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

2024-10-24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精选12篇）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1

———对目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考

本刊评论员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 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 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同时又对搞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一、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放到首位

国民经济要发展, 需要相应的社会消费水平支撑。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受制于分配制度的公正合理性。分配制度公正合理, 消费、积累比例适当, 保证广大消费者有足够的可支配资金, 才能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相反, 积累过高、消费比例过低或是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而广大消费者手中无钱, 没有消费能力, 提高消费水平也会成为空谈。在这方面,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 我们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要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消费和积累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重消费轻积累, 把国民收入过多地用于消费, 积累不足, 没有足够的投入发展生产, 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不要说扩大再生产, 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 坐吃山空, 经济必然走向衰退;同样重积累而轻消费, 把国民收入过多地用于积累, 过分强调扩大再生产, 使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 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 居民手中无钱, 就会挤压社会消费, 出现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从眼前和表面看是重视发展经济, 实际上长此以往会由于消费受限而制约经济发展, 事与愿违。因为在国民经济整个发展链条上生产、消费、分配三者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任何一个环节失调都会带来整个链条梗阻。居民收入分配过低, 会带来市场萎缩, 市场需求不足又会带来供过于求, 影响可持续发展。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三要素中, 仅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出口拉动是不全面的, 也是难以持久的。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多次经验教训, 值得深思。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上, 目前我国比较突出地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明显存在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长期以来, 不少企业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把收入过多地用于基本建设, 追产量, 上规模,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年年涨, 消费比例年年缩, 人民生活被冷落, 有的企业几年中生产能力翻了几番, 而职工工资原地踏步。据有关专家测算,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现实经济条件下, 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在20~25%比较合适, 可近几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在30%以上居高不下, 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广大低收入群体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和各种基金后能发到职工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实际是在下降。不少职工反映, 从国家统计报表看, 职工工资年年涨, 而且幅度也不小, 都在10%左右, 可我们手中可支配的收入却年年缩水。原因在哪里呢?一方面是统计工作上的欠缺。目前对居民收入的统计按平均收入计算, 由于少数人收入过高、增长过快, 而掩盖了广大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问题。为了真实反映广大居民收入实况, 建议统计部门对居民收入实行分类计算。在收入增长极不平衡的情况下, 仅靠这一个数字不能如实反映职工收入的实际水平。对一些高收入人群包括企业领导、高收入个体老板、名演员、名教授、各种明星大腕、大款和高收入行业等从广大居民中分离出来单独计算;另一方面要将职工的名义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开计算, 因为有些职工的名义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有的人工资表数字很大, 可是扣除各种基金、税金等后真正分到职工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确实不多, 有的人工资表上的收入5000元, 而实际分到手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 而到市场上消费部分只能是分到消费者手中的可支配部分。所以造成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明显的薄弱环节。如不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整, 消费水平过低将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中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国家拿大头, 企业拿中头, 个人拿小头”传统观念的影响, 过分强调国家利益, 忽视民生问题。因为所谓大头、中头、小头只是形象的定性, 缺乏科学的数量界定, 加上受越左越革命思想影响, 认为大头越大越好, 使大头层层加码, 无限放大, 小头则被层层挤压, 越挤越小,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有的企业被国家把大头拿走, 企业把中头留够以后, 能分配到职工手中的小头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实行经济责任承包制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有的企业几乎把实现利润全部上交国家, 把企业留成和职工所得定比很小。有的企业在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分配定比是6:2:2, 有的是7:2:1, 有8:1:1。利改税以后, 有些企业情况虽有好转, 但随着税务制度的不断出台, 税种增加, 税率提高, 税负过重问题又把职工收入吃掉一块, 职工实际收入仍然提高很慢, 特别是一些弱势行业和困难企业, 由于税负过重企业和职工收入捉襟见肘。比如铁矿山行业, 由于税费比重过高使整个行业曾出现连续八年的全行业亏损, 不少企业不仅多年不能调整工资, 而且由于企业困难, 连职工低得可怜的集体福利也被挤占。有的矿山企业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每月仅发200多元的生活费维持生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居民消费水平偏低是多年欠账日积月累形成的痼疾, 而且从近年来的发展看不仅没有改善, 而是越来越严重。在去年上半年召开的全球智库年会上,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一位领导坦称, 2006年至今,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在1996年~2005年的十年间, 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中, 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70.5%下降到59.4%, 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而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 政府收入占比提高2.9%, 企业收入占比提高7.2%。这一发展趋势与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稳定为重的方针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必须改革。改革的重点要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控制企业收入、减少政府收入, 使三者之间比例趋向合理。这既有利于促进消费,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也有利于改善民生, 保障社会稳定。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兼顾效率与公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格局中, 分配制度的改革应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按这个标准分析对照我们现行的分配制度, 应该说有成绩, 有进步,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成绩和进步是人所共知的。首先是通过多年不懈努力,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国民生产总值的蛋糕已经越来越大, 在近20年中已经连续实现两个翻番, GDP跨入世界三大经济体之列, 国力大大增强, 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 已经越过温饱, 奔向小康, 这方面的发展变化每个居民都感同身受, 从中受益。但是我们国家GDP虽然位居世界前列, 但由于我们是个人口大国, 蛋糕虽大, 人均不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偏低, 而且由于分配格局不尽合理, 带来国家、企业、个人分配比例失调和较严重的高低悬殊问题, 在社会财富中少数人占比较大, 广大劳动者收入增加较慢。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资本与劳动力分配比例不尽合理, 资本占比大, 劳动分配比例偏低。在这个问题上, 目前在经济界和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有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正, 有些人甚至认为经济要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人;增长手段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不是依靠劳动者;依靠精英, 而不是依靠职工群众;依靠强势而忽视弱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往往会只突出效率, 而忽视公正, 有意无意地忽视普通百姓的正当权益, 因而使收入分配领域中两极分化、高低悬殊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国家税收日益加重, 使普通居民收入明显偏低。据有关资料披露, 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劳动所得一般占社会总收入的80% (包括人力资本意义上的管理劳动) 左右, 资本所得占20%左右, 而我国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劳动所得仅占40%左右, 资本所得占60%左右, 差距明显。以钢铁工业为例, 长期以来, 由于国家对钢铁行业职工比较关心, 职工收入不断增长, 但从近几年来的情况看, 无论是按总收入还是纯收入计算, 职工收入占比不仅明显偏低, 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测算, 200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17%, 2006年下降到4%, 2007年又下降到3.36%, 逐年降低;按净收入即实现利润总额计算, 200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占实现利润总额的比重为67%, 2006年下降到60%, 2007年下降到40%, 也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工作上讲, 由于前几年钢铁行业普遍重视了主辅分离, 减人增效, 又得益于这几年钢铁产品在高价位运行, 使钢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一直较高。但从分配政策上看明显呈现出两个特点: (1) 劳动者收入占比明显偏低; (2) 劳动者收入占比逐年下降。这两个问题在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些上市企业, 不仅股权分工比例较高, 而且有的企业为了吸引资金, 互相攀比, 年年提高, 而职工工资却很少调整;又由于上市企业中存在劳动所得和股权分红两块收入, 而劳动所得占比较低, 资本所得占比较高的问题, 使职工收入高低悬殊的问题更加突出, 有资金入股的职工仅分红收入有的要高过无股权职工收入几倍甚至十几倍。特别是企业领导层中一般入股较多, 占比较大, 使领导干部不仅工资高, 而且分红多, 总收入要高出无股权职工收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天平失衡, 过分强调效率效益, 忽视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分配格局中注重效率、效益是应该的, 不讲效率效益, 满足于大锅饭、铁饭碗就形不成竞争, 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 在工作环境多种多样, 客观条件千变万化的情况下, 过分强调效率效益而忽视公平, 不顾其它搞一刀切的做法又有失公正。在这方面过去在“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幅度不应高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原则流行多年, 影响较大, 应该承认在劳动环境、自然条件基本相同又无变化的情况下, 这个原则是对的。正常情况下, 劳动报酬应该与企业效益挂钩, 并要保持适当比例, 但现实情况是各条战线、各个企业条件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这样千篇一律的原则要应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现实必然会带来许多矛盾。使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工种、不同岗位之间在分配上就会造成差距过大苦乐不均, 而这些差距又不是由于工作优劣、贡献大小造成的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差距带来的, 形成社会分配的不公正。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目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正确处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比例关系, 通过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否合理, 对调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对象的利益分配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远远低于应得利益, 再分配比例偏高, 收取措施和使用上又存在不少问题。目前, 国家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时重点放在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对困难群众的补贴和社会保障上。主要限于补救贫困人群, 现有的政策干预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 还没有真正进入初次分配领域。但实际上造成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初次分配领域。所以, 解决分配不公的根本问题, 不是临时性地增加扶贫问题的财政支出, 而是要实质性地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般地建立公共财政, 而是要建立“民生财政”;不是一般地讲公共支出, 而是要讲“社会支出”;要讲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与行政支出的比例。造成初次分配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家对企业收取的税费偏高。近几年来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增幅都远远超过GDP增幅, 表明国家取之于民的增幅大大高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是在逐年向国家倾斜。过去人们常说“国民党税多, 共产党会多”, 现在我们国家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历史记录。甚至已经超过有些发达国家。当然,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和调剂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适当有所增加是十分必要的, 但一定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收入的增加相适应, 过低或过高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过低容易形成因财政收入不足而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甚至影响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今国际上不够安定, 国内外突发事件频发, 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 通过税收适当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以增强国力, 保国家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过高, 即税负过重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弊端, (1) 会直接减少国民个人的实际收入, 引发民怨, 特别是像与国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免征起点过低, 使不该纳税的也要纳税, 最容易引发民怨, 甚至对国家政策产生反感; (2) 对企业所得税税率过高、征收面过宽, 不仅会过分降低企业职工收入, 而且会使一些实力较弱企业因税负过重而萎缩甚至停产倒闭, 从而减少国家税基; (3) 由于税负过重, 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体采取不正当手段、偷税漏税。经常听一些小企业主讲, 就现在的税收环境, 如果不折不扣地纳税, 恐怕要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陷入亏损, 所以能生存下去就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在税收问题上做文章, 从而引发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当然, 这些说法有些夸张, 但也非空穴来风。因此, 如果通过适当减轻税负, 扩大税基, 不仅是增加国民个人收入的需要, 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近几年来, 国家已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并初见成效, 今后还应该继续加大力度。

