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共12篇）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1

符号政治经济学是鲍德里亚早期文本中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成立的命题。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试图以分析符号形式为主的政治经济学。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一样,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界定道“符号政治经济学:在功能性(客观的目的性、与有用性同构)的遮蔽之下,它构建了某种意指关系的模式,其中所有围绕它的符号都在逻辑的可计算性当中充当一些简单的要素,在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框架中互相的指认。”[1]237在这里我们看到鲍德里亚完全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了符号的领域。符号的概念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一 符号政治经济学推进之原由

鲍德里亚之所以要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推进到符号的层次,在于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不再是商品的世界而是变成了符号的世界。物不再作为商品而存在而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符号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

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社会的标志。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用之物和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物,而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物。“在每个角落,物,除了作为一种器具而存在之外,它还总是道出某种价值的社会属性,并将其展现出来”[1]19,“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障(或者甚至是纯粹的和简单的合理化):由此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形式中,只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假设是正确的”[1]8。物作为符号只是一个显示社会意指的承载者,它通过自身的诸多细节显示一种社会以及文化的等级。简言之,物构建了符码,而“人们又以自己的方式来运用符码:他们玩弄它,打破它的规则,用自己阶级的语言来言说它”[1]19。在这里,不是物的客观存在而是人通过编码构建符码,物的客观存在被通过物的操持所代替的。“……符码中隐藏了严谨的社会逻辑,虽然它从来不说出来,但却可以依据每种社会地位的特殊逻辑来推断和操控”[1]19。

由此我们看到,在技术结构进步和物质极大丰裕的今天,人完全生活在由物所指称的符号的世界里,人被符号的载体即物所围困。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说“这种由人而产生的动植物,像可恶的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一样,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2]1。物成为世界的主宰者,而人却越来越失去了其本身固有的本质。随着物的功能性的解放,人却变得失去功能,失去本质,“面对功能物,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开向功能神话,和与世界炫人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3]57。在这里,人已经由世界的控制者变成了被控者,“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2]1。

在这种由物的意指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中,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解释当今社会现象。“真正革命的道路在于完全打破马克思的分析,在理论的领域中萌发这一新的问题”[1]202,“换言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几乎已经不能被拯救了,也不能被一般化了”[1]202。在鲍德里亚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的科学解释了他所处社会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后工业时代中,他发现这一理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它不能解释那些非物质生产的社会进程。因此,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全面推进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成了鲍德里亚思想的必然。

二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推进

鲍德里亚通过否定使用价值、人的需要、交换价值和商品拜物教来全面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而把以商品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全面推进到了以符号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

首先,对使用价值的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二因素之一,是交换价值的载体。人们在物品的交换中,所看中和购买的正是商品的有用性。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物的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缺失,存在的只是物的抽象的差异性符号的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使用价值早已不再存在于体系之中,对此,在经济生产的领域中,很久之前就已经被认识到了”[1]94。在由差异性符号所构建的社会中,人们购买物,不是因为它的有用性,而在于通过物的指涉获得社会地位与名望。例如,人购买汽车时,并不看中汽车的运输功能,而是看中通过汽车品牌的差异所带来社会地位和名誉。因此鲍德里亚感叹到。“分析的原则仍然是这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2]34。

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建构在整个物体系之上的关系体系。“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3]223,“换言之,物只有在它的意义的目的性,以及它作为信息和符号的存在状态(即它的意指关系的模式,传播以及符号交换)超越它作为一种产品或者商品的形式(即生产方式、流通以及经济交换)的时候才可能存在”[1]229。因此,符号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来自于对有用性的破坏。

其次,对人的需要的否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需要是社会生产的前提,正是人的需要促成了生产,而生产手段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67,在这个前提下“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为前提”[4]79,“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79。

鲍德里亚在否认物的有用性的同时,认为消费并不源自于主体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只是对消费物的追随,“同样,消费也并不源自消费者客观的需求,或者主体对物的一种最终欲求:相反,在交换的体系当中,在物质的差异的体系当中,在一种意指关系的符码体系当中,在规定的价值体系当中,存在着社会的生产——商品的功能性,个体的需求只能追随着它,适应着它,在将这种基本的结构机制理性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它”[1]76。需要已不再是主体的动机的表达,也不再表征主体的一种本真状态,它变成了主体在使用价值体系以及交换价值体系的共同作用下一种功能性的还原。在消费社会中需求不再是生产的动力,不再是先有人的需要再有社会的生产,而是恰恰相反,是生产创造需求,人的需求是生产构建的结果,“以往,主动权被认为是在消费者手里,而且通过市场反应到生产企业那里。这里恰恰相反,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2]43,“对于消费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将可以延伸至这样一个结论:‘需要’,消费行为、文化行为不仅是可复归的,同时也是被体系作为一种生产力而诱发、生产出来的”[1]94。因此,在符号逻辑的领域里,生产的体系创建了需求的体系,物品彻底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同样“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2]50。

再次,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否定。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是马克思在讨论商品时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研究,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露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本质。在鲍德里亚看来,被马克思所复苏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商品交换价值的层面上,而其已经不能解释消费社会的现象,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被符号的交换所代替。由于交换的物质载体已经转变为差异性的、具有意指性的符号要素,因此,物的价值交换就被所谓的符号交换所取代。“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暗含了某种超越性的纬度——通过符号交换价值的自我组织而达到一种意指过程中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某种符号学的‘超越’,这种符号学的‘无辜的客观性’仅仅描述了交换价值的功能”[1]194。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被鲍德里亚否认和替代的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和价值,在社会中还是普遍存在的。在经济的交换价值(货币)转化为符号的交换价值(声望等等)的过程中,“只有价值被交换,也就是说,所有的个人与事物都要转变为价值才能被交换,这种交换所依据的是等价原则”[1]263。在符号学的意义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也缺失了,“就符号而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分已经消失了”[1]258。

最后,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正是因为商品具有有用性,并且意味着财富的集中,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基础上,得出了人们对商品的拜物教。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在消费社会里显得太狭隘了,因为在今天,除了商品拜物教之外还存在各种拜物教,“马克思仍然将拜物教视为是某种形式(如商品、货币)的拜物教(尽管并不明确),从而将其纳入到理论层面来研究,而时至今日,拜物教的概念则在一个更为简明的、经验的层面上被讨论:物的拜物教、汽车拜物教、性拜物教、休假拜物教等等。所有这些拜物教都在分散的、喧闹的、充满偶像崇拜的消费领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在其中,拜物教无非是一般思想中对概念的崇拜,这种崇拜竭尽全力地在激烈地批判的掩盖之下隐蔽地扩张着意识形态本身”[1]95。

对于商品拜物教内容本身而言,鲍德里亚也认为马克思的理解是片面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只是交换价值层面上的拜物教,“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而言,除了揭示出一种崇拜交换价值的‘错误意识’之外,还能揭示什么呢(或者对于当下而言,这种拜物教已经成为了一种对小玩意的崇拜,或者是对物本身的崇拜,这种崇拜源于人对生本能的崇拜或者对于那些包含在物当中的声望的价值的崇拜)?所有那些预设的存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异化的物的‘本真’的、客观的存在状态,是使用价值吗?”[1]97对鲍德里亚来说,除了交换价值的拜物教之外还存在着使用价值的拜物教,“由此,两种拜物教,使用价值拜物教和交换价值拜物教共同组成了商品拜物教”[1]156。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层面上,鲍德里亚把拜物教进一步推进到符号的领域即所指拜物教和能指拜物教,今天的拜物教说到底是符号的能指拜物教,“我们将发现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的是能指的拜物教。也就是说,主体陷入到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符码化、体系化了的物当中。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者主体)的迷恋,而是对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以及主体,使他们都屈从于它的编排,将他们的存在抽象化”[1]100。因此,我们说鲍德里亚的拜物教也可以叫做拜能指教。物的迷人性不存于使用价值而在于消费制造的符号。

