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体制

收入分配体制（精选12篇）

收入分配体制 篇1

一、现状分析

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与深入, 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以经济适用房为主, 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住房供应的多元供应政策, 即最低收入家庭供应廉租房, 由政府定价或政府实行补贴;对中低收入家庭供应经济适用住房等普通商品住房, 实行国家指导价;对中等收入家庭供应限价房, 实行政府限价;对高收入家庭供应商品房, 实行市场价。因此, 我国住房房地产价格实行的是包括商品房价格、限价房价格、经济适用房价格等的多元价格体系。

伴随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实施, 不仅改善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 还促进了各级住宅市场的大力发展, 为住宅建设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随着政策的贯彻执行, 经济适用住房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问题, 如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规模太小, 有限的房源使得众多有购买资格的低收入家庭无缘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商以经济适用住房的名义买地并开发住房, 却不履行“低价微利”的政策, 过高的房价使低收入家庭只能“望房兴叹”, 难以享受这一政策的好处。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主要取决于居民的可分配收入。本文将从居民收入分配体制上来探究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 进而分析经济适用住房的发展趋势, 以期更好地贯彻我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

二、我国城镇居民的购买力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 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 并已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 相关的统计数据却反映出中国经济国富民穷的一面。1978年,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343元, 2008年提高到15 207元, 扣除物价及通货膨胀因素之后, 收入的平均年增长达到了6.7%, 但是和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 百姓的收入增长显得很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增长, 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如果把城镇地区的全部家庭按收入5等分, 收入最高的20%阶层和收入最低的20%阶层的家庭收入比, 从2000年的3.6倍扩大到了2008年的5.7倍[1]。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导致各个收入阶层住房购买力的极大差距, 虽然国家出台了多元的住房保障措施, 但仍不能缓解日益高涨的住房矛盾。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

1. 居民收入分配体制

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实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方式。初次分配的收入形式主要表现为要素收入, 反映的是各收入主体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原始贡献中所获取的相应的原始收入, 初次分配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础及主体分配渠道, 其公平程度的高低对收入结果的公平程度有决定性影响;再分配及其派生收入主要指抚恤、救济、津贴, 以及转移性收支等项目, 再分配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很有限。目前,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性的缺陷, 其中初次分配的相关制度是现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再分配制度缺陷助长了不公平分配。这两个分配层次中出现的问题, 在形式上集中地表现为分配秩序的混乱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2]。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贫富悬殊的一个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20世纪60年代, 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 80年代为0.21~0.27, 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 并逐年上升, 2006年已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同时, 报告指出, 20%的最高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和20%的最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 在中国是10.7倍, 而美国是8.4倍, 俄罗斯是4.5倍, 印度是4.9倍, 最低的是日本, 只有3.4倍[3], 可见, 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带来的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值得引起我们广泛的关注。

2. 我国的收入结构和消费倾向

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哑铃状”收入结构, 一边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群, 一边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 中间是少数的中等收入阶层。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收入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直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因为高收入者往往投资意向高, 而消费倾向低, 占社会大多数的低收入者虽然消费倾向高, 但消费能力有限, 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4]。经济适用住房领域所出现的寻租腐败、弃购等问题, 都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有关, 因此,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是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

3. 我国收入体制对居民购买力的影响

日渐形成的“哑铃状”收入结构给居民的住房购买力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一方面,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低收入家庭有巨大的购房需求, 这一需求使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量呈现出相对“供不应求”的发展趋势, 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也因此被拒在保障政策之外;另一方面, 经济适用住房的供不应求和政策本身的不规范导致某些经济适用住房并不经济, 过高的房价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支付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 使得保障政策背离了初衷, 出现了寻租腐败。因此, 要想解决经济适用住房出现的问题, 我们必须从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本身同时入手, 首先, 最基本的是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其次, 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 让这一部分人去购买与之能力相符合的限价房和普通商品房, 减少同低收入家庭的竞争;最后, 应不断改革和完善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政策和规范, 使其价格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通过这些举措, 不仅可以缓解目前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 使最需要保障的家庭得到实在的优惠, 还可以慢慢减少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负担, 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和社会负担。

三、解决方案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适用住房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规模的相对“供不应求”和居民支付能力的不足所引起的。因此, 我们应在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的同时, 对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比例、建设面积进行调整, 只有从两方面同时努力, 经济适用住房才能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发展, 最终完成它的保障使命。

1. 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次分配注重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分配原则。这一提法能够使更多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拥有财产性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 以达到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目的。同时也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大程度地提高收入水平, 是很不现实的, 因而实现“哑铃型”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型”的转变, 我们还需克服许多的实际困难, 应该循序渐进, 逐步地来解决这些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滞后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要缩小贫富差距, 最重要的是第一次社会分配是否公平。要适当地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 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第二次分配上的改革, 财政支出应该向民生倾斜, 让利于民, 缩小贫富差距, 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总之,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5]。

(2) 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 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就业率。第一, 应该鼓励更多的老百姓去创业投资, 政府应出台减税减费措施, 让大量的中小企业来吸引劳动力, 增加就业率, 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第二, 调整产业结构, 我们应该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 尽快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 加大劳动者参与国民经济的分配。

(3) 在收入分配中要关心民生的问题, 对城市低收入者实行房价“双轨”制度, 提供廉租住房或经济适用住房, 确定最低生活标准, 保障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 使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2. 不断调整完善经济适用住房政策

经济适用住房的高价格不仅与住房“供不应求”有关, 更是开发规划上的不合理造成的, 因此, 政府应积极地制定各种有效的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 在严格监管的背景下, 以有效的市场调查为基础, 研究民之所需, 完善各项措施使其成为一项真正为民所用惠民工程, 具体建议如下:

(1) 制定合理的面积。市场上出现的大套型, 无疑会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 人为地将低收入家庭拒之购房门外, 因此, 应该严格控制经济适用住房的户型, 从购房者的需求出发, 大量建设低收入家庭可以负担的住房。

(2) 合理的选址。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的“131号文”, 2009年将开展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建设的试点。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将本地区部分住房公积金闲置资金补充用于经济适用住房等住房建设。政府未来可以吸收闲散公积金来改变资金的困难的尴尬境地, 选择环境较好的地方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避免因建设地址的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居民生活成本增加而使经济适用住房面临滞销和弃购。

(3) 关注低收入阶层的民生问题, 大力发展经济,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低收入居民的可分配收入, 增强低收入家庭的住宅抗风险性;完善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制度, 由于公积金贷款利率较低, 可以增加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

(4) 未来可以尝试经济适用住房“租售并举”或者“以租代售”, 也可以尝试“先租后售”, 减少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首付压力, 以扩大保障范围, 让经济适用住房的实惠落到实处[6]。

四、结论

本文从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入手, 分析了我国目前居民的收入结构现状, 针对经济适用住房存在的问题, 得出应不断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并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的建议, 以期解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方面的现实矛盾, 使其能够成为真正的“为民工程”, 实实在在地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

参考文献

[1]吴红伟.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商场现代化, 2008, (7) .