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应该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坚持效率第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条原则无可非议, 也不能动摇。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坚持这一原则, 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打破大锅饭铁饭碗, 提高劳动效率, 促进生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承包制、计件工资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里所讲的效率应该是公平条件下的效率。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由于国情复杂、条件多变, 要真正做到公平条件下的效率第一, 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自然条件、历史环境、装备水平、资源状况等不可比条件实在太多, 差别又大。在这种环境下讲效率首先要具备公平的前提。以铁矿山为例, 同等规模的矿山由于资源条件的不同, 同一劳动者效率可以相差几倍到十几倍, 如果不分条件地按效率分配, 同等劳动付出所得也会相差几倍到十几倍, 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所以, 在讲效率第一的同时, 应该以公平为前提。这不是对“效率”的否定, 正是维护“效率”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再比如对于过去流行的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不应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的做法, 现在看来也应做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讲, 职工工资的增长应该与企业效益增长成正比, 并保持相应的比例关系, 以体现职工收入与对企业贡献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企业效益好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其中包括自然条件, 市场环境和装备水平, 绝非职工人力所能控制和左右, 如果单纯的以效益提高与否决定职工能否增加工资, 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企业在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不利时期, 有可能三五年难以提高效益, 有的还可能降低。这种情况并非职工工作没有做好, 而是因为自然环境不利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企业都涨工资, 唯有这些企业三五年甚至多年不给职工增加工资, 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另外, 随着所有制成份的不断完善, 我们目前实行的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 不能强调一方, 而忽视另一方, 应使大家共同受益,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是正确处理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分配比例关系, 适当缩小分配差距。目前, 在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上存在的一个倾向性问题是对决策层即企业领导的工资奖励缺乏约束性, 或是约束监控力度不够, 自由度太大, 分配比例过高, 而执行层特别是普通职工收入偏低。有的企业领导层的工资收入相当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企业领导讲, 给领导层升工资, 由于人数少, 只有十个八个人, 增加多一点企业能承受, 而给普通职工升工资人数太多, 涨多了企业承受不起。因而有的企业领导的工资不仅年年升, 而且升的幅度又大, 特别是实行年薪制以后, 一升就是几十万元, 而企业职工几年不升, 好容易升一次, 每月增加一两百元。长此以往, 职工收入与领导层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 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有的企业职工与企业领导的收入差距, 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 甚至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不仅是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 而且影响干群关系, 容易诱发职工对领导的对立情绪, 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本着按劳取酬和合理缩小收入差距的原则, 根据职责范围、工作强度和贡献大小, 对企业领导、管理干部和普通职工制订合理的分配比例, 最高最低差距应控制在10~15倍之间, 其次要建立健全领导工资收入的监管机制, 企业领导工资不能由自己说了算, 而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制订标准, 并严格监督检查。再次是通过加强廉政建设, 控制和防止领导层和权力部门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

四是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收入的关系, 要在降低物化成本上下功夫。造成职工工资收入低的原因除了政策因素以外, 与目前成本增长过快、压力过大的经济形势也有一定关系。以钢铁工业为例, 目前增加成本的因素多, 增幅大, 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降成本, 其中降低活劳动消耗即工资占成本的比重也列入其中之一。所以如何正确处理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工资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首先应该承认, 降低工资占成本的比重也是降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降低工资成本的主要措施不是不给职工增加工资, 而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如果仅仅是靠不给职工增加工资来降成本很容易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职工收入长期偏低, 影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劳动效率难以提高, 难以挖掘物化劳动的潜力。而目前钢铁产品降成本的最大潜力恰恰在物质消耗上。物质消耗特别是资源、能源等大宗物料消耗约占总成本的80%以上, 如果能通过增加职工工资奖励, 把广大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投身到节能减排, 降本增效活动中来, 就会带来10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效益。所以, 降低成本与提高职工工资待遇, 并不是矛盾的, 做得好是可以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的, 这是积极降本增效的正确选择。企业在降本增效过程中重点是降低物化水平, 不能以降成本为借口多年不增加职工收入。

三、净化分配环境, 建立规范、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多种收入并存、增加收入方法多种多样的混乱现象, 在收入形式上有工资、补贴、津贴、奖金, 其中奖金又分为月度奖、年度奖、节约奖、超额奖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一些干部和特殊行业中又出现了固定收入、正常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等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的收入。既不透明, 也不规范, 应该加以治理和规范。

一是要加强收入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 严格监督管理。首先要深入进行垄断行业、高收入行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 特别是对这些行业中高管人员的收入既要适当拉开差距, 又不能搞上不封顶、无限攀高, 要完善监管办法。同时要打击取缔非法收入, 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 坚决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其次, 要规范上市公司的分配制度并搞好宏观调控;国家要为居民创造条件, 放宽政策使更多群众拥有财政性收入。

二是正确处理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与临时救助之间的关系, 坚持以正常机制运作为主。目前, 在提高职工收入, 解决职工生活困难问题上, 企业领导面临两种选择: (1) 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使职工普遍受益, 经常受益; (2) 对收入低的困难职工采取临时救助的办法, 包括节假日送慰问品、慰问金, 遇到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等等, 应该说, 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和相应的适用条件, 两种办法结合运用, 效果更好。但从长远看, 还是应坚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更为妥当。过去, 有不少企业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救助办法, 这种办法也确实解决了许多职工的临时困难, 使职工感到温暖。但因企业实力有限, 救助对象仅仅是少数, 又不能坚持经常, 受益面小。今后应该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的经常机制为主, 根据企业经济实力和效益增长情况, 及时地调整职工工资, 使全体职工普遍受益, 又能坚持经常化。当然, 建立职工工资增长长效机制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应通过调查研究, 听取多方意见特别是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后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定颁发; (3) 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2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3

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再分配主要由政府开展。此外，慈善事业等也是一种形式的收入分配活动，被称为三次分配。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现状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地收入法GDP，可以推算出各地加总后的收入法GDP及其分项。

若仅考察2005年以来的数据，可以发现，近几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上升，企业盈余所占比重在下降，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基本稳定。若与消费率在60%左右的90年代相比，当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而生产税占比偏高。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城乡差距是最主要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1998—2003年，农民收入增速远低于城镇居民；2004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缩小。2009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一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多14833元，差距较2005年和2000年分别增加7595元和10806元。

三、收入分配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总体上，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有三个。一是财政收入占比偏高。1996年以來，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快于GDP名义增速。二是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其原因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由历史和国情决定并长期存在的原因。比如，自然条件差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第二类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原因。比如，经济发展不可能绝对均衡，改革开放必然有先后次序等。第三类是体制和政策失当的原因。比如，始终有强化财政的倾向，始终维护国有企业的强势市场地位，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赠与税、遗产税等调节个人资产存量的税种尚未开征等。

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为何难产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今年3月14日，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曾表示“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方案还没有出台。

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缺乏统一和正确的思想基础。一直以来，决策层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个理念本身就不正确。在任何时候，一个社会都必须把公平置于首位。牺牲公平而得到的效率，并不是真正的效率，只是暂时的效率，从长远看可能是负效率。

二是部门利益难以协调。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至少应该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资委、农业部等，这些部门利益取向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压缩税负和打破垄断的问题上，很难取得共识。

三是贪大求全，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实需要考虑周全。然而，收入分配问题盘根错节，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就不现实了。要求取得全方位的一致意见，其结果只能是无法形成最终方案。

四是对政府工作缺少实质性的监督。政府工作报告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其实质是全国人民要求国务院予以完成的工作。2010年和2011年，国务院没有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但是国务院没有就此公开解释原因，也没有问责有关部门和官员。

总之，目前，为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关部门在思想上和策略上似乎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有关部门对该方案制定工作也一直讳莫如深，丝毫没有提高政策制定透明度的意思。这样的重要方案，不让公众参与讨论，是极不妥当的。

五、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有很多抓手

今年，《东方早报》曾就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问题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教授。他表示，“收入分配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抓手。”

我认为，之所以找不到抓手，背后原因还是各部门无法取得共识，问题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其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抓手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用去找。

（1）“十二五”农民收入倍增。继续加大对农民增收的支持力度，对此，各方面应该没有太多不同意见。至于农民收入倍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下文予以讨论。

（2）每年减税5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但是，就上半年情况看，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几千年下来，依旧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已达到10.4万亿元，超收1.4万亿元。如此规模的财政收入，完全可以支持大规模减税。

（3）要求国企多缴利润2000—5000亿元，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同时下调社会保险费率。2010年和2011年，国有企业利润分别达到1.99万亿元和2.26万亿元。未来数年，完全可以要求国企每年增加上缴2000—5000亿元的利润。相应地，下调社会保险费率，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

六、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2010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时期，我国可以借鉴日本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力争使国民收入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翻一番。

这个观点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从历史上看，1983—1988年、1992—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都实现五年翻番。1978—1983年、1991—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也两次实现五年翻番。目前，中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在变化，“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可能明显慢于以往。城镇居民收入在“十二五”时期倍增的难度很大。不过，提出“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则完全有必要，也是可行的。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4

关键词：国有企业,收入改革,职工工资

最近, 社会公众纷纷热议新一轮收入改革方案, 其中引起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即为国企职工收入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来是人们讨论的重点, 国内大量的文献也大都指出国企工资收入高于非国有企业, 矛头纷纷指向非市场性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现象?收入改革是不是一定要降低国有企业平均职工的工资?提高社会平均收入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如何才能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地构筑企业工资制度呢?

