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精选12篇）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1

1 “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实现社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 创造美好生活,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人类的社会本性和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无论是我国古代人们所向往的“小康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念, 还是西方思想家所提出来的“理想国”、“乌托邦”、“新和谐公社”等, 都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这一共同的价值目标。近代西方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也先后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和谐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而真正把“和谐社会”提到理论高度的只有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理念博大精深, 立意深远。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全面而深入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 马克思 “和谐社会”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认为, 和谐社会的实质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和谐。

2.1 人与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 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 即相互依存性。“人是自然存在物”, 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我国古代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一致主张“天人合一”、“和为贵”、“和实生物”思想,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大多数思想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这里, 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看作是未来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自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而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需要依靠自然界生活,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 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 (和动物一样) 靠无机界生活, 而人和动物相比具有普遍性。

我们现在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 毕竟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是“属人”的自然, 所以两者是统一而并非是对立的。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 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 我们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就必须首先端正对自然的态度, 摆正自己所处的位置。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看作和谐社会的最核心的关系, 也就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最根本的关系。

2.2 人与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 社会。”人是社会化的动物, 社会的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着人需要参与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 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社会联系。马克思认为, 人不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 同时也不是一种纯思辨的形而上的东西, 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物, 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人的自然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属社会的人与属人的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统一,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也是它与以往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及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区别之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解放和发展是统一的, 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它是“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 体现了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本质及其力量的全面生成, 而这一切只有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状态的和谐社会中, 社会关系不再是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 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成为相辅相成的互动过程, 一方面, 社会关系的和谐将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而使每一个个人更充分地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 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 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

2.3 人与人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 人并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存在, 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 是一个社会性动物, 而社会也无非是“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是人们相互活动的产物。因此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总要与他人打交道, 要面对并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马克思又认为“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并且论证了“世界交往”在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结构变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 马克思还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与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及与人的本质之间的统一性。

在马克思看来, 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得以真正的消除。毕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 集体财富得到极大丰富, “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真正实现了社会公平, 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得以统一, 由此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2.4 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和谐

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 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结构各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和谐互动的过程。马克思把社会有机体的主体结构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三方面要素, 同时又间接表明了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的, 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看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一个社会有机整体, 当它们发生矛盾时, 就会引起社会形态的更替。马克思认为, 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稳定的要求, 即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共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时, 这样构成的社会整体才能健康发展。他强调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生产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 这些要素构成一个和谐互动的整体。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3 马克思 “和谐社会”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1) 马克思主义认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消除资本主义不和谐弊端, 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 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必然体现, 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这就启示我们,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最高目标。今天, 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构想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由理想逐步变为现实, 这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2)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协调统一的社会, 构建这一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启示我们, 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把握这一原则, 着力推进人、社会、自然三方面的协调发展。而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是一个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

(3) 马克思主义认为构建未来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 需要通过一系列阶段性发展才能最终完成。

这启示我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长期发展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分阶段, 有过程地逐步推进, 必须制定长期历史进程和特殊阶段发展相统一的发展思路。由于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还不充分, 在思想认识, 内容框架, 具体特征等方面还不成熟, 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需要实践发展和推动。

(4)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和谐社会的根本表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谐, 即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在未来和谐社会, 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代表了发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 适应了发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上层建筑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是国家消亡, 社会自治, 保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稳定协调的发展要求的;三方面要协调统一, 才能使社会达到真正和谐。

这启示我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协调而得到解决, 就是说它可以采取一种和平的、渐进的, 非对抗的方法使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 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 有领导、有步聚、有秩序的协调来处理。因此,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为此, 发挥党的“整合导向”功能, 按照“和而不同”原则, 协调和平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千方百计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 积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才能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 各得其所, 和谐相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 而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将来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在这个发展阶段构建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 我们只有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及资源之间, 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 因而只能是相对和谐。这样理解构建和谐社会, 不仅符合中国国情, 而且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 不容易使人对和谐社会产生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过高的, 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高度重视, 又要从国情出发, 既要着眼于未来, 又要着力于现在, 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和关键点。

在今天,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创见同样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智力支持。深入发掘和进一步弘扬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理应成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 .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2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平等思想及启示

郑流云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要：社会平等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此文试图从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来解读我国当前的社会平等问题，并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入探讨，来对我国当前社会平等问题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三形态理论；社会平等

中图分类号：A81/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04 - 0030 - 05

平等，是人类自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理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人们对社会平等的渴求也与日俱增。但究竟什么叫社会平等，马克思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论述。可是，我们仔细研究其社会学说史，就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平等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并着重阐述了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社会平等思想的不同内涵，从而为我们科学理解社会平等思想的丰富内涵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为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和解决当前我国的社会平等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平等是当前中国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性课题

平等，是哲学领域普遍关注的永恒主题，更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现实性课题。所谓平等( Equality)，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平等观是各不相同的。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平等的要求空前强烈。就正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为目标走向现代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我国古代传统的平等观，即从我国古代思想史和农民革命史两条线路去考察的社会平等观，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礼运篇》中的“大同社会”等中国先哲们的社会平等观，以及从秦汉以来的历代农民战争中所提出的革命口号，诸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都只是停留在关于共同人性、人类共同本质等形而上的思辨层面，少有实质平等的论述，未能为解决我国现实中的社会平等问题提供合理的证明。因此，我国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社会平等问题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西方政治哲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注重从机会平等来研究我国当前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所谓机会平等，就是指社会应该为每个成员追求自身利益、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平等地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由于西方的机会平等理论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导致不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最终导致分配的不均，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这一理论也未能为解决我国现实中的社会平等问题提供合理的证明。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社会平等思想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平等问题的科学指南。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和发现了人类历史最重大的发展规律：三大社会形态历史演进规律。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一道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大致将经历以下三个历史形态（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并且指出了在不同社会形态（阶段）中，社会平等观的内涵是各不相同的。

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为目标走向现代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我国现阶段处于“共时态”化阶段，即同时并存。这就是说，在我国当前还存在(本网网 )着传统的“人的依赖关系”，又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内引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主流形态，同时，作为所有制主导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初级形态的“自由人联合体”正处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过程中。因此，针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平等观不仅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关注的重大现实性课题。

二、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平等思想

马克思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前后承继的历史过程，不同社会形态由于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对应的经济基础是各不相同的。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平等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一个图表来表示，通过对如下图表的科学分析，使我们发现并且认为：自从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社会的平等化进程大致经历并且即将经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1)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形成了形式不平等（特权属于强者）、实质更不平等的等级社会；(2)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形成了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的平权社会；(3)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形成了形式不平等（对弱者给予特别照顾）、实质平等的平等社会。简言之，就平等程度而言的人类社会进程依次为：等级社会、平权社会、平等社会。

（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形式不平等、实质更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就是说，第一大社会形态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是人类社会进入人的依赖性关系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的依赖性关系在其始初阶段“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于是形成了原始社会的“家庭、氏族、公社”及其成员的依赖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古代共同体和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并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人的依赖关系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也就是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受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而决定了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由此所形成的社会也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所谓自然经济，就是指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在第一大社会形态里，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恩格斯进一步补充说，自然经济就是指“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经济就是指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如：欧洲中世纪，就是这种自然经济的典型模式，因为它“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

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这就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必然表现为一种人身的依附关系，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最初也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后来阶级出现了，这种关系就带有政治性和阶级性，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在这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原始关系相矛盾的”即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相矛盾。这就是说，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等级身份成为这一社会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之间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完全泯灭了主体间的平等和主体自由，平等关系只存在于等级内部，同一等级的社会成员面对着相同的等级规则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而整个社会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在至今只存在自然经济或主要存在自然经济的国家中……个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以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形式上不平等、实质上更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二）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的平权社会

