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初次分配

收入初次分配（共9篇）

收入初次分配 篇1

正确理解“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是经济生活收入分配与公平框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实际教学中教材缺失对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劳动报酬的概念的界定，使得学生很难正确理解这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导致错误认识。本文分四步递进式地理顺了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一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国民收入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扣除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余额。国民收入是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的。

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

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其着重点在于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关系，降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重点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

在我国的分配体系中，居民分为两部分：隶属于初次分配的居民和隶属于再分配的居民。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得报酬收入，政府利用国家权力所征收的税收，企业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

一部分居民为物质生产活动中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例如农民、企业的工人、企业管理者、企业家等;另一部分为非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如公务员、教师等。根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理论，提供生产要素的居民参与初次分配，非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参与再分配。所以提高居民收入有两个方案，其一为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农民、工人等)，其二为提高再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教师、公务员)，本文重点讲解如何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

第三步：正确理解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的关系。

要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需要先了解居民收入的构成，居民收入分为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偶然所得。

劳动报酬为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支付给劳动者的全部报酬包括三部分：一是货币工资，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等;二是实物报酬，即用人单位以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等;三是社会保险，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直接向政府和保险部门支付的失业、养老、人身、医疗、家庭财产等保险金。

财产性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 (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 和不动产 (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 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以及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等。

转移性收入是指转移性收入就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生活中常见的转移性收入，一是国家政策性上调行政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标准，离退休人员收入大幅增长;二是提高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实行应保尽保;三是为了减轻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生活影响，政府出台了临时性救助措施，增加了城镇低保对象额外生活补助。

经营性收入是指商业买卖收入等。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居民就业观念的转变，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个体经营活跃，经营性收入增速加快。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为1335元，增长41.22%，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偶然所得是指对个人得奖、中奖、中彩和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学生容易混淆财产性收入和偶然所得中的彩票。

根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数据显示，2007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中，工薪收入占68.6%，比1990年下降7.2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6.3%，财产性收入占2.3%，转移性收入占22.7%，分别比1990年提高4.8、1.3和1.0个百分点。2007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8.6%，比1985年提高20.5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3.0%，下降21.4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已占到3.1%。

所以要提高居民收入，既要提高劳动报酬，又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再分配也要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但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中的劳动报酬所得，即工资性收入。

第四步：正确理解劳动报酬与初次分配的关系。

劳动报酬(工资性收入)是拉动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劳动报酬在生产部门内的分配，主要处理好企业投资和劳动者消费的关系。200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512元，同比增长14.4%，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6.79%。增收主要因素：一是初次分配领域，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重点优势行业经济效益提升，提高了企业职工工资和奖金;二是再分配领域工资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陆续兑现调资并补发到位;三是再分配领域公务员增资带动社会用工工资普遍提高。

提高劳动报酬主要是解决生产部门内部普通劳动者，包括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民工收入偏低的问题。

收入初次分配 篇2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作为完善分配制度，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重要政策取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本文仅就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谈些个人理解，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初次分配侧重效率，二次分配侧重公平，这一命题在理论界被广泛认同，经常见诸书刊和报端，并且在政策导向层面上也发挥了很强的影响力。这一命题以厉以宁和王伟光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我认为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很片面的，其政策导向的后果也是很不好的，目前的分配不公与此有很大关系，有必要对其进行商榷和清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大的分配原则已经把公平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如果沿此逻辑进一步展开，初次分配主要侧重效率，而把公平问题推到二次分配去解决，那么，初次分配领域对公平问题忽略不计，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这样的逻辑是否有科学依据呢?我可以断然地说：没有。

公平，是一个极易发生歧义的范畴，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不同角度都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承认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其合理性的主要标志就是各种生产要素能够依据其价值在市场上实现其价格。这个价格可以上下波动，但不能长期偏离于价值。在这样的前提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要素贡献所取得的收入，就是公平的收入，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低有失公平

劳动力所有者只有按劳动力的价值取得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被使用后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才是公平的。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怎么决定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它包含这样几个部分：劳动力自身的生存需要，其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培训费用，全家人必要的享乐费用。另外，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包含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所有这些部分加在一起，构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总和。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时，在揭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倍受资本的压榨和欺凌时，都是在劳动者获得了劳动力价值这个前提下展开论证的。因为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低于其价值，如果是那样的话，劳动力就会在萎缩的情况下勉强生存，长此下去，资本主义再生产也就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们基本认同了这种分配规则，并且认为是“公平”的。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曾发出这样的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我之所以要较详细地引证上述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时，在劳动力价值决定这个初次分配领域，就重视了对“公平”问题的分析，并揭露了形式上的“公平”所掩盖下的阶级对抗。如果没有对初次分配的这种深刻分析，就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的特大号不公平。

在当今的中国，毋庸讳言，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仅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就有八九千万，加上其它受雇于各类企业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其最低数量不下两亿人。这些人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能否按劳动力价值获得劳动报酬，是在初次分配中能否争取到公平的底线。如果工资水平长期被压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在萎缩中勉强度日，在挣扎中勉强活命。这样的状况，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属常态，而是特例，被普遍认为是极不公平和极不道德的事情。做了一天公平的工作，却没有得到一天公平的工资。

而目前我国，有大量资料和数据证明，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有大批人员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员的月工资仅600元左右，十几年时间仅增加了68元，几乎没什么变动。这样的工资水平，有人说一天赚的钱仅够买4碗炸酱面，养家糊口极为困难，更谈不上什么教育、培训、娱乐支出了。这样的工资标准，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筑业、加工业、商业服务业中，非常普遍，而且经常被拖欠，至今尚有1000亿元没有清理掉。

这种畸型分配局面的出现，难道与“初次分配侧重效率，二次分配侧重公平”的政策导向没有关系吗?我认为关系太大了。十几年来，正是在“效率优先”，“初次分配侧重效率”的吆喝声中，资本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劳工阶层卖力地干活，少睡觉，少休息，甚至忍受着有害物质的侵害，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为资本的更快积累创造着高效率。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而且是在草料不足的情况下，还要挤出更多的奶!这种所谓“效率”，其社会后果仍然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从它来到人间，不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够污秽不堪了。面对公平和正义的拷问，人们难道不应对此作出深刻的反省吗?

高收入阶层的部分所得没有法理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中获得高收入，高回报，具有客观必然性。货币所有者获得利息，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企业家才能获得管理工资，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专利和技术性收入。这些收入有可能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但只要符合市场竞争规则和法律规定，就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但是，在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下，有些强势社会群体违背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在初次分配中捞取巨额好处，就很难说是一种公平的分配了。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原企业管理者或其他资本所有者，与主管部门联手，暗箱操作，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国有独资公司或控股公司，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很不完善，缺乏基本的监督、制衡、考核机制的情况下，推行所谓管理者“年薪制”，企业领导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企业搞得不咋样，自己却捞了个钵满瓢溢。通讯、电力、铁路、邮政等垄断行业和部门，有些收费和涨价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毫无法理依据，但它们就是我行我素，照收不误，照涨不误，通过这种霸道手段牺牲公众利益来维持本行业的高福利、高待遇。近年来，房地产开发领域，黑幕重重，开发商与地方当局的少数人，从中捞取巨额利润和好处费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

上述所有这些发生在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收入现象，其非公平性和非正义性，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拿出充分的理由加以否定。但是，在其主导者和获益者看来，这样的分配格局是完全符合“效率优先”规则的。那样的破国有企业，我不把它买过来能提高效率吗?至于出多少钱你就甭管了;企业家不拿高工资，怎么能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至于工资高到什么程度你就别管了;垄断部门的高收费，更是有“充足理由”一大难，反正皇帝女儿不愁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些不都是在讲“效率”吗?不都是以一大堆所谓“效率”理由为依托的吗?以这样的“效率”理由支撑起来的`高收入，其合理性和公平性何在?