对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这点, 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均有共识, 并无异议。对于为何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 学者们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假说。林毅夫等 (2004) 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注重社会和政治目标, 因此需要更高的工资水平来提供激励。姚洋等 (2001) 从企业对经济效益与追求利润的角度阐述了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成本约束, 从而更加注重控制人力资源成本的结论。而钱颖一 (1999) 则更加重视制度性因素如所有者缺位与委托代理等问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这些理论假说对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一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 究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哪些不同而产生这些影响呢?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学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视角, 这些视角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并进而得出可供利用的政策建议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如果假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并且假定企业可以自由地雇佣职工, 那么平均来看, 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应满足其边际劳动产品价值等于其单位工资。而管理者收入的决定与普通职工有所不同, 其工资主要来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 这主要取决于其管理水平 (科斯, 企业的性质) 。因此, 考察工资收入应从两方面考证, 即企业的利润来源与职工 (普通职工与管理者) 的人力资本积累。

如果放宽我们的假定,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企业的利润可以界定为企业所追求的目标。由于国有企业, 更进一步来讲, 在我国经济领域处于战略性地位的国有企业, 其追求的目标除了企业利润外还有着提供公共物品或满足其他社会目标。因此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假定这类国有企业所创造的或追求的利润高于其他企业。从而可以推定, 这类国企所提供的职工工资水平要高于其他企业。陆正飞, 王雄元, 张鹏 (2012) 的研究恰好揭示出了央企职工工资高于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大多为具有国家经济和安全战略性重要地位的企业, 掌握了更多政治和经济资源, 因而能够获得更高效益, 并且其经营目标更多为政治目标而非经济目标, 因而更可能发放更高工资。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更偏向于市场化主体, 尤其是在地方政绩竞争的局势下, 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可能更注重经济效益、更注重人工成本的控制。

当然, 关于什么样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战略性地位这一问题属于政府需要界定的事务, 在划定过程中毫无疑问要触及到行政垄断。在实证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 发放高职工工资的国企背后经常有垄断力量的出现, 而这些垄断行业是否应该被界定为战略性地位, 其工资水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合理成分, 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岳希明等 (2010) 通过对2005年城镇就业人口的分析指出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50%以上是不合理的, 这一不合理因素主要是行政垄断造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企业的利润与工资水平和其规模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多有一定的规模, 而其所考察的样本则不仅限于上规模的企业层面, 因此有理由认为其数据有一定水平的高估。但总体而言, 垄断行业在收入水平上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合理。邓伟, 叶林祥 (2012) 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考评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差异, 指出当前我国金融发展整体上拉大了国企与非国企间的工资差距, 同时国有部门对非国有部门存在利润抽取机制, 而这种抽取机制主要是由于垄断行业中的国企所致。他们认为, 以上视角主要从企业层面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利润差异来源。从微观的视角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 人力资本差异究竟在这一差异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张车伟与薛欣欣 (2008) 从这一角度出发指出在高人力资本即教育水平高的员工中,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并无明显差异, 甚至于国有部门略低于非国有部门, 在低教育水平的员工中, 国有部门普遍高于非国有部门。陆正飞等 (2012) 按股权性质进行了对A股上市企业进行了分析, 进一步得出非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4.20万元显著低于国有企业的4.59万元, 非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平均工资4.04万元显著低于国有企业的4.51万元, 非国有企业高管平均薪酬16.50万元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15.94万元。可以看出, 企业高管高收入这一现象并非国有企业独有, 国有企业体制更多的是保护了低教育水平的员工, 这类员工普遍属于收入较低阶层。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相对于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收入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一问题而言, 更加突出的问题在于整体而言低收入职工工资过低。

上文已经指出, 普通职工工资更多地取决于其边际劳动产品价值, 边际劳动产品价值取决于边际劳动产品与产品的市场价格。高管工资相当部分来源于交易费用的节约。因此, 要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成果, 我们需要从以下角度来分析。

首先, 考虑普通职工的边际劳动产品问题。有理由相信, 普通职工低收入更多的原因在于其边际劳动产品过低 (从竞争行业的普通职工低收入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边际劳动产品可以从生产函数推出, 如果将生产要素限定为劳动与资本, 我们知道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 边际劳动产品会提高, 这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因此, 要提高普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需要加大资本的投入。更进一步, 如果资本不仅限于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 将其扩展到人力资本领域, 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 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亦会提高。同时, 职工个人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会提高单个企业的生产效率, 同时也使得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 在张车伟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实证方面的证据。

其次, 高管之所以会获得高收入水平在于其对节约的交易费用的分割。而交易费用的产生更多地是来自于制度性因素。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指出, 如果市场化程度高, 那么信息的获取与合约的执行则导致的交易费用会更低。同时, 行政垄断性行为会导致较高程度的租值耗散, 因此去行政化也会使得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可以推出, 更加具有市场化的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高管工资与普通职工工资的差别。但是, 我们也不能要求高管工资与普通职工工资完全一致, 因为在竞争条件下, 这二者的收入来源不同, 其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如果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 刻意降低高管工资不利于留住优秀人才。

再次, 我们也不能否认, 由于国有企业高管的升迁与留任不完全是市场性行为,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在这种情况会诱使企业高管为了能够继续取得更高的收入或实现个人目标将部分企业资源进行寻租行为, 从而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国有企业高管工资的上升。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收入分配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的程度。解决工资差异性问题的市场化改革应更加关注于行政垄断行业, 在不损害国有资本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的前提下, 逐步减少行政垄断力量的介入, 放宽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限制, 进一步扶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总体收入水平有了发展, 才能够加快投资, 从而有利于普通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

2、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只有提高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比重, 加大资本要素在企业投入中的比重, 才能够更快地提高普通职工的边际劳动产品, 从而使其工资水平有着根本性地提高。

3、加大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 提高教育机会均等化。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不仅是一个效率的问题, 更是一个公平问题。应提高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中的比重, 为教育公平提供财力支持。尽快消除由城乡二元制度设计造成的城乡不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 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和师资建设状况, 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唯有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权利, 才会更加公平地积累人力资本, 普遍地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 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4、建立更加有效率的企业经理人市场。减少行政力量在国有企业高管任命中的作用, 提高企业经理人市场的流动性。更加具有流动性的经理人市场会加大竞争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会提高企业的目标与效益, 同时还能够使企业高管的工资决定更加具有市场性。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刘明兴, 章奇.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 2004.8.

[2]钱颖一.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9.5.

[3]姚洋, 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 2001.10.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篇5

07级阿拉伯语系01班陈璁莹 07090037

摘要：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原则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原则共存。1978年之后国家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只是在1978年确立的主线上进行微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根本性原因贫富差距加大，需要多管齐下的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力。

关键词：

收入分配改革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特权力度过弱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生背景

㈠、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原则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原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题，多种分配原则共存。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前提条件；旧的分工还没有消失，劳动还存在着重大差别，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存在着以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按管理和知识产权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都多种要素分配方式。

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历程

中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执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的分配体制，由于国家通过计划而不是市场来进行收入的初次分配导致这种分配方式弹性度过低，于是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影响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继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发展。1978年后，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成为时代主流，市场机制被引入收入分配体制中，取代了单一的“按劳分配”，从而有效的提高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这是我国第一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此次改革确定了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相结合”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吻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意识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加大，一切向市场看齐的结果是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得国民总体收入进一步提升，然而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使得积攒的大量财富没能公平的使所有人得益，一部分人通过努力率先富了起来，于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催生了进一步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

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制度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那么之后国家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只是在1978年确立的主线上进行微调。市场主导和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管理天平上的两个重要砝码，前者为刺激生产力发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服务；后者则作为保障性措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维持社会稳定。

中央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①1978年以后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均集中于对“再次分配”的政策性调整。

① 引自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工作报告中的讲话

二．当下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因

当下我国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因也是根本性原因是由于市场机制引入后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的人民内部贫富差距加大，影响部分人群的生活水平，间接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积累，对“和谐社会”构成了威胁。

2000年4月17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一项针对国民收入的权威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在这项对12．5亿国人做的调查中，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调查者拥有着相当于42．4％的全部调查者的财富；中国高收入阶层年总收入一般在20万元以上，人数不到总人数的1％。

2010年5月10日《新华网》报道称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报道称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2000年到2010年，十年时间，尽管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不平均的问题，并多次提高城镇居民最低工资线，扩大城乡医保范围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我国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以某种可怕的加速度持续发展。

在我看来，“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奇怪也并不可怕，它是每个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即使如北欧若干社会福利优势突出，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非常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全民收入的完全一致，达到收入分配的绝对公平。然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建立在一种不公平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一些特权阶级控制资源，甚至与一些官员勾结，大量的聚敛财富，利用手中的权利瓜分留在普通老百姓手中的财富。于是造成了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贫者绝望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无法追上物质资料价值的增速，而这种增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某些已拥有大量财富的利益集团所控制的。

更严重的是，这些利益集团在套取资源的同时常常伴随着一些违法行为，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因素。在我看来，这种不安情绪像和谐平静生活表面下的暗潮涌动，像不定时的炸弹，不及时拆除，后果比单纯的“贫富差距拉大”要严重的多。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这些房地产商获得土地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政府招标拍卖，继而催生了权钱交易，诞生了官员腐败的一大温床，中国反腐30年的十大贪官中几乎每一个都间接或直接收受过房地产商的贿赂；二是通过直接向老百姓购买，此一举又衍生出了性质恶劣的暴力行为，成为犯罪甚至是黑社会犯罪的摇篮，而由于与前一途径的相互勾结，使得受到欺压的百姓“投诉无门”，增加了对房地产行业的积怨，严重得可能会导致针对政府和社会的群体性事件。

因此，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换言之，收入分配制度再改革势在必行。

三．当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之我见

早在十多年前，国家就已明确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宏观调控，然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个人认为，现行的一些有关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1978年以来我国推行的许多方面的沿革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

