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精选11篇）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1
在科斯等西方学者创立产权理论之前一百多年, 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 S.佩乔维奇曾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然而, 面对当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 许多人大力宣扬、盲目崇拜西方产权理论, 否定马克思产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本文就从产权的起源、含义、本质和产权制度变迁等方面对马克思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比较分析, 阐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真正的科学理论, 中国产权理论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应该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坚持公有产权关系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一、关于产权的起源
关于产权的起源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例如,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为产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利关系;都认为各种形式的产权起源均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条件;都认为无论是原始公有产权抑或私有产权, 其形成都离不开排他性等。但从根本上说, 关于产权起源的论述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存在着本质差别。
西方产权理论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 采用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认为个人是离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孤立的无差别的自然人, 产权关系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占有关系, 个人为了维护对财产的排他性占有给自己带来的收益的同时必然要引起一定的交易成本。因此, 产权的起源就是由交易成本引起的理性经济人在“成本—收益”的比较中产生的。与此同时, 西方产权学派只是在论述私有产权起源时提及作为其产生起点的原始公有产权, 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起源说成是产权的起源。可见, 西方产权理论把产权制度看做是人类自然本性引起的超越一定历史条件的自然权利, 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当做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 广泛的应用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 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 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明产权的起源, 认为长期支配人类社会产权的最初形态是原始公有产权, 并认为这种公有产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与此同时, 马克思还分别从生产力、劳动分工、异化劳动、剩余产品、土地关系、交往关系、婚姻形式等多个角度, 具体地分析了人类历史上最初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建立, 从而科学的阐明了产权的起源。
二、关于产权的含义和本质
西方产权理论奠基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主要讨论了产权的法律界定问题, 把产权关系看做是超越一定经济基础的法律权利。由此开始, 西方产权理论学家, 多把产权看做是法律规定和实施的排他性独占权利, 认为产权是由法律创造的, 是一种法权关系, 法权关系决定着经济关系。例如, 阿尔钦曾指出, “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用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私有产权则是将这种权利分配给特定的人, 它可以同附着在其他物品上的类似权利相交换”[1]。
与西方产权理论不同, 马克思科学的揭示了财产和财产权的本质区别, 阐明了产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 属于经济基础范畴, 并且指出当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权利关系获得法律的界定和认可时, 便获得了法权的形式。这种法权关系是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 它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2], 即马克思产权理论具有二重性[3]。
首先, 马克思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来研究产权关系、界定产权的含义。马克思认为, 财产作为客体指的是“有主之物”, 与主体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占用关系, 但财产本身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 不体现任何社会关系。因此, 界定和分析产权还必须研究围绕财产建立起各种关系的产权主体, 即与财产相关的责权利的管理者或承受者。所以, 产权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财产权利关系, 包括作为权利主体的人和作为权利客体的财产两个方面, 产权表象是人对物的关系, 实质却是人对人的关系。由此, 马克思关于产权的含义可以界定为:人们 (主体) 围绕财产 (客体) 而建立的经济权利关系[3]。
其次, 马克思认为, 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 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对财产的权利关系即产权关系, 它是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曾指出: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4]。但随着人们之间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主体、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 客观上需要对日益复杂的产权关系进行明晰化、具体化、并获得法律上的界定、认可和保证, 法律上的产权关系即产权的法权形式就产生了。马克思曾指出, “实际的占有, 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 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 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5]由此可见, 马克思把产权关系看做是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的结合, 作为经济关系的产权是来源, 属于经济基础;作为法权关系的产权是经济关系的反映, 属于上层建筑, 并受经济基础所决定。
三、关于产权的变迁
以个体主义为研究方法, 以理性经济人范式和成本收益为核心的西方产权理论, 认为产权是拥有财产权利的个人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自发交易并形成一定契约关系的结果, 因此, 产权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产权安排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不同的产权结构下的交易成本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此, 交易费用的大小就成了决定和选择产权结构的主要依据。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就是在交易成本大小约束下, 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与此相区别, 马克思认为, 产权关系是一种生产关系, 产权理论的本质属性应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阐明产权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应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把人类社会产权主体的各种差异及其演变规律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变化引起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和演变具体化为产权主体状况和产权制度的差异和演变[6]。
深入了解产权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 必须明确两层意思:一是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具体化[7]。所有制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它同生产关系一样作为一种经济关系, 其中必然涉及人们在劳动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必然涉及产品的分配和交换, 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着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抽象的概念, 在确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 必须把特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 使其得到经营, 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而使其在生产过程中增值才是拥有生产资料的目的。因此, 为了有效经营, 所有制的关系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即形成具体的产权关系, 也就是狭义的所有权关系、占有关系、支配关系和使用关系, 这样才能使不同的主体之间形成清晰明确的权责利关系, 做到各行其权、各施其责、各得其利。二是所有制性质决定产权关系的性质和格局[7]。产权关系作为所有制的具体化的独立程度是有限的, 其性质只能依据所有权主体状况而定。不同产权的权能可以分离属于不同主体, 而产权关系的性质却是一元的, 只能在所有制性质的约束范围内调整和变动。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 强调产权的经济性、生产性、历史性和整体性, 而西方产权理论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 强调产权的法律性、交易性、自然性和个体性。由此导致了两者在产权的起源、含义、本质、产权制度变迁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根本区别, 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另外, 由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的提出早于西方产权理论, 并且二者都以产权和制度作为研究对象, 所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潜在的受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影响, 它们又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 例如, 都强调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都认为产权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问题;都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束, 产权权能可以分离和重组等。但马克思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的一致性是相对的, 区别是绝对的。马克思产权理论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真正科学理论, 是必须坚持的中国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
四、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现实意义
当前, 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着缺乏活力, 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责权不明, 效益低下, 监管不力和国有资产严重流逝等问题, 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缺陷。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够明确产权主体的责权利关系, 从而调动企业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企业运行机制合理化, 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困境, 在于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 而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
首先, 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产权关系的理论。如前所述,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公有财产权利关系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社会的根本标志, 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探索与改革, 即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形成主体之间权责利明晰的产权关系, 使公有生产资料在运行中增值,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同时坚持产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其次, 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产权的二重性的理论。长期以来, 由于受到西方产权理论的影响, 以及对马克产权理论的片面理解, 许多人把产权关系看做是抽象的法律权利, 从而导致了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看做是没有经济内容的法律规定, 把生产、分配等经济关系看做是由法律上的所有权所决定。不能把产权看做是具有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双重性质的权利体系, 尤其是否认产权的经济性质, 将导致脱离客 (下转49页) (上接2页) 观的经济基础来制定所有制和产权制度。这种情况下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必将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只有把产权关系看做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权利关系, 才能制定出在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产权制度, 为生产力发展服务。
最后, 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产权权能统一和分离的理论。马克思认为, 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 而是一组权利的集合体。即除了所有权之外, 还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等一系列权利。其中, 所有权是财产权利束的基础, 表明财产隶属关系, 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他权能都由所有权决定和约束。财产的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同属于一个主体, 其可以享有财产所有权决定的全部权能和物质利益, 财产权利统一。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财产权利分离, 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财产所有权不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利[8]。马克思关于财产权利统一和分离的学说, 为中国确立以两权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产权分离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 使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建立起对称制衡的关系, 切实保障企业作为法人主体的独立地位和国家作为公有制下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职能。
当然, 马克思对产权问题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对于具体的产权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具体的理论指导, 所以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理论, 并且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下发展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很有必要的。西方产权理论是以适应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和社会调节为核心而建立的, 从根本上不适合中国产权改革的需要。所以, 中国的产权理论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 坚持产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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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2
