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观

2024-06-15

马克思生态观(共12篇)

马克思生态观 篇1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 (1947年) 。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 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 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 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人被奴役之中, 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 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 首先, 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 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 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 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 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 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 今天危机的趋势己转移到消费领域, 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 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 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 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 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 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 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 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 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 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 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 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 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 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 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 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 即便投资, 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 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 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 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 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 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 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 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 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 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 而是在于意识形态, 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 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 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 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 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 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 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 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 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 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 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 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 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 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 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 环境恶性污染, 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畴, 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 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 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 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 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思想, 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 缺乏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 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 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 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危机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必须关注的内容之一。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思想, 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 缺乏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的措施。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

马克思生态观 篇2

(摘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陈力丹著)

1、习惯于从全球角度,特别是当时欧洲工业发达地区已达到的交往水平,衡量和估量所评价或论证的涉及新闻传播政策、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方面的问题。

由于超越了民族的或地方的狭隘性,因而评价具有历史的公正性,论证具有相当准确的宏观预见性。不仅论证角度,而且由于他们全面继承了前人已取得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果,在知识结构方面同样超越了民族和地方的偏见,其论证的深刻、眼光的敏锐至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为实现传播政策方面的近期斗争目标,在理论论证和报刊实践工作中,始终表现出斗争的执着性和不畏暴力威胁的勇气。他们的新闻观带有执着的、一以贯之的特点。

一定要以某年某月划界,区分青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或者以我们现在的思维习惯和用语(诸如“思想飞跃”)将他们的思想截然分为多个阶段,总有一种割断了思想脉络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发展,甚至是用词特征,都明显地显现出前后的连贯性。

3、在“党”的信息传播方面,通过坚决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来维护党的荣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一生都在与一切诽谤、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各种奇谈怪论和浅薄的胡说八道进行斗争,即使它来自党的领导人,甚至是领导机构的决议,也坚决予以批评和抵制。同时,他们主张给予论战对手对等的机会和篇幅发表意见。他们尊重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惯例,只以个人的名义发言,并认为自己的意见不应该约束党。

4、根据现代职业新闻传播的特点规范,论述新闻业务问题,赋予新闻学以丰富的哲理。

马克思生态观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我国生态问题;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当时工业生产对自然和社会的破坏已经出现,生态学已被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穷其一生都在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都在对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众多文献成果中没有关于生态观的专门论述,但在其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中都有所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内容有:

(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自然界对人类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它先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及其辩证运动是人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界不仅作为不依赖于人的对象而存在于人之外,而且还为人类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及其进行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场所。同时,自然界还是人类精神生产活动的源泉。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可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产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有了此番论述:“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来养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二)人类对自然界具有能动作用

在人与自然二者的关系中,人类不仅要依赖于自然界,而且对自然界具有能动作用。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可以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能够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使自身也得到改造和完善。人类产生后,作为主体的人积极地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交换,即满足了自身需要、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又改造和创造了自然。马克思曾说:“实际上,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身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人化自然”又称为“人化的自然”,是相对于天然的自然而言的,天然的自然则是指处于人的实践范围外的原生的自然界。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开展和持续深入,天然自然不断被纳入人的实践活动中,并成为了人化的自然。通过“人化自然”,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形成了一种“属人”关系,并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三)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联结中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物质变换”的概念,对“劳动”进行的定义是:一方面劳动是实现目的的对象化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同时又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由人的行为所中介、调整、控制人的对象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

(四)人与自然统一的最终归宿是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其活动对自然界具有反作用。人类在改造自然界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才能使自然向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避免遭到自然力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辨证统一的观点,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规律。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楼兰古国的消失,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大片森林变成荒芜不毛之地,就是最好的例证和警示。为此,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死的物质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着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

(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根源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亲眼目睹了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由此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痛苦。在经过深入的分析和深刻的思考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产阶级不惜牺牲一切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消耗,而没有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然界造成的种种损害。“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我国生态问题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站在时代的高度,为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提出了诸多有益启示:

(一)大力培育全民生态道德观念

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的生态观、发展观还停留在传统工业文明时代,他们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发展速度轻生态效益,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社会风气盛行。在这种不良价值观的驱使下,他们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打破生态平衡和牺牲子孙后代发展为代价,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因此,要引导人们树立环境价值观,使人们认识到不注重环境效益而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严重危害性,为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加强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缓解生态问题,是一项宏大的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加强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传统的政绩考核中,通常都是以GDP作为主要评价标准,从而造成了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不顾及环境、资源成本的错误发展理念和模式。因此,必须要坚持和完善“绿色GDP”的核算评价体系,把环境、资源、民生等纳入政府政绩的考核中,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奖惩制度,鼓励企业采用新工艺进行清洁生产、绿色生产,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和政策优惠;同时,要对不顾生态环境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进行严厉地惩治,对于生产中出现的污染和破坏现象,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绝不手软,以减少和杜绝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行为。

(三)建立健全生态法律法规体系

在当代的法治背景下,运用法律法规这些强制性手段来避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历来十分重视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截至2009年底,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等30多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是各法律部门中立法进程最快的领域之一。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仅有的这些法律法规是不够的,必须不断地根据时代的发展需求来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完善现有的生态法律法规体系,以使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真正走上法治化道路。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执法的监管力度,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的自然资源虽然总量大、种类多,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过去,受到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我国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而单位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多倍;在2004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4%,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31%的煤炭。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却是以巨大的资源能源消耗以及伴随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因此,我们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做到强化第一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能源、环境等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知识、技术和管理等的进步。

(五)依靠科技进步,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方面,近代工业文明“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相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加剧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这是生态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因此,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改造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积极成果的同时,常常又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尽管如此,科学技术仍然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要解决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依靠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要依靠科技进步,不断钻研和采用新工艺,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要通过科技革新,不断研究和发明新能源、新材料,减小传统能源资源的供应压力。

三、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增多,形势日益严峻。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下,增强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充分发挥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且要大力发挥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改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郭爱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D].南京理工大学,2010.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马克思生态观 篇4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在人与自然的观点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 就不是自然存在物, 就不能参加自然的生活”。这些观点都在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人离不开自然界, 离开自然界的人也将无法生存。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体现。

