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再分配

国民收入再分配（通用12篇）

国民收入再分配 篇1

一、引言

众所周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区域间的初次分配收入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李克强曾经指出, “要敢于直面城乡、区域两个最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2年就城镇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26, 122.74元, 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170.63元, 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6, 546.72元;就农村初次分配收入而言, 中国东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11, 344.72元, 中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7, 124.49元, 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为5, 268.55元。由数据不难看出,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 区域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存在着巨大差距。

政府转移性支付是政府的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 由于转移性支付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拨款, 促进了资本向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动, 如果转移支付是有效的话, 就能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那么, 转移性收入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内收入差距的作用?如果它具有正向的再分配效应, 它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呢?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再分配效应) 是否相同?而对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 转移性支付是否同样存在正向的作用?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二、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目前,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我国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做了相关研究。从研究的方法上看, 主要有基于不平等指数的分解和使用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前者又可以按不同收入群组和不同收入来源的组成部分来进行不平等指数分解。国内主要文献包括: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 (2003) 和黄祖辉、陆建琴、王敏 (2005) 采用GE指数区域分解方法和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分析了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并没有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杜鹏 (2004) 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东北三省转移性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表明:转移性收入扩大了东北地区、地区内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张明喜 (2006) 利用人均产出增长率 (以GDP衡量) 、初始收入水平、转移支付率三个变量, 测算并分析了1995~2004年我国居民收入的收敛性, 得出了转移支付只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起到了收敛作用, 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的结论。曾国安、胡晶晶 (2008)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得出了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戴平生、庄赟 (2012)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可以得到各收入来源收入份额增长对总体基尼系数边际影响。对2005~2009年我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的结果表明: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并且其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由扩大转变为缩小。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 我们发现:在数据使用上, 由于早期数据有限, 大量研究的数据是来源于统计年鉴的收入分组数据, 李实 (2002) 认为使用分组数据计算的不平等指数存在估算上的误差问题, 如果使用微观数据就不存在估算上的误差, 并且从宏观角度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研究, 其微观解释力度不足;在研究的角度上, 主要研究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或者单独研究转移性对农村或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在研究的层面上, 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或者省际层面, 对区域层面关注不够;在研究的方法上, 主要以收入差距的分解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收入差距的群组分解法 (以泰尔指数为主) 、收入差距按收入来源分解 (以基尼系数为主) , 也有些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进行检验;在研究的结论上, 尽管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方法各异, 但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转移性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几乎没有起到缩小组内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并且拉大了组间 (城乡间) 收入差距。

鉴于几乎没有学者探讨转移性收入对各个区域 (本文指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 内部及各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本文尝试使用CFPS2010大样本和高质量的微观家庭数据, 研究转移性收入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研究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首先会涉及到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后不同概念的收入, 本文主要是通过测算比较这些不同概念收入的泰尔指数的变化来衡量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效应, 因此有必要对各种收入概念进行界定。

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账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其他。其中, 离退休金、价格补贴和其他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部分属于政府转移性收入, 也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转移性收入。

未实施再分配政策时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是实施再分配政策前家庭及成员由个人劳动及资产带来的各种收入的总和, 本文称之为市场收入, 主要反映的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

实施再分配后的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两部分组成, 本文称之为总收入。

四、实证分析

(一) 测度收入差距指标的选择。

在研究收入分配时, 可以使用基尼系数、GE指数、变异系数、收入不良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对收入差距进行度量。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 不仅需要对不平等进行度量, 而且还要对不平等指标按区域进行分解。因此, 所选指标的分解性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目前国内文献中度量不平等主要选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和广义熵 (GE) 指数。

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 总体基尼系数可以按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进行分解。目前, 基尼系数的群组的可分解性存在争议, 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基尼系数在不同群组之间是无法完全分解于尽的, 因为分解后除了包括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之外, 还有一个相互作用项。程永宏 (2006) 指出这个颇具争议的交叉项除了反映各组收入分布的重叠程度, 并没有更多的经济含义。万广华 (2006) 提到, 不平等的分项收入分解最好使用基尼系数, 而不平等的人口组分解最好采用GE指标。本文采用被众多学者公认可以进行群组分解的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泰尔指数由泰尔在1967年提出, 它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yi代表收入观察值, 代表平均收入, fi代表人口比例。Bourguignon (1979) 证明, T0是唯一可以用人口比重作为权数的相加可分解指标。Shorrocks and Wan (2005) 指出, 使用T0指标的优点是分解结果不取决于组间贡献和组内贡献的计算顺序, 而且所使用的权数的和为1, 其他不平等指数则不具有这样的优点。本文选取第二泰尔指数作为度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本文所使用的是微观样本数据, 基于微观样本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 T0代表总体不平等, Tw代表组内不平等, Tb代表组间不平等。整体被分成k组, n为样本总量, nj (j=1, 2, …, k) 为第j组样本量, yij表示第j组第i个样本收入观察值, 分别为总体、第j组的收入均值。组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w/T0, 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为:Tb/T0。

(二) 方法和数据说明。

测度政府再分配政策———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转移支付前后的泰尔指数的变化, 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 TMR表示市场收入的泰尔指数, TTR表示包括转移性收入的总收入的泰尔指数。如果为正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小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如果为负值, 说明转移支付后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大了, 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转移性收入具有负的再分配效应。

另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再分配系数来测度再分配效应的相对变化, 以考察再分配效应的强度,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本文利用CFPS2010数据, 该样本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 基线调查共采访约14, 960户家庭、42, 590个人。CFPS2010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 转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补贴、离退休金、低保等政府补助。CFPS对转移性收入的提问比较详细, 在政府补贴这方面不仅包括现金补贴而且还包括实物补贴, 以及新农保政府补助、养老金、离退休工资、失业保险、商业人寿保险分红、商业养老保险分红、商业养老金和商业财产保险分红等, 更能全面反映政府转移支出。

在这里, 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一是CF-PS2010测量工资收入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围较广, 既包括常住人口, 也包括由于上学、打工、参军等原因暂不居住家中的成员, 基于此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能够反映家庭真实收入和经济负担状况;二是本文使用的CFPS的收入考虑到了农民家庭自留消费的农产品价值, 经过调整计算出的农村家庭总收入, 调整后的收入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1、区域划分。

本文将CFPS2010调查的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其中, 东部区域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辽宁9个省市;中部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西部区域包括陕西、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甘肃7个省。将河北归入中部, 是参考了白雪梅 (2006) 的划分方法, 河北省除了京津唐周边地区经济较发达以外, 其他地区的经济类型同河南、山西较相似。

2、各区域、分项收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对CFPS2010数据进行清理, 删除缺失数据后, 共得到13, 506户家庭数据, 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1。 (表1)

从对各区域的分项收入的统计性描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2009年, 东部居民的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市场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2倍, 而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西部居民的近4.5倍;就这三项收入而言, 中西部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东部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我国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区域间差距很大。

3、实证结果。

运用基于微观数据的泰尔指数计算及区域分解方法, 得到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组内及组间的市场收入泰尔指数、总收入泰尔指数、再分配效应及再分配系数,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从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全国及东中西部的总收入泰尔指数与市场收入泰尔指数相比较低, 再分配效应的值均为正值, 这说明政府转移支付后,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均下降了, 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对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居民收入分配具有正向效应, 起到了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 尽管政府的转移性支付缩小了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居民收入差距, 但是对他们的程度是不一致的, 这一点可以从表2中再分配系数看出。就全国而言, 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3.39%;东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71%;中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下降了7.11%;西部区域收入分配的泰尔指数较转移支付前仅下降了0.59%。可见, 政府转移支付对东部和中部的居民收入分配的正向效应较明显, 而对西部居民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起到正向效应。

(3) 组内再分配效应的值为正, 组间再分配效应的值为负, 这说明政府转移性支付缩小了组内收入差距, 使组内的泰尔指数降低了15.40%, 但却拉大了组间收入差距, 组间的泰尔指数上升了25.59%。

(4) 不管是转移支付前还是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高。转移支付前,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3%, 转移支付后, 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91%, 略微下降, 组内收入差距仍是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从区域内部来看, 东部收入差距要大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 政府转移性支付对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 它缩小了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 却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加剧了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组内收入差距构成了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转移性收入对不同区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程度之所以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有关。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各异。经济较发达区域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就会强些, 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就会高, 而那些欠发达区域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则较低。根据表1可知, 东部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是西部居民的近4.5倍。区域间转移性收入存在的巨大差距, 使转移支付后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更大了, 转移性收入并没有起到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与我国要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政策目标相悖。

为了解决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 政府应该根据各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转移支付, 加大对财力较弱的中西部区域的扶持, 加强对中西部区域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使转移性收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祖辉, 王敏, 万广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03.3.

[2]黄祖辉, 陆建琴, 王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4.

[3]杜鹏.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以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04.10.

[4]张明喜.转移支付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分析[J].财经论丛, 2006.125.

[5]曾国安, 胡晶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收入来源结构角度的分析[J].财贸经济, 2008.3.

