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

马克思世界历史（共12篇）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使唯物史观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能够不断丰富和完善。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对正确理解与对待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创立、发展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建构和发展的前提

1、马克思通过扬弃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构建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本着扬弃的态度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改造, 并在此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 奠定了唯物史观建构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不是“绝对精神”的表现, 而是起始于人的生产活动和由这些活动所引起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唯物史观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 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 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 ……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 关于他的产生过程, 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1) 马克思通过扬弃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 把实践观引入历史领域, 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变革, 创立了唯物史观。

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后, 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虽然每个民族并不都是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 但从世界历史上看, 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 正是世界历史理论帮助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形态学说。

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性, 但它并不排斥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话, 如果它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西欧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的话, 那么俄国公社必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灭亡。但是, 由于俄国今天正好和资本主义同处于一个时代, 只要它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肯定成果”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老形式, 就能使之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人共产主义社会。 (2) 只有在世界历史条件下, 某一个国家才有可能在其所处时代已经获得的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 迅速地吸取先进的生产力, 使自己落后的生产力迎头赶上。因此, 这种跨越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普遍规律, 相反这种跨越证明各国的历史发展不能脱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 唯物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发展, 而唯物史观反过来又为建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在:

1、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

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发展。马克思指出:“只有这样, 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实际联系, 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人们的创造) 的能力。” (3) 可见, 生产和交往是构成世界历史的客观基础和前提。这样,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分析不是简单的经验归纳, 而是在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下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 (4)

2、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存在的必要前提。

世界市场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最终被共产主义取代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 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坚实的理论基石。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 使资本无限制的扩张, 不断地扩大生产和商品销售的范围, 从国内走向国外, 这种资本扩张的本性构成了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于资本扩张, 形成世界市场, 又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 导致资本及资本关系国际化、世界化, 从而各民族单一的历史开始形成为世界历史的情形,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 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 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 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 而是来自于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 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5) 正是资本的扩张由国内走向世界, 民族工业被消灭, 生产成为世界性生产, 无论产品的销售还是原材料的供应都成为世界性了。因此, 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途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一本性所决定的, 其形成的标志就是世界市场出现, 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存在的必要前提。

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表明了人类历史演进中的内容和形式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基础上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则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空间规模和外在形式的变化。如果没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就不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观点,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分析当今全球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 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全球化”的概念, 甚至“全球化”的术语也很少提到, 虽然当今全球化与马克思当时所讲的世界历史相比, 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但其实质并未改变, 当今全球化依然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行进着, 依然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 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 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进一步深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消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反而使其日益加深、加剧。经济全球化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扩展到全球范围, 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可能性在加剧, 当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不可调和时, 取代它的必将是共产主义的新纪元。所以,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全球化背景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出了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国家交往的普遍化以及在这种普遍交往中都将走向世界历史的问题, 提出了世界生产力的形成以及世界生产力的利用问题, 指出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都离不开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这些问题都为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指出了方向。

可见, 深入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全球化大潮, 因势利导, 趋利避害,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以人的能力为核心的包括道德素质、审美情趣等的全面性、普遍性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最高归宿是共产主义, 而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因此, 世界历史与人的全面发展应是统一的历史进程。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启示如下:

(一) 发展生产力, 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发展生产力是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条件。生产力既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 又是衡量人的发展的价值尺度, 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意味着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人的社会交往关系越来越普遍化、广泛化、丰富化, 推动人特别是人的社会性的发展。

(二) 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

世界历史条件下, 人的主体状况得到了充分的提升。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延伸了人体器官, 拓展了人的活动范围, 提高了人的劳动效率, 并使人逐渐从一般劳动中摆脱出夹。因此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 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 才能胜任日益复杂的工作。对任何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的理性思考, 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 为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 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作为主体, 只有依靠全面发展的人, 才能建成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作为目标, 社会的全面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由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有步骤地进行。一方面不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提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可能有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 人们往往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目标,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所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提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这种思想也是错误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不同又区分为不同的实现层次, 只有正确地区分这种不同层次性, 才能使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上确定不同的目标和任务, 把长远理想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 使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每一层次上的实现都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以减少实践中的盲目性, 排除思想中“左”和“右”的影响, 这样才是科学的态度。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多少结论性的意见和具体观点, 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 而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今天,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面临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但该理论依旧是分析诸多现实问题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摘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丰富和深化唯物史观的内容, 指导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地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全球化,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437-44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86-89页

④王建军、汪玉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 铜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第4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6页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2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

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现状进行概括、分析和评价,可以看出:(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共同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历史哲学范畴.(2)世界历史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不仅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且还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3)世界历史发展的“三阶段”与“五阶段”是马克思分别从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两个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世界历史发展过程所进行的不同划分;二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演化.(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是欧洲中心论,但他并不否认世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有一个中心.

作 者：景中强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直党校,哲学教研室,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年，卷(期)：40(4)分类号：A81关键词：马克思 世界历史 民族历史 欧洲中心论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3

一、世界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从新大陆的发现、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蒸汽机的技术革命、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资本的扩张等方面详细说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依据某些特定的国家、民族概括出来的，而是从总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为交往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世界历史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现代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一系列变化引起的产物。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是区别于“自然形成等级资本”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在资本所控制下的工人是与中世纪行会工人不同的“现代工人”，而与中世纪国家不同的国家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国家”，这些被冠上“现代”的概念都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交往性和开放性，而封闭性、愚昧性则成为与之相对的传统社会的特征。由此看来，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内容有着巨大的交集。

这种世界历史的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产生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各民族由过去相对孤立的发展走向全面的彼此影响、彼此渗透、彼此融合的历史状态和趋势。一个事件是否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标准——这个事件是否对世界上国家的结构和生存形式产生了影响，即从历史具体事实出发，这种影响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和喝并且需要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这种行动”[2]。

个人活动交往扩大化的背后就是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就是大工业的社会性和资本的扩张性的体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现代性（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现代性的术语），“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他或多或少的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犹豫每个国度的历史发展改变了形态……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同罢了”。[3]

二、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分工与异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分析始于对人类努力的描述，人类的劳动使得人类区别动物，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不同个体的影响是通过人类发展的各个社会阶段的联系而产生的。资本主义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然而分工的后果则是异化。劳动带来了资本和工资的分化，带来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工人被自身劳动所限定。劳动分工对人的异化过程是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那样，社会分工的扩展同时也是异化和私有财产不断扩展的过程，从财产共有的原始和分化的体制中生产出阶级社会，当然依赖于分工的专业化，正是分工——将人等同于个别职业的专门化（如雇佣劳动者）——否定了人作为‘普遍’生产者的能力范围”。[4]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劳动分工的专业化使得工人与其劳动成果相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的开展，工人将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是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所得到的就越少。“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5]工人通过不断的生产，创造出了反对自身的力量，费彻尔从其中看到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继承，“人通过在劳动中创造性地改造现在自然而实现人的话，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先通过在劳动才把自己塑造成他之所能是的”[6]。马克思则认识到，人所具有的这种将人的价值赋予外在世界的潜质，将会导致非人化，即人塑造的东西成为异己的力量，因此，人对自然的改造范围越广，改造程度越高，工人的创造水平越高，创造量越大，对象化程度就越高。

第二，劳动的外化给工人带来的是痛苦而不是幸福，即生产活动的自我异化。“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7]人所进行的劳动来自人本身以外的强制，只要这一强制停止，人就会逃避劳动，这与马克思后期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自觉的劳动，劳动成为实现人价值的手段的观念是紧密联系的，人的劳动应当带来人的价值在历史发展中的升华，而工人为了生存所进行的劳动，将人下降到动物的层级，只为了满足吃喝等机能而机械的行动，劳动成为了脱离人的活动，工人的兴趣就会转到马克思所提到的动物的机能上，转移到对产品的消费上，消费的增长又会促使工人必须进行的更多的劳动来满足消费的需求，这种互为影响的循环导致了人的价值迷失在商品的消费中。

