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理论（共12篇）
马克理论 篇1
对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认识,应该围绕以下几个问题: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的许多理论都是在论辩过程中提出来的,很难找到马克思专门针对人的问题而写的专著。换言之,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应该从其各种不同的论著中寻找。这种寻找是艰难的,因为针对不同的对手和问题,马克思的论著是如此庞杂。但是,他所依从的方法论却是基本上是统一的。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他也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分析人的基本方法。这样,人就成了发展的人,人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不管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都一样。如何认识人类的发展进程?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辩证法,唯物史观。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区别其他人包括萨特在内的持不同方法论基础的人的观点。
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核心的问题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具体一点,它是研究何为人、人的状况如何、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是针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提出的,分析他的人学理论不能脱离这种背景。
人的生存问题,马克思重点是关注当时社会上普遍受苦的工人阶级,这种普遍的苦难他总结为劳动的异化。因此,如何认识异化劳动、如何克服异化,就成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自然地与另一个问题相关:人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异化?如何应对异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无规律?人类的前景如何?这种前景由谁去创造?如何创造?围绕这些问题,马克思在许多论著中都有涉及,但全面集中地讨论如此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
三、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是针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围绕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本的目的是要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其主要地包括以下内容:人的本质的理论、劳动异化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
第一方面内容,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基础,这也是解决“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的生物性和生理方面的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是人在从事物质生产、社会交往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得以存在的前提,人的社会属性又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并使之成为社会化的自然属性。因此,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特殊本质之所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人的本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二是人与人的区别。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社会性。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来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劳动;从人与人相区别的层次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也就是马克思的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的内涵有:一是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活动范围,决定了人获得他人尊重与肯定的程度。二是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血缘关系、职业关系、文化关系、种群与族群关系等。其中经济关系起支配作用,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
第二方面内容,劳动异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哲学分析基础。异化属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它揭示了事物运动的一种特殊结果,即自己成为自己的反对形式,揭示了一个好的愿望和动机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异化现象为出发点分析这种异化现象:“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正是因为马克思对工人的这种普遍的深切同情,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都以克服这些苦难、实现对这种异化的积极扬弃为根本宗旨。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马克思还详细分析了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异化等内容。这些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工人被剥削的现实苦难,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解放之路。这条道路的具体分析,则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进行的。
第三方面内容,社会发展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内容。这可从社会发展的主体论、社会发展的动力论、社会发展的规律论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社会发展的主体论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马克思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强调人的,一方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有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他还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总之,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的活动而已。
2. 社会发展的规律论
对于社会发展,有的人认为是无规律可言的,有的人认为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且不去争论谁对谁错,但应该指出马克思是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事物的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人类社会也一样。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它决定着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在内的社会生活;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制度,它必定被将来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3]。
3. 社会发展的动力论
如果社会发展有一个动力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有两大要素:根本动力和非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非基本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要、科学技术、阶级斗争[3]。
人的本质的理论、劳动异化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三者之间是一个统一整体,人的本质的理论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基础,而劳动异化的理论是研究人的存在状况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则为改变异化状况指明一条道路。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构成马克思的人学理论。
四、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当代中国的重要理论,都可以看做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这些理论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把人的地位和作用放在首位,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关注大多数人的疾苦,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积极改善大多数人的存在状况。当然,社会的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断改善人的处境,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才更彰显其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131.
[3]候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7-121.
马克理论 篇2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品与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妇女解放既要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在解放被压迫阶级的过程中，求得妇女的解放，又要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切入，改变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为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
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586页.)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妇女运动就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610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不仅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而且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时代，依据当时所能提供的思想材料，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历史上所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妇女解放问题作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当我们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我们会得到两位伟人很多的女权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文本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和考察妇女问题，确认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二者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神圣家族》、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书信中。其中恩格斯写于 1884 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代表作。通过梳理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始终是建立在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注和对妇女的关 1 注是一致的，这也符合其思维发展从一般到特殊的规律。两位伟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妇女解放的无产阶级解放是不完整的。马克思脍炙人口的名句:“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7页.）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高远理想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点，其“人类解放”的情怀决定了他必然把自己的视野定位在“千百万的人民大众”身上，也决定了他的目光必然会关注到妇女解放问题。在马克思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面对广阔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258 页.），这也为他思考妇女解放的途径提供了启示。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女权问题的一些观点:“„„家庭的灵魂只能体现为爱情„„”；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255 页.）“„„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而且也只有男女两性的极的差别相结合，才会产生人”；“„„男性和女性构成同一个类、同一种本质——人的本质„„”。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355 页.）在《神圣家族》第八章《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中，马克思论述了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并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传遍世界。
马克思还创造性地谈论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1868 年 12 月 12 日)中，马克思说:“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 2 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571页.）这是马克思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论述。在马克思的意识里，妇女解放始终是和人类解放密切相关的，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隐含了“两个基本关系”：妇女与全人类(当然也包括男性)解放的关系；妇女与人类文明(主要是男性)进化程度的关系。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至此正式成形，妇女解放与男子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确立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全新社会历史观的过程中涉及到对女权问题的思考。他们第一次提出“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2 页)马克思初步地批判了父权制。在论述决定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因素——分工时，马克思提到:“这些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 页.）这里，他只是提到了“父权制”这个概念。“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5页.）马克思认为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和同时出现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的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⑤（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36－37 页.）“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页.）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奴隶”地位，初步形成了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思想。当然，这里的女权思想仍然是不系统的，但在创建了新的社会历史观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 3 卷.北京：人民 3 出版社, 1957.第42 页.）妇女的解放同人类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妇女的解放、男性的解放同人类解放是一致的：“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84页.）“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是女性、男性、乃至整个人类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矛盾，是必然要灭亡的，必然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家庭”、“家庭关系”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他们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69页.）马克思、恩格斯极力主张“消灭家庭”。与极端激进派对共产党人的歪曲理解完全不同，他们主张消灭的家庭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消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严重“异化”了的家庭。“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灭而消灭”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86页.），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代之以消除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家庭的共产主义社会。“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⑤（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77页.）“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91页.）。女性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女性解放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完整的。有学者这样评价《宣言》，说它虽然是具有“先进思想”和“代表社会进步”的男性知识精英的“宣言”，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机制中开妇女解放‘主流化’之先河。”①（转引自.李小江.重读宗师遗产[J].读书, 2003,(08): 第 27－28页.）这样的评价是积极的、中肯的。