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中, “自然———人———社会”是一个不可割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 人面临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另外一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主义还含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 他们不仅强调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主要手段, 也同时指出社会关系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作用, 因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最高理想。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物质变化和新陈代谢理论分别从经济社会和生物学的角度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是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依据一定的关系, 主要指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发展, 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良性循环、全面发展的文化伦理形态。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下指导生态文明的建构, 这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并运用系统方法论视角来阐述生态文明的建构。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构建生态文明的启示:

一、建立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政治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我们要辩证地、全面地看待生态文明的构成要素。同时要结合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也就是把生态文明的构成要素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 划分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政治三个部分来建立生态文明体系。这三者关系中, 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是生态观的具体体现, 而生态政治是实现二者的制度保障。这里, 生态农业主要指现代农业, 生态工业更多体现在循环经济中, 而生态治理是生态政治的核心表达。

生态农业是指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 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 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 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 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

生态工业以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为三要素建立类似的工业生态链, 并以低消耗、低污染、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为目标建立的现代工业。我们倡导发展以生态工业为主导的循环经济, 即要推行企业的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旧的工艺和设备彻底进行改造, 使之尽快地生长成为生态工业的组成部分。并对传统经济进行改革, 发展循环经济, 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由粗放式改为集约式。

生态政治主要体现在生态治理上, 生态治理是现代化善政在当代实践的新体现。它是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 多元参与、良性互动为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社会公正的政治治理。生态治理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 通过加强公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意识和责任, 提高对公共环境、资源的保护。

二、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 对矿物资源的开采量迅速增加, 资源储量的有限性与需求增量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首先是人类本身的和谐。因此对人口、环境、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两层较深地阐述:第一层是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 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层是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 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在正确处理人、环境、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理解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人类对自然有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不仅包括人对自然的权利, 也包括人对自然的义务。强调人应尊重自然规律, 并合理地利用自然规律。

在第二层关系中, 主要从人类本身的和谐入手, 正确处理好三者间的关系。首先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质和量上, 质是指不断增强人的文明素质, 有着现代化的生态理念;量是指人口的数量的控制, 主要是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和可持续性对人口数量的要求。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应着生态治理, 用多方协商、多元参与的方式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民主的原则, 分析问题的属性, 用可持续的政策引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最后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它表现在个人对公共利益的态度和个人对公正和效率的认识。对公共利益的态度要求以科学发展观进行指导, 应对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人、自然与社会相互协调的发展道路。

三、建立生态文明的道德价值体系

建立生态文明的道德价值体系, 首先需要培养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 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使科学认识自然、友善对待自然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种理念。然后将这种理念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使政府规划的生态文明蓝图变成一种现实。我们知道再好的政策, 需要人执行;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需要全人类的觉醒。

其次, 提倡绿色消费生活方式。所谓绿色消费是一种绿色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 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 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 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 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种消费行为。它要求我们:第一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这既是对人自身的健康保护, 也是对生态产业的正确引导。第二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 避免环境污染。这是由生态道德观念体现在消费意识上, 使人们正确的处理和利用消费完的产品。第三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 追求健康, 崇尚自然、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 节约资源和能源, 实现可持续消费。

最后, 建立生态文明的公平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常常不加节制地掘取稀缺性资源, 不尊重自然, 随意地破坏自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公平的生态价值观, 即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在利用自然中的体现。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利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承担共同的责任。环境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制度伦理基础。而生态公平价值观也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只有在这种公平的机制和框架中, 人才能够意识到人在自然面前, 什么能为、什么不能为等等。也就是说生态公平的构建, 将进一步激发人们认识自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也进一步激发人们爱护保护自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人们面对自然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都将会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葛恒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与和谐社会的建构[J].江苏大学学报, 2006.4.

[3]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6.3.

[4]夏文斌、魏敏.生态公平的当代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8.2.

马克思的自由观辨 篇5

马克思的自由观辨

多年来,理论界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解一直存在着误区。最突出的表现是,有相当多的论者都正面引用马克思那段流传很广的关于自由的著名论述:“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按照这种理解,任何法律等社会关系都是自由的保障,要想获得自由,就只能在现存的.社会行为规范限定的范围内行动。这是把现存的社会行为规范无条件的合理化神圣化了,是在为现存的世界盲目唱颂歌,其后果只能是封闭自由的发展之路。其实,这与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但相去甚远,而且完全大相径庭。

作 者:王起奎 作者单位:大连海军政治学院,辽宁,大连,116001刊 名:东岳论丛 PKU CSSCI英文刊名:DONGYUE TRIBUNE年,卷(期):21(1)分类号:B0关键词:自由 自由观 法律

马克思生态观 篇6

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生态文明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既是人类长期以来坚持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精神的升华,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辩证地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精华。它内涵的生态哲学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局限,具有了很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对于目前人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特别是我国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指导作用十分突出。正如弗罗洛夫所说“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论体系的一贯精神特质是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视域中的生态文明观进行辩证思考的阐述,至于其它精神特质的哲学思考,将另行撰文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生态文明的概念,但是其理论体系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心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在这个联系体中,人与自然的优属关系非常重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哥达纲领批判》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劳动的能动性创造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忘掉自然的根源性,外在自然的制约性与“优先地位”,“先于人的存在的自然界”始终是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始终坚持自然既包括“人本身的自然”,又包括“人的周围的自然”,是“主观的自然”与“客观的自然”的内在统一,是“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的双重性质。这就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鲜明的特点“实践”,一是实践推动自然从天然自然到人化自然的转化,二是实践把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优先性、属人特性、历史性构成了一个联系体。换言之,以实践为出发点重视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优先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统一,人和自然应该协调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思维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对于文明的论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文明体现了人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成果,“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劳动创造的结果”。也就是说,文明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它受社会形态制约而具有社会性,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和人类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在人类处理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就是生态文明。具体的讲,就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另外,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是摒弃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价值论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近代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价值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孤立起来,将动态的人类演化与静态的自然界相分离,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不到“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这个辩证统一关系,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恶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而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思想精髓,认为自然不仅是物质客观自然,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即人化自然。马恩用辩证统一的方法分析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人的主观意识与物质实践性这三对关系范畴,系统地揭示了人的实践二重性,强调人们应该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去分析和处理生态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主张“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应该统一。他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论断中可以看到,建立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他的两大原则。也可以说,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生态平衡的社会,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的关系,从深层次说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建立起符合自然根本的、实现了理论彻底化的观念,体现出“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主观的自然”与“客观的自然”,“自然性”“社会性”“实践性”的内在文明的辩证统一观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视域中的生态文明观对建设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凸显了生态环境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基础性、前提性、重要性,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维度,实现了三大理念转变,即生产技术对环境正负作用的大转变,经济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自然观的大转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的继承、丰富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苏]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5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66.