通过了解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我知道到所有制先于产权而存在。产权是在私有制产生和保护私有制的法律出现以后才出现。所有制是经济领域的概念，而产权是以法律的的角度解释的经济学中的所有制问题。我个人认为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中的经济基础，而产权则是法律概念，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关系和产权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关系决定着产权关系，而产权关系则对经济关系存在反作用。科斯只看到产权的重要性，认为法律意识上的产权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这无疑是本末倒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发展，所有制逐渐出现。从私有制到公有制，是社会的一种至高追求。在私有制阶段，产权概念无疑是备受推崇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产权就是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占有，非经本人允许任何人不得获得和破坏，这一理论在当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不得不说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极大发展，一些资本家才继续用法律形式来确定自己的财产，产权理论应运而生。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提倡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有谈到了公有制，公有制也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他提倡共产主义，平均分配。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产权理论就不复存在了。其实不然，马克思产权理论认为所有者和占有者、所有权和占有权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分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我们也提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虽然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但我们依然需要产权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绝不能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有关产权的法律，决不能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让剥夺者把人民的财产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成为剥夺人民的法律，而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保护共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制度并存的法律。
关于产权起源的理论评述 篇3
[关键词] 产权 起源 理论 评述
产权是经济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吸引着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那么产权是怎样产生的呢?经济学家的大量研究文献都试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产生了关于产权的许多不同的理论，展现在面前的就像是一个关于产权的“万花筒”，叫人爱不释手。笔者无法穷尽如此众多的理论文献，但从阅读有限的理论文献中，可以归纳出有关产权产生的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另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是政治体制演变的结果，政治谈判在产权的演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产权是在“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的指挥下，由“一种自发秩序形式”的自利活动所决定的；第四种观点源于制度经济学，按照制度变迁的产权学派的观点，产权是与效率紧密联系的，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决定了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惟一有效率的形式是走向私有产权。
一、产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人类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个人在努力满足自己需要时，往往会影响正在试图做同样事的其他人，比如，双方都占有同样一块土地，或者一个人对土地某一个方面的使用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使用，人类的这种相互依赖性既合作又互相冲突，产权说明的是与一种资源或任何行动路线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观点把产权与财产等同起来看待，把产权（财产）看成是一种自然和技术的产物，财产被定义成物化的劳动。爱伦·斯密特认为作为被赋予了某种权利的劳动，总是一种社会的选择，财产不单纯是物质的派生物，它也是某一团体选择的反映，人们总是从众多可能的努力行为中，选择某些劳动结果，赋予其财产的地位。战争是一种物与物的关系，而交易则是一种与物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任何类型的交易制度都取决于伦理选择，市场也取决于伦理选择。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自然赋予的礼物，而一种建立在某些自我约束基础上的产权的公共选择集。
二、产权是政治体制演变的结果
在产权经济研究中，经常把奴隶制、土地、地主与佃户、矿产等作为产权研究的经典案例来研究产权的配置效率及分配形式等。“如果现存的产权结构限制或阻碍了人们对相对价格或技术变化的反应，潜在的利润没有被人获取，将会使人们有动机去采用更为合适的产权制度。因此，要对产权演化进行全面的分析，就要对建立和修订财产规则和法律背后的政治谈判过程有个清楚的认识。
由于产权对财富和政治权威的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的演变，朝代的更替，反映着一种不公平利益分配形式的改变，表明一种新的权利方式的形成，这种新的权利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产权结构，财富和政治权威得重新分配。政治谈判对产权的演变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莱比卡普对产权签约过程中分配问题的分析是认识财产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途经，莱比卡普详细考察了在美国对有关自然资源的公共地问题的四种产权反应，这四种产权关系包括典型地的私人申请者、政治家、法官和政客，他们的动机来自于自利，以及对公共地的认识。私人申请者包括产权的既有所有者以及那些试图获取这种权利的人，他们寄希望于取得典型地的产权，而对有关产权立法负有责任的政客在竞争选票以及有影响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过程中试图迎合私人申请者的需要，法官的判决对于解决纠纷和塑造产权非常关键，可以预期人们会试图影响法官的意见。官僚与制度中的其他人一样，被看作是在现存制度和其他约束条件下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制定者，在谈判过种中，官僚试图用理想的管理规则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
莱比卡普还与阿尔斯顿·斯凯德一起对产权的演化做了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他们证明，政府通过提供清晰的，有保障的土地所有权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和增加财富。然而，该研究同时也表明，“政府对产权需要的反应将会受到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包括竞争性的选民压力、选举需要、管理部门和政府权限之间的冲突，大起大落的财政预算和管理部门的人员安置，所有这些都对产权制度的供给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也决定了经济发展计划的路径的成功”。
三、产权起源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如货币制度一样，产权制度不一定是凭借外生的权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法律产物。相反，产权安排可以被理解为最终是“由一种自发秩序形式”的自利活动所决定的，换言之，根据这种观点，不同形式的产权起源并非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里所说的“一种自发秩序形式”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的市场配制机制。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的作用可行自发的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
科斯定理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关于科斯定理，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按照这个定理，只要那些假设条件成立，则外部影响等等也不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或者换个说法，在所给定条件下，市场力量足够强大，总能够使外部影响“内部化”，从而仍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休谟在其研究中指出：“要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考虑一下任何事实上对有价值资源的产权进行分配的问题。假设传统已经很好的建立起来，那么每个人都有着坚实的预期——一种基于经验归纳而来的预期——其他人会遵循这种传统。给定这种预期，每个人都认为遵循这种传统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且，给定一个人遵循这种传统，他不仅期望与他交往的人需要的也正是这种传统，而且他还希望他们也同样如此行事。此外，任何一个人至少在某些情形中受益于这种传统，那么很可能将任何对这种传统的破环视为一种对自身的间接威胁。”
四、产权是一种制度的安排
科斯定理在分析产权的效率时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市场机制的理想条件并不存在，交易成本无处不在，并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效率。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着不完全的垄断、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影响，导致市场的失灵，因此，那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制度经济学产权学派的逻辑可以用如下式子来表示:
经济盈余=f（产权）
这就是说，当产权朝着排他性权利方向演进时，从一块土地上获得的经济盈余将增加。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产权=g（经济盈余）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性资产中的最佳产权结构是个因变量，而不是像产权学派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变量。对这个等式的理解是十分简单的，即不同型式的产权（制度）要求不同层次的支持性基础结构来界定权利和义务，来划分边界以及来实施权利。因此，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财产，在经济上可行的结构是经济剩余的一个函数，这种经济剩余能弥补那些各式各样的成本。
制度变迁的产权学派认为，在对相互影响的人们为调整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性的需要作出反应时，新产权就出现了。有关导向资源的原子式财产安排的制度变迁，理查德·波斯纳这样表述，经济效率的基本激励来自于分配给社会成员的对于特定资源的排他性使用的排他性权利。如果每一片土地都分别为某个个人所有，在此意义上总是能排斥其他所有的人进入任何一片给定的土地，那么个人就将会通过种植或其他方法使土地价值最大化。进而提出：衡量一个有效率的产权体制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广泛性，第二个标准是排他性，第三个标准是可转让性。
从个人决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是否应该做出努力改变现存的制度结构问题，现在已经变为如何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变革所进行的努力的潜在成本和收益，必须作出主观的计算。德姆塞茨认为，新产权的出现是在人们希望对新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的影响做出反应的时候发生的。换一种表述，产权的发展是为了将外部性内部化，此时内部化的收益变得大于内部化的成本。
五、理论评述
上述四种关于产权起源的不同观点，是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了产权的起源，四种观点既有相联系的地方，又有其特殊的贡献。第二种观点把产权看作是政治体制演变的成果，事实上与制度理论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只是研究的基础不同而已。制度理论着重于产权的成本—效益问题的研究分析，而第二种观点则把研究的视角放在社会政治体制和政府的作用上；第一种观点将研究的重点在放在社会关系上，把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及其产生的物与物、人与物及人与人的关系对产权的影响作为产权起源的依据；第三种观点的研究基础主要是基于对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在既定的传统体制下，市场的机制（看不见的手）可以使财产的使用达到最优，这种市场均衡条件下的产权理论属于古典经济学的范畴；第三种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第四种观点也是从市场交换的角度对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进行研究的，只不过已经不再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在充分研究了各种市场类型，各种外部性的情况下，提出产权的成本——效益函数，由此可看出第四种观点又与第二种观点也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产权的制度安排中。
归纳上述四种产权起源的观点，笔者认为，产权既然是经济生活极其重要的东西，那么产权必然是经济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的演变，政府的作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工具以及产权的成本——效益函数，都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密不可分，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开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次次生产力和技术的变革，产权关系及产权制度必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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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4
一、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使用了所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名词, 并对产权的含义、性质、权能等问题做了科学的阐述、分析。在研究借贷资本和地租问题时, 马克思更是详细的分析了各项具体权利和权能的归属。总体上来说, 在《资本论》中产权理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1. 产权是所有制在法律方面的体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产权理论, 主要说明了所有制是人们对财产的占有, 它的实质是经济关系。可以说, 产权是所有制在法律方面的体现。西方的经济学者总将产权解释成是自然的、永恒的概念,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产权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而马克思通过研究法学上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学上的生产关系, 首次科学地论证了所有制决定产权, 即产权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问题。
2. 产权的性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交换必须通过其监护人即商品所有者意志行为来进行。而这种交换行为发生的前提则是对该商品拥有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显然, 马克思认为只有商品交换的双方彼此承认对方的财产权利, 才可能会发生交换行为。所以, 产权关系的明确是商品交换可能发生的前提。在马克思的产权的理论明确指出, 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在性质上就是一种纯粹经济性质的财产权利。这与早期资本主义对产权的理解不同。早期的资本主义学者认为产权并不是纯粹经济性质的, 它很大程度上具有非经济或超经济的性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 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 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产生才使商品经济关系在农村得到了普遍发展。通过以上分析说明, 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关系是纯粹的经济性质的财产权利, 它并不存在任何的经济特权和超经济的强制。在这里, 马克思的分析说明自由、平等、纯粹经济性质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确立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3. 产权的权能