整个人类社会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转变为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里，人的生产能力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是依靠物力、凭借财力，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形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因此，在第二大社会形态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产者之间互相交换其产品的社会关系，由此，商品经济就成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集中体现。

所谓商品经济( Commodity Economy)，是指以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形式。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独立性”；二是“对物的依赖性”。从“人的独立性”来看，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普遍的商品交换，导致人从血缘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成为市场行为的平等主体，获得了主体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在第二大社会形态里，“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一大社会形态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但从“对物的依赖性”来看，由于商品本身的二重性特征，决定了“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本网网 )交换，诚然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相互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这就是说，在商品经济背后，存在着一只“无形的手”，人在这只“无形的手”的束缚下是没多少自由、平等可言的。

在第二大社会形态里，平等关系也只是体现在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平等，在“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说，社会平等也只是体现在价值交换过程中的等价交换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其实质肯定是不平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离开了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们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来鞣。”所以说，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的依赖关系，它所体现的社会平等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是不平等的。

（三）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形式不平等、实质平等的平等社会

马克思说“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社会形态发展的集中体现。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生产不再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取而代之的则是为满足整个社会成员个人全面发展其自由个性之需要的产品经济。

所谓产品经济就是指以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式。在这种“以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在未来的产品经济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私有制被消灭，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而是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但是，我们知道在第一大社会形态里，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交换价值。那么，第三大社会形态与它有何区别呢？

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基础（自然经济与产品经济）的.差异，并最终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平等观。第一大社会形态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由此就只能形成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上面已论述过，这里不再累赘），而第三大社会形态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和私有制被消灭的基础之上，由此就形成了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真正平等社会。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平等。由于不再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由此产生的形式平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个社会里，从“各尽所能”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形式上不平等的社会，因为，能者多劳和给弱者赋予最充分的照顾（即弱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享受社会的一切劳动产品），这就体现了一种形式上的不平等。但从“按需分配”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社会财富极度丰富和实质平等的社会。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所以说，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它所体现的是形式上不平等，而实质上是平等的平等社会。

三、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平等问题的启示

马克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将人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人获得自由、平等的程度为根据，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演进规律，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对社会平等问题的研究必须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联系起来。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将对我们深刻理解和正确审视我国当前的社会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以下拟对此展开分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并且还存在着多层次性。建国6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面貌。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其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类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处于“共时化”状态（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初级形态的自由人联合体同时并存）。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制定一切有关社会平等问题的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一历史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首先，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来看，中国是一个有着多年历史的封建文明古国。一家一户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使血缘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原型和基础，人们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由于其人口和地域的有限性、狭隘性、封闭性，使其所形成的交往形式也就具有狭隘性、封闭性，而不可能具有开放性，因而与这种血缘关系相匹配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只能是一种特权关系，即形式上不平等（特权属于强者）、实质上更不平等的一种封建特权。如《论语-子路》中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种特权关系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逐渐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经济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依赖关系”的消失，在“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政府部门中的“家长制”作风，企业中的“家族化”现象以及乡村社区的“能人治理结构”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就必须根本改变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自然经济基础，建立起与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历程来看，它是一个从“人的依赖关系”走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自觉历程，也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逐渐生成的过程。市场经济把人的生产能力从“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主体的独立性。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虽然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不同，但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具有共同的社会存在（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这种共同的经济形式决定了形式平等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平等观的理论依据。但是，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人的独立性”和“对物的依赖性”两个方面。因此，市场经济就既有促进我国社会从传统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向现代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等价交换的平等，其实质是不平等的。如果我们不对市场加以规范和引导，就会导致不合理的竞争，最终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最后，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具有初级形态的“自由人联合体”在我国逐步形成。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一根本原则从而为我们抑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的消极方面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又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这就又制约了社会平等的完全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而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总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甚至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应实行怎样的社会平等观，应该由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来决定，而不能超越阶段。如果我们不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科学分析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是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为借口，要求消除一切差距，实行平均主义或完全的结果平等，那是无视我国现实条件的一种奇谈怪论；但是，如果我们以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为借口，任凭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坐视不理，那也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相违背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l]马克思恩格斯令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张晓东当代中国人多元生存形态的道德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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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马克思恩格斯伞集（第25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马克思恩格斯令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3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

“市民社会”和国家问题是马克思之前西方理论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在古代西方，“市民社会”尚未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城邦、市民社会和国家是浑然一体的。实际上，西方市民社会思想不仅可追溯到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国家的思想，而且还可以上溯至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公民”和城邦生活的政治学说中。在古希腊城邦中，城邦国家实行城邦民主制，所有的城邦公民都有着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实行直接民主制。亚里士多德称古希腊这种直接民主制城邦国家为政治共同体，与野蛮社会相区别。这也是西方语言中“市民社会”的最初涵义。

到了近代西方，契约论思想家们针对封建神学“君权神授”的教条，提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社会契约论”。如其中的代表人物洛克认为，市民社会是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存在的，而国家不过是处于社会中的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形成契约的结果。通过对洛克为代表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思想的简单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契约论思想家们把自然状态和市民社会看作是人类发展前后的两个阶段：在自然状态下生活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不受损害，彼此交出了自然权力，签订了契约，由此形成的社会叫“市民社会”。因此，“市民社会”是同人类自然状态相对应的人类文明状态，是国家的同义词。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第一次明确地从概念上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区分开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比较集中的阐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由私人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市民社会是以私利为基础，充满了无休止的冲突。这种缺陷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克服。国家不是个人订立的社会契约，它代表了不同于利己主义的公共利益，同时也保证了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殊利益。国家是普遍利他的。它没有取消家庭和市民社会，反而克服了他们的局限。黑格尔扭转了前人以市民社会反对国家的方向，代之以国家控制市民社会的公式。

黑格尔对这一概念的区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黑格尔首次把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对立物，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以及道德的重大缺陷，同时逻辑性地提出了要由国家来纠正市民社会的不足和缺陷，这显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由于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较高形式，是伦理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和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国家自身发展环节和阶段，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上述思想给予充分的肯定，把它看作是对近代社会现实的反映。他指出：“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永久的对立面、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当然，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分离实际上是存在的。”同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来谈论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区别，认为黑格尔的论述是“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实际上，“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这一逻辑的显示图景应当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人的存在的”“社会形式”和“人的本质的客体化”。因此，“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思想。

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市民社会和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

黑格尔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分的观点，但马克思并不是在“绝对精神”领域来说明国家和市民社会问题。而是从现实层面上剖析两者的分离。马克思指出了政治制度发展的动力，认为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业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有就不会有政治制度。正如在中世纪，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亚洲的专制制度中，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一样都是专制王权的奴隶。马克思紧接着又指出，当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或专制权力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存在的时候(这是通过政治革命实现的)，代议制民主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分离使等级制度转变为代表制、使权力的分离成为必要并且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的原则。他从这三个方面说明了这种分离的意义。

(二)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黑格尔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提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人。他基本上阐明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他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考察市民社会的，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同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彻底创新的。他于1843年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做出了批判性的反思。马克思通过确立市民社会为政治国家的基础，重置了黑格尔颠倒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国家是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因此。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进一步从学理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彻底分离，还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市民社会的不足并初步展开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三)物质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从法学走向经济学，他指出：“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可见“交往形式”是把握市民社会内容的一个关键因素。马克思反复强调自己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而“现实的个人”要生存下去首先必须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因此，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展开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所有的交往形式中。物质交往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物质交往是一切交往的基础与源泉。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这种交往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当代意义