在“初次分配侧重效率”的口号之下，人们本以为随着蛋糕的不断做大，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状况也会随之不断改善，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公平。然而，万万没有想到，随着效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大，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连正常的劳动力价格都实现不了，越发陷入了贫困化状态，而另一部分强势社会成员，却越捞越多，甚至成为暴富阶层。“初次分配侧重效率”这个当初播下的龙种，现

在怎么都长成了一堆跳蚤?这是人们不能不深思的一个问题。

二次分配再来实现公平为时已晚

通过上述分析，已经说明了初次分配本身就存在一个是否公平的问题，即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能否按要素价值取得各自的收入。如果要素收入长期偏离要素价值，就是不公平的。而“初次分配侧重效率”的命题，完全可以理解为在初次分配中可以忽略一些公平，如果出现一些不公平，也是可以容忍的，对于这些不公平最终可以留到二次分配去解决。那么，二次分配是否应该把这种分配不公作为主要调节对象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在千百万个市场主体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博弈过程而实现的，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作为二次分配主体的财政收支、慈善机构的收支、社会团体的捐助，没有能力和条件校正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

比如，劳动工资长期偏低，维持不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这种不公平，只能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打击和取缔非法暴利等措施，加以管理和调节。这些宏观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经济手段，是履行职能的合理途径，也有一定的效率。如果通过财政收支途径解决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那麻烦可就大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能够面对千百万个企业和个人，有选择地对资方高额收入征“税”，然后转移支付给没有足额获得劳动力价格的工人的。

二次分配所以不能解决初次分配中的问题，主要原因有：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不能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只能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第二，面对众多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可能具体掌握每一个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没有能力和手段削峰填谷;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会的粗线条调节，解决社会意义上的公平问题，而不是解决企业内部工人工资偏低，管理者收入过高这类微观问题。因此，把在初次分配中产生的不公平问题，推给二次分配去解决，就像建筑施工中墙体质量不过关，却让后道工序的装修公司去消除隐患一样文不对题。这样搞纯粹是肚子疼找灶王爷，张三得了病让李四吃药。

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涉及的面也广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的，只能在此格局基础之上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如果初次分配中的问题比较大，不公平问题很严重，二次分配即使能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采取必要调节措施，比如加强对高收入者征税，用更多的转移支付帮助穷人，由于财政能力有限，僧多粥少，其后果也未见得理想。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很多民工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而且工时长，活很累，明显偏低。面对这种状况，二次分配有过什么作为吗?几乎是无能为力。

因此，我的结论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主要应该在初次分配中解决，不要推给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应该做二次分配力所能及的事情。

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几点建议

(一)在收入分配总的指导理念上，不论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都要既强调效率原则，也强调公平原则，二者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不存在谁“优先”，谁“靠后”的次序之分，也不存在替代关系。效率强调的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强调的是分配的合理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存共荣，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正相关的。

(二)针对目前存在的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要素参与分配体现不足的情况，的收入分配政策应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上海为635元，南京为620元，苏州为620元，深圳为610元，北京为545元。上述最低工资标准明显偏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它相对不发达地区的标准可想而知。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适当提高。

(三)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强化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能，使工人和雇员形成有组织的力量，通过集体谈判与企业管理者、雇主、承包人进行对话和交涉，就工资、工时、劳保等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实行集体谈判，有助于协调劳资关系，缓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矛盾。现在，雇佣条件不应由雇主单方面决定，而应由代表工人的工会和雇主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共同商定。这就容易使双方利益得到兼顾，而不致使一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严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四)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垄断行业的市场绩效主要不取决于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主要取决于垄断价格的高低。有些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是很不公平的。国家应该加快反垄断立法的进程，使反垄断法早日出台。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应实行严格的监督，使听证会制度能够反映各相关群体的利益。

(五)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层管理人员，其薪酬水平必须与管理绩效挂钩。这种挂钩必须有客观标准，必须有科学依据，不能由内部人单方面说了算。在制度框架和基础条件不成熟时，不可盲目推行年薪制。对管理者的所谓“职务消费”，要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不能随意报销和摊入成本。

如何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 篇3

所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这一比例又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分配率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反之就越小。

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问题，过去长期被忽视，以致经济发展如此之快，而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多年来提高幅度不大。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后，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明显加速，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然而，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到2007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但从我国工资的变动情况来看，过去11年间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7.28%下降到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将近1/3，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显然，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是较低的。

那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工资性收入是如何决定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主要部分——工资完全由政府决定，实行的是低工资、低消费。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报酬即工资的决定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集中在政府手中的工资决定权逐步转变为市场决定，市场作为工资决定的主要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各类企业，其工资的决定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双方的相互选择、相互竞争来实现的。当某一行业、部门、企业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工资水平就会上涨；而当劳动力的供给已经饱和或超过一定的限度，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可以说，市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当前我国工资决定机制还有十分复杂的问题。

首先，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劳动力市场呈断裂和分割的状态，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竞争很不充分，这主要体现在国有部门所在的劳动力市场。在该市场，由于受传统就业体制、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部分城市劳动力受到制度的保护，以致该市场劳动力供给的压力较小，工资上升的抑制功能较弱；加上国有部门中一些行业受到国家政策保护，使之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还由于改革中分配行为不够规范，一些单位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这使得一些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工资不断提高。而在国有部门以外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农民工所在的就业市场，由于存在劳动力过剩情形，竞争较充分，工资水平的上升就受到了大量劳动力闲置的制约；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缺乏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劳动力需求方刻意压低工资，特别是从初次分配的基础机制、计件工资这一工资结构形式上——或是提高劳动定额、或是降低单位价格——以变相的方式压低劳动报酬，这使得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偏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从政府的财政体制来看。一般来说，GDP可分解为三大块：一块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块是资本所有者所得，一块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主要是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而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是地方官员能否创造出更多的GDP，为本级与上级财政贡献更多的收入。为了使GDP与财政收入能够快速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以税收优惠、或压低本地区普通工人工资成本以保证外来资本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为条件而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本地区投资。由此，在GDP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听任本地普通工人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保持较低水平以保障资本的利得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就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和财政收入增长均大大超过GDP的增长、而劳动者所得比例远低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从企业的工会制度来看。一方面，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改制的同时，工会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表现在许多国有单位的工会还停留在传统的角色上，而没有在企业集体协商制度所需具备的条件上去进行建设，或直接作为职工代表参与集体谈判。另一方面，在私营企业，工会组织发展亦很缓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建立起工会组织。即使有工会组织，工会也不能代表职工参与收入分配政策、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待遇等的制定。面对普遍拥有用工权和工资水平决定权的企业，工人只能是企业收入分配的被动接受者。这就导致资方与劳方谈判地位的失衡。以至于企业利用其强势地位，压低工人工资水平和应有的福利水平，提高剩余占有率，这是导致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整体偏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对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我们应如何看待？应该说工资——这一经济中的重要变量，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表明，低廉的工资成本无疑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和巨大的市场，中国形成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产品加工和制造基地。也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使我国资本积累不断加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不过，在看到低工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成功的同时，也还应该看到低工资也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阻碍产业结构的演进、难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导致居民收入结构失衡。

由上我们看到，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各种突出的问题，如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失调、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不强、农民工市民化受阻、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都与低劳动报酬或者说与低工资水平及其决定因素有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劳动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一价格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双方的竞争而形成的。工资水平是影响市场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机制是一个整体，它是由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等多重市场组成的。任何一个市场的不均衡将导致整个市场体系的不均衡。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要素市场不均衡的反映，是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资本、管理要素报酬过高的反映。因此，要维护整个市场的均衡，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工资决定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那么，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首先，从完善劳动力市场入手，消除市场的割裂状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由市场决定的，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受到相关制度的影响，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市场竞争不充分；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之一是大量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受社会歧视等因素的影响，供求双方在权利和地位上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因此，要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实现各类劳动力的平等就业，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使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这是让劳动力价值得到合理的体现、劳动者报酬率得到客观反映的基础。

其次，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由于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关系还不完善等，以致出现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低，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不高，职工劳动保护不够，职工工资被压低、被拖欠等不和谐现象，这使得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工资水平的决定更为复杂。因此，必须依靠政府进行干预，以确保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等各项权益不受侵犯。

如何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与劳动合同法相配套，制定如集体合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进给予强有力的法律支持。由于现有法规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定也还不够规范，因而许多企业以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为理由，拒绝工会提出的协商。为了明确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一项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应通过在集体合同条例中予以规范。二是与劳动合同法以及集体合同条例相配套，政府还应制定劳动定额相关法规。目前国家没有统一的劳动定额标准。企业都是根据各自情况自主制定和实施劳动定额，以致企业的定额普遍偏高、单价普遍偏低。大多数工人不得不靠加班来完成定额任务，以获得相应的工资收入。由此，“计件单价”和“定额”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它们直接涉及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在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机制。工人要想提高工资，必须促使企业提高单价，科学合理地确定定额，这是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的关键所在。

