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共12篇）

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篇1

摘要：一个组织的战略规划和目标确定后, 组织结构便是完成组织任务的重要基础和保证。长期以来, 国有商业银行组织管理特征是“科层制、多级分行制”, 按行政区域和政府层次序列设立科层结构, 弊端逐步显现。本文引入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 为国有商业银行实施事业部制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同时分析了事业部制优劣势, 并提出事业部有效运作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事业部制,新制度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为建立事业部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生产、消费与市场均衡时, 将企业视为黑箱, 认为运用市场制度的交易费用为零。科斯 (Coase) 认为现实世界具有交易费用, 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供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 企业的本质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威廉姆森 (Williamson) 进一步界定了交易费用内涵, 并讨论了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 即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资产的专用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等。他首次提出“规制结构”概念, 指出组织交易的不同制度形式有三种:企业组织、市场以及存在于这两种组织形式之间的各种契约安排, 即中间组织。中间组织既利用市场机制又利用管理手段来协调企业间的交易, 表现为市场组织化 (也称内部化) 和企业市场化 (也称外部化) 。

作为M型企业组织形式的“事业部制”, 一方面通过向各事业部委让决策权限, 在企业边界内引进市场价格体系, 实现市场价格对事业部之间的自动调节, 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企业组织形态, 获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所带来的优势, 发挥管理机制的优势。可以说, 事业部制是有效利用组织和市场双重优势的一种组织创新, 是一种新的规制结构, 类似于威廉姆斯提出的“中间组织”。

二、事业部管理模式优劣势分析

1、优势。

与传统总分行制组织架构相比, 事业部制具有产业化和工厂化特点, 对于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大中型银行具较强的组织优势。一是通过归集与某一事业有关的各项职能, 实现对特定业务领域的专业化、集约化经营, 形成银行差异化竞争优势与独特的经营特色。二是事业部相对分权, 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 提高总行对终端的控制力。三是事业部制提高了成本核算的精细度, 有利于银行从整体上完善绩效管理和资源配置。四是按产品或客户设立事业部, 经营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相对集中, 有利于专业人员对产品风险的有效控制和化解。

2、劣势。

一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容易滋生本位主义思想而忽视公司长远的整体利益, 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会产生短期行为倾向, 影响整体战略和规划的实现。二是各事业部拥有相对完备的经营管理体系, 职能机构难免重复设置, 横向信息沟通与协调难度加大。三是从“块块”管理为主转变为条线管理为主, 必然会引发现有管理方式、权责配置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改革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四是事业部模式要求在资金内部计价、成本收入分摊的基础上实现多维度、精细化的核算, 这对企业的财会、管理和技术系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实现事业部有效运作的几点建议

1、合理划分事业部边界

从对国际先进银行组织架构的分析来看, 对产品 (服务) 较为复杂, 专业化、一体化、集约化运营要求高的业务品种, 如资金交易、投资银行、银行卡等, 适合使用产品事业部组织运营模式, 以打造专业经营平台。对零售银行、中小企业等对物理网点依赖程度较高, 与区域市场联系较为紧密的传统业务, 应逐步推行区域事业部与条线管理相结合的板块矩阵式架构。对公司业务、机构业务等以规模化经营、多元化服务、交叉式销售为特点的业务种类, 应以客户关系为主, 以产品支持为辅, 建立立体多层级的客户事业部架构。

2、梳理内部工作流程

流程梳理的重点是完善客户分层经营管理体制, 强化各条线垂直管理与集约化经营, 建立中后台产品、财会、风险、人事等条线的派驻制度, 从纵横两个方面搭建事业部运作的流程框架。纵向来说, 组建跨部门、多层级的营销服务团队, 落实团队内部的职责分工与绩效考核机制, 逐步理顺团队作业、多岗位多层级配合的工作方式。横向来说, 推广客户经理、产品经理、风险经理的平行作业模式, 深化风险经理、合规经理与独立审批人横向派驻制度, 提高风险管理的独立化、集中化与专业化水平。

3、加强配套服务建设

一是加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 建立收入分成与成本分摊还原模型, 逐步提高管理会计核算的精度与深度。二是按照“先分行、后总行, 先纵向、后横向”顺序, 加快推进全额资金管理体制改革, 强化资金来源与运用的集中调控。三是加强内部服务计价体系建设, 按照服务性质与服务主体不同, 采取计件与计量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完善的内部服务计价标准。四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重点开发基于客户统一视图的客户信息系统、面向操作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业绩价值管理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 为事业部经营管理提供信息支持。

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篇2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变革，是继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工商企业在产权制度、组织管理体系、资源配备方式、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控制体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国有工商企业既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基本选择路线，从“放权让利”来独立化工商企业自己的利益开始，到国家控股前提下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将国有工商企业变革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直到今天，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仍然在继续，未来大体的格局，是国有股份进一步减少（国有股减持暂停并不意味国有股不再通过其它的方式减少）⑴。国有工商企业这种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线。从时下一些改革的理论讨论和运作考虑来看，建设新型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进而上市，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识⑵。

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处于何种阶段呢？它大体处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准备阶段，以及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进行内部构造的改造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有商业银行所面对的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产权结构多元化准备，均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承担的。它遭遇到了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过程中都涉及过的“改革悖论”问题。所谓“改革悖论”，简单地说，就是指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经济组织，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之间明显的“内在矛盾”⑶。如果将国有商业银行“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人”现在进行的改革或改革准备，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显而易见，当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悖论”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业银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员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无特别区分或说明均同此义）的利益，这种改革意味着银行自身和员工利益的某种牺牲或放弃，“改革悖论”也就生成了。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货币资金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牵涉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与财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关，而且资产规模庞大，制度体系复杂，组织机构纵横交错，层级多样化，员工数量多且依附性强，其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更大，“改革悖论”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复杂性，更为突出。在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中，鉴于产权结构变革安排的相对迅速与上市公司形式的强烈约束，特别是工商企业受行业、产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场力量的冲击（如产品没有销路、全行业亏损严重等）而被迫较快进入重组进程，大量规模及结构远不如国有商业银行复杂的国有工商企业，也就很快转换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论”随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变革的过程之中，问题并不怎么突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个“改革悖论”就远没有那么容易轻松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当下一个回避不掉的“真实问题”，也是一个确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全部过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理解这种“改革悖论”并关注这种“悖论”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对于现代企业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当然，在改革类似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超大型工商企业集团中，“改革悖论”的理解亦是价值连城的。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后果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其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决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其内部，每个员工则有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银行本身的经济利益；至于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资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是集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相对独立或对立经济利益的集合体，它与所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中的“股东、公司及员工”三方利益共存并无二致。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改革悖论”，也就是在变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或体制时，各种利益关系调整中，调整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所带来的难以调和或根本不可能调和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既是利益的调整者，又是利益的被调整者。理论上看，它具有逻辑上的不可操作性，正有如“罗素悖论”中“理发师可以给所有人理发，却不能给自己理发”一样的矛盾⑷，“改革者”改革“改革者”是内在“自我性”强烈对立的；但实际上，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我们必须在真实世界中发现“生活的逻辑”对于形而上逻辑的修正或补充。当然，最终是为了给予真实世界某种运行的理解及理解下的运作方式选择。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即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是由出资人“国家”提出来的，由于国家出资人具体代表的不明确，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任务设计和下达的多元化现象，许多国家相关部门都或明或暗地介入到了其中。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中央银行为主来领导、指导并组织设计。这样的改革制度安排，严格讲来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按照一般惯例，中央银行并不是出资人的“天然代表”，它只是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和特殊服务机构（服务如再贷款、再贴现、证券回购等），并没有改革商业银行制度体系的职能规定，它作为改革的制度设计和领导主体是不尽完整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直接导致了中央银行在商业银行的改革中，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地位，加上财政部门等介入的多元性或不纯粹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在改革任务设计与下达方面并不清晰明了。相反，商业银行自身倒是从改革设计到操作，都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的合一性明显外在，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无一不是明明白白的“改革主体”。一提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各界普遍认定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事情。相比之下，一般的国有工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虽然也有这种“改革悖论”，却由于经营产品或服务的物理特殊性，外在的“主管部门”相对明确，如石油企业就有石油主管部门，改革主体与改革对象至少有某种形式上的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国有企业之处，便是这种两重身份的重叠性清晰可辨。

第二，改革借助的力量又是改革要弱化或消灭的力量。在改革主体与客体合一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借助的力量，主要是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的合格管理者和相当一部分经营者，没有他们决策、参与和支持改革，改革要取得进展是无望的。与此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目标基本清晰，即要改造为国有控股银行的情况下，除了最高层管理者和部分高层管理者在心态上认定自己就是改革的力量，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其余大量参与改革者，或强或弱地具有改革未来与自己职业生涯关系上的疑虑甚至于恐慌感。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对于现有改革参与者而言，是极不确定的。其中相对清楚的是，相当一些改革的力量，会在未来的银行组织体系中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基本的改革设计已经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构架不能够容纳时下体制中的某些内部机构及人员。今天改革借助的力量，并不必然地转化为未来经营管理的力量，改革内藏着借助力量与弱化力量同一的冲突。

第三，改革的制度对象又是改革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制度的变革，但这种制度变革所要借以实施的制度基础则是原有的。换言之，改革必须借助于原有的制度框架来摧毁这个框架。举例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制度变革，它是对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的否定，却要以现行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为基础来激励如此的变革，并维持日常的业务运转。国有商业银行以往的激励制度，经济收入平均化的程度相对大些，改革的选择大多在以经济效益为评价目标，拉大个人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因此，这种制度的变革，必定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以相对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来改造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迅速彻底地以新的激励约束制度取代原有的体系，存在着原有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立，平均主义的制度体系不存在足够大的激励改革的力量，毕竟许多人享受过并继续享受着平均主义的好处，未来激励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变化至少会危及平均分配下一些员工的“既得量”。一般而言，在这样的变革中，新制度的变革通常难以彻底或旧制度的许多因素会继续存活于新制度之中，导致改革的性属中庸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一种逻辑后果，是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两大阵营，“改革者”在改革设计中尽量保证其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设计的改革基本框架来推行改革。在历史自然认同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就是改革者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的管理者大多进入到“改革者”队伍中，他们视改革将使其受益而得到激励，至少他们认定改革不会抛弃他们或减少他们的利益，因而积极主动地领导、组织、参与并推进改革；基层的经营者、操作者则大多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他们对改革的前景认识，集中在自身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方面，大多担心职业岗位的丧失和收入的减少，“被改革者”的基本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主动加入改革的行列中来。在现实情况下，这样不同改革阵营中的人，在潜意识中有着共同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群体分裂的首肯：“改革者”或管理者天然性地代表国家或出资人，并代表商业银行，“被改革者”或经营者仅仅代表自己。正是这种深层潜意识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对顺利地进行，大量的“被改革者”最多只会去力争一些个人基本利益方面的补偿，而不得不认同或屈服于“被改革者”的命运。

显而易见，如此阵营的分裂，产生出了新的不同利益团体对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甚至于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这样的利益调整或处理得当与否。“改革悖论”的这种逻辑后果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的一道必须回答的考题。当然，“改革悖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也会造就“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游离性群体，这一点，我们后面结合实际情况时再加以讨论。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导引出来的另外一种逻辑后果，是作为“改革者”的高层管理群体在矛盾与对立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去平衡或圆融各种利益关系，经常在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个人自身利益问题上选择某种能够“走得通”的道路来推进改革。鉴于这一群体代表着国家、商业银行、员工群体和他们个人自身利益，利益代表的多元性，决定了他们个人作为“经济人”的冲动通常会有某种自我约束来减弱，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并不最终表现在自己纯粹的经济收入上，而是表现在管理岗位的稳定及提升，职业声望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及形象价值、被尊重层次提高、员工拥戴等方面。因此，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落到这一群体身上，在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通常会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约束个人经济利益无限度的扩张。除非少数个别人彻底舍弃国家利益代表、商业银行利益代表和员工群体利益代表的地位，将自己混作于一个完全纯粹“经济理性”的单个人，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来垄断改革。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国家和商业银行利益的代表了，改革不过是纯粹谋取或窃取其他主体利益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看，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改革者”阵营，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平衡器。

可见，一般情况下，“改革悖论”将带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阵营分裂和“改革者”对于各方面利益的圆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也存在着两种与这样后果相对应的可能情况，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更多地关注银行和员工自身的利益，改革也就是银行自身与国家最大程度地争利，它带来的内部阵营分裂是弱小型的，不论是管理者还是经营者，他们大多是与国家争利的“改革者”，都试图要得到改革的最大利益，这时，商业银行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个人“经济人”理性下的自由选择意识，自身利益高于一切，淡视国家利益的存在，这种情况在现代企业理论中被认定为“机会主义”的极端存在方式⑸；一是作为“改革者”的高级管理群体，强烈或过分突出“出资人”国家的利益，弱小化或淡漠化商业银行自身和员工的利益（包括高级管理群体他们个人的利益），形成商业银行和员工群体与他们的分离和强烈对立，这时的改革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银行和员工，牺牲银行和员工的利益来实现单一性的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人数相对较少，他们的意识里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人”对于国有产权制度的认同或敬畏，完全将自己等同于国家“出资人”或“出资人”的绝对代表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两种情况的出现是相对极端性的，它们能够丰富我们的认识，也是重要的研究题目，但本文不做过多的讨论。

三、理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刚性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从一般理论上讲，是国有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不清晰所形成的。这种理解有某种真理性。试想，如果国有产权主体或代表主体清晰，相应地改革主体明确，“改革者”与“被改革者”有明显边界，改革的设计和任务下达单一纯粹，国有商业银行从管理者到经营者，都不过是如此改革的客体或对象，“改革悖论”就不会出现。在这种理解之下，解决“改革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清晰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由这种主体来决策、设计、组织和推进改革，而不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进行改革。实际上，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进程，大体就是基于这种“改革悖论”理解的，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成为了改革的制度安排中几近唯一的选择⑹。