产权的权能是指在完整产权体系中所包括的各种具体的权项及其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到, 完整的产权权能应该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经营权和继承权等各种权利。产权的权能结构是指构成产权总体的各种权能的组合、分离的状况。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对产权权能结构的分析说明, 产权是主体围绕着财产而产生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那么, 在主体的权、责、利关系发生变化时, 产权及其构成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出现产权的分离与重组。所以, 在某些情况下产权是统一的,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可以是分离的。
二、利用发展的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改革实践
1. 努力探索多种实现形式, 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
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中对公有制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有着非常完整的表述。例如:马克思在考察亚细亚土地所有制时, 就分析了公有产权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此外, 马克思还论述了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 就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 也就进一步决定了所有制会采取的不同形式。
当前,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 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这是由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所以, 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对我国发展公有制经济,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过程中, 积极发展股份制及其他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有效途径。在实际操作中, 还应该针对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 有创造性地开展思维, 探索其他适宜公有制发展的多种实现形式, 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
2. 明确产权界定, 优化资源配置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认为完整的产权应该包括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种权利。所以, 只有对各项权能进行合理的、清晰的界定, 产权主体的权、责、利才能统一, 各产权主体才会根据收益与成本作出比较, 采取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从而在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和产权可以交易的条件下,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 虽然在所有权界定方面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对企业经营权的界定却较为模糊。况且, 即使产权得到了清晰界定也不等于产权的界定是合理的。所谓产权的合理界定, 就是指要将产权尽可能界定给最富有生产力的经济组织或个人, 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充分提高经济效益。在我国进行产权改革, 就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根据效率优先的原则, 进行产权的合理界定。在国企改革中, 应充分的确保产权的流动性。如果产权不能够自由流动, 就无法确保经济资源从经济效率低的主体向经济效益高的主体进行转移, 也就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国企改革的实际操作中, 某些地区特别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 出现了某种“投资冲动”的现象, 这种情况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而另一些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产亟待盘活。所以, 应该通过建立、完善产权交易市场、打破地区间壁垒等各种途径, 促进产权的合理流动, 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3. 建立科学的企业制度, 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马克思认为, 产权是所有制关系在法律方面的体现, 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是统一的, 也可以是分离的。这是“两权分离”思想的理论根源, 对于指导当前我国产权分离等改革实践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实际上, 合理分解产权权能, 使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 正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现代企业理论中, 科学的企业制度应该具备责、权有限性的特征, 这有利于企业筹集资金, 也有利于企业分散风险, 所以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但是, 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实现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 会难以避免的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成果, 同时结合中国实际, 提出有效的解决途径。例如:要将一元所有权向多元所有权转变、要形成市场化的经理人产生体制、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等多个方面。
总体上来说, 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远目标和发展趋势出发, 进一步的完善资本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介市场等各个市场体系, 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以确保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完成。
摘要：进入新世纪,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认真的分析、领会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将有助于我国在所有制改革中, 坚持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改革方向, 从而为的实现“十二五”计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理论,产权本质,产权改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 1972
[2]吴易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 1995.1
[3]何宇.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产权视角:一个不完全合约框架[J].经济学家, 2004.4
[4]吴宣恭.产权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产权流派[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9
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篇5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最早提出了产权存在的必要,其后继者,如德姆塞茨、诺思等又对产权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即将重点讨论产权问题的提出及其相关发展。
一、产权问题的提出
制度经济学以研究制度本身的产生、演变及制度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为主,研究或倾向于制度与分配的关系, 或倾向于制度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的关系。
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流派,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在于它从现实问题谈起,扩展了以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它们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使得经济理论对现实有了更强的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把对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产权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科斯是其创始人和领袖,在他的《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等文章中体现了他对产权的理解。
在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前,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经济体制是自行运行的,生产要素受到价格支配而得到良好配置。
科斯由此提出质疑:如果价格支配是完美的,那如何解释企业的存在呢?又何须企业家发挥协调者的作用?鉴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异,科斯尝试给出解释。
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而通过建立企业,不仅可以“签订一个较长期的契约以替代若干个较短期的契约,那么,签订每一个契约的部分费用就将被节省下来”,而且“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并且“有管制力量的政府或其他机构常常对市场交易和在企业内部组织同样的交易区别对待”。
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就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因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价格的成本,而企业家恰恰可以做到以低于市场交易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由此形成组织,这就是企业的产生。
接下来,科斯又讨论了企业规模的问题,认为企业规模大小的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论述都离不开“交易成本”,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核心,科斯虽然没有对这个概念做更详细的阐述,不过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延伸到了产权的提出。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指出:解决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如果采用限制甚至惩罚施害这些传统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两种情境下的处理方案,继而用“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库克诉福布斯”等四个实际生活的例子证明了自己的论述,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然后,科斯指出这些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
他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即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和政府的行政成本。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需要费用,问题的实质在于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这就是产权概念的最早形成。
“在正交易费用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斯认为这是解决产权问题的关键。
后人总结了相关理论并命名为“科斯定理”:假定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无论其属于谁,都可通过市场交易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定理二: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也就是说,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而,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也不同,所以,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的选择是必要的。
科斯阐述了交易费用存在的事实,提出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后人对科斯定理的讨论很多,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不过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是十分明确的。
二、产权问题的发展
德姆塞茨是继科斯之后对产权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之一 。
在其《关于产权的理论》和《产权理论: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争》等文章中,都有这方面的讨论。
作者的《关于产权的理论》分为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短讨论了社会制度中产权的概念和作用;第二部分,为探讨产权的产生提供一些线索;第三部分,说明与产权合并成特定组和所有权结构的决定相关的原则。
文章首先提出:“所谓产权,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将外在性内在化”。
也就是说使外在费用、外在收益以及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外在性最大程度的让相互联系的人们承担,既包括有害的外部性也包括有益的外部性。
产权的发展,主要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源于发展新技术避开拓新市场产生的变化,源于旧的产权不能很好地与之协调起来的变化。
文章以土地私有权的发展与商业性毛皮交易的发展为例,解释了当过度狩猎时产权调整所起的作用。
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公共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三种分类,着重以土地所有权为例,说明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这部分作者主要提出了“产权组合为特定组的过程是由什么原则支配的?与这些特定组的产权相联系的所有权结构又是由什么原则决定的?”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
《产权理论: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争》是德姆塞茨对产权理论进行的拓展。
他先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探寻跟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所有权安排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他们不仅忽视了与产权结构相关的问题,而且也忽视了契约安排相关的问题。
并认为目前的产权理论过多强调了外部性,外部性虽然能解释一些经济现象,但除去外部性的考虑,私有产权的安排也是必要的。
针对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对于集体所有制而言,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程度正在增加的情况,作者做出了三方面的解释: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参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员的生产率和资源配置问题的组织复杂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引出了作者对密集性理论的`论述。
亚当斯密讲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运转的商业世界的逻辑,《道德情操论》有考虑同情心、熟识程度等生物或地缘或社会学意义。
不难看出,早期的人类互动大多数发生在属于同一个家族或者住在同一个小的封建村序里的人们之间。
在更古老一些的时代,比如当封建势力占优的时候,经济互助的很大比重局限在相对狭小而关系紧密的人群之间。
作者认为,现今生产是越来越明确地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家族、本村村民或者封建庄园,这种变化一直在发生。
如果只靠亚当斯密在着作中提到的“同情心”等并不能完成市场资源分配的重任,它们无法更有效地解决资源利用问题,因为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都比以往大大降低了。