三 符号政治经济学之理论意义

怎样看待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今天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鲍德里亚的符号学说是对马克思的全面颠覆,我们应该拒斥它。也有人认为鲍德里亚的学说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接受它。对此,我们既不应该完全拒斥,也不应该完全接受,而是辩证地看待问题。在看到鲍德里亚的深刻性的同时还要看到他的错误。

细读《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文本,我们不难看到鲍德里亚思想的深刻之处。首先,在技术飞速发展和物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在关注物的有用性同时更加追求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望,人所购买的物不再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而是物的差异性,正是差异性才能体现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下降都必然体现在区分符号持续的显现与消逝之间”[1]38。在这里,鲍德里亚深刻地看到人们对物差异性的消费是消费社会的一个特征。

其次,在广告媒介充斥世界的今天,生产确实制造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鲍德里亚所言,需要有时是生产制造出来的。在广告铺天盖地的言说中,购买不仅仅建立在人们的需要基础之上,而恰恰相反,是建立在广告的不厌其烦的劝说之上的,“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最抽象、最严密的逻辑强加于其上,根据麦克卢汉的表达,每一种媒介都把自己作为信息强加给了世界。而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2]94。在今天,广告成了人们的购买前提,我们几乎很少去购买没进入广告的商品。

再次,在艺术品拍卖和签名风靡的今天,鲍德里亚看到物的交换价值的失效性,艺术物品已经不再根据价值的原则交换,而是作为一种意指的符号关系在交换。在交换中艺术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不再体现对艺术的欣赏,而更大层面上是对拥有者身份地位的指正。

总之,鲍德里亚认为,在被物所缠绕的社会中,人被物化,失去了自身本质,社会关系表现为以物的差异为载体的符号的差异性关系。在工业的系列生产中,每个人都想通过对物的拥有表现自己的个性,但是生产的差异性却使得每个人都趋于一致。物的差异性并不能表现人的个性,充其量只能体现其特性。在这种符号围绕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变的陌生,流动的只是物,而人变成了物的奴隶。

四 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局限

在欣赏鲍德里亚深刻思想无可辩驳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他的思想还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严重的误读和颠覆。一方面他把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概念,从使用价值、需要、交换价值到商品拜物教等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层面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已经过时,不再具有科学性,所有的概念必须放在符号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命题。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还犯了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某些理论泛化的错误。他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成立的使用价值范畴泛化为全部人类历史的概念,同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泛化为对整部人类史的批判。“只有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能够分析当下的统治方式(mode de domination)如何能够重新获得、整合、同时利用所有的那些生产方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所有‘之前的’、‘古代的’生产方式以及交换方式,在经济范围内,或者在经济范围之外;只有这种批判能够分析经济的统治模式的核心如何能够再发明(或者再生产)符号、等级、隔离以及区别的逻辑和策略;如何重述那些属人关系构成的封建逻辑,甚至那些礼物交换的逻辑以及交互性逻辑,或者竞争性交换的逻辑——以便能够同时既超越‘现代的’阶级的社会经济逻辑,又能够让其成为统治力量”[1]139。

再次,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颠覆。鲍德里亚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否认需要是生产的基础,而认为需要则是生产的结果。他认为生产不再仅仅是物质的生产,同时也是符号的生产。在这里我们想质问鲍德里亚先生,如果生产不是物质的生产,而是符号的生产,整个人类还能存活吗?人能靠符号生活吗?再者,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人的目的和他所看到的是具体的物质及其有用性而不是抽象的符号。

第四,在符号生产的理论基础上,鲍德里亚又否认文化的上层建筑性,而是认为文化本身也属于经济的范畴,是符号生产的结果“那些将文化(符号生产)特殊化,将其限制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的人们仍然是文化主义者,尽管他们并不自觉到这一点:他们作为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制造了同样的断裂,同时也非常任意地压缩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如果文化、消费以及符号都必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分析的话,那么并不能将它们放逐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外,而是要将它们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当中来。这就意味着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被马克思主义用以分析问题,并加以限定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边界必须要放弃”[1]130。在这里,鲍德里亚完全抹杀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

第五,鲍德里亚的能指拜物教理论的实质是异化理论。鲍理解认为,人们对实体的崇拜是主体对载体的崇拜,是一种异化。要反对拜物教,我们必须抛弃异化和物性。因此,从本质上看鲍德里亚是用异化来解释拜物教的。在这里鲍德里亚完全混淆了马克思的理论,用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来解释成熟时期的思想,这是很可笑的。

第六,鲍德里亚否定所有的价值,主张回到象征交换。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的论述上,他认为人类的理想状态应是象征交换,社会只要存在着价值,就存在交换,而只要有价值交换就存在利益的纷争,人在物的体系中也失去了其本质。因此,鲍德里亚主张必须砸碎价值体系回到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只有这样才能回到本真状态,才能称之为人。在这里我们看到,鲍德里亚是极其消极的,他否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主张历史开倒车,这是极其错误的。

总之,在鲍德里亚深刻理论分析的背后,是他对社会的无奈,在他看来不可能有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爆发,相反,社会在符号的差异性作用下已经不存在矛盾。“政治功效并不在于让原本充满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平等和平衡,而是让原本有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差异。社会矛盾的解药,不是平等化,而是区别分化。在编码层次上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或者说,革命每天都在发生,那就是‘模式的革命’,它们是非暴力的而且不影响其他”[2]64。因此,在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鲍德里亚看不到社会的希望与出路,导致他最后放弃了符号的批判。

参考文献

[1]Baudrillard J.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St.Louis,Mo.:Telos 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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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代理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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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国.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当代价值[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9(3)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3

关键词:人的本质;德国古典哲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075—02

人的问题历来是中外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人是什么”?何为“人的本质”?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理性即人性”的观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坚持原罪性恶论,认为人有原罪,人性就是欲望,欲望会把人引向罪恶,因而人性是邪恶的;近代的霍布斯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为了能够自我保存人对人像狼一样……这些传统的人性理论,各自从一定角度或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本文将要探讨的,是随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关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阐释,并对此二者作一比较。

一、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人本观”概述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在人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从二元论哲学出发,把人分为二重存在:人既是感性存在者,又是理性存在者,并力图把人的感性和理性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看做既属感性世界,又属理性世界的双重存在者。

在伦理学领域中,康德认为,人作为感性存在者,受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支配,没有自由,这并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在于理性。康德说:“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把人当作工具。”他所强调的人的理性自由和“人是目的”体现了他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但它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因此,这种“意志自由”又是以哲学理论的形式怯弱的表达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要求和愿望。

在康德之后,费希特哲学创立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学说,把“自我”、“自我意识”看作世界的本质,认为 “自我”是世界的创造者,在这种主观唯心的基础上,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思想自由,在抽象唯心的形式下,使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费希特所说的能动作用或行动,终究是停留在自我意识的范围之内的活动,没有什么实际效力。

谢林说过:“使人得到解放,脱离客观世界的恐怖,这是理性的一次大胆的冒险;这次冒险是不会失败的,因为人将随着认识他自己和自己的力量,而变得更加伟大。” [1]正是这次理性的冒险开始了理性脱离现实的进程。谢林对发挥理性的能动性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他在认识的主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认识的创造性。正是这种创造性,才能使人不仅区别于动物的某些本能的反映,而且使人能后借助于自己创造的手段日益深切地认识世界。