现实问题则远不是这样简单，至少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由表面经验来看，我们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来寻找某种国有产权的单一代表是不困难的，这只要建立某种组织机构体系，并赋予相关的职能就能够实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就有过并还存在着“国家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等的机构，它们都是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对一些特定的国有资产项目或企业行使着产权主体的权力。按照这种设计，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建立一个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机构，问题似乎就得到了解决。现实的情况是，建立任何一个代表国有资本的机构，它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个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产权赋予的权力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对机构自身利益的追求或保护，形成又一重对于纯粹国家利益的对立。比如说，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再成立一个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机构，由它们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的权力，并在国有商业银行需要改革时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者”，却由于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在管理或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时，毫无疑问地要加入机构自身利益的考虑，更不用说这种机构中管理者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了。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外部找一个代表国家资本的机构，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资本行使其产权赋予的权力，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国有资本代表机构也有“国家、机构本身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与矛盾”。特别地，这种多增加一层机构来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必定大大增加管理中的成本耗费，不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就是增加社会的税收负担。正因为如此，这样格局下最为经济的合理选择，就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国家行使资本的权力。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建立过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的国家资本管理机构，这应当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经济理性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要找到国有资本的纯粹代表者或纯粹的“改革者”，其实是很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假定，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独立、纯粹、并且没有自身利益的国有资本代表能够找到，“改革悖论”是不是就自然消失了呢？不是。当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某个主体能够代表国家来行使产权赋予的权力时，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及管理层、经营层的个人都被清晰地列到了“被改革”的队伍中，这时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边界明显化。鉴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外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掌握的差别，外在的“改革主体”根本不可能舍弃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独立地操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中的管理层及部分经营者，必定被拉入到“改革者”的阵营中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银行内部的力量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原有的一些制度也就成为支撑改革的基础。加之，过于清晰的“改革”与“被改革”的边界，会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各个层次利益的同一化，自动地聚合成抵制改革的巨大力量，任何外部机构决策、设计、组织和推动的改革在这样巨大力量的阻止下要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仅就此而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除的刚性，它源自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企业组织自身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绝对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组织对于内部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或不完整性。这一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对此有精到的理解⑺。前面我们已经涉及到，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不是自身处于改革的核心地位的，改革的决策、设计到组织推进，均有着明显不过的“自己改自己”的意味，它反映出来的是“外人改内人”的绝对自然性信息障碍。当然，我们也时常听到来自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抱怨，认为“想要改的改不了，因为许多改革并不取决于自己如何改”，此时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就充分地表现出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性――它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

这样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具有顽强不去的特点，它是由国有资本代表者不可能独立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并纯粹化形成的，也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掌握系统内的信息无法由外在的机构掌握所决定的。换言之，没有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参与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更不用谈成功了。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介入到了“改革阵营”之中，“改革悖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们对待它，就不能够期望通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的清晰来消灭。这种理解也留下了一个潜在的推论，所谓那种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由于股东（国家）、银行和个人利益的绝对存在，及股东（国家）外在于商业银行自身形成的对于银行内部信息掌握的天然缺陷，股东（国家）通常要在管理成员方面寻找自己的“代表”，这样一来，商业银行自身代表的利益也就相应地多元化了，它进而引致出了不同利益集中于一体之下的“改革悖论”。只不过，产权主体或产权代表主体清晰的商业银行，那时源自于“出资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革”而是业务运作，“改革悖论”也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运作的另外一种“悖论”了。它实际就是现代企业理论中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的“委托－代理”关系。

四、寻找“改革悖论”中的激励力量及对改革效能的评估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设计，从理论认可到实际运作准备来看，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建设成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相对于纯粹的国有资本而言，股份制改造后资本多元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同“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地位的独立化（至少是形式上的独立化），为淡化“改革悖论”或转化“悖论”的内容提供一种产权结构变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在“改革悖论”存在的前提下，在改革任务刚刚起步时，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的“矛盾主体”，如何获得推进改革的动力，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最终建设出相对理想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找改革的激励力量，以及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行业务基本运作的激励力量。

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动机理不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启动要求来源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国家上层”。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安排要求是从上至下，而不是从下至上的。如此的改革发动顺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并不是简单地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两大阵营，还产生有游离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中间群体，他们大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分支行体制下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和部分重要的银行职业人员。在这一群体中，除了少数人自动地将自己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因而具有改革热情外，大多对改革有某种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真正地列在“改革者”队伍中，享受改革最后带来的好处。从人的数量格局来看，这个群体恰恰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要依靠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改革坚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进展。所谓寻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激励和稳定力量，首先必须对这一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并相对清晰地划列在“改革者”的队伍之中来，与最高层管理者一同受到改革未来利益保障的激励。否则，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会在这一群体的疑虑和消极对抗中，进展缓慢或变形走样。毫无疑问，划列如此群体进入到“改革者”阵营，是国有商业银行最高管理层必须做的事情。&n bsp;

其次，进入“改革者”阵营的群体仅仅依靠参与改革的良好感觉，认定其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并不必然地代表他们心怀改革的良好预期来参与改革，“改革者”改革的长期热情来源于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下，“改革者”自我未来利益的基本保障。因此，改革的决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有对于改革者未来预期的激励，“过河拆桥”的改革推进方案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根本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颇有意思的是，在国有工商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完成的各项改革或正在推进的改革中，“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保障，而且在未来改革的一些设计中，也都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肯定，如管理人员的年薪制，管理人员的个人收入由上一级管理层掌握和调控，补充养老和补充医疗保障等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它们是值得推崇的。

第三，强化商业银行“职业人”的地位，提倡“职业家园”的商业银行意识，淡化部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对立，激励和稳定银行职业人的职业行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倒重来”的改革，而是要在保持目前业务正常运转之下的制度变革，如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管理运作力量，以支持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关键。作为商业银行，不论未来的资本结构如何，它首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场所，是职业人从事职业生涯取得职业收益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要剥夺银行职业人的职业场所，而是要使这种场所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吸引更多优秀的职业人，并乞望成为职业人的“职业家园”，让职业人乐意长期地、高热情地在这里贡献职业才华和能力，并实现职业人自己最高的职业价值。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通常而论，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并不容易进入到“改革者”的行列中来，但他们在商业银行中对于业务运行的稳定作用，是巨大的。从这一点上看，强调改革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职业场所的长远发展，强调改革对于职业人未来职业环境的更佳及“职业家园”的创造和稳固，从而让大量的银行职业人心态稳定地从事时下业务的运行来支持改革，不可不高度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银行职业人并不担心改革对自己的冲击，而是希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家园”以供选择，至少能够提供更好的职业场所实现自己最大的职业价值⑻。在这个问题上，“改革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这部分职业人存在的特殊性，切不可人为将其划列到“被改革者”的队伍中形成对立。实际上，没有银行职业人相对稳定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四，维持“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或“改革者”的多元代表身份，稳定“改革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内在多元利益的均衡调配机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核心，就是银行自身，特别是高层管理者自身身份的多元化规定――既代表国家“出资人”，代表银行这个企业，又代表员工群体及自己个人。一般认为，清晰或单纯化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的身份，会有利于改革和业务发展，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国有商业银行既作为“出资人”代表又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个人利益的代表，其代表地位的多元性或不清晰性，比清晰更具有支持改革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因为，在身份上清晰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就会纯粹化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出资方”的责任弱化或消失，增大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风险问题：凡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积极推进；凡是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就消极对待或阻止改革进程。相反，在身份的多元性格局下，不同利益的对立都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代表，利益矛盾会达到的暂时性统一，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能够在“改革主体”的内在矛盾中，相对均衡地调配，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相对和谐之下一定的效率与效益。就这一点说，那种认定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主体代表清晰的改革思路，或者说由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主体来行使改革的选择，可能于改革是最不利的。更何况，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改革悖论”具有不可消失的刚性，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作为多元利益的代表，是一种近似于天然的存在，维持这种身份或明确这种身份，不过是对如此刚性的认同罢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违反这种刚性的“人为”安排，只会利益强烈对立下改革的中断或失败。

概括起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是自身改革的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不重视这种主要力量或主宰力量，我们就会走入改革的误区，至少会使改革出现曲折或困难，延误改革的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改革力量的激励与稳定，就是一道必做的“功课”。我们的政策建议结论是，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国家财政部等相关“出资人”部门（或代表部门）的改革政策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１）相对清晰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的改革者或改革领导者的地位，或直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就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改革主要由它们自身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外部的国家“出资人”（或代表）只通过基本制度的规定或安排来提供规则、标准和程序方面的指导、监督和检查，这一建议从另一面看，即是继续保持或进一步明确国有商业银行“国家、银行和个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２）外部的“出资人”代表部门不直接介入到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改革，让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内部自行地去相对清晰“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形成改革的共同利益预期，以争取最大的改革力量推进改革；（３）在制度上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职业人”群体的扩大和稳固，创造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后的“职业家园”预期或更好的职业场所预期，也就是由国家“出资人”向职业人提出一种改革利益保障机制，明确未来新的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对于职业人的吸纳标准，激励部分非职业人转化为职业人，现有的职业人提高职业素养，减少部分“被改革者”的数量和“被改革者”的消极对抗意识；（４）提供更多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必需的一些外部条件，如资本金的补充，不良资产的包袱减轻等，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改革主体获得更大的改革激励与热情，更好地在均衡各种利益关系中，较快地推进改革。

基于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认识，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主要力量来决策、设计和组织推进的改革，其改革的效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中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的综合性代表，内在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包融于一体，相互钳制又相互“博弈”，各种利益均难以强烈化到剥夺或消灭它种利益的基本存在。举例说，对于国家“出资人”而言，这种多元利益的圆融性和均衡性，也就意味着至少会有最基本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它能够保证国家“出资人”起码的利益受到保护。

第二，改革推进的平稳性较好，不会产生过大的改革震荡。虽然“改革悖论”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会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对立性阵营，但这种阵营的冲突性相对平缓。除了部分“改革者”和银行职业人对于改革未来有着良好预期外，“被改革者”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在改革中所要代表和尊重的内容之一，因而在对待“被改革者”的利益调整时，“改革者”会更多地采取相对缓和、平稳的方式，通常根据“被改革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及他们对于银行已有的贡献、改革必须承担的成本等等，给予这些“被改革者”较能接受的利益补偿。这样一来，改革的利益预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就不是简单地剥夺而是合乎情理地调整，改革中的震荡相应能够最小化。

第三，为社会负担了部分改革的制度性成本，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按照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改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于历史形成的过多机构的撤并和富余员工的裁减，它需要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就业培训及上岗制度、退休养老制度体系等予以支持。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纯粹出于效率和效益考虑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需要有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社会治理环境相配合，需要有改革的社会性制度成本承担方式及承担者。在我国，这些外部制度环境是很不完善的，改革的外部制度成本补偿性差，没有这些成本确定性的补偿方式，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仅会危及自身改革的成功，更为带来社会大局稳定方面的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代表着多元利益的格局下，“改革者”对于撤并机构及裁减人员的合理利益补偿，能够较好地弥补改革的社会制度成本不足的问题，为稳定社会承担部分代价。

第四，改革的效率性相对较差，改革要达到目标的时间相对较长。多元利益的圆融及均衡从来都是效率的对立面，或者说，要实现利益的圆融及效率两个方面都最大，只可能在偶尔情况下会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改革承担着多元利益代表身份后，一方面，银行内部各方利益的基本保证或适度调整不能产生效率最大化的改革激励，争取各自利益最大的份额而不是首先争取改革的进程与成功，必定会耗费相当的资源其中包括时间资源；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对于多元利益的圆融或均衡，实际上是对利益冲突采取的缓和平息对策，不“休克性”地，甚至于不集中地、高强度地、高密度地解决利益对立冲突，因而降低了改革的效率，并还可能积累起一些后来相对棘手的问题。

从总体上判断，在这样“改革悖论”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赢得平稳的进程，当然有利于实现改革最终的成功，但它不可能是那种短期内迅速见效的彻底性改革。应当说，从自然演进理论来看，也从我们对于“改革悖论”的刚性认识来看，这样的改革有它自然史的规律在起作用，这正如中国其它体制改革一样，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它不能是那种“休克式”的，而必然是渐进式的。就此而论，那种认为近几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出现巨大突破，在几年内先股份化再上市，进而成为国际化先进商业银行的看法，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如果选择过于激烈的改革方式，不顾各种利益的现实存在和补偿机制的缺陷，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那是非常危险的。

五、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与现代企业理论

鉴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未来目标大体定位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上，那么，未来国家“出资人”的代表者就必定会“生长”出来，产权代表相对地清晰化，股份制银行中不同的“出资人”在形式上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的“主人”。这时，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它的代表高层管理者，也就在身份的多元化方面淡出了，他们仅仅是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代表和个人利益的代表了。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在这样的体制下，“改革悖论”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消失，股份制并不能够彻底解决“改革悖论”问题，而只会使这一问题发生某种转化。也就是说，“改革悖论”也是现代公司制度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只不过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罢了。

这个问题的要害处在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对于信息掌握与外部“出资人”对于信息的掌握是完全不同的，加上股东们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⑼，单个股东都没有积极性去做，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绝对是银行经营管理的“主体”或“主宰”力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总是要代表或一定程度上代表股东的利益（有时就直接是股东的委派者，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管理层还是脱离不了利益多元代表的地位。在不同利益的对立下，股份制银行自身或管理层要代表多元的利益，也就会形成内在的“悖论”：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就会减少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相反则反是，多元利益代表内在的冲突出现了。可见，所谓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多方利益的“多赢”，即为股东、为银行、为管理层和为员工创造最大化价值的理念，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认识，或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在内部利益结构问题上，要想各方利益都“最大化”其实是不可能的，代表多元利益的主体只能在各自利益的均衡上，矛盾复杂地进行调和。

由此我们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的“改革悖论”，在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出现后，将会变种性地存在，或许命名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作悖论”更合适些。鉴于这种推论存在的真实性，已经存在于现代公司企业中，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已经完成的进程中，它显然具有丰富现代企业理论的价值。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认定，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者“控制权”与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权”清晰分裂并存，是一种较好的企业治理形式，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利益目标的共同性和捆绑性，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集合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能够最大化地实现各方的利益，达到所谓“多赢”的目的；此外，如此治理结构，能够更好地职业化企业家的功能，实现企业家相对独立的市场地位，以企业家的职业效率更大地为企业创造价值⑽。

从我们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分析来看，在股份制企业建立之后的“运作悖论”，如果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过于清晰，或者说，代理人在身份上与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完全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市场关系，“悖论”也就是极为弱化的了，但它却非常容易形成代理人对于股东利益的强烈对立，并产生“忠诚可信”度较差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清楚，代理人由于对企业内部信息掌握方面的优势，他天然地具有对于企业运作甚至于企业所得利益分配方面的“内在权力”，股东实际上并无足够的力量来保证其控制权的真实实施。在这里，代理人是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过于在清晰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清晰“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关系，并不必然地带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代理人地位的独立纯粹化，正好是抵抗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力量，代理人又正好有形成这种力量的信息获取绝对优势。其实，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理论，“道德风险”理论，都是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代理”关系中过于清晰化代理人的自我利益代表身份带来的理论思索成果。它表明，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只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而没有与股东共享利益的内在激励或约束，他不必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去做平衡。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司中推崇所谓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界限的模糊，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代表地位。只不过，这种方式尚不是其它股东直接利益的代表，而是通过经营管理者自己也股东化来间接地代表股东方利益而已，它在利益对立方面的融合是有作用的，却也是有限的。