从女权主义思想阐发的角度来看，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女权思想系统化的代表作，被誉为经久不衰的女权主义理论篇章。
《起源》的组织结构除两个序言外，正文共有九章组成，说明了史前各个文化阶段的社会经济概况，分析家庭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形 4 式的特点，考查了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析了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度，并对文明时代作了一般的理论说明。从各章表明的恩格斯对女权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母权制存在过，更重要的在于恩格斯分析了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根源和实质，进而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方案。这些思想典型地体现在第二章对“家庭”的分析中。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革命导师对妇女问题、妇女命运的关注，他们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和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妇女解放的思想正是在他们的人类解放情怀的“摇篮”中孕育、成长的。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权思想的实际的运思，决定了笔者选择的文本。至此，可以明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女权主义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女权思想主要观点的诠释
在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权思想发展后，我们从内在逻辑来考察其女权思想的内容演进。
（一）妇女社会地位同经济发展的关系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②一些学者认为“性别压迫”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妇女受压迫现象的出现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联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男女是平等的，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 18 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
家庭作为婚姻关系的体现，是随着两性间关系禁例的出现、扩大而发生变化的。恩格斯指出，从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了几种家庭形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婚。但是，原始社会初期母权制的氏族组织是以生产极不发达为前提的。因而，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组织就逐渐不适应了，它是必然要灭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现象，是伴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制的确立而同时出现的。男女两性关系不仅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 5 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320-321页.）可见，两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同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改变密切关联的。私有财产的发展，男女两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乃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社会根源。男性凭借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最终把女性挤到了第二位。当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对偶婚制家庭转变成为“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私有制社会的细胞，男女两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女性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形成了。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父权制家庭成为男性压迫、奴役女性的工具。私有制、阶级确立的同时，也就是女性被压迫地位的形成过程。
（二）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
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历来是女权主义理论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众多的西方女权主义者都试图给这个问题以解答，马克思、思格斯在分析了女性地位的演变后，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所在，并指出了妇女受压迫的实质。
1、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历史自然形成的家庭分工对女性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妇女原来从事的家务劳动，日益失去了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一种辅助性、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由于女性专事家务劳动，因而她们日益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男性则因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主要获得者，而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家庭内财产的分配随着家庭内性别分工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男女两性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进而造成了两者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是其在家庭和社会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性别压迫是同阶级压迫同时出现的。
男性基于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和私人财富的逐步积累，要求由父系嫡系来继承私有财产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把自己的财产留给纯血统的后代，对偶婚制家庭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可以说，一夫一妻制是与私有制同时产生的，它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产物，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可见，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具有同步性，男女两性关系的对抗冲突，妇女被压迫、奴役地位的形成，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2、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使得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制度产生，男性作为剥削阶级实质上成为统治者，女性则成为男性剥削和压榨的对象。他们掌握了社会上的一切权力，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男性之所以能够统治女性，原因正在于他们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掌握了可以说是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统治自己妻女的经济基础。
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0页.）
因此，男性的统治意味着女性的被统治，男性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女性的从属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女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男性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控的国家机器来实行对女性的压榨，女性不仅经济活动被贬低，与政治无缘，而且，精神上受到奴役和压制，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统治。
（三）关于妇女解放道路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之后，对妇女解放的途径作了探讨。在他们看来，妇女解放包括经济、政治、家庭和性爱等各个方面的解放。
1、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私有制的确立，便开始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就开始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奴役。因此，妇女要从根本上摆脱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受歧视、受奴役的地位，只有在消除了产生这种压迫根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是一系列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对私有制的批判，从私有制在人类社会中确立时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考察了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 7 一切矛盾的根源。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付诸革命的实践。
在《起源》中，恩格斯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在这里，恩格斯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妇女要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求得解放，就必须铲除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根源，彻底铲除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基。进而，他指出，私有制的消失，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3—7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妇女解放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能实现。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因此，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
2、妇女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
（1）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父权制最终代替了母权制。至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家庭内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进一步加剧，男性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因从事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沦为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奴隶，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地位。由于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不能赚钱的，因而，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低下的，微不足道的。恩格斯指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己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地位的丧失导致了她们在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丧失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政治参与、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权利。恩格斯进而主张，“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2 页.）他认为没有妇女的就业，就不会有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于社会的生 8 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参加社会劳动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而只有女性对男性经济上依赖的消失，才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这只有依靠现代的大工业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女性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2）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另一条件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有条件的。现代大工业，不仅大规模地使个体家庭解体，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女性劳动，并且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提供物质的、技术的基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大生产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始终都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没有机会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就是说，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消失的时候，家务劳动和其它的社会劳动只有分工不同的时候，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可见，妇女解放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还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马克思异化理论与腐败 篇3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腐败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1-0035-02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
1.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来源。“异化”一词的形成有其历史源流，在拉丁文中有三层意思：法的层面上，转让、让予、权利和财产的让步；社会的层面上，与他人、祖国和社会的疏远；在医学和心理学层面上，精神错乱或精神病。在《圣经》中，亚当偷吃禁果是对神的异化。在中世纪，异化是人与上帝相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中，异化指精神死亡。18世纪以后主要有三种形态异化：一种是法国启蒙思想的异化，即权利的转移；二种是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精神异化；三种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对人自身的异化。马克思继而提出劳动异化。
综上，异化是某一主体（某个人、某一集团、某个集体）在某种历史条件下的活动或活动结果，转化为某种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成为外在于自己或异己的统治者、支配者。异化无非是这样的现象或过程。
2.马克思劳动异化的基本内涵。马克思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异化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是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劳动异化。异化劳动的四种形式：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的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劳动者而在他之外存在着，进而成为与他对抗的独立力量。劳动者同其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在劳动中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劳动者本质的异化=人变得像动物一样生存，自由自觉的特性沦丧。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是前三者异化的必然结果。异化问题贯彻马克思一生的思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存在着人本主义局限性、理性化的缺陷，但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异化现象来看，它都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应用广度。