[2]李爽.对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分析[J].中国经济时报.2008, (6) .

[3]杨霞, 管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探讨[J].商业文化, 2008, (3) .

[4]金三林.收入分配和城市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J].开放导报, 2009, (8) .

[5]刘高峰.关于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J].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9, (8) .

[6]康黎娜.福建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考[J].城市开发, 2009, (1) .

收入分配体制 篇2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９日电（记者韩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２９日在北京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深化体制改革，亟待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间开幕的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２０１２”上，王保安就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创新问题发表了主旨讲话，其中谈到了财政如何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王保安说，当前舆论关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百姓之所以有意见是因为其背后的分配不公问题。财政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实施各种补贴政策以及建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对于财政如何支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王保安指出，财政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财政既承担着支持体制改革的职责，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平台和信用标志。因此财政在支持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淡化行政性配置资源的色彩，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筹资、投资、决策与经济责任形成相符相关的运作机制，这是提升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收入分配体制 篇3

有关分配领域的改革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方案，但一直未能实行，2012年末各界期盼的分配改革方案最终亦未能出台。虽然如此，官方正式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显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意愿。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如此之难？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均衡又有着怎样的意义？笔者特地专访了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李靖云：收入分配改革喊了快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实现？

王小鲁：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结果，也是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一国居民收入悬殊，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也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经济政策就能解决的。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有决心推动多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同时也涉及改什么、怎么改等认识上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觉得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不能指望靠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解决这么多问题，而是需要大力度、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攻坚。当然其中有几个方面的体制问题影响比较大，问题比较突出，也是应该尽快改革的领域：一是政府的行政体制，一是财税体制，另外还有像土地制度、资本市场的管理以及垄断行业的问题。

李靖云：现在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

王小鲁：社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保和公共服务都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农民工的问题最为突出。一亿六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从最近的统计看，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也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不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不利，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优先考虑。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相关程度都很高，比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关系非常明显，要改革财税体制，不能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土地制度，关于土地征用、出让、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也都与财税体制有关系。不可能只动一个不动另一个，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李靖云：目前经济下行，且2013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而提供更为健全的公共服务的压力又在增加，这种情况下财税体制怎么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是否难度很大？

王小鲁：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放慢。现在更突出的問题是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位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的钱用来投资，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投资，还有大量的钱用在维持政府自身的运转和政府消费，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费，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如果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李靖云：有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十年，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形成的财富转移，农民收入已有了很大改善，受损最大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房价在抬高，各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然而收入没有增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鲁：说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农民得到好处了，这恐怕是个误解，实际上农民能够拿到的是非常小的部分。但按目前这套制度，征地不是按市场价，而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然后高价拍卖，由此产生的土地溢价农民是拿不到的，征地补偿常常严重偏低。当然也有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得到很大好处甚至一夜暴富，但这是少数情况。

李靖云：以此来看，是否在过去十年的增长中，企业、政府、私人这三个部门，政府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收入分配的实际问题是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增长慢、政府部门增长过快的问题？而农民之所以有增收，恰恰是因为在农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改革。

王小鲁：是这样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在GDP份额中，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基本上要大于私人收入的增长。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有相当部分发生流失，变成了少数人的灰色收入。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加快，与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一是食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二是一些惠民政策起了作用。从取消农业税开始，农民的负担减轻，另外这些年农村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农合普及了，农村养老保险也正在普及，各地区基本建立了农村低保，再加上对种粮农户的补贴，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改革余地】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现在一次收入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接近0.5，收入分配较为悬殊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特殊的情况，甚至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普遍情况，改善收入分配，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不如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有效。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鲁：我对这个说法有一定保留。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区分它属于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比如税收，要考虑对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严格来说还要分不同的税种。像增值税，严格说是一次分配的问题，而所得税又变成二次分配。其实两个领域里的问题都存在。

我们的一次分配改进的余地非常大，比如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现在资源性行业，拿石油行业来说，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相比利润率可能高出七八倍，这实际上是来自资源性收益，而不该被看作常规利润。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在同等的、公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其利润率应该是大致均等的。

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行资源税改革。现在针对石油、天然气有5%的从价税，但我认为远远没有到位。应该把资源收入的大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为全民提供服务。资源税因为涉及资源收益，所以可以说是初次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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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金融业，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就有国有企业红利上交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有更合理更均衡的办法，对垄断性利润进行征税。如果要在所得税的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又变成二次分配了。

土地收益不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土地进入市场是生产要素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土地溢价，溢价怎么分配现在是很尖锐的问题。按目前的体制，政府拿走很多，而且花得不透明，房地产开发商也得到很大部分好处，这样分配显然不合理。目前收入分配扭曲也和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关系非常大。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当然二次分配改善的潜力也很大，主要是解决全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问题。

李靖云：前面提到灰色收入的问题，解决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对一次分配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严厉的反腐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王小鲁：灰色收入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有些事情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收入，法律没有清楚的界定，就成为灰色收入，或者因为逃税等形成灰色收入。但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腐败，不恰当地使用权力形成权钱交易，因此造成收入分配扭曲。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用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用制度监督掌握权力的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大量老百姓的收入没有跟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少部分人收入增长过快，特别是非正常收入增长过快，所以才有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蛋糕在不断地做大，那么做大了的蛋糕到底怎么切，是越来越往少数人倾斜，还是向多数人倾斜，如何让大部分人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是现在突出的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在我看来是因为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收入分配问题和政治体制相关，特别是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现在政府权力过大，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搞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政改完全可以一步步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避免大的社会震荡，逐渐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须更公平】

李靖云：我们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经验上看，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我们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国家，特别是上世纪最后30年，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停滞。现在有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整体看还是没有走出来。跟拉美国家相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要好得多，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只有八个拉美国家人均的一半，现在已经两三倍于这些拉美国家。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首要原因。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5以上，而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3到0.4之间，多数时候在0.35以下，这说明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在增长中大部分人得益，这样的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尖锐冲突，政权不断更换，政策摇来摆去，就没法保持持续增长。

李靖云：当前城镇化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从一般的经济规律看，城市化都会有一个收入两极化的过程，现在的城市化是否会拉大收入差距？

王小鲁：城镇化不意味着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大家在讲“库兹涅茨曲线”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他关于城市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更长的时间内会减少收入差距。原因是，城市化初期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拉大了城市内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随着融入城市后变成稳定的城市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改善，最终会减少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很明显：本来农村人口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会提高收入，同时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人均土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间差距也会减小。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说，收入更为均衡，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提高都有帮助？

王小鲁：我不赞成“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提法，但主张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但收入分配不能搞大锅饭，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进行限制。