使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过于微弱，或者说，自上而下的改革之所以难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就在于改革的过程中难免触碰当局者的自身利益，于是难免有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之嫌。

以提高最低收入保障线为例，2010年4月1日起，上海市最低工资调整为1120元，上海市自1993年来开始对最低工资线每年做调整，已从1993年的210元增至2010年的1120元，然而据为我统计，单人在上海每个月除去房子和奢侈品外的正常花销为2000-2500元，也就是说，仍然高出最低工资线近一倍。或者说这项措施在表达政府减少贫富差距的意愿和决心方面更多于它所能带来的世纪效应。事实上，在我国像这样的“象征性”措施实在是太多了。

既然改革在短时期内无法撼动“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那么唯有多管齐下，在不断的探索中，加大力度，调整方向，最终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具体来说，可以有这样几个途径：

㈠、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覆盖范围窄、制度不健全、管理基础薄弱等问题，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要求。“十一五”期间，要从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统筹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城镇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统筹公平和效率、统筹政府作用与市场效率的高度，以确保发放、扩大覆盖和完善制度为重点，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是确保发放、扩大覆盖、统筹兼顾、完善制度。㈡、控制混乱的分配秩序

在企业，有些单位没有建立工资制度或缺乏工资管理，工资支付行为不规范，一些企业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支付工资标准；少数企业仍存在拖欠甚至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侵害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由此引发劳动争议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在事业单位，仍普遍存在分配双轨制，国家工资制度与单位分配制度并存，制度内工资不高，制度外收入不少。②可采取的措施可以是加大法律监控，依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㈢、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积累社会共同财富

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都能归结到这一条上来，事实也是如此。当下政府所做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更容易将力气集中在“二次分配”上，然而无论是提高福利制度还是直接提供补助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做基础，这就需要我们，无论用何种方式，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积累社会共同财富。只有如此，政府才有更多的余钱来保障收入分配不公的受害者享受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平和的生活状态。

收入分配改革的“他山之石” 篇6

中国曾长期推行计划经济，如今的收入分配结构则呈“多模式并存”的复杂形态，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很大。而在建立、健全收入分配体系和调节体系，确立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中坚的现代标准社会模式方面，欧美工业化国家既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又因其实践较早，也有不少教训值得汲取。收集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让“他山之石”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思路，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税收杠杆的两难

在大多数当代国家，税收调节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之一，通过税收杠杆，实现“抽肥补瘦”，让高收入者多缴个人所得税（即个调税），而对低收入者给予减免和退税，以维持社会收入平衡，是调节贫富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

欧美工业化国家在个调税方面主要有“高税率高福利”和“低税率低福利”两种模式。

前者包括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其特点是对高收入者征收极高的累进税，如丹麦最高税率62.3%，瑞典56.7%，荷兰52%（这也是全球税率最高的三个国家），德国48%，意大利45%，加拿大44%等；这些国家同时实行较高的社会福利，如个调税率最高的北欧国家，是著名的“税务地狱”，但也是福利制度最完善的国家，北欧诸国号称“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人买单”。

后者主要指美国，该国最高税率仅为35%，且在这个投资理财业务发达、产品众多的国度，长期资本利得税仅10%～20%（2013年1月1日前更仅有0～15%）；相应地，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绝无仅有的非福利国家，长期没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

高税收、高福利等于让最富的一群人负担更多税负，而让最穷的一群人享受最优厚的福利和最低的税率，对于确保社会公平和收入平等有很大意义。但这种模式在客观上“奖懒罚勤”，让人们丧失“多劳多得”的积极性，同时，庞大的福利体系造成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公共开支浩繁，给经济带来极大负担。此次金融危机中，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欧洲各国遭到“欧债危机”重创，让更多人开始反思这一收入分配模式的副作用。

低税收、低福利的“美国模式”，鼓励个人奋斗和致富，认为过高的福利只会让社会变得低效，让人变得慵懒，甚至认为正是因为税负低、福利低，才让美国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的优越性，社会竞争激烈，社会效率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也因此长盛不衰。正因如此，里根和两位布什总统会指着选民高呼“相信我，我不加税”，而和他们立场相反的奥巴马却只能在“你要不要加税”的质问面前闪烁其词。他苦心孤诣推出的医保改革法案之所以举步维艰，与美国人普遍担心、反感加税关系密切。

然而低税收和低福利意味着低保障和社会分配不公平的客观存在，这就要求社会成员承认这种贫富差距的合理性，认为社会竞争是公平的，机遇是普遍存在的，并普遍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获得更美好未来，而社会也需要为这种“美国梦”提供众多的成功范例。这种模式在经济蒸蒸日上、社会良性发展、市场机遇丰富的年代极富效率，但一旦经济放缓，失业率上升，人们对未来收入、机遇的预期下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就会迅速抬头，因为相较福利国家，他们中的低收入者抵御经济风險的能力更差。也正因此，尽管“茶党”的“抗税主义”堪称美国传统特色，但主张“巴菲特税”（年收入百万美元以上富翁缴纳30%的税）的奥巴马仍能获得连任。

自里根—撒切尔“新保守主义”获得巨大成功后，低税收、低福利、高效率、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收入分配模式，一度成为欧美社会的流行趋势，“市场至上”、“效率大于公平”仿佛成了普世价值。英、法等国纷纷仿效美国模式，采用一方面降低税率，一方面削减福利的方法，变“扶贫模式”为“增富模式”，以提高社会效率和竞争力。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令曾一度低迷的“大福利主义”再度高涨，英、意、希腊、塞浦路斯政府削减福利以降低赤字的努力引发社会不满，甚至骚乱，主张美式收入分配改革的法国前总统萨科奇也被左翼的奥朗德在选战中击败。

经济的不景气、贫富悬殊的加剧还导致“仇富”心态的滋生，如在法国，1996～2010年间，10%最富有阶层生活水准年均增长2.1%，而其他阶层年均增长仅1.4%。削减福利既为中低收入者所不容，那么只能让富人“多爱国”——奥朗德曾提出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富人，超出100万欧元部分的收入征收“爱国税”，税率为75%，也就是“赚4块就得缴3块”。

但不论“巴菲特税”或“爱国税”都引发广泛争议。反对者指出，这种“劫富”式的收入分配调节手段过于刚猛，会导致富人纷纷逃走，并造成企业外流、投资和就业机会流失，最终最倒霉的还是穷人。“巴菲特税”曾令“脸书”创始人之一埃德瓦多·萨维利放弃美国国籍“逃往”新加坡，而“爱国者税”的征收传闻则把法国首富、路易威登董事局主席兼CEO贝尔纳·阿尔诺吓到比利时，著名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被吓到俄罗斯，据比利时媒体《自由比利时报》称，10年前瑞士富豪榜上的法国富翁只有17人，如今则高达44人，财产总额达300亿欧元。

弱化税收调节杠杆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强化则可能吓跑投资和丢失就业机会，这正是欧美工业化国家在使用税收工具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时遇到的两难境地。不论“巴菲特税”或“爱国税”，最终命运都一波三折，缘由正在于此。

工资增长和最低工资线提升：一柄双刃剑

“加工资”是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最直接手段。在欧美工业化国家，私营企业占很大比例，政府能够直接影响工资水平的，限于选举官员、公务员和国企员工，而在工会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和行业，工会也会定期掀起要求加薪或提高加薪幅度的谈判甚至罢工，迫使企业或政府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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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增加工资可以稳定雇员队伍，安定社会秩序，维持社会足够的购买力，从而刺激内需，保持经济活力，同时对广大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权益也是充分的保障。

但经济形势瞬息多变，一旦经济总体表现不佳，政府开支捉襟见肘，而上述行业、部门仍然定期加薪，就会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官员、公务员、公营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雇员的薪水，大部甚至全部来自税款。当经济形势良好，非公营部门员工收入也同步增长时，社会对这些“吃皇粮”者领取高薪一般持宽容态度。但一旦经济形势不佳，非公营部门员工普遍遭逢降薪、失业打击，“吃皇粮者”雷打不动的定期加薪就会引发争议。

以加拿大为例，议员、公务员和公营部门常常可以凭借特殊地位和垄断性，即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获得加薪甚至高额加薪。如多伦多市议会自2006年7月起，几乎每年都集体投票表决给自己加薪的“决议”，并以高票通过。2012年和2013年多伦多市政府债台高筑，但市议会依然表决为自己集体加薪3%和2%，并通过增加物业税以填补亏空；为减少公共开支，加拿大联邦议会表决将劳动者退休金领取最低年龄提高到67岁，与此同时却投票维护议员自己仅55岁就可领取丰厚退休金的特权；大温哥华地区垄断性公营公交部门“运输连线”，一方面表决给自己的高管加薪5倍，另一方面声称“经营亏损，入不敷出”，要求相关各市政府增加房产税以贴补其亏空，并批准提高票价（此前5年已提高3次），同时扬言如要求不能满足，就减少公交班次以“节支”；教师、医师、护士工会、行业协会经常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手握“准入权”的独家优势，逼迫政府为自己加薪，一旦不从便发动罢工，甚至专门找“要害时间”罢工，如多伦多、温哥华市政员工都曾特意选择加勒比节、烟花节等大型活动举办时举行垃圾工人罢工，并设置封锁线阻拦义务上街清洁的市民，而一些城市的教职员工会专门在学生毕业考试前罢工，目的是以市容、学生等“独家资源”为“人质”，迫使有关方面就范。结果往往是牺牲公众利益，去满足这些优势“小众”的私欲。

在非公营、非垄断部门，市场调节也并非总是那么灵验。如美国，华尔街的高管高薪已到了连巴菲特等富豪自己也深感不安的地步。美国政策研究所发现，1980年美国工资最高的上市公司总裁的年均收入是普通职员的40倍，而2006年差距达到了364倍，即这些总裁们一天的薪酬几乎相当于普通职员一年的收入。如加拿大，政策选择研究中心研究显示，该国薪资最高的CEO半天收入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一年收入。