国民收入再分配 篇2

1、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它的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的分配。经过这次分配得到的收入，也称原始收入。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构成，政府透过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规范，一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2、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之间透过各种渠道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透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社会成员或集团，从参与初次分配的社会成员或集团那里获得收入。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收入调节，是持续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机制。3、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透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将一些人的财产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另一些人手中，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而，被称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因而发挥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替代的作用。

国民收入再分配 篇3

摘要：针对社会保障而言，具有收入再分配而言，对收入分配具有正向杠杆调节作用，也具有逆向杠杆调节反作用。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资金管理与覆盖范围、配套制度与调节分配均具有诸多不足。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杠杆调节问题，提出一些杠杆调节作用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再分配；杠杆调节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杠杆调节问题

首先，社会保障的资金、规模问题，财政总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相对较低。增加社会保障的资金、规模，是确保收入再分配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保证、前提条件，资金、规模充足，方可确保社会群众的基本生活，充分发挥保障作用。不然很难发挥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目前，我国虽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资金、规模，同世界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财政资金支出总数中，社会保障资金相对较低。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逆向调节收入再分配，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催生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也逐渐发展。然而社会保障制度可逆向调节收入再分配，由于对城市支出较为倾斜，围绕企业改制为中心，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对象是城镇失业单位职工医疗、养老、抚恤、离退休等。所以，使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城市偏向性问题，农村居民财政保障的比例与城市居民对比，支出总体水平具有较大差距，进而使得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同時，群体差距与行业差距，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再分配机制具有逆向杠杆调节作用。

第三，因社会保障存在覆盖面较窄、比较封闭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使得区域间收入再分配逐渐固化。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率较低问题，对收入再分配的杠杆调节作用具有一定制约，个体工商户、非公有制职工参与社会保险人数较少。在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许多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城市，社会保障问题人数接近2亿农民工。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处于一个试点时期，参保农民人数较少。虽然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覆盖率逐渐提升，但保障水平比城镇医疗保险明显较低，农村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还是一片空白。对于不同层次与不同区域的居民，难以统一社会保障，使得收入再分配的杠杆调节作用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尚未实现全面统筹，资金累计相对较为封闭，资金几乎无法调节互济性，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再分配差距逐渐扩大、固化。例如，对于养老保险制度，东部沿海地区的资金积累盈余较多，东北地区则累计结余非常少，产生极大的支付压力，导致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化的社会保障待遇，该类差异越大，越加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对收入差距杠杆调节极为不利。

第四，未完善配套机制，使得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收入再分配差距具有杠杆调节错位问题。目前，我国的统计调查、就业登记机制尚不健全，统计信息不对称，导致某些不适合社会保障制度的人群，获得社会保障的资助，例如隐性就业同时领取失业津贴问题，通过“弄虚作假”方式提前退休等问题较多，降低了平均退休年龄，增加了统筹账户压力。同时，部分农村特困群体因信息不对称问题，很难获得社会保障的帮助、扶持，导致社会保障资源发生短缺、福利资源出现浪费的问题，最终使得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收入再分配差距具有杠杆调节错位问题。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杠杆调节措施

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收入再分配的杠杆调节作用，建立正确、科学的建设理念。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差距，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目标在于提升社会公平度，若缺乏明确理念，无论花费多大力气，不仅达不到社会公平效果，反而会扩大不公平度。

其次，拓展社会保障资金渠道，解决收支问题。目前，我国正大力建立和谐社会，为促进社会公平，必须拓展渠道、寻求对策，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进而缓解收支不平衡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强化财政支持力度，提升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合理履行公共财政、社会调节智能。同时，在养老保险范围内，适度纳入事业单位职工，拓展社会保障资金渠道，扩大资金规模，有效解决收支问题。另外，利用各种激励措施，有效发挥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发展作用，建立多层次与多角度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提倡公平原则，纠正城市倾向问题。城市偏向问题是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问题，使得农村居民支出出现缺位问题。所以，必须认真分析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提升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再分配机制的安全杠杆作用。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在城镇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中，逐渐纳入进城务工人员。结合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化建设的科学、先进经验，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活保障等制度，纠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收入再分配的弱化，防止出现逆向杠杆调节问题。

第四，降低社会保障的区域差异度，提升覆盖率与统筹层次。因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具有一定差异。所以，要降低区域性差异，首先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对于中西部地区，因其经济发展欠发达，国家应给予适当的制度安排、政策优惠，提倡发达地区带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域发展。政府可利用工转移支付，对这些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加强制度安排，采用积极有效的方式，提升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扩大城镇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同时构建农村的新型社会保障机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社会保障存在的资金、规模问题，逆向调节收入再分配，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覆盖面较窄、比较封闭的问题，未完善配套机制，产生杠杆调节错位问题，对收入再分配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科学的建设理念，拓展社会保障资金渠道，提倡公平原则，纠正城市倾向问题，降低社会保障的区域差异度，提升覆盖率与统筹层次，进而使我国社会制度建设对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作者单位：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陈冰.社会保障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D].山东大学，2008.

[2]易培强.收入再分配制度建设刍议[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7，（3）：15-17.

[3]胡霞.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社会公平问题研究[D].湘潭大学，2012.

国民收入再分配 篇4

随着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而且很快有望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国民收入的总量也在不断增加。无论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通过横向的比较, 中国社会总体已逐步发展为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 而且即将全面迈入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但富裕的社会并不等于就是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需要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做保证, 也需要对财富合理有序的分配。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1] (P82)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让自己出丑。”[2] (P103) 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 是协调与满足社会各方利益的重要途径, 也是调动广大民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关键性环节。从这个意义说来, 重新认识邓小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思想, 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邓小平社会收入分配思想的解读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邓小平基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考虑, 基于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活力、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考虑, 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系统提出了有关社会收入分配的思想。

(一) 以按劳分配为主是邓小平社会分配思想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说,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就认为:“劳动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而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以至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 (P252) 由此可见,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中的重要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同样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基本、最根本手段, 因而,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 而且它的分配结果也较为公平合理, 能够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有着特定的内涵。这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的分配过程中, 要让劳动所得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 按劳动获取收入的比例高于按资本等要素获取收入的比例;让要素收入处于从属地位, 让劳动收入成为绝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和基本来源, 让广大劳动者真正成为劳动成果的享有者。这是邓小平社会分配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因此也是邓小平社会收入分配思想的基础。

(二)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社会分配思想的本质

1992年南巡讲话时, 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 (P373) 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 (P364) 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内容。如今, 它也是支撑当代中国人继续艰苦奋斗, 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动力。

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邓小平在坚决批判“四人帮”主张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提出来的, 这一思想的真谛在于既反对了平均主义, 又反对了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 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 第一归国家, 第二归人民, 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 也是为了人民, 搞点国防, 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 发展教育和科学, 改善人民生活, 提高人民文化水平。”[6] (P123) 这里, 邓小平奠定了财富分配的基本布局, 社会收入分配必然要体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内在特点, 财富的积累为了人民, 国家拥有的一部分最终享受的也是人民。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 也就是说, 不会导致富的越富, 贫的越贫。”[7] (P172)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非常鲜明, GDP哪怕增长得再多再快, 在分配领域上也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内在规定了邓小平社会收入分配思想的本质也是“共同富裕”。

(三) 在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的前提下, 选择“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是其政策主张

首先,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讲的是效率;“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讲的是公平。

其次, 共同富裕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或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的稳定, 从而保障效率的不断提高。

第三, 先富带后富大政策的提出, 是由我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共同富裕绝不等于社会成员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只有允许部分先富, 才能促进效率的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 社会财富增多了, 先富起来的再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 最终就能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示范力量, 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够比较快的富裕起来。”[8]

可见, 我国当初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这是坚持共同富裕、符合我国具体阶段和任务的一种历史必然。

二、对邓小平社会收入分配思想的再认识

邓小平阐述其社会收入分配思想之时, 我国经济还很落后, 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 我国人民生活还没有达到总体小康水平。当时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 尽快使人民摆脱贫穷。然而, 当我国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 我国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人均GDP已经接近3800美元, 人民生活已经接近全面小康的水平。此时, 摆脱贫穷的任务已经完成, 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凸显出来。二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改革的逐渐深入, 大量新的社会问题涌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过大, 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8, 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5的警戒线。社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 需要我们对邓小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思想有更深入和充分的理解;邓小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思想也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一) 邓小平关于“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当前, 我们必须树立符合时代发展的正确的公平观和效率观, 必须为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的真正的现代化建设从一个普遍贫穷的起点上刚刚起步, 所以, 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当时,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 为了搞活市场经济, 为了充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 为了改变中国比较落后的面貌, 我们选择了把效率摆在第一位。当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邓小平的社会分配思想之后, 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效率和公平是内在统一的。改革不仅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社会, 而且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我们改革首先改掉的是平均主义的不公, 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然后才产生了效率。任何一个现代合法政府也不会给自己贴上一个“不公平”的标签, 与渴望公平的人民对立。所以那种宣称“在公平和效率发生冲突时, 宁取效率, 不取公平”的政策主张;或者委婉地说, “为了效率暂时牺牲公平”的做法都是十分荒谬的。这等于在宣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这显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极大歪曲。

其次, 强调“效率优先”, 必须是坚持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

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平, 是因为财富、权力、声望等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这里我借用了马克斯·韦伯评价社会地位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来阐述我对公平内涵的理解。无论是财富的分配, 还是权力、声望和各种机会的占有都存在一个是否公平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套被人们公认为公平的分配机制和规则, 必然导致无休止的纷争, 社会就会进入无序状态, 就不会产生“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 吴鹏森认为:“公平是和谐社会的柱石。”[9]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到财富分配的结果公平, 还要做到不同社会成员与群体间的机会均等。正因为如此, 在保障结果公平的收入分配领域, 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公平”, “效率优先”, 只能是坚持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

