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共8篇）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1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收入分配悬殊现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经济迅速腾飞，但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悬殊。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7.3倍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多次提到“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温家宝总理谈到经济发展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在不断扩大”等问题，尽管中央已推出一系列方针政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分配悬殊现象仍然存在，改革势在必行。

行业间收入差距超8倍，行业内差距数十倍。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工资最高，达35562元，最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两者之比3.03：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

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比较大。北京某家大型网络门户网站，新入职员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万元以上，收入差距达20倍。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层员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差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行业工资水平可以也必然存在差距，由于行业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素质等构成不一样，劳动生产率不一样，在产业链位置不一样，其工资水平当然会有差距，但应该维持在合理范围以内。而现状是，行业收入中不合理差距日益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比如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垄断行业工资过快增长，更多反映了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向工资的转移过程。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大企业的优势不但明显而且依然在加强，而私营单位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东部最高，同区域内金融业工资最高。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别为48493元、37923元、36558元和36000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分别为26800元、22313元、22020元和20677元。按照全社会单位平均计算，四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排名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2011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56061元，在东部相对较高。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5731元，年薪最高行业为金融业，达13万元。东部地区收入相对较低山东省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6737元。中部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7357元，在中部地区相对较低，其中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44210元，位列第一。居中部第一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40640元，行业排名前两位是采矿业和金融业，分别66172元和64288元。黑龙江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6535元，金融业41879元，位居第二。西部四川省全部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31489元，金融行业收入最高，年均工资65873元。各省职工平均工资中，同为东部地区北京与山东之间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526:1，同为中部地区的安徽与河南之间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485:1。不同地区同行业人员收入也有差别，处级公务员四川省年薪不到5万元，浙江省杭州市年薪10余万元，相差2倍多。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十年来，中西部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但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有扩大。同是东部，一个县的不同乡镇间也有很大差距，如江苏省兴化县的戴南镇，同该县周益乡财政收入相差42倍。

我国居民贫富差距数十倍，基尼系数早已突破“警戒线”。财政部2009年调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2012全球财富报告：恢复实力的战役》显示，中国百万美元家庭位列全球第三，达140万户，比2010年激增19.3万户。中国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家庭数由2010年的538户增至2011年的648户，排名全球第五，增幅一年内突破20%。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一项重要分析指标。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从1984年开始一路攀升，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不平等”，0.4被视为“警戒线”，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0.473说明不平等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2011）》指出：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0.412。超过0.4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或突破0.5。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回答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是0.3897，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没有发布，原因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过去，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主要有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失业水平。收入差距虽在扩大，但低收入人群收入在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如果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经济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将会更加凸显。

二、收入分配问题原因探析

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不公。大学毕业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业工作，年收入5万元和20多万元收入差距。城镇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年平均工资11738元，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年平均工资91364元，两者相差8倍。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经济社会体制弊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直接原因。2011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8.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12.3%。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平均工资增速。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57.8%。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

宏观分配政策不健全。统筹研究并部署全国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台，也未在政策上明确如何合理安排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如何合理处理资本、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财政税收体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未建立健全利润上缴、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个人所得税制度也不够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体为个税征收对象。

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绩效工资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

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与企业退休金制度不衔接、不平衡，带来两方面人员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为引发企业退休人员不满的制度性原因。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极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购房住房压力，也进一步扰乱了分配秩序。

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银行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现金支付行为相当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绩效薪酬的发放缺乏依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缺乏高层次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现有法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对收入分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震慑力弱。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收入分配不公。在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与渠道较为复杂，收入取得方式五花八门。城镇居民收入在现行统计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隐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居民真实收入很大部分来自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这部分收入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头。

一是各类要素市场很不健全，特别表现在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原材料、能源、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歧视和限制，在非公有经济领域中工会组织建设不力，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顺利发展，又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单位合理增加职工的工资。四是打破垄断措施不落实，对第三产业发展支持不足，不利于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职工工资的提高，进而不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不到位，对微观经济领域行政干预偏多，对宏观经济领域的有效调控不力。权力寻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现象经常发生，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够对等，政府财政收支及其预算不够透明；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够到位；金融、国有企业等体制制度不完善，也对收入分配问题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得力，低估劳动价值贡献、忽视社会责任、缺少诚信现象较多见等，都恶化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不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次根源。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不合理放大收入差距。我国劳动力结构明显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劳动力总量中低端劳动力数量过多，比重过大，对收入分配形成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会对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形成很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会对促进缩小高中低端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需要转移劳动力数量巨大；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行业比重小，低附加值行业比重大，制约第二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明显偏小，既加大了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也不利于第三产业职工工资增长。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生产方式，致使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1/30、日本1/