收入初次分配 篇4

关键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

初次分配即“一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直接参与生产的各要素之间进行的价值分配。初次分配的起点和对象是当年生产活动创造的新价值,市场主体按照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分为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三部分。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首要环节,其公平状况是形成最终国民收入格局均衡状态的前提条件。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宏观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1992—2011年相关数据,通过计算得出“我国国民总收入分配格局表( 见表1) ”和“我国国民总收入分配格局趋势图( 见下页图1) ”,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2000—2004 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 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 1992—2004)》 ;2005—2011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 由以上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初次分配格局的百分数 。

由上面图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国民总收入的构成中,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17.4%提高至2004年的26%,提高了8.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即使2011年的数据下降至20.2%,也比1992年高2.8个百分点。在二十年的发展变化中,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大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即1992—1995年的第一阶段,1996—1999年的第二阶段 ,2000—2011年的第三阶段 ;可以看出初次分配收入向企业部门倾斜主要发生在1999年之后。

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66.1%下降至2007年的57.9%,降低了8.2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6个百分点,表明政府这段时期调控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结果并不理想。这一数据到2011年逐年上升至60.7%,表明政府调控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有了一定的效果。

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所占比重在2000年之前一直比较稳定,保持在16.5%~17.7%之间,上下波动幅度仅为1.2%。从2001年开始逐年提高,至2007年达到最高的19.5%,2011年的数据也达到了19.1%,充分说明新世纪以来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明显向政府部门倾斜。

二、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状况分析

按劳分配主要通过劳动报酬的形式来进行分配,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初次分配中占据着较大比重,是初次分配的核心内容。

( 一) 劳动报酬的主要内涵

劳动报酬就是依据按劳分配理论原则,由用人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或其他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一般包括工资、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实践中,劳动报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货币工资及福利,二是实物工资,三是由生产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较短,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有限,个人财富积累不高的现实状况,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还属于劳动收入、工资性收入,拥有较多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人比例还非常低,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始终是初次分配的主要内容。

( 二) 劳动报酬率的演变趋势

劳动报酬总量占社会财富增加值( GDP) 总量比重的大小被称作劳动报酬率,也称为“分配率”。劳动报酬率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初次分配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这一比率的比值越高,说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公平,反之则说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不公平。

由下面1978—2011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见表2) ,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改革开放三十四年间我国的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变动情况。这一时期内,我国劳动报酬率大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倒W型”演变曲线。由此分析我国劳动报酬率演变趋势,可以大体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978—1992年的波动期,1993—2002年的相对稳定期,2003—2007年的逐步下降期,2008—2011年的缓慢上升期。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中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获得。

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报酬率逐年持续下滑。我国劳动报酬率2003年下降至50%以下,之后持续下降至2007年的39.7%,五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跌幅之大、跌速之快,较为罕见。2008—2011年,我国劳动报酬率虽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特点,但始终没有达到50%以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关系的良性发展,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优化,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趋合理与深化。这些体制建设、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在影响和推动我国广大居民收入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造成劳动报酬率快速下降的事实。

( 三) 劳动报酬率比较分析

库兹涅茨通过大量历史统计资料的整理和比较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国民收入资本报酬份额都随时间下降,而相应的劳动报酬份额则不断上升,有些国家的“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已达到了75%,资本仅占25%。”[1]现阶段,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报酬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劳动分配率为54.18%,德国2000年的劳动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的劳动分配率为55.27%。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初次分配却存在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2—2011年,我国的分配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劳动分配率波动幅度较大;特别是从2000—2007年 ,我国的分配率从51.38%下降至39.74%。我国的劳动报酬率不仅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而且低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根据2002—2008年的《国际统计年鉴》中对巴西、韩国等2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计算得出,这2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劳动报酬率为45.6%,也高于我国同期的劳动报酬率。

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本评判

通过前面的资料分析可以判定当前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存在“不均衡”的特征,即主要向政府倾斜。这种不合理的初次分配状况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需要认真对待。

( 一) 对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本判断

以上统计数据显示,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一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导致我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所有者财大气粗,劳动群体日益贫困化[2]。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呈现出“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整体上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挤占”了居民收入,这种“挤占”效应反映出本应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初次分配领域制度安排或人为影响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凸显。

( 二)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失衡的主要影响

当前,我国劳动报酬率保持在一种水平偏低而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深层次问题与矛盾的根源,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失衡,居民收入份额的不断降低,劳动报酬率较低,企业不采用新技术,不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能获得适当的利润率,许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国有企业都长期维持传统的粗放式型增长方式,心安理得地拿着靠榨取职工血汗而来的较高利润,企业因而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和压力。

消费与投资关系进一步恶化。目前,我国社会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滑,已经从1996年的60%左右下降至2012年的50%上下,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投资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左右,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造成投资和消费之间强弱地位的刚性结构化发展。

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所得偏高必然对企业份额进行挤压,企业收入份额偏低使得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力度不够,政府主导国内投资的倾向加强,受政治官员周期制度安排的影响,投资力度和经济发展波动幅度较大,也是影响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羁绊。

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引发深层次社会危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会严重制约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中下层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来自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的冲击,引发社会矛盾,损害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始终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价格,使得企业只能坚持简单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利于发挥劳动力的积极性,从长远看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社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 三) 居民收入( 劳动报酬) 应该始终放在分配的核心

收入初次分配 篇5

一、初次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1. 初次分配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调节初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初次分配下的社会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的初次收入分配机制, 需要建立良好的初次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和谐关系, 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科学地回应了初次分配将极大地回归和谐社会的宗旨, 让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成果, 充分实现和谐社会的民生福祉, 为国家稳固的发展提供保障。

2. 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

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在涉及范围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交叉性, 这也决定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

第一, 公平与效率具有统一性。公平是效率的基石, 是实现资源禀赋的源泉。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效率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在机会均等、待遇公平的环境下, 劳动者会充分调动起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去工作, 发挥自己的最大才能, 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增加社会财富, 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公平还为效率的提高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公平结果是人们的收人拉大, 贫富悬殊, 导致社会的动荡、效率的损失。此外, 效率为实现公平提供物质基础, 推动公平的发展。效率决定并给予公平以现实意义, 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当经济效率提高, 不断增加社会财富, 直到效率提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之后, 社会的公平问题才有现实意义。物质利益原则决定着人们把效率作为一种基本的追求目标, 同时也是公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第二, 公平与效率具有对立性。过度侧重经济效率, 必然导致公平的减弱。效率的实质在于促进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它鼓励市场竞争, 由市场来决定分配。优胜劣汰必然会把社会成员收人档次拉开, 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 从而使低收人者产生不公平感。相反, 过分强调收人公平的均等化, 会减弱社会经济效率。公平在于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无限缩小。但是, 过分强调公平, 导致政府对收入的调节力度将超过社会生产发展水平, 也超过了劳动者的劳动收人水平, 则会起到降低效率的反向作用。因此,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 在初次分配领域, 公平和效率不是相互绝对对立关系, 它们是相辅相成、共存共荣、和谐共处的正相关关系。在制定中国初次收人分配政策时, 必须把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思想作为初次分配理论的重要依据, 在实践中将二者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不偏废任何一方, 初次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是辩证统一的。

二、初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失衡, 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发展

1. 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演变。

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十多年里, 一直延续“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提法。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具体的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发挥市场的作用, 再分配注重公平, 调节差距过大收入”。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提出“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又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0年10月,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1年3月,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 指出2011年工作重点之一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从以上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的改革演变来看, 一般而言,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 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状态下,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当时的政策是为了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提高经济效率,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 “效率优先”或“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刺激竞争效应和赶超效应, 极大地丰富了初次分配的总量和规模, 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阶段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 中国经济和过去相比有了快速的增长, 人民的物质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却出现了“高效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隐患, 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在发现问题的同时, 积极的调整政策取向, 逐步淡化“效率优先”的提法, 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公平的重要地位, 这一改革趋势反映了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及中国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公平偏好不断增强。