[4]许启贤.世界文明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7.

[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77.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当代环境研究 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当代环境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 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已危及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存。地球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全球变暖、森林减少、土地沙化、淡水短缺、生物链的破坏、温室效应、海洋污染、自然灾害频发、臭氧空洞、人口增多、能源短缺等许多方面。面对这些危机, 人们提高了生态意识, 开始关注并加强环境保护问题, 各国家也加强了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而生态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本质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质

人们实践的根本问题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要解决日益严峻的社会生态问题, 人与社会实践活动最为关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人们生存并依赖的外部世界。也是依靠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而一步步改造发展的, 自然环境包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部分, 他们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统一。因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 所以我们依赖于这两种环境。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前提, 且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 人类社会本身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了众多影响, 社会制度的差异化和社会经济的多样化都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也展现出了不同的自然观。因此,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自然进化史和人类发展史也是相互制约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告诉我们, 自然环境的实质是社会问题, 要解决社会生态观问题就一定先着手解决社会问题, 即人的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问题, 克服人与社会的差异, 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差异。

二、环境问题在今天的具体表现

(一) 土地资源严重退化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快速前进, 人们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和使用更加多元化,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是工业文明发展对自然破坏的重要问题。目前, 我国已经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二) 大气污染日益加重

据统计在我国的大气污染中,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居高不下。由此可见, 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 加剧了大气污染, 这严重破坏了人类的地球生态环境。

(三) 森林生态失衡

森林火灾频发、虫害不断发生, 加上人们大量砍伐森林等不合理的利用行为, 生态系统严重失衡, 致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问题。

(四) 水资源短缺和严重的水污染

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促使人类对淡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 而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我国的工业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也加剧了淡水资源的短缺。

除了以上几方面还包括自然灾害多发和生物多样性受损加剧等方面。

三、如何应对当代环境问题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 生态问题日益突显, 这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 我们应该协调处理当代环境与自然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人类将来的生存与发展长远考虑, 目前, 这个问题也是全球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面对环境问题, 我们首先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 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养

从精神方面考虑, 自然界代表人类存在的生命价值。另一方面, 从物质方面考虑, 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均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由此可见, 人类离开自然界, 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 人们应该重视科学文化修养, 不断增强我们的家园意识。

(二) 让和谐统一的价值观融入环境问题中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主要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种途径来实现。其一, 人类总是想要以和谐的方式来指导生产, 但却很难实现。其二, 人类的消费模式也需实现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念。较高的消费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生态问题, 而这些生态危机需要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来指导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谐统一的价值观让各个系统紧密相连, 并互相影响依赖。

此外, 面对当代环境问题我们还应呼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社会责任, 不要追求以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 承担应有的责任, 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还应保持并加强沟通, 一同保护自然资源, 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14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1.

[3] (美)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34.

马克思生态观 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满族,生态文化

满族生态文化是蕴藏在我国满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个部分的,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对其进行指导才能提炼与发挥出其中蕴含的意义深远的生态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基本国情的,更是正确地分析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换的过渡时代,生态文明日益成为制约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亦是如此。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整体的、宏观的策略局面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另外一方面,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它可以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助力于国民生态意识的培养与生态行动的有效施行。 隶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蕴含在其中的生态文化思想更具有民族认同感与亲和力,对于指导与提升国民的生态意识与培养国民的生态行动颇具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我国满族生态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丰富的生态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架构于对具体社会实践的考察之上,其生态思想闪耀着科学性与持久性的光芒。这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科学实践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创建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种理念、每一次实践、每一次革命都是基于深刻的社会实践与具体的社会考察。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具有相同的根基依托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能够用来指导中国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国情、具体的社会实践相契合,对于指导中国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满族社会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闪烁着生态文化的智慧光芒。我国满族人口分布的范围非常广阔,几乎遍布了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辽宁的满族人口数量居于首位,其他的主要分布在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山东省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区,这对于满族生态文化思想的传播与发扬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满族生态文化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扬与传播满族生态文化对于增强国民的生态意识并将这种环保理念落于实处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体构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本体、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于自然本体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在其自然辨证法中进行了阐释与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综合研究了与自然界产生、发展相关的各类科学,详实地论述了自然界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的产生过程等等,认为自然界在变化与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其最高产物———人类,并且其变化与发展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亿万年的演进史推动自然界形成了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任何逆规律而行的实践都是错误的、愚蠢的,只有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行为才能达成人类与自然共生双赢的圆满局面。关于人与自然的部分,其理论精髓是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与美好的,人应该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产生于自然,依存于自然,到最后归属于自然,任何活动与实践都离不开自然的供给与支撑。自然世界的变化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类的一切活动应该依顺自然、有利于自然,损害自然的利益便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开始。马克思曾这样强调过劳动的重要性:“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物质生产实践固然重要,它是满足人类需求的必经途径, 然而,过度的物质生产实践便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氛围,把握住基于自然界劳动的尺度至关重要。关于社会与自然,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一项,决定了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共产党宣言》中论述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仁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本主义社会被金钱与利益蒙蔽了双眼,其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的野蛮行为破坏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认清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高高抬起,忽略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正如《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社会早已承担不起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担,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世界呈现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赢局面。正如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战略高度充分说明了我国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中国是可以承担改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使其和谐统一发展的重担的。在具体的理论制定与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大架构为指导,使其具有理论依托性与实践科学性。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的我国满族生态文化思想