公平和效率并不总是替代关系，两者常有协同关系。收入差距过大，一方面影响居民消费，造成内需不足，因此改善收入分配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有利于经济增长更可持續。另一方面，从人力资本生产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时，低收入人群众多，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进行自我教育和培训，以改善人力资本状况，而如果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则有利于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改善收入分配也意味着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支出，包括用于全体居民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的增加。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和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讲，比较均衡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也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很多人认为福利制度会对经济效率造成损害，其实应该去比较一下世界其他国家的状况。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有一整套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安定，同时也是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没有优质的人力资本供给，一个国家很难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收入分配体制 篇4

一、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历史地理因素

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分布极其不均衡，从而导致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如东部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较密集，能源匮乏;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较丰富，但资金、技术等要素较匮乏。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体制因素

一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各种要素参与分配，而由于劳动者、企业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下也会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旧体制遗留性因素的干扰从而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难以实现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造成城乡之间在资金、劳动力、技术上的失衡，这也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三）政策因素

其一，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特区，使其享受极其优惠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减少了改革成本，而随着东部地区经济飞跃式发展，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实现了，但“共同富裕”的目标远未实现。其二，由于政府对电力、铁路、石油、烟草、金融等行业进行长期的垄断经营，这些垄断行业部门的职工可获取额外的高福利待遇。这一方面会使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会导致资源难以优化配置。

（四）经济因素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显得较为稀缺，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应规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大于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因此也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

同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使一部分人通过投机经营、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获取大量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法制的不健全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

（一）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博弈冲突

其一，政府为了保证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的发展而进行垄断经营，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实现规模经济而提供较低的价格和较多的产出，另一方面可以使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而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尽可能要求打破垄断。政府维护国有垄断企业的目标与非垄断性行业的企业要求打破垄断的目标相冲突，这种冲突也会引起职工获取收入机会的不均等，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其二，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断挤占工人工资，由于工人在工资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也会导致企业组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其三，政府为了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目标，不断地调节税收起征点，但由于个人资产没有网络化、信息化、透明化，还存在许多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这就造成了最终承担税负的是工薪阶层而不是高收入阶层的局面，也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

（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实现一体化、统筹化，这一方面导致财政转移支付难以落实，农民社保基金筹集得不到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

（三）法律因素

由于我国的法制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大量的非法非正常收入都没有受到依法制裁，偷税漏税现象较为严重，这种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不仅拉大了收入差距，也会引起收入分配不公。

三、完善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建设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产品市场，健全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管理在内的要素市场体系，使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这样会缩小收入差距。

（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一方面通过加大财政支付转移以及经济、政治上的优惠政策，使资源能自由流动到中、西部地区，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实现个人资产网络化、信息化、透明化，有效利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更好地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从而缩小个人收入差距。

（三）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分配公平

通过逐步消除行业垄断程度促使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更合理地实现配置，这会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实现行业间收入分配均衡。

（四）实现城乡收入分配均衡

一方面要改革户籍制，使劳动力资源能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如建立合理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机制等。同时，也应发挥农业产业化的优势，通过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信息化、网络化、统筹化，重点要加强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

（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对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取得的收入应坚决依法惩处和制裁，进一步努力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实现个人财产透明化。

参考文献

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篇5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把脉收入分配改革 篇6

人们都在等待着中国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预解

“对不起，我刚接到领导指示，收入分配改革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谈！”1月6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明确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

杨宜勇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此前不久，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早酝酿于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负责起草，在2007年至2009年间先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2010年初形成了一个方案上报国务院，今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能否正式出台，要看国务院统一部署了。”

“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谈”，或将预示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

据杨宜勇此前介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核心应该是“不能让富的再富，穷的再穷”。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八大方面，囊括了民众关心的各类问题。比如，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居民增加转移性收入；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企业工资增长机制如何建立的问题，杨宜勇认为，最好的途径就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但他同时又指出，政府有义务创造一个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但不能强制要求企业涨工资，否则有违《公司法》的精神。“应该清楚的是，指望政府创造幸福是困难的，政府努力减少不幸是容易的。”

税收杠杆如何用

税收是调节贫富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在美国，一套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系统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安全水平。然而，中国贫富鸿沟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是否能够通过税收的手段来调节，又该如何调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在税收制度方面，我国现行税制的格局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来自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间接税的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70%上下。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则相对偏低。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就很难有效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作用。

尽管个税改革箭在弦上，但高培勇认为，在财产保有层面中国目前仍处在无税状态，房产税、物业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等实难推进，其中不乏利益间的博弈。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能否实现收入和财产“双调节”目前仍是未知。

杨宜勇认为是否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过去的分类征收走向综合治税才能充分、全面评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通过税收来调节，主要是一个限高的调节，是通过直接税，控制高收入人群。然而，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要让穷人变富，而不是回到过去，让大家过平均主义的穷生活。”

缩小贫富差距，不是笼统的“平均主义”，也绝非简单的“劫富济贫”。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限制高收入人群上，那么将影响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社会难免陷入“中产阶级陷阱”，并且导致高收入人群移民现象加重。刘尚希补充说：“劫富济贫是有度的，可以鼓励富人去多搞慈善，但如果过度通过政策手段，特别是税收的手段去限制高收入，那么效果不会很好。应该鼓励富人去带动穷人致富，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与此同时，财政部对今年个税改革的表述是：“分布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相对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

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逻辑

“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时常通用，但实际上二者有着很大区别。贫富差距有三个指标：一是收入，二是财产，三是消费。

刘尚希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如果单从收入分配这个角度切入，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刘尚希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是政府推动的改革不彻底，没有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公平的发展机会，导致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即公共消费的不平等。贫困家庭子女无法享受到良好的教育，继而不能从事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从致富的起点上就凸显了不平等的特性，即便政府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仍不能解决贫富的代际转移。现在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公共消费的均等化，就是试图缓解机会不均造成的恶性循环。

另一个因素，是我国特有的，即公共产权制度残缺，公共产权收益大量流失。我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却对公共产权收益不太重视，而更看重税收。这导致了一部分人利用国有资产、国有资源致富，这样的富豪不是在创造财富，而只是在转化财富，把国家的财富转化为企业、甚至是个人的财富。

“当公有制异化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时，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尚希强调，税收制度不合理，会造成看得见的不公平竞争，而公共产权制度的缺失，却会隐性地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如何在财政范围内塑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无疑将成为控制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的首要任务。刘尚希称：“财政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要让赤贫阶层能够过得下去，要让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其次是保证劳动力和潜在劳动力能够获得基本的发展能力。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們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就业培训、公共卫生、医疗等手段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只有把这两项工作做好了，才是根本。尽管不能立竿见影，但却是一个长效机制。这是‘兜底’工程，既要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兜底’，又要获得基本发展能力的‘兜底’。”