2. 初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失衡状态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效率与公平的不协调运行, 将导致初次分配本身整体失衡。这种失衡状况将形成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是初次分配内部的对峙, 初次分配的高公平是效率提高的制约瓶颈, 而初次分配高效率是一种以公平为代价所得到的畸形效率。另一方面是在初次分配外部的负效应, 初次分配的失衡导致再分配公平调节乏力, 而再分配对解决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失衡问题效用不佳, 从而造成整体分配公平与效率相矛盾状态。此外, 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状态不仅在收入分配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且会对和谐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后果。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以及低收入阶层物质资料匮乏。这些问题使社会发展面临和谐危机和许多潜在风险。调控好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使之辩证统一,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三、促进初次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途径探索

1.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发展。

中国是农业大国,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首先,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十七大明确地提出, 中国农村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发展现代农业。这为提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有效途径。其次, 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制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 利用城市的生产要素、各种资源等优势帮助农村的发展;扫除城乡之间的制度及各个行业和地区之间的障碍, 使农业自由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以上途径, 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 提升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效率的提高。

2. 统筹区域发展,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之初, 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达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 对于一些地区, 在政策方面实行了倾斜。但如今, 这些政策的实施成为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直接原因。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些政策已经不适宜。要解决中国地区间差距扩大的问题, 首要的任务是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其经济。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统筹区域发展。第二, 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第三, 加快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3. 加快产权制度改革, 促进行业间的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

消除垄断是解决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出路。行政性垄断与地区壁垒、行业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有着紧密联系。为了解决行业收入差距问题, 我们必须打破行政性的行业垄断,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间的公平与效率。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继续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产权制度及相关法律体制, 做到政企分开, 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推进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步伐, 使政府的角色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引导者, 营造和谐的市场竞争环境。

4.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这不仅不利于实现收入的公平, 而且还影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由以下途径:提高人们投资理财意识, 加强群众的理财教育, 以提高群众的理财水平。应建立有效规范和控制群众的投资行为运行机制, 引导群众理性投资。要不断的拓展投资渠道。通过这些途径, 我们不仅促进了收入的公平, 更重要的是在于充分调动了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投入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就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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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克伟.解决好初次分配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J].改革与开放, 2008, (6) .

[3]王琦, 梅建军.初次分配公平原则的理论基础[J].经济问题, 2009, (2) .

[4]彭升.对中国收入分配公平理论依据的探讨[J].学术界, 2009, (3) .

收入初次分配 篇6

一、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种梳理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归于要素分配, 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按其贡献参与分配的过程,是按照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由市场机制作用决定的分配。 政府通过征税改变了初次分配后的收入格局。

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种对于国民收入的调节往往不是直接的, 虽然它的作用点在生产、 销售、进口、资源利用等环节。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会使得本属于企业或者居民的收入通过政策方式实行全部或者部分转移,减少了企业或者居民的收入,而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负的经济归宿为生产、销售、进口、资源利用的企业,但实际的作用对象是消费者, 即法定税负承担者往往是居民, 使得税负转嫁加重了居民的税收负担。 我们将税收的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是否一致作为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各环节税种的分类标准1, 将税负的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不一致的税种分类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一致的税种归类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环节,按照此口径对我国税制结构中现征收的18个税种进行了梳理(见表1)。

税负的转嫁程度由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决定, 需求弹性小于1的商品税负转嫁程度大于需求弹性大于1的商品。 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流转税、资源税所涉及的多是需求弹性小于1、转嫁程度较高的商品,消费边际倾向递减的作用使得税负较多的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因此归入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此外,生产活动中资产的使用和经营管理、 日常的其他经营管理活动等涉及生产的财产税或行为税如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价格进行转移,使得经济归宿和法律归宿不一致。

数据来源:2008~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按照现存税种参与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额统计,2007 ~2011年, 财政收入增长率从19.50%上升至25%,年均增长率为21.98%;税收增长率从18.85%上升至23%,年均增长率为21.05%;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26%上升至22%;流转税对税收增长率的贡献从54.31% 上升至55.39%;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从73.77%上升至74.56%; 流转税占税收比重从54.31%上升至55.39%; 流转税占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收比重从73.62%上升至74.71%。 可见, 税收收入的70%以上参与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其中流转税就占70%以上。 从图1可以看出,各参数近几年的趋势变化都比较平稳,变化幅度区间都在1%~2%之间。

二、各税种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机制及评价

不同的税种由于其功能、 组织收入能力的强弱、调节范围的大小以及征收环节各不相同,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担当着不同的角色。 各个税种的布局及其之间的搭配最终形成的完整的体系,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增值税对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

增值税是对生产活动中的增值额部分进行价外征税,重在组织财政收入,具有税收“公平,中性” 的特点, 原则上不应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一般不具有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但是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多为基础性生活用品且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增值税起到了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 首先,增值税参与企业新增加值的分配,制约新增加值中用于居民分配的部分,规范着居民收入分配的总水平,而增值税参与新增加值分配的程度由税率决定,使得税率的高低和层级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偏向性;其次,从2009年我国增值税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但由于是非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 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的税负依然较多, 也就会产生税负转嫁;最后,我国实行的增值税只对极少一部分采取了低税率的政策,对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并未给予优惠照顾,同时较低的起征点和有限的弱势群体的倾向性都在无形中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平新乔等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的增值税在流转税中的累退性最强,增值税的累退性使得收入较低人群相对其收入承担的税负高于税收较高人群承担的税负, 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分配产生了逆向调节的作用[2]。

(二)消费税对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

消费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手段。 消费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其征税品的可选择性来实现的,例如通过对普通大众无力购买的奢侈品征税起到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我国消费税从1994年开始征收,经过三次调整, 形成了现存的14个税目21个子目32个征税项目,13个档次的比例税率,实行从价定率、从量定额和复合征收税制结构,但是由于我国消费税的税制结构较为简单,并未形成与经济同步的税目变化和税率调整,使得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 首先,我国现行消费税存在“越位” 和“缺位”现象。 “越位”主要表现在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征税。 如对已属于普通生活必需品范围的低端化妆品征税增加了消费者的税负;对属于生产资料范畴的酒精、汽车轮胎征税提高了以它们为生产资料的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不利于生产和消费, 对收入分配产生了逆向调节作用。 “缺位”表现在税目并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动态调整,征税范围过窄,使得如高档服装、私人飞机、高档娱乐设施等许多高档消费品没有纳入征税范围, 直接导致对高收入阶层的类似消费缺少税收调节。 其次,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消费品多为需求弹性小于1的商品,使得消费税变成了累退税,扩大了收入差距。 最后,我国的卷烟消费税在经过两次调整后,在复合计征和高税率的作用下,虽然消费者增加了税负,但是并不能达到调节高消费行为的目的,使得卷烟的消费税呈现累退性,对其他应税消费品则兼有累退性和累进性,表明低收入家庭负担的消费税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使得消费税的征收不仅不能实现对高收入者消费行为的有效调节,而且对收入分配产生了逆向调节作用[3]。

(三)营业税对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

营业税的征收目地重在组织地方财政收入,兼有平衡税收负担、促进各个行业协调平衡发展的作用。 我国营业税与增值税是各选择一部分商品和劳务课税,营业税侧重对非工业性劳务的征收,必会影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首先,由于征收行业的重合性使得营业税具有与增值税在一定程度重合的 “复征” 弊端,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了税负的不公平, 而这种不公平又通过价格进一步传递给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税负[4]。 其次,现行的营业税对应税劳务按行业设置差别比例税率,但是没有完全根据劳务的性质区分生活性劳务与奢侈性劳务,使得营业税兼有累进性和累退性的特质[5], 表现为有些奢侈性劳务的税率低于生活性劳务,如航空运输业税率低于餐饮业税率, 而更多的奢侈性劳务如高尔夫、 游艇等并未纳入高税率的行业,使得营业税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逆向调节作用。 再次,我国在营业税方面虽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措施,如弹性税率、特定服务免税、福利企业的营业税先征后返等, 但是优惠的税收政策作用范围较小,进一步限制了营业税平衡税负、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资源税对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