与这种变化对应的,是技术革新和专业化的发展——降低了密集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高生产效率慢慢地引起社会利益分配问题,鼓励努力工作、促进共享劳动成果等。
这样,又引出了作者对组织复杂性的讨论:价格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它还必须得到保障契约执行力的社会法律制度的支持。
不完全合同理论与企业的产权问题 篇6
作者：费方域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
产权问题是企业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产权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和手段，对产权进行研究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费方域教授的专著《企业的产权分析》用深刻但不晦涩的语言介绍了从新古典的企业理论到现代企业理论、从Ronald Coase到Oliver Hart所发生的变化，并且用不完全合同理论对企业的基本问题作了全新的诠释。
不完全合同理论正在兴起并不断得到完善，正在向人们展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被应用到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公司金融等各个领域，大有改写现有这些理论之势。利用不完全合同下的产权理论来解释企业的基本问题，包括如何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合同、如何从产权的角度来理解兼并和企业边界问题、如何理解两权分离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控制经营者的主要机制等。
本书对企业运行过程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难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以及经营者尽职问题。区别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和合法化的内部人控制”，并以此将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企业分成四类，这和Aghion and Tirol （1997）将权力划分为真实权力和正式权力不谋而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在书中指出，内部人控制现象并不就是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也并不等价于代理问题。这是由于“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仍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如果合同是完全的，也就是，它把一切都考虑在内，什么也没有遗漏，并且可以付诸执行，那么内部人控制问题就很难发生”。
从不完全合同理论角度研究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本书将不完全合同理论运用到公司治理的层面，而不单单是内部人控制问题，这和以往的公司治理研究也有较大的不同。如果合同是完全的，公司治理问题就简单得多，退化为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而如果合同是不完全的，公司治理问题就要相对复杂得多，既要选择合理的组织结构（产权结构），又要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
作者:周文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月
你应该读这本书的理由：作者认为，传统交易和市场向现代交易和市场的拓展主要得益于信任从人格化向非人格化的扩展。因此，企业成长，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大。信任是影响分工的一种深化机制，并为个人和企业参与分工提供长期化的、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交易的连续性和进一步扩展。从企业制度的角度看，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不能向现代企业转轨，主要是不能摆脱信任的约束困境，信任不能从血缘信任扩展到社会信任，这种信任“ 瓶颈”也就制约了企业的成长。
《人为什么活着》
作者:【日】稻盛和夫
译者:吕美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7
1 综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产权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所有权。产权最初表现为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形成的习惯或者普遍接受的规则和行为方式。这些习惯或规则的受益者为强化和保护由此而来的既得利益，要求以法律形式进行硬性约束，形成法权。产权的经济属性和法权属性两者缺一不可，法权关系必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
产权问题是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土地流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加快土地流转，深化我国土地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流转
自新中国成立，我国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1982年开始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分散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成为一种趋势。
3 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局限性比较突出。
3.1 土地产权权能内涵不完整
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或使用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为了使土地产权收益在经济上得到最有效的实现，土地所有者可以根据需要把全部权能集中由一个产权主体行使，也可以从中分离出一项或几项权能让其他主体独立运作。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改革初期我国农村产权改革的成功实践。它通过使用权权能的独立性，协调了农民个人产权和集体产权之间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是我国农村目前的承包经营权的内涵的不充分、不明确造成了实质上的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
根据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的土地产权商品化和配置市场化特点，土地产权可以通过出租、转租和买卖等方式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流转。但是在现阶段的农村环境中，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土地产权权能内涵不完整的原因，土地基本上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这既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制约了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行土地制度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3.2 现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使得土地流转非常困难
在目前，土地所有权的流动只有国家征用这条途径，而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只能通过农民的转包和集体的调整来流动。由于农村土地的无偿使用和基本上的无偿转包以及缺乏稳定的预期，农户之间的转包十分有限，而集体组织的调整也缺乏有效的机制，难以得到农民真正的认可。目前，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还没有建立，在完备流转手续、规范流转程序方面存在不少新问题，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不少农户私下进行自发性的流转，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由于没有规范的制度，无组织性的土地流转严重地影响了土地流转的发生，也将直接影响转让双方的利益。
面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困境，要坚持以土地产权公有制为前提，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对现阶段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予以创新，引导土地制度从以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中心转变，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高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效率。
4 创新运用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促进土地流转的建议
4.1 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发展和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马克思关于产权形态特征的论述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则是相对的。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
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发展完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只有先明确谁是产权主体，才能有效发挥产权制度功能。首先，要理清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农民承包土地的权能。只有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一种完整的产权，农户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起来。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财产权和物权的性质，有利于稳定农民对土地的收益预期，促进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商品化，以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其次，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处分权。真正把土地的所有权同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分开。农民不仅可以使用土地，而且可以抵押、转让、租赁等，并具有继承的权能。这样可以产生利益驱动效应，有效地推进农村土地的流转和集中。
4.2 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土地产权通过出租、转租和买卖，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流转，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由于土地承包以后实际上已经把土地使用权授予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也拥有土地转让权，在一定期限内可以以租赁等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所得是土地使用权收益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
4.3 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基础健全和规范土地的征用制度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土地权益，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耕地不仅是农民的利益，也是国家利益。修路、建房都不能乱占农村耕地。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不仅是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很好的实现，而且还导致侵占农民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目的是进一步规范土地征用工作，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耕地乱占乱用。国家应合理确定土地补偿标准，扩大征地的补偿范围，保障失去土地农民的生活。健全和完善农地征用程序。让农民有知情权、参与并监督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等问题的解决。只有不断地制度创新，农村土地才能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农民土地利益才能得以保障。
4.4 基层政府把为土地流转服务纳入重要职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取决于农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把为土地流转服务纳入重要职能，积极进行推动。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研究，掌握农村土地流转动态，把握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同时，指导和督促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订立及实施，及时调节处理土地流转的纠纷。要在坚持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进行推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为农民流转土地后创造足够的就业空间。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实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把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土地作为唯一保障的农民逐步转向依靠社会保障。通过这些综合措施，使农民能够愿意走出去，而且能够走出去，进而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8
1.1 土地产权是以土地所有权为根本的权利体系
在马克思理论中明确的指出土地产权属于生产关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包括的主要内容是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使用权等等,这些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所有权;另一种是对土地的投资利用而形成的所有权。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才是整个土地产权的核心,它具有独特性、唯一性。一些人购买土地使其只服从自己的管理和控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整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从土地中获得暂时或者长久的利益。马克思认为土地应该属于国家的,受到国家的管理和控制,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必须是国家。
土地的占有权指的是经济的主体对于土地的控制权利,这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并不会被个人的意志所驱使,这也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占有权的实质性区别。(1)土地的使用权指的是土地的利用者根据相关的规定对土地进行合理利用的权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马克思的土地产权理论中将土地处分权分为最初处分权和最终处分权,这主要是根据土地的使用过程所决定的。
1.2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价值体现以及自我增值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农村土地也是由资本家长期经营的,因此农业和工业有着同样的受到剩余价值支配的情况,资本家利用各种手段来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如果在农业方面得到的剩余价值无法让资本家满意,他们可能会将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而主动的放弃农业。马克思明确的指出绝对地租是由土地的所有权产生所得到的,所有的土地都会产生地租,尽管是最低等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绝对地租。只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土地的所有权是不会产生地租的,通过将土地出租出去,才能够实现土地的经济价值。
由投资产生的地租成为级差地租,农业的一些资本家在租用土地的同时向土地的所有者交纳一定的费用,根据形成条件的不同可将级差地租分为两类,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一样的,都是由个体的生产价值与社会的生产价值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2)与级差地租相对应的是绝对地租,只有在土地所有权受到垄断的时候才会转化为地租,土地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分离产生了地租,因此土地的所有权被经济化和利益化。
