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共12篇）

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篇1

摘要：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对于进出口比重不大的内蒙古来讲, 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消费, 因此对消费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当然, 消费也体现了经济增长对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状况。制约内蒙古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因素在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 进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本文从居民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影响的角度, 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对策。

关键词：内蒙古,居民,收入分配,消费需求,原因,对策

一、内蒙古居民收入及消费现状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收入差距拉大。1985-2011年,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66元增长到20408元, 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由400元增长到6642元。但是, 从1985—2011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66元扩大到13766元。这些数据充分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经济虽取得了显著成就,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生活质量有所改善, 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

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消费结构较合理, 消费水平差距拉大。近些年, 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支出不断增加, 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但城乡居民悬殊的收入差距却不断加大。从1985-2011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由595元提高到15876元, 农牧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由1985年的325元提高到2011年的5508元。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趋于合理, 生活水平高于农牧民家庭, 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

近些年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 消费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1996年自治区的GDP总额为1023多亿元, 居民消费总额为468多亿元, 消费率为45.8%;到2011年全区GDP总额增加到14246亿元, 居民消费总额上升到3900亿元, 居民消费率为27.4%。可以看出, 近10年内蒙古的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走势。从另一个角度看, 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7.46%, 可见自治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20个百分点。

二、内蒙古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个地区拉动内需的基础就是增加居民的收入。从2005-2010年, 内蒙古GDP增长率从28.10%上升到27.57%, 而在岗职工工资增长率从16.6%上升到16.5%, 可见内蒙古在岗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居民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经济的增长, 必然造成供给过剩, 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

(一) 公共支出比重下降, 弱化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政府职能之一就是向居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充足率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内蒙古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 大大超过GDP的增速, 经济的发展使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政府手中, 政府已拥有增加公共支出的财力。但事实上, 近些年地方财政对公共需要投入的水平远低于全国水平, 如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2003—2011年由2.275%降到2.737%。正因为公共需要水平跟不上, 使得百姓在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方面有所担忧, 自己有钱也不敢轻易花, 出现居民消费不足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追求GDP的超常速增长, 导致居民消费不足

2011年, 内蒙古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4246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了14.3%, 首次超过万亿元。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0900.1亿元, 比上年增长21.5%。可以发现, 固定资产投资占经济总量的77%, 这导致了对其他领域, 特别是公共需要领域, 投资相对下降。近些年, 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 排在前面的是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建筑业等行业, 居民服务、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挤压, 资源型产业的过度投资虽然使GDP大幅提高, 但对居民收入增长没有明显作用, 并且减少了资源的可利用性。

(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农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

自治区居民整体收入虽有提高, 但城乡差距过大, 1985—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从266元扩大到13766元。其根源在于, 首先, 农产品价格下跌及市场需求的约束影响到农民收入, 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其次, 全区农产品的供给结构一直以数量型生产方式为主, 不符合需求结构;再次, 支撑农牧民消费的收入来源渠道较少。长期以来, 农村第一产业中种植业比重大的格局仍未改变,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发达, 而农产品增收能力已不高。最后, 农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缓慢。实有耕地面积的减少导致农牧业剩余劳动力增加;非农产业发展不快, 吸纳农牧业剩余劳动力能力下降。另外, 严格的户籍制度对农牧民进城务工有所限制, 城乡分割更为明显。

三、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对策

(一) 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鼓励创业, 扩大就业机会

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基础在于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鼓励创业和扩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力度, 逐渐改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例不断下滑的格局。从中央到地方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大型企业, 内蒙古拉动经济发展更是以资源投资为主, 但这样的发展并不科学。只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失业率下降, 劳动分配能力增强, 居民的收入自然就提高了。政府在这方面应制定更多工商、金融、税务等方面的鼓励政策, 以民间创业热情及才智, 特别是大学毕业生, 中小企业会很快发展起来。

(二)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增加居民收入

首先, 应该以增加职工工资为关键。内蒙古连续8年经济增速全国第一, 但职工工资水平比较低, 政府把钱都投到生产中。为了GDP增长, 百姓的福祉却没有考虑。以2011年为例, 内蒙古职工平均工资为41481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2452元。当前, 应该抓住后金融危机发展机遇期, 提高职工工资, 扭转一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除了增加公务员工资以外,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的增加应该予以重视。另外, 企业也应该建立劳资双方的谈判协调机制, 上调职工的工资。

其次, 要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一方面, 政府从农民手里征地以后, 对农民要给以合理的补偿;另一方面, 要探索农牧民与政府、企业的协商谈判机制, 除了失地补偿, 还应解决农牧民的就业安置, 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例如失地农牧民除了得到补偿外, 采矿企业可以采取买期权收益的方法, 让其参与企业分红。政府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 除了鼓励他们到外地务工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抓好农民工培训, 使其至少达到中等职业技术工人的水平。对于已在城镇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 应该准许他们把户口迁到城市里, 在子女就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方面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待遇。

再次, 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很低, 内蒙古比全国的水平更是低了很多。第一, 发展资本市场, 扩展居民的投资渠道, 依法保障居民民间投资所获取的股息、红利。近些年内蒙古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国有银行, 民间融资发展不是十分健康。应该制定完善的政策措施, 适度发展民间投资, 不仅可以使社会闲置资本得到充分利用, 还可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同时居民的收入来源也增加了。第二,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消除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障碍。

(三) 转变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政府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 必须树立藏富于民的观念。近些年, 政府不断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 但财政支出结构却未改变。财政资金的投资重点应更多的面向民生, 加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不能提升, 百姓的消费水平自然就不能提高, 消费对经济也起不到拉动作用。因而政府应出台有效政策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确保财政资金充分满足公共支出。

(四)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固定资产投资

内蒙古因为拥有丰富的能源与矿产资源, 长期以来一直采取资源性产业的发展方式, 加大资源性产业的投资, 以快速拉高GDP, 追求经济的超常速增长。然而这样的发展是不合理的, 资源消耗严重。所以, 内蒙古最为迫切的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严格控制资源型产业的投资项目。其次, 过剩行业的产能应予以缩减。例如一些小煤窑等一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小型资源企业, 这些不符合政策要求的产能应淘汰。另外,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内蒙古第三产业的发展比重一直不高, 发展比较滞后。发展第三产业必须提高第三产业的投入水平, 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向服务业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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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金融网[EB/OL].http://www.cnfinance.cn/magzi/2012-09/28-15725.html

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篇2

化不公

2012年10月24日10:22人民网 评论(1084人参与)

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将重点探讨收入分配的悬殊现状。

小王和小秦是大学校友，毕业后分别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业工作。小王月收入4000元左右，而小秦年收入则达20多万元。小王觉得收入差距如此之大都是行业不同“惹的祸”，并不公平。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普遍存在且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底公布数据称，2011年，城镇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年平均工资为11738元，而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91364元，两者相差8倍。而九三学社中央2010年提交的政协提案援引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缩小收入差距，但社会上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并未因此减弱。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得找到“病因”。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经济社会体制弊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直接原因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8.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12.3%。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平均工资的增速。且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57.8%。

上述数据反映出的收入分配问题，民众感受十分强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

宏观分配政策不健全。统筹研究并部署全国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台，也未在政策上明确如何合理安排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如何合理处理资本、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

财政税收体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未建立健全利润上缴、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个人所得税制度也不够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体为个税征收对象。

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绩效工资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与企业退休金制度不衔接、不平衡，带来两方面人员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为引发企业退休人员不满的制度性原因。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极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购房住房压力，也进一步扰乱了分配秩序。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银行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现金支付行为相当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绩效薪酬的发放缺乏依据。

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缺乏高层次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现有法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对收入分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震慑力弱。

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收入分配不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曾撰文指出，在中国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与渠道较为复杂，收入取得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在现行统计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的隐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

蔡昉认为，居民真实收入有很大部分来自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

对此，苏海南表示，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有些还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头。

一是各类要素市场很不健全，特别表现在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原材料、能源、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

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

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歧视和限制，在非公有经济领域中工会组织建设不力，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顺利发展，又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单位合理增加职工的工资。

四是打破垄断措施不落实，对第三产业发展支持不足，不利于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职工工资的提高，进而不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不到位，对微观经济领域行政干预偏多，对宏观经济领域的有效调控不力。权力寻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现象经常发生，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够对等，政府财政收支及其预算不够透明；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够到位；金融、国有企业等体制制度不完善，也对收入分配问题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苏海南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够得力，低估劳动价值贡献、忽视社会责任、缺少诚信现象较多见等等，都将恶化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

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不合理放大收入差距

在苏海南看来，我国劳动力结构明显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劳动力总量中低端劳动力数量过多，比重过大，对收入分配形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对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形成很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会对促进缩小高中低端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碍。

苏海南分析，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需要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巨大；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行业比重小，低附加值行业比重大，制约着第二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明显偏小，既加大了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也不利于第三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

