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分配改革

收入与分配改革（精选12篇）

收入与分配改革 篇1

———对目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考

本刊评论员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 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 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同时又对搞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一、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放到首位

国民经济要发展, 需要相应的社会消费水平支撑。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受制于分配制度的公正合理性。分配制度公正合理, 消费、积累比例适当, 保证广大消费者有足够的可支配资金, 才能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相反, 积累过高、消费比例过低或是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而广大消费者手中无钱, 没有消费能力, 提高消费水平也会成为空谈。在这方面,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 我们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要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消费和积累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重消费轻积累, 把国民收入过多地用于消费, 积累不足, 没有足够的投入发展生产, 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不要说扩大再生产, 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 坐吃山空, 经济必然走向衰退;同样重积累而轻消费, 把国民收入过多地用于积累, 过分强调扩大再生产, 使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 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 居民手中无钱, 就会挤压社会消费, 出现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从眼前和表面看是重视发展经济, 实际上长此以往会由于消费受限而制约经济发展, 事与愿违。因为在国民经济整个发展链条上生产、消费、分配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任何一个环节失调都会带来整个链条梗阻。居民收入分配过低, 会带来市场萎缩, 市场需求不足又会带来供过于求, 影响可持续发展。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三要素中, 仅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出口拉动是不全面的, 也是难以持久的。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多次经验教训, 值得深思。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上, 目前我国比较突出地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明显存在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长期以来, 不少企业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把收入过多地用于基本建设, 追产量, 上规模,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年年涨, 消费比例年年缩, 人民生活被冷落, 有的企业几年中生产能力翻了几番, 而职工工资原地踏步。据有关专家测算,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实经济条件下, 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在20~25%比较合适, 可近几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在30%以上居高不下, 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广大低收入群体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和各种基金后能发到职工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实际是在下降。不少职工反映, 从国家统计报表看, 职工工资年年涨, 而且幅度也不小, 都在10%左右, 可我们手中可支配的收入却年年缩水。原因在哪里呢?一方面是统计工作上的欠缺。目前对居民收入的统计按平均收入计算, 由于少数人收入过高、增长过快, 而掩盖了广大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问题。为了真实反映广大居民收入实况, 建议统计部门对居民收入实行分类计算。在收入增长极不平衡的情况下, 仅靠这一个数字不能如实反映职工收入的实际水平。对一些高收入人群包括企业领导、高收入个体老板、名演员、名教授、各种明星大腕、大款和高收入行业等从广大居民中分离出来单独计算;另一方面要将职工的名义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开计算, 因为有些职工的名义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有的人工资表数字很大, 可是扣除各种基金、税金等后真正分到职工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确实不多, 有的人工资表上的收入5000元, 而实际分到手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 而到市场上消费部分只能是分到消费者手中的可支配部分。所以造成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明显的薄弱环节。如不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整, 消费水平过低将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中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家拿大头, 企业拿中头, 个人拿小头”传统观念的影响, 过分强调国家利益, 忽视民生问题。因为所谓大头、中头、小头只是形象的定性, 缺乏科学的数量界定, 加上受越左越革命思想影响, 认为大头越大越好, 使大头层层加码, 无限放大, 小头则被层层挤压, 越挤越小,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有的企业被国家把大头拿走, 企业把中头留够以后, 能分配到职工手中的小头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实行经济责任承包制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有的企业几乎把实现利润全部上交国家, 把企业留成和职工所得定比很小。有的企业在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分配定比是6:2:2, 有的是7:2:1, 有8:1:1。利改税以后, 有些企业情况虽有好转, 但随着税务制度的不断出台, 税种增加, 税率提高, 税负过重问题又把职工收入吃掉一块, 职工实际收入仍然提高很慢, 特别是一些弱势行业和困难企业, 由于税负过重企业和职工收入捉襟见肘。比如铁矿山行业, 由于税费比重过高使整个行业曾出现连续八年的全行业亏损, 不少企业不仅多年不能调整工资, 而且由于企业困难, 连职工低得可怜的集体福利也被挤占。有的矿山企业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每月仅发200多元的生活费维持生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居民消费水平偏低是多年欠账日积月累形成的痼疾, 而且从近年来的发展看不仅没有改善, 而是越来越严重。在去年上半年召开的全球智库年会上,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一位领导坦称, 2006年至今,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在1996年~2005年的十年间, 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中, 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70.5%下降到59.4%, 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而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 政府收入占比提高2.9%, 企业收入占比提高7.2%。这一发展趋势与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稳定为重的方针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必须改革。改革的重点要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控制企业收入、减少政府收入, 使三者之间比例趋向合理。这既有利于促进消费,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也有利于改善民生, 保障社会稳定。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兼顾效率与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格局中, 分配制度的改革应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按这个标准分析对照我们现行的分配制度, 应该说有成绩, 有进步,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成绩和进步是人所共知的。首先是通过多年不懈努力,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国民生产总值的蛋糕已经越来越大, 在近20年中已经连续实现两个翻番, GDP跨入世界三大经济体之列, 国力大大增强, 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 已经越过温饱, 奔向小康, 这方面的发展变化每个居民都感同身受, 从中受益。但是我们国家GDP虽然位居世界前列, 但由于我们是个人口大国, 蛋糕虽大, 人均不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偏低, 而且由于分配格局不尽合理, 带来国家、企业、个人分配比例失调和较严重的高低悬殊问题, 在社会财富中少数人占比较大, 广大劳动者收入增加较慢。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资本与劳动力分配比例不尽合理, 资本占比大, 劳动分配比例偏低。在这个问题上, 目前在经济界和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有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正, 有些人甚至认为经济要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人;增长手段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不是依靠劳动者;依靠精英, 而不是依靠职工群众;依靠强势而忽视弱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往往会只突出效率, 而忽视公正, 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百姓的正当权益, 因而使收入分配领域中两极分化、高低悬殊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国家税收日益加重, 使普通居民收入明显偏低。据有关资料披露, 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劳动所得一般占社会总收入的80% (包括人力资本意义上的管理劳动) 左右, 资本所得占20%左右, 而我国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劳动所得仅占40%左右, 资本所得占60%左右, 差距明显。以钢铁工业为例, 长期以来, 由于国家对钢铁行业职工比较关心, 职工收入不断增长, 但从近几年来的情况看, 无论是按总收入还是纯收入计算, 职工收入占比不仅明显偏低, 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测算, 200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17%, 2006年下降到4%, 2007年又下降到3.36%, 逐年降低;按净收入即实现利润总额计算, 200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占实现利润总额的比重为67%, 2006年下降到60%, 2007年下降到40%, 也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工作上讲, 由于前几年钢铁行业普遍重视了主辅分离, 减人增效, 又得益于这几年钢铁产品在高价位运行, 使钢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一直较高。但从分配政策上看明显呈现出两个特点: (1) 劳动者收入占比明显偏低; (2) 劳动者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这两个问题在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些上市企业, 不仅股权分工比例较高, 而且有的企业为了吸引资金, 互相攀比, 年年提高, 而职工工资却很少调整;又由于上市企业中存在劳动所得和股权分红两块收入, 而劳动所得占比较低, 资本所得占比较高的问题, 使职工收入高低悬殊的问题更加突出, 有资金入股的职工仅分红收入有的要高过无股权职工收入几倍甚至十几倍。特别是企业领导层中一般入股较多, 占比较大, 使领导干部不仅工资高, 而且分红多, 总收入要高出无股权职工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天平失衡, 过分强调效率效益, 忽视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分配格局中注重效率、效益是应该的, 不讲效率效益, 满足于大锅饭、铁饭碗就形不成竞争, 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 在工作环境多种多样, 客观条件千变万化的情况下, 过分强调效率效益而忽视公平, 不顾其它搞一刀切的做法又有失公正。在这方面过去在“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幅度不应高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原则流行多年, 影响较大, 应该承认在劳动环境、自然条件基本相同又无变化的情况下, 这个原则是对的。正常情况下, 劳动报酬应该与企业效益挂钩, 并要保持适当比例, 但现实情况是各条战线、各个企业条件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这样千篇一律的原则要应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现实必然会带来许多矛盾。使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工种、不同岗位之间在分配上就会造成差距过大苦乐不均, 而这些差距又不是由于工作优劣、贡献大小造成的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差距带来的, 形成社会分配的不公正。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目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正确处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比例关系, 通过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否合理, 对调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对象的利益分配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远远低于应得利益, 再分配比例偏高, 收取措施和使用上又存在不少问题。目前, 国家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时重点放在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对困难群众的补贴和社会保障上。主要限于补救贫困人群, 现有的政策干预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 还没有真正进入初次分配领域。但实际上造成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初次分配领域。所以, 解决分配不公的根本问题, 不是临时性地增加扶贫问题的财政支出, 而是要实质性地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般地建立公共财政, 而是要建立“民生财政”;不是一般地讲公共支出, 而是要讲“社会支出”;要讲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与行政支出的比例。造成初次分配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家对企业收取的税费偏高。近几年来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增幅都远远超过GDP增幅, 表明国家取之于民的增幅大大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是在逐年向国家倾斜。过去人们常说“国民党税多, 共产党会多”, 现在我们国家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历史记录。甚至已经超过有些发达国家。当然,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和调剂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适当有所增加是十分必要的, 但一定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收入的增加相适应, 过低或过高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过低容易形成因财政收入不足而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甚至影响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今国际上不够安定, 国内外突发事件频发, 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 通过税收适当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以增强国力, 保国家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过高, 即税负过重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弊端, (1) 会直接减少国民个人的实际收入, 引发民怨, 特别是像与国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免征起点过低, 使不该纳税的也要纳税, 最容易引发民怨, 甚至对国家政策产生反感; (2) 对企业所得税税率过高、征收面过宽, 不仅会过分降低企业职工收入, 而且会使一些实力较弱企业因税负过重而萎缩甚至停产倒闭, 从而减少国家税基; (3) 由于税负过重, 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体采取不正当手段、偷税漏税。经常听一些小企业主讲, 就现在的税收环境, 如果不折不扣地纳税, 恐怕要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陷入亏损, 所以能生存下去就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在税收问题上做文章, 从而引发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当然, 这些说法有些夸张, 但也非空穴来风。因此, 如果通过适当减轻税负, 扩大税基, 不仅是增加国民个人收入的需要, 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近几年来, 国家已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并初见成效, 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大力度。