在宽广的理论基础上,黑格尔获得了丰厚的成果,黑格尔认为,“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 [2]。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精神,而精神是自由的。黑格尔首先强调人不同于和高于动物的本质,他指出:“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才有自由。” [3] 此外,实践观的萌芽已经潜藏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的产物,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中才表现出来。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在人的本质观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由于黑格尔把人类社会看作是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把人也看作自我意识,因此就把劳动看作抽象的精神劳动,所以他的人的本质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费尔巴哈, 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者,他站在自然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作了阐释,他所讲的“人的本质”始终是指人作为自然生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就是“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为了维持生存,除了呼吸空气,还要靠把“我们所喝和所吃的东西”,“变为血和肉,把它的本质变为我们的本质。”他说:“我所吃所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 [4] 这等于说,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自然条件就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的本质庸俗化了。

费尔巴哈另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认为人的本质必须从人与人的关系或交往中才能理解。他说:“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 [4],这种说法并不是把人的社会性看作人的本质,它只是说,现实存在的人,就是以感性为本质的人,而感性作为人的本质,具体表现在“我”和“你”的两性关系上即情欲,只有情欲才是人的感性存在的标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人的问题上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把感性的人和自然界作为最真实的存在,从而反对了宗教对人的歪曲——把人说成是超自然的产物。但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完全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从发现人的真实的社会本质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超出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论所达到的水平。

总之,不论是德国古典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究其实质来说,都是不彻底的,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上述关于人的本质的种种合理的因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决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二、马克思的“人本”观概述

马克思直接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研究的合理因素,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来考察人,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真正完整的科学规定。

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为基础和中介来阐明“人的本质”,他说:“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的互相结合起来,因这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的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5],人们在劳动实践中,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形成并日益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本质。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通过劳动使类人猿的机体、四肢、大脑逐渐变为人的机体、四肢、大脑,使动物水平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自然属性;通过劳动,人们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丰富多样的人际交往,使动物的群体性提升到人的社会性;通过劳动,在分工与合作中产生了语言符号和文化,这就为意识进化提供了有力的助推器,从而使动物处于萌芽水平的智能跃进到人的意识和思维,不仅如此,劳动还把人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把人同劳动的对象分开,通过劳动活动及其产品使人直观自身,确立自我。

人正是通过劳动及其产品,实现着和体验到自己的本质。由此出发,马克思得出了人具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现实的具体的人,其本质并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6],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能规定人的本质,因为自然属性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极其条件的制约,只有社会属性才能成为人的本质基础,因为只有生产劳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才能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进而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的各阶级或阶层的人区别开来。

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要认识人的本质,首先要从社会关系上把握它,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社会联系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越发展,人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方面也将越丰富。马克思认为,不是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单独规定人的本质,而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着人的本质。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一种关系,把它奉为绝对,脱离开它由之产生的物质基础或制约和决定它的其它方面的关系,并把它说成人的本质的唯一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地掌握一个人。人的本质虽然是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规定的,但不能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简单综合,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因此,在考察人的本质时,要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中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都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而不断变化发展,因而人的本质在具体表现形态上总是呈现历史的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就个体,还是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也只有这样才会有人的真正的发展即人的本质的日益全面和丰富。

三、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的“人本”观

综上,比较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我们可以看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在“人的本质”这一方面的积极成果,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是以唯理主义为特征的,他们是以提高理性从而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来肯定人的主体性的,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理性;二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借鉴的方面。但是,他们的理论又都不同程度的带有局限性,就其研究方法或着眼点而言,都是从单个人的抽象性出发,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历史环境,以人的某种或某些特有属性来规定人的本质,而不是辨证的历史的透视人的本质的多维内涵。

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环境中动态地考察人的本质,因而所总结出的关于现实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著名论断,是一个彻底、完整而又严密的科学规定,不仅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划清了界限,同时也实现了人的本质观上的重大变革,为我们在当今社会中进一步认识和探讨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谢林.论自我是哲学的根本[G]//先验唯心论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4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分配,分配决定论,革命意义

1843年10月，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形成了，“导言”是它的开头部分。在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于1859年整理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因此，人们称成书之前写的这个“导言”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思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从而阐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点。在此，从《导言》中所阐述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入手，分析这一领域内，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一、三位一体分配论

在《导言》中，马克思阐述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批判了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和分配决定论，戳穿了这种分配理论的虚伪性。

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认为，地租是土地的产物，工资是劳动的产物，利润和利息是资本的产物，把土地、劳动和资本既看做是生产要素又看做是收入源泉。这种分配理论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有分配理论的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对此做过详尽的阐述，他认为：“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1]240

亚当·斯密对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的详尽解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学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每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种理论，并将它继续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维克塞尔声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本身意味着一项“彻底革命的纲领……工人和生产资料是分别独立的要素，但全部处于同等地位中……不论是一个地主用工资雇用工人，还是工人用地租租赁土地，工资和地租的水平总归是一样的。”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克拉克则提出了“最后生产率规律，即：将劳动创造的给予工人，将资本创造的给予资本家，将协调作用创造的给予企业家”。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始终没有能够突破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华丽的外表而研究其本质，没有能够指出这种理论的虚伪性之所在。

马克思戳穿了这种理论的虚伪，认为这种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他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2]13

换句话说，马克思从根本上指出三位一体的分配结构并不是一般的、自然的规定，也不是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它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决定的，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要素，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才变成资本、大地产和雇佣劳动。而资本家则凭借手中掌握的生产要素，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获取利润。

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持的分配理论的批驳，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而且通过对分配决定论的批判，澄清了生产和分配之间的本质关系。

二、生产决定分配论

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每年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1]49大卫·李嘉图在说了同样一段话后断言：“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3]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就是认为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2]13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分配先于生产并决定生产的错误理论，阐述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

马克思认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2]13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生产结构决定的，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劳动者就不可能被分配为雇佣工人。所以，不是分配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分配。分配表现为生产产品的分配。在产品分配之前，先有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2]1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生产条件的分配，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2]14。

马克思认为，参与生产的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依据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相应地取得地租、利润和工资。所以，分配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结构。

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结构本身是如何决定和变化的。他认为：“生产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14

马克思批判了分配决定论，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所在。理论联系实践，阐明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客观原理。

三、伟大的革命意义

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思想体系、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具有革命意义。

英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是一位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是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她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了狭隘的曲解。她认为：“马克思依据他自己的历史哲学，重新表述了李嘉图的分析。在一个集团之内，观点也有重大的分歧;相对斯密来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被同时代人认为是“新经济学”。而马克思则往往恶意地摒弃他的前辈的思想。但是这个集团的所有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思想体系，虽然他们的经济分析的方向和结论往往不同。”[4]

琼·罗宾逊没有考虑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思想完全不同，它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古典经济学派进行批判，是在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原有思想进行驳斥，具有政治经济学方面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资产阶级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力图证明分配决定生产，而分配则由社会意志决定，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只要社会公正、分配合理，生产就可以发展。马克思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结合严密的论证与大量的客观事实，证明了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形式取决于生产形式，生产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仅阐明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这一问题，而且也构建了完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所有内容里，还是只涉及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的内容中，马克思所论述的一般原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伟大变革，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一场革命，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

结语

从微观方面看，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具体体现了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过程，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含义。从宏观方面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马克思的另一部巨著《资本论》提供了思想体系和写作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打破了往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具体的转变过程值得深入研究，对我们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有巨大的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

[3]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

浅看马克思经济学 篇5

法经4班 涂雅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适应19世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有很多学说是在这种斗争中产生的，它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化商品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最深刻的揭露和卓越的研究。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6

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手稿的写作经过

本来，马克思在写完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手稿之后，打算紧接着把它整理出版。原定内容包括三章：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第三章资本。后来马克思从政治上考虑，认为“真正的战斗正是从第三章开始，我认为，一开始就使人感到害怕是不明智的”。所以决定先把前两章整理出版，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然后再把第三章写成第二分册。一八五九年一月第一分册由敦克尔出版社出版。