第三，人类的本质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自由观指出人的自由是从财产和宗教中获得的自由，这些自由构成了人权，人之具有的人权是类存在的表现。而在本文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这种类存在的剥离，“异化劳动，由于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8]。类的存在也被降低到动物机能的层级，生活本身仅仅成为了人生存的手段，人之为人就失去了意义。

第四，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的异化和劳动创造的产品的异化使得劳动成为了有别于人之存在的东西，消解了人作为类的存在的意义，也就产生了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紧密联系，人都同劳动、同资本发生关系，同他创造出来的产品发生依存性的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9]。工人为了生存而劳动，为了生存而消费工业产品，在市场交易中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以商品的交易为前提的，人始终在“劳动—消费—劳动”这个框架内发生联系。人与人的自然联系被异化的劳动切割开来，工人们的联合也是围绕着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斗争，其目的也只是消费更多的工业产品，而工人们本身并没有看到这种限制的存在，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劳动残酷的一面。

马克思认为，追求“世界性”、“全球化”是资本的固有本性。世界历史形成的必然结果就是劳动分工对人的本质的压迫。“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10]资本在世界大行其道，全球时代不是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发端，世界历史观指出了全球化时代根本逻辑，那就是资本扩张的内在要求。

三、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观的注解：马克思所理解的国际分工

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以全球性的生产和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已超越了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控制。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通过世界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无障碍地实现了跨国界流动，因而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在相当程度上，人口或劳务也通过移民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跨国流动。所有的这些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都是由世界经济中的各行为者—公司、银行乃至个人的以经济利益为转移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由此可见，今日的全球化是以世界经济发展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的动力在于两个方面，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和世界金融体系的扩张。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11]科技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发展的源泉，渗透于现代生产和现代交往对世界历史的促进作用中，科技的发展使得分工精细化和一般化，客观上使得大工业生产的普遍化成为可能。它允许任何人都能够很快的适应生产过程的需要，而不致影响到整个分工体系的存在和稳定。“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2]其后果便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世界融为一体。

四、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观的注解：世界金融体系出现的影响

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贸易和交往卷入到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个体系的另一大支柱——全球金融体系是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而产生与发展的。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却没有重视金融资本在国际间的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通过对工业生产的资本渗透，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账，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账及其它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的增加资本等等。”[13]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银行加强并加速了资本集中的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

国际金融体系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格局。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和斯特兰奇看来：“权力是掌握在能够提供安全或拒绝提供安全的人手里，也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的手里。”[14]发放信贷的权力，意味着有权决定别人是否能获得提前消费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市场逐渐成为一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世界各地广泛投资，但是金融机构却又是由各个国家掌握的，并且各个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管理都不一样，这种金融市场的全球性和金融权力的国别不平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诱因。

从现实角度看，国际生产体系的分工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结构，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力结构造成了主导国家的金融霸权，赋予了主导国家制定经济规则的权力。但是，这两种结构都在不断变化，后发国家在积极思考和推动产业转型，争取在贸易体系中居于主动地位。

近几年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国际基金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但是在G20的会议上，中国仍然难以取得较多的话语权，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变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大体系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系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能够为认识和分析全球化现象提供很好的方法，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展开，现实能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内容。

[1][2][11]梁赞诺夫.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53.67.55

[3][5][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3.91.166

[4]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8.

[6]费彻尔，鲁克俭.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8.

[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4.96.9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58.

[1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1.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4

关键词：世界历史,全球化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观点

1.“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和民族、国家交往的频繁, 进而打破了民族、地域的界限。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形成了世界市场, 使各个国家、民族联为一体, 历史也就愈来愈成为“世界历史”。

2.“世界历史”又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 标志着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

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 一切古老固定的关系和观念都被瓦解了, 文化打破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 “世界历史”不仅仅指经济的世界化, 还包括精神的世界化, 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

3.“世界历史”更主要的是人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现实的人, 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 只有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普遍交往, 才能使人们摆脱民族和地域局限, 才能获得全球性的全面生产能力。所以, 全球化的发展必定是人的发展过程。

4. 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但是, 要实现和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为,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生产力获得迅速而巨大的发展, 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消灭私有制, 消灭剥削和压迫, 使人类真正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 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在保证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 使交往更加密切和普遍, 使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

二、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全球化不等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他们认为, 全球化概念本身就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 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全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第二, 全球化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把全球化当作全球主义来理解, 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表述, 其目的是通过利用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最终确立“欧洲中心论”, 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转换成“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建立资本主义“一体化”的世界, 从而保证自己永恒的优越性。事实上, 这种“中心”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马克思认为, 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贸易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而世界贸易的中心是不断转移的。

把全球化当作有机整体来理解, 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价值。整体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结果, 表现为“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认为, 每个民族和国家在对这个合力有所贡献的同时也受到这个合力的反作用, 而这个反作用是有利于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只有把全球化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和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理解, 才符合历史事实。

但全球化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 主要原因是:首先, 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时代不存在“世界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倒, 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 也将被消灭。同时, 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也就是说, 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 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 个人真正得到解放, 历史才会完全转变为真正的世界历史。其次, “世界历史”存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时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完全胜利以后, 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世界历史”才能真正形成。

2. 全球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是片段与过程的关系。

全球化不是“世界历史”, 因为资本主义主导着全球化, 所以全球化更不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新阶段。当今, 全球化只是形成“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世界历史”要想真正得到实现, 就必须使民族史和地域史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 消灭私有制, 推翻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 用“世界历史”来代替全球化, 只有这样“世界历史”才能真正形成。

3. 全球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新阶段。

之所以说是“新阶段”主要体现在:首先, 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 限制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的掠夺。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和半殖民地、殖民地民族的斗争, 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不断涌现, 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 所以当今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面对的大多数是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就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改变调和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手段, 通过国际游戏规则对其他国家进行隐蔽的掠夺。国际游戏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掠夺。其次, 资产阶级调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方式由过去扩大销售市场转变为科技上的竞争, 由掠夺战争转变为隐蔽的产品竞争, 最终为科技上的竞争。最后, 社会主义国家为资产阶级缓和其内在矛盾提供新的方法。资产阶级不可能完全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但社会主义却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解决遇到的问题。以上三点给现代的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5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

世界一体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而能否洞察这种大势并科学的加以阐述，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是其主客观条件共同发展成熟的产物。客观条件表现在：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力量；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当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也不能离开文明发展的大道，还有其思想来源。在黑格尔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黑格尔则将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运用自己的辩证方法，对世界历史作了总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个自觉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把握。 (2)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扬弃偶然性，那么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

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来世界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他的哲学到处贯穿着一种宏观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他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则从反面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使之能够成功地绕过理论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涡，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形成，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这种革命变革在于: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颠倒；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第三，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评价，从而打破了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设置终点的形而上学观点；第四，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说明了“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表现：全球化

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我们应该以世界历史理论为武器，客观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从容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理论层面—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客观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研究当今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以下正确认识：全球化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当今的全球化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

2、实践层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生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的哲学观 篇6

关键词：生活世界；胡塞尔；马克思；实践；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Ｂ50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67－04