18、法国1/

16、德国1/12和韩国1/7 ；农业将主要是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行业、地区、群体之间分配关系的总体协调平衡。社会新增财富总量难以迅速扩大，可供有效分配“蛋糕”难以做大，促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空间将被压缩，较多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努力将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国外贸依存度高，使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很大，大量出口产品原本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产品价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利润和较大市场风险，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对这类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合理增长形成严重制约。

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三、收入分配三大问题待破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都呈现持续拉大的趋势，这是收入分配最突出问题。工资占国家GDP太低，某些行业灰色收入过多，垄断行业高管薪水畸高成百姓最反感，社会热议、诟病最多的三大突出问题。

人民网收入分配改革最希望改什么调查，排前三项：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28.3%)，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26.8%)和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19.2%)。公众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当关切。降低垄断企业工资，缩小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收入差距，应统筹协调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关系，落实公务员法实行工资水平调查制度规定，以企业为基准，建立机关、事业和企业主要岗位工资水平参照系和相应工资调整机制。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为主线，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扭转收入差距扩大。

工资占GDP比重太低。长时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始终慢于财政收入增速，收入分配政策应更多关注居民，税收手段是可以考虑方式。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欧洲国家198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一直在63%以上。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2011年全国从业人员总收入仅占GDP的33%。劳动报酬占我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75%左右的比重相差甚远。两大趋势日益明显：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关系，1995—2005年11年间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6.6和3.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9.8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使测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1.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

中国社科院研究数据，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比重下降。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清华大学测算，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39.7%,比2005年下降1.7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测算，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50.4%，2007年降为48.3%，下降2.1个百分点。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相对更为严重。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比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超出8倍。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尤其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水平过高。“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现阶段部分行业收入高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削减特殊行业、高收入行业收入水平能直接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打破部分垄断行业人员高收入现状。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快，反映出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利润向工资的转移过程。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收入差距中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垄断本身。一些垄断性部门为维护其高收入水平，设置行业进入壁垒，导致了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的分割性。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最有效的制度因素，要在完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方面下更大的力气。借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时机，打破行业垄断引入更多民间资本，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也将得到合理解决。要规范高管人员薪酬，重点是金融、房地产行业企业。同时要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探索工资总量决策机制，抑制部分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趋势。

存在灰色收入监管漏洞。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工资外收入至少相当于职工全部工资收入的30%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有的单位制度外收入占全部工资收入的100%以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腐败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愈发严重，亟需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做假账现象比较普遍，公有单位私设‘小金库’现象仍然较多。许多事业单位、某些政府机关和有些国有企业工资制度外发放的各种收入多，其名目繁杂，渠道混乱，甚至发者和领者都说不清楚；不少垄断行业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超出国家规定标准，乱定乱发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对礼金、红包、出场费、好处费及各种名目的“福利”等形式的灰色收入，监管存在不少漏洞。应该加大规范力度，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

制度推进收入阳光化、规范化。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全面推开，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绩效工资尚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机关、事业单位参照企业工资水平合理调整机制尚未建立，不利于协调平衡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薪酬分配关系。