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应该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坚持效率第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条原则无可非议, 也不能动摇。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坚持这一原则, 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打破大锅饭铁饭碗, 提高劳动效率, 促进生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承包制、计件工资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里所讲的效率应该是公平条件下的效率。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由于国情复杂、条件多变, 要真正做到公平条件下的效率第一, 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自然条件、历史环境、装备水平、资源状况等不可比条件实在太多, 差别又大。在这种环境下讲效率首先要具备公平的前提。以铁矿山为例, 同等规模的矿山由于资源条件的不同, 同一劳动者效率可以相差几倍到十几倍, 如果不分条件地按效率分配, 同等劳动付出所得也会相差几倍到十几倍, 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所以, 在讲效率第一的同时, 应该以公平为前提。这不是对“效率”的否定, 正是维护“效率”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再比如对于过去流行的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不应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的做法, 现在看来也应做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讲, 职工工资的增长应该与企业效益增长成正比, 并保持相应的比例关系, 以体现职工收入与对企业贡献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企业效益好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其中包括自然条件, 市场环境和装备水平, 绝非职工人力所能控制和左右, 如果单纯的以效益提高与否决定职工能否增加工资, 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企业在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不利时期, 有可能三五年难以提高效益, 有的还可能降低。这种情况并非职工工作没有做好, 而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利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企业都涨工资, 唯有这些企业三五年甚至多年不给职工增加工资, 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另外, 随着所有制成份的不断完善, 我们目前实行的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 不能强调一方, 而忽视另一方, 应使大家共同受益,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是正确处理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分配比例关系, 适当缩小分配差距。目前, 在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上存在的一个倾向性问题是对决策层即企业领导的工资奖励缺乏约束性, 或是约束监控力度不够, 自由度太大, 分配比例过高, 而执行层特别是普通职工收入偏低。有的企业领导层的工资收入相当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企业领导讲, 给领导层升工资, 由于人数少, 只有十个八个人, 增加多一点企业能承受, 而给普通职工升工资人数太多, 涨多了企业承受不起。因而有的企业领导的工资不仅年年升, 而且升的幅度又大, 特别是实行年薪制以后, 一升就是几十万元, 而企业职工几年不升, 好容易升一次, 每月增加一两百元。长此以往, 职工收入与领导层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 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有的企业职工与企业领导的收入差距, 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 甚至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不仅是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 而且影响干群关系, 容易诱发职工对领导的对立情绪, 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本着按劳取酬和合理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则, 根据职责范围、工作强度和贡献大小, 对企业领导、管理干部和普通职工制订合理的分配比例, 最高最低差距应控制在10~15倍之间, 其次要建立健全领导工资收入的监管机制, 企业领导工资不能由自己说了算, 而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制订标准, 并严格监督检查。再次是通过加强廉政建设, 控制和防止领导层和权力部门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

四是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收入的关系, 要在降低物化成本上下功夫。造成职工工资收入低的原因除了政策因素以外, 与目前成本增长过快、压力过大的经济形势也有一定关系。以钢铁工业为例, 目前增加成本的因素多, 增幅大, 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降成本, 其中降低活劳动消耗即工资占成本的比重也列入其中之一。所以如何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工资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首先应该承认, 降低工资占成本的比重也是降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降低工资成本的主要措施不是不给职工增加工资, 而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如果仅仅是靠不给职工增加工资来降成本很容易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职工收入长期偏低, 影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劳动效率难以提高, 难以挖掘物化劳动的潜力。而目前钢铁产品降成本的最大潜力恰恰在物质消耗上。物质消耗特别是资源、能源等大宗物料消耗约占总成本的80%以上, 如果能通过增加职工工资奖励, 把广大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投身到节能减排, 降本增效活动中来, 就会带来10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效益。所以, 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工资待遇, 并不是矛盾的, 做得好是可以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的, 这是积极降本增效的正确选择。企业在降本增效过程中重点是降低物化水平, 不能以降成本为借口多年不增加职工收入。

三、净化分配环境, 建立规范、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多种收入并存、增加收入方法多种多样的混乱现象, 在收入形式上有工资、补贴、津贴、奖金, 其中奖金又分为月度奖、年度奖、节约奖、超额奖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一些干部和特殊行业中又出现了固定收入、正常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等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的收入。既不透明, 也不规范, 应该加以治理和规范。

一是要加强收入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 严格监督管理。首先要深入进行垄断行业、高收入行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 特别是对这些行业中高管人员的收入既要适当拉开差距, 又不能搞上不封顶、无限攀高, 要完善监管办法。同时要打击取缔非法收入, 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 坚决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其次, 要规范上市公司的分配制度并搞好宏观调控;国家要为居民创造条件, 放宽政策使更多群众拥有财政性收入。

二是正确处理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与临时救助之间的关系, 坚持以正常机制运作为主。目前, 在提高职工收入, 解决职工生活困难问题上, 企业领导面临两种选择: (1) 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使职工普遍受益, 经常受益; (2) 对收入低的困难职工采取临时救助的办法, 包括节假日送慰问品、慰问金, 遇到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等等, 应该说, 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和相应的适用条件, 两种办法结合运用, 效果更好。但从长远看, 还是应坚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更为妥当。过去, 有不少企业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救助办法, 这种办法也确实解决了许多职工的临时困难, 使职工感到温暖。但因企业实力有限, 救助对象仅仅是少数, 又不能坚持经常, 受益面小。今后应该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的经常机制为主, 根据企业经济实力和效益增长情况, 及时地调整职工工资, 使全体职工普遍受益, 又能坚持经常化。当然, 建立职工工资增长长效机制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应通过调查研究, 听取多方意见特别是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后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定颁发; (3) 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

收入与分配改革 篇2

王赞新

改革开放来，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来，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回顾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线索，展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取向，对于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收入分配体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起点：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我国模仿苏联模式，构建了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这一体制及其体系的基本要点可概括为：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作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方式；在分配主体上，国家也就是各级政府成为执行社会产品分配的唯一主体；在分配层次上，排斥市场，实行集中化、计划化的分配模式；在分配原则上，坚持生产资料占有和按劳分配上的公平原则进而演化为平均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暴露出明显的弊端和不适应性，我国开始走上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道路。

主线：不断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呼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靠拢和逼近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传递到收入分领域，就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突破和创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突破和创新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论的历史进程。

由一元化分配方式向多元化分配方式逐步演进。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主要仿效苏联，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上世纪80年代，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多种分配形式，国家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作为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过去被看作剥削收入的生产要素收益终于取得了合法性。这既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逻辑结果。十六大进一步明确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标准是这些生产要素的贡献，并把这些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作为原则确立下来。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从原则上升为制度，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并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和深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突破，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成果。