一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主题的转变被称为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向。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向直接颠覆的是传统形而上学视为一切意义之源泉的超验世界的真理，因而是一个值得肯定、有积极意义的哲学事实。“生活世界”的概念最早由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本意是要用生活世界的哲学观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以拯救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它以主客二分和对立为特征，以寻求认识对象即客体的本质、宇宙的根源为终极诉求，因而把生活看成是一个自在的、自明的概念，生活世界在其中是隐蔽的，不在场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超验立场和建构的超验世界以其自身的方式将整个世界区分为超验世界与现象界，生活世界是隐含于现象界之中的，整个现象界的意义来源于超验世界。将超验世界作为生活世界意义生成的源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在超验世界面前的无所作为。面对一个一切意义都已经被预先规定的世界，人的一切活动都只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注脚，而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的哲学，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寻找并解释这个由超验世界所前定的意义。面对这一切，当代哲学要求改变生活世界的这种从属地位，并颠覆传统哲学的意义生成体系，即不是超验世界给生活世界提供意义，而是相反，生活世界才是意义之源。生活世界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实际上，自19世纪以来，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就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尼采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危害，“几千年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①。20世纪所发生的众多事件也表明，对于以理性、真理、自由和正义为名采取行动的世界来说，人类的热情和冲动最终总是不断地走向人类目标的反面。勒内·豪克曾这样写道：“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是我们这个时代基本的世界性病症，逻各斯信誉扫地。”② 阿道尔诺认为，20世纪的人类历史意味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覆灭，宣告了理性形而上学和技术世界观的破产。胡塞尔则把欧洲的社会危机视为科学危机和文化危机，其本质是一场哲学的危机，人自身的危机。在他看来，正是传统形而上学为生活世界剪裁了一件观念外衣，即一件所谓客观科学的真理的外衣，这件观念的外衣统治了科学和文化而导致人的意义价值的被否定。胡塞尔强调，哲学应当回到作为意义原初基础的生活世界，以重建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世界。他通过对“生活世界”的观察表明，“生活世界”是生活主体在其特殊视界中所体验的世界，是以经验自我为中心的人化世界，人赋予它以意义与价值，它是人一切活动的背景。

可以说，现代哲学正是出于对人的危机及其存在状况的忧惧，才义无反顾地回归生活世界。告别“哲学”，告别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传统路径，成为黑格尔之后当代哲学的基本趋势。对这个伟大传统的艰难告别之所以不可避免，首先是因为自18世纪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现代理性梦想的破灭，实质是因为作为人类生存根基的生活世界的丧失。

二

在胡塞尔之前，笛卡尔、特别是康德揭示了主体或意识是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基础。在笛卡尔那里，普遍的怀疑不仅没有使我们失去什么，反而从“我思”的实在性构建起了“世界的确实性”；而在康德那里，意识作为使经验世界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意识的统一性正好与世界的统一性是同时的。继康德之后，胡塞尔在论欧洲科学危机的文章中，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的奠基性的层次，并将自然的生活世界引入到先验的发生中来。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主要有两层涵义，一个是经验层面上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另一个是在超验层面上的生活世界，这是较之“日常生活世界”概念更为“原始”，也更为重要的、属于先验的原发领域。胡塞尔认为，作为奠基性、直观性和前反思性的世界，生活世界具有广博的包容性，包括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人际活动关系等等，它们构成人的生命存在的总体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且能够被经验到的世界。用胡塞尔的话说，“生活世界总是预先给定的世界，它总是有效，并且预先就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而有效，但并不是由于某种意图、题材范围，或按照某种普遍的目的而有效。”③ 从“生活世界”出发，胡塞尔所做的努力是“探讨绝对属己和彻底自明的基础”，“解释日常生活实践和世界经验的内在知识领域，前谓语领域和前范畴领域，以及被遗忘的意义基础领域”④。在胡塞尔看来，作为非课题化的、非客观化的、直观的生活世界，恰恰是现代强势的科学世界之“前”的世界。生活世界相对于科学世界的前提性，不仅只是生活意义上的，同时也是逻辑意义上的。胡塞尔要做的就是把一种过于课题化和功利化的科学世界剥离出来，从而开放生活世界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哲学意趣在于拒绝形而上学的思辨，把哲学从思辨引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境遇，而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原始构成，是胡塞尔之后哲学家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率先将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的方法论原则贯彻于对“此在”生存论的原本性探询中，深刻批判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引导人们确立真正的人性化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在之中”，分别代表了两种人与世界的关系。第一种“在之中”是指两个现成的东西，一个在另一个“之中”。从这种“在之中”来理解人与世界，二者就是平等并列的、现成的、彼此外在的关系。第二种“在之中”，即此在“融身”、“依寓”于世界之中，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首先同世界万物打交道，人在认识万物之先早已与世界万物融合在一起，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主体认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一向就在世界万物之中，依寓于世界中，繁忙于世界中。也就是说，生活、实践优先于认识，“此在—世界”的结构优先于“主体—客体”的结构。这样，海德格尔就回到了主客尚未分化之前的领域，给认识设置了一个生活世界的基础。海德格尔把人与世界看成是息息相通的，人是早已融入世界的，“生活世界”就是人化的世界。海德格尔把向死的存在视为此在的本真状态，认为“对死的预期使此在绝对个体化”，以强调生命的个体存在和不可重复性。人之“在”又总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正是通过自身活动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行为举止，人的存在才得以展现，其生命才得以确证和维护，从而展开了人存在的本源性。日常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先在的、已然的、既成的世界。这一事实使海德格尔有理由说，个体人的“在”世，具有被抛掷的性质。面对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个体的人是无法选择的，无法拒绝的。现实个体面对既定存在的认同、接受和顺从，不仅影响、塑造着个体的生活习惯、日常情趣，而且形成常识、价值观念，制约着其行为方式。

生活世界理论视域的中心是“原子”式的个体的人，是按惯常要求塑造自己的受动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是片面的、抽象的。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从孤独的受动的个体境域中解放出来的合理理论。这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论。由此，生活世界理论就从孤独的个体进入到人与人的面对面、相互理解的互动视域。这一视域显现出来的个性，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从而揭示出人自身之“在”及其发展的实在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动的根据，它是前科技性、前工具性的，是一个明白而又确然的视域，作为交往行动的结果，生活世界又是一个现实的可以感知而加以把握、分析的社会客观领域，作为根据的生活世界和作为结果的生活世界在不断交替循环，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和合理性增长才成为可能。哈贝马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旨趣，进一步提出“生活世界”受到体系的操纵和支配的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货币操纵经济，权力支配政治，由于货币和权力的作用，生活世界对解决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以及在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成为不可能。这是体系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即殖民化。这也表明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改造的态度，展示了他对人类生活状况的现实关怀。

综上所述，尽管生活世界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但现代哲学视域中的生活世界，已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理解的那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自在存在的超验世界，也不是启蒙理性所理解的单一的科学世界或由各种符号建构的文化世界。在他们看来，生活世界作为由人的生成活动所展开的人的世界，是生活主体在其特殊视界中所体验的未经科学专业术语泛化的日常语言和日常意识中的世界，是一个主客统一的生活经验世界，也是传统与理想、历史与现实浑然一体的多样化世界，其本质是人通过人自己的活动而生成的世界，即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无论当代西方哲学家立足于人的何种生存活动来构建生活世界并形成怎样的哲学理论形态，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至少表明了一种努力，那就是，消除传统哲学对人的存在的威逼及其生成的遮掩，重新显现和澄明被近代哲学遮蔽的生活世界之根和人作为主体之意义。同时，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还表明一种哲学观的转换，即哲学思维方式与问题视域的转换，表明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对自身认识的深化、超越与更新。