二、异化视角下的腐败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剧烈变革而相应的制度规范不健全，加剧了权力腐败的滋长蔓延。腐败是整个社会的灾难，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加大力度解决腐败问题。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此后党中央又提出，狠刹“舌尖上的腐败”、加强对“裸官”的监督、建立“廉洁政府”、剑指“四风”等纪律和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抓让一些中央和地方的腐败分子纷纷落马。这一方面表现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说明我国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
1.腐败定义。腐败其实就是公共生活的执行人即公职人员，把人民赋予的为公共生活提供服务的公权力转变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利益的私权力，把本应属于公民本身的权利给反过来了，使其排斥、反对危害公民自身。
2.我国现今社会腐败现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呈现新的特点。首先，腐败分布范围大。地域上既有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省市，也有广西、云南等西部地区；既有地方机关，也有中央单位。领域上，公共权力腐败行为，已从改革开放之初一般的经济管理部门的权钱交易，发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军队等部门的各种腐败行为；在行业领域上，公共权力腐败甚至在教育、卫生等行业里滋长蔓延。总体来看，公共权力腐败的分布范围，己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其次，主体层次扩散。近年查出的公共权力腐败的案件显示，公共权力腐败行为更为普遍化，这也反映了公共权力腐败参与主体层次的扩散。在公共权力腐败主体职位等级上，腐败主体的职位呈现“高、中、低职位搭配”的态势，腐败分子既有党政高层领导干部，也有基层领导干部，甚至在农村基层干部中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公共权力腐败现象。再次，行为动机广泛。第一，经济上寻求权钱交易。第二，政治上寻求“部门利益”及权权交易。第三，生活作风上寻求享乐及权色交易。现阶段，炫耀、不吃亏成了新的腐败动机。最后，危害性加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先进性，危及党的执政地位。腐败滋长蔓延，更加损害了国家与政府公信力，削弱了国家和政府的凝聚力，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腐败滋长蔓延，更加危及社会稳定，败坏良好社会风气，妨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3.马克思权利异化与腐败。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来，腐败现象的产生究其原因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所谓权力异化，是指公民为了满足公共生活的需要，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出来变成公共权力，但是公共权力失去约束，偏离法律规范的轨道，变成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变成损害公共利益的力量。合理地运用权利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但是，如果权力失去监督与制衡就会走向异化，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对权力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督，使政府为人们提供服务的时候不偏离公共生活的轨道。
合理使用权力能够保障正常的公共生活，但是权力的运用不正当就会导致权力异化，由此滋生腐败现象。诚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没有改变，党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我们也要时刻警惕那些党内少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以权谋私，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形象。因此，消灭权力异化、抵制腐败刻不容缓。
三、抵制腐败坚持不懈
1.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解决腐败的根本之策。目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十分发达，社会财富不是十分丰富，仍然需要利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克服公共权力异化、防治公共权力腐败，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现阶段，防治公共权力异化滋生腐败现象，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严格规范政府经济职能，减少公共权力异化滋生腐败的机会。
2.保证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待遇是解决腐败的重要途径。公务员相对于社会其他成员可能付出更多的努力，但工资很低，再加上市场经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一些公务员的主观思想会发生变化，为了金钱而铤而走险。腐败官员在进行违规违法活动之前，也会权衡个人得失，比较腐败可能会产生的成本及可以获得的收益，然后根据权衡做出决定。正是因为腐败给公务员带来更大的收益，所以他们才敢冒险走这条道路。
3.完善制度和法律，加强腐败惩处力度是抵制腐败的关键。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所以要从根源上预防腐败就必须合理地分权，让权力来制衡权力。我们必须健全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和制度，科学分解和整合公共权力最大化，减少权力变异的可能。另外，应该加强腐败的惩处力度，很多公务人员敢违法违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法不严，对违法案件没有从严处理，腐败成本低并且后果不是很严重。加大惩处力度会对预防腐败起到很关键的警示作用。
4.加强权力监督，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一切权力的运作都需要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加强权力监督，首先要加强党内监督，党内监督为反腐败职能机构发挥监督作用创造条件；其次，增强新闻舆论的监督，舆论监督在约束政府行为方面会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加强普通群众的监督，如建立健全举报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权力监督的基础。要想充分发挥权力的监督作用，政府必须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总之，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监督管理体制，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进行监督，并使各种形式的监督形成合力，以充分发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
5.加强公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腐败的内在要素。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一些落后的观念依然存在。现阶段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西方一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也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渗透到中国，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市场经济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影响着国人，特别是有权力的公务人员。因此，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坚决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6.建立公布财产制度，是抵制腐败的有效手段。财产公开制度，有利于实现全社会成员的财产透明化，特别是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的财产公开将会有效抑制和制止腐败。国家对社会所有成员实现固定资产统一公布联网，而公布联网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官员的财产多少进行有效的控制，还将对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7.开增遗产税，从传统和现实的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制约。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国外有时称为“死亡税”。我国腐败现象相对于一些西方国家较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我国传统的“父业子承”观念影响，父亲的财产或者社会地位希望能让下一辈的人也能继承和享受。因此，官员的贪污一部分原因是希望通过受贿使自己过上奢侈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希望给孩子打下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开增遗产税，国家征收高额的遗产税，这将会对官员的腐败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
总之，要克服腐败克服权力异化就必须扬弃异化，实现人的权利的真正回归。而要想克服权力异化，就必须使权力从根本上回归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消灭权力异化的可能性。而消灭权力异化的根本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现阶段，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建设。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这是抑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孟德斯鸿.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张振华.公共权力悖论异化与制约[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3）.
〔4〕单伟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启示[J].中国集体经济，2009（4）.
〔5〕戴昌桥，金毅.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源探析[J].当代经济管理，2008（11）.
马克理论 篇4
关键词：背景,方法论,消费与生产分配的关系
一、马克思消费理论和西方消费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消费理论, 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对消费理论做出专门的论述, 但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马克思对消费理论做出了深刻的阐述。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完整系统的马克思消费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消费首先表现为生产的消费。消费又是原来意义上的消费。生产的消费特指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要素的消费。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则是指非生产性消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 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西方消费理论西方学者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17 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 直到20 世纪初, 以马歇尔为代表才开始真正对消费做出系统的研究。采用数学分析的方法, 抽象演绎。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 在理论上论证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如何选择最优的消费组合, 最终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二、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的背景不同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劳动生产相对落后, 社会财富匮乏,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 消费水平有着两极分化的特点, 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富, 享受着丰富的生产资料, 而此时大量的工人处于饥饿的边缘, 靠着出卖微薄的劳动力, 换取可怜的工资维持艰辛的生活。马克思从这样的背景下, 站在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消费理论, 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较高, 不断升高的消费水平, 不断压榨工人使其处于较低的消费水平。消费在这里也变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而在西方消费理论中, 这种消费理论完全被忽视甚至被掩盖,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经济危机频发, 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其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能够尽力调和阶级对立, 西方消费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立场和观点是相对的, 西方消费理论强调消费者是同一的, 无差的, 没有阶级差别的, 个人是在既定的收入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所做的选择都是最优的选择。消费的主体是无差异的, 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更没有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对立。这样就抹杀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消费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和其所体现的阶级对立, 掩盖了消费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手段的特性。
三、马克思消费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 它既是研究人的科学, 又是研究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学。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 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的。整体的特征在于思维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个人, 而是现实的处于整体联系的个人。整体主义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 而是一定的组织结构连接的整体。整体主义分析法方法并不排斥对个人的研究, 只是反对孤立的静止的去研究个体。并要求正确和分析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是将社会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马克思消费理论是从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运动中出发来分析消费与其他社会再生产的环节, 生产, 分配, 交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室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往往遵从个体主义, 即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西方消费理论充分的遵循了这一原则, 西方消费理论往往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指导消费行为。其在一定的收入条件下所做的最优选择就可以推广为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准则。而将这个代表性消费者最优简单相加, 就可以得出整个消费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总量。虽然讨论的是总量消费, 然而还是以单个消费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为基础, 来推导出消费函数。这是一种唯心的方法, 个体的主义核心思想的体现。
四、关于消费, 生产与分配
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讨论消费的特征和作用的。生产决定消费, 消费对生产起着积极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生产。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环节, 一个是起点, 另一个是起点。此外, 消费结构又受着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从消费水平上所表现出来的两极分化的背后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是统治与被统治者的阶级矛盾。
在西方消费理论中, 生产在长期是由生产技术和一国的资源存量决定的, 短期则是由成本、市场价格、预期等因素决定的。一方面, 消费时经济发展的跟本动力, 不是生产决定消费, 而是消费决定生产。这种颠倒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掩盖了消费不足背后的阶级矛盾。
参考文献
[1]张筱薏.消费背后的隐匿力量[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2]陈其人.两种社会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马克思的早期自然理论 篇5
关注和思考自然是马克思早期理论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大学时期他通过对古代自然哲学的研究,就对自然概念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肯定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构建了一种新的辩证的自然理论雏形.