资源税开征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地方财政收入, 促进资源企业以技术改造的方式节约资源的利用, 通过对自然资源占用课税,调节由于资源的富有及贫瘠的程度或开采条件的好坏给企业带来的级差收入,缩小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经历了三次局部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但是对级差收入及资源地区和非资源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平衡并未起到良性的调节作用。 首先,征税范围过于狭窄,只对极少数自然资源征收,而普遍使用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等未纳入征税范围,导致非税资源的掠夺性消耗,造成了资源区域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 其次,并未对所有的税目进行从价计征,使得资源的市场价格变化无法对开采应税资源的收入进行调节,进而导致税种对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调节的力度不足。 最后,资源开采企业的税率较低,税负普遍较低,使得资源开发者获得了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职工工资,加剧了初次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

(五)其他税种对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

生产过程中征收的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是根据占有或使用来课税,这些税种的征收会减少土地或资本的收益,使收入从资源的占用者、企业或个人转移到政府部门,从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 而生产管理中涉及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占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大部分由生产管理的企业承担,即政府通过税收将企业部门的收入转移给政府部门。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调节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 首先,就税负而言,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负整体较高,其中以占75%以上的流转税最为突出。 其次,就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发挥作用的各税种而言,很大部分是以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为税基、 采用比例税率征收的流转税,这就使得流转税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是一种普遍的调节,以商品价格为载体的方式决定了它对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方向调节的途径。 75%以上的税收通过价格渠道转嫁,意味着税收归宿在整体上难以把握,而转嫁的隐蔽性驱使企业将流转税加于商品价格之中,导致流转税的征收直接增加了购买者的成本,而价格的上升引导市场商品生产结构和数量的调整。 由于流转税调节的普遍性,通常认为流转税的调控具有经济效率。 再次,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大部分税种的累退性使得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没有区分企业资质和个人的收入水平,不能起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功能。 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现行税制体系中,由于三大税种所呈现的同向且程度不一的累退性叠加不足以被所得税系呈现的弱累进性抵消,我国的税制体系整体呈现出较强的累退性,这种累退性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难以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进一步扰乱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秩序。

三、优化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各税种的建议

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转轨时期,财政的刚性支出使得既定税制结构的改变难度较大,因此全面的税负减少并不现实,如何发挥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促进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税负公平值得深思。 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种及税额都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财政作用,然而流转税整体呈现的累退性不利于发挥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 所以应对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税种进行公平性优化,公平性的提升与结构性减税并不矛盾, 两者是统一的。 在税种优化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增值税的税负降低、营业税税负不变、消费税税负增加、资源税税负增加的可能。

(一)推进增值税“扩围”,优化增值税税制

第一,继续推进增值税“扩围”。 2012年开始的部分服务业增值税“扩围”试点是营业税向增值税全面推进的起点,其最终目标应该是覆盖营业税对服务业的征税范围,包括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增值税“扩围”有利于形成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由于增值税征税范围较窄、抵扣链条不完整,造成了税收流失。 而“扩围”后这种范围广泛的增值税在消除重复征税方面有着统一性和完整性,可以解决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的问题,也消除了多税并征的复杂局面。 在对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以及无形资产和不动产项目全国范围铺开的基础上,继续向金融业、租赁业以致整个服务业纵深推进。

第二,实行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 2009年全国范围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型增值税体系相差较远,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生产者仍然会缴纳较多的税收,进而将这一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应尽快实行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

第三,完善增值税优惠政策。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覆盖的范围有限,应该扩大增值税的优惠范围,如选择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增值税税率优惠,进一步扩大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适用优惠税率的范围, 使劳动者的收入相对增加, 使低收入者的日常生活的必要支出占全部收入的比重进一步降低,从而缩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实现流转税对收入公平分配的辅助调节。

第四,降低增值税税率。 目前世界各国增值税的平均水平在15%左右,收入比重在30%以下。 亚太地区的增值税率普遍偏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税率都在10%以下,如果我国的增值税率仍保持17% 的基本税率和13%的优惠税率(“营改增”新增6% 和10%两档低税率), 那么税率产生的累退性就不可能降低。 可以考虑分别将基本税率和优惠税率下调一定程度,结合“扩围”税率,执行统一的更低标准的增值税的几档税率,降低累退性,增加增值税的 “中性”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增值税的税负公平。

第五,提高增值税起征点。 我国增值税的起征点适用于个人,但是综合考虑我国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现状、利润水平以及生活消费情况,我国的增值税起征点偏低, 可以适当提高增值税起征点,以此降低个体工商户的税负,提高其实际收入水平。

(二)增强消费税的选择性,使税负水平与消费水平相对应

第一, 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消费税的征收使得税收调节由收入分配环节向前延伸至消费环节,可以起到矫正初次分配环节中的不合理现象的作用。

第二,消除“越位”,填补“缺位”。 针对我国现行消费税征税范围存在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应消除“越位”,填补“缺位”。 对征税范围中涉及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税目取消消费税征收,以消除消费税等额累退性。 对“缺位”的征收范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动态调整,将高档奢侈品纳入征税范围,使税负水平与消费水平相对应,以增加消费税的累进性。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优化减低低收入者的消费税税负和高收入者的消费税税负。

第三,重塑消费税税目,按需求弹性大小选择子目。 现行消费税所采用列举税目、子目、子子目的方式造成了消费税不具有系统性,应对消费税的税目进行系统性的调整,根据消费税的政策目标和调节作用将征税范围分为环境类消费税、奢侈品和奢侈行为消费税、限制性消费税三大类,增强消费税的系统性和完善性。 科学的测评消费品的需求弹性,选择需求弹性大于1的商品征收消费税,只有选择了对需求弹性大的商品课征消费税,才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使消费税真正具有累进性。

第四,有选择地提高税率并实行价税分离。 提高部分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水平,以此起到抑制消费的作用, 进而调节高收入者对高消费品的消费行为,并通过消费行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消费税实行价税分离,对消费品的不含税价格和消费税税额分别进行标价,使消费者在消费时有选择性的进行消费,即高档商品的消费者自愿承担商品的税金,低收入者避免承担消费高档商品时相对较高的税金。

(三)减少营业税的累退性,区分不同性质的劳务

我国营业税的税负不仅兼有累进性和累退性, 而且对各行业征收不同的税率,造成了税负转嫁下居民的超额税收负担。 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看,应减少甚至消除营业税的累退性,增强其累进性,有助于减少居民的实际税负。

第一,逐步将营业税纳入增值税的范围。 2012年开始试点的“营改增”将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增加了6%和11%两档低税率, 可以有效的降低已纳入增值税范围的现代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减少对劳务的重复征税,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效率也能增加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改革的行业范围应逐步将还没有涉及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纳入增值税范围, 继而将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纳入“营改增” 范围。

第二,区分不同性质的劳务。 在整体降低营业税税负的同时,进一步区分非工业性劳务中的生活性劳务和奢侈性劳务。对生活性劳务课以3%或5%的较低税率,这有利于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性生产资料的税收负担; 对奢侈性劳务课以20%的高税率,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劳务消费的税负承担,减小营业税的累退性,达到调节高收入者的奢侈服务消费行为,进而达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第三,优化营业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营改增”的地区和行业是以逐步试点的方式进行,必将产生试点的“低洼区”和行业资本的游动。 为了在减少试点改革的不利影响, 除了过度性政策扶持外, 还可以利用优化未纳入增值税范围的税收优惠,如提高营业税的起征点,扩大营业税免征范围,将基础性生活劳务纳入免征或者减征范围等,达到减少改革试点缺陷和减少营业税累退性的双重目的。

(四)深化资源税改革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企业凭借良好的地理位置占据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而创造了级差收入,这就不利于企业竞争的起点公平,扩大了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所以,通过征收资源税,尽可能地缩小资源开采企业间以及资源开采企业和非资源开采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一,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有限的资源税征税范围不利于全面调节资源类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应逐步将各种自然资源, 包括森林、海洋、草原、耕地、河流、湖泊、地下水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第二,改变资源税的征收方式。 深化资源税改革应结合实际情况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资源税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相结合的征税模式,也可适当调整从量计征时资源税某些品目的税额标准,使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模式下的税负基本平衡。 长期则逐步过渡到资源税的从价计征模式,更好地调节资源类企业的垄断利润,缩小行业间、企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010年6月开始的资源税改革试点的财政增收效应明显,但计税依据并不十分完善,使企业有了筹划空间,应进一步明确核定计税依据的程序和方法,必要时实行限额浮动的从价计征模式。