然而，在这个时期里革命形势大为发展，马克思忙碌不堪。他本人贫病交迫，而敌人又不时对他和工人运动加以攻击污蔑。正当他要着手写作第二分册的时候，被路易·波拿巴出钱收买的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福格特跳了出来，写书肆意攻击马克思及其战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把他们描绘成同警察有秘密联系的阴谋者，甚至说马克思勒索、告密革命者，印制假钞票等等。这显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攻击，而是企图使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信誉扫地。马克思在这样的原则问题面前，不得已只好暂时放下经济学的研究，在一八六○年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写成了《福格特先生》这一著名的论战著作，彻底揭露了福格特的嘴脸。

直到一八六一年夏天，马克思才得到了写作这个第二分册的机会。这时，马克思先写了一个《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主要是把一八五七一一一八五八年手稿按照专题作了初步归纳，接着又写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后者显然是为写作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手稿作准备的提纲。从一八六一年八月到一八六三年七月，马克思写成了二十三个笔记本的手稿，折合中文约一百四十万字。这就是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经济学手稿，通常被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二稿。

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八六一年八月至一八六二年初，写成了手稿的第I—V笔记本，内容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前半部大体上一致。第V笔记本还没有写完，刚刚写到机器生产，马克思就转入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即转入了第二写作阶段。马克思从一八六二年初直到年底，把理论史的内容写在第VI—XV笔记本中。按照马克思的提纲，这部分本应在第四部分“其他问题”项下来写，但现在马克思把这部分的写作提前了。这可能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要完成经济理论的研究，就必须弄清价值和剩余价值范畴是如何在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即利润、地租等问题。而只有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才能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手稿写作的第三个阶段大约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至一八六三年一月，马克思在写完理论史之后，继续写成了第XVI－XVⅢ笔记本手稿，内容主要是“资本和利润”，这可以说是《资本论》第三卷内容的最初概述。到这时候，马克思本打算结束这部手稿。例如，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即第二分册——引者)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

就在这时，马克思考虑到原来第V笔记本中的机器生产问题还没有论述完，他又回过头来接着研究机器生产问题，从这时起，手稿的写作可以说进入第四阶段。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课……。”在此基础上，从一八六三年一月底起，马克思写完了第XIX和XX两个笔记本。这些手稿是关于机器生产问题的重要补充。紧接下去，马克思又写了第XXI－XXⅢ笔记本，内容主要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问题；原始积累问题；再生产问题和货币回流问题等。这些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后半部和第二卷的一部分内容。直到一八六三年七月，这部手稿终于全部写完。上述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写的这些手稿，除第XIX和XX本收入《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以外，其余的均收入《马恩全集》第四十八卷。换句话说，第四十八卷包括的内容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后半部分、第二卷的再生产以及第三卷的前半部分的初步草稿。

在批判中制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

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手稿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制定出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等等。如果说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手稿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那么这部手稿则把这个理论发展成为严整而完备的体系，阐明了剩余价值范畴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各种表现形式，也可以说完成了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

平均利润问题是资产阶级古典学派李嘉图的理论碰壁的关键之一。李嘉图曾坚持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是对的。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个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周转时间不同，各自推动的劳动量不同，可是等量资本却能得到相等的利润，这是什么原因呢？从表面看来，这是同劳动价值理论相矛盾的。李嘉图没有能科学地解释这个问题，这成了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讲清楚了从剩余价值范畴过渡到平均利润的各个中间环节。马克思指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由于两种竞争的作用造成的。一方面，同一部门内部各个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使这一部门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这个部门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确立这个部门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各个部门之间由于市场价值不同，利润率有高有低，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入利润率高的部门。这样竞争的结果，使得不同部门之间形成同一的平均利润率。这时，各个资本不论使用多少劳动，都按照统一的平均利润率取得利润，这种利润是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的形成，表明资本家阶级把他们共同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拿来在自己中间重新分配。而平均利润加到生产成本上，就形成生产价格。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不再是围绕着价值波动，而是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阐明了平均利润不但和剩余价值并不矛盾，而且是剩余价值的必然发展，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批判中制定地租理论和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制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是同批判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相联系的。李嘉图承认级差地租存在，但否认绝对地租。这是他的价值理论的错误造成的结果。另外，李嘉图虽然承认级差地租，但他把级差地租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联系起来，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批判了李嘉图的错误，比别处更充分地论证了绝对地租理论。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理论是阐明绝对地租的前提。农业中资本的有机构成比工业中低，因此农业中商品的价值高于社会的生产价格，由此在农业中形成超额利润。由于存在着土地私有权，这部分超额利润不能象工业中那样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而是落入土地所有者的腰包。这就形成了绝对地租。而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直接等同起来，当然不能找到绝对地租。绝对地租理论的阐明揭露了土地私有制的寄生性，论证了土地国有化的进步意义。另外，在级差地租理论方面，马克思阐明级差地租来源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的肥力各不相同。由于农业中的市场价值由坏地上的产品价值决定，好地上的产品的较高利润就形成级差地租。马克思批判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认为土地的生产率不是越来越下降，相反，每次追加投资通常都伴随有土地质量的改善，从而提高土地肥力。因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比别处更详尽地专门论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研究这个问题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等人。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分析斯密等人的理论中制定自己的生产劳动理论的。马克思首先认为，生产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总要联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考察。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下，生产劳动就是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换句话说就是直接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则是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这种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而是收入的单纯消耗。除了这个主要定义之外，马克思还有一个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即认为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在这部手稿中，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把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中有重要意义。人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并有不同看法。在我国，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下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凡是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按照这种意见，不仅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而且服务部门、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劳动，都应算作生产劳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主义下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这种劳动才创造国民收入。而服务、教育卫生等部门不创造国民收入，只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因而不能算作生产劳动。另外还有介于这两种意见之间的第三种主张。

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一种论述

关于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般理解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坏。而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却从另外的角度作了论述。马克思写道：“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因为整个物质财富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他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机体中存在的和具有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与实现劳动能力的一切物的条件，即同它本身的现实性完全分离了，失去了这些条件而独立的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38页)马克思还说：“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物的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因此，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同上，第39页)至少从这些论述可以知道，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绝对贫困是指工人首先丧失生产资料，从而丧失生活资料，而不是象通常所理解的工人生活水平越来越坏。

关于再生产、个人所有制和其他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再生产过程时抽象掉了很多因素，是单纯就两个生产部类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的。而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再生产过程时却联系了一些方面，因而给我们以启发。首先，马克思论述了再生产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提醒人们注意流通在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一个生产部门并不是单纯生产出产品就能进行再生产，它还必须把这些产品卖出去才能进行再生产。其次，马克思强调指出，要进行再生产，除了资本这种物化劳动的积累以外，还必须有“工人个人技能的不断积累，其方式是把已获得的技能传授给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工人”，“科学就其被应用于生产的物质过程来说，其积累也与这里的问题有关。这种积累就是规模不断扩大的不断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第154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想很好地进行再生产，不仅要积累资金，还必须积累技能，掌握科学，特别是青年一代更是如此。不然也是搞不好再生产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最后，马克思有一段著名论述。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运用否定的否定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会造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即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那么，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指什么呢？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但最近也有人认为应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还有人认为是指社会主义下的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这部手稿新发表的部分却能给我们以新的启发。马克思有一段话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所有权已经在事实上分离了，“所有制和劳动的这种分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必要过渡阶段……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第21页)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应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换句话说，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公有制。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机器生产的部分，特别对我们祖先的三大发明所起的推动历史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一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巨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427页)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7