作 者：贺新春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管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刊 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4(1) 分类号：B01 关键词：自然存在物 社会存在物 劳动 共产主义
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探析 篇6
关键词:社会分层 阶级 阶级斗争
一、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的立足点是“唯物史观”,观察角度是“批判角度”。前者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论取向,后者是一种社会学理论的传统。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
(一)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视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与现象都基于这个基础;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内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从而也就决定了相应的意识形态。
唯物史观将物质始终居于其理论的核心地位,于是在微观上个人物质拥有量的差异就本质上决定了他们外在大体行为上的差异;在宏观上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单位条件下生产物质的能力——生产力就决定了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的状态,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而成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由政治、文化、思想观点与制度构成的上层建筑。
唯物史观强调矛盾冲突的对立统一,指出矛盾的对立面又同一又斗争构成了事物的发展,因此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在破坏社会结构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二)批判角度。
马克思“开创的批判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认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和作用就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检视”,它“将社会现象置于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中,从它们在社会的和历史的总体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来确定它们的性质、意义,来考察他们的产生、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的批判观察角度决定了马克思对现状的观察是一种暂时性的,所以他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历史动态发展的时间轴上,并以激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改变现状的殷切希望。此外,其批判角度也决定了马克思采用一种辨证的方式重点关注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成了马克思理论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二、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阶级与阶级关系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到阶级的概念。明确的阶级概念是由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包含有两个内容,一个阶级处于是生产发展历史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另一个阶级是在这个特定阶段中某个具有共同特征的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前者表明了阶级的历史性,后者决定了阶级的同一性。从马克思对阶级的解读中我们不难看出,阶级是与经济生产地位相关的。
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历史上阶级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上有了剩余产品,分工的发展和产品交换的扩大使财富的积累和占有他人劳动成为可能,接着对财富的追求使原始社会解体,阶级产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相互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随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类又进入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主要的对立阶级;工业革命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统治着社会,广大无产阶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这其中,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是马克思阶级理论阐述的重点。马克思立足于他的唯物史观,从资本的发展和扩大,得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类阶级日益分裂并各自扩大阵营的结论。
在论述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无一例外的强调冲突,他断定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显示出他的观察带有明显的批判性视角。
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性聚焦在两个方面的不公平基础上:其一是阶级的产生缘于一部分人不公平的占有了社会剩余产品,资本的积累、私有制的建立导致了原始的剥削,于是社会上的各成员在生产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阶级产生了;其二是社会上的对立阶级在争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和利润时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此,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生产力越发展,剥削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贫富差距也就拉得越大,于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只会越来越激烈。
(二)关于阶级地位与阶级流动
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消灭了特权,使人与人之间在表面上“平等”了。但人们在劳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资产阶级处于一种统治和剥削的地位,而无产阶级则处于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流动几乎越来越不可能实现。在他的理论推导中,马克思分别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给出了两个理论假设,这两个理论假设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极大地流动障碍。
第一个假设是资产阶级以尽可能的获得最大利润为己任。马克思断定“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资产阶级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榨取剩余价值,以积累财富,并用这些增长的财富来为下一轮剥削作准备。这一过程决定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始终处于上层的地位。
第二个假设是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贫困化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机器的大量使用而导致的。“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其结果是,一方面劳动操作简单化,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中出现日趋严重的过剩人口,于是马克思就得出了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贫困化走势。
在马克思看来,也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的“人人平等”事实上掩藏了阶级地位之间由于贫富不均而致的在生产和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冲突才始终无法消除。因此,马克思说“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
(三)关于共同的阶级意识。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第一位,物质决定意识,因此,阶级意识是直接与阶级地位相联系的。马克思从他的唯物史观出发,得出了处于相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阶级具有相同的阶级意识的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集中表现在两个主要阶级之间意识的迥然各异。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这便是资产阶级的共同意识。
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也是由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因此,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最具有革命性的。
由上,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 就不太困难了,从根本上说,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已经在本质上在形成阶级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决定了。
(四)阶级行动与社会发展。
既然相同的阶级具有相同的阶级意识,它们自然也会产生出相应的阶级行动,这种行动针对不同的阶级而言其外在表现自然是不同的。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组成了国家作为维护他们进行暴力剥削的工具。通过国家,统治阶级拥有了“合法”的权力和工具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同时,通过建立相关的制度也保证了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之间冲突的规范性以缓解内部的矛盾。
与之相对应的,被统治阶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他们的反抗行动。马克思从经济利益出发,得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特征——不断的反抗和斗争,他还明确论述到这种阶级联合行动是无可避免的,他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很显然,马克思的批判性视角决定了他对这种“矛盾”是持肯定态度的,是阶级斗争推动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无一例外都是由于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而实现的。在阶级社会里,当旧的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代表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而总是要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权力来维护腐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所以只有通过革命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五)关于未来的阶级走向问题。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提到了不可避免的阶级消亡的趋势,这个趋势是通过一次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总决战并伴随着后者理所当然的胜利而实现的。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推导,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一次次突破旧有的生产关系,接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又促成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因此,当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全球化而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时候,他们的联合使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上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则由于工业生产的全球化而无力倾销商品从而终于导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加重了他们自己内部的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总决战号角就在这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刻吹响。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会消灭所有阶级的判断来源于他对阶级划分的认识。他认为共产主义阶段是没有阶级的,因为在这个社会形态中所有的人都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生产者的位置。所以,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它将失掉自己的阶级性质。这一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在马克思看来就挖掉了阶级存在的根基,阶级当然也就消灭了。
三.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特征。
(一)以个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作为分层的基础。
马克思判定社会分层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他将个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作为划分阶层的基础,“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成为了他关于社会分层的基本概念。联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倾向于在每种社会形态中寻找最主要的两大阶级作为这种社会形态的代表,而一个人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何等地位就决定了他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地位。
(二)以个人物质拥有量的多少作为可测量的分层客观尺度。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将个人行动、个人意识等都回归到个人所拥有的物质量的多少上。由于他(1972)认为“现实不是由人们的意识所决定的,相反,是社会现实决定了人们的意识。于是就得出了一个总的观念:应当用人们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来解释人们的思想方法” ,所以,一切地位差别最终都可以在社会现实中财产拥有量上的多寡上基本的辨别出来,个人物质拥有量的多少就可以直接作为判别其处于社会哪个相应层次的客观尺度。
(三)强调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层与层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虽然认为社会分化是由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工引起的,但这种分化同时也是导致社会出现纵向分层的直接原因。而伴随着分层出现的,是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因此,在马克思的分层体系中,只要存在着社会上下的分层,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无可避免的定下了彼此关系的主调。
(四)对社会分层采用一种动态的观察角度。
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是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开始的,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带有历史性的动态的观察角度来论述“阶级”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笔下的“阶级”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这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特征,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的批判性留下了可存在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俞长春、王寿昆.马克思主义原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美]Jeffery C.Alexander.社会学二十讲[M].华夏出版社,2000.