纵观中国的贫富格局与发展趋势，若将视野集中在提高眼前收入、发放津贴上，那么恐将难以“治本”。目前财政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尽快解决两个“兜底”工程，让“穷人”不再输在起跑线上。此外，花在两个“兜底”上的钱是不是真正用在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上，也应进一步思考。正如刘尚希所讲：“财政支出要注重绩效，而非停留在数字的表面。”

收入分配体制 篇7

一、学界对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上两类“失灵”的分析及其理论溯源

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的成因, 目前学界多将其归咎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关于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市场失灵”, 学者们主要从贫富分化造成的“马太效应”;地区间公共产品提供上的不均衡造成发达地区更发达贫困地区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垄断行业的收入偏高导致其与非垄断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及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经济的波动与失衡带来大量失业等几方面进行分析。针对收入分配问题上的“政府失灵”, 研究者着重强调是政府行政管理不当, 国家财政政策存在缺陷, 金融管理不力等方面因素造成的。

笔者认为在引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个从西方经济学中引进的概念前, 必须考虑它们的适用性, 而这就要首先了解它们的理论来源。

“市场失灵”的说法, 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 它的原意是指:当理想的市场经济的某一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或不能成立时, 就出现了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状态。当初,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家曾把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看成是非常完美的, 以为在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下, 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告了“市场神话”的破产。人们认识到, 理想的竞争的市场经济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 所以从30年代开始, 西方经济学界大力研究市场的缺陷问题, “市场失灵”一词即由此产生。自70年代以后, “市场失灵”的涵义大大拓宽, 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也被看作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所谓收入分配上的“政府失灵”, 就是说政府的干预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分配的缺陷, 甚至反而阻碍和限制市场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 引起收入分配关系进一步扭曲。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 迫使人们去寻找弥补的办法, 即要寻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对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探讨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 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 从“二战”前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 这种思想一直主导着西方经济学界。然而, 在政府力图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 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另外一种缺陷, 即政府活动的非市场缺陷。这种缺陷是指政府对经济干预不当, 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 甚至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加剧了市场缺陷和市场混乱, 故被称之为“政府失灵”。

二、源自西方的两类“失灵”之说不适用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

由笔者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西方学者热衷于讨论“市场失灵”, 是在市场机制经过几百年的孕育和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已完全建立并得到很大程度的完善之后的事情。在这个时候, 人们发现在资源配置上还有市场机制力不从心之处, 因此才称做“市场失灵”。至于“政府失灵”, 则是在人们发现了“市场失灵”之后, 力图采用国家干预的办法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结果又出现了事与愿违、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降低的状况, 因此人们命之为“政府失灵”。这两种“失灵”之说, 都是在市场机制高度发达和完善的时代背景和与其相适应的环境下提出的。但这样的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是否具备呢?恐怕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 在当代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在市场化的道路上, 我们和那些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 我们毕竟是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 所以笔者提出两类“失灵”之说不适用于当代中国, 可能会有学者不赞同。基于此, 我们拟换一个角度, 借用政治学说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来进行讨论。

按照政治学研究者所归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大致有四种:强社会——弱国家, 弱社会——强国家, 弱社会——弱国家, 强国家——强社会。第一种模式被认为是反映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理念, 即社会对抗国家;第二种模式反映了现代权威主义的要求, 即国家宰制社会;第三种模式见诸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国家和现代不发达政体;第四种模式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理性选择。不言而喻,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的市场化国家, 其国家社会关系基本属于第一种模式。从亚当·斯密把国家定格为经济发展的“守夜人”开始, 它们就已形成了一种“强社会——弱国家”的思维定式, 并将其固化为发展模式。虽然福利国家的思想兴起后, 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日益加强, 但“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政治学视野内的观察提醒我们:“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思维方式本身是顺着“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提出来的。

中国的情况则与之截然不同:1949年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后, 中国迅速进入经济现代化的建设时期。基于在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人均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实现现代化的需要, 以及迅速实现富国强兵以打破新政权面临的外国敌对势力封锁包围的迫切要求, 中国不得不走上“赶超型”工业化的道路。“赶超型”道路的最大特点就是造成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极度依赖, 政治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阶层, 国家对社会进行高强度的控制。改革开放以来, 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弱化, 全民所有制经济不再一统天下, 集体、个体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呈上升趋势。国家不再是占有和处置社会资源的唯一主体, 地方、部门、企业、个人拥有不断扩大的自主权等。尽管如此, 在当前来看, “强国家——弱社会”的色彩依然是十分浓厚的, 人们仍习惯于国家对社会的广泛干预、控制、管理和统治, 只不过认为这种管理和统治方式应当从行政的转变为法律的。因此, 照搬“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中国的现实, 其解释力是不强的。

三、是规则缺乏而非规则“失灵”

不管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其实都是规则“失灵”。市场规则强调以自由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规则强调以政治权力来干预经济, 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既称“失灵”, 那就是规则存在但不起作用。根据国内的现实, 倒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规则缺乏导致收入分配问题的产生, 而不是由于规则不起作用。

以我国当前的垄断行业为例。在电力、电信、铁路运输、自来水等这些固定成本高而活动成本低的行业领域, 往往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由于政府目前在垄断行业产品定价、成本核算、利润分配等方面, 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 导致垄断行业的既可以凭借经济特权从市场上获得垄断收入, 而且还可以凭借国家行政权力制定的政策获利, 因此就造成垄断行业收入严重偏高的结果。

再来看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主要途径, 它对于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至关重要。但是, 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的供给与城乡居民的需求严重不相适应, 与国家财力的持续高速增长也明显地不相适应。这主要源于规则的缺乏, 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比如, 在当前的制度下, 对于社会保障主体各方的责任边界并没有清楚地划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 民间社会和市场的责任等都缺乏明确的界定, 由此责任分担机制并不明晰, 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由于缺乏细化和有针对性的规则, 导致现行制度的有效性不高, 如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不明显,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人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 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着农民受惠少等问题。

总而言之,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新的规则体系没有建立, 而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则体系还存在很大惯性, 在这种情况下, 失去制约的收入分配领域就很容易出现了一种“普力夺” (借用亨廷顿之语) 的现象:强力决定一切。由此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和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结果相差甚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然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许多学者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然而, 源于西方的这两个分析范式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的现实。当前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与其说是规则“失灵”, 不如说是规则缺乏导致的。

关键词：收入分配,规则缺乏,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参考文献

[1]尹亚红.从市场失灵的角度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J].集团经济研究, 2006 (6) .

[2]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 1996 (6) .

[3]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J].战略与管理, 2001 (4) .

[4]张素芳.非市场分配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J].理论参考, 2006 (3) .