由单一化分配主体向多样化分配主体深刻变革。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国家成为收入分配的唯一实施主体。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企业有了加强劳动组织和管理的动力，以利益机制激励职工努力工作，这样，企业逐步成为收入分配的实施主体。199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和其它生产要素市场，并允许各种生产要素自动流动。于是，劳动报酬数额不再完全由企业首先规定，应聘者既有权根据企业的报酬水平选择去留，也有权主动提出自己的报酬数量要求，还可通过双方协商或谈判达成一致的报酬数量，劳动者个人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按劳分配实施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实施演化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多元化主体。多元化分配主体参与收分配，不仅使得收入分配有了更为现实可靠的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人民主人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由单层化分配层次向多层化分配层次深入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易被禁止，不存在任何市场化的分配机制，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是完全由政府计划直接控制的计划化、集中化分配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下放初次分配权限，市场不仅是资源配臵的基本手段,也是进行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是显著的。然而，到上世纪末，在初次分配作用日益显著的同时，再分配环节对个人收入宏观调节的有效性逐步降低，政府二次分配作用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同时，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也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发挥极其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加强政府再分配功能，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层次，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展创新的重点。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明确提出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在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再调节的同时，我国慈善事业和非政府组织也逐步朝民间化、系统化、制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调节与再分配功能逐步显现。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我国在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层次化收入分配体系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由非均衡的分配原则向均衡协调的分配原则调整优化。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分配理论回避不了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搞得不是很清楚，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并导致“大锅饭”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大锅饭”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上世纪80年代，随着 “分配不公”现象的出现，十三大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兼顾效率和公平”。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且在当时作为一个颇有新意的提法而被人们普遍接受。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11月，十六大在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同时，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一直持续到2005年11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才淡出，由“更加注重公平”取代；到了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60多年的时间里，收入分配原则经历了从“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公平”，这样的认识和处理过程。这个过程与分配制度的改革一道调整和校正着分配关系，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

取向：进一步完善并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贯通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会朝着更为深入和具体的方向发展。遵循着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协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贯通的基本取向，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应围绕进一步完善分配方式、分配主体、分配层次、分配原则展开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完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为立足点进一步完善多元化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和分配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市场配臵过程中，生产要素报酬机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一是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要以制度创新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和流转制度改革，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二是要建立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机制。国有土地、资源和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在性质上是一种全民性资产，应该成为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之一。其资产升值、经营利润或股权转让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服务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构建国有资产收益分享机制，让人民群众分享到国有土地、资源和国企等国有资产的收益，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得到财产性收入，体验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既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也必定会对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和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起到最重要的作用。

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和促进劳资间合理分配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多元化收入分配主体体系。规范政府自身的收支行为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理顺初次分配关系，完善再分配体系，杜绝与公权力相关的腐败和不合理的收入，都依赖政府自身的改革与体制创新。要通过法律形式约束和规范政府收支行为，使政府及其部门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明确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以及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堵塞一切随意支配和使用资金的漏洞。同时通过强化监督增加政府收支的透明度，建立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政府收支制度及有效实施机制。促进劳资间合理分配，关键点在于去身份化的同工同酬制度，劳动力市场流动机制以及工会代表劳动方的代表机制，并逐步建立劳资工资协商制度。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尤其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协商主体的培育与发展、第三方协调机制的形成、中国特色独立工会制度等方面，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突破，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劳资双方的对等协商，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安全网和促推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多层化收入分配层次。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迫切需要重构社会保障的运行体系，将社会保障从目前零散的、分散的制度状态转变为系统的、完整的制度，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子项目“去身份化”的整合，打破城乡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一致，苦乐不均的局面，从而促进城乡统筹的形成，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互济性和再分配功能。以慈善捐赠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不仅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需要。它克服并弥补了第一、二次财富分配的不足，发挥着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无法替代的作用，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的慈善事业，其规模、机制和功能还远远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通过慈善立法、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加强慈善监管、打破慈善资源垄断、重塑现代慈善文化等途径，促推“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

收入与分配改革 篇3

国有垄断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收入增长过快，已经成为各方面高度关注的问题。这类企业的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其分配与企业财产占有呈什么样的联系，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国有垄断企业的财产权变动及占有主体分析

传统国有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不清，机制不活，效益不高，分配平均。通过30余年的改革，数量众多的国有中小企业已通过改制、出售、兼并、破产等多种形式，基本退出国有经济行列，而绝大多数国有大型企业则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转向了国有控股的公司制企业。改组为公司的国有企业不仅明晰了所有者代表人为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而且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成为“新型国有企业”。①

与传统国企比较，新型国企发生的最大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由非法人企业变成了法人企业，从法律关系上解决了政府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的问题；二是所有者代表由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担任变成政府指定的特设部门担任，从理论上看解决了“所有者缺位”或“所有者不到位”等问题。前者的改变与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所有者代表部门的明晰，对经营者和职工收入有直接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有多大，则要看新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比传统国企的约束增强了，还是有所减弱，抑或是两种情况均存在。要判断哪一种情况可能性大，必须从财产权利的具体行使分析。

理论界定义的财产权利，一般可以概括为社会认可的对物的或非物的控制权，这种权利是排他的，具有某种恒定性。财产权包括多种权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英美普通法就认为，“财产权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能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和阻止他人侵犯”②。我国《民法通则》对财产权利的解释与英美普通法基本相同，即“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类似的定义还有，财产权利是“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如所有权、继承权等”③。

然而，财产权利的一般定义并不否认财产权利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财产权利主体和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不同的产权制度。

从财产权利发展的历史看，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财产权利制度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原始的财产权利和现代财产权利有着很大差别。原始财产权利不是由法律规定的，它通过约定俗成或者武力保护形成，权利的界定并不严格，随意性很大，并且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一般集中于一个主体。霍布豪斯的《财产权的历史演化：观念的和事实的》（翟小波译）一文④，提到在实行粗放式农业的简单共同体中，有个人告诉旅行者说，“这是他的土地，那是他邻居的土地”。后来，这个陈述就被适时地印刷出来，最终进入一卷论述财产权发展的著作中，作为个人土地所有权的证据。而现代财产权利是由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财产权利可以分离出多项权能，现代产权制度为权能的分离创造了条件。

从财产权利的行使主体看，存在着私有财产权利主体和公有财产权利主体。私有财产权利主体自私有制产生后就出现了，它是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公有财产权利主体是一种共有主体，在早期社会中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在近代社会中则以集体和国家的形式存在。

从财产权利行使主体的层次看，现代社会的产权关系复杂化使财产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而且属于同一所有者的财产因实际占有、使用、支配的主体不同，使得不同主体也具有相应的财产权利。因此，财产权利的主体一般是统一的，但也可以分离。由于财产权利可以分为“终级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或所有权和经营权，或“法律上的所有权”和“经济上的所有权”等层次。相应地，行使财产权利的主体也有投资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所有者和经营者，所有者主体、占有者主体和使用者主体等层次的区别。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讨论得最多的法人财产权，就是从所有权中分离出一部分权能所形成的财产权利，是一种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财产权利束中，法人实际拥有除“终极所有权”或“法律上的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

为此，刘诗白认为，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表现在企业层面上的根本问题是：政府把资产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集于一身，即实行“大一统”的国有制，作为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者的企业则没有应有的对资产的支配权和收益占有权，由此成为政府管理机构的附属物和按指令办事的车间⑤。在此后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我们根据产权理论对财产权利进行了拆分，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将其所有权赋予不同主体来行使。然而，无论是早期赋予多个政府职能部门行使，还是后来赋予政府特设部门国资委行使，只是具体代表者的改变，法人财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分配，都在由经营者集体决定，经营者实质上占有了国有资产，拥有较大的资产支配权，使他们能够在决定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这一初次分配中，有条件向劳动倾斜。因此，如果所有者代表的监管放松，不仅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收入会控制不住，甚至资本收益也很难兑现。目前被广泛诟病的国有企业不分红和少分红的问题，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证。

二、国有垄断企业的财产占有方式对收入分配的约束力

国有垄断企业所有者代表主体落实后，所有者权益能否得到更好的保护，经营者和职工收入能否受到约束，关键要看现有的企业财产占有主体与传统国有企业的占有主体有无根本区别。

实际上，从无明确的所有者代表人到有明确的所有者代表人，只是解决了国有资产监管责任这一公权力如何具体落实的问题，主体作为受所有者委托监管财产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相对于所有者而言，所有者代表与国有资产的具体占有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无非是再增加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而已。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过去的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主体相比，在许多方面都相同，如两类所有者代表都是政府设立的机构，运行的费用都由财政统一拨付，机构中的雇员都是公务员或者准“公务员”，国有资产经营的好坏，与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直接损益关系。无论是这些机构还是所有雇员，都只能承担管理责任，不可能承担资本损益责任。其差别只是，一方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机构，有明确的可以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权力、履行出资者职责和国有资产监管责任的专门法规如《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国资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明确，解决了国有资产依赖行政和政策进行管理所导致的制度性缺陷多、决策的随意性大、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资产监管职能冲突等问题。另一方面，新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相对单一，可以专注国有资产管理，安安心心做股东，既解决了过去有关政府部门在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能时同时要兼顾履行其他行政职能而造成的几种职能发生冲突的问题，也解决了政府职能部门履行职能太多，没有更多精力投入资产监管的问题。