1.3 土地产权的商品化、市场化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产权朝着商品化和市场化发展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土地产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土地产权走向了过渡时期,这也是土地产权的历史转折点,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还具有使用土地的权利,生产者可以直接的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就导致了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但是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因此小块土地的所有制必然不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土地的流动性增大,土地的所有权成为了一种商品,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根据影响的供求关系以及市场要求进行交易价格的确定,所以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即土地价格,土地价格就是将传统的地租进行资本化,从根本上将土地的所有权资本化。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的收益权在市场中进行自由的交易。
2 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现状
2.1 土地归属状况不够明确
科学合理的土地权利是完善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其中土地的所有权占据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位置,这就是最终的所有权,土地所有人对于土地的占有得到广泛的认可。近些年,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状况不是相当的明确,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许多人都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土地归国家所有,有的人认为土地归村集体所有,有的人认为土地归个人所有。我国的宪法有相关的规定,除了在法律的范围内归于国家的土地,其余的土地都是由农村集体所有,但是在这其中对于农村集体的定义也不是非常明确,农村集体应该包含该区域内部的所有农民,而不只是各个村民委员会,更不可能是农民个人,目前的许多学者就是将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组织看成是农村集体的,但是村民的组织并不能够代表农民集体的经济利益,所以在理论上说,村民委员会不能够代表农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但是实际工作中村民委员会可以行使土地的所有权,如果某个村级领导的权力过大,土地的所有权就会掌握在他的手上,这必将导致我国的土地管理出现严重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土地的归属状况不够明确造成的。
2.2 土地产权被削弱
农民集体拥有着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等等权利,但是在实际中这些权利并不是完整存在的,农民集体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在不断地被削弱,土地的使用权逐渐的取代了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土地的用途进行了固定,这势必导致土地产权的缺失。例如规定了任何组织都不能够对土地进行转让,只有国家才可以在集体利益的驱动下对土地进行征用,任何集体都不可以进行土地的买卖交易,而且土地的征用只是由政府做主,农村集体完全的被动接受。(3)由于各种土地产权的削弱,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生态环境可能受到严重的影响,随后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隐患,最终对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富强造成影响。
2.3 土地遭到严重的破坏
农村土地的归属状况不够明确,农民的土地产权不断地被削弱,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只是被极少数的人所掌控,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来对农村集体的土地进行处理,利用法律的漏洞来逃避法律责任,因此我国的土地资源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土地的征用收益分配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的土地不是用于种植农作物,而是变成了住房区或者工业区,农民可用的耕地越来越少,农民无法从土地中获取足够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必然下降,导致土地的利用率严重下降,我国的土地资源受到难以想象的破坏。
3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影响
3.1 土地产权明确化
要想让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更加完善,必须有马克思的土地理论产权作为指导,通过马克思的土地产权理论让我国的土地产权明确化,制定出与土地所有权归属相关的法律制度,指出农村集体是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同时也是客体,让土地真正归属农民,无论怎样都不可以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长久的分离开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就没有绝对的使用权、处分权以及收益权等等,所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将土地所有权落实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我国的人口问题相对较为严重,所以国家为了适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可以通过转让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权来实现。
3.2 土地流转规范化
对于土地产权的明确不仅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同时还可以借助经济发展的力量。国家应该让农民对土地持有转让、出租、转包、入股权利,使得土地的流转更加有效。在这之前就必须让农民对于土地具有更好的处分权,农民可以自由的控制土地的流转形式,其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以从中扣除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对土地流转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及时的纠正,加强农村土地的科学化管理,防止流转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损失,建立完整的土地使用市场流转体系,让法律制度对土地流转进行合理的控制,让农民从中获取最大的收益。(4)
3.3 农村土地资源市场化
在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好的土地市场,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对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保障土地市场能够长期稳定有序的运转起来,在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相应的配置时,充分发挥出土地市场机制的根本性作用。对于通过合理手段获取的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土地市场进行公开性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仪式,让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和国家所有的土地在各个方面实现相对的等同。同时还需要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对城乡之间的建设用地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各方面的利益的和谐统一,还可以成立相应的建设用地管理部门,定期对建设用地进行科学合理化的管理和监督。
4 结束语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对土地的产权制度具有独特的见解,尽管他的土地产权理论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但是其中的很多思想和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具有很深的启发意义。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必须由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作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经验,从而不断的创新和突破自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详细的说明了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所有制改革状况,最后分析总结了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一些启发。
关键词：土地产权理论,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
参考文献
[1]许恒周,郭玉燕,宁蕊蕊.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流转的探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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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9
共有产权房是指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出资, 并按比例获得住房产权的保障性住房。其作为保障性住房发展的新模式, 早在2007年便已在江苏省淮安市试验推广, 随后在江苏省其他地区以及上海、北京等地逐步展开。2013年, 上海共筹集约3万套共有产权房房源, 并在10月末开始摇号选房。江苏省对共有产权房规定, 购房者可在5至8年的时间内“赎回”政府所拥有的产权部分, 即使8年之后未能完全赎回产权, 则只需要缴纳剩余产权比例相应的租金即可以继续居住。
大部分评论者对共有产权房的前景非常看好, 认为其既降低了购房门槛, 又缓解了政府融资困难, 非常值得推广。在房价普遍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共有产权房可使部分希望拥有住房, 却没有能力全资购买商品房的中低收入群体, 拥有房屋的部分产权和完全使用权, 降低了他们的购房门槛, 也更好地发挥了保障性住房应有的功能;同时, 对于政府来说, 通过出售房屋部分产权来回笼部分资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保障房方面的融资困境, 确保保障房建设顺利进行。
二、共有产权房的理论概述
(一) 共有产权房的发展历程
共有产权房是在房地产行业发展新阶段下对传统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属于保障性住房的一种新类型。
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将“居者有其屋”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 我国已对传统福利性住房制度进行过多次探索式改革。1998年, 在公房出售的基础上, 政府提出了住房货币化分配的改革思路,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房屋资源, 满足居民住房需求。这一做法的目的是鼓励城市居民通过购买自住房, 获得住房产权。同时, 为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 政府也逐步推行经济适用房制度。作为我国产权式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 2002年以前, 经济适用房制度在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改善居民居住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2002年之后, 由于自身的设计缺陷, 再加上房屋价格持续上涨的因素, 经济适用房制度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于传统经济适用房的售价较低 (通常比市场价低五成左右) , 其升值空间巨大。因此, 只要存在转售谋利的可能性, 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单靠现有政策和制度, 不可能完全杜绝强势群体的非法侵占。在此情况下, 部分学者认为, 基于经济适用房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 应立即废除经济适用房制度, 并大力推广公共租赁房。这样的看法有些偏颇, 持此观点的人忽视了房屋产权作为财富的来源的重要意义。如果中低收入者无法获得住房溢价的收益, 那么将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共有产权房能够满足中低收入者凭借房屋产权实现财富保值或增值的需要, 也可以有效抑制那些不符合准入标准的群体的强行“搭便车”, 因而一经推出, 便获得了政府管理部门的青睐。
2007年, 淮安市在江苏多个城市试行“划拨土地经适房共有产权”的基础上, 为解决经适房“有限产权”界限不清, 退出机制难以操作的问题及弊端, 逐步推动以出让土地共有产权房代替划拨土地经适房, 确立了购房家庭与政府7∶3和5∶5两种产权比例, 并建立了“住房保障基金”专项用于回购及承担政府产权部分。这一新模式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目前, 共有产权房模式已经正式成为住建部推行的新型住房政策。
(二) 共有产权房的概念
所谓共有产权房, 是指政府与购房人共同拥有房屋产权, 即将政府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性支出 (主要包括减免的土地出让金及有关大配套等费用) 转化为投资, 政府按投资比例拥有保障性住房部分产权, 并取得房屋的占有、处分、受益等相应权利;而符合申购保障性住房条件的购房者则按自己出资多少一次性购买保障性住房的部分产权, 余下房屋产权归政府所有;政府则收取较低租金将自身产权部分的房屋租给购房者使用。最终形成购房者与政府合股买房, 双方按各自投入资金的比例计算各自的房屋产权面积, 形成共有产权房。对受助购房者来说, 自己出资的部分为个人产权房;政府出资的部分则是享受住房使用权的“使用权房”。
(三) 共有产权房的性质
共有产权房制度的特殊性体现在实现了福利性与商品性两者的有机统一。房屋产权在经济和法律关系上主要体现为对房屋的所有权, 即房屋所有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这些权利受法律保护, 可以根据所有人的意愿和利益进行支配。而共有产权房通过对这些权利在不同条件下进行不同组合, 可以实现福利性、商品性, 以及两者的统一。
具体来讲, 共有产权房的福利性表现在:中低收入家庭在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全部产权并符合政府提供补贴标准的前提下, 尽自己所能出资购买住房的部分产权, 获得住房完全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政府投资获得住房的另一部分产权, 但向受助购房者无偿让渡占用权和使用权, 并放弃收益权, 不计利息, 不收租金, 这充分体现了保障性住房的功能和目的。共有产权房的商品性表现在:政府依据投资比例拥有相应产权, 当受助家庭步入中高收入阶段、不再符合补贴标准时, 政府可以依据法律和契约行使收益权和处分权, 或向对方转让产权以收回投资;或按市场价格向对方收取租金;或收购对方产权, 收回房屋的全部占用权和使用权;或在市场公开出售房屋, 双方按占有产权比例分配所得收益。
三、基于产权理论的共有产权房分析
(一) 共有产权房制度
1. 产权的定义。
产权, 即财产权利, 是指对财产等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及其他相关权利。产权也可以是指一种制度规定, 即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可描述为, 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关系的制度。产权与经济选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利用产权方法的中心任务是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
2. 共有产权房制度分析。
根据产权理论, 共有产权房制度属于混合所有制, 将住房的产权分割给政府和个人, 实现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而从法律角度分析, 所谓共有产权, 是指某一房地产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 在实践中又有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之分。前者是指共有人分别按自己所拥的份额的大小, 对共有房地产享有一定的利益,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后者是指两个以上权利人对全部共有的房地产享受同等的权利, 并承担同样的义务。共有产权房属于按份共有, 即政府和个人按比例分别占有部分产权。
与传统经济适用房政策相比, 共有产权房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共有产权房的用地由划拨改为出让, 将出让土地与划拨土地之间的价差, 以及政府给予保障性住房的优惠政策, 显化为政府出资, 进而形成政府产权, 从而构建家庭出资与政府资助相结合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 当房屋出售时, 所得收益也需按购房家庭与政府的产权比例进行分配。当购买者经济情况发生变化, 家庭收入高于政府规定标准, 成为中高收入群体时, 政府也无需强制其搬出, 只需对自身所有产权部分的房屋按市场价收取租金。
(二) 共有产权房的功能
产权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可以帮助一个人形成交易的合理预期。德姆塞茨指出, 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以及如何受损, 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而受损和补偿正是外部性涉及的内容, 这揭示了产权与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外部性强调了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在产权理论看来, 产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当存在外部性时, 产权可以将外部性内在化。将这些效应“内在化”是指一个过程, 它常常要发生产权的变迁从而使得这些效应 (在更大程度上) 对参与主体产生影响。