(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马克思承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由市场经济“需要的体系”的形成所导致的。它只能建立在“整个商业和工业活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因而，它也只能是一种现代现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很多非常明确的论述，如马克思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他又说：“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的。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完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加速法治社会秩序的进程

纵观西方法治发展进程，公民意识对法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内化和支撑作用。但是，西方公民意识却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蛹化和生成的。而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并不是“公民意识”，而是“臣民意识”和“草民意识”，这严重影响了公民意识的塑造和培养，进而制约了法治秩序的建立。而事实表明，推动我国公民意识的普遍形成并有效发挥其“文化领导权”作用，就必须使公民意识获得充分的“意识形态性”，以推动法治秩序的早日建立。

(三)推进全球市民社会的建立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4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的人类文化底蕴

古希腊人很早就涉及和谐问题。毕达格拉斯称和谐是宇宙间最美的事物, “赫拉克里特认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 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 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从苏格拉底开始, 对和谐这一概念的探讨深入到了政治领域, 出现了许多涉及和谐的政治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指出, 在一个完善的国度里, 产业应当负责物质财富的生产但不参与统治, 军队负责保卫国家, 也不参与统治, 只有哲学家才能够承担得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唯其如此, 人类才能免遭劫难。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和谐的构想,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洛克提出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 “人有完全自由规定自己的行动, 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 不依附任何旁人的意志……那也是平等的状态, 其中一切权利和支配都是相互的, 谁也不比谁多持有。不难看出, 上述思想是从剥削阶级的立场出发来阐述问题的。所以, 这些设想尽管美好, 却并不科学, 也不可能实现。但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成为后来一代代思想家们探讨和谐问题的宝贵起点。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和谐思想。首先, 在如何对待自然界的态度问题上, 他反对人类出于自私自利的欲望向大自然肆意索取。正确的做法是在正确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它。其次, 黑格尔还在哲学层面对和谐范畴做出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和谐是从质上见出的差异面的一种关系, 而且是这些差异面的一种整体, 它是在事物本质中找到它的根据的。”也就是说, “和谐”是相互对立的因素之间的一种协调一致的存在状态和关系。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给以尖锐的批判, 宣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场可怕噩梦”。但是,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终归是一种空想, 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提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 尽管产生至今已经一百多年, 但其中所阐述的倡导人性的扬弃, 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 并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社会的发展的价值取向, 将对当代社会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1、对人类社会制度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意义。作为一种变革社会制度, 扬弃社会弊端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制度面貌, 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这一点, 正如吴忠民教授所说,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状况, 在其和谐思想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前景, 对于现实社会里不和

度, 所以让她成为一只兽后保持人心的善恶之分, 无法立于人世选择一种决绝的方式跳入湖中, 希望纯净的湖水能涤荡她在尘世的满身糟杂。

自《浣纱记》中西施形象基本定形后, 当代作家的重述让西施走出没有个人关怀的港湾, 继续向前行走, 再度流浪, 或人, 或兽。西施形象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西施形象更有立体性、多样性。历史可以细说更可以戏说, 想象西施的文学将更加丰富多彩。注释:

1. (后汉) 袁康:越绝书 (卷五)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2. (后汉) 范晔:吴越春秋译注[M]薛耀天译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343页。

3. 王维:西施咏[A]全唐诗 (卷一百二十五) [M], 中华书局, 1985年, 1251页。

4. 李白:咏苎罗山[A]全唐诗 (卷一百八一) [M], 中华书局, 1985年, 1845页。

谐现象的批判以及对人类进步的基本途径的阐述, 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不可否认, 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尚处于低谷, 但必须认识到,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应是其思想上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中国在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上不断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仍具有伟大生命力的雄辩的事实。

2、提供了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略。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告诉我们, 在对待大自然的问题上, 人类不可能不向自然界进行索取。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永远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过于保守, 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毕竟, 人类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而在大自然面前毫无作为显然是和人类的永恒发展相矛盾的, 因此, 我们一定要放弃那种把自然和人类等同起来的迂腐论调, 以一种坦然的心态去向自然“索取”。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 自然界本身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漠视已经给大自然并最终给人类带来了我们意料之外的恶果。所以, 人类必须高度关注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以及自己的行为对自然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 这是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这一点告诫我们, 尽管我们离不开对大自然的索取, 但同时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向自然索取时一定要注意两点:首先要重视和遵循自然界自身的规律, 二是认识到自然界对于我们而言的珍贵性, 用节约、可持续的方式去利用它。

3、启发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现实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同时, 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之一, 如何实现其和谐化, 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在这一方面, 马克思恩格的和谐社会思想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 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 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谐。人类社会在当代的发展表明, 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向公有制逐渐演变的苗头。上世纪70年代末, 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已占据社会总资产的约30%, 再加上诸如税收、福利政策等的调剂, 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产品的分配上, 已经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 人与人的关系, 特别是阶级关系, 也比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要缓和的多。这充分说明, 扬弃私有制, 是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根源。当然, 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局限性, 它不可能在自身实现私有制的完全扬弃, 未来的社会革命将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 1957:19.

[2]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55.

[3]黑格尔.美学 (第1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180.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5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流变看社会范畴的科学生成

“社会”无疑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主要概念之一.本文从“社会”概念的科学生成这一角度扼要梳理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阶段,发现“社会”在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中不仅起着基础性的致思触发和导向作用,因而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而且其本身的科学化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经验感性阶段,理想悬设阶段,科学抽象阶段,它们有机地统一于马克思的思想流变过程中.

作 者：花俊国 HUA Jun-guo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社科部,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年，卷(期)： 17(1) 分类号：B1 关键词：市民社会   共产主义   社会(实践)  

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轨迹 篇6

关键词：自我意识；异化劳动；实践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41-03

“实践”无疑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灵魂。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关于“实践”并没有系统的论述，马克思也没有对“实践”进行过直接的界定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思想却是丰富的。对于“实践”的理解，我们要结合马克思哲学的脉络，从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逻辑基点转换上来追寻“实践”的轨迹。

一、从自我意识出发的理论实践

19世纪30年代，在柏林大学求学的马克思被自我意识哲学深深的吸引着，他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且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成为一名积极成员。青年黑格尔派是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武器、批判宗教教条、宣扬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的。这与马克思当时的精神发展方向和政治态度都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高举“自我意识”这一大旗，开始了理论上的反封建专制制度上的斗争，并于1841年3月写出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从根本上论证了自我意识哲学产生的必然性，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他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一样，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思想，坚持用自我意识去解释和批判宗教，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也是在这一论文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实践”概念，他说：“当意志从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里走出来，转而面对着那世界的，并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的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将会变成实践的力量，……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它在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来衡量特殊的现实。”[1]可见，在当时的马克思眼里“实践”只是理论上的实践，是一种理论批判活动。由于受到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实践的力量来自本身自由的理性。不过虽然马克思当时的实践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对于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则科学的指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认为哲学和现实世界是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的，这既不同于黑格尔主张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否定哲学对世界的改造作用，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把两者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的作用绝对化，夸大哲学的批判作用。这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而且离开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信号”。