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生产方式，致使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1/30、日本1/

18、法国1/

16、德国1/12和韩国1/7 ；与此同时，农业仍将主要是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行业、地区、群体之间分配关系的总体协调平衡。社会新增财富总量将难以迅速扩大，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将难以做大，促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空间将被压缩，较多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的努力将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国外贸依存度高，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很大，我国大量出口产品

原本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产品价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的利润和较大的市场风险，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也对这类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合理增长形成严重制约。

因此，苏海南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目前，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专家们达成了基本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对症下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6月15日向人民网透露：人大财经委从去年开始调研收入分配问题，今年5月底完成了调研报告，国务院有关部门已形成了初步方案，宗旨是促进社会公平。

试论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分配问题 篇3

此外，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自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有大量资料和数据证明，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有大批人员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员的月工资仅600元左右，十几年时间仅增加了68元，几乎没什么变动。这样的工资水平，有人说一天赚的钱仅够买４碗炸酱面，养家糊口极为困难，更谈不上什么教育、培训、娱乐支出了。这样的工资标准，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筑业、加工业、商业服务业中，非常普遍，而且经常被拖欠，至今尚有1000亿元没有清理掉。而且，目前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非国有企业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管理，缺乏相配套的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使得现实中存在着大量企业侵犯职工权益的行为。

在这样的制度缺陷下，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出现向少数经营者和垄断企业倾斜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和政府监管体制的缺位就造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急速扩大的现实状况。

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因此，再分配应该是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的政府的一种调控机制，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收入调节，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政府应当通过再分配机制来弥补初次分配中，被效率牺牲掉的公平，通过结果公平来缩小初次分配中的差距。但我国的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城市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即一方面通过“搞活”，让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实际上企业负盈不负亏）推动了整个经济发展，增加了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至于原来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医疗、住房、交通等福利和无失业之虞，依然维持。同时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交通、食品等方面享受的国家财政补贴也继续维持着。但是，1992年以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政府改革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在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国家补贴或统包制度，取消了国家对城市粮、油及副食的补贴；逐步停止了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积极推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来替代过去的“公费医疗”；取消了教育基本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允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国家又通过深化国有企事业改革，改变了过去“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不合理体制，同时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转制和实行“减员增效”，使得相当数量的职工下岗或失业。这都表明，从1992年以来开始的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进入了“存量改革”阶段。政府改变过去那种国家把国有企事业职工的生老病死“包下来”的办法和对城市居民的过度补贴是正确的，这不仅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但是，这种“双管齐下”的改革在导致城市出现一大批因取消社会福利、下岗、生病而导致的贫困群体的同时，建立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却是要“假以时日”的，直到最近几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才得到比较全面的落实。但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新三座大山”即“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仍然反映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承担起它应承担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基尼系数呈快速上升之势就不足为奇了。要改变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就必须从改变我国现行的初次分配体制和再分配体制入手。

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因此，再分配应该是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的政府的一种调控机制，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收入调节，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政府应当通过再分配机制来弥补初次分配中，被效率牺牲掉的公平，通过结果公平来缩小初次分配中的差距。但我国的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城市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即一方面通过“搞活”，让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实际上企业负盈不负亏）推动了整个经济发展，增加了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至于原来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医疗、住房、交通等福利和无失业之虞，依然维持。同时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交通、食品等方面享受的国家财政补贴也继续维持着。但是，1992年以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政府改革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在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国家补贴或统包制度，取消了国家对城市粮、油及副食的补贴；逐步停止了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积极推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来替代过去的“公费医疗”；取消了教育基本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允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国家又通过深化国有企事业改革，改变了过去“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不合理体制，同时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转制和实行“减员增效”，使得相当数量的职工下岗或失业。这都表明，从1992年以来开始的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进入了“存量改革”阶段。政府改变过去那种国家把国有企事业职工的生老病死“包下来”的办法和对城市居民的过度补贴是正确的，这不仅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但是，这种“双管齐下”的改革在导致城市出现一大批因取消社会福利、下岗、生病而导致的贫困群体的同时，建立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却是要“假以时日”的，直到最近几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才得到比较全面的落实。但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新三座大山”即“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仍然反映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承担起它应承担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基尼系数呈快速上升之势就不足为奇了。要改变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就必须从改变我国现行的初次分配体制和再分配体制入手。

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和解决工薪和利润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总之要解决工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毋庸讳言，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他们能否按劳动力价值获得劳动报酬，是在初次分配中能否争取到公平的底线问题。如果工资水平长期被压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在萎缩中勉强度日，在挣扎中勉强活命。这样的状况，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属常态，而是特例，被普遍认为是极不公平和极不道德的事情。做了一天公平的工作，却没有得到一天公平的工资。当然，目前劳动者处于极端弱势的情况下，自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负有这个责任。在劳动者与投资者（经营者）的博弈中，政府再也不能在一味地站在投资者（经营者）一方，而应当站在公平的立场，维护双方的利益。以出租汽车公司为例。现在的拥有几万辆轿车的出租车公司，许多都是几年前由几辆或十几辆小面包车发展起来的，有的甚至还在其他几个或多个行业进行投资，其暴利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尽管如此，在出租车价格和司机份钱的博弈方面政府却始终站在投资商一边。一方面是一两年投资回报翻一番的暴利驱动，另一方面是出租车司机因为过度劳累猝死者不断增加和出租车价格居高不下，此等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不能不说是一大怪事。类似这样的事例在我国绝非仅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产生的非正常的分配差别，是人们永远无法接受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应该得到政府、政党、社会的高度重视。

针对目前存在的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要素参与分配体现不足的情况，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上海为635元，南京为620元，苏州为620元，深圳为610元，北京为545元。上述最低工资标准明显偏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他相对不发达地区的标准可想而知。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适当提高。

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层管理人员，其薪酬水平必须与管理绩效挂钩。这种挂钩必须有客观标准，必须有科学依据，不能由内部人单方面说了算。在制度框架和基础条件不成熟时，不可盲目推行年薪制。对管理者的所谓“职务消费”，要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不能随意报销和摊入成本。

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垄断行业的市场绩效主要不取决于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主要取决于垄断价格的高低。有些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是很不公平的。国家应该加快反垄断立法的进程，使反垄断法早日出台。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应实行严格的监督，使听证会制度能够反映各相关群体的利益。

其次，在再分配中政府的作用不能再进一步弱化下去了，而应该尽快转变自身职能，更多的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从19世纪上半叶英国颁布《济贫法》，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社会安全法案》问世，以及随后“福利国家”出现，社会保障制度已存在约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当劳动者因年老、患病、工伤、生育等原因永久或暂时、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而丧失工作机会、失去收入来源时由国家通过法律制度，对其提供经济补偿和援助。经过150多年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制度。当前，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迫在眉睫。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事关广大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解决失业、疾病、年老等因素所带来的贫富不均的有力措施，同时也可以尽快消除人民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不安全感。

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是指政府充当组织者，以立法的方式强制实施，以居民作为保险对象，给予居民以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社会保险基金一般仍由雇主或企业、个人缴付、政府提供补助。政府一般以征收社会保险税(费)的方式集中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税(费)遵循横向公平原则，而社会保险金的发放则以保险事件的发生为原则。社会救助是通过对完全无收入来源或收入不足以满足生存之需的居民提供援助而发挥作用的。居民在获得政府救助下，收入水平得以提高，有利于居民的生存保障。社会福利是指政府为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或提高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性的经济支持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上三种措施都有利于充分运用政府的力量使社会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和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

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措施应该是:一是实行社会保障的“大数法则”。大数法则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一般规律。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覆盖范围越大，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才会愈强，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应该具有全民性。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看，其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涵盖了所有居民，而且涵盖了每个居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从我国情况看，要均衡企业之间的负担，体现社会互济，社会保障应该覆盖所有城镇中的各类企业的全部职工，以及所有城镇个体劳动者及帮工。二是合理确定支付水平，使社会保障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我国人口众多、年龄结构老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未来社会保障负担沉重的现实情况，再考虑到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保障资源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具有刚性、经济不景气时社会保障支出反而会急剧增长，因此，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时候，支付起点应相对低一些，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从整体上只能享受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广覆盖应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长期政策选择。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元化。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以往主要采用现收现付制。这种模式既不公平，也不能筹集到足够的基金以备未来之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健康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要求社会保障既能体现自己养活自己的原则，又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备将来使用。这就要求实行多样化的筹资模式，即实行以部分积累制为主体，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并存，个人账户制、捐赠、发行彩票和可降低管理成本的志愿者服务等形式相结合的多种来源渠道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

和谐社会的核心本质是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突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利益公平分配问题，在解决以上分配差别问题方面，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探索出了许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争取做得比他们更好些。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篇4