如何遏制灰色收入？如何降低垄断行业收入？如何调整企业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国家政策层面，“十二五”规划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到，要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清理规范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加快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建设。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改革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以保底提低、调控过高和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为主线，积极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分类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改革，统筹协调三方面工资关系，落实公务员法关于实行工资水平调查制度的规定，以企业为基准，建立机关、事业和企业主要岗位工资水平参照系和相应的工资调整机制；在企业工资增长的基础上，合理制订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增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职工工资水平的协调增长。除寄望于收入分配改革，当前还必须佐以养老、教育、卫生、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2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GDP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可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各个方面存在许多的问题。据新华网报道, 全国财政2008年全年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1316.9亿元, 同比增长19.5%, 但是其他数据显示劳动者工资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在12%～15%,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50%。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金融资本市场、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地拉大贫富差距, 中国的经济分配状况还在不断地恶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70元, 最低的西藏为1404元, 相差4466元, 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 为12833元, 最低的是山西, 为5391元, 相差7442元, 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还是上海, 为21781元, 最低的安徽为7908元, 相差13873元, 前者是后者的2.8倍。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 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 数值越低, 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20世纪60年代, 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 20世纪80年代为0.21～0.27, 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 并逐年上升, 2006年已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 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 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 而美国是8.4倍, 俄罗斯是4.5倍, 印度是4.9倍, 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 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并呈继续扩大之势, 而且现阶段在很多情况下, “效率的提高和由此得到的收入”并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努力, 有些时候, 甚至不是靠个人努力, 而是靠政策倾斜、靠行政垄断、靠国家巨额投资、靠强权和优势地位、靠信息的不对称、靠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权钱勾结的腐败……分配不公、分配格局不合理、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日益突出。

下面由边际效率曲线和边际激励成本曲线的关系结合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问题进行必要性的论证。

如图1所示, E (X, Y) 点即为效率目标与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最佳结合点, 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越过X点继续扩大时, 其所带来的边际效率小于所支付的边际激励成本, 则会减少净社会福利;当个人收入差距为X时, 其所带来的边际效率等于所支付的边际激励成本, 净社会福利最大。

根据分析, 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尚未达到X点以前, 应适当扩大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采取“效率优先”的政策;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超过X点时, 则应适当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采取“公平优先”的政策。

二、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 完善财政税收体系, 做到公平的保障和效率的进行

1. 加大“三农”、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力度。

一是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就业问题;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大义务教育支出力度;五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力度;六是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

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期特征, 从运行结果来看, 存在以下问题:第一, 从纵向公平来看, 中央支出的比重从分税制以来不升反降;第二, 在横向公平方面, 转移支付并没有制止地方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扩大。

(1) 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达到转移支付的纵向公平, 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 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

(2) 合理进行地区间的转移支付, 加大东部对中西部的支持, 发掘中西资源后备市场的同时东部等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地区公平的支持回报力度。

3. 完善税制结构, 调节收入分配。

(1)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适当提高工资和薪金所得的税前扣除标准;根据公平环境下劳动不同对收入进行分类制定合理的标准。对于国企薪金问题可以效仿美国刚实行的惩罚性税收措施, 规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

(2) 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从公平收入分配和优化税制结构的角度看, 将我国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利于加大征缴力度, 提高征收率;也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 节省经费开支。

(3) 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 建立银行储蓄联网制度, 并建立税务网络与银行网络的对接。即税务局能够很容易地对纳税人的存款进行联网查询, 输入纳税人的身份证号码, 纳税人在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都会显示出来,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个人收入来源不透明的问题。

(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首先应制定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即根据社会保障实践的需要, 出台社会保障的法律、规章, 制定相应政策, 如《社会保险法》以及配套的《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其次是健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 由代表政府的社会机构去经办社会保障的具体业务, 政府制定法规政策并负责监督。此外, 还应建立规范、稳定的筹资机制, 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工资增长机制, 确保工资、薪水随物价指数变动而合理变动, 实施并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完善劳动法律、法规, 禁止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 加强各类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监督力度等。

(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依法进行, 依法保障公平地进行和效率地分配

1. 确定公平的法律地位。

从法律上确定公平的基础地位, 制定收入的实现、分配合乎公平的制度法规, 做到依法保障公平收入的实现, 即取得的手段和分配方式的公平, 反对、禁止和杜绝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收入, 即不良收入包括灰色收入。

2. 保护公平基础上有效率的收入。

依靠正当合法的手段得来的收入可以实行“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 对收入做到公平有效的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3. 严格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机制, 建立严格把关的下放机制。控制形象工程和灰色收入等问题的出现。公开收入分配机制, 对于财政拨款或政府工程的资金用途进行公开, 严格做到个人和政府收入分配明晰化。

综合来说就是保护合法收入, 包括劳动与非劳动收入;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清理灰色收入。

(三)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要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基本制度,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选用制度, 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进程, 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刑法,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完善审批方式;推进司法制度改革, 修订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 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切实加强党内监督, 支持和保证人大、监察、审计、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及社会监督, 严格执法, 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不公平活动。