可见，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转化而来的“运作悖论”不仅可能存在，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也有它存在的必要。这种理解对于现代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于：（１）与既有的企业理论不同，它更强调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代理人和员工等多方面利益的对立性，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企业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利益的共同性，这一点决定了“委托－代理”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的一方，有必要在身份的多元性或利益代表的多元性上保持某种非纯粹的模糊关系，以实现企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内在性均衡圆融；（２）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模式中，“代理人”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或绝对权力掌握位置，这也与现代企业理论中所说的所有者或委托人占核心地位或绝对权力地位是不同的，委托人的“所有权”并不直接等于“控制权”，它需要通过代理人身份的多元化来“代表”而不是简单地“代理”，“委托人”必须与“代理人”有着某种特殊的权力或利益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的效益与效率才有源自于利益约束上的保障；（３）既有的企业理论认定，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于各方都有利益的好处，其中对于股东利益或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作为“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方面只是如此利益附加或依附品，惟有股东利益最大化，“代理人”利益才可能最大化，我们的“悖论”却认定，代为“代理人”的经营管理方面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动力，股东或资本收益只是如此利益最大化的附加或依附品，企业的权威是属于经营管理的“代理人”的，而不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方面的。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资本并不是企业的主宰，经营管理力量才是主宰；“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是现代企业的权力核心，要使资本取得企业中最基本“权力”，“委托人”必须强化其与“代理人”的内在权力和利益联系。认识不到这一点，现代企业理论就是缺陷明显的，至少是不能反映真实实际的。由它所生成的企业制度安排实践，也就会经常地出现令人困惑的问题。

当然，对于现代企业理论而言，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它是一种新的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仅仅是源自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殊进程之中的实际问题。

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情综合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在这里，我们综合性地提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实际制度情况及改革进程情况分析，以支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一般性理解。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支行的组织体系构造，它依靠层级之间的授权进行经营和管理，目前资本结构单一，是纯粹国家资本的商业银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大家国有银行，是专业分工非常清楚的非商业性资金供应机构，各自在确定的业务领域中，向国有单位或项目等提供资金来源；１９８４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承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业务和对工商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工、农、中、建”专业分工模式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在随后各家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专业分工界限被逐渐打破，从１９９４年国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开始，各家银行除了保留有各自历史形成的某种特殊业务一定优势之外，均成为了业务综合性的商业银行，并扩展了某些非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１９９９年开始的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为这几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一份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的时间表，这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处于了制度变革的重要关口。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时下资本充足水平较差，不良资产包袱仍然很重，机构网点和员工数量庞大，社会性、行政性事务负担较多，资本回报和资产回报都相对较低，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保有中国自己的高效优质的银行体系，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看，改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事情了。

从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１９８４年开始，国有商业银行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改革，只不过，这些改革的运作被包含在业务发展和竞争之中而已。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些改革措施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效果并不明显。加上金融尤其是银行业一直作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来看待，国家对其稳定运行的要求大大强烈于对其改革重构的推动，改革的步子相对要小得多，以致于外界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认识是“大大地滞后于整体的改革”。

其实，这种认识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今天的现实格局，从国际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标准上看，它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国际上先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话”和交往、合作不存在任何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是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只是水平相对较低而已，这种现实存在本身就是积极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国家货币资金供应者或“出纳员”的状况，经济效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已经在治理结构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有关部门的依附性已经消失，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是不可否认的，它为未来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要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认定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到今天算来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结合这样的时间长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多么地悲观。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现在已经明确，步子正在加大，再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改革积累，国有商业银行的未来必定是明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已经有过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性“悖论”，格外真实诱人，在此综合性地分析和展示它，有助于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改革和取得成功。

首先，产权制度改革的准备就是以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为主体来进行的，商业银行内部的专门改革机构承担着银行产权制度变革的直接准备工作。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至今还没有迈开实质的步伐，但其准备工作已经是有些年头了的。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该行就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些初步建议，并确定了国际上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选择地对该行的一些分行进行综合性的诊断和评估，分析股份制改造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完成这些条件准备所需要的时间等；近年则加快了股份制改造的深入研究与准备工作，还就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问题，与知名的投资银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充分分析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国际化商业银行的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多种选择方案。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者”，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自身，或者说是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它表明了国有商业银行这个组织机构作为国家资本“出资人”代表的某种地位认定，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产生提供了直接自然的基础；同时，它也将为未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指明确切的“改革者”。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激励制度的变革，突出了商业银行自身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多元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显在化。国有商业银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最初是以原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工资等级分配体制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的分配方式显然不适合商业银行经营的实际。在收入分配激励制度的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最为迫切的权力，就是工资总额控制权的突破，商业银行试图说服有关部门按照效益增加的情况和纳税要求，自行决定工资总额，而不是工资总额不论效益情况如何，维持某种总体水平，或按某种比例人为地限制增长。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和员工利益的本性，即与国家“出资方”利益的对立性，国有商业银行多元性利益代表的地位外在化了。熟悉国有商业银行分配体制或激励体制变化情况的人们都清楚，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对工资总额的控制权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但原有工资总额水平及管理方式的突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疑，商业银行自身与员工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强烈化，赋予了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这种身份的复杂多样性，能够较好地在商业银行内部圆融各种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今后改革应当对此肯定。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激烈的业务竞争，已经不再纯粹是原有体制之下的银行最高层对于“政绩”要求的结果，而是追加了浓厚不化的各个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诉求，它通过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化的自身利益在的认定，解释了每个国有商业银行都是自身利益代表的基本立场，进一步说明在一家商业银行的多重利益对立中，自身利益是绝对存在着的，商业银行不可能为了某种虚幻的理由，舍弃掉如此的利益追求。曾经有相对激烈的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父亲”的同一，所有的业务竞争不过是“取悦父亲”，以“政绩”的显赫来获得“父亲”的某种特殊的认可，以实现自身尤其是最高管理层的非经济性利益⑾。说实话，这种认识至今仍然是有道理的，但已经不那么全面了，代表各家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性利益的业务竞争，已经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展示。毫无疑问，只要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竞争有着自身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仅仅只代表国家“出资人”的认识就不正确，它为“改革悖论”提供了一重强有力的支持。仅就此点看，将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合为一体的改革设想，也许是很差的选择，因为在只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控股）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独立化而没有内在的竞争力量，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容易走形，以往要通过激励竞争才能得到的利益，如今则只要实际效益或效率没有下降或没有多么大提高的格局下就能得到，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第四，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内部阵营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状态，“改革悖论”产生的逻辑后果有直接的经验背景支持。以某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由于历史形成的冗员过多和机构数量庞大，撤并机构，减少人员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得不进行的重大内容之一。该行拥有２万多个基层机构网点，这些机构网点部分仅仅从事储蓄存款业务，部分则有贷款等直接形成收益的业务。其中大约十分之一的机构网点按照某种资金价格水平核算，本身都不能够保本，也就是自己养不活自己，这些机构网点当然在撤并之列，相关人员需要分流重新安排；如果全部的机构网点承担上级行某种比例的管理费，如按规定分摊２５％的上级行管理部门的全部费用，大约会有五分之一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５０％分摊上级行的管理费，四分之一强的机构网点在保本点之下；如果按照１００％的比例分摊上级行管理费，大约一半的机构网点都是亏损的。显而易见，分摊的上级行管理费用比例越大，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越少，这就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的撤并，一方面要减少机构网点数量，减少基层机构网点的人员，同时，又必须要与管理层的部分管理人员减少相配合。否则，仅仅减少基层的经营性机构网点，剩余的机构网点就会要承担更多的管理费用，能够保本并有盈余的机构网点会更少。对于一家商业银行来说，基层机构网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产者”，而上级行许多部门都只是“消费”管理费用的“消费者”，如果只对基层机构网点改革而不改革管理层，银行的未来发展就会出现“生产者”不够而“消费者”太多的格局。这样，国有商业银行从基层机构网点开始的改革，也就有了两个层面上的阵营分裂：一是各层的“管理者”自动自觉地将自己划在“改革者”的队伍里，基层机构网点的“操作者”则划在“被改革者”的队伍里；二是各层的“管理者”内部开始二次分裂为“改革者”和“被改革者”阵营。从现实格局来看，阵营的分裂还处于第一层次为主的阶段上。不论这样的分裂如何演进，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悖论”下的内部分裂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使得形而上的逻辑判断不能“自圆其说”的事情，也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自身改自身的事情，有了生活逻辑的经验解决。

第五，国有商业银行裁减人员的改革，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推进具有相当程度的难处，它是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利益“矛盾体”带来的自然结果。尽管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出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但在裁减富余人员的改革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对待这些“被改革者”大多只能采取相对“中和”的方式，真正下岗分流者数量有限。时至今日，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式员工中，通常所谓“买断工龄”而被“改革掉”的员工数量并不多，大多通过提前退休、内部退养、降低收入水平等方式来解决富余人员的问题，这实际上只是解决岗位不出力或占着岗位无法让有用之才出力的问题。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行尝试性地“大动作”进行下岗分流的改革，结果受到巨大的阻碍而难以实质地推进。听听近些年鼓噪得相当多的人员分流下岗之声，再看看实际分流下岗人数，让人不能不感叹如此改革之难太大。这当然与银行这种经营货币资金的企业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力，因而更值得依附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多元利益的对立，从高层管理者到中层管理者，他们可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及方式，让“被改革者”的收入与其实际贡献挂钩，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但要砸掉这些员工的“饭碗”，而自己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些员工的“饭碗”根本利益，两者之间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冲突。他们担心，如此过激的改革，会带来自己代表多元利益的损失更大，形成对社会稳定性国家利益的冲击，对能够稳定在银行继续从业员工利益的冲击，并对自身改革前途的冲击，权衡各方，结果是中庸性的改革，取代了较为激烈的下岗分流形式。

第六，国有商业银行淡化行政级别的改革，重视职业人的价值开始，意味着商业银行对于企业本性的回归和真正企业文化的萌发，这是在“改革悖论”中商业银行自身以改革来支持改革最有力量的方面，它淡化了改革的利益对立，给予了改革扩展的较大空间。商业银行中的“职业人”是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它与“改革者”或“被改革者”并无直接的通约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职业人代表着“出资人”，他就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如果某个职业人不代表“出资人”，他就不能够在“改革者”的队伍中，或许会划列在“被改革者”的队伍中但也或许不会。对于绝大多数职业人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是针对这个职业场所的吸引力来的，而不是针对职业人来的。事实上，职业人的职业生涯更多地取决于本职业的市场供求情况，而不是取决于某个职业场所的内部改革与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改革成了吸引真正高素质职业人的行动，并大大地催促了银行职业人的成长，企业性质的职业人数量在增加，如信贷经理、客户经理、财务高级管理者、银行工程师等，已经在银行的员工数量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正是吸引和培养职业人的变革，使得改革过程中职业人的利益预期向好，他们自动自觉地加入到了支持改革的队伍中来，企业中的职业人主体强大起来，相应地，职业人所期望的“职业场所”或“职业家园”的文化开始萌发。但不无遗憾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职业人数，尤其是高素质的职业人数仍然较少，内部改革对立性的力量还是较为明显，企业的本性还没有浓烈到理想程度。

经验表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作为“改革者”的地位是清晰的，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实际上是国家、银行自身、员工个人利益的多元代表者，他们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分裂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阵营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圆融着各方的利益，尽量地缩小着“被改革者”的阵营或“被改革”的力量，并积极地通过对职业人的吸引和培养，创造出对于改革的最大支持力量，艰难地演化着改革的进程，冲击旧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我认为，这种改革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的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由此生成的“改革悖论”也就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注释：

⑴参见：范黎波、李自杰，《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第一版

⑵赵海宽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主题文章》，《现代商业银行》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⑶陈彩虹，《破解“变异”的国企改革》，《中国改革》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⑷徐德清，《趣味逻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版

⑸参见：（美）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第一版

⑹参见：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第一版

⑺参见：张维迎，《信息经济学与博奕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第一版

⑻陈彩虹，《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职业价值及提升和创新》，载李守荣、杜华主编：《２１世纪银行家论坛》，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一版

⑼（美）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一版

⑽（美）奥利弗．Ｅ．威廉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一版

银行业改革与中国经济的系统性 篇3

但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路径也有其特殊性，这其中之一就是国有银行在行业中的主导性地位。在实体经济的“渐进增量”式转轨过程中，在国有经济成分之外生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常常最终取代了前者的统治地位而成为行业的主体，但是在银行业改革中则显然不是如此。即使是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运营机制转换的当下，它们仍然是银行业的主导者。

银行业改革过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中价格机制市场化的滞后。到目前为止，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仍由中央银行实行管制，而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之间经常存在较大差异。利率管制不仅引发了关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讨论，也导致了利息收入在利润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银行业改革过程的上述特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金融体系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银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得到解释。作为经济运行的血脉，金融体系具有在基础层面上的特殊重要性，并且经常是社会动荡的一个来源，因此维持它的稳定运行就显得尤为必要。在市场不完善和缺乏有经验投资者的情况下，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是转轨经济体更为安全的选择，而以国有机构为主体的产权结构也更便于中央政府对于银行体系的管理和控制。鉴于上述考虑，在金融领域不可避免的安全与效率的权衡中，政府通常会赋予安全更高的权重，这也在金融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通过利率管制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并且为银行提供相对充足的利润，无疑也是一个合理的策略。但是这种合理性是有条件的，随着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如果不及时做出改变，中国银行业就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中国银行体系的上述改革发展方式使其稳定性高度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增长状况。后者不仅通过高储蓄率为金融体系输入了充裕的流动性，而且为金融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收益预期。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存在，由于宏观政策失误或微观治理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局部震荡不会产生系统性的效应。但是充裕的流动性和对未来增长的乐观预期同样也带来了副产品，就是金融体系中的资产泡沫。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业机构在经营行为与风险管理方式上还具有很强的趋同性，这也导致了有关风险因此会高度集中。如果不能够加以合理的抑制和化解，那么一旦经济的增长势头减缓甚至逆转，银行体系中潜藏的泡沫和其他缺陷就会爆发出来，导致全局性的金融动荡。

上述潜在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来源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这一发展战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尤其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发达国家被迫调整其借贷消费的经济模式，进口需求大大下降，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但是经济转型绝非一日之功。在过去的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建立和形成的，它们具有很强的惯性，难以在短时期内加以扭转，因此中国经济可能要经历一定长度的调整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有所下降，而原有生产要素的供需与价格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如果银行体系不能及时适用这一调整，就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剧烈震荡。