1.1 收入差距过大

我们常说的收入差距, 实际上指收入相对差距, 收入相对差距更大程度反映的是劳动者相互之间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 表现在对物质和财富占有的多寡上, 比如地区之间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有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适度与不适度之分。收入差距过大表现在劳动者对劳动成果占有上差别很大, 数量悬殊。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 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 分配结果差别很大。当前, 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有:

(1) 新旧分配体制的摩擦。从现实看, 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变了旧的收入分配格局, 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 必然引起收入差距过大。一方面, 市场经济为人们充分发挥才能并获取相应报酬创造了各种机遇;另一方面, 因为条件不足、能力不等、丧失机遇而陷入困境者也不鲜见。由于改革步骤上的差异, 有先有后, 有的地区、行业先放开、先搞活, 先得到实惠;有的后放开、搞活, 后得到实惠;有的甚至没有放开、搞活, 因而就没有得到实惠。同时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需要一个过程, 新旧两种分配体制同时并存, 既产生了许多摩擦, 又存在不少漏洞, 导致社会收入分配某些偏差, 产生了一批“暴发户”, 拉大了收入差距。

(2) 制度建设不完善。有三个原因:①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与改革。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 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 这无疑会使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拉大。②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的分割、封闭, 使商品的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变得困难, 造成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均等而形成较大的收入差距。③垄断行业和垄断价格尚未理顺, 造成不同行业的生产要素和市场不完善, 使社会成员, 尤其是劳动者的社会贡献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正确评价, 形成收入差距较大。

(3)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由于历史文化、基础条件、区位环境、人口素质等因素,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明显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格局, 同时也造成了西部地区众多劳动者收入与中西部的差距过大。

(4) 行业发展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必然导致农民、农民工的收入同城镇居民相比有极大的反差。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 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 但是, 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 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 克服平均主义这个最大的分配不公问题, 从分配机制上解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发挥了收入分配激励作用。另外, 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鼓励科技知识创新。精神鼓励固然重要, 但还必须有相应物质鼓励手段, 使收入分配成为人们进行知识创新的物质动力, 使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引起的收入差距成为社会的良好价值导向。所以, 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不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相反, 它还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要实现共同富裕, 就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允许存在合理适度的收入差距;而后, 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会成为后富者和落后地区的榜样, 从而激励落后者奋起直追, 先富者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投资帮助等手段带动后富者, 这样形成良性发展, 有利于共同富裕。

1.2 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不公指社会成员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地位、机会、分配标准、分配手段不平等, 它更多强调的是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 分配标准、分配方式的不平等, 从而造成对财富占有上存在差距。10年在全国职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中, 证券、银行业、航空运输业等职工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 大大高于全国24932元的水平;保险业、烟草、石油天然气、电信等行业的人均年工资在8万～10万元。而职工平均工资低于2万元的行业有文教体育用品业、纺织业、农业等众多领域。同样是劳动者, 有的行业的工作还是脏累苦、危险等特殊性质, 如农民、农民工、特种危险岗位等, 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相比, 他们的个人收入显得大低了, 太不公平了。

人们由于出身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等各方面因素都有差别, 导致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但是, 劳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更为严重, 人的发展机会是不平等的, 导致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是不公平的, 最终个人分配结果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1) 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一些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 并不把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 而是作为管理者, 利用手中权力, 向企业寻找租金, 提供不公平竞争环境;同时, 还想方设法阻碍政府体制深化改革, 努力维持对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不断寻求制度空子获取非法收入, 聚敛财富, 导致收入不公。

(2) 依靠行政垄断获取垄断利润。某些行业的行政垄断严重干扰并限制市场的作用, 造成许多不公平等竞争现象, 电信、电力、铁路、自来水、能源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 进入门槛很高, 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垄断经营, 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3) 机会不均等造成的不平等收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起来, 他们一旦占有更多资源, 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中将处于后发位置, 比人家迟一步甚至许多步;另外, 现阶段政府行为在很多方面很不到位, 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人民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均等, 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 一部分人由于先发优势占据大量资源, 于是获取了更多机会, 总是得到高额收入;而另一部分人由于得不到平等竞争机会, 总是处于收入水平底部, 并且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难以达到机会拥有者的收入水平。

1.3 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的关系

收入差距过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 二者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两个不同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反映的是收入分配结果的差别对比有大有小, 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在收入分配机会、分配标准、分配过程、分配手段上的不平等。收入差距过大的部分中, 有一部分差距是由于按劳分配制度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形成的, 属于公民个人的公平分配;而另外一部分却是由于政策、机制、垄断行业政府行为的偏差造成人均竞争机会不平等, 属于不公平分配。

收入分配不公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不是唯一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还有其他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并且使这个差距在不断加大。我们所说的基尼系数度量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 而不是收入分配公正与否的标志;收入分配不公平状况的指标、度量方法、评价体系有哪些, 这些问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仔细研究。

2 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两大问题, 要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 凸显社会公平正义, 化解各种潜在矛盾和问题的根源, 建设和谐社会, 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我认为, 现阶段, 我国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 而不是收入差距过大, 这是因为:

(1) 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收入差距过大目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不合理、不合法、不适度的非正常各种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同样是劳动者, 农民工与演艺明星的收入差距会很大。在我国高收入人群中, 有不少人的收入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采用正当合法手段取得的, 而是通过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垄断等不正当不合法手段获取的。垄断行业收入过高, 既有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又有收入不公平原因, 但更多的是收入不公因素。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本原因是由于收入分配起点、过程、标准、手段等因素不公平而造成的。

(2) 收入分配不公属于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收入结果来反映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是表面上的东西, 是表现在收入分配领域浅层次的问题;另外收入差距过大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合理与不合理之分、适度与不适度之分, 有些收入差距是公平的, 有些收入差距是不公平的。而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从收入分配的性质和根源角度来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探讨收入分配不公, 就必然与所处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联系在一起, 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相关联, 而政治法律制度、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政策等恰恰是收入分配问题中比较本质和较深层次的问题。人的出身、起点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 但在创造财富, 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的不平等更为严重, 更能影响到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不公平。

(3) 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影响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历史上看, 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分配不公平从来都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线, 导致人民群众对执政丧失信心, 激起民变, 甚至威胁到政权的巩固。目前在我国人们很多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 他们往往把收入分配问题归结为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垄断行业的高额垄断利润、获取收入机会的不均等这些方面。人们更加关注收入分配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 把现有收入分配问题的矛头都指向分配制度的缺陷。而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理解, 人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自身能力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 只是一味地抱怨, 认为差距过大都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解决, 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就得不到缓解, 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认识就变得偏激, 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 要避免人们对收入分配看法的情绪化, 维护社会稳定, 化解各种外在的潜在的矛盾, 就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只有人们普遍地认同了收入分配是公平的, 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得到有效协调, 人与人之间才能相处和谐, 整个社会才会稳定和谐。

3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建议

3.1 健全分配立法, 规范分配行为

目前, 我国有关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规范、条例极少, 缺乏系统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国家立法机关应加快制定收入分配相关法律, 各省也可以出台相应规范, 对收入分配和工资奖金支付作出专门规定,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严格理顺收入分配行为, 并请广大人民群众、新闻媒体踊跃监督, 确保严格按法律按规章执行。

3.2 深化体制改革, 杜绝权力分配

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合理划分政府职权, 尽量减少行政性审批, 规范审批行为, 减少政府对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通过制度化改革, 逐渐理顺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员工之间、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直接的经济关系, 确保逐渐产生一种具有激励机制的分配体系, 确保逐渐产生一种具有激励机制的分配体系, 鼓励多劳多得, 减少或消除食利阶层, 不劳而获者。加强监督机制, 健全权力约束机制, 消除权钱交易, 杜绝权力参与个人收入分配, 加大反腐败查处力度, 坚决取缔因腐败带来的非法不公平收入。

3.3 建立监测机制, 打击违法收入

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健全长期的收入分配宏观监测机制, 以便及时收集第一手关于收入分配的资料, 掌握当前人们收入分配的状况及预期, 从而对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完善对各种劳动者收入分配的监控提供确凿资料。监测机制包括:①对城乡生活困难群体的收支状况调查;②对农民工工资支付状况的调查;③对行政性垄断行业利润增大和收入分配的监控。

3.4 打破行业垄断, 抑制垄断收入

①制定消除垄断、鼓励竞争的法律法规。对垄断性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 加快企业改制, 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使之充分市场化, 取消其垄断行业地位。对生产性垄断行业, 生产的是公共产品, 应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第一目标, 其次才是获取利润。②调控垄断行业产品或服务价格。计算垄断行业产品或服务价位, 应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企业利润率, 由生产成本加职工平均工资, 再加上平均利润构成。③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监管。强化对垄断行业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和职工个人所得税的监管, 加强对其所得额的审计, 准确掌握垄断行业及其职工的真实收入。

3.5 转移发展重点, 缩小收入差距

鉴于日益扩大的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国家应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 把投资重点转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 在政策上将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向这些落后地区倾斜。加大东部支持中西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 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东部地区, 使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市。以前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继续实行, 并且应该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加大对落后地区政策倾斜的力度。

3.6 提低、限高、扩中, 促进社会和谐

提低指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切实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从三方面入手, 首先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其次是适当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次是增加离退休金水平。限高指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过快增长。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必要时可采取行政手段加大调节过高收入的力度, 对少数垄断行业人员收入进行调控, 以控制其收入过快增长。扩中指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主要通过改革公务员制度, 深化企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 贯彻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 配套政府机构改革, 精简人员, 理顺规章制度, 促进正确推进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公务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高技能工人等群体的收入。

摘要：本文从收入差距过大出发, 分析差距过大和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并找出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认为现阶段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不是收入差距过大, 而是个人收入分配不公;提出了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不公,矛盾

参考文献

[1]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 2004 (1) .