离开大学校园后，马克思就开始了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对于这些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仍然从理性原则出发，力图用“普遍理性”战胜私人利益，但是现实社会生活却总是私人利益占了上风，最后连马克思借以宣传“普遍理性”的《莱茵报》也被普鲁市政府查封了，这使得马克思开始对原有的哲学信仰进行反思。马克思发现对现实关注的越多，理性的批判就越发显得无力。马克思逐渐地意识到理性的批判应该走出自身，批判的对象应该是现存的社会制度。至此，马克思在开始怀有的那种将主体能动性单纯依从于自我意识的理论逻辑基点，被现实打的支离破碎。

二、从人本思想出发的异化劳动

正当马克思为自己理论寻求新的理论基点时，费尔巴哈闯入了他的视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把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的主张，都使得马克思义无返顾的投向了他的怀抱。马克思理论逻辑基点开始逐渐的过渡到从“人”的主体本质出发这一基点。

在对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集中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泛逻辑神秘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创办了《德法年鉴》，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一些著作，他深刻分析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之间的关系，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解放并不等于人类解放。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两方面的进步，一方面在于，实践从理论批判转变成政治批判和推翻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2]，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直接使用了“革命实践”的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区别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他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通过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对于实践的主体马克思在当时的著作中也有反映出来，他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大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可见在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没有涉及到实践的物质内容。

在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无疑是受费尔巴哈影响最深的。在《手稿》中，“支配马克思深层理论框架和权利话语的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他“从‘人的主体本质这一逻辑的主导出发是统摄一切理论规定的范式”[5]。也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的经济事实，并把他以往研究的政治斗争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实践”以物质内容。《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理解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的基本内容。但是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劳动”在当时还有另一种名称——“异化劳动”。所谓的“异化劳动”是针对“自由自觉的活动”提出的。《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了。工人的劳动实践并不能使工人感到愉悦，也不能使工人享受到劳动成果，反而劳动产品支配着劳动者，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穷，越受他的产品的统治。因此，“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人的类本质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马克思紧接着又指出：虽然异化劳动使得人的类本质丧失，但是也正是这种自我异化的发展为异化的扬弃创造了条件，“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6]。从而人类的历史就是劳动对象化、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而共产主义就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样，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来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完成了哲学共产主义的逻辑论证。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与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说明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对于“实践”的理解看似却进了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人的本质时也分析了实践的特征——主体性、客观性、创造性。实践本身就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而主体人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是离不开外部自然界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7]可见离开了客观基础，实践无从谈起。然而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劳作，“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8]，实践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实践即人作为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化为对象、创造客体，以表现和确证自己是对象性的、现实的人，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可见并不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只有具有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才是实践。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也有少许的论述，他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9]。

可以看出，《手稿》中的理论逻辑已经消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马克思也没有全盘接受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而是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高扬了人。然而扬弃之间，唯心主义历史观成了马克思理论的隐性本质，人仍然是“类存在物”，并不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完成的哲学共产主义逻辑论证，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伦理口号，马克思的理论撞到现实仍然会碰到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势必要从自身出发，从理论中突破。而《神圣家族》印证了这一突破。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理论矛头直指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且主要的理论框架仍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中却有着另外一种倾向——他们越发的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出发，来批判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样就相对削弱了人本主义哲学对理论逻辑的支配作用。

鲍威尔一伙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的本质，历史是精神的发展，而人的一些活动和实践统统是批判的批判的思维进程，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外部的感性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10]，那么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只要从工人的头脑中铲除资本、雇佣劳动等范畴即可。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幻想的那样完成于抽象的理论批判之中，而必定完成与“实实在在的实践中”[11]，因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2]。从而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消灭无产阶级被奴役的异化状态，同样必须通过实践。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仍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强调人只有恢复自己被异化的本质，才能成为现实的人。但他们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进而分析“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人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3]，这意味着，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就是人的本质的丧失，“消灭人对自己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就意味着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意味着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而恢复对生存资料的占有”[14]。最为重要的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开始了解历史，他们批判鲍威尔一伙“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15]可见，实践虽然还没有被科学的规定，可马克思原先的理论逻辑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了，他的具体话语开始向社会历史的基础性回落。理论再往前发展，原有的理论逻辑势必连根拔起，新的理论逻辑将会露出新芽。

三、从人类主体出发的物质实践

如果说，《神圣家族》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使马克思转向了一般唯物主义，那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则使马克思转向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这样说，不仅仅在于《提纲》中马克思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究其深层则在于马克思已经摆脱了原有的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框架，站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勾勒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且《提纲》中马克思统一了科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把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然，马克思原有的理论逻辑基点的蜕变并不是偶然的结果，早在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就已经发出了劳动异化史观的逻辑框架“解构”的信号。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有意的抛弃先前的“异化劳动”这一逻辑工具，并努力的从现实历史的实际发展中、从具体的“工业”中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矛盾。但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提炼出“实践”这一精炼的逻辑基点，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直至《提纲》，马克思虽然没有过多的理论叙述，但却以简单、明了、精炼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哲学面貌。

《提纲》的开篇首条，马克思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首先，他“不同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认为这些唯物主义都错了！错在他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6]。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暗示了自己的理论逻辑线索——对事物、现实、感性，就是要从主观方面，从人类主体出发，把它们置于具体的实践中去透视。当然，马克思批判了“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他投向“唯心主义”的怀抱。虽然“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7]。显而易见，唯心主义确实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是唯心主义却压根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才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决定性的基础。”[18]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他坚持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基础性地位，但又把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张扬出来。一方面，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前提，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辩证法的能动性。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和，因为马克思“在此处掀起的哲学变革并不是无意义的老调重弹”[19]。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对抽象物质与抽象精神的界定，一方面，他指出对“事物、现实、感性，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并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0]。另一方面，马克思有肯定了“思维的此岸性”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21]。可见，马克思在人类主体的具体实践中重新界定了物质与精神，这是完全扬弃先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框架的结果，马克思开始站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新视野。

既然，物质与精神已经迈入了人类实践的界定中，那么“人”就应当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而非感性直观的人；人的本质也就应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从而历史也就应当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向前运动的客观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发展进程，是人类劳动生产客观的生长历史”，而非“那个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否定之否定过程”[22]。沿着这条思路，对现实的社会进行批判马克思已经不再使用悬设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作为逻辑工具，而是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自身出发去理解矛盾。“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23]。可见，“客观实践”已经取代了“异化”在逻辑上的主导地位，马克思的主导话语也已经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转到“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上，并在人类主体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基础上统一了唯物论、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地解决了以往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难题。新的理论体系不仅尊重了社会现实基础的物质性，同时又高扬了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至此，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这一逻辑基点上建立起来，从此拉开了科学理论的序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M].1982.7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56.417.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1995.9，567.

〔5〕〔18〕〔19〕〔22〕张一兵.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66，76，76，79.

〔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1979.117，92， 97，127.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M].1979.105，194.

〔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M].1957.152， 52，45，191.