最低工资线的提升相对而言争议较小，因为这属于“硬标准”，且总体上对低收入者有利。在欧美许多国家，最低工资线在纳税人的推动下，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正如魁北克省劳动厅长马塔斯所言，上调最低工资线是政府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步骤，是解决贫困问题政府努力的一部分。由于领取最低工资的多为酒店服务员、餐馆侍应生、零售店员等底层低收入人士、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新移民，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此举有助于改善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稳定。

但提高最低工资线同样是柄双刃剑。一些研究者指出，雇佣这些低收入者的雇主，多为中小型业主，这些企业利润通常不高，最低工资线的上升往往令其不得不裁员节支。如此一来，反倒影响了低收入者的实际利益，与提高最低工资线的初衷背道而驰。研究者指出，如今加拿大全部10省、3特区中，最低工资标准线最低的，是中西部盛产石油的阿尔伯特省，仅9.75加元/小时，但该省的经济却被公认是全国最有活力，省民平均收入也属于较高的。

如何改变“抽瘦补肥”的现状

“他山之石”又能对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怎样的借鉴？

税收杠杆方面，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所得税率起征点并不高，而最高税率并不低（北京月收入超过10万元人民币者税率为45%，而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加拿大卑诗省年收入超过118285加元者税率也仅43.7%、约合人民币70万）。

照理说，中国的所得税政策应该对穷人更公平、对富人更严厉，杠杆调节作用更明显，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国外所得税负担比例都是“倒金字塔”型，富人缴纳比例远大于工薪阶层，如美国，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10%，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相同的杠杆调节原则，相对更严厉的累进税率，实行的结果却是外国在“抽肥补瘦”，我们在“抽瘦补肥”。

究其原因，首先是缺乏有效的收入监督机制。

在国外，早在十几年前便建立了完善的银行资信系统，加上监督体系完备，信息资料完整，不论富人、穷人，既难以瞒报收入逃避税收，也因风险大、实惠少、得不偿失而不愿轻易冒险。如此一来“低收入低税率，高收入高税率”的杠杆调节原则便能切实贯彻。而在中国，个人资信系統远未完备，现金交易大行其道，富人因活动能量大，“灰色收入”多，“合理避税”门路广，往往可以更方便地逃脱税赋义务，而普通工薪族却因缺乏这些“灰色收入”和“门路”，而不得不如实申报，按章缴纳。这就造成了越是收入高越容易逃税，以及工薪阶层缴税竟多过富人的怪现象。

其次是征收细节不合理。

在国外，所得税的起征点都不低，如加拿大，年收入36378加元（约合21.6万元人民币）以下者无需纳税，而需要纳税者，还享有8000加元的“免税额度”。不仅如此，加拿大虽按人头缴税，报税却以家庭为单位，没有收入或收入在起征点之下的家庭成员，可将自己的额度转让给需要缴税的成员，如此则家庭负担越重，所需缴纳的赋税也越少。而在中国，起征点非常低（仅为3500元人民币），且对负担沉重的家庭缺乏必要的倾斜、保护，结果低起征点将众多工薪阶层“一网打尽”，而缺乏弹性的税收政策又让其难以得到必要的税赋照顾。

国外的许多公共福利项目都是“贫富有别”，如在加拿大，高收入家庭需缴纳医保费用，而低收入者则可少缴或免缴；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可享受“牛奶金”、托儿补助，以及教育、健身方面的退税优惠，而高收入家庭只能获得很少比例，或干脆一无所获。所得税杠杆的调节原则是“抽肥补瘦”，唯其如此才能调节社会收入不平衡，有助于社会公平、安定。而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远未健全，且高收入者往往享有完备的社会福利，而工薪阶层中的不少人反而被隔绝于社会福利体系之外，退税等制度或尚未制订，或远未普及，在客观上变成了“抽瘦补肥”，自然令普通工薪阶层有不公平感。

所得税的使用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许多发达国家，税款的用度是公开、透明的，不但要定期向议会和公众汇报，获得议会批准，而且普通民众也可在税务部门的网站上查到细节。在加拿大许多省份，当财政情况良好、税款出现大规模节余时，政府和议会往往会将节余税款的一部分退还纳税人。由于石油收入丰厚，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索性将所得税的省税部分规定为0。而在中国，税款的用途、盈亏，普通纳税人无从得知，且越是低收入者越缺乏知情权，这自然影响了所得税调节社会收入、确保社会公平初衷的达成。

在非税收调节领域，加拿大政府、公营部门、垄断机构或工会在分配上的私心，往往会受到舆论、选票的牵制和惩罚，如多伦多市长选举时，言语粗俗但唯一放弃给自己加薪机会的福特以黑马姿态高票当选。2013年5月中旬刚刚结束的卑诗省选，原本在民调中两位数领先、却与工会渊源深厚的省新民主党，被华裔等原本投票意愿不高群体的意外阻击，这些群体唯恐该党上台后工会势力更大、将带来更多罢工和工会成员片面加薪，并损及自身利益，最终省新民主党神奇地输掉了原本十拿九稳的省选。

与之相比，不论税收、非税收调节领域，中国作为新兴政治经济大国，不仅在收入分配原则和机制上存在“肥的更肥，瘦的更瘦”等硬伤，且缺乏必要的监督、制衡机制。中国是个新兴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能否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调节收入差距，缓和贫富矛盾，确保社会的稳定、和谐，是和国家利益、与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更多借鉴“他山之石”，汲取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避免它们走过的弯路，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篇7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经济面貌日新月异。然而,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 伴生了一些制度相对滞后性问题, 企业收入分配便是其中之一, 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共同关注的话题。为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谐, 国家对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分析企业分配制度改现状, 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1 当前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1) 收入增长机制问题

分析当前我国实际企业分配制度后不难发现: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普通从业人员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形呈有效的制度保障;在企业经营利润分配的过程中, 职工的从属地位、被动情况并未有显著改善[1]。自上世纪80年代工资制度改革后, 企业职工的工资不再由国家统一安排, 从那时起企业职工的工资调整便以企业经济效益为基础。但该工资制度在当今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两低于原则, 一是工资标准增长不能高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二是工资总额的增长要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

(2) 收入分配方式问题

当前, 我国不少企业仍然实行刚性化工资制度: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但在个人绩效工资的绩效指标、标准等仍存有问题, 工资和劳动岗位艰苦程度、劳动定额标准、劳动贡献程度、责任意识等尚未完全有机吻合;工作岗位、工作结构、岗位技能等基本要素在工资调整中尚未完全灵活处理。此外, 当前我企业的业绩考评主要还是以定性考评为主, 量化管理明显不足, 部分企业在对工作人员进行月终、年终工作或者各类专项工作进行考核时, 往往以达标、不达标或者合格、不合格来定性判定, 对于真正的执行力度、执行情况、执行水平、日常学习和训练、工作的危险程度、工作的规范水平等缺少合理的、系统的量化考核, 不能真正反映个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 不利于良性竞争发展。

2 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探讨

(1)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路径

当前, 我国多数企业仍沿用单纯的按劳分配模式, 行业、岗位性质、劳动强度决定了最终的收入分配。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生产要素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关键, 如现代管理、信息、资本、技术以及成果转化等, 都是影响企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只有把这些生产要素科学纳入企业收入分配体系之中, 才能更好的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及创造性, 才能更好的优化人才配置, 更有效促进企业发展。

(2) 效率与公平并重路径

从宏观上看, 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源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十八大提出效率和公平处于同样地位[2]。而从企业微观角度来看, 效率的第一位是不能动摇的, 在根据行业、岗位整体工资水平进行调整的同时, 其公平则应体现在工资报酬应向创造高价值的员工倾斜, 向技术过硬、岗位环境差、岗位压力大的岗位倾斜。在综合企业未来发展以及企业整体效益水平的前提下, 逐步提高各类职工的收入。

(3) 业绩导向路径

古人云:"水不激不跃, 人不激不奋", 没有激励就难出业绩, 因此企业应把绩效考核的结果作为员工收入的第一参照依据。一方面, 科学设计职位、岗位业绩评价指标、各指标评价标准;另一方面, 实行有效的正激励和负激励措施, 对于业绩突出, 为企业创造更多利益, 为企业发展作出更多贡献的员工应合理设计收入、回报情况, 以保障员工的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对于业绩不达标、工作意识不强的员工应与收入上的负性激励。

3 深化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

(1)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分配制度

自1979年,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但在市场调控方面, 我国企业的分配方式方面尚有优化空间:一方面, 需以市场和行业需求为基础, 完善生产要素分配在制度, 也就是以岗位分配为基础, 完善生产要素分配指标, 形成结构合理、考察全面的公平竞争型分配制度;另一方面, 各企业在进行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时, 应尽量符合人力资源市场情况, 合理调整使员工薪酬, 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竞争性。

(2) 完善企业的保障制度

企业收入分配中, 福利、保障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保险、基金"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企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 企业应继续深化分配制度中保障制度的改革。企业应结合国家养老政策、劳保政策、医疗政策等相关规范, 完善保险、基金制度, 科学判定分配标准基。

4 结语

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牵涉到的宏观、微观因素众多, 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发展水平, 小到企业效益、岗位条件。因此, 唯有在市场大环境下,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 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借鉴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探索发展, 不断发现问题,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只有这样, 才能在新时期构建出系统、科学、可行、高效的企业收入分配机制, 形成效率与公平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徐列.关于深化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 2013, 02:41.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8