三

在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嬗变中，人与人的交往活动越来越成为“生活世界”理论视角的中心。这是因为，生活世界就是人们生活在其中并且不断发生交往行动的场所，人与人的交往活动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内容。人自身之“在”，人之所以成为有别于他人的某个人，人的智慧、风格、品质之获得，都是由于有“生活世界”这个背景场所才有可能的。人生的意义、价值，同样要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动中得到说明。从学理上看，由生活世界转变为交往行动理论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马克思作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其哲学观也同样体现出面对生活世界的思想倾向，但对于如何理解生活世界以及如何回归生活世界，马克思具有不同于其他现代哲学的独特理论视野和价值旨趣。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⑤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敏锐地洞察到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本质差异，开启了通往属人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大门。

在马克思看来， 生活世界的现实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生活世界”是具体的现实的。从时间维度看，历史是由前后相继、连绵不断的许许多多“生活世界”构成的；从空间维度看，“生活世界”是无限宇宙中由无数的主要以实践为中介的现实的个人之间相互交往构成的那部分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能动的生活过程”、“现实生活过程”、“日常生活”等概念来指称这种现实的生活世界，并着重指出生活世界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一种能动的过程；生活世界的实现途径，是人的自我生成的实践活动；实践具体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在交往行动中对世界加以改造的对象性活动。从其结构看，实践都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有机统一，就其现实性而言，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一切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类本质”。

现实的个人在生活世界中有多种形式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 使个体不断融入这个世界并获得对这个世界的认同感，又为个体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实在感、亲切感提供了根据。处在生活世界中的现实的个体通过多重形式的社会关系，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其生活世界的多方面内容。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生活世界就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自在存在，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塑造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现实生活世界，社会的变化发展也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的自然进化过程，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推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可见，“生活世界”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构想，而是人的生存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使胡塞尔从理性批判出发来建构生活世界，但他仍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领域，是一个永远为我们预先存在的“具有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对马克思而言，现实生活世界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想象世界和日常生活，而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系统，每个实践、每种科学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每个人或人的群体及其创造物也都隶属于生活世界。马克思哲学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把人的实践活动与生活世界理解为具有本质的同构性与同一性，人的实践体现着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精神，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和互动塑造着人与自然的现实性，并使“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达到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

从马克思的哲学观出发考察其生活世界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既不同于科学主义眼中的“知性的生活世界”，也不同于人本主义眼里的“意义的生活世界”。科学主义宣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荒谬性，强调回归“生活世界”，但其立足于对“生活世界”的知性化的理解，缺乏人文旨趣。人本主义认为把握“生活世界”手段靠直觉、顿悟和体验，其价值判断标准是意义的体现、人性的张扬、诗意的安顿，这虽然张扬了人文旨趣，却遮蔽了人们的理性和理智，导致了人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疏离。马克思把“生活世界”看作是以实践为纽带的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以知性为基础）和主观活动（以意义为取向）相统一的世界，是“知性”与“意义”相统一的属人的生活世界。不仅如此，马克思以实践的哲学观洞察了生活世界的本质，并进而以之为批判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生活世界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性质，在总体上确立了改造生活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全新社会理想。

一方面，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活世界二重化分裂的根由及其表现，指出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使人的活动和交往关系建立在片面原则之上，等价交换的原则和以物为目的的生产体系抹煞了劳动的个性和丰富性，使具体劳动简单化为无差别的劳动。当这种抽象的无差别性成为新的社会关系的纽带，就会掩盖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把人的全部关系都抽象成商品关系。交换价值生产体系意味着一切生活原则都要服从交换价值规律，它趋向于取消生活世界的复杂性，把生活世界变成一个完全的交换价值劳动世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因此必须扬弃交换价值生产体系对人的片面化压迫，扬弃资本主义劳动的非人性质，实现劳动领域的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⑥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生活单面化和生活世界的物化状态。

另一方面，马克思维护生活世界丰富活动和全面关系的价值地位，认为物质生产劳动并非生活世界的全部，从人的交往关系看，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物的交换价值关系不能等同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劳动分工体系应该提高人的多样化经验才能，发展人的全面交往关系，而不是取代生活世界的全面性。马克思主张打碎这种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建立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共同生产。因此，马克思对生活世界的阐释，既揭示了生活世界对人所具有的实践性，也体现出一种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关怀，蕴涵着对生活世界的理想性追求。

注释：

①［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②［德］勒内·豪克：《绝望和信心——论19世纪末的文学和艺术》，李永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1页。

③［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8页。

④［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7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批判、超越, 最终形成了科学。

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 首先在于他进一步完成了对历史方法的哲学提升。在世界历史观发展史上, 黑格尔是第一次对世界历史范畴做出逻辑规定的学者, 这也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完全成熟的标志。在他看来, 哲学的世界历史指的是世界历史本身。在本体上, 世界历史和世界精神是相同的。世界历史指的是世界精神本身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 理性支配世界历史, 是世界历史的实体和本质, “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做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 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在辩证法上, 世界历史表征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联系。

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是历史中的“普遍的东西”, 它只能通过特殊的民族与个人去实现。但个人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他把所有社会成员分成两类:其一是“再生产的个人”, 他们是追求个人的群众;另一是英雄人物, 是“世界历史个人”, 他们是伟大的历史人物, 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认为, 英雄人物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 自觉地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

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目的的探讨, 是黑格尔在世界历史理论上的又一个重要贡献。他认为, 在理性和情欲的驱动下, 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不断进步的辩证发展过程, 其目的是世界精神的实现。在黑格尔看来, 世界历史无非是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 但世界精神不是一次性地直接实现自己的目的, 而是要借助于许多手段, 经过许多环节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 世界历史民族实际上就是在世界历史特定的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它执行着世界精神在这个环节上的使命, 具有“绝对的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但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都有自已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 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在实现自己使命的时候, 也就是它走向衰落的时候。于是, 旧的世界历史民族消亡, 新的世界历史民族产生, 这种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民族之间采取了辩证否定的方式, 呈现出扬弃的发展状态。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有局限性。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来说明世界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 以精神和理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 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之间, 尤其是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就使他的历史观同他的辩证法一样, 陷入了唯心主义。另外, 黑格尔将世界上的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 并把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 所以黑格尔在论述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 又忽视了不同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 把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 这种倾向使他不可能获得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因此, 在他那里, 始终找不到人类历史演变的客观物质基础, 仅仅是一些纯粹的观念、原则、逻辑的推演。这也就决定他不可能从根本上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1]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 第一版.[1]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 第一版.

[2]梁树发.从源头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浙江学刊, 2003年, 第1期.[2]梁树发.从源头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浙江学刊, 2003年, 第1期.

[3]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版, 第1卷.[3]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2版, 第1卷.

[4]俞可平, 李慎明, 王伟光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全球华与全球化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1版.[4]俞可平, 李慎明, 王伟光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全球华与全球化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1版.

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 篇8

任何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都是一步步走向成熟完善的。在马克思青年时期, 那时的德国是黑格尔哲学占优势的时代, 黑格尔把历史归结为精神发展史。费尔巴哈把历史归结为宗教的发展、人性的异化。鲍威尔等人则把“自我意识”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创造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因此, 受当时这些理论权威的影响, 当时的马克思相信哲学理性可以批判改造世界、可以改变现实不合理现状, 马克思这时的思想有明显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烙印。

马克思1841年大学毕业后发现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发现黑格尔哲学脱离现实生活实际的弊端。所以逐渐转向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 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吸取理论营养, 找到认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自己逐渐深入研究, 最终论证了“经济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去劳动去创造财富, 最终在自由竞争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空想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时, 只是借用了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概念, 提出了一个“自由人”的概念, 无疑是一种空中楼阁和乌托邦空想。

通过不断的理论总结和实践, 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明确勾画了分析社会历史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轮廓, 阐明了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 从现实出发。人首先必须是生产方式的主体, 实践的主体, 社会活动的主体。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是“物质生活条件”, 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理论构成了整座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础。在这基础上, 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历史是一个规律发展过程, 通过这过程, 他揭示了生产发展的辩证运动。