产权能够解决激励问题, 产权激励具有预期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 这也是现行经济适用房制度遭诟病的根本原因。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模糊不清, 主要表现在:经济适用房既需要大量土地出让金, 又享受了对开发商进行限制, 以及政府大量投入等优惠政策, 这意味着经济适用房并不是由市场催生的商品, 市场的定价机制无法对其产生作用, 其生产者也因并非市场行为主体而无法获得相应的市场收益。因此, 经济适用房不应完全作为商品房在市场内自由流通, 而应作为一种限制流通的产品。然而,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 经济适用房在住满五年后便可上市交易, 并以当时同地段的商品住房价格作为参考价格。这样的矛盾作法必然会产生外部性。在购买经济适用房时, 受助对象以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购得房屋, 并获得完全产权, 而在五年后却以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出售, 这种低买高卖的做法必然会形成较大的价差。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认为, 人都是聪明和自私的, 经济人总是尽己所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人, 有些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居民通过不正当手段骗购经济适用房以获得巨额利润, 从而产生了外部不经济效应。而那些本该享受住房保障的对象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国家的住房补贴投入自然也无法发挥作用;同时, 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也容易滋生寻租等腐败行为。总之, 这些外部不经济现象都是由经济适用房产权界定模糊而导致的。相比之下, 共有产权房将个人贡献 (个人出资) 和国家投入 (划拨土地等) 全部凝结在房产中, 避免了现行经济适用房制度中房屋产权难以体现政府投入的弊端。
完备的产权包括资源利用的所有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权利束” (a bundle of rights) 。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 在其他情况不变时, 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权利束。权利束是一个“总量”概念, 即产权是由许多权利、权能构成的, 如产权的排他性、收益性、可让渡性、可分割性等。产权可分割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可以拥有同一商品的不同属性。各种商品都可以看作多种属性的总和, 各种属性统统地归于同一人所有并不一定最有效率, 因此, 有时人们会把某一商品的各种属性的所有权分配给不同的人。这意味着产权能被“拆开”, 由此可见, 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借助产权分割来分析的。产权的可分割性为共有产权房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共有产权房制度正是利用产权的可分割性对现行制度的修正与革新。在共有产权房制度下, 受助人出资购买房屋部分产权, 按照自己出资的比例拥有房屋的部分所有权;国家以无偿划拨土地的出资形式, 获得房屋的部分所有权, 并将房屋的完全使用权无偿赋予受助人。这样的做法体现了国家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和补贴, 符合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相关规定。
四、共有产权房发展面临的问题
共有产权房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条件并获得房屋溢价收益, 同时帮助政府回笼资金。但在具体实施和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 利益分配
在共有产权房的开发过程中, 主要参与方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 (国家和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 以及购房者;在商品房开发过程中, 主要参与方则包括政府、开发商、购房者等。在开发共有产权房时, 各利益主体的经济收益来源和比例是不一样的。在共有产权房的开发和流转过程中, 由于房屋收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 而交易则需获得房屋产权所有者, 包括政府及个人购房者的一致同意才能进行, 因此, 当个人购房者不愿意出售自身所有产权部分时, 政府也无法获得增值收益。这就是说, 虽然房屋产权可以分割, 但是由于房屋交易的不可分割性, 政府的收益并不能得到切实保证。当然, 从理论上来讲, 政府也可将房屋产权完全股份化, 甚至将其证券化, 以确保自身收益。但实际上, 有了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 对于政府来说, 不把保障性住房看作财政收益的来源, 应是更明智的选择。
(二) 退出机制
住房的退出, 一方面是实际使用的退出, 另一方面是资源获利的退出。
要实现共有产权房公正、有效与合法地退出, 首先要在购房时就明确个人购房者与政府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政府在购房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 可以将个人所属的产权部分回购, 存入政府公共住宅储备库, 以便再次定价后投放给新的符合标准的家庭。当然,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退出共有产权房的家庭收入标准, 以及回购房屋产权的出资价格等关系到购房家庭的切身利益, 因而很难确定, 因此, 共有产权房的退出机制并不一定能够按预期运行。这显然需要政府在今后的管理实践中继续加以试验, 从而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三) 流通和交易
由于产权界定的不仅是物权, 还包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产权所有者对产权的占有实际上包含了其他人对此权利占有的可能, 即产权属于一方的同时不能排除另一方对其占有的可能性。房屋产权的价值只有在市场流通中, 在价格机制中才能展现。如果房屋的产权得不到流通领域内市场参与者的认可, 那么这样的产权没有实际的交易价值, 更无法为产权所有者提供房屋溢价的收益。根据共有产权房的商品性, 可以让其在市场中流通。然而, 由于房屋的所有权可以按股份分割而使用权只能被完全占有, 那么能够在市场流通的仍只是房屋的部分产权, 共有产权房的价格也只能与部分产权的价值对应。当共有产权房的交易市场扩大到一定规模时, 很可能会发生以完全占有掩盖部分产权的情况, 导致房屋交易价格偏离实际价格, 进而影响房产的总体市场价格。这就是说, 共有产权房应该在何种市场、多大范围内流通, 应该有一定的规定和限制。同时, 如果政府被排斥在流通转让的过程之外, 那么政府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以确保公有产权不被侵蚀, 并顺利获得房屋溢价的收益。
(四) 购买资格认证
相较于传统经济适用房, 虽然共有产权房在产权确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从执行和操作层面来看, 共有产权房也无法完全杜绝寻租行为。这是由于公有产权的所有者———政府无法行使房屋的使用权和占有权, 给房屋的部分产权所有者留下了寻租的漏洞和可能。所以, 如果不能确保共有产权房的购买者是真正的需求者, 那么共有产权房的福利作用也有可能失去其效用。
五、措施建议
(一) 明确申购者的经济条件
为保证共有产权房的福利属性, 必须确保房屋的购买者是真正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这就是说, 申请购买共有产权房的人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这不仅需要政府确定公平公正的指标, 也需要政府在审查申购者的购房资格时, 始终秉持严格严谨、公正公开的原则, 确保信息透明并随时接受公众监督。
(二) 土地供应市场化
共有产权房的建设用地应由行政划拨的方式转为土地供应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 与所有商品房开发一样, 凭借市场机制形成土地价格, 避免房屋价格出现“双规制”, 从而消除寻租等腐败行为。
(三) 建立合理有序的定价机制
共有产权房的出售价格应参考同时期、同地段普通商品房价格确定。出售价格与所有商品房一样, 包含土地出让金、全额税费等, 形成与商品房价格尽可能接近的售卖价格。
(四) 建立退出机制
在受助者经济收入提高, 不再符合受助标准时, 应尽快促使受助者退出共有产权房保障范围, 即要尽快以交易的方式, 实现共有产权房的转让。具体而言, 有两种方式, 一是政府出资收购受助者的产权, 综合当时的市场房价水平、房屋折旧及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收回共有产权房的占用和使用权;二是向受助者出让政府产权, 政府收回现金, 再投入共有产权房建设。共有产权房产权整体出让应由政府机构统一执行, 当受助者想出售自己所有的那部分产权时, 只能出售给国家的住房保障机构。国家可将共有产权房留做存量, 也可将共有产权房上市出售后将房款再投入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去。这样的做法可以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资金与房源数量的累积, 增加财政住房补贴资金, 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整体存量。个人购买的共有产权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以前不得用于出租等经营活动。
(五) 制定房屋标准限制
保障性住房满足的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要而非享受型需求, 所以在设计户型时, 可适当降低房屋的面积等使用条件。例如, 按照最新修订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经济适用住房单套的建筑面积应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同样, 对于共有产权房而言, 市、县人民政府也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群众的生活状况、住房情况、家庭结构和人口组成等因素, 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各种套型比例, 同时进行严格管理。与传统经济适用房不同, 共有产权房的价格与市场上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一致, 所以不存在无偿土地和低房价的情况。开发商在开发和出售共有产权房时, 参照的都是普通商品房的标准和售价。在此情况下。共有产权房的地理位置可以选择靠近市区, 占据便利地段。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 规定开发商在开发商品住宅时必须配套开发一定比例的共有产权房, 从而使中低收入家庭也能享受优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便利。
(六) 扩大资金来源
对于政府来说, 共有产权房不再是单纯的投入。将部分产权出售给个人, 可以回收部分建设成本, 同时, 利用国有的部分产权可以获得溢价和增值的收益。政府的投入成本逐渐降低, 风险也相应下降。在此情况下, 政府的资金来源可以适当扩张, 不仅可以涵盖住房公积金的利息收入、住房公积金的投资收入以及政府专门用于住房保障的补贴资金, 还可以吸收政府土地出让金等。
摘要：共有产权房是将房屋产权股份化, 由政府与购房者按出资比例共享房屋产权, 对中低收入者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住房, 政府直接作为共有产权的权利主体参与共有产权房的管理并享受房屋溢价收益。相较于传统的经济适用房, 共有产权房降低了产权界定成本, 为产权所有者 (包括政府和个人) 提供了应有的收益激励, 使个人或家庭能够因购买共有产权房而获得制度和法律认可的财富收益。当然, 共有产权房也面临着很多争议和操作难题。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10
一、土地产权位移理论
根据现有的产权理论, 一个财产权利, 不是物权就是债权, 不是私有就是公有。实际上, 对于土地财产权利, 由于其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 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 往往是界于物权与债权之间乃至在二者之间位移, 也介于私有与公有之间并在二者之间位移。
(一) 土地产权在物权与债权之间的位移
理论上, 物权是一种支配权, 权利主体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和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利, 不需要听从任何其他主体的意见。债权是一种请求权, 除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少数法定之债外, 大多数情况下, 债权都是依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而形成, 因此债权人在行使权利时, 往往要受到对方当事人的制约, 获得对方的同意后才能行使权利, 虽然这种权利一经约定, 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障性, 但对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变更权利内容, 甚至可以撕毁合同, 收回权利, 只不过是承担违约责任而已。物权和债权的本质区别是, 物权的权利主体可以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利, 而债权主体则要通过请求后才能行使权利。
以上区别, 是当前民法学上的一种理论区分, 物权就是绝对的支配权, 不需要向任何人提出请求;债权就是绝对的请求权, 不具有一点点的直接支配性。显然, 这种区分过于绝对化了, 对于只有私益性、没有公益性的财产, 情况是这样的。比如对于衣服、手表等普通的财产, 物权人是具有绝对的支配权, 债权人只具有请求权。但是, 有时, 物权的主体并不能完全独立地行使权利, 债权的主体也不是完全不能独立地行使权利。这时, 在物权和债权之间, 依据直接支配性的差异, 存在一种连续变化的状态 (如图1所示) , 将具有100%直接支配性的财产权利称为纯物权, 其权利的行使完全是权利主体说了算;将没有直接支配性的财产权利称为纯债权, 其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时, 完全听从权利相对方的意思表示。在纯物权和纯债权之间, 财产权利的直接支配性是连续变化的。对于这类财产权利, 物权与债权的本质区别就不是绝对的支配权与请求权那样简单了, 物权只是直接支配性相对较高的财产权利, 债权也不是一种完全没有支配性的财产权利, 只是其直接支配性相对较低。理论上, 在直接支配性连续变化的过程中, 还无法找到物权和债权的分界点, 也就是说, 物权和债权的界限有时会不是很清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于一个直接支配性不高也不低的财产权利, 会存在其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的争论。
对于只有私益性、没有公益性的财产, 如衣服、手表等, 不存在上页图1中所示的直接支配性连续变化的状态, 属“离散”状态, 要么具有100%的直接支配性, 即为纯物权, 要么就是没有直接支配性, 即为纯债权。对于这一类的财产, 其物权与债权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上页图1中所示的直接支配性连续变化的情形, 多发生在既具有私益性、又具有公益性的财产上, 典型的例子就是土地财产权利, 如前面提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民, 并不具有对土地100%的直接支配性, 改革开放以来,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于土地的直接支配性是在逐渐提高的, 但即使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皆已承认这种财产权利是一种物权, 其直接支配性也还没有达到100%, 在一定条件下, 农民集体和国家对其土地具有一定的直接支配性。
可见, 对于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的财产, 物权与债权的区别, 只是权利人的直接支配性大小存在差异而已, 甚至随着直接支配性大小的变化, 物权和债权还可以相互转换的。当直接支配性由大变小时, 物权的属性逐渐变弱, 债权的属性逐渐增强, 法学上称之为物权的债权化;反之, 称为债权的物权化。
(二) 土地产权在私有与公有之间的位移
现有的物权理论认为, 物权具有排他性, 主体只有一个。这种理论也只适用于只有私益性、没有公益性的财产。土地是典型的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的财产权利。如果土地物权的主体只有一个, 在实践中, 农民或市民拥有的土地物权, 有时可能被国家或集体征用或拿走, 对此, 现有的物权理论就无法解释, 有的学者就认为土地征用是对农民或市民物权的侵犯。显然, 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还有, 一些学者在中国农村做土地产权调研时, 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问农民“你认为土地属于谁所有”, 给出的选择答案是“A.国家;B.集体;C.农户;D.不知道”, 农民的回答往往是这四种选择皆有, 于是, 这些学者给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产权不清。这样的结论也过于简单。
出现以上的问题, 其根源是现有的物权理论过于简单, 对于像土地这样的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的财产权利, 其物权主体不只一个, 如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农民个人、农民集体和国家皆是土地物权的主体, 只是他们各自拥有的直接支配性大小不一。简单地说, 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的财产权利, 其物权主体应该是两个方面的:私人主体和公共主体 (国家或集体) 。私人主体和公共主体共同拥有物权的100%的直接支配性 (如图2所示) , 当私人主体的直接支配性由小变大时, 即是私有化过程, 反之, 就是公有化过程。
将私人永远拥有物权的100%直接支配性界定为纯私有, 将公共主体拥有物权的100%直接支配性界定为纯公有。对于土地产权, 一般很少出现纯私有或纯公有的状态, 往往是介于其间。由于土地具有公益性, 私人永远不能拥有土地100%的直接支配性, 土地产权永远不能完全清晰地界定为私人所有。理论上, 法律只能尽量明确地界定在一定条件下私人和公共主体分别拥有什么样的直接支配权, 但完全清晰地界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根据交易成本理论, 产权界定是有交易成本的, 要完全清楚地界定土地这样的复杂产权, 其交易成本无限大。
(三) 土地产权位移的内涵与社会意义