再次, 我们必须明确公平才是效率的唯一合法来源, 始终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

效率的取得, 从经济学上看, 取决于一系列要素的有机组合, 但是最根本还是人的积极性、责任心以及由此释放出来的创造性是一切效率的源泉。而这些有关人的因素, 就合法性和持久性来说只能来自保障社会公平的各种机制。从这个角度说, 公平是效率的唯一合法源泉。有多少公平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有多少效率。任何不公平的方式所形成的效率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许的;任何缺乏公平的效率也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不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和不合理的分配机制恰恰成为我们进一步提高效率的绊脚石。

在“6·27上海倒楼事件”中, 一个没有足够资金的、没有合格工程技术人员的、根本不具备资质的开发商获得了项目的机会。这折射出我们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保证体现“起点公平”的“机会均等”, 所以才会发出这样骇人听闻又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

在本应体现“结果公平”的收入分配领域, 目前, 由于效率与公平关系失衡引起的贫富差距拉大, 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和谐的发展。因而放弃“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提法, 强调效率与公平兼顾, 就成了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通过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 除了没有再提“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外, 还首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强调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二) 要将“共同富裕”的理念贯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

很多人容易片面地理解邓小平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 从而把“共同富裕”当成了一个乌托邦的幻想, “共同富裕”似乎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他们进而对党的执政理念也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重新理清“先富”和“共富”之间的思路。

第一, 让一部分先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策, 但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

允许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 带动多数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个“先富”带“后富”, 实现“共富”的战略构想, 是邓小平在当时历史时期的伟大创新, 也正是这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使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从理想状态进入了现实的层面, 是具体地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途径。不少学者就指出, 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富裕的途径和目标之间的关系。没有目标, 部分先富就会失去方向和归宿;没有途径, 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成为空中楼阁。

第二, 共同富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它也是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多年来, 人们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理论有一种误解, 即:现在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等我们生产力极大提高, 并完成了财富积累以后, 我们党才要开始解决贫富差距过分拉大的问题, 到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节, 一次性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根据金喜在、齐晓安的研究表明:“‘共同富裕’不是静态的概念, 而是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共同富裕决非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 而是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发展的过程。”[10]就算把“共同富裕”只理解为经济范畴,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也不能忽略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贫富差距只能控制在合理的、社会可承受、人民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把共同富裕的理念束之高阁, 在宏观调控方面, 在制度建设方面必须时刻灌注共同富裕的思想;而且, 共同富裕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它不仅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也伴随着发展的全过程。

(三) 要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突出劳动者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彰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是为了突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特征, 突出劳动者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但是, 从近些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实施情况看, 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过小, 而且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表明, 还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真正落实, 劳动者权益受损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在一些企业, 雇员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因为第一, 中国基本不可能存在劳动力匮乏的问题;第二, 在中国, 工会的力量相对薄弱, 根本无法与资本的力量相抗衡。雇主总是千方百计任意延长劳动时间, 压低和克扣雇员的工资等等。我认为, 我国当前资本所得不能完全反映资本的使用效率, 存在资本压榨劳动的成分, 进而造成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不成比例, 严重削弱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一些人开始怀疑:通过诚实劳动是否能够致富?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还抵不过别人一年的收入或者一次性的偶然报酬, 说不定还买不起一套房子, 所以就提出所谓“人无横财不发”的见解。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有关“社会失范”和越轨行为的理论, 当世俗文化为我们倡导了“致富”的目标, 而一部分人又缺乏必要的手段、机会、途径, 就会转向法律之外、体制之外, 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寻求他们的利益, 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 面对犯罪率升高、商业欺诈、腐败等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世风日下”。我们必须寻找产生这些不和谐因素的深层次原因。我认为, 无不与没有能够充分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有关。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把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看作价值的实体。这体现了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反对剥削的精神。而按劳分配的原则正是这种精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具体体现。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价格理论, 从主观的边际效用出发描述价值, 否认价值实体客观性的存在, 并以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作为分配的主要依据, 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构建分配论。所以, 只有充分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克服资本主义方式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彰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指导意义;才能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过程中, 从根本上改变广大普通劳动者在分配中的弱势地位, 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 邓小平才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不是资本主义的。”[11] (P101)

总之, 在新的历史时期下, 要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我们必须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建设方面对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作出回应, 必须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继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有关社会收入分配的思想, 用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谱写美好、和谐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4][5]][6][7]邓小平文选 (3)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8]邓小平文选 (2)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9]吴鹏森:公平:和谐社会的柱石[J].探索与争鸣, 2005, (04) .

[10]金喜在, 齐晓安:实现共同富裕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J].新长征, 1994, (06) .

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篇5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国民收入分配偏斜导致消费率下降 篇6

消费率下降

消费占GDP的比例是连续下降的，这个现象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今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增长率还是很高，投资也没有减少，由于消费率下降，储蓄率相应就上升了。和过去相比，现在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当然，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即使高达99%也并不是不可以，现在的问题是，较高的储蓄率使得贸易顺差扩大，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假设——投入太高。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费率在持续下降，个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储蓄倾向比较高，大家把收入的80%拿去储蓄，另外20%用于消费，但是只要这种情况稳定，也不会导致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说明其中存在其他原因，或者说，是消费倾向在持续下降。总的来说，消费率在下降，投资率在上升，国内外总投资（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在上升。

我们看一下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法）比例的变化情况。从1992年开始,特别是1996年以后,这个比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因为有投资的波动。（见图1）

国民收入分配有关数据分析和估算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数据，基本的就是1992年到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先看一下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见图2）

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是政府的消费加上投资,可以用以下办法进行计算:计算折旧,因为原来的表没有算折旧,如果是净储蓄,就应该把折旧减掉,没有减掉折旧的储蓄是毛的储蓄。这个图是从1992年开始的,我自己原来做过一些计算,从1978年算起。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功能和角色都出现了一些变化,从1978年以后,这个比例开始下降,一直到1995年,然后开始上升,拐点出现在1995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1994年我国进行了一次税收改革,之后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最后两年的数据是我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推算出来的。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95年的17%左右，一直上升到现在的24%，仅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这一块就提高了7个百分点。

企业收入的情况:（见图3）

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情况:（见图4）

从图上可以看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不到70%，在此之前也比较低。最高是1992年和1996年，将近70%，从1996年以后一路下跌到59%，10年的时间里下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

现在对于居民消费倾向是高还是低，大家有很多讨论，但是从数据来看，我们很难说这几年的消费倾向是继续下降的。2002年、2003年的情况是这样，2004年、2005年也没有太大的向下变化的趋势，可能基本持平。在这个过程中，2000年、2001年和2005年可能稍高一些，这个要算收入。关于收入和消费的关系，我讲一下。（见图5）

计算收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会计的方法，另外一个办法是资产评估。现在税法对于收入也基本上按照会计的方法来计算的。从大的方面来看，个人消费还是上升的，“个人消费倾向在大幅度下降”这句话没有数据支持。

但是有人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的人购买多处房产，这又涉及到国民收入评估的问题，我们在统计上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居民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现在大家都说居民的储蓄太多了，可是从图上看，个人储蓄所占的比例是在下降的。（见图6）

企业的收入也是增长的，特别金融收入这几年增长得很快。在下面这个图里，我们把储蓄分为三块——政府的储蓄、个人的储蓄和企业的储蓄。（见图7）

个人储蓄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企业和政府的储蓄所占的比例在上升。

近年来居民储蓄数据分析

刚才说的是一套数据，还有一套数据是银行系统的，这两套数据是独立的。从银行的数据来看，我定义了两个名词——居民货币A和居民货币B。这两个名词的区别就是数据的长短，有的数据长，有的数据短。居民货币A是个人储蓄存款和流通中的现金，这一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在前几年是猛升的，这两年基本没有上升，今年有一段时间个人储蓄绝对额还是下降的。有一个说法是说储蓄分流了，到股市上了，股市保证金这部分钱是个人的，把这一块稍微加一点，但是意义不大，在每年新增加的部分里，按大数算的话，那边超过十万亿，这边只有一千多亿，没有多少。现金这一块我觉得估计得高了一点，如果按照这个口径计算，个人储蓄余额占GDP的比例没有上升，这是银行方面的数据。

居民货币B是居民货币A加上外币存款和凭证式国债，居民货币B是下降的，证券这部分是下降的，现在人民币升值炒得很厉害，外币储蓄存款前几个月还在跌，现在稳定一点，基本上没有增加。其实把整个个人金融资产算一算，占GDP的比例没有增加，甚至在下降，当然这里没有考虑二级市场，GDP里面也没算，因为股票升值是未来的GDP，如果把未来的东西计入今年的国民收入中，就会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消费率低主要是收入的问题，不是消费倾向的问题。

从图上可以看出，居民货币B增量在GDP中占的比例下降得很快。（见图8）

数据分析的一些结论

我们把前面的数据分析总结一下，有些数据要考虑它的误差率，有的还要考虑GDP调整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哪些是比较确定的，哪些是不太确定的:

第一，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在下降，这一点可以确定（但是要强调一点，房价上涨没有考虑在内，没有卖掉的股票收入也没有算进去，如果把这一块算进去了，还要从别的地方扣除）。即使个人消费倾向在下降，即储蓄倾向在上升，但是储蓄占GDP的比例仍是下降的。

第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快速下降，这一点也是可以确定的。

第三，居民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快速下降。

第四，没有理由认为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可能微降、持平甚至上升，这一点不是很明确。