(一)我国满族社会顺应自然的生态文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第一部分内容揭示了尊重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自然世界的发展尤其内在的规律性与客观性,任何打破其发展规律的行为都是荒谬的与错误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发展规律是自然自身的节奏,自然世界就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以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态度淘汰糟粕事物,迎接新生事物。

我国满族先民的生产方式中蕴含了丰富的顺应自然发展的生态观。从远古时期到肃慎时期,满族先民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射猎和采集为主,这是因为处于这段时期的满族先民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群山密布,资源丰饶,满族先民顺自然而生,享受着自然赐予的丰富物产,逐步形成了以射猎和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到了女真时期,农耕生产方式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辅之以射猎和采集。农耕的生产方式具有稳定性,满族先民不再“逐水草而居”,而是选择固定的土地定居下来。满族入关后,其农耕技术更是受到了汉族农耕的深刻影响。但是, 满族先祖并没有全盘照搬汉族的生产技术,而是总结了自己民族的气候特点,在汉族农耕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变化。女真人生活在长白山地区,这里纬度较高,气候极其寒冷,农作物所受的光照量严重不足,根据这一具体情况,满族先祖逐渐形成了一年一熟的耕作规律,大大不同于关内汉族一年两熟或者一年三熟的耕作规律。此外,在选种与耕作方法上,也形成了本民族独有的,适合本民族自然气候的耕作方式。满族先民的经济生活中饱含了顺应自然世界发展规律的生态思想,只有顺应自然的发展才能延续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满族先民正是顺应了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才得流传至今,历经时光的磨砺仍旧未衰退。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达成人类与自然发展的最佳局面。

(二)我国满族社会和谐平等的生态文化思想与感恩回馈的生态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第二部分内容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坚持认为:人是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人类依存于自然世界而存在,自然世界补给人类生存必需品,以支撑人类的生息与繁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充分而科学的阐述。人类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自然进行着直接接触,由此产生了劳动实践的基本过程。在此书中,“异化劳动”的观点格外鲜明,并且,异化的本质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利益与物质的过度追求,使人类迷失了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瓶颈。马克思提出的“人化自然思想”揭示了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的一切活动以及由此成就的一切科学文化成果都是基于自然的力量。人类与自然之间应该是平等互惠的关系,而不应该是指挥与控制的主客体关系。当代社会,人类错误地定位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荒谬的以“自然的主人”自居,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地位与疯狂的掠夺行为,人类自身只能自食劳动异化带来的恶果。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写道:“自然界, 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这段话的阐述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密切的联系,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身体,对自然界的摧残便是对人类身体的自我毁灭。

满族丰厚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华伦理思想宝库中熠熠发光。满族先民摆正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地位,认为:族民的生息与繁衍全靠自然的补给与恩泽,在自然世界面前,人类应该感恩于自然、回馈于自然。

满族社会对自然界动植物的保护与崇敬,早已超过了动植物本身客观存在的意义,而是将其神化,这归因于满族先民科学技术知识的匮乏与社会生产力低下,可正是在这种古朴、纯粹的民族精神与思想中蕴含着的平等的生态文化思想是我们当今社会极度缺乏的。我们应该向原始、质朴的满族先民学习,摆正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向其索取必然感恩。满族先民对待自然界中动植物的态度切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的观念,满族先祖依存于自然,从而感恩于自然,而现代社会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不知感恩与风险,这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

(三) 我国满族社会与自然互相渗透、平衡的生态文化思想

马克思生态观 篇9

佛教生命观与马克思生命观都有着各自所强调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看法。“人”是“人的生命”的展开;实现了的人的生命即为“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认为实践生成是生命的基本特征, 是马克思主义生命观的基本体现。佛教中的“有情”或“众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不同生命形态, 它主要指动物生命, 并不包括植物。所谓“普度众生”、“利乐有情”主要是指帮助众生从六道轮回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同时, 也从众生的福乐为出发点, 关注众生生存的利益。应将一切生命看做是自己的生身父母, 戒杀放生。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也就是佛教的生命观。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观与佛教生命观的语境迥异, 但是, 它们都对生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观强调, 生命存在是生命观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佛教为了探讨生命问题尤其是人生问题, 对生命起源问题必然要进行回答。佛教在生命起源问题上与绝大多数宗教的人类起源说有着很大的差别。佛教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说, 反对神灵支配人类的命运, 但是它也没有走向唯物主义, 而是在其独特的缘起论基础上提出了“五蕴”说等关于生命起源和构成的理论。《心经》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中, 色蕴属于物质现象, 而受、想、行、识四蕴则属于精神现象。五蕴, 是佛教对世间一切生灭现象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说明。它认为人是由五蕴经由一定的因缘和合而成的, 缘聚则有, 缘散则无。

佛教中用“缘起”来阐释生命,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联系是普遍性”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理解佛教的缘起说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是佛教的生命观。所谓缘起, 指的是宇宙中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产生、存在都依赖于相互联系的关系或条件, 离开了构成事物和现象的条件, 该事物和现象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佛教常说的“此有则彼有, 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 此灭则彼灭”。[1]这也是马克思关于“联系普遍性”的观点。佛教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任何事物都不能单独的存在, 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佛教用这种缘起理论把人与外界联系起来, 然后否定了人的独立意义。佛教的这种因缘和合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生命观还是有些相似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关注的关爱生命及动物保护观念可以从佛教的生命观思想中提取思想资源。关爱生命及动物保护观念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关注的重要主题, 是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急剧减少和养殖动物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相关联的。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角度而言,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存在和稳定的因素, 生物多样性的急剧减少, 必然加剧生态系统的失衡, 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佛教的生命观在今天对于倡导人们关爱生命、保护动物具有重要意义。《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故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 而杀而食者, 即杀我父母, 亦杀我故身。”佛教平等的生命观教育人们要善待、珍惜自己的生命, 同时更要善待一切众生的生命, 不要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甚至是动物的生命。《华严经》中亦讲到杀生的果报:“杀生之罪, 能令众生墮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 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佛教的生命观从主体自身的德性修养出发, 将关爱生命、保护动物视作人自身德性成长的重要内容, 具有自身独特的思想内涵, 同时又从慈悲心的长养、修行解脱、业报轮回的宗教观念, 从动物与人具有同样的生命感受性、动物具有自身的生存权利、人与其他生命和谐共处等观念出发, 对生命观进行多方面的论证, 这对于丰富当代动物保护思想, 促进人们生命关怀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佛教的生命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动物保护观念相比较, 既存在共同点, 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两者均主张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其他生命;二是均有从生命平等的角度考察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三是注重从动物生命与人具有相同的生命感受出发, 要求人们给予关心和爱护。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是针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动物生存状态提出的, 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生态伦理、动物伦理的觉醒。同时,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动物保护思想从现代人权思想出发, 试图从动物具有与人一样平等的生存权利论证动物保护观念。佛教的生命观则首先是从主体宗教修行的角度出发, 注重主体的慈悲德性的培养和精神的清净解脱, 它也强调动物与人一样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 但它由此突出的不是动物具有与人一样的生存权利, 而是强调主体对生命苦乐的敏锐的感受性, 由此培养主体关爱生命、同体大悲的情怀。同时, 佛教继承自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观念也是一种宗教观念, 这也表明佛教对生命的观念具有很强的宗教文化特征。