既然只有这种与财产利害关系无直接联系的差别，那么国资委行使的是一种公有经济权力，其具体的承担者是政府官员和管理者，他们的利益多寡与权力运行的结果没有明显相关关系⑥。理论上讲，监管机构和人员能够做到极致的，最多像所有的投资人那样，全力履行监管职责，防止财产的占有和使用者侵占投资人的权益。但如果这些机构和人员没有完全履行监管职责，也不会有大的损失，还不排斥存在着“偷懒”甚至“合谋”的情况。相应地，对国有资产占有和使用者监管的力度，将在类似所有者的严格监管到类似财产局外人的责任监管之间波动，没有人能够肯定所有者的财产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依此类推，所有的国有资产经营，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再从国资法确定的各级法律主体关系分析，作为委托人身份的政府也只是代表国家在作为出资人履行职责，同时又是以一个委托人的身份，委托国资委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国资委在这一层面上只是作为一个受托人，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的职责，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具体机构。显然，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行使，是通过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实现的。在这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链条中，所有者的权益衰减，占有和使用者的权益相应增强，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些结论在过去关于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讨论中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证和揭示。

财产权利的配置特点和内在权利约束决定了在新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中，经营者集体对公司财产具有很大的支配权，它可以在收入分配上拥有较大自主权。尽管国有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不仅受到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监督，而且也受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最主要的方法是早已在国企中普遍推行的“工效挂钩”，通过这种办法使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保持合理关系。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央企业2009年度工效挂钩工资清算及2010年度工效挂钩方案申报工作的通知》（国资分配[2010]216号）中，明确工效挂钩企业总体上坚持既负盈又负亏的原则，2009年经济效益下降的企业相应核减工资总额，切实建立健全工资能增能减的激励约束机制。但是，工效挂钩中企业用于收入分配的数量，不仅受到垄断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工资基数的影响，还受到监管人的监管是否有效和严格的影响。工效挂钩的前提是企业处于比较充分的竞争市场中，但实际经营的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利润是有较充分保障的，每年经营结束后根据效益核算的工资总额，一般只会做加法而不会做减法。尤其是一些资源独占和政策独享的企业，每年的利润都很高，与之挂钩的工资总额增长必然就很快。2011年，不少银行的人均年收入超过20万元，高的达到近40万元⑦，尽管银行负责人否认高额利润是由其垄断地位获得的，而与银行业的经营周期有关，但利差由政策规划，投资进入银行业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其次，实行工效挂钩的工资基数，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与监管部门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企业经营者一方无疑占有了谈判的主动权，确定的基数将有利于经营者。第三，监管主体对企业的监管，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存在着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在监管不严或无法有效监管的条件下，企业将利润转福利，让补贴进入成本的办法很多，这就规避了工资总额的限制，无形中扩大了经营者的职工收入。在一些国有垄断企业中，通过非工资、奖金形式发放的收入，甚至超过工资和奖金本身。

确定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的另一个常用办法是国有企业自主决定工资总额，即按照企业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工资增长指导线，通过工资集体协商，自主决定企业工资总额。

三、国有垄断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与路径

既然国有垄断企业现有财产占有方式会导致“内部人控制”，进而导致经营者和职工收入的过快增长，因此不能将这类企业的涨薪看成“企业内部的事”。收入分配改革就要从企业产权制度和收入监管制度的改革去推进，大的方向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改变财产占有方式，将其限制在使用范围内，进而削弱经营者的资产支配权；要么改变分配方式，通过行政管理办法去控制经营者的收入分配权利。由于前者涉及到我们对基本经济制度作用的认识等深层次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涉及到公有经济权利如何运用才能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等，这方面的讨论过去虽然已经有许多成果，近期又在继续做深入的反思和探讨，但预计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突破。因此，笔者在承认现有财产占有关系不可能有效约束收入过快增长的前提下，将合理设计收入分配的办法作为讨论重点，以国有资产控制关系的社会化思路来解决。

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是政府代表公众赋予的，这些企业承受的市场经营压力相对更小，在经营者收入和职工收入的确定上，应当以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为基本参照标准确定，并在此基础上与经营效果适当挂钩，同时对挂钩的上下浮动幅度再加以限制。经营业绩好的可以比平均的工资水平高出一定幅度，但决不应当是平均线的倍数。因为前面已经反复提到，国有垄断企业的经营业绩，不完全甚至不主要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它与垄断地位和政策因素关系极度密切，给予一定幅度的鼓励，主要是促使经营者如何充分利用垄断地位提高效益。而在经营业绩未达目标时，对其惩罚也应当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履行一个资产管理者的责任，在体现政府运用国有资产调控宏观经济和服务广大群众的要求，有的经营活动或在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赢利。同样对于职工收入，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上下浮动。

国有企业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挂钩，只是确定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收入的参考基数，在具体实施中会不会出现失控，还需要有其他措施的介入。目前国有垄断企业实行的“工效挂钩”办法和按照当地的工资增长指导线自主决定工资总额的办法，本来可以将工资总额控制在一定范围。然而在实施中，几乎所有企业的工资都并非按绩效考核指标和工资控制总额发放的，突破工资总额计划较大幅度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还有大量的未纳入工资总额统计范围之内的工资外收入，累积起来超过工资总额计划的问题更为突出。过去几年，有关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高低工效挂钩的浮动比例，规定企业不得擅自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的企业缴存比例，不准多发奖金、津贴，不准多提养老保险金等，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有人认为，除了行政垄断、所有者缺位两个因素外，政府监管不力也是导致垄断行业高收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政府监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选择⑧。

借鉴过去30年的改革经验看，通过引入非国有投资人持股的办法，让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受到一定监督，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途径。但这一办法在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中，由于不便于吸纳非国有投资或者容许吸纳的非国有投资比例较小，非国有投资者在参与公司治理中，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不能起到约束收入过快增长的作用。对国有垄断企业收入分配的监督，更多地要靠政府有关部门，尽管有许多的政府监管办法不是“一劳永逸”和非常理想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收入增长过快。如已经实践过的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加强财政、审计、劳动等部门对收入的监督，防止企业虚报业绩，或者增大成本，再通过各种补贴、福利等方式增加职工收入。还有一个途径是将垄断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置于人大或全社会监督之下，让广大群众对国有垄断企业的职工工资和福利、产品成本和价格、财务会计、劳动人事等各方面，都有知情权、管理权、监督权⑨。从长远看，这种办法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途径。

注释：

①参见金碚，黄群慧：《“新型国有企业”现象初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6期。

②【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转摘自马俊驹等：《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③《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114页。

④该文原载 Property： Its Duties and Rights,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pp1-33。

⑤刘诗白：《刘诗白经济文选》，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版。

⑥廖进球：《关于完善公有经济权力约束机制的思考》，《财政监督》，2009年第7期。

⑦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此作过专门报道，在梅爱冰等人撰写的《我国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状况分析》一文中（《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列出了在2007年的7家上市中小银行人均收入数据，低的为21.22万元，高的达到42.08万元。

⑧潘胜文：《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形成机理分析及改革思路》，《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⑨朱妙宽：《加强对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宏观调控》，《唯实·经济探讨》，2007年第8-9期。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马俊驹，等.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1）.

［4］课题组.产权制度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J].经济研究参考，2003，（10）.

［5］梅爱冰，潘胜文.我国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状况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1，（4）.

收入分配改革与财税法制创新探讨 篇4

1 我国当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现行分配制度急需改革

首先,我国是人口大国,拥有差不多14 亿人口,虽说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是由于个人天赋不同及受教育条件不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财富,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因此,相应地其获得的收入也就不同。其次,即便两个人的收入相同,但由于他们所要负担的义务不同,所以自行支配的收入也就有所区别。再次,有些人因为身患疾病或遭受意外等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没有工作自然也就没有收入,只能靠政府的救助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生活水平较之以前,直线下降。

1.2 我国收入差距较大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东西部之间、城市乡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高收入人群虽然数量少但却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财富,相反,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依然面临着困难的生活。2016 年1 月19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0.40。很显然,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了。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我国的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各种社会问题会不断涌现,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2 财税法调节分配功能

2.1 财税法和公平分配间的辩证关系

财税法中的很多条款都体现了分配的公平性,如平等性原则,涵盖了形式及内容公平两方面的内容。财税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因此必须好好地加以利用,并想办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

2.2 财税法的制度构成

财税法的价值目标及功能特征是由自身的体制结构决定的。财税法除了具备普通法律条文所具有的一般性构成外,自身还有着特殊的构成。就一般性构成而言,其凭借对参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若干主体展开权利、义务、责任等的分配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整体而言,财税法的制度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具体而言,就是以财政基本法为核心,将财政预算法、支出法、平衡法等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专项法律。财税法在推动经济发展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收入分配改革和财税法制创新探讨