一、马克思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对分配理论的一般论述,又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性质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构想。

1. 分配关系的决定因素

生产关系对分配关系具有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思想。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说分配的性质是由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且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并随着经济关系性质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了分配的性质。不过,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即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马克思还认为分配首先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分配即生产要素的分配,这种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结果。

2.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既是生产理论,又是有关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即资本家阶级之间如何瓜分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如何得到劳动力价值的理论。马克思收入分配论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收入分配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因此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只有劳动而且是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机器等物化劳动只转移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不创造价值。

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比其本身价值更大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可分解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再生产这一劳动力所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工人得到的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被进一步分解为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利润和地租的形式付予资本和地产的所有者。因此,工资、利润、地租等是收入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分配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3. 利润与工资之间的比例分割问题

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而实现的收入(工资)用于购买消费资料,资本家由于占有资本而获得的收入(利润)则用来添置新的生产资料。因此,收入转化为利润的比例越大,资本积累的速度就越快,即收入分配的先行决定成为了资本积累率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率就取决于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割比例。马克思认为,这种分割比例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工资决定过程的分析就成了马克思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出发点。当劳动力商品在市场上成交之后,工人所得的分配收入(工资)从绝对量上就已经确定了,但这个量在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却还没有确定。这种相对份额的确定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对抗决定着超过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价值所需的劳动量(必要劳动)以上的劳动时间长度(剩余劳动)。剩余劳动量的大小在决定资本家在总产品中获取的分配数量的同时,也决定了工人和资本家在总产品中分配的相对份额。这一理论充分揭示了生产方式对分配方式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在商品交换平等权力背后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对抗,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如何分配,而在于如何生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分配理论与生产理论是统一的。

4. 对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构想

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分配的性质及其内容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分配原则的构想。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实现“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基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的基础,所有社会成员都可平等享用社会的生产条件,劳动者共同占有社会劳动成果,以劳动为尺度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实行按劳分配。

二、新古典的分配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以资源有效配置为基础,沿袭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规律的思路,进而发展了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分配方式,要素的所有者根据市场信号提供资源,要素的使用者要向要素的所有者支付费用,其价格由供求双方在市场上决定。

由此可见,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是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将分配问题完全转化为要素的定价问题。它强调投入与产出、工资与利润的比例。通常,新古典分配理论可概括为微观分配上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宏观分配上的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

1. 微观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都创造了效用和价值,都是价值的源泉,因此,各种生产要素都应得到他们相应的收入。新古典的边际分配理论源于它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各个生产要素所得的收入量是由它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等量的边际资本带来等量的边际资本收益,等量的边际劳动带来等量的边际劳动收益。

根据欧拉定理,如果生产函数Y=f(L,K)为一次齐次函数,则P*Y=P*(鄣L鄣f)*L+P*(鄣K鄣f)*K=P*MPL*L+P*MPK*K(其中,Y为总产出,P为产品价格,L为劳动,K为资本,MPL为劳动的边际产量,MPK为资本的边际产量)。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等于要素价格与要素数量的乘积。由上式可知,P*MPL*L为劳动要素的收入,P*MPK*K为资本要素的收入,P*MPL就是劳动要素的价格,P*MPK为资本要素的价格,劳动和资本分别按照其边际生产力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产品完全被耗尽。边际生产力一方面是对要素贡献度的度量,即增加或减少一单位要素所引起的产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它又成为要素定价的基础,即要素价格由其边际生产力来决定。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实质上就是按生产要素价格分配。

2. 总量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例

随着工业程度的提高,各行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劳动和资本间的替代在宏观上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以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建立了总量生产函数,用来描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著名的总量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为Y=ALαKβ,其中α为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即α=Y鄣Y/L鄣L,β=K鄣Y/KL鄣K。从分配角度来看,α、β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由此可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化会引起要素成本或价格的变化,这将导致劳动与资本之间出现相互替代,从而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进而影响收入分配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份额。

三、两种分配理论体系的比较

由上述对马克思和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分配理论虽然都论述了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形式,但在研究视角、价值基础、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

1. 研究视角不同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着重研究为什么这样分配;而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属于一种市场现象,本身没有社会属性,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着重研究怎样分配,研究具体的分配方式。马克思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剥削程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导致分配关系被扭曲,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应当被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将收入分配理论转化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研究居民提供生产要素后所得到收入,其理论核心是研究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确定,研究的重点也相应地转向了具体政策。由此可见,马克思分配理论研究的是分配的本质,新古典分配理论研究的是分配的现象,二者的研究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2. 价值理论基础不同

收入分配理论是价值理论的逻辑延伸,一定的收入分配理论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价值理论标准。价值创造虽然不是价值分配的直接依据,但它作为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制约着收入分配方式和水平。尽管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和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都试图以价值源泉为根据,说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但两者的价值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论和按劳分配论,指明了收入的内涵和来源,解决了分配的内核。新古典分配理论的价值基础是效用价值论,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的物质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了效用和价值,因此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该得到收入,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利润和地租,这一理论在其框架内论证了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两种价值理论最大的分歧体现在对资本索取剩余价值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3. 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以再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即从具体的经济现象出发去探求分配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从而把握分配的“内在规律”,再从抽象到具体,即在分配理论一般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生产关系下分配方式的不同表现形式。马克思的这种从现象到本质,以本质说明现象,从而揭示规律的研究方法与新古典完全不同的。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完全从技术关系出发,注重实证和定量分析,运用数学模型单纯从数量关系、价格关系来解释生产要素的定价,进而解释收入分配问题。

4. 研究目的不同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剥削程度,因此其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从根本上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服务的。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存在为前提,关注的是生产要素的技术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5. 研究重点不同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新古典收入分配体现了人与物的关系。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认为生产关系(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配的性质,而资源配置方式(生产要素的分配形式)决定了分配的方式。马克思收入分配关注的是前者,新古典收入分配关注的是后者,二者通过资源配置方式联系起来。

四、结束语

现阶段,我国尽管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非单一性国情,决定了我国无法实施马克思所设想的绝对的按劳分配。在分配制度上,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初级阶段则表明生产资料并非完全公有,多样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分配方式多样化,即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产品的分配。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了分配的性质。不过马克思还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分配,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结果。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同样可以在马克思的宏大理论体系中找到理论来源———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分配,即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结果。因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对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坚持和灵活运用而非背离。

通过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理论,只有坚持用它来指导制定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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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8

一、直接原因：信用对危机强烈集中爆发的促进和强化作用

第一，信用过度扩张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促进和强化作用。马克思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运动，是虚拟经济。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严重脱离而导致的信用过剩对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促进和强化作用。从美国经济的本质来看，本身是一种实际需求不足的经济。为了解决实际需求不足，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设计了一个天真的想法：实际需求的不足通过资本主义信用体系额外增加的“虚假需求”来弥补。

市场需求有两种，一种是实际需求，一种是虚假需求。实际需求是由人们当前的实际收入所决定的实实在在的购买力，购买决策是消费者考虑到其实际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后才做出的，是保证市场发展的可持续性因素；“虚假需求”是不以当前的实际收入为基础，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所考虑的不是其当前的收入和实际支付能力，而是在当前实际收入以外通过种种“创新”活动，使本来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人感到有支付能力，从而在金融市场上产生足够的“虚假”市场需求。对于当代市场经济而言，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具有主导意义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在实践中，美国经济就是在扩大“虚假需求”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美国政府常常默认、鼓励、纵容社会创造虚假需求以弥补实际需求的不足。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致于不少经济学家都断言，“经济周期已经消失”。其实，这种“虚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矛盾，使矛盾的显化被推迟，尖锐化也在不断加深。矛盾积累越久，一旦爆发就会使危机越强烈。