佛教的生命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关怀、动物保护思想相比较, 也存在自身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方面, 这主要体现在, 佛教主要关注主体自身的德性修养, 客观上易于忽视社会层面存在的生物多样性消失、养殖动物生存状态的恶劣等现实社会问题。因此, 要发挥佛教的生命观的社会作用, 要求佛教适应现实需要, 关注现代社会存在的生态保护、动物保护的现实问题, 吸收融合当代动物保护思想的现实内容, 拓展和丰富自身的生态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所要求的实践之路。[2]

摘要:佛教的生命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相比较, 既存在共同点, 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观强调, 生命存在是生命观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佛教中用“缘起”来阐释生命,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联系是普遍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生命观认为生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 这种观点在佛教中也能找到蕴含。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关注的关爱生命及动物保护观念可以从佛教的生命观思想中提取思想资源。

关键词:生命观,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佛教

参考文献

[1]中阿含经[M].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点校.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16.

马克思生态观 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市场经济,生态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变,重塑生态文明主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重新审视广西经济的发展,创新市场经济生态化发展道路,实现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蕴含了深刻的生态经济理论内容,具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内涵。现今经济发展必须积极主张和促进经济与人、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生产、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与自然界的最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关系。它是结成社会的人类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1]可见,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进程中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现实写照,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其深层含义就是社会化中人与人的关系,这里就保护着丰富的经济活动关系内容。在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相互间的作用生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的存在不断提升发展。但是,人的能动性再大也必须在自然界所容纳的范围内而不能置身于自然界之外,更不能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和制约。人对社会对自然的影响作用必须把握适度原则,使得自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

2 广西市场经济生态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广西作为西部民族欠发达地区,其市场经济生态发展深层次原因与其结构性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确保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广西是较早提出建设生态区的省份,多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产业,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但是市场经济仍然存在许多与生态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首先,市场机制建设不健全,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够规范化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引发不正当竞争,生态环境由于低下的产能产生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不利环境污染。部分行业的垄断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削弱市场的竞争力,不利于技术的创新和企业的发展。同时,产权不清晰的一些国有企业使得生产出现资产、资金的浪费,生产效能过剩,加剧资源的浪费。其次,缺乏市场经济生态发展的制度创新意识,创新发展进展落后。对市场经济的环境法制建设相对水平不高,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效力没能赋予强硬的执行力度,在不同道德素养的公民面前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市场生态经济的有序发展。

影响广西市场经济生态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广西的市场经济对社会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没能完全实现,资源损耗严重,企业效益低下,环境治理制度不完善,改革力度不够,导致一些关于生态资源利用成效低,相关资金、技术、人才得不到合理而广泛的使用。其次,经济利益的获取成为了政府对环境生态管理的力度相对薄弱。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忽略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地域资源的保护,致使一些具有广西壮族特色的绿色生态遭到破坏。再次,广西对创新市场生态制度的意识和行动力不够。推进相关的低碳环保有机产品都需要政府给予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核心内容。最后,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相对落后,制约了市场经济的生态发展进度。生态的立法执法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及完善,确保法律的实施到位,并将环保成果列入实实在在的政绩考核中。否则,就会造成企业经营者对法律的无视和资源过度浪费,市场经济的生态发展仍止步不前。

3 重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用,创新广西市场经济生态发展的路径

广西市场经济生态发展中,必须从“单纯重视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并重;从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向环保与发展经济并行;从主要通过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向综合性地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办法,建立系统完整的市场经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来保护环境。”[3]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结合广西实际,创新建设广西市场经济生态发展的有效路径。

3.1 构建符合广西市场经济生态发展的价值观消费理念

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呼唤生态文明建设,也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的生态市场价值取向。首先要求企业在追求高利润成果的同时实现社会生态利益最大化消费观。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型消费理念,由经营利润最大化转变为生态效益最优化。这一转变的形成需要企业建立新的市场发展价值规范要求,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资源和谐共生为经营之首要,不能仅仅强调市场的利润收益,而应该在市场和生态资源中探寻一种双方共赢共生的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就是要求原有的价值消费理念,要求重视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任何市场经济行为都要以维护整个自然界总体生态平衡的状况。传播生态与实践的环保理念,向企业、向市场经营输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理念,引导全广西人消费思想和道德价值,使得人的价值观由追求金钱富裕转变为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协调共生的新价值观,促进其进行合理消费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消费观,积极倡导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和能源的浪费,进而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使得市场经济向生态化、绿色环保发展方向前行。

3.2 建立有利于推动广西生态发展的基础性市场制度和创新各项市场制度工作

广西具有便利的地理环境,水资源充沛和日照充分,生态环境优美,要推动市场经济的生态发展必须要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建立有效的市场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推动企业建立现代化模式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企业的改革,完善市场的准入和提出机制,有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对企业进行宏观有效的引导,遏制恶性竞争,打破垄断,开放市场,鼓励企业良性有序竞争,加大使用高新技术提升效率,把低碳经济、绿色节能环保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主流,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创新生态发展的市场制度体系,就是要对自然资源价格体系建设要科学合理,在商品的制造和销售中正确表达对生态能源的消耗。将绿色能源的价值推向市场,实现资源的市场经济化,打造一个将生态环境与市场经济同进步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并且要进一步完善生态产权制度和加大对自然资源监管,巩固生态能源产权的治理,建立资产管理体系和生态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管理销售模式,健全对生态补偿机制,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融入绿色环保,并对企业的生态经济行为给予适当的补偿和鼓励,大力倡导绿色市场经济、循环经济,追求人与自然的逐步和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建设美丽广西,实现广西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7.

