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精选8篇）
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篇1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
日本1961～1970年间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充实社会资本。②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③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④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⑤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 10 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简介：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为此本期话题讨论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经验教训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资料来源：日银《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制图/赵斌
注：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
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化问题？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
■专家评析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
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
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1970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见表1）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见表2）“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3.“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它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
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篇2
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中前期基本相当。从各方面的情况看, 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 中国启动内需的关键是需要提高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实质购买力, 中国需要借鉴一个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启动提高居民收入的“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1953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但社会并未就此稳定, 产品积压, 失业增加, 劳资关系紧张, 日本社会并不稳定。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下村治、池田勇人认为,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 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 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从而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12月,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是, 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 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 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引入‘最低工资制’, 扩展社会保障计划, 完善养老保险金, 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 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 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 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 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 国民收入增长率340%。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 日本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以前和以后相比, 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 乃至日本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就“像换了个国家一样”。“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 国民生产总值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 年均增长11.6%, 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 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 从1960年的395美元, 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 年均增长11.5%, 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实施计划的第七年, 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60年到1973年, 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 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
“国民收入倍增”所造成的影响, 并不仅仅引发了内需的启动和消费结构变化, 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增强了国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中产阶级人口的大幅度增加, 为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政治稳定则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 国民收入倍增, 使国民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 导致了科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促进了产业升级。正是这些变化, 才使得日本具有了现代化国家的全部特征, 成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
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意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常出现在下述经济阶段,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品过剩与通胀压力共存, 政府需要提振内需;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过渡;政府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民收入增幅, 导致储蓄、投资大过消费, 造成经济不平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经济高速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与收入结构结出的硕果, 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日本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是因为他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 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上, 把这一核心要点作为这场新经济运动的名称、口号和旗帜。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 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 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 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 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当此经济发展模式又一转折之际, 制订类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化解经济体内的痼疾, 中国经济才能由大变强, 藏富于民藏汇于民, 消解巨大的外汇升值压力, 从行政市场走向民间市场。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几乎所有国家的起飞都经历过类似的国民收入培增计划。其关键就在于重新构建财政、企业、居民三者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宏观政策层面上, 要把“藏富于民”作为长期发展战略, 主要通过充实社会资本, 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 引导产业结构转变, 扭转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等措施。从微观层面上看, 国民群体是企业职工, 国民收入倍增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企业职工收入的倍增, 也就是职工收入和企业利润一起增长。我们认为, 职工持股制度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职工持股计划的发展