二、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 具体地说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包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下我们将要列举的具体的分析法都可以说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的。当然, 在某些特殊的具体情况下, 有侧重唯物论的时候, 也有侧重辩证法的时候。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关系, 更谈不上对立。

1.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国情以及历史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阶级, 指的是某些集团, 在一定的社会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不同, 在劳动组织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所以在社会中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获得不同的财富。综上所述, 阶级就是其中一个集团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对另一个集团劳动的占有。

阶级分析的方法应用的范围很广。阶级分析并非只能使用于阶级社会。在产生阶级分析法前后, 资产阶级学者通常会通过极偶然的个别例子, 在原始社会中毫无边际地运用私有制和阶级观念, 给人造成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印象。但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法, 对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进行了分析。所以, 阶级分析法既适用于阶级社会, 也适用于原始社会。即便进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阶级分析法也是可用的, 因为在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还是需要的。

对经济的分析是阶级产生的主要来源, 所以理所当然的要将阶级分析运用到经济方面。另外, 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等方面也可用阶级分析。

在政治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 政治又服务于经济, 当权者集团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和政治措施。列宁说过: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 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是谁, 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观点、提议、措施“对谁有利”, 亦即对哪个阶级、哪个集团有利,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的一个基本点。

阶级分析法也可以运用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形态, 思想意识形态也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所以经济基础和阶级意识对各种思想都有影响。目前, 许多研究思想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 只是单纯地研究思想, 而没有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缺乏根本的, 不可能抓住思想的关键。现在大多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 都认为以前的思想家都是地主士大夫, 貌似其出身差异不大, 所以不能很好地联系经济基础关系, 这是不正确的。

阶级分析法也可以同样运用到对战争的分析, 通过分析战争所发生的阶段确定战争的目的, 进而确定战争的性质。

2.辩证的分析方法。辩证分析方法, 即是用辩证法分析具体的矛盾事物。辩证法主要有以下三种法则: (1) 对立统一法则; (2) 质量转化法则; (3) 否定之否定法则。

以上三个法则, 对立统一法是其他两个法则的基础。在对立统一中, 经过时间的更替, 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并且新事物逐渐成长。对立统一包含质与量之间的转化和新旧事物的更替, 所以说这个法则是基本法则。

在运用辩证法分析历史问题, 需要注意: (1)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具体的情况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2) 观察分析问题时, 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在特定的时间、条件和地点内确定其所处的历史范围。如果毫无根据地提出来, 超越时代的界限, 是不好认识和理解的。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都忽视了这些问题。 (3) 在不同的历史中, 即使是同一种思想, 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例如, 平均主义, 在反对封建主义时期, 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在这一时期, 一切对平均主义进行批判的行为都是不正确的。但是, 在社会主义社会, 平均主义就不具有积极的意义了。

在研究历史上一些大的复杂的长期发展的矛盾时采取分段研究的方法。例如: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产生的不同的矛盾, 就需要分阶段对其进行研究分析。不同的时期, 产生矛盾的原因和性质都不同。再如, 所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的说法, 每个说法都不同, 但是到底应该采取哪种说法, 这就需要分阶段地对封建社会进行研究分析, 这样才能弄明白它的来龙去脉。

也可分段对某个朝代、战争、某个历史人物等进行分析研究。只有通过分阶段, 对具体事件进行具体分析, 才能弄明白一个事物前后的不同以及它的发展变化, 事物的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才能弄明白。

三、理解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 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也是马克思历来强调的方法。历史的进程并不像范畴那样绝对, 倒是范畴得适应现实历史的变化。马克思同所有伟大历史学家一样, 体会到这是一种亟待解决的需要。史学大家克罗齐等也由此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或在当代的“重演”。既然每本历史对这广阔的世界都抱有某种感觉方式、某种存在方式和某种想象方式, 既然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现在才能理解, 那么只有这样, 才会有“活的历史”。当我们说马克思对历史的“复合”或“再生”时,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谈论的, 这种“再生”标志着伟大历史学家的特征。历史知识是对确定回答的回答, 这个回答是由过去给予的。马克思的问题则是由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提出和支配的。

第二, 历史学家与权威的关系。当我们把马克思着成伟大历史学家时, 我们实际上是把他当作历史学方面的权威。对待权威, 我们该持什么态度?我认为马克思本人对待权威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典范。通过对他那个时代现状和过去历史及其理论的考察, 他不仅作出了对现实的否决, 而且还以反叛者的态度, 彻底摧毁了过去的一切理论。时代遗留给他的, 既是根基, 更是废墟。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人类理性进化的历史”的观点, 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考察, 黑格尔的人类历史是一个过程的理论,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由于这些根基共有的局限, 马克思就进行了清洗、摧毁并在根基的废墟上重建的工作。像科学家质问大自然一样, 马克思也把他的权威放在了证人席上, 他通过反复盘问而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在原来的阐述中有意无意隐瞒了的一切。马克思对权威们的态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历史中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权威、我们要获得真理并不是靠生吞活剥权威所告诉我们的东西, 而是靠批判它。

马克思规定“历史”的五个因素 篇9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体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这句话中首先指出了两个互为关系性的前提, 其一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其二就是这些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与自然的关系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为了创造历史, 首先必须生活, 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行, 必须首先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因此, 马克思说“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人们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 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对于这样的认知, 马克思不可能基于任何一种旧哲学的立场观点之上而达到, 而只能立足于古典经济学, 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起点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后台支持背景。

历史的第二个规定即有生命的个体的需要, 也就是人的需要。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初等需要, 例如吃穿住行等, 而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而人在满足自己的这些需要后, 又会立即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也就是立即提出新的需要, 而在这之中, 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 生产活动促使了人的新的需要的产生, 一方面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又不断推动着生产活动的向前发展。这样, 需要和生产活动就不断的跌入一种自循环。从外围来看, 这一自循环看似是封闭的因果逻辑, 但深入其中就会发现, 它是螺旋式的, 并且具有共时性, 换句话说, 需要的产生和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活动是同时进行的。在这里, 我们不单单只是从人的需要的这一层面来探讨需要, 而是为了从这一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来引出人类存在的基础和需要的实现手段——劳动。

关于第三个规定, 马克思在《形态》中是这样说的:“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简言之, 这一规定正是人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 但它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终目的。生产活动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 使人能够生活。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人对自身的生产活动, 这表现为一个人从一出生到生命的终结点的这一过程中的所有的成长经历, 就好像这个人第一次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某种行为, 在每一种这样的活动中, 人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生产活动, 在生产对象物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生产的能力和效率, 间接的生产了自身。其二就是人对他人的生产活动, 即生育。人作为类存在物, 必须维系和保持人类这个种的永恒存在状态, 这也必须通过生育来完成, 人不断生产着创造历史的主体的他人。

“生命的生产, 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 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的他人的生命, 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的自然关系表现为, 人为了自身的需要的满足而与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发生关系, 通过生产活动, 也可以说通过劳动来与自然发生关系。这里的人的自然关系就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人的生活、生产活动来说, 劳动主体不能离开自己的劳动对象。而从另一方面来说, 劳动主体和劳动对象之间还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但随着人类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和丰富, 劳动工具出现了, 原来人与劳动对象的那种直接关系也就变成了以劳动工具为中介的与劳动对象的对象性关系。劳动工具的出现激发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出现, 分工。马克思说:“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 后来由于天赋、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的形成分工”。而表现为双重关系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起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通过生育活动进行人的自然的生产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 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也就开始了, “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 这种家庭变成了从属的关系”。在这里, 家庭关系被指认为所有社会关系的起点, 这里的家庭关系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血缘关系。而家庭也是最早的生产单位, 这样的界定就使人自身的生产成了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的主导因素, 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成了从属的方面。马克思在这里提到家庭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契机就在于,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从家庭关系向新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转换。而社会关系的产生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了重大的导向性规定, 即所谓人类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