加大监督力度, 从各方面进行有效的制约, 打击违规、违制、违法的行为。建立专线监督人员, 加强社会组织机构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做到公平监督、效率监督。

对财政资金的下拨环节加强监督并且进行公开, 制订对地区的单一划拨制度, 减少跑冒滴漏的出现, 由人民监督下拨资金的用途是否符合需求, 实现财政资金的公平有效的运用。

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有权对有质疑的方面到相关机关申请, 要求有关部门和组织进行检查;各省市建立专门的举报信息网站, 由专门的监督人员轮岗监督检查, 加大监督力度。

(四) 完善市场要素, 打破垄断和市场壁垒, 公平竞争, 效率取胜

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和充分竞争, 是商品等价交换不可缺少的条件, 也是市场价格公平分配商品所有者经济利益的重要条件。制定《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等法律、法规, 尽快将电信、电力、金融、保险、航空等垄断行业推向市场, 提高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逐步减少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打破资源占有和产品生产的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 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 积极营造并维护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 鼓励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合理自由流动及有序竞争, 建立物畅其流、人员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 商品交换双方在等价交换中平等议定价格, 市场在所有者权益明晰、充分竞争的环境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总之, 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 促成各类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打破市场壁垒所造成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确保起点公平 (规则公平) 的前提下, 来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三、结束语

我们要努力创建的和谐社会, 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产品富足的社会, 更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强调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效率, 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是公平, 效率与公平两者的和谐统一, 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建立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已基本具备。而近年来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及相应生活品质差距的不断扩大, 尤其伴随物价 (主要是房屋及生活日用品价格) 的持续上涨, 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公平要求则是不相符合的。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3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收入差距

我国经济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带来的是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然而，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提升的背后，与之相关的矛盾也随之凸显，特别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国內学界、政界关注的焦点，并且一致认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收入分配问题。国内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颇多，但完全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角度进行研究还鲜有几个，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欲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入手，探讨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旨在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概述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最早于2006年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基本含义为：世界上鲜有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的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期内都会经历一个时间长短不一的停滞期，处于一种工资方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尖端技术方面无法与相对发达国家竞争的状态。

针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国内外已有研究证实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没有及时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失去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模式转换机遇。典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拉动国民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从而大幅提高国民收入。二是没有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成功突破科学技术创新瓶颈；核心的原因在于缺乏自主创新机制，加之国家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没有形成足够大创新动力突破创新瓶颈，无功而返。三是在很好的处理了前面两个问题，最终因为社会新增财富分配不公，引发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问题，导致向高收入国家转变失败。笔者认为前面两个问题我国处理的很成功，后面一个问题即收入分配问题可能成为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主要障碍。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劳动者、政府三方博弈均衡机制有待建立与健全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基础和起点，而初次分配的核心是企业收入分配，涉及主体为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所得一般按照工资福利、企业利润和政府税费三项进行分配。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的普通职工还不具有企业利润分配决定权，严重缺乏关于员工工资福利谈判的内在均衡机制。拥有部分收入分配决定权、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可能巧立名目故意减少员工收入所得；与政府相比，中小、微型企业在博弈中同样处理于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可能存在着向中小、微型企业超量征收税费行为。这些都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为“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埋下伏笔。

（二）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亟须全面整顿和深层次的改革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国内依托国家集权体制，利用行政手段造就了一批垄断企业巨头。与世界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垄断企业不是基于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其形成依赖于长起的政企不分体制保护。垄断性国有企业集团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政府市场准入、信贷投放、价格调整和税收等多方面的决策，加剧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更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更加大了国有垄断行业与普通竞争性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加之国家有关部门缺乏对国有垄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收入的有效约束与监管，他们凭借行政权力获取大量的不合理收入，享受不应该有的优厚福利待遇，甚致有的国有企业违背劳动关系基本原则和用工制度规定，大量滥用劳务派遣工制度赚取不义之财，等等；因此，有必要对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进行全面整顿和深层次的改革。

（三）城乡居民收入的双重标准加深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程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是我国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中最主要、最突出的问题。土地、房屋作为城乡居民银行存款以外最重要的家庭财产性收入来源，却没有很发好的发挥财产收入增收作用，其原因是由于土地国有、集体所有制度的存在，形成了政府对土地增值利用方式的管制和增值收入的垄断，限制了城乡集体、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城乡居民家庭的房屋财产所有权二元性政策的实行，其允许城市居民自由拥有和交易商品性房屋来获取财产性收入，并且可以拥有多套住宅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大面积土地使用权，而对于广大农村居民则限制为“一户一宅”，并且不允许参与私有房屋出让交易，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更加深了城乡居民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程度。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探析