3.1 合理处理国家及民众间的关系

国民关系是各个政府都无法规避的政治问题,自封建时期伊始,政府就非常重视“以民为本”的统治思想。显而易见,在处理国民关系时,必须将民众放在第一位,国家的管理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就公平的公平性问题而言,“民富”是最重要的,因为“民富”才能实现“国富”,“民富”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及确保社会的稳定,因此,居民收入的分配也应该秉持先“民富”再“国富”的原则,转变传统的将国富放在第一位的观念。当然若想更好地改变这一看法,必须改革财税法,使其具备更加强大的调节功能。政府应当积极地构建完善的财税法机制,凭借限定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前提条件、现实标准、具体流程及法律责任等手段来恰当地分配居民的收入,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为国家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及条件。

3.2 合理处理中央及地方的关系

就我国的政治制度而言,处理好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央及地方的财税关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财政权的纵向控制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财税法应秉持均衡权力的原则,选取合理的财政权限设置方式,下放相应的财政权力,使财政收益权及支出义务尽量协调,收益权应该积极地向中央政府靠拢,当然立法权也是归中央政府所有,只有处理好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解决居民收入不均衡的问题。

3.3 合理处理贫富关系

目前,我国的贫富问题涵盖了两方面的内容,即贫富差距及贫富分化问题。因此,若想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努力防止两极分化,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水平。如果完全放任市场不加管理,那么那些没有技术及能力的劳动力将无法获得相应的收入,因此,若想合理地分配收入,政府的积极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一定要依托财政方式来协调居民的收入问题,尽量实现公平分配。此外,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等税种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发挥财产税法的调节作用,改变传统的征收方式,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来实现分配收入公平,避免因收入差距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4 结语

收入分配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下最亟待处理的问题,其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以及其法制不健全有着很大的关系。政府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加大分配的调整力度,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分配的公平性。

参考文献

[1]常静.论收入分配改革视角下财税法制的完善[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3.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篇5

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的战略部署，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扎实基础。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通过促进发展、深化改革来逐步加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城乡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断改善过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营，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坚持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国务院

2013年2月3日（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深入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不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践证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总体相适应的。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彻底取消农业税，大幅增加涉农补贴，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扶贫标准大幅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持续提高，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

同时，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这些问题的产生，既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阶段性特征，也与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等直接相关。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一些领域分配不公问题，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举措；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处理好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发展条件差异大，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在深入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通过促进发展、深化改革来逐步加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城乡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断改善过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二、准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1.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主要目标。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

——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三、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创业规模，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机制。

3.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大力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和公益性岗位、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完善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借鉴推广公务员招考的办法，完善和落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在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分级分类的公开招聘制度，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4.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新增财政教育投入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认证体系，规范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提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5.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研究发布部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到2015年，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逐步解决一些行业企业职工工资过低的问题。落实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研究出台劳务派遣规定等配套规章，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

6.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对非国有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7.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抓紧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8.健全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创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励企事业单位对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分配政策，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岗位分红权激励等多种分配办法，保障技术成果在分配中的应得份额。完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贴制度。允许和鼓励品牌、创意等参与收入分配。

9.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

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严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10.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11.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无偿或低价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

12.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机构编制总量只减不增，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全面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

13.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严格规范教育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普通本科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逐步提高补助标准。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补助。切实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当地中考、高考问题。

14.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

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依法做到应收尽收。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

15.改革完善房地产税等。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16.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十二五”期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推进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健全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

17.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和待遇水平，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十二五”期末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医保基金支付水平达到75%以上，明显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现统筹区域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逐步增加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18.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十二五”期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按质量标准完成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1000万户以上，实现全国游牧民定居目标。

19.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健全城乡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孤儿集中供养，建立其他困境儿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20.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简化公益慈善组织的审批程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利润总额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扣除。加强慈善组织监督管理。

五、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1.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22.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新增农业补贴向粮农和种粮大户倾斜。完善林业、牧业和渔业扶持政策。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细化和稳步扩大农村金融奖补政策。

23.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4.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努力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二五”时期，对240万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异地扶贫搬迁;按照人均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到2015年扶贫对象减少8000万人左右。

25.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六、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基础工作，提升技术保障，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6.加快收入分配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出台社会救助、慈善事业、扶贫开发、企业工资支付保障、集体协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及时修订完善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税收征管、房产税等方面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完善财产法律保护制度，保障公民合法财产权益。

27.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将拖欠工资问题突出的领域和容易发生拖欠的行业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完善与企业信用等级挂钩的差别化工资保证金缴纳办法。落实清偿欠薪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欠薪制度、保障工资支付属地政府负责制度。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

28.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各种津贴补贴和奖金发放行为，抓紧出台规范改革性补贴的实施意见。加强事业单位创收管理，规范科研课题和研发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严格公务招待费审批和核算等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职务消费，规范车辆配备和使用、业务招待、考察培训等职务消费项目和标准，职务消费接受职工民主监督，相关账目要公开透明。

29.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对隐报瞒报、弄虚作假等行为，通过抽查、核查，及时纠正，严肃处理。继续规范领导干部离职、辞职或退（离）休后的个人从业行为，严格按照有关程序、条件和要求办理兼职任职审批事项。

30.严格规范非税收入。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项目，收费项目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31.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围绕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堵住获取非法收入的漏洞。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行为。深入治理商业贿赂。加强反洗钱工作和资本外逃监控。

32.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大力推进薪酬支付工资化、货币化、电子化，加快现代支付结算体系建设，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推广持卡消费，规范现金管理。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全面推行公务卡支付结算制度。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银行、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信息资源，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完善个人所得税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城乡住户收支调查一体化制度。

七、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33.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纳入日常考核。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监督检查，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4.突出重点，强化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与国有企业、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相关重点领域改革有机结合、协同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鼓励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收入分配改革收官等 篇6

本刊讯 近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公开表示，有关方面正在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并争取在年底之前对外正式发布。

记者从多方渠道获悉，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核心内容是，按照“提低、扩中、调高”基本思路，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未来收入分配改革将以提高“两个比重”为大方向，具体的措施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

加大投资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

本刊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日前在谈到未来商务工作时表示，商务部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统筹国内外市场，努力实现出口和消费稳增长多增长。对于扩大内需，他提出，突出信用消费、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加大对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的投资，鼓励民间投资进入流通领域。

对于发展流通，将优化网点布局，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创新流通方式，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推动农超对接、农批对接等。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推广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中部六省城拟共搭农业信息平台

本刊讯 近日，武汉、长沙、太原、郑州、合肥、南昌六个中部省会城市共同签署“加强农业信息交流，促进农产品销售”的合作协议。协议中提出，中部六省省城将加强信息交流体系的建设，定期交换农业经济发展数据和重要政策文件。根据合作协议，中部六省省城将探索及时交流、发布当地种植计划、市场需求、价格水平等信息，搭建一个区域化的信息交流和发布平台，引导农户错时种植、错峰交易。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 篇7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社会, 或者就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只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和谐才能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则成为了社会整体和谐的基础。为了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就必须要协调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关系, 而经济关系和谐的核心则是经济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收入分配关系的和谐。因此, 收入分配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环节。

2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劳分配, 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制度的科学预测, 是社会主义分配发展的方向、原则。根据中国国情,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现阶段的收入差距问题, 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中发生的, 主要表现如下:

2.1 地区之间存在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不断地高速增长, 所有的地区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广大的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滞后。东、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同时也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差距, 其中东部收入差距最大, 1980—2004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8.8%, 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7%和16.8%。

2.2 城乡之间存在收入分配差距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确实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 但是先富的带动和帮助作用并不明显, 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地理位置、历史条件等差别, 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 形成阶层鸿沟, 造成社会失衡, 不仅严重影响城乡关系, 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 而且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2.3 行业之间存在收入分配差距

马克思设想, 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所有, 在此基础上进行按劳分配。而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 生产资料所有制状况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行业收入差距及其扩大, 除少数因素如新兴产业等以外, 主要是由行政垄断所引起的, 现行的国有企业工资管理制度中, 在经济效益中没有剔除垄断收益, 缺少规范的垄断利润上缴机制, 没有形成针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方式和手段。

2.4 个人工资构成不合理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收入分配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性就是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以劳动作为唯一尺度, 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目前国家、企业和个人分配关系不够协调, 资本所得偏高, 劳动所得偏低, 使“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原则边缘化, 这样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 实现收入分配与社会和谐的统一

站在“十二五”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需要结合时代的实际, 不断深化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认识, 树立正确的理论观念, 准确地认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探索构建符合和谐社会理念的收入分配制度。

3.1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国家应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步伐, 加大政府在这些地区的政策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力度, 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加强中西部城市群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建设, 发动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 优势互补, 加强合作, 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人们的收入增长, 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3.2 着力提高农民收入, 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 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应该消除政策性因素, 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 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地区农业,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实现城乡一体化。

3.3 有效规制垄断, 调节行业收入差距

市场竞争是影响人们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垄断使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扩大转移支付, 强化税收调节, 打破行政性垄断, 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 创造机会平等, 治理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加强对劳动者薪酬的宏观管理, 有助于实施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最终缩小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相对财富公平分配。