考察了前四个方面的规定, 我们还需考察一个必须的规定即人的意识的产生。意识的产生首先需要两个基点, 马克思在《形态》中指认了两点:“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 受到物质的纠缠, 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 简言之即语言。”这也就是意识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客观条件, 意识只能在物质这个客观基点上生长出来。其二是说“语言也跟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 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是意识得以产生的主观条件, 只有当人有了这种需要的时候, 才有可能在长期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满足这种需要的各种条件和物质形态。而意识的产生还需要一个必要的环境,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 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和动物一样, 不会产生意识, 对动物来说, 动物不对什么发生关系, 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为他的关系而存在, 因而关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对于处在社会之中的人来说, 人的各种关系都是为人的存在, 因而这些关系都是现实存在的。这一层级上的意识又可细分为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两方面的意识。一方面就是人对自然界的意识, 表现为人意识到自己和动物一样, 居于自然界的统摄之下。另一方面, 人又意识到自身同他人的交往, 意识到人除了生活在自然界外, 还生活在社会之中, “从这时起意识才能现实的想象, 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 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的想象某种东西, 从这时起, 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构建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至此, 马克思分别论述了规定历史的五个因素, 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需要、人本身的生产、社会关系、人的意识。这五个因素之间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 而实际上, 五个因素在产生上说, 并不具有先后性, 就在时间点上而言, 具有共时性和同时性。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10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曾提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哲学史上的分水岭,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就这样以一种对立的形式出现了,而众多的改变世界思想的研究,大都始于此。因而,马克思改变世界思想,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无论是具有天才思维萌芽的“提纲”,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都是对之前哲学家们理论的批判与革新。但是这样的批判与革新,不是彻底割裂解释与改变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寻求统一。不是对“解释世界”的彻底否定,而是将目光着眼于那些虚无的解释,错误的辩驳以及自我肯定的背离。无论是笛卡尔,康德,还是黑格尔,虽然哲学体系与学说理论不断在否定与肯定中自我革新,但终究逃不脱其理论内核和本质缺乏彻底的“改变世界”的思想。即便是黑格尔哲学这样自成一派,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核心主题依旧是绝对精神与解释世界,哲学理论停留在思维与精神之中,依旧是“想”的问题,还未及实践,未深化到“做”的高度。哲学的论争不只是“思维与存在”唯物性的讨论,“提纲”的问世,从实践的角度,将历史观的分水岭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实际,改变世界的思想是对历史唯心主义学说的批判与革新,是对历史观的改变。任何现实的解释与改变,都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这样的一种解放,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而非停留在思想上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资本主义滴血与罪恶的现实语境,在领导工人运动与革命的实践中诞生的。资本主义文明标榜一切的平等、民主、天赋人权,在机器大工业生产面前,在资本积累面前,在剩余价值剥削面前,都显得如此虚伪与虚幻。在血泪剥削与罪恶压榨,在虚假文明与虚伪国度里,资本成为唯一的存在。正是资本的物化性,导致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世界被扭曲,一切的存在只不过是资本的不断积累,而所谓的人的存在不过是资本的附庸,人类自身的全面自由的解放在异化劳动面前,也被深刻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与物的异化使得整个世界异化。面对异化世界,“解释”只是为异化辩护,而大破大立的“改变”才是理论该有的价值。从实践角度出发,改变与变革,一切针对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虚伪文明,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异化本质的生产关系。现实世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史观确立后,击碎异化世界,打碎碎片化、抽象化的人的存在,让那些被侮辱、被奴役、被蔑视的一切关系被推翻。从哲学视阈下,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思想不仅是哲学史全新主题的创立,更是现实世界异化存在的推翻和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推进。

二、马克思改变世界思想的当代价值

无论从哪个领域分析,马克思都是以一种彻底的变革,彻底的击碎的态度,粉碎现实的异化,实现共产主义。当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和研究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研究与实际生活的契合度、关联度和密切度。理论研究不是死读文本,把教条作为成果;理论研究也不是自我解读,把晦涩作为学术的标杆;理论研究不是名利场,所有的科研论述如果都是为了评优评级评奖,都是为了升职加薪,然后为此,肆无忌惮的抄袭、剽窃、买卖文章,那这样的学术研究跟“异化劳动”又有多大分别。理论浮躁之风,学术腐败,一切都是金钱与金钱的交换与流通,那也只是自我异化与物化的全新演绎。停留在最肤浅的层面,追求着最为世俗的目的,还自我标榜与自我颂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研究更应该立足于当下的现代化建设,关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选取最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在改变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改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11

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就已提出政治及其历史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的思想。恩格斯也在《论住宅问题》中认为，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哲学、宗教和政治都应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分别对暴力、革命、阶级、国家等一系列历史现象作了具体的经济解释，并分别得出结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从18世纪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正是由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共同利益才不得不采取国家这种与全体利益和单个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非常重视历史的经济解释，历史经济解释既是他们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也是他们历史解释的基本维度。那么，历史为什么要经济解释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专论，但在他们关于唯物史观的著述中，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零散却全面的解释。

一、经济生产是历史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可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不同在于人类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人类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里的“人类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历史，所以历史是人的启示，而不是“神”的启示。

既然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无疑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那么这些有生命的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就应该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诚然，人与动物在肉体组织所决定的基本需要方面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动物只是单纯地利用自然界，而人则可以支配自然界，支配自然界的手段无疑是劳动，是生产。因此，人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就开始区别于动物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除了要有一定的自然条件外，还需要有满足衣食住行的各种生活资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首先必须生产能够满足吃喝住穿的物质生活本身，这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是人们自古至今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历史地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都是任何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现实前提。任何一个民族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做其他事情。可见，人类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中的前提，有生命的“个人”也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当然，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存在物，然后才是社会的有意识的存在物。但是，从人类的生存角度看，改造自然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才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历史观首先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应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予以应有的重视。①否则就不会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更不会孕育出真正的历史学家。比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这方面就比从未这样做过的德国人强得多，因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但他们毕竟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从而做了一些为历史编篡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

事实上，经济的物质生产不仅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也是世代交替、历史延续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经济的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类历史。这里所说的生产实际上有其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与前提一旦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东西，上一个时期生产的历史结果就是下一个时期生产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和结果的不断交替的过程就是历史。所谓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是指人们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并非随心所欲地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因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会遇到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大量资金、环境和生产力，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对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作了预先规定。②也就是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以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为其全部历史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才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才形成人类的历史。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管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还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离不开经济的物质生产，因为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所以他们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不过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所有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的物质基础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变更出发。

二、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恩格斯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指出：作为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在有分工的条件下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可见，经济关系主要是指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就意识到家庭、宗教、国家、道德、科学、艺术、法等，都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受其普遍规律的支配。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也发现，往往在历史著作中不太起作用的经济事实，却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因为正是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阶级对立的基础，在工业比较发达的英国，阶级对立又是政党形成、党派斗争、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物质生产中而不在天空的云雾中。他们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体论述了国家、思想、观念、意识等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而思想、意识、观念的生产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直接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也都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提出了“市民社会”即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上层建筑的基础”的思想。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从作为历史前提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面，来论述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但他们的论述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将历史的发源地由“物质生产”提升到“市民社会”，又将“市民社会”提升到“上层建筑的基础”的层面，并进而将他们的历史观概括为：从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解释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市民社会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国家的活动以及意识的各种理论产物和形式，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③可见，这种历史观的进步性在于是从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形态出发来解释实践。