如何看待我国收入分配不均问题 篇5

这实际上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当然还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第二方面,我不同意您有些人不用做事情的说法.但不展开。

第一方面,我简单化地说说.强调效率,就需要一定的分配差距来刺激;强调公平，就要缩小分配的差距.一般来说,社会在初始发展时期，重视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重视公平---有了财力基础,防止社会矛盾的加剧。好象在15大，提出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两年,我国相对过去,比较重视民生问题。十七大，会有更加明确的表述.这方面会逐步改善,虽然很不够,虽然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需要指出,重视公平缩小分配差距,不是第一次分配来实现的.在现阶段和以后较长的时期,一次分配的差距不会缩小反而会加大.换句话说,两极分化会加大.体现公平的重视,主要在二次分配.一方面,加强税收,特别对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另一方面,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加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工作(低保,医保...)自己有好的生活,就得提升自己,参与竞争.对于当前我国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应辨证地看，既要看到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合理性因素以及一定的收入差距的激励作用，也要看到过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的观念。存在收入差距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简单地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同步富裕，就会导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基础上的问题，只是有的提高得快，有的提高得慢。

第三，我国目前收入差距问题有其政策性因素。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通过更加努力的诚实劳动或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而获得的较高收入是我们党的富民政策所允许的。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

第四，它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所创造的利润远远高于传统行业和夕阳产业，因此，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这种现象不但中国有，发达国家同样存在。

第五，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加大收入差距。但是，不能忽视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过大的收入差距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观念。因此，一旦收入差距超过了老百姓的心理承受力，将会对中国的稳定产生巨大威胁。

其次，不合法高收入问题会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并可能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法高收入者，为了保护自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人数量不大，但具有很大的能量，甚至影响到决策。

第三，由于垄断而引起的行业收入差距加大，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攀比，从而阻碍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解决差距拉大的对策是：

首先，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通过自己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或者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加分配获得收入而先富起来，是我们党富民政策的结果，应该予以鼓励和保护。

其次，取缔非法收入。对于那些通过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第三，整顿不合理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对于凭借行业垄断的某些特殊条件获得的额外收入，坚决予以纠正。

第四，调节过高收入。要强化国家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法，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

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篇6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财产；制度变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居民积累了巨大的财富，2010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30.33万亿人民币。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持续繁荣，居民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下,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科学概念，极大调动了广大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构建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财产性收入”的界定

在综合梳理了近几年经济学界对“财产性收入”研究的各类文献后，我们认为“财产性收入”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高敏雪、王丹丹认为“财产性收入”是产生于资产使用权转让而形成的回报，这些资产包括金融资产、非金融性无形资产、自然资源等。同时反驳了有关学者将“土地征用补偿费”也作为“财产性收入”看待的观点，还认为依靠市场价格效应所获得的财产增值也不应该属于“财产性收入”。这种看法是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吴彦艳、丁志卿认为“财产性收入”是财产所有者通过让渡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获得的经济利益，是财产所有权在经济利益上的实现，是居民通过所拥有的财产参与收入分配体系而获得的非劳动性收入，吴彦艳、丁志卿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 。舒家先提出“财产性收入”就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产”资本化的所得，这种定义要求“财产性收入”取得的前提必须把个人拥有的财产转化为资本，即通过资本市场运用市场工具。李惠斌将财产性收入分为基本的财产性收入和衍生性的财产性收入。基本财产性收入包括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所得的收入，公民个人通过出租动产或不动产以及土地等财产使用权流转所获得的收入，衍生的财产性收入包括各种银行存款利息、各种基金、分红型保险、股票和有价证券所获得的收入 。祝福恩、王丽英（2008）从保障居民财产权利的角度提出“财产性收入”首先是一种权利，财产权是产生财产性收入的基础，同时这种权利的实现也需要通过价格来衡量。

以上学者对“财产性收入”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对“财产性收入”最权威的定义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负责城镇住户调查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做了细致的界定，并将每年的统计结果公布在《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中。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民生活这一部分的数据都是来自于此调查，因此这两个年鉴中用到的调查口径是一致的。财产性收入的口径以2002年为界，前后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改动，这一改动也是为了适应居民日益多元化的财产性收入倾向，更好的反映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2001年及以前国家统计局城镇调查中财产性收入包括以下三个条目：(1)利息；(2)红利；(3)其他财产租金收入，这个分类显得较为粗略，不能反映新时期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新特点和新动向。自2002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对城镇住户财产性收入调查口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财产性收入的定义。

按照最新的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方案定义，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如房屋、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上面是国家统计局城镇调查组给出的一般的定义，更为详细的财产性收入包括如下的条目：(1)利息收入；(2)股息与红利收入；(3)保险收益；(4)其他投资收入；(5)出租房屋收入；(6)知识产权收入；(7)其他财产性收入。在本文中我们也将使用这个统计口径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研究。

尽管不同的专家学者对“财产性收入”有不同的理解与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我们发现不管是哪种观点都离不开“财产性收入”的基础——财产。不管是对“无形”的财产（如股票、债券、保险单、专利、版权、商誉等），还是对有形的财产，财产性收入都是对财产的保值增值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上看，财产性收入就是财产的衍生收益，是进一步通过财产权来获得的收入。

同时作为“财产性收入”基础的“财产”与“财富”还有差别。财产是财富资本化的体现，即财产或资产不是物，也不是财富，只有这些物和财富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产生未来收入流时，才能够成为财产，也可以说只有物和财富资本化之后才是财产。财产性收入就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在这里，要让“财富”成为财产，成为资本，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个人财富必须有清楚的产权界定，用法律方式把个人财富界定得清清楚楚，这样，个人才有权利对其财富进行处置并得到法律保护。二是个人要对其财富进行处置必须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无论是研究“财产”还是研究“财产性收入”，有两个方面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增长问题和分配问题，特别是分配公平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Lampman是研究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均的先驱之一，他把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看作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居民除了少量的个人储蓄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很快，并且分配也很不均等。其中，因金融资产和住房分配的不平等而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更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问题。

二、我国财产性收入理论的历史沿革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理论是在打破改革开放前的所有制结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等的基础上不断演化而成，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变迁充分贯彻了各项制度变迁的渐进性，比较全面地考虑了当时改革发展的机遇、制度收益所能惠及的对象范围和群体，以及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金融体制的改革领域，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其中专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和股票交易市场的建立为金融资产带来财产性收入增长提供了平台。

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方面，改变了过去“统包统分”，由行政体制配置劳动力资源，转向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于是市场竞争性就业使劳动力资源价值（或人力资本价值）的差异成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这种按要素贡献分配加速了收入积累并向财产积累的转化，促进了财产性收入增长。

上述几种重要的体制改革也促进了财产性收入理论的历史变革，这种沿革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历次重大会议的不同阐述方式上，这些表述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以及我国的国情都是相适应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财产性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但总体上水平还比较低。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还比较狭窄，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因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其他分配方式”第一次被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它包括了“各种财产要素参与分配，其所有者获得相应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合法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90年代末期，我国财产性收入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太低，只有低收入者由多数逐步减少为少数，中等收入者由少数逐步增加为多数，才能实现社会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这个时期的主要方针就成了鼓励居民增加合法收入，努力拓宽收入的来源渠道。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九五”计划的制定更好地规范和完善其他分配方式，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按有关规定公平参与收益分配。

为了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坚持解放思想，2007年“十七大”报告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健康与均衡，对当前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在重申了按劳分配的重要性基础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强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七大”的这一提法，目的就在于使更多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拥有财产性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从而实现“橄榄型”的合理收入分配形态。真正做到“扩中”这一目标与“提低”和“调高”两个政策手段协调一致。其目的就是要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改变现阶段财产分布和财产性收入流向不均衡的状态，避免迅速增长的财产性收入过于向一小部分人集中，让财产性收入覆盖到更多的普通百姓，真正进入“大众时代”。

三、“财产性收入”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

尽管当前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但是其作为财产的衍生收益，涵盖了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虚拟市场的方方面面，还起着很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