[3]陶慧.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视域下中国市场经济生态发展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39.

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观 篇11

摘要:重温马克思《资本论》四卷,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者对社会生产的关系中得出的。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生产剩余价值和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则受雇于资本的商业劳动和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而从简单劳动过程看的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仅适用于产品生产的社会。斯密在划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时发生了二重性的错误,同一种劳动按两个定义来界定,既可以是生产劳动又可以是非生产劳动。我国理论界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正统”观念,恰恰落入了斯密的窠臼。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坚持“社会性”原则。

关键词:生产劳动; 非生产劳动;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理论焦点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在经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发展;另一方面是马克思论述生产劳动,在不同的地方由于问题对象不同而对生产劳动范畴的定义存在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经济学者在论证和表达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对马克思理论观点存在不同的理解并或多或少存在着各取所需的倾向,所持观点也就必然不同。因此,准确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资本论》中,有三个地方集中论述了生产劳动范畴及其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一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论述劳动过程时给出了与简单劳动相应的生产劳动的定义;二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时,一方面对上述生产劳动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另一方面给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应的生产劳动的定义;三是《资本论》第四卷(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专用一章对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学说进行批评,并科学地划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范畴,从多角度给出了生产劳动的定义。在其它地方,马克思也有一些零星的论述。笔者认为,仅从《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论述来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是不够的,必须联系第四卷的相关论述才有可能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所以,本文先探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正面论述,得出必要结论;然后,通过对第四卷相关论述的探讨,来加强和丰富前面的结论。

二、从生产产品的劳动出发定义的生产劳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从生产产品的劳动出发定义了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这就是学术界理解的生产劳动范畴的物质规定性,即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但马克思在这段话中的一个注释被不少学者忽略了。注释指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第14章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个注释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从自然的物质规定性来说的,是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从产品生产的角度来说的,是“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1]555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但这并不是说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生产劳动,也并不是说凡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一定不是生产劳动。是否生产劳动,还取决于其社会规定性。

对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的理解,还需要在更为现实(如商品经济)的背景下来进行。马克思认为,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的发展,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原本属于同一生产劳动过程的多种劳动从原来的生产过程中独立、分离出来。一些本来属于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变得不再直接,比如运输、部分包装和销售等业务从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为直接生产提供便利的各种服务(如咨询、信息交流、资金融通等)外化为服务业;另一方面,现实的劳动过程往往需要由更多的劳动者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比如一件产品,从决策到投资到生产到出厂由不同的劳动者来承担。这样“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1]555-556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仅涵盖了商品经济社会,而且对现代化大生产同样适用。在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一些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了物质生产的某种职能,可以看作是物质产品生产者。若从单个成员来看,他(她)已经不是物质产品生产者,但仍然是生产劳动者。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提供了基础,而且为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提供了钥匙。

由此笔者认为,一些学者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并把其称之为“生产劳动一般”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在研究斯密时,就引用布隆基的评论说“当他(斯密——引者注)把财富的范围完全限制在体现在物质品的价值上时,他就把无限巨量的非物质性的价值,文明国家的精神资本的产物,完全从生产账簿上取消了。”[2]当然,如果另辟论据,那当别论,但请不要标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三、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出发定义的生产劳动

《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从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出发定义了生产劳动。马克思的论述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由简单(一般)劳动过程再到复杂(具体)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探讨简单劳动过程只是为探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做铺垫,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在生产劳动理论的探讨上,马克思持同样的方法。

马克思把上述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同时又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和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这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从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历史地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从定义本身来理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例如手工业生产者的劳动、尽管生产商品但不增值,就不是生产劳动。而非物质生产劳动,如受雇于校董的教师的劳动,隶属于资本的商业劳动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是生产劳动,因为他们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说:“生产工人的概念绝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2]556

在以上论述中,马克思举例受雇于校董的教师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并且是把它作为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例子。在生产劳动理论上持宽派观点的学者把这作为非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也可以是生产劳动的基本论据。而持窄派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举的例子,主旨是强调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并不是说教师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而只能说是“形式上”的生产劳动,是资本家认为的生产劳动。就像马克思所讲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名誉、良心也可以成为商品,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只是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样。而笔者认为,从文字表述来看,马克思肯定地指出受雇于校董的教师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作其它的解释只能是穿凿附会。关于商业劳动是否生产劳动的问题,

持赞成观点的学者往往引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作为论据:“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看来是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因此,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对商业资本来说,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劳动。”[3]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仅仅是从商业资本家的角度来看的,也是“形式上”的生产劳动。实际上,在上文中马克思所讲的“为资本的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是生产工人”,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受雇于资本家的商业劳动和服务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因为它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劳动。后面,我们从马克思在第四卷中的论述可以更坚定地确认这一点。

生产劳动理论争论中的窄派所持的生产劳动观,源于他们在经济理论上的一个误解:是生产劳动,就应该是生产的,在封建社会生产地租,在商品经济社会生产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剩余价值,而它们的载体是物质产品。既然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生产商品,创造价值,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首先就应该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否则就不能生产价值,更谈不上剩余价值。顺着这样一个逻辑,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挑挑拣拣,专拣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而对一些明显与自己的观点相悖的、回避不了的论述,则进行穿凿附会的解释。

四、从马克思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见解二重性的批判中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观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述了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作出了两种说明:“第一种说明:把生产劳动看为是同资本交换的劳动”;“第二种说明:把生产劳动看为是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2]145、152而这两种说明在斯密的著作中常常是搅在一起,纠缠不清。斯密时而用第一种见解来诠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而又用第二种见解来诠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样,同一种劳动按第一种见解是生产劳动按第二种见解则是非生产劳动,比如被剧院老板雇佣的演员的劳动;反之,同一种劳动按第二种见解是生产劳动按第一种见解则是非生产劳动,比如个体裁缝的劳动。[4]