职工持股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 并逐步为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美国, 职工持股制度又称雇员所有制, 职工持股计划最早的倡导者———美国著名的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斯·凯尔索 (LOUIS KELSO) , 其在美国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在这一时期, 由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贫富矛盾日益加大,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所有者开始担心这些社会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所投资的企业。开始尝试通过给予雇员股份、有限允许雇员分享利润等政策来改善劳资关系。
第二阶段,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20世纪60年代初期,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律师路易斯·凯尔萨率先提出职工持股计划ESO P (Employee Stock O wnership Plans) 。他们认为, 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 生产过程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 劳动生产力对产出的贡献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不公会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种经济不公现象, 凯尔萨提出“二元经济学理论”。其基本思想是, 在正常的经济运行中, 任何人不仅可以通过他们的劳动获得收入, 而且还应当通过资本来获得收入, 这是人的基本权利。根据这一思想, 凯尔萨等人提出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鼓励社会公平竞争的制度。于是, 他们设计了职工持股计划, 并将它作为向职工提供资本信贷的手段, 使其获得资本所有权。然后, 职工利用这种资本所有权的收益来偿还信贷。
第三阶段, 1974年以后。凯尔萨开始借助立法来推行职工持股计划, 他将计划交给了路易斯安纳州参议员卢塞尔·朗 (Russell Long) 。朗参议员在国会内大力宣传ESO P, 并于1974年促使国会通过了《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目前, 美国国会已颁布了20多部联邦法律来鼓励和规范职工持股, 有一半的州为鼓励职工持股也进行了立法。其中有约6000个ESO P成为公司决策和战略的主要影响者。
四、美国职工持股制度的基本模式
ESO P是美国职工持股制度的代表模式, 是符合1974年《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所规定的条件, 从而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的一种职工持股制度。在美国, 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拯救本企业而动员职工持股的公司;二是为了促使职工更加主动、勤奋工作而实施职工持股的公司。前者, 是因为公司经营困难, 资金融通困难, 其职工通过持股计划购买本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份, 维持公司的存系, 并保持职工的工作职位。在经济衰退时期, 有许多公司即采用此种方式的ESO P。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职工持股制度大多属于后一种, 是真正意义上的ESOP, 是由于公司制度的充分发展, 市场竞争的充分发展, 经营管理理念的发展, 使得人们认识“经济生活民主的重要性”以及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对公司经营目标实现的重要作用, 该种ESOP建立在对“人力资本”的肯定和认可的基础之上的。
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 ESOP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方式是不利用信贷杠杆的ESOP, 又称股票奖励计划。即公司直接将股票交给ESO P委员会, 由该委员会为每个职工建立相应账户, 此种ESOP方式并不普遍。另一种方式是利用信贷杠杆的ESOP, 是美国ESOP的典型和普遍模式。具体做法是:先设立一个ESO P信托基金组织, 由公司担保, 信托基金组织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用贷款购买公司的股票, 并将该股票保留在“冻结账户”中, 不分配到每个职工个人账户中。ESOP按照预先设定的比例分享公司的剩余利润, 并用利润归还贷款, 相应冲减“冻结账户”中的股票, 从而相应增加职工个人账户上的股票。因而, 职工无论是否具有购买股票的能力, 都可以成为资本的拥有者。ESOP巧妙的解决了职工财务弱小的弊端, 使所有雇员都有机会参加该计划, 这也是美国ESOP所以能广泛推行的基础所在。
五、美国职工持股制度的特点与借鉴
1. 设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职工股。
在美国, 实施职工持股计划的企业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集中管理职工股。这种专门机构有两种, 一种是设立于企业内部的ESOP委员会, 不利用信贷杠杆的ESOP采用这种形式。另一种是设立于企业外部的ESOP信托基金会, 它是一种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合法实体, 利用信贷杠杆的ESOP采取这种形式。无论是内部的机构还是外部的机构, 它们与职工之间都是一种信托关系, 其中职工是信托人, 该机构是受托人, 机构是以自己名义购买并管理职工股, 行使股东权利。职工虽是实质上的股东, 但并不参加股东会。
2. 严格限制职工所持有股份的转让。
ESO P之所以能在美国获得普遍发展, 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雇主或公司企图通过职工股这一利益纽带, 吸收职工参与股东会, 把职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连接, 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激励职工参与公司管理, 改善公司治理。另外, 在ESOP制度中, 职工所持股份并不在职工个人手中, 而是由ESOP委员会或ESOP信托基金会统一管理, 因而可以有效防止职工随意转让其股份。
3. 从立法上给予优惠, 鼓励推行职工持股计划。
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法律, 为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及有关方面提供各种优惠, 主要是税收优惠。主要的鼓励和优惠政策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因发放职工持股计划贷款而获得的利息收入可以免税、职工持股计划中职工的股票红利部分和还贷部分均予免税、对公司和雇主的鼓励政策。同时, 职工持股计划可实行先分股息后征税的优惠。
4. 职工持股计划与职工的养老与保险计划相关联。
职工在退休时得以兑现的股票构成职工养老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避免职工养老保险与企业效益依存度过大的风险, 通常允许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职工, 将其25%的股份投资于其它行业或将相当于这部分股票的现金直接付给职工。
5. 具有较为完善的职工持股计划服务机构。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国家, 实行员工持股的各种服务机构比较健全。首先, 政府机构设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职工持股计划的管理和转让。负责职工持股计划的政府部门主要有:内部收入服务局、劳动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依法进行管理。其次, 专业的中介机构也在职工持股计划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尽管我国企业在职工持股、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并不能由此因噎废食。国资委颁布有《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 该《意见》对于大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职工持股, 分别提出不同要求:鼓励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在自愿基础上参与企业改制;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职工持有改制辅业企业股权;国有大型企业改制可根据企业发展需要, 择优选取投资者, 但职工持股不得处于控股地位;鼓励国有大型科研、设计、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骨干以多种方式取得企业股权。这样规定不仅可以发挥职工持股的作用, 促进企业发展, 同时可以实现职工收入倍增的目的。