4.[法]Raymond Aron.社会学主要思潮[M].华夏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3、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6.列宁.列宁选集:第1、2、3、4卷[M].人民出版社,1960.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浅析 篇7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形成于三大批判
(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在对其继承进而批判扬弃之后,为新的理论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也是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的破而后立。在两大问题上马克思是认同黑格尔的观点的,一是两人都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矛盾;二是市民社会是追逐私利的战场。那么国家应该超越市民社会是两人共同的主张,但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直接来源。黑格尔对国家的阐述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将国家视为“神”才能使市民得到精神归宿。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从继承黑格尔理性划分国家和市民社会中得到了经验,打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方法,以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阐释国家理论。马克思得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二)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与批判随着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腾飞而横空出世,傅里叶和圣西门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黑暗社会进行口诛笔伐,又在这样的罪恶环境下对将来的社会进行着美好的畅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此时应运而生。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主张未来社会的管理应由实业家担任,而这里所说的管理并非是利益的分配,应是为市民的公共利益服务。傅里叶所构想的法郎吉则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在那里人人劳动,按贡献度的不同进行差别分配,既保证了公平又杜绝的平均。先贤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批判以及各自不同的构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从理论层面上把握国家的本质,更没有发掘出击垮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力量,而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所在。
(三)对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经济这一之前从未被挖掘却又是实实在在本质的角度揭露了资产阶级提出的市民社会幻象的种种现实问题,捅破了市民社会的美梦,可以说市民社会这一资产阶级国家牢牢守护的根基被马克思严密的逻辑土崩瓦解。马克思之指出,消灭资产阶级不仅仅要实现政治的解放,而是要完成全人类的解放,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的政治性要逐渐消亡,从而最终走人共产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本内容
(一)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从维护社会安定这方面来看,私有制国家中,对国家的定义为,它是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当统治与被压迫阶级的矛盾难以调和的时候,便要靠国家维持秩序。因此他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剖析,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无论是新生产力诞生的新阶级还是旧阶级来统治国家,对无产阶级来说国家的实质是剥削的,因此只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不同,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实质没有改变。
(二)国家的职能
我国古代政治家主张攘外安内,无独有偶马克思认为的国家职能也包括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两大方面。对外体现为军事与外交。而对内则表现为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马克思认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一切由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而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灭亡到共产主义国家的产生的阶段里,国家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比阶级统治的因素更为强大。他说:“伴随着国家与其政治权威在未来的消失,社会职能也会相应的失去其政治性,变为一种简单的社会职能,一种维护社会利益的管理职能”。
(三)国家的消亡
马克思指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私有制与阶级诞生出了国家,同样的国家也会伴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无产阶级的政权不是为统治而生的政权,而是要消灭统治消除剥削。国家消亡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有三大点,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新的生产力不会诞生新的阶级,二是世界交往形成,三是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因此目前来看伴随资本主义消亡而随之的国家消亡要经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
(四)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国家源于市民社会而又与市民社会对立,同时它们是一体的。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它的变化左右着国家的变化。然而市民社会是追逐私利的战场,国家是维护安定协调关系的主体。国家与市民社会都要维护社会安定以促进发展来获得利益,维护到协调的关系则必须转变国家职能。最后国家的消亡并不会导致市民社会的消亡,市民社会形成另外的组织替代国家。马克思指出:“将国家这种产生于社会但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重新归还社会,或者说是被社会收回,使社会公共权力与社会本身融为一体,不再构成超脱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被科学证实和人类社会发展所证明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凝聚着马克思主义者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取得的科学认识,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掌握其科学的内涵与精髓,才能帮助人们更深刻透彻地认识真理、掌握真理,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展现真理的属性
1.自身基本原理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通篇展现着真理的属性,为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界、思维领域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趋势提供了一把开启真理大门的钥匙。要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始终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
2.远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最快速灵活地运用这一强大武器的途径便是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关于真理属性问题的阐述随处可见。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完善与发展。所以,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3.具有客观事实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主要反映在其客观存在的真理为主要事实。因此,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务必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紧密相结合的方法,从历史背景、时代意义、理论和实践价值等维度去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努力做到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的辩证统一。
4.演变的价值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自诞生到现在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瞬息万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应对和解决日趋变化的世界的固定模式,这就需要人们在历史的演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和引导自我,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有清楚的认识和科学的应对。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涵真理的捷径探索
1.古今历史证明真理的价值。伟大的哲学家庄子曾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是在告诉人们,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留下的成果纷繁复杂且各有千秋。从获取知识、掌握真理、创新文明的角度来看,最佳的选择是阅读科学而准确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反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领域最普遍规律的巨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精炼、最科学的结晶,完全可以指引人们去追寻无限的知识。
2.理论的清醒决定政治的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是强大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追根溯源、知往察未,还可以对经典作家批判错误思想、建立理论体系、保证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和批判各种歪理邪说,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3.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紧密关系。当下,很多学者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却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忽视、漠视甚至嗤之以鼻,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缺乏兴趣,也没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当然,出现这种不容乐观的情形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就是没有用心研读或者没有用科学方法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一旦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不但科学系统深入地回答了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且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相关,因此,应当创造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按照“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原则,批判地吸收借鉴和继承,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4.马克思真理与学术道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且年代久远,想要在短时间内读懂弄通确实有些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研究,通过编写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便于人们正确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因此,重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尽可能地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能够让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物质力量,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马克思的企业治理理论 篇9
一、企业的契约性质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社会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一方面要与自然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相互发生关系,前者属于生产的技术方面,后者属于生产的社会方面。技术方面存在如何选择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比例问题;而社会方面存在如何选择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马克思的这段话,包含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基本要素。换句话说,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作为生产的要素这一点,是不以生产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第二,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生产资料如果离开了劳动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其生产作用;劳动如果离开了生产资料,就会成为非生产性的活动,同样就不能发挥其生产作用。只有将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它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各自的生产作用,因而从潜在的生产要素转变成现实的生产要素。第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历史分期的标准。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又往往是稀缺的。这种稀缺性使得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具有了经济意义:谁拥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谁就有了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土地所有者获得的绝对地租,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利息,都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形式存在基本的差别。不同社会特殊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制度,决定了生产要素的特殊结合方式。从历史上看,生产要素的所有制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生产要素归同一个利益主体所有和不同的生产要素归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有。在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归共同体成员共同所有,人们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生产的产品也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虽然有差别,但产品平均分配的事实表明,这种劳动能力的差别并不为社会所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事实上仍然是归共同体公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归同一个共同体所有的事实,决定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方式是直接的结合,无须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同样,在奴隶社会,作为劳动者的奴隶和生产资料都归奴隶主私人所有。