事实上，任何社会生产都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就是后来所说的生产关系。但真正对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展开论述的却是马克思1849年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他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就必然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对自然界的影响，也才会有真正的生产。④简言之，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那么，这个前提与社会历史又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接着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且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而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标志着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⑤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又决定社会历史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尽管没有提出经济基础的概念，也没有进一步揭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毕竟把对经济关系决定社会历史的基础的论证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系统阐述，是马克思在他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成的。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上面又树立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适合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也就随之而来。只要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上层建筑迟早也会发生变革。总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总是制约着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⑥这个阐述不仅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变更之间的关系，而且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质上也是对历史经济解释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对这一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概括，指出：以往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都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具体产物；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便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个历史时期的所有上层建筑，终归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⑦这个概括不仅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与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而且更加强调历史经济解释的必要性。

另外，经济关系就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系，所以恩格斯晚年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认为，经济关系还应包括地理基础、外部环境、人口和技术在内。首先，地理基础这一自然的重要因素能为生产提供各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劳动对象的种类，并且由于有利或不利的气候条件会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其次，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外部环境即国际经济环境、对外经济交往，越来越成为一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的经济关系。再次，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生产本身就包括人自身的生产，人本身的生产质量也无疑会影响物质生活生产，影响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容积和质量，所以恩格斯说“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至于技术，恩格斯明确将其归入经济关系之列，并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了论证。他说：这种技术，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氏族社会解体后它也决定着阶级划分，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就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而言，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则更依赖于技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好的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比如整个流体力学就是由于当时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⑧这里恩格斯既强调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加强调经济关系内涵的丰富性。这就提示我们历史经济解释一定要注意经济因素的多样性，尤其地理基础、人口和技术恰恰是历史经济解释中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出于反驳论敌的需要，不得不强调被否认的经济决定历史的方向这一主要原则，而对参与相互作用的其他因素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至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甚至有的学者竟把马克思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就是把经济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否认相互作用。鉴于此，恩格斯在他晚年的几封通信中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必要的澄清，同时也是对历史经济解释的进一步解释。

第一，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1890年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信中明确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归根到底而言，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在这里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它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荒诞无稽的空话。⑨简而言之，经济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这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若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即历史必然性来看，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方面最显著的例证。再比如，一切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政府可以通过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方式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有可能加速或延缓国家的发展，可是它们最终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但若从历史表现的形式即历史偶然性来看，经济因素未必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勃兰登堡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成为一个体现了南北部之间差异的强国，并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必然性，而首先在于勃兰登堡卷入了波兰事件这一非经济因素。因此恩格斯进而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这一斗争形式的，还一定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⑩其实，这里的“归根到底”本身既意味着经济因素具有根源性，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具有唯一性，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

实际上，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一种决定作用，如果什么也决定不了，那也就等于没有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缺少哪一种都不可能引起历史的发展。既然如此，那么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有哪些，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经济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在恩格斯看来，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文学、艺术等，它们不仅以经济为基础，而且它们本身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产生作用。譬如，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发展既可以促进也可以损害；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但也直接影响财产的分配。这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是有反作用的。当然，这并非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而只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的相互作用。⑪这就启示我们，历史经济解释要注意辩证法，不要片面地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

第二，经济因素并不直接、自动地发生作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最终是经济，但经济因素并不直接、自动对历史发挥决定性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并不是按照人们共同的意志创造的，而是从许多个意志冲突所形成的合力中产生的，其中每个意志，又都是由许多特殊生活条件决定的。可见，经济因素是以各个人的意志为中介而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但最后出现的结果往往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就是一种自然过程。正因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中，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表现和补充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然而，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终归依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⑫

但也要注意，上层建筑因素的偶然性作为经济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往往都有相对独立性。比如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所以，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18世纪的法国和后来的德国，在哲学上却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哲学和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大多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⑬当然，政治、法律和道德对哲学直接影响最大，而经济的影响多半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间接作用。所以，我们的研究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考察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是发现正是经济构成一条贯穿始终且有助于理解的唯一红线，并在归根到底意义上具有决定的意义。⑭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经济因素从归根到底意义上决定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发展都能从经济上找到依据。比如，经济上的需要无疑是对自然界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要给原始状态的愚昧从经济上寻找原因，那就太迂腐了。又比如，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贯穿整个德意志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也很难不闹出笑话来。⑮所以，尽管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其中经济运动是最有决定性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经济解释的解释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历史需要经济解释。因为经济生产是历史的前提，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第二，历史需要辩证的经济解释而不是片面的经济解释。因为历史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历史的经济解释绝对化，否认其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会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从而也就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事实上，只有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经济因素才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一旦具体到某个历史事件，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引领、甚至决定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最终结果。第三，如上所述，即便是“归根到底”意义上也并不是所有历史都能够经济解释。因此，历史经济解释只是历史解释的一种，尽管相对其他解释，这种解释是最为根本、最为有力的，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否则便是夸大真理走向谬误。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第544页，第544页。

④⑤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页。

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9页。

⑧⑪⑫⑭恩格斯：1894年《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7页，第668页，第668页，第668页。

⑨⑩⑮恩格斯：1894年《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1页，第591页，第592页。

马克思世界历史 篇12

一生态唯物主义: 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理论基点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当代绿色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正是因为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一种理论如果要想在生态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就必须站在唯物主义的根基之上,并以自然科学为友。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一基础遭受破坏,其生态理论价值也就无法体现。

( 一) 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

彻底和全面的唯物主义是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的。福斯特指出,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方面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本性。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好像只有恩格斯才持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马克思则成了一个脱离了唯物主义,并且逐渐远离自然科学的马克思,这一看法显然与事实不符。福斯特认为,唯物主义自然观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即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对劳动异化的理解之中也应该包含着对自然的异化。实际上,在马克思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于人与自然的异化、人类的生存以及人类与土壤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农业问题,都给予了十分深刻的阐释。在福斯特看来,理解马克思思想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分开,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与其生态学世界观同样不可分割。

当马克思不再从客体或直观形式,而是坚持从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角度去理解社会现实时,他也完成了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自然本体论向现实的、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转换。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变革,是把自然纳入人的历史性活动过程中。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现在已被它自身的一个方面———人类社会所重塑和重释”[2]。在工业化的自然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体现,自然变成了属人的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二) 生态唯物主义的历史溯源

福斯特指出,为了深刻理解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思想,重新确立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就必须追寻生态学的唯物主义根源。马克思对生态的深刻见解并不是天才头脑中瞬间闪烁的火花,它来自于17—19世纪人们关于自然的新认识,这主要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与旧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所引发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对唯物主义的密切关注,集中表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位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上的探索。同时,从唯物主义哲学家例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费尔巴哈、达尔文直到恩格斯、布哈林以及考德威尔等人的思想中,考察了唯物主义发展史与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关系,福斯特追溯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产生的渊源,梳理了发展脉络,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的本质特征。

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具有生态世界观的倾向性,因为他把“守恒原则”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揭示了伊壁鸠鲁作为希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他的哲学预示了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唯物主义、人文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在伊壁鸠鲁的哲学那里,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自由的可能性,打破了必然性的束缚。这就是说,他要捍卫唯物主义,同时又反对一切形式的僵硬的决定论。这种自由性赋予生命以意义。“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象征着带来了光明或启示,这种启示就是对自然宗教观的拒斥,就是一种唯物主义,也是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1]67这种强调自由的唯物主义为他与机械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从而使马克思果断地走上了唯物主义之路,尽管当时他的思想在外在形式上是思辨的,但在本质上却越来越趋向于唯物主义。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尽管他的观点还带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色彩,但他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者应该具有的立场,受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已经体现出非机械论和非决定论的特征。当然,此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属于本体论与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后来,即便是在其思想的转变过程中,也没有放弃这种唯物主义意义上的自然观。同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相区别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主张人类在自然条件的限制面前,有一种自由,即“转向”的能力。因此,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生态观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自然条件”,二是“影响这一过程的人类能力。但这种人类能力的自由始终不能避开现实的“自然条件”必然的约束。