第五，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占国民总收入比例的快速上升是国民总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些问题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是一件大事。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收入的比例在上升，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上升，政府储蓄占GDP的比例在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政府部门的收入、消费和储蓄从1978年到1995年一直在下降，在财税改革以后，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1996年以后开始快速上升，出现了一个拐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是很低的，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是70%，我们连60%都不到，差距很大。为什么呢？归结为一句话——消费不足是收入问题。我们不能盯着居民在银行里的那点存款，想让人家把存款拿出来消费。居民个人存款现在不到20万亿，加上保险、证券、股票市值等，也就是接近20万亿的水平，相当于一年的GDP，但那是老百姓一辈子的储蓄。如果把20万亿按十几亿人来平均，每人也就1万多块钱。所以，从提高消费倾向的角度入手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基本上不成立。老百姓要养老就要有储蓄，如果他们把20万亿都花了，到了需要养老的时候，政府的负担就重了，所以他们有一些储蓄，政府倒可以安心一点，少一点事情。

现在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应该缩小收入差别，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我非常同意，但是这和刺激消费是两码事。穷人的消费倾向高，富人的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假定来看，美国人的收入高，收入占GDP的比例也比中国高得多，那么他们的储蓄倾向应该很高，但实际上他们是负储蓄。如果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做一个统计，把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样本加进去，可能全世界的富人的消费倾向就比较高，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储蓄倾向比较高。有些富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可能他在刻意隐瞒真实收入，不敢消费，有的钱可能不敢存到银行里。他不在中国消费，但是可以在国外消费，不消费的原因不是不愿意，而是有别的因素。

另外，我们要区分财政收入和财政可支配这两个概念。以前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太低了，2005年好像是16%左右，而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将近30%。这个算法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美国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最后又转移给个人了，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有一部分用于投资，去年还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政府储蓄，你可以把它分解为经常账户和投资账户，有消费性支出，也有投资性支出，买股票就属于投资性支出，钱没有花掉，而是用于投资，希望升值。中国财政部门的储蓄比美国要高得多，美国财政部门的净储蓄是负的，毛储蓄大概是零，中国大概是5%-6%。总的来说，政府部门拿走的很多。

最后说一下减税和财政收入这个问题。现在减少的是个人所得税，可以减一点，也可以不减，但是其他的税主要是间接税，现在的问题是间接税加不到个人收入上面去。比如说，财政部门大方一点，把增值税取消了，不要了，这就是很大一笔钱。财政从国有企业弄一点，把投资压一压，把增值税减下来，增值税不是发钱的，增值税减掉以后可以用投资来带动收入的增加。增值税减掉之后，工资上涨了，钱就分配到个人的口袋里了。如果我们认为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高，那么这种可能对低收入的增值比例更高了，因为谁消费谁征税。所得税还有一个收入差别的问题。

国民收入再分配 篇7

关键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净转移额,内部收益率

1 引 言

近年来,安徽省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人民收入的增长,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而且人口老龄化也使得养老金支付压力逐渐增大。在此背景下,研究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不仅能够为改进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政策参考,而且对完善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模型建立及测算

2. 1 模 型

本文采用净转移额和内部收益率构建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模型。并在净转移额部分重点考虑统筹部分的净转移额,剔除不具有代际或代内收入再分配功能的个人账户部分对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1]。

2. 1. 1 分析模型的建立

以参保人退休那年为测算时点,设FVC为退休时点缴费终值,PVB为退休时点领取现值,NPV为退休时人均净转移额,则:

人均净转移额NPV = FVC - PVB ( 1)

内部回报率为退休时点时令FVC = PVB的折现率i(2)

2. 1. 2 各指标计算过程

设n为缴费年数; t为参保者缴费第t年; Ct为第t年养老金缴费值; C1为单位缴费比例; C2为个人缴费比例; Wt - 1为缴费第 ( t - 1) 年本人工资性收入 ( 若缴费上限≤Wt - 1≤缴费下限,否则替换为相应上下限) ,则:

设Bd为退休后第d年养老金的领取额; r为养老金领取年限; Bd1为基础养老金; Bd2为个人账户养老金;为第d - 1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参保人指数化年平均缴费工资Z为参保人各年度平均缴费基数与各相应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术平均值; 个人账户年领取额Bd2等于个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时的个人账户总额除以养老金领取年限,则:

2.2 测 算

注: ( 1) 在人均领取现值的处理方面与当前计发办法略有不同,为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平稳性,个人账户年领取值 = 个人账户余额/15; ( 2) 统筹部分指基础养老金部分; 个人部分指个人账户部分。

首先,设定参数:

( 1) 根据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设定20岁参保新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则从2014年起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为40年; 在安徽省平均预期寿命为75. 10岁 ( 来自2010年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 的情况下,领取养老金年限为15年。

( 2) 假设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经济增长率大致保持同步。根据《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关于中国GDP的预测,结合安徽省实际现状,设定安徽省GDP的增长率2014—2015年为9% ,2016—2020年为8% ,2021—2025年为7% ,2026—2030年为6% ,以后各年保持5% 不变[2]。

( 3) 假设2014年参保新人工资与2013年安徽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样为47806元; 根据规定,企业缴费比例C1为20% ,个人缴费比例C2为8% ; 此外,假设以4%计算养老金收益率和折现率。

其次,将《安徽省统计年鉴———2014》中查阅到的“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数据,代入模型测算其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就人均净转移额的统筹部分而言,以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年收入50908元为界,年收入在50908元以下的为养老保险收入的转入者,且收入越低,再分配转入程度越多,转入金额最高为62. 80万元; 年收入在50908元之上的为收入的转出者,且收入越高,再分配转出越多,转出金额最高为67. 75万元。这说明安徽省的养老保险政策实现了收入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

为了进一步分析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考虑安徽省不同行业职工人数。通过查阅发现安徽省主要职工数集中在制造业 ( 120. 41万人) 和建筑业 ( 99. 59万人) ,而这两个行业均是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入者; 而年收入在50908元以上的行业,即从卫生和社会工作开始 的养老保 险的转出 者,总计职工 数仅为104. 01万人,比起转入者人群仍然较少。因此,虽然安徽省的养老保险政策实现了收入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但再分配程度仍然较弱。

此外,根据2014年度公布的《安徽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安徽统计年鉴———2014》显示,截止到2013年年末,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811. 3万人,城镇就业人员人数为1226. 2万人,计算出安徽省参保率仅为66. 16% 。

3 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及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3. 1 改革方案

通过测算发现,缴费上下限、缴费率、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折现率、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都会影响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因此,本文选择缴费上下限、企业缴费率以及退休年龄三个关键因素设计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如下所示:

( 1) 方案I: 仅取消缴费上、下限的限定;

( 2) 方案Ⅱ: 仅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18% ;

( 3) 方案Ⅲ: 仅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 4) 方案Ⅳ: 取消缴费下限,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 5) 方案Ⅴ: 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18% ,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 6) 方案Ⅵ: 取消缴费下限,降低统筹部分缴费率至18% ,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 ( 平均预期寿命设定为82岁) 。

3.2 改革方案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测算分析上述改革方案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值如表2、表3所示,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 1) 方案I: 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 这两个小组的工资性收入均低于缴费下限) 人均净转移额的绝对值与改革前的测算结果相对比在统筹部分得到了增加。此外,其内部收益率也都高于改革前的测算结果,最高为5. 1502% 。可见,缴费下限的取消使得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大,也更加适应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现状,增强了参保的吸引力。

注: 表 2 中的人均净转移额仅指人均净转移额的统筹部分。

( 2) 方案Ⅱ: 统筹部分缴费率的降低使得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强,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减弱。具体而言,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净转移额统筹部分的转入额都由原来的62. 80万元上升至80. 28万元,内部收益率 由4. 7425% 上升至5. 0967% ; 最高收入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人均净转移额统筹部分的转出额由原来的67. 75万元下降至23. 64万元,内部收益率由原来的3. 1628% 上升至3. 4528% ; 此外,收入转出群组个数减少。

注: 表 3 中的人均净转移额仅指人均净转移额的统筹部分。

( 3) 方案Ⅲ: 退休年龄的推迟使得人均缴费终值增大,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使得人均领取现值增大,但是人均领取现值增大的幅度小于人均缴费终值增大的幅度,从而使得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入者再分配程度减弱,养老保险的收入转出者再分配程度增强。

( 4) 将改革方案Ⅳ、Ⅴ、Ⅵ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相互对比,并与安徽省改革前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改革方案Ⅳ、Ⅴ、Ⅵ在低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或高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上均有所增强; 改革方案Ⅳ对高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增强效果更明显; 改革方案Ⅵ对低收入群组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增强效果更明显。

4 政策建议

4. 1 适度降低缴费下限

由于缴费下限的取消使得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增大,也更加适应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现状,增强了参保的吸引力。因此,本文建议适度降低甚至取消缴费下限的限定,并且,随着安徽省经济水平的发展,放宽甚至取消缴费上限的限定,以期加强高收入群组的收入再分配转出功能。

4.2 调整企业缴费率

对改革方案的分析,发现分别改革缴费上下限、缴费率和退休年龄的效果远不及同时改革以上因素的效果,而且安徽省不同时期适合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因此,本文建议,安徽省在近期内应采取方案Ⅵ。这是因为当前安徽省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方案Ⅵ中缴费下限的取消有助于减小低收入人群的缴费负担,吸引其参保并加强养老保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程度; 统筹部分缴费率的降低有助于鼓励企业发展经济; 此外,这两个举措可以抵消退休年龄的延迟对低收入人群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削弱,从而整体上提高了本省养老保险政策的收入再分配程度。

而随着安徽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时期后建议转而采用方案Ⅳ,即将统筹部分的缴费率重新提高,加强收入从高收入群组转向低收入群组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4.3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由于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可以在相同缴费率下通过人数的增多增加养老保险的缴费额,从而弥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下降所减少的统筹部分缴费额。而且,安徽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66. 16% ( 截止到2013年年末) ,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因此,本文建议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参考文献

[1]平清.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其收入分配效应[D].上海:复旦大学,2013(4).