第三,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资源类企业通过稀缺资源的开采、使用,更容易地获取了比其他企业丰厚的企业利润,资源税的整体税负上有提升的空间,为保证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应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同时,应科学的评估资源的稀缺程度,有针对性、有差别性地对各类资源课税。

收入初次分配 篇7

一、初次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 200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 东部与中部地区、东部与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比上年拉大462元和545元。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间, 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从4.6倍上升到9.2倍。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上升到2005年的4.88倍。

1、初次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一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内需不足。一般情况是最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显著快于中低收入者, 而高收入者本身收入增长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低, 即消费边际倾向低的群体占有了更多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而低收入者收入增长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 但消费边际倾向高的群体收入增长慢, 其结果就会形成“有钱的人不想消费, 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形成”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的发展模式, 降低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使经济激励机制失效。由于长期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护不够, 按劳分配在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成为“空中楼阁”, 使部分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 从而丧失对工作的热情和创造的激情, 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结构提升, 严重制约经济结构调整。

2、初次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劳动者享受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提高消费水平, 扩大消费需求, 提升消费质量, 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收入差距合理与否, 决定着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长期以来由于内需不足, 外销不畅, 采用低价竞销, 使我们在国际上受到的反倾销压力越来越大。当前, 美国的次贷危机降低美国及有关国家的就业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使我国出口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越南经济出现的严重危机暴露出只重视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降低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所以, 我们要总结国内外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 转变经济发展战略, 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更多的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 使最广大劳动者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

3、初次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进步。一是初次分配扩大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 产生仇富心理, 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易发群体事件,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初次分配扩大使部分低收入者长期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的支撑, 透支低收入者的未来, 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越来越差, 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同时还会造成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扭曲, 导致社会道德水准下滑。

4、初次分配扩大不利于加快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我国低收入群体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农民进城的“打工仔”。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必须同时加快实现城镇化, 加速农民向城镇转移。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弱势群体, 干着赃累差的活, 获得是低廉的收入, 维持自己及家人在城市生活是很困难的, 因此, 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取决于政府的良好愿望, 更多的取决于农民在城镇是否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获得能够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费用。在我们社会中存在一种奇特现象:尽管经济发展在地区和行业间差异很大, 但农民“打工仔”的工资基本上在全国差别不大, 既没有行业差别也没有地区差别, 直接制约我国城镇化进程。

二、初次分配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初次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不尽合理, 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者竞争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均等, 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的前提。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后, 虽然农村经济获得蓬勃发展, 但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发展起点的不平等, 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二是不同地区居民之间发展的机会不平等。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造成了事实上地区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近年来, 虽然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支持力度有所加大, 但不同地区的居民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短期内还会扩大。

2、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工资福利待遇偏低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具有相同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工作能力、工作经历并最终表现出相同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 由于受户籍、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因素影响, 使他们在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工资待遇等方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较为突出。就业歧视直接导致了同工不同酬。二是部分就业人员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偏低。我国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十分严重, 就业岗位缺口一直较大, 这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 导致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不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 甚至随意压低、拖欠工人工资, 使部分劳动者收入持续偏低。

3、部分垄断性行业经营者的年薪、职工工资福利待遇水平过高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的关键。一是部分经营者的年薪高到不道德程度。不少企业尤其是一些特殊行业, 动辄“与国际接轨”为借口, 制定出令人瞠目结舌所谓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 他们的年薪少则几十万, 多则数百万、数千万, 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价值和贡献, 严重脱离中国国情。二是有些行业职工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远远超过职工的实际贡献。特别是电信、电力、石油、民航、金融保险、铁路等垄断性行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远远高出其他竞争性行业。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员工的收入是一般企业员工收入一倍至数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高于其他行业, 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收入大幅度向垄断企业职工倾斜, 走的是一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路子。

三、缓解初次分配扩大的主要对策

治理收入分配扩大是个长期过程, 也是系统工程。形成合理的初次分配需要构筑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起点、条件、道德和法律环境等。

1、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则,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这是缓解城乡初次分配扩大的起点条件。从我国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看, 农村居民仍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农业基础薄弱, 农村发展滞后,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截至2006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148万, 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人。农村及欠发达地区是解决初次分配差距的难点。一是要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要实现工农并重、城乡共融的发展战略,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用事业建设, 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保障。二是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就业体制改革。要为消除城乡之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和城镇化建设创造条件。三是要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中央财政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力度, 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供知识、管理和技术支持。

2、打破经营垄断, 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这是缓解初次分配扩大的竞争条件。一是反对自然垄断, 强化政府的监管。反垄断并不是要完全消除垄断, 对于在一定时期必须保留垄断性经营的特殊行业和部门, 其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以及收入分配方案应纳入国家的严格监管之下, 同时要加强对企业的财务审计, 避免滥用垄断地位剥夺消费者的利益。二是打破行政垄断, 转变政府职能。反垄断的重点是反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的背后是行政权力, 权力只有从市场的竞争领域退出, 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 反垄断才会见效。反垄断的核心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 完善多元化产权格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三是将市场化改革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推向基础部门和公用事业领域。要消除因行政垄断产生的“设租”和“寻租”行为, 为一般竞争性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3、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完善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 这是缓解初次分配扩大的道德条件。实行按劳分配, 保持与劳动贡献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 有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 按生产要素分配, 保持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资本效率差距相一致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收入差距, 有利于发挥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是, 对过高的收入应通过累进税予以调节。对“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对通过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走私贩私, 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要坚决取缔和打击, 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4、以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加强劳动就业市场管理, 这是缓解初次分配扩大的法治条件。要依据《劳动法》加强对企业人员聘用、解聘、合同签订、工作条件、工资标准等方面的监督管理。一是要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最低工资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联动机制, 确保低端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能够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 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同步提高和改善。二是要重视落实公平原则的组织体系建设, 建立职工集体参与收入分配的工资协商谈判机制, 改变职工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 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 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7.2

河南省初次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篇8

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巨大不公平通过再分配完全解决的难度巨大, 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再分配中去解决, 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如我国2006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显示, 81.4%的可支配收入来自初次分配的工薪收入, 而扣除养老金或离退休金转移收入仅占6.1%。所以说初次分配实际上比二、三次分配更关键, 因为这取决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

而一国或地区的初次分配结构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决定的, 它取决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譬如我国过去10年, 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 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 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 从1997～2007年,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 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可见我国的初次分配结构之所以会出现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生产税净额和企业营业盈余比重偏高, 主要取决于我国既有的增长模式和增长路径, 或者说是由增长路径决定的经济结构。

初次分配结构反映在GDP结构上, 可以表述为: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这四项内容是一个经济在生产活动中做出的最初投入, 即我们传统说法所称的初次分配收入, 其中, 劳动报酬由劳动者获得、固定资本折旧和营业盈余是企业的收入, 生产税净额则由政府获得;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这些要素收入构成企业的生产成本, 它们形成国民经济活动中新增价值的成本支出。

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对GDP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部门来说是支出, 但对于居民、企业、Á政府等机构部门来说就是初次收入, 而从初次分配到最终使用, 还要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 才会形成GDP的最终使用。

居民的劳动报酬和企业的营业盈余中形成居民收入的部分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所得税或直接税, 政府也会对一部分居民实施补贴, 再加上其他转移支付, 才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会用做储蓄, 其他部分才是居民的最终消费;企业的营业盈余留给企业的部分加上固定资产折旧, 再加上政府对企业的补贴, 以及通过金融市场等途径转移到企业的资金, 将形成投资。而政府通过直接税、间接税等取得的收入, 除了用于部分政府投资外, 大部分将用于政府消费。因此, 最终使用或最终需求的格局, 首先要受到初次分配结构的约束, 初次分配结构对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于以上, 我们有必要重视初次分配结构, 因为它对消费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有必要分析初次分配结构形成的原因, 即经济的增长路径和模式是如何影响初次分配结构及由此造成的对消费的影响。

2 河南省初次分配结构现状及其对消费的影响

2.1 劳动报酬比重下降, 影响消费的扩大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可以被看作是衡量一个地区初次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 而且劳动者报酬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是影响消费重要因素。