财产性收入分配合理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现在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劳动收入上，更是表现在财产性收入的分配差距上。财产能够产生收入有两个前提，一是有财产，二是将财产投入可以产生收入的地方。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因为其财产少，光靠劳动收入来迅速致富是很困难的，这部分人就只能从其他可支配收入中获得财产，即通过提高其它收入来增加居民的财产，为居民取得财产性收入打下基础，就需要合理调节财产性收入的分配结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且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大”报告），同时强调提高普通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只有通过对财产性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调节，实现财产性收入在居民特别是中低等收入的普遍覆盖，才能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增加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实现藏富于民。资本化积累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必然过程，而“藏富于民”则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治国理念，是指人民拥有大部分的财富，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成为财富的主人，这是实现扩大内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我们根据2009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推出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报告来分析居民家庭管理资产总额的变化，从2003年到2008年，该值从7万亿美元上升至11.5万亿美元，增长64.29%；占GDP的比重从60%至2007年超过100%的水平，尽管2008年有所回落，但比重仍处于不可忽视的程度（近70%），这说明我国居民家庭管理资产总额是巨大的，也就是说作为财产性收入基础的财产总量是巨大的，如果说由于国家的经济转型等原因出现了上述种种问题，那么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藏富于民”正当其时，顺民心、得民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让群众手里的财富和国家的财富一同增长，民众才有创新理财的动力，从而促进国家不断进步，社会日益和谐。

财产性收入增加有利于扩大国内经济需求。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因素，国内消费必须占主导地位（达70%以上），而美国、日本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和85%以上。近几年，我国消费对G D 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65.1%降至2009年的45.4%。目前我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消费率恰好相反 。中国是经济大国，拉动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内需，而作为大多数人的中等收入者阶层是整个消费的有效推动力量。当人们普遍都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不断扩大时，同时就意味着整个经济中的消费结构处于比较合理的阶段。因此只有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积极创造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特别是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增加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能有效提高社会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均衡发展。

四、不同人群的财产性收入结构

财产性收入在城乡、区域间的分配结构失衡固然值得探讨，但是在同一社会群体中，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差距非常大。我们用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构成来进一步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整理计算。

上表列出了2008年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构成，数据表明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数据显示最高10%收入组与最低10%收入组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之比为35.75：1。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明显高于低收入家庭，并且由于财产增值的特点，尤其是金融资产和房产等财产具有投资门槛高的特点，收入较低的居民很难进入这两个市场。另外，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往往又是以几何级数递增的，这会使得未来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表1中可以得出，股息与红利收入、其他投资收入（主要指房产买卖）在收入组中呈现严重的不均，股息与红利最高10%收入组与最低10%收入组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之比为119.4：1。出租房屋收入在所有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中占最主要的部分，出租房屋收入和利息收入随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出租房屋收入对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远高于它对高收入者财产性收入的贡献率。

相对而言，知识产权收入、保险收益和其他财产性收入对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贡献有限，三者总计所占比重仅为5.54%。利息收入占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为11.3%，且利息收入与总收入之间呈正相关，显然居民的银行存款与他们的收入密切相关。这部分的收入虽然稳定但收益有限。其他投资收入所占财产性收入比重不高但增长速度较快，目前除了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火爆外，艺术品、邮票和古董等收藏品市场也异常繁荣，它们构成了其他投资收入的主要收入以及其他投资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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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ampman, J.Robert,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Accounting for Changes From 1950 to 1980, Orlando, AcademicPress,1984.

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篇7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 初次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初次分配对人民的收入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初次分配的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匹配, 初次分配所得的收入在人民所得的所有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初次分配是否合理将影响到人民对待工作的态度。近些年来, 在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这三个分配主体中, 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远大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有数据显示:1997—2007年,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到39.7%, 而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 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另外1996—2005年间, 企业分配比率也不断上升, 由1999年的16.7%上升至2005年的22.7%。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重视资本的价值分配, 而轻劳动的价值分配。

(二) 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在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同时, 各行业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198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为1406元, 最低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 为777元, 两者相差629元, 比1978年拉大了1.37倍,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拉大了1.02倍。1995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为7843元, 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副、渔业, 为3522元, 前者是后者的2.23倍。2000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 为21342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为4535元, 两者相差4.71倍。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 为50529元, 最低的是林业, 为6718元, 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 电力、金融、电信、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从以上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出, 相对处于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逐年增长幅度要快于其他行业的增长幅度, 甚至这种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基本上呈现垄断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竞争程度越高收入相对越低的局面。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到了亟须调整的阶段。

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的必要性

(一)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需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过上享有自由、安全、平等、尊严的幸福生活, 这首先必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拥有合法的、合理的财产以满足人民的正常需求。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期, 尤其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形成了一个转型的助推器, 经济发展模式应尽快转变, 要从外贸依存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而扩大内需的基础就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 即通过增加人民的工资收入和提高劳动者稳定的安全预期,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消费的增长, 使这驾带动经济发展的“马车”快速驰骋起来, 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需要

行业收入分配也要依据行业的效率水平, 并依据给国家创造的财富多少进行分配。从上面列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收入倾斜, 使职工的收入更多地与行业性质有关, 而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变得弱化, 这不仅加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既影响了企业效率的提高, 同时也降低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又由于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控股, 这直接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将国家的财富变相地转移到了一部分行业人员的手中, 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也不利于行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此,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 降低行业收入差距, 打破企业垄断地位和特权是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题中之义。

三、我国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原因

第一, 历史原因。

在垄断企业的长期生产经营中, 行政垄断为其积聚大量财富, 创造了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人为条件。我国的垄断行业大多是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并直接转化而来, 行政权力参与运作较多。由于企业惯性我国目前的垄断企业多带有行政垄断的意味, 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有:电力、铁路、电信、邮政、石油、烟草等。行政垄断存在于垄断行业之中, 并且扎根于自然垄断, 使得行政垄断问题更加复杂, 带来的危害更大。

第二, 垄断行业缺乏竞争力。

我国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划分不清晰, 竞争性业务领域竞争性不强。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 竞争元素逐渐被引入垄断行业, 但只是引入了几家竞争公司, 或是将原来的全国垄断变成了地区垄断, 竞争性并没有很好地体现, 效率也并没有经过充分的竞争得以最大化。在自然垄断性业务当中, 由于受历史沿革的影响, 自然垄断往往受到行政垄断的庇护, 形成了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特征, 使得垄断行业缺乏竞争活力, 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成为了必然结果。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 政府投入变相为企业收入。

由于垄断企业大部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 因此, 每年政府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给予补贴。由于受现行垄断企业产品定价方式的影响, 这些资金的注入在形成垄断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同时, 也增加了垄断企业的固定资产, 进而形成会计核算当中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而这些折旧费要转变成企业的生产成本, 无形中就提高了产品的价格, 使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又买回了自己缴纳的税收, 却将利润转移到了部分垄断行业当中去, 变成了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来源。

第四, 对垄断行业监管不到位。

我国的垄断监管机构仍隶属于某一产业主管部门, 不能独立行使监管的权力。对某一行业的监管权力由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分享。同时, 我国法律对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表述, 没有赋予完全的、绝对的监管权力, 将监管权模糊地分散在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政府机构, 使监管职责不清, 加之信息沟通的成本以及协调的不顺畅, 使得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大大降低。此外, 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也使垄断行业的利益不断强化, 垄断行业的收入中隐含着不少无法计算的“灰色”收入, 而恰恰是这些“灰色”收入加大了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四、打破垄断行业高收入的措施

第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前提。应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目前我国大部分垄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由相关产业主管部门筹划控制, 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产业主管部门既是行业的裁判者又是经营者, 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经营的效率, 同时由于垄断企业受到行政权力的庇护, 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比其他行业更丰富的资源, 也间接形成了行业间竞争的不公平。因此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使政企分离,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规范行业秩序, 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从根本上将这部分垄断利润回归到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当中去。

第二, 加大垄断性行业内的竞争力度, 以促进竞争性业务领域健康发展, 提高效率, 给社会带来优质、丰富、价格合理的产品, 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例如电力行业中的输电、配电和售电环节, 应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行业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减少电力行业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

第三, 改变对垄断企业的价格管制方式, 加强对成本的监管和研究。可以通过增收资源占用附加税, 改变垄断企业以前无偿占有国家资源的状况, 这样可将企业的高利润转变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用于二次分配, 使所有国民的生活状况都得以改善, 这也体现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社会价值。

第四, 明确监管地位, 集中监管职能。我国监管部门目前在法律上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因此首先就要在法律上赋予监管部门明确的地位, 明晰监管权力, 将分散在各部委的监管权力尽量集中。只有监管部门拥有权威性的、独立的监管权, 监管部门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不受其他机构与部门的影响。同时为了防止监管部门发生“被俘获”的可能性, 要加强社会监督, 提高监管部门的透明度。