3.4 强化制度保障, 实现收入良性增长

为了保证必要的社会公平, 国家需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调整和规范国家、 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并确保他们的劳动报酬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提高, 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收入与分配改革 篇8

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最有效、最直接、最主要的形式, 也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个人所得税, 是以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 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设置的一个税种, 最早于18世纪产生于英国, 到20世纪,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个人所得税。在有些国家, 个人所得税是主体税种, 在我国, 个人所得税属于第四大税种, 有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近年来,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显著。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相对集中现象, 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于此,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二、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理和参与调节的必然性

市场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但由于在分配上是按照要素的质量和多少进行分配, 往往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 从而影响社会协调和稳定, 进而损害效率。为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 政府可以采取多种财经政策, 而税收政策作为其中之一, 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通过税收手段, 不仅规范性强、形式简明, 而且有相应的管理手段作保证。就调节个人收入的税种而言, 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等均有调节功效, 不过比起其他税种, 个人所得税最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调节力度也最大。一方面, 个人所得税直接对纳税人的货币收入征收, 另一方面, 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制度, 在累进税率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 个人所得税适用的边际税率不断提高, 从而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税率征税, 而对高收入者则按较高的税率征税。这有利于改变个人收入分配结构, 缩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实践表明, 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直接税, 因其不易被转嫁, 更能很好地发挥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故其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罗宾汉”。我国不少学者通过研究, 也认为个人所得税政策工具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均等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 个税参与收入分配调节具有其必然性。当前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 已经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治理收入分配不公势在必行。收入的再分配只能通过直接税来实现, 作为一种主要的直接税, 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最强, 被广泛认为是可以矫正不够公平的初次分配的有效手段, 要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实, 必须有效发挥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功能, 以逐步实现公平收入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和谐, 这也是市场经济下我国财政政策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1.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1980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 迄今已有30多年的征收历史。30多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累进税率等征收标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对个税税法进行了三次较大的修订, 将个税免征额从800元逐步调增到1600元、2000元和3500元, 将工资薪金所得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缩减至7级。从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效果和社会反响看, 个人所得税在居民的收入分配调节、促进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差距扩大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历史短, 与西方国家200多年征收历史相比, 我国个人所得税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征管等方面尚存在诸多不足, 没能发挥出理想的调节效果, 其主要问题如:个人所得税收入来源高度不均衡, 工薪所得税负比重过大;征管信息缺失, 隐性收入征管难, 无法掌控高收入群体的多样化收入;资本所得未得到有效调节;公民的纳税意识薄弱;没能体现对弱势家庭的照顾等。这些问题表明, 目前的个税改革已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亟需调整。

2. 个税改革方向。

收入与分配改革 篇9

关键词：国有企业,收入改革,职工工资

最近, 社会公众纷纷热议新一轮收入改革方案, 其中引起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即为国企职工收入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来是人们讨论的重点, 国内大量的文献也大都指出国企工资收入高于非国有企业, 矛头纷纷指向非市场性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现象?收入改革是不是一定要降低国有企业平均职工的工资?提高社会平均收入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如何才能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地构筑企业工资制度呢?

对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这点, 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均有共识, 并无异议。对于为何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 学者们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假说。林毅夫等 (2004) 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注重社会和政治目标, 因此需要更高的工资水平来提供激励。姚洋等 (2001) 从企业对经济效益与追求利润的角度阐述了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成本约束, 从而更加注重控制人力资源成本的结论。而钱颖一 (1999) 则更加重视制度性因素如所有者缺位与委托代理等问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这些理论假说对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一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 究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哪些不同而产生这些影响呢?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学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视角, 这些视角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并进而得出可供利用的政策建议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如果假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并且假定企业可以自由地雇佣职工, 那么平均来看, 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应满足其边际劳动产品价值等于其单位工资。而管理者收入的决定与普通职工有所不同, 其工资主要来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 这主要取决于其管理水平 (科斯, 企业的性质) 。因此, 考察工资收入应从两方面考证, 即企业的利润来源与职工 (普通职工与管理者) 的人力资本积累。

如果放宽我们的假定,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企业的利润可以界定为企业所追求的目标。由于国有企业, 更进一步来讲, 在我国经济领域处于战略性地位的国有企业, 其追求的目标除了企业利润外还有着提供公共物品或满足其他社会目标。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假定这类国有企业所创造的或追求的利润高于其他企业。从而可以推定, 这类国企所提供的职工工资水平要高于其他企业。陆正飞, 王雄元, 张鹏 (2012) 的研究恰好揭示出了央企职工工资高于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大多为具有国家经济和安全战略性重要地位的企业, 掌握了更多政治和经济资源, 因而能够获得更高效益, 并且其经营目标更多为政治目标而非经济目标, 因而更可能发放更高工资。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更偏向于市场化主体, 尤其是在地方政绩竞争的局势下, 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可能更注重经济效益、更注重人工成本的控制。

当然, 关于什么样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战略性地位这一问题属于政府需要界定的事务, 在划定过程中毫无疑问要触及到行政垄断。在实证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 发放高职工工资的国企背后经常有垄断力量的出现, 而这些垄断行业是否应该被界定为战略性地位, 其工资水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合理成分, 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岳希明等 (2010) 通过对2005年城镇就业人口的分析指出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50%以上是不合理的, 这一不合理因素主要是行政垄断造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企业的利润与工资水平和其规模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多有一定的规模, 而其所考察的样本则不仅限于上规模的企业层面, 因此有理由认为其数据有一定水平的高估。但总体而言, 垄断行业在收入水平上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合理。邓伟, 叶林祥 (2012) 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考评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差异, 指出当前我国金融发展整体上拉大了国企与非国企间的工资差距, 同时国有部门对非国有部门存在利润抽取机制, 而这种抽取机制主要是由于垄断行业中的国企所致。他们认为, 以上视角主要从企业层面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利润差异来源。从微观的视角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 人力资本差异究竟在这一差异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张车伟与薛欣欣 (2008) 从这一角度出发指出在高人力资本即教育水平高的员工中,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并无明显差异, 甚至于国有部门略低于非国有部门, 在低教育水平的员工中, 国有部门普遍高于非国有部门。陆正飞等 (2012) 按股权性质进行了对A股上市企业进行了分析, 进一步得出非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4.20万元显著低于国有企业的4.59万元, 非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平均工资4.04万元显著低于国有企业的4.51万元, 非国有企业高管平均薪酬16.50万元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15.94万元。可以看出, 企业高管高收入这一现象并非国有企业独有, 国有企业体制更多的是保护了低教育水平的员工, 这类员工普遍属于收入较低阶层。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相对于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收入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一问题而言, 更加突出的问题在于整体而言低收入职工工资过低。

上文已经指出, 普通职工工资更多地取决于其边际劳动产品价值, 边际劳动产品价值取决于边际劳动产品与产品的市场价格。高管工资相当部分来源于交易费用的节约。因此, 要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成果, 我们需要从以下角度来分析。

首先, 考虑普通职工的边际劳动产品问题。有理由相信, 普通职工低收入更多的原因在于其边际劳动产品过低 (从竞争行业的普通职工低收入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边际劳动产品可以从生产函数推出, 如果将生产要素限定为劳动与资本, 我们知道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 边际劳动产品会提高, 这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因此, 要提高普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需要加大资本的投入。更进一步, 如果资本不仅限于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 将其扩展到人力资本领域, 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 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亦会提高。同时, 职工个人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会提高单个企业的生产效率, 同时也使得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 在张车伟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实证方面的证据。

其次, 高管之所以会获得高收入水平在于其对节约的交易费用的分割。而交易费用的产生更多地是来自于制度性因素。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指出, 如果市场化程度高, 那么信息的获取与合约的执行则导致的交易费用会更低。同时, 行政垄断性行为会导致较高程度的租值耗散, 因此去行政化也会使得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可以推出, 更加具有市场化的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高管工资与普通职工工资的差别。但是, 我们也不能要求高管工资与普通职工工资完全一致, 因为在竞争条件下, 这二者的收入来源不同, 其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如果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 刻意降低高管工资不利于留住优秀人才。

再次, 我们也不能否认, 由于国有企业高管的升迁与留任不完全是市场性行为,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在这种情况会诱使企业高管为了能够继续取得更高的收入或实现个人目标将部分企业资源进行寻租行为, 从而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国有企业高管工资的上升。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收入分配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的程度。解决工资差异性问题的市场化改革应更加关注于行政垄断行业, 在不损害国有资本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的前提下, 逐步减少行政垄断力量的介入, 放宽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限制, 进一步扶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总体收入水平有了发展, 才能够加快投资, 从而有利于普通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

2、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只有提高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比重, 加大资本要素在企业投入中的比重, 才能够更快地提高普通职工的边际劳动产品, 从而使其工资水平有着根本性地提高。

3、加大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 提高教育机会均等化。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不仅是一个效率的问题, 更是一个公平问题。应提高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中的比重, 为教育公平提供财力支持。尽快消除由城乡二元制度设计造成的城乡不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 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和师资建设状况, 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唯有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权利, 才会更加公平地积累人力资本, 普遍地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 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4、建立更加有效率的企业经理人市场。减少行政力量在国有企业高管任命中的作用, 提高企业经理人市场的流动性。更加具有流动性的经理人市场会加大竞争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会提高企业的目标与效益, 同时还能够使企业高管的工资决定更加具有市场性。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刘明兴, 章奇.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 2004.8.