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中的第一种见解,是他“最大的科学成就之一”。“他把生产劳动当作直接与资本交换的劳动来定义:也就是通过这种交换,因为有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价值一般(货币或商品)才变为资本。”[2]147从而开创了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来认知生产劳动范畴的先河。有了生产劳动的定义,非生产劳动的定义就绝对明确了。“非生产劳动,是那种不和资本交换,但直接和收入……交换的劳动。”例如一个给资本家赚钱的演员或教师的劳动,一个裁缝去资本家家里为资本家缝衣的劳动。前者与资本相交换,他们所从事的就是生产劳动;后者与收入相交换,他所从事的就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概念给出了通俗的例证;另一方面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观点从另一层面给予进一步论证,——与资本交换的劳动才能生产(带来)剩余价值,从而生产资本。演员不是物质产品生产者,但他是生产劳动者;裁缝生产物质产品,但他不是生产劳动者。如果反过来,演员到资本家家里唱堂会,裁缝在服装公司上班,则演员是非生产劳动者,而裁缝是生产劳动者。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生产劳动一般”,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劳动都是特殊的范畴。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的定义,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种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与其产品的物质性质毫无关系,而只与其表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相关。因此马克思强调说:“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所借以体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可以是极无意义的。这种物质性质,和它的这种其实只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的特性,完全无关。”这一观点,马克思在多处不断的加以强调,而许多学者恰恰对其视而不见,坚持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这恐怕已经基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至于所谓从资本家眼里看的、“形式的”生产劳动,其实恰恰就是马克思所讨论的生产劳动。因为马克思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这里,总是从货币所有者的观点或资本家的观点来理解,而不是从劳动者的观点来理解。”[2]147-148显然资本家购买劳动是为了剩余价值,工人出卖劳动是为了收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观念。生产劳动从资本家的观点来定义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定义”:“一切依某种方法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体力劳动者,到经理、工程师(各种和资本家有别的人),当然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2]147

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中的第二种见解实际是:生产劳动会生产商品,非生产劳动不生产“任何商品”。按照这种见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已经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斯密在这里“已经放弃了以上所说的按社会形式来下定义的方法,已经不再由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来决定谁是生产劳动者,谁是非生产劳动者。”[2]164、153 这样一来,斯密就发生了许多混乱,有时会回到重农主义者的立场,有时甚至滑入重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斯密在给生产劳动下定义时暗含着一个假定前提:资本支配着全部生产(家庭工业已经消灭),一切产品的生产都是为了买卖,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则生产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间的物质区别就变得非常明显:生产物质产品(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生产非物质产品(从事个人服务)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2]152因为前者生产商品、生产价值,后者只生产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2]159岂不知从事个人服务的许多劳动也生产物质产品;而不生产物质产品的许多劳动却能为“资本增值服务”,带来剩余价值。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那就是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界可以分为劳动力和商品本身两类。按照斯密第二种生产劳动观,资本主义社会中凡生产商品的劳动,都符合生产劳动定义的种种规定性,因而生产两类商品的劳动都应该是生产劳动。但斯密把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剔除在生产劳动之外,尽管是“专断”的,“但在一定程度内包含着一种正确的本能”。[2]166这里,说斯密“专断”是因为符合其生产劳动定义的劳动被排除在外;说斯密“正确的本能”是因为若把生产劳动力的劳动也叫生产劳动,那就等于说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一样具有生产性,也可以生产价值。近几年来,有些学者在扩大生产劳动范围时,明确提出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这已经远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

归纳起来,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说到底,是斯密用双重标准来衡量劳动的生产性。按此标准,如果分别进行衡量,会产生一系列混乱。但若把两个标准合为一体,则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狭窄的生产劳动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严格地说,只有受雇于资本家且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个观点恰恰是我们一些学者所坚持的所谓的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观,可事实上是斯密的生产劳动观。一些学者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可能是没有读懂马克思,也许读懂了但不敢承认。因为这些学者往往把生产劳动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密切联系起来,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一般劳动才生产价值,便认为只有生产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价值的劳动不一定都是生产劳动,比如家庭作坊的劳动,生产商品,生产价值,但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不是生产劳动;不生产价值的劳动有可能是生产劳动,比如受雇于资本家的商业劳动、一些服务劳动和一些精神劳动等,不生产商品,不创造价值,但能为资本增值服务,带来剩余价值,所以是生产劳动。

五、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确定生产劳动范畴的基本原则

受篇幅限制,本文无意于详细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而仅就马克思论述所给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探讨一下确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范畴的基本原则。

第一,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同样要遵循“社会性”原则。笔者深刻地体会到,生产劳动是个历史范畴,它由劳动者与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来决定,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永恒不变的范畴。这就是“社会性”原则。所谓“生产劳动一般”实际上就是一个永恒的范畴,所以是不存在的。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中得出的,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同样要从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中得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也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以要确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要搞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社会主义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中国社会目前是处于初级阶段中的初级阶段,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关系的状况会大不一样,因而生产目的就不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在完全搞清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目的以后,我们才能给不同阶段的生产劳动下定义。否则,理论上的含糊和笼统,可能会导致实践上的损害。如果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国现阶段所有参与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娱乐、体育、医疗保健、水利,环境、国防、安全等所有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因为这些劳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当所有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的时候,就无所谓非生产劳动,那么讨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第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有益性”原则。这里所说的劳动的“有益性”比劳动的“有用”性的范围稍有扩大。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劳动范畴通常是指“有用”劳动,意指能够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包括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性劳动除了能够把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添加到生产物之中之外,还能提供一些剩余;非生产性劳动能够生产供人们享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使用价值。在这里,他们把无用劳动、无效劳动、有害劳动剔除在外了。无用劳动指该劳动产品既无法自用,也无法它用;无效劳动指生产废品或次品的劳动;有害劳动指危害生命财产安全和违背公共道德的一些活动,其中有许多则是犯罪活动。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用”劳动的内涵可能会有些不同。比如在我国现阶段,为了国计民生的需要,有些产品的生产,即使亏本(就是说连劳动力的价值也不能得到全部的补偿)也要继续,则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理应部分地归于“无效”、“无用”劳动,但它对社会是有益的,是有益性劳动。当然所有的有用劳动理所当然的是有益劳动。再比如,在我们看来是有害劳动,在别的一些国度可能是有用劳动,这取决于法律和价值判断。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5.