第五, 对垄断企业制定收入分配指导线。收入分配指导线既可以是弹性的, 即规定企业收入分配控制在某一范围内, 也可以制定最高指导线。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指导线也要适时调整, 以避免挫伤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 对薪酬也要实行结构性管理, 即将垄断企业的职工岗位在市场上找到与之相应的价格加以参考, 这样可以对垄断企业每一个职工的薪酬进行准确评定, 对工资进行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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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同时, 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社会上的不满心理也在逐渐扩大。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地区收入差距明显,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行业收入差距显著。

1.1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基尼系数法是目前国际上一种比较通行的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一般认为, 当基尼系数小于0.2时, 即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例小于20%时, 收入分配是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水平;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基尼系数除个别年份以外,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 整体上都处于上升趋势。

1.2 地区收入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政策上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被迅速拉开。各地区的经济呈差异性水平发展, 其中东部发展最快。我国年均增长率超过14%的省份均集中在沿海地区, 发展速度均显著超过了中西部省份。

1.3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比超过2.0, 在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36个国家的报告中, 大多数国家的该比例小于1.6, 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个国家超过2.0。而且, 这是在没有考虑我国农村地区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 若计算在内, 实际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1.4 行业收入差距显著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探讨一直都是研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一个重点, 特别是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中, 行业收入差距更具有突发性。各行业中, 电力、水、煤气的生产、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 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工资水平一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尤以国有垄断行业更为显著。

2 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本文从宏观政策和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出发, 针对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性和不可预见性, 给出了原因分析。

2.1 宏观政策的影响

(1) 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式是阶段式渐进发展的。在此过程中,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且各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这是我国的经济改革中的合理情况, 会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2) 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资源分配不公平, 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严重分化。长期以来的工业化建设战略, 通过对农产品的价格差, 剥夺了农业剩余, 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发展的资金。国家一方面通过统购统销扭曲了工农产品价格比值, 另一方面通过工农业快速发展导致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因投入不足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 缺乏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产业化进程缓慢, 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

(3) 政策导致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在发展中国家, 面对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两种经济发展模式, 往往选择的都是不平衡发展模式。由于国家政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 水平高;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资源涌入东部地区, 大大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进而, 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拉大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

(4) 国家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产业结构通过不断调整, 日趋完善。实现了由单纯依赖第一、第二产业到第二、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转变。但由于政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 东部地区投资充足, 工业化进程快, 专业化程度高,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农业现代化程度高, 居民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然而在中西部地区, 由于投资的不足, 工业化进程缓慢, 农业比重过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居民收入和东部地区差距明显。这些地区过分依赖传统农业和资源矿产, 甚至一些原有的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也在逐渐丧失,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拉大。

(5) 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加速两极分化。通货膨胀是指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导致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对于新增的货币, 政府会以各种方式使其进入流通过程, 而那些政府优先发展的行业, 如国有垄断行业会更早更多的得到这些资金。这种不公平的资金分配方式会加速两极分化。

2.2 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 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初次分配。

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这是增加人民收入,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前提。但是, 由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不足, 我国的市场发展环境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一是完善的公平竞争环境尚未形成, 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在分配过程中得不到充分保障,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二是要素市场的不完善, 导致了要素产权不能得以实现, 要素市场缺乏公平定价。三是垄断行业的存在, 这其中既有社会发展的需要, 又有人为导致的结果。垄断行业通过其特殊地位, 赚取的收入利润水平要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2) 政府职能的偏差和缺失, 使再分配的调节力度降低。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现实中, 政府很难完全合理的履行职能。在很多领域, 要么是管制太多, 要么是缺乏管理。没有考虑到各地区财政差异因素, 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 种类颇多且缺乏透明, 投向分散也没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不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

(3) 企业内部工资机制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现行的工资制度, 工资水平偏低, 工资增长机制僵硬, 缺乏制度性保障, 致使工资外收入膨胀, 且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工资结构设置不合理, 岗位绩效工资和年工资比重过低, 不能体现合理的工资级差, 这都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4) 个人因素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禀赋差异, 家庭背景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收入产生影响, 所以个人因素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在现代社会, 人们才会努力追求高学历、高职位。

3 对我国收入问题的对策建议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解决人民对分配差距的不满情绪, 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就必须重视解决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两个方面去阐明问题的解决办法。

3.1 宏观方面

(1) 坚持和完善国家收入分配政策。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兼顾效率和公平。各级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要坚持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在努力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同时, 要维护各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逐步缩小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

(2) 加大对农村的发展力度,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加速农村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建设, 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进而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怪圈, 促进城乡一体化。

(3) 平衡区域发展, 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为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应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坚持西部大开发, 提高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多层次、多角度促进中部崛起。帮助中西部地区吸引投资, 加速发展, 从而缩小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同时要继续推进各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尤其是中部地区, 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优势, 增强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加大科研投入, 提升企业的整体科技水平;鼓励高新技术的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 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4) 科学治理通货膨胀, 降低通货膨胀率。

减少阶段性经济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采用合理的经济手段,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增加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 调节供需矛盾。同时要控制货币发行量, 合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保障人民的实际购买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2 微观方面

(1) 规范产权制度, 使要素产权得以实现, 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归属清晰、保护严格的产权制度是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的前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保护各类产权及其流转通畅。同时为帮助农民致富, 应积极推动土地市场化, 保护农民对土地的自主权和实际产权, 提升农民在土地市场中的自主性。

(2) 完善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加强税收的调节功能, 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扩大转移支付受益范围。建立健全和我国现阶段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确定基本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水平。完善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比重关系, 协调社会各阶级的保障关系。

(3) 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工资增长机制, 监督不合理的工资外收入。加强政府监督, 改革财税体制。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监督权力的行使、规范政府行为、制止腐败, 有效管理公共资金。同时加强社会监督, 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和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

4 结论

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是由于我国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因素导致的。虽然不应该一味夸大其危险性, 但确实已经到了不容忽视, 需要解决的地步了。由于我国现行的分配政策, 收入差距在一定时期内会随着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逐渐缩小。只要我国继续平稳发展, 收入分配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而且只要政府坚持正确的路线, 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收入差距过于悬殊, 我国的收入分配也会逐渐趋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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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研究 篇9

(一)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3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二)地区间的收入不平衡十分明显

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4年东部地区GDP总量为95305.75亿元,占全国GDP的58.4%;中部地区GDP总量为40349.51亿元,占全国GDP的24.7%;西部地区GDP总量为27585.17亿元,占全国GDP的16.9%.与1978年相比,2004年东部地区GDP比重上升了7.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了4.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了3.8个百分点.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488元、313元和263元,东部是中部和西部的1.6倍和1.9倍。从绝对额来看,东部比中部和西部高175和225元,最高的东部也没有超过500元.2004年人均CDP东部为20080元,中部为9653元,西部为7653元,人均GDP最高的东部是中部、西部的2.1倍和2.6倍,从绝对额来看2004年人均GDP东部比中部和西部高10427元和12427元与1978年相比东部和中部与西部人均GDP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在扩大。

(三)行业引起的收入差距日趋突出

2000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4535元,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而在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四)不同群体之间差距逐渐拉大

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过低和过高都不正常.过低意味着极度平均,过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一般来说,基尼系数0.3为正常。我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二、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成因

(一)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一元分配格局被打破,多种收入分配方式的出现必然使收入分配产生差异.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成员自身的素质的差异。

由于社会成员在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使他们在掌握的信息、技术、知识,以及管理、经营能力呈现出不均衡,在竞争发展中创造的财富也不相同,由此引发他们的收入差距也相应扩大。

(三)可利用资源和条件的差距。

由于我国各个区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历史的因素、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及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差别大,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使分配不均衡。

(四)非正常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还有许多不完善、不规范的地方,使一些不合理的或政策性的非正常要素也参与了收入分配,造成个人之间竞争机会、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的不均等,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比如说税赋的不均等,垄断等等。

三、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经济,为个人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低收入人群大量存在。解决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就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每个社会成员可以从做大了的“蛋糕”中多分得一份。经济发展了,才能逐步吸纳城镇中的下岗失业人员,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个人收入分配水平,抑制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

(二)加强对个人收入初次分配基础条件的调控

要注意对教育资源分配的调控。国外学者的相关统计和研究结果表明,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民受教育程度不同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目前,我国各地的教育水平和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个人收入差距的根源性因素。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讲,大力加强教育就是要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教育状况,增加其受教育机会,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增强他们的就业和收入竞争力。要在进一步改善现有的总体教育水平的同时,更加重视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建立起健全的教育援助制度,农村的基础教育应逐步由中央财政负担起来。同时,还要重视加强培训的作用,培训是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另外一条途径,现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加强职业培训就是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三)要消除制度约束,保证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坚持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一方面,要从制度上政策上鼓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逐步增大按劳分配的分量。

(四)改革和完善政府调节的功能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和方式缺乏公平公正和统一规范。由于在初次分配的源头上较为混乱无序,二次分配的调节也很难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使分配方式规范化,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1. 健全税收调控体系。