奴隶在奴隶主的控制和监督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生产的产品也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奴隶获得一部分生活资料,并不是因为他是劳动力的所有者,而是因为他的生存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就像牛和马的生存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从而获得一部分饲料一样。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归同一个利益主体所有,它们之间的社会结合都是直接实现的,无须采取契约的形式。而在不同的生产要素归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有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结合就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交换来实现,并采取契约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2]“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3]不过,这里所说的“私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私人,而是指具有自我利益的经济主体。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4]可见,人们彼此当作“私有者”,是指人们彼此当作“独立的人”,当作“外人”,实质上是当作有不同利益的经济主体来看待的。而人们彼此当作“独立的人”,当作“外人”,当作不同利益主体来看待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发生在个人之间,而且可以发生在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体之间。在封建社会中,劳动力归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所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则归地主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业生产工具归农民所有,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通过农民租用地主的土地,即农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来实现;如果生产工具归地主所有,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通过地主雇用农民,即地主购买农民劳动力使用权的方式来实现。当然,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它还是一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归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工人所有,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社会结合,是通过资本家对劳动者的雇用,通过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买卖来实现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与封建雇佣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的色彩。
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所以,他所考察的经济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如原始共同体、奴隶主庄园、农民家庭或资本家的工厂来进行的。这种从事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现代经济学所谓的企业。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企业组织都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关系,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权结构下,企业组织所反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并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前所述,在不同生产要素归同一个所有者所有的场合,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结合无须通过生产要素的买卖就可直接进行,因此,企业所反映的经济关系不具有任何契约的性质;而在不同生产要素归不同利益主体所有的场合,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结合只有通过生产要素的买卖才能进行,因此,企业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具有契约的性质。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生产要素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现代企业实际上是一种反映着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经济关系的契约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现代企业还可恰当地定义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可划分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两大类。他明确指出,“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5]“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6]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则表现为资本,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轴心。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也可定义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的界限以内进行的,……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7]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通过对发生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揭示了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劳动力雇用契约的逐步演变的过程。他得出的分析结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到分工再到机器生产的转变,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也逐渐从形式上的隶属发展到实质上的隶属。因为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所说的资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物质资本,所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企业也可进一步定义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
总之,把企业看作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契约关系,把现代企业看作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的观点系由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一点毫无疑问。
二、要素产权界定与企业治理结构
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有权与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权是所有者拥有的合法权利,包括占有、处置、支配和使用财产的权利,而产权则是所有者行使所有权时实际存在的合法权利,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一项财产的所有权通常是明确的,而其产权则不然。例如,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枪,惊飞了邻居设法诱捕的野鸭。此时,他是否有开枪的权利这一点,事先是不清楚的。这是因为,枪的所有者在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时,会损害其邻居的利益。在这个例子中,尽管土地和枪的所有权都是明确的,但枪的产权—枪的所有者应不应该开枪—则是不明确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交往涉及不同的所有权,这些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即产权如何界定,往往不是可以事先明确的。如前所述,现代企业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生产要素—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关系。换句话说,现代企业没有一个单一的所有权,而是有两个所有权:资本的所有权和劳动力的所有权。因为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就是工人劳动的过程,也就是现代企业的生产过程,所以,劳动力使用过程中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或者说,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产权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事先是不明确的。这一点,马克思在谈到工作日的界限问题时就已经涉及到了。他指出,“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8]工作日不会缩短到从事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工作日也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者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吃饭、穿衣,等等。除身体的界限外,工作日的延长还有社会或道德的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资本家对工作日的必要界限的看法,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依据的。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求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为他做工。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即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因此,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就是偷窃了资本家,损害了资本家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对工作日的看法同样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依据的。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商品和其他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因此,工作日的延长对资本家是价值增殖,对工人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根据商品交换规律,商品不归卖出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买进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工人一天的劳动力归资本家使用。但是,工人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来逐日再生产劳动力,以便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如果撇开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损耗不说,工人明天必须能和今天一样,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工人只希望在劳动力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动,变为劳动。因此,资本家在劳动上赚得的,就是工人在劳动实体上损失的。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一天使用掉工人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就是对工人的劫掠,对工人权利的侵害。劳动力买卖和使用中的这种矛盾,马克思称为“二律背反”。他指出:“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两种权利之间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9]当然,工人和资本家在劳动和资本权利界定方面的斗争,并不局限于工作日的长短这一个方面。在劳动强度、工资水平、劳动条件等其他方面,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围绕劳动力和资本的产权界定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同样是十分激烈的。所有这些方面的劳资冲突和阶级斗争,其实质都是企业内部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所有权之间的产权如何界定的问题。
在现代企业中,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产权界定问题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框架来解决的,这个制度框架就是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如前所述,现代企业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而建立的,这种劳动力的买和卖,是符合商品流通的要求的。“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实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0]但是,一旦离开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1]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劳动,并且统治他。因此,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一个典型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一种统治-服从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不仅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不同,而且从事不同工作的工人之间的地位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企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并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他的代理人———职业经理间接进行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是从协作开始,并以协作为基础的。“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11]不过,这种对生产过程的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并不是由资本家亲自来承担的。“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12]随着股份公司的产生,货币资本和职能资本进一步分离,这种专司监督、协调和指挥职责的管理者进一步演变成了职业经理。“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13]这样,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作为管理者的工人和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监督、指挥等等与协作生产有关的管理活动,是通过他的代理人———职业经理来进行的。这种职业经理兼具资本家和工人双重身份:就其代表资本家而言,他属于资本家,马克思称之为“产业资本家”,以区别于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货币资本家;就其从事与协作生产密切相关的管理劳动来说,他又是工人的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特种的雇佣工人”,以区别于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普通工人。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处于最顶端的是资本家,中间是职业经理,处于最底端的是普通工人,可用图1将其描述。
三、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生产关系一方面由生产力决定,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企业治理结构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间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其基础是企业内部的所有权结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所有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其核心是各所有权主体之间权限的划分。因此,企业治理结构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明显地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治理绩效是反映企业内部运行效率的数量指标,明显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所以,从企业治理的角度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表现为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企业治理结构符合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就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反之,当企业治理结构不符合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的状况时,就妨碍企业绩效的提高。