[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郭大力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8.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7.

[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03-321.

马克思生态观 篇1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博大精深,意义深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内容

1.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作为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此马克思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也说过:“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把自然界称为“感性的外部世界”,认为它给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生存环境和进行生产劳动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场所。马克思说:“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产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描述中,马克思主义不仅认为人要依附于自然界,而且更深入地强调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其次,人与自然之间是对立的。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要求人在与自然的物质变化过程中,不能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而必须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依照规律的要求来实现物质交换过程。但是人类往往为了满足自己越来越膨胀的需求和欲望,不断向自然界索取,破坏自然,污染环境,使得人与自然产生了对立的一面。恩格斯的两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因此,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之间虽然有对立,但不是根本性的对立,而是既对立又统一,是在统一之中的对立。

2. 人与自然通过劳动相联系,并且劳动与自然一起创造财富。

人产生于自然,存在于自然,人与自然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劳动为媒介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劳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所以正是生产劳动使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并不能据此得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其实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就深刻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恩格斯也说过: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3. 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人消极适应自然、人积极适应自然到人主宰支配自然的历史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推进。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得以发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且借助于科技手段,人类征服了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宰。然而由于资本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人们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不加保护和珍惜,同时又毫无顾忌地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废弃物,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实质的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对土地、森林、矿产的滥用和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当代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世世代代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就应爱护自然,保护环境,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同时人必须在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上述要求在当今体现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涵。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使资源永续利用,形成资源的再循环,不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进程的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要求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许多著作中对可持续发展作了大量阐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诸多观点。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一段善待土地的话:“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及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恩格斯也指出:“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的或较远的后果。”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二者都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基础,强调人口、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的和谐发展。

二、我国西部地区环境资源状况及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我国西部地区环境资源状况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土地面积广大,但质量较差,由于区内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常年干旱少雨,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工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西部地区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和能源,矿产资源尤为丰富且占有明显优势,极大地满足了区内及全国工农业发展的需求。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的同时,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土壤退化、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加剧,沙尘暴灾害频发;森林和草场被破坏,面积逐渐缩小,危及到动植物的生存;水资源匮乏且污染严重。西部地区虽然资源、能源丰富,但由于长期粗放式开发经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非法开采,乱采滥挖且浪费严重,导致一些资源储量锐减,面临枯竭的危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 保护与挽救西部地区环境资源,需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如上所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浪费、破坏严重,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及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有效保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达到资源的再循环与永续利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遏制西部地区环境资源恶化趋势。

2.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西部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层次低,技术水平低下,设备陈旧,一方面导致西部地区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且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形成了以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循环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业链,积极开发、利用替代能源,促使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3.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关乎西部地区自身的发展,也关乎到全国范围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约540多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区域人口2.8亿,占全国人口的23%,其中少数民族人口8000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6%以上;耕地、森林面积占全国50%以上,草原面积占全国80%以上;资源、能源丰富,为区域内及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障。随着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日益枯竭,不仅影响到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影响到区域外的我国其他地区。所以,必须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使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也有助于全国范围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全人类的共同选择,我们必须积极参与,长期执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共识,各国政府相继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我国政府也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全国以至全球共同利益出发,为共同的地球家园,为全人类的生存发展,积极调整自身行为,坚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三、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对策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认识,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十六届四中全会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热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所以西部地区要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认识,正视西部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环保意识;提倡尊重客观自然规律,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结合起来;加强宣传教育,从西部地区实情出发,从全国范围角度考虑,既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在广大公民中形成关爱自然、保护生态、造福后代的共识,为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奠定坚定的思想基础。

2.依靠技术创新,切实转变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一方面带来严重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加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另一方面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不利于区域经济社会的持久发展。因此,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许多环节,主要依靠技术创新。首先应培养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人才,同时积极吸引国内外专家为西部发展作贡献。其次,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技术,发展节约资源和能源的高新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较少损失和浪费,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程度。再次,积极开发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产品技术,创造更多更环保的替代产品,以减少资源的消耗,缓解资源短缺的危机。最后,加快企业节能降耗的技术改造过程,对技术落后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淘汰,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

3.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和改善环境。循环经济的运行最主要体现在“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上,即“3R”原则上,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发展模式为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系统,使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西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要以发达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从而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延长拓宽生产技术链,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为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其次,循环经济的“3R”原则及发展模式都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力求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来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保证西部地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循环经济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口、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既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又为后代人生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是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西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重点应放在科技进步上,积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研发与应用高新技术;其次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再次,构建和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保障体系,完善市场监管和处罚机制;最后,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普及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循环经济理念,让循环经济的意识深入人心。

4.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确保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有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不能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尤其是现阶段西部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所以应加紧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并针对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条文,积极宣传普及,加大执法力度与监管力度,用法律制度保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立足西部实情,发挥区域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在可持续,基础是发展,所以西部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础。西部地区应立足区域实情,结合生态环境保护,以市场为导向,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成一批有前景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同时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壮大西部区域经济力量;借鉴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经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时与东部地区及区域内其他地区展开合作,优势互补,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6.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严格实施资源与环境保护工程。

对于西部地区已成事实的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不能坐等无视,应积极采取措施,依靠科学技术,治理风沙,缓解水土流失,遏制土地、森林、草场的退化与破坏,从源头上治理污染,还西部地区天高云淡、山川秀美的景象。此外,应将治理与保护结合起来,严格资源管理,继续实施环保工程,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对于在治理与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涌现的典型,应大力宣扬,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自觉地投入其中,加快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进程,不仅使当代人受益,也为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1].吴慧娟.浅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社科纵横,2006(12)

[2].滕振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当代价值.世纪桥,2008(10)

[3].周泽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湖北社会科学,2008(5)

[4].李荣锦.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探索.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9)

[5].周鑫,杨亚锋.关于西部地区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思考.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

[6].陈文.论生态环境建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甘肃农业,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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