目前我国直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比较少,个人所得税发挥着核心作用。它既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财税政策调节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所以:(1)应着重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2)制定更趋合理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3)改革个税征管体制,将征管权限划归中央。

2. 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二者对社会分配不公平的调节方面,前者的作用小于后者。当前,转移支付制度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财政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手段。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方面,国家财政可以通过规范和有效运用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和阶层间的转移支付有效调节过低收入。

3. 强化和规范政府职能。

第一,要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一个标准。第二,研究如何进一步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细化法规与税收财政政策。政府宏观调控,企业自主经营。第三,加强中央集权,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第四,邓小平提到的“先富帮后富”已经成为需要,因此,先富裕者应当顾全这一大局,政府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实施这一政策。第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重视提高成员生活质量,为经济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护农民利益我国收入差距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这种状况不仅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有严重化的趋势。对此,各级政府应该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考虑。相应地,提出几点建议:

1. 加快培育和发展更具开放性、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

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这是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办法。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抑城乡之间的工资率差异及相应的收入差异。通过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充分就业时间和单位劳动的工资率,这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战略考虑,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2. 加大经济社会城市化的步伐,尽早实现中国经济的基本城市化。

通过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行农业产业化、土地入股、城镇建设和移民安置等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实施,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基本的城市化。这是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

3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建没。

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问题探析 篇10

一、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终极目标,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早在1986年9月, 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 第一是发展生产力, 第二是共同富裕”[1]“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邓小平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 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可见共同富裕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邓小平坚持把人民利益标准与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相统一, 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紧密结合起来, 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3]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使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好起来, 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不发展生产力, 人民生活处于贫穷状态, 就不是社会主义。也只有实现了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才能站得住脚, 巩固下来, 并显示出优越性, 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以前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不够, 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人民生活改善不大。“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 从根本上说, 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没有饭吃, 没有衣穿, 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 生活水平下降, 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 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会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 发展很明显。”[4]邓小平广泛吸取国内外成功、失败经验教训, 做出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论断。

(三) “一部分人先富, 先富带后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为了发展生产力, 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紧紧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针对我国地广人多, 各地资源不同, 地区发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国情, 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 打破‘大锅饭’。”“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速发展, 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 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明确了先富带动共富的大政策后, 他又对如何实现先富、怎样由先富走向共富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首先, 勤劳致富既是先富起来的主要途径, 又是对先富者的基本要求。邓小平明确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其次, 合法文明致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前提。邓小平在提出允许先富之初, 就强调了先富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要遵循法制规范, 合法致富, 要符合道德要求, 文明致富。最后, 先富带动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邓小平认为:“第一, 先富能激励后富, 正确认识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 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人学习。这样, 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民,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第二, 先富要帮助后富。“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在帮助的方式上, 他提出通过税收政策支持后富, 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利税,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以及提倡先富裕起来的人自觉再办社会公益事业。

(四) 解放、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和保证

解放、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 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不能脱离发展生产讲社会主义。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社会主义才能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更不是共产主义。只有解放、发发展生产力才能为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我们纠正过去那种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态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论断。首先,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突出地体现出来, 甚至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产业、经济结构。其次, 在所有的生产力要素中, 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并且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科学技术已经不止由于其自身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而显得重要, 更多的是它已经对劳动者、生产资料等其他生产要素产生重要影响, 使得劳动的素质得以提高, 劳动工具更具效率, 改造对象空前扩大, 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生产活动。

二、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地区的居民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但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西部地区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 10个省 (市、自治区) 人口2.58亿, 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5个省 (市) 的人口总数差不多, 而两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80年是第1:1.87, 到了1999年年拉大到1:2.77, 目前这个比值仍在扩大。

2. 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1999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10元, 前者是后者的2.65倍, 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 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更大一些。

3. 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从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来看, 据资料显示, 在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中, 80%的储蓄存款被20%的少数高收入者所掌握, 另外20%的存款由80%的人所掌握。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 1998年则上升为2.35:1。这些人不到总人数的1%, 家庭年总收入一般在20万元以上。低收入者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早退休或内定退休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 因疾病、年老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者。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 到1999年底, 我国仍然有3400万农村贫困人口。由于近几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如其他因素, 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欠佳, 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多,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陷入了贫困状态。这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在1000万左右。这就表明, 我国目前城乡贫困人口有4400万以上。

(二)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1.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市场经济体制都有其内在的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生产者的激烈竞争中, 由于不同生产者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的差别, 必须导致那些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者被社会回报的大量社会财富, 那些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生产者被淘汰, 因而社会的贫富差距必然拉大。

2. 我国地域辽阔,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资源等方面地方原因,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存在着三个不同地带:

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 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点到面的发展过程, 这里的点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城市, 这些城市具有良好的先天经济发展因素, 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开放, 与国际接轨比较容易。加之国家政策的扶植和倾斜, 这些沿海城市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与这些开放城市比较接近的中部地区在开放的示范、带动下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仍然取得了成绩, 但是相对东部沿海城市说来, 发展速度、规模的差距是很大的, 人民的收入差距也仍然在拉大。

3. 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没有现成模式的。邓小平讲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 改革旧体制实行新体制期间, 旧体制的改革不一定彻底, 新体制实施的不一定完全合理, 还有许多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能修改、完善的地方。在这期间, 政治上层建筑也必定发生了相应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 难免出现一些政策的权利失真, 因而为社会提供了不公平竞争的可能。在诸如此类的种种原因中, 有的地方经济搞活了, 有的地方经济衰败了, 有的人富裕了, 有的人失业了, 贫富差距开始拉大。

三、正确对待共同富裕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

正确认识和对待在共同富裕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种种社会问题, 这对我们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我们应该认识到,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绝对不是“两极分化”。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人类这会历史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 两极分化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社会出现一个阶段, 为数不多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 能够作为“统治生产者剥削生产者的手段”无偿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同时, 广大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 除了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从而形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和积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向多数人集中和积累的两极。两极分化是收入差距过大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既有量的规定性, 又有质的规定性。从量的规定性来看, 是指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界限分明而又对立的两极;从质的规定性来看, 是指贫困阶层与富有阶层在财产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同时, 两大阶层之间形成深刻的矛盾和冲突,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于确定“极”的人数比重,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五等分法, 即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对比。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贫富差距程度的度量问题,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 越趋向于0, 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越趋向于1, 说明贫富差距越大。一般认为, 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 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 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过大, 0.6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 表明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 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据世界银行测算, 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无论是国家统计部门的基尼系数的测算数值, 还是其他调研机构的调查估计, 都告诉我们,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 总体上处于合理差距向过大差距过渡的过程之中, 更重要的是我国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的基尼系数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值, 所以, 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我国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违背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 我们还处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之上。

其次, 从共同富裕这个过程来看,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共同富裕不是全体社会成员同时富、同步富、同等富, 要求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以同等速度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 不允许有先有后、有快有慢, 这是对共同富裕的曲解。这种观念实践的结果, 只能是共同贫穷, 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这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事实所证明。

从全局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们并不反对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 但是有一个前提, 即这部分社会财富将在一定的时候用于帮助不发达地区振兴经济, 而并非私人无偿占有, 这也是公有制的优越性的一个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找到合理解释。而事实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卓有成效地将效率和公平结合了起来, 即在收入分配调节中, 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发挥市场作用, 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 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规范分配秩序的具体措施, 要求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第三, 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来看, 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服务的, 它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财产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这就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公有制企业, 全社会的绝大部财产收益都归国有。

第四,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人民政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在此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必然是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国家行为, 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

最后, 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些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认真对待, 客观分析, 结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潮流, 现已存在的贫富差距, 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采取有效措施, 不断调节和控制贫富差距, 切实防止两极分化。

摘要：本文结合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分析了当前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差距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39页.

[2]《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田克勤高等教育出版社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633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54页.