[2]钱颖一.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9.5.

[3]姚洋, 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 2001.10.

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 篇10

半年之前, 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 将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 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

随后, 来自学界及社会各阶层关于及早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收入分配是经济运行的结果, 反过来又影响经济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陈昌盛表示:“收入分配改革虽然艰难, 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改革已箭在弦上。”

“贫富”两重天

改革的前提是:贫富差距过大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 城乡之间,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1;行业之间, 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万元, 是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

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 官方数据显示, 2008年国内基尼系数已升至0.48, 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

北京一家民营企业的小白领马旭阳告诉记者, 他的月薪是5000元左右。在北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 每月5000元的收入除去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 已相当窘迫。他经常为自己的窘境心生惭愧。而他家乡的一个同学, 毕业后进入了当地的电力系统, 马旭阳当时还嘲笑他胸无大志, 不肯与他来北京闯荡。几年前的一次聚会却让他无地自容。同学告诉他, 自己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 但各种福利收入加在一起, 每年收入超过15万元, 比他的两倍还多。

“那时候, 我才意识到, 原来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上, 有一天, 差距可以变得那么大。”马旭阳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对这种差距的无力。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 目前,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到三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垄断是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即使同在垄断行业, 其收入也有很大差别。数据显示, 2008年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 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 最低的为149元, 相差近300倍。

对于这种差距, 马旭阳认为靠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 只能承认现实。他说,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和那些在北京每月只有一两千元收入的打工者比, 他算是不错了, 要是和贫困地区的农村比, 他更应该知足。“要知道, 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700多元, 还不及我一个月工资。”

农村居民收入过低, 是贫富悬殊最显著的表现。这种差距在逐年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 到2008年已达到3.31倍。

而实际上, 中国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查结果表明, 灰色收入导致部分居民收入非正常增长, 如果将灰色收入统计在内, 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 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一些学者认为, 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 因此, 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 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 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 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 如浙江、江苏等地,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 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 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 基尼系数就高。

企业和政府挤占劳动者收入

“不想再给老板打工了, 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 再看看老板挣多少钱?”在北京东单附近做服装导购的于芳决定春节后不再回京。

于芳在这家中式服装连锁店工作3年多, 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 加上提成, 最好的时候月收入4000元左右, 平均每月不到3000元, 现在通州租房, 赶上晚班下班要10点半, 到住处就快12点了。

“我干了几年, 工资也没涨过, 你看我们老板, 一年几百万。”于芳心里很不平衡。

据了解, 此前一些城市出现“民工荒”, 并不是真的缺少民工, 而是因为民工收入年年不见涨, 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得工资过低, 而企业盈余所得越来越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 (下简称《收入分配报告》) 中称, 现有的收入分配情况下,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在逐步下降, 从1995年到2007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但是, 企业盈余则上升了8个百分点, 劳动者报酬在分配收入结构中有所下降, 而企业利润却不断上升。

在发达国家, 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 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 在中国则不到42%。这被专家称为是“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

同时, 近10年来, 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 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例过高。

目前的现状是, 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 劳动收入增长赶不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 政府和企业大大挤占了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空间。

陈昌盛认为, 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 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一方面, 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 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 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 使广大居民相对“没钱可花”;另一方面, 二次分配力度不够,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群众对未来的消费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有钱不敢花”。

税负全球第二

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 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 收入分配改革应在二次分配领域减少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 这种结构恰恰导致工薪阶层负担更重。

在记者采访中, 许多受访者对个人所得税收制度意见很大, “现在既然要促进消费,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 就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多征富人的, 少征穷人的。”

然而, 前不久财政部出台了一个规定, 将职工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管理, 这让本来就税赋过重的工薪阶层雪上加霜。

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张晖告诉记者, 他现在的月工资是4500元, 外加1000元的交通通讯补贴。此前, 他的个人所得税是按4500元交, 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后, 他要按5500元交税, 而自己的实际所得变少了。“对于富人来说这不算什么, 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 本来钱就不够用的, 以后更不敢消费了。”张晖很郁闷。

税制改革显然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的所得税制是分项征收的, 劳务报酬是按次征收的, 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实际的家庭负担水平。”陈昌盛认为, 这项改革必须加快, 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抵扣, 这是个税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也提出了税制改革对于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他建议, 要调整税收和政府收入来源结构, 在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中, 逐步降低对创业、投资和企业的征税, 加大对资源、财产、利用财产食利企业和国有资产的征税和收缴红利。

同时, “对资本涉及投资房地产出租、采矿、污染等等, 应当开征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等等。”

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成为必然逻辑。

缺位的公共服务

“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 还要为自己攒些钱以防不时之需, 能不花的钱就不花了。”这是中低收入群体“有钱不敢花”的普遍心态。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 居民不得不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这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 而且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报告》中提到, 2007年, 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 与人均GDP3000到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 低了24.8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但我国政府消费中公共服务消费的占比明显偏低, 问题的症结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滞后。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 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

陈昌盛认为, 改善政府支出可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有明显影响, 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 可以降低居民在教育、卫生方面的自我负担水平, 还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谨慎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思路是, 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同时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 增长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务。

改革已箭在弦上

其实, 早在2006年, 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 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政府决策层也一直在推进, 但由于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 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其中, 既得利益者的调整是最大的难题, 特别是企业层面的收入分配很难调整。政府既要考虑初次分配给劳动者更大的比重, 也要照顾企业的发展, 其中分寸不好把握, 由此这项改革难有进展。

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被专家看作2010年收入分配改革能有突破性进展的信号。

根据相关方面透露,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调是:“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间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现在的收入结构中, 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2/3, 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 他们的消费潜力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

一些学者认为,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 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 要偏重于公平。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 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 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他认为, 解决公平问题的成败, 在于高度重视创业、企业、劳动和政府管理的效率, 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去轻视效率。如果主要依靠国家去给予, 结果会似拉美一样, 福利压力很大, 国家债台高筑, 金融体系脆弱, 基尼系数反而居高不下。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许多既得利益者, 如何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 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建立适度的平衡, 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难题。

当然, 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会起到直接的效果。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 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居民的收入。根据测算, 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 就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亿元。

收入分配改革“八年之痒” 篇11

收入分配政策八年“难产”有多方面原因。

（一）各方对收入分配政策的期待过高

收入分配包括收入增加或者收入减少。预计于12月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提低、控高、扩中”为工作主线，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以及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基数，从而逐步形成收入分配的“橄榄形”格局。在这个改革方案中，收入分配是有增有减的。很明显，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社会各成员都希望收入分配有所增加，而一旦认为收入分配影响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反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当前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政策更加难以实施。

（二）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政治议题

收入分配不仅仅是经济成果的初次和再次分配，而且在各种分配中还涉及各成员的利益，甚至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改革收入的初次和再次分配，除了要通过市场的作用之外，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其中就包括要改革政府。但国外的实践表明，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总是被推迟到最后。欧洲国家近期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一些国家（如希腊）的社会成员因不满财政紧缩带来的工资和福利的降低，而要求总统下台。

收入分配改革在中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仍然是工人和农民，在过去的十年间，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的稳定和巩固改革开放成果，加大了对社会底层—农民和农民工的投入力度，实施了多项政策包括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各种补贴政策以及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等。除此之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弱势群体（如老人）的养老保险金投入，以维护这些群体的利益。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赢得了民心，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收入分配政策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一些社会成员从现行政策中获得了好处，而其他一些成员也有不同意见。如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特别是大城市的工薪阶层，的确感到了物价高企带来的压力，对收入分配政策没有向其倾斜感到不满。同时，社会新生的劳动大军—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也面临就业压力。即便是政策惠泽的农民阶层，也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而倍感种地的窘困。

二是地区收入差距。由于一些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分配在地区上的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除了可能加剧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多为经济落后地区，收入差距问题还可能还会带来民族和宗教稳定上的问题。

三是行业差距。近年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呈现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被广泛引用的“由国有企业垄断的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这一强烈对比的数据，很清晰地描述了收入分配上的行业差距。

（三）收入分配政策缺乏有效手段

从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来看，收入分配政策集中体现在工资政策、福利政策、税费政策等。