摘要：文章介绍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与国民收入情况, 提出了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和运用职工持股制度提升国民收入的具体措施, 对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美国的职工持股制度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词：职工持股制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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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启动 篇3
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首次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被视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而备受关注。
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盖。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时，特别提到，国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同于以前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更不同于历史上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标，而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衡、稳定、协调发展的综合计划。正确地理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角度来诠释和解读：
其一，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如果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保守估计，那时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80%以上，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要未来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就可以实现。但更值得期待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事实上，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到内需上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状。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中国之前走的是投资拉动型的道路，投资占GDP的比重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在40%以上，而投资长期维持在如此高的比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内需严重不足，近10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持续下降，在2010年降至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转变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且将其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努力实现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的重要嬗变。
其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不是仅仅靠GDP总量的翻番就可以实现，而是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特别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同时，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可以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收入分配改革是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两翼”，缺一不可。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言，必须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又必须建立在改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加快城镇化的基础上。以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而言，中国必须提升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但是，我国服务业在三产中的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低。因此，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改变中国的收入结构。服务业以及“利润”比较高的产业比重的提升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够达到倍增的目标。
就此而言，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绝非一个简单的数字工程，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是收入分配的逐渐均衡和城镇化的加速以及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真正步入现代化的战略性工程。如果预期实现，则基本意味着，中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初步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
收入倍增计划带来怎样的预期 篇4
“十八大”提出2020年我国人均收入比2010年增长一倍，实现收入翻番，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对于这个计划怎如何估价，是市场的焦点问题之一。
预期比较悲观
毫无疑问，10年间人均收入翻倍，放在其他国家是激动人心的，但放在中国则未必。如果不能准确地理解收入倍增计划，不但不能鼓舞信心，反而会产生强烈的悲观预期。准确评价收入倍增计划，必须回顾过去10年我国经济和收入的实际增长状况。
由于人均收入是个名义价值量，必须与名义GDP进行比较。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里，我国名义GDP从98000亿元增长到403260亿元，增幅达到311%，而同一期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加到19109元，增幅204%，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46元增加到8120元，增幅158%。考虑到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大约在50%左右，那么我国全部居民人均收入大约增长了181%。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我国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出现同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速仅仅达到经济增速的60%左右，收入分配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这种分配的不平衡导致我国消费严重不足，必须依赖国际市场。
如果我国未来10年的人均收入增长仅仅是翻倍，而不是更高，那么就意味着未来10年的增速比前10年下降了34%，假设我国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变，那么经济的增速也就应该下降34%，由此推算我国名义GDP的增速将从过去10年的15.2%下降到10%，GDP的实际增速在7.2%左右。如果未来10年消费在我国GDP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则我国未来经济实际增速会降到7%以下。这个计划再一次确认了：我国2012年的经济减速不是暂时的，以后10年也将很难再见到8%以上的增长了。
其实，这个收入倍增计划不是一种政治承诺，更多地是一种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展望。我们看到，从11月8日以来市场出现了持续下跌的趋势，尤其是消费类股票领跌市场。消费类股票的股指水平是以居民长期消费支出增长率的高低进行测算的，很显然在人均收入增幅下降34%的背景下，消费股的市盈率水平也会出现大致同步的下降。本周消费股的暴跌正是在这种预期下出现的。
从内外需平衡的角度看，未来10年，我国内需的增长也就大致维持经济在7%左右的增速，其他则要看外需的形势变化而定。如果明年外部经济环境与今年相同，我国的GDP大致维持在7.6%左右，如果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不能妥善解决，我国的GDP可能要掉到7%以下。从这个角度说，美国股市对近期A股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1999点被跌破或已不可避免
二级市场上，在RQFII提高2000亿元额度、人民币升值等利好作用下，大盘在前期勉强走出了“维稳”行情，然而随着利好出尽，面对更多的利空因素，下跌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停滞了一段时间的IPO恢复后，两市再融资的审批又再次提速。据统计显示，目前A股等待上市的再融资总额已达到了5414.23亿元。2000亿元的RQFII额度与之相比可谓杯水车薪，何况这些资金只能有一部分进入股市。
与此同时，虽然郭主席表态国际板短期内不会推出，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表示，市值与GDP规模不符，10年后上市公司家数过万是必然的。试想如果按此计划进行，那么10年内平均每个交易日IPO家数为3家。未来面对A股的将是长达10年的长期利空，而且同时会产生无数的大小非、无限的IPO、无限的套现，中国A股已经病入膏肓。