内蒙古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篇11

关键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原因；对策

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也深入剖析了引起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王彩霞和王堃（2012）认为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又有制度原因等等，他们分别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劳动者个体层面五个方面展开论述，而经济层面上的影响因素有：1.经济结构因子：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农民获得收入的方式主要是土地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脑力等技术含量高的劳动，这导致两者之间差距明显，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也进一步拉大了差距。2.产业结构因子：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短缺，本应大量吸纳劳动力，节省资本，可近年来许多企业却纷纷用资本代替劳动力，这导致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3.区域发展能力：从社会层面上讲，导致个人收入分配扩大的主要因素就是腐败。而制度层面则从分配制度和税收制度两方面展开讨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本身就会带来收入及分配方面的不均衡。

郭平和罗涛（2009）旨在将价值判断引入居民收入分配领域，尝试设计出用以评价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规范指数。他们指出意大利统计学家C.基尼在其1912 年发表Variabilita Mutabilita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一种不均等指数（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官方的、民间的以及其他国际中介组织测算的"基尼系数"往往相去甚远，在评价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时，一方面要肯定基尼系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求新的评价标准。把财产差别、个人能力的差别以及教育与训练的差别这三大因素作为价值标准来对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进行价值判断方面的探索。所以，部分学者单纯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未超过危险线为由，坚持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客观存在，但并不严重，只需重视不需调节"的观点应该更正了。他们认为：目前必须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整，"作为公平的经济正义"要通过国家的职能部门和各种组织机构得到制度表达， 现阶段的主攻方向要放在规范分配秩序和纠正不良的"市场外部影响因素"上。

陈卫东（2011）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财政政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来看，财政政策对于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宏观层面上分析财政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是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前者一般通过所谓的"涓滴效应"（tr ickle down effect ） 实现，而后者有时涉及直接干预收入差距的政策。此外，行使收入分配职能的宏观财政政策通常直接能影响到收入差距的大小。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从如经济增长的源泉是： 劳动供给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以及这些要素的生产率，这种生产要素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速度等来考察。从历史上看，任何时期如果劳动量和资本量的增加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则该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财政政策对这几方面都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通常认为财政政策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政府除了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调控整体经济活动总水平外，还经常运用一系列倾斜性、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手段影响个别群体、部门、产业的活动，这可以看作是微观财政政策，通常也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微观税收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缩小收入差距的微观税收政策是指政府在不改变税收总量的前提下，调节税种和某些税的适用范围以对收入差距进行调控。相对于微观税收政策而言，微观财政支出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直接且行之有效，其政策工具也更多。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和实施养老保险。鉴于财政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过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必须对财政政策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认识。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他认为，财政政策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政策选择。

郭飞和王飞（2010）则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初步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相适应，初步建立起微观自主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个人收入分配新体制。（三）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和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广大居民的收入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主要存在六大问题：1.权力寻租较为猖獗，黑色收入屡打不绝。2.部分垄断性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相当突出。 3.利润侵蚀工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企业中利润侵蚀工资的问题逐渐凸显，近些年来更有愈益严重之势。4.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低价出售公有住房助推城镇居民财产和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5.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新工资制度和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存在某些明显缺陷：就事业单位基本工资中的岗位工资而言，我国相关文件规定，只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才能进入专业技术人员一级岗位；就事业单位的非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来说，主要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是绩效工资的依据--绩效难以准确量化。其次是绩效工资的主要（或重要）源头--我国事业单位的创收项目和创收渠道尚欠规范。再次是我国不同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事业单位除外）的津贴、补贴名目繁多，差距越来越大。6.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显著扩大，全国的基尼系数逼近（或进入）危险区。为此他们指出改善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对策：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又好又快地发展中国经济。二.深化与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三.加强法制和党风廉政建设，强化管理与监督，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虽然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都能得出一些相通的结论：个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现状有：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大，劳动报酬分配太少，少数人收入受益大，少数人财产比重过大，国家储蓄增速过快。引起的原因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劳动报酬水平偏低、增长幅度偏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解决的办法包括：建立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矛盾，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加强法制建设， 大力惩治腐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扩张需求总量等。与此同时，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主线，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重点，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广大人民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改善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 王堃，王彩霞.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引发机理[N].企业导报，2012.

[2] 陆百甫.关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J].财经研究，2009.

[3] 李敏，赵菊扬.论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效应及改善[J].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

试析我国科技人员收入分配问题 篇12

一、我国科技人员收入分配简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 1995至2004年间, 尽管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行业的工资增长较快, 如2004年的工资比1995年增长了268.2%, 这与制造业、餐饮业、教育文化艺术行业相比增长要快些, 但是,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行业的工资起点低, 1995年被调查的4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为5553元, 而科技人员的年工资也只有6835元。

另据《中国统计年鉴》, 1978至1996年间,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增加15倍, 平均年增长率为18.9%, 其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为11.5%。其中, 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4.9%, 交通运输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6.4%, 餐饮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4.2%, 金融保险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7.8%, 房地产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8.5%, 社会服务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9.5%,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6.8%。增长最快的是社会服务业, 平均年增长率为19.5%,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年增长率却不高, 为16.8%, 两者相差2.7个百分点。

可见, 我国科技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其他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相比, 并没有什么优越性, 这与科技人员特殊的劳动地位并不相称。科技人员劳动地位的特殊性就在于科技人员的劳动性质和贡献比其他行业职工劳动特殊, 而且劳动过程中所承受的心理和生理的负担也要大很多。

资料来源:1996-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我国科技人员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不合理

在我国, 相当一部分企业或科研单位按学历和职称进行工资分配, 特别在有些国有科研单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一些单位用简单的工作时间来评价工资水平。这些不合理的衡量标准使得科技人员的劳动价值无法充分地体现出来, 进而影响了他们参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面对有失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 科技人员自然不会感到满意。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调查资料, 科技人员对分配状况的不满意程度为86.1%, 82.1%的人认为“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这说明他们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还有66.6%的科技人员对以职务职称为主进行分配的做法不满意, 认为这不能体现劳动价值。他们认为, 职务职称只凝聚了物化劳动在其中, 如何将物化劳动转变为活劳动, 并创造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还需要科技人员在具体的劳动中发挥其人力资本作用。而分配只有以人力资本的实际转化情况为标准才能充分体现科技人员的劳动价值。正是因为科技人员对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 所以, 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二) 科技人员的工资与一般工作人员没有拉开应有的档次

由于科技人员在进入劳动领域之前, 通常都进行了高于一般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使进入劳动领域之后, 由于要不断地进行高水平的知识更新, 并开拓新的科学技术领域, 仍要继续进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这就要求, 科技人员的工资报酬, 不仅要补偿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 使科技人员的收入首先反映从事科技劳动的生产成本, 而且还应按照市场规律, 高于一般物质资本投资的内在报酬率, 使科技人员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在社会经济领域, 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人员创造的劳动价值远远高于一般劳动者, 即其边际生产率远远高于一般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按照现代工资决定理论, 从需求的角度讲, 工资水平的高低, 是由边际生产率所决定的。既然科技人员创造了较高的生产率, 那么, 付给他们较高的劳动报酬也是应该的。因此, 在收入分配中要把科技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拉开应有的档次。

然而, 我国部分国有企业内部事实上仍存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和现有分配办法不符合科技人员特点的问题, 使得科技人员的收入与普通职工收入的差距不明显, 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收入与普通科技人员的收入差距不明显。而且, 我国国企科技人员的收入水平不仅与国外相比偏低, 与国内的三资企业相比也低很多, 因而许多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还是被国外大公司挖走了。当然, 有不少企业留不住人才, 是因为企业效益不好, 无力给科技人员高待遇。但一些效益较好的国企, 也留不住人才, 这就要找原因了。其关键就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没有打破, 企业内部存在攀比现象。尽管有些国有大企业人均年薪达到一两万元甚至更高, 也留不住人才, 因为科技人员的收入与普通职工相差不大。1978至1997年间, 我国有20万左右的人才流往国外, 其中不少是科技方面的人才。

三、对策建议

(一) 确定合理的劳动价值衡量标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资料显示, 在对不同企业的316名人员的调查中, 有6名人员认为应把简单劳动倍数作为科技人员的劳动要素价值的衡量标准, 也有6名人员认为应把工作时间作为衡量标准, 有21名人员认为应把职称作为衡量标准, 有24名人员认为应把学历作为衡量标准, 有44名人员认为应把同类人员市场价格作为衡量标准, 有107名人员认为应把产品市场占有率作为衡量标准, 有108名人员认为应把产品质量和创新作为衡量标准。由此, 我国国有企业科技人员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应当是以产品质量与创新、产品市场占有率为主, 辅以适当参考同类人员的市场价格、国际市场的价格、学历、职称、工作时间等。

(二) 完善科技人员薪酬制度

美国信息技术协会几年前调查显示, 硅谷一带人才短缺率高达10%, 估计有34.6万个职位空缺;在日本, 今后几年科技人才将短缺160～445万;在欧洲, 到2002年时, 网络人才短缺数量为60万人左右。可见, 在全球范围内科技人才是紧缺的。而由于高科技产业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 科技人才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骨干, 所以, 当前许多国家为争取更多的科技人才而展开激烈的人才竞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国有企业要想留住甚至吸引科技人才, 就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 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对原有的科技人员薪酬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众所周知, 我国原有的科技人员薪酬制度不包括年薪制和奖金津贴里的特殊人才津贴。而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 对科技人员实行年薪制或赋予特殊人才津贴。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使得他们愿意留在发达国家。为了调动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为了留住和吸引科技人才, 我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把年薪制和奖金津贴里的特殊人才津贴考虑到科技人员薪酬制度中去, 构建一个新的能够充分体现科技人员劳动价值的相对公正、合理的薪酬体系, 如图所示。

参考文献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劳动价值与分配新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

[2]卢嘉瑞, 等.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