中国银行业发展路径所产生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银行体系的高增长可能掩盖了经营上的低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不足。与高增长、高投资相对应的高储蓄为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和巨大的利差收益。正是由于充裕流动性的存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得以在改革过程中“稀释”掉计划经济遗留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问题，顺利渡过各种难关。但是与此同时，高储蓄率带来的充裕资金使得银行类金融机构更依赖于存贷利差所提供的稳定收入，从而在客观上拖延了金融市场与金融产品的发展。这种由于高增长所纵容的经营低效率还会削弱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阻碍银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在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振内需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那么，考虑到发展环境的变迁，中国银行业改革未来的方向是什么？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从增长导向式银行业向服务或需求导向式银行业的转换。在前一种模式下，如果不考虑与外部市场的对接，产权单一并且集权化的治理机制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可以集中资源以实现清晰的既定目标。然而当某种单一且稳定的赢利模式已经不复存在，银行业就需要更为多元化的产权安排来分散风险，并且通过更为灵活和分散化的决策机制来保持对市场需求的有效反应。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会使得金融系统性风险从宏观顺周期性转为金融机构之间的传染性，而银行业内部风险防范的责任也将因此而大大增加。如何将银行业未来的改革蓝图纳入到整个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顶层设计之中，这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篇4

1. 大力发展信贷业务, 在支持经济发展中促进信贷业务优化增长。

建行以来, 该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上级行信贷政策, 积极参与支持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建行以来, 累计投放技术改造贷款、科技开发贷款、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及个人消费贷款等各类贷款800多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煤炭、冶金、钢铁、机械制造、医药、化工、电力、邮政通信、商饮、粮食等工商服务业和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民生产业的发展, 重点支持了支撑朝阳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企业发展。贷款投放额度列全市银行同业之首, 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向商业银行过渡的过程中, 特别是工行股改以来, 该行不断调整经济支持理念, 进一步严格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上级行信贷政策, 严格企业资信评级, 严把信贷投放关。以银行、企业与地方政府利益一致性为原则, 大力支持了城市重点基础设施、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积极开拓了房地产与中小企业信贷市场, 使全行贷款总量由股改剥离完成后的30亿元回升到79亿元, 新增贷款不良率为零。在有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保证了贷款安全和收益。

2. 努力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在改善金融生

态环境中确保自身发展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得以持续。股改期间, 借助国家和省总行政策支持, 集中剥离地方企业不良贷款本息58亿元, 化解地方企业“四亿委托”贷款负担6亿元, 集中消化了历史上形成的巨额不良贷款包袱。在自身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同时, 也为地方企业减轻了巨额债务负担。自商业化改革以来, 该行采取支持企业改制重组、现金清收、以物抵贷、呆账核销等股改集中剥离以外的方式, 清收处置存量不良贷款35亿元。不良贷款余额现已压缩到不足4000万元, 不良贷款率由股改前的最高70%降至目前的0.5%, 信贷资产质量跨入全国银行业前列。同时以自身资产质量的迅速提升, 促进了全市整个银行业资产质量好转, 促进了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为继续得到上级行的信贷准入政策和授信支持奠定了基础, 也使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能得以持续。

3. 大力发展存款业务, 在促进负债业务优化增长中实现资金运营实力的增强。

建行以来, 该行始终坚持“存款立行”思想, 不断加大网点整合提升力度, 不断推出新的存款产品和优化服务手段, 努力扩大存款规模, 优化存款结构, 降低负债成本。建行以来各项存款增长25倍, 存款存量占比同业领先, 为保证贷款投放奠定了资金基础, 有效提升了存款业务的基础贡献。

4. 大力发展新兴业务, 在满足客户金融服务需求中促进中间业务发展。

适应客户不断增

长的金融服务需求, 近年来, 在巩固扩大传统业务的基础上, 该行大力发展了各类新兴金融业务。特别是在跟进工商银行现代金融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 该行围绕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便利和分散投资风险、资产保值增值, 大力拓展了银行卡、网上银行, 以及国债、基金、保险、黄金、外汇等个人投资理财产品及现金管理。投资银行、企业年金、信用证、保函等优势公司金融业务及各类国际业务, 形成了集本外币于一体, 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与中间业务互相联结的产品体系。在满足客户金融服务需求、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便利与资产保值增值中促进了业务发展。股改以来, 全行中间业务收入年均保持70%以上的增长速度, 中间业务收入同业占比保持在40%以上。

5. 不断改善金融服务手段与服务模式, 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跟进工商银行服务手段更新与技术进步, 该行金融服务手段与服务模式的变革升级始终走在同业前列。依托强大和不断升级的计算系统与网络, 该行业务处理已经由传统的手工操作发展到业务处理电子化和办公自动化。以全功能银行业务系统与信息化系统为支撑, 分销渠道实现了由单一“物理网点”飞跃到“虚拟网点”, 由“网点柜员”扩充到“客户经理”, 初步形成“网点”+“网络”、“柜台”+“鼠标”的服务模式。制定个性化的金融问题解决方案, 设计产品组合, 以客户经理团队为客户全面综合服务, 已经成为该行服务重点客户的基本模式。

6. 全面推进内部改革,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与风险掌控能力。

适应工商银行近年来的管理改革, 该行积极推进和落实了信贷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资金管理体制改革、股改财务重组、机构扁平化改革、核心竞争力项目实施、经营绩效考评管理改革、人力资源管理提升、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全面风险管理实施、内部控制评价管理等重大管理改革与活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与操作流程, 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 有效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与风险掌控能力, 确保了金融安全高效运行。

7. 以效益为中心, 不断提高经营绩效。

近年来, 该行借助国家政策支持与上级行扶持, 依靠业务结构调整、规模扩大和成本费用控制加强, 不断提高经营效益。股改以来全行经营效益快速提升, 由股改前的经营亏损变为大幅盈利, 人均创利水平居全省工行系统前列, 经营效益位居全市同业首位, 综合绩效考评排名始终保持在全省工行系统前列。2008年上半年, 该行综合绩效考核全省排名第一, 成为辽宁工行系统人均创利全省第一、收入成本比全省最低、贷款质量全省最高、存款成本全省最低、内控评价全省第一的二级分行。

8. 推动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班

子和员工队伍建设、学习型银行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努力培养“政治好、觉悟高、干劲足、业务优、能力强”的金融队伍, 取得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领导班子头脑和统领全局工作。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 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深入基层和群众, 积极解决经营难点和关系员工切身利益问题, 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与凝聚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开展党性教育、形势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 不断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对全行员工积极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时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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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战略选择论文 篇5

一、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大战略选择，定位于“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表面上看是令人费解的，它意味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出资方”国家主体（由一届一届政府来代表），要在拥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与获得源自于商业银行的税收量方面有取有舍。那么，商业银行的产权与商业银行带来的税收两者之间难道具有某种对立性，从而必须做出两之择一的决策？

从时下的格局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提供的税收量之间，确实存在着现实的对立性。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尽管从账面上看，近年盈利者多，也向国家上交了数量不少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但作为国家独资的银行，一方面，资本金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较低，远未达到国际同行的标准；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的状况仍然令人担忧，除建设银行之外，其余三家国有银行按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率都在２０％之上（建设银行２００２年３月底公布的不良率为１８．１４％），各家银行总计超过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最终的损失部分，还必须由国家来承担。因此，将近年国家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的税收总量，与国有商业银行达到国际最低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所要求补充的资本金量，加上承担不良资产损失的量进行比较，税收的量比例很小，实际就是“负税收”。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历史形成的原因，仅仅从近些年来看，国家拥有并经营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在经济方面是很不合算的：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它们对国家投入的现实需要和潜在需要。这里的潜台词是，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舍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产权甚至于全部产权。

如果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中国银行业会是什么景象？２００１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份中国银行业开放的时间表，已经将来自于国外银行竞争的业务范围与时间、区域等，清晰地展示在国有商业银行的面前。前不久，南京爱立信将在国内银行的信贷业务转至美国花旗银行的“倒戈”事件，表明国外银行开始在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久矣的“馅饼”上下刀，并预计会切分得七零八落。国外银行进入中国版图对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冲击已见端倪。在这里，我们试作一个极端的设想，从现在开始，国外银行大举进入中国版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变革迟滞或困难等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优秀人才全部流入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乏力骤然出局，或是苟延残喘却不得不退居末席，并逐渐地萎缩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银行业的天下为外国银行所完全占领，结果会如何呢？

从直接经济计算来看，问题并不见得多么严重，相反还可能很“合算”。国外银行在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冲击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取得税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外银行成为了一支极为重要的纳税队伍。鉴于大量国外银行的进入，特别是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外银行的进入，将大大提升了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的水平，那些本来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来的国外银行，其经济效益就会很好，至少也不会弱于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经济收益水平，它们交纳给中国政府的税收量，将必定随着它们经营规模的增大及收益的增加，大大多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时的税收收入。而且，在中国版图上的国外银行分支机构，根本不需要中国政府投入任何资源，政府取得的税收是“净收益”，与国有商业银行那种名实不符的税收量相比，要真实可靠得多。因此，作为国家主体代表的政府，如果从税收量上考虑，从对国有商业银行投入和不良资产损失负担巨大上考虑，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是经济“合算”的，它也便于在税收实实在在“净增加”的格局下，逐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沉积下来的经济损失包袱。所谓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战略，在这里就凸现了出来：选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就必 须承担“负税收”的重负；选择“净税收”，就必须考虑放弃或至少相当部分地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让国外的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的主角。

以放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或全部产权来赢得“净税收”，是不是一种真正经济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我们可以对国有商业银行采取“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策略，任其在竞争中走向终结；如果不是，我们则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大加改造和重组，保有足够份额的产权，增强其生存的能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简单直接的经济效益计算中走出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进行分析和讨论。

让全世界学者、官员甚至于百姓争论不休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论是认定全球化会带来“双赢”或“多赢”的观点，还是指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的“阴谋”看法，所有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言论者背后民族国家利益考虑的。这一点本身就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更不可能融合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共同利益，跨国公司规模的增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达，以及国际间协调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强大，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各种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中，更为强烈、独立和具体。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明显表面化的事实就是，大力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将国别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并极力在国际组织中形成充分代表自己利益的力量。这个世界并不见“大同”的趋势，却只见利益的激烈纷争。这说明，一个国家拥有足够“自己的”跨国公司，其中包括“自己的”银行，具有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的性质，具有从长期来看的利益性质，产权的全面让渡当然是不可取的，牺牲全部产权来取得某种一般或是短期的利益，就更是愚不可及的了。因此，一个国家关于商业银行的产权，在现实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某种可见利益（如税收量）的代价 全部抛出去，决不是明智的选择，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根本利益、长期利益的丧失。在“产权与税收”的战略选择中，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远比一般利益和短期利益重要。

应当说，一个民族国家为了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应当保有“自己的”银行，却并不一定非要有“国有的”银行。在当今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国有”性质的银行几乎不存在，那些“私有”或“民有”的商业银行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归属的规定性，美国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德国商业银行是“德国的”，尽管它们都没有国有资本的背景。从这一点讲，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保有“自己的”的银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是一定要保有“国有的”商业银行，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的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后，占住了整个银行业市场的最大份额，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只有很短的历史，２０００年在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中，这些银行的资产份额只有７％左右。从其发展走势来看，它们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近期要达到相当的资产规模超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国有的”银行就有必要在历史的基础之上，通过向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的体制转化，承担起中国“自己的”银行的历史使命，保有中华民族国家自己必须具有的商业银行产权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说商业银行产权的相当份额是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不应当全部或大部分地放弃，核心之处就在于产权关系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关系，尽管其带来利益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其本身归属的明确性质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利益所在，有它就有未来收益的可能。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时下的收益情况在好转，历史包袱解决的力度在加大，前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而看好，丢弃产权而取得时下某种量的税收，从长期看并不一定值。这就现实地告诉我们，就是一般地计算经济利益的账，亦不能轻易地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产权。

经验告诉我们，纯粹“国有的”商业银行运行效率存在着问题，它源自于国有产权清晰之下产权主体的空白，在纯粹“国有的”格局下，它是不可能“有解”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来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同时，短期利益也是不能够简单忽略的，它毕竟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现实国家税收所急需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并非不能够让渡一部分给国内的“民间资本”和某种份额给外国资本，以利于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中，基本的原则是国家对商业银行产权的绝对保有，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势在必行，在国家对商业银行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实现产权结构上的多元化。当时机成熟时，“国有的”资本也可能战略考虑地增大对国内资本的让渡，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商业银行界内业，更好地提高“我们的”商业银行运行的效率。到那时，中国的大商业银行虽然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却是“自已的”，它们仍然归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看，中国的大商业银行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大旗之下的历史会有较长的时期，但不会永远如此。

二、在大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选择

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选择的问题，争论之势一直不弱。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国还要不要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整体上市是保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选择，分拆上市则意味着中国不再有，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再有资产总量规模足够大的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成为中国“自己的”银行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都有一定的数量，这是一个自然演进而来的过程，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发达市场国家的银行历史即可证实。在美国，１９２０年美国商业银行（主要指州银行和国民银行）的数量为２８０００家左右，１９３０年为２３０００家，１９９０年只剩下了１２０００家，据ＣＳＢＳ（Conference of State Bank Supervisors）统计２００１年州银行和国民银行数量为８３１３家。尽管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衰退之后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支持了中小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但历史以其无情的力量，灭掉了大量的中小银行，大型的银行则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美国大型银行还通过合并等方式，将银行的资产的规模越做越大，资产总量在３０００亿美元之上的美国银行目前就有６家。日本的银行长期以来就以资产规模巨大称雄于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世界十大银行中日本银行占到七至八席左右。由于严重的坏账包袱，银行资产规模的巨大并没有转化为可观的收益，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了信贷的风险，日本的大银行倍受坏账的折磨，并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日本整个经济运行。但令人思考的是，日本人并没有通过分拆小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来面对坏账 问题，而是以更大的合并，造就银行的“航空母舰”以对付日益严重的银行难题。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四大银行集团，最大的瑞穗集团资产总量高达１４０００亿美元，三井住友银行总资产为９６００亿美元，三菱东京银行８３５０亿美元，ＵＦＪ控股金融集团（由三和、东海和东洋信托银行合并而成）为８２００亿美元。看看欧洲不少的商业银行，亦在将合并形成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银行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来运用。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看，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具有某种内在的抗风险、较高效率和效益取得的力量，特别是有对所在国金融甚至于经济稳定的力量。基于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我们应当承认各国对于较大资产规模银行选择在“经济上”是理性的，保有一定资产规模之上的大商业银行，是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一种现实可感的选择。