〔16〕〔17〕〔20〕〔2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1979. 16，16，16，16，59.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7

近代社会较为全面地提出和谐社会思想的当属空想社会主义者, 但他们的理论在历史观上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缺陷, 针对这一不足, 马克思以唯物历史观为指导, 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恩格斯指出:“当一个个别的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 他就不再去关心商品的买主以后是怎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 必然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从而使人与自然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妇女和儿童劳动”。由于过早的参加劳动, 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 完全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在两性关系方面, “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女受他们的支配为满足, 正式的卖淫就更不必说了, 他们还以相互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不难想象, 这样的两性关系是谈不上爱情的, 又何谈和谐、融洽。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

1、全面和谐与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不是以纯粹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中, 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之中的”。这就意味着人类保护自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为了使其更适于人类自身的持久发展。在这一前提下, 人和自然之间将实现和解, 达到高度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和谐社会里,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 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将克服资本主义时代那种根本上的矛盾, 从而保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2、自由实现与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类作为自觉的能动的社会主体一直的追求, 它在本质上指的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依据这种认识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在社会领域, “人们自己的生活行动的规律, 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类的自然规律一样的而与人们对立的规律, 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的运用起来, 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 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 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从而实现了自由。只有在和谐社会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

三、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当代价值

1、促进人类社会制度的变革与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制度面貌, 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正如吴忠民教授所说,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状况, 在其和谐思想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前景, 对于现实社会里不和谐现象的批判以及对人类进步的基本途径的阐述, 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当代中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上不断取得的伟大成就,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仍具伟大生命力的确证。

2、提供了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略。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告诉我们, 在对待自然问题上, 人类一定要放弃那种把自然和人类等同起来的迂腐论调, 以一种坦然的心态去向自然“索取”。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自然界本身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漠视已经给大自然并最终给人类带来了我们意料之外的恶果, 人类必须高度关注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以及自己的行为对自然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 这是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一方面要重视和遵循自然界自身的规律, 认识到自然界对于我们而言的珍贵性, 用节约、可持续的方式去利用它。另一方面, 人类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安排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对待自然和环境问题上要有全球意识, 要具有解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意识, 在全球视域中寻求应对方案。

3、启发人类探索人与人和谐的现实途径。

马克思恩格的和谐社会思想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首先, 是要扬弃私有制。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 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谐。扬弃私有制, 是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根源。其次, 是要努力寻求利益结合点。人与人在利益关系上的和谐是实现人与人和谐的前提。当前, 各国基本上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去处理问题, 这种利益上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目前国际上冲突和争斗的根源之一。目前,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这就不可避免导致利益多元化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紧张化,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的根本也在于要努力寻求和创造人们之间的利益结合点, 以及协调利益关系, 使利益之间不至于相互掣肘, 从而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71年。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8

一、马恩公正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是从揭露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开始的。他们花了大量时间, 用了大量的篇幅, 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正现象, 以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初期所凸现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有力批判。

第一,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公正性。

马克思指出, 在封建社会, “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 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 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1]恩格斯也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他说:“在中世纪, 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 相反地, 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 但是他们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 而且必须给地主服农役或交纳产品。”[2]

第二,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非正义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的而又最完备的表现。”[3] 在他们看来,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公正现象的根本原因, 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 统治劳动的资本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3]因此, 资本主义制度是名符其实的不公正的制度。

二、马恩公正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唯物史观这一认识社会历史的科学思维考察社会历史时, 看到了公正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系统总结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公正观。

1.公正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公正既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 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公正的价值目标是以增进共同利益来促进个人的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分析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及其统一, 既充分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也肯定共同利益的至上性, 而且提出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协调发展的人人共享的社会主义公正原则。

2.公正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首先,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公正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 并最终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 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人们的社会公正观念之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因人因地不同, 就其根本原因, 在于它“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6]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着该社会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 决定着统治阶级是否具有公正观念, 只有实现了对财富和收入的公正合理分配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保障社会公正的最终实现。其次,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 不存在普遍的永恒的公正, 公正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在分析批判拉萨尔、蒲鲁东在法权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唯心主义时指出,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统治阶级认为奴隶社会是公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者阶级则要求废除封建制度, 认为封建制度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因此, 没有永恒的绝对的公正, 公正观不断地变化着,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主体对公正的理解是不同的, 它如米尔帕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这就明确指出了社会公正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3.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

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 就是要克服一种限制人的社会秩序而代之以另一种较少限制的社会秩序, 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本质, 但是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 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 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平等理想作为公正的道德基础, 集中体现为他的“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箴言。社会主义的权利平等原则还被马克思概括为这样一句名言:“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说明了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享有权利必须以履行义务为前提。至于民主观念, 马克思认为, 所谓的“民主”就会允许、甚至力图宽恕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公正, 而这两者将使政治自由流于形式。

4.社会的普遍调剂

针对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现象, 为了推动整个社会的迅速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的普遍调剂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许多社会调剂方面的具体方法, 比如“剥夺地产, 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 等等。[3]马克思认为这些具体的措施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看来, 由社会掌管的用于全社会的调剂费用应当包括:其一, 用于日常行政事务的一般管理费用;其二, 用于满足人类共同生活需要的费用, 比如兴办学校、建设基础设施等;其三, 用于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生活需要的保障费用。

三、马恩公正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首先, 我们要确立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 树立立党为公的执政理念。邓小平曾经指出, 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 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 而且表现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要求。由于我国存在比较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地区、行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 贫困人口还没有完全消灭, 社会不公现象比较突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 消除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扩大社会公平的范围, 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 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期的战略任务。

其次, 我们必须坚持制度公正原则, 大力加快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制度公正, 认为制度公正具有优先性和普遍有效性, 希望建立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为此, 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为国人创造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使市场规律、国家法律充当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另一方面要发扬民主, 继续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推进民主事业进程, 实现执政民主化和公开化;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 畅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推行民主选举制, 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罢免制、任期制等民主制度和程序, 有力地保障公民在政治领域平等权利的实现。

最后, 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普遍调剂思想, 完善社会调节系统,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 二次分配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 国家必须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 制定收入分配法案, 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其一, 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 鼓励多劳多得、勤劳致富, 保护一定限度的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反对一切非法收入。其二, 采取包括税收调节、政策优惠等在内的有效措施限制和调节收益差距或不合理分配, 使较少受益者的利益得到补偿, 防止两极分化。其三, 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剂、优抚安置以及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在内的多内容、多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断化解利益矛盾和风险, 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了社会公正思想, 其中主要包括公正的基本取向、公正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自由、平等、民主观、社会普遍调剂等基本内容, 这些公正思想至今对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教学改革,“概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 它的科学精神集中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之中。事实上, 思想政治理论课宣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就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路径和重要手段, 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向大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 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目的就是要“使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千千万万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1]为此, 必须不断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 提高教学有效性, 以强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为核心,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功能,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中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为视角, 提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教学中要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教学、课程与问题相结合的课堂专题讨论, 以及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六大教学模块为一体的课程教学改革方案, 来探索如何激活“概论”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概论”课教学改革“点亮灯塔”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在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时, 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重要的经验之一;并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决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概念, 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2]可见, 我们党将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到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

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的发展主题、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敏锐体现时代精神, 准确反映时代规律,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也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 紧跟时代步伐, 引领时代潮流, 回答时代问题, 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关系, 三者之间是一种整体关联性。中国化决定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品质;时代化赋予中国化大众化以进步意义;大众化则是中国化时代化之最终目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就是要从中国和时代的实际出发,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为群众所掌握。而“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3]。

2005年1月17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 使大学生们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 对于“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 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 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的奋斗目标。所以, 高等院校要为国家培养的人才, 应当是“一个全面的人, 是一个爱国者,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4]。为此,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认真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认真学习这个“在国内认同程度高、国际影响范围广、经过实际运用和实践检验的理论”;以及它所取得的实践成果———“快速、持续地发展, 是惠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5]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作为学校德育的中心工作, 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法,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模式, 强化实践环节, 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湘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教学改革探索, 并取得了一定的教改成效。

二、“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针对上述“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精神, 笔者认为“概论”课的理论教学应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格局视角下整合教材体系, 在全面融会贯通“概论”教材基础上, 精选、提炼、提升“思想的历史”。为此, 笔者对“概论”教材十章的理论框架按照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原则, 重新整合新的理论教学体系, 经过精炼的选择, 重新整合为四个大的理论教学专题, 主要分为五讲:

理论专题一:学习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救国梦”的探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讲座主要使学生从近代中国一系列中国救亡探索的挫折中, 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找到了指导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理论武器。知晓“天国梦”的幻灭、“自强梦”的破灭、“立宪梦”的流产、“共和梦”的破产的历史必然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许许多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可谓前赴后继, 百折不挠。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思想主义都拿来试过, 却无一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前途命运, 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100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 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和我们的民族就有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理论专题二:雄关漫道真如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新的革命道路,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第一次相结合。这一理论专题主要给学生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为中国的救亡找到一条特色的革命道路。20世纪初,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 先进的中国人在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中逐渐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 它就必然要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程并不是平坦的, 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的过程中,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 有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 仅有马克思主义主义还不行, 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理论, 成功开辟出一条新的中国革命道路。

理论专题三:人间正道是沧桑———复兴中国的中国力量。这一理论专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而展开, 阐释复兴中国的力量。详细介绍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具体构成, 着重分析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对策, 全面探讨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种有效途径, 从而有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应该依靠谁、团结谁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 是历史的必然, 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 要把思想统一起来, 力量凝聚起来, 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 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为重点,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学生认识到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一正确的历史选择, 使得复兴中国有了坚强的中国力量。

理论专题四:而今迈步从头越———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第二次相结合。这一理论专题主要讲授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毅然迈步从头越, 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这一专题的理论讲授主要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因为这条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从而使他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理论专题五:五位一体———选择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理论专题通过讲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的伟大的改革开放,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和辉煌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我们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从最初的“两手抓”、“两手硬”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 再到“五位一体”, 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丰富、日趋完善的生动历程, 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通过学习, 使学生能够切实懂得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了解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抉择的国内国际背景, 搞清楚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搞清楚党提出改革开放决策的理论基础, 正确理解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入理解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掌握评价和判断改革成败与是非得失的标准, 正确认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学生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 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长风破浪会有时”。

理论专题六:两岸携手, 复兴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坐标上的“强国梦”。这一主题主要是告诉学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立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上的,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必须由两岸人民携手完成。为了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 国家统一才会有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本专题的教学, 使学生对我们党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立场、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基本了解, 坚定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念和决心。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10

一、物质生产极大丰富

正如德里达所重申的, 马克思是把“社会正义带回人间”,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才能实现全面正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共有的公共空间, 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扬弃与超越。在马克思看来, 推翻私有制和消灭阶级, 才是构建全面而普遍的正义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正义”, 永远只能是劳动者自由出卖劳动力、资本家自由盘剥劳工的抽象正义。为此, 马克思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 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 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2]也就是说, 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 物质财富是成为公共空间共同体的条件。

马克思曾经说,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 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在单一的资本逻辑和多元文化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下, 马克思得出社会解放源于生活实践的价值旨趣, 无疑是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激进革命派别的先进思想。这一点,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就明确,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 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 而是从事实出发, 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 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 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 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 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的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 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 是由于因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3]也就是说, 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成基础是建立在资本的积累之上的, 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消除了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市场是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 同样也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积极后果。

现实的残酷性在于, 资本殖民的脚步并未止步, 现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拉大了世界性贫富差距, 物质生产成果成为少数人专享的特权。社会两极分化呈现在了人之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 人与人的对立与对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马克思说过:“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 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 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 劳动产品成了商品, 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 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4]因此, 那些生活在“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里的现代人, 怎么可能会抽离现实而实现自我解放呢?马克思虽然力图打破物与物关系的桎梏, 但他并不认为人可以脱离物质而存在, 而是竭力批判试图脱离物质存在的“抽象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 “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 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5]公共空间视域中的“社会”, 极大的物质生产力是任何历史时期 (包括资本主义时期) 所不能比拟的, 公共生产资料和精神产品是社会的共同财富, 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公共空间的存在基础。为此, 马克思曾经描述道:“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 是一个武库, 既提供劳动资料, 又提供劳动材料, 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 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朴素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 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 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 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 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很显然, 马克思极力号召人们脱离“物役”的时代里, 并不是脱离物质基础, 而是指向物质生产财富丰富的现实生活。

二、自由个性得以发展

马克思曾经说,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7]实现“人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这是社会给予人的最高境界。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指出人的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6]。个性的解放是人的现实解放, 它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解放, 这种解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解放, 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应该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而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充分实现。因此, 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惟一的社会”[2]。马克思如此强调个人的个性自由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不仅鲜明地揭示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特征, 还充分展现了只有在属人的公共空间 (共产主义社会) 里才会有的人之为人的真实存在。在他看来, 只有在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 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3]。

首先,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 个人得以自由支配消费资料。如此一来, 人不再依赖于资产占有者, 从而得以摆脱异化劳动的奴役。鉴于生产力的极度发达与公共占有, 人们普遍从强制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劳动积极性全面提升, 生活资料极大丰富。为此, 马克思指出, “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社会的、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关系, 它们只有在还没有成为现有生产力的桎梏时, 才是‘个人的’。”[2]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人类发达的交往方式不再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 而产生两极分化的经济边际效应, 至于民主共同体所施行的行政管理, 也为服务于每个人的自由活动, 从而彻底丧失了强制的职能。

其次, 在强制分工被消除的前提下, 个人得以自由选择职业。届时, 人的潜能被尽可能地激发出来, 在“自由王国”里, 人们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同时还充分发挥着其他方面的特长与爱好。“自由王国”内的工作, 不再分卑贱、等级、好坏, 从事任何劳动、都将得到同等的尊重。无论从事何种工作, 人们都善于“沉思生活”, 反思自己在“自由王国”内的职责和义务。如此一来, 每一个人都自由自觉地活动, 积极参与扬弃异化后“公共社会”中的“积极生活”。可见, 突破强制劳动的束缚, 是人的自由的前提条件, 强制劳动将被自由劳动所替代, 从而过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新生活。

最后, 鉴于公共空间的全球化, 个人得以自由开拓创新。人的创造力原本是无限的, 在资本主义时代, 创新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 它造就了现代历史的辉煌。然而, 资本主义虽然处处造就了人的个性, 却又处处否定人的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异化劳动始终是“死劳动”, 人的创新劳动和智慧只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新工具。因此, 资本主义时代的创新只能是资本殖民方式的创新, 也即得以最大化利润之具体方式的创新, 一种“新劳动”统治“活劳动”的创新。马克思厌恶“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在他看来, 人的最大创新智慧是实现个性的全面解放, 因此, 只有推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 才能构筑一个创新活力的公共空间。

因此, 马克思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惟一的社会中, 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部分地表现在经济前提中, 部分地表现在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中, 最后表现在以当时的生产力为基础的个人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中。因此, 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 而决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偶然的个人, 且不谈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 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2]。毫无疑问,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人的个性才能得以真正的自由发展, 人的自由才能得以全面切实的保证, 人的全面幸福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三、改革也是革命

正如马克思所言, 作为内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现实运动, 共产主义既不是未来的某一刻, 也不是可以“预定”的抽象理想, 而是当下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所有制导致了“人吃人”的奴役世界, 它催生了包括劳动异化、类本质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在内的全面异化, 因此, 只有积极扬弃异化, 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短暂的巴黎公社经验, 为马克思阐明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实现基础, 但是, 鉴于内部的四分五裂和外部强行打击, 巴黎公社终究半途流产了, 以至于许多人质问道:“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上层建筑, 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要瓦解的上层建筑。”[7]我们不禁唏嘘, 难免要问:难道摆脱异化的束缚, 获得人的解放, 必定要通过暴力灾难才能得以涅槃重生?显然不是, 革命不是为了屠杀生命, 而是为了拯救生命。

