “伪学者”, 其科研品格是 “卑鄙”的。正如马克思多次批判的蒲鲁东、马尔萨斯之流,他们在科研上没有什么创新,然而,为了狭隘的利益而卖弄自夸甚至剽窃, 出卖自己的科研灵魂。卑鄙的人必然导致 “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卑鄙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坚持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科研规范, 骨子里却是为了私利而践踏科研精神。他们自夸、 虚荣、剽窃,并常常与官僚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成为科研进步的绊脚石。

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蒲鲁东的批判,就能更深刻地理解 “卑鄙”二字的真实含义。蒲鲁东在 《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在科研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但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了蒲鲁东在当时社会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然而,蒲鲁东却日益偏离了科研正轨, 因此,马克思对蒲鲁东展开批判,并深刻地剖析蒲鲁东的科研品格,指出: 普鲁东的辩证法是与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与他的经济利益一致,因而在政治上、宗教上、科学观点上、艺术观点上都是一致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 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 面妥协的 简单的道 德感,也必然消 失了。”[8]也就是说,蒲鲁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向反动政府妥协,完全丧失了科研道德感,因此,蒲鲁东属于 “科学的暴发户”。因为, “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8]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这是 “科学的暴发户”的典型特征和本质。

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能完全彻底地坚持科研道德底线,特别是在因缺少金钱而使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遭受巨大的困扰的时候,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守自己的底线原则。1849—1853年是马克思流亡生活中陷入极大困难的一个时期,当时马克思极度贫困,欠房东、欠店铺、欠医生,重重的债务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更令人痛苦的是,因为无钱,孩子生病也无法医治,眼睁睁地先后失去3个孩子: 1850年11月19日,刚刚1周岁的儿子亨利希·吉多死于肺炎; 1851年3月28日出生的女儿小弗兰契斯卡在1852年4月14日就夭折了,甚至连给孩子买小棺材的钱也是借别人的; 3年后,儿子埃德加尔 ( 1847年1月出生) 患了结核病,1855年4月6日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连续地忍受这样的丧子之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6天后,1855年4月1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信中说: “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9]即使遭受如此巨大的家庭不幸,马克思也丝毫没有动摇最伟大的科研追求。

其实,马克思在英国有机会谋取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中等职位,获得至少还不错的物质条件,但这将会使他无法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马克思征得了夫人的同意,放弃了这个职位,为此,他和全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7]。在贫穷和伟大的科学研究之间, 马克思及其夫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1867年,完成 《资本论》 第1卷后,马克思也是一贫如洗,得到恩格斯的资助后才亲自带着书稿面谈出版商。在汉诺威停留期间,马克思接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要 “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其实,两年前,马克思就接过类似的邀请,要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马克思都断然拒绝,并在1878年反社会主义浪潮高峰的时候刊出他与布赫尔 ( 洛塔尔·布赫尔是中间人) 的通信,令俾斯麦难堪[10]。尽管马克思经常处于贫困状态,可是,在面对来自德国官方乃至于德国最高权力人物的邀请和诱惑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的科研底线,决不为了金钱、地位和名誉出卖自己的科研灵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当革命需要的时候,马克思会毫不犹豫地为革命贡献出自己仅有的财产,而且一生无悔。1866年,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 “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 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只是我不再结婚了。”[11]这表明,马克思虽然并不富有,但也把仅有的个人财产奉献给革命事业, 正是这样,其家人在革命斗争中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马克思深感愧意, 一句 “我不再结婚了”,更加彰显出马克思最伟大的胸怀。马克思太需要金钱了,可是,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在实践层次上以最崇高的行动诠释了如何拒绝科研 “卑鄙”、 如何鄙视科研 “卑鄙”。在马克思的眼中,科研决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一项高尚的革命事业, 所有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学识服务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马克思不畏艰难困苦,抵御一切诱惑,坚守科研道德底线、拒绝 “卑鄙”,最终成就了人类思想史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

4结语

作为学者,马克思的科研内容规范性、科研道德规范性和技术规范性都是完美的,当之无愧地应该成为所有的研究者的榜样。纵观马克思的科研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其科研规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可从文本上检测的规范性,升华为科研精神,堪称人类科研规范发展史上最光辉的典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科研规范的思想和实践弥足珍贵, 对于遏制不断扩散的科研腐败,优化科研氛围,强化学者自律,建立完善的科研规范体系,推进中国科研健康发展,必将起到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部分学者不顾科研规范,践踏科研道德,制造科研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并呈现出扩散态势,败坏科研风气,阻碍科研进步。作为人类思想巨擘,马克思在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客观公正、科研底线三大原则,恪守科研规范,推动科研规范升华为科研精神,堪称学界典范。探究和宣传马克科研规范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