收入分配体制 篇8

在诸多亟待调整的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引起各方面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目前的35%左右。而我国投资率始终处在较高水平，2003年到2007年已经连续5年在40%以上，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67%，远高于世界平均22～23%的水平。

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未结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过高的投资率并非完全基于这种合理性，忽视客观条件，过分追求GDP高增长也是重要原因。过高的投资率还与较高的国外需求相关，国外需求失去强劲增长势头，产能过剩更加显现。因此，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方针，扭转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

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于平衡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53.4%，2007年为39.7%，10年累计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源之一，也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假设2007年的劳动报酬比重维持在1996年的水平，2007年当年劳动者的收入可增加约3万亿元，这对提高消费能力，平衡投资消费比例，调整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为什么我国会出现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严重失衡的现象?不少人认为，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结果。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我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政府主导，二是供大于求。

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较长时间内各地注重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压低了劳动力成本。长期以户籍等手段行政性分割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大大压低了农民工的收入。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市政府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没有理顺。

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正如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所指出的：“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我认为，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是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着力点之一。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逐步向劳动者倾斜。政府应当运用财税等措施，切实扭转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增长、资本所得过高、劳动报酬下降的趋势，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

第二，完善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的法律保障。完善收入分配的法律和执行机制，严格执行已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机制，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待遇。

第三，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落实劳动者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进一步健全集体谈判机制，明确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切实发挥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第四，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应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国企的利润分配。国有资本红利可用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或作为再分配基金用于扩大居民消费。

收入分配体制 篇9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公平,效率

一、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收入分配理论

(一) 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 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其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对流动性的偏好。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也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来调节收入差距。

(二)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萨缪尔森 (Samuelson) 、奥肯 (Okun)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 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两者的观点, 认为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优劣, 只有在维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再辅以政府干预, 才能有效解决收入均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应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因此,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权衡的是, 避免在考虑更大程度公平的同时造成效率的重大损失。

(三)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罗宾逊 (Robinson) 、卡尔多 (Kaldor) 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不仅和财产占有制度有关, 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 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 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因此, 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进行调节干预来改进收入分配不均的状态。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城乡间差距尤为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 己经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3的合理区间。

2. 区域间收入差距仍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国家政策,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而中西部的发展却很落后, 这就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3. 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行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大幅度地提升, 然而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同, 据统计, 2012年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业89743元, 是该类别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而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22687元, 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1]

(二)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1. 政策性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在外资准入、金融税收等领域给予东部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 国家才在内陆边境城市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策略, 而此时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方面已相对处于劣势, 客观上导致了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

此外,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某些行业实行过度保护和干预, 对某些特定行业 (如金融、石化、电信) 在准入、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限制市场竞争, 使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而那些仅靠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而维持微利经营的传统行业 (如农、林、牧、渔业) 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性行业 (如零售业、餐饮业) 由于缺少政策上的倾斜, 其从业者工资的收入要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2. 制度性因素。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但仍存在一些立法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2) 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在税种设置方面不够合理, 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个人所得税, 其它税种还很不健全, 税制的不完善使其无法有效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3. 个体因素。

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强、素质越高、能力越强, 他的市场竞争意识就越强, 越能够胜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则不能,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个人收入上的差距扩大。

三、凯恩斯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 完善市场机制, 确保初次分配公平

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要既注重效率, 又注重公平的观点, 我国要创造按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市场, 大力改革垄断性行业, 一方面, 通过引入外部竞争体制解除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法律制度。放宽市场准入,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等领域, 营造各类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二) 收入再分配时更加注重公平

1.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要扩大社会保障人群范围, 使得广大低收入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政策;其次, 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能够贯彻落实。

2.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提高过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着手, 逐步达到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缩小的目的。其次, 要扩大税源, 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有效措施。

3.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政策、资金的扶持。

国家要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发展, 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此外, 国家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增加扶贫对象,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障碍, 提高农村发展能力, 使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共同发展。

4. 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化。

国家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要坚持公平原则,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 使其享有和发达地区同等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此外, 政府还应关注成人教育, 比如建立公共图书馆, 开展成人职业技能培训等。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减少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的弱化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要规范政府行为,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强化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意识, 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部门职能越位、错位的扭曲, 把可以由市场办的交给市场、把应该由政府办的办好, 促进政府职能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研究概述[J].经济学家, 2000 (4) .

[3]朱伟俊.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线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4 (9) .

收入分配体制 篇10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 初次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初次分配对人民的收入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初次分配的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匹配, 初次分配所得的收入在人民所得的所有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初次分配是否合理将影响到人民对待工作的态度。近些年来, 在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这三个分配主体中, 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远大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有数据显示:1997—2007年,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到39.7%, 而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 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另外1996—2005年间, 企业分配比率也不断上升, 由1999年的16.7%上升至2005年的22.7%。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重视资本的价值分配, 而轻劳动的价值分配。

(二) 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在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同时, 各行业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1985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为1406元, 最低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 为777元, 两者相差629元, 比1978年拉大了1.37倍,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拉大了1.02倍。1995年, 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为7843元, 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副、渔业, 为3522元, 前者是后者的2.23倍。2000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 为21342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为4535元, 两者相差4.71倍。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 为50529元, 最低的是林业, 为6718元, 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 电力、金融、电信、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从以上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出, 相对处于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逐年增长幅度要快于其他行业的增长幅度, 甚至这种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基本上呈现垄断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竞争程度越高收入相对越低的局面。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到了亟须调整的阶段。

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的必要性

(一)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需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过上享有自由、安全、平等、尊严的幸福生活, 这首先必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拥有合法的、合理的财产以满足人民的正常需求。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期, 尤其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形成了一个转型的助推器, 经济发展模式应尽快转变, 要从外贸依存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而扩大内需的基础就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 即通过增加人民的工资收入和提高劳动者稳定的安全预期,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消费的增长, 使这驾带动经济发展的“马车”快速驰骋起来, 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需要

行业收入分配也要依据行业的效率水平, 并依据给国家创造的财富多少进行分配。从上面列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收入倾斜, 使职工的收入更多地与行业性质有关, 而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变得弱化, 这不仅加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既影响了企业效率的提高, 同时也降低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又由于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控股, 这直接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将国家的财富变相地转移到了一部分行业人员的手中, 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也不利于行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此, 合理分配国民收入, 降低行业收入差距, 打破企业垄断地位和特权是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题中之义。

三、我国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原因

第一, 历史原因。

在垄断企业的长期生产经营中, 行政垄断为其积聚大量财富, 创造了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人为条件。我国的垄断行业大多是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并直接转化而来, 行政权力参与运作较多。由于企业惯性我国目前的垄断企业多带有行政垄断的意味, 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有:电力、铁路、电信、邮政、石油、烟草等。行政垄断存在于垄断行业之中, 并且扎根于自然垄断, 使得行政垄断问题更加复杂, 带来的危害更大。

第二, 垄断行业缺乏竞争力。

我国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划分不清晰, 竞争性业务领域竞争性不强。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 竞争元素逐渐被引入垄断行业, 但只是引入了几家竞争公司, 或是将原来的全国垄断变成了地区垄断, 竞争性并没有很好地体现, 效率也并没有经过充分的竞争得以最大化。在自然垄断性业务当中, 由于受历史沿革的影响, 自然垄断往往受到行政垄断的庇护, 形成了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特征, 使得垄断行业缺乏竞争活力, 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成为了必然结果。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 政府投入变相为企业收入。