河南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 1992年劳动者报酬的比重为0.545, 1997年为0.604, 2002年为0.567, 2005年为0.443, 2007年为0.398。2007年和1997年相比下降了26.9%。和全国相比, 我省为0.398, 我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比重来看在全国排名处于第18位。从我国总体特点来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较少, 譬如:天津、上海、山东、广东、浙江劳动者报酬比重均未超过0.40。

可见河南省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2007年仅为0.398, 而且随着GDP的增长, 经济的发展, 劳动报酬比重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这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演变规律不相符。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 而劳动报酬比重的不断下降导致我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

2.2 政府所得比重上升, 政府收入挤压居民收入, 消费能力下降

初次分配中的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与补贴之差, 它反映政府从本期创造的增加值中所得到的原始收入份额。生产税净额是构成税收及财政收入的主体,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过快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 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从初次分配结构看, 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992年为0.111, 1997年为0.126, 2002年为0.069, 2006年为0.12, 2007年为0.158, 可以看出生产税净额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 2007年和1992年相比增加了42.3%。在全国我省处于第20名。

河南省政府所得比重由1992年的0.111升至2007年的0.158;个人所得比重由2005年的0.545降至2007年的0.398。很显然, 我省GDP蛋糕中个人所得份额较小, 对政府贡献较大, 收入分配倾斜向政府, 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衡, 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衡, 直接导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 过去的5年,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 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 最终需求结构不平衡。1992年河南省最终消费率为50.1%, 投资率为44.7%;2007年最终消费率只有45.5%, 下降了4.6个百分点, 资本形成率为55.7%, 分别提高了11个百分点。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1992年居民消费支出为82.8%, 政府消费支出为17.2%, 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则下降到了32.1%, 下降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而政府消费支出为13.4%, 可见政府所得大都用于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消费低速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

2.3 企业所得比重上升, 影响消费的扩大

我们知道, 收入是在居民、政府、企业三者之间进行分配, 居民可支配收入一部份用于消费, 其余的用于储蓄, 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也用于消费与储蓄, 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储蓄。因此, 在三者分配中企业的份额越大, 结果储蓄越多, 消费相对越少, 消费率下降。

河南省初次分配中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重为:1992年为0.148, 1997年为0.136, 2002年为0.128, 2005年为0.115, 2007年为0.091, 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折旧的比重是不断减少的, 2007年和1992年相比减少了38.5%。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1992年为0.196, 1997年为0.134, 2002年为0.236, 2005年为0.322, 2007年为0.353, 营业盈余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 2007年和1992年相比减少了44.4%, 全国河南处于第4位。

我们知道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的营业盈余都是企业的收入,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固定资产折旧虽然不断减少, 但是营业盈余确实不断增加的, 二者之和由1992年的0.344上升至2007年的0.444,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收入占GDP比重较大, 同时也是不断增加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初次分配结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河南省的投资-消费格局的恶化。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 使消费-投资增长速度差异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82.8%下降到2007年的32.1%。同时全社会总存款中, 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 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 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 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

因此, 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 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 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3 河南省初次分配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影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从产业角度看, 高收入行业发育不足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我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 产业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

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整体来看, 服务业吸纳劳动力更多, 有利于促进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提高。二是从服务业内部来看, 涌现出现代金融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电子信息等高收入新兴服务行业, 进一步带动了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提高。

河南省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分产业构成为:第一产业为14.8%, 第二产业为55.2%, 第三产业为30%。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 200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分产业构成为:第一产业为11.3%, 第二产业为48.6%, 第三产业为40.1%, 可以看出我省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另外从我省第三产业的行业比重来看, 传统的行业依然排名比较靠前, 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三类传统服务业排在前三位, 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发展较为缓慢。

3.2 政府税收过高抑制消费扩大

在不考虑进出口条件下, 社会总需求由居民消费需求、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三部分组成, 其中消费需求是国民收入和税收的函数, 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假设厂商投资需求与政府购买支出不变, 只改变税收, 在居民消费需求是税收减函数的情况下, 减少税收可以使居民消费需求扩大, 相反增加税收可以使居民消费需求减小。

3.3 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得我省营业盈余比重偏高

我省营业盈余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高, 主要的要素投入原因是:一方面高投资率, 说明资本要素对GDP的贡献大, 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更多的份额。近年来我省投资率呈上升趋势, 且目前投资率仍高于50%。1992～2007年, 我省的投资率从44.7%上升到55.7%, 提高11个百分点, 受投资率增长的反向影响作用, 我省劳动者报酬从1992年的0.545下降到2007年的0.398。

并且我省的投资率在全国排名中也比较靠前, 2007年我省投资率为55.7%, 排在第13位。

这说明我省仍处在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 资本要素的贡献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4 我省扩大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

4.1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增长潜力大、应该加快发展的产业, 要把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一样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来抓。

4.2 适度减少政府税收

实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调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和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的政策。

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各项减免税优惠措施。完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办法, 简化程序, 增强可操作性;结合增值税转型, 运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 鼓励企业淘汰技术水平落后的固定资产和设备;用好职工教育培训费列支政策, 鼓励企业在限、停产期间加大职工教育培训力度, 延缓和减少对职工的裁减;统一、明确企业坏帐损失的具体口径, 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 增加销售。

实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主动会同有关部门,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 积极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4.3 变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为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

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所以我们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来一段时期, 为保证我省经济快速增长, 较高水平的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投资率将逐步降低, 只有这样, 消费率才能逐步提高, 才有利于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 促进经济合理增长。同时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扩大消费。

参考文献

[1]杜西平、杜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研究》.天津统计信息网.

[2]石建勋.《政府过度投资抑制百姓消费》.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04月11日.

[3]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提升消费的关键》21世纪经济报道

[4]朱为英.《适度减税:扩大内需的现实财政政策选择》.当代财经.2003年第3期.

[5]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瞭望.2008年1月.

[6]王健、刘丽欣.《提高我国消费增长率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税务与经济.2007年6月.

收入初次分配 篇9

进一步解放思想, 充分认识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至少包括两个层次, 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表明, 中央对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升华。不仅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 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按各生产要素对产出直接做出贡献的份额进行分配, 又称第一次分配。经初次分配后, 国民收入分解为劳动报酬 (劳动者收入) 、企业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三个部分。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从初次分配中获得的。工资是劳动者付出劳动后依法取得劳动报酬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而且,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初次分配的范围从过去仅局限于第一、二产业扩大到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因此, 在社会从业人员中, 至少有80%以上的人员是通过初次分配获得其最基本的生活来源的。人民的幸福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人民生活是否普遍得到改善, 取决于劳动者的工资分配水平是否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否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人们对生活是否感到幸福, 主要取决于初次分配是否公平合理。

由此可见, 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偏差, 主要表现为“三重、三轻”, 即重市场调节, 轻政府调控;重二次分配, 轻一次分配;重宏观分配格局调整, 轻微观制度和机制的建立。认识上的偏差, 导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不到位, 相关制度不健全, 宏观调控与干预乏力, 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对于指导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十分不利, 必须予以纠正。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进一步解放思想, 提高认识, 深化改革, 消除体制障碍, 促进分配公平。首先, 必须坚决改变重市场调节, 轻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定势。在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为了培育市场主体, 我国逐步把工资分配大权由国家集中管理下放给企业, 让企业自主分配。于是有人片面地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当把工资分配决定权完全交给企业, 即交给企业经营者, 政府不要直接干预。这些认识是片面的。把工资分配自主权交给企业, 是交给企业劳资双方, 由双方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协商决定, 而不能由企业行政单方面决定。由于认识不到位, 导致改革不到位。企业自主分配变成企业经营者单方面任意决定工资分配的挡箭牌, 企业内部无法形成由劳资关系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工资分配的机制, 政府也无法对初次分配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 在初次分配环节就难以实现分配的公正公平。其次, 要坚决纠正重二次分配, 轻初次分配的做法。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 我国把工资分配自主权全部下放给企业后, 政府有关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再分配上, 对初次分配基本上是放开不管。结果导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出现了分配严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情形。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统计, 从1990年到2005年, 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从53.4%下降至41.4%, 下降了12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近年来每年以高于GDP数倍的速度增长, 不仅挤占了企业利润, 而且也挤占了工资。导致生产一线职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偏低, 收入差距扩大。针对上述问题, 近年来, 各级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加大了对教育、医疗、社保和一些公共服务的投入, 试图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不公问题, 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 实践证明, 如果仅仅依靠再分配来解决公平问题成本很大, 难度更大。再分配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 重点调节地区、部门、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关系。如果调节力度过大, 运用不当, 出现奖懒罚勤效应, 不仅会增加调节的成本, 而且会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也会损害效率。由此可见, 初次分配是基础性分配。政府要充分重视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特别是当前要充分重视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 如果初次分配不公平, 靠再分配是难以解决的。第三, 要坚决克服重宏观分配格局调整, 轻微观分配制度和机制建设的做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宏观分配格局主要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 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合理调整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重视宏观分配格局的合理调整是应当的, 也是必要的。但是宏观分配格局调整与微观层次分配密切相关。如果不重视微观层次特别是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和机制建设, 就难以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正常的增长机制, 难以实现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难以实现宏观分配格局的合理调整。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水平低, 生产一线员工工资增长缓慢, 其根源在于初次分配领域尤其是各类企业工资分配由企业老板单方面说了算, 企业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和正常增长机制。企业老板片面压低工资分配水平, 尤其是一线员工的分配水平, 这就不仅难以保证分配公平, 更难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难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难以实现宏观分配格局的合理调整。因此, 必须在上述三个环节进一步解放思想, 充分重视初次分配的制度建设, 重视通过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 着力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与决定机制, 才能有利实现宏观分配格局的调整优化。