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篇5
李长安2010-07-27
摘 要： 收入分配历来是经济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不过，在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轨道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而且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尽快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协调，使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成为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一是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四是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税负，形成利润提高带动工资提高的良性循环；五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关键词： 收入倍增计划，城镇化，中等收入，政府体制改革，民营企业，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历来是经济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不过，在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轨道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而且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尽快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协调，使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成为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收入增长缓慢已成经济发展的“短腿”
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国民财富的总量迅速壮大。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仅为3645亿元。而到了2009年，GDP总量已经达到335353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90多倍。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赶上并超过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是时间问题。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1978
年，中国的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09年，人均GDP已经增长到接近3000美元，增长了大约15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另一个证据是，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连年增长，尤其是自2003年突破2万亿关口之后，开始连续多年实现了大幅度增长。2001年后的全国财政收入年增长速度大都在20%以上，即使是在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1.7%。在企业的利润分配中，资本强势与劳动弱势的格局不断被强化。过去10多年间，不少企业销售额、利润都是陡峭的上升曲线，而工人工资却是一条水平线。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度报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6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而且高于报告中127个国家的平均值，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行业差距：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17212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业8767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运输业7576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地区差距：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
收入水平增长的相对缓慢，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也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障碍。在我国现行的分配体系下，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差距不断扩大，压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使经济增长失去了消费这一重要的引擎。2009年我国总消费率为52.5%，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4.6个百分点，和发达国家平均70%的贡献率相比依然相距甚远。再从消费贡献率看，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
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收入倍增计划：强国富民的有效举措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协调地发展，是走向富裕强盛的共同之路。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购买力，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68年，日本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也因收入倍增计划而在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成为支持日本经济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日本的经验不仅在于通过实行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还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日本政府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制定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达到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增加就业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目的。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同时还完善制订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用提高国民收入来带动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实现了两者有效地平衡。
美国是目前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正式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他们的许多做法也同该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将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这样的工资比当时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几乎高出了一倍。绝大多数人预测，高昂的工资将很快压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资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估计，就在实施新工资政策的当年，福特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1%。正是这种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和大胆的创新行为，亨利·福特也因此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工业之父”。
三、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的五大着力点