世界中等收入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多样而复杂，但就我国现阶段发展而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有效途径。

（一）完善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博弈均衡机制

企业、劳动者和政府皆是企业利益攸关者，需要以协调兼顾各方利益为基础，才能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进而实现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收入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与完善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之间的收入分配博弈均衡机制，以平等、合作、互利、协商为原则，可以通过和谐劳动关系、税收关系的建立和完善实现。通过劳动合同协议协调劳动者与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保障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利益和收入；通过和谐税收关系的建立，保证企业、政府双方收入的合理分配，既做到减小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发展，又做到政府整体税收的逐年稳定增长。

（二）加强国有垄断性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和监督调控机制建设

国有企业资产和收入是全体国民的重要财富。政府有必要通过立法等方式遏制部分国有垄断企业成员集体性的侵占全民财富行为，对于存在的少数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福利滥用问题进行严加规范和监管。目前，我国政府有必要对国有垄断企业的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进行全面整顿和深层次的改革，通过修改产业准入歧视政策，打破传统政府行政垄断，最大限度消除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收入分配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尝试通过征收垄断经营税、加强基础性产品垄断价格监管等手段，降低垄断性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收入，必要时可以通过反垄断立法解决。

（三）推进公民财产性收入制度改革，丰富城乡居民收入来源

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我国政府正探索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土地、房产、债券、股票等市场交易制度，以及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规模，切实履行遏制通货膨胀责任，旨在严格保护城乡居民的私人财产不受侵害；同时进一步深化城乡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破除政府对建设用地市场的垄断。在尊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明晰农村家庭土地财产权和自愿、平等原则基础上增加交易权，使农民可以对土地等家庭财产资源进行管理和配置，丰富农村居民收来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乐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困难的原因解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3，（11）.

[2] 邹东涛，付丽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J].江西社会科学，2013，（03）.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明显扩大，也由于这原因，社会出现了各种的社会问题。当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任务。在此我们探讨一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带来的现实意义及具体的改革实施措施。

自从党的十六大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公正收入分配制度的新措施。上述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尽管如此，我国收入分配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大，分配关系紊乱，制约机制缺失等。

首先，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走低，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一般来说，初次分配造成收入不平等，再分配缓和并缩小不平等。但我国当前的再分配却加剧了不平等，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这其中包过1.尽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缓解，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过大。2.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而城镇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3.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其次，收入分配关系紊乱，直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自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在我国建立起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随之也在我国建立起来，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渐在我国建立起来，但是收入分配制度在现实中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造成收入分配关系紊乱，直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其表现在1.政府过多涉入收入初次分配。2.相关劳动法令得不到有效执行，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最后。制约机制缺失，缺乏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了它们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1.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调节不

利。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第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城镇社会成员社会保障制度不平等。第三，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不平等。改革的滞后性导致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生产力发展、建立和谐社会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1、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企业分配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改革，建立规范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分配制度。

要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机制转换，使企业内部形成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劳动者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最终形成企业工资总量的自我形成机制，逐步放开对企业工资总额的行政性管理。在股份制企业，应积极试行“职工集体持股”等方式，使职工利益与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实实在在，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逐步推行经营管理者的年薪制。期股认股制，鼓励经营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投资。

政府机关要结合转变职能、精减人员、分流人员，进一步改革工资结构和工资制度。按照公务员待遇规则，规范工资收入，提高工资水平，真正克服目前的政府机关中存在的“低工资，高就业”所产生的种种弊病。

2、进一步规范分配秩序，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分配秩序紊乱，竞争机制不完善，是当前影响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的突出因素。因此，规范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是当前分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非法经营是非法收入的直接来源，要从根本上取缔和打击非法经营。逐步减少或取消审批经济、关系经济、后门经济。后门经济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产生根源，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机制。尽量减少垄断行业，改变独家经营的局面，打破由于行业间收入差距，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3、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强化税收对收入分析的调节作用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因此应当强化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税种。如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与