由于垄断企业大部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 因此, 每年政府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给予补贴。由于受现行垄断企业产品定价方式的影响, 这些资金的注入在形成垄断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同时, 也增加了垄断企业的固定资产, 进而形成会计核算当中的固定资产折旧费, 而这些折旧费要转变成企业的生产成本, 无形中就提高了产品的价格, 使消费者花自己的钱又买回了自己缴纳的税收, 却将利润转移到了部分垄断行业当中去, 变成了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来源。

第四, 对垄断行业监管不到位。

我国的垄断监管机构仍隶属于某一产业主管部门, 不能独立行使监管的权力。对某一行业的监管权力由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分享。同时, 我国法律对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表述, 没有赋予完全的、绝对的监管权力, 将监管权模糊地分散在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政府机构, 使监管职责不清, 加之信息沟通的成本以及协调的不顺畅, 使得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大大降低。此外, 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 也使垄断行业的利益不断强化, 垄断行业的收入中隐含着不少无法计算的“灰色”收入, 而恰恰是这些“灰色”收入加大了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四、打破垄断行业高收入的措施

第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前提。应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目前我国大部分垄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由相关产业主管部门筹划控制, 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产业主管部门既是行业的裁判者又是经营者, 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经营的效率, 同时由于垄断企业受到行政权力的庇护, 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比其他行业更丰富的资源, 也间接形成了行业间竞争的不公平。因此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使政企分离,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规范行业秩序, 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从根本上将这部分垄断利润回归到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当中去。

第二, 加大垄断性行业内的竞争力度, 以促进竞争性业务领域健康发展, 提高效率, 给社会带来优质、丰富、价格合理的产品, 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例如电力行业中的输电、配电和售电环节, 应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行业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减少电力行业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

第三, 改变对垄断企业的价格管制方式, 加强对成本的监管和研究。可以通过增收资源占用附加税, 改变垄断企业以前无偿占有国家资源的状况, 这样可将企业的高利润转变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用于二次分配, 使所有国民的生活状况都得以改善, 这也体现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社会价值。

第四, 明确监管地位, 集中监管职能。我国监管部门目前在法律上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因此首先就要在法律上赋予监管部门明确的地位, 明晰监管权力, 将分散在各部委的监管权力尽量集中。只有监管部门拥有权威性的、独立的监管权, 监管部门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不受其他机构与部门的影响。同时为了防止监管部门发生“被俘获”的可能性, 要加强社会监督, 提高监管部门的透明度。

第五, 对垄断企业制定收入分配指导线。收入分配指导线既可以是弹性的, 即规定企业收入分配控制在某一范围内, 也可以制定最高指导线。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指导线也要适时调整, 以避免挫伤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 对薪酬也要实行结构性管理, 即将垄断企业的职工岗位在市场上找到与之相应的价格加以参考, 这样可以对垄断企业每一个职工的薪酬进行准确评定, 对工资进行控制。

参考文献

[1]范若虹, 孙雷.收入分配格局优先突破什么[N].财经国家周刊, 2010-06-14.

[2]赵振华.破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J].南方月刊, 2009 (6) .

[3]王俊豪, 肖兴志, 唐要家.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机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112-114.

[4]吕晓兰.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8 (2) .

收入分配体制 篇11

【关键词】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现状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分配比例关系。一个国家主体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合理，会对该国的投资消费比例、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协调统筹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

一个稳定的社会，收入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富人和穷人都比较少，而中等收入者最多，占总人口的一大部分，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合理、政权稳定，执政基础牢固的社会。

而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是橄榄型，而是金字塔型，富人人口最少，中产阶级人口较少，而穷人人口最多。

2012年我国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而中等收入者也偏少，金字塔最顶层的富人比例更少。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穷人、权贵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有秩序之基础的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橄榄型”分配格局是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也就是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现在，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有48.5%的家庭财产在15万至 30万之间，如果考虑到我国农村除极少数农民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收入偏低的现实，可以推测出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人数大约为2亿，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困境

目前，我国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点：

（一）城乡二元结构

这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到了2012年是3.3倍，这说明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人均GDP衡量，上海最高，贵州最低，1978年相差14倍，2008年仍然相差8倍。地區差距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主观原因。

（三）行业收入差距

据人社部统计，当前中国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而在发达国家，日本、英国、法国的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则在2.3-3倍之间。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

（四）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缓慢

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包括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公司白领，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从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构成来看，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比较少。中小企业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根源在于税费负担重、融资困难。按照国家工商局的数据推算，我们大概每一千人口企业的数量是12个，而像韩国、台湾等地可以达到每一千人口50个企业，我们和他们的差距非常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是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是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如果我们达到一千人口有五十个企业的话，假设一个企业有两个人投资经营，一千人口里面就有一百个中等收入者，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再加上其他职业的中等收入者，就能够形成一个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三、怎样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一）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高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在农村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二）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扩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行职业结构的调整，使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从而让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三）完善社会保障

当前，在城市，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使工薪阶层背负巨大生活压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应加强房价调控，深化教育、医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使人们从“住房难”“看病贵”等困境中解脱出来。

总之，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上的消费主体，社会的稳定器和推动力，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郑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5，（1）.

[2]刘吉.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当务之急[J].每日经济新闻，2005.04.29.

[3]纪玉山等.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扩大及“橄榄型”财富结构的达致[J].社会科学研究，2005，（2）.

[4]李亚.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5，（3）.

收入分配体制 篇12

本刊评论员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 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 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同时又对搞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一、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放到首位