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困局，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已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实施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事，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找好着力点。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基本上属于“纺锤形”，中产阶级是其中的主流阶层，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均属于“少数”阶层。但是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低。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不但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协调。从机制上来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过程。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种种矛盾，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无疑是必须要做好的一门“功课”。而中等收入阶层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低收入阶层的过程，就是提高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过程，这与我国加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完全吻合。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领域内的主要矛盾。城镇化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经济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就会发挥一种聚集效应，人口、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在其中就业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测算，在过去3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遭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其中既有宏观体制上的弊端，也有城市内部体制的人为因素。要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须尽快破除传统的户籍制度，减少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同时城市内部体制的变化必须尽快主动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无论是在地区的公共财政使用上，还是在城市规划与公共设施建设上，都应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需求，真正发挥服务型政府的积极作用和功能。
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从政府层面来说，要
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扭转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错位，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对国有企业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市场垄断者的身份以及由此被社会诟病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目标，依然是一项紧迫而又复杂的攻坚任务。
四是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税负，形成利润提高带动工资提高的良性循环。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占有绝大多数，其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则构成了低薪劳动力的主体。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和国际分工中的劣势，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普遍不高，缺乏给劳动者加薪的动力。尽快将我国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降下来，对微利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客观上能对提升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起到积极作用，也增强了他们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能力和动力。
居民收入倍增 篇6
11月8日在京开幕的中共十八大，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之外，首次将居民收入增长列入发展目标，这一新要求是十八报告不同于以往两届党代会的要点之一。胡锦涛所作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6125.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1%。其中全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32.4%，增收5736.30亿元。这两项增速大大高于同期9.7%的经济增长，更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速。
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两次大会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而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经济总量倍增与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同时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专家指出，这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了广大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期盼。
经济总量倍增与人均收入倍增这两个“硬指标”的出现，使全面小康的图景在百姓心中变得更加清晰、温暖。
离“交卷”只有8年时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如期实现吗？ 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测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9%左右，GDP和居民收入双倍增就可以实现。
为达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大目标，可在未来十年逐步实现以下小目标，为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大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
——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另外，我个人想为收入倍增计划提提以下建议：
1、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大力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2、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
3、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
4、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
5、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
6、健全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创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励企事业单位对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
7、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8、.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
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篇7
一、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主要难点
(一) 城乡、区域及不同群体间差距难以短期消除
我国城乡间、区域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尤其是不同群体间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农民增收困难、区域禀赋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偏低等问题难以短期解决。扭转这种局面需要一个渐进过程, 难以一蹴而就。而且, 倍增计划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落实难度颇大, 从现实情况来看, 企业提高收入主动权在企业经营者, 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 深入贯彻收入倍增计划需找到抓手。
(二) 收入分配格局根本扭转难度大
近年来, 我国收入分配主要特征表现为:向企业利润倾斜、向垄断行业倾斜, 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明显偏低。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处于60%—70%, 个别发达国家甚至达到70%以上。未来几年, 分配制度改革对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从中观、微观层面看, 提要劳动者报酬比重更多取决于市场行为, 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中短期内扭转比重偏低状况的难度较大。
(三) 部门增收潜力差异较大
要增加部门人均收入, 一是要政府减税, 二是要企业让利。总体来说, 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空间。但细分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行业, 并不是所有行业自身都有加薪能力, 通过政府全面减税提薪也不现实, 而且在部门增收的同时, 要兼顾公平, 防止部门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总体来说, 垄断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增收方面优势较大, 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潜力较小。