那么，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真正优势究竟何在？理论上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优势认同？换言之，一个国家保有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仅仅只是一种现实“不得已”的选择或权宜之计，还是有它充分合理的经济“必然性”，从而有较长久保有的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支柱解释各种制度变化的经济理由，解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它是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规模选择，特别是对历史性合并而保有一定量大商业银行的重要理论支持。各国商业银行通过合并等方式扩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在“交易成本”内部化来降低总成本的选择的结果，它有助于内部管理的效率提高，大大减少内部管理费用，提高收益水平，增强竞争力。“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时，银行运行所需要的许多资源（人、设施等）必须到市场上去即时性地“购买”，由于市场购买活动的复杂，特别是市场竞争等关系错综交织，这要消耗相当量的“交易成本”；如果银行扩大规模，通过合并等方式较长期地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建立“契约关系”，即长期地雇用相对多的职员，添置相对多的设施等，把对外购买较大的“交易费用”转化为内部相对节约的管理支出，可以大大地节约银行经营的总成本。显然，这样“即时购买”与“长期契约”之间对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会使得任何一家银行不断地去追求某种合适的资产总量规模。

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而言，规模的追求很可能会止步于某种数量边界，因为超过某种边界，将“交易费用”内部化反而不合算，因为管理支出过大。但是，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它的资产规模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普遍的最佳数量限制，因为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特殊的货币资金，社会对于货币资金的需求及相关服务的需要，与对于某种特殊的工商企业产品的需求大不相同，在资金价格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的前提下，这种需求没有极限。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直接的限制是自己既定的资本量，以及现有的资产质量。通常情况下，按照资本量和资产质量来决定银行某种规模的资产量，是商业银行最为现实的选择，它将不断地将资产规模扩大，直到资本量限制的边界和资产风险的边界。理论上容易说明，这种选择也就是不断地将外在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并且减少“交易成本”的过程，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大的商业银行的合并会使得竞争对手减少，从而加大自身对于市场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降低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即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还能够为简化内部的管理层次及人员提供基础，这也就是许多银行合并之后，能够大规模地裁减人员的原因，内部管理支出也进一步减少。１ ９９０年，美国的化学银行与汉诺威银行合并，当年就可以节约成本支出１８８亿美元，数字不可谓不巨。因此，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用与基础，从对外竞争来看，这也就是竞争力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独立的经济利益，相反，它使这种利益更加强烈化，如何从经济全球化中赢得本民族国家足够量的经济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谨慎考虑再三的事情。在各国银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市场范围更大，调节资产结构与收益结构的范围更加广泛和现实，内部经营管理成本相对容易降低较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跨国企业所致。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来，没有“自己的”足够资产规模量的大银行，要想赢得足够经济利益的份额，是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因此，仅仅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来看，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保有一定数量的大商业银行，是一种无可质疑的战略选择。

从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一般优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大国银行的竞争要求来看，中国应当保有一定数量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目前，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应当说还是相当迅速的，规模的扩大也令人鼓舞。然而，它们要成长为资产总量可以与国际上大商业银行抗衡的银行，路还很长。２０００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几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为，交通银行７５９亿美元，中信实业银行２８３亿美元，招商银行２６２亿美元，光大银行２５０亿美元，广东发展银行１８２亿美元，它们要在近几年之内扩张到３０００亿美元左右的资产，几乎不可能。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情况分析，它们时下是国内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２０００年底，“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是：４８２９亿美元，２６３９亿美元，３８２７亿美元和３０５８亿美元（为比较方便，我们都采用美元数），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的客户群体与市场分布，与中小商业银行有不少差别，与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则完全不同构，遍布全国的网络，存款吸收和贷款发放为主的业务特性，都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对于银行业市场的某种优势，保有这种规模的银行，一方面能够代表着民族国家的银行业竞争力，容易 迅速地进入到全球化竞争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形成较好的经济性结果。与发达国家的大商业银行相比，我们国家的大商业银行数量目前看来还是较为合适的。欧美发达国家总资产在３０００亿美元左右及以上的商业银行一般在３至６家之间。当然，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数量结构方面的差别表现在，国内商业银行中中型银行相对较少，１０００亿美元左右的商业银行是一个空白。

可见，从现实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将历史地承担起中国“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使命。如果采取拆分的方式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体可以拆分为２０家左右的中型的商业银行。基于与国内现存几家中型银行业务的同构性，拆分后的中型商业银行将激烈化国内银行业“馅饼”的竞争，放弃或无力与国外银行机构在中国版图上的竞争，也将在相当时期内，无法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服务跨国企业特别是支持中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失去历史给予我们的争取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份额的机会。并且，由于国内银行业市场的内部竞争激烈化，各家银行的经营成本会相应地增加。在中国要不要大的商业银行选择上，其实我们没有可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选择整体上市也就是这样战略思考的自然结论，如果外部条件允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上市改造能够继续保存资产规模较大的地位，应当是历史性最好选择。当然，如果外部条件不允许，中国某家国有大商业银行根据外部条件情况、自身情况和操作可能，选择拆分改造和上市准备，也是可为的，这也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商业银行出现中型资产规模者，导引出结构上的相对合理性。但是，保存至少三家“自己的”大 商业银行的战略不能退缩。

三、组织机构体系在“科层制”和“部门制”之间的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组织机构体系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总、分、支行体系。它们以分、支行为成本、利润、风险控制和资源配置中心来经营银行业务，实施总、分、支行之间层级授权经营管理和信息传递为联系纽带，以银行内部的资金市场为依托，实现资源在各行范围内的流动。

凡是现实存在着的，自然有其合理性。首先，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很好地适应现实客户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客户资源，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尽管不少的全国性、集团性的企业客户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变革的尝试，冲击着客户群体的地方属性，总体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客户资源的地区性特色仍然浓厚，现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服务的对等性突出，优势相对明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２００１年底的资产负债比例结构来看，各省一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大多在６０――８０％之间，大部分地市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也大致相同，它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的存款资源和资源运用有着明显的地方性质，本地资源大体用于本地资产，这显然是由客户的地方性质为主所决定的。毫无疑问，有了这些相对稳定的地方客户资源，国有商业银行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就有了保证。

其次，它能够较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历史遗留的主要问题，一是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二是机构庞大、人员过多。这些问题形成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机构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现行的地区性分支机构的设置，由于它与地方的对等性和密切关系，更有利于银行的管理方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协调和合作，也有利于各家银行的总部对分支机构处理历史问题进行激励，可以较好地在最快的期限之内，解决不良资产和冗员等问题，为未来国有商业银行较大动作的改革提供较为牢固的基础。

第三，它具有相对快速的市场反应性，便于提高银行的决策效率，争取当前最好的收益。中国市场的格局，地区分割的性质仍然很突出。这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地大而交通不便或是产品与服务的地方特色浓厚等，使得区域性的市场自然而然地形成；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导致了区域市场的强化。我国市场相对分割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地区来设置分支机构，能够对市场的变化迅速反应，及时决策，赢得最佳的市场资源，实现最好的当前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的地方分割性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式组织体制就是相对稳定的。

显然，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合理之处，换个角度看就是对应的问题，它表现在：（１）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过小，大多本地资源本地使用，内部的资金市场由于利率决定的非市场性也无法优化资源配置，资源并不是向着效益最高处流动，银行利润最大化没有获得资源流动上的保证；（２）对跨区域的大客户的服务存在组织机构的障碍，做好这些客户的服务在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成本过大，若减少协调成本则难以达到优质的服务效果；（３）培养国际性的竞争力困难很大，一家银行上下不能形成大的整体效应，业务品种与中小银行同构，市场定位不清。

从理论上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是较为典型的一层管理一层的“科层制”结构，其基本特征或组织机构要求，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科层制”理论所描述，有四个突出的方面。第一，专业化。即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专业的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层级和位置上，他们专业化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分工也就意味着协调和合作，在商业银行内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和部门不需要其它岗位和部门的协调和合作能够完成一件事情。第二，权力等级制。国有商业银行是依靠不同层次的权威来控制和监督体系运作的，对上服从和对下发号施令，是最为基本的决策和执行程序，它具有实现既定目标的内在严谨有效的结构，也有来自于不同等级权力位置本身的激励；在授权管理的前提下，总行、分行和支行在权限范围内活动，超过权限就必须有从下至上的申请，及从上至下的批准。第三，规章制度化。国有商业银行的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运作是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的，规章制度化保障了组织机构内部各种活动的规范化，尤其是各种活动的统一标准消灭了人为的随意性。第四，非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在各项经营活动中原则上不能含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以便严格地排除私人感情去 处理公务事项可能带来的偏差，减少人为的磨擦和对立。

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的基本特征或基本要求，并不表明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自动地实现最高效率目标，只有“规范的”科层制能够实现最高效率。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最高效率地运作，还在于“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是不是规范。实际上，世界上大型的组织机构体系，大量的结构都是“科层制”的，运作的效率却是差别很大，这就说明“科层制”只是实现效率的一种组织基础，并不必然导致最高效率。由此来看，我们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入手，看其规范程度多大来选择进行改造的方面和力度。

与经典“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对应的，还有一种“部门制”的组织机构体系，它是在一个大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列出不同类型的部门自成独立体系的组织机构结构。时下许多欧洲商业银行实行的体制，就是按照不同的产品部门设立批发性业务部门、个人业务部门、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等，它们均相对独立地存在，部门与部门之间不是协调合作关系，而仅仅是一个屋顶之下的“兄弟”关系，它们自成体系，从上到下一贯到底。实际上，我们对于“科层制”和“部门制”是非常熟悉的，它们通常被俗称为“块块制”和“条条制”，前者以分、支行为相对独立的单位，后者则以产品或客户部门为相对独立的单位。

严格讲来，按照产品或客户部门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部门制），与按照专业分工的方式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它们都在科层制的大范围之中。两者不同的是，传统的“科层制”对于层次或层级的多少没有限制，它仅仅强调权力等级之下控制与协调的有效性；“部门制”则看到了传统科层制下控制和协调成本的巨大，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改造的必要也就充分显示出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通过用每一个都对自己的绩效负责的自主单位替代集中控制的“科层结构”，能够使组织产生极高的效率，因为它能够大大地减少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协作成本。因此，“部门制”的组织模式也被称为 “威氏模型”。

比较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和“威氏模型”，“科层制”也就是“多层级”的组织模型，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层级连结信息通道，基层信息或市场信息上行，决策信息下行，部门之间强调协作配合，多个层级由上至下地通过权力体系来控制和监督；威廉姆森的模型则以“多部门”为组织基本规定，它以产品或客户为对象来综合地构建组织，部门之间相对独立，组织层级很少，一个部门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信息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走”，通道全部内部化，权力作用只发生在内部而不在不同部门之间。从实践过程来看，“科层制”和“威氏模型”在现代社会中都存在，大型组织的机构体系既有选择前者也有选择后者的，还有两者混合型的。在规范的“科层制”中，组织机构体系理论上讲是高效率的；而在“科层制”与“部门制”的比较中，“部门制”是发现了“科层制”中效率问题而产生的，它表明“部门制”对于“科层制”的某种替代功能。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科层制”与“部门制”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简单地比较，更不能简单地选择。

可见，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改造的选择中，我们面对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选择“科层制”（或“块块体制”）还是选择“部门制”（或“条条体制”），还是选择两者混合的体制；二是在选择好某种组织机构体系之后，如何对组织机构体系进行内部的规范和完善，以便达到最高效率的要求。作为企业性质明确的国有商业银行，它实行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体系，并不能够完全由自身业务的运作内部需求来决定，而是要充分地考虑市场和客户的情况来进行设计和决策。

美国花旗银行作为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商业银行，其组织机构体系是相对典型的“科层制”结构，实行总行、地区总部、国家分行、城市分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体系。花旗银行总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没有直接为客户服务的功能。总行的部门设置和职员人数规模都很小，仅设置有办公室、战略部、财务部、风险部、人力资源部、运营部（仅负责政策的制定）、法律及公共事务部、审计部，以及销售和交易、证券托管及全球产品等部门。花旗银行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靠近市场，下放权力，分散经营，通过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客户服务来赢得最大的利润。业务的运营则主要由花旗银行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来进行。

作为主要的组织机构层次之一，花旗银行的地区总部是银行业务经营的直接管理层次，负责对所在地区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运营管理，其功能与总行功能基本一致，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及管理，不直接经营，有点类似于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职能。地区总部的下一层次是国家分行，具体从事银行业务的经营，但还设置有某些特殊的管理职能部门及对客户的营销部门。如公司业务，通常会根据所在地区市场的情况，分设相关的跨国公司处、本地客户处、金融机构处、中小企业处等等。在大的国家中，国家分行下面再设城市分行，它们所在国家分行的分支机构，只进行经营，原则上不设管理或后台部门，直接面对市场和客户。

组织机构体系的“科层制”当然是服从于市场和客户需要来选定的，美国花旗银行的“科层制”结构，从战略上看，它具有对全球市场和客户资源充分掌握并提供最好服务的组织机构支持，战略定位和具体操作相对分离；同时，从内部激励及市场反应和决策效率来看，又有着服务于地方客户和市场的优势，它以地区分支机构为成本、资源配置及利润的中心，较好地实现了内部经营管理与外部市场客户需求的一致性，为赢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打下了基础。美国花旗银行时下在全球有５０００多个机构，１３万多员工，地区性的组织机构体系选择，与总部之间战略定位的协调，保证了花旗银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该行研究组织机构体系的高级人士认定，花旗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目前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却是最适合花旗实际情况的。

英资的渣打银行选择的则是“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但它也经历了一个由典型“科层制”向“部门制”转变的过程。该银行建立于１８５３年，目前在世界４０多个国家拥有近５００家分行，总部分别设置在英国伦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渣打银行实行的是按地理区域管理的分支行组织机构体系。随着市场资源的变化，特别是客户需求的变化，九十年代开始重组了内部组织机构体系。１９９５开始，按业务种类归并，形成了以业务种类为主线的两大业务部门，即公司类批发业务部门和个人类零售业务部门。这两大业务部门各自成体系，内部有专门的人力、财务等资源配置部门，大体相当于一家银行之内两家相对独立的“行中行”，地区的分行或总部的负责人，只是对非业务事项进行协调，业务则由各地的分支机构按业务直线向上一层次报告，业务、成本、利润中心并不在各分支机构，而在这两大业务部门。这是明显不过的“威氏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模式。不过，在一些小国家，渣打银行的机构设置还是区域性的分支行制，这也体现出渣打银行因地制宜的组织机构设置思想。