在美国，制造“虚假需求”的信用形式很多，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赊购赊销和分期付款的商业信用，这也是制造虚假需求的初级形式，因为它在实际购买力之外透支了消费者的未来收入，形成了以当前并不存在的收入为基础的市场需求。例如1929—1930年危机前大量使用的分期付款。这类金融产品并不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只能在短期内刺激社会需求，造成繁荣的虚假性，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矛盾。第二类是银行信用，这是比商业信用更现代、更简便、规模也更大的信用形式。最初只是调剂不同企业的资金余缺，并不会产生超过实际收入即真实支付能力的虚假需求，只是“利差激励”会促使银行放贷越多越好，加上“货币乘数”作用，结果是超出实际需求的虚假需求产生。例如次级抵押货款。第三类是“金融创新”，这是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而创造的产品，例如与次贷资产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这类产品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将经济矛盾在系统内部转移。另外，复杂难懂的产品规则使普通民众甚至监管层也难以看出产品中隐藏的问题。金融衍生产品不管形式如何，其本质的功能是制造对实体经济的虚假需求。因此，供给和需求的经济矛盾被掩盖起来，生产变得更缺乏理性和计划性。而且，这类产品通过不断再出售，会将风险和矛盾在更大范围内扩散。

当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矛盾尖锐化时，试图缓解和掩盖该矛盾的金融产品必然首先出现问题，由此引起金融紧张和危机。无论是哪一类金融产品，都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将矛盾掩盖、推迟甚至扩大。随着矛盾不断地积累和加深，一旦激化爆发，危机就表现得更为强烈。

另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与经济的全球化也推迟和加深了矛盾的转化和扩散，使得危机爆发更加集中和剧烈。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与经济危机关系认识的科学性。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 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 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 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量变转变为质变，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二、内在原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第一，美国有效需求过度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古典危机的原因有明显的不同。1929年的大危机，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盘。而当前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过度，虚假需求“弥补”真实需求的不足。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违约率不断上升，最后造成信用崩溃。金融危机都是虚假需求造成的。长期的“金融创新”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和经济泡沫，使经济的虚拟化达到了超高水平，泡沫日积月累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陷入周期性的“试图饶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金融业为了自身的利润进行“金融创新”竞争，生产了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客观上加速了经济整体的虚拟化过程。美国金融资产总值占GDP的比重，1985年就达到205%，11年后的1996年达到377.7%。2006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则更是其GDP的6倍。空心化没有给美国经济提供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而是置身于巨大的经济泡沫之上，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经济信用最低端的客户无法正常支付按揭贷款，次贷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的问题就引发了一连串的反映，酿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第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次印证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就发生在再生产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上。在经济高涨阶段，随着信用的扩张，借贷资本远远超出现实资本，经济一片繁荣；这个时候，消费的限制总是要无情地出现，有些商品开始过剩，但在信用制度下，因为再生产的链条被拖得很长，生产对消费的反应是迟钝的，信用仍然继续保持正常的支付, 部分商品过剩的信息被掩盖了，生产规模继续扩大，商品过剩情况严重起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被逐渐激化，一种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最后引发新一轮的危机。当再生产周期进行到危机阶段时，大部分企业因经济环境的恶化而纷纷停产或倒闭，最终导致商品难以出售，资本不能回流，很多货币资本沉淀在商品生产阶段，进而形成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极度收缩，货币支付链条断裂，某些银行信用机构因此而倒闭，并由此引发金融危机。

三、制度原因：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第一，按照马克思经济危机发生的逻辑，此次危机，表象上是银行将贷款发放给了信用不佳、还贷能力差的借款人，导致违约率不断上升，而实质却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透视近年美国经济，可以发现如下事实，“9·11”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这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就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如果逆向推理就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爆发←违约率上升←透支消费←生产过剩←消费能力不足←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正契合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因此，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与古典的经济危机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并未改变，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9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本质的论述

马克思以实践的目光去看待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 因而这是后来形成的以改变世界为主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劳动或实践出发, 研究了人的本质问题。

(一) 劳动或实践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

说:人是“类存在物”, “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 即将人视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的类, 由此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出来, 从人类的整体即“类”的角度去把握人, 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找和论证人的本质。那么, 人是怎样的“类存在物”呢?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类存在物, 其类特性就在于这种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是指人具有自我意识, 即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有意识;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的自然延伸, 人因有意识而能够把他自己的生活看作他的对象, 可以自觉地调整他的生活, 因而这种生命活动是自由的。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劳动的本来意义是人的“生命活动”, 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就是说:劳动是人的类特性, 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劳动中看到了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把人的本质与劳动明确地联系起来, 并指出人的这种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本质的不同。人通过劳动产生了意识,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劳动过程。同时, 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即改造无机界, 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反复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的类存在物”。因此, 人之所以为人, 首先在于人的劳动性, 作为人类的人的存在和本质是由劳动决定的。

(二) 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对象化。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生活表现为生产, 或者说生产成为人的类生活的本质, 那么生产又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呢?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生产也就是劳动, 这应当是无疑义的。劳动的现实化指的是劳动借以表现或实现的形式, 这一形式就是 (劳动的) 对象化。马克思说道:“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 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此, 马克思以劳动的产品来反证劳动活动, 而劳动产品显然是劳动对自然物体加工的结果, 这就建立起了劳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 劳动的人将自己自由而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的本质通过劳动凝结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物体上, 使自然物体按照人的愿望而成为人的产品。这样, 一方面劳动产品凝结了人的自由而有意识活动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人也获得了自然物体何以成为人的劳动产品的性质和规律。这就是生产、劳动或实践的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 这种对象化活动对劳动的人有着双重的意义, 即人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创造着劳动产品, 又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获取对外界的认识。就前一方面而言, 人改变着外部世界;就后一方面而言, 人发展着自身的能力。由此可知, 如果说生产、劳动和实践是人的本质, 那么生产、劳动和实践的实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类本质论述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 劳动是人的本质, 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劳动是异化劳动, 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像费尔巴哈一样也假定人有固定的本质, 承认一个理想化的“人的本质”, 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并由此出发用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去说明社会历史。尽管当时马克思提出问题的着眼点是具体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的人, 但是作为他的理论出发点的异化主体, 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它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 马克思虽然把劳动当作人的本质, 但被当作人的本质的劳动并不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劳动, 而是抽象地理解劳动, 是劳动本身。

其次, 在《手稿》中, 马克思所说的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 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 更不是指奴隶和农奴, 而是指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 因而最终获得了一种理想社会关系的人。

最后, 马克思还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扬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 把社会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 即社会历史沿着“人—非人—人”的轨迹而演进的过程, 马克思的这个描述显然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类本质论述的理论价值

以往人们过分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 把它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内容, 而忽视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 甚至把关于类本质的理论当作不成熟的思想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对立起来而加以否定。其实, 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内容, 这一理论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劳动去揭示人的

类本质及其特点, 体现了一种把握人的本性的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诞生。欧洲哲学史上, 历来有人道主义的传统, 在许多哲学家那里都表现出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 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绝对精神”, 把人看作抽象的精神性存在。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 力图把人看作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 看作是类存在, 但是他却把人的类本质看作是友谊、爱情、意志和心。在自然性上是具体的, 在社会性上仍然是抽象的。尽管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不同, 但如果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来说,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倒是一致的:都是思维与存在二元立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是用劳动来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他认为, 劳动生活是人的类生活、类特征, 正是由于劳动, 人成为现实的存在物, 成为自由的、普遍的、社会的和实践的类存在物。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历史本质的运动和现实社会历史的运动。

(二) 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 为理解

人的真实生成本源以及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基础, 特别是把握人的两重性本质, 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认为, 人的本质的根源不在某种绝对的精神存在, 也不在外部自然界, 而是存在于人自身, 人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的真实的生成本源。实践、生产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类生活, 生产活动的历史发展正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真实基础。所以, 无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还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运动的认识, 都应该紧紧地抓住人的现实实践活动, 在此基础上, 才能真正把握。

(三) 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 也为理

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关系, 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人的类本质理论, 人与自然既非两极对立的关系, 也非直接同一的关系, 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 既否定自然, 又重新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关系。人的诞生, 是以自然为基础的, 但又是以超越自然的限制、否定自然的界限为条件的。否则, 不突破自然的界限, 人也无法从自然界提升为人。不仅人在历史中生成, 自然界也在历史中生成,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是与纯粹客观的自然对象的关系, 而是与自己所生产和创造的自然对象之间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 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 这就是实践的思维方式。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探讨人的生命活动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本质入手, 揭示了这种活动所表现的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由此将实践确定为人的本质特征, 虽然此篇文章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却是实现伟大哲学变革打造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本质思想

参考文献

[1]谢丽娜.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26.6.