土地产权在物权与债权之间、私有与公有之间的位移, 有其深刻的内涵和社会意义。虽然财产权利属民法或私法范畴, 但是, 对于土地这样的具有公益性的财产, 土地权利人对于土地权利的行使, 不仅仅涉及私人利益, 可能涉及公共利益。当一个财产的权利人对其财产具有100%的直接支配性时, 即权利人拥有纯物权时, 对权利人个人是绝对有利的, 但该权利人也可能凭借其100%的直接支配性, 对公共利益导致不利的影响;反之, 当权利人拥有的是纯债权时, 权利人的利益有时得不到绝对的保护, 但是, 如果该财产权利的直接支配性还掌握在集体或国家手中, 这时, 对于公共利益是有好处的。因此, 土地物权与债权的相互转换与位移, 实际上是保护公共利益还是保护私人利益的一种抉择。过分地保护私人利益 (让私人拥有100%的直接支配性) , 或者过分地保护公共利益 (让私人拥有0%的直接支配性) , 都不利于财产权利的有效行使和财产的高效利用。最佳的方式是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 形成一种均衡, 即直接支配性在0%~100%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并不一定就是50%或中点, 平衡点应处何处, 取决于社会制度和诸多社会关系。
依然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建国之后, 为了充分保护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人民公社时期, 农民个人对于集体土地的直接支配性很小,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农民个人收益的增加;改革开放后, 开始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 而且承包期不断延长, 这一过程, 实际上就是农民对于土地的直接支配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属性不断降低, 物权属性不断增加。这个过程, 就是债权的物权化过程, 很明显, 也是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一逐渐变化的过程中,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调和, 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后的改革方向, 是进一步提高农民对于土地的直接支配性, 但为了保护公共利益, 农民对于土地的直接支配性, 永远达不到100%, 即农民不可能获得土地的纯物权。也许将来有一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私人利益发展到极致, 需要更多地保护公共利益, 也就是要降低农民对于土地的直接支配性, 这个过程就是物权的债权化。
二、有关土地财产权利热点问题的解释
在以上的分析中, 实际上已经解释了土地产权不清的问题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还是债权的问题, 下面解释土地私有化问题和土地征用问题。
(一) 土地私有化问题的解释
对于是否应该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由上页图2可知, 将私人主体或公共主体拥有100%直接支配权的情形分别称为纯私有或纯公有, 对于土地产权, 纯公有和纯私有都不是好的选择,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目前,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总体趋势是:从纯公有向纯私有位移, 但永远不会移到纯私有, 而是移到公有和私有的调和点。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土地产权, 皆是在进行这样的从纯公有向纯私有或者相反方向的位移, 通过这样的位移, 形成土地财产在个人和公共之间的利益均衡机制。
(二) 土地征用问题的解释
有人认为, 国家在农民不愿意的情况下征用农民的土地, 是对农民土地物权的侵犯, 其实不然, 如前所述, 农民本身并不具有100%的直接支配性, 还有部分的直接支配性属于集体和国家, 在一定的条件下,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国家也可以行使直接支配权。即使在私有制国家, 私人拥有的土地, 土地所有权人也不具有对土地100%的直接支配性, 也可能被国家征用, 同时, 在利用土地的过程中, 也要考虑周围公共利益的需要, 简言之, 土地所有权人不能完全自己说了算。有了以上的理解, 对于土地征用问题的认识可以更客观: (1) 该问题不是公有制国家独有, 私有制国家也有, 是所有国家皆要长期面对的普遍问题, 不要试图去消灭这个问题, 也不要过于夸大这一问题对于社会的危害; (2) 即使农民拥有土地的物权, 国家也可以征用, 没有必要讨论征地的合法性, 许多学者提出采用征购、农民参与开发等形式取代征用, 其实没有必要; (3)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争论, 不是财产权利纠纷, 只是利益分配的讨价还价, 不要“上纲上线”地认为征地就是国家对农民物权的侵犯, 只是要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合理地分配利益就可以了。至于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以权谋私、腐败等问题, 不是土地征用制度本身的问题, 而主要是监管制度的问题, 应区别对待, 不要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否定土地征用制度的作用与绩效。
三、结论
土地财产属于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的财产。这类财产与只有私益性、没有公益性的财产有本质的区别, 以至现有的产权理论无法解释土地产权中的许多问题。基于土地财产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的特性, 首次提出了土地产权位移理论, 其核心内容有三点。 (1) 土地物权和债权虽然是两种性质不一样的财产权利, 但本质上, 只是权利人的直接支配性大小有差异, 一般表现为物权的直接支配性大, 债权的直接支配性小, 有时这一直接支配性处于连续变化的过程中, 当直接支配性由大变小时, 为物权的债权化, 反之, 为债权的物权化。 (2) 土地物权的主体有两个或多个, 一般包括私人主体和公共主体, 私人主体和公共主体共同拥有该土地100%的直接支配性, 当私人主体的直接支配性变大、公共主体的直接支配性变小, 即为私有化, 反之, 为公有化。 (3) 对于土地财产, 直接支配性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大小变化以及物权与债权之间的相互转换, 形成了一种实现土地财产权利合理分配、促进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调和的机制。充分认识这种机制, 有利于理解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土地产权问题, 也有助于合理地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摘要：土地财产属于既有私益性、又有公益性的财产, 这类财产与只有私益性、没有公益性的财产有本质的区别, 现有的产权理论无法解释土地产权中的许多问题, 如土地产权不清、土地私有、土地征用等问题在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在分析物权与债权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了土地产权位移理论, 运用这一理论, 可以很好地解释土地产权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 对于正确认识土地产权制度、做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篇11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是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核心主张。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对农户作为农地产权及农业经营的主体地位,并未达成普遍共识。尽管赞同是绝对主流,但各种质疑总是存在。这些质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过于细碎分散小规模家庭经营,缺乏规模经济性;二是倾向于 “小而全”的自给型农户经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与分工不经济;三是农户作为农地产权主体的“恋地”与 “惜地”行为特征,抑制着农地的流转与集中。
应该说,在真实的世界里,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结构如何转型,无论是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传统技艺手工业、商业服务业,还是现代工业、家族企业的存在及其家庭经营都具有广泛性。同样,农业的家庭经营亦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农户作为农地产权与农业经营的主体,具有历史决定性与现实必然性。
已有研究对农户主体地位的论证主要是关注于:第一,基于农业的自然特性及其所决定的生命节律,揭示农户现场处理灵活性所表达的天然合理性;第二,基于农业的场地依赖性及其所决定的时空差异性,揭示农户经营能力所体现的规模 匹配性;第三,基于农业的自然风险规避及其所决定的多品种种植策略,揭示农户分散经营的适宜性;第四,基于农业劳动合作所内含的监督困境与交易成本,揭示农户独立经营的比较优势及其有效性。可以认为,这些成果对于认识家庭经营的性质及其合理性,具有重要价值。但必须强调,这些分析的重要缺陷是,将农户的主体地位视为由农业自然特性与生产特性所外生决定。
产权经济学区分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产权赋权;二是产权行使。明晰的赋权是重要的,但产权主体是否具有行使其产权的行为能力同样是重要的。因此,对于一定的资源类型来说,某类主体能否作为其产权主体,取决于多个方面。Alchian指出,产权的确立,由界定和实施它的可能性与成本来衡量,这些又依赖于政府、非正规的社会行动以及通行的伦理与道德规范。〔1〕因此,本文试图以产权理论为主线,基于 “社会演化—法律规制—心理建构—农业特性”的分析维度,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层面,进一步探究农户作为农地产权与经营主体的内生决定机理。
二、社会演化:从共同经营到家庭经营
在采集狩猎的攫取经济阶段,人们随自然界食物资源的变化而迁移,直到人们掌握了农业生产技能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阶段,土地才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1.从氏族公有到家族私有
最早的土地所有制是氏族公有制。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为了向自然获取食物来维系生存,人们需要借助集体合作的力量,来降低面对自然的风险性以及获取食物的不确定性。因此,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2〕到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出现了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家族公社,是同一祖先传下来的若干代血缘近亲所结成的整体。大家族开始只是一个消费单位,后来发展为生产单位,最后从氏族公社中独立出来。氏族公有财产由此变为各个大家族的集体财产,每个大家族的集体财产对于其他大家族就具有了排他性,大家族成为集体占有财产的前提。秦汉以后,宗族共同体 (家族公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其经济性质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共有制。共同体所有制的意义在于,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一方面享受产权共有带来的合作剩余,另一方面提升抵抗外部侵犯的排他能力。〔3〕
2.从家族私有到家庭私有——家庭经营的产生
家族公社早期,个体家庭尚没有产生,家族成员集体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土地属于 “共有共耕”。在家族或个体家庭内部,财产属共有;成员的血缘和情感认同最为重要,共同利益尚在其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生产力不具有个体性,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只能存在于共生产、共消费、共居住的村公社之中,尚未自成一个经济单位。〔4〕
农户必须投入几乎全部劳动用于农耕生产,无法分配出劳动力用于衣着等制作;同时由于经济条件十分有限,不可能分工协作,无法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与必须的物质条件。〔5〕因此,客观上个体家庭仍然需要依附于瓦解之中的村社共同体。到秦汉时期,适合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工具逐渐完备,促使个体家庭数量大为增多、规模渐趋缩小,家庭内部出现自然分工。这时,个体家庭独立经营才真正意义上形成。后魏以来,农具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大型农具向轻巧便利转化。后魏流行绕遍耕法,也适宜小田地耕作。于是,生产力的要素构成,越来越趋向于与家庭经营组织的匹配。
3.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与市场融合
中晚唐两宋时期,钢刃熟铁农具出现,个体家庭依靠四、五口人,实行精耕细作,并完成再生产过程,实现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小农家庭经营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农忙时节邻里之间换工互助的劳动力市场、调剂余缺的地域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形成,成为了维系个体家庭完成再生产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家庭产业结构趋向综合化、多样化、紧凑化,家庭经营的独立性、稳定性与生命力不断增强,直至明清长盛不衰。〔6〕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在土地严重不足的压力下所形成的“农业+副业”生产单位,其劳动力要比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业来得便宜,能够比雇工经营的大农场支撑更高的地租,从而战胜了雇工经营的大农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作为农业的副业,一直顽强持续,排除了英国和西欧发展经验中的农户分化、人口流动以及城镇化。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余年农业集体经营下,和家庭经营一样,仍然同时依赖农业和副业。其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均分,中国农业再次返回到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
三、法律规制: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强化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由共同体产权作为发端,历经氏族、宗族、家族到家庭的共同占有过程,并且由长期的共同占用演变为事实所有。在法律层面,经过朝代更迭,农户对于农地产权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
1.国家所有权下农户家庭的土地“私有”
当代中国法律史论著大多将自商鞅 “废井田、开阡陌”的变法改革之后的古代中国定性为私有制社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秦汉以降的古代中国国家政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不受法律有效制约的剥夺臣民个人财产的绝对权力”,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并未形成。〔7〕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中一针见血指出了皇帝与天下财产关系:皇帝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因此,皇权所有下的土地私有只是一个皇权许可下的相对稳定的占有权,土地 “所有者”并不具有对土地的终极控制权。尽管所有者比其他人对他的财产享有更大的权利,但是他的这些权利必须服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方的普遍法律约束。如农地再转让时受到亲属、邻居和抵押权人优先购买权的限制,而且土地占有者拥有的土地可能因为政局变动导致的迁徙、重新分配等而改变。〔8〕
历代的占田制、均田制、限田制等,国家要承认农民的占有占用权利,虽有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之意,但主要意图在于防止富可敌国、制止私人财富扩张以及增加王朝财政收入。这些土地政策限制土地的利用权限,缩小田主对土地的收益范围,降低了私人土地权利的市场运作空间。〔9〕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户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在所有权层面缺乏实际实施的历史和事实。
2.法律建构中的农户土地产权主体地位
土地制度是农户家庭经营的核心基础。公元前216年,秦王朝颁布 “使黔首自实田”令,在法律上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北魏至唐初均田制颁行,均田制下的农民基本上仍然是自耕农。〔10〕唐废均田之后,宋元至清,土地 “私有”最终成为土地制度主流。明初打击 “巨姓”豪富,强迫他们迁出本地,以期空出土地,为培植自耕农经济创造条件。至于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体模式。〔11〕
户籍制度与税收制度是农户家庭组织单位延续的制度依据。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专门设立 “户部”,主管户口与财政。与此同时,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农业财政,于是,有土地的家庭成为国家的税收单位。〔12〕由此可见,传统中国从事各种民事活动的主要主体,是户而不是个人。国家财政实际上是农户财政,因此,政府保护和鼓励家户制,是具有政治社会意义的。
财产继承制是家庭组织单位再生产的机制。人和财产是中国农业家庭的两个基本要素,而土地又是最重要的财产。〔13〕“诸子均分制”带来了中国农村家庭分裂,实行 “分家析产制”,家户是财产分配和继承单位。经过 “分家”的过程子代获得了对原属其父亲的部分家产的法定权利,对这部分家产开始享有了专有权。〔14〕由此,血缘身份与家族人格财产进入到一个相对微观的 “小”家庭中,并继续繁衍生息。
3.土地产权的个体分化失败
在氏族社会,血统成为一个人能否进入某个特定群落即氏族的准入资格。在此意义上,现代法律研究所定义的人格在氏族社会时期就是指血统。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后,以婚姻和血缘等为纽带形成的身份组织模式仍然是人类获取财富、保有既得利益的最有效形式。那么,身份社会下的个体为何未能成为土地权利的主体呢?