事实上党和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从一开始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只有在收入分配中坚持公平的原则, 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罗尔斯认为, 社会的正义恰恰在于保证每个成员自由和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以全社会的福利为借口也不能对少数人的利益进行侵犯, 显然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罗尔斯分配正义论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一、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思想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最大自由原则”, 适用于处理社会基本结构中公民政治权利的问题, 第二个原则中包含“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开放原则”, 其中“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最突出特色, 它主要是用来解决经济领域中的一些不平等问题, 所以这一原则也是他分配正义的核心体现。所谓“差别原则”即为了保证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不惜形成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虽然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意味着平等, 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收入都应平等地分配, 但他也坦承完全的平等不可能做到, 那么就应该按照“差别原则”来做, 即任何不公平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在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如何实现正义的分配呢?如何向“最不利者”倾斜呢?一般来说, 不存在判断结果是否正当的标准, 但是存在判断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 符合该标准的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总是正当的, 因此罗尔斯认为分配正义的前提条件就是纯粹程序正义。家庭、社团乃至政府这些个体都是社会合作体系的参与者, 以契约的方式形成一定的合作关系, 通过一定的合作条件来决定彼此之间所分担的权利和职责以及根据各自的权利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来决定合作收益的分配。为了保证合作的公平性, 就要有一种公开的规则系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罗尔斯认为, 在某些制度中, 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做出任何区分时, 在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平衡时, 这些制度就是分配正义。

二、分配正义视角下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罗尔斯承认“最初不平等”的存在, 无论是由于先天原因还是社会原因, 这种不平等对于一部分人无法避免, 自我选择性也有很大的限制, 但他主张在平等原则的前提下, 更加重视和强调“差别原则”, 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上的不平等。罗尔斯的思想显示出对“最不利者”的关注, 想通过某种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处于弱势的人尽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越来越重视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 改善弱势群体现状, 吸收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思想无疑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1. 初次分配提高劳动报酬在其中的比例, 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依靠劳动获得分配的一般是中低收入者, 应该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促进劳动者收入不断提高。另外, 分配正义思想认为结果的差距既和程序的公正程度有关, 也和个人的先天能力有重要关系, 罗尔斯在承认人的先天能力有差异的基础上, 主张解除各种约束人们能力发展的社会限制, 主要是让人们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并尽力消除造成人们才能差异的社会根源和环境。在分配上, 不可否认“能者多得”原则的正确性, 但正如罗尔斯所说, 赢家无可否认要承认, 输家同样应该给予同情和照顾。这就要求在中国坚持初次按劳分配后, 再分配要关注收入低的弱势群体, 体现社会的公平。

2. 收入分配程序要体现正义。

分配的正义问题主要是程序问题, 根据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的思想, 必须做出相应的规定, 必要的时候上升到法律层面, 将分配的程序合理化、公平化, 同时还要形成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监督机构及配套的技术手段, 防止在分配中形成既得利益群体, 扭曲公平的分配程序。

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罗尔斯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这就要关注最不利者群体。在中国, 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乃至生存面临困境,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如失业者仍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没有收入来源, 如果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 那么他们的基本生活就会成问题;再如农民工, 若没有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在外面辛苦了一年, 如果遇上工伤或者疾病, 到年底就很难剩下多少钱了, 还要担心被老板扣留不发等等。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 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旨在通过对最小收入者的倾斜, 最大限度地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 以保持社会的公平公正, 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确实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实现正义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摘要：罗尔斯正义论中关于分配正义的思想, 旨在保证每个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这与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吸取罗尔斯分配正义思想中的合理方面, 推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缩小贫富分化, 最终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分配正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全国两会我们关注什么:养老问题收入分配居前[EB/OL].人民网, http://energy.people.com.cn/GB/71890/17280831.html.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9

全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扯的行业和领域颇多,这就需要有多部门的合作,形成合力,以更大的力度改善民生。笔者认为,主要应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强化政府调控力度,使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

1.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有效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在转移支付的重点上,进一步向教育、医疗、社保和三农等民生领域倾斜,避免“撒胡椒面”而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益。

2.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税体制改革放在优先推动的位置。2014 年6 月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收入分配领域把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征收起点,调整税率结构,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考虑目前以个人为单位征收改为以家庭为单位,这样基本保证了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消费、生活需求。更为重要的手段是,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监管力度,尤其是对高收入者的征收核查工作,减少偷逃所得税的情况。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建立合理的资源税、垄断利润调节税,规范和调整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关系,规范国有企业分红、土地流转等方面的制度,尽早争取房产税、遗产税等纳入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框架下,从而综合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3.规范收入分配行为,打击遏制非法收入。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特别提到,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十三五”期间,必须加大反腐力度,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具体做法是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尤其要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监督。各级政府要健全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规范职务消费;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对合法收入要保护,而对隐报瞒报、弄虚作假等行为,及时纠正,严肃处理。规范隐形收入,特别是要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方法,并最终形成按经营绩效确定收入的规范的分配机制。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惩处力度。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必须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目标。

4.取消对垄断行业的保护政策,取消行业进入壁垒,引入竞争。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加快推进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消除其垄断优势。积极鼓励民营经济进入法律未禁止的垄断行业,从而使垄断行业利润逐渐与同类其他行业的利润持平。要特别注意规范国有垄断行业的初次分配,规范其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分配机制,抑制其收入非理性过快增长。按照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要求:“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二、深化体制与制度改革,使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与制度改革。

1.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政府要通过工资、税收、公共财政等的改革,降低国民收入在政府和企业的分配比例,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占比。另外,还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有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并有助于为社会公平的实现创造基础。政府应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使劳动报酬能够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地增加。加快工资立法和劳动工资标准体系建设,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中国当前在职工工资分配方面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部分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收入较低,一些地方、企业侵犯职工劳动报酬权益的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必须依靠法制,通过制度对初次分配的约束,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性,强制企业促进分配的公平性。

2.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不公平问题,促进农民增收。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仍未扭转,农村内部收入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要促进农民增收,就要稳定发展农业和国民经济,健全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其次,充分尊重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另外,通过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激发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消除就业创业的制度障碍,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乡居民无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性手段。解决好我国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还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和保证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作用,为国家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石。

1.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保护弱势群体,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保障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努力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2014 年12 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养老金“并轨”正式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该方案将从制度和机制上化解“双轨制”矛盾,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

2.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立足中国国情,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遵循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城乡分头推进、逐步实现城乡并轨。在工作重点上,当前要重点做好农民工参保、失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尤其是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项重大而又复杂的系统性工作,要稳定持久地予以推进。既要向偏远农村积极延伸,也要向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延伸,逐步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一体化。要做到统筹兼顾、瞻前顾后、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定型和稳定,确保农村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2014 年2 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着力推进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两大制度“并轨”,这是加快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又一有力举措。

3.合理确定社保支付水平。社会保障的支付原则是公平地对待每个国民并确保其基本生活权益,争取实现“低保障、广覆盖”。因此,根据实际情况相对降低支付起点,相应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支付体系,确保更多的受益者享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10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也是调控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 个人所得税收入以年均30%的幅度稳步增长, 由1994年的7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837亿元, 成为税改以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国内税收的第四大税种。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再分配工具, 是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整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 当既定的税制将逐渐变得不适应税收公平目标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时, 政府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相应改革 (以下简称税改) , 使得新税制符合新形势下的政策调节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历经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调整, 最新的税改规定, 自2011年9月1日起, 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各界对此次税改收入分配效果褒贬不一, 有的认为新税制大幅度减轻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 顺应了时势和民意。也有人认为由于现行税制仍存在缺陷, 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十分弱小。还有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征管上会出现各种问题。本文试图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分析此次税改的收入分配效应, 且讨论仅限于工薪所得。

一、税改历程

我国个人所得税起步较晚。1980年9月11日, 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当时推出这一税种主要是针对外企的高薪人员。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 把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国内居民个人收入调节税以及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三税修订合一, 颁布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 它规定不分内外, 所有中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均应缴纳个税, 并规定工薪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为每月800元。自此以后, 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几经修订, 对于工薪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数量特征如表1所示。

从理论上讲,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税制设计实现的, 这种税制设计关键有两点:一是扣除标准, 二是税率。

事实上, 2006年税改和2008年税改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延续, 仅是将扣除标准分别提高到1600元和2000元, 而税率并未进行调整。与之前的历次修改相比, 最新一轮税改 (2011年税改) 对工薪所得税扣除标准和税率结构都作了重大修订,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较大幅度提高工薪所得扣除标准, 扣除标准由原来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二是首次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 税率表由原来的9级调整为7级, 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 将最低一档税率由5%降为3%。这从税改的力度上讲是前所未有的, 使得我国的税改朝着“通过减少税率级数、扩大级距、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的超额累进模式迈进一步。但是, 这种新的改革动向也对改革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不但要按照以往的做法探讨扣除标准, 还要进一步研究分级税率变动带来的影响效应。为此, 有必要首先对新旧税制的设计效应进行比较分析。

二、税制设计效应分析

(一) 税改本身效应

由于新的一轮税改对扣除标准和税率都作了相应的调整, 税改前后税制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受到三种效应的影响: (1) 扣除标准变动; (2) 税率的变动; (3) 扣除标准和税率变动的交互作用。因此, 采用以往仅有扣除标准平移情况下的收入分配变动效应研究方法, 会在新情况下变得复杂。为此, 下面给出2011年税改前后的税制对比的一种简单方法。

在理论上, 税前收入形成的区间为[0, +∞) , 我们同时以2011年税改前后的应税区间划分整个收入区间, 并对各收入区间对应的税率进行比较, 如表2所示。

表2中, “旧税率”指2011年税改前的9级税率, 即由2008年税改确定的税率;“新税率”指2011年税改确定的7级税率;“税率差额”为相应的新税率减去旧税率, 体现新旧税制在各收入区间的差异。表2的区间划分是新、旧税制共同划分应税区间的结果, 实际上, 通过表2也容易还原出实际的新、旧税制:将“旧税率”或“新税率”一列相同税率对应的区间合并, 就得到既定税制下的应税区间。例如, 将旧税制下税率为10%对应的区间合并为[2500, 4000) , 即得到旧税制下税率为10%对应的应税区间。

通过税改前后的比较发现, 在表2中, 2011年税改充分体现了个人所得税制度“高收入者多缴税, 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立法精神, 此次税改的扩中保低、抑制高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功能调节意图十分显著:

1.总的来讲, 表2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体现了不同的税改特征。以收入区间[8000, 12500) 为界限, 对小于8000元部分的收入, 新税制使得税收负担大幅度减免;对大于12500元部分的收入, 其税收负担一定程度有所加重或不变 (除收入区间[82000, 83500) 外) 。当然, 可以认为税前收入在[8000, 12500) 的收入者是此税改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这些收入者完全享受到低收入部分的税负减免, 而无需承担高收入部分的税负“惩罚”) 。

2.进一步来讲, 由于免征额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 原来的9级税率调整为7级税率, 而且3%和10%两档低税率的适用人群显著扩大。这些变动反映到表2的左边部分, 各个收入区间体现出来的税改影响效果也有所差异。对于3500元以下部分的收入, 在新税制其应纳税额为0, 而这些收入部分在旧税制下会承担一定比率的税收负担。根据笔者前期研究中的测算方法,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对2011年工薪收入群体收入分布情况的测定, 发现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工薪收入个体的比例为47.11%。因此, 2011年税改使得接近半数的工薪收入者免于个税义务。而收入在2000-8000的部分, 其税率的减免幅度在5%-12%之间。根据2011年的收入分组数据推算, 收入在8000以下的工薪收入群体比例已超过90%,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此次税改使得绝大多数人在税后收入绝对额上得到实惠。

3.个人所得税是通过“高收入者多缴税”的原则来实现缩小分配差距、调节分配关系的功能。新税制调整了税率级距, 取消了40%的税率, 将原来适用于40%税率的应税区间主要并入45%税率 (并入35%税率的应税区间很小) , 从而扩大了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 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这些改革反映到表2的右边部分, 各个应税区间受税改的影响, 其税率不变或小幅提高 (除收入区间[82000, 83500) 外) 。这些应税区间是制度设计中意图“惩罚”的收入区间, 其区间跨度远远大于表2左边部分的收入区间。但是, 应该注意到, 表2右半部分的税率变动幅度小于其左半部分。进一步地, 由前面的分析知道, 表2右半部分的收入群体比例应该是较低的。

因此, 2011年税改关于扣除标准和税率的改革, 意在通过税率的不同收入群体的“此消彼长” (表2左右部分税率的升降) , 达到要求少数高收入者承担大部分的税负, 也即个人所得税文献中常说的税负公平性。那么, 这些政策意图能否实现, 其收入分配调节效应、财政收入效应如何, 还取决于应税群体的收入分布及其变迁状况, 即将税制设计意图用于税收实践。

(二) 税改动态效应

在前面的分析中, 表2的税改前后对比表明, 税改使得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大幅度降低, 保证了税负的公平性。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根据文献的税制效应微观模拟模型构建方法,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关于2011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 推算在新、旧税制下个人所得税制度对收入分布函数的影响, 如图1所示。

从2011年税改新旧税制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发现 (图1) , 税改也存在使得收入差距的调节能力减弱的负面效应, 在旧税制下 (图1左) , 税制的作用使得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明显降低 (由虚线变为实线) , 但在新税制下 (图1右) , 面对同样的数据, 这种收入差距的调节功能是减弱的。当然, 这种负面效应也必然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那么税制改革必要性何在?

事实上, 在表2中, 我们着重于评估税改或者说新税制本身的效应, 分析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提高变化的。那么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税改的负面效应将很快得到弥补和恢复。因此, 居民收入增长与税制的相互矛盾是税改的主要动因。也就是说, 税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是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服务的, 而不是完全仅仅在税改当年完全体现其收入分配效应。

三、结语

本文从税制改革设计的角度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从设计的角度讲, 新的税制改革成果在收入分配上优于以前运行的税制。当然, 当前的新税制也会在运行过程中使得中等收入以下群体税收负担增加, 逐渐背离税负公平, 在若干年后成为改革调整对象。因此, 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税负的公平性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的过程中。

最后需要指出, 本文仅就制度设计角度纵向分析了税制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税制改革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我们未对个税制的监管进行讨论, 应该来说, 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的有效监控。因而实际执行中还需强化高收入者纳税申报工作, 盯紧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 才能使得税改效果落到实处。

摘要：文章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对2011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此次税改对减轻低收入纳税群体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 分析结果也表明, 此次税改使得新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暂时减弱, 并指出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税负的公平性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的过程中。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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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收入分配改革篇11

按理说，一个人的财富存量终究应该由其长期获得的收入流量积累而成。但是在我国体制改革进程中，决定人们财富和收入增长的制度都不尽完善。比如，通过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购房投资，以及矿业权获得等，所产生的财富，和普通收入之间差距巨大。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在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产权制度和开发管理体制。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及的一项改革议程。

一个国家的国有资产分很多种，包括企业经营类国有资产、金融类国有资产和资源类国有资产等。目前在我国，国资委负责监管国有企业的经营类国有资产。中金、中投分管金融类国有资产。国土资源部则分管资源类国有资产。资源类国有资产主要分两块，一是城市土地，二是矿产资源，都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具体地，国土资源部既代表国家履行矿产资源所有人的职责，也兼具这个行业的监管者职能。土地和矿产，这两大块资源的总体估值，市场价格大致在150万亿元左右。

具体看，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重心并不在收入差距上。当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工资收入虽然仍有差距，但并不很大，而且越来越趋于均等。真正差距扩大的，是公民之间的财产分配。如城市户口可以通过购买房屋分享城市土地要素的增值收益，但农村人口就缺乏这样的机会。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恐怕不仅由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2011年为3.13：1）来反映，若以财产拥有量衡量，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要大很多。

由此可见，当下收入分配改革的诸多方案，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提高最低工资和工资谈判协商机制，以及“提低、扩中、调高”等等措施，确实有意义，但仍然不能真正地触及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即收入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制。

因此，如果不能正视土地、矿产等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重要性，仅寄希望于单兵突进的收入分配改革，则所推出的方案将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基于这一判断，当前分配问题的解决重点，仍是启动产权制度改革，而且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具体层面，一是城乡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关键在于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地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使土地使用权成为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的资产。

二是改革矿产资源国有产权制度和开发管理体制。具体地，就是加紧修订现行矿产资源法律，特别要区分探矿权、采矿权这种矿业权的特许权性质与矿产资源本身作为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性质，让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物质财产所有权，通过分红或收取租金的形式得以体现。

因此，在不断深入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之际，学术界和媒体有必要、也有责任对社会公众给出两个理性的提醒：

首先，不能以曾经的单项改革看待收入分配改革，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虽然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但对其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当前，例如包括社会保险、扶贫开发、社会救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这类对缩小贫富差距有着实质性作用的政策措施，可能更需要被关注。

其次，收入分配改革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市场机制是促进要素报酬均等化的最有效机制，也必然是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决定力量。因此，一定要把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所引发的问题与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在这方面，当前还应把破除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作为收入分配另一项关键改革。人为的分割和壁垒，既容易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导致“市场失败”，也容易导致人们享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

总体而言，解决贫富差距，关键还是要改革和完善不适宜的产权制度，以及克服妨碍市场机制对要素流动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因素。同时也必须注意，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而不仅仅像“人人都增加薪水”那样简单，更不是向平均主义回归。

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篇12

自1799年由英国创建的个人所得税制, 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 已经成为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并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税种之一, 是否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税收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诞生于1980年, 为了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80年9月审议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 并同时公布实施。同年12月, 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公布了《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 开征个人所得税, 统一适用于中国公民和在我国取得收入的外籍人员。至此, 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税制度建立并开始实施。

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 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完善, 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日益明显, 调节范围不断扩大。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直接税, 通过对个人的应税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来达到收入分配的目的。个人所得税在实现其聚集财政收入职能的同时, 也发挥了其独特的收入调节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在其他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 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能够反映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水平。收入越多, 调节作用越明显, 相应的调节力度也就越大, 这对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进行收入分配, 尤其是初次分配, 往往会造成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配置的巨大差距, 从而无法体现公平分配原则, 进而损害效率。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公平的重要工具。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主要是通过累进税率进行的,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等税目都实行累进税率, 在累进税率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 个税适用的边际税率不断提高, 从而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税率征税, 而对高收入者则按较高的税率征税。[1]这有利于改变个人收入分配结构, 缩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当前,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公平并未能真正体现出来, 收入差距是一个社会公平程度的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在分配上是按照生产要素的禀赋决定所得, 于是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关系到一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最为常用、最具效力的调控分配的政策工具, 无疑应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其更加重要的作用。

当前,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收入分配问题紧密联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诉求, 是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是解决分配不公, 缩小收入差距, 规范分配秩序,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举措。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定位和分析

(一) 我国个人所得税功能的定位选择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产生了对个人所得税主要功能截然不同的选择, 出现了“收入功能优先论”和“调节功能优先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应将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定位在组织政府的财政收入上, 而后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 应主张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2]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应与现阶段的国情相适应, 既要考虑其现实必要性, 又要考虑其现实可行性。只有把个人所得税定位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上,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才有现实意义。从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践来看, 个人所得税已被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主要工具, 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也被列为其首要的功能, 这是由个人所得税的较强收入分配调控功能所决定的。

目前个人所得税属于我国的第四大税种, 这表明个税收入对我国税收总收入具有重要的贡献。然而税源的流失, 除了不能有效地调节贫富分化的问题外, 还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要考察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功能, 必须首先对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有清醒认识。国际上通常是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 它的值域为0至1, 系数值越大, 表明收入差距越悬殊。中国近10多年来个人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 已进入国际公认的警戒线。[3]从税制原理来看, 个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 向中低收入者少征税甚至不征税, 向高收入者多征税。以美国为例, 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缴纳税额占个税总额的60%以上。目前我国社会就业渠道多样化, 多处兼职的现象很普遍, 产生个人隐性收入的现象也就越来越多。对于这种在多处兼职取得的收入, 税务部门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监控手段, 或者由于兼职人员在各处收入单独计算达不到起征点而无法征税, 或者由于这些人员在各处的收入重复抵减法定扣除费用而使国家税源流失。