[2]曹国圣.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本质思想的再认识[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5.4.21.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10

一、把技术置于工业活动中的技术观

技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在早期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艺, 是劳动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能。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技术主要表现为依据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 运用一定的材料、手段和方法, 对物质、能量、信息进行变换和加工, 以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实践活动。技术主要包括劳动手段、劳动者的技能以及工艺和方法。马克思关于技术的哲学认识和理解, 通过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的理解和揭示过程中阐发出来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几乎没有使用过“技术”这个词, 但这并不等于他没有技术观的思想。事实上, 技术 (马克思常常使用工业或机器这个词) 是马克思分析问题和揭示对象本质的切入口, 是一件最得心应手的批判武器。

在《手稿》中, 马克思已经把技术同工业的本质紧密联系起来。其思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 工业活动主要体现为技术活动, 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在《手稿》中, 马克思第一次确立了技术即工业的本质的思想。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 也就是工业, 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在马克思看来, 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技术或工业就是劳动, 是全部人的活动。由于在当时私有财产的异化范围里活动的人, 同自己创造的对象相异化, 所以, 在工业中他们看不到人性, 看不到自己的本质, 而只能看到它的非人性。这样, 人对于对象, 对于技术和自然科学, 就至多只能看作有“效用”的东西。因此, 人就只能把宗教、政治、文艺等活动当作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但是实际上, “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 也就是工业, 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所以, 虽然可以把技术即工业只当作人类普遍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从根本上说, 更应该把上述那些抽象的普遍的活动, 看作是劳动、工业、异化活动的一个特殊部分和表现。“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 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 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P127所以, 马克思认为, 必须研究劳动、生产、工业和它的历史, 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力量。尽管它是在异化中发展起来的, 毕竟它是人的本质的最现实、最易感知的成果。因此, 技术的本质即工业能够在人的劳动活动或人的本质的意义上得到界定, 技术的首要性也就可以理解了。这里, 就隐含着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第二, 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没有仅仅从人与自然界的直接统一来直观地把人认作自然界的一部分, 而是以人的劳动、人的社会生产为中介, 阐述了人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而人的劳动活动最基本表现就是技术活动。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的显现或自我确证, 又是通过“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 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而实现的。这种改造、创造, 就是劳动, 就是人的生产活动, 也就是技术活动。自然界通过劳动这个中介与人类联结在一起, 自然界是人的劳动的基础, 人离不开自然界;人通过劳动创造着自然界, 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在资本主义时代, 人类劳动已经获得了社会化的大工业的形式。人类通过工业在创造和生产着自然界。所以, 马克思认为, “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 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 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 那么,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 也就可以理解了。”[1]P128在这里, 马克思把技术即工业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 把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看作只有在技术的或工业的劳动活动进程中才能得到表现。接下来马克思更加肯定技术活动即工业的这种地位, 认为“在人类历史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 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 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P128

第三, 技术活动的价值意义在于二重性。马克思对技术活动的价值意义的丰富性的理解, 被其劳动异化理论中人被奴役的思想所掩盖。其实, 马克思首先是从正面高度评价和肯定技术或工业及其活动的根本性意义。马克思的著名的需要理论, 就是对技术价值的正面的肯定。技术活动确实带来了产品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等问题, 但这些问题的解决, 仍然在技术自身的进步中, 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必须依靠工业的进步和发展。技术的二重性可以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中得到说明。马克思指出,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 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 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 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劳动, 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 并使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 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P93这里, 马克思看到了技术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也更加说明了技术的二重性。

从上面可以看出, 一开始, 马克思关于技术的哲学理解就是对技术活动的本质的认识, 他特别关注技术活动与人的本质的关联性, 技术与人的社会化和人化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人的本质理解, 必须在人的社会劳动中, 在技术活动中。劳动或技术是理解社会、理解人、理解现实生活的基础。

二、从人类历史中来理解科学的科学观

马克思在《手稿》中也阐述了自己的科学观。他把科学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活动, 作为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 作为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的历史过程看待的。

第一, 社会的活动主要体现为科学。马克思指出, 因为“人”是社会的, 所以当他作为“人”而活动时, 必定是社会的活动。科学劳动者“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1]P122。他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所以, 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同时, 马克思认为“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 因而, 只有从自然界出发, 才是现实的科学。”[1]P128这说明, 科学一方面是一种精神生产, 即“感性意识”;另一方面, 又是具有生产形态的普遍性, 即“感性需要”, 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所以, 自然科学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活动即生产劳动, 从而产生人类对自然界规律性的认识的一门学科。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阶段, 自然科学就发展到真正具有科学形式的阶段。因为,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 改造人的生活, 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 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完成非人化。”[1]P128这里, 已经隐含着马克思后来一直坚持的科学是生产力的思想。作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可以通过工业实践转化为物质生产力, 进入并改造人类生活, 导致人的解放, 导致共产主义实现。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异化劳动的存在, 科学却又造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这样, 马克思就全面地阐明了科学在两个方面的社会作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第二, 科学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 就是人的创造能力、人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的劳动、生产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人通过劳动来“实际上创造一个对象世界, 改造无机的自然界”, 就是人的上述诸能力的“自我确证”。自然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精神生产的创造能力的确证。人通过自然科学从精神上“占有”自然界, 形成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科学所占有的自然界的许多部分, 并没有马上被人们用劳动实际地改变, 但是, 人类通过自然科学一旦认识它的本质, 便实现了精神上的占有。然后, 又可以通过工业, 通过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再实在地以物质上占有它。这里, 已经包含有“科学—技术—生产”的思想。人类正是通过生产活动和科学活动的结合, 逐步展开自己的本质力量, 使天然自然界成为人化自然界。可以说, 人类的科学史, 就是人的本质力量逐步展开、发展的历史。

第三, 自然科学必须与人文科学相统一。马克思的自然观是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自然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状态, 反对这种分离, 因为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向”。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但又离不开人。因为这个自然界通过人的劳动、通过工业而被人改造过的;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说“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1]P128。人文科学是以人、人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 但也离不开自然。因为人必须以自然界为对象, 如果离开了人的自然本性, 离开了人以自然界的改造的对象性活动, 人文科学就根本无法认识人和他的本质。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 “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 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 是同一个说法。”[1]P129所以,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P128因此, 必须把人的科学当作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 而自然科学也必须研究人本身, 只有这样, 才有真正的全面的科学, 它是在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科学。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 就是建立在这种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学说。现代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也证明了马克思当年预言的正确性。