[2]世界银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R].北京:世界银行,2012.

[3]何立新.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J].经济研究,2007(3):70-80.

[4]王晓军,康博威.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2009,26(11):75-81.

[5]彭浩然,申曙光.改革前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7(2):32-38.

[6]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J].社会保障研究,2010(2):32-38.

[7]杨园丽,刘晓梅.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企业缴费负担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2010,20(11):32-34.

国民收入再分配 篇8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 初次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初次分配对人民的收入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初次分配的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匹配, 初次分配所得的收入在人民所得的所有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初次分配是否合理将影响到人民对待工作的态度。近些年来, 在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这三个分配主体中, 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远大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有数据显示:1997—2007年,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到39.7%, 而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 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另外1996—2005年间, 企业分配比率也不断上升, 由1999年的16.7%上升至2005年的22.7%。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重视资本的价值分配, 而轻劳动的价值分配。

(二) 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在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同时, 各行业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198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为1406元, 最低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 为777元, 两者相差629元, 比1978年拉大了1.37倍,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拉大了1.02倍。1995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为7843元, 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副、渔业, 为3522元, 前者是后者的2.23倍。2000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 为21342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为4535元, 两者相差4.71倍。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 为50529元, 最低的是林业, 为6718元, 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 电力、金融、电信、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从以上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出, 相对处于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逐年增长幅度要快于其他行业的增长幅度, 甚至这种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基本上呈现垄断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竞争程度越高收入相对越低的局面。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到了亟须调整的阶段。

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的必要性

(一)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需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过上享有自由、安全、平等、尊严的幸福生活, 这首先必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拥有合法的、合理的财产以满足人民的正常需求。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期, 尤其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形成了一个转型的助推器, 经济发展模式应尽快转变, 要从外贸依存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而扩大内需的基础就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 即通过增加人民的工资收入和提高劳动者稳定的安全预期,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消费的增长, 使这驾带动经济发展的“马车”快速驰骋起来, 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需要

行业收入分配也要依据行业的效率水平, 并依据给国家创造的财富多少进行分配。从上面列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收入倾斜, 使职工的收入更多地与行业性质有关, 而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变得弱化, 这不仅加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既影响了企业效率的提高, 同时也降低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又由于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控股, 这直接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将国家的财富变相地转移到了一部分行业人员的手中, 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也不利于行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此,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 降低行业收入差距, 打破企业垄断地位和特权是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题中之义。

三、我国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原因

第一, 历史原因。

在垄断企业的长期生产经营中, 行政垄断为其积聚大量财富, 创造了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人为条件。我国的垄断行业大多是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并直接转化而来, 行政权力参与运作较多。由于企业惯性我国目前的垄断企业多带有行政垄断的意味, 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有:电力、铁路、电信、邮政、石油、烟草等。行政垄断存在于垄断行业之中, 并且扎根于自然垄断, 使得行政垄断问题更加复杂, 带来的危害更大。

第二, 垄断行业缺乏竞争力。

我国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划分不清晰, 竞争性业务领域竞争性不强。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 竞争元素逐渐被引入垄断行业, 但只是引入了几家竞争公司, 或是将原来的全国垄断变成了地区垄断, 竞争性并没有很好地体现, 效率也并没有经过充分的竞争得以最大化。在自然垄断性业务当中, 由于受历史沿革的影响, 自然垄断往往受到行政垄断的庇护, 形成了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特征, 使得垄断行业缺乏竞争活力, 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成为了必然结果。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 政府投入变相为企业收入。

由于垄断企业大部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 因此, 每年政府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给予补贴。由于受现行垄断企业产品定价方式的影响, 这些资金的注入在形成垄断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同时, 也增加了垄断企业的固定资产, 进而形成会计核算当中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而这些折旧费要转变成企业的生产成本, 无形中就提高了产品的价格, 使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又买回了自己缴纳的税收, 却将利润转移到了部分垄断行业当中去, 变成了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来源。

第四, 对垄断行业监管不到位。

我国的垄断监管机构仍隶属于某一产业主管部门, 不能独立行使监管的权力。对某一行业的监管权力由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分享。同时, 我国法律对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表述, 没有赋予完全的、绝对的监管权力, 将监管权模糊地分散在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政府机构, 使监管职责不清, 加之信息沟通的成本以及协调的不顺畅, 使得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大大降低。此外, 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也使垄断行业的利益不断强化, 垄断行业的收入中隐含着不少无法计算的“灰色”收入, 而恰恰是这些“灰色”收入加大了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四、打破垄断行业高收入的措施

第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前提。应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目前我国大部分垄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由相关产业主管部门筹划控制, 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产业主管部门既是行业的裁判者又是经营者, 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经营的效率, 同时由于垄断企业受到行政权力的庇护, 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比其他行业更丰富的资源, 也间接形成了行业间竞争的不公平。因此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使政企分离,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规范行业秩序, 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从根本上将这部分垄断利润回归到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当中去。

第二, 加大垄断性行业内的竞争力度, 以促进竞争性业务领域健康发展, 提高效率, 给社会带来优质、丰富、价格合理的产品, 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例如电力行业中的输电、配电和售电环节, 应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行业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减少电力行业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

第三, 改变对垄断企业的价格管制方式, 加强对成本的监管和研究。可以通过增收资源占用附加税, 改变垄断企业以前无偿占有国家资源的状况, 这样可将企业的高利润转变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用于二次分配, 使所有国民的生活状况都得以改善, 这也体现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社会价值。

第四, 明确监管地位, 集中监管职能。我国监管部门目前在法律上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因此首先就要在法律上赋予监管部门明确的地位, 明晰监管权力, 将分散在各部委的监管权力尽量集中。只有监管部门拥有权威性的、独立的监管权, 监管部门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不受其他机构与部门的影响。同时为了防止监管部门发生“被俘获”的可能性, 要加强社会监督, 提高监管部门的透明度。

第五, 对垄断企业制定收入分配指导线。收入分配指导线既可以是弹性的, 即规定企业收入分配控制在某一范围内, 也可以制定最高指导线。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指导线也要适时调整, 以避免挫伤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 对薪酬也要实行结构性管理, 即将垄断企业的职工岗位在市场上找到与之相应的价格加以参考, 这样可以对垄断企业每一个职工的薪酬进行准确评定, 对工资进行控制。

参考文献

[1]范若虹, 孙雷.收入分配格局优先突破什么[N].财经国家周刊, 2010-06-14.

[2]赵振华.破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J].南方月刊, 2009 (6) .

[3]王俊豪, 肖兴志, 唐要家.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112-114.

[4]吕晓兰.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8 (2) .

国民收入再分配 篇9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公平,效率

一、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收入分配理论

(一) 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 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其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对流动性的偏好。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也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来调节收入差距。

(二)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萨缪尔森 (Samuelson) 、奥肯 (Okun)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 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两者的观点, 认为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优劣, 只有在维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再辅以政府干预, 才能有效解决收入均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应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因此,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权衡的是, 避免在考虑更大程度公平的同时造成效率的重大损失。

(三)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罗宾逊 (Robinson) 、卡尔多 (Kaldor) 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不仅和财产占有制度有关, 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 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 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因此, 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进行调节干预来改进收入分配不均的状态。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城乡间差距尤为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 己经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3的合理区间。

2. 区域间收入差距仍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国家政策,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而中西部的发展却很落后, 这就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3. 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行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大幅度地提升, 然而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同, 据统计, 2012年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业89743元, 是该类别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而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22687元, 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1]

(二)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1. 政策性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在外资准入、金融税收等领域给予东部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 国家才在内陆边境城市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策略, 而此时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方面已相对处于劣势, 客观上导致了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

此外,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某些行业实行过度保护和干预, 对某些特定行业 (如金融、石化、电信) 在准入、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限制市场竞争, 使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而那些仅靠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而维持微利经营的传统行业 (如农、林、牧、渔业) 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性行业 (如零售业、餐饮业) 由于缺少政策上的倾斜, 其从业者工资的收入要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2. 制度性因素。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但仍存在一些立法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2) 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在税种设置方面不够合理, 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个人所得税, 其它税种还很不健全, 税制的不完善使其无法有效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3. 个体因素。

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强、素质越高、能力越强, 他的市场竞争意识就越强, 越能够胜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则不能,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个人收入上的差距扩大。

三、凯恩斯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 完善市场机制, 确保初次分配公平

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要既注重效率, 又注重公平的观点, 我国要创造按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市场, 大力改革垄断性行业, 一方面, 通过引入外部竞争体制解除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法律制度。放宽市场准入,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等领域, 营造各类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二) 收入再分配时更加注重公平

1.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要扩大社会保障人群范围, 使得广大低收入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政策;其次, 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能够贯彻落实。

2.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提高过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着手, 逐步达到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缩小的目的。其次, 要扩大税源, 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有效措施。

3.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政策、资金的扶持。

国家要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发展, 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此外, 国家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增加扶贫对象,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障碍, 提高农村发展能力, 使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共同发展。

4. 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化。

国家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要坚持公平原则,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 使其享有和发达地区同等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此外, 政府还应关注成人教育, 比如建立公共图书馆, 开展成人职业技能培训等。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减少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的弱化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要规范政府行为,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强化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意识, 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部门职能越位、错位的扭曲, 把可以由市场办的交给市场、把应该由政府办的办好, 促进政府职能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研究概述[J].经济学家, 2000 (4) .