二十世纪后期十多年来，欧洲的各大商业银行组织机构大有向“部门制”转变的迹象。转变的动力大多来自于市场的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同时，银行内部也由于信息科技手段的进步得到了足够大的基础支持。如欧洲统一货币为欧元，就使得整个欧洲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大为提高，客户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业务流动量大为增加，对于银行服务就要求统一化、整体化和标准化，而不是接受不同国家不同模式和不同收费标准等。原来按照国家分行方式设立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某个客户在整个欧洲甚至于在世界范围之内的统一服务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它激励了银行按照业务种类来重组内部机构的重大改变。

不论是典型的“科层制”还是“部门制”，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变革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了某种体系而变革体系，理论上不能得到支持，经验上也得不到支持。因此，借鉴国际上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选择和变革的经验体会，因地制宜、因行制宜，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并根据信息等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质量，来决定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设置的模式，应当是正确的选择原则。

和其它商业银行一样，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银行的客户定位非常重要，而客户资源的现实情况又约束了对于客户的定位或选择。正是这样的客户资源状况和由此生成的客户定位，基本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战略选择，近期还应当是“科层制”模式。

前面已经谈及，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市场分割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商品、资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但市场分割的状况还相当地严重，它使得客户的各种资源的配置与流动，仍然有着地区性的重大限制，相应地，服务于这种分割市场下资源配置及流动的银行业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下各分支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体制优势，它容易形成地区化、个别化或差别化服务，赢得市场较大的份额。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时下客户主体还是地方性质的，特别是地方政府，既是银行业服务的一个特殊“客户”，还仍然是当地经济的主要组织者和资源配置方，“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体系有着与客户和地方经济主导力量的天然和谐性，这是取得最好客户资源的基础。只要是客户资源的地方性质突出，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按不同地区的分支行来设置的“科层制”构造就是相对最佳的选择，至少不会是最差的选择。

从１９８４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开始起算，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改革不过十多年的历史，若从１９９４年分离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来看，真正改革的历史时期则更短。就是在这样短短的时期内，国内的市场和客户资源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大的集团性企业开始了业务经营与财务资源配置的内部改造，企业集团范围内统一的资源配置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这就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范围之内，对同一集团客户整体提供统一、标准的服务成为了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重组建设的一种推动力，它使得按照业务种类来设置“条条式”的机构体系代替时下“块块式”体系有了源自于客户资源变化的必要。但从整个资产负债结构水平来看，这样的客户资源在总量上还不足以动摇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结构，在现在“科层制”下适当增加全系统性的服务功能，协调好不同地区分支行的运行，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尚能够保证较高质量服务的实现。因此，要有对于市场变化特别是客户资源变化的跟踪，也要有相应的内部体制变革的考虑，但不必过于着急地选择某种体制替代所谓“旧的”体制。

此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息科技进步相对于国际化的大商业银行来说，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渣打银行从“科层制”转向“部门制”，只是将内部信息的报告线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可能保证组织机构体系变化后，新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需要，基本的信息体系并不需要多么大的调整。这一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还难以做到。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信息分散，信息整合水平较差，信息整理的重复劳动量非常大，科技手段的支持尚不足以保证“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要求，无法支持整体的市场分析、客户变化分析及决策的敏感性分析等，信息管理的质量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组织机构体系的转变。相比较而言，按照地区来设置的分支行机构体系，大量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范围相对缩小，信息的传递及运用对信息管理及科技手段的要求小得多。坦率说，实行“部门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现状基本不支持。

事实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科层制”与“部门制”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的“规范化”问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科层制”上存在的不规范，应当说是相当严重的，它们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敌人。

首先，“科层制”中层级设置较为混乱，许多分支机构层级设置过多。特别是在省会城市行，国有商业银行原来体制下通常设置有省分行、市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这样的层级结构大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市场反应迟钝，资源配置无序，决策效率低下。经过近年的改革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但不少分支机构的层级数量仍然较多，资源配置和业务经营目标要求极不相匹配。

第二，各个层级管理中，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尚存在问题，等级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服从于规章制度而来，而是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而来。因人而事，因人而为，因人而褒贬，因人而勤懒，造成了层级管理中规章制度的虚置，权威人格化，由此带来了人对规章制度的较大面积冲突，大大地增加了内部管理的矛盾和磨擦，降低了效率，最后导致增加运作成本。

第三，专业化分工与协调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协调事项过多过杂。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科层制”中，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不突出，对于专业化分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配置过于简单草率，特别是个人意志决定事项较多，使得从上到下各个层级中的部门之间分工不确切，协调事项困难很大，协调过程很长，协调程序过多，正好掉到了“威氏模型”所指出的协调成本巨大的“陷阱”之内。

针对这些“科层制”规范差的问题，改革的设计必须更多地诉诸于整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战略目标要求，并从制度上确立尽可能统一的层级设置标准，根据有利于整体目标实现的要求，对银行整体运行功能进行详细分析后，构建或重组各个层级上的不同管理或运作部门，以岗位职能来约束不同层级人员的权威等级，而不是由官职大小来约束（实际上也约束不了），尽量保证“科层制”的简明化，专业分工明确，报告线条清晰，信息上下通畅。

其实，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的规范化问题，既是历史累积起来的结果，也与现实改革的激励力量不够密切相关――改革对于改革参与者没有足够“好处”的原因，改革缺乏必要的动力。例如，减少层级的改革将有利于银行的效率和效益目标实现，但如此的改革通常会降低某些层级上的资源配置量，改革真是“革自己的命”，改革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与此同时，层级越多的分支机构，得到的资源配置总量也就越大，它反向地激励着人们对层级设置的改革热情消失。改革的激励问题，实际上是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改革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在“科层制”改革的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真正推动力目前主要在上层改革的领导决策和设计方面，上层改革者似乎不存在改革利益上的损失，积极性没有影响；但下层改革参与者的主动性及热情，取决于改革对自身利益的伤害程度，许多的改革方案即便能够出台，只要有损于参与者的利益，就是能够执行，也会出现一定的走样变形。上述“科层制”中存在着的大量不规范的问题，大抵没有人不清楚，但如何从改革的激励中找到上下一致的改革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通过改革赢得银行整体的效率和效益中，让改革的参与者得到一定的实惠，尚处理得不 到位，而这正是解决现行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中问题的关键。

四、三大战略选择之下必须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四问中国商业银行改革 篇6

面对WTO的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

按照中国加入WTO时所做的庄严承诺，2007年我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虎视眈眈的海外银行即将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意味着国内银行即将在一个完全国际化的环境中，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与强大的竞争对手进行全方位的厮杀。

大战在即。但是，坦率地讲，对于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国内银行业的认识还远不够深刻；对于这场挑战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内银行业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国际先进银行的竞争优势，我觉得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想象得到。比如说，从银行价值的稳定增长来看，国内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最好水平的也就是0．6％～0．7％，国有商业银行更是远远低于这个水平。而国际先进银行呢?基本上稳定在1％以上，是国内最好银行的一倍以上。在国际上，衡量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是按0．1个百分点计算的，每提高0．1个百分点(指多年的平均水平)就意味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可见我们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之大；如果算人均利润，国内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就更加巨大。以这样的一种赢利能力，当然在产品定价上，在客户竞争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一旦打开国门，就会很明显地看到与国际先进银行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

民族金融业能像民族家电业—样再生吗?

当前的情景让我想起了改革开放之初民族家电业所面临的形势。20世纪80年代初，紧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一条缝，洋家电就一下子像潮水般地涌将进来。国人在享受着这些价格昂贵的消费品所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发现自己的民族家电业仿佛侏儒一样，可怜地站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巨人的面前。有人曾经悲观地认为，我国不堪一击的家电工业体系将被迅速挤垮，家电市场将是国际品牌的一统天下。但事实上，不过十年，中国家电行业就翻身了，如海尔等国内有名的牌子大家都能够叫得出来，而且已经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份额，许多产品还开始大量出口。曾有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过深入研究，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学习一经验曲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获得后发优势，并将其概括为“产品竞争的再生性”。

但金融行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金融产品竞争的再生性比较困难。如今已有大量的案例说明，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高难性决定了一般金融机构可能很难完全理解先进金融机构的专业深度。比如保险行业，有些设计精巧的寿险产品，一办就是30年，它的那种优质服务，就像吸盘一样，只要你接触，就紧紧地吸住你，很难再变化，对于这样的客户，丢一个就少一个。银行产品也是一样，许多国际先进的银行产品中蕴涵着复杂的金融工程技术，其高收益、高流动性的背后有银行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交易技巧做支撑，一般银行即便在一段时间后模仿出来了，但由于没有好的风险加权，没有低廉的成本分摊，这些金融产品的竞争性还是不强，通常也很难维持下去。

现在，我国银行界存在着一种盲目自信的错误倾向。有人认为，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在文化、习惯、语言、网点等许多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并不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多大冲击。这种看法是十分幼稚的，因为上述优势国外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本土化、收购兼并等策略轻松逾越，而国际银行业在风险管理、资本配置、金融工程等方面的优势则远非国内银行业在短期内所能赶超的。

当然，我绝不是说中国的银行业就失去振兴的机会和希望了，而是说我们在树立信心、坚定斗志的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业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二者目前还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竞争，这个差距要远远大于当初民族家电业与海外家电业之间的差距，因此只有在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方能迎头赶上。

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应当承认，经过这么些年的改革，国内银行也确实已在营销意识、服务态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长进。但是，我认为在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方面，国内许多银行还没有真正地破题，还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那么，我们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最近几十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迅速，其中最突出的三大进步，一是风险计量的进步，二是资本管理的进步，三是组织体制扁平化、专业化的进步。这三大进步已经渗透到国际商业银行的各个领域。近年来，我曾经多次造访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一些成功的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以上，而不良资产率则一直位于1％以下。在访问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正是由于取得了上述三大进步，这些银行才能够以低廉的成本不断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市场形势中把握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关系，才能够通过资本的有效配置在各条业务线进退自如，才能够持续地推动银行市值的长期稳定增长，才能够最终为股东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

反观国内，我们有的银行论规模不可谓不大，人员动辄数十万，资产动辄几万亿，但是若论质量和效益，确实令人着急，许多国内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即使按不太令人信服的公布数字看，也早已超过了国际上高风险银行的标准，而效益却十分低下，总资产收益率往往只有千分之几。为什么悬殊如此之大?就是因为许多银行经营者对于如何管好一家商业银行还缺乏正确的认识，我将它们归结为中国银行业认识上的“三个不充分”：对资产质量及其风险减除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对资本必须覆盖风险进而最终限制银行过度扩张认识不充分、对商业银行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互协调认识不充分。

学“形”还是学“神”?

国内银行改革应当从哪里人手，如何才能尽快缩小差距?可能有的人会随口说出个一二三来。例如，有人一看到国外银行组织体制的扁平化潮流，便跟着说我们也要搞扁平化管理，但直至目前，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一起成功的先例。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由于他们只学了“形”而没有学到“神”。

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篇7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即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 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即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础上,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 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 也没有可能, 更没有必要先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再进入社会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正是这一过渡中的重要环节。它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 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来实现的。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完全必要的, 而且是可能实现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 创造性地把和平赎买思想运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 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首先, 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出发, 是党制定赎买方针的依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它有革命性的一面, 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 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 “如果处理得当, 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其次, 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 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有力保证。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 同农民结成了巩固的联盟, 加上私营企业工人监督的加强, 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 促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改造。最后, 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物质基础。建国前后, 工人阶级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全部资产, 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国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削弱。在逐渐丧失独立经营能力的条件下, 民族资产阶级只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 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历史已经证明,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 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1956年,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 这是中国社会变迁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 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与理论认识上的局限,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在实行赎买政策前期稳步前进, 后期步伐过急;在改造过程中, 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不适当地强调“裁、并、改、合”, 没有充分估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结果给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同时, 对于有技术专长和经营管理经验的资方人员, 没有使用他们的专长, 使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对国家建设造成一些本可避免的损失。“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 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

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重新定位是在否定中的前进1956年底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 单一公有制的弊端立刻暴露出来, 而为了维护这种单一的公有制, 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之后, 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和改革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并认真总结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

新时期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与超越历史对后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就在于它总是会给后人以新的启迪。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与失误、是和非的争议, 最重要的不在于对往事的褒扬与贬议, 而在于对今天和明天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 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等问题, 从历史的回顾和思索中, 求得正确的回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 在我国近乎为零的私营经济又获得了崛起和发展。搞清这两者的关系, 不仅对正确认识历史, 而且对今天的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 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从重新定位到大力发展则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其次, 后者是在坚持前者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 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还不是完全清楚, 突出的是认为单一的公有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这种认识还仅停留在社会主义特征的表层上。而现在允许私营经济的大发展,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试图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意义, 则是代表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两者的表面特征虽有区别的, 但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的大胆探索, 只不过是两个不同阶段而性质相同的探索。

最后, 今天私营经济的发展正是在坚持五十年代改造成果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 既不能简单地照搬也不能全面的否定, 要吸收其且优秀成果来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两者是互相衔接, 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 造成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今天私营经济的发展正是纠正它的偏差和缺点, 是更高水平上的超越和创新。

摘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之路, 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缺憾和不足;今天私营经济的发展也是顺应历史发展, 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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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篇8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性质决定了需要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以掌握相关金融市场运作、货币交易、国际金融市场等知识。在多年的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中, 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生的学情、考试成绩、课堂教学效果反馈情况等因素, 认真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 部分教学内容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

我校属地方型本科院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通晓最新的国际贸易业务运作方式与基本操作技能, 实践能力强、职业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在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中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货币供需理论、货币政策理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理论在外贸行业无直接应用性, 上述教学内容又属于理论教学难点。因此, 学生学起来有难度, 教师讲解难以推进。同时, 在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上, 货币银行学课程与宏观经济学同时开设, 还存在上述内容重复讲解的问题。在已有的货币银行学教材中, 权威教材均为针对金融学专业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或货币金融学教材, 课程体系完整, 内容严谨, 但其完整的课程体系内容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来说显得理论有余, 应用性不强。

(二) 缺乏实践教学环节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货币银行学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外贸行业前能够对一国乃至国际上金融市场的运行、金融机构体系运作方式有一定认识, 从而为今后工作中的需要的融资、投资知识打下基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大多在学完货币银行学课程后再无其他金融学专业如商业银行经营学、中央银行学、金融市场学、投资学等课程, 没有后续课程的衔接, 学生就很容易将一个学期学习的知识忘记。并且, 商业银行业务的运作流程、证券公司的交易业务、证券交易、外汇交易等教学内容无实验、实践教学的加入, 宛如纸上谈兵, 学生难以形成感性认识。现有的货币银行学的课程教学一般没有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实验实训等实践课, 对于该专业学生来说, 学完所有教学内容, 仍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 对现在的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缺乏清晰的认识。