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构建适当的生产函数反映出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要素可划分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大类,前者是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后者是社会生产的物的因素。根据马克思对个别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有两个不同的源泉: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给定生产要素的效率,企业的产量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的多少;给定生产要素的数量,企业的产量取决于生产要素效率的高低。如果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习惯,把劳动力称为劳动,把生产资料称为资本,并用Q、A、L和K分别表示产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劳动和资本,那么马克思的生产函数就可写成以下形式:
Q=Q(A,L,K)
这样,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其对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来体现的:当企业治理结构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促进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企业产出水平的提高;反之,当企业治理结构不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妨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企业产出水平的提高。
上述生产函数所反映的是实物形态的投入产出关系,只适用于非商品经济社会的生产过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品转化为商品,并具有价值。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不仅需要计算所生产的商品的实物量,而且要计算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那么,能不能在各种生产要素和它们共同创造的商品价值之间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呢?回答是肯定的。不过,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这一跃进行得不顺利,那么摔坏的将不是商品本身,而一定是商品生产者。因此,商品的销售和价值的实现对商品生产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其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供求形势。他只能根据他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对其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前景进行预测,并据此做出生产什么商品的决策。如果他的预测比较准确,则他所生产的商品就能比较顺利地销售出去,并实现为较多的价值,反之则反是。而企业生产决策是否正确,同样取决于的企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因此,如果用Y表示商品的总价值,P表示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则可得下述生产函数:
Y=P(A)Q(A,L,K)
其中,作为投入的劳动和资本都是实物量,但产出是价值量,它等于价格P与实物产出量Q的积。从价值生产函数中可以看出,企业治理结构对治理效率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影响企业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数量,而且影响企业所生产和销售的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仅企业生产的产品表现为商品,具有价值,而且企业所购买的生产要素也是商品,也具有价值。如果把要素投入和商品产出都用价值来表示,则企业的生产函数就可进一步表示为:
其中,Y为商品产出的总价值,C为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总价值即货币形式的生产成本,它代表生产中耗费的资本价值。当生产要素的价格既定时,它取决于生产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这样,生产要素总效率的提高就表现为给定货币资本投入的价值产出的提高,而货币资本的总增殖率就可表示为:
因为Y与C的差是利润,所以,生产要素的净效率也就是货币资本的净增殖率或利润率,它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这样,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就表现为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因此,当企业治理结构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促进货币资本价值产出增加,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提高;当企业治理结构不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阻碍货币资本价值产出的增加,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
马克斯·韦伯:组织理论之父 篇10
1864年韦伯出生在德国爱尔福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是家中的长子, 父亲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气氛, 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公众人物经常造访家中。
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父亲一样, 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 并且还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学习外, 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还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 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 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 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 除了继续学业外, 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 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的测验, 成为实习法官。在1880年的后期, 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 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 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 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 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 韦伯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的团体, 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 他们将经济视为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 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 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 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 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 这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名声。
在1890年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 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 最后竟然还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 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 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 韦伯开始在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 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 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 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 韦伯前往美国旅游, 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 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 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 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 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最后并没有成功,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韦伯是一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 他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 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他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 其核心是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他的理论是对泰勒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 对后世的管理学家, 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 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理论思想精要
韦伯认为, 管理就意味着以知识和事实为依据来进行控制。“领导者应在能力上胜任, 应该依据事实而不是随意来领导。”他指出:最纯粹的应用法定权力的形态是应用于一个行政组织管理机构的。只有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由于占有、被选或被指定而接任权力职位, 才能真正发挥其领导作用, 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一定的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
这种类型的组织, 在盈利经济的企业里, 或者在慈善机构或者任何其他追随个人的思想目的或者物质目的的企事业里以及在政治的或者僧侣统治的团体里, 都同样可以应用。例如, 在私人诊所以及在修道院医院和教会医院里, 其官僚体制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 典型地把“职务”工作和“私人”活动区分开来, 都是典型的官僚体制的现象。同样, 大的资本主义企业, 而且企业越大情况越是如此, 政党和官僚体制的军队的运作, 也毫不逊色。
韦伯认为, 在所有的领域里 (国家、教会、军队、政党、经济企业、利益集团、协会、基金会等) , “现代的”团体形式的发展一般是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尽管有形形色色的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机构, 会议制的利益代表机构也好, 议会的委员会也好, “苏维埃”也好, 名誉官员或陪审员也好, 或者不管什么机构也好, 所有持续的工作都是由官员们在办公机关里完成的。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都纳入这个框架之内。人们只能在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和“外行化”之间进行选择, 而官僚体制化的行政管理优越性的强大手段是:专业知识, 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
实践应用
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结构其实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组织形式, 因为它能在技能和效率的基础上, 使组织内人们的行为理性化, 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今天各种各样的组织, 不管是工厂、学校、机关、医院或是军队, 或多或少地具有官僚集权组织的某些特征。尽管官僚组织结构有较多的缺陷, 但从纯技术的角度看, 官僚制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正式化和权力集中化, 确实能给组织带来高的效率。
但是, 今天的人们却经常批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人们把官僚制度、官僚主义、官僚作风作为组织效率低下的代名词。诸多假设的有效性问题, 比如说, 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强调建立等级系统, 认为它有助于促进纪律和加强统一指挥原则, 而且官僚组织结构理论是以技术为根据来选择候选人的。在这里, 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当上级与下级之间出现不协调时, 上级的判断必然比下级的判断正确。显然, 这个假设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因为上级并不可能总是比下级正确。又比如说, 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强调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 决策者决策时考虑的只能是规章和程序、合理性和效率。在这里, 隐含着的一个假设前提是:组织中只存在正式组织的框架, 否认人的感情等非正式组织方面的因素对管理者决策的影响, 显然, 这个假设前提也是不能完全成立的。
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 篇11
第一、文化价值观念创新。文化价值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交往方式等各方面的评价标准和理想取向，是维系民族的协调性和统一性的深层的无声的力量。文化价值是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文化制度或体制的根据，是人的精神观念客体化以及客体世界主体化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和更新，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标志。从社会的横向来说，是在既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整合，使新文化建构形式在保持时代性的同时也保持了民族性和连续性。
第二、文化知识体系创新。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形式，知识的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把握，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发动的知识革命，引领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跨进知识经济文明时代的门槛。知识化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猛烈地冲击着民族文化的根基，能否追赶知识革命的大潮，创新知识体系，建立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能否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持续力的严峻考验。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进文化的特质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地从创新中汲取力量、开拓进取的历史。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确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及时而有效地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使其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都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对于蕴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与精神的文化来说，任何形式的守旧和停滞都意味着对社会进步的扼制和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创新，就是文化的源头活水，就是体现自身特质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论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其本身无疑是对经济社会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文化功能的不断强化，其作用越来越巨大，它不仅体现和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与旗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世界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势必更为紧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