[3]朱伟俊.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线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4 (9) .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初探 篇10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中国2012年的GDP增速在7.5%左右, GDP总量已经超越了日本, 位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 与之相伴随的是, 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5432美元, 在全球排在第80位左右, 而且中国还有1亿多人达不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我国目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进行收入分配, 但是在具体执行中, 却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现象。本文先是具体分析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格局, 继而借重劳动要素贡献率实证测算了我国劳动收入的合理比例, 最后对比实证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公平与平等是有所区别的, 蔡继明 (1991)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去认识公平与平等, 认为如果平等是收入的平等, 那么公平就是一种对分配机制的价值判断。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平分配的判断标准:效率原则或禀赋原则以及平等原则。他认为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状。

唐勤 (2001) 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 他得出的结论是公平和效率可以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唐小果 (2008) 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做了较为清晰的阐述, 她认为, 判断收入差距是否合理, 首先要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合理, 而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主要在于判断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 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最终体现在生产条件的分配和经济关系是否平等。

上述文献主要着眼于收入分配不公这一状况的本身, 在此基础上, 不少学者对收入分配不公这一现象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做了详细的研究, 但具体来讲,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影响主要归结为两大类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郭兴达 (2001) 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就会挫伤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张旭虹 (2003) 的研究更为具体:一是不利于稳定我国GDP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 导致最终消费需求在GDP支出中的比例过低;二是影响总需求的有效增长, 阻碍国家经济的内在循环。

社会稳定:章宏友 (2001) 指出收入分配不公会因为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感而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郭兴达 (2001) 也说明了收入分配不公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严重影响, 分配秩序的混乱对社会各个层面均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三、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状况

评判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最多使用的是基尼系数, 国际的惯例一般是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据相关文献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 20世纪80年代为0.21-0.27, 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 2003年已上升至0.458, 2009年是0.47, 在已公布的135个国家 (地区) 中名列第36位, 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比较严峻。

如果从收入结构细分的话, 会有很多角度可供展开, 限于篇幅所限, 本文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

1、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差距一直在扩大, 其中1985年时, 城乡收入比达到了最低, 为1.86:1, 而在此之后收入的差距就开始稳步的上升一直到目前的3.3:1左右, 20余年内几乎增长了一倍。

2、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政府倾斜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1997年至2007年, 我国G D P比重中, 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 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 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

*数据来源: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最高达到了32.4% (2007) , 这一态势直接导致了在我国GDP比重中, 政府汲取了越来越大的份额, 加上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机制还不完善, 这一因素进一步加大了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局面。

3、要素分配的差距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调整力量。房地产、资源品、金融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 导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偏移。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 自1997年至2007年,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 而在发达国家,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为了进一步考察当前劳动收入占比的不合理性, 下一部分将采用回归分析方法, 对我国近10年来劳动收入占比的合理值进行简单估算。

四、对我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合理份额的实证估算

考察生产贡献的源泉时通常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有三个: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本文选取了1988年至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就业人数作为自变量, 国民总收入作为因变量, 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回归关系。利用相应的数据, 使用Eviews 5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处理, 得到下式:

Y=1.484876I+24260.8L-132950.4 (1)

*其中国民总收入为Y, 固定资产投资为I, 就业人数为L*

为了考察劳动与资本之间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 并考虑到本文是从定性角度分析问题, 可以在式 (1) 的基础之上, 做以下简化处理, 以下式的结果作为对劳动贡献比的估算值。

依据上式, 我们可以简单测算出历年的劳动贡献比, 考察近十年的数据, 结果如表2所示, 为了能够观察到现实生活中, 劳动收入分配的扭曲性, 在表2中同时列出了相同年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从表2中可以清晰的看出, 尽管我国近年来劳动的贡献比不断降低, 但仍占据了产出贡献42.3%的比率, 同期劳动收入占比却在低位徘徊 (实际上劳动收入占比是在缓慢下降的) 。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不仅低于劳动贡献比, 也远远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在1870-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 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50% (1870年-1880年) 至74.3% (1980-1984年) 。在美国上述114年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 不仅资本要素收入比例始终较小, 而且劳动所占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相比较资本主义国家, 我国迫切需要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五、我国劳动收入过低的原因及政策建议

我国劳动收入长期以来偏低低的原因非常复杂, 既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因素, 也有市场化程度不高因素;既有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因素, 也有政策导向、行业垄断因素;既有宏观调控失灵因素, 也有规则缺失因素, 本文提出以下三点仅供参考:

1、初次分配不利, 工薪阶层议价能力缺失

产品生产出来后, 历次分配过程最重要的必然是初分配。虽然我国一直有工会组织, 但在工人代言人方面的角色扮演缺位, 工薪阶层几乎无议价能力, 正如前文所述, 全国为数不少的地方, 工人所得到的报酬恰好为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 更有甚者, 有些企业拒绝签长期合同以逃避社会保险费的缴纳。由于工人面对企业时, 力量零散、单薄, 在最终产品蛋糕的划分中话语权弱小, 在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下, 造成的唯一的后果就是工人的劳动收入被最大限度的压缩。

2、二次分配不合理

我国目前的二次分配其实主要集中于税收环节, 而在转移支付方面较为薄弱,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难免有只出不入的错觉。除此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绝大部分税收都由中低收入人群承担, 相比较国外发达国家由中上阶级人群承担大部税收的情形, 软肋非常明显。

3、国家, 国企员工占据财富资源过多

我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 在各行各业存在大量的国企, 其中不少企业拥有行业的垄断地位, 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并未能体现出所应该具有的产权特色, 小金库, 高薪酬, 高奖金层出不穷, 在国民收入进行分配时, 也是这些占据天生优势的企业划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

如果考虑到上述三大原因, 则相应的政策建议呼之欲出, 本文同样列为三点。

(1) 加强工会建设, 完善法律体系, 为工人的话语权提供坚实的保障, 同时要设法保持工会的独立性, 不能够让工会受制于雇主。

(2) 税制改革, 我国早在几年之前已注意到税制的不合理之处, 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恰逢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之时, 应该抓紧时机继续调整税收结构, 配合十二五期间的工资倍增计划, 做到可支配收入倍增。

(3) 从实质上明确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在现代的信息技术基础之上, 完全可以为国有资产设立公民账户, 将当年的分配利润平均打入到公民的账户中去, 同时要公布每年公司的经营报表, 让公司真正的所有者——人民了解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

参考文献

[1]“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特点及原因研究》.江西社会科学, 2010;10

[2]卓勇良.《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和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 2007 (3)

[3]唐小果.《区别对待收入分配领域的正常差距和分配不公》经济问题.2008 (4)

[4]廖英.《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初探》.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3)

[5]周燕子, 彭必源.《技术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研究综述》.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4; (5)

[6]孟眉军.《近年来关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研究综述》.长江论坛, 2005;1

[7]刘淑清, 王致胜.《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及解决的主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10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篇11

收入分配是天大之事

收入是民生之源。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事关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处于同一层级的天大之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纵向看，随着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劳动者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其中，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状况明显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国民收入“大蛋糕”分配中，政府、企业分得多些，居民分得少些；二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国有企业利润明显上缴少，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税负则偏重；三是在企业与劳动者分配关系上，总体状况是利润侵蚀工资；四是在老百姓之间的分配关系上，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居民之间、不同行业劳动者之间、不同层级劳动者和居民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合理状况，已经影响到相当部分居民和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挫伤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制约着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利于启动和扩大内需，不利于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和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阻碍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因为群众不满收入分配这一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转变为社会问题，在局部地区甚至上升为政治问题。解决此问题具有紧迫性。

只有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才能调整经济结构，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才能体现执政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到实处；才能适应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才能顺应民心期盼，促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这是一件具有经济、社会、政治意义的大事。

分配关系的调整路径

目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方向已经明确，关键是理清其实现路径。至少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施。

第一，增进共识。

要充分认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性，将其作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正如规划建议所阐述的，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内容。

其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内需的基本动力。各级政府要按照建议有关精神，真正在思想上就此形成共识。

第二，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纳入各级政府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政府应负的责任。

国家发改委已明确：“十二五”规划中将就居民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居民收入预期指标等制定具体的目标。

中央带头，地方政府也应跟上，要把有关指标纳入本地区规划和年度计划，有的可设为预期性指标，有的可设为约束性指标，并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而把GDP增长只作为居民收入增长的前置性指标，调整原来的单一GDP导向，把民生建设目标作为重要的导向指标。

第三，抓紧制定出台有关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

国家发改委牵头已经研究了四五年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就需要按照规划的要求早日出台，就全国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目标、主要工作内容、实施步骤等重大问题做出部署。

财政部门就应该对财税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等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人社部门需要研究制定、实施关于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整顿规范薪酬分配秩序，以及继续改进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政策措施；税务部门则要研究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等。

各地则需按照中央有关精神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有关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台地方的具体贯彻落实政策，使之形成一个政策体系，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供政策依据。

第四，逐步调整几大收入分配关系。

首先，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针对居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问题，通过政府适度减少税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企业让利等措施来增加居民收入。为此要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从收支两个方面调整分配关系。