在国家层面,土地的经济权利的集中化将会创造另一个潜在的政权中心,由此威胁现政权。因此,历代帝王强制私人分割遗产,打破大型私产 (包括寺庙财产),试图十年一度重新分配土地,鼓励土地自由转让,并对长江下游的沃土征收重税。〔15〕因此,历代中国不存在完整、稳定的私有财产法律制度的基本条件,也无法产生以私为本位的法律体系。在产权主体生成角度,绝对所有权形成的前提是个人与家庭财富的分离,家庭的单个成员在财产方面成为独立的主体。中国历史的事实是,没有以私为本位的个人及意思自治,私人权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就难以形成与发展以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制度为 核心的法律传统。〔16〕中国历来重视农业,而不是重视农民,其个人的权利主张一直没有进入社会的舞台。因此,中国的个体财产分化空间受到抑制,并形成以农户为单位的土地共同财产的产权特征。
四、心理建构:农户农地心理所有权及其强化
占有情感是动物本能,与遗传结构有关。爱物就如爱自己,物品也就成为自我的延伸。人类对排他性产权的占用及其争夺,是由进化适应性产生的天然驱动。〔17〕因此,所有权及其产权,是个体而群体、个人而社会的自内而外的一种 天然的心理需求。基于此,Furby提出占有心理学 (psychology ofpossession) 成为所有 权生成的 理论基础。〔18〕Pierce等指出,心理所有权是一种个体感觉所有权的目标或其一部分是 “他们的”的状态。〔19〕心理所有权作为一种 “人类属性”,不仅在不同种族、宗教、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具有广泛性,而且外显为国家对产权的尊重与保护,并进一步在产权制度的设计中得到普遍的表达与满足。
中国的历朝历代,土地均被视为农民的 “命根子”,这显然是对农民土地心理产权的形象表达。在家庭承包制背景下,农户的农地心理所有权首先来源于国家赋权产生的保障性占有,而且这种占有的性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这仍然是一种共同体所有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户拥有的是承包经营权,农户的心理所有权缺乏法律支撑;另一方面,在产权运作过程中,权利的运行却突破了原有的法律约束,形成了一套实际运行的秩序,农户是土地产权的事实占有者和实施者,农户的心理所有权得到集体范围内的认同,并在土地权利实施的层面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普罗斯特曼在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时,提出了“准所有者”的概念,认为尽管农民对土地的 “准所有权”在所有权权限、土地调整、非农征收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但长期的事实占有状态和使用可能造成农民支配土地的实际能力变化。〔20〕从实践来看,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及其确权政策,导致农业用地的占有和使用以家庭为单位处于一种长期稳定的状态,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渐演变为一种实质上的用益物权,不以权利所有者个人的消亡或迁移为终止的理由,成为财产权利,进一步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 “准所有”心理。〔21〕
农户的心理所有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土地确权的现实情景下,农户的心理产权进一步由赋权的身份化 (成员权)、 确权的法 律化 (承包合同)、持有的长久化 (长久承包 权) 而不断增 强,从而使得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农户意愿;另一方面,在产权交易的实施中,由于心理所有权及社会认同形成的 “准所有”,使得农地经营权流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要素市场的交易,而是包含了地缘、亲缘、人情关系在内的特殊市场交易,并在结构上沿袭着共有产权的差序格局,形成了 “农户家庭—村内家庭外亲友—村集体—外部社会”的由内而外的多重交易秩序,即由血缘亲缘等形成的内部情感交易与陌生人的契约 交易。可见,农地流转有着特殊的市场逻辑。因此,推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既要兼顾到乡土社会人地关系的特殊性,又要改善流转交易的规范化与契约化。
五、农业特性:农户家庭经营的适宜性
农业生产是通过利用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也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结合的过程。这两个特点意味着农业生产是一种以生命适应生命的复杂过程,其发生的场地具有相对不可移动性,而且具有环节的贯序、不可逆的特征;依赖外部环境,如光、热、水等具有不确定性;操作具有现场性与灵活性,等等。因此,可以理解,在工业活动中,等级组织的运营可以根据权威指令而进行,但农业活动的主体必须根据生物需要的指令来做出有效反应,这决定了农业组织要比工业组织必须更具有反应的灵敏性与行动的灵活性,由此内生出对灵活的信息决策机制的需求,于是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组织不可能是大规模的。〔22〕
我国农业生产曾经走过集体化经营的道路,如人民公社。但实践证明,这样的组织形式存在不适宜性。原因在于,人民公社体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使其经营类似于古典企业理论中两权合一的“经营”概念。农业生产没有如同工业那样的中间产品,而只有在农作物生产发育过程结束后,才能收获最终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需要生产者对作物连续不间断地看管、照料,这依赖于对生产者责任心和努力程度的内在激励机制。但是,因为无法把他的劳动努力与别人的努力区别开来并在劳动报酬中予以体现,与此同时,自然因素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劳动绩效的计量和劳动过程的监督异常困难。于是,在这一机制下,信息获取和处理成本极高,容易导致生产决策的失误;劳动监督和计量成本极高,容易导致偷懒、欺骗、 “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
解决的路径是让生产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并使其处于利益共同体的范围内。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最好单位就是 “家庭”。家庭承包制便是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经营主体由 “农户”对 “集体”的替代,其核心特征是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合一,表现出 “家庭经营”的特点。家庭经营具有制度安排的革命性变迁。首先,产权细分实现了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提升了产权的实施效率。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更适宜于农业生命特性所决定的现场处理要求,降低了生产决策、劳动监督等组织管理成本。因此,家庭经营具有天然的合理性。〔23〕
家庭经营的本质,就在于将农户置于交易成本极高的承包权(即“准所有权”)的产权主体地位,通过经营权与生产权的细分及其交易,改善依附于承包权的经营权配置效率,从而避免了对承包经营活动的直接定价与直接交易。因此,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关键就在于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主体地位。事实上,公社集体经营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包干”、承包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农户经营,以及承包权与部分经营权分离后的家庭经营等,均可视为家庭经营。
六、进一步的讨论
农户对土地的家庭经营在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地域、不同人类历史阶段一直存在。中国的农地产权主体地位的不变性一方面有对传统中华文明血缘、亲缘关系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个体与共同体产权关系的特殊性与共存性。因此,强化农户作为农地产权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是血缘、亲缘、姻缘关系,它依然是农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协作、经济分配、监督管理与决策的重要组织形式。虽然,年轻劳动力外流的趋势难以扭转,外部市场经济社会的逐利思想不断侵入,但中国农地的承包权不存在退出机制,因此 “成员”身份带来的农地权利随着家庭的存在而延续,权利的继承也是在家庭这个共同体范围运作的。
第二,国家法律和政策不断强化农户家庭的农地产权。首先,对土地确权发证,承包期不断稳定直至长久化,均从地理上、时间上巩固了农户的土地权利地位。其次,严格控制工商业资本的涉农经营,并同时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涉农创业等。这些举措都在不断巩固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
第三,尊重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意愿,赋予更加完整的产权实施空间。一方面, 《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使农地财产性产权运作成为可能,有助于农户获得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强化征地监管、调解土地纠纷以及相应的法律援助等,都缓解了农户与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对抗情绪,农户获得合理补偿的可能性得到强化。
第四,维护农户作为农地产权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小规模经营的必然性。因为农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农户承包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即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提供了基础,从而扩展了产权配置及其效率改进的潜在空间。因此,农户产权主体与规模经营、多元经营并行不悖。
坚持农户在农地产权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提高对农户主体地位的历史性与现代性认识,不仅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思想基础,而且是深化农村改革、构建村庄秩序、创新农地制度与农业经营制度的核心线索。
摘要：在中国,农户在农地产权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合理性。本文从社会演化、法律规制、心理建构与农业特性四个维度,分析农户产权主体地位的生成机理、发生机制与制度效率。文章强调,深化农户产权主体地位的认识,对于农地制度变革与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