进一步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的设想

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本人认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十七大报告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进一步解放思想, 着力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 切实改变初次分配的体制性障碍和分配不公问题, 按照“处理好一个关系, 完善两项制度, 实现三个提高”的要求, 着力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推进制度和机制创新, 着力消除体制性障碍, 实现分配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 (结果不公平) 的趋势。

首先, 要冲破体制性障碍, 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推进制度创新

由于受传统的城乡分割体制和企业内部多种用人制度的影响, 目前不少企业在工资分配方面仍然存在着按员工身份进行分配的情况。企业的工资分配制度是按照不同的用工形式 (员工身份) 设计的, 因而存在着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而造成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由于受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 农民工无法与城镇劳动力享受同等的工资福利待遇;在城镇居民内部, 不少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改制过程中, 沿袭了“新人新制度, 老人老制度”的政策, 对体制内的老员工采取了特殊保护的措施, 给予较高的工资;而对新招员工和体制外、编制外的员工以及劳务工, 则给予比较低的报酬。在一个企业单位内部, 形成了两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 导致同工不同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针对上述问题, 当前我们要抓住贯彻《劳动合同法》的有利时机, 引导用人单位树立以人为本、人人平等的工资分配观, 冲破劳动用工和户籍等各种体制性障碍, 在企业工资分配中全面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 通过深化工资制度改革, 切实改变按员工身份进行分配的做法。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报酬问题, 坚持按照法定程序, 经与职工代表或工会民主协商后, 制定企业内部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案。不同类型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 实行不同的分配形式, 但是对本企业所有员工都应当一视同仁, 实行同工同酬, 不能歧视。同时重视处理好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从而实现分配起点公平和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其次, 要全面推动企业建立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推进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创新

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 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市场机制不能“自然和自动”地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平衡, 劳资双方之间的谈判协商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基础。在体制转轨进程中, 我国把工资分配权下放给企业, 不只是下放给投资者和经营者, 而是下放给企业劳资双方。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仍存在着劳动力供大于求和强资本弱劳动的情况下, 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让企业老板单方面决定工资, 他们受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能的驱动, 往往会千方百计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赚取更多的利润, 造成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和高低收入拉大的情况。因此, 必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在把工资分配决定权下放给企业的同时, 着力通过深化改革, 依法推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由劳资双方通过工资集体民主协商来决定本企业工资分配的形式和分配水平等。然而目前要推进这一工作, 还存在着劳资双方协商主体严重缺位的问题。国有企业工会只是作为企业的“职能部门”而存在, 难以真正代表员工的利益。非国有企业工会组织不健全或没有建立工会, 行业工会也基本没有建立, 无法开展集体协商。深化改革, 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 在这方面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资集体协商的新路子。一是要着力培育协商主体, 特别是培育企业或行业的工会组织。确实难以成立工会的企业或行业, 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 选举职工代表,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与企业行政方面就工资分配问题进行集体协商。二是要创造条件推进区域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要选择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 建立行业商会和工会组织, 推动它们依法开展行业性或区域性的工资集体协商, 解决中小企业协调主体缺位、协调能力欠缺等问题, 扩大工资集体协商的覆盖面。三是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 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充分发挥这一平台的作用, 及时研究解决工资集体协商中的重大问题, 指导企业开展行业性或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 形成运行有序的工资决定新机制。

第三, 要继续深化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分配制度改革, 推进国企工资分配自我约束机制和政府监控机制的创新

目前国有垄断企业工资分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集中表现为依托行政垄断资源和垄断价格, 获取高额的利润, 并凭借自主分配获得了过高的收入。此外, 其内部也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一些企业对体制内人员给予较高的报酬, 对体制外的新员工, 则给予较低的工资, 导致同工不同酬。这些问题的存在, 其症结在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健全的自我约束机制以及监控机制。有专家提出, 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分配, 其根本途径在于从外部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 加强税收调节, 内部分配可以不管。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改革, 除了打破垄断, 强化税收调节外, 当前是要着力研究建立完善符合国企特点的工资总量决定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进一步完善工效挂钩办法, 决定企业可供分配的工资总额, 使其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实现同步增长;其次要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通过民主程序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科学规范、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合理拉开不同岗位之间的分配差距, 合理确定经营者收入水平。这些制度一旦建立, 需向职工公布, 以形成自我约束机制;第三, 要全面建立集体协商制度, 通过集体协商, 合理确定工资分配形式、水平和增长幅度。当地劳动行政部门要依法对工资集体合同依法进行审查, 以加强对工资分配的监控。通过上述三项制度创新, 形成企业内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以及政府监控机制, 以保证其工资分配公平合理并与效益保持大致同步增长, 防止企业通过过高的分配侵蚀利润, 以促进社会各行业和企业间的分配公平。

第四, 加快工资立法, 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 实现各类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的制度化

一般来说, 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资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增长了, 企业工资能否同步增长, 则取决于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的水平由谁来决定。当然, 劳动力供求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国家, 单纯依靠市场调节, 是难以形成正常的增长机制的。况且, 工资增长机制与决定机制密切相关。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首先必须进一步完善工资决定机制。因此必须加快工资立法, 从法律上规定, 在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保证职工工资收入同步增长。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工资分配决定方式和增长方式。对国有企业可以继续实行并完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 以保证职工工资随效益增长而增长;对非国有企业, 主要通过实行劳资双方集体协商的办法来决定工资增长水平和速度问题。其次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 经集体协商依法确定的工资总额, 允许全部进入成本, 税前列支。第三是要定期调整税收起征点。目前, 税收起征点过低, 不仅抑制了企业分配的水平, 而且也抑制了职工实际的工资收入水平。因此, 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税收起征点原则上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以保证职工工资的实质增长, 防止中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后, 国家又通过税收形式把职工个人收入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

第五, 要继续深化工资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工资分配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对工资分配的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是由过去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但是在转制过程中,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工资分配管理体制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集中表现为机构改革后, 政府在工资管理职能上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没人管、没法管和不敢管的状况, 一些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再分配上, 热衷于把公共财政拿来“施舍”, 做“政绩”文章, 放弃了对初次分配的指导和调控。根据十七大报告关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在全社会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 我们应当在工资分配管理机构、体制、方式上进行重新设置定位。首先,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 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建立健全一个综合协调管理企业工资分配的职能部门。牵头建立企业工资分配三方机制, 负责研究企业工资分配领域的重大问题, 要牵头研究制定与工资分配密切相关的劳动定额、计件单价、工作时间等劳动标准, 作为贯彻按劳分配的依据, 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奠定基础。其次, 要通过科学制定工资政策和增长计划, 及时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 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方面的协调、指导、监督和调控。特别是根据当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偏低的情况, 科学制定并实施职工工资倍增计划, 把工资增长作为政府改善民生的重要职责, 加以贯彻落实, 争取在人均GDP翻两番的同时, 社会平均工资也要翻两番。第三, 要依法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最低工资保障水平。原则上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工资水平偏低的地方, 可以每年调整一次, 直接推动工资增长。