当然,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未来生活与公共空间的美好设想, 也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不无相似。遗憾的是, 他们将希望寄挂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 甚至也愿意改变福利制度, 却不愿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 因此越来越深陷于资本的魔力漩涡中而不可自拔, 他们被现代性的种种辉煌外观遮蔽了双眼, 无法找到现代公共空间畸形化的症结与出路。在实现的道路上周而复始或穷途末路。

不可否认的是, 资本主义确实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它通过改进剥削手法、改进民主权力、优化福利保障制度等手法, 大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 从而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不那么容易“如愿以偿”, 甚至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 就已经有了“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的声音。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恩格斯承认“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的同时, 看到并提出了“非暴力革命”的新可能性。但正如他所言, “放弃了暴力革命, 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革命、放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8]。恩格斯进而以“和平长入”思想阐述了革命的多种可能路径, 重申了将“历来的欺骗手段变为解放手段”的可能性[9]。恩格斯坦率地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 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 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 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 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9]

那么, 这里的“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指的是什么呢?仔细考证后可以得知, 它指的是马克思对当时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 而绝不是指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大方向错了, 在恩格斯看来, 大方向并没有错, 尤其是核武器大发展的今天。铲除的目的是明确的, 但具体形势的具体路径可以是多元的。因此, 面临同归于尽的可怕前景, 人类公共空间的重塑, 已经不是强制下暴力革命的这一惟一途径, “历史进步的动力被顺利地从斗争移交到了竞争的行为中”[10]。为此, 立足于“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主题, 邓小平与时俱进地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1]换言之, 在当代语境下, 面临当代全球新危机, “革命”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上已经被分解为两个阶段性进程, 暴力革命虽然具有创造性一面, 但革命的创造性并不一定要选择暴力。社会革命不再是黑格尔式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格局, 在同归于尽的前景下, 暴力斗争可能意味着革命, 也可能意味着终结革命。即, 一些武力使用不当, 地球势必毁灭, 所谓共产主义根本无从谈起, 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难题, 势必提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新命题。

作为依然坚持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惟一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在经历了六十余年的探索之后, 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 逐步实现共产主义, 构建新型全球化的公共空间的新思路。2012年12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重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路, 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开放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 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而且要有新开拓”。

总之, 马克思将“改变世界”落实于现实生活, 他力图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由此, 构筑起一个人人得以解放的人类公共空间, 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品质终究一致。2012年, 中国年度汉字是“梦”, “中国梦”一时流行全国, 它与曾经风行一时的“美国梦”一样, 同样寄托着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共同梦想。概言之, 我们不满足于“梦想世界”, 而是力图“改变世界”, 问题在于, 改变世界的具体方式与路径, 必须依据正在改变着的世界的新形势而与时俱进, 这就是“改革也是革命”这一光辉理论的当代意义之所在。

摘要：马克思的社会在公共空间的视域中包含着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自由个性得以发展和不断改革创新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社会的解放以及伴随着的个体自由, 这才是真正的属人的“社会”。

关键词：公共空间,马克思“,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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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康之, 张乾友.解析社会革命的方式和途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0, (6) :78.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11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理论，蕴含着他们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思考和主张，他们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发展的道路，为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的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科学、稳定地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92-06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思考和主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从这一点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建设的探索及其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更多具有的是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发展的道路，为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不但坚持从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出发，而且以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科学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篇章。

一、基于“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制度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提出了“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指出了“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也就是主张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实现社会的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平等观，不但要求将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贯穿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项改革事业之中，并且强调要以其作为各项社会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

（一）经济、政治、社会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他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探索中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他追求建立平等的社会，其理念主要在内容上赋予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等方面，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初步探索工作。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蒋晓俊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发展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实现经济平等。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是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政治与社会上的平等。在他看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经济平等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之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得以建立和逐步完善，这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占有上是平等的。毛泽东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奠定平等的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未来社会建设的主要思想，即变革生产关系是未来社会建设的制度前提，公有制是未来社会建设的基本社会制度。

政治平等是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扬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他将社会主义的民主称为“人民民主”，并且将人民民主的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党派依法享有平等地位；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积极倡导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主张“人民权利”的思想，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依法享受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以保证人民能够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

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毛泽东积极倡导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移风易俗的社会风气建设，建立社会新秩序，为社会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他指出：“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4〕，要继续发扬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党和政府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配合“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除旧布新的社会改造，例如禁绝烟毒、取缔卖淫嫖娼、废除封建买卖婚姻、打击赌博偷盗等各种社会陋习，清除了封建社会遗毒，积极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的社会新风尚活动，净化了社会风气，整顿了社会秩序。

虽然新中国建立初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方面基本上消除了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但是三大差别的社会表现形式依然存在。毛泽东主张通过知识分子工农化、工人农民知识化、广大农民工人化等途径来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目标，构建平等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毛泽东追求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其中涉及劳动平等、干群平等、男女平等等多方面内容。如提出让人民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在企业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劳动关系实现平等；倡议干部下放当社员、军官下连队当士兵，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劳动，有效地改善了干群关系；提倡男女平等，主张要全面地解放妇女，强调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社会平等的思想，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实现社会公平这一价值追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由上可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均彰显了毛泽东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社会公平”的理念与原则，营造了平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保证了人民群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推动了社会阶层结构从等级社会向平等社会的转型，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毋庸置疑，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处于艰苦的探索阶段，其思想尚未成熟，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社会建设只是为了突出和维护“政治”的作用，而没有真正从社会建设的意义上来具体论述其内涵以及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主要是依靠群众运动式的“政治任务”来推动社会建设工作的开展。另外，毛泽东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主张的一些举措具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其中，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物资产品不充裕的条件下要求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这些非理性的措施阻碍了社会建设共建共享目标的实现。

（二）“平等公正”维度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和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平等公正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制度要求。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发展方面来看，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体现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塑造。1958年开始盛行的“大锅饭”收入分配制度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它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足以实现“共同富裕”。1978年，邓小平针对当时人们生活普遍贫穷的实际，主张从经济政策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群众先富裕起来。他在1986年时强调：“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5〕“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富”，这一思路已经在全党上下形成共识，同时也应保持对先富之后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的警惕。为此，党的十三大强调了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6〕。由此，“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式形成，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丰富了人们增加收入的途径。

“平等公正”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与“效率”相博弈，但这是一场合作性的、双赢的博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平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领域都经过了从“兼顾”到“更加注重”的过程。在社会建设中，“平等公正”的实现还有赖于兼顾公平与效率平衡机制的建立健全，如果说经济建设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地将“蛋糕”做大，那么社会建设就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地将“蛋糕”切分。如何更好地寻求公平与效率两者的平衡，建立起良好的机制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只有建立健全公平与效率有效结合的社会制度体系及机制，才能尽量避免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过多的社会成本，才足以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与社会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对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和公平的充分结合，两者不但要兼顾，而且要把握好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和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在个别领域和地区依然存在着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等问题，应逐步通过完善税收、财税、工薪、转移支付等机制建设来解决，并且科学地创新新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与法律保障。只有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改革的各项制度安排，才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增长同步”的目标。