我国在工资政策方面实行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不同行政区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该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但在政策执行中，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在最低工资标准的拟定、调整频率、实际效果上还与制度想要达到的目标存在着一定差距，并且其立法层次还有待提高。另外，对国有企业的薪酬以及资本所得管理不严，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

在税收政策方面，一是房产税。房产税无论是作为抑制房价的手段，还是作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种，其改革推进都有一定困难，目前只有上海和重庆两地试行，而且政策效果并不显著。虽然其他地区也跃跃欲试，但对于房产税是否应该全面铺开，各方还存在分歧。另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增加居民个人收入可以利用减税政策，但在财政增幅下降的大背景下，减税空间有限暂且不论，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更多地放在了起征点的调节上，难以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手段有限，其实施效果难以满足有关各方的需要。

（四）收入分配政策协同不够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多措并举。收入分配政策不能仅仅依靠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还需要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的配合。

目前，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初次分配中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二次分配将这一差距调整到合理水平。而政府行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税收再分配功能，还是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如何让这些政策效果叠加在一起发挥协同作用就显得非常必要。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的部门，例如包括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需要协调和配合，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花大力气，使各项收入分配政策落到实处，达到预期效果。

实施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应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实施收入分配改革。

（一）加大改革力度

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即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这是一个非常明确并且有约束力的目标，可以说是个量化指标。同时，十八大报告还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即“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如果说“收入倍增计划”关注的是收入总量的增长，那么“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则对收入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既要求量也要求质，既要求收入增长，也要求在收入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努力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改革指出了具体路径，“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并对工资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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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引导收入分配预期

在这里，合理引导收入分配的预期有两个含义。首先，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目标是一个人均值，由于高收入群体具有良好的增收条件，因而对他们来说，收入倍增可能并非难事。而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倍增则相对困难，因为低收入者自身条件有限，且更需要外界支持。另外，收入分配政策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群、限制过高收入作为工作主线，如何在适当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同时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保证人均收入倍增，这更为收入分配政策出了一个难题。其次，既然收入分配有增有减，那么政策的执行势必触犯既得利益者。既要保证政策能够贯彻实施，又要维护社会稳定，除了要大力宣传改革目标和改革政策，还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三）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缺乏有效的手段，还需要从工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入手，平衡各群体的利益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在工资制度上，按照《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要“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实施方案。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在税收政策上，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体系，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适当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适时扩大房产税的试点面，为全面铺开做准备。在社会保障方面，继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增加经常性转移支付的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一方面通过完善垄断性企业资本经营收益的收缴制度，加大收缴力度，完善经营收益的使用，从而对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加以调控；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规范的薪酬考核、绩效管理制度和监管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金融行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管理。

（四）加强收入分配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

正如前文所述，收入分配改革触及各方利益，是对利益的调整和平衡。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各级政府、企业经营者和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努力。

（作者供职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

浅谈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篇12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GDP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可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各个方面存在许多的问题。据新华网报道, 全国财政2008年全年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1316.9亿元, 同比增长19.5%, 但是其他数据显示劳动者工资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在12%～15%,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50%。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金融资本市场、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地拉大贫富差距, 中国的经济分配状况还在不断地恶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70元, 最低的西藏为1404元, 相差4466元, 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 为12833元, 最低的是山西, 为5391元, 相差7442元, 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还是上海, 为21781元, 最低的安徽为7908元, 相差13873元, 前者是后者的2.8倍。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 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 数值越低, 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20世纪60年代, 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 20世纪80年代为0.21～0.27, 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 并逐年上升, 2006年已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 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 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 而美国是8.4倍, 俄罗斯是4.5倍, 印度是4.9倍, 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 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并呈继续扩大之势, 而且现阶段在很多情况下, “效率的提高和由此得到的收入”并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努力, 有些时候, 甚至不是靠个人努力, 而是靠政策倾斜、靠行政垄断、靠国家巨额投资、靠强权和优势地位、靠信息的不对称、靠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权钱勾结的腐败……分配不公、分配格局不合理、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日益突出。

下面由边际效率曲线和边际激励成本曲线的关系结合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问题进行必要性的论证。

如图1所示, E (X, Y) 点即为效率目标与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最佳结合点, 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越过X点继续扩大时, 其所带来的边际效率小于所支付的边际激励成本, 则会减少净社会福利;当个人收入差距为X时, 其所带来的边际效率等于所支付的边际激励成本, 净社会福利最大。

根据分析, 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尚未达到X点以前, 应适当扩大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采取“效率优先”的政策;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超过X点时, 则应适当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采取“公平优先”的政策。

二、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 完善财政税收体系, 做到公平的保障和效率的进行

1. 加大“三农”、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力度。

一是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就业问题;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大义务教育支出力度;五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力度;六是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

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期特征, 从运行结果来看, 存在以下问题:第一, 从纵向公平来看, 中央支出的比重从分税制以来不升反降;第二, 在横向公平方面, 转移支付并没有制止地方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扩大。

(1) 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达到转移支付的纵向公平, 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 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

(2) 合理进行地区间的转移支付, 加大东部对中西部的支持, 发掘中西资源后备市场的同时东部等发达地区给予中西部地区公平的支持回报力度。

3. 完善税制结构, 调节收入分配。

(1)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适当提高工资和薪金所得的税前扣除标准;根据公平环境下劳动不同对收入进行分类制定合理的标准。对于国企薪金问题可以效仿美国刚实行的惩罚性税收措施, 规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

(2) 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从公平收入分配和优化税制结构的角度看, 将我国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利于加大征缴力度, 提高征收率;也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 节省经费开支。

(3) 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 建立银行储蓄联网制度, 并建立税务网络与银行网络的对接。即税务局能够很容易地对纳税人的存款进行联网查询, 输入纳税人的身份证号码, 纳税人在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都会显示出来,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个人收入来源不透明的问题。

(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首先应制定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即根据社会保障实践的需要, 出台社会保障的法律、规章, 制定相应政策, 如《社会保险法》以及配套的《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其次是健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 由代表政府的社会机构去经办社会保障的具体业务, 政府制定法规政策并负责监督。此外, 还应建立规范、稳定的筹资机制, 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工资增长机制, 确保工资、薪水随物价指数变动而合理变动, 实施并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完善劳动法律、法规, 禁止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 加强各类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监督力度等。

(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依法进行, 依法保障公平地进行和效率地分配

1. 确定公平的法律地位。

从法律上确定公平的基础地位, 制定收入的实现、分配合乎公平的制度法规, 做到依法保障公平收入的实现, 即取得的手段和分配方式的公平, 反对、禁止和杜绝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收入, 即不良收入包括灰色收入。

2. 保护公平基础上有效率的收入。

依靠正当合法的手段得来的收入可以实行“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 对收入做到公平有效的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3. 严格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机制, 建立严格把关的下放机制。控制形象工程和灰色收入等问题的出现。公开收入分配机制, 对于财政拨款或政府工程的资金用途进行公开, 严格做到个人和政府收入分配明晰化。

综合来说就是保护合法收入, 包括劳动与非劳动收入;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清理灰色收入。

(三)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要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基本制度,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选用制度, 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进程, 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刑法,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完善审批方式;推进司法制度改革, 修订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 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切实加强党内监督, 支持和保证人大、监察、审计、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及社会监督, 严格执法, 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不公平活动。

加大监督力度, 从各方面进行有效的制约, 打击违规、违制、违法的行为。建立专线监督人员, 加强社会组织机构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做到公平监督、效率监督。

对财政资金的下拨环节加强监督并且进行公开, 制订对地区的单一划拨制度, 减少跑冒滴漏的出现, 由人民监督下拨资金的用途是否符合需求, 实现财政资金的公平有效的运用。

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有权对有质疑的方面到相关机关申请, 要求有关部门和组织进行检查;各省市建立专门的举报信息网站, 由专门的监督人员轮岗监督检查, 加大监督力度。

(四) 完善市场要素, 打破垄断和市场壁垒, 公平竞争, 效率取胜

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和充分竞争, 是商品等价交换不可缺少的条件, 也是市场价格公平分配商品所有者经济利益的重要条件。制定《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等法律、法规, 尽快将电信、电力、金融、保险、航空等垄断行业推向市场, 提高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逐步减少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打破资源占有和产品生产的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 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 积极营造并维护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 鼓励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合理自由流动及有序竞争, 建立物畅其流、人员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 商品交换双方在等价交换中平等议定价格, 市场在所有者权益明晰、充分竞争的环境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总之, 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 促成各类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打破市场壁垒所造成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确保起点公平 (规则公平) 的前提下, 来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三、结束语

我们要努力创建的和谐社会, 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产品富足的社会, 更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强调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效率, 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是公平, 效率与公平两者的和谐统一, 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建立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已基本具备。而近年来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及相应生活品质差距的不断扩大, 尤其伴随物价 (主要是房屋及生活日用品价格) 的持续上涨, 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公平要求则是不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