国民经济要发展, 需要相应的社会消费水平支撑。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受制于分配制度的公正合理性。分配制度公正合理, 消费、积累比例适当, 保证广大消费者有足够的可支配资金, 才能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相反, 积累过高、消费比例过低或是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而广大消费者手中无钱, 没有消费能力, 提高消费水平也会成为空谈。在这方面,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 我们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要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消费和积累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重消费轻积累, 把国民收入过多地用于消费, 积累不足, 没有足够的投入发展生产, 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不要说扩大再生产, 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 坐吃山空, 经济必然走向衰退;同样重积累而轻消费, 把国民收入过多地用于积累, 过分强调扩大再生产, 使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 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 居民手中无钱, 就会挤压社会消费, 出现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从眼前和表面看是重视发展经济, 实际上长此以往会由于消费受限而制约经济发展, 事与愿违。因为在国民经济整个发展链条上生产、消费、分配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任何一个环节失调都会带来整个链条梗阻。居民收入分配过低, 会带来市场萎缩, 市场需求不足又会带来供过于求, 影响可持续发展。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三要素中, 仅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出口拉动是不全面的, 也是难以持久的。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多次经验教训, 值得深思。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上, 目前我国比较突出地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明显存在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长期以来, 不少企业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把收入过多地用于基本建设, 追产量, 上规模,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年年涨, 消费比例年年缩, 人民生活被冷落, 有的企业几年中生产能力翻了几番, 而职工工资原地踏步。据有关专家测算,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实经济条件下, 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在20~25%比较合适, 可近几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在30%以上居高不下, 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广大低收入群体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和各种基金后能发到职工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实际是在下降。不少职工反映, 从国家统计报表看, 职工工资年年涨, 而且幅度也不小, 都在10%左右, 可我们手中可支配的收入却年年缩水。原因在哪里呢?一方面是统计工作上的欠缺。目前对居民收入的统计按平均收入计算, 由于少数人收入过高、增长过快, 而掩盖了广大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问题。为了真实反映广大居民收入实况, 建议统计部门对居民收入实行分类计算。在收入增长极不平衡的情况下, 仅靠这一个数字不能如实反映职工收入的实际水平。对一些高收入人群包括企业领导、高收入个体老板、名演员、名教授、各种明星大腕、大款和高收入行业等从广大居民中分离出来单独计算;另一方面要将职工的名义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开计算, 因为有些职工的名义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有的人工资表数字很大, 可是扣除各种基金、税金等后真正分到职工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确实不多, 有的人工资表上的收入5000元, 而实际分到手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 而到市场上消费部分只能是分到消费者手中的可支配部分。所以造成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明显的薄弱环节。如不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整, 消费水平过低将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中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家拿大头, 企业拿中头, 个人拿小头”传统观念的影响, 过分强调国家利益, 忽视民生问题。因为所谓大头、中头、小头只是形象的定性, 缺乏科学的数量界定, 加上受越左越革命思想影响, 认为大头越大越好, 使大头层层加码, 无限放大, 小头则被层层挤压, 越挤越小,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有的企业被国家把大头拿走, 企业把中头留够以后, 能分配到职工手中的小头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实行经济责任承包制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有的企业几乎把实现利润全部上交国家, 把企业留成和职工所得定比很小。有的企业在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分配定比是6:2:2, 有的是7:2:1, 有8:1:1。利改税以后, 有些企业情况虽有好转, 但随着税务制度的不断出台, 税种增加, 税率提高, 税负过重问题又把职工收入吃掉一块, 职工实际收入仍然提高很慢, 特别是一些弱势行业和困难企业, 由于税负过重企业和职工收入捉襟见肘。比如铁矿山行业, 由于税费比重过高使整个行业曾出现连续八年的全行业亏损, 不少企业不仅多年不能调整工资, 而且由于企业困难, 连职工低得可怜的集体福利也被挤占。有的矿山企业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每月仅发200多元的生活费维持生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居民消费水平偏低是多年欠账日积月累形成的痼疾, 而且从近年来的发展看不仅没有改善, 而是越来越严重。在去年上半年召开的全球智库年会上,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一位领导坦称, 2006年至今,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在1996年~2005年的十年间, 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中, 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70.5%下降到59.4%, 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而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 政府收入占比提高2.9%, 企业收入占比提高7.2%。这一发展趋势与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稳定为重的方针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必须改革。改革的重点要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控制企业收入、减少政府收入, 使三者之间比例趋向合理。这既有利于促进消费,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也有利于改善民生, 保障社会稳定。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兼顾效率与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格局中, 分配制度的改革应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按这个标准分析对照我们现行的分配制度, 应该说有成绩, 有进步,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成绩和进步是人所共知的。首先是通过多年不懈努力,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国民生产总值的蛋糕已经越来越大, 在近20年中已经连续实现两个翻番, GDP跨入世界三大经济体之列, 国力大大增强, 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 已经越过温饱, 奔向小康, 这方面的发展变化每个居民都感同身受, 从中受益。但是我们国家GDP虽然位居世界前列, 但由于我们是个人口大国, 蛋糕虽大, 人均不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偏低, 而且由于分配格局不尽合理, 带来国家、企业、个人分配比例失调和较严重的高低悬殊问题, 在社会财富中少数人占比较大, 广大劳动者收入增加较慢。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资本与劳动力分配比例不尽合理, 资本占比大, 劳动分配比例偏低。在这个问题上, 目前在经济界和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有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正, 有些人甚至认为经济要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人;增长手段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不是依靠劳动者;依靠精英, 而不是依靠职工群众;依靠强势而忽视弱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往往会只突出效率, 而忽视公正, 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百姓的正当权益, 因而使收入分配领域中两极分化、高低悬殊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国家税收日益加重, 使普通居民收入明显偏低。据有关资料披露, 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劳动所得一般占社会总收入的80% (包括人力资本意义上的管理劳动) 左右, 资本所得占20%左右, 而我国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劳动所得仅占40%左右, 资本所得占60%左右, 差距明显。以钢铁工业为例, 长期以来, 由于国家对钢铁行业职工比较关心, 职工收入不断增长, 但从近几年来的情况看, 无论是按总收入还是纯收入计算, 职工收入占比不仅明显偏低, 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测算, 200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17%, 2006年下降到4%, 2007年又下降到3.36%, 逐年降低;按净收入即实现利润总额计算, 200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占实现利润总额的比重为67%, 2006年下降到60%, 2007年下降到40%, 也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工作上讲, 由于前几年钢铁行业普遍重视了主辅分离, 减人增效, 又得益于这几年钢铁产品在高价位运行, 使钢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一直较高。但从分配政策上看明显呈现出两个特点: (1) 劳动者收入占比明显偏低; (2) 劳动者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这两个问题在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些上市企业, 不仅股权分工比例较高, 而且有的企业为了吸引资金, 互相攀比, 年年提高, 而职工工资却很少调整;又由于上市企业中存在劳动所得和股权分红两块收入, 而劳动所得占比较低, 资本所得占比较高的问题, 使职工收入高低悬殊的问题更加突出, 有资金入股的职工仅分红收入有的要高过无股权职工收入几倍甚至十几倍。特别是企业领导层中一般入股较多, 占比较大, 使领导干部不仅工资高, 而且分红多, 总收入要高出无股权职工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天平失衡, 过分强调效率效益, 忽视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分配格局中注重效率、效益是应该的, 不讲效率效益, 满足于大锅饭、铁饭碗就形不成竞争, 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 在工作环境多种多样, 客观条件千变万化的情况下, 过分强调效率效益而忽视公平, 不顾其它搞一刀切的做法又有失公正。在这方面过去在“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幅度不应高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原则流行多年, 影响较大, 应该承认在劳动环境、自然条件基本相同又无变化的情况下, 这个原则是对的。正常情况下, 劳动报酬应该与企业效益挂钩, 并要保持适当比例, 但现实情况是各条战线、各个企业条件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这样千篇一律的原则要应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现实必然会带来许多矛盾。使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工种、不同岗位之间在分配上就会造成差距过大苦乐不均, 而这些差距又不是由于工作优劣、贡献大小造成的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差距带来的, 形成社会分配的不公正。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目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正确处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比例关系, 通过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否合理, 对调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对象的利益分配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远远低于应得利益, 再分配比例偏高, 收取措施和使用上又存在不少问题。目前, 国家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时重点放在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对困难群众的补贴和社会保障上。主要限于补救贫困人群, 现有的政策干预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 还没有真正进入初次分配领域。但实际上造成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初次分配领域。所以, 解决分配不公的根本问题, 不是临时性地增加扶贫问题的财政支出, 而是要实质性地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般地建立公共财政, 而是要建立“民生财政”;不是一般地讲公共支出, 而是要讲“社会支出”;要讲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与行政支出的比例。造成初次分配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家对企业收取的税费偏高。近几年来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增幅都远远超过GDP增幅, 表明国家取之于民的增幅大大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是在逐年向国家倾斜。过去人们常说“国民党税多, 共产党会多”, 现在我们国家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历史记录。甚至已经超过有些发达国家。当然,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和调剂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适当有所增加是十分必要的, 但一定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收入的增加相适应, 过低或过高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过低容易形成因财政收入不足而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甚至影响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今国际上不够安定, 国内外突发事件频发, 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 通过税收适当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以增强国力, 保国家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过高, 即税负过重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弊端, (1) 会直接减少国民个人的实际收入, 引发民怨, 特别是像与国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免征起点过低, 使不该纳税的也要纳税, 最容易引发民怨, 甚至对国家政策产生反感; (2) 对企业所得税税率过高、征收面过宽, 不仅会过分降低企业职工收入, 而且会使一些实力较弱企业因税负过重而萎缩甚至停产倒闭, 从而减少国家税基; (3) 由于税负过重, 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体采取不正当手段、偷税漏税。经常听一些小企业主讲, 就现在的税收环境, 如果不折不扣地纳税, 恐怕要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陷入亏损, 所以能生存下去就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在税收问题上做文章, 从而引发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当然, 这些说法有些夸张, 但也非空穴来风。因此, 如果通过适当减轻税负, 扩大税基, 不仅是增加国民个人收入的需要, 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近几年来, 国家已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并初见成效, 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大力度。