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其次，要加强征管，防止少数人偷税漏税。但有些问题，如灰色收入、私下交易，要通过转换机制、完善法规来解决。

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力度，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内容，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深入开展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尽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又需要尽快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从而筹集必要的资金。除了要开征社会保障税以外，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则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投入社会保障，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社会保障的筹资步伐，有利于国企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合情合理的。

要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扶贫力度，既有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又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改革分配制度，国家重点采取的措施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秩序。初次分配秩序紊乱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多涉入到了初次分配过程之中，所以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点在于使政府从初次分配过程中退出。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自己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由于政府所涉入的经济社会事务越多，那么它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越大，控制的社会资源就越多，这样势必就要求政府的规模就越大。因而，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关键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根据因事设岗的基本原则，政府从一般经济事务中退出之后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进而出现大量剩余人员，这就要求合并机构，精简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权力和资源的追逐，才能从根本上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中过多的政府涉入。

其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消除行业垄断。尽管政府行政权力是导致收入分配秩序紊乱的根源，但是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企业才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前的国有企业与之前军队兴办企业对经济秩序的破环在本质上一样。因而，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在于斩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在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的基础之上要根据不同的原则对当前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凡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国有企业，国家逐渐减少持股比例，最终成为由社会资本控制、以营利为目标的现代化企业。由于当前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一般在一个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所以政府要加大反垄断力度，消除垄断门槛，鼓励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增加行业竞争，从而最终消除垄断利润。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政府要直接经营，因为他们与政府的目标都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在国营企业管理中，政府要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对国营企业进行管理。

最后，促进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世界上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最为全面的劳动法令，那么就要促进法令条文的执行。首先，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样才能扭转单个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才能为劳动者争取到合理、公正的劳动报酬。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资协商制度，才能形成劳资双方共决、共创、共享企业财富的新模式。其次，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是当地平均工资的20%-30%，这大大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所建议的占当地平均工资40%-60%的最低工资标准。因而，要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最后，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支持。

2.推进城乡一体化，积极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千方百计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为农民就业提供保证。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经济增长是拉动就业增加的源泉。只有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此吸纳农村劳动就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其次，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样才能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并增加农产品需求量，从而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最终增加农民收入。最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少农民开支。要从农民需

求最迫切的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入手，逐步提高它们的保障水平。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3.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央政府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与此同时适当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政策倾斜。

4.完善政府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一，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从而能够对居民收入进行有效监测。只有对居民收入进行全面监测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逃税、漏税的可能。第二，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将我国的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等。第三，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入手，发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使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在现有基础之上不断提高，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然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纯收入的增加，政府发展养老保险制度，使得农民的养老方式由传统的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将广大就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险范围内，保障其合法权益，特别是就业于广大民营企业的就业人员。要按照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对机关及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领域里的矛盾和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扎扎实实地实施好这次改革，才能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健全一个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就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所带来的问题来看，是现在和以后所都要面临的重要任务。国家的领导人，经济建设者，要抓住我国现分配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新的改革，让社会分配差距基本消除差距。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人民的内心更为平衡，配合国家的管理工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形成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5

宋九成

 2013-02-16 15:27:15

来源：红网 2013.02.16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经过8年酝酿之后两会之前终于公布，但让公众遗憾的是此改革方案并没有把公众反应最强烈的问题、当今分配问题的最大不公、矛盾最突出的养老金统一问题写进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去，给公众留下了最大的悬疑。去年10月15日人民网做过一项《收入分配改革您最希望改什么?》的大型网络调查，网友的希望和意见集中在“双轨制”和最低工资两大问题上。历届两会呼声最高的也是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针对在岗人员来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不是很尖锐。收入差距尖锐的是退休金。就目前全国情况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约为企业退休职工的2—3倍。包括国有大型企业，退休金也是比较低的。

我国有7千多万企业退休职工，有2.5亿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和4千5百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相比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成为分配制度改革关联人员中的大多数，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这些中产阶级正好是中国的低收入阶层，这一阶层的收入状况、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直接关乎中国人的形象、社会稳定、政局稳定。关乎扩大内需、生产力解放、改革能否继续深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实施与实现。