(四) 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以及物价过快上涨影响加大
我国2011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处于高位, 对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冲击和影响。若物价得不到有效控制,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收入倍增实现难度将急剧加大。且与收入倍增形成相抵局面, 甚至会恶化低收入者的生存状况。同时, 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若基本生活保障品物价过快上涨, 收入倍增效果将大打折扣。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切实提高物价调控能力, 将物价保持在合理区间内, 莫让通胀吞噬倍增成果。
二、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对策分析
(一) 促进“四个群体”充分就业, 推进工资收入增长
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简单的平均倍增,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收入倍增, 具体包括农民、企业职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四个群体”, 尤其把促进农民增收列为重中之重, 突出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和帮扶“五大增收渠道”, 使中低收入群众收入有明显的增加, 使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大幅度地减少高低收入者的贫富差距。一是要帮助重点人群就业, 要把解决高校毕业生、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加强就业服务和政策支持;二是要通过积极促进增加就业岗位来扩大工资性收入, 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 鼓励实行多种形式的自主择业、灵活就业, 拓宽就业门路;三是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 构建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实现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覆盖, 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二) 积极鼓励创业, 大力提高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
要坚持把创业带动就业作为居民增收的关键举措,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从行政、税收、用地、贷款、政府补贴等各方面加大对创业的扶持, 营造鼓励创业的环境, 多渠道鼓励支持自主创业, 努力做到创业富民, 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的创业热情, 让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增加经营性收入。具体要做到:一是针对特定人群创业, 可以尝试实行创业注册资本零首付制度, 真正降低创业准入门槛;二是放宽房产、水、电、气使用及土地、户籍等限制, 切实减免与创业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是多渠道增加创业贷款, 扩大创业补贴范围;四是建立健全创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服务体系, 加强对创业者劳动成果和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三) 立体开发, 进一步提高扶贫开发综合效益
继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从多渠道投入资金用于扶贫开发。一是以以工代赈方式对贫困地区生产、生活等软硬环境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使农村交通、水利、水保、人畜饮水、特色产业等继续得到改善。二是以扶贫开发方式, 对贫困户发展生产给以贷款扶持, 资助自然灾害高发区、生态环境恶劣区的居民进行彻底改造甚至整体搬迁。三是以社会救助方式实施城乡低保、五保供养、合作医疗、救灾补助等, 使因灾致贫和丧失谋生能力人口的生存和温饱得到保障。四是以新农村建设方式对相关方面的支农资金进行整合, 实施贫困地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项目, 整村推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
(四)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普遍提高中低收入者转移性收入
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提高统筹层次和实现制度统一等方面迈出新步伐, 形成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相衔接的保障网, 普遍提高困难群体转移性收入。一是建立健全广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稳定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基础上, 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同时,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健全教育、医疗、临时生活等救助制度。二是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法制化管理, 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使社会保障的运作法制化、规范化。三是建立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要通过制度化的措施, 使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 建立广泛的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
(五) 制度创新与政府扶持相结合, 促进农民和谐增收
政府、社会与农民自身三方齐努力, 建立农业保护制度, 化解自然和市场风险, 改革现行就业政策, 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引导农民向市民转变, 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一是以农业科技进步为“动力源”, 发展现代农业富民;二是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依托, 大力发展龙头企业;三是加快农民知识化, 培养现代农民, 促进农民创业增收;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的服务功能, 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农民增收开辟“绿色通道”, 发展现代农业网络服务体系, 以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解决。
(六)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 加快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
除按照规定通过财政支持保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之外, 还应成立专门的住房保障基金会或基金管理中心, 多渠道、多形式拓展并管理建设资金。同时, 把目前我国分散在多家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统一, 由其全权处理公共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住宅的土地供应、规划、设计、建造、出售和租赁管理, 真正构建起符合实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另外, 可以动用金融杠杆保障低收入家庭购房需要, 利用政策性贷款利率低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的金融业务。充分发挥税收政策调节分配作用, 对低收入家庭购买、租赁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税费给予减免优惠, 以此促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落实。
摘要：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民生幸福工程的基础和核心。在对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主要难点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 从促进“四个群体”充分就业和工资收入增长;积极鼓励创业, 大力提高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普遍提高中低收入者转移性收入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对策。
关键词：居民收入倍增,难点,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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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伟良, 等.奋力推进收入倍增在江苏的实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3]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篇8