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应该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坚持效率第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条原则无可非议, 也不能动摇。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坚持这一原则, 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打破大锅饭铁饭碗, 提高劳动效率, 促进生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承包制、计件工资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里所讲的效率应该是公平条件下的效率。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由于国情复杂、条件多变, 要真正做到公平条件下的效率第一, 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自然条件、历史环境、装备水平、资源状况等不可比条件实在太多, 差别又大。在这种环境下讲效率首先要具备公平的前提。以铁矿山为例, 同等规模的矿山由于资源条件的不同, 同一劳动者效率可以相差几倍到十几倍, 如果不分条件地按效率分配, 同等劳动付出所得也会相差几倍到十几倍, 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所以, 在讲效率第一的同时, 应该以公平为前提。这不是对“效率”的否定, 正是维护“效率”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再比如对于过去流行的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不应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的做法, 现在看来也应做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讲, 职工工资的增长应该与企业效益增长成正比, 并保持相应的比例关系, 以体现职工收入与对企业贡献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企业效益好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其中包括自然条件, 市场环境和装备水平, 绝非职工人力所能控制和左右, 如果单纯的以效益提高与否决定职工能否增加工资, 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企业在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不利时期, 有可能三五年难以提高效益, 有的还可能降低。这种情况并非职工工作没有做好, 而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利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企业都涨工资, 唯有这些企业三五年甚至多年不给职工增加工资, 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另外, 随着所有制成份的不断完善, 我们目前实行的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 不能强调一方, 而忽视另一方, 应使大家共同受益,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是正确处理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分配比例关系, 适当缩小分配差距。目前, 在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上存在的一个倾向性问题是对决策层即企业领导的工资奖励缺乏约束性, 或是约束监控力度不够, 自由度太大, 分配比例过高, 而执行层特别是普通职工收入偏低。有的企业领导层的工资收入相当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企业领导讲, 给领导层升工资, 由于人数少, 只有十个八个人, 增加多一点企业能承受, 而给普通职工升工资人数太多, 涨多了企业承受不起。因而有的企业领导的工资不仅年年升, 而且升的幅度又大, 特别是实行年薪制以后, 一升就是几十万元, 而企业职工几年不升, 好容易升一次, 每月增加一两百元。长此以往, 职工收入与领导层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 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有的企业职工与企业领导的收入差距, 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 甚至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不仅是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 而且影响干群关系, 容易诱发职工对领导的对立情绪, 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本着按劳取酬和合理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则, 根据职责范围、工作强度和贡献大小, 对企业领导、管理干部和普通职工制订合理的分配比例, 最高最低差距应控制在10~15倍之间, 其次要建立健全领导工资收入的监管机制, 企业领导工资不能由自己说了算, 而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制订标准, 并严格监督检查。再次是通过加强廉政建设, 控制和防止领导层和权力部门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

四是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收入的关系, 要在降低物化成本上下功夫。造成职工工资收入低的原因除了政策因素以外, 与目前成本增长过快、压力过大的经济形势也有一定关系。以钢铁工业为例, 目前增加成本的因素多, 增幅大, 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降成本, 其中降低活劳动消耗即工资占成本的比重也列入其中之一。所以如何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工资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首先应该承认, 降低工资占成本的比重也是降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降低工资成本的主要措施不是不给职工增加工资, 而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如果仅仅是靠不给职工增加工资来降成本很容易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职工收入长期偏低, 影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劳动效率难以提高, 难以挖掘物化劳动的潜力。而目前钢铁产品降成本的最大潜力恰恰在物质消耗上。物质消耗特别是资源、能源等大宗物料消耗约占总成本的80%以上, 如果能通过增加职工工资奖励, 把广大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投身到节能减排, 降本增效活动中来, 就会带来10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效益。所以, 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工资待遇, 并不是矛盾的, 做得好是可以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的, 这是积极降本增效的正确选择。企业在降本增效过程中重点是降低物化水平, 不能以降成本为借口多年不增加职工收入。

三、净化分配环境, 建立规范、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多种收入并存、增加收入方法多种多样的混乱现象, 在收入形式上有工资、补贴、津贴、奖金, 其中奖金又分为月度奖、年度奖、节约奖、超额奖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一些干部和特殊行业中又出现了固定收入、正常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等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的收入。既不透明, 也不规范, 应该加以治理和规范。

一是要加强收入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 严格监督管理。首先要深入进行垄断行业、高收入行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 特别是对这些行业中高管人员的收入既要适当拉开差距, 又不能搞上不封顶、无限攀高, 要完善监管办法。同时要打击取缔非法收入, 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 坚决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其次, 要规范上市公司的分配制度并搞好宏观调控;国家要为居民创造条件, 放宽政策使更多群众拥有财政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