所以解决企业退休工人退休金不合理问题和解决产业工人低工资问题就势必成为当前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和重点问题，既然是民众反应最突出的社会矛盾，那么就应该列为我们分配制度改革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退休金双轨制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也属于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源头问题。更应放在分配改革的首位。企业先执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一直未改。结果企业退休工人平均工资1700多元，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降到只能够维持最低生活费的境地。和高于自己工资2到3倍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相比形成巨大的落差，要讲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看起来退休金不改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比较符合利益共享、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企业改革后的退休金制度反而滞后，是否意味着企业养老金改革的失败。如果失败的东西更应该尽快改过来。

如果认为企业养老金改革是成功的，那么全国是否都应该执行这一模式?要执行这一模式，也要尽快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的现行退休金制度，实行全国公平合理的养老金统一标准。从哪个角度去分析论证，退休金统一问题都必须马上动起来，限高也好、降高也好，提低也好、靠高也好，必须尽快统一，而不是没有时间表唬人的终将统一。

时下，有几个问题起码可以立即行动起来，一是制定养老金统一的具体方案，定出实施执行具体时间表。在网上公布公开征求意见。二是成立政策制定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必须由国务院牵头，有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为改革领导机构。选拔有公务员、专家、事业单位、企业等代表、各阶层退休人员代表、网民代表、群众代表、利益相关者参与。三是组织工作组摸底调查，既然要限高、扩中、提低，那就要搞清楚退休金高的有多少人、中的、低的有多少?定出高中低三者的具体界限、档次。在网上公开公布，让全国公民人人心中有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心中无底无数，调查清楚，才能打有把握之仗。四是从现在起，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必须马上先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每月按企业标准从工资中扣除8%的养老保险，弥补一直高叫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空缺。机关事业单位应建立职业年金账户，像企业年金一样每月缴纳工资的20%。这笔钱暂时由政府支出。五是停止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与工资增长挂钩的机制，实行与“企业职工养老金计发办法”一样的机制。六是建立账户并已经缴纳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2013年起开始执行和企业一直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余人逐步落实和理顺。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6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7

二战结束后,日本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高速增长奇迹,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此后却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尖锐。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从1960年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意指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此处的国民收入,并非指统计学意义上的GDP和GNP,而实指居民收入,旨在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从实施效果上看,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辉煌成果,最直接的表现是计划实施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民财富6年增长了约7倍,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协调统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日本出台这一计划的经济背景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情况相类似,对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完善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目前,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凸现,而扩大内需的核心在于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两大突出问题,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贫富差距拉大。要解决这两大突出问题,确保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就应尽快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规划。在此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今后五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据此增长速度,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年内可以翻番。这也被不少学者解读为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一些学者围绕我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时间向度上的含义是注重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可持续性,其最终追求乃是居民福祉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加强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说是正逢其时,意义重大。

二、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积极提高居民收入

1. 确立社会成员共享理念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注重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国民,确立了社会成员共享理念,实现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在分配中促进公平,才是最大程度的共享。我们应借鉴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极力缩小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使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

2. 增加职工劳动收入

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工资性收入和居民初次收入分配的比重。如可以提高个税起点,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根据物价水平和经济的发展适时地调整最近工资标准,加强并维护工会的权利,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面制定的现状,甚至可以用行政或法律的手段强制企业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等。这些直接增加工资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低工资职工的不公平感。

3.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国民收入在整个社会上的收入的分配是政府、企业、人民三方博弈的结果,然而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制度使国民收入更多的向政府倾斜,企业和人民获得的收入较少。这种宏观分配的不公平也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要想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疏解广大群众对收入不公的不满,关键在于用一整套的制度来改善和保证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状况。这些配套制度可能涉及像税收、财政、企业的治理结构、工会的谈判能力、劳动者的素质,以及劳动者创业的精神等。没有这些配套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就难以为继;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类似收入倍增之类的计划才会有实际意义。

4. 打破行业垄断格局,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要打破行业垄断格局,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首先,可以制定消除垄断,鼓励竞争的制度。对那些无须垄断的行业可以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允许各种所有制的企业的进入,从而加大市场调节,使行业职工的工资趋于社会正常水平;对于那些仍然垄断的行业,要加大企业运行的透明度,提高垄断行业使用国有设备的成本,剩余盈利应归国有,使行业的利润率和社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基本持平。其次,需加强垄断行业个人收入的监管,强化对垄断行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执行力度,准确掌握及其行业职工的真实收入

5.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现阶段,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阶段中国改革应致力发展的方向,在教育、医疗、养老金、社会救济、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等方面制定更加有效的措施,保障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了全民社保资金的投入,在提高社保覆盖面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面对庞大的社保资金供需缺口,社保覆盖不均衡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中国的社保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总之,政府应加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公平性,从制度上切实保证初次分配的公正性,使社会财富确实在各生产要素之间按各自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尽力避免各种不公平因素介入初次分配过程。同时,在再分配过程中要加强税收的调节作用,增加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比重,以实现社会的分配公平。

参考文献

[1]徐飞.重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J].中国西部科技.2008,(36).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2010.