( 三) 生态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对界定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见解。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产生了偏差,以至于他们看不到马克思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观念,使其丧失了这一核心。福斯特指出了两种思想倾向: 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对实证论的否定中对科学持一种忽视或敌视的态度。这是一种完全拒绝科学的经院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传统。另一种是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则将理论完全建立在盲目崇拜和扭曲的科学观念的基础上,是一种完全的实证主义的态度,是机械性的“科学”。这两种思想倾向,都无法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的生态观点的价值。在福斯特看来,唯物主义既要关注人类的生态问题,又要不妨碍人类为自身需求对自然的改造与开发,其内涵是一种理性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是最先为此种类型的唯物主义制定原则的思想家”[3]。

受伊壁鸠鲁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形成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对这种唯物主义进行了改造,把它改造成一种具有实践性的唯物主义,其中内蕴着马克思思想中那种固有的深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不仅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超乎寻常的现实力量,尤其在应对当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时表现出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生态辩证思维: 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认知方式

在福斯特的分析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种观点对于彻底的生态学分析来说缺一不可,同唯物主义一样,辩证法是马克思生态观中包含的必备要素。恩格斯曾经指出: “辩证法是最高度适合于自然观这一发展阶段的唯一思维方法。”[4]也就是说,生态辩证法是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之道

相比于那些对自然界进行目的论解释的唯灵论与生机论,唯物主义者对进化做了反目的论的解释,将其看作一种无限的自然历史过程。在福斯特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的自然哲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反目的论的观点上不谋而合。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妥协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抓住了这一机会,以达尔文的新理论作为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新论据。恩格斯认为,进化的发展对于如下两种观点都需要: 一是要像在新陈代谢的交换理论中那样看到“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 二是要看到自然中的生存竞争。“生态学必须妥善处理以下问题,比如相互依存与相对自主、相似性与差异性、一般与特殊、偶然与必然、稳定与变化、连续与非连续,以及诸多矛盾过程等问题。它必须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它自己的哲学,并且在同时成为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哲学的意义上,这种哲学将是有效的。”[5]“正是这种复杂的辩证的自然主义,即把自然看作‘辩证法的试金石’。”[1]263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学说则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唯物的和辩证的自然观的可能性。

( 二) 伊壁鸠鲁原子论中的自由因子

福斯特认为,达尔文与马克思的自然哲学具有同根性,都可以追溯到伊壁鸠鲁哲学。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天然地孕育着辩证法的因子。伊壁鸠鲁在肯定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与决定性的存在时,认识到了偶然性、意外性和自由的可能性。而他的这种既允许决定论同时又允许偶然性存在的这种开放自由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吸引力,有助于解释他对达尔文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不仅如此,福斯特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对待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他认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是他的自然观不是辩证的,而是抽象的、静止的。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 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物质统一体; 人是以身体( 肉体) 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 人是以感性为基础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这些认识当然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性,但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却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脱离了历史发展条件与具体社会关系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在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中,伊壁鸠鲁与费尔巴哈都是其批判的对象,然而,在福斯特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更具有实践性,……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论证的那样,伊壁鸠鲁试图通过强调偶然性以及因此而来的人类自由,使唯物主义恢复其能动的方面———伊壁鸠鲁之前的唯物主义只是提出了一种机械决定论。”[1]125

( 三)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思维

的确,费尔巴哈所坚持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直观的、静止的、非历史的唯物主义。它缺少一种能够改变不合理现实、消除异化的力量。因此,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不可避免。这一批判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得以实现,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创立了一种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福斯特认为,这一批判虽然导致唯物主义思想的关注点由自然转向历史,却并没有否定自然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的。福斯特认为,这种强调自然先在性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将伊壁鸠鲁与黑格尔加以对比时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悖论中用黑格尔代替柏拉图,力图去理解最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内在辩证法与最初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内在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批判而辩证的探索中,出现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综合。”[1]258这种唯物主义是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突发性和偶然性蕴涵于其中,辩证法是其核心。

按照福斯特的理解,自然进化的过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统一的过程,其中偶然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建立在物质条件基础之上并受此限制的人具有自由意志,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并承认自然先在前提下发挥自由意志进行物质实践,从而才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这正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核心理念。

三生态政治学: 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现实旨归

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资本主义危机实质是一场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矛盾观点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理解生态危机的主要理论依据。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的内驱力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造成了社会发展与生态持续性的矛盾,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打破了自然与社会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 一) 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就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而问题的根源不应在生物学、人口统计学以及技术等因素中找到,而应到人类社会现有的生产方式中寻找,即资本主义制度寻找。目前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质上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投射和反映。为此,应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

福斯特断言,以剩余价值的积累以及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其发展的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是,对利润的追逐为其发展的动力,因而不断地扩张是这种制度的逻辑。这种扩张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一对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与全球环境之间潜在的灾难性冲突。福斯特强调,生态遭受破坏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家个人的责任,那个正在起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才是罪恶之源。[6]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在竞争的事物中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概念下的进步是通过不断的劳动分工和所谓的‘征服’自然而取得的”[7]。由此,福斯特指出,由于这种片面的自然观,生态问题将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彻底解决。

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行为引起了极端的两极分化: 财富的无限增长与异化的、被剥削、没有尊严的生存相互对立,只要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不消除,这种扭曲和异化人的本质的制度就随时有可能被炸毁,剥夺者随时有可能被剥夺。

( 二) 消除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

人类与自然之间通过生产而进行的新陈代谢的作用过程,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与现实的生产关系不可分割。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与社会之间物质变换的异化结果必然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论述。

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的相互分裂敌对,使得新陈代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所有制是造成新陈代谢断裂的最根本因素。因而,要弥补自然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断裂,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构建自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然而,这种变革不是简单地改变社会制度的调节方式,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的积累体制。因此,只有进行社会变革和生态革命,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 三) 走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福斯特认为,“人类的未来……最终取决于我们重塑历史,彻底改革我们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生态环境关系的意愿”[8]。这种要求体现“在所有方面对异化的超越: 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性生态学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1]287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中即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9]。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类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消除了对立和异化,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完全实现了科学而合理的生态世界观和人道主义。只有这样,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等威胁人类健康生活、生存的问题才能彻底得以排除,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四结语

福斯特以其独有的视角,挖掘与阐释了马克思思想中所蕴涵的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世界观以生态唯物主义为立足点,使自身深深地扎根于自然物质世界以及现实的人类社会环境的土壤中,赋予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生态内涵; 以生态辩证思维为科学认知范式,为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与社会历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彰显了改变不合理现实、消除生态危机和自然异化的力量; 以生态政治学为最终落脚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下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特别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在指出生态革命重要意义的同时,更为深刻地阐释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最终发展目标。虽然与莱易斯、奥康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福斯特更多注重于学理上的探讨,但他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富有见地的生态批判,对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尽管福斯特所进行的探讨和阐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如何立足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实践,全面地探讨当代生态危机问题,如何运用整体主义理论与方法,系统地构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如何适应我国的历史与现实,科学地建立本土化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这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一个艰巨任务!

参考文献

[1]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公正[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64.

[3]Foster J B.Ecology,Capitalism,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J].Monthly Review,2004(11):5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55.

[5]Levins R,Lewontin R.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134.

[6]陈学明.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J].国外社会科学,2010(1):12.

[7]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兴,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8.

[8]Foster J B.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