(三) 教学方式单一

在现今的大学课堂教学中, 已基本普及多媒体设备, 普遍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 提高了教师课堂讲课效率。但也出现了教师过度依靠多媒体, 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货币银行学课程是一门金融学的入门专业基础课, 主要为学生讲授金融学的基础知识, 内容多、理论性强, 实务性不足。该课程理论教学占据课程内容95%以上的时间, 需要教师将各篇、各章间的逻辑关系讲解清楚,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学内容多, “满堂灌”往往是最省时的教学方法。除了理论教学之外, 利率及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金融衍生工具采用习题课的方法进行辅助教学, 仅突出了学生的课程主动性, 未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单一的教学方式, 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不能有效调动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习货币银行学课程效果差的重要原因。

(四) 课程教学考核方式单一

在现有的货币银行学教学中, 仍采用“一考定成绩”闭卷考试的方法, 学生通过一个星期甚至三天的复习, 就能强制性的记下书上的重要知识点, 从而通过考试。考试并不能达到督促学生学习, 全面检验学生掌握知识水平的目的。同时, 期末考试“一考定成绩”的方式, 使得学生期末考试同时应付几门课程学习, 考试的负担较重。因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没有其他金融课程衔接, 学生对知识掌握欠牢固, 假期过后对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就忘掉三分之二了。单一的考试模式不能有效促进学生对课程的学习, 更不能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产生持续学习的兴趣, 也不能培养学生自学学习的能力。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的改进建议

(一) 调整课程教学内容

1. 针对现有教材体系进行调整

现有货币银行学教材中, 较权威有黄达主编的《金融学》简明版教材,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主编的《金融学》教材有丰富的网络共享资源, 复旦大学胡庆康教授的《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 此类权威课程多针对具有一定金融学习基础及能力的金融学专业学生。为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习货币银行学需要, 现采用的是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编写的由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蒋先玲教授编写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此教材对金融学基础知识的表述较为浅显易懂, 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完整。在此教材基础上, 因与宏观经济学重复可对货币供求理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知识点可作为选讲内容,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知识点可结合中国近20年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及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手段的实际状况进行讲解, 要求学生能理解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货币政策目标。因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就业仍会与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 将课程内容的讲解侧重于利率、信用及信用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国际金融危机等知识内容, 注重金融原理与实务相结合。同时, 为增加学生学习兴趣, 应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加入金融时势热点及案例解读的教学内容, 吸引学生去关注经济金融热点问题。

2. 使用自编教材建设课程资源库

统一的教材内容不能适应不同的院校教学层次及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 在使用出版教材的基础上, 应鼓励教师自行编写适应本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情的讲义, 再整理成校内自编教材提供使用, 自编教材时效性强, 针对不同专业可在案例及教学内容编写上进行调整, 也可成为学生课后复习的辅导资料。建设校内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课程资源共享平台, 为学生课后复习、课前预习提供网络资源库。

(二) 建设货币银行学课程校外实践基地及课内实验室

积极与当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行业接触, 建立校外实践基地, 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提供实地参观及业内交流的场所。通过货币银行学课程课内参观学习, 让学生对贸易融资、国际结算、商业银行运行、证券交易操作形成感性认识, 巩固课内知识, 同时也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今后就业选择提供行业参考。利用现有的实验室条件, 增加实验软件购买, 通过银行类国际结算软件的使用增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生对贸易结算的认识, 利用证券模拟交易软件的演示让学生掌握证券交易的知识。

(三) 转变教学方式, 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货币银行学课程的理论性教学内容, 应采用案例法、研讨法等方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通过金融案例的讲解, 引导学生思考金融理论在现实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应用, 比如信用经济的发展、货币形态的演变、商业信用形式等都可通过多样的实例吸引学生;针对利率理论、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等理论内容, 可通过课前知识点拨, 课后布置讨论作业的方式, 让学生自行搜集资料解决如利率对经济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等问题, 有了问题答案后可向全班同学进行讲解, 教师再点评。通过研讨式教学, 学生变被动为主动,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针对应用性教学内容, 如资金的时间价值、金融工具收益的计算、金融衍生工具风险规避、货币供给量的计算等内容, 可以通过课堂讲解和课后布置作业方式进行学习, 加强学生对金融基础计算能力的培养。

(四) 采用多维度的课程考核方式

通过考试督促课程学习是取得课程学习效果手段之一, 为考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对货币银行学知识应用能力, 对金融时势热点的分析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 可将课程考核分为几个部分。第一, 用平时成绩考查对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观测点包括出勤、回答问题情况、作业完成情况, 占期末总成绩的20%;第二, 要求每一位学生在课前知识进行金融知识或金融时势热点分享。通过此内容调动学生关注金融热点及现象的主动性, 并通过向全班同学的陈述分享, 交流金融信息, 锻炼学生的陈述表述能力。此项占期末总成绩的20%;第三, 期末个人知识展示。要求在学期课程结束后, 每一位学生用5分钟PPT陈述自己最熟悉的货币银行学课程知识点, 要求嵌入现实金融案例对知识点进行引证。通过此项内容考察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及应用情况, 占期末总成绩的30%;第四, 开卷考试。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课程开卷考试, 主要考查习题课中要求学生掌握的课程知识点, 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及计算能力, 占期末总成绩的30%。通过以上多维度的货币银行学课程考试体系, 加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对货币银行课程的积极性, 力图真实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及应用情况, 让考试过程成为督促学生课程学习的过程。

摘要：货币银行学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在课程教学中存在部分教学内容不适应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欠灵活等问题, 使得该专业的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效果欠佳。本文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学情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经验, 提出若干提高该专业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效果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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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仝爱华.应用性本科院校货币银行学教学改革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 2014 (06) :270-272.

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篇9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格局,差异化融资

后金融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破坏力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 各个国家面临着日益沉重的压力。发达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为严重, 其经济复兴的难度较大, 而新的经济体由于发展的时间较短, 发展程度有限, 在金融危机之后, 缺乏必要的资源来进行自身的经济建设。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凭借着自身在经济发展上得优势, 在金融危机之后, 维持住经济发展的势头, 但是从实际来看, 我国依旧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也使得商业银行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如何使其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发挥其在支持工业城市经济转型方面重要作用, 就成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因此对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支持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战略研究, 对于城市经济的优化, 以及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4年以来,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全面下滑, 黑龙江、西藏等部分省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甚至不到1%。在此背景下, 国内商业银行不良率明显反弹, 且呈现从东部向中部及西部、从小企业向大中型企业、从表外向表内传导的蔓延态势。未来区域经济将呈现何种格局及走势?商业银行可能面临何种机遇和挑战?商业银行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就此详述。

一、区域经济基本态势及前景

(一) 我国面临着区域经济下滑的困境。从各个区域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同比增速全面放缓。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总体上还没有摆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虽然近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但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难以为继。

首先,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高度依赖投资, 但受制政府债务负担、房地产投资预期不明朗等因素, 以往高投资难以持续。近年来, 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入偿债高峰期, 政府债务负担使基础设施投资缺乏资金, 加上房地产投资也受到预期不明朗等因素影响, 中、西部的高投资增速难以持续。

其次,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过度消耗能源资源, 生态环境约束强化也对经济增长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中、西部地区单位GDP能耗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受制雾霾天气等因素, 近年来生态环境约束强化, 依靠高能耗拉动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也必然受到影响。

最后, 科技研发投入水平较低, 劳动力等成本趋势性上升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也带来较大压力。我国劳动力供给面临“刘易斯拐点”压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趋势, 这对科技投入低、更多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造成更大压力。

(二) 各区域经济发展前景各异。东部地区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中、西部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

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发展由“东快西慢”向“西快东慢”转变。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GDP增速始终领先中、西部地区。导致东、中、西部经济增速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分别处于不同的工业化程度, 东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并即将进入后半阶段, 中部、西部则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就中、西部而言, 预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中、西部的劳动力成本仍低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亚洲经济体, 依然可以吸引制造商从中国东部迁至中、西部, 中、西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 总体将进入一个发展速度加快、规模增大和结构趋优的阶段。部分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在未来的制造业发展浪潮中可能会作为中高端科技型产业的中心;中低端制造业为了规避地价和房价, 往往倾向于在外围城市和郊区成为生产和制造中心, 从而形成“中心——外围城市”、“中心城区——郊区”间的制造业分工。

二、经济格局变化影响商业银行经营

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全面放缓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不良贷款明显反弹, 且有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从小企业向大中型企业、从表外向表内传导蔓延趋势。2014年一季度末, 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年底的1%升至1.04%, 一季度末的不良贷款率创下2011年一季度 (当季为1.1%) 以来的最高水平。东部沿海贷款劣变势头不减, 中、西部不良贷款也增加较多。二是从小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与2013年不良贷款基本集中在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领域不同, 2014年一季度大中型企业资产质量劣变明显。需要警惕的是, 一些大中企业融资规模较大, 上下游关联企业较多, 一旦出现违约, 很容易引发“多米诺骨牌”现象, 使风险暴露出现“集群化”的特点, 且处置难度加大。

各区域增速放缓对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但与此同时, 区域经济格局变化也蕴含诸多机遇和空间, 需要商业银行转换业务结构来适应随之带来的金融需求结构变化。对东部地区, 未来生产率的扩张将主要来自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催生的金融需求也与工业经济有所不同。从国际经验来看, 工业城市或以工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阶段, 大生产和大金融是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金融系统的支持, 资本密集度极高的大规模生产便无法实现, 资金消耗大的交通设施网络便无法建设, 也就没有与大生产相匹配的大零售或大物流系统。与之相比, 以服务业为核心特征的城市化阶段, 规模的重要性下降、小众或个性化生产的比重上升。

三.商业银行支撑策略

针对不同地区提供差异化融资支持。要充分把握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方面的差异性特征, 分类施策, 有重点地推动各地区分支机构发展。要合理加大对东部地区分支机构放权搞活的力度, 支持其推进业务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拓展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县域和发达乡镇、商贸流通、民生消费领域等新的业务蓝海, 切实推动东部地区分支机构实现经营转型, 为中、西部地区分支机构转型发展探索有效路径。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分支机构的培育支持力度, 加大战略引导和核心资源投入, 使之能够充分抓住区域发展机遇, 拓展优质信贷市场、保持传统业务优势。同时, 推动中、西部地区分支机构加快转型, 实现业务结构向信贷与非信贷并重的方向转变, 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商业银行对于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支持是多个方面的, 只有从源头出发, 改善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的生态环境, 为其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满足经济转型的客观需求。

其一商业银行要进行战略调整, 从源头上为工业城市经济转型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商业银行主动与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 以促进城市经济转型为自身工作的出发点, 对各类目标企业加大信贷投入, 对于符合战略转型要求的行业进行重点支持。以科学高效的信贷手段与政策, 合理的信贷投放, 实现对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支持。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对城市经济转型进行必要的引导, 作为一个客体, 商业银行能够更加全面科学的看待工业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面临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 在商业银行支持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 就需要, 商业银行有意识的对工业城市的经济布局与发展战略进行必要的引导, 确保工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方向不变, 保证城市经济转型的方向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重点有效地结合起来, 实现信贷的高效利用。

其二利用商业银行的支持, 大力改善工业城市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 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科学优化与调整,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换挡器, 在这一大背景下, 工业城市在这一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压力日益加大, 在经济下行情况下, 工业城市很难进行行之有效的经济结构的调整, 最终造成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改善这一局面, 就需要商业银行加大对招商引资的力度, 参与到政府招商引资的过程之中, 以更加科学的视角, 对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 保证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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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改革国民经济 篇10

所谓流程银行, 是指以客户中心为架构基础, 围绕客户的需求, 建立贯穿银行前、中、后台的灵活、高效率的业务流程, 变革组织架构和考核体系, 以便于实现良好的经营绩效、更好地体现核心竞争力。

纵观国内外先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启动并加快流程银行建设是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 是打造主流银行的重要支撑, 也是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就目前的国内银行改革的结果来看, 大部分只是把流程银行理解为组织结构扁平化和简单业务流程优化, 而没有真正实现以模块化管理为核心的“流程银行”取代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应变能力的“部门银行”的实质性变革。

流程银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建设流程银行是改进客户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的必然选择。提升客户满意度已经成为国内外先进银行经营永恒不变的话题。花旗银行为提高客户满意度, 耗时三年的时间,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新设计了信用交易流程, 系统根据客户信息自动对客户信用进行评分, 直观显示客户的贷款标准和报酬率, 大大缩短了客户用信办理时间。相比之下, 国有商业银行受制于现行的经营理念、体制机制、业务流程、科技支持等方面因素, 客户关系管理、服务效率、流程优化、系统建设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运用流程银行的先进理念, 按照最有利于满足客户需求和创造客户价值的模式, 采用渠道、服务和价格的差异化手段, 真正建立以客户为中心、快速反应的立体化服务体系和专业化服务模式。

其次, 建设流程银行是适应外部金融市场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利率市场化、银行同质化、金融脱媒化愈演愈烈的市场背景之下, 能否尽快适应市场变化, 乘势而上, 顺势而为, 将会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质量和发展速度。因此, 必须通过加快流程银行建设, 集成经营职能、减少信息割裂、降低协调成本, 消除内部职能部门之间、上下层级之间乃至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壁垒, 提升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真正做到“贴近市场做业务”。

目前, “部门银行”由于科层管理组织架构导致应对客户需求的反应速度较慢, 内部部门和岗位之间画地为牢、揽权推责, 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普遍存在。流程银行就是要彻底革除“部门银行”的弊病。由于经营环境、客户需求、信息技术等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流程银行建设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是一个持续改进、不断完善、追求卓越的动态过程。流程银行建设主要包括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和组织流程优化三部分内容, 其中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优化是基础, 最终在市场终端建立起为客户量体裁衣的业务和服务流程。

要建立高效的流程银行, 需要以下几条作为标准:

1. 客户满意度得到提升。流程银行就是要确立并真正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以客户满意度作为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具体来说, 就是要以高价值客户为中心, 以客户的有效需求为落脚点, 按照客户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设计产品、提供服务, 决不能将银行的观点强加于客户之上, 为客户提供产品时必须达到增值服务多、办理速度快、服务质量好、综合收益高和产品功能新的标准。