三、评述

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代, 正是他“确立自己观点”的时代。《手稿》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考察理论问题时的经济观点和哲学观点的有机统一”[2]。马克思对科学技术观的阐述, 正是这种综合的成果。马克思从自然与人及人类社会相统一的历史发展中, 从与劳动以及异化劳动的联系之中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观;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历史活动与整个人类历史、生产发展、异化劳动, 与人的彻底解放联系起来。社会的、历史的、人的劳动, 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是马克思整个哲学的出发点, 也是他的科学技术观的出发点。尽管在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中, 许多思想和认识并没有得到展开, 但从人出发去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 从科学技术出发来理解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这个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原则, 却被确定下来。现在, 整个世界的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百多年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正好确证了马克思这种思想的科学性。因此, 马克思所坚持的科学技术观的基本原则, 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虽然《手稿》里所散发出来的科学技术观, 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第一次探索, 有其局限性。但是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的表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具有二重性;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相一致。同时, 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 马克思也认为, 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这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综上所述, 这部《手稿》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11

一、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论的超越与发展

（一）对黑格尔的“人的本质”的超越与发展

马克思在《手稿》里说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看到了对象化的活动对于确立人的本质的重要意义，“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人把自己的力量和本质对象化、外化，人创造了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黑格尔是在精神本体论的大前提下来考察劳动的，他的人之本质的劳动只限于精神活动。后来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从人与自然的统一出发，将劳动作为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本质的客体化”。在马克思看来，同一本质的事物是相通的,可以被中介所调和，而真正的极端如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则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

（二）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的超越与发展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一切本能的需要和才质之总和”。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物质实体（肉体），而灵魂、精神是肉体的属性，不能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但马克思拒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本能和生理特征。马克思指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排除了把人的机能和自然属性当作人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比费尔巴哈显然前进了一步。费尔巴哈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来分析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上述属性之总和；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则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于其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生产劳动，批驳了费尔巴哈的脱离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观点。

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本质”的规定

（一）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

马克思冲破人本主义的桎梏,明确提出实践性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性。他说,人能够“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是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可见，把“实践”看作人的本质,是马克思的成熟观点。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自我和自由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就是说,劳动是人的最基本的现实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作为人类的人的存在和本质是由劳动决定的。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特殊的物种，首先它是一个普遍的、自由的存在。人和动物的不同在于“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人的意识和意志获得了自我和自由，所以人能够有意识地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人的劳动性，作为人类的人的存在和本质是由劳动决定的，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对人的本质做出了最基本的科学规定,他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离不开“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本身并不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入手，系统整体地考察人的本质的复杂结构即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离不开同自然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一切现实的人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从自然关系转向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找人的本质，从而使哲学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关系中，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映现出人的本质。

（三）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明确指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生产劳动。人的需要本质上是自然物质长期进化的产物,是历史形成的，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的需要是与人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需要从根本上同人的社会存在相联系,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而人的需要的满足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即人的需要的对象化。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离开了人的需要,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社会关系都将不复存在。

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意义

（一）为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将人化自然与劳动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根据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人是一种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物,人能够通过劳动按照自己的目的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愈来愈成为“人化的自然界”。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生产力创造出来并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对象世界,它充分体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导地位,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只有通过社会调节,扬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都应非常重视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因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优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论断,为我们今天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起到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二）为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而劳动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强调人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关系,反对异化劳动造成的使人脱离社会、脱离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的类异化关系。“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在和谐社会里,每个人自由协调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和谐”作为社会状态,马克思在《手稿》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第一个活动”的论断,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三）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劳动实践，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劳动实践不是自由的，人的本质被异化，人就成了一个不完整的人了，被沦为“自然的奴隶”和受剥削者。人类对自己的本质进行全面的占有和享有，就是要进入“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即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1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1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103.

马克思古典经济学 篇12

1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1.1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在《手稿》中,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点就是人是由自然产生的, 自然界始终处于优先地位, 因为科学史证明了, 自然界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 在劳动过程中, “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因此人的肉体的生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能脱离自然界, 整个人类生活只有与自然界处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所以马克思把自然界称做人的“无机的身体”。不仅动物和植物还是人类都唯有靠自然界才能生活, 唯有以自然界为基础人类才能进行生活, 而人类和动物的区别是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但是人类依然脱离不了自然界, 依然要以自然界为基础。他认为人和动物从肉体方面来说都是靠自然生活, 而人比动物更具有普遍性, 因此人赖以生活自然界的范围就越广泛。

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他们和黑格尔的根本对立时明确指出, 唯物主义者认为, 自然界是本原的, “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 (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 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

1.2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统一

马克思的自然观并不是单独的、孤立的自然观, 而是与人类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马克思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 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对立与统一的新的认识理论。无论是从起源上看还是从存在方式上看, 人都是自然存在物, 都与自然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重要的是,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有着两个虽有联系但又很不相同的特性。首先, 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的, 能动的存在物, 这就是人的实践本质。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 获得了实践的本质力量, 它既是大自然长期演化的产物, 也是人与自然界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因而它是自然界赋予人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能动的, 即人在欲望的驱使下, 通过自身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去主动地作用和改变自然界。然后, 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 还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这里更多地说的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 这种依赖性是受动的, 它的活动要以正确地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从上可见, 马克思对人的特性作了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双重规定。马克思接着论述道:“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也就是说, 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 因而是类存在物。——因此, 正象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 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 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

另外, “自然界, 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在这里, 不同于前述的强调人与自然界的相同, 马克思开始了人与自然界的区分。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重要的是, 人是有人的特性的那一类自然存在物。人类是具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正是由于之一点才把自己和动物植物区别开来, 作为类存在物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改造无机界, 才真正的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证明自己与动物的区别。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 通过劳动对自然界进行自己生存生活所需要的全面的生产,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能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 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无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都是在人类的实践中生成与发展的。因此只有人类在正确的利用自然, 实践活动要以正确地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 人类和自然才能够和谐统一。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 将“自然— 人一社会”视作一个辩证发展的统一体, 是人类对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异化劳动及其异化的解决方案

由于私有制的存在, 人与自然的天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况。由于劳动的异化, 不仅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状况不存在而且越来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一方面, 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 肆惫地破坏自然资源;而另一方面, 大自然也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无情地报复着人类。马克思认为:“劳动应当是人的自由的和自觉的活动, 只有这样的劳动才是真正的人类的劳动。“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 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 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概念,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资本主义不仅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与剥削, 而且大肆破坏自然, 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此。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仅仅是由于产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就表现在进行自由和自觉的劳动。然而, 异化劳动, 却使人们丧失了劳动本身。因此, 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为这一切感觉的简单的异化即拥有感所代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获取财富、占有财富、享受财富甚至浪费财富成为衡量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 资本主义的生产把人的一切的需要压缩为对物的贪求, 不断的刺激资本主义扩大生产, 大肆消费, 大量废弃。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由此可见,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从根本上揭示了环境危机的实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解决。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 异化劳动才会消除,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恢复和谐的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私有制被消灭, 异化劳动产生的条件也随之被消除, 异化劳动的消除意味着人的类本质的实现, 即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

3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 “共产主义”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 相反,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全面复归, 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 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 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最后完成。

可见, “实践的人道主义”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这仍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双向理解, 是对纯粹的“自然中心主义”和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扬弃, 是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马克思把劳动主体与劳动对象即自然界 (包括自然物]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的实现称为“自然主义”的实现, 把劳动主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的实现称为“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 在共产主义阶段, 以上两个方面的间题都得到了克服以劳动为核心的人的本质的实现, 本身就意味着自然界与人都得到了解放自然界不再是人的异化的媒介, 而是成了人道主义实现的纽带, 人也不再是自然界异化的根源, 而成了自然主义实现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这种现实的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又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深刻地分析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而且也为我们指明了环境问题彻底解决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2]《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马恩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