(二)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分析

个人所得税主要有三项功能, 即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稳定。在不同的历史进程当中, 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个人所得税产生的根源是财政收入目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西方国家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导致后来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宏观经济失衡、中低收入者生活困难, 社会福利的下降以及引发诸如犯罪等社会问题。至此收入分配功能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也逐渐被人们所发现。通过选择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类型, 设计不同的税率, 达到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的目的。

强调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也有一定的客观条件。首先, 个人所得税本身具有其独特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而且其调节功能的效力也是比较大的, 是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其次, 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 已经影响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长治久安, 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滋生,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再次, 纳税者对此具有较好的接受程度, 收入分配的调节, 说到底会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尤其是高收入者。从理论上来说, 过高的累进税率具有较好的收入分配功能, 但是如果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或者存在强烈的抵触心理, 税务机关在征收过程中就会发生抵触或者使偷税行为盛行, 进而加大税收的征管难度和增加税收的成本。最后, 税收征管机关的能力强, 能够对纳税者的偷漏税行为进行较强的征管, 而且定期强化收入分配的职能, 要求实行综合税制, 就对征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出调节经济稳定的功能的前提是, 在国民经济分配中, 个人所得有足够大的份额, 从而个人所得税占据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是GDP的比重也足够多, 才有可能让让人们重视和意识到利用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以促进经济稳定。与此同时, 税率设置也应与当前经济水平相当, 否则也不能够合理运行达到经济稳定调节目的。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存在的缺陷及原因

(一) 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局限性

1. 税收制度方面。

个人所得税在西方之所以被称为“良税”, 是因为该税有缩小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 但在我国,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却并不明显, 在调节收入方面还存在有一定的缺陷。一是分类征收的计税方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分类征收, 对不同收入来源采用不同税率和扣除方法。随着居民收入来源的日益多样化, 这种征税方法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综合收入, 也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 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征税原则。[4]二是费用扣除的问题。我国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为纳税单位, 费用扣除也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扣除, 而不是按照家庭收入征收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一扣除, 没有考虑家庭负担的不同, 导致税收征收很不合理。例如, 若收入相同的两个家庭, 但婚姻情况、家庭人口数、子女教育费用以及赡养老人的数量等生活负担却截然不同, 结果缴纳相同的个税, 这样并不合理, 税收的公平性也难以体现。[5]三是税制设置的不完善。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的税制结构。在这一税制结构下, 流转税的财政收入职能和资源配置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所得税, 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规模上的微不足道, 使我国个人所得税无论在组织财政收入职能上还是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上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 当今在社会高收入者大量增加, 收入分配逐渐两极分化的条件下, 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充分发挥收入功能, 保障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 却弱化了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2. 税收征管方面。

近几年来, 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 个人所得税征管难度大, 一些征管措施不到位, 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空白, 税源流失现象仍十分严重。导致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主要的表现有:一是个人收入的隐性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分配渠道, 支付方式的多样化, 导致个人收入的相当部分存在于监管范围之外。调查显示, 易偷税的人员包括公司经理、影视明星、承包人、执法人员等, 也就是说他们所获得的个人所得很容易避开个人所得税的监管调节, 这不仅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而且使得个人所得税无法有效执行其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二是公民的纳税意识不高。根据调查显示, 60%的以上的人不清楚个人所得税法或者略知少许, 也就是说即使这部分人想纳税, 但是本身知识的欠缺, 也不可能做到依法纳税。其次, 有一部分人对税法比较了解, 但是他们总是想办法钻法律的漏洞, 隐瞒其真实收入, 偷逃税款, 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这些情况的存在表明, 目前我国还缺少一个良好的治税环境。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缺少纳税人的积极配合, 给征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使得不少征管措施无法到位。三是税务机关的检查力度不够强, 使得一些偷税漏税、逃税行为得不到有效地监控, 并且征管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目前税务机关能有效监管的只是单位代扣代缴的明显收入, 税务机关还没有实现与企业、银行、工商及海关等部门的计算机联网, 其所掌握的纳税人的纳税信息难以对其纳税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控, 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等缺乏有效监控。另外, 部分税务监管人员素质不高以及有关部门不积极配合, 这都造成了征管不力, 使得调节不到位。

(二) 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原因分析

1. 个人所得税没有体现公平税负的基本原则。

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计征, 它的好处在于无需报税, 由支付方代扣代缴, 征收成本较低。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个人收入渠道的增多, 在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的情况下, 这种课税模式一定会使得税收征管更加困难和执行效率低下。而且不同类型的所得适用的税率不同, 计税方法也不相同, 难以测定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负担能力, 即使采用累进税率, 其效果也不明显, 不利于税收公平的实现。

2. 个人所得税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

尽管近几年来个人所得税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 但是仍与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居民的储蓄存款、储蓄增长率不相符。与其他国家比较, 就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比重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 个人所得税在高收入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在40%以上, 在中等发达国家的比重基本是10%~20%, 在低收入国家比重则为6%~10%, 然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重仅为4%~6%, 由此看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占财政收入比例不仅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 也低于欠发达地区, 这与我国实际的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并不相符。

3. 调控客体未完全到位。

目前工薪阶层成为实际纳税主体,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劳动所得, 工薪收入已经成为个人所得税最主要的来源, 工资薪金项目的个税收入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一半左右, 结果高收入者税负相对轻于中低收入者, 形成了中低收入者纳税多, 而高收入者纳税相对少的反常现象。同时, 城乡个体工商户负担较重, 许多个体工商户只是为了维持生计, 个人收入并不高, 但却缴纳了不少税款, 而收入较高的私营企业承担的实际税负却相对较低, 这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不相适应。另外, 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个人取得的应税所得, 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都应缴纳个税, 此外对单位提供的餐补、交通补助等附加福利也要与工资薪金合计收入。但因为个人所得税法对实物福利所包括的具体范围以及所得的具体计算方法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就使得目前很多企业通过向员工提供福利的方式来降低员工的个人所得税税负, 如提供个人用车、报销个人食宿和交通费等, 这些都游离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之外。

总之, 由于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在税收负担水平上不能真正体现“多收入者多纳税, 少收入者少纳税”的原则, 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针对性较差, 主要收入来源未能集中在高收入人群, 反而加大了低收入者的压力, 这就必然导致个人所得税不能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公平分配的作用。

四、强化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改革思路

针对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现状, 要进一步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就要多管齐下, 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因此,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主要是建立综合征税与分类征税相结合的混合征税模式, 制定相应的费用扣除标准, 减少税率级次并适当地降低税率, 同时加强征管和加速配套设施的建设。具体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 改革分类所得的个税课税模式

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难以保证税负公平, 分类所得课征模式既加大了征收成本, 又缺乏弹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来源的渠道增加, 实行这种课税模式使得税收征管难度增加和效率低下。实行综合所得税制能够真正全面的反映个人的收入情况, 体现公平税负原则, 但是要有较高的征收稽核水平。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手段还处于落后阶段, 公民的纳税意识薄弱的情况下, 采取综合所得税制较为困难, 可以考虑先采取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个人所得税制模式。[6]并且, 个人纳税支付能力的高低只有经过较长时期才能全面反映出来, 因此要改革按月和按次征收的方法, 实行按年综合所得计征, 按月或者按次分类预缴, 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这种办法既符合公民纳税能力的原则又有益于防止漏税现象。

(二) 实行考虑家庭负担的个税扣除方式

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最主要因素是, 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 缴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 以实现按综合纳税能力来征收, 而且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如对没有自理生活能力的人增加基数的扣除方法, 对老年人个人所得税减免的方法。世界上多数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 对成本费用采用按实际列支或在限额内列支的方法, 只允许扣除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正常和必要的费用。而生计费用则根据赡养人口的状况、婚姻状况、年龄大小等与家庭负担有关的因素进行扣除。例如:英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宽免有多重类型, 包括个人宽免、已婚夫妇宽免、盲人宽免等。在个人宽免中, 根据居民所属年龄段不同, 享受的个人宽免额也有差异, 即所属年龄越高, 享受的个人宽免额就越高。[7]在日本, 则执行家庭费用负担不同纳税数额不同, 日本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发展以减轻广大国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负担为目标, 增加了国民的消费和投资能力, 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加拿大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的“生计费”类别中, 包括有安家费、生活费、孩子照顾费和保姆费等。

(三) 科学设计税率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改革应减少税率级次并适当地降低税率。[8]所以, 2011年的个税改革将工资薪金所得税目的税率由9级改为7级, 将最低税率5%降为3%, 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 扩大3%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同时扩大最高税率45%的覆盖面, 这样不仅直接缩减了低收入者的课税范围, 而且拉开了税率档次,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至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收负担也要适当地做相应调整, 以体现全社会的税负公平, 鼓励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和承包承租经营户经济的发展。这样既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使大面积的居民受益, 还将适当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 有利于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 进而优化个人所得税制的结构。

(四)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比重, 加强税收征管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个人所得税有了较大的提升空间, 应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并逐步过渡到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使整个税收制度实现累进性, 从而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得到有效地发挥。另外, 为防止财产性收入在短期内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高度聚集,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重点, 应从主要对工薪收入的调节, 转向对高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的调节。重点规范高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征收管理, 切实发挥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作用。[9]在现行税制条件下, 要使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得以有效运行和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 必须要有一套科学、完善的征管制度及配套措施来加以约束。通过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工作, 实行纳税人和所支付单位“双重纳税申报”制度, 有效地从源头监控个人收入, 以增强税务部门对税源的调控能力。通过加强税务的信息化建设, 建立现代化征管手段, 增强税务稽查和对违反税法者的打击力度, 以保证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效果。[10]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 制定对重点行业、重点人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办法, 尤其需要对广告市场、建筑安装, 演出市场、饮食业、娱乐业等行业市场制定具体征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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