2. 精细化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在制度、流程、机制等方面做到差异化、简单化、流程化、集约化、数据化和电子化。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 采用不用的营销策略, 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和个性设计;把复杂的流程简单化, 减少业务链条、缩短审批环节、精简申报手续;把经常性、重复性的工作以流程的方式固定下来, 减少时间的浪费, 提高工作效率;把分散的事情集中起来做, 建立后台业务集中处理中心, 实行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管理;将问题分析、流程优化、经营决策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用机器设备和信息系统代替人工操作, 用影像代替实物管理, 降低差错率, 切实减轻一线员工工作压力。

3. 流程绩效得以提升。流程银行建设过程中, 除了传统的定性分析和研判外, 优化决策和评价控制都要有数据的支持, 运用投入产出、回归分析、跟踪试验数据、控制监测等定量分析方法, 对流程的关键绩效指标进行度量与控制;加强流程质量控制, 尤其是信贷审批等关键业务环节, 建立质量控制和问责制度;将流程效率评价贯穿到流程优化的预评估和后评价的系列工作中, 确保流程优化和再造工作产生效益。

国有商业银行的流程银行建设实践, 其实质和内含就是强调以流程优化为起点, 以组织重构为核心, 追求卓越的客户服务能力和管理运营能力, 以取得差异化竞争优势为目标。主要方式包括:

一是探索组织结构扁平化管理、业务条线垂直化管理、战略业务单元化管理。进行组织结构再造, 根据国有商业银行的特点, 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 整合业务板块, 使每个模块化组织都能够直接对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变化进行及时反馈, 而不是通过科层构造的银行内部传导对市场做出反应。

二是以客户为中心, 全面优化和业务管理流程, 加强科技信息平台建设, 实现后台业务集中化, 推行集约化运营。总行可成立多种业务处理中心, 集中上收后台业务, 统一审核标准和尺度, 加速业务运转, 提高工作效率。可分别成立结算中心, 票据、单证处理中心, 后督中心, 信用卡中心, 信贷中心等纯业务操作中心, 利用影像和网络传导技术, 将分支行处理的后台复核、授权、审批、监管等工作集中到中心来处理, 可有效控制银行操作风险, 实现前后台业务分离, 节约运营成本, 使营业网点成为营销平台, 解放后台人员, 充实到营销和服务岗位, 提高运行效率。

3. 加强科技信息平台建设, 强化科技支撑, 推动信息科技建设由物理集中向逻辑集中过渡, 全面支持流程银行再造。实现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 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手段, 将业务流程编制为系统程序, 从而达到运作高效化和风险控制集中化的目的。

4. 积极引进外部智力支持, 引入六西格玛管理方法, 学习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通行做法, 用流程银行的先进理念、方法和工具进行改造;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 探索一条符合我国金融业经营环境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再造的道路。实现改革的软着陆, 合理控制改革的成本, 力争改革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自上而下稳步推进流程银行的建设。

从流程银行的工作目标上来看, 长期目标是建立以客户为核心, 以价值为导向的全流程体系;短期目标是重点围绕影响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贴近市场, 持续优化业务流程, 不断创新管理工具, 稳步解决经营和管理领域的基础性和瓶颈性的问题。改造之初, 应经过多维度调研, 广泛收集资料, 多部门会商研讨, 避免管理结构大的震动, 梳理业务条线和作业平台, 在边梳理边研究的过程中, 优先对重点项目进行流程化改造, 循序渐进, 阶段突破。改造之中要坚持责任落实到位, 优化方案到位, 组织实施到位, 进度督导到位的原则。改造完成后要进行优化评价, 建立包括效率、质量、成本、风险控制等在内的优化绩效评价体系。

国有银行的流程银行建设是复杂程度高、实施难度大的系统工程, 通过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先进经验,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从根本上解决银行运营效率较低和风险控制能力偏弱的问题。当前, 业务流程上的缺陷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软肋, 尽快实现“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是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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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业银行的楼宇经济战略 篇11

【关键词】 商业银行;楼宇经济;战略

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服务业和都市型产业的发展,一种具有高度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城市经济形式正在逐步形成,这就是楼宇经济。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已经引起了各家商业银行的广泛重视。

一、楼宇经济的优势及发展前景

楼宇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以下优点:

(1)随着我国城市化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企业和劳动力涌入城市,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土地资源更显稀缺。楼宇经济以楼宇为依托,突破了城市中心商务圈土地匮乏的限制,纵向发展,往空间要效益,“一幢楼宇就是一条垂直的金融街”。

(2)楼宇经济具有高知识密集型效应。一般进入楼宇的企业都具有高知识密集型的特点,这些企业能更有效的运用社会资源来创造财富,具有高科技集聚性、高收益性、高成长性。由于信息的相对集中,企业往往能更加便捷的获取有用信息,降低运营成本。

(3)楼宇经济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幢商务楼宇的建成后,其周边的购物、餐饮、休闲、房地产等配套服务业都将陆续发展,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楼宇经济已经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在纽约、东京等大都市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我国的楼宇经济形式也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将楼宇经济列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

二、楼宇经济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日益健全,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脱媒现象也日趋严重,单纯依靠存贷款来提供利润的盈利形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对位于城市中心位置的商业银行来说,生产制造企业的城市边缘化也给我们的营销带来了很多不便。针对这种情况,商业银行必须寻找出一种新的具有多种银行产品需求的产业经济形式来解决问题。在城市中矗立的一座座商务楼宇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的市场。

能够入住这些高档商务楼宇中的企业一般都具有良好的经济实力。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决策总部和生产环节的相分离得到了实现,一些以往不在该地区的优质企业为了享受该地方政府为发展楼宇经济提供的优惠政策或为了享受产业规模化带来的效益,纷纷选择把总部设在城市中心地区的楼宇中。这些在楼宇中工作的办公人员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相对稳定的收入。不管是楼宇中的企业,还是楼宇中的办公人员都是商业银行的优质目标客户群。

以某行某市营业部现在的营业网点黄金广场写字楼为例。楼内的企业共计60多家,涉及了外贸、物流、教育、石化、纺织等多个行业,这些行业对银行产品的需求各不相同;有的需要贷款支持;有的需要国际业务产品;有的需要存款产品。据不完全统计,大楼内的办公人员平均学历在大专以上,月薪在5000元左右,这类客户群需要商业银行为其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并能够较好的接受和理解银行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这些需求不仅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大大丰富了银行的盈利点,各家商业银行新设立网点在选址时往往都偏重于,选择那些位于中央商务区写字楼的一楼网点。这也说明了各家商业银行都在为大力进军楼宇经济做着准备。

三、商业银行楼宇经济战略建议

首先,商业银行需要与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力争第一时间掌握新开发楼宇的计划。商业银行可以为其提供房地产开发贷款的融资服务。在开发商进行楼宇设计时,可以考虑在楼宇规划中加入有利于商业银行的设计方案。如可向房地产开发商建议将一楼大厅设计成可供商业银行开设营业网点或自助银行的模式;大楼内可以安放随时可以使用商业银行借记卡进行消费、缴费的机具。这样可以使商业银行在同业竞争中具有良好的排他性。

其次,在楼盘建成后,商业银行可以为入住的每一位用户都配发一张商业银行借记卡,方便用户在大楼内使用。与入住企业建立良好关系,满足其业务发展所需求的各项金融服务。

最后,在为楼宇中的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后,可以向这些企业的上下游行业延伸,寻求更多的合作可能。

综上所述,楼宇经济已经在大中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并具相当的规模。商业银行应充分重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大力发展楼宇战略,开创新的合作模式和业务品种,提高商业银行综合盈利水平。

参考文献

[1]刘艳玲.如何发展老城区楼宇经济[J].商场现代化.2008(3)

[2]戴敬瑞.税收促进楼宇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改革与开放.2008(2)

商业银行财务集中改革问题分析 篇12

财务集中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 是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 是进一步强化财务行为控制、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手段。工商银行股改上市后, 资本市场和内外监管部门对财务行为的规范性要求更加苛刻, 财务管理进一步集约化、精细化。因此, 从2007年11月开始, 总行在全行范围内实施一级分行一级分行财务集中改革。

一、财务集中管理的目标

(一) 规范财务支出行为, 进一步强化风险控制

通过提升财务集中核算的层级, 提高财务监督和控制的效果, 促使各分支机构树立财务自律意识, 加强财务管理, 规范财务行为, 确保各项财务制度能够得以贯彻落实;通过提升大额或重要财务事项的资金支付层级, 进一步提高财务风险的防范效果。

(二) 提高财务核算水平, 进一步提升信息质量

通过进一步缩短财务制度的传导链条, 以确保全行更加严格地遵循权责发生制, 更加严格地区分人力费用与经营性费用、营业外支出与成本费用的界限, 更加有效地防范通过分解列支、乱用科目等形式逃避财务监控和授权额度控制的行为, 进一步提高全行的财务核算质量, 避免财务信息的失真。

(三) 丰富决策管理信息, 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通过拓宽各级管理行决策信息的来源渠道, 解决上级行与下级行财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从而进步一提高费用资源配置效率, 加强营业费用精细化管理, 为提升财务决策和管理水平创造条件。

二、财务集中管理的原则

(一) 强化风险控制与提高效率并重

在通过提高财务集中层级来强化风险控制、前移风险控制关口的同事, 提供必要的技术手段和业务处理平台, 避免因管理链条拉长带来的无效或低效的重复劳动, 保持或提高财务核算、资金支付和信息运用的质量和效率。

(二) 提升集中层级与便于业绩考核相协调

在进一步提升财务集中核算和支付层级的同时, 提供灵活的财务账务设置层级, 以及跨地区远程代理记账功能, 满足各级行在财务集中核算和机构扁平化、会计账务上收情况下, 考核评价分支机构经营业绩等对财务信息的需要。

(三) 丰富管理信息与优化处理功能相配合

在通过细化财务监控科目体系, 为各行进一步提高财务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更加丰富的财务信息的同时, 通过实现业务信息电子化并提供良好的统计、分析功能, 便于各级行对信息进行深层次的统计、加工、分析, 使大量分散的财务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决策和管理信息。

(四) 优化管理流程与促进政策协调相统一

在重新确立各级分、支行在财务集中核算工作中的职责范围和管理模式, 优化管理流程的同时, 注重改革措施与外部监管政策、内部制度相协调, 确保财务集中改革目标的实现。

三、财务集中管理的内容

(一) 建立适应一级分行财务集中的组织架构

在一级 (直属) 分行财务会计部门下设财务中心, 作为处理其全辖财务集中业务的专门机构。

(二) 改革报账资料的录入和审核方式

报账信息的录入原则上由二级分行或省行财务中心发起, 未经总行批准支行不得发起报账信息。原始报账资料原则上保留在二级分行, 以便于与外部监管政策相协调, 有效保障财务集中核算和支付的效率。大额或重要财务支出凭证可以通过影像方式传递, 财务中心根据报送的电子报账信息和原始报账资料的电子影像对财务支出的合规性、合理性等进行审核, 并据以进行财务集中核算和集中支付。

(三) 优化核算方法和支付手段

为减少简单、重复劳动, 提高核算和支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对已经有权审批人、财务中心审查确认的手工采集报账信息或者其它相关外围系统传输来的业务数据, 由系统自动筛选必要的信息并进行转换后, 通过财务管理综合系统提供的支付手段自动对外支付。

(四) 丰富财务决策和管理信息

通过细化财务核算, 丰富财务管理信息, 采集各级行进行财务决策和管理所需的财务信息并加以运用;同时各行可以根据实际管理需要, 在主机财务核算网点层级以下, 按照支行或网点设置财务账务层级, 满足各级行经营考核的需要。

四、财务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一) 财务体制相对落后, 控制力度低以及财务风险极大和成本变高

当前, 诸多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大多数是分散模式, 导致财务管理体系相对滞后, 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财务风险较大, 各个分行需要自己预拨费用, 对于支出的控制力度较小, 导致各个流程难以有效控制风险, 比如相关会计人员私自挪用资金等, 第二是收入成本较高, 相对于国外先进水平或者上市银行而言, 我国的商业财务管理的差距较大, 而且各个部门的费用开支随意性大, 导致成本支付难以进行有效控制, 以及创造价值的能力较低, 难以实现低成本战略经营, 第三, 目前商业银行多数便是事后控制, 却没有起到实际性作用, 等到发现财务费用不合理时已经无法改变。其对应措施如下:

第一: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增强预估风险的能力, 合理分配总行和各分行的预拨费用, 对各个分行的支出加大控制力度, 对于现金流动的各个流程加强控制, 同时还要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管理, 以防止他们挪用资金;第二:加强对商业银行成本的有效控制,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并严格实施, 加强监管, 不断提高银行的创值能力, 以降低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第三:改变以往单一的事后控制这一管控模式, 采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银行运营控制方法, 加强银行运营的各个环节的监管, 以实现商业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 伴随着现代企业经营模式改变, 商业银行批量采购模式落后, 使得采购成本日益增高

目前, 由于现代商业银行的竞争越发激励, 使得对电子化设备和网点精品装修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进而使得其采购量不断增加, 但是因为采购信息量少, 层次较多, 以及是分行分部门进行采购, 使得采购成本逐渐增高, 透明度降低, 人情成本多。其对应措施如下:商业银行必须改变以往单一的批量采购这一传统的采购模式, 多种采购方法相结合, 比如一对一采购, 以降低银行采购成本, 同时不断拓展采购的信息源, 理清其层次关系, 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购。

(三) 没有充分发挥财务资源的作用, 使得其激励和约束力度低

第一, 财务资源没有根据其价值进行合理配置, 从而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而且由于是粗放式管理, 使得具有真正的创造价值力高的单位或者产品没有得到充分财务资源, 相对而言, 诸多分行虽然得到的财务资源较多, 但是其创造价值的能力较低, 因此便没有将财务资源的效用最大化的发挥出来, 第二, 对于财务资源的配置多为申请制或者分配制, 没有起到杠杆调节作用, 第三, 诸多部门或者分行都是吃“大锅饭”, 无法建立有效机制, 导致银行职员的积极性低, 最后阻碍商业银行的发展。其对应措施如下:

第一:商业银行必须合理高效配置财务资源, 由粗放管理转向集约型的管理, 力求每一分投入都能得到与其相匹配的产出, 把更多的财务资源投放到创造价值高的单位或产品, 实现财务资源效益的最大化;第二:对财务资源的管理进行“简政放权”, 改变过去传统的申请制和分配制, 要充分发挥市场宏观调控的作用, 根据市场调节这一杠杆对财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第三:商业银行必须精简部门机构, 避免出现人浮于事的情况。同时建立和完善合理有效的人事管理机制, 充分调动银行各职员的积极性、激发其热情, 只有这样, 商业银行才能实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郑青.对商业银行财务集中改革的思考[J].财经界学术版, 2013 (14) :18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