建立起“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保证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管我们是认真回顾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光辉历程，还是仔细翻阅《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献，都能听到一个主旋律：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去谈社会建设，必然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虽然或多或少地从事着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的社会建设工作，但是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酝酿着不同内容的社会建设。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们都难以避免和解决对抗性的阶级利益矛盾，更不用说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社会主义社会是比以往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更加公正，只有在社会建设中坚定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证实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当前，我们推进社会建设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改革，都是为了国家、社会、人民三个层面的共同进步与发展，诚如习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7〕。“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8〕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关于民生改善与公平正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不仅标志着党执政理念发展到了新境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平等公正的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升华，而且反映了党对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规律形成的新成果，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理念不失为党拓展执政资源的新方向。

二、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科学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他们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孜孜追求实现人的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他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憧憬与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能不断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崇高理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终归宿来说，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建设的过程，这也是关于人的建设过程。

（一）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依据“现实人的需要”，可以分别从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的需要等方面考察人的发展层次问题。一般来说，人们在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提高劳动能力、发展社会关系、充分展示个性和需求得到满足等要素构成了人的发展的具体内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发展生产力、改造社会关系、提高教育水平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路径实现人的发展，这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回答“怎么发展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为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另外，马克思在探讨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上，强调了“社会生产人”与“人生产社会”的观点，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关于社会建设的探讨，是要建立在符合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需要基础上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促使社会建设的主题和内容不断丰富，两者统一于社会建设中的发展既需要满足和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又需要满足和适应人的发展要求。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艰辛探索中，也非常重视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要实现人的发展，除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教育水平，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还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结合知识学习，即实行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相结合的劳动学习制度，使得劳动者成为既懂政治、又有文化的“又红又专”人才，既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又是知识分子化的工人。为此新中国建立初期有规划地创办了大量工农速成中学和职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半农半读的劳动制度等等，国民文化程度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为劳动人民实现自身的发展做了突出的贡献。邓小平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层面出发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倡充分发扬民主与法制的精神，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同时，提出培养“四有新人”〔5〕的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这是推动社会全面建设和发展的人才保证。

在将社会建设纳入“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前，社会建设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概念在党的文献和方针政策中提出来，或者说此时的社会建设还只是从大社会的系统来理解和阐述，但是我们依然能从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报告之中，发现已将社会建设以“社会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论述形式予以表述。例如，“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10〕，“要把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全面进步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来考虑”〔11〕。十五大报告开篇指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2〕这些论述反复强调“社会全面发展”，包括社会建设等在内的中国式社会现代化各方面都将得到切实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相互配合，最终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目标。

江泽民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问题上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也多次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之上，“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重视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12〕，“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3〕这些论断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对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做出了时代性的阐述，更进一步地回应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价值取向所阐发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是从属关系，不是包含关系，而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是相互结合、促进的关系。诚如马克思在探讨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时提出的“社会生产人”与“人生产社会”，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互融共生、互促共进的关系。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把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迈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到“四位一体”，在理论上回应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14〕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已经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思想；同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社会建设探索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和价值旨归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放在核心位置，揭示了社会的根本价值，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依靠谁，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然要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价值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仅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建设，更应该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果实。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均可看出，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明确了以人为本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在社会建设领域，着重指出要“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等，体现了党和国家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原则。对社会建设而言，以人为本的“人”，既包括整体层面的“人”民群众，又包括个体层面的公民个“人”，特别是社会弱势、困难群体中的个人，他们都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建设者和客体受益者，所以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这里蕴含了对“以人为本”的深层认识：一是肯定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二是把握了解放人和发展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三是确立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在社会建设实践中要确立起人的尺度，实行人性化、柔性化的管理与服务。社会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社会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的必然要求。习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9〕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表现形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事业，需要正确处理好若干辩证关系：其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因为我国的基本矛盾依然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所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为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更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只有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体制、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协调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内容，才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社会条件，这就是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在发展方面的一致性问题，两者要始终保持协同发展的关系。其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要运用它来处理好社会建设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社会建设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所以在优化社会结构、整合社会利益、改革社会体制、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社会组织等方面，都要统筹兼顾这些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有机统一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关系。解决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现实利益，主要体现在民生事业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需要体现在改善民生之上，所以社会建设的成效如何，或者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可以用民生作为尺度来衡量。

实践证明，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既充分地体现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公共事业上，又突出地体现在新时期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任务上。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通过教科文卫等各项事业的进步，使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充分享受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是党和国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59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6，214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

〔7〕习总书记发表2014年新年贺词〔EB/OL〕.（20131231）〔20160327〕.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12/31/c_125941734.htm.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内部发行）〔G〕.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6.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47，98.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6.

〔11〕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9.

〔1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54.

〔1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4.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 篇1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既包括作为实践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又包括作为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和探索, 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的系统的认识, 主要回答了“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但是为了更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我们还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什么?1894年3月, 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找一段题词, 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 (意大利文刊物《社会评论》第35页) , 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由此可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 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高价值目标。

一、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一) 阐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本质规定, 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限制与束缚, 从而在关系、能力、素质与个性等诸方面所获得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的过程和境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概括起来,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人的社会关系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需要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 决定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他认为,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 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 “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4],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只有在集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 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5], 意即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

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5], 人的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人自身的能力, 同时又促进发展着这个能力。在人的诸多能力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劳动能力。人的劳动能力主要指人的体力和智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 理解为人的身体, 即活动的人体中存在的, 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3]体力和智力的统一发展是人的其他方面能力发展的基础。其次人的能力体现为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能力包括感觉能力和思维能力, 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实践活动全面性的基础上, 人的认识能力也必将全面发展。再次人的能力的发展还体现为审美能力的发展。马克思看到了人的艺术创造力与现实物质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对立, 并致力于消除它。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 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社会, 这种社会中的新人, 则是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人。

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曾指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之所以从事劳动创造和各种活动的动力与内在必然性。人的发展的内在根据就是人的需要的不断丰富:从片面到全面的需要, 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需要, 从利己的需要到充实人的本质力量的需要, 体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渐进过程。马克思曾说过:“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并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 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6]即培养人的尽可能广泛的需要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即在某种意义上说, 人的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产生和满足, 也即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 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马克思那里, 人的“全面占有”和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告诉我们, 实现人类解放必然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步是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第二步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出发, 论述最多的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其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对共产主义而言的, 这是基于人民已经当家做主, 已基本占有了人的本质, 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所以, 需要面对的则是如何建设一个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三) 初步回答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途径

马克思认为, 首先,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生产力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 并且规定和制约着人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6]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 生产力的总和才可能为社会所占有, 社会财富才可能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变为被每个人所支配的力量, 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其次, 消灭阶级、私有制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 建立和完善新的公有制及社会关系,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作为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马克思主义, 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最后, 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教育及其与生产等社会实践的结合。无论是人的能力和个性自由的全面发展, 还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都只能在实践中实现。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不仅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可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二、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大力发展生产力, 变革生产关系, 不断培养、丰富人的需要, 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深化体制改革。首先,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其次, 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再次, 要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2.树立科学发展观, 逐步转变“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模式,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了促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更加丰富, 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一是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 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二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 行使充分的民主权利, 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获得自由的体现,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升华。三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这是人在精神生活中获得自由的体现,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较高层次。四是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这是人的“类存在”的发展,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层次。

3.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素质教育, 是指适应时代、社会需要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教育, 是真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体现科教兴国精神实质的高水平教育。在中国现阶段, 推进素质教育, 就意味着要不断进行教育创新, 通过教育创新, 去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 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潜能, 实现全面发展。实施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 满足全体学生的基本的学习要求, 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提高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准。推行素质教育要推进学生德、智、体、美的融合性、渗透性发展, 并要突出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30-73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 (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0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123-12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3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295-64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