文化理论创新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物质和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才能生产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途径与要求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拓宽当代文化视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化创作、文化批评和文化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新质态。
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化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承接和弘扬一切有价值的文论资源和文论传统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应当切实有效地检视和推进西方文论或外域文论的本土化问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逐步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化问题，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新形态和新成果，提高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化的学理内涵和学术水平，努力建构一体、多元、主导的和谐有序的文化系统，当代中国的文论结构应当是一个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启示 篇12
一、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提出:“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以工资形式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个人以劳动力的形式参与到生产中,最终以工资的形式取得收入;资本家是以投入资本的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会以资本积累的方式取得利润的方式获得收入。马克思分配理论的精髓是生产条件分配决定收入分配,意味着资本家和劳动者,哪方拥有生产要素多,哪方获得收入多。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收入或者利润分配不平等。其分配是以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主,通过压榨工人,所得利润以资本积累和追加资本的方式,用于扩大再生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
对于存在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四项原则: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公平效率。这些原则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有指导作用,需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具体实践进程。
二、中国收入差距现状及产生原因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极其严重,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与群体收入差距等。收入差距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实时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应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本部分引入一些数据进行说明,用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收入所占比例。其实际值介于0~1之间,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0.4一般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0.36之间,这说明中国收入差距较大。(表1)
(一)城乡收入差距。尽管城乡一体化被提出,但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显著突出。与城市比较而言,农村教育落后,就业机会少,住房环境差,住房保障低,水资源、医疗资源匮乏,公共设施配给不到位,通讯、网络费用过高,金融制度与服务不完善,户籍歧视存在等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农民收入会比城市低。
由中国各省市统计公报整理的数据可以看出,各省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都远高于其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15年甘肃以23,767元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6,936元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36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倒数第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3.42倍,是这些省市中差距最大的。内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倍数达到3倍左右,剩余省市在2.5倍左右。这些数据表明城乡的收入差距是显著的。
(二)各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的收入是不同的,各省市统计年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上海4.99万元,北京4.85万元,浙江3.55万元,天津3.41万元,广东2.79万元,江苏2.95万元等。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地区的城市化发达,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大。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较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对各地区投入的资本与关注度不同,地区本身的发展也决定着收入差距,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从中国各部分的人居收入分配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地区差距之比:2013年为1.7∶1.1∶1∶1.3;2014年为1.68∶1.1∶1∶1.27,在缩小各地区收入差距时,要协调平衡东、中、西部的发展。(表2)
(三)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每个行业的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化。以2014年北京为例,金融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2.55万元,是所有行业最高工资;最低平均工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4.58万元,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4.91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研、技术等工资达到10万元以上,分别位列第二、第三位。这些新兴产业与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在城市内部很明显。
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原因:1、在行业内,精英人才的门槛很高;2、某些私有企业、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分配差距的根源;3、我国的储蓄率(政府、企业、居民的储蓄率构成)较高,大部分由政府、企业储蓄,普通居民的储蓄占比很小。相比较而言,居民的收入很低。
(四)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同的地区与领域里会有不同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也是呈阶梯分布的。富二代、富三代,明星片酬天价,企业领导人、单位负责人等偷税漏税行为,由贪污腐败造成的“灰色收入”等造成社会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80%的人只有20%的财富,收入差距呈金字塔状展开。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1)中国对于财富的分配制度不健全,遗产税、高收入群体等税收体制还不完善,造成财富集聚;(2)没有出台相关制度,对偷税、漏税行为加以严格处罚;(3)现行的反腐倡廉打压措施需要将贪污的现象根除。
三、中国收入差距解决方案
要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还须立足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贯通,抓住其精髓,有效实施,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一)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共同作用于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注重按劳分配原则与生产要素共同结合的方式,共同作用于收入分配。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为评判要素进行收入分配,劳动是个体消费的主要标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劳动可以通过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通过计件工资、计时工资衡量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依据劳动者参与到生产活动中自身投入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劳动者的要素包括其所拥有的资本、经验、技术、信息、知识、能力等。只有将劳动与劳动者所占有的生产要素同时结合,才能有效控制居民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中富二代、明星、贪官污吏与国有企业中裙带关系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兼顾公平效率的原则。初次分配是生产出来新价值中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占比多少的问题,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要素收入)的基础上用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剩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上,注重公平效率原则。以下措施可以解决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时,通过国家立法进行,如提高各省、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公司员工的各种福利、分红等,可以解决资本利润占比高,工人工资低,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的现象,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
再分配时,需要完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完善税收制度,将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的程度加大,控制资本家的收入过高,将遗产税课税程度加至50%,避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富二代、富三代的出现。将征收间接税转化成征收直接税,直接税税率可以采用累进结构,根据私人所得和财产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这样使税收收入较有弹性,减轻消费者支出,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快实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注重乡村在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的投入,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给予经济资助,对身体有障碍人群、无劳动能力的老人等低收入群体缴纳医疗保险、人身保险、健康保险与养老保险等,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中国“五险一金”、“三险一金”等政策在企业中有成效,但在农民打工的时候没有这些保障。这些保障措施与福利在农民间推行,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群体收入差距起到明显的作用。
(三)鼓励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行业垄断。中国由于国有企业存在,收入差距不会过度拉大。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薪酬和普通员工的薪酬有差别,但差距不会过大;在非公有制企业,所有者赚取利润的目标过大,高管的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员工工资,将非公有制企业部分向公有制转化,缓解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压力。
目前,基础产业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水利、铁路、电信等行业应放开垄断,放宽市场准入机制,引入市场各种群体参与竞争,抑制这些垄断行业高利润、员工高收入的不规范现象,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市场上还需创新机制对某些行业的不正当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出台条例对非竞争行为进行限制,规范市场行为,为解决行业收入差距提供方案。
(四)提升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能力,促进社会整体素质发展。劳动者是经济有效运营的主体,劳动者个人整体素质的不同,造成进入不同行业、领域以及个人收入的差异。劳动者的能力是学习、工作、思维与知识能力的集合,这些能力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首先,为农村教育提供充足的资金,加大对教育资金的监管,充分将这些资金投资于学生的教育上;其次,办立配有优质资源、优秀配置的学校,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最后,政府给予教师一些补助、奖励,将优秀教师调入农村执教,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这样,社会教育水平会整体提高,人力资本价值会提升,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平衡城乡收入差距。
(五)取消二元户籍制度,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差距。目前,中国居民人口分类为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城镇人口是指居住于城市、集镇的人口,拥有城镇户口的人群;常住人口指实际经常居住于某地区一定时间(指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动人员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其中,流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流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寻求高收入和就业机会。发达城市的暂住证,限制了公民平等的权利。取消户籍制度,暂住证等限制制度,促进公民之间公平、正义,消除城镇与农村居民区别,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利益共享,相互促进。
摘要：本文介绍马克思分配理论,旨在用数据结合基尼系数,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在一些方面的差距,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闫联飞.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视阈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分析与思考.
[2]谷亚光,董全瑞.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3]胡亚莲.马克思收入分配公平观与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
[4]赵兴罗.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