在政府收入上，要清理各种收费，尽可能取消收费；把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收入等纳入财政预算收入；对个人所得税，可把九级征税改为七级征税，把5％－45％的税率降低为3％－35％，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适时开征财产税，包括资本利得税、财产赠予和遗产税、房产税等，以加大对高收入者收入的调节力度。

当然，这里需要把握好度，不要影响居民合理的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在政府支出上，建立公共服务型预算，明确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设的额度和比例并逐步提高，加大对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对党政公务和行政性管理支出的控制，建设性预算与公共服务型预算等相分离，控制并逐步减少其支出，更好地体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这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渠道。

其次，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要“多收和少征”。所谓多收就是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利润和资源占用税，一定要严格征收，特别是经营利润要提高上缴的比例。

目前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每年达9000亿元到上万亿元，但现在只按5％到10％上缴利润，还有三分之一国企不需要上缴利润。特别是一些央企占用国有资源，其资源占用税一定要征收，否则是说不过去的。

另一方面就是少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以及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要下决心减免税费，促进、维持他们的生存發展，让他们有能力，有资金给劳动者加工资。

再次，调整企业与职工的分配关系。要普遍建立劳资平等协商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行工资集体协商，通过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来建立一个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也就是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相应同比例提高职工的工资，使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改变过去利润侵蚀工资的状况。

同时，可研究建立资本所得与劳动报酬增长宏观、微观比较制度，由有关部门或研究机构研究提出资本与劳动报酬分配的合理比例关系，做出供社会或用人单位参考的量化安排，为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提供量化依据和有利条件，从宏观、微观层面分别引导劳动报酬的合理增长，防止资本所得侵蚀劳动报酬。

最后，调整劳动者和居民内部的分配关系。当前的重点是“提低控高”。

“提低”与“控高”

“提低”涉及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的收入提高。其中，农民人数最多，其低收入始终是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

目前农民人均年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30％，从近期看主要靠通过一系列扶农措施，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家电、农机下乡特别是农民外出打工等提高收入，这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城镇化进程和普遍实行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因而需要短长结合、常抓不懈。

城乡困难居民收入低，一般由家庭成员有病伤、鳏寡孤独，或失业等原因造成，他们是社会中的弱者，政府和社会责无旁贷要救助他们，通过提高标准并发放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保险金、医疗救助费等，以及帮助失业者就业等多项措施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明显低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其人数也多，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已经连续六年提高其待遇，今后还需要通过统筹改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和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来平衡相互之间的分配关系。

低收入工薪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外向型经济企业、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从人员看主要是各类企业生产一线职工、农民工、劳务派遣工等，总量达上亿人，他们的工资长期偏低。

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至2007年间数据分析，全部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3倍，但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仅提高0.83倍。因此，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工资要作为重中之重问题解决。主要措施：

一是督促相关领域企业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员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二是通过发布行业劳动定额标准指导企业并通过劳资平等协商，合理确定企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保障员工工资权益。

三是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之逐步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促进低端岗位员工工资的提升。

四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要在这些企业建立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组织；小企业则可采取工人代表外部化方式与资方谈判，以解决劳方不敢谈、不会谈问题；在法规政策上可考虑设立劳方不依法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不得采取停工等过激行动的条款，一方面规制实际已出现的停工行为，另一方面形成对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有力制约。

五是下决心建立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遇有困难的企业相应减免税费，通过调整政府与这些企业的分配关系来支持企业给员工加薪。

六是引导和促进企业通过改进管理、改造和改革技术、转型升级等来增强自身实力；同时，引导劳动者努力提高个人素质、多做贡献，形成劳资互利双赢格局，在提高企业效率效益的基础上可持续地增加员工工资。

此外，也要研究解决乡镇基层公务员、基层公益性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收入偏低问题。

“控高”主要是调控三方面不合理、不公平高收入。

一方面，调控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管理；指导各地规范地方国企负责人收入分配，使其收入与职工工资保持在合理倍数之内；严格规范国企负责人职位消费管理制度，查处违规增加个人收入行为。

同时，要研究建立适应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监管制度，可考虑在有关法规中增加如下规定：小股东如累计持有上市公司总股份1％的股份，对年报披露的高管薪酬水平持有异议，即有权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就高管薪酬问题重新投票表决，以此健全上市公司内部制衡机制，防止公司高管实质上自定薪酬。

另一方面，调控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要对其正式职工的全部收入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进行全面调控；完善并实施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尤其要从源头上加强调控，通过健全并实施资源占用税和利润上缴制度等措施，有力控制其收入来源。同时，要调整垄断行业内部薪酬分配关系，纠正普遍存在的同工不同酬问题。

再一方面，调控社会某些群体的偏高过高收入，加强规范灰色收入和打击非法收入。包括规范公共部门的制度外收入；强化股市监管，强制上市公司分红，对炒股获暴利者征收个税，逐步改变“肥了少数人，亏了亿万小股民”的状况；加强打击非法收入，严厉查处行贿受贿、制假贩假等行为。

标本兼治、配套改革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收入分配领域自身，又涉及经济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后者还制约、决定着前者，因而需要标本兼治、配套改革。

首先，要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

一是改进完善各种资源配置制度，大力规范资源配置行为，尤其要重点规范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配置行为，整治存在的突出问题，堵塞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漏洞，杜绝违法违规操作，从源头上防止资源配置不公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

二是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居民由于户籍不同形成的身份差别，营造平等对待农民的社会氛围，着力促进常住城镇的农民工以及其他农民转变为市民，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减少农村人口比重，同时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从根本上降低农民增收的难度。

三是改进完善农业产品流通制度，建立适时调整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机制，对粮食等部分农产品给予必要的补贴，扶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四是从财税、金融等多方面大力加强对非公有经济的扶持力度，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难、税负重、非市场化干预多等问题，为其正常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促进增加其职工的工资；同时，在非公有经济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为推行劳资集体平等协商提供组织保障。

五是深化国有垄断行业改革，认真落实打破垄断的各项措施，允许并真正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进入，促进打破垄断；同时逐步推动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以利于从根本上促进缩小行业之间收入差距。

六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以减少行政收费和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逐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关系，逐步实现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适应，加快省管县体制建设，为理顺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分配关系提供有利条件。

七是强化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内外收入支出的监督，改进财政预算报表使之易看易懂，以便于人大代表审核财政预算支出，切实监督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用于民生转移支付的比例、额度是否满足保障和改进民生的需求，否决用于豪华楼堂馆所建设等不当支出、不当投资等；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公众对关系民生建设等事项决策的监督力度，提高科学性、公正性。

八是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引导全体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逐步扭转惟利是图等错误观念；同时，逐步对用人单位以及个人分别建立信用、征信管理系统，对不守诚信且屡教不改者建立污点档案，形成压力和监督机制，全面恢复社会诚信，为规范分配秩序奠定思想基础和创造有利环境。

其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这包括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实生产力转化，提高技术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等量资源消耗的经济附加值，节能减排，降低消耗，加快缩小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中国早日由目前“世界代工厂”转变为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世界工厂”，促进社会可分配财富能够持续有效增长，继续做大“蛋糕”，为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

一是改变中国现行外贸依存度过高的格局，减少和控制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领域劳动者收入的冲击；创造条件促进外向型产业升级换代，由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产业链发展，引导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合理转移。

二是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调整城乡结构，在“十二五”期末实现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估计这将间接促进农民至少增收7个百分点，从而减少农业农村发展压力。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家庭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使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到39.2％，促进扩大就业、减轻第二产业就业激烈竞争压力，估计可以间接促进第二产业劳动者提高工资5.3个百分点，同时也有利于第三产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四是调整地区经济结构，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形成合理经济布局，东部发达地区继续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为从根本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创造条件。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思考 篇12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GDP增长及分配结构演变情况分析

1.1979-2010年广东GDP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从GDP总量来看, 广东不断创造着超越奇迹:1989年首次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至今有22年居首) , 1997年首次超过新加坡, 2003年和2007年先后超过香港和台湾。

从GDP增长速度来看, 创造了“世界走一步, 中国走三步, 广东走四步”的奇迹。1979-2010年广东GDP年均增长13.6%, 比同期全国的9.9%高3.7个百分点, 也远高于上世纪新加坡、韩国、日本起飞时期的平均增速:新加坡1970-1978年年均增长8.4%, 韩国1966-1976年年均增长10.8%, 日本1960-1970年年均增长10.5%。

2.1979-2009年在广东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两个比重”呈波浪型下降态势

从1979-2009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看, 已经从1978年的60.58%下降到2009年的45.21%, 下降了15.37个百分点, 而同期政府收入占比从13.52%提高到15.25%, 企业收入从25.90%提高到39.54%。从劳动报酬占比的具体演变态势来看, 1979-1983年间基本稳定在60%左右, 此后呈现波浪型下降态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2009年广东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低1.4个百分点, 与兄弟省区比, 排倒数第10位 (按从高到低排序) 。

从1979-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再分配中的比重来看, 从1978年到2007年,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3.1%下降到40.8%, 下降了22.3个百分点, 年均下降0.77个百分点;1995年后下降加快, 年均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2005年到2007年的最近三年年均下降2.5个百分点。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总体呈波浪型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两个比重”下降的原因分析