近日,一场以富民为主线的收入分配改革大讨论,正在中国学界展开。在这场讨论中,关于日本1960年代初进行的这场收入改革的经历被一次次提及,以作为中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参考。
“历史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仅从收入翻倍的角度来理解日本这场变革,盲目地借鉴一些表面经验,而不是将视野拓宽,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下,探寻这场变革的根源和本质,只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扭曲机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斌教授,向记者抽丝剥茧地道出了日本那场变革的实质。
七八年时间实现翻番
1960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历史拐点——结束了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经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民消费不足、城乡差距日益明显,种种因素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劳资矛盾凸显。
“关于日本下一步的经济走向,当时的日本主流经济学界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本已经结束了战后恢复期,将告别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刚刚开始,应该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许斌说。
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采纳了后一种观点。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核心内容是,从1961年至1970年,实现日本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实际收入翻倍。
相应的具体措施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升级、鼓励高生产率产业,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等。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很好效果。“按照测算,要十年实现GDP和收入翻倍,日本经济年均增速和收入年均增速均应为7.2%。实际上,十年间日本经济的增速和收入的增速,每年都达到了10%以上。因此,日本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实现了GDP和人均实际收入的翻倍。根据权威数据库CEIC的数据显示,扣除通货膨胀,以2000年不变价格估算,日本人均GDP在1960年为7118美元,1968年已经翻倍为14382美元,到1970年为17345美元,十年间实际增长了1.45倍。”许斌表示。
收入倍增计划缩小了收入差距。196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是0.33左右,国民幸福指数也很高。十年间,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77%。许斌介绍说,当时日本银行存款率为7.2%,显著高过通胀率,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为正。
经济增长是根本
“我们在解读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绝不能望文生义地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在分配领域增加收入的措施。而应该看到,收入倍增计划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计划,其次才是收入增长计划。”在许斌看来,只有抓住经济增长这条主线,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并借鉴其中的经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
那么,当时的日本政府究竟抓住哪些新经济增长点,才创造出日本经济的“黄金十年”?许斌总结出三点:城市化红利、技术红利和开放红利。
第一,城市化红利。1960年代初,日本人口红利结束,政界和经济学界开始重视城市化红利的作用。
1950年代的高速发展,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收入差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1950年代末,激进团体的活动和罢工频频。但是,日本城乡收入的差距同时也带来城市化红利。1950年代中后期至1970年代初期,是日本城市化进展最快的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42.9万,并于1975年实现城市化率75.9%。
第二,技术红利。1960年代以前,日本还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当时日本政府认识到,尽管日本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利用这个差距可以创造技术红利。
当时,日本在高科技方面主要模仿欧美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后实现自我创新。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及技术的吸收和利用。
第三,开放红利。当时日本政府已认识到全球化给经济带来的好处,所以在对外贸易上更加开放。1960年,日本贸易自由化政策起步;1963年,日本加入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4年,日本举行了东京奥运会……
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红利,反过来也推动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开放带来的贸易收益让全体国民受益。”许斌表示。
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社会
不过,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收入倍增计划并没有促进日本经济往消费拉动型社会成功转型。从CEIC数据来看,1961年至1970年,日本消费占GDP比重最高时为54%,最低为48%。而投资占GDP比重最高时为40%,最低为32%。十年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改变。“这说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仍然靠投资拉动。居民收入增加的确促进了消费,但这是依靠投资完成的。日本当时并未完全转型为消费拉动型社会。”许斌说。
其次,日本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很少。当时日本以银行作为主要融资手段,股市等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很不完善。“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必然需要健康完善的资本市场。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金融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完全不匹配,这也为后来日本经济泡沫埋下伏笔。”
最后,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中对人才的培养过多强调理科素养,而忽视了人文教育。“这造成一代日本人才思维过于机械化,导致日本科技创新后劲不足。”
中国须借鉴日本经验
回顾日本经济史,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其中的经验。
在许斌看来,今天的中国经济与196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有太多相似之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民消费比例不高、城乡存在明显差距……太多的相似之处背后,是相似的经济增长动力。“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技术红利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三个动力的基础上,城市化红利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推进城市化方面,日本只有短短15年城市化红利,而中国远远不止,未来中部和西部地区将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方向。”日本政府一直对城市布局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保证城市化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了5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市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在引进技术方面,日本的做法是先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从而形成自主技术。在此基础上,日本创造出了以丰田为代表的制造业神话。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技术红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同时重视海外先进技术和中国人才的匹配。
在对外开放方面,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只有开放经济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对外开放时,主要在贸易领域开放,其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相当滞后。这一点值得中国反思。中国对于金融领域的开放既要谨慎,同时也不应过分推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