[3]周易,等.2010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4]薛进军.中国的不平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范从来,张中锦.分项收入不平等效应与收入结构的优化[J].金融研究,2011,(1).

[6]Levy,Amnon and Joao R.Faria,Economic GrowthI,neguality and Migration[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3.

[7]Fields,Gary S.,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s Growth,PhD dissertation[D],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dity,2001.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8

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再分配主要由政府开展。此外，慈善事业等也是一种形式的收入分配活动，被称为三次分配。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现状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地收入法GDP，可以推算出各地加总后的收入法GDP及其分项。

若仅考察2005年以来的数据，可以发现，近几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上升，企业盈余所占比重在下降，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基本稳定。若与消费率在60%左右的90年代相比，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而生产税占比偏高。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城乡差距是最主要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1998—2003年，农民收入增速远低于城镇居民；2004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缩小。2009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一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多14833元，差距较2005年和2000年分别增加7595元和10806元。

三、收入分配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总体上，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有三个。一是财政收入占比偏高。1996年以來，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快于GDP名义增速。二是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其原因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由历史和国情决定并长期存在的原因。比如，自然条件差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第二类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原因。比如，经济发展不可能绝对均衡，改革开放必然有先后次序等。第三类是体制和政策失当的原因。比如，始终有强化财政的倾向，始终维护国有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赠与税、遗产税等调节个人资产存量的税种尚未开征等。

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为何难产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今年3月14日，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曾表示“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方案还没有出台。

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缺乏统一和正确的思想基础。一直以来，决策层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个理念本身就不正确。在任何时候，一个社会都必须把公平置于首位。牺牲公平而得到的效率，并不是真正的效率，只是暂时的效率，从长远看可能是负效率。

二是部门利益难以协调。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至少应该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资委、农业部等，这些部门利益取向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压缩税负和打破垄断的问题上，很难取得共识。

三是贪大求全，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实需要考虑周全。然而，收入分配问题盘根错节，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就不现实了。要求取得全方位的一致意见，其结果只能是无法形成最终方案。

四是对政府工作缺少实质性的监督。政府工作报告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其实质是全国人民要求国务院予以完成的工作。2010年和2011年，国务院没有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但是国务院没有就此公开解释原因，也没有问责有关部门和官员。

总之，目前，为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关部门在思想上和策略上似乎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有关部门对该方案制定工作也一直讳莫如深，丝毫没有提高政策制定透明度的意思。这样的重要方案，不让公众参与讨论，是极不妥当的。

五、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有很多抓手

今年，《东方早报》曾就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问题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教授。他表示，“收入分配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抓手。”

我认为，之所以找不到抓手，背后原因还是各部门无法取得共识，问题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其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抓手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用去找。

（1）“十二五”农民收入倍增。继续加大对农民增收的支持力度，对此，各方面应该没有太多不同意见。至于农民收入倍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下文予以讨论。

（2）每年减税5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但是，就上半年情况看，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几千年下来，依旧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已达到10.4万亿元，超收1.4万亿元。如此规模的财政收入，完全可以支持大规模减税。

（3）要求国企多缴利润2000—5000亿元，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同时下调社会保险费率。2010年和2011年，国有企业利润分别达到1.99万亿元和2.26万亿元。未来数年，完全可以要求国企每年增加上缴2000—5000亿元的利润。相应地，下调社会保险费率，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

六、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2010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时期，我国可以借鉴日本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力争使国民收入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翻一番。

这个观点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从历史上看，1983—1988年、1992—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都实现五年翻番。1978—1983年、1991—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也两次实现五年翻番。目前，中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在变化，“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可能明显慢于以往。城镇居民收入在“十二五”时期倍增的难度很大。不过，提出“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则完全有必要，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