1.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是导致“两个比重”下降的直接原因

从G D P的初次分配来看, 在1978-2009年的31年间, 广东居民初次分配所得的劳动报酬, 从1978年的112.58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7849.91亿元, 增长了157.6倍, 年均名义增长17.8%;而同期GDP蛋糕从185.85亿元增加到39482.56亿元, 增长了211.4倍, 年均名义增长18.9%;企业收入 (这里为企业盈余与固定资产折旧之和) 从48.14亿元增加到15611.77亿元, 增长了323.3倍, 年均增长20.5%;政府收入 (这里指生产税净额) 从25.13亿元增加到6020.88亿元, 增长了238.6倍, 年均增长19.3%。由于各部分增长的快慢差异, 导致政府收入占比提高了1.73个百分点, 企业收入占比提高了13.64个百分点, 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5.37个百分点。可见, 劳动报酬增长低于GDP增长, 低于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增长是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直接原因。

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看, 在1979-2009年间, 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9%, 人均GDP年均增长11.2%,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分别比人均GDP增速低4.1和4.3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可见, 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直接原因。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10》的“3-7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的数据计算制作。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广东统计年鉴。

2.“两个比重”下降的深层原因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收入、政府收入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者报酬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是造成“两个比重”下降的表层原因, 深层原因要从造成这一升降变化背后的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分配体制和分配政策中去寻找。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 一般来说, 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 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第一产业比重快速下降, 二、三产业比重日益超过第一产业, 企业提供的税利增加;由于技术进步加快, 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由于资本的稀缺性远高于劳动, 分配的天平向资本倾斜、向效率倾斜, 此时“两个比重”呈现下降或者先降后逐步上升的态势。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 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科技贡献率提高,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 市场经济制度法规日益完善, 分配更为注重公平, 此时“两个比重”逐渐上升并在达到一定水平后趋于相对稳定。当然, 这只是一般演变态势, 不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 由于国情、体制、发展战略等的差异, 又各有其特点。

在计划经济年代, 我们用压低城乡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办法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总是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优先, 生产优先, 提倡“先生产, 后生活”, “先治坡, 后治窝”。这些分配理论、原则和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 日益影响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 影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改革开放初期 (20世纪80年代) , 在分配体制上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打破平均主义、人民公社的工分制、企业的铁工资上, 这一阶段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增长加快, 劳动报酬率上升, 这些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的调整, 对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加快国民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90年代以来, 我们加快了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各地出现了争相实现GDP翻番的热潮, 广东等沿海省市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各地纷纷出台引进外资和鼓励私人投资的优惠政策, 产业结构也发生的显著的变化, 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上升, 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分配上, 加强了工资分配的宏观管理, 提出了“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要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 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两低于”的工资宏观管理原则 (以下简称“两低于”) , 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90年代后期进一步要求省区按照“两低于”的原则制定工资指导线。在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分配体制、政策、原则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两个比重”呈现由升到降的转变。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 资本是最为短缺的关键性要素, 分配上客观要求向资本倾斜, 资本收益、财政收入、生产总值增长适当快于居民收入增长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到了新世纪初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之后, 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就应该顺应发展阶段的演进而转换, 为此中央反复强调以人为本、民生为重, 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 但是地方政府的实际发展理念仍然或者基本停留在上一阶段, 仍是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第一、资本收益优先, 仍是强调先把“蛋糕做大”, 未能形成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 从而导致“两个比重”继续下降。

广东要力争率先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任务的完成

“十一五”时期是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五年。从国民收入分配上看, 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和居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的差距缩小, 与“九五”、“十五”期间“两个比重”明显下降相比, 下降幅度减少, 但仍未根本扭转下降态势。“十二五”时期, 广东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加快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广东”为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以率先改革、率先开放, 创造了体制上和发展上的先发优势, 把地区GDP蛋糕做到最大;“十二五”时期, 广东应在继续保持GDP蛋糕居首的同时, 力争率先“提高两个比重”, 通过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一核心任务的完成。

1.正确认识和处理“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国民财富的创造和国民财富的分配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紧密相联的, 做出了蛋糕才有蛋糕可分, 但是蛋糕分得合理公平, 参与做蛋糕的各方才有积极性。计划经济时代, 一味强调先把蛋糕做大, 职工工资基本不动,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极其缓慢。如1952-1978年间, 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85元增加到1978年的193元, 平均每年增加不到5元, 年均增长3.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4.7%;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8%。结果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逐渐下降, 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阶段, 国民经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 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下降。改革开放初, 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城镇改革了低平死的工资制度, 国民收入分配中“两个比重”趋于上升, 结果促进了蛋糕做大。但是90年代以来, 不少地方出现了重GDP轻民生的倾向, 国民收入分配中“两个比重”趋于下降, 影响了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 影响了广大民众幸福感的提升。诚然, 做出了蛋糕, 才有蛋糕可分;蛋糕大了, 才可分到更多蛋糕。但是从再生产来看, 蛋糕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相互依赖并互为前提的, 先有蛋糕分配的制度设计, 才能开始蛋糕的生产。蛋糕分配公平合理, 才有做大蛋糕、做好蛋糕的持续积极性。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 一味强调“先把蛋糕做大, 再把蛋糕分好”的宣教少了, 但是又出现了先把蛋糕做好, 才能把蛋糕分好的观念。我认为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与分好蛋糕是互相依赖、互为前提的,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根据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收入蛋糕分配上存在“两个比重”下降的实际及广大人民的意愿, 今后一段时期, 尤其是“十二五”时期, 更应该注意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即以分好蛋糕来促进做大蛋糕和做好蛋糕。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发展要以人为本, 因此, 在国民收入分配上, 根据前期“两个比重”下降的实际, 应该实行富民优先的发展导向, 适当加快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城乡居民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 但是增长却不同步。1979-2009年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7%, 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 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年均增长7.2%, 居民收入增长比人均GDP增长低1.4-1.5个百分点, 广东更是低4.1-4.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 必然带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下降, 影响居民消费增长,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高。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十二五”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年均增长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这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史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指标高于国民经济增长指标。广东提出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9%左右, 人均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 进出口总额增长7.3%,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5%。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要力争率先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并以此作为做大、做好蛋糕的强大动力。

“十二五”时期, 广东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加快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广东”为核心任务。

2.正确认识和处理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加快转型升级”的关系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正确理解“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一核心任务, 就要准确把握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建设幸福广东”是“分蛋糕”的话, “加快转型升级”就是“做蛋糕”, 就是奠定“建设幸福广东”的物质基础。没有加快转型升级, “蛋糕”就做不大, 做不好。我们过去谈经济发展, 常常强调做大“蛋糕”, 很少考虑做好“蛋糕”, 不注意提高“蛋糕”的质量, 降低做“蛋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现在我们讲转型升级, 就是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去做高质量的“蛋糕”, 只有“蛋糕”又好又大, “建设幸福广东”才有良好的物质基础。

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 “十二五”时期的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广东进而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核心任务。因此, 转型升级应该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并结合广东实际来进行。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做到“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从上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广东实际, 尤其要正确把握以下几点:第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包含了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要求。第二, 改革开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为动力。第三, 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不仅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也包括国民经济分配结构的调整优化, 包括了“两个比重”的提高。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失衡, 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第四,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优化紧密相关,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就与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增长不同步紧密相关。要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就必须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第五, 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就必须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逐步提高“两个比重”。所以, 从一定意义上讲, 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是加快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也即分好蛋糕, 又是做大蛋糕和做好蛋糕的手段。分好蛋糕与做好蛋糕是辩证统一关系, 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 需要统筹兼顾, 至于侧重点, 则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新世纪以来“两个比重”持续下降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需要, “十二五”时期更应强调以“分好蛋糕”加快转型升级, 以“分好蛋糕”促进“做好蛋糕”。

3.正确认识和处理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建设幸福广东”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因此, 不管是“做大蛋糕”、“做好蛋糕”还是“分好蛋糕”, 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让人民群众得到幸福。幸福是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感受, 其内涵丰富, 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幸福虽然是主观感受, 但却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的。但是现实生活表明:GDP蛋糕做大了、做好了, 只是为幸福生活提供可能的物质条件, 只有分到居民手上的蛋糕才能成为其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如果蛋糕分得不合理、不公平, 甚至越分越不合理、越不公平, 即使民众分到和享受到的蛋糕增多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并不会相应提高甚至会降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应体现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上, 体现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因此, “建设幸福广东”不仅要通过“加快转型升级”来做大蛋糕和做好蛋糕, 还要注意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把蛋糕分好。在“十二五”时期, 围绕“建设幸福广东”, 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上要注意采取有效举措提高“两个比重”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此, 要继续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实现政府调节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

在初次分配领域, 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又要加强和改善对分配的调控:一是要制定和完善劳动、工资等立法和执法。二是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确保最低工资实际水平不因物价上升而降低, 并随经济增长逐步提高最低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近年来广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再持续下去, 不利于广东转型升级, 今后要力争略高于全国增幅。三是要改革工资指导线制度, 抛弃过去工资宏观调控中坚持的“两低于”原则, 实行职工工资增长与物价联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新调控原则,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加快推行和完善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根据广东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并低于全国工资增长的实际, “十二五”时期工资指导线要适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加快广东转型升级的步伐。

在再分配领域, 要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益, 要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政府要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要扩大转移支付,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高困难人群的生活补贴;要加快税制的改革, 税制改革要以人为本, 要适当减轻企业税费, 要有利于促进分配公平。

此外, 在就业方面, 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加强政府引导, 完善市场就业机制, 扩大就业规模, 改善就业结构;要进一步完善创业政策, 拓宽创业领域, 降低创业门槛, 增加创业机会, 推